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作文论文范文

劳动作文论文篇1

一、加强政治理论及业务知识学习，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当前，劳动保障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不熟悉、不了解、不懂的东西还很多。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具备优良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过硬的专业知识。一是要加强自身的政治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时刻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来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理论来武装头脑。二是要努力提高业务素质。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要求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业务能力。这就需要不断的学习，向同事学习，向社会学习。学习新理论、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努力夯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培养过硬的业务能力。只有具备了这些，才能干好劳动保障工作。

二、尽职尽责，进一步增强做好劳动保障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每位从事劳动保障工作的同志都要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必须具备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并用来指导劳动保障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树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良好精神状态，要克服陈旧的思想观念，要着眼新的实际，总结新的经验，探索新的路子，使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揽劳动保障工作的全局，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广大职工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办好事；要忠于职守，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要热爱劳动保障工作，对劳动保障工作充满热忱；要不怕苦不怕累，乐于奉献；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善于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敢于纠正不合时宜的形式和做法，创造新经验，开辟新境界；要身先士卒，把工作想在前，干在前，为劳动保障事业多做贡献。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监管工作力度。一是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社会保障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要加快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做实个人账户，完善统筹，积极探索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要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全覆盖。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监管工作力度。充分发挥行政监督、专门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运行，依赖于雄厚的保险基金的支撑。各级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一定要从维护国家和职工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切实加大保险费征缴稽核工作力度，核实缴费基数，全力做好保险费征缴工作。各级劳动部门要切实强化社会保险稽核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努力提高征缴率。对拒缴、瞒报、少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要严肃依法处理；对欠缴养老保险费的，要采取各种措施，切实足额追缴。同时，要不断强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完善严格的监督管理政策法规，努力做到依法监督。劳动保障、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机制，保证基金监管制度的顺利实施。要发挥审计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千方百计维护基金安全。

四、强化就业及职业技能职业培训，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一是要以贯彻实施《就业促进法》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就业规模和改善就业结构，在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基础上，促进毕业生就业，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二是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作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途径，加强领导、统筹规划，狠抓落实。要积极开展大中专毕业生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要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三是要认真贯彻实施《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解决劳动关系领域突出问题的同时，加快完善劳动关系的利益协调机制、纠纷调处机制和监察执法机制。在加强利益协调机制建设上，要以提升政府部门协调劳动关系的能力为核心，以加强基础工作和组织建设为重点，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工作体系，推动各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在完善纠纷调处机制上，要不断推进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实体化建设和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建设，完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提高劳动仲裁效能。在强化监察执法机制上，要重点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加大监察执法力度，完善监察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加快完善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分配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特别是要严厉打击恶意拖欠、克扣工资的行为。

劳动作文论文篇2

    一、劳动价值论和按生产要素分配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和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和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和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新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新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探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假如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新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新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新问题”③,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新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新问题进行了探索。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猜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新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⑤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价值的形成和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功能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功能,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功能——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功能。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新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功能,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功能时,将劳动能力量新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和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新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非凡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有关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马克思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企业内部的工人的较高生产率的劳动,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劳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加强的劳动,可以引起价值的增加。但随着科技发展,直接生产工人进行的可能是比以前还要简单的劳动。那么怎么解释超额剩余价值呢?许多学者用马克思的整体工人理论来解释这个新问题。杨继国先生在《论知识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⑩(以下简称杨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认为由于科技进步引起的增加的剩余劳动的价值是科学劳动的价值,这种观点是马克思整体工人理论的延伸。

    杨文认为,科学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其“产品”科学理论被“创新劳动”环节及技术创新部门“免费取用”,而当技术商品物化到先进设备,而先进设备用于生产产品中,其中科学理论的成本始终没有被包括进去。但产品出售时,其中却包含着一直传递下来的但不反映于成本的“理论劳动”的价值。这也就是在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超额利润”的真正来源。

劳动作文论文篇3

（一）关于劳动价值论在批判资本主义上的“局限性”问题

我们都知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两个标志，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二是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剩余价值理论又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劳动价值论是基本武器，现在怎么变成有局限性了呢？

据吴文研究，这个局限性首先来自“道德批判上”。因为据说全部“问题的核心在政治和社会道德层面”，在于论证“劳动价值论的政治与社会道德意义”；在于论证它的“崇高地位”和“正义性和合法性”，而不是“一场经济学的争论。”这种侧重从政治与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评价劳动价值论的立场观点，不是发展、而是公然抛弃科学的共产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后者只承认：是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法律、伦理、哲学等等上层建筑，承认：“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生产方式和交换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该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承认：“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愤怒，无论多么人情人理，经济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愤怒出诗人”，但不能出科学；承认：“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因而无法‘对付’资本主义。”（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3,425,189,424页）。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追求者，马克思主义的崇信者，怎么能不顾这些明确论证，硬要颠倒经济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采取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实际立场、开倒车呢？其次，吴文在论证劳动价值论何以其政治与道德意义“不明显”，何以不具“崇高地位”，何以缺少“正义和合法性”，因而不具有“批判力”上，又是很特别的，其实质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在经济学上的运用的。

吴文的论证是这样的：由于劳动价值论“论证的是‘劳动创造交换价值’，再由此来证明劳动的崇高地位，这么一来，也就隐含着承认交换价值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然而，所谓交换价值，恰恰是仅在私有制生产关系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生产品互相交换的比例量，这个比例量恰恰反映着资本主义等私有制度下的交换秩序。换句话说，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及笋他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劳动创造交换价值’这个命题才能成立。那么，这个问题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力岂不是要大打折扣吗？＂

这一段文字不长的论述确实令人有晦涩难懂的感觉，窥其本意或许包含下面二者之一，或者是指：劳动创造交换价值这个命题包含着承认劳动的“祟高地位”和交换价值的“正义性合法性”，但由于劳动价值论本身产生（“成立”）于私有制，又作为维护“交换秩序”的工具服务于私有制，而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样，劳动就不那么祟高了，价值也不那么“正义”、“合法”了，因而，利用它来反对私有制就缺乏基本前提和基础，当然就缺少“批判力”；或者是指：人们本来是从论证劳动崇高地位，交换价值的正义性、合法性人手，论证社会主义革命必要性（由于私有制妨碍了劳动价值的崇高地位及正义性合法性的实现，所以必须破除私有制），但是事实又是：交换价值既产生于私有制又服务于私有制，是私有制使它“成立”，又为它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场所，这样，劳动价值与私有制就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需求的关系，怎么能利用它来反对私有制？你不能既主张私有制妨碍了它，又承认私有制有惠于它，搞自相矛盾。这是吴文的逻辑。

