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儿童的视力范文

时间:2023-11-16 17:24:01

如何保护儿童的视力

如何保护儿童的视力篇1

【关 键 词】美国;媒体政策;儿童保护;启示。

【作者简介】张钢花,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武汉体育学院新闻与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实务。

根据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儿童享有接近媒介、参与媒介的权利、通过媒介获取有益信息的权利以及免受成人世界侵害的权利。美国的传媒规制中保护儿童免受媒体负面内容侵害的政策是较为完善的。本文试图对美国媒体监管中的儿童保护政策进行梳理并分析其对我国儿童媒体保护政策的启示。

一、美国儿童媒体保护政策分析

总体上看来,美国的儿童媒体保护政策是在家长、社会团体、政府、媒体行业以及研究机构等各种力量的相互博弈过程中产生并丰富起来的。具体来讲,美国的儿童媒体保护政策体系主要包括:

1.法律保护。在保护儿童利益不受侵害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尽最大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出台了一系列法案,对媒体尤其是电视和互联网的节目、内容、播出时段以及播出方式等进行严格规范。

针对广播电视的儿童保护法案主要有:1990年的《儿童电视法案》、1992年《有线电视法》、1996年的《电信法案》《通讯内容端正法案》,1997年的“三小时法令”以及2006年的《净化广播电视内容执行法案》等。针对互联网的儿童保护法案主要有:1998年的《儿童在线保护法案》、1999年的《儿童在线隐私保护规则》、2000年的《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等。

这些法案的出台,较为有效地保障了儿童在接触媒体的过程中能够选择健康、安全的播出内容,避免有害信息的负面影响,儿童的个人隐私权也得到尊重。其作用主要表现在:(1)通过出台法案,要求媒体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儿童类节目,并对节目的质量标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为了防止媒体追逐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儿童类节目的制作从而影响儿童正常的媒体接触权和有益信息的知晓权,在相关法案中对于媒体儿童类节目的时长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例如,《儿童电视法案》就要求商业广播站为儿童增加教育类节目。“三小时法令”规定商业广播站每周要播放最少三个小时的教育类节目,并且每周定期播出,每次播出时间不得少于三十分钟。与此同时,“三小时法令”还规定此类节目的播出时间应在上午七点到晚上十点之间,因为在其他时段儿童很少看电视[1]。除了内容数量以外,对于什么样的节目是“儿童教育类节目”也提出了详细的标准。“三小时法令”中就规定,“儿童教育类节目”是“所有能够促进十六岁以下儿童的教育信息需求的电视节目,包括促进儿童的智力(感知)及社会(情感)需要的核心节目”[2]。联邦通讯委员会把是否遵守以上规则和电视台换发许可证联系起来,履行了相关职责的电视台才能获得更新的许可证。(2)对“儿童不宜”的传播内容进行严格的播出限制和收看资格认证。考虑到广播电视节目在播出时的“不可回避性”,美国政府在相关法案的制定过程中对于“成人化”尤其是内容进行了严苛的规定。《净化广播电视内容执行法案》中规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任何时间都不能播出节目,特别是早六时至晚十时青少年观众活动频繁的时段,更不得播出不健康的内容[3]。随着网络的发展,政府对于网络媒体的内容也做了相关规定。《儿童在线保护法案》(COPA)规定:“商业性的不得提供十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浏览‘缺乏严肃文学、艺术、政治、科学价值的与影像及文字’有害身心的网站内容。”[4]这些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将儿童与不健康的媒体内容隔绝开来,保护了儿童的权益,但是政府难免会被指责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为了保护儿童而又不损害成年人的利益,政府要求媒体对于收看者的年龄进行严格的认定。这样,成年人可以自由选择和收看“成人内容”,同时又避免儿童通过网络接触到有害信息。《儿童在线隐私保护规则》(COPPA)就要求的经营者必须通过信用卡付款及账号密码等技术手段,对于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进行限制进入措施[5]。(3)在使用媒体的过程中保护儿童的隐私权不受侵犯。儿童上网人数的不断增加使得儿童隐私权的保护成为一个重点。为了防止儿童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或家庭地址等)泄露而被非法使用,给儿童和家长造成危害,《儿童在线保护法案》规定,任何网站泄露了某个儿童的个人数据,而这些数据又用于涉及对该儿童的犯罪活动,那么该网站将被。《儿童在线隐私保护规则》要求与儿童有关的商业网站经营者或有意向儿童搜集个人资料的网站经营者必须获得家长的同意,并明确告知信息的用途。如果家长拒绝,网站必须停止搜集并删除之前搜集的所有信息[6]。

2.制定行业规范进行自律。传媒业通过制定相关的行规来进行自律,也是美国儿童保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政府严格的管控压力下传媒行业的自觉行为。美国的行业协会能自行制定各种行业规则,进行媒体内容方面的自我规范。如全国广播协会在1929年制定了第一部无线电广播规则,在1952年又制定了电视规则,1990年又出台了一套针对儿童电视、下流与言行、暴力和吸毒等四方面内容的节目设计原则[7]。

电视分级制度是美国媒体行业自律的主要方式。这种电视分级办法是以适合受众的年龄为标准将电视节目分为六个等级。电视分级制度是模仿美国电影分级制确定的。不同的是,电视节目分级由节目生产商自我定级,而不是像电影分级一样交给“分级委员会”这样的专门机构进行分级。这主要是因为电视节目制作速度快、数量庞大,只好由节目生产机构进行自我定级。

电视节目分级制降低了低俗电视节目对儿童的不良影响,家长根据节目级别选择适合儿童观看的内容,这样突出了家长的重要作用。不过,就算进行了内容上的分级,也还是不能保证万无一失。节目生产机构自己为节目定级,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客观性和准确性很难得到保证。一些节目生产商为了商业利益,在定级时对于某些暴力或者色情的场面会有所保留。

除了电视以外,针对网络传播内容的分级标准目前主要有:万维网联盟1996年提出的PICS(网络内容选择平台)方案、国际内容分级协会提出的RSCAI方案、安全冲浪组织的Safe Surf方案等。和电视内容分级一样,在实践中这种技术政策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但是“毕竟还是提供了一种基础性质的内容分级框架”[8]。

在美国儿童网络媒体的发展中,“安全”原则是一个最大的共识。一方面许多大型的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增加了大量适合儿童浏览的高质量的网络内容,另一方面有责任感的网站通过严苛的自律保护儿童的网络使用安全。著名的企鹅俱乐部网站在安全性方面的规定就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商业效益。它被授予了儿童隐私保护的认证。该网站采用一种称作“高安全聊天模式”的设置,儿童进行线上交流时不能直接输入词汇,只能从列表中选取网站提供的短语和句子进行聊天。在网站上说了脏话的会员,会被系统自动禁止入内二十四小时。企鹅俱乐部安排专人从事网络巡视工作,以便及时发现并纠正不恰当行为[9]。虽然完全杜绝网络中的不安全因素还不现实,但是美国儿童网站的很多做法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尤其是当相关法案的颁布还需论证和等待的过程中,行业自律是一种非常有用且高效的保护方式。

3.社会监管。社会监管是美国广播电视及网络内容监管的重要一环。它一般表现为民众、市民团体(社团)或研究机构的意见或看法。在美国儿童媒体保护政策的体系中,社会监督通常分为社会团体和研究机构监督两种。

市民团体能够帮助形成广播电视行业的立法及政策环境,同时可以和媒体行业直接交流,对行业的自我规范施加影响。美国《儿童电视法案》就是在“改进儿童电视节目行动”组织、“家长与教师联合行动委员会”、联邦工会委员会以及一些黑人社团、宗教团体等的压力下由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国会进行调研与听证后出台的。美国有一些类似家长协会的组织为保护孩子们不受色情、暴力情节的影响,通过收集电视节目中不适合儿童观看的内容信息,年度报告,以此对电视内容进行监督。

在美国有很多研究机构对广播电视的内容和社会影响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对商业性的广播电视内容起着间接的监督作用。研究机构或社团通过研究,公开发表自己对节目内容的意见,对广播电视媒体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以达到监管的目的。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各研究机构对儿童网络安全的领域进行研究。例如,《为电脑空间的儿童而行动》(1996)研究报告就得到美国贸易委员会的支持[10]。这些研究一方面为各种儿童网络保护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在激发儿童网络安全保护的社会意识上起到显著的效果。

4.宣传教育。美国尤为重视对家长进行教育,使家长能够有意识和有能力对儿童进行网络安全教育。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样的机构也出台了专门的《互联网安全父母指南》。

在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也强调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指导未成年人了解并理解媒介,从而学会辨别内容,在接触媒体的时候进行自我保护。“保护”意识是美国媒介素养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保护”是指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抗拒不良媒介内容影响的途径。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最重要的作用是让学生免于受到不良媒介(酗酒、吸毒、暴力、色情等)的影响。只有让学生充分了解媒介对自己的意义,排除不良干扰,才能合理利用媒介。他人保护与自我保护相结合可以更为有效的净化儿童的成长环境。

