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自由贸易范文

如何实现自由贸易篇1

有鉴于此，经济学家们并不像那些从事国际贸易活动的商人那样，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诸如怎样开展贸易以及如何从具体的贸易活动当中获取利益等方面的问题，而是力图透过现实世界当中纷繁复杂的国际贸易现象，探究隐藏在国际贸易活动背后的贸易利益及其分配问题。

重商主义：奖出限入

早在500年前西欧的重商主义时代，以英国人托马斯·孟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们秉持着“金银的多少是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惟一尺度”这一朴素观点，极力主张一国政府应当积极干预对外贸易活动，通过实施“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创造贸易顺差以获取贸易利益，最终实现以金银为载体的国民财富累积。

然而，随着通讯航运技术的进步、人类分工网络的扩展以及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重商主义者们所极力倡导的这种“以邻为壑”性质的贸易保护政策主张与全球贸易活动的现实要求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原本可以实现的贸易利益由于贸易活动受到来自不同国家政府的人为干预变得难以实现，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也因此而遭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此后数世纪当中，不仅现实世界当中自由贸易日益顺应时代潮流，上升成为最主要的贸易方式，并且在经济学家们关于国际贸易问题的理论争论当中，自由贸易方式较保护贸易方式在实现贸易利益、加速一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地位也得到了逻辑上的证明。

从绝对优势到比较优势

1817年，英国人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同胞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在他的经典著作当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至今仍被经济学家们公认为是有关国际贸易问题的根基性理论。简单而言，在亚当·斯密那里，只有一国相对于另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处于绝对优势时，双方才能利用分工优势进行自由贸易，并最终获得贸易利益；而大卫·李嘉图则前进一步，他的观点是，尽管一国相对于另一国在商品生产上均处于劣势地位，只要不利程度有所不同，双方利用各自的相对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自由交易，仍然能够实现比较优势并获得贸易利益。

反映到一国的贸易政策上来，李嘉图与亚当·斯密都认为政府无须对国际贸易活动进行人为干预。在他们看来，不同国家之间自由而不受外部干预的国际贸易活动有利于发挥各国的优势和特长，并使贸易双方均可以从贸易当中受益。但很显然，李嘉图的关于比较优势的观点更加接近实际和富有解释力。

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能使贸易双方受益”的第二个论据是，一国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国外厂商和商品准入将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如果缺少自由贸易，国内厂商有可能利用它们的垄断地位抬高价格、攫取超额利润，由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竞争机制无形当中可以激发国内厂商努力改善经营以追求更高效率。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企业的经营边界将不再仅仅局限于它们自己的国家，更大的市场空间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经济，而且还大大强化了企业内部的创新机制。

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说上述论据还只是经济学家们立足于静态的角度来观察自由贸易以及由此所实现的贸易利益的话，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通过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拓展，还从动态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了“贸易自由化加速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观点。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当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被认为是除了劳动和资本投入之外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但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只是将全要素生产率简单处理为一种外生变量，其本身究竟为何物并没有得到详细的解释。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尝试着打开全要素生产率这只“黑箱”，经过不懈努力，包括贸易自由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研究开发（R＆D）等因素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逐一被挖掘出来，并广为人所知。

具体来说，贸易自由化加速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和交易空间的扩大有助于企业“边干边学”，提高动态运营绩效；第二，市场的扩大、竞争程度的提高促使企业更加注重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第三，自由贸易有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则更具意义。

现实与理论交相辉映

当然，贸易、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远比上面讨论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自由贸易也并非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够加速经济增长。例如，如果一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属于增长缓慢的传统产业，至少从短期来看，由于投入到相对增长较快的新兴产业当中的资源减少，势必会减缓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该国继续维持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不变，长期内必将能够从国际贸易当中获益。

如何实现自由贸易篇2

区域性规则对多边体制之影响，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双面性，具体体现为：

1、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对多边贸易体制具有积极影响。它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同样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一定程度上对多边贸易体制起补充作用。服务贸易的区域一体化，在区域经济集团内部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所谓“贸易创造”，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国内成本高的服务为其他成员国成本低的服务所代替，原来由本国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现在从区域内其他成员国进口，新的贸易得到“创造”。由于从其他成员国进口成本低的服务代替原来成本高的服务，该国就可以把原来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服务，从而获得收益。自由贸易可以使全世界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少在区域成员国之间取消彼此间的贸易限制，虽然对外实行较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失为贸易自由化的一种“次优”选择。（2）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可以实现将已取得的区域内服务贸易自由安排制度化，抵制区域内某些成员国内部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由于服务贸易的迅速及其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加强，更由于服务贸易对世界各国经济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各国的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是否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服务业不具明显比较优势的国家大多举棋不定。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大量存在于各国国内法层面，对国际服务贸易提供者及其所提供的服务产生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国内立法者贸易政策取向较易受相关利益集团之影响，其摇摆不定阻碍了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通过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各成员国间已采取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措施锁定，藉国际条约之力量抵制某些成员国内部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防止各国立场的倒退，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进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3）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的制定及实施，为多边服务贸易规则起到“实验田”的作用。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产生之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已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规定。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认识，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虑，为多边规则的达成和实施提供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同时，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为多边服务贸易规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服务贸易理事会十分重视区域性协定项下相关规则的以资借鉴。例如，服务贸易理事会下设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则工作小组就曾应世贸组织秘书长之要求，就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定项下有关服务贸易的保障措施进行考查，分别就其程序性规则和实体规则向服务贸易理事会提交报告，以作为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总协定》项下相关规则之。

