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的定义范文

大众传播的定义篇1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传播学阐释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要求不断实现大众化，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和功能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它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其理论本身来自于人民大众，离开人民大众就不会产生马克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以人的思想为教育对象的传播活动，它是一种信息的传播过程，需要一定信息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相互作用。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其实就是传播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通过一些规定的方式和途径，也就是所谓的传播媒介，传播给最广大人民群众，也就是受众，以期望产生预想回应和改变的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完全是一种传播现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完全具备传播学的学理特点。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统传播方式归纳

（一）报刊传播方式

报刊宣传式是以报纸为媒体传播新闻的一种方式。比起电子媒体，报刊宣传更突出思想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十分重视党报、党刊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斗争向资产阶级争取新闻自由，曾指出：“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的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 [2]

（二）电视传播方式

电视是一种最具大众性的更为先进的电子传播媒体。它不像报刊、网络那样需要一定的教育背景，因而也是普及率高、受众面广、老少皆宜、最具传播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内容亲近百姓生活，广大受众易于接受等特点，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媒体。电视能视听相兼，新闻信息时效性强，观众有“共时空效应”的现场感，能使事件“热点化”，感染力强，可信度高。而且由于家庭式的接收方式，有集体感动之效。所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指导思想，电视宣传是一个高效的传播媒体。当然，电视也因线性传播，转瞬即逝，不易保存、选择性差。

（三）课堂灌输传播方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在课堂灌输的方式下进行的，要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课堂灌输式教育。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课堂灌输是集中的、系统的、直接的和输入型的教育。课堂灌输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满堂灌”的现象，理论讲授太多，说教的意味太浓，造成受教育者被动的接受而没有全面的理解，使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很好的发挥。

（四）广播传播方式

广播通过电台的电子发射进行信息传播。影响力测度主要看节目的覆盖面、收听率、听众群。广播的新闻性强，可利用“读报”方式，低成本运营，扩大听众群，提高影响力。广播的方式就是用广播手段向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广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广播演讲的方式在网络传媒时代有些人可能觉得已经落伍了，可从广播的特点来看，其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我们可以利用广播的特点，充分的研究受众，增强广播的影响力，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道路上不断迈进新步伐。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统传播方式的困境审视

（一）传统传播载体时代适应性较弱

现代社会中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发展和运用，使得网络、手机新兴通讯终端的迅速普及，新兴媒体便捷、灵活，所以，受众越来越多，且越来越习惯利用新兴通讯工具获取各类信息。传统传播媒介的影响在下降，传统传播媒介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应经表现出不适应时展的弱势。

（二）传播的内容缺乏交互性

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传统媒介的传播方式仍然是灌输、单向缺少互动，进而造成理论传播的公式化、说教化、概念化等弊端。而且在传播过程中，议题设置、传播时间相对比较僵化，缺乏受众的回应和反馈渠道，即使设立回应渠道，在处理时间上也较漫长，这就使得媒介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效果大打折扣。比如，现实中在一些地方、部门的理论宣传工作，“只向上看，不向下看”，对群众真正需要什么理论一无所知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且其传播内容也没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也不是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更不是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由此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博弈：群众关心的，他们态度冷淡，不宣传或者少宣传；而他们热衷于宣传的，群众却相对漠视、不感兴趣，最终带来的理论宣传效果也是不好的，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进程。

（三）传统媒体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

传统传播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在时间和空间上缺乏灵活性，必须按照设定好模式传播，必然在传播时间和空间上受到局限。比如：报纸、杂志是定期刊物，有固定的发行时间和周期，因此传播的时效性受到限制。广播、电视在传播过程中也受到内容编排、传播技术和设备的限制。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途径的创新探究

（一）大众化的新兴媒体途径

充分发挥和综合运用网络等新兴传媒手段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文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的魅力，而且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先进的大众传播手段。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和综合运用这些新兴传媒的作用。充分发挥互联网等新兴舆论工具的作用。对于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而言，网络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传播媒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与网络时代所呈现出来的变化相互符合，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移动通信终端的文字、图片、动漫、音频、视频等多种手段，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大众的文化理念，渗透到大众的生活中，实现潜移默化地引导。

（二）大众化的日常生活路径

政治生活和大众生活的脱节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困难重重，马克思主义一旦被政治化后，无法使大众看到其与自己日常生活和自身发展的联系，即使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宣传，也不能调动大众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更无法影响大众的行为方式，“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3]因此，只有让马克思主义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才能消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传播中遇到的种种障碍。“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4]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群众生活的语言，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大众话语”。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生动活跃起来，通俗和鲜活起来。