二、美国媒体监管中的儿童保护

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的儿童媒体政策形成了一个由政府、社会、家长、学校以及儿童本身参与其中的,包括法规、行规、社会舆论和教育体系在内的较为完善的保护体系。虽然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对我国的儿童媒体保护体系的建构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1.完善儿童媒体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执法力度。我国的法律法规当中也有一系列针对儿童权益保护的媒体政策。比如,《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八条也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互联网出版内容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1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规定:“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暴力、凶杀、恐怖、等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等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等[12]。

但是,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标准和处罚力度弹性较大,有些甚至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导致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缺乏约束力。同时,单纯依靠各级行政机关对数量庞大的媒体内容进行监管,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监管效果,而阶段性、运动式的治理方式更缺乏长远的影响。

2.重视利用技术手段对媒体内容进行“过滤”。200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当中规定:“推广绿色上网软件,为家长监管未成年人在家庭中的上网行为提供有效技术手段。各有关部门要依法治理利用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远程通信工具和群发通信传播有害信息、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法行为。”[13]实际上,由于家长本身的文化层次差异,推广遭遇了很大的阻碍,需要更为强有力的技术和监管手段才能儿童上网环境的安全性。

3.社会团体和科研组织的监督缺位,不能很好的对政府监管进行补充。面对海量的媒体信息,政府部门可以适当鼓励和借助社会力量,与社会团体或者家长群体进行合作,委托相关的科研机构定期媒体监测报告,以便对儿童保护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督。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有探索的空间。

4.增强社会责任感,媒体行业应出台相关的行业标准进行自我约束。完善儿童媒体的相关法律制度,在法治的框架下,敦促媒体行业尽快出台行业自律标准,这需要引起学界和政府的检讨与重视。在当前相关法律的颁布还需时日,一味等待并不能解决问题。制定行业规定进行媒体自律是一种较为灵活,且高效的保护方式。

5.加强宣传,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儿童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通过各种渠道面向全社会,尤其是家长群体进行儿童媒体保护的宣传,提升整个社会对于儿童媒体保护的重视。在学校教育中适当增加媒介素养类的课程,提倡自我保护。

注释:

[1][2]汪 露:《析美国传媒政策中对少年儿童的保护》,载《电视研究》2007年第4期。

[3]张天蔚:《北青时评:美国为何立法整顿"电视节目色情"》,载《北京青年报》2006年6月18日。

[4]据http:///commission/original.shtml[DB/OL]。

[5]据http:///thelaw.htm[DB/OL]。

[6]于 珍:《美国儿童媒体政策的演进述评》,载《中国教育信息化》2010年第4期。

[7]黄春平:《五管齐下 正本清源——美国商业广播电视内容监管》,载《传媒》2010年第6期。

[8][10]何恩基:《美国儿童网络保护政策分析》,载《电化教育研究》2002年第4期。

[9]葛 甲:《美国儿童网站 安全第一》,载《网络传播》2010年第12期。

[11]中国法制出版社编:《互联网信息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定——法律及其配套规定丛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12]法律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最新修订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如何保护儿童的视力篇2

自我保护能力,简称自护能力,即个体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能力,包括生理上的伤害(如饥饿、寒冷、流血等)和心理上的伤害(如难过、怯懦等)。自我保护能力是每个儿童、青少年都应该具备的能力,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免受伤害。尤其对于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青少年,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社会经验缺乏,更应加强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

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将基础教育涵盖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自我保护的教育应当贯穿基础教育的始终。如邓小平所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如果连自我保护的能力都不足时,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似乎就有些空中楼阁之嫌了。

加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有研究者调查发现当今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复杂化与学校教育的程式化;学校教育中生命教育的极度缺失,使得学生不懂得珍视自己,不懂得尊重他,不能理解追求生命的意义;家庭的过度照顾,过度保护与孩子们的行为依赖心理脆弱,是当前尚未解决的家庭教育误区;生理发育的提前和社会化的滞后,形成了中小学生既好奇又幼稚的一组危险的矛盾。

(一)社会发展需要

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科学技术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不可否认也伴随着许多阴暗的一面存在着,社会人越趋于复杂、深沉,难以逐磨。人性的难以预测,使得社会也更加复杂。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中更需要儿童、青少年加强自我保护能力。

(二)个人发展需要

我们说要推进全面素质教育,自我保护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我们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青少年在生理心理的发育尚不完全,渴望成人的生活、却不能独立,不同年龄阶段伴随着不同的心理特征,不能成熟应对外来的伤害与意外。于是加强儿童、青少年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对儿童的个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加强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

由于基础教育阶段涵盖了涵盖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每个学习阶段有着不同的年龄特征。在进行自我保护能力的教育时应该因材施教,因人而异。

(一)幼儿教育阶段

在我国,学前教育是指对0~6岁儿童实施的教育。哈吉・柴提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学前教育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度。处在此阶段的儿童是好奇的、对感官刺激敏感的,是热情的、关心的、天真的、自我中心的,对人、对交朋友感兴趣,正在形成习惯和价值观。虽然大部分时间幼儿都会有老师、家长陪伴,但是也并不能保证有人在身边时就不会出现意外。由于此阶段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意识思维正在形成,教育具有重大作用,且应采取与其年龄特征相适应的教育。

1.幼儿园方面

幼儿园是实施幼儿教育的主要场所,也是儿童启蒙学习的第一个正式组织。对于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首先由于此阶段儿童正是处于意识形成的关键期,幼儿园老师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培养其自我保护意识。意识的形成对其后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其次,由于此时儿童能力确实薄弱,当遇到危险的时候,靠自己的力量很难摆脱困境。老师应在自我保护教育方面更多的强调要进行“他救”的方法。以儿童易于接受的语言,配合动作向儿童讲解在具体的困境中,应如何去向他人求助,依靠他人的力量,摆脱困境,从而实现自我保护。

2.家庭教育

幼儿呆的时间最多的就是幼儿园和家庭。幼儿自我保护能力的教育不能单单依靠幼儿园,同时也需要家庭的密切配合。家长需要逐步培养儿童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家长要注意向幼儿叮嘱自我保护的注意事项,强化自我保护意识的形成。

(二)义务教育阶段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经历了三个认知发展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他们逐步从“自我中心”向“非自我中心”转换,思维逐步由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转换,趋于成熟。在认识事物的本质上已具备一定的能力,能判断是非善恶,有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1.适当发挥自我保护意识的能动作用

意识对物质世界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意识能动作用的发挥将直接影响人们实践活动的成功与否,正确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对实现实践价值有重要的意义。

此时的儿童已基本有自我保护的意识,知道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需要自己采取措施去应对。对于相对简单的社会普遍提及的现象,能给予相应的简单应对。但是很多时候虽然知道要进行自我保护,但是由于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也只能无奈。介于其身心发育仍不完全,即使知道该怎么进行自我保护,也不能有效进行自我保护。所以鼓励儿童适当发挥自我保护意识的能动性即可。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自己解决,不能解决的就需要寻求他人的帮助。

2.学校教育

此时仍然不可忽视学校对儿童自我保护能力的教育。老师的教育应不同于幼儿阶段的儿童的教育方法,而是更加注重自我保护方法的引导,更多的引用案例的形式,向儿童讲解。以此儿童学会具体情景下应使用的相应自我保护技巧、方法。同时在教育中继续引导儿童向他人寻求帮助;培养学生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法律教育;锻炼儿童心理承受能力,培养儿童遇到问题的应变能力等。

3.家庭教育

家庭是儿童生活的主要场所。俗话说:家是永远的避风港。但是尽管如此,在家庭中,也难以确保不会出现意外之事。家长仍然肩负着儿童自我保护能力培养的教育责任。家长、老师的身份不同,家庭教育有别于学校教育。家长也不应该给予溺爱,事事包办,过度照顾,过分保护,使孩子处处依赖。培养孩子独立,是自我保护的重要方面。

家庭要积极配合学校的教育这是一方面,同时家长也需要向儿童讲解在具体情境中应如何实施自我保护方法,以丰富儿童自我保护的知识,完善自我保护教育。

(三)高中教育阶段

高中阶段的学生有着以下几点鲜明的特点:课业负担繁重,处于价值观形成的敏感期,对于自己的能力既有很强的信心,同时也有强烈的自我怀疑。根据这些特点,应当给予儿童相应的自我保护教育。

1.量力发挥自我保护意识的能动作用

意识的形成,思维的严密是教育努力追求的高度。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应贯穿基础教育的始终。高中阶段的青少年也应继续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此时的青少年已基本形成自我保护意识,能趋利避害。对自己有充足的信心,甚至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实际能力;当遇到意外情况时,实行自我保护是必然选择。所以鼓励青少年量力发挥自我保护意识的能动作用。不仅要做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同时也必须是一个健康的人。

