劳动经济理论研究范文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篇1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 经济发展 推动作用

前言：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关系和劳动的发展规律，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悠久，并且与较多的经济学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劳动经济学的核心旨在追求以最少的劳动资源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也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平稳运行。在劳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劳动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策略、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经济现象，也可以有效发挥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给予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支持。

一、为劳动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策略

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协调程度有着较大的联系，所以要想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稳定发展，需要努力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之间的关系。劳动和经济的问题贯穿于人类整个生命过程中，劳动者的经济活动必然与劳动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劳动经济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将社会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且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才能促进劳动关系的更好发展。由此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得以解决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系统的、合理的、科学有效的、有实践意义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体系。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一大分支，发展时间较长，并且有着丰富的实践，因而其理论体系较为完善。因此，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探索出有效的方法策略以解决劳动经济问题，更好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关系，优化劳动力资源和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以有效发挥劳动经济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促进作用[1]。

二、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生产，而劳动者通过劳动进行生产产品和劳务供给，促进了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也满足了更多人的广泛需求。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应该积极充当经济管理者的角色，通过出台经济政策的方法而规范社会发展，并且对社会发展中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有效发挥经济管理职能，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在国家充分发挥经济管理职能时，需要制定一些有效的劳动经济政策，但政策的制定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劳动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一定的科学原理和研究实践，进而可以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规范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科学制定劳动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仅可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经济利益，以促进劳动者在社会劳动中有效发挥创新能力和主观意识，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国家依据劳动经济学而制定经济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劳动经济学更为广泛的应用，而且也能使经济政策制定更加合理[2]。

三、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

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劳动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探索到突破点，进而形成有特色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重要指导，广泛研究劳动经济的现象和深入分析劳动经济的问题，以解决劳动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发挥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经济，而劳动经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劳动关系，所以处理好劳动和经济的问题，需要有劳动经济学作为理论支持[3]。

四、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而发展社会主义。历年来，我国党和政府都重视劳动和经济的问题，并多次进行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国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计划，和实施社会发展的计划，需要有效解决劳动问题，在完善我国经济制度和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劳动和经济的关系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劳动经济学的广泛研究和探索，不断寻找劳动问题和经济问题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而针对具体问题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平稳发展。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不止一次强调过劳动方面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我国通过建立和完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运行机制，为解决劳动问题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

五、结论

总而言之，进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效解决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劳动经济问题，而且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针对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我国而言，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更加明确劳动与经济间的关系，能够促进我国对劳动经济学有正确的认识，并推动我国不断探索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劳动经济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华.农村妇女职业教育对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13.

[2]常永智.经济区域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D].东北师范大学，2013.

[3]张新明.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要素分析及上海张江高新区实证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3.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篇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文秘站-www,,找范文请到文秘站网]

1、以更大的视角、更高的眼光看侍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建议》是在论述改善城乡人民生活时，强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社会生产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提出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这里突出的是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是劳动要素。同志在（讲话＞中不仅强调了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要素在劳动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化，石且更多地强调了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也就是说，既要重视技犬进步引起的经济活动内容、关系、过程、结果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也要重视制度变革和社会发展对经济活动本身及其社会相关性的影响。其别是在新的万史条件下，随着劳动范畴内涵和外延的变化，显然，劳动者、劳动阶级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新的变化：正是有了这一理论创新，《讲话》中对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新变化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并得出了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的科学结论。这里，从宏观角度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不仅有利于开阔研究与认识的视野，而且有利于提高我们认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2、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只笼统地讲“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江总书记“七一”讲话，强调了“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本身就是对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深化。这也告诉我们，要从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去认识、研究这个问题。很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相比，社会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至少有三个重大变化：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二是杜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为此，我们在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时，应该结合这些变化了的“新的实际”，才能从价值理论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与规律进行科学分析，把握时代特点，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3、对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出发点的新突破。劳动价值理论是对市场经济的本质与规律的深刻分析与科学概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创立的，它是为剩余价值理论服务的。剩余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夺取政权的重要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是在我国确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而且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的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创立的，很显然，它不是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理论服务的，而是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更加协调有序地运行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价值理论，必须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与分配政策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比如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不能简单地把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态度的标准，对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新变化的认识等等问题，我们以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加以认识，便能迎刃而解，这显然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4．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要求。江总书记在《讲话》中要求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本身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而且还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不能停留在对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突破上，还应当把新的认识建立在深人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在实践中去深化认识，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另一方面，也开阔了理论研究的视野。我们现在面对和研究的新情况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而我们对此所做的工作显然是很不够的。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才能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形成全面科学深刻的认识。因此，建立、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价值理论，针对新情况深化研究十分重要而紧迫。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篇3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日趋明显，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研究发展入手进行综述。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分割 二元结构 新制度经济学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导致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从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城市中本地居民同外来劳动力的二元分割。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是自由经济条件下社会化生产自然分工导致，而是由体制性原因造成的。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方法和思想体系，为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提供了主要理论依据。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发展回顾

