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如何失去,如何找回?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清明节到了，城里人都开着车回乡祭祖去了。但是，仔细体会一下，又有多少人真的对祖先深怀感恩之情呢？君不见，有头脑灵活的商人还推出了代客祭祖、代客哭坟的业务，据说生意火爆。熙熙攘攘的墓地里，比轿车、比烧纸、比穿戴，透着一股越来越浓的钱味。

近年来，社会心态浮躁。仓廪空虚的工人农民固然不太知礼节了，社会治安不断恶化；高官厚禄、腰缠万贯的人怎么样呢？、盗窃国资、侵占扶贫款、抗洪款、拖欠工资、纵容矿难、操纵舆论、制造泡沫，一样的“放辟邪侈无不为也”！

我就想到了父亲。他这一辈子，逢祖必祭，虔诚有加。父亲也有私心，但他会不会用坑蒙拐骗的方式去赚钱？肯定不会。如果父亲有权，他会不会想着赚一把就跑，到国外去逍遥？肯定不会。父亲做事情，上对得起天地良心，列祖列宗，中对得起亲戚朋友，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在此前提下，他才会追求个人利益，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正正当当地挣钱，清清白白地做人。我观察父亲的心态，困难时期没有多少抱怨，日子好过了，高兴但绝没有得意忘形，仍然勤俭持家，从不挥霍浪费，而且愿意接济亲朋好友。父亲是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是。是不是读过很多书？没有。父亲虽然没有做到严格意义上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但是，基本上做到了。

是什么塑造了父亲的品格？当父亲跪拜天地时，他会不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情？当父亲祭祀列祖列宗时，他会不会懂得自己只是家族传承长河中的一段，会不会产生对子孙负责的真切想象？当他敬畏天地，尊敬祖宗，爱护子孙时，他就有足够的心胸去应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就会有足够的仁爱去关心亲戚朋友，关心邻居，甚至陌生人。

我了解父亲。尽管父亲长在红旗下，但对新社会教育的印象不深，缺乏阶级感情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也不能像雷锋那样公而忘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社会的人都像他那样能够对天地、对祖先有敬畏之情，对家庭负责，心态平和，脚踏实地，在社会道德和舆论允许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那么，今天社会绝不会糜烂、浮躁和自私到如此地步。

我印象中，在家乡，无论贫富，家家户户都祭天地、祭祖先。也许，绍兴乡下的祭祀风俗之浓厚在全国是领先的。就我从小至今对周围亲戚朋友的观察来看，与其说是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学校课堂在塑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如说是逢年过节的祭祀活动在塑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这个推论首先是令我自己吃惊。在我自己的成长历程中，祭祀的意义完全被党的教育冲销了。作为唯物主义者，我既不相信天地有灵，也不相信鬼神有灵，历来对祭祀活动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你们祭祀是你们信，反正我不信，也不拜，但祭祀完了的菜却是要吃的。我总是想当然地以为，道德水平的高下是和社会变迁、政策调整、宣传教育密切相关的，和祭祀的关系不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唯利是图成了风气，按说，这时候人们应该突破所有的道德底线，追逐自身利益才是。但是，我注意到，只有少数利己精英才能系统地、自觉地突破所有道德底线。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要经过反复的“思想解放”，才能有所堕落，有所腐败。尽管如此，还是心有不安。不妨承认，在前三十年，不受提倡的祭祀活动为较高的道德水准奠了基。在后三十多年，同样不受提倡的祭祀活动又为社会的道德沦丧提供了一个缓冲区。

烈士之魂，漂零何处

仔细想一想，我们党也是建立了一套新的祭祀体系的，而且有效得多、强烈得多。烈士的事迹感人至深，无处不在。连环画、小说、电影、广播都在讲烈士的故事。烈士的信仰崇高伟大又简洁明了，为了三座大山，为了消灭剥削压迫。在日常生活中，烈士的行为又可亲可近可仿可学，无非是热爱劳动、关心集体、助人为乐。客观上，这套新体系可以使青少年心胸开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能吃苦耐劳，能锻炼意志，也能增长才干。我就是被这套新的集体的祭祀体系俘虏，而排斥旧的家族化的祭祀体系。