探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契合点，即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意义，只要是符合大众利益的东西，就很容易被接纳。因此必须要增加马克思主义对大众生活领域的关注，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关怀和现实主义关怀出发，研究与当代中国大众息息相关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对大众生活方式进行探讨和批判，解决当代人的情感困惑等。

（三）大众化的心理沟通途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濡染与引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过程，更是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解、认同、内化并自觉指导实践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一句空话。所以需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众接受与社会心理基础，研究如何优化社会心理，把原来抽象的思想理论转化为民众的心理共识和理性认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系统工程，绝不是凭借几个宣传口号和行政命令就能够成为广大民众的价值追求。有效实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遵循社会心理沟通的规律，充分发挥社会心理沟通各要素的功能。所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该大胆尝试与民众互动。用老百姓自己话说“老百姓”理，用通俗易懂平民话语代替艰深晦涩的理论文章，用简明扼要观点代替复杂的逻辑思辨。这样的传播方式符合老百姓文化水平、理解程度和思维方式。

（四）大众化的“分众化”传播途径

大众传播的定义篇2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手机媒体；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84-0013-02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概念逐渐映入人们的眼帘。所谓“新媒体”是指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移动电视、互联网络、触摸媒体等。发端于四大传统媒体之后，新媒体被列为当今世界的“第五媒体”。

1 手机媒体特征简析

在众多的新媒体中，计算机和手机占有最为显著的地位。相比于计算机，手机媒体的发展更为迅速。据调研机构iSuppli预计，2010年全球手机用户已经突破40亿人次，中国的手机用于在2009年年末已经达到了7亿，普及率达到每百人52.5部[1]。中国社科院的2010年版《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中指出：“手机媒体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手机报、手机电视、3G应用已成掌上热点。这预示着手机已从最初的语音通讯工具向综合型媒体发展。”

总的来说，手机媒体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1）自媒体化。美国学者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提出了自媒体的准确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在数字时代的人们由于脱离了专业技术的束缚，可以在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通过拍照和编辑文字在微博等平台上即时消息，关注其微博的“粉丝”不管置身何地，都能够犹如亲临现场一般的了解事情的最新动态，做到“随时的在场”；

2）个性化。智能手机具有独立的操作系统，可以由用户自行安装软件、游戏等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程序，通过此类程序来不断对手机的功能进行扩充。这种从外观到软件选择的自主化使手机被打上了使用者独特的个人“烙印”，手机的颜色如何、怎样装饰、加装什么硬件、安装什么应用程序等，都能由手机使用者自行决定与更改，做到了“我的手机我做主”；

3）广泛性与交互性。最早的人际传播是“点对点”式的双向传播，主要通过对话实现；由传统传播媒介承载的大众传播是“点对面”式的传播，也称“独白式”单向传播。新媒体时代人的“自媒体化”使“裂变式传播”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模式。美国《连线》杂志将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4）移动性。媒体传播的移动性是指从任何地点用户都能进入一个或多个通信网进行通信的特性。媒介的进化是人的选择的结果，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的媒介被保留了下来。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提出了测算媒体“被选择率”的公式[2]：即“ 受众或然选择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手机媒体既能提高互联网技术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效率，同时能有效降低这一过程的费力程度，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

2 手机媒体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策略

传统媒介环境下，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三者都是相对固定的。而手机媒体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传播者、受众、传播效果都具有了不确定性，如何有效利用手机媒体渠道同时又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是我们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2.1 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亲民化，争取“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手机媒体的广泛使用让传播者与受众都趋向于“自媒体化”，而这种传播角色的转变也进一步加大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度。要实现新媒体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第一步就是研究怎样争取更多的受众，让更广泛的受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能够真正“说进百姓心坎儿里”、是否能始终伴随着大众的日常生活进行有效传播，是决定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成败的关键。

智能手机的发展几乎同步于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在手机具有无线上网功能之后，真正实现了手机与计算机的网络资源共享，使其在我国的受众范围不断扩大。据统计，截止于2011年12月，我国互联网用户总计5.13亿人，稳居全球第一；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人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传统渠道。相比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新媒体受众对个性化与平民化的要求更为突出，怎样既迎合受众的个体品味又能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首先面对的问题

周小华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理论飞跃，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针对中国实际环境的每一次主动适应。”[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从大众最关心的话题中找到“立足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渗入日常新闻事件及后续报道中，让大众既看到党和政府的工作成果，又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自觉产生与马克思主义的“共鸣”。由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受众范围就不再局限于精英层面和政府层面，而是重新界定为一般民众，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空间得到了极大扩展，最大限度的争取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2.2 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形式，实现“靶向传播”