2.学校教育

高中阶段的青少年有巨大的升学压力,课业负担也相当繁重。强大的学习动力激励着他们将学习当作是唯一任务,主要是以文化知识的学习为主。学习,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只有学习,这是绝对有缺憾的。不论是在哪个学段,学校不仅是文化传播的场所,也是推行全面素质教育的基地。

老师应当继续孜孜不倦的强调自我保护的重要性,传授如何进行自我保护的具体方法。生活实例的形式,切实了解自我保护的途径。

(四)小结

在各教育阶段,学校建立健全的自我保护教育制度,保证该教育的切实落实。包括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管理等方面。根据学段的不同,选择适当的教育内容,如安全、生命、防暴、盗窃、健康并结合心理教育等。老师和家长需要密切注意儿童、青少年的行为举止,当发现有异样的时候,应予以重视,当儿童、青少年遇到伤害时及时帮助儿童解决问题。

基础教育阶段加强儿童自我保护能力的意义

加强儿童在基础教育阶段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它对于社会的有序发展、学校工作的顺利进行、家庭的幸福生活、个人的全面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尽管社会仍然存在着一些阴暗污秽的一面,但是作为祖国未来接班人的儿童有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那么对于那些肮脏的一面据有了免疫的作用,能有效的抵抗外来的这些东西,危害社会秩序的不良分子就不能如愿以偿,那么势必能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进行;当儿童掌握了相应的自我保护的方法,对于学校、家庭的正常运行也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自我保护能力是绝对不能缺乏的。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如何保护儿童的视力篇3

【摘 要】儿童虐待行为严重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但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下,由于难以认识和界定儿童管教与儿童虐待之间的界限,中国式虐童行为不仅仍存在法律监管盲区,也无法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与干预。文章在对儿童虐待行为作出明确界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儿童虐待行为防控现状,提出构建系统化的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的设想。

【关键词】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儿童保护

近年来,国内不断有各种类型的虐童恶性案例见诸报端:如2012年浙江温岭幼儿园教师颜艳红虐童案、2013年5月发生的7起教师未成年女童案以及多起在父母的“棍棒教育”下重伤致死的极端案例,件件触目惊心。由此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于虐童行为的关注,但这种关注仅限于对个案当事人行为的批判与惩处,却不曾反思虐童事件频发的深层次原因。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下,由于受到“不打不成才”、“棍棒底下出孝子”、“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仍然盲目迷信师长的权威,很多人甚至存在着“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或附属物可以任意处置”、“父母打孩子是天经地义的”等家长式思维,而“虎妈”、“狼爸”的成功育儿范例更使这种“体罚式教育”合理化。据不完全统计,中国10个孩子中就有6个在成长过程中不同程度地经历过家庭的“棍棒教育”。在“把父母打孩子视为正常现象”的观念模式下,由于难以认识和界定儿童管教与儿童虐待之间的界限,中国式虐童行为不仅仍存在法律监管盲区,也无法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与干预。因此,转变传统观念模式,在充分尊重儿童独立人格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和他国经验,构建针对儿童虐待行为的防控机制,才能真正使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定的儿童基本人权保护落到实处。

一、儿童虐待行为的界定

儿童虐待行为的界定是构建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的基础。2001年12月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可见,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虐待是比家庭暴力更为严重的行为。这种狭义界定不仅将虐待局限于家庭内部范畴,而且导致实践中大量伤害儿童的案例被忽视,这显然有悖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联合国在1959年11月20日的《儿童权利宣言》及1989年11月20日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都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使之成为关于儿童行动和处理儿童事务的最基本准则,即“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先考虑”)。因此,基于儿童“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势地位,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儿童权益的全面保护,笔者认为宜突破法律的现有规定,拓宽儿童虐待行为的内涵与外延,将其界定为“对18周岁以下儿童实施的身体、精神、性等方面的伤害或忽视行为”。1981年国际儿童福利联合会将儿童虐待分为:①家庭成员忽视或虐待儿童;②有关机构忽视或虐待儿童;③家庭以外的剥削(童工、等);④其他虐待方式。可见,儿童虐待行为的实施主体既可能是来自家庭内部与受虐儿童存在信任与亲密关系的家庭成员(如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也可能是来自家庭外部对儿童负有照管、教育、医疗等特定职责的相关人员(如教师、医生、保姆、儿童托管机构或福利机构职员等),还有可能是来自对儿童有实际操纵权的人(如拐卖、绑架儿童、组织或介绍未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从事涉及儿童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儿童虐待行为的形式主要有:①身体虐待,以殴打、捆绑、烧烫、甩掷、掐扼等方式给儿童造成生理上的损害;②精神虐待,以辱骂、恐吓、孤立、漠视儿童情绪情感需要等方式给儿童造成心理、情感或智力发展方面的损害;③待,以触摸儿童身体、要求儿童进行、将儿童置于性场景或器具下等方式给儿童造成性生理或性心理的损害;④忽视,未给儿童提供足够饮食、衣物、住宿、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以满足其基本需要,以致严重影响儿童的生存、健康与发展,或在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令儿童处于危险情境。

二、我国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一)儿童虐待行为的严重危害

儿童虐待行为严重危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虐待所造成的身体疤痕也许会愈合,但心理上的创伤却会贯穿一生,尤其当这种虐待来自于具有亲密与信任关系的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具体表现为:(1)危害其自我意识。受虐经历给儿童带来恐惧、耻辱、羞愧、无价值感、被毁灭感等核心感受,使其难以形成自我认同和自我信任,从而严重阻碍其自我能力的发展与完善。而且,曾经受虐的儿童成人后,出现行为、身体和心理问题的危险性较他人要高,如施虐或沦为受虐者、抑郁、高危等;(2)危害其人际关系。受虐经历使儿童对他人难以产生信任感,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较少采用沟通手段,这会破坏他们在社会生活、工作和家庭中扮演好自己角色的能力,从而影响其健康人际关系的确立。儿童虐待行为不仅对受虐儿童个体发展及其人生幸福的实现产生严重影响,而且从个体行为对社会、职业和家庭产生因果性效应的角度来看,最终可能影响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并导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减缓。1990年联合国《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指出:“儿童时代应该是欢乐、和平、游戏、学习和生活的时代。他们的未来应该在和谐和合作之中形成。他们应该在开拓视野、增长新经验的过程中长大成人”。因此,应该通过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的建构,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远离虐待阴影,健康快乐地成长。

(二)我国儿童虐待行为防控之现状

1990年我国签署和批准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2001年起我国政府陆续了十年一期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并着力推动全社会塑造有利于儿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2007年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儿童权益保护做出较全面的规定,其中有涉及儿童虐待行为的禁止性条款和相应的保护措施:如“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第六条);“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以及其他有关社会团体,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第八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第十条第二款);“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第二十一条);“禁止拐卖、绑架、虐待未成年人,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害。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救助场所,对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责任…未成年人救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不得虐待、歧视未成年人”(第四十三条)。《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规定了儿童虐待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第五十三条)并“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第六十二条);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及未成年人救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儿童虐待行为则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第六十三条、第七十条)。综观以上规定,我国已基本形成儿童虐待行为的防控网络,但宏观的原则规定较多,微观的细致规定不足,如未规定政府相关部门、公检法司及有关社会团体在对儿童虐待行为进行具体干预时的职责范围和工作规程,以致于实践中存在着相互间职能协调配合、责任追究等诸多操作难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干扰对儿童虐待行为的及时介入和有效干预。

而且,由于受到不尊重儿童的传统观念影响及对儿童虐待行为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目前,我国对儿童虐待行为的法律规制尚存明显缺漏:①我国刑法关于“虐待罪”的主体规定仅限于家庭成员,而家庭成员以外的人实施的儿童虐待行为只有符合其它犯罪构成特征时才能以相应罪名入刑(如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寻衅滋事罪、或猥亵儿童罪、拐卖儿童罪、强制儿童乞讨罪等),这有可能使某些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虐待行为逃脱法律制裁;②即使是家庭成员实施的儿童虐待行为,只有达到“情节恶劣”才能入刑,而我国法律对何为“情节恶劣”未有明确规定,法官在审判时考虑到家庭成员的特殊关系又有“轻刑化”倾向,以致于实践中只有把儿童打得遍体鳞伤或饿得半死不活才追究施虐者刑责,否则就被排除于“情节恶劣”的范畴之外得以逍遥法外;③虐待行为无论是在行政法还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都要求受害人具备“请求处理”或“告诉处理”的主动意识,这对于脆弱且在权利实现上尚存依赖性的儿童而言,追究施虐者的法律责任就成为几乎不可能的事,尤其是在施虐者即是其监护人的情况下;④虐待行为的法律处置范围过窄,通常仅限于具有明显生理伤害特征的身体虐待,而对难以举证的精神虐待、待、忽视则较少涉及。

以上现状表明,为有效预防、遏止及惩治儿童虐待行为,构建更加完善、配套、系统化的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势在必行。