2、区域主义为实现本地区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对区域外成员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1）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贸易自由化的次优选择，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信息化背景下服务贸易领域尤为突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由于对非成员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一定程度上被“贸易转移”效应所抵消。所谓“贸易转移”是指由于区域性集团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会使原来从区域外国家进口的服务转由区域内成员国进口，产生了贸易转移。这就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给世界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块状”的区域性市场及相应的一体化规则人为地将无边界的技术区域化，对全球及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将带来消极影响。当今世界，电信服务、服务和商务等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在统一的全球大市场内进行，地理上的距离已不足为障。在这一无边界的信息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已不足以促进甚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经济全球化进程。（2）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的服务原产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多边贸易体制，尤其是多边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解决第三国“搭便车”乘机享受区域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之便利，皆有严格之原产地规则规定。原产地规则除了产生贸易限制作用外，其管理也徒增行政负担及带给厂商额外的取证及举证成本，《欧共体罗马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澳新服务贸易议定书》以原产地规则来判定服务提供者之“原产地”（国籍），用以决定是否可以享受区域安排之服务贸易自由化相关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在欧美等国平均实际有效税率已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其贸易限制效果，相对已较轻微。服务贸易的歧视待遇，不仅出现在市场进入方面，而且存在于产品进入后之国民待遇中，而使原产地规则对服务贸易实施歧视性待遇之意义远大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原产地规则对服务贸易之贸易限制较货物贸易为大。因而，服务原产地规则容易被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利用作为一种贸易保护工具，背离了多边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另外，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将与世贸组织的管辖权发生冲突。（3）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拉大发展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格局中的差距。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议数量剧增的原因除提高地区经济效益与加强合作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竞争日益剧烈的国际市场上发挥地区优势保证地区利益。经过多边贸易体制下多个回合的谈判，全球关税税率已大为降低，然而，各区域间各不相同的规则、标准及原产地规则构成了新的区域间壁垒。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及欧盟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的经济力量，正是这种争夺世界市场竞争的始作俑者，二者均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加强对世界市场争夺的重要工具，相互较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从现今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来看，呈现出以美欧为轴心不断向外辐射扩展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美欧处于这一格局的中心，操纵着游戏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处于，最不发达国家往往被排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在服务贸易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更不能同日而语，就服务贸易达成区域性安排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目前已达成的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进一步增强了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更处于劣势地位。欧美皆已是成熟服务经济，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尤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之金融服务及电讯服务方面，其共识使《服务贸易总协定》及相关附件得以顺利通过，而针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之劳动、雇佣服务自由化却又强制给予封杀。

综合以上，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多边贸易体制可谓利弊兼具。从国际的现实来看，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世界经济中的集团化和全球化并不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趋势，而是两种趋势并存，共同发展。基于国际社会的现实，在区域贸易协议与多边贸易体制（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关系上，世界贸易组织确认了区域性贸易体制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容性，同时确立了多边贸易体制的首要的和主导的地位，将区域贸易协议的发展置于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之中。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作为国际服务贸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但不能取代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处理二者关系的正确途径是：区域全球化而非全球区域化。如何约束区域服务贸易一体化，消除其负面效应，使其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是世贸组织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经济一体化”规定之评析

乌拉圭回合谈判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将合作的范围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签订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对于区域一体化的存在及其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是不可能回避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是仿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规则制定的。尽管在服务贸易领域，因为没有货物贸易中关税那样的对应措施，不存在如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那样的区分。《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明确规定：“本协议的规定不应防止其任何缔约方成为双边或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的成员或进入该类协议”。同时，为了防止上述权利被滥用，协定也规定了一体化协议必须满足的条件和协定审查机制。

（一）一体化协议必须符合的条件

第5条第1款要求此类协定须（1）涵盖众多服务部门，即该协议在所涉部门数量、交易量和服务提供方面具有“实质性的部门范围”，为满足此条件，协定不应规定预先排除任何服务提供方式。（2）各缔约方应在该协定生效或在合理时限内，通过1）在缔约方之间消除现有的歧视性措施和／或2）禁止新的或更多的歧视性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1条、第12条、第14条以及第14条之二下允许的措施除外），来在该协定涵盖的部门范围内不实行或取消第17条“国民待遇”意义上的“实质上所有的歧视”。第5条第2款规定在评估上述条件是否达到时，还可以将这种协定与有关国家间更广泛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考虑。第5条第3款规定如果家为此类协定的参加方，则应依照有关国家总体和各服务部门及分部门的发展水平，在第1款所列条件方面，特别是其中（2）项所列条件方面给予灵活性。第5条第4款规定，对该协定外的任何成员，不得提高相应服务部门或分部门内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总体水平。此外，第5条还就第三方利益的享有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全一体化加以规定。

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相比，《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涵盖众多服务部门”的要求弱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中“实质上所有的贸易”的标准。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关于自由化程度的标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要求实质上所有区内贸易的“关税及其他商业限制”，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不是消除现存的歧视措施和禁止新的措施，而是消除现存的歧视措施和／或禁止新的措施。正如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那样，对来自其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服务贸易的壁垒总水平，不应因经济一体化协定而提高。然而，区别就在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壁垒不应在有关部门或分部门，也就是那些作出了具体承诺的部门提高。这种部门的具体性意味着，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情况相反，成员不能辩解说保护的平均水平或“总体”没有改变，而不管在单个产品（或分部门）水平上可能已发生变化。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所仿照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4条，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缺陷，最大的是关键词语之表述模棱两可，不具有可操作性，给审查一体化协议和监督一体化组织的运行带来许多困难。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缔约各方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就第24条个性问题达成了《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4条解释的协议》，完善了货物贸易领域世贸组织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则。《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也存在语焉不详之不足。任何一项区域性协议要成为《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认的经济一体化协议须符合严格的条件：涵盖众多的服务部门、实质性的贸易自由化及对非成员不得提高其贸易壁垒。然而，由于许多关键性条款含义模糊，给审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例如，第5条第1款（1）项中“涵盖众多服务部门”（Substantial sectoral coverage）之含义。其注释表明这一条件须根据服务部门的数量、受影响的贸易量和服务提供方式进行评估。此外，还特别指出不得预先排除任何服务提供方式，但就服务部门的数量和受影响的贸易量并无此要求。这隐含着二者可预先进行部分排除，但对于这两个要素，鉴于服务贸易领域统计资料的缺乏，难有客观数据来确定“涵盖”之标准。此外，“实质上所有（standstill）”、“在协议生效之日或合理的一段时限内取歧视性措施”之“合理的时限”、“更广泛经济一体化进程”如何确切解释，可否借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项下第24条相应词语的含义等均有待明确。