如果这样理解大体不差的话，我们的看法就会不同。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其成熟的著作中（《资本论》、《反杜林论》），从来都没有在劳动的“崇高地位”和“交换价值”等问题上论证过其正义性和合法性。恰恰相反，他们反对在商品交换中用“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来说明来评价“经济关系”。马克思举例说，“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反‘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见《马克思全集》第23卷第102页及注(38)〕。

但这也是事实，马克思主义也确有这个意思：交换价值是产生于私有制、又服务于私有制。然而这不能成为否定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建立起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理论体系的理由。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马恩全集》第23卷第24页）私有制和交换价值也不例外。

恩格斯指出，“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下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也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了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二者之间的差别的可能性。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行的时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么他会深切感到这一差别。当某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在商品超过所需的数量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或者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商品的真正价值能实现。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商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马恩选集》第三卷第349页）。这是对如何运用劳动价值建立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体系的比较简要的概括。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阶级对立、失业和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不探本溯源，从劳动价值论人手，又从何处？

马克思《资本论》特别是其中第一卷详尽地作了这个论证。他从商品两因素、劳动两重性论证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开始，然后论证价值形式如何发展到货币；在市场上出现劳动力商品时货币又如何转化资本、资本增值如何带来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质，是对工人劳动无偿的占有；剩余价值率在生产技术逐次提高的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三个历史时期中如何不断增长；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价值量为一定时，劳动力价值（工资）与剩余价值（利润）如何发生对立运动；在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当中，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呈现出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工人贫困的积累，无限扩大的生产力与相对狭小的消费能力发生严重冲突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毁坏了世代形成的社会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并“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必然打破这个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侄桔”，“炸毁”那个“资本主义外壳”。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削者就要被剥夺”。（《马恩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这一论证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规律的历史巨著，其逻辑体系的严密性，在当代西方经济学者面前，除了用绝对贫困化的减轻来掩盖相对贫困化的加剧，用世界工业“中心”地区的繁荣掩盖世界广大地区的贫困外，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萨缪尔森）。这样，怎么能说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体系有“局限性”，其“批判力”在“大打折扣”呢？

最后，吴文用对劳动“意义”、“作用”的三层次划分中的所谓“最高层次”劳动来替代创造价值的劳动，是难以成立的主观编造。

吴文提出“马克思的劳动学说包括三个层次，其所涉及的对象一个比一个高级”。所谓三层次是，最低的层次是就“劳动与使用价值的关系”而言，这里的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某种需求，基本上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属于朴实”型的；其次，则为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它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里，“劳动的作用已经突现出来，即创造着全部交换价值”；而“最高的层次乃是关于人类之本质层次，关于人类存在的意义及价值，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劳动的意义才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因为此种劳动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它使人“从狭义的动物界提升出来”，实现人的自我创造；同时，这种劳动能把自然力量从支配人类变成受人控制的东西，这种劳动能把它从对人是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这种划分若说是根据马克思学说，那可能是参照了人类历史上有三种经济时期（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不同时期劳动性质的作用会有所不同。但是呆文据此而作出眼下这种三层次划分，那确实不伦不类。且不说这里划分的依据标志到底是什么，是依据劳动的必要性程度（可以缺少和不可缺少），还是依据劳动的社会性大小，还是依据劳动的对象的性质（使用品、价值物和人类本身），还是依据劳动的政治与社会道义，如此等等，很难让人明白。就假定联系前后文，是依据最后一条：政治和社会道德意义，那也很难说通：难道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就没有其政治与社会道德的意义，其意义就低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在饥饿年代，一碗饭可以救人一命，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这不是有道德意义吗？退一步讲，就假定按政治与道德标准可以这样划分，但是就能够分得这样开，而不是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吗？难道最低层次劳动在劳动使人“从狭义的动物界提升出来”这一点上，不同时又变成最高劳动？“最高级劳动”在生产“使用物品”，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即在创造使用价值这一点上不同时又是最低级劳动？而中层的劳动同时又会是最低层劳动和最高层劳动。因为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其生产结果，必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两者是同时发生的，只是从不同侧面来观察。作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其具体形式的劳动会从创造使用价值和使人提升于动物界这两点上又变成最低和最高层劳动了。

正由于这里分类基础的任意性、杂乱性，就决定了吴文对高级劳动本身构想不能不是空想，也决定了吴文对雇佣劳动制度的批判不能不是放空炮。

诚然，吴文从人类自由、解放、快乐的角度来描述的劳动是一种从马克思主义看来属矛未来社会的劳动，从发展的程度看（不是从政治和社会道德看）是最高级的。其前提是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社会财产的共产主义公有制。但是，如何才能达到这个境界？人类祖先曾面对的是一个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属于自然经济的原始公社制度。这个制度，不经过私有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不经过价值规律的利益激励作用、信息传递作用、社会分化作用，不经过由这些作用带来的一百年超过过去一切时代总和的生产力，和代表先进生产力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就无从产生，而由这个制度所孕育的高级劳动，就纯属幻想。

至于用这种劳动来“对资本雇佣劳动制度提出彻底的批判”的许诺，那是兑现不了的。面对资产阶级学者散布的，在劳动力的买卖领域乃是“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充满“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精神的“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马克思全集》第23卷第199页）的谎言，除非运用劳动价值论，揭露“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即用剩余价值理论进行彻底批判，而靠“人性”论来说教，重复“不劳而获”、“剥削”、“可耻”这类话语千万遍，也仍然象以往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是用“义愤”代替科学，根本不会明白“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也“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而用所谓“解放”人类包括资产阶级自身来论证资产阶级理应放弃雇佣劳动制，那更不是什么彻底“批判”。恩格斯指出，“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这种人类“解放”理论就纯属“一句自作多情的空话”。（《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76～277页）

（二）关于所谓劳动价值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适用”和“困难”问题

吴文认为，“在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构想中”，劳动价值论中不是“不适用”，就是“面临着很大困难”。所谓不适用，是讲共产主义不存在价值，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讲过的。所谓“困难”按他解释是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按劳动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有矛盾。为什么？据说是由于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量，不仅进人消费资料中，也进人生产资料中，（确也如此—引者）而“唯有消费资料才进人交换”，所以“劳动者持有的表示自己贡献的证书（社会主义货币），其总量（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中的劳动量），便会大大超过可交换的总交换价值（消费资料的总交换价值）”，而剩余下的货币只能用于投资、“变成资产者”。按劳分配没有物质基础，等价交换也等价不成。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价值，价值能否区分为生产领域中的价值和交换领域中的价值，我国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曾提出共产主义价值论。这个问题的争论留待几百年后去解决。我们现在只注重社会主义社会。吴文关于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困难”的论证，也是一段奇文，想要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却连马克思的劳动两重性，社会简单再生产的规律都未研究。