三、关于我国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制构建的设想

(一)构筑儿童虐待行为防控的法律框架

从国际范围来看,关于儿童虐待行为防控的立法通常有两种趋向:一是将儿童虐待行为作为家庭暴力的一个类别,通过制订《家庭暴力防治法》予以规制,如台湾;二是制订专门的儿童保护相关法令系统防控此类行为,如日本的《儿童虐待防止等的法律》;还有的是双管齐下:如美国1974年《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案》(CAPTA)、《1989年儿童权利法案》及《1996年家庭法》;香港的《家庭暴力条例》、《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及《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由于《家庭暴力防治法》只涉及家庭内部的儿童虐待行为,且多被附属在配偶暴力的规制范围之下,并未考虑到儿童的特性而给予特殊关注和保护。因此,笔者更趋向于采用后两种方式。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在对《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进行立项论证,故笔者建议,在该法制定的基础上,通过《儿童虐待防止法》的专门立法,进一步明确儿童虐待的定义、种类、特征和保护原则,建立系统的儿童虐待行为预防、早期发现、强制报告、行政干预、社会救助与服务、惩治与司法保护的工作机制。同时,由于同样的虐待行为,施之成人与施之儿童后果不同,往往会给儿童留下更深的身心创伤,因此,宜根据儿童虐待行为的性质、情节及危害程度,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增设“儿童虐待行为”的相关法条,扩大儿童虐待行为的违法主体(应包括前文所述三类主体),降低入罪门槛,对“情节恶劣”作出严格而细致的界定,并将其列入司法机关主动介入的案件范畴。

(二)建立政府主导、公力干预与私力救济相结合的儿童虐待行为防控体系

目前,由于我国缺乏专门负责儿童权益保护的权威机构,公安、卫生、教育、民政、司法等部门在发现或接到有关儿童虐待行为的报告后,只能各司其职、各自为政、点到即止,而无法对儿童实施全方位的保护。故笔者建议,应当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儿童权益保护中心,主导和协调当地的儿童虐待行为防控工作,其职责包括:提出儿童虐待行为防控的立法建议;在基层设立儿童保护站,负责儿童虐待行为的预防、宣传、咨询与投诉接待;组织儿童虐待行为防控的教育与培训;根据儿童虐待行为的处理程序督促协调各行政部门及时介入和干预个案,以充分保护和救助被虐儿童;定期进行儿童虐待行为的相关调查、数据统计,建立儿童虐待数据库。各行政部门内部应设立相应的儿童虐待行为防控机构与之对接,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与工作规程,任一部门在发现或接到有关儿童虐待行为的报告后,均负有处理、告知或转介义务,以相互配合、构筑起严密的儿童虐待行为公力干预网络。由于儿童虐待行为防控体系的建立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多学科的系统工程,单靠公力干预,难免捉襟见肘,尤其在儿童虐待行为的预防、宣传、咨询、援助与服务等方面都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因此,政府还应大力扶持与培育社会团体参与儿童虐待行为的防控,提升人们的儿童保护意识,为儿童营造安全、健康、幸福的成长氛围与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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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乔东平.虐待儿童:全球性问题的中国式诠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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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雪梅.如何扼住施暴者的手[J].法律与生活,2012(7).

如何保护儿童的视力篇4

【关键词】 困境儿童 需求 现状 保障途径

一、研究背景

困境儿童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c研究问题。儿童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儿童保障事业的发展与儿童的成长和未来紧密相关,而困境儿童作为儿童中的弱势群体,更需要国家和社会对其进行特殊的救助和爱护,帮助这部分儿童在成长的关键阶段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不仅能帮助困境儿童本身更好的发展,更能为发展中的国家减少许多可预见性的社会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我国的现实状况急需引起对困境儿童保障事业的重视。

此次调查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希望通过实地调查,了解浙江省困境儿童现状,进而探索困境儿童保障的有效途径,保障困境儿童的正常权益,提高其生活水平,更好地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服务。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23.0对困境儿童需求情况的问卷进行分析。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梳理、研究内容的整合和问卷的设计,选取宁波市余姚市、湖州市吴兴区、衢州市开化县为调查点,对部分困境儿童及其监护人进行的问卷调查,从基本生活需求、心理需求和社会交往需求三个方面全面了解困境儿童的需求情况通过其进行困境儿童实际需求的调查和数据收集,从而进行真实可靠的分析。

调查总体为困境儿童69232人,其中事实无人抚养困境儿童6636人,残疾儿童16279人,重病儿童1918人,低保家庭儿童44399人。根据配额抽样和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结合的抽样方法,确定宁波市余姚市调查样本为334,湖州市吴兴区调查样本为265,衢州市开化县调查样本为413。本次调查正式于2016年7月至2016年10月进行,历时3个月,宁波、湖州和衢州三地共发放问卷1012份,回收有效问卷1000份,有效率98%。

三、困境儿童的实际状况与需求情况分析

困境儿童的实际生活状况主要是分析困境儿童的日常生活质量,本次调查主要从两方面着手对此进行了分析:一是日常生活方面,二是生活照料方面。

(一)困境儿童的日常生活状况

困境儿童在回答“你对现在自己住的地方满意吗?”这个问题时,仅1.2%的儿童选择了非常满意,只有1%的儿童选择了比较满意,10.8%的儿童选择了“一般”,高达64.8%的儿童选择了“不太满意”,22.2%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满意”;在回答饮食状况的问题时,1.4%的儿童选择了“非常满意”,4.9%的儿童选择了“比较满意”,19.0%的儿童选择了“一般”,51.5%的儿童选择了“不太满意”,23.2%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满意”;在回答“你有新衣服穿吗?”这个问题时,0.3%的儿童选择了“经常能有新衣服”,2.1%的儿童选择了“偶尔能有新衣服”,21.6%的儿童选择了“一般”,50.7%的儿童选择了“不太有新衣服”,25.3%的儿童选择了“几乎没有新衣服”。

以上三个问题都是与困境儿童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事件,也是困境儿童对自身生活质量满意程度最基本的体现。而从以上的数据中可看出,选择“比较少”、“非常少”、“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等选项的儿童占了绝大多数,说明大多数困境儿童对自己目前的基本生活领域的“吃住穿”情况不是很满意,也反映出大部分困境儿童都还处于生活水平比较低下的状况。造成困境儿童基本生活水平不高的原因主要由两个方面:一个是大部分困境儿童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没法完全满足儿童的物质需求,大部分家庭也就只能满足儿童吃饱、穿暖和有地方住等最低需求。另一个原因是大部分监护人在困境儿童的成长上只是起到了最基本的看管作用,对困境儿童生活质量的关注不够。

(二)困境儿童的生活照料状况

困境儿童在回答“平时生病或身体不适是谁照顾你?”这个问题时,25.8%的儿童选择了“父亲”,37.0%的儿童选择了“母亲”,35.8%的儿童选择了“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1.0%的儿童选择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属”,0.4%的儿童选择了“福利机构工作人员”。

以上问题说明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困境儿童都没能像寻常儿童一样生活在父母身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一方面儿童的父母为了支撑家庭的开支,需要长期外出务工,只能将儿童托付给家中的老人或者有余力的亲戚照看。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困境儿童之所以陷入困境,大部分都是过早失去了父母,或者遭受了巨大的家庭变故,因而无法享受跟其他儿童一样看护。而家庭的变故使他们在关键的儿童阶段就缺失了正常的家庭温暖和行为习惯的正确引导,长此以往,有些孩子会形成自控力差、心理脆弱、不善沟通等性格,不但不利于儿童的成长。

四、困境儿童的心理状况

(一)困境儿童基本心理状况分析

由于困境儿童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他们的心理和人格的发展状况更需要得到关注。根据之前的探讨我们认为困境儿童由于其家庭的特殊性,特别容易形成一些自卑、孤独、心理脆弱等负面心理。在本次调查里,选择了1个孤独量表、1个生活满意度量表。

首先,我们对调查问卷中的“孤独量表”进行了分析:对孤独量表的20个指标的信度检验发现,Alpha信度值为0.937大于0.8,因此可认为这20个指标属于高信度指标。我们对这五类孤独系数总分做了比例上的分析:其中只有1.8%的儿童孤独系数非常低,孤独系数比较低和孤独系数一般的儿童分别占了11.7%和20.8%,而孤独系数比较高的儿童达到了43.3%,孤独系数非常高的儿童也有24.4%。