（二）审查机制

服务贸易一体化协定的审查机构是服务贸易理事会和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第5条第7款规定，任何协定参加方的成员应迅速将任何此类协定及其任何扩大或重大修改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它们还应使理事会可获得其所要求的有关信息。理事会可设立工作组，以审查此类协定及其扩大或修改，并就其与本条规定的一致性问题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在一定时限基础上实施的任何协定参加方的成员还应就协定的实施情况定期向理事会报告。第5条第5款规定，如果在一体化的缔结、扩大或重大修正过程中，某成员打算退出或变更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具体承诺，且与该国的服务贸易表中规定的条件不符，该国至少应提前90天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并应遵守《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1条（减让表的修改）中所规定的程序。

理事会下设的工作组审查试图组成加入或修改互惠协定的国家提供的有关信息，以确定协定是否与多边规则一致。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由工作组提出关于某一协定一致性的报告之后，理事会将提出“认为合适的建议”。然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挪务贸易总协定》的不同之处在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4条在实施建议的时限“条件”上比《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有着更强硬的措辞。第24条要求，如果工作组认为一个临时协议中的计划或进程表不可能导致建立一个符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规则的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那么该协议的签约国“不应维持……协定或使其生效，如果他们不准备按……建议修改协定的话”，此种条款在第5条中并不存在，这表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采取更为宽容的立场。从世贸组织对有关服务贸易之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审查实践上来看，服务贸易理事会对已通知的12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仅有6个已提交给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就区域组织成员国所提交的报告进行磋商，是否符合《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之要求尚无定论，另外16个协定尚未提交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况且，不少现行有效的涉及服务贸易的区域性协定还未通知世贸组织，这影响了多边贸易体制对区域性贸易协定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估和规制。事实上，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审查乏力早见诸于货物贸易领域，对货物贸易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之审查皆流于形式，大多数有关区域安排之审查结果未最终形成一致意见，许多一体化组织的协定没有达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规定的标准，可是他们却照样实施自己的计划，尽管引起作为非成员国的第三国的强烈不满，但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仍采取宽容区域组织成立及运行之倾向，并蔓延至服务贸易领域。世贸组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约束乏力之事实与欧美等主要参与经济一体化国家之强硬立场密切相关。欧美区域整合程度走在其他国家及地区之前，其采取宽容立场以规避多边贸易体制之约束在所难免。

如何实现自由贸易篇3

关键词：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市场准入；自由化

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产生

二战后，随着世界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和跨国公司及国际旅游的推动，国际服务贸易迅猛发展。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各国间的服务贸易摩擦日益激烈，特别是当世界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低迷期后，各国为了保护自己利益而制定了更多的贸易保护壁垒，新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一时期受到众多国家的推崇。这些壁垒严重阻碍了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虽然期间许多国家制定过双边或多边协议，但于整体国际形势并未起太大作用。为了调整日趋激烈的国际服务贸易争端，为了消除太多不必要的服务贸易壁垒、保证贸易各方的权益以及促进各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建立一个多边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成为众多国家的要求。这是GATS产生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服务贸易协定，以使这些国家可以更快更容易的把服务贸易的触角深入到不发达国家的更多部门。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中占绝对优势的无疑是发达国家，进行跨国性的服务贸易可以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如美国进行产业调整后，希望借服务业的贸易顺差弥补其巨大的货物贸易逆差。据统计，1993年在10200亿美元的国际服务贸易中，位居前六位美、法、德、意、英、日共占48.6%，而其中美国就占近六分之一，在与进口相抵后，还顺差541亿美元。因此，1982年的GATT部长级会议上，在美国的积极倡导下，发达国家要求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结合在一起的“一揽子”谈判，希望以货物贸易的让步为筹码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市场。在1984年11月的GATT第40届年会上，决定成立相关工作组，并在1986年9月的埃斯特角部长宣言中将服务贸易协定议题列入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经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艰辛谈判，最终的妥协结果就是1994年产生的GATS。

再有，在服务贸易领域，发达国家技术强、资本雄厚，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服务部门占据相对优势，而发展中国家服务业起点低、基础差，服务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在信息、知识、科技领域还处于落后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本国服务业能得到长足发展，希望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行业上能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占一席之地，同时也希望能在国际服务贸易中获取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信息、管理经验等来提升服务业整体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外重要也是发达国家瞄准的一点就是在服务贸易上的妥协能带来货物贸易的大量出口承诺。因此，如何既能保护本国服务业又能促进服务业提升和促进货物贸易出口就成了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重要问题。而谈判结果GATS中也确实有了能保护不发达国家的协议，如“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等。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总体结构与主要内容

(一)GATS的总体结构

GATS全文由六大部分29个条款和8个附录构成，序言部分明确了制定服务贸易协定规则的基本宗旨，29个条款规定了各成员方的基本权利和应遵守的义务，8个附录是《服务贸易总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处理一些敏感的、与国家和安全相关的金融、电讯、运输和自然人流动等重要服务部门及其服务提供方式的特殊问题。

六大部分中的第一部分（第一条）对服务贸易的定义及GATS协议的适用范围作了规定，第二部分（第二至十五条）是GATS的核心部分，规定了各成员方的“一般责任和纪律”，包括最惠国待遇、透明度、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等，第三部分（第十六至十八条）为特定承诺，包含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附加承诺，是各成员方提出并要遵守的特定义务，第四部分（第十九至二十一条）逐步自由化，有特定承诺的谈判、特定承诺清单、承诺清单的修改，规定了通过谈判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第五部分（第二十二至二十六条）是制度条款，包含磋商、服务贸易理事会、技术合作、争端解决和实施、与其它国际组织的关系，主要是规定了国际服务贸易管理组织及争端解决机制等，第六部分最后条款主要对相关概念进行了定义。

(二)主要内容

宗旨：在适当考虑国内政策目标的同时，通过连续不断的多边谈判，促使各成员在互利的基础上获益，并保障权利和义务的总体平衡，早日实现更高水平的服务贸易自由化。GATS的最终任务是服务贸易自由化，在各国服务业发展不平衡的时候，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只能是逐步的。

目标：建立一套包括服务贸易各项原则和规则的多边贸易框架，藉以在有透明度和逐步实现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大服务贸易，作为促进所有贸易伙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一种手段。GATS的最终目标是要在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各成员方能够获取经济增长和提升世界福利。