现代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起源于穆勒时代的非竞争性理论，之后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结构主义学派思想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一套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完整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传统新古典劳动力市场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基础上，无法很好地解释劳动者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部分劳动者受到的歧视和持久贫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运用一种新的范式对此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由于历史的、制度的、经济的各方面因素，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十分严重，并具有明显的体制性特征。传统计划体制下，劳动力严格由计划配置，劳动力市场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块。改革开放后，劳动力市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旧体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劳动力的分割现象未能消除。而且随着新旧体制的交替，这种分割现象更趋复杂性和多样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放弃新古典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分析方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劳动力报酬和就业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被称为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LMS）理论。

二、市场分割理论的历史渊源

从历史渊源看，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源头可追溯到约翰•穆勒年代。现代分割理论的起源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结构主义学派思想的影响，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城市劳工及贫困问题研究，新古典理论提出的依靠提高个人人力资本以消除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美好前景难以实现，激发了人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二是对历史现象的研究，如劳动力市场中不同肤色、不同性别的劳动力，即使他们的生产率相同，收入却相差很大，这些现象也是传统劳动力市场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分割理论分支较多，其中皮奥里（Piore.M）和多林格（Doeringer.P）最早完整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2]，是分割理论中被引述最多的一种，并成为分割理论的代表。二元理论认为，市场被分为两块，即一级市场（primary segments）和二级市场（secondary segments）。

早期分割理论在诸多方面提出了与传统劳动力市场理论截然不同的观点。

1．工资决定机制。传统理论认为工资由边际生产率决定，二级市场工人的低工资是由其低素质决定。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素质高低不是决定其工资唯一因素。

2．人力资本投资作用。传统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在工资决定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因为人力资本投资量不同，劳动边际产量就不同，理性的企业会按边际产量支付工资，据此市场竞争机制导致教育普及化，人们收入差距也将缩小。

3．劳动力本身素质和偏好。分割理论认为由于两个市场对工人工作要求不同，二级市场的工人会养成懒散、无时间观念、缺乏合作精神等行为特征。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新进展

分割理论自出现之日起就受到正统理论的批判，认为“它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能力远远强于理论本身的完整性和逻辑性”（Cain，1976），并缺乏实证检验。8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Dickens等）开始运用新的理论和实证工具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研究，并取得一系列新的进展，这被称为分割理论的“复兴[3]”。2001年，斯蒂格利茨（Stiglitz.J）因对信息经济学贡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近几年来，经济学家又以议价理论和效率工资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更为精巧的经济模型，从其它角度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Smith和Zenou（1997）认为二元劳动力市场是内生的，并与市场中大规模失业密切相关。Gottfires和Mccormick（1995）建立新的数学模型解释了分割市场中的歧视和失业现象。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实证检验

自皮奥里（Piore.M）和多林格（Doeringer.P）提出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后，许多研究者通过相关数据的分析对各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Bosanquet和Doeringer通过对比劳动力的年龄收入曲线和工作稳定性，发现英国和美国都存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分割。Gyimahbrempong和Fichtenbaum的相关数据估算显示白种人与黑种人的人力资本回报有明显差距，证明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Dickens通过计算美国一级和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教育收益率，发现它们的工资机制不尽相同，一级市场中教育年限与工资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二级市场中教育年限对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五、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

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国外许多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其文献大多通过整理劳动力市场数据，以实证分析验证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Fan CC根据他于1998年在广东调查数据的计量分析显示，流入广州劳动力收入与其身份明显相关，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居次。我国研究者赖德胜、葛苏勤、郭丛斌对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作过不同程度的系统介绍[4，5]。

国内学者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中，探讨最多的是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问题[6]。近年来，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所作的研究日益增多。许经勇、曾芬钰（2000），朱镜德（2001）等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类别划分进行了探讨；赖德胜（2001）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教育、收入分配均有重要影响；光（2003）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导致资本深化的重要原因并间接引发文凭教育过度[7]；李实、丁赛（2003）证实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影响。但是，总体上国内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研究处于较初级的阶段。

六、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几点看法

1．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是国家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有现象，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2．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演化形式反映了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力量日益增强的过程。

3．随着经济转轨的完成，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分割将退出历史舞台，并最终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下的新型劳动力市场分割。

参考文献：

[1]Cain.G.Challenge of dual and Radical Theories of Labor Market to OrthodoxTheor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5(5):16-22.

[2]Piore.M,Doeringer.P.Dualism and Discontinu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3]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劳动经济学前沿问题.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图腾电子出版社.2000:210-23235.

[4]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06-230.

[5]郭丛斌.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文献述评.北大教育经济学(电子季刊).2007(2):1-16.