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不但要面对日新月异、不断创新、凸显人际交互功能的新媒体，而且要面对具有认知判断独立性、情感需求差异性等一系列新特征的广大受众；不但要迎合大众多变性的信息接收走向；更要符合整个中国社会从注重理想向强调实际、从注重听取向强调参与的心理趋势改变。手机媒体的个性化特征使手机成为“带体温的媒体”，随着大众自我意识的逐渐增长，传统说教式、“一刀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形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下大众对个性化的强烈需求，因而要实现手机媒体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就应着力创新传播形式，突破“一对多”的传播模式，依照受众个体需要和实际情况，实现“靶向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内部各阶层的分化也日益鲜明，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水平上，还体现在受教育水平上。美国传播学者多诺休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就曾提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信息接收的“知识沟假说”，即不同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的人虽然被置于同样的媒介环境下，但他们对于媒介信息的知晓程度是有差别的，而且媒介越发达，这种差距越大，从而影响社会底层民众的文化发展。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也应该在充分了解和分析受众的基础上进行，才能够实现真正的“靶向传播”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靶向传播”的问题上，应着重注意两点：首先，应着力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充分利用手机媒体的“个性化”特征，变显性传播为隐形传播。其次，应充分利用手机交互性强的特点，激发大众对政府工作的兴趣，提高大众在政府工作中的参与度。例如，浙江龙游县纪委开通了“廉接纪委”手机短信举报平台，拓宽了群众的监督渠道，变“纪委一家管廉政”为“社会各界人人参与廉政建设”，大大提升了政府的信息传播效率，使群众深刻体会到党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所做的努力。

2.3 激发民众自身能动性，培养大众的“文化免疫力”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才是事物自身运动与发展的源动力，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外部媒体环境的营造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准备，而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思想武器，还应从大众本身的思想认识上入手，即培养大众的“文化免疫力”。在医学上，免疫力有两种作用：自动防御外来异物、主动处理自身病变细胞。与此相类，大众的“文化免疫力”，即大众主动抵御外来恶意颠覆思维、主动反省自身错误认识的能力。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蓝皮书指出：近年来西方媒体全方位发展对华的网络传播，互联网已成“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而新媒体也开启了新的政治时代，扩展了个人参议政事的渠道，也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影响政治的工具。发达国家通过“大片、薯片、芯片”等文化与技术上的干预消解着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并且强制植入了西方国家极端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文化观念，如果不及时把握新媒体渠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观念很可能在新媒体领域丧失还手之力。在传播学上，媒体的说服效果分为三个层次：态度、行动与持久行为。传统媒体只是改变了人们对于某种观念的态度，而新媒体的交互性能够让人们主动选择传播信息的种类与内容，有利于保证传播的持久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如果能够抓住手机等新媒体所提供的机遇，就有能力对西方的文化渗透做出及时反应，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使大众自身具有对不良信息的辨别力。

3 结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应充分利用手机媒体个性化、亲民化、互动性强等特点，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手机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用语，丰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形式，培养适合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媒体“拟态环境”，在大众中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在不断更新的文化潮流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地位。只有抓住新媒体时代提供的“黄金机遇”，才能更好地的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率，扩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受众；才能更有效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大众日常生活实践的指导思想，使公民养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文化免疫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工业与信息化部官方网站http：//.

[2]童正茂.手机新媒体的功能承载与发展趋势[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大众传播的定义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互动协同　和谐社会

问题的提出

“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不断总结宣传教育实践经验、深化认识传播规律的历史进程。以过去时的传统大众化传播为参照，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空间定位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间定位是进行时和未来时，内容定位则是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其结构与建构的语境和传播必定互有不同。因此，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既要建构新的话语生产体系，又需要全新的传播模式给予支撑。

透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许多维度。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研究中，长期盛行单向度的灌输式传播观念，受众往往被认为是无意识的、是被动接受的，忽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致使一部分受众政治兴趣缺乏，政治情感冷漠，对接受、认同最新理论成果主动性、积极性不高。实践表明，传播观念的滞后，研究视角的狭窄，必然造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力解决大众化难题的困境，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大众实践之间的裂痕不断加大，从而无力说明传统性在适应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功能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如社会分层与利益分化、突发事件与社会和谐、现代人格的缺失与人的全面发展等。多位互动协同传播模式的提出，在扬弃、修葺传统传播模式的基础上构建新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途径，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创新。

