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
时间：2023-11-01 16:58:37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学；劳动力；市场；民生
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同时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需求间不相符的问题，近些年政府把民生问题列为工作重点。微观上，企业如何利用人力资源来发展的问题，也受到极大重视。这样的背景下，劳动经济学变得越发重要，本文将从四个主要问题浅述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与发展。
一、劳动经济学的内涵
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劳动投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劳动经济学的一般性表现在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是用经济学视角来研究劳动。劳动经济学的整个假设、概念及分析框架与经济学一脉相承。特殊性表现在一般经济学里，容易忽视劳动问题中超越经济价值之外的内容，劳动力非常特殊。在学科发展上，两者体现出互相促进的状态。随着交叉学科的融合，劳动经济学和行为实验学、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学、发展经济学都产生很多关联。
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框架
劳动力供求和劳动力市场是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核心。劳动经济学需要揭示的是有助于对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复杂运行进行合理解释的一般性原理。劳动经济学的内容存在逻辑一致性，本文将在孙文凯等（2015）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内容图解和杨伟国（2013）的劳动经济学分析框架DARE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在下图中给出一个简洁的劳动经济学分析框架。
三、中西方劳动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劳动经济思想大致分为四个时代：前古典劳动经济学时代、古典劳动经济学时代、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时代，现代劳动经济学时代。随着凯恩斯主义形成，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完善。新中国成立前，劳动经济学在中国已初步传播。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劳动经济学传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了研究劳动经济问题的机构。八十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等，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是当务之急。
四、我国近年的劳动经济学热点
唐鑛等（2015）收集了2011年发表在国内70本核心期刊中的636篇劳动经济学文献，发现在研究主题方面，收入差距是研究重点，就业研究内容更为深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持续关注，老龄化问题引起广泛重视。排在前五位的研究主题依次是：收入、就业与失业、农村劳动力流动、工资薪酬和人力资本。
五、结束语
劳动经济学是民生经济学，是影响个人效用、企业绩效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学科，具有应用价值。劳动经济学丰富和拓展了经济学中对劳动的研究，也因为经济学的发展而深化，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适应中国国情的劳动经济学说更富有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河清.劳动经济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杨伟国.劳动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3]孙文凯,宋杨,王湘红.劳动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4]李仲生.西方劳动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5.
[5]唐鑛.劳动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
[6]曾湘泉,杨玉梅.我国劳动经济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劳动经济,2015,(2):4-10
[7]袁伦渠,林原.劳动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1,(6):55-58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经济发展；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9-00-01
一、引言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动经济学是其中一个发展历史比较悠久的分支。尽管如此，劳动经济学仍然是当前经济研究领域中非常活跃的一门学科。劳动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劳动者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进行劳动的经济过程。劳动经济学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些现象的分析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二、劳动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劳动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经济学为劳动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
劳动者参与经济活动，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劳动关系，可以说劳动经济问题几乎贯穿于人们的整个生命，对于劳动者的现在以及未来生活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劳动者在日常劳动经济过程中就会逐渐发现：一个国家能否推动自身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劳动管理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协调程度。要想实现社会劳动关系的良好发展，不断优化社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科学解决劳动经济纠纷等问题，首先应当具备一套科学的、合理的、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理论体系，而劳动经济学正是这一科学体系的充分体现，为劳动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
（二）劳动经济学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离不开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劳动进行产品的生产或者劳务的供给，从而实现了人们对于物质文化生活的广泛需求。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任何一种社会发展状态下，国家都应当充分发挥其经济管理职能，通过出台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或者社会规范对社会劳动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分配。例如，在劳动者参与劳动的过程中设计什么样的规章制度对劳动行为进行规范，采用怎样的方式进行劳动报酬的分配，不同公众之间应当如何开展合作等等，上述这些行为的规范都离不开国家所制定的劳动经济政策。国家进行上述政策的制定时，就需要依照一定的劳动经济理论，而其理论来源则主要是劳动经济学的科学原理以及研究成果。通过人类长期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所执行的劳动经济方面的政策法规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劳动者参与社会劳动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探索创新性，从而进一步影响社会经济效益水平的高低。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劳动经济学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理论基础。
（三）劳动经济学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劳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发挥着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劳动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重要突破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劳动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研究劳动经济现象，解决劳动方面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我们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科学的积极研究与探索，才得以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
（四）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府历来都非常重视劳动问题和劳动经济研究，劳动问题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非常明显。不管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还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无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完善，还是我国当前具体经济体制改革内容的逐步推进，劳动问题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历届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报告等文献中，以及我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的讲话里，都不止一次地对解决劳动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给予了突出强调。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确立，为劳动经济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一些重大的难度较高的劳动经济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所以说，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束语
通过上述几个部分的分析与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劳动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应当充分意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科学运用这一理论体系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劳动经济问题。特别是在我们当前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型期，正确认识劳动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劳动经济理论体系，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袁伦渠，林原.劳动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011（06）.
[2]王露萱.论劳动关系的劳动经济学研究视角[J].商场现代化，2010（28）.
[3]周亮亮.和谐·民生·劳动经济——论劳动经济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J].新西部（下半月），2008（03）.
[4]王平.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及学科定位[J].科技经济市场，2006（08）.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 经济发展 推动作用
前言：劳动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关系和劳动的发展规律，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悠久，并且与较多的经济学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劳动经济学的核心旨在追求以最少的劳动资源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的进步，也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平稳运行。在劳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劳动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策略、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经济现象，也可以有效发挥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给予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支持。
一、为劳动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策略
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协调程度有着较大的联系，所以要想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稳定发展，需要努力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之间的关系。劳动和经济的问题贯穿于人类整个生命过程中，劳动者的经济活动必然与劳动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劳动经济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将社会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且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才能促进劳动关系的更好发展。由此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得以解决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系统的、合理的、科学有效的、有实践意义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体系。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一大分支，发展时间较长，并且有着丰富的实践，因而其理论体系较为完善。因此，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探索出有效的方法策略以解决劳动经济问题，更好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关系，优化劳动力资源和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以有效发挥劳动经济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促进作用[1]。
二、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生产，而劳动者通过劳动进行生产产品和劳务供给，促进了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也满足了更多人的广泛需求。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应该积极充当经济管理者的角色，通过出台经济政策的方法而规范社会发展，并且对社会发展中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有效发挥经济管理职能，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在国家充分发挥经济管理职能时，需要制定一些有效的劳动经济政策，但政策的制定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劳动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一定的科学原理和研究实践，进而可以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规范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科学制定劳动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仅可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经济利益，以促进劳动者在社会劳动中有效发挥创新能力和主观意识，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国家依据劳动经济学而制定经济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劳动经济学更为广泛的应用，而且也能使经济政策制定更加合理[2]。
三、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
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劳动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探索到突破点，进而形成有特色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重要指导，广泛研究劳动经济的现象和深入分析劳动经济的问题，以解决劳动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发挥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经济，而劳动经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劳动关系，所以处理好劳动和经济的问题，需要有劳动经济学作为理论支持[3]。
四、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而发展社会主义。历年来，我国党和政府都重视劳动和经济的问题，并多次进行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国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计划，和实施社会发展的计划，需要有效解决劳动问题，在完善我国经济制度和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劳动和经济的关系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劳动经济学的广泛研究和探索，不断寻找劳动问题和经济问题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而针对具体问题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平稳发展。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不止一次强调过劳动方面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我国通过建立和完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运行机制，为解决劳动问题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
五、结论
总而言之，进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效解决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劳动经济问题，而且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针对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我国而言，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更加明确劳动与经济间的关系，能够促进我国对劳动经济学有正确的认识，并推动我国不断探索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劳动经济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华.农村妇女职业教育对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13.
[2]常永智.经济区域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D].东北师范大学，2013.