此外,我们通过对“生活满意度量表”的数据来分析这部分儿童对当前生活的看法以及满意程度。并对“生活满意度量表”的5个指标进行了信度检验,发现了Alpha信度值为0.882大于0.8,因此可认为这5个指标属于高信度指标。我们对这五类生活满意度做了比例上的分析:6.3%的儿童属于对生活极度不满意,20.4%属于对生活不满意,27.3%属于对生活稍不满意,14.9%的儿童选择了中立,17.9%的儿童属于对生活稍微满意,11%的儿童属于对生活满意,只有2.2%的儿童属于对生活极度满意。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困境儿童都有孤独、自卑心理,而且孤独系数非常高和孤独系数比较高的比例达到了67.7%。我国有句古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本文认为此处的“穷”不仅指家庭经济条件的困苦,还包括由于家庭的变故导致的儿童在心灵层面的匮乏,得到关爱和照料的不足;“早当家”也指这部分困境儿童在本该享受无忧无虑童年的阶段就过早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在心理发展阶段过早失去家庭的庇护也容易导致这部分儿童在性格上的缺失。但是绝大多数儿童是有改变生活的渴望的,而物质条件的匮乏和精神指导的缺失,使其在心理层面的教育也没法得到改善。

(二)监护人与困境儿童的心理状况

由于监护人在困境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关于困境儿童的心理状况设置了两个关于儿童与监护人相处的问题。在回答“平常是否觉得爸爸妈妈(或监护人)重视自己?”时,0.7%的儿童选择了“非常重视”,3.1的儿童选择了“比较重视”,14.2%的儿童选择了“一般”,48.1%的儿童选择了“不太重视”,33.9%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重视”。

根据以上数据可看出,大部分困境儿童与监护人相处时间比较少,彼此之间的沟通也不够;大部分困境儿童也不愿意跟监护人诉说心事,也不太重视自己。监护人作为困境儿童成长过程中接触最多的人,在监护过程中对儿童关爱的多少直接影响了儿童的性格形成。如果儿童觉得监护人不够尊重和重视自己,极易使其形成自卑、胆小和孤僻等性格,不利于身心健康。

五、困境和的社会交往情况

(一)学校情况

在对已就学的困境儿童进行学校情况调查的时候,选择了4个相关问题,在回答“平时跟同学的关系如何?”时,0.9%的儿童选择了“非常好”,15.9%的儿童选择了“比较好”,41.4%的儿童选择了“一般”,26.0%的儿童选择了“不太好”,15.2%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好”。在回答“喜欢去学校吗?”时,21.7%的儿童表示“非常喜欢”,42.3%的儿童表示“比较喜欢”,21.1%的儿童选择了“一般”,9.1%的儿童选择了“不喜欢”,5.2%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喜欢”。在“喜欢去学校的理由是什么?”的回答中,选择“喜欢跟同学一起玩的”有42.8%,选择“喜欢学习”的有35.7%,选择“家里没人陪我”的有10.0%,选择“家庭关系紧张”的有8.1%,选择“其它”的有3.3%。在“不喜欢去学校的理由是什么?”的回答中,选择“跟同学关系不好”的有9.1%,选择“老师不喜欢我”的有6.6%,选择“趁机不好,不愿意上学”的有28.3%,选择“老师看不起我”的有4.8%,选择“同学看不起我”的有14.2%,选择“想爸爸妈妈多陪陪我”的有34.9%,选择“其它”的有4.7%。

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发现,困境儿童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对于已就学的困境儿童来说,学校是除家庭外最重要的一个组织机构,对困境儿童心理层面能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而老师作为困境儿童在学校里的第二监护人,不仅需要与困境儿童保持良好的关系和互动,还要做好牵头示范作为,积极促进和改善困境儿童和其他同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大多数困境儿童由于家庭和自身的特殊性,更容易遭遇到学业困难。

(二)其他社会交往情况

在其他社会交往情况里,选择了两个困境儿童比较容易接触到的社会关系:朋友和邻居。单选题1“平时跟朋友的关系如何?”、单选题2“平时跟邻居关系如何?”

在回答“平时跟朋友的关系如何?”时,只有0.9%的儿童选择了“非常好”,16.5%的儿童选择了“比较好”,35.6%的儿童选择了“一般”,31.9%的儿童选择了“不太好”,15.1%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好”。在回答“平时跟邻居的关系如何?”时,只有0.9%的儿童选择了“非常好”,16.6%的儿童选择了“比较好”,37.5%的儿童选择了“一般”,31.3%的儿童选择了“不太好”,13.7%的儿童选择了“非常不好”。

从分析结果里我们可以看到,困境儿童的整体社会交往能力并不高,觉得自己跟朋友、邻居的关系并不好。由于之前的分析我们知道困境儿童本身存在着孤僻、自卑等负面心理,主动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和意愿相较于同龄人较低,跟朋友、邻居的日常交流也较少。而同时,由于困境儿童家庭的特殊性,外界也少有机会能够与其接触,

六、困境儿童保障的对策建议

首先,要确保监护人的基础保障作用,强调监护责任,改善监护方式。对困境儿童的保障应当从对监护人强调监护责任开始,需要让困境儿童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切实担负起对困境儿童的监护责任。原生父母自然是困境儿童监护中的第一责任人,即便是将孩子托付给其他监护人,父母也应承担起困境儿童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指引作用。而其他监护人,无论是在情感生活上还是经济生活上都要明确自身的实际监护责任。

其次,落实政府的宏观保障制度,完善困境儿童保障制度,夯实政府在困境儿童保障上的职责。政府的社会管理只能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困境儿童保障当中担任首要的责任。除了在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完善困境儿童保障制度之外,各级政府更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为困境儿童提供救助和保障时,要加强民政部门对困境儿童的集中管理,坚持职权统一,在保障工作中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救助和交叉救助。同时,要明确各级部门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困境儿童保障是一个复杂又浩大的过程,期间可能会涉及各级民政部门、教育、医疗、财政等各方单位,因此急需确立分工,为困境儿童的保障提供衔接一致的合作机制。

最后,最大化社会力量的保障力度。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困境儿童群体的数量也相应较大,因此困境儿童群体的特性较为复杂和多样,在困境儿童保障上也开始呼吁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主体。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困境儿童保障领域,也需要专业的社会组织参与。政府需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困境儿童救助领域创造良好的环境,用政策进行引导,而社会组织通过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准和服务透明性来扩大自身影响力,扩大困境儿童的保障范围。社会组织参与困境儿童保障能够节约政府的行政开销、促进政府部门角色转变,提高服务质量与效率。

【参考文献】

[1] 姜竹. 论多元化社会保障主体选择的社会进步性[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9年第3期.

[2] 刘继同. 儿童福利制度构建研究[J]. 青少年犯罪问题. 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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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春艳, 冯海婧. 刘超. 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的设计与功能实现[J]. 学理论. 2015年17期.

作者简介:郅玉玲,女,山东济南人,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尤英姿,女,浙江宁波人,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福利。

如何保护儿童的视力篇5

:家庭暴力。儿童人权。反家庭暴力法

。家庭暴力不同于社会暴力。根据它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其肇事者和受害者都有婚姻、血缘或法律上的亲密关系。尽管家庭暴力属于家庭内部的私人领域,但它仍然对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构成巨大威胁,家庭暴力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家庭暴力”一词显然是中性的。它没有澄清是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还是女性对男性的暴力。然而,无论是基于官方还是学术调查和研究,家庭暴力几乎总是一种反性别犯罪,受害者大多是妇女,犯罪者大多是男子1]各国和国际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关注主要在于保护妇女权益。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儿童在家庭暴力中所遭受的损害不容忽视。父母有监护和教育子女的义务,但现代国家决不会赋予父母伤害子女的权利2)

的儿童家庭暴力与一般社会暴力有不同的原因。首先,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庭地位不平等。孩子是由他们的父母出生和抚养的。父母的物质和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对子女的贡献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子女对父母有很强的依赖性和顺从性,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地位。第二,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管教权力。在家庭关系中,父母作为主导方,有责任和义务管理家庭事务,照顾未成年子女。因此,许多父母以此作为家庭暴力的借口。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家长也会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认为子女是自己的私人财产,忽视对子女人权的保护。最后,儿童权利的保护程度和社会宣传力度薄弱。目前,社会对家庭暴力的关注焦点和主要调控方向仍然是维护妇女权益,儿童权益的代言人较少,社会影响力较小。由于缺乏法律宣传和教育,人们还没有形成法律意识,许多家长没有意识到对儿童的不当暴力实际上是对人权的侵犯3)儿童家庭暴力的根源涉及家庭结构、传统思维方式、,法律宣传等理论。儿童家庭暴力之所以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有着不同于普通家庭暴力的伦理问题。如何在社会伦理和法律体系中找到解决儿童暴力问题的机制,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由此可见,家庭暴力严重侵犯了儿童的人权。为了保障儿童幸福健康的生存权利,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加大了对儿童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力度。