事实上，没有多余的货币使人成为资产者的可能；不是只有消费资料才进人交换，而是生产资料也要进人交换；不是劳动量即劳动者持有的劳动量证书（货币）大于消费资料总价值，而是恰好等于它。这个道理，只要解释一下简单再生产公式，就十分清楚。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可以在物质形态上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I、I）。每一部类的价值由C,V,M所组成，其中C代表生产资料消耗后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V代表劳动者劳动报酬,M代表资本家占有的用于购买消费资料的剩余价值。I式中的V + M ,在价值上是要用于消费的，但在实物形式上是生产资料。l式中的C是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是应该用同等价值的生产资料来补偿，才能维持互部类的简单再生产。但其实物形式却是与生产资料不同的消费资料。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两部类相互需求的情况：I（V十M）要变成消费资料，l（C)要变成生产资料。“一个要寻锅补，一个要补锅。”一拍即合。两部类相交换。当I（V+M)= ff（C），交换就成立。两方的矛盾得到解决，两方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整个社会再生产继续进行下去。没有一分钱的多余的货币。投人两部类的劳动总量所体现的总价值等于I (V-I-M）十兀（V＋M),恰好等于消费资料的总价值It「(C+ V -I- M )〕。假定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剩余价值（M），它都被并人劳动报酬(V),又假定是简单再生产，没有积累，那么，两部类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恰好都能买到所需要的消费资料。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生产资料部类的劳动报酬总是与消费资料部类中用于补偿生产资料消费的价值额相等，即l（C）二I（V）。这样，不仅按劳分配，等价交换问题也解决了。这个被吴文认为会令劳动价值论拥护者“吃惊”，但却是“客观”的理论“困难”，原来不过如此，只是吴文真正“没有注意到”。

（三）关于“用新的价值理论取代原有理论，从而更科学地服务于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问题

吴文认为，由于劳动价值论在批判资本主义上的“局限性”和对共产主义的“不适用”和“困难”，讲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应该把劳动价值论作为“包袱”抛掉，而用“效用价值论，一般均衡论”，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这些在“解释控制客观经济现象方面，比劳动价值论有效得多，‘科学’得多”的新价值理论，来取而代之。

价值论是各种经济学纯洁性的试金石，既然吴文否认劳动价值论，而认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比劳动价值论“有效得多”、“科学得多”，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用边际效用价值论来服务于所谓的“共产主义”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不过是恩格斯早已批判的“在杰文斯—门格尔的使用价值和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庸俗社会主义”和“费边社教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14页）而已。这种理论核心是从富人手中转移货币（或物品）到穷人手中，会使边际效用由小变大，从而增加总效用、总价值。这种理论的实际意义在于可以缓解一下社会矛盾，但它决不能用来批判资本主义，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度。边际效用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它的发明越到后来越被利用于对抗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共产主义。庞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书即是这方面的代表。

用边际效用论服务于社会主义建立，那也不会取得“有效”成果。边际效用论在学术上遇到挑战难题一大堆，连西方学者也承认无法“解释”。比如，效用的根据问题、度量问题、比较问题。餐前与餐后面包的边际效用会不同，为什么卖者会索要同一价格、买者会支付同一价格？为什么面包与衣着在同一时期价格相差不是更大，也不是更小，而是恰恰这么多？为什么同样的边际效用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的情况下，其平均价格表现一定会下降一半？诸如此类问题作不出回答，只是众口一词地肯定，专靠假定来替代判断，根本谈不上一点“科学”。

均衡价格论有一半是边际效用论。边际效用论毛病有多少，均衡价格也便有多少。

“劳动、资本和资源三者共同创造交换价值，”这本属马克思反复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公式”，丝毫没有新意．然而如果因此而放弃对吴文论证生产要素价值论的批评，以为不屑一顾，那也就不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因为吴文在其论证方法上有“新意”。他认为，如果消费资料按劳动量分配，生产资料按资分配。?“此时参与分配的劳动量与可交换的消费资料的交换价值之间将能够大体平衡，而不会出现前面指出过的，在遵从劳动价值论的情况下，参与分配的劳动量将大大超出可交换的交换价值的现象。”生产资料按资分配以后成为“公有资金”，资金“再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结果仍然是公有），而实现全社会的供求平衡”。

劳动作文论文篇4

论文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对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方式与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情况有本质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直接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部经济问题。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生产新增价值的劳动，界定好了“生产劳动”，也就界定好了新增价值的源泉。所以从理论上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是研究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劳动时，从两个角度界定了两对概念。一是从是否生产出物质产品的角度将劳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一类是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前一种劳动称为物质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称为非物质生产劳动。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只有与资本相联系、能够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定无疑是科学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于马克思时生了很

大变化，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有本质上的差别，加上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换代，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改变了生产劳动方式。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已不能反映现阶段生产关系的新特征。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首先，必须把“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我国理论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这种界定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又撇开了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样的所谓“生产劳动”可以套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从而失去了界定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意义。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不是从劳动成果的物质规定性来界定，而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只要劳动过程能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管该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还是非物质生产劳动，它们都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说过:“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人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马克思还说:“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可见，马克思把不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教员和演员的劳动也算作是生产劳动，这说明，马克思已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明确区分开来了。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虽然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范畴的具体界定，但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界定方法。对应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就应当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也能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也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加以扩大。

其次，必须使“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马克思还说:”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同一个歌女，如果她是由一个企业家雇佣，在企业家的指挥下卖唱，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她便是一个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这两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才算作生产劳动者，这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也必须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这样才能使前后两个“生产”一致起来。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来达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里有两种需要，一种是物质生活需要，一种是文化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只能由物质生产劳动来满足，文化生活需要只能由精神生产劳动来满足。所以，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来考察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必须包括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两个部分，如果把生产劳动仅仅说成是物质生产劳动，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只能说成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了，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能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过来说，如果你要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一个方面，那么你就必须把精神生产劳动也算作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因为仅仅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是不能满足文化生活需要的。虽然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行业的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其劳动成果也能满足人们一部分文化生活需要，但这并不是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本身直接满足的，而是由文学艺术工作者、各种理论工作者生产的精神产品满足的，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不过是人们消费精神产品的工具或媒介。总之，如果仅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说成是物资生产劳动，就无法回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由什么劳动来满足。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定义如下: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就是能直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中工人、农民及管理者的劳动;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劳动;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教育部门教员的劳动;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的劳动;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劳动。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需要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考察的商品属于物质产品，考察的价值是凝结在物质产品中的价值，考察的价值创造也就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马克思区分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包含三次产业中的第一、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而将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获得的价值归结为价值让渡和再分配。这在马克思生活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且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处理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当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越过40%，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超过第一、二产业总和的情况下，再不承认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已无法解释现代社会价值的来源，也会使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失去理论依据。 承认了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就需要从理论上将第三产业的成果纳人商品的范畴，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商品区分为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也可以在将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区分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将商品区分为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