[3]张新明.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要素分析及上海张江高新区实证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3.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老人；家庭支出；劳动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C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2
一、现实背景与理论回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均寿命日益提高，生育率也逐渐下降，据统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2011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8，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老龄化逐渐成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根据联合国人口信息网的统计以及预测数据，在2007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7%增加到2050年的23%以上（POPIN，2006）；更为严峻的是，最需要照料的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从2000年的1200万增加到2050年的一亿以上，毫无疑问这，这样的老年人口增加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费用增加。
当前存在的养老途径，主要有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社会保障体制起步晚，目前社会养老水平还很低，2011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2011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远低于国际警戒水平线的50%。而近来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老人的照料费用以及医疗费用的分摊上，政府承担比例还很小。在城市该不到10%，农村更是不到5%，主要的养老负担还是落在家庭成员的身上。（徐勤，汤哲2007）。换言之，社会养老这一途径并不能够保证老人得到充分的赡养，家庭养老依旧是我国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的主要途径，成年子女通过代际间的经济支持依旧是老人照料成本和医疗开支的主要来源。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无疑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从家庭的范围来看，过高的养老负担会促使家庭选择更多的储蓄以供养老之用，本就不足的消费会被进一步遏制；而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劳动力供给会因为老龄化而减少，相应的再GDP中用于养老和医疗保障的转移支付比例越来越高，则对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会有不利的影响。所以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研究赡养老人情况对于家庭支出的影响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了解老年人照料需求和照料费用是理解赡养老人如何影响家庭经济支出的前提。家庭内部对于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本质上就是为了满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近年来对于老年人照料需求和照料费用的研究开始逐渐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范明林（1998）在其对于上海老人的研究中指出，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加剧、家庭结构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尤其是家庭观念的变迁，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的方式不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人口所带来的问题；然而社会养老保险的机制与水平却也远远落后于当前老龄化所带来的更高的要求。类似的，潘金洪（2001）则探讨了江苏省老年人对于医疗服务等的需求情况。贾云竹（2002）的研究则更进一步，利用定量的方法探讨了影响老年人对于社区助老服务需求的因素，并且利用logistic回归发现了一些能够影响老人对于社区助老服务需求的个体层面的变量。其中，老人受教育程度、原工作单位的性质（机关事业单位/非机关事业单位）、老人的自理能力（ADL）都是在α=0.05水平上显著的自变量，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自理能力越差的老人对于助老服务的需求会越高；也就是说，拥有这些特征的老人会有着的养老需求，其成年子女所需要负担的赡养的经济压力会更大。这为进一步了赡养老人可能对家庭带来的经济支出的影响提供了研究的基础。
二、数据来源以及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通过CLHLS（中国子女动态调查）来研究老人的生存状况对于子女家庭支出的影响。CLHLS选择了9个省市对被访老人的子女家庭进行了调查，被访子女的年龄在35-65岁之间。每位被访老人对应一个子女家庭，若被访老人有多名存货的成年子女，则在与老人居住在同一县市区域的子女中随机抽取一名进行调查。子女调查问卷询问了被访成年子女的健康、工作、婚姻、居住、收入支出等较为广泛的家庭信息，表调查了子女在照顾老人过程中的经济、生理、心理负担情况。
该调查分别在2002和2005两年进行。在2002年时候获得了4364个子女家庭样本，即有4364对老人-家庭的匹配数据。在2005年跟踪调查时，仅针对2002被访的成年子女样本进行再次调查，未对死亡或者失访的样本进行替补或者新增样本；在2005年跟踪调查时获取的老人与子女配对样本数为1934对。
本文设想的研究方式有两种，一是分别单独选取2002或者2005年的数据进行截面数据的分析；二是利用2002和2005年的数据进行混合截面的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分析。并对两者的结果进行比较与分析。在两种方法中，都可以将家庭老人是否存活的情况以虚拟变量的形式放入自变量中，由此来判断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家庭中存在健在的老人对于家庭支出的影响。
变量选择：
因变量：在此处我们将家庭的每年总支出定为因变量（Expenditure）。其中每年的家庭总支出由“家庭每月平均支出”×12得到。对应在问卷编号中，家庭月均支出为i6，故我们在此构造新变量Expenditure=i6×12
自变量：
1.家庭的总收入以及总收入的平方。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家庭的收入多少决定了其能够消费的最大规模。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不同，消费的能力与倾向都会有所不同。尽管家庭总收入对于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并非本文的研究重点，但是将这个重要变量包含在方程内可以减少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在CLHLS中，问题L1调查了了家庭月平均收入。为了将时间刻度统一在“年”，此处构造变量familyincome=L1×12。而由于人们有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倾向，所以此处也将家庭总收入的平方项放入方程内。
2.居住城市的规模。家庭的支出多少很显然会受到当地的物价水平的影响。但是在CLHLS的数据之中没有直接表明当地消费情况的数据，但是有着所居住城市的规模，分别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城市郊区农村，一般农村，以及山区农村。通常而言，城市的生活成本会高于农村的生活成本，所以会导致家庭的支出更大。所以，将居住地的规模放入模型中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为了方便考虑，本文将受访者居住地的规模分为两类：城市以及农村。在本文中，将大城市，中等城市，定义为城市，即1；而将城市郊区农村，一般农村，以及山区农村定义为农村，即0。最终该项的系数表示的是在其他条件都收控制的情况下，生活在城市的受访者比生活在农村的受访者多支出的部分，在方程中用City来表示。City=1即表示受访者居住在城市，而City=0即表示受访者居住在农村。
3.父母的生存状况。只有存活着的老人才会需要其成年子女的赡养，想要研究赡养老人对于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老人的生存状况必须要考虑在内。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直接调查成年子女给父母的金钱支持来了解赡养老人对于子女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但是这样的选择无疑片面的。父母对于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子女赡养父母的资金支出，父母的存活甚至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改变家庭的经济支出方式（比如为了预防突发的养老需求，会减少消费）。所以把父母存活与否作为虚拟变量放入方程中有其合理性。CLHLS中问题g5a1指出了父亲是否在世，问题g5b1指出了母亲是否在世。根据此我们可以分别构造两个二值虚拟变量father和mother.其中值为1即表示在世，而0表示已经去世。这样就刻画了4种情况：只有父亲在世，只有母亲在世，父亲和母亲都在世，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去世四种状态。这样可以更好地刻画出父母生存状态对于家庭经济支出的影响。
据此，我们设立如下的模型：
Expenditure=β0+β1familyincome+β2familyincome2+β3father+β4mother+β6city+μ
本文的假设是，在控制了家庭收入，以及城市规模的情况下，父母的的生存情况会增加家庭的经济支出。也就是说，β3，β4，的系数应该都是正数。
三、研究结果
经过OLS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上表中，括号内为稳健回归的结果）
其中，对于一般OLS回归，我们得到F（5， 4358） =700.27，Prob > F = 0.0000
R-squared = 0.4455， Adj R-squared = 0.4449该模型整体显著。
在对该模型进行white检验后，我们发现chi2（15） = 106.13，且有Prob > chi2 = 0.0000，故我们可以判断存在着很强的异方差性，所以在此处一并报告稳健回归的结果，稳健回归模型整体依旧显著。下文对于结果的解释都依据稳健回归的结果而进行。
四、结果分析
本文采取的模型非常简单，但是依旧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基本符合了我们之前作出的假设。
针对家庭收入这一自变量，我们发现。其P值相当小，说明了此变量相当显著。其系数为正数，是0.43，这就说明了家庭的年收入越高，家庭的年度支出越高，每增加1元的收入，约有0.43元会成为支出。考虑到居民的支出可以粗略地分为消费，投资，储蓄三个大类；而2012年我国居民储蓄率约为52%，所以0.43这个系数基本是合理的。
而针对家庭收入的平方这一变量，其系数的确和之前预测的一样是负数，且十分显著。但是该系数相当之小这就说明了转折点相当之大，通过一阶导数计算得到是家庭收入684713元/年；而受访者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0478/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在受访者中表现得并不明显。
关于城市这一变量，它相当显著，且系数为正数，是3632.86。这说明了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居住在城市比居住在农村每年会增加支出3632.86元，这是符合经济现实的。
至于本文最关键的父母是否存活这两个，结果则并不完全符合预期。虽然father一项的系数为337，mother一项的系数为670；这说明了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仅有父亲的存活会使得家庭每年增加337元的支出，仅有母亲的存活会使得家庭每年增加670元的支出，而两者都存活则会使得家庭增加1007元的支出。但是，但是这两个变量都不够显著。Mother的P值为0.1，尚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Father的P值达到了0.32，则是十分不显著。另一个较有意思的结果是，女性老人的存活会给家庭造成更大的经济支出上的增加，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女性老人的平均寿命一般长于男性老人，所以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支出。原因的讨论会在下文呈现。
五、问题讨论
本文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十分简单，由于时间，资料以及本人能力限制等原因存在着诸多问题，现讨论如下。
1.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毫无疑问本模型存在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这会导致不一致性，使得OLS的结果缺乏解释力。经过Ramsey test，我们在此得到F（3， 4355） = 23.96，Prob > F = 0.0000；很强地拒绝了原假设（没有遗漏变量），即基本有完全的把握可以说本模型存在遗漏变量。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父母是生存状况本身就会受到家庭支出的影响。支出越多的家庭，可能对于父母的资金支持会更多，这样父母的更容易长寿，即在调查时仍存活的概率会变大。一种可能的方式是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2.遗漏了重要的变量
会影响家庭支出的因素远不止本模型中包括的这些。比如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情况，年龄，当地的社会保障水平等等。
3.截面数据的单一性
本文仅使用了CLHLS中2002年的数据。很明显老人的生存状况对于家庭支出的影响有着明显的时间延续性，单纯地利用一年的数据很难分析出这种时间上的延续性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更好的方式是使用面板数据来研究此问题；
4.没有使用CLHLS中老人的数据
本文仅用了CLHLS中2002年的子女数据，假如能够加入更多父母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刻画该影响，另外由于有更多的变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在方程里加入新的变量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5.理论基础薄弱
由于学校没有为学生购买经济学的数据库，我没有能够查阅相关的英文文献；而国内的相关的研究不仅十分有限，多关注的是老人的照料需求的，而且质量层次不齐。这些文献在理论层面和技术层面都很难提供有价值的支持。本文的理论基础十分薄弱，大部分的推理都是基于简单的生活常识。
六、政策建议
单从本研究来看，老人的存活会使得家庭的年度支出有显著的增加。成年劳动力的赡养老人压力十分巨大；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这样的压力会更加增大。更为严峻的是，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险体制并不能提供充足的替代率，而社会统筹的养老基金近年来的投资回报率也并不尽如人意。就现状来看，家庭养老依旧是主要的养老途径，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比如提高个税起征点），来减轻劳动者的负担，以确保老人老有所养。
参考文献：
[1]贾云竹.北京市城市老年人对社区助老服务的需求研究[J].人口研究，2002（2）.