然而，这套新的祭祀体系有一个致命弱点。我们党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神灵，也不相信鬼魂。过去了的东西就过去了，不会再纠缠活着的人。纪念碑只是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一种纪念，想纪念就纪念了，不想纪念就不纪念了，主动权在活人手里。这样做，活人固然有了最大限度的主动权和解释权，但却从根本上斩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失去了敬畏，可以“肆无忌惮”了。活着的烈士战友在享受特权或享受腐败的时候，完全可以解释说：“打仗为什么啊？为了后代人的享受。我替烈士享受了！”

真按烈士的精神，党的干部就应该实行供给制。五十年代，并不情愿实行这种薪水制，但是，党心民心所向，人情世故所系，只能实行新常态，推行薪水制。

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新祭祀体系塑造了烈士和党的神圣性，实际运行中的党却是比较世俗的。世俗的各级领导享受着神圣性光环，拥有着相应的巨大权力，能不腐败吗？

新祭祀体系还有一大弱点，即不能包容日常生活中人伦关系的复杂性，不能客观地承认并利用“由孝而忠”的成长逻辑。同志之爱从何而来？牺牲精神从何而来？阶级仇、民族恨只是客观因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即“由孝而忠”――的朴素道德感情，是主观因素。没有这种主观因素，同样的阶级仇、民族恨，可能只会产生汉奸、买办、走狗。改革开放以后，同志感情逐渐瓦解，日常人伦又得不到维护和解释，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当然，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共产党领导层中，还有一类人，“被烈士的英魂纠缠”，念念不忘。这一类人就以为代表。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几百万烈士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这哪里是历史必然规律的作用？分明是反抗和战斗精神发挥到极致，是人的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产物。所以，消灭剥削压迫，三座大山，这是激励烈士们出生入死的大追求，他们一牺牲，这种追求就不再简单是共产党的理论诉求，而成了共产党的灵魂。

然而，新中国建立以后，通过历次运动感受到，党的队伍的精神性在消退，物质性在增长。他心有不甘：“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传1949-1976》第1389-1390页）正是这种烈士情怀，人民情怀，促成发动了。

去世后，烈士之魂无体可附。烈士纪念碑还在，烈士陵园还在，电影、小说还有，但烈士之魂已经游走天外了，普通群众已经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

慎终追远，信仰之根

有人可能会认为，为什么一定要祭祀呢？一切祭祀体系，脱魅化，去魅化，人就自由了，解放了，人与人之间就彻底平等了，多好啊！

祭祀体系实际上就是信仰体系。过去，我不但局限于自身的经历，也自信地误以为自己的信仰是由事实和逻辑推演出来的，是理论思考的产物。现在，认真反省自己的成长过程才发现，事实和逻辑推演只是使我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辨别信仰、梳理信仰、增进信仰，而并不能赋予我信仰。

信仰是由牺牲产生的。牺牲行为是人超越自身利益的最高境界和证明。一旦牺牲，牺牲者就证实了自己的真诚无私，证实了自己的神性，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牺牲者的肉身消失了，但他的追求、他的灵魂却因此可以获得永生，可以像火炬一样代代往下传递。对于一般程度的信仰者来说，信仰至少意味着诚实、朴素、谦虚、忍让。对于最高程度的信仰者说，信仰意味着牺牲。因而，接受信仰的过程一定是一个祭祀过程，祭祀牺牲者，认同牺牲者，而把自己奉献到祭坛上，与祭祀对象融为一体。

祭祀是信仰之根。由于信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塑造着未来的历史，所以信仰是未来之源。祭祀也成为未来之源。通过各类祭祀体系，当下的生活与过去和未来建立了联系，个人的生活与社会整体建立了联系，生活才能够不浮躁，物欲才能够被抑制，和谐的人际关系才有可能建立。