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属于有形商品，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生产的商品是一部分有可能被损坏而因为商业部门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及时运输而没有被损坏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如果失去了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其使用价值就会消失，从而其价值也就不能实现，所以这部分产品应当算作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生产的商品。教师、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或精神商品。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意味着进人交换领域的商品都是劳动产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非劳动产品进人交换领域成了商品，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里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如农贸市场的野生动植物、旅游市场的自然风光、矿产开发市场的各类矿产资源等等，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些自然资源都不是劳动产品(将这些自然资源变成商品需要付出的开采、运输等劳动相对于其实际应有的价值小得可以忽略不计)，都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不能成为商品，因为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可见，大量非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事实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和“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两个判断的一个做出修改，要么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要么认为商品可以只具有使用价值一个因素。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否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判断又会遇到矛盾:如果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不具有价值，那么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在交换中事实上获得的巨大的交换价值又是什么的表现形式呢?

不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除了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产生上述矛盾，还会在实践上促使人们不加约束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水生态环境，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就必须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本文认为，可将特定时期社会总商品的价值区分为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物化劳动的价值、活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三部分，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改为“劳动是新增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大小可以通过假定人类活劳动生产与进人交换领域的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等量的相同使用价值所需消耗的一般人类劳动来换算。于是，我们在这里得出一个新的判断:劳动始终是衡量商品价值大小的依据。

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劳动作文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方式与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情况有本质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直接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部经济问题。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生产新增价值的劳动，界定好了“生产劳动”，也就界定好了新增价值的源泉。所以从理论上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是研究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劳动时，从两个角度界定了两对概念。一是从是否生产出物质产品的角度将劳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一类是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前一种劳动称为物质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称为非物质生产劳动。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只有与资本相联系、能够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定无疑是科学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于马克思时生了很

大变化，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有本质上的差别，加上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换代，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改变了生产劳动方式。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已不能反映现阶段生产关系的新特征。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首先，必须把“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我国理论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这种界定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又撇开了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样的所谓“生产劳动”可以套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从而失去了界定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意义。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不是从劳动成果的物质规定性来界定，而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只要劳动过程能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管该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还是非物质生产劳动，它们都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说过:“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人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马克思还说:“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可见，马克思把不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教员和演员的劳动也算作是生产劳动，这说明，马克思已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明确区分开来了。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虽然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范畴的具体界定，但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界定方法。对应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就应当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也能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也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加以扩大。

其次，必须使“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马克思还说:”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同一个歌女，如果她是由一个企业家雇佣，在企业家的指挥下卖唱，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她便是一个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这两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才算作生产劳动者，这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也必须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这样才能使前后两个“生产”一致起来。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来达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里有两种需要，一种是物质生活需要，一种是文化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只能由物质生产劳动来满足，文化生活需要只能由精神生产劳动来满足。所以，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来考察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必须包括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两个部分，如果把生产劳动仅仅说成是物质生产劳动，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只能说成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了，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能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过来说，如果你要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一个方面，那么你就必须把精神生产劳动也算作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因为仅仅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是不能满足文化生活需要的。虽然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行业的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其劳动成果也能满足人们一部分文化生活需要，但这并不是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本身直接满足的，而是由文学艺术工作者、各种理论工作者生产的精神产品满足的，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不过是人们消费精神产品的工具或媒介。总之，如果仅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说成是物资生产劳动，就无法回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由什么劳动来满足。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定义如下: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就是能直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中工人、农民及管理者的劳动;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劳动;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教育部门教员的劳动;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的劳动;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劳动。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需要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考察的商品属于物质产品，考察的价值是凝结在物质产品中的价值，考察的价值创造也就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马克思区分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包含三次产业中的第一、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而将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获得的价值归结为价值让渡和再分配。这在马克思生活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且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处理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当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越过40%，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超过第一、二产业总和的情况下，再不承认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已无法解释现代社会价值的来源，也会使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失去理论依据。

承认了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就需要从理论上将第三产业的成果纳人商品的范畴，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商品区分为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也可以在将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区分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将商品区分为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

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属于有形商品，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生产的商品是一部分有可能被损坏而因为商业部门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及时运输而没有被损坏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如果失去了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其使用价值就会消失，从而其价值也就不能实现，所以这部分产品应当算作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生产的商品。教师、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或精神商品。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意味着进人交换领域的商品都是劳动产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非劳动产品进人交换领域成了商品，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里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如农贸市场的野生动植物、旅游市场的自然风光、矿产开发市场的各类矿产资源等等，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些自然资源都不是劳动产品(将这些自然资源变成商品需要付出的开采、运输等劳动相对于其实际应有的价值小得可以忽略不计)，都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不能成为商品，因为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可见，大量非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事实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和“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两个判断的一个做出修改，要么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要么认为商品可以只具有使用价值一个因素。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否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判断又会遇到矛盾:如果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不具有价值，那么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在交换中事实上获得的巨大的交换价值又是什么的表现形式呢?