[2]潘金洪，王晓风，应启龙.江苏省社区老年医疗和生活照料需求调查报告[J].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3）.
[3]贾云竹.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资源与社区助老服务的发展[J].社会学研究，2002（5）.
[4]孙菲，汤哲，刁丽军，吴晓光，刘宏军，方向华.老年人社区非医疗照料需求调查[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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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第5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2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政治经济学既不能抽象地、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也不能机械地、牵强地联系生产力和经济运行来研究生产关系，而应当在以一定生产力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客观地、科学地研究生产关系。这是因为，生产关系归根结底只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或结果，而不是一定生产方式的前提或根据。并且，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或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这是生产关系的“正面”；二是人们在产品分配上的社会关系即分配关系，这是生产关系的“背面”或“反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作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具体形武，一方面表现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因而属于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但不构成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绝不能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作为生产关系的内容去研究从而以生产关系的研究代替与取消生产方式的研究。换言之，政治经济学不仅不应当只研究生产关系而必须研究生产方式，而且应当突出生产方式的研究并确立生产方式的统帅地位，以生产方式的研究来驾驭生产、交换、分配诸关系的全局。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第6篇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概述
1.成人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讨论，集中于马克思教育经济思想和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整个理论学说中，有着十分丰富的教育经济思想。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成人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关系。王显润认为，教育经济学源于“人力资本”理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即人力资本理论。李志远、朱建文著述的《成人教育经济论》，也是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派别，也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阐述成人教育与经济二者的关系，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经济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成人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二者协调发展则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成人教育通过培养、培训各类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积极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其经济功能。 同时成人教育应该从更新服务观念、拓宽服务渠道、改进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升其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然而，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教
育投资、教育内容和教材教法是三个主要方面，成人教育应从“教育投资的社会性与市场性，教育内容的职业性与实用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着手，最大限度地发挥成人教育的经济功能。
2.成人教育经济效益与投资。宏观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教育的经济效益。成人教育的多重功能，形成了成人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精神上的效益和物质上的效益。成人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
富，增加国民收入；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
我国成人教育的投资机制，体现并遵循了“谁投资，谁受益”或“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成人教育消费的主体――成人教育服务的购买者――势必成为成人教育投资和受益的主体。受教育者支付的学费已经成为成人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此处的个人投资成人教育指个人为接受成人教育服务而支付的费用）收益研究，成为近期成人教育投资收益研究的创新点。利用经济模型和数据统计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的供需模型，进而分析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研究对象是特指个人投资成人教育的收益，但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则完全涵盖了成人教育投资收益这一部分。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多元办学主体投资，共同开发成人教育资源的要求与趋势日渐迫切。研究成人教育的办学收益，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必然。在研究中，学者们将办学单位的经济收益称为微观效益或内部收益，指出高等教育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更佳的社会效益（当然也包含了经济效益)；获取适当的经济效益对于促进成人教育发展是有益的。此外还探讨了成人教育规模与效益、质量与效益、办学成本与效益以及效益分配与成人教育发展等问题，指出应建立科学的成人教育效益观，确保成人教育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持续健康发展。
3.成人教育与社会经济结构。成人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经济产业结构决定着成人教育的专业结构，成人教育的程度结构要适应经济部门的劳动技术结构，成人教育的管理结构要适应经济体制结构，这是成人教育内容创新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特征，其资源配置不可完全依赖市场运作，政治结构也影响到成人教育的资源配置。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促使成人教育根据供求情况，调整成人教育资源在部门与空间等之间的转移，最终实现成人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最大化。结合个案研究，有关学者对于城乡成人教育资源的科学化配置进行了研究。
4.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大发展，围绕根据知识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我国经济发展略，研究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成为一些学者跟踪的重点。成人高等教育作为我国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培养人才和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正确认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研究新形势下成人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加快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是以知识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基于此，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知识经济时代成人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规律，成人教育与经济是怎样在辩证统一关系作用下，发挥能动作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知识经济对于成人教育是机遇也是挑战，成人教育要在办学思想和观念、教学方法与方式上进行变革，树立终身教育观念，发展成人教育，服务经济建设。
现代社会科技成果的层出不穷和广泛应用，导致经济结构、就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变化，使社会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的、重要的社会过程，而成人教育是影响并促进这一社会过程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成人教育通过使潜在的劳动能力转变为现实的劳动能力，促成各层次人才的流动，通过优化成人的人格和个性而促成成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通过多学科、多门类、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创设成人社会流动的条件，通过职后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升成人的社会及经济价值。当前我国各类人口流动的特点和趋势，赋予我国成人教育以新的使命，成人教育将通过发挥引导各类人口流动取向、提升各类人口社会流动的智能素养、促进各类人口的有序流动、协同开展各类人口的教育培训等功能，实现并提升社会人口流动中的成人教育经济价值。
5.成人教育与现代企业培训。人力资源开发和企业教育与培训，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成人教育在参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进行成人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劳动者素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促进城镇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等对产业进步、企业发展及完善劳动力市场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对成人教育是“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手段”、“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的重要途径”、“与普通教育形成互补，促进人力资本保值增值”等观点达成共识的同时，也探讨了成人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 提出了关注女性人力资源开发和老年教育的问题。
6.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为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远程开放教育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我国组织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时，对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也日益深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制约远程教育发展的“规模――质量――效益”关系。丁兴富在其《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研究》中，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例，研究了远程教育的成本核算、投资效益以及远程教育与传统教育相应经济数据的比较。冯少舟的《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一文，讨论了远程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也指出了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滞后远程教育本身发展的原因在于经济理论工作者和远程教育理论工作者缺乏联合。结合成本与效
益评价，提出提高远程教育办学效益的几个经济学问题。
在远程教育经济学研究上，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经济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7.农村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述了农村成人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农村成人教育对农村经济建设的作用是农村成人教育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指出了发展农村成人教育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农村成人教育对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农村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合理调整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等等，担负着重要职责。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现代新型农村，农村成人教育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2000―2005年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特点与缺失
归纳分析过去6年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围绕经济政策、经济热点、经济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沿着归纳现象――提出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的基本路线，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了成人教育与知识经济、成人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成人教育培训与农村经济发展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占到绝大多数。由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特殊属性（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比较广泛，有一些创新点，例如对成人教育培训与人口流动的论述等。从数量、宽度、创新性和实用性等要素来看，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有了较大进展。
尽管成人经济学研究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较丰硕的成果，但是理性地思考，我们会看到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从理论基础到实践应用还没有做到真正成熟，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也不够健全，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微观探讨多于宏观研究。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大多基于某一点展开，结合实践进行论述，而从建立“成人教育经济”学科的广度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宏观角度的研究则较少。尚未有完全以“成人教育经济学”为题的完全意义上的研究专著出现。
2.深度研究尚待加强。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一般思辨占了较大比重，而且重复性研究也较多。能像“教育经济学”研究那样宽基础、重深度，是人们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期待。
3.一部分研究成果带有“教育经济学”痕迹，因此，对于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尚需从实质上、根本上对成人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规律以及作用等方面做大量深入的探究。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李达 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
李达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早期领导人。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很广，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经济学研究是李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李达就被称为是一位经济学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与纯粹的经济学家不同，李达的经济学研究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并与其哲学研究密不可分，同时李达的经济学研究对李达本人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哲学家，李达善于运用哲学方法论研究经济问题，也善于通过经济分析提升哲学观点；作为一位有坚定政治信仰的理论家，他介入经济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十分鲜明。李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哲学研究可以追溯到“五四”之后和建党时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但正式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和研究成果的是从大革命失败后反思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开始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则是李达经济哲学研究十分活跃的时期，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整体性的影响。
一、李达经济学研究的开端