我们所熟悉的，除了天地祖先祭祀和烈士祭祀外，还有基督教祭祀。基督教所以成为一个信仰体系，不就是牺牲了一个耶稣吗？基督教的圣经、教堂、节日不是构成一个庞大的祭祀体系吗？教皇可以腐朽、神父可以糜烂，但是，耶稣不会腐朽，不会糜烂，《圣经》不会与时俱进，信众就可以以耶稣之名教皇，打倒神父，或者干脆“因信称义”，废除金字塔式的教会组织体系。教皇也许倾向于和世俗政权勾结，为世俗政权辩护，但神父可以撇开教皇，以耶稣之名创立“解放神学”，站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当然，有人会问，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

这首先是13亿人在同一片国土上相处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政界、思想界、文艺界都涌动着一股冲决一切束缚的思想解放浪潮，其核心则是人的私欲、私心的解放浪潮。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关人道主义的辩论，还是文学界的“伤痕文学”崛起，或者是中国青年报发起的“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都强烈地冲击着此前的烈士精神教育。“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被广为传诵。躲避崇高，告别革命，成为时代潮流。在许多思想界人士看来，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而此前的三十年则相当于是“黑暗的中世纪”。

但是，问题并没有因为个性自由、解放甚至性解放而消失。相反，经过多年的实践之后，人们发现，缺失了信仰的社会也不是什么好社会。心灵空虚，生活堕落，自己都觉得活得不像人样了。

此时，一直迷信市场、迷信制度的新精英们也慌了神。他们终于发现，西方的市场经济原来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受着基督教的约束。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加入基督教！但是，晚了，改革之初，他们不但摧毁了烈士信仰体系，也同时摧毁了一切信仰体系。现在，人们只信钱！一旦打开束缚着私欲的瓶子，私欲就会从一缕青烟化作“口像山洞，鼻像烟囱”的巨大魔鬼，将社会撕裂，将人心撕裂，将大自然撕裂！要让这位魔鬼再度回到瓶子里，历史就又得经历一个轮回。

成长之源，成功之道

信仰是成长之源泉，也是成功之道。

信仰产生敬畏。信仰天地，对天地产生敬畏；信仰烈士，对烈士产生敬畏；信仰上帝，对上帝产生敬畏；信仰祖先，对祖先产生敬畏；信仰科学，对科学产生敬畏。

敬畏是学习的最强大、最持久的动力。对天地自然有敬畏之心，就会产生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浓厚兴趣，在江河湖海中与鱼虾戏耍，在大山森林中逐猎野兽，师法自然，成为一生创造性思维的丰富源泉；对烈士有敬畏之心，就会对烈士的人格、追求产生深层的认同，心胸自然就开阔，祖国和人民就会在心中生根；对上帝有敬畏之心，就容易遵守道德戒律，容易产生为他人牺牲的想法；敬畏祖先，就容易孝敬父母，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就容易产生对下一代的责任感。对科学敬畏，学习数理化时就会变得主动、活跃，不须督促，成绩自然就好。

就像信仰一样，敬畏是从长辈身上传递下去的。如果不是唯物主义教育的影响，我想，当我平日尊敬的父亲跪在地上，五体投地崇拜天地之神时，我也会对天地之神产生敬畏。你所尊敬者尊敬的东西，一定会使你同样起敬。遗憾的是，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潮所至，个人理性被夸张到极点，怀疑一切成为主流，敬畏荡然无存。实际上，人类千百年中实践和思考所积累起来的理性要远高于个人理性，值得我们敬畏。离开了这种间接经验，个人理性可能比一只猴子的理性高不了多少。怀疑一切的结果，不但上帝死了，祖先也死了，天地也死了（没有灵性了），烈士也死了。我们今天如果说有敬畏，只敬畏一种东西，那就是科学。而这本身是怀疑一切的产物。

其实，严格按照怀疑一切的态度，科学也需要怀疑。科学解决不了战争，科学解决不了剥削压迫，科学解决不了失业，科学解决不了无限膨胀的物欲和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冲突，科学解决不了成长的烦恼，科学解决不了我们面对无数选择的困惑，科学不能把我们变得像吃饱了的猪那样快乐，科学解决不了我们空虚和无意义感。科学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与父母相处，与老师相处，与邻居相处，与同事相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谦虚谨慎、深沉执着、临危不惧、意志坚强。科学解决不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无数困扰。科学只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极为有限的工具。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成为人们的唯一敬畏对象，这不是现代人变得深刻了，而是变得肤浅了，变得不知天高地厚了。