(二)关于在家庭暴力中保护儿童人权的国际公约的规定

为了加强对儿童人权的保护,联合国大会大学于1989年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CRC),并于次年生效。目前,已有196个国家签署了该协定。(1) 《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明确提出了儿童精神病的概念人权第一次。所谓儿童人权是儿童作为人自然享有的基本权利。这项权利源于儿童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也就是说,儿童人权将儿童视为独立的权利主体,儿童自身的尊严和价值是权利保护的目的,而不是其他外在内容4。根据该纲要的规定,儿童享有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和其他基本人权。在发生家庭暴力的情况下,家庭暴力的肇事者严重侵犯了儿童的基本人权,如生命权和健康权。他们不仅对儿童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且对儿童自身的尊严和价值观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公约公约》第一部分规定了保护儿童权利的一般原则,主要体现在第2、3、6和12条中。根据对这些原则内容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保护儿童利益的非歧视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保障生命的原则、生命与发展的原则。确保儿童表达观点的原则。关于保护儿童免遭家庭暴力的规定主要反映在第19条中[5]尽管公约地区没有明确指出儿童目前遭受的暴力、虐待或伤害属于家庭暴力,但它已将注意力扩展到儿童家庭。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认为政府的责任有限,不应过度干预私人家庭关系领域。然而,由于家庭暴力严重侵犯了个人的基本人权,如生命权和健康权,国家责任可以而且应该在必要时扩大到私人亲密关系,以确保儿童的人权,因此《儿童权利公约》还规定了国家救济的原则。[6]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里只对公约地区做了一般性的规定。方案的制定、如何采取相关的救济和调查措施、司法部门何时介入等都留给缔约国制定更详细的制度。

除了

的《儿童权利公约》外,还有其他公约规定了基本人权和保护儿童免受暴力侵害。作为所有国家和人民努力的结晶,《世界人权宣言》对基本人权的含义和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第3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可以看出,人权包括人身安全和免遭暴力或不人道行为的权利。《人权宣言》对基本人权的定义也是儿童人权的基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7条规定保护儿童权利,儿童享有平等的保护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第10条也规定了儿童享有平等保护的权利,第12条规定了儿童健康成长的权利。

(三)其他国家关于对儿童的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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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挪威儿童监察员制度

挪威儿童监察员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是议会通过的相关法令。监察员具有中立和独立的监督地位,独立于利益关系和各方。虽然儿童监察员隶属于政府,但他的工作独立于政府和议会,以保障儿童权利。为保障申诉专员地位的独立性,其经济支持主要来自财政收入,不接受公司赞助或支持,以防止业务影响其独立性。

儿童监察员的工作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保障未成年人的政治和言论权利。由于未成年人没有选举权,监察员作为未成年人的声音代表,可以在制定法律和政策时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认真履行《儿童权利公约》原则规定的义务。第二,申诉专员在对某些案件作出判决后发表自己的声明,通过发表声明,申诉专员实际上担任儿童发言人,引起政府和社会对相关问题的关注。例如,近年来,儿童监察员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就儿童犯罪、贫困儿童、对儿童的暴力、少数民族背景的儿童和学生午餐发表了声明,监察员通过发表声明提高听众对保护儿童权利的认识,这对于防止类似侵犯儿童人权事件再次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监察员的第三项任务是与未成年人进行沟通和联系,及时确保未成年人表达自己的情况,并寻求保护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途径。

总结了挪威监察员的做法。由此可见,在建立申诉专员制度时,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挑选监察员的能力要求很高。由于儿童监察员不能像行政或司法部门那样命令和作出决定,他需要在工作中有高度的协调和工作能力来完成他的个人工作。第二,确保儿童申诉专员制度有效性的基础是必须有独立的地位。政治和经济地位的独立性是儿童监察员工作的先决条件。最后,儿童监察员必须深入儿童,他应该扩大与儿童的沟通渠道和渠道,最大限度地掌握儿童信息。

2。英国反对儿童家庭暴力的法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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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家庭暴力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家庭中,严重伤害受害者和儿童。为了维护英国家庭的社会稳定和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英国议会制定了许多制度,采取创新措施,有效预防和干预家庭暴力的发生,为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护。[9]在1989年《儿童保护法》中,英国制定了对保护儿童具有重要意义的看护令、评估令、紧急保护令和监督令。根据该条例,法院向被拘留的儿童发出照顾令遭受或可能遭受重大伤害,且其父母未根据相关申请提供照顾。在向相关儿童发出本命令后,相关主管当局有义务接收和照顾该儿童。儿童评估令指的是法院的评估儿童健康和发育的命令,以确定儿童是否正在遭受或可能遭受重大伤害。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英国了《家庭暴力与犯罪与受害人法2004》。其中,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故意或者过失杀害儿童,属于犯罪,当事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条规定确立了起诉家庭暴力犯罪各方犯罪行为的刑事程序。

。其中,《南京虐童案》中的养母被判处故意伤害罪监禁六个月。“虎妈”和“蒂芙尼早餐”的形象词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人们再次将注意力转移到家庭暴力中保护儿童人权的问题上。我国对儿童家庭暴力的法律实践主要从缔结国际公约和制定国内法两个方面进行。在国际公约方面,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制定工作,先后制定了《纲要:九十年代中国儿童规划的发展》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在国内立法方面,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和其他法律为指导的体系。《宪法》第49条规定,儿童受国家保护,禁止虐待儿童,这是中国保护儿童人权最有效的规定。婚姻法与家庭暴力司法解释指定并解释了力及其行为类型。(2) 刑法还将滥用监护人纳入了监管范围。(3) 基于对家庭暴力的关注,中国于2015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相关事宜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对相关机构的工作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工,并首次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儿童权利公约》执行情况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合并报告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家庭暴力中儿童人权的保护,中国已采取措施预防和打击儿童暴力行为,并加强对儿童暴力行为的研究。国务院在2003年7月通过的《法律援助条例公约》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截至2008年底,全国各省、市、县设立了3268个法律援助机构,中国对家庭暴力和学校暴力采取了积极的司法干预。许多公安派出所大学都设立了“家庭暴力报警点”,并收到了求助警报,即迅速反应,及时制止暴力。200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了10个试点基层法院,通过颁布《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等司法手段预防和控制家庭暴力。为了更好地维护儿童权益,中国还在有关组织或部门设立了热线电话。

(二)中国反家庭暴力法

儿童人权保护问题通过了解各种媒体渠道对儿童家庭暴力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儿童家庭暴力现象在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仍然十分普遍(或在移徙工人家庭内)。一些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后,没有抵抗力,不敢抵抗。一般来说,周围邻居会报警,家庭暴力事件会浮出水面。同时,许多家庭暴力事件因惩罚或警告父母而得以解决。基层组织能否随时回访或监督,能否切实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以及家庭暴力再次发生时如何保障儿童人权,都是现实中的难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正在不断加强对家庭暴力中儿童人权的保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现行立法在保护儿童人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没有关于保护儿童人权的特别立法,也没有关于家庭暴力中保护儿童人权的独立章节。根据对中国法律实践的分析,《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保护未成年人最有效的专门法律,但仔细分析该法律表明,它只规定了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原则。因此,目前中国在维护儿童人权和其他福利方面缺乏专门而完整的立法第二,从立法和实践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对儿童家庭暴力仍然缺乏有效的社会救助制度和法律惩罚措施。虽然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临时避难所、救援管理机构和福利机构,但临时避难所和其他救援机构的建立、标准化和完善仍需进一步落实。在法律惩罚措施方面,犯罪人很难得到有效的教育和惩罚,[12]只能得到一些警告或教育工作。这些惩罚措施是否能够防止家庭暴力仍有待考虑。

,主管当局也不清楚。根据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我们只知道负责儿童家庭暴力的机构的效力水平在县级以上。但是,它是民政部门还是独立的监督部门?但是,法律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导致行政监督主体的模糊性和法律规定的虚置性。最后,在

,保护儿童人权的法律意识需要提高,大众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机构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提高。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庭,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家庭,仍然遵循《棍棒出孝子》的传统思想,认为孩子不打不成器,由于中国没有开展相关的反家庭暴力教育,儿童能否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暴力侵害了自己的人权并寻求救济,也反映了儿童人权保护意识的问题。此外,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一再提到工会、妇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群众团体在保护儿童人权方面的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群众组织或公益组织的救济和预防作用需要改进。

(一)完善法律规定与反儿童家庭暴力有关,为了进一步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进一步促进对儿童人权的保护,中国应借鉴国外儿童保护特别立法的规定,加快制定保护儿童权利的特别立法。儿童福利的立法应涵盖多维度对儿童人权的保护。[同时,中国应改善儿童家庭暴力的法律联系。根据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条例由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罪刑法定,因此,应当在刑法中明确《反家庭暴力法》规定的这两种行为的具体对应罪行,因此,我国刑法应当明确这两种行为的具体对应罪行为了保证法律规定不枉然,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虐待家庭成员属于虐待罪,但刑法规定虐待罪属于事后告知的处理罪,笔者认为,该罪的规定是不成立的d对儿童家庭暴力的处罚应由自诉改为公诉,以提高刑法对家庭暴力的控制和警示作用,加大对家庭暴力行为人的惩罚和警示作用,有利于保护儿童人权违反安全保护令的罪行应当在实施细则或者刑法规定中进一步明确。此外,还应明确刑法中关于虐待罪定罪量刑的规定。根据刑法规定,虐待罪只有在情节恶劣时才属于刑事定罪的范畴。在实践中,由于许多司法机构对家庭暴力的结论属于轻伤,因此排除了构成虐待罪。笔者认为,在儿童家庭暴力的情况下,不仅要考虑身体伤害的严重程度,还要考虑家庭暴力的数量和对儿童的心理和精神创伤。