[6]蔡.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中国社会科学.1998(2):4-14[19]赖德胜.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经济研究.1998(5).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篇4

而没有劳动的经济活力，也就没有整个经济社会的生机。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劳动关系的处理，涉及到人们的一生，影响着劳动者的现在与将来的活动。这就在客观上，使人们渐渐地、然而又是极深刻地发现，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大半取决于它在处理劳动力及其劳动关系时取得成功的程度，并愈加感觉到对于社会劳动关系的建立、发展，社会劳功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功者收入分配，劳动经济环境、条件等一些重大劳动经济问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科学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和改善。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仗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劝，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有一个合理组织劳动者的劳功，通过劳功，生产出产品或是提供劳务，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在客观上，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国家都要履行其经济职能。通过制订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分配社会劳功。比如建立什么样的劳功关系，让劳功者以怎样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功过程及其劳功协作如何组织与分工，实行何种劳功报酬分配原则，制定怎样的制度、规则、纪律来处理相应经济关系等。这一切工作都是首先通过制定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策表现出来。而这些政策制订的理论依据，则主要是来自于劳功经济研究的成果，来自于劳功经济理论科学原理。社会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关于劳动力、劳功组织方面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劳功者的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其发挥的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到生产劳为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高低。所以，在理论上，不仅经济学家们称劳动经济学是极有价值的、实证性的政策科学，在实践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历来十分重视劳功力问题、并把它作为制订和完善各种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劳动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社会主义国家研究劳动经济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劳动经济现象，解决劳动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我们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科学的研究，发展和完善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前进。

在我国。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劳动问题和劳动经济研究，劳动问题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不断增长。无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无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完善，还是具体经济体制改革内容步骤的推进，劳动问题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历届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报告等文献里，以及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的讲话中，都不止一次地强调解决劳动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经济运行机侧的确立，为劳动经济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一些重大的难度较高的劳动经济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是，也应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及其困难仍是繁多复杂的。如由于劳动力数量多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矛盾，造成的持续的劳动就业压力问题，由于人口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造成的劳动效率、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造成的平均工资水平低、保险福利难以明显改善的问题，等。劳动经济问题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对这些问题要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立场出发，充分利用我们研究劳动经济问题的优势与社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劳功问题的实际，积极地、逐步地加以解决。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篇5

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9-0001-02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从创立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在新的形势下，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知识经济时代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程中，要始终坚持与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一、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性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它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进步。这主要体现在：

（一）研究和认识劳动价值论的出发点发生了变化

“马克思当时运用劳动价值论专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分析”[1]，揭示了资本对劳动剥削的秘密。在知识经济时代，在运用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不仅要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还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在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经济关系，为制定各项改革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研究和认识劳动价值论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

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来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是在劳动与资本相对立的环境中来分析价值问题的。在知识经济时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来研究劳动价值论的，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对立的经济关系；同时，又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模式并存的环境下来研究价值问题的。因此，对劳动价值的研究是为了使我们的改革和各项措施更好地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三）研究和认识劳动价值论所具有的生产力基础发生了变化

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之初，生产的社会化和劳动分工的水平都还比较低，这使得马克思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够非常充分。知识经济时代，生产高度社会化，劳动分工有了深刻变化，这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

二、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价值论面临新挑战

“劳动价值论创立于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时代，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方式，资本家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是产业工人的剩余劳动。”[2]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技术、信息的发展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表现在：在社会生产中，科学技术、经营管理、信息等新的生产要素的作用日益重要，单位商品中体力劳动大大减少；科技革命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劳动结构发生变化，生产劳动由体力劳动为主转向脑力劳动为主，劳动者向知识化、脑力技能化发展；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如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减少，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日趋增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的分配制度正在建立和完善。以上种种新情况，都使得劳动价值论面临着许多新挑战。

三、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

在知识经济时代，在做好劳动价值论继承的同时，还要根据时代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劳动价值论进一步深化研究和调整，使之不断完善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求。

（一）坚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扩展创造价值的劳动范围

在马克思时代，物质生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主要方式，这种物质生产劳动还必须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其他一切部门和行业的劳动都被视为非生产性、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劳动。“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生产性劳动，还有科研劳动、管理劳动、教育劳动、服务性劳动和创新性劳动，这都是创造价值的源泉”[3]。这不仅扩大了创造价值的劳动范围，也拓展了劳动价值论的内涵和外延。

（二）拓展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种类和领域的认识

在马克思时代，主要是物质生产部门创造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第三产业为代表的各种劳动形式，日益成为创造价值的主要生产劳动部门，除了传统的物质生产劳动外，非物质生产如金融业，商业等行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此外，如卫生医疗等劳务部门，在直接进行物质生产之前用于研究、开发和创造的脑力劳动，在现代化大生产中产生创造价值的经营管理劳动，都可看作是生产劳动的范围。

（三）保证分配的合理化

随着中国所有制结构和产权结构的不断变化，生产要素复杂化使得生产要素所有者也不断增多，因此在经济领域内必须确立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激励所有生产要素所有者最大化地投入各种要素，使各要素得以最优利用，进而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

劳动价值论在知识经济时代仍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同时，结合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对劳动价值论进行充实和创新，建立起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新时代知识价值理论体系，以促进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雷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龚庆秀.知识经济时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J].南方论刊，2010，（4）.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篇6