关注中国经济、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是李达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重要方面。李达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就开始关注中国的现实的经济问题，注意通过经济问题的分析寻求革命的合理性。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返回上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工作，成为党内专职的理论家。11月7日，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负责撰写社评《短言》。他在《共产党》月刊第五号社评中写道：“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二是政治使命。”李达认为解决政治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经济问题，因为政治革命由经济原因所造成。同时期的《社会革命底商榷》(1920年12月7日《共产党》第2号)初步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实践观点和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进一步对中国经济现象和阶级构成作了较为合理的阐述。李达首先分析了社会革命产生的社会原因，指出革命的根源是经济原因导致。他说，“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如法兰西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爆发就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使然。其次从中国社会阶层人手论证中国阶级构成既有现代产业革命后的普遍特点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的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那样发达，却是在这产业革命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上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中国是劳力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起来，是国际资本主义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总的来看，中国也有进行革命的社会土壤，中国人的革命要求更加迫切，这归根结底是由中国人所遭受的经济压迫决定。
李达从一开始就注意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论著，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还原》等文章，分别介绍了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具备较扎实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李达初步运用唯物史观思想和实践观点，将社会经济现象与社会革命、社会发展趋向相联系来考虑，以经济角度介入社会批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道路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但因受理论武器和实践程度的制约，李达对劳工阶级的生存状况、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等问题的分析还有失偏颇。如李达的《劳工神圣颂》(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简单地把劳动者比作神，而且是“正在睡觉”中的神，并认为不合理的现状是由劳动者的“宽容”造成的。文章对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也描述得非常简单，“劳动者是创造利息的人，他创造了，他被人买了资本家把劳动者当做是生乳的牛，天天榨取他的牛乳。”在这里用文学语言形象地描述了劳动者的境况和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看起来还缺乏一种哲学理性和客观论断。总之，这一时期的李达经济学理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简单和感性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途径和解决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处于经济批判的原则认识上，而缺乏对经济状态的深层次结构分析和逻辑推理，还不能完全准确地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来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劳动者阶层的地位、作用和历史命运。
二、李达经济学研究的高潮
20年代末，李达转向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学术路径，并且把经济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重点。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直接促成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以李达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首先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剖析当时社会经济性质及其演变，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和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相结合的可能。
30年代—40年代，李达取得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获得了哲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双丰收，成为当时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学代表作有《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等著作和《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论文。
1929年1月到9月，李达先后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和《民族问题》三本颇有影响的专著，这是他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的理论探索。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1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产业革命的趋向，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产业革命的关系和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与前途等问题。这本书体现了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研究中国经济理论的新特点，被学界认为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很快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在国外出版。李达从实践观点出发明确地提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里去探求。他在“编辑例言”中写到：“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指出了研究中国产业革命和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意义。李达运用大量统计资料，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状况，从中揭示了中国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经济的演变趋势。李达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分析中国同欧美国家产业革命引起的各自原因。欧洲的革命源于内因，“是因自力的充实由国内逐渐展开以及于世界”，中国的革命源于外因，“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于国内的”，中国的发展“也只是国际帝国主义发展的助因”。这与现在学界讨论的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是一致的。李达进一步指出，原因的不同也导致两者在内容上的差异，“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一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所笼罩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幼稚的工业资本只能“分润一小部分的唾液而已”。因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封建制度相比较，前者更是阻碍中国新式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原因。
这部书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李达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反思以往的革命方式和理论研究中，开拓了一条新的但符合实际的探讨社会问题之路。他将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问题的研究，用经济材料分析现实问题，用经济方法探索哲学问题，实现了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研究范式转换，也是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范式转换。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其后发表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年5月)、《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年9月)三本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的科学著作，都以客观事实说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论联系实际对待科学研究，对中国社会经济作出科学的分析和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经济学大纲》(1936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是李达经济学的代表论著。书中准确而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从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来看，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李达首先明确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经济构造为对象的经济学，不但研究生产关系，并且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它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暴露特定经济构造由于这个矛盾而发生发展，以及由一种形态转变到别种高级形态的法则。”其次提出了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在于暴露各种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变的特殊规则。再次区分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广义经济学和狭义经济学两种，前者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构造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及其互相转变的法则，后者只研究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发展及没落的法则，是广义经济学的构成部分。此书的特点在于，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以及各形态的历史演化进行了严谨和系统的分析，肯定了马克思关于用经济学处理历史材料是历史科学的主张。此书的特点还在于，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认为“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综与去迹。”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李达失去了安定生活和研究资源，未能完成中国经济的系统研究，留下了很大的学术遗憾。但李达在其他章节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论述有许多闪光之处。如他用过渡状态来定义中国“现代”经济，指中国经济停滞在由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状态，但打上了帝国主义的烙印，具体表现在中国经济存在着三个相互交错的过程，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李达在《社会学大纲》(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书店修订出版)也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期经济”的概念。这些经济形态的划分体现了李达对中国经济现实性和特殊性的准确把握。
三、对李达经济学研究的总结
李达转向经济学研究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多方面原因。从实践方面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有了集中的反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更为生动的材料。从理论方面看，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有了新的发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相继得以发表，1924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也第一次以俄文的形式由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发表。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于1932年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一部分第三卷上。这一系列论著的公开出版，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显现的思想更加完整、丰富和明确，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方法论。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注意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价值，他认为，“马克思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在《经济学的——哲学的草稿》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基础”。达吸收了这些新发现的理论成果，并运用到自己的哲学和经济学研究中。
李达之异于同时代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重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李达认为经济学研究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必备手段，同时创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哲学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经济哲学是李达哲学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使其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成因，仅从这一点来看，李达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重视现实的经济现象的理论特质。按传统的教科书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种划分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表达，相反马克思哲学的许多思想正是在经济学分析中形成完善的。因此，与同时期的其他哲学家相比，马克思所推动的哲学革命在本质上是跟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分不开的。在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时，不能撇开经济哲学方法这一线索，否则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马克思在经济哲学方面的思想发展，所反映的是他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论证上的思想发展过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历史过程。毫无疑问，李达作为从革命家到专职理论家的转变，也经历了类似的学理转变，即从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原理于中国革命实践和对社会问题作出论断，到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中国的经济事实，从而得出科学的论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李达的经济哲学研究的特点表现在，其一，保持一贯的经济学研究目的。李达认为经济学研究不能脱离国情研究。他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等不少论著都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了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哳经济有助于了解国情、认识国情、分析国情、总结国情。正是因为重视经济学研究，李达能够更好地解析社会问题。李达通过大量经济事实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推理，界定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其二，重视总结理论研究的规律。李达在大革命失败后对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总结性反思。他从初期文本中发现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够准确、对社会主义的把握不够正确、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不够完整，试图通过深人的经济学研究予以更正。通过经济学研究，李达开始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自觉的认识。其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为中国社会问题分析和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合理的思想武器。李达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两书中已经娴熟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提出应该从经济基础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批驳从上层建筑人手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第8篇