(二)完善反儿童家庭暴力救济机构的规定

的儿童家庭暴力具有不同于妇女家庭暴力的特点,因此应设立一个单独的反儿童家庭暴力主管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在全国妇联设有办事处。目前,地方一级没有全国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一般有两个保护儿童权利的综合协调机构,即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两个地方综合协调机构的办公室也主要与群众组织和社团的工作挂钩,缺乏相应的权威和执法权力。因此,中国应该逐步建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从儿童人权的特殊性出发,管理儿童家庭暴力。在

,中国可以借鉴挪威关于独立监察员的规定,为该地区建立独立的专门机构保护儿童权利,从而有效地保护儿童权利。但是,借鉴挪威的儿童监察员制度,赋予中国保护儿童权利的专门机构一定的行政主体地位,以确保其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和干预权限,,我们还应该使这个机构独立于其上级领导部门或社会利益集团之外,其最大目的是代表儿童发言。目前,中国儿童反家庭暴力的主管部门主要是乡镇人民政府,与之合作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主要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学校等。在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后,他们可能难以从这些组织中寻求救济和心理上的尴尬,此时,一个顺畅、独立的第三方组织的存在可以有效弥补这一问题。设立独立监察员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和了解保护儿童权利的现状,因此它更专业,日常监测工作更详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可以通过定期活动或自己的网站为儿童提供各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要求、接听儿童的电话和为儿童的隐私提供空间。与此同时,专门机构还应加强对儿童家庭暴力的备案、登记和日常监测。发现家庭暴力家庭后,应建立日常回访或临时检查制度。如果仍然发现儿童家庭暴力,应给予他们一定的干预权力,将儿童转移到安全地区。

(三)加强预防家庭暴力以及维护儿童人权的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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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法律体系,而且增强了家庭和社会的人权保护意识。就像婚姻暴力的受害者一样,离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儿童家庭暴力中,儿童离家出走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对许多儿童来说,亲属关系在他们心中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和依赖的关系。因此,对于儿童家庭暴力,最重要的是要注意预防,提高人权保护意识。在预防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英国预防家庭暴力侵害儿童的做法,建立相应的行为禁止和保护令,将受伤儿童转移出受伤地点。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警察和机构对儿童的日常保护负有高度的责任,司法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其中,为预防家庭暴力犯罪提供了良好的帮助。中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规定了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保护令,该法令对管辖法院和申请要求也有更详细的规定。然而,提交人认为,由法院执行安全保护令的规定是不适当的,因为法院是一个司法部门,在日常生活中始终难以处理这一问题,因为它起着监护作用。作为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公安机关等日常生活管理者应当承担更大的监督义务。此外,应注意保护儿童人权的社会宣传。虽然孩子的教育属于家长的管理家庭内部事务、侵犯和保护儿童人权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开展与保护儿童人权有关的公益活动,通过公益广告、报纸和其他新媒体向社会和家长传达家庭暴力的危害性和非法性,同时承认儿童的尊严,管理儿童事务的非政府组织(如妇联、共青团、工会等)应加强其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和主旨,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并向儿童介绍家庭暴力后他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以及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保护自己的权利。当一些律师事务所就处理家庭纠纷提供法律咨询时,也有必要适当地向父母灌输一些法律意识,例如保护儿童人权。在法律背后,需要道德价值观。只有当这一概念得到广泛的公众意识(或转化为普遍的公众意识)的支持,法律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力量,有效地引导和限制人们的行为17]因此,通过对家长进行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教育,父母应该意识到儿童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通过一些社会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儿童的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促进反家庭暴力法公约在中国的有效实施。

人民或家庭成员不应通过暴力行为侵犯儿童的人的尊严、人身安全和健康权利。在家庭暴力中保护儿童的人权需要国家、父母和儿童的共同努力。首先,父母有权管教子女,但这种权利不能过分,不能损害子女的人权。家长应注意转变观念,尊重子女人权,提高法律意识。第二,只有当父母的行为严重危害儿童人权时,国家才能干预家庭内部事务。国家具有公共权力的属性。它应尊重私人领域争端的解决,不应随意干预私人权利领域。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司法和其他手段谨慎干预家庭内儿童的管理。最后,群众组织和社会援助机构应在保障儿童人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儿童权利的保护不仅需要完善立法,还需要完善相关群众组织的工作,建立监督评价机制。因此,在保护儿童人权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履行国际义务的同时,要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加快发展中国家庭暴力中的儿童人权保护。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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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肖军·杨。禁止体罚儿童的国际法律规定和国内法律实施——从家庭中体罚儿童的角度[J]。北方法学,201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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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儿童的视力篇6

《江苏省“十三五”儿童发展规划》专门列入儿童与安全条款,以引导各级政府树立儿童安全大于天的理念,努力以政府行为更加有力地保护儿童。

各地妇联也积极行动,为儿童提供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帮助,促进儿童保护。

为保护女童免受伤害,江苏省盱眙县妇联、教育局积极组织小学教师、女童保护志愿者,参加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举办的“女童保护”讲师培训。盱眙县教育局联合县法院,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小学设置“我的小秘密”粉红色信箱,信箱旁的宣传海报借卡通人物将女生身体敏感部位标示出来,提醒女童自我保护,女童可以通过写信、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和微信等方式直接联系法官,法院定期开箱收信,一旦发现线索及时采取措施。

减少儿童意外伤害,禁止有意伤害儿童

《规划》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儿童安全、减少儿童意外伤害的目标及措施,包括建立跨部门、多专业参与的儿童伤害工作体系。对儿童人身侵害案件100%查处,减少儿童伤害所致死亡和残疾,18岁以下儿童伤害死亡率以2010年为基数下降6%。

除了意外伤害,《规划》还提出,禁止对儿童实施身体暴力、情感暴力、性暴力、遗弃及各种形式的忽视等一切形式的有意伤害,依法追究家庭暴力和不法侵害儿童行为的法律责任。

增强性别平等意识,消除对女童的歧视

男女不平等和重男轻女的现象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要彻底消除这些现象,必须从幼年时期抓起。

为此,《规划》在儿童与法律保护条款专门列入消除歧视女童的内容,以增强全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建立有利于女孩及其家庭的利益导向机制,推动有效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相关法规政策出台,加大对利用B超等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行为的打击力度。严厉打击溺弃、遗弃和迫害女童的违法犯罪行为。

推进儿童司法保护,探索前科消灭制度

未成年人是个特殊群体,正处于生理发育和心理发展的特殊时期,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侵害对象,也容易受到不良事物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规划》提出,落实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探索前科消灭制度,确保未经合法程序和条件,不得查询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信息,符合前科封存的未成年人免受就业、就学阻力。

如何保护儿童的视力篇7

为了切实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如下规定:

一、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是全体公民的共同任务。一切国家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学校和社会团体都必须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宣传和提倡晚婚、优生优育,坚决制止和惩处歧视、虐待、侮辱和残害妇女、儿童的行为,要注意保护现役军人的婚姻。

广大妇女群众要做到自尊、自爱、自重、自强,要学法、知法、守法,敢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

二、坚决维护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任何人不得干涉妇女的婚姻自由。禁止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或者变相买卖婚姻,禁止逼婚、换婚、童养媳及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不准干涉丧偶或者离婚妇女再婚或者不再婚的自由,不准干涉丧偶妇女带产改嫁或者带产回娘家的权利。对于采取欺骗、威逼、殴打、捆绑、禁闭、抢亲及其他暴力手段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应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应依法惩处。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以介绍婚姻为名向当事人勒索财物,违者处以罚款并没收其非法所得。

三、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对婚姻登记工作的管理,严格执行婚姻登记制度。未满法定婚龄的男女,不准登记结婚。凡以伪造证件等欺骗手段办理的结婚登记或者离婚手续,一律无效。无视法律,不进行结婚登记就非法同居的和以欺骗手段办理结婚登记的,对其中符合结婚条件的,有关部门应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其补办结婚登记手续;不符合结婚条件的,应依法酌情处理。对出具假证明,欺骗婚姻登记机关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

办理婚姻登记的工作人员受贿、索贿、敲诈勒索、徇私舞弊情节较轻的,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追究刑事责任。

四、登记结婚后,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凡符合国家户口管理规定的,都应准予落户,任何人不得歧视或者刁难。

男方系非农业户口,女方及子女系农业户口,户口不能到男方落户的,女方所在村庄不得因妇女出嫁而注销其户口和收回其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应与其他村民一视同仁,同等对待。

五、提倡社会主义的婚姻道德。对因第三者插足、喜新厌旧、一方地位发生变化、生育女孩或因女方采取节育措施所引起的离婚纠纷,有过错一方的所在单位,应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司法部门应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依法慎重处理。