摘要: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呈上升趋势,促使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劳动力城乡流动会影响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继而影响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为理解这一过程对于农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文章首先综述了城乡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并总结了国内外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即在方法上需要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重视农户尺度研究,注重区域差异。

关　键　词:土地利用;城乡劳动力流动;农地利用

abstract:farm labormigration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agricultural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currently, with the increasing ofpeasantworker’swage and impro-ving of policies about peasantworker flow, farm labor opportunity cost is increasing in china,whichwill affect labor rural-to-urban migration and eventually affect the farm land-use change.this paper reviewsmajor lines of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farm labormigration. sev-eral contributions pointout that research perspective ismoremicrocosmic, non-economic drivingfactors of labormigration arewidely considered and impacts ofdifferential individuals and settingson farm labormoving outare taken into accoun.t meanwhile, it reviews research advances in im-pacts of farm labormigration on farm land use. due to complexity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s,there are no generalization results about this issue ye.t hence, itneeds further study the effects offarm labormigration on farm land use.

key words:land use; labor rural-to-urbanmigration; farm land use

在当前经济转型的时期,中国土地资源正经受着沉重的压力。WWW.133229.cOM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生态保护三者之间对土地需求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1]。同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一样[2-4],中国正经历着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过程[5];且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和政府对农民工流动政策的改变,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6],使得农业劳动力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另外,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低端劳动力正由相对过剩向相对短缺转变[7]。虽然学术界对中国劳动力短缺机制的认识存在分歧[8-10],但劳动力的短缺无疑会使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进一步上升。

作为农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大量劳动力的析出会直接造成农地利用的变化,例如劳动力的短缺造成某种土地利用不再具有经济优势而退耕或转为他用。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也会间接影响农地利用,例如农户或农场因此调整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使农地利用的集约度或生产率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通过改变土地生产率进而影响到粮食安全,也会通过退耕或集约度的升降影响到土地利用对于生态的压力。

总之,有必要将劳动力流动与农地利用结合起来开展研究,以把握中国土地利用变化乃至人地关系的发展趋势。而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脉络,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为此,本文首先总结了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旨在认识城乡劳动力流动或农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综述劳动力流出对于农业发展和农地利用影响相关研究的进展。

1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脉络

1·1　早期劳动力流动的经验假说英国统计学家ravenstein被认为是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劳动力迁移现象的学者[11],并提出了人口迁移法则[12-13]。他的人口迁移法则也可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如根据他的理论,农村男劳动力比女劳动力更容易流动。

后来,lee在ravenstein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人口空间流动的“推-拉理论”[14]。虽然lee的理论是基于区域人口提出,但可以直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根据lee的理论,城乡劳动力流动受两种不同力的影响,一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力即推力,另一个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即阻力。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流入地的因素、析出地的因素、流动过程中的障碍和个体特征。在以上四类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对城乡劳动力流动行为的解释为:①每一个既定区域都存在吸引和排斥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如果流出地排斥的因素较多,净流出人口多,如果流入地和析出地之间的条件差别不大,农业劳动力流动率低;②特定地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对人口需求的行业有关,后者决定能否克服流动过程中的困难;③劳动力流动过程具有人口选择特性,一般来说高素质和年轻劳动力更容易流动。lee的理论和假设直观、简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他的研究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缺乏科学推断和假设检验,且在政策应用方面存在局限性[15]。

1·2　新古典劳动力流动理论

从时间上看,上述劳动力流动理论的提出是在二战以前。二战以后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劳动力理论得到快速发展。劳动力流动理论突破以前的概念法则,走向模型化。其中,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最为著名,代表性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有刘易斯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型、todaro的模型等。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6]。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维持生计部门(主要指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城市工业部门),两个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别;且在维持生计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推动力。资本主义部门将剩余用于投资,并且以固定工资吸引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力,随着投资的增加,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资本主义部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为止。

刘易斯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但是,该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①忽略了农业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17];②不能解释在城市中存在大量劳动力失业时农村劳动力仍向城市流动的现象[15];③没有考虑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就业竞争和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影响;④认为资本积累是城市和工业扩张的唯一动力,忽略技术进步的作用;⑤认为人口增长落后于资本积累,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针对上述缺陷,ranis和fei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改进和完善[18]。他们在接受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业生产率和人口增长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转移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才可能进入刘易斯模型的第二阶段。他们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一是刘易斯模型中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无限供给、工资率固定不变阶段;二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正,刘易斯模型中固定工资率开始提升的阶段,即出现“第一转折点”;三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工资率相当的阶段,农业和工业开始竞争劳动力的阶段,即出现“第二转折点”。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lewis-ranis-fei二元经济模型,简称lrf模型。

lrf模型虽然考虑了刘易斯所忽略的技术进步、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仍假设城市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问题,这与现实不相符;农业工资是常数的假设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农业工资变动的情况[19];认为城市工资水平由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决定,现实情况却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工资是上升的[20-21]。