关键词：经济学；经济学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资源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7－0012－04
经济学的研究是以人类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作为起点和基础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其经济学巨著命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中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积累’，一个一个的商品表现为它的元素形式。”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是财富之父。亚当・斯密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他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恩格斯的表述最为全面，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在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劳动，二是与人有关的资源。劳动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源反映的是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称之为政治经济学，而反映人与资源之间关系的经济学称之为资源经济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从这两个最基本的关系展开。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一词最早是源于希腊语(oikonomia)，本意是家庭经济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在《经济论》中最先使用这一术语，论述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家庭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是由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Antoine de Montchr6tien)提出来的。他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最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后来，这一名词在英国和法国普遍使用，产生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国家范围和全社会范围的经济问题，改变了以往仅局限于家庭经济或庄园经济的状况，成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代名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他的《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六卷(第288页)中说：“归根到底，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说：“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不难看出，古典经济学家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确定为“国家经济”或“公共利益”上面。到了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以后，这门学科的名称又由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不能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学科，“政治经济学”也可简称为“经济学”。他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因此，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
当今，随着经济学科的发展，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断增多，政治经济学也被纳入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与应用经济学科、管理经济学科相区别。虽然“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不是马克思发明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用词，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其重点研究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反映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理论。马克思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划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较少讨论人与资源的关系。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经济著作中，基本表述是资本主义社会由分工、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最后走向资本主义灭亡。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和剥削的同时，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平等特征，并指出它具有严格的、高度的科学性和鲜明的阶级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始终是朝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公平与合理的方向展开。
二、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资源经济学”所表述的“资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从哲学或物理学的意义上说，它就是物质。自然资源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这种客观性在于，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又不受人类的意志所左右。而且，人本身就是自然资源的一部分。自然资源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人类资源，另一类是非人类资源。所谓人类资源，是指人类已经利用和正在利用的资源。如正在种植的土地、开采的矿山以及包括人类财富的积累和人类本身的劳动技能等。非人类资源是指人类暂时没有利用的资源，即人类目前主客观能力所不能及的资源。如外太空资源，地球深层次资源以及地表人类还没有认识到或能力无法企及的资源，甚至包括人类智力潜能的开发。资源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就是指人类资源。虽然人类资源的利用范围在不断扩大，但从宇宙角度来看，人类资源只是极小的部分。人类资源具有社会性，而非人类资源没有社会性。在经济学上，人类资源的社会性表现为客观存在上的稀缺性和主观使用上的效率性，这正是资源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人类资源与人类劳动相结合在无差别社会里表现为产品，而在商品经济社会里，通过交换转化为商品。资本作为财富的一部分，是人类过去劳动的积累，也属于人类资源。在创造产品时，人本身的劳动的付出也属于人类资源，即人力资源。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以人类资源作为载体，它只研究人类资源，不研究非人类资源。非人类资源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当代西方经济学属于资源经济学范畴，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发表了《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著名论文。在这篇之后，经济学这一名称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开了。在此文中，罗宾斯说：“我们的定义视经济学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的科学。”他还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
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罗宾斯是较早给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定义的经济学家，他所强调的人们面临资源稀缺和选择的观点以及对经济学下的这一定义，对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并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和采用。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说：“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基本经济事实：能够生产各种商品的全部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必须在各种相对稀缺的商品中间进行选择。”英国经济学家J・哈维在其所著的《现代经济学》中给经济学下了更为直接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分配他们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科学。”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是：“经济学的精髓在于承认稀缺的现实存在，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进行组织，以便最有效地利用资源。这一点是经济学独特的贡献。”这些都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具有代表性教科书的观点。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为了解决资源稀缺问题而产生的，是由稀缺引起的选择问题，即资源配置问题。他们几乎一致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合理配置有限资源来满足人们需求的一门科学。从本质上看，西方经济学讲的是生产力，具有鲜明的自然性。因此，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归结为资源经济学是恰当的。
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包括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都以财富为出发点，但在当初的研究对象上，它们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个以财富的合理分配为着眼点，一个以资源转化为财富为着眼点。政治经济学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合理，其鲜明的特征是阶级性。资源经济学强调的是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由于稀缺资源必须充分合理利用，其鲜明的特征是自然性。两者出发点不一样，但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解决人类自身的经济问题，都是以人为中心。不要误解资源经济学仅是研究物，它讨论的也是人。资源经济学以人与资源的关系为对象，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一些古典经济学家所强调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并不矛盾。经济学的研究既要讨论财富合理分配的社会问题，又要讨论资源转化为财富的生产问题。这两者不可或缺，否则，缺少任何一方都无法理解和掌握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二者的辩证统一才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全部内容。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曾经说过，经济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意识形态的，一是技术性的。所谓意识形态，是指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技术性是指资源经济学的自然性。我们应该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结合当前的实际，建立更和谐、更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同时，也应该运用资源经济学原理，合理地配置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那种不负责任地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或者简单地对西方经济学冠以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都是不可取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都是人类思想史中的瑰宝，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继承与创新。
人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和逻辑的演进过程。从历史角度来看，它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到“资源经济学”、再到“经济学”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逻辑角度来看，它体现了“正”一“反”一“合”的逻辑形式。政治经济学最早出现是为了解决财富的公平分配而提出的，当时由于重农主义的奴隶制分配不公，重商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打着“国家经济”或“公共利益”的旗号，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创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种学说对封建社会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抨击，推动了社会进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在致马尔萨斯的信中说：“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起因的性质的，我则认为它应该是研究生产物在参与生产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的。人们不可能制定有关数量的法则，但可能制定相当正确的有关比例的法则。前一个问题的研究是虚妄的，后一问题的研究则是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后来，随着资本主义鼎盛时期的到来，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在资本主义这个物质丰裕的社会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抛弃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完美的社会，社会不公不是社会造成的，而是“天生”或自然因素造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把贫穷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生殖”与“人性堕落”。从马歇尔开始，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就混为一谈。在罗宾斯的后，“政治经济学”一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就不多见了。西方经济学家集体对政治经济学包括劳动价值论予以否定，真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卫道士和御用经济学家，这本质上是经济学阶级性的一种表现。然而，西方经济学家却又开创了以稀缺资源配置为中心的经济学，即资源经济学。对其研究和运用，改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秩序，对提升人类生产力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科学的“合理内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谐发展的理论基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东西方国家经济已经走到一起来了，经济发展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金融资本市场已将基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已经从“国家利益”上升到了“人类利益”的高度。在国际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也要求经济发展与平等合作的权利。不少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经济争端，协调经济利益，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在西方学者中，也有对西方经济学不讲政治表示出不满。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就曾经说过：“脱离政治学的经济学是无用的”。
政治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立”表现在两者属性特征不一样。政治经济学的属性特征是阶级性与公平性，资源经济学的属性特征是自然性与效率性。“统一”是指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形态下，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奥肯说：“一个好的社会必须在平等与效率之间寻求正确的权衡”。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或者社会，如果片面地追求公平的最大化或者追求效率的最大化，都将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恶果。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时期过分地强调公平(实质是一种平均主义)，忽视效率，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患贫，患不均”，结果导致经济发展不仅停滞，而且处于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基本原则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目的是为了尽快让人们摆脱当时吃大锅饭，不讲效率的状况和思想观念。现在几乎每个人即便不是学经济的，都知道提高效率、配置资源的重要性。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有很大的增长和积累，社会公平问