对因第三者插足而引起虐待、伤害妇女、儿童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严肃处理。

六、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对财产的分割,应注意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和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利益,予以合情合理的解决。

七、对歧视、虐待生育女婴、坚持节育或者不生育的妇女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应进行批评教育或者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司法部门应依法严肃处理。

八、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禁止虐待儿童。对溺、弃或者残害婴儿的,有关部门应分别情况,进行处理,并不再给其生育指标;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九、女子有与男子平等的继承权,应依法保护未出嫁、已出嫁女子及丧偶、丧子妇女的继承权。

十、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虐待、遗弃老人或者子女的,应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十一、除医学科研外,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孕妇进行胎儿性别鉴定。

十二、妇女因不堪忍受他人的侮辱、打骂、虐待、打击报复等原因而被迫自杀的,有关部门应查明情况,分清责任,严肃处理,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

十三、要坚决打击诱骗、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按《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八十四条惩处,对其中的首要分子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按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惩办。

各部门要积极做好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解救工作。对于被拐卖后又愿意返回原籍的妇女、儿童,任何人不得借故阻挠。生活确有困难的,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妥善安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任何人不得歧视、虐待和遗弃。

十四、凡以恋爱为名,利用职权或者从属关系,采取欺骗、引诱或者其他流氓手段玩弄、奸淫妇女,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构不成犯罪的,应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

十五、严禁嫖娼、卖淫,违者处以罚款和行政拘留,对卖淫活动所得收入应予没收。从事嫖娼、卖淫活动情节严重的送劳动教养,情节恶劣屡教不改的,按《刑法》第一百六十条流氓罪惩处。强迫、教唆妇女卖淫的,或者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十六、妇女在劳动、休息、受教育等方面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各单位在招生、招工、提干、调资、住房、评定职称等方面,都要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则,认真执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不得歧视妇女。

十七、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认真执行国家劳动保险、劳动保护、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方面有关妇女、儿童的特殊利益的规定,努力改善妇女的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禁止安排妇女从事有害妇女生理机能的工作。切实加强妇幼卫生保健工作,严格执行关于妇女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更年期等特殊生理时期的保护制度。大力发展和办好托幼事业。

十八、切实保证妇女、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各单位要为妇女、儿童学政治、学文化、学科技提供必需的条件。任何人不得干涉妇女、儿童受教育,不准限制适龄儿童入学。禁止以任何方式体罚学生或者歧视弱智儿童。

十九、对盲、聋、哑、呆、傻和患精神病的妇女、儿童及孤寡老人,家庭应负责照顾,不得嫌弃不管。如有遗弃或者虐待行为的,应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对其中无依无靠、无家可归、无生活来源的,各级民政部门和有关组织,应给予妥善安置。

二十、各级人民政府、司法部门、部队、企事业单位、学校和社会团体,都要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切实贯彻执行和宣传本规定。对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做出优异成绩的,应予表扬和奖励;对忽视本规定、放弃应尽职责,情节轻微的应给予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予以严肃处理。

二十一、本规定如与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相抵触时,按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执行。

如何保护儿童的视力篇8

论文关键词 虐童 法律困境 解决机制

一、虐待儿童的社会现象

最近,教师体罚和虐待幼儿,成为了社会的焦点。先是山西太原某幼儿园的一位教师,半个小时之内打了孩子70次耳光,并且通过对该校监控录像的调查,显示多名幼儿被殴打过。之后又出现了浙江温岭的女教师以拍虐待儿童照片为乐的事件,揪耳朵、提着男童将其扔进垃圾桶等一系列照片在网上传播开来。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相继发生了多起幼儿园教师伤害学生的事件,令人发指。甚至出现用电熨斗惩罚学生的情形,这类事件引起了舆论的哗然。但是为什么在社会的指责、网络的恶骂下,虐待儿童的事件还是接连发生呢。

二、国内外预防虐童措施对比

从媒体分析来看,我们知道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针对儿童被虐待的信息都有确凿的数据进行统计,而我国并没有将虐童的问题纳入到统计和研究的范畴。虽然近几年频频出现的虐童事件引发了我们广大民众和司法工作者的重视,但是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对此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统计。现在面对虐童事件我们还是止步于网络上的舆论、民众的谴责、司法部门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处罚的阶段。可以说我国对虐童的规定还是处于法律的空白状态。

而在预防虐童和惩治虐童事件的法律中,美国是向着严惩的方向发展的,举报人员的范围日益扩大,虐待的标准也日趋严格。在没过制定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以及《儿童保护法案》,甚至规定了知情不报者要收到法律的惩罚。美国的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下设立专门的儿童及家庭管理局。对儿童被虐待的状况进行了系统的统计。同时美国政府通过传统的法律拨款程序,给各个州提供专项资金,用于建立各种预防儿童虐待的项目。

日本也设有专门的制定法来保护和预防儿童受虐的,最典型的是将语言暴力也纳入了虐待的标准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保护措施的程度性很高。除此之外,日本的社会组织也积极的干预虐童,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法律视角分析我国虐童事件

(一)法律意识不足

教师在我们的意识中是一份神圣的职业,而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七八点钟的太阳,我们应当竭尽全力的保护他们。同时从其本身特性出发,他们不仅是未成年人,还是处于最弱势的地位,对儿童实施暴力的行为,无论是从伦理道德还是从法律常识来看都是不可容忍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而是一种违法行为,是应当受到刑法约束的法律行为。但是由于现在幼儿园的管理疏松导致了招聘教师的门槛降低,很多幼儿教师都不具备专职的资格,因此法律意识较低,认识不到自己行为的恶劣性。

(二)法律规定的真空化

就目前的虐童事件的司法处理结果来看,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法律对于这类事件的尴尬地位。对于山西太原幼儿园教师施暴的处理结果是山西警方以“行政拘留”的名义进行了处置。而相比之下,浙江温岭警方对女教师的处置更加严厉,但是却是以“寻衅滋事”为名对其进行刑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我们认为牵强的罪名来对幼儿进行保护呢。

我们试着从当前我国的法律中寻找依据。我国唯一一部与儿童有关的法律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虽然明确规定了:禁止虐待和遗弃未成年人。但是实质上只是形式上的宣言,没有意义。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法律当中并没有具体的针对性的规定。最为接近的就是虐待罪,但是在主体方面却明确规定了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而教师并不在其行列当中。可见我国对于儿童的保护并不存在“虐待儿童罪”的罪名。这就使得对于虐童的法律规定处于灰色的地带。至于对已经发生的虐童事件的处罚也只能是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的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对于现在发生的虐童事件来看,这种惩罚力度是显然不够的。因此,对于整个虐童的法律规定可以说成是真空化的。

四、建立虐童事件的解决机制

(一)依法治校提高师德

中国是个法制国家,强调依法治国。相应的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关键在于依法治校,对教师的行为加以规范。要想改变这一问题,应当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师德教育,加强法律教育,提高教师的法律意识。教师这个特殊的职业,必须遵守《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范自己的行为。

由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学校也都采取了一种竞争的模式,对于教师的任职方面也以成绩来评价的,所以绝大多数的教师将心思放在了提高学生成绩上,在如何做好为师之道方面并没有重视,也忽视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因此,应当加强教育当中的法制教育,多开展法制教育的活动,提高法律认识,依法教学。

同时不少专家指出,国家应当加大幼儿教育的投入,建设更多合格的幼儿园,是避免虐童事件发生的根本。当前,我国教育投入总体上不足,其中学前教育投入经费只占教育总经费的1.3%,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在公办幼儿园短时期内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加大对民办幼儿园中教师队伍的培训和监管力度,同时取消无资质的幼儿园的办园资格,将虐童事件扼杀在摇篮里,而不应当是在发生虐童事件以后,简单地辞退当事人、关停相关幼儿园就了事了的。

(二)立法规范弥补法律漏洞

为了正本清源,防止虐童事件的再次发生,应当生成专门的法律规范,来保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同时也可以减少社会与幼儿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冲突。在连续出现虐童事件之后,法律界的学者及其他部分人士疾呼,我国刑法应当尽快增设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罪名,并且放宽虐待儿童的入罪标准。

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姚建龙教授说:“虐待儿童是静悄悄的犯罪,其身体伤害通常不严重,但心理和精神伤害尤其是对成长的负面影响是巨大和长远的。如果不对虐待儿童作刑法上的单独评价与定性,并确定严厉的刑罚后果,此类行为恐怕还会层出不穷。”在很多国家都设有独立的虐童罪的罪名,但是我国刑法中没有“虐童罪”这一罪名,只有“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而“虐待罪”指的是虐待家庭成员,幼儿不属于教师的家庭成员故无法以虐待罪来惩治;“故意伤害罪”又强调的是受害人伤势要达到轻伤以上。而儿童受到的虐待通常不能达到轻伤以上,所以很难用故意伤害罪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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