对服务的定义：WTO关于服务行业的分类是以GATS来界定的，服务业定义为四种，官方名称分别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现今对于哪些行业属于服务业以及怎样分类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服务贸易总协定》适用于以各种形式提供的各种国际贸易。

普遍义务原则：是各成员方都应该无条件遵守的义务，主要原则如下：

第一，最惠国待遇原则：在GATS协议覆盖范围内，各成员方给与任一成员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无条件地不低于给予任何其他成员国相同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即意味着要平等地对待所有成员伙伴，GATS的最惠国待遇原则适用于除被各成员方列入豁免清单外的所有服务贸易部门。

第二，透明度原则：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各成员方应迅速将所有涉及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有关措施，最迟在它们生效以前予以公布，如果它是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的签字国，该项国际协定也必须予以公布。根据GATS，各成员方必须公布所有相关法律和规定，并建立咨询点，以便其它成员方可获得相关服务部门的法律法规信息。

第三，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原则：各缔约方通过对承当特定义务的协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能更多的参与，GATS特别关注到了最不发达国际的服务贸易发展。不足的是没有太多硬性规定来保证这一原则的实施。

特定义务或称具体承诺：是各成员方通过列举清单的方式遵守的义务，主要包括下列原则：

第一，市场准入：各成员国应以低于其在减让表上已经同意提供的待遇，给予其他成员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原则。是各成员国通过谈判作出并约束各自市场开放的承诺。

第二，国民待遇：成员国在减让表中记载的服务部门，对本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给予的各种条件和资格要给予任何其它成员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不能实行差别待遇。即指对本国国民和外国人给予同样的待遇。在GATT中它是一条普遍义务和原则，但在GATS中仅仅用在列举在清单中的部门，所以它被列入具体承诺中。

例外和豁免：考虑到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其独特型，作为一般义务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殊情况可以列举豁免清单，同样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也可以有例外。

协商和争端解决：GATS成立了理事会，对国际贸易磋商和争端解决措施作了规定。

附录：GATS最后一部分为四类附录，即最惠国豁免附录、对特定服务如金融、空运的特殊性加以说明的附录、对自然人流动、电讯服务提供方式加以规定的附录、继续就金融、基础电讯、海运进行谈判的附录。是《服务贸易总协定》重要组成部分。

三、关于GATS的几点思考

第一，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的理论分析。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完全自由化是双赢的，但新贸易保护理论在剔除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等与现实不符的假设后，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自由化并不总是双方受益，世界福利也不一定提高。特别是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大多数部门是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新型服务业表现出较强的规模报酬递增，而发达国家拥有大部分实力较强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新型服务业，如果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完全自由化，拥有比较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将失去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带来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散失和福利的下降。基于此，在GATS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自由化的争论与妥协结果为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第二，最惠国待遇的“无条件”和“有条件”争论。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从GATT中搬过来的，是GATS中的一般义务原则，但最惠国待遇原则也是有条件的，这通过其豁免清单反映出来。由于考虑到：一是世界各国服务业发展相当不平衡，而服务领域中很多敏感的、涉及国家与安全的、有关民族道德文化的市场是不允许其它国家轻易进入的，加之服务行业具有高垄断性的特点，最惠国待遇的“完全无条件”在服务贸于中还不太可行；二是承诺高的成员国反对承诺低的成员国免费“搭便车”，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让发展中国家开放更多、更深的服务市场，就利用豁免清单来作为谈判的手段。最终，GATS开出了例外，在附录中给出了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豁免清单，使“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变相为“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由于通过“否定清单”表现出来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过多的、不合理的、频繁变更的豁免内容可能会影响到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谨慎性。当然，如果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豁免清单可以保护其国内的幼稚服务行业。但事实表明，由于某些原因，发达国家豁免单上的内容要比发展中国家的更多。

最惠国待遇的“有条件”和“无条件”之争，说明其在服务领域中适用的特殊性，它既要考虑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又不能忽视各国在服务贸易中的发展不平衡性和服务贸易的复杂性。但总的来说，正是因为必须无条件遵守的“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服务贸易才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前进。

第三，市场准入的困境。市场准入是各成员国承担的特定义务而不是一般义务，是对各国服务贸易水平不平衡的承认的表现。出于竞争、国内保护、文化因素、国际安全等原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允许国外服务提供者的自由进入。所以，市场准入是以“肯定清单”的形式作出具体承诺，并分为部门承诺和水平承诺，可根据各成员方实际情况，确定市场准入的部门和开放到何种程度。对于不太愿意开放服务市场的成员国来讲，这些条款对其是极为有利的，但对需要开放服务市场的成员国来说，该如何应对来自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保护主义压力成了市场准入承诺的困境。

第四，服务贸易中的国民待遇究竟如何定位。最惠国待遇是进入市场时的公平待遇问题,而国民待遇则是进入市场后的公平待遇问题.经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激烈谈判,最终GATS把国民待遇准则以“肯定清单”的方式提供具体承诺。不过，如何定位国民待遇则是各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因为：一是对敏感的、涉及到国家经济与国防安全等行业，各国政府对内、外服务提供者是否能一视同仁；二是由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都包含公平竞争，一成员方可能会将两者联系起来，借由国民待遇的不公要求另一成员方取消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三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实行超国民待遇来吸引外资、技术、人才等，如果取消超国民待遇怎样确保不会影响经济变动等。所以，各成员方都应该合理的界定各自的国民待遇。

第五，给与发展中国家更多照顾的义务条款缺乏硬性规定。GATS的第四条、第十九条规定，允许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准入等方面拥有更多的灵活性，要帮助和鼓励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要给予特别不发达国家特殊照顾。这些承诺是发展中国家争取的，但大多只是形式上的优惠，只是一种政治意义的照顾，没有硬性规定措施的承诺并未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多大作用，并没有真正帮助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在GATS目标宗旨下，通过多轮谈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制定合理有益的实质性硬性措施。

四、结束语

GATS是第一套世界服务贸易协议，它为服务贸易的逐步自由化提供了推动力和体制上的安排与保障。其内容很多来自GATT，但由于服务贸易本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GATS仍然有许多的不足和缺陷，需要更多的谈判和实践来进行补充和完善。由GATS所带来的世界服务贸易的各种变化，将会对国际服务贸易和各成员国的服务行业及整个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不论成员国还是非成员国都应该努力适应变化中的国际服务贸易，促进自身服务业员长足发展。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服务业处于相对弱势，GATS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如何利用机会、如何应对挑战就成了发展中国家要认真对待和努力解决的艰巨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1］王火灿.服务贸易总协定评析［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1995,(07).