敬畏是一种继承，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语言文字要继承，数理化知识要继承，技术体系要继承，信仰也需要继承，智慧、勇气、意志、道义也需要继承。谦虚地学习、继承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可靠知识、智慧，学习千百年历史上突显出来的仁人志士的高尚事迹和品格，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身体力行，自然会发现以往的不足，而创新也就在其中了！相反，天天喊着创新，不注重学习和继承，就是想以个人理性之浅薄与人类理性之深刻相抗衡，何其不自量力，何其浮躁，何其荒唐可笑！失去了敬畏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砍倒大树、繁衍蔓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社会。要想在这种社会中去除浮躁，岂不是缘木求鱼吗？一个浮躁的人，学什么能够有恒心呢？没有恒心，学什么能够有成呢？一个浮躁的社会，怎么能够不险象环生呢？

信仰产生道德。纵观世界各国，祭祀和信仰的对象主要是神、人格神、和能够为他人牺牲的人（因而具有神性）。即使祖先崇拜，也是崇拜祖先的神性。对于儿女来说，父母就是自己的造物主，就是上帝，就是太阳。每一个人都既有兽性、又有神性。兽性是与生俱来的，神性是经过社会化教育而来的。普通的动物只有兽性，教育不出神性来。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道德意味着人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能够换位思考，关心他人，体现的是人的神性面。对神性的崇拜和信仰，可以使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世界联系起来，使有限的个体利益与无限的群体利益联系起来，从而产生高尚的道德情怀。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也许可以放弃个人的细小利益，或为他人效举手之劳，但不可能放弃自身的重大利益，更不可能为社会牺牲。

我倡导道德市场经济，希望道德能够作为独立变量加入经济生活。在《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中，我用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和事实，推演出道德加入经济生活的必要性，并进而希望由此产生一批理想主义者。现在看来，这希望乃是一种幼稚。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这种推理逻辑再严密，也只能产生一时的道德激情，出了课堂，就会烟消云散。这种幼稚，说到底，是我头脑中残存的理性主义思维的幼稚，是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思潮的狂妄自大。当今世界，所有在理性主义、启蒙主义思维模式下举办的各类学校，其道德教育都极其苍白无力。任凭社会千呼万唤，任凭学校费尽心机，就是培养不出有道德的人才来。这些缺德之人可以接受制度的约束，但在制度约束不到的地方，则会产生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人们熟知59岁现象，不太清楚29岁现象。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7年以后，对企业或单位的情况熟悉了，朋友团伙结成了，可能也掌握一定权力了，钻制度空子的条件成熟了。另一方面，结婚生子的需要日益迫切，以权换钱的动机空前强烈。两相结合，就产生29岁现象。，勾结斗角，夫妻打架，子女遭殃，个人内心浮躁、焦虑，自杀现象频频出现，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是道德教育失败的结果。仔细体会一下“肆无忌惮”吧！那些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的人，一定会肆无忌惮！

信仰有助于增强勇气、坚定意志。勇气和意志起源于体力劳动，但能成为在人生或历史的关键时刻的支撑力量，则还有赖于信仰。用流行的术语说，信仰可以理解为人生规划。如果一个人当下的行动可以和人生规划联系起来，那么支撑行动的不仅是眼前的损益，而是一生的规划，甚至是与人类社会共同体相联系的宏大事业。以一生之力突破一时之困难，以共同体的支撑突破个人的犹豫和畏缩，勇气和意志必将百倍地增长。

综上所述，一个人成长、工作和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事务都需要靠信仰来解决，而不是靠个人理性对一时一事的得失损益比较来解决。学校教育可以告诉人数理化，但是，却会使人自由地、自信地迷失在人生的大海般的选择和计算中。最后，“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极大地降低了生命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