另外, jorgenson在1961年也建立了一

个二元经济模型[22],同样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为现代部门和农业部门。与lrf模型不同的是, jorgenson的模型放弃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农业、工业工资不变的假设。其模型建立的假设条件为:①农业没有资本积累,土地数量不变,农业产值的增加依赖劳动力投入;②工业产值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函数;③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两个部门的产出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根据jorgenson模型,粮食供给超过人口增长时出现农业剩余,农业剩余是劳动力转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促进工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与农业剩余的多少有关。与lrf模型相比, jorgenson模型将人口因素内部化,重视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充分考虑了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农业内部因素。

上述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但是不能解释在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仍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todaro放弃了二元模型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流动过程存在两个阶段,而非一个阶段,即技术素质较低的农村劳动力首先在“城市传统”部门就业,然后再在现代经济部门就业,并提出了依据这一判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5]。该模型的主要观点为:①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动力,而不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城乡预期收入取决于城乡实际工资差别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②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人口流动得就越多;在任一时期,迁入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③流动人口在城市待得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预期收入也越高。todaro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现象,能较好地说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19]。

无论是二元经济模型还是todaro模型都立足于城乡和部门等宏观视角去解释劳动力流动机制,都假设流动者是理性的决策者,会依据城乡的收入差(实际或预期)考虑是否流动。城乡收入差导致劳动力流动的结论已被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也是宏观层面解释劳动力流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忽略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其它关键的非经济因素,如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个体差异[23]。

1·3　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

19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城乡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动力,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对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关注很少。如否定了劳动力流动是相关众人决策的事实,没有考虑家庭规模、人口构成、习俗、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4-26];没有考虑风险和其它限制因素(资本、保险、劳动力等市场的不完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7-28]。另外,农村劳动力外出行为不是随机过程,外出人群与教育、家庭特征、经验、年龄、性别等有关,用计量经济学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不能满足计量经济学的经典假设[23]。

可见,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拓展。以stark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new economics oflabormigration)试图弥补上述缺陷[29]。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相关的众人决策过程,而非个人决策,强调家庭是决策的主体,认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其它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策过程。在新经济学流动理论的框架下,学者就劳动力流动决策机制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

该理论主要观点有:①认为农业劳动力外出是一种规避风险的行为。农业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农业收入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较高的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为规避风险,家庭会依据其成员的比较优势,让部分劳动力外出,尽可能地降低风险程度[30]。②该理论认为资金约束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动力之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失灵,农民融资困难。因此,家庭派部分劳动力外出,外出收入或汇款可以弥补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短缺问题。③“相对贫困”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之一[31]。stark等假设人们将自己的收入或生活水平与周围的人群进行比较,所处地位较好的人群会产生满足感,所处地位不好的人会产生摆脱贫困的愿望,这种相对贫困会导致流动发生;而且,汇款在迁出地导致的物价上涨进而引起的相对贫困也能促进人口外出[32]。④以sjaastad和becker为代表人物的人力资本流动理论强调了个体差异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决定作用[30, 33]。

该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人力资本的函数,受过教育、具有特殊专长和年轻的劳动力最早流动,劳动力素质不仅影响收入高低,也影响就业机会的大小。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持续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失,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导致进一步劳动力流动。⑤累计效应理论。该观点将流动作为内生变量,考虑流动本身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累计效应理论由一系列流派或观点构成,主要包括流动网络理论、文化流动理论、社会标签理论等[34]。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的解释因素由经济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家庭内部成员的比较优势和环境差异。该理论将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更注重从农户层面分析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其影响。但从农户层面看,农户差异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过程更复杂,导致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

2　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研究就农业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而言,学者们更多地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产生了大量的文献[35-36]。直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文献相对比较少,且已有研究多侧重解释劳动力流动对迁出地农业发展的影响,土地利用被视为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因此,有必要先讨论劳动力流动与农业之间的关系。

2·1　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自马尔萨斯开始,人口变化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倍受关注的学术问题,也产生了一些解释性假说。有影响的假说有:马尔萨斯的土地面积持续扩张假说、boserup的需求诱发型集约化假说、geetz的集约度弹性假说、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等[1]。其中“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直接针对劳动力持续流出的情况,认为当人口不再是农业的压力或者竞争性行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时候,劳动力价格上升,农业就会萎缩。土地利用上,表现为要么集约度下降即粗放化经营,要么面积收缩,即退出生产(边际化)。

这里应该根据劳动力的供需分成两种情况: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外出对农业的影响不显著;在劳动力有限供给时,劳动力流动就会对农业发展产生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劳动力稀缺时,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37]。总结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大致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有促进作用[38-39]。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外出的收入可以弥补农业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有利于农业发展。如lucas在南非的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区的农业生产起促进作用[40];taylor等在墨西哥的研究证实,汇款可以减轻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41];mendola分析了孟加拉的农业劳动力流动对农民选择高产种子的影响,认为具有高收入的劳动力流动行为(如国际间流动),能促使农民更好地利用农业先进技术[42];grau等驳斥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对山区农业利用有负面效应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外出和山区可持续发展能相互促进[38]。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有负面影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失,影响农业生产,农村因依赖汇款而丧失粮食自给,劳动力流失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43-45]。