旨趣契合：以多位互动协同构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模式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目的，又是“过程”和“产物”。在“目的”和“产物”层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传播互为因果；在“过程”层面，“传播”、“双向流动”、“多位协同”、“沟通”和“互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手段。在引导人们参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人的现实思想和观念具有主体价值判断选择的功能。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还是传播模式选择，都要以大众为传播主体和实践主体，都既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性为引领，同时又要体现多位互动协同的交互传播方式。

“多位互动协同”是指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在“平等”、“多元”、“宽容”和“开放”的基础上，依托真诚对话、情感交流、信息交换而形成的大众认识、信念和情感的运行模式。“多位互动协同”作为一种基于传播价值理念判断，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性的鲜明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结合的系统化和建制化的形态。虽然“多位互动协同”的理念是无形的，但却隐形地规定、支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走向与进程。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中的问题，实际上是传播运行问题，而传播运行中的问题，又归根结底缘起于运行模式所面临的挑战。

“多位互动协同”的传播过程是理性主义和求实精神体现的过程，大众化之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性品质，是创新性与实践性。创新性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形成的关键，实践性是检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般尺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性和实践性，是不断递进的和无限延续的，其发展力和生命力取决于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接受内在规律的对称性，对称的程度越高，科学性和实践性越强，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越小。以传统传播为参照，多位互动协同传播模式至少具有全面、系统、协同、沟通、互动和求同等维度，而这恰恰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特质所在。因此，无论是在根本旨趣上，还是在意向结构上，多位互动协同都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彼此契合，并由此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模式的合理性。

以多位互动协同构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模式

基于多位互动协同构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模式，其主干结构应该是体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整体发展图式的系统协同理论。系统论认为，要素是构成社会系统的要件，系统和要素之间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整体作用不等于部分作用之和；各要素相互作用，发挥各自应有的不同功效，各个要素联合成一个整体，共同形成系统对外输出信息和能量；系统结构合理、运作有序，整体作用就大于部分作用之和，反之则亦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模式“多位”协同，就是将其组成要素按合理结构方式构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有机体。在性质上，多位互动协同充分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系统、多位、演进、协调、互动、沟通等特质。这些特质，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重叠和相互联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模式的上述特质，也就展示出“多位互动协同”的价值和功能。

“多位互动协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整体推进的协同性。“大众化”作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想的途径，包含着建立思想道德共契的社会秩序的价值诉求，以及建立发展和谐社会人文环境的利益诉求。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的深刻变化、不同文化传播媒体和渠道所传递内容的客观性、政治的日渐开明和集权统治的弱化、大众价值观念的分化和整合、现代人格的形成和寻求利益分享等，都是构成“多位互动协同”的“多位”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过程，是人的深层价值秩序位移和重构的过程，也是解决现实问题和人民大众自身利益问题的过程。“多位互动协同”传播模式，就是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作用和制度文明整合功能的前提下，在接受主体、接受客体、接受中介、接受环境的协同互动中，确立“化物”与“化人”的相互生成关系，以克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躲避现实、远离大众的问题，以解决由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所引发的世界、社会与人的多重异化，如经济奇迹背后的严重社会分化与社会排斥、保障人民权益与社会公平正义、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惩治腐败、提升政府信任度等问题。

“多位互动协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多位演进的系统性。大众化传播及其系统是社会多系统相互作用的复合体。每一系统都有其一定程度上的既定边界和特定的演变环境。系统环境间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流，并在交流中互为因果、互相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存在与社会系统环境的共同演化的多因多果的动态关系，一个变量的变化可能是由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内生引致的。如果系统结构合理，各系统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流适当而有效，那么系统的演进就协调有序。多位互动协同的系统性，在于凸显了经济发展指标以外的那些以往被忽略或重视不够的“制度文化”、“社会渗透”、“心理渗透”、“历史渗透”和“大众互动”等传播因素的构建，从而形成社会变革、人口变化、技术进步、文化融合和全球化进程彼此嵌入的新型传播模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系统，也存在着一定的脆弱性，当社会某一系统过分超前或滞后，外界干扰因素破坏了“稳定机制”，其强度超出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时（如系统中能量链、信息链的断裂），都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知失调、中断和夭折。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多位互动协同的传播模式，可以张扬制度透射力、文化影响力和社会黏合力，有助于弱化和克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因能量链、信息链断裂而引发的各种危机，借助系统自身的自动调节功能在新的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和一系列的“稳定台阶”。