［2］林小毛.关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几个问题［J］.中国科技论坛,1994,(02).

［3］刘超.解析《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J］.甘肃社会科学,2001,(06).

［4］王绍媛.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研究与思考［J］.税务与经济,2002,(01).

［5］张瑞萍.《服务贸易总协定》基本原则评析［J］.当代法学,1998,(03).

［6］秦庆军，陈怀东.WTO《服务贸易总协定》解读［J］.当代石油石化,2001,(12).

［7］吴成贤.《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承诺方式及困境［J］.国际贸易问题,2001,(10).

如何实现自由贸易篇4

沈舒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要]中国入世至今已有快4个年头了，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影响深远。伴随着中国作为现今自由贸易体制下的一员，对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应如何利用入世的契机，准确定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从而真正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本文将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提出作者自己的思维视角，引起更多的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关键字]WTO的原则及其目标自由贸易对外贸易政策国家利益

一、WTO建立的背景及其价值目标

在全球贸易的大家庭中,每个国家都制定了自己的贸易政策,并且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心目中都有自己最佳的国家利益。这在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是最明显的。当各国都仅仅为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尽可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把自己与世界隔离开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了采取这种贸易政策的后果。经济危机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高关税将外国商品拒之门外。美国1930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从而加剧了经济萧条。为了对外转嫁国内危机，以日本和德国为首的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二战劫难的余波中，许多国家在反思了近代史后，都试图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国家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更注重从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角度来看世界经济。从大萧条和二战的经济和工业崩溃中，诞生了一种更新的自由贸易信念和处理一般经济问题的国际新方法。各国都认识到，如果它们能够找到鼓励商品自由贸易的方法，通过颁布自由贸易规则将贸易从高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中解放出来，那么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最好的体现。自由贸易规则和减少商品自由流动壁垒的全球性框架，在二战后不久由《关贸总协定》（GATT）建立起来，现代化的全球贸易制度就此诞生了。近50年来，关贸总协定履行其职责，制定国际贸易的规则，并为解决国际争议提供了一个论坛。1994年，一项新的世界贸易协议达成，称作《1994年关贸总协定》，它增强了国际法律在管理贸易时的作用，并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一个以管理关贸总协定的世界贸易制度为职责的国际组织。

在美国的带动下，各个国家信奉了自由贸易和开放的市场政策，他们希望通过WTO继续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根据各成员国的要求，WTO提出了一个有组织的全球性结构，为贸易、投资、和发展以改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

的环境。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减少政府为保护本国利益而设置的壁垒和限制，从而实现公平的贸易。为增加透明度和保证成员国遵守WTO的规则和义务，贸易

作者简介：

沈舒（1980—），男，四川人，西南政法大学2003级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政策审议机构定期审查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和实施情况。成员国不但要承诺在WTO贸易分歧上相互商讨和尽力解决贸易纠纷，WTO还有四项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1、多边贸易谈判（国家之间应定期会面，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堡垒）；2、非歧视和无条件最惠国贸易（成员国不能对一个成员国比对另一个成员国提供更优惠的商品进口条件或待遇）；3、国民待遇；4、取消配额和其他非关税壁垒（国家首先要将非关税壁垒转化为关税，然后进行谈判以减低关税税率）。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清楚的看到，WTO的终极价值目标在于追求国际贸易买卖的零关税以及无壁垒的状态，从而实现全球贸易市场的完全自由化以及最充分的资本自由流动。从哲学角度来看，这一目标显然只具有应然层面的意义，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努力最终只能使全球贸易市场无限接近这一目标，却永远不能达到。因为作为支撑自由贸易制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的帕累托最优效应假定，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制度（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须具备的两个关键性前提，一是交易费用为零，二是市场充分竞争，没有任何政府阻碍。很显然，这种帕累托最优效应所预设的市场结构，就是在最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在当今主要由国家构成的全球贸易体制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整体利益（其中的国家政治利益有时要远胜于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要实现绝对的全球自由贸易，难上加难。并且，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教授在他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关于产权问题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律”，也证明了现实世界不存在“零交易费用”，否则，研究制度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但是WTO所设定的价值目标，作为每个愿意通过自由贸易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成员国来说，仍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毕竟，全球贸易的一体化会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从而可以有效的遏制政治上的国家单边主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在下面的部分，我将探讨作为全球贸易活动的三个主要参与者（也是在WTO规则制定中最具分量的三个方）是否自觉有效地履行WTO的原则，并且真正仅以促进全球自由贸易为己任。

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实践及其浅析

在关贸总协定及其作为代替其职能的WTO建立以后，各个国家开始在“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价值目标的指引下制定自己的国家贸易政策。美国作为世界上市场最开放、最少贸易壁垒的国家声称自己将全面履行WTO项下的各项义务，最终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但是，仔细分析美国近些年的国内贸易立法和国际贸易实践，我们很难将其奉为“捍卫WTO价值目标的楷模”。

在美国的贸易法中，随处可以洞察到他们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对外贸易理念。从实施贸易保障措施的“201条款”，到对因进口产品增加导致工人失业而对美国产业工人进行的贸易调整援助；以及为商业界人士和法律界人士所熟悉的，美国对付外国的贸易壁垒和不公平行为的“301条款”。

如何实现自由贸易篇5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

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它具体包括：

（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

（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

（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

它具体包括：

（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

（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

（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 它具体包括：

（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

（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

（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 它具体包括：

（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

（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

（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 它具体包括：

（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

（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 它具体包括：

（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

（2）现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

（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

（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

（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

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 。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益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 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

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

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

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

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

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

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

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

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

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

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

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

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

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第四，经济贸易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自身发展的不适应性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各国经济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对国际贸易发展所造成的压力；