题凸显。党和政府及时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免除农业税、农村中小学学生学杂费等政策，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公平与效率在均衡中是相互促进的；在背离中却是相互伤害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和人类资源利用的效率性有着不同的内涵。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就是阐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合理和稀缺资源配置的均衡，即政治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从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上讲，就是探求建立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充分有效的利用自然资源。现在倡导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往往给人们最直观的概念就是环保，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其实，可持续发展还涵盖社会制度的公平，即人与人关系的和谐。
四、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寻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均衡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必须相适应。生产力超前了要调整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超前了要解放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寻找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均衡点。在图1中，我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做了一个框架式的描述，较完整地说明经济学研究对象以及政治经济学与资源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部分用红色表示，寓意是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会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本阶层的利益。资源经济学部分用绿色表示，绿色象征着生命，提高稀缺资源配置效率就是尊重和珍惜生命，是资源经济学自然性的体现。经济学研究对象部分用蓝色表示，说明它不是一个具体东西，而是一种抽象、一种均衡，一种理性，一种认识论或方法论，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均衡点。
至此，我们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性分析做了一个完整的描述。但是，只有定性分析并不能准确地描绘社会经济公平与效率的偏离程度，应该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定量分析指标体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定性的讨论上，定性的描述无法做出定量的估值。在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运筹学、计算机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对社会经济的公平程度测算出参数，同时又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测算出参数，然后求出这两组参数的均衡点。有了这个均衡点参照，确定它的偏离程度，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时给出提示。究竟是应该加强“公平”，还是应该提高“效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行为就有了方向。既要防止过分强调公平而影响效率，又要防止过分强调效率而伤害公平。在两者的均衡中，保证社会经济体系平稳运行，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第9篇
关键词: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逻辑起点;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025-02
一、理论基础浅析
何谓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是不是一门学科所涉及的所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都可以认为是这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对理论及理论基础作必要的界定｡从知识形态的角度上,将理论界定为“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问题逻辑体系”,那么所谓的理论基础,就是“理论之理论根源与逻辑出发点”,这个理论根源与逻辑出发点,构成了一门学科逻辑结构展开的基础｡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点之一｡本文立论的基点之二:将教育经济学学科属性定位为一门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相交叉的科学[1]｡
二、人力资本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背景
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理论与现实经验的基础上的｡二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转变｡许多国家将实现经济增长作为致力的目标,积极探寻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土地､资本､人力三要素增长的结果,其中人力部分是指人的数量｡但是经济学家在运用传统计量方法计量增长额时出现剩余因子,许多经济学家试图解开余数之谜｡在分析过程中,认识到劳动者的质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传统计量经济增长中被忽略的因素,从而推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教育是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的假设,由此奠定了教育经济学的立论前提[2]｡
三、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的逻辑起点
显然,教育――劳动者质量――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形成一个紧密相关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人力资本理论将“劳动者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作为理论核心｡而提高劳动者质量,教育自然责无旁贷｡从而引起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导致了教育经济学的产生｡因此,人力资本理论之所以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的促进因素和逻辑起点｡
四、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1.第一代人力资本理论
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强调人力资本有投资性､时间性､产权性､生产性､边际收益递增等特性｡认为人的质量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大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特别指出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教育还可以促进社会分配的平等趋势｡对教育与社会及个人的经济关系,提出了教育――生产率――工资正相关的经典链条｡并把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教育成本收益分析等问题作了计量分析[3]｡
2.第二代人力资本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把教育看成是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以把他们安置到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装置信号｡个人在教育中获得的是信号而不是能力｡由教育的信号作用来解释教育和收入的正相关｡
(2)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是二元或多元的劳动力市场,如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教育程度与收入相关关系,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表现｡
(3)社会化理论认为教育的作用首先不在于提高能力,而在于它的社会化的作用――训练社会生产中所需要的各种劳动力的个性特征[4]｡
(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1.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一方面是教育的经济､社会价值,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如何为教育提供资源｡2.学校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如何充分利用好资源,以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最终实现教育的经济价值[5]｡
因此,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视角所及,应该包括这样几者的关系:社会系统､教育系统､政府及制度系统､市场系统等｡审视社会系统中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将属于教育经济学视角范围的基本问题再细化,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教育的经济价值｡(2)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3)市场､政府､第三组织对教育的调控问题｡(4)教育投入及成本问题｡(5)教育领域内资源配置､有效运行问题｡(6)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和效能发挥问题｡
(三)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1.从人力资本理论内容上说,人力资本理论只给出了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宏观粗略的指导思想｡教育――劳动力质量――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工资正相关的线条过于简单化｡教育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配置､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是跨多个系统复杂的相互协调的过程,受制于很多主客观约束因素｡教育对人力资本提升,对经济增长作用到底能不能达到正相关,都需要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进行考察衡量｡
2.从人力资本特性的分析,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关于“自然人”的人力资本研究,没有全面地概括出作为“社会人”的人力资本内涵｡事实上,人力资本除了指“以自然属性的人”为基础的,表现为健康､技能等形式的资本存量外,还应该包括以社会属性的人为基础的,依赖于特定组织和社会交往模式的“社会资本”存量部分｡
3.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强调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强调人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教育经济学研究不仅要关注人的工具性价值,更重要的是关注教育的人文价值｡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资源节约､效率最优的情况下,实现个人全面最优发展的培养目标｡
4.人力资本理论片面强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忽视了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缺少从系统论的角度,全面审视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的全局观念｡
总之,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上说,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利用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研究教育系统､经济系统､政府制度系统等多个相关领域协调关系,涉及资源配置､教育教学､经营决策､制度激励等多方面问题,发展成为一门理论与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而人力资本理论本身是比较粗略且有缺陷的､尚未形成一个逻辑一贯的､较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仅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显然不能涵盖和支撑教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因此,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存在局限｡
五、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构想
(一)从逻辑起点上,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的促进因素和逻辑起点,因此应作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对人力资本的内涵需要进行修正和补充,将人力资本的内涵扩展为“全人资本”,增加其表现在行为规范,伦理道德,情感价值等“文化资本”特质,以及作为社会人的､依赖于特定组织和社会交往模式的“社会资本”特质｡
(二)从学科逻辑体系的理论根源上,将教育经济学定位为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
1.现代系统理论｡现代系统理论是由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所组成的系统分析理论｡因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涵盖了社会中的经济系统､教育系统､政府制度系统等,教育与其他各系统的协调发展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因此,只有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高度,整体协调各系统的关系,实现教育的最佳社会经济功能｡
2.经济学基本理论｡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及计量方法研究教育领域的经济运行问题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应将经济学基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微观经济学中劳动市场经济学､增长和发展经济学等,都是教育经济学研究深厚的理论根源｡
3.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涵盖了经济学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而制度是教育经济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因素｡可以把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操作,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
4.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力图解释公共部门中政府及市场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在教育经济研究的领域中,教育的融合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作用的重要性｡因此,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研究政府与教育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的理论根源｡
5.教育及心理学｡教育学体现了在教育活动中应该遵守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科学,是研究人际关系,调动人积极性的依据｡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教育教学过程中要遵循人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才可实现人力资本升值｡产业组织要采用适当的激励机制,才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效能｡因此,将教育及心理学作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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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范文第10篇
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改革与战略》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暨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年会于2011年12月3日在广西区社科联七楼会议室召开。来自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财经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高校及相关单位40余人与会。研究会会长、《改革与战略》总编辑巫文强等10位参会代表分别从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历程、研究团队，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经济发展实践，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人的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条件、影响因素及实践途径等角度进行了论文发言。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大学教授李欣广作了研讨会会议总结。在研讨会的整个过程中，与会代表本着自由、平等、严谨的原则分别阐述自己的观点，并针对相关论题展开了讨论，形成了良好的思想交锋和有效争论。有关会议论文及研讨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对我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历程、研究团队及学术倾向的认识逐步清晰