“多位互动协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社会共建共享的互动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主要是通过连续信息流、知识流、价值流进行灌输教育的。传播者传递的信息、价值能否被接受，不仅仅取决于外部环境和传导者，更多的是依靠受导者自身对教育内容的评价和认同。进入新世纪后，新技术革命推动了全球化物质条件的变化与整个社会阶层的变革，大众在电子媒体面前的意识形态的分析能力比以往大大提高。但从现实看，由于多元的经济和政治主体的存在，社会文化实际上处于多元状态，社会上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社会系统是一种“互动”的系统，必须通过“规范秩序的共同基础”，也就是通过指导行动的共同文化来整合互动系统，而共同文化则必须在角色承担者的人格中取得“内化”。现代社会的大众都渴望参与组织活动，扮演一定角色，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因此，要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就要带大众进入主体角色，构建公众参与的媒体社区，开放信息传播平台，让公众参与信息的披露和交换，创立传受互动的交流平台。社会价值的多样性为创造社会活动提供了丰富资源和条件，也决定了社会生态系统的能量、物质、信息流通和传递渠道的多样性。在这种氛围下的传受主体的传播活动，“传播”变成了更为自由、平等、活跃的对话，受众的态度可以在“对话”的进程中被影响、被强化、被塑造，确保传播者的信息传达到受众那里能够被正确的认识、理解，而不被扭曲。在双向沟通中传受双方可以重新认识自己和对方的价值，双方的认识、分歧和差异都可以在思想交流、碰撞中不断发展和提升。

“多位互动协同”体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突破路径依赖的复合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体现在社会组织流程中，而社会组织的发展变化是渐进和线性的，存在路径依赖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路径的差异会反映出过去某一时点的社会特性和异质性，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环境演化具有路径与历史时期的依赖特征。演化环境中各方的基因（包括意识形态）都是可以遗传和复制的，并具有变异保留机制。“人们已经习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种需要是反映在人脑中的，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①。传播路径依赖性会降低大众化传播模式创新和变革的动力与灵活性。传统大众化传播，把受众看做是被动接受的，忽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善于用“权威的声音”统摄“民间的话语”，以达到灌输性的效果，忽略交往主体间的平等交流、对话、求同、合作而形成的公众共识，公众对被动接受来的观点则往往产生怀疑、拒绝的消极心理，而采取对抗式的解读。

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模式应从片面夸大意识形态功能、漠视包容性与多样性向社会各系统同步嬗变的“和谐社会”转变。在这种跨越路径的复合性演进图式中，传统的残余文化、现代的主流文化与后现代的新兴文化同时存在。在传播模式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互作用中，有古典的和现代的符号、编码与信息，也有作为和谐社会构建所需要的现代延续与超越的后现代符号、编码与信息，表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优势与劣势兼蓄并存的复杂情景。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要通过降低社会组织机构（宣传、教育、大众传媒等）的路径依赖性，认真辨识不同的文化、符号、编码与信息的内部动态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更有弹性地对外界环境做出快速反应和调整，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动性和感召力。

注释：

大众传播的定义篇4

大众传播的传统定义及发展

1945年11月，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科教文中首先使用了“大众传播”这个概念，“特定社会集团，利用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大多数成员传送消息、知识的过程”。

后来的传播学学者不断对“大众传播”这个概念进行修正和发展，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如：

大众传播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大众传播是“由组织化的传播机构及其专业人员通过技术性传播媒介向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传者传播信息的社会过程”。

“当消息来源(通称是某个组织)采用一项技术作为媒介与大规模的受众进行沟通时，就被称为大众传播”。

这些对“大众传播”概念的定义无非都是从大众传播的主体“传播者”的界定，或者对信息传递的技术的不同描述，或者从信息接收的终点的范围的界定等传播的三个最主要的要素着手，对“大众传播”这一概念作的发展。虽然传播学的研究者对“大众传播”这一概念的阐述有很多，不胜枚举，但在所有传统的定义(诞生于现代传播革命之前)中反映出来的大众传播的特征都非常类似(传播三要素)：

1　作为信息来源的“传播者”是一个组织。“组织”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日本学者见田宗介在他的《社会学事典》里认为组织是“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分工，在统一的意志之下从事协作行为的持续性体系”。

2　作为信息传播的渠道是“技术的媒介”。

3　作为信息传输的终端是人数很多的大规模的受众。

大众传播的传统定义目前面临的“挑战”