二是国际贸易自身存在的缺陷对自我完善的驱动。后者是更重要的创新推动力。因此，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不应该依赖于外部动力的供给和推动，更应该从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上找到改革、创新的动力。

如何实现自由贸易篇6

提要  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创新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最为显著的

 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有利于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思考。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它具体包括：（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2）客观地估价 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 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  它具体包括：（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 ，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  它具体包括：（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 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 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  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 入低潮；（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 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它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4） 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  它具体包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 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 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  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2）现 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实际内容还远不止上述这些方面。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了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本身又标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才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都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为90年代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形成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浓厚的现实基础。全面地深入地剖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原因和条件，有利于把握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  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宽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

   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合为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它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

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它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 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 ”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它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

     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

     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 、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第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第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作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第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科技进步和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第四，经济贸易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自身发展的不适应性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各国经济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对国际贸易发展所造成的压力；二是国际贸易自身存在的缺陷对自我完善的驱动。后者是更重要的创新推动力。因此，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不应该依赖于外部动力的供给和推动，更应该从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上找到改革、创新的动力。

     第五，对外贸易创新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根本出路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在当代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中国对外贸易要求得发展，必须实现从对外贸易观念的创新，到对外贸易战略、政策、体制的创新，直到对外贸易法制制度、贸易构成和贸易工具的全面创新。                                                

如何实现自由贸易篇7

[关键词]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模式；上海

[中图分类号]F7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11-0004-03

[作者简介]顾学明，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经贸；崔卫杰，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贸。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承载中国改革开放重大历史使命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正式拉开序幕。近期，国家及上海市相关部门陆续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办法》《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及部门支持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试验区的开放区域范围、重点开放产业、监管模式等不断明确和完善，但在服务业的开放边界、开放监管框架等开放模式的诸多方面仍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和要求，试验区运行的全过程，仍充满着争议和不确定性。确定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开放模式需要考虑哪些主要因素、有哪些可供选择的开放模式、如何按照国务院要求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完成其承载的重大历史使命，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为此，迫切需要从实际出发，在充分考虑影响建设试验区主要因素的基础上，合理选择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开放模式。

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模式概况

（一）开放区域范围限定在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根据《总体方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区域范围包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这种做法无论是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还是与之后设立部级新区、经开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各种开放园区（或区域）的路径是一致的。这种园区（或区域）开放的好处是地理范围明确，所形成的区域政策洼地在一定时期内会快速集聚资源、取得很好成效，且风险可控：如果成功，可以复制；如果失利，影响可控。但是，政府主导下的园区开放，更多体现了政府的主观意志，而不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实际需求，如果其他地区也都按照园区开放模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最终可能会导致“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建设，走入乱上项目的怪圈，造成资源浪费。

（二）开放产业重点集中在六大服务业领域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选择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并探索实施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对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来说是重大利好，在限定区域范围内扩大开放试验成功后，可以在全国进行推广，进而带动全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开放政策与国际自由贸易园区还存在不少差距，如鹿特丹保税港，除少数不准国内私人投资参与的国有和非政府垄断行业，以及金融、投资服务业和少数其他领域受欧盟互惠条款约束外，外国公司可自由投资任何部门。又如新加坡，完全开放商业、外贸、租赁、直销广告、电信市场，除新闻业、广播业、公共事业外的其他行业，无外资出资比例限制，不存在本地含量和出口比例等要求。

（三）服务业的开放边界有待进一步明确

从目前公布的相关政策文件来看，不同服务业似乎有着不同的开放边界。比如，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外商独资演出经纪机构可以为上海市提供服务；区内符合一定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可双向投资于境内外证券期货市场；区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按照规定进入上海地区的证券和期货交易所进行投资和交易；区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可面向境内客户开展大宗商品及金融衍生品柜台交易等。相比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货物”具有“境内关外”、较为明确的开放边界来说，区内“服务”按照“境外服务”监管、还是按照“境内服务”监管、还是有其他开放边界，仍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明确。

（四）新的开放监管框架尚未完全建立

根据《总体方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监管服务模式，实施“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监管模式。试验区允许“先入区，再报关”，并将支持试验区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同时，对试验区内企业生产、加工并经“二线”销往区外的货物，实施选择性征税政策。相比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监管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然而，这种创新和发展针对的仍然是“货物”，与服务业的开放边界有待进一步明确一样，试验区对“服务”的监管框架也有待进一步明确。如何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如何处理好区内区外的价格差异问题，如何应对贸易扭曲和套利交易，如何防止试验区的渗透效应影响全国的金融稳定等问题都亟待解决，分别由哪个（或哪几个）政府部门负责也有待进一步明确，新的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监管框架亟需建立和完善。

二、确定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模式需考虑的主要因素

（一）复制推广性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目的是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不是指“复制、推广”更多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熟的开放措施和成功的制度性建设经验，以便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进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因此，自由贸易试验区不应成为地方谋取开放特权的手段，不能以简单地“扩大开放”为目的，而应着眼于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创新体制机制，“实验”国家重大开放政策，使其成为带动区域发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试验田。

（二）开放兼容性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当前国际上最为开放的区域之一，不仅仅是面向国外地区的开放，也要重视对国内、区外其他地区的开放，要在制度设计上考虑其开放兼容性。例如，从制度设计上，要尽可能保证区内企业在内销货物时享受国民待遇；从监管模式上说，能采用电子监管则采取电子监管，尽可能少用物理围网隔离；在从机构设置上说，尽量少设立新机构，尽可能整合现有机构或赋予现有机构新的职能，减少新设机构与现有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甚至产生的机构功能重合、扯皮等现象发生。

（三）区域协调性

除了已经挂牌运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外，天津、广东、福建、重庆、浙江、江苏等纷纷竞跑自由贸易试验区，各地能否申报成功，固然与各地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密切相关，但也往往受地方政府主观能动性、知名度甚至人脉关系的影响，缺乏全国层面的统筹考虑，甚至可能会演变成个别地方“圈地”的尚方宝剑。因此，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之一，应该由“自下而上”的申报模式转变为“自上而下”的统筹布局，充分考虑其区域协调性。或者，至少在国家层面要制定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战略，统筹考虑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布局，明确不同地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的侧重点，比如，先进地区更多地是探索规则，而落后地区更重要地是应对挑战，解决开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对外开放条件，选择不同的开放模式。