2·2　劳动力流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农民是理性的(舒尔茨),且部分参与投入和产出市场

[46]。

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要素的变化,农民会改变其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方式。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综述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

从宏观视角看,引入劳动力和粮食市场,农户的生产决策就会独立于消费决策,农户对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的反应就可以预见[47]。如果用社会价格表示①,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力的社会价格上升;相反,土地和资本的社会价格相对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逐渐成为影响农户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46]。而劳动力流动也直接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包括面积变化(或称用途转移)和集约度变化[48]。有关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宏观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农户将用资金替代劳动力,即土地利用的劳动力集约度下降;同时,以役畜为主的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渐被摈弃。应该说,现实中有很多案例支持这一推断。如hatirlia等在土耳其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劳动投入和畜力投入减少[49]; peters和al-wang等人在马拉维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会使农民对土地的管理粗放化,特别是规模比较小的农户[50-51];clay等在卢旺达的研究发现,由于不断增长的非农就业与作物生产的竞争,导致在作物生产上的劳动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断降低[52];alan de brauw[53]、rozelle等[54]、梁流涛等[55]在亚洲部分国家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随劳动力外流,农户的劳动投入在减少,土地利用粗放化。另外,如果将资本投入分为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那么随着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土地省工性投入会快速增加。陈瑜琦等[56]通过分析1980—2006年间中国粮食作物的资本投入构成,发现省工性投入(机械)的比重明显增加,而增产性资本投入(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的比重在减小。

(2)劳动力外流会导致土地被撂荒,特别是那些低投入、低产出的农地将会首先被抛荒[57]。土地抛荒有两种形式,一是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民放弃土地种植,即真正意义上的抛荒。有许多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推断。根据在欧洲[58]、地中海国家[59]、日本[60]、中国台湾[61]等地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耕地撂荒。在中国很多研究结论也说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土地撂荒[62-65]。另一种是劳动力外流致使土地复种指数下降,而引起的季节性抛荒。中国南方大范围的双季稻改单季稻[66]可视为这种抛荒。

从微观视角(农户尺度)看,流动劳动力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具有农户尺度上的个体差异。但基于微观尺度的直接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只能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推论,得出相关研究的结论。其中low在非洲诸国的研究最具代表性[45]。low用新家庭经济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南部非洲各国1970年代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停滞和衰退现象。

认为城市现代部门吸收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虽然low的重点是解释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但他的模型的一个直接推论就是农业劳动力的外流鼓励了劳动粗放的耕作方式,加上妇女、儿童及老年人等留守劳动力又不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农业生产,致使那些耗劳动力多、产出低且不稳定的土地(一般是偏远的坡地)被粗放经营或抛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农户并不是将全部土地撂荒,以妇女、儿童及老年人为主的多数农户仍有一定的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就土地利用变化而言,需要关注的是留守劳动力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如果从事农业生产,对土地利用,特别是土地利用类型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农业生产理论和农业家庭理论,当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时,农户会根据各种农作物的单位劳动产出最大化进行作物选择[6],继而影响土地利用类型。但这个结论未得到其它实证研究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黄季琨、陈瑜琦、郑有贵等在不同地区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农作物种植的影响,但都未进一步分析农户是否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作物选择[67-69]。

(2)就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low对南部非洲的研究值得关注。这是因为:首先, 1970年代,随城市化、现代部门的快速发展,在土地充足、有大量国际援助和农业新技术应用的条件下,南部非洲各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出现停滞。当时,对农业停滞的一般解释是政策、制度上对小农经济的忽视。因此,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小农发展。但结果农业生产仍然下降,甚至在有些生产条件好的地方也下降。其次,南非当时的情况与中国近年的发展很相似。一方面,中国正经历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范围的耕地撂荒[63]、复种指数下降[70]、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存在区域差异,在西北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6, 70],在中部地区小麦播种面积增加[68])等现象。为确保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和南非当时一样的措施,如减免农业税、施行农业补贴等。而政府旨在确保粮食安全的鼓励农业发展政策是否会出现类似南非诸国的情况,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3　结论和讨论

纵观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发展历程,研究视角由宏观向微观(城乡-部门-群体-家庭)发展;流动动力由经济决定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个体和环境的差异性,甚至有学者主张应在真实的环境研究真实的人[71]。“二元经济”模型及其经济发展阶段论观点,有助于人们把握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总体趋势;而新经济理论则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的地理差异性;新家庭经济学及其家庭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和家庭劳动力分工假说把城市现代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联系起来,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对于农业和农地利用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国内外已有的研究都未能获得系统性的结论。从宏观层面看,有许多研究支持劳动力流动导致土地劳动力集约度下降、粗放化经营、部分土地被撂荒等观点,但宏观研究往往忽略了农户之间的差异和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从农户层面看,往往是机会成本高的劳动力外流引起土地利用变化,这种变化在区域尺度上也能得出上述宏观层面的结论。但是,农户尺度的研究因农户之间及其内部差异的复杂性,使得劳动力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同时,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因此,关于这一命题还需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当前中国土地需求冲突激烈,大量劳动力外出的情况下,更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为:(1)需要加强从农户层面对劳动力流动土地利用效应的实证研究,尤其要重视这种效应的区域差异性。即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粮食主产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启示;劳动力流动对生态脆弱区、山区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对生态安全的政策启示。