多媒体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给信息传播带来了一场革命。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作为一种传播工具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博客、播客的出现使得新闻传播的主体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很多同学认为，博客这种新的传播现象，它的传播主体不是一个组织，但它是通过互联网技术这个介质，对大规模的受众进行传播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信息来源不是一个像传统的“大众传播”定义中的一个“有实现共同目标”的“组织”，而是一个“个人”，它在其他特征上都非常符合大众传播的特征。

博客这种传播模式给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提出了很多挑战和质疑，包括传统的把关模式、传统的大众传播中的传受关系、传统的大众传播中的新闻价值的时效性等，不能说是完全颠覆，但是最起码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虽然传播主体不是一个“为实现共同目标”的一个组织，但是很多博客通过互联网这种技术吸引了大规模的受众，并且达到了非常显著的传播效果。这种传播现象属于大众传播吗?

“新现象”和“老定义”的分歧在哪里

传统的大众传播从它的概念延伸出一些固有的特征，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在此，只在这些特征的基础上比较两种传播方式的异同，以解决学生们的疑惑。

笔者认为，在先前提到的现象中，同学们感到迷惑的关键点在于：

分歧一：“传播者”是谁。概念的主语是什么。

从传统的大众传播的概念与特征来看，“传播者”是一个组织。比如广州日报(一个组织)的专业的记者编辑使用印刷和报纸(技术和中介)来影响他们的读者(大规模的受众)。凤凰卫视(也是一个组织)的专业的记者编辑制片人主持人使用视听技术来影响他们的观众(大规模的受众)。不管是广州日报社还是凤凰卫视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组织目标而设置或者成立的，他们与一般的社会群体不一样，他们跟个人更不一样，他们需要严格的制度化措施的保证去实现他们明确系统的目标，于是这个“传播者”内部，有非常专业化的部门分工，有清晰的职务分工和岗位责任制，有等级分明的各个阶层，有明确的管理制度。这一套严密的设置，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代表着组织本身的利益，也可能代表着国家的利益，代表着社会的利益。

在新的传播现象博客的传播中，“传播者”是个人。这个“传播者”不受组织制度的限制和约束，新闻采集和编辑的权利表面上是非常自由的。传播者的目标很难确定，有很多的博主并不像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传统媒体一样有严格的制度保证，比如像一个报社有对新闻采集和编辑的指导，有明文规定的编辑大纲之类的文本等。所以，五花八门的博客中根据传播者的目标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没目标。很多的博主不管是在开创博客的当时还是在维持自己博客网页的过程中，都有可能是自由散漫的。博客中的内容可能是自己的心灵感悟，也可能是随笔，也可能是日记，当然也可能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做之事，也就是将自己个人的行为和思想记录在自己的博客上。

第二类是出于个人私利的目的。比如有很多希望通过博客让自己一举成名的人。他们在博客上一些另类的、跟这个社会的常态所不相容的东西，以引起大家的注意，获取个人的名利。或者在博客上兜售一些个人的文化产品，扩大个人的影响力，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取个人的利益。

还有第三类博主，他认为自己代表着这个社会的利益，在实现社会利益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利益。一个博主(也是一名在传统媒体中工作的新闻行业中人)这样描述他利用博客信息的感受：“我可以解脱组织制度的束缚。就是我不需要再害怕自己认为有新闻价值的稿件被掩藏，不需要看上司的脸色和制度的框框去实现新闻的专业追求，当然，我有社会责任感的专业追求。”这类博客常常对传统新闻媒体发起挑战。2004年年底，博客对印度洋海啸的报道就很好地体现了博客在新闻报道上的优势，在传统媒体的新闻记者抵达现场之前。已经有很多博客了大量真实反映灾难的新闻图片及相关的报道：密歇根大学的历史系教授胡安・科尔的博客“知情评论”开通，他的博客关注整个中东地区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博客的点击率很高，吸引了很多受众，并对主流媒体和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三类博客传播现象其实在大众传

播的传统概念的界定中，主语虽然都是个人，但是这个主语本身有不同的定语，定语就是传播者传播时的目标。

分歧二：制度化传播。

传统的大众传播概念引申出的大众传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大众传播是一个制度化的传播”，这个所谓的“制度化传播”，笔者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在大众传播中，作为信息传播的主体是一个制度化的组织；另一方面是指作为社会信息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制度。

而我们在这里分析到的新的传播现象博客的传播行为，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其传播的主体不是一个制度化的组织。而在另一方面，看似自由的网上传播行为，其实也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制度的。作为当下社会传播的一个非常普遍和重要的方式，从传播制度的角度上看，其实世界上各种政治体制在关注它，国家和政府仍然是博客后面最深层次的“把关控制人”。同时道德伦理范畴的追问也同样在质疑网上传播这个领域。