（四）产业适应性

无论是WTO多边开放，还是以FTA为主的双边和区域开放，其开放措施最终都将落在一个个具体的产业上，其实质是产业开放。同样，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的自主开放，开放措施也将落在具体产业上。因此，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密切结合中国国情，充分考虑其产业适应性，要对重点产业开放进行充分研究和评估，制定适合不同地区产业特色的开放措施。在全国层面来看，一是要充分适应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需要，在促进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同时，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二是要对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产业开放战略，利用全球资源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此同时，在地方层面，要根据各地发展实际，特别是中西部和东部沿海欠发达地区，制定适合其制造业开放发展的政策措施。

（五）风险可控性

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10年有余，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也达到了12个，这些都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防范风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开放程度越高，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就越紧密，对世界市场波动也就越发敏感，这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我国对许多领域特别是服务贸易部分领域开放及影响的理论研究和评估还不足，对部分领域的国际规则还不熟悉、甚至很陌生。因此，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充分评估其风险，注重其防范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建设，做到收放自如、风险完全可控。

三、合理选择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模式

（一）园区开放模式

园区开放模式，就是在境内（或某一行政辖区范围内）划出一定的区域范围，由海关采取物理围网的方式进行监管，实施较园区外更加开放的政策措施，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待条件成熟，再逐步扩大开放区域范围。

自由贸易试验区采取园区开放模式的主要优点是便于监管，且符合传统的物理围网式的监管思维，容易被人接受，审批相对容易。该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园区内外政策不统一，企业只能在物理围网范围内选址布局，不一定符合市场规律和企业实际需求，受人为因素影响大；发展空间有限，不利于产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链的形成；采取物理围网的封闭式监管模式成本较高；需设立新的管理机构和监管机构，且与所处行政辖区现有管理结构可能存在协调难度大的问题；扩区难度较大，扩区成本高；更适用于加工制造和货物贸易，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受限；一般不允许商业零售和居民生活。

总体上看，在物理围网式的园区开放模式中，信息化的监管手段和监管优势得不到任何体现，由于其成本高、效率低、功能不完善，在国际实践中早已被淘汰。但是，传统的物理围网式的监管思维在我国根深蒂固，直接过渡到电子围网监管存在很大难度，因此，采取物理围网式的园区开放模式仍是当前我国最现实的选择之一，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采取该模式，但随着其发展，需逐步向电子围网过渡，并逐步扩大覆盖范围；正在申请中的江苏、天津、重庆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如想加快审批步伐，现阶段，采取物理围网式的园区开放模式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现实选择。

（二）产业开放模式

产业开放模式，就是在境内或某一行政辖区范围内，不进行物理围网，不设置人为障碍，直接以各个产业为开放对象，不断扩大不同产业的开放程度，在境内或行政辖区范围内实行无差别的产业开放政策。

自由贸易试验区采取产业开放模式的主要优点包括：全境政策统一，不受地域限制；不用重新设立新的管理机构，可在现有职能部门基础上，通过整合提升，直接赋予其新的职能；企业可根据发展需要选择开办地点，更加符合市场规律；三次产业全面发展，有利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生产与生活融为一体。该模式的主要问题是：物理围网式的传统监管思维根深蒂固，不易被人接受，审批难度大。

总体上看，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具备了电子监管的基础和条件，在行政管辖范围内，采取产业开放模式，符合可复制、可推广性的要求，充分考虑了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也符合开放兼容性，具有较强的可行性，是最理想、最科学、最有效率的开放模式。因此，凡是具备电子监管基础和条件的地区（包括上海、浙江舟山等地区），特别是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特色鲜明的地区，都可采取产业开放模式。

（三）园区开放与产业开放相结合的开放模式

产业开放与园区开放相结合的开放模式，即：一方面，在境内或行政辖区范围内，不限定区域范围，以产业为开放对象，逐步扩大产业的开放程度；另一方面，划定一定的区域范围，采取物理围网的监管模式，该区域范围内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措施，并根据需要，逐步扩大园区开放范围。通过产业开放和园区开放，最终实现全境或全行政辖区、全产业的全面开放。

自由贸易试验区采取产业开放与园区开放相结合的开放模式的主要优点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传统的物理围网式的监管思维，相对容易被人接受，审批相对容易；相对于完全的园区开放模式，该模式有助于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有助于全境或全行政辖区、全产业的全面开放格局的形成。该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全境或全行政辖区内、园区内外开放政策仍不统一；封闭园区的管理机构与市辖区管理机构可能存在协调难度大的问题；封闭园区采取物理围网，成本相对较高。

总体上看，产业开放与园区开放相结合的开放模式，既考虑到了传统固化的监管思维和监管模式，又基本能够满足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扩大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的实际需求，统筹考虑了完全的产业开放模式和完全的园区开放模式的优缺点，虽然不如完全的产业开放模式效率高，但却远远优于完全的园区开放模式，理论上属于次优选择。而且，该模式也符合可复制、可推广性，符合开放、兼容性，且充分考虑了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因此，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浙江舟山、海南等岛屿经济区域，具备天然围网条件，该模式是其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最佳选择。

如何实现自由贸易篇8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上海；制度创新

经济全球化浪潮进程中，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于一国（地区）融入世界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各国促进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方式。自由贸易区是全球贸易自由化受阻背景下区域间各国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而采取的折中选择。当前，根据功能和形式，全球主要自由贸易区可以分为如下两类：一是不同国家（地区）通过签订合作协议连接成自由贸易区（FTA），目的是减少联盟中的贸易壁垒，相互放开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通，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等；二是自由贸易园区（FTZ）设立在某一个国家境内，自由贸易区内部不设立常规的关税制度，对不流入国内市场的进口商品免除关税，如德国的汉堡港自由港区、阿联酋的迪拜港自由港区等。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我国境内第一个自贸区正式运营，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我国政府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探索新的贸易管理制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贸易和投资全球化、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积累新经验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上海自贸区设立的基本背景