(2)在深入分析农户对劳动力流动响应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并利用模型进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的情景分析。

(3)劳动力流动对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启示。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促使机械替代劳动力,加速土地规模经营,但据我们在中国粮食主产区(河南)和生态环境脆弱山区(宁夏南部山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导致大范围规模经营趋势。部分地区以“服务集中”的形式出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区域差异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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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篇7

关键词：剩余价值理论；发展历程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就已初步认识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在1847年，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在这本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初步揭示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并且知道其诞生过程。马克思已接近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他这时虽然还未能将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来，但他明确地将作为商品的“劳动”的价值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区别开来。

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奠定科学基础的著作是《哲学的贫困》。许多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在这本书中都得到了体现，虽然在这本书中的很多思想都处于的萌芽状态，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与研究后，成为了《资本论》中成熟的理论。

在四十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是与他的哲学研究紧密联系并且相互促进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这也大大推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为他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初步而重要的理论成果，正是他日后对于政治经济学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于19世纪50年代进入了的非常关键性的阶段，马克思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终于将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完成了。他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即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则集中体现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中。在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之前，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概念产生在剩余价值理论之前，因此想要研究剩余价值理论就必须要先从劳动价值入手。可以说，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古典学家特别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再逐步超越，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在分析了商品的二重存在（分为自然存在和纯经济存在，在自然存在中，商品体现的是使用价值，而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价值。二者统一的有机集合体即为商品）之后，又分析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而这一成果也成为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成为以政治经济学及其核心剩余价值理论的进行“全部理解的基础”。

恩格斯曾这样总结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在五十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证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来源，开始具体的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各个方面。对资产阶级的利润学说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从理论学说中抓住了剩余价值的本质。基本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轮廓。在此之后，马克思又写了一系列的经济学著作，进一步地深化和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果的概述接下来，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部手稿-《1861～ 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50年代制定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揭示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表现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三部手稿《1863～ 1865 年经济学手稿》继续着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不断地完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研究并不是空中楼阁，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深入地研究，使剩余价值理论正确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本质。也让劳苦大众寻求到了解放的方向。

这三部手稿一步步地揭示了马克思辛苦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他们都是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一部分。马克思第一次简明扼要地公开剩余价值理论是在1865 年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但是马克思严密完整地阐述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在《资本论》中，在这部影响了无数人的划时代巨著中，马克思最终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了自己的这一个伟大的发现。

马克思历经多年艰苦研究而完成地剩余价值理论具有划时代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首先，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和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通过对雇佣工人剩余劳动地剥削从而达到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资本的原始积累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推动力。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源就是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也就是对他们剩余价值的剥削。劳动者创造的物质财富越多，资本家就越富有，工人反而越贫穷。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劳动者只能为了生存去为资本家服务，受到剥削。资本家通过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发家致富。