分歧三：单向性传播。

传统的大众传播概念引申出的大众传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众传播是单向性很强的一种传播活动”。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们在今天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贴近受众，去跟受众发生更多的互动，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互动依然是有限的、滞后的，依然受到体制、技术等方面的现实条件的限制而体现传播的单向性这个特点。所以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是直线的、近乎单向的。如下图拉斯韦尔提出的著名的大众传播模式：谁　说什么 通过什么渠道对谁 取得什么效果who says what in what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s

而博客这种传播方式，却由于技术的便利打破了传受之间的隔阂，实现了“传受一体”的传播模式，如下图所示：

博客的传播模式

这种“传受一体”，不仅仅是指作为传播主体的博主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也指博主同时也作为他人博客或者其他传统媒体的受众，引用其中的信息或评论其中的信息。互动在博客这种传播方式中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之事。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为这种即时的双向的传播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笔者浅见

从实用角度讲，咬文嚼字推敲定义是否精准意义不大，我们并不需要对一些现象去归类。但是，站在传播学研究的立场上，应该去分析这两种传播方式在关键点上的不同，看是否有必要对传统的大众传播的概念在外延上进一步延伸。

回应在前文提到的课堂上同学们的疑惑，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首先，博客(特别是文中提到的第三类博客)的传播中，传播者虽然是一个个体，但他在选择信息、编辑信息的时候遵循着普世的价值观念，新闻的采集和编辑也基本上是遵循新闻专业的价值标准。它的受众从数量上来讲也常常大于传统的新闻媒介，从传播效果上衡量考察，博客的传播效果对不管是它的受众还是对社会本身，都是非常巨大而不容忽视的。其次，网上传播这种传播方式也逐渐显示出其强大的力量，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讲，它跟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一样，可能是强权的工具而发挥巨大的作用；最后，就像麦克卢汉指出的：“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引起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博客(网上传播)也像传统的大众媒介一样，给我们个人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一种新的尺度、新的体验、新的进步。

我想，重要的不在于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也不在于一定要把前文中提到的新的传播现象归类到大众传播中，而在于，很多新的传播现象，特别是网上传播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用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去比较它、理解它、研究它、分析它、发展它。

大众传播的定义篇5

关键词：大众传播；大众文化；中国；文化传播体制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所产生的正是所谓的大众文化。

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mass communication”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

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大众传播有着不同的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对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雷蒙.威廉斯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在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界的各种理论也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大众传播的介入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信息做出多种多样的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出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3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同时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做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在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的应该不仅仅是观望。

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参考文献：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人的延伸》 何道宽译 商务印书馆 2007年7月出版

2、陈学明、吴松、远东《社会水泥：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8年4月出版

3、（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 新华出版社 1984年10月出版

4、郭庆光《传播学》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11月出版

5、（英）J.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 冯建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出版

6、（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王文斌译 商务印书馆 2001年5月出版

7、（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 陶东风等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7月出版

大众传播的定义篇6

内涵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关于“舞台主持”及“舞台主持人”的概念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上文也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进行了推论。在基本了解了“舞台主持”及“舞台主持人”的概念和定义后，进一步挖掘它们的内涵尤其是“舞台主持”的内涵将有利于深入认识“舞台主持”及“舞台主持人”，有利于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

（一）“舞台主持”的外在形态是群体传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人是以群体的形式活动的，这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舞台主持”正是由个体组成了群体才具备了传播的条件和场所。所谓群体，指的是由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4]。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第一，一个群体的产生要依托于个体的数量。第二，这个群体的凝聚力主要来自于共同目标和归属感。第三，群体成员之间是有互动关系的。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把传播的形态分为体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几大类。群体传播主要是指群体内部或外部的信息传播活动。这里谈到的群体传播就和“舞台主持”很相似。因为“舞台主持”是基于群体的，“舞台主持”中的主持人、受众、工作人员等一起构建起了一个临时性的群体。我们以“晚会主持”为例来做进一步的解释。首先，晚会的举行一般都是在礼堂等特殊场合，在这个场合里有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的存在，他们是由临时的集合行为所产生的聚集的人群，这样的人群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朋称之为“乌合之众”。晚会里的“乌合之众”就是指在晚会现场的“观众和主持人”这一群体。其次，绝大部分的晚会都被称之为“主题晚会”，所以晚会的举行带着鲜明的主题、目的和意义，参与到晚会当中的观众和主持人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的。主持人早已获悉了晚会的主题，因此明确了晚会的传播目的；观众也是在清楚了晚会的主题和意义后才到达晚会的现场。因此，晚会的主题和意义使得主持人与观众拥有了共同的目标和关心事项，使得晚会拥有了凝聚力。第三，晚会的过程中的群体分工使得晚会有了主持人，灯光、音响、摄影师和观众等成员，在晚会的过程中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互动可以在主持人与观众的话语互动、游戏互动等过程中体现出来。由此可见，一台晚会有人群、有目的、有分工，还产生了显著的凝聚力和互动性，所以“晚会主持”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舞台主持”形式之一，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从外在形态来看，“舞台主持”和群体传播是基本一致的。