（一）为了遵循全球经济贸易游戏规制提前谋划设计

目前，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在贸易领域方面正积极与主要合作国家通过签订贸易协议，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其用意在于主导并制定全球贸易标准和规制，同时也悄然改变全球贸易格局。中国并不在这两个自由贸易区内，如果不及时做出战略调整，中国将面临严峻的贸易考验，甚至被驱逐出全球贸易体系；在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过程中，中国企业将面临更多外来的限制和压力，中国国际竞争力将受到严重削弱。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目标就是要先行先试，逐步积累参与国际多边和区域合作的经验，按照国际新的贸易标准规制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贸易谈判与合作，为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经济提供必要的前提准备。

（二）加快中国转型升级的步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然能保7%的增速实属不易。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很大成程度上依赖于出口贸易，在国内劳动力高度密集型企业举步维艰和资源瓶颈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依赖于国际外部环境。因此，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探寻新的增长渠道是未来中国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是，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作，将牵涉到诸如管理体制、财税金融、价格体制、社会稳定等多方面因素，所以应该适度推进，选择部分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先行开展实验，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经验。因此，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不仅能够加快生产要素流动，推进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且能够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上海自贸区设立的主要初衷和目的

（一）加快改革步伐

上海设立自由贸易区不同于以往的新区也不同于特区，其目的不是向国家争取更多资金投入或优惠政策，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设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规制制度，加快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提高贸易投资的效能管理。国际上投资贸易领域遵循适度自由的原则，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均可自由实行，而我国投资贸易领域采取的是行政审批和许可制。按照国际通行贸易游戏规制行事会促进上海自贸区范围内外商企业管理的国际接轨。今后的改革方向是从审批制向备案制过度。因此，自贸区的设立将发挥制度红利效应，推动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加快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

现代服务业发展是衡量一国（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目的是接轨国际投资贸易规制，通过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搭建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和平台。所以，自贸区设立后会逐步取消和更改原WTO下的各项限制措施，重点是加快现代服务业的改革开放，尤其是金融保险、电信邮政等领域将适时开放，打破国有金融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降低金融准入门槛，让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体系。另外，为了加快国际货物自由进出口，便利本地和转口贸易，上海自贸区还制定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特殊海关监管 （境内关外）政策等，为国际大宗商品交易提供良好的交易环境。放松国际贸易管制将为金融、港口、信息、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提供难得契机。

（三）创新国际（国内）金融市场体系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将通过制度红利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度，尤其是在人民币自由兑换、金融市场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离岸金融市场建立等方面实现突破。所以，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将有效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快金融改革步伐。首先，现代金融服务需要多样化和高端化，出现了大宗商品融资、供应链融资和国际贸易现金管理等新的需求。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上海自贸区设立总部，将会促使更多的资金和配套产业集聚上海，相应地会对融资租赁、全球现金管理、大宗商品融资提供更多的融资产品服务。其次，自贸区的设立将会催生更多的离岸金融需求。在上海自贸区内，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不同市场融资的自由化，也会加快人民币的国际流通和使用，进一步催生离岸融资、离岸保险等金融产品的开发和推出。再次，加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和规模。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将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服务和产品，将放开外资企业对商品期货的参与限制，加快人民币跨境再融资业务。最后，加快金融工具创新速度。上海自贸区内部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定价，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各种与人民币和汇率相关的金融创新产品，如衍生品交易、资产证券化套期保值等将更多推向市场。

（四）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上海自贸区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将会产生多级全方位的辐射带动效应，从产业、区域和政策层面加快中国经济整体的改革进程。自贸区功能不仅仅是单一的保税区，而是拓展到在岸的离岸金融中心和自由港，作为经济贸易增长极，其产业辐射功能将拓展到高端制造业和现代金融服务业。从区域带动来看，长三角地区将率先受益于自贸区的发展，通过产业集群外溢效应，将实现东部-中部-西部的产业梯度转移，区域辐射范围将逐步扩大。

三、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适度放权精简行政审批

以自贸区设立为契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上海自贸区应以改革对接开放，改革的重点是简化行政审批，加强监督管理。参考国外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做法，政府的角色应定为在市场环境的维护者而非市场决定者，重点是为国际贸易投资顺利开展提供服务平台，这对于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精心设计规划，加快推进核心城市功能区划建设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打造上海双CBD中心布局。可以考虑在迪斯尼文化创意产业区与自贸区之间建设新CBD，因为自贸区的设立将极大释放了未来所带来的总部、商务经济对楼宇的需求；完善交通网络设施，打造集水、陆、空三位一体的交通运输网络，为上海经济向周边地区拓展提供便利；在产业布局方面，在继续强化高端制造业集聚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以金融、港口、文化、商贸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

（三）进一步推动贸易全球化战略，实现贸易的转型升级

上海在资源要素集聚方面具有优势，尤其是黄金、化工、大宗商品等要素市场，要利用自贸区政策优势，将生产资源要素向自贸区集聚，从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并走出国门，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动态地获取更多的红利，通过掌握核心资源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导向，进一步培育电子信息等行业，通过自贸区平台让更多的国有企业参与全球竞争，采取措施加大吸引跨国公司亚太总部建设的力度。

（四）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

进一步开发金融工具产品，尝试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人民币双向贷款业务，加快人民币的跨境交易和使用；简化外汇管理审批，提高银行结售汇的自，完善服务贸易的外汇管理体制；整合上海金融交易平台，搭建集融资、贷款、汇兑、理财等各种功能为一体的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五）进一步对接全球贸易基本规制，完善经济法制建设

上海自贸区的建设需要完善的法制领域保障，由于自贸区准入门槛低，因此强化市场竞争和推出机制建设尤为重要。要充分借鉴西方国家通行的规则制度，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领域建立与国际接轨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积极创新法制管理模式。

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我国加入WTO以来又一个重大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仅仅是第一步，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和困难，如如何协调国内现行法律法规与自贸区的规制问题、如何实现自贸区与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问题、如何处理浦东新区与自贸区的关系问题及如何防范相关风险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建平.以上海自由贸易区撬动新一轮改革[J].中国外汇，2013（09）.

[2]夏善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理念和功能定位[J].国际经济合作，2013（07）.

[3]曹炜.以发展上海自由贸易区为契机促进贸易发展[J].上海企业，2013（09）.

[4]李杨.建设上海自由贸易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启动[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