不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除了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产生上述矛盾，还会在实践上促使人们不加约束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水生态环境，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就必须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本文认为，可将特定时期社会总商品的价值区分为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物化劳动的价值、活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三部分，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改为“劳动是新增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大小可以通过假定人类活劳动生产与进人交换领域的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等量的相同使用价值所需消耗的一般人类劳动来换算。于是，我们在这里得出一个新的判断:劳动始终是衡量商品价值大小的依据。

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是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我们已经认定劳动是新增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的合理性是什么?本文认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在于:生产要素是劳动创造价值的物质条件，也是前提条件，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吸收器或物质载体，离开了生产要素，劳动作为一种活动就无从产生，劳动也就无法创造价值。这里的逻辑是:生产要素所有者通过提供生产要素创造劳动条件，使劳动得以产生，然后劳动创造价值。既然如此，劳动者就不能独占劳动创造的价值，而要将其中一部分让渡给生产要素所有者，作为生产要素所有者创造劳动条件的报酬，也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也可以看成是劳动者用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向生产要素所有者购买劳动条件。生产要素所有者有权要求有偿创造劳动条件，劳动者不能要求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创造劳动条件。劳动条件的价格(或者劳动者支付给生产要素所有者的价值占劳动创造的总价值的比例)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稀缺性以及生产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者谈判力量的对比。

劳动作文论文篇6

【关键词】民间歌谣；民间音乐；民间文学；文化习俗

一、导论

（一）研究的起源及动机

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章句的曲调等形式特征，并以短小或比较短小的篇幅和抒情的性质与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说唱等其它民间韵文样式相区别。--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

（二）研究问题及界定

选择民间歌谣中的劳动歌作为研究主题，其一是鉴于民间歌谣的定义中提到，民间文学界与音乐界的合作日益加强，其二是我认为“劳动歌”是既能体现民间歌谣的文学性又能体现在音乐艺术的题材。立足于民间歌谣的定义及其三大特点，结合我的专业知识，对劳动歌进行分析和概述。

其中劳动歌又有有狭义p广义之分。狭义的专指号子o以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强烈声音节奏和直接促进劳动的功用为其基本特征。广义的包括在劳动中唱的歌o如草原牧歌p采茶歌等。后一类歌o有些也配合劳动动作而歌唱o一般对劳动也能起一定的鼓舞和调节情绪的作用o但无明显的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强烈声音节奏。广义的劳动歌o有时也可归入生活歌中。

在此，我将缩小研究范围仅研究劳动歌中的劳动号子。

（三）研究问题概述

劳动号子是我国民歌的以大众类。我国民歌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劳动和生活中创造的一种口头的，朴素的，生动而具强烈生活气息的歌曲。劳动号子是为劳动中统一步调，调整呼吸，释放身体负重的压力而作。在劳动时，劳动者常常发出吆喝或呼号，这些声音逐渐被美化，发展成为歌曲形式，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表现出的是劳动人民的乐观景生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劳动号子的类别众多，有搬运号子，工程号子，农事号子，作坊号子，行船号子，捕鱼号子等。劳动号子节奏刚劲有利，强烈规整，在重体力劳动中，强弱交替准确，均匀、劳动强度越大，配合该劳动的节奏性越强，劳动强度越小，配合该种劳动的号子节奏性越弱。而劳动歌的旋律则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常出现四度五度的跳进，较重体力劳动或者节奏性较强的运动中，劳动歌的旋律性则比较弱，反之，劳动歌的旋律性则比较强。同时劳动歌的演唱方式为一领众和的方式，包括半句中的和腔，唱完一句后的和腔，下句最后一字前的和腔，联句式的和腔，领唱与和腔的相互交错叠置。

（四）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通过从特点，类别，节奏，旋律，演唱方式等方面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劳动歌是与劳动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管是其产生的背景环境还是其音乐曲调的展现，都体现出了广大民众的思想，情感，愿望和审美情趣。自古以来，劳动人民都是扎根田野的代表性人群，劳动歌中重要的是“劳动”二字的含义，就如同民间文学中的范围是“民间”一样，劳动二字重在反应在社会阶层中最朴实的一个阶层的生活特点以及生活方式。通过研究劳动歌，我们可以了解劳动人民的质朴，善良，了解其生活的环境其生存的方式。更有助于我们促进对民间文学的理解。从劳动中理解民间歌谣的含义，从民间歌谣中扩展到对民间文学的相对理解。在劳动号子中以行船歌最为普遍，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川江船夫号子》。接下来将从本作品的创作源地深入调查分析。

二、调研方法

（一）文献回顾与评论

“ 川江船夫号子” 因“ 川江” 得名，源于历史约定俗成，作为民间音乐文化具体形态之一，特指旧时四川船夫东进西出三峡劳动过程中的船渔号子。川江船夫号子是汉族民歌。《川江船夫号子》是由《平水号子》、《见滩号子》、《上滩号子》、《拚命号子》和《下滩号子》等八首不同的号子联缀而成的一个既统一、又有变化对比的大型号子联套。

其中有在平静江面上航行时唱的旋律舒畅、悠扬动听的《平水号子》和《下滩号子》，又有当发现险滩准备投入紧张战斗时唱的坚定有力、充满信心的《见滩号子》，和在闯滩夺险与凶滩恶水搏斗时唱的急促紧张、气势强烈的《上滩号子》和《拼命号子》。

在赵华强《川江船夫号子》赏析一文中写到“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类的文明。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有过这样一段论

述“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 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好比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 杭育杭育派”’ 这种“ 杭育杭育派” 的作品，或许就是人类最早的语言、最早的文学、最早的音乐形式―劳动号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劳动歌的起源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劳动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在贾婕的《浅析川江船夫号子艺术风格》一文中写到“川江船夫号子”是川江船夫的颂歌；是川江船夫的血泪史。在船夫们的演唱中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绵延

一千多公里的川江，航道是多么艰险，水流是多么湍急。在欣赏川江船夫号子这种民间歌曲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川江的险滩密布，看到了船夫们生活的艰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的顽强，和不畏艰难的精神。同时也可看出，民间文学艺术是与劳动息息相关的，劳动人民是民间文学的承载者发发扬者，对于民间艺术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劳动歌的起源及其对于民间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选择劳动歌作为研究对象，可以真切的了解民间文学的深刻内涵。

（二）研究的基本概念，假设和理论框架

1.研究的基本概念。劳动过程中的需要是产生劳动号子的必要条件，这是民歌中所有劳动号子的一个共同特占、同时，劳动号子也是人民群众在劳动过程中思想感情表达的载体，因此号子又具有表功能。在川江行船的劳动中产生了《训江船夫号子》。在不同劳动条件下，船夫们创造了具有较强实用功能与较高艺术表现力的兮子青乐，这些号子音乐生动地再现了川江行船的劳动过程和船夫们坚定、乐观、勇敢的精神品格。

2.假设。从以上对劳动歌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其重要的影响意义。但我们知道民间歌谣必须具备的三个特点之一是，民间歌谣必须要以口头形式流传及保存。劳动号子的形成有其随意性，是劳动人民将其劳动时发出的声音进行美化后固定下来而形成的。但是假如一直是以口头形式传播，那么每次传唱的内容曲调节奏可能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传唱到最后可能会因为传唱人不同而赋予其新的含义和情感致使不能完整的再现出当时劳动人民的心境和情感。所以，人们还是以记谱的形式将其完整的呈现出来，才有了现在我们多了解的一系列曲目，也才有利于我们便于对其进行探究和发扬。