近几年，人的发展经济学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学理论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且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但对其研究历程却一直没有定论。而随着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推进，其研究队伍基本形成，又因研究理论基础和学术倾向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团队。上述问题在本次研讨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晰化。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会长、《改革与战略》总编辑巫文强认为，‘南京师范大学许崇正教授关于我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起始时间的观点值得商榷。虽然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和南师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于2007年和2009年分别举办了人的发展经济学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但由于中国学者在这两次会议中提交的论文经济学学理不足，许多论文难以称其为真正的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他认为，我国有计划地推动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应该是从2008年8月《改革与战略》开辟“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栏目开始的，有计划地发动始于2009年，并以在南宁举办的中国首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为标志。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主要是缘于中国首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以后，在中国才逐步出现了研究团队和成果的聚集，并且形成了由《改革与战略》杂志社为主要筹备单位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的制度化推动模式。继而，2009年中国第二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和2011年人的发展经济学高端论坛标志着我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队伍基本形成，基本理顺了学科理论问题并进入到实质性的具体内容研究阶段。
巫文强认为，截至目前，我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团队主要有五个，分别是以常修泽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以许崇正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以胡钧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团队和其他研究人员。以常修泽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的主要思想是人道马克思主义、人本实质论和天人合一。这一团队受西方马克思流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较明显，经济学学理不足、难以对接和解决实际问题是这个团队亟需解决的难题。以许崇正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虽然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但其核心却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希望通过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来代替市场配置资源。他们的理论基础似乎明确，实际上问题却很多，主要表现为想在两个经济学学科之间折中：形式上认可、内容上要改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上认可、形式上否定西方现代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以胡钧教授为代表的研究团队区别于前两个团队的显著特征。该团队认为，人的发展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不同在于其突出人的发展与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团队的理论功底深厚、学术严谨。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团队，与胡钧团队基本相同，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认为人的发展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支。不同的是，本团队侧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强调生产和分配与人生存和发展的关系。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在研讨会中受到高度重视
目前，我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如何用正确科学的方法指导研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包括广西学者在内的一些学者对于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并不明晰。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单纯或者混杂从社会学、人学、哲学、伦理学等视角研究人的发展来替代对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者就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一定的思想交锋。
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监事长、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认为，人的发展，人的成长，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无不渗透着精神问题。仅仅从肉体的自然性，无从谈人的发展问题，即使是人的社会化发展，也无法囊括人的发展问题，甚至其实质问题都无法涉及。仅仅从现象上，不能理解人的发展问题。人的发展问题，既是社会性问题，更是精神性问题。离开人的内在的精神创造力，无从谈人的发展。他还指出，“人的发展”是一个数量化的概念，我们要从数量化的视角全面探讨人的发展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观察测量和描述解释人的发展问题。陆壹东在点评李欣广论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目标实现的历史分析》时强调，从社会政策的视角而言，从人的最大幸福转向弱势群体、转向人的痛苦是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一般讲的GDP、国民生产收入虽然很关注其增长，但实际上，作为每一个个人来讲，最关键、最实在的问题就是老百姓、弱势群体的痛苦。对于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而言，关注弱势群体比关注幸福最大化更有意义，应该把幸福最大化转化为痛苦最小化，减少不必要的痛苦。
广西日报高级编辑黄信强调，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不能像传统经济学那样把经济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而应在正确理解人与经济学关系的基础上，找准对人的发展分析的视角。第一，人的发展经济学不可能直接以解决人的发展问题为己任。人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学，对人的发展的分析也是一种抽象，即它不是研究人的发展的具体问题。人的发展经济学要先探讨和确立自己的分析体系和研究方法。第二，人的发展经济学不可能否定其他经济学。经济学不同学派的形成主要在于经济分析角度的不同。任何一个经济学和经济学派别，如果以自己研究对象的合理性来否定另一个经济学和经济学派别研究对象的合理性都是不恰当的，也是站不住脚的。人的发展经济学可以将人的发展问题作为分析的直接对象，但只能建立人的发展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经济学，更不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第三，人的发展经济学仅从经济问题切入不能解
决人的发展问题。当今中国，人的问题已经超越经济范畴，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性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国当前最艰难的问题，是如何推进经济社会的转型。只有推进经济社会转型才能最终解决人的发展问题。推进以公民社会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等为重点的制度建设，既是转型的根本，又是中国公民自身发展的根本。第四，人的发展经济学不能与经济学混淆。第五，人的发展经济学要与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和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相结合，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人的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吸收其他学科关于人的发展研究的成果，夯实自己的研究基础。
巫文强认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必须深刻了解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内涵，坚持把“研究人的发展与经济活动相互关系的规律的学说”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定义，而且还必须与经济学学理相关。对于广西学者而言，要关注各团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胡钧团队，熟悉广西团队；要积极参与广西团队的互动，善于利用团队的协作来解决自己选题中的问题，借团队的力量提升自己；要阅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著，补充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西方现代经济学等学科基本知识，增强写作学并强化学术论文写作训练；要注重问题意识，从问题出发，依据问题本身的逻辑进行追问。
巫文强在评论黄信论文发言时指出，《经济人假设与人的发展在经济学中的位置思考》里面的一些概念体系，甚至是出发点、“经济人”、“最大化”都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东西，不能按照西方经济学的体系或者概念来衡量人的发展经济学或者是政治经济学。他认为，对于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西方经济学有些东西是不能用的。如最大化，如果我们不讲最大化的过程和手段，这句话有时候就变成贩毒也是最大化，贩卖人口也是最大化，在现实中有些生产力是不能发展的。另外，资本家总是赚钱，但我们的“新三座大山”(住房、读书、看病)总是越背越重，这种经济也不应该发展，按照现在的西方经济学，资本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老百姓承担更多生活成本，人的发展经济学不能认同它。
在研讨会中，有代表提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涉及到效率和公平问题，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广西民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廖东声认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在不同时候，有时更加侧重效率，有时更加侧重公平。当时邓小平提出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就是考虑到效率和发展的问题。现在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提出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缩小两极分化，就是要努力促进公平。但是，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效率可能就上不来。因为当时的财力有限，在某些历史阶段，只能集中精力办某些事情，先考虑要重点解决哪些问题。只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才会更加关注公平问题。巫文强认为，效率和公平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难题。关于人的发展，马克思提的也只是个目标，不是马上就可以实现的。这个过程在理论界，包括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里面也是没有明确提出的，人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进而逐步实现全面发展。一下子拿某个东西来衡量人的全面发展肯定差距很大，但这个差距怎么补，正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实现由不全面到全面，由较小的全面发展到比较多的全面发展，最后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这个过程肯定很漫长。就如我们所讲的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样，但共产主义始终是我们人类发展的目标，如果想要马上就实现共产主义，那就是我们对共产主义太过于理想化了。这就是说，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途径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大学教授李欣广在研讨会总结时指出，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需要注意把握好三个要点。一是要联系实际，针对时弊，关注而不是回避社会矛盾，涉及的问题应该旗帜鲜明，通过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促进社会的发展。二是注意不同学派、不同理论观点对人的发展经济学的评价，提高研究理论深度。要处理好日常工作与科研学习的关系，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之上，避免重复研究。三是要关注国内外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动态，积极参加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人的发展经济学有关的学术活动，通过学术交流和学习提高自身研究水平。
在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内容上，巫文强强调，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陆壹东则认为，把“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科学结论运用于社会实践，探讨社会经济发展中“每个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何实现，可能只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方向，并非人的发展经济学本身的工作，至少不是其主体_T作，而仅仅是一种附加的工作。在目前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创建工作中，不应只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的发展的社会经济实践的研究上，而忽略“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更不能把现实实践的问题当成科学问题来研究，要从日常经验和实践经验出发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
三、人的发展的涵义和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的认识获得新突破
人的发展的涵义和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存在不同的见解。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观点，与之前的认知形成了良好的思想交锋。陆壹东指出，人是自然性、社会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人的精神性是人的最高属性，其规定了人的发展的方向、原则、实质、内容和过程。人的发展问题的核心是每个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个性――个体人格之自由全面发展是第一位的，人的社会性、社会化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是第二位的，我们必须从人作为从生命的个体与精神的个性相统一的角度来谈人的发展问题。第一，人的发展问题首先是每个个人身心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内在成长与外在发展的统一，是“全人发展”的概念，是德智体美与心灵的全面发展。第二，人的发展是个性化过程与社会化过程的统一。第三，每个个人的发展，首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最深层次的问题、最高层次的问题，是精神问题。第四，人的发展理念，是一个神圣的理念，是一个超越动物兽性和超越低劣人性的永恒理念。
在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关系的问题上，陆壹东认为，经济学不可能成为一门人学，但经济学可以从科学的角度研究人本身的发展问题，即经济学可以从数量化的角度研究人的发展问题。下一阶段，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转向研究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对人自身的发展进行经济分析。建立“人的发展经济学”是可能的。但是，目前“人的发展经济学”主要定位于“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和实践的
角度研究人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人的发展的历史经济学，是人的发展的实践经济学，这似乎不妥。
四、如何建立人的发展经济学学科成为本次研讨会的最大亮点，而且可能会成为我国人的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创新点
目前，我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进入到了实质性的分专题的研究阶段，推进人的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也就成为了我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方向和重要任务。在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界，专家学者对人的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已经有所研究并达成了一定共识。在本次研讨会上，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突破，为推进人的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借鉴。陆壹东认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建立应该避免把科学经验与哲学经验、历史经验、实践经验甚至日常经验混淆起来，而是要具体研究和阐述“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科学目标、科学方法、科学逻辑、科学内容及其研究纲领和理论体系，寻找和确立“人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科学学科的依据和原则。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研究。一是要研究人的发展问题能否进入科学的思维世界而成为科学的问题。二是要研究人的发展问题如何成为规范的经济学问题，即如何对人的发展问题进行规范的经济分析――人的发展问题如何进入经济学的世界而成为规范的经济学问题――如何遵循经济学的规范思维，思考人的发展问题。三是在前面两个层次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人的发展经济学目前状况如何?有何成就?存在哪些问题?我们要根据经济学的假设、范式和研究纲领，建立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先把人的发展经济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而规范的经济学，而非人的发展常识、人的发展哲学、人的发展历史学、人的发展实践学，或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然后在此基础上，把其科学结论运用于社会实践中，从人的发展出发，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问题。我们既要超越常识世界，又不能误入历史世界与实践世界，我们要进入的是科学的世界。陆壹东还指出，人的发展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规范的经济学，就必须用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考察人自身的发展问题，成为人的自我发展自我选择和对人的个性化发展、社会化发展进行经济分析的科学经济学学科。