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篇8

一、中国亟须加强“过劳”研究

从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来看，在国家追求发展和企业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推崇“勤奋”的东亚文化会对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产生影响，如果没有一定制度措施加以保障，往往会出现“过劳”问题，其极端表现就是“过劳死”。中国现在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市场经济机制并不是很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尽管出台了一些，但是用于防治严重的“过劳”现象，显得还很薄弱。而且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东亚文化强调的“拼搏”精神更容易被加重。近年来，中国媒体陆续报道了一些“过劳死”案例。如备受关注的2012年11月25日，歼－15飞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的沈飞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在工作岗位上殉职，享年仅51岁，以及2011年“普华永道女硕士过劳死”案、“北京23岁女白领方言过劳死”案等。在这些报道中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确有一部分劳动者严重“过劳”，但是报道中的这些人是否就属于“过劳死”呢?显然，这样的报道至少是缺乏依据的。因为中国既没有医学意义上的，也没有法律上的“过劳死”的认定体系，当然，也就谈不上对“过劳死”的认定。客观上，肯定有“过劳死”的现象，但是由于我们对这个领域重视不足、研究不力，目前还远远提供不了对“过劳”乃至“过劳死”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的理论支持和技术支持，出现上述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过劳”还会产生一系列负效应。过度劳动形成的疾病和死亡，对个人和家庭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讲，过度劳动会导致效率降低，甚至可能产生生产、交通等事故，过度劳动的挤出效应会挤占就业岗位。过度劳动达到一定程度，会直接、间接地形成经济损失。德国联邦卫生部专家奥尔瓦德教授认为，在欧洲与疲劳相关的疾病已成为导致非体力劳动者长期无法工作的主要原因，欧盟由此造成的损失估计每年为1100亿欧元［5］。据美国职业压力协会估计，疲劳及其所导致的缺勤和疾病、精神健康问题，每年耗费美国企业界3000多亿美元［6］。其实，如何解决员工的过劳问题对欧美先行的发达国依然是重要的课题。因为治疗“过劳”(慢性疲劳综合症)所占用的巨大的医疗资源、用于预防疲劳或过劳所支出的宣传培训教育费用、用于支付“过劳死”诉讼或赔偿的费用、由于工作疲劳或过劳诱发的工作延误或失误及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等都足以形成巨大的黑洞。如果将劳动量投入的变化用一条直线给予说明，其两端一边是失业状态，另一边则是“过劳”致死的状态，适度劳动在中间，从纯理论意义上说可以描述为一个点，但是现实中，这个点处于频繁飘移状态中，因此，应该描述为一个区域。如果将效率、劳动生产率、效益等经济元素导入，则直线会弯曲，变为倒U型形态。从失业状态端到适度劳动区域，是劳动量的投入不足，超越适度劳动区间继续加大劳动量的投入则是劳动过度，极端的结果就是“过劳死”。适度劳动区间的两侧均是不经济的状态:一方面，一部分劳动者深深卷入过度的市场竞争中，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游离于市场竞争之外，这两个现象在中国明显并存。对于后一个问题，研究者关注比较多，比如失业方面的研究和劳动不足的问题，这和传统的对效率提高的认识直接关联。适度劳动以及过度劳动则不那么幸运了，目前中国学界对其关注很不够，研究起步晚且不系统，研究人员少且学科背景单一，研究力量的整合机制刚刚启动，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和社会需求相比落差巨大。然而，过度劳动问题已不容再被忽视，中国十分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科学、系统地研究，帮助人们了解认识这个问题，促进政府关注这个问题，推动社会尽快合力改善、解决这个问题。

二、应多学科联合进行过劳问题研究

“过劳”问题属于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涉及的学科主要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心理学、生理学、病理学、医学、安全工学等。不同学科关注“过劳”问题的焦点不同，运用的方法也不同。医学比较关注“过劳”及“过劳死”的衡量标准、发生原因和机理;法学比较关注对“过劳死”的法律认定及赔偿问题;管理学、心理学更多从微观层面关注组织内部的管理方式对“过劳”的影响;经济学和社会学则更多关注“过劳”发生的宏观经济、市场、社会因素，及其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风险等。从日本的研究来看，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过劳问题进行研究是趋势所在，因为任何一种单一的学科方法都不能完整解释过劳问题，必须通过交叉学科的研究手段才有可能全面把握这一问题。我们在多年的学术关注与研究的思考中认识到，必须呼吁更多的不同学科背景的有条件的专家、学者积极投身到相关研究中来，让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加关注我国已经十分严重的“过劳”问题，群策群力找到切实可行的缓和、改善、解决的办法。

三、我国目前过度劳动研究的简况和未来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

当前，我国的“过劳”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都很薄弱，远远滞后于社会对该问题研究的需要。我国关于“过劳”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至今已有20余年，但由于长时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更注重效率和增长问题，劳动者的过度劳动问题一直是“水面下的冰山”。近些年，虽然社会和学界开始了对“过劳”问题的关注。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我国过度劳动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成熟。例如，学界对劳动者过度劳动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还处于理论薄弱点，影响因素的选取多围绕劳动者自身，缺乏对各类劳动者群体特征、工作特性等的关注，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大多缺少系统而严谨的论述，不足以从理论层面全面、深刻解析我国劳动者过度劳动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机理。从历年发表的关于过劳问题的学术文献可以看到，我国开展过劳问题研究的一些高校和机构包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网能源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江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西安邮电学院、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等。全国现有10余位过劳研究的活跃学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于2006年建立过劳问题研究团队，开始主要从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的角度，研究过度劳动和适度劳动的各有关问题。同时，派遣了2名博士生、2名硕士生到日本爱媛大学联合培养，主攻“过劳”研究。另外，引导2名博士生、5名硕士生撰写了学位论文，其中，1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入选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截止到2013年底，团队师生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30余篇，完成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1项。为了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于2012年与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中心，并于2013年在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适度劳动研究分会，聚集了国内外相关学科的数十位研究者。2014年，研究会在海南医学院召开了最新一届学术研讨会，一批质量比较高的研究成果问世，一批研究“过劳”问题的学术新人在研讨会上亮相。未来一段时期，过劳研究应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举，重点应包括:第一，“过劳”程度的测量技术，在社会科学领域应重视加强量表本土化的研究;第二，各类人群“过劳”现状的研究，近年的研究集中在脑力劳动者方面，还应关注体力劳动者的“过劳”问题;第三，“过劳”的成因方面的研究，通过量化研究计算出不同成因的影响力的大小，从而针对主要影响因素提出对策建议;第四，“过劳”造成的后果方面的研究，评估“过劳”给劳动者个人带来的危害，给企业、给用人单位、给全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失，第五，“过劳”预防的研究;第六，推动相关法律建设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