当下，不仅仅是有些各种是在以劳动人民的口传进行传承，也有很多民间手工艺等许多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化都在以口头的形式进行保存，这并不是说明民间歌谣一定要这样传承，而是说明这只是一种沿袭下来的传承方式，要想使其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包括记录在内的很多种研究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不然发展的前景就会像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化一样濒临失传的危险。

3.理论框架。（1）通过川江的地理位置进行研究：“川江号子”作为川江航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川江号子是地地道道的民俗文化，其原因在于它直接地起源于下层人民的劳动。与其它号子相比，川江号子具有自己显著的地域特征。川江，由于其水急、弯多、滩险且地貌复杂，给行船造成许多困难，这也使其船工号子特别地丰富。（2）通过劳作进行研究：在川江上，船工们不论下水推桡还是上水拉纤，都是集体劳动，少则十来人、多则几十、上百的人。为使大家动作协调一致，就必须通过喊号子来指挥，这样众人的精力才能高度集中，木船也才能逢凶化吉、顺利前行。古往今来，船工们以其高昂而粗犷的号子演绎着川江人的奔放与激情，在涛声如雷的江滩上，正是这此起彼伏、贯穿时空的号子声，构成了川江航运文化中最令人荡气回肠的一章。

（三）研究的主要方法

1.通过阅读文献，资料等，了解不同人对于民间文学，民间歌谣的理解。

2.通过了解川江的历史，以及修建的过程分析劳动人民的精神。

3.通过对比劳动歌与儿歌，礼俗歌，仪式歌，节令歌等在发展历程上的不同，找到劳动歌对于民间文学发展区别于其他歌种的意义。

4.通过走访，或采访居住在当地的在校同学了解其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发展历程。

5.通过发放问卷等方式，了解大家对于劳动歌的认识。

6.总结劳动歌的重要作用。

三、调查报告结论

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劳动歌是接地气的民间文化，是民间歌谣中历史最悠久，最有传承意义的歌种。

在本次调研过中称，将调查对象从较大的民间文学概念，到民间歌谣，再到歌谣中的劳动歌，再到最小单位的《川江船夫号子》一步步缩小研究范围，最后再从最小的研究范围引申出劳动歌的重要意义，较为有针对性的分析，也使内容比较集中，意义突出比较有针对性。

下面将对调查研究进行归纳总结。

首先，劳动歌是具有地域性的，且地域性对于劳动歌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川江船夫号子》可以知道，川江，指长江进人四川境内的这一段这段水路，山高水急、江面狭窄，自古以来便以滩险水恶而闻名，《川江船夫号补》表现了川江行船的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展现了船夫们坚定乐观勇敢的精神品格是一曲由船夫们的辛勤劳动和汗水谱写成的劳动赞歌。由此我们也不难推测，其他劳动地域的劳动歌儿都会有其特定的意义。

同时，不难发现，劳动号子本身的分类也有其创作的重大意义。比如我们探究船夫号子，反应的就是在其行船时劳动人民的创作。也可得知，替他类别比如农事，捕鱼，搬运号子等也会有其不同的曲调风格及文化内涵。

其次，劳动歌的演唱方式一定是有利于劳动进程的。在《川江船夫号子》中，川江船夫号子的演唱形式多种多样，有独唱、对唱、齐唱、一领众合演唱方式，领唱者（在川江船夫号子中称为号子头）是整个船工的指挥者，号子头用他富于号召性的歌声来指挥大家的劳动，而大家便以铿锵有力、节奏性较强的歌声与号子头相互应和。领唱者与合唱者的交替进行，在促进了劳动之间的情感交流的同时，加强了众人之间行动的协调性、一致性。领唱者的演唱部分通常是号子唱词的主要呈示部分，在劳动强度较低时会有具体的陈述内容，具有抒情性。

以《见滩号子》为例：拍号为2/4，领唱与和唱各一小节，共两小节，最长处领唱与和唱之间重叠为双声部也只有四小节。音乐律动平缓，都为级进进行，歌词无具体意思，主要的作用在于协调动作、统一动作。短律型的号子是伴随劳动节奏的加快而加快，几乎是一拍为一个律动单位。

《上滩号子》是行船之危险水段时，船工们划水或拉纤的节奏加快，需要以最短时间、最快的速度冲出滩流，保证行船和自身的安全。如若情况十分危急，船工们还会唱出《拼命号子》。这两种号子的音乐性较弱，都近似口号式的呼喊，甚至有点声嘶竭力。突出了船工们团结一致，冲出重围的精神与勇气。音乐材料的重复性也是号子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因为受劳动的动作所限，不可能出现复杂的节奏与旋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劳动歌体现的是切实的劳动背景，反应的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为劳动胜利而勇往直前的精神。

同时，我们可以探求到劳动号子的对于民间文学和文艺的重要作用。劳动号子蕴涵的是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主要体现为该文化内的人格精神的群体特征。“巴渝民间艺术大师”陈邦贵称“川江号子是长江的魂魄”，不难看出川江上的船工面队艰难的生活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劳动者以坚毅不拔的精神一如既往，坚持着自己的信念。是一种思想的高境界性，体现的是一种积极、上进的精神追求。

劳动号子具有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劳动是民歌艺术的源头，劳动号子产生于劳动，服务于劳动，是人类最早的歌谣，是劳动人民伟大力量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劳动号子早在原始时代人们开始从事集体劳动时就已经产生，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笨重的体力劳动日渐减少，劳动号子的实用范围也日渐缩小，但作为一个艺术品种，其生命力将经久不衰，并具有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

劳动号子也反映着民俗风貌、风土民情。劳动号子的形式与当地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它也是劳动者力量的自我体现，是对本地区或本行业悠久历史文化的积淀。鼓舞劳动士气，调节劳动者体力，解除劳动者疲劳，进而提升劳动效率。歌声具有号召力，体现了一种团结协作的精神。由于音乐节奏与劳动节奏相吻合，歌声一起，参加劳动的人都要随着音乐的节奏一起同时用力。统一劳动节奏，协调劳动动作，调节劳动情绪和鼓舞劳动士气的劳动号子反映出一个劳动群体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所必需的团结和协作的精神，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劳动者之间的情感交流。

劳动号子作为民歌的一个主要体裁，数千年来，它伴随着劳动大众在与自然的搏斗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创造了人类战胜自然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同时，号子又是人与自然和劳动相结合又相碰撞而产生的最早的精神、艺术之花。因此，它具有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是民间歌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民间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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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渠胜恩.浅析民间歌谣的艺术美[J].大众文艺，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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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叶问.浅析《川江船夫号子》的艺术特征[J].大众文艺， 2012（12）.