五、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约束和实践途径成为此次研讨会重点讨论的问题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共同目标，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步发展又是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我国目前大力推进以人为本建设、而现实又存在制约人的发展的诸多因素的现阶段，分析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约束和探索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路径，并为之构建科学的制度成为了本次研讨会与会者最为关注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
巫文强在其论文《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方式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的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实现途径选择研究》中指出，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方式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人类追求全面自由发展的关键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要从理论到实践都做到：确立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思想并制度化为一种社会规定，把它作为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是生产条件，并在生产成本中体现；让每一个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人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发展费用，在分配中实现其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让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够参加生产劳动并实现其自身的劳动力价值。是否保障好人生存和发展是衡量经济活动好坏的标准，其根本就在于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在好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好的分配方式下参加生产劳动。
李欣广认为，“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由生存需要、享乐需要、发展需要和和谐需要构成。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必须普遍满足生存需要，合理限制享乐需要，适当满足发展需要和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满足和谐需要。但是，在现实中，我国贫困群体的生存需要尚未得到满足，享乐供给分配极端不公平，严重的两极分化发展导致发展需要难以实现，和谐需要还相当欠缺。他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应当从满足四大需要的价值规范人手。即应把生存需要的满足置于优先地位，发挥社会舆论和政府的作用合理限制以物质方面为重点的享乐需要，增加发展需要的供给并增强其公平性，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并提高其质量，治标与治本并重满足和谐需要。
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师范学院教授黄锡富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资本趋利性的本性的角度阐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条件。他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和社会发展的享用者。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依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资本的趋利性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具有双面性。作为资本化身的资本家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不断研发、采用新技术和开拓市场，既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但是，也正是源于资本的趋利性，使得追求利润最大化成为了生产的一切目的。由于投资者过于注重追求眼前和局部的经济利益，不惜采用掠夺式的发展方式开采自然资源，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而一些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事业和收效慢的重大项目却建设缓慢。更为严重的是，在资本的驱使下，还可能催生极端利己主义，导致生产至上，使得劳动异化，劳动者丧失了主体性、独立性，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甚至人与其自身错位，扭曲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韦国友认为，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改善民生的目的所在。当前，我国拥有大量资本的少数人的生存与发展条件虽然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但人口众多的工薪阶层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保障却相对不足，广大农民及失业人员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保障较为困难，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得不到有效保障，甚至还有很多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他强调，唯有劳动才能创造社会价值，劳动是保障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唯一途径。要保障好我国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一是要求有劳动能力的每一个人都要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并因此实现自身的劳动价值；二是政府和社会要努力实现让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够就业；三是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让每个劳动者充分享受他的劳动价值；四是弱化资本的功能，以人为本，以劳动为杠杆，推动社会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广西大学副教授李敬湘对提高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就能体现社会公平和促进人的发展的观点存在不同看法。他认为，国有企业是没有效率的，与私营企业相比，它的待遇问题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公有制企业也没有实现公平。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在国有企业里面，劳动者的利益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能够享受经济发展好处的主要还是企业的高管以及掌握企业高管人事任免权的少数人员。因此，要用发展国有企业、发展公有制体现社会的公平和实现人的发展并不现实。他强调，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从政治体制角度进行研究。即使是研究生产关系也不能单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从现在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制约人的发展和社会公平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资本利益和权力的利益。因为权力决定社会资源分配，权力决定人发展的机会，权力决定社会能不能实现公平。因此，抽象地来谈人的发展并不现实。
广西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官锡强和广西大学副教授黄丽馨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探讨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践途径。官锡强认为，新型工业化发展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相互推动、互为促进的。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应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基础，通过创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机制体制，建立GDP与幸福感并重的指标体系，发展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多元化产业，扩大就业，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等途径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官锡强强调，实现农民市民化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不断完善包括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在内的制度安排，增加教育投入、全面提高新市民素质和大力发展休闲产业，促使农民在实现市民化过程中获得更多促进其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黄丽馨认为，工业化发展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现实中，工业化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不强，新兴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导致人们选择劳动方式受限，安全生产和劳动环境问题突出等因素已经或多或少制约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实现。黄丽馨强调，大力发展现代生产业，从制度层面促进劳动力的全面自由流动；培育先进技术和提高自主研发能力，从技术层面增加人们全面自由选择劳动方式的机会；提高工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从法律层面保障人们全面自由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是以工业化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该重点努力的方向。
六、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相关的农民工、“弱势群体”等社会现实问题受到与会者的极大关注
“农民工”、“弱势群体”等社会现实问题受到本次研讨会与会者的高度关注，这个问题的存在被认为是现阶段人尚未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体现，这也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和视角。
李欣广在其提交的论文《人的全面白南发展目标实现的历史分析》中把“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表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进行研究。他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能随意地肯定现实所有的现象，应从主观选择方面多加以努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虽有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差别，但不能允许有“特权”、“无权”、“强势”、“弱势”等群体的差别。我们应当把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目标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特征。在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中，既要放宽经济自由度，让有各种劳动技能、经营才干的社会成员放开手脚发展自身、创造财富，又要有节制资本、规范经济行为、打击权钱勾结、扶持贫困的系列政策。我们不要僵死地用公平强压效率，但总体上必须是效率服从公平，以合理追求公平达到提高效率的效果。要提高“弱势群体”的自治水平与组织程度，增强他们的维权权利，改进政府与司法部门的执政和执法行为，增强干部队伍的群众观念，落实体现宪法理念的制度建设。在不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文化结构的前提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一是人的发展必须以“文明发展”为基本前提，防止发生人的个性、能力、相互关系出现“反文明发展”的逆流。二是提高劳动力生产社会化水平，改变劳动就业的供求状况，降低就业收益差距。三是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四是增强人民群众环境维权意识和保障力。五是努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官锡强认为，住房保障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但由于制度缺陷、外部条件和主体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农民工住房问题已经阻碍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通过健全规范各项制度、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等措施，为农民工实现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巫文强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方式是有区别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积累阶段，其发展经济主要是依靠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实现利润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但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我们搞社会主义没有必要按照资本主义的办法来让农民这么转，我们要考虑这个事情。其实，“农民工”在中国是没有的。农民工大部分是建筑工，建筑工是有标准的。20世纪90年代，建筑工一天的工资是17元(或19元)，这个国家是有规定的，相当于现在200～300元。但是，“农民工”好像给多少钱都可以、都合法。在《劳动法》里面是没有“农民工”的，“农民工”被排除在法律监管、法律保护的体系之外了，业主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农民对这个过程是没有选择的。但是，资本家可以选择，资本家不能做得太过了。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应该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去约束。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博士苏广实认为，现在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其实是对农民的一种歧视，因为现在的保障性住房重点保障的是城市居民，与农民工比较而言，城市居民还是一个相对强势的群体，但却把农民工排斥在外了。为了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该保护农村居民的财产平等。因为农村居民的财产是不可变现的，房子虽然属个人所有，但土地仍属于集体所有。因此，应该把农村居民的财产和城市居民的住房一样实现均等化。
此外，陆壹东、韦国友、黄丽馨等在其提交的论文或者发言讨论中也都涉及了对“农民工”和“弱势群体”的研究等。
七、本次研讨会提出：人本发展的经济学意义和人本发展理念应被寓于经济发展的实践当中
以人为本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向，一些参会代表把这一理念寓于经济发展的实践当中。广西师范学院教授谢永新认为，马克思主义人本发展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具体地、历史地、深入地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现实地指出了人类的发展方向，揭示出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谢永新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现象，指出马克思主义人本发展的经济学意义在于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郭霄星把以人为本与民族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以促进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他认为，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但如果对旅游业发展中以人为本的理解仅仅局限在提高服务质量、满足和保护旅游者利益诉求上，是片面的、肤浅的。应从为谁发展、发展什么、谁来发展和怎么发展四个方面来把握民族旅游经济发展的人本理念内涵。他强调，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制度设计是人本理念践行的保障，而现实路径的选择是由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过程所决定的。政府主导模式下的政府既是影响旅游经济发展如何践行人本理念的主要因素，又是问题的主要来源。民族旅游经济发展中人本理念的践行，除了寄希望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外，更要通过第三方力量的培养、产权的明确、自治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居民自身的积极参与等举措形成多元的经济生态制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