[5] 贾婕.浅析川江船夫号子艺术风格[J].赤峰学报，2012（06）.

[6] 张寿祺.论劳动号子[J].东南文化，1993（01）.

劳动作文论文篇7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生产新增价值的劳动，界定好了“生产劳动”，也就界定好了新增价值的源泉。所以从理论上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是研究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劳动时，从两个角度界定了两对概念。一是从是否生产出物质产品的角度将劳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一类是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前一种劳动称为物质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称为非物质生产劳动。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只有与资本相联系、能够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定无疑是科学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于马克思时生了很大变化，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有本质上的差别，加上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换代，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改变了生产劳动方式。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已不能反映现阶段生产关系的新特征。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首先，必须把“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我国理论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这种界定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又撇开了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样的所谓“生产劳动”可以套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从而失去了界定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意义。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不是从劳动成果的物质规定性来界定，而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只要劳动过程能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管该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还是非物质生产劳动，它们都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说过：“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人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马克思还说：“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可见，马克思把不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教员和演员的劳动也算作是生产劳动，这说明，马克思已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明确区分开来了。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虽然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范畴的具体界定，但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界定方法。对应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就应当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也能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也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加以扩大。

其次，必须使“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马克思还说：”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同一个歌女，如果她是由一个企业家雇佣，在企业家的指挥下卖唱，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她便是一个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这两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才算作生产劳动者，这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也必须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这样才能使前后两个“生产”一致起来。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来达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里有两种需要，一种是物质生活需要，一种是文化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只能由物质生产劳动来满足。文化生活需要只能由精神生产劳动来满足。所以，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来考察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必须包括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两个部分，如果把生产劳动仅仅说成是物质生产劳动，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只能说成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了，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能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过来说，如果你要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个方面，那么你就必须把精神生产劳动也算作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因为仅仅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是不能满足文化生活需要的。虽然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行业的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其劳动成果也能满足人们一部分文化生活需要，但这并不是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本身直接满足的，而是由文学艺术工作者、各种理论工作者生产的精神产品满足的，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不过是人们消费精神产品的工具或媒介。总之，如果仅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说成是物资生产劳动，就无法回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由什么劳动来满足。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定义如下：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就是能直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中工人、农民及管理者的劳动；商 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劳动；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教育部门教员的劳动；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的劳动；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劳动。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需要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考察的商品属于物质产品，考察的价值是凝结在物质产品中的价值，考察的价值创造也就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马克思区分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包含三次产业中的第一、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而将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获得的价值归结为价值让渡和再分配。这在马克思生活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且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处理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当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越过40％，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超过第一、二产业总和的情况下，再不承认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已无法解释现代社会价值的来源，也会使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失去理论依据。

承认了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就需要从理论上将第三产业的成果纳入商品的范畴，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商品区分为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也可以在将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区分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将商品区分为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

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属于有形商品，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生产的商品是一部分有可能被损坏而因为商业部门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及时运输而没有被损坏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如果失去了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其使用价值就会消失，从而其价值也就不能实现，所以这部分产品应当算作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生产的商品。教师、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或精神商品。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意味着进入交换领域的商品都是劳动产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非劳动产品进入交换领域成了商品，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里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如农贸市场的野生动植物、旅游市场的自然风光、矿产开发市场的各类矿产资源等等，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些自然资源都不是劳动产品(将这些自然资源变成商品需要付出的开采、运输等劳动相对于其实际应有的价值小得可以忽略不计)，都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不能成为商品，因为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可见，大量非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事实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和“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两个判断的一个做出修改，要么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要么认为商品可以只具有使用价值一个因素。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否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判断又会遇到矛盾：如果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不具有价值，那么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在交换中事实上获得的巨大的交换价值又是什么的表现形式呢?

不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除了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产生上述矛盾。还会在实践上促使人们不加约束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就必须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本文认为，可将特定时期社会总商品的价值区分为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物化劳动的价值、活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三部分，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改为“劳动是新增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大小可以通过假定人类活劳动生产与进入交换领域的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等量的相同使用价值所需消耗的一般人类劳动来换算。于是。我们在这里得出一个新的判断：劳动始终是衡量商品价值大小的依据。

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劳动作文论文篇8

[关键词]劳动（实践） 拒斥形而上学 非形而上学化 形而上学的主体 实践主体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053-0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是早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文本，它直接、生动而又深刻地反映出了马克思从思辨形而上学的“茧壳”中不断挣脱出来并最终实现革命性突破的那一段复杂而曲折的思想历程。因而，对《手稿》文本进行一番深度剖解和阐释是必不可少而又意义重大的一项工作。在本文中，我无意于对《手稿》的哲学意蕴进行全方位式的概述，只是试图综合运用文本分析、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手稿》中“劳动（实践）”这一概念的语义和生成过程做一番深入解读，并以此为基点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手稿》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

从文本结构上来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要由三个笔记本（三个片段）组成。第一个笔记本一共有36页，第28至36页是空白，第1至16页被马克思并列划成三栏，分别标以“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的小标题，第17至21页只有“地租”这一部分，这三栏都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著作的摘录和批判分析；而在第22到27页结尾处，不再按照原来的三个小标题排列，只写马克思本人的批判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被出版者冠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小标题。第二个笔记本仅遗存4页，是第40至43页，第1至39页已散失，这4页由出版者冠以“[私有财产的关系]”的标题。第三个笔记本有68页，最后23页是空白，开头两个部分是对第二个笔记本第36页和第39页的补充，由出版者分别冠以“[私有财产和劳动]”和“[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标题；第三部分被出版者冠以“[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标题；第四部分被出版者加以“[私有财产和需要]”的标题。①从各部分内容来看，笔记本Ⅰ的前三部分即“工资”、“资本的利润 ”和“地租”主要是纯经济学式的摘录和分析；笔记本Ⅲ的第三部分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则是一种纯粹的哲学式摘录和分析；而这两者之间的部分即笔记本Ⅰ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笔记本Ⅱ的“私有财产的关系”，特别是笔记本Ⅲ中原本要补入笔记本Ⅱ的“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则表现出一种经济学概念与哲学概念相互嫁接、经济学分析和哲学分析相互交融的明显倾向，可以被看作由经济学批判上升到哲学批判的“过渡区域”。这种划分方法在马克思的《序言》中得到了一定的证实：他把《手稿》的内容分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和“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两个部分，并强调了后者对于前者的必要性。[1] （P219-220）鉴于“劳动（实践）”是贯穿于整部手稿的一个概念，我们有必要简要勾勒一下在经济学和哲学双重语境中劳动概念的意义。

一、在笔记本Ⅰ，尤其是“工资”和“资本的利润”两部分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进行了批判继承，揭示出了劳动与资本的现实矛盾关系，凸现了经济学语境中“劳动”概念的现实内涵。第一，马克思分析了国民经济学“劳动”学说的理论矛盾：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矛盾表现为理想型的理论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即在理论上被设定为“财富”和“幸福”源泉的劳动，却在实际上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只能导致劳动者的贫困、堕落与危机；国民经济学既肯定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产品在理论上只属于劳动者，但同时又全盘接受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劳动者的贫困。[1] （P230-232）进一步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矛盾的症结在于它把劳动、劳动者，以至人仅仅理解为“抽象劳动”：“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作物”。[1]（P236）因而，它“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它“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 “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1] （P232-233）第二，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劳动学说的理论矛盾的根源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丝毫不加怀疑和探究，仅仅把这种矛盾当作既成事实和客观规律接受和肯定下来，这一现实矛盾就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他指出，“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劳动产品为拥有资本的资本家所占有，同时，资本又是“积累的劳动”，是工人通过劳动不断生产和创造出来的；工人的生活需要取决于劳动雇佣和商品关系，而劳动雇佣却完全取决于资本和资本家，工人为了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必然要受到资本家的支配和奴役，“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不断奋力生产着自己的枷锁。总之，人的“活的劳动”必然要受到这一活动的异己产物“死的资本”的支配和奴役。[1] （P223-229）进一步地，他把“资本”界定为“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同时，“资本是积蓄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的增加”不会导致劳动者的财富增加，只会导致“资本的增加”，即导致对人的劳动的异己和奴役力量的增加；从而，在理论上把握住了“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的现实内涵。[1] （P238-242）第三，与国民经济学从总体上缺乏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深刻洞察和对人类处境的人文关怀不同，马克思把对劳动与资本的现实矛盾的理论思考最终引向了对现实社会中“人 ”的处境的深切反思与关怀。马克思指出，在现实条件下，“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人“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而“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并且对现实的个人活动漠不关心”。由此，他提出了工人现实斗争的目标：“工人不仅必须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必须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 手段而斗争。” [1] （P227-229）由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对“劳动”的经济学分析中，已经带入了哲学批判、道义批评以至人类解放理想等“人文诉求”，“异化”、“异化劳动”以至“类本质 ”等带有哲学人性论性质的概念已呼之欲出。

二、在笔记本Ⅰ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笔记本Ⅱ的残余部分和笔记本Ⅲ的“私有财产和劳动”和“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都是笔记本Ⅱ的补充材料） 等章节中，马克思实现了经济学语境与哲学语境的“双向生成”与“相互交融”，提出了“异化劳动”和“类本质”等一系列核心哲学概念。在笔记本Ⅰ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章的开头部分，马克思指出了国民经济学的学理局限即它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却没有说明这个事实本身，而且没有说明私有财产的产生过程和原因，不理解劳动、资本和地产三者分离的规律和原因，并由此提出探讨“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的理论目标。这就鲜明地体现出了他要求超越国民经济学的现象描述和事实研究，揭示“当前的经济事实”背后的“本质联系”、“规律”和“原因”的那种深刻的“哲学诉求”。[1]（P266-267）由此，马克思开始了经济学讨论与哲学讨论之间的“双向生成”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步骤就是一系列“概念转换”与“话语嫁接”：第一，劳动的现实状态被理解为“异化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同时，资本被理解为“异化劳动”的产物，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即“外化劳动”。[1] （P267-271，P277-280）第二，劳动本身被设定为人的“类生活”、“类本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劳动异化之本质也就被理解为“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1] （P272-276）第三，生产劳动之发展又被理解为扬弃异化、扬弃私有财产，实现人的本质之复归的共产主义解放途径的现实基础，被理解为“人”的现实的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1]（P297-311）由此，马克思以“类本质”、“异化”等哲学概念为“理论对接点”来规定、限制、扩展和深化经济学语境中的“生产劳动”概念，将之直接与“人的本质的复归”、“人类的解放”和 “共产主义”等宏大主题相联系，从而逐步地把它从经验实证科学领域上升到高度抽象的“主体哲学”理论层次，上升到“人类解放”的现实关怀层面。

三、在笔记本Ⅲ“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章中，马克思把经济学语境中形成并逐步哲学化的“劳动”概念和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一起引入对黑格尔辩证法特别是“劳动（实践）”、“人”和“人的本质”等概念所进行的纯哲学式批判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拒斥了形而上学的主体哲学，初步形成了科学的“哲学式”劳动（实践）概念，体现了重建主体哲学的理论动机。

综合以上三个部分我们可以发现，《手稿》中，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在经济学语境和哲学语境之间“双向生成”的过程，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概念和哲学语境中的劳动概念最终在“异化劳动”理论中实现了语义融合与概念对接。从文本来看，与劳动概念由经济学语境向哲学语境的生成过程相应，马克思还必须在纯哲学领域形成一个“劳动”概念来实现向经济学领域的生成过程，这个概念既要能够承接和统率由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概念所带来的全部经验色彩、实证内涵和现实意义，又要能够在纯哲学领域担负其拒斥思辨形而上学的“人――主体”概念，同时重建新型主体哲学的理论任务。也就是说，马克思需要这样一个概念，它既可以借重于哲学思维的普遍性、本质性和终极性来消解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的片面、肤浅和人性关怀的缺位等弊病，又可以借重于国民经济学的实证性、经验性和科学性来拒斥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手稿》中所形成的劳动（实践）概念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在哲学和经济学双重语境中“自由出入”，并都能占据各自核心地位的概念；它既可以被哲学思维抽象地把握住，又可以被经验科学实证地界定下来，②因而是一个非形而上学化的哲学概念。所以，它就被看作在哲学语境中最接近经验实证科学的一个概念，同时也就是最远离思辨形而上学的一个概念。进一步地，它也就很可能成为对思辨形而上学构成最大破坏力的一个哲学概念。总之，经济学和哲学双重语境中形成的劳动（实践）概念，既承载着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又蕴涵着深沉的人文价值关怀，鲜明地体现出了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主体概念，重建实证的、经验的、科学的主体哲学，并以此为共产主义人类解放学说奠定哲学基础的理论动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①参见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300－302 页；标题文字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