（二）“舞台主持”的内在本质是组织传播“舞台主持”

不仅仅是“晚会主持”，它还包含了会议、宴会、仪式、庆典等场合的主持。因此，不能光从外在形态上判断它属于群体传播就认定它只是群体传播。其实，“舞台主持”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上文以“晚会主持”为例解释了“舞台主持”是基于群体的，因此外在形态为群体传播。其实这里所说的晚会只是泛指一般的主题晚会。越是主题鲜明的专题晚会，主持人与受众的特征、需求、功能就越会发生变化，晚会现场由主持人、受众、工作人员构建起来的这个群体就越像是一个组织。关于组织的定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为实现某个共同目标而协同行动的集合体。组织的任何活动都伴随着信息传播，以至于我们很难说出一种与传播无关的组织活动。如果把“舞台主持”涉及的会议、宴会、仪式、庆典等场合的主持也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很明显的，“舞台主持”更像是组织传播。组织传播是常见的传播形态之一，指的是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组织传播包括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组织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沟通保障。组织内传播拥有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两种途径，而组织外传播则更多采用正式的渠道。根据“舞台主持”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会议是“舞台主持”的平台之一，同时它也是组织内传播的渠道之一；晚会、宴会、仪式也都是“舞台主持”的平台，但它们同时也属于组织外传播的公关宣传。由此可见，“舞台主持”在组织传播里发挥的作用要比在群体传播里显得高规格、高层次，所以“舞台主持”的内在本质其实更偏向于组织传播。

（三）“舞台主持”的发展趋向是大众传播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传者可使用的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方式。“舞台主持”的发展趋向毫无疑问的要走向大众传播，这是传者与受众的选择，更是时代与媒介环境的选择。当下的传媒领域快速发展，具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无处不在，渗透在我们的周围。当大众传播媒介强势介入，会使得“舞台主持”的传播形态发生变化。例如：一台晚会究竟是群体传播还是组织传播，主要取决于“主持人与受众”这个群体的性质；一旦这个群体的性质明显出现了组织的特征，那么它就有可能是组织传播。同样，一台晚会究竟是组织传播（或群体传播）还是大众传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是否使用了大众传播媒介辅助传播。如果使用了，参与的受众更多了，传播的辐射面更广了，影响力更大了，那么它就应该是大众传播。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要素，那就是受众的身份不同。在组织传播（或群体传播）视野下的“舞台主持”，其受众的身份是可以预知、判断的；但是进入大众传播领域的“舞台主持”的受众，其身份是不得而知的，就如同一档电视节目的传播一样，你永远不知道是谁在看着这档电视节目。我们还是可以以“晚会”为例进行说明。一台学校里举行的晚会，一般情况下是属于组织传播（或群体传播），可是如果它被电视台现场直播或转播了，那么它就成了大众传播。因为直播或转播的晚会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更多的受众，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提升了影响力。同时，主持人面对的受众由“有形”转为“无形”，不再是单纯的和晚会现场“可视可感”的受众进行交流，还得兼顾其他的以大众传播媒介收听收看的受众的交流。特别要提及的是，这种交流是单向的，是无法同步接收到受众的反馈的，这也是大众传播的一大特点。其实无论是晚会还是会议、宴会、和仪式，所有的参与者都已不满足于小团体成员之间的传播，大家都希望“舞台主持”更有影响力，尤其是在传播依旧具有“强效果论”的当代社会。像各种会、慈善晚宴、公益募捐等“舞台主持”的新形式，它们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应该引起我们的观察和思考。

二、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主持形式之一的“舞台主持”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播学视角对它进行研究只是其中的一种思路，研究结论难免粗浅。其实，“舞台主持”还可以通过语言学、艺术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进一步展开研究和论证，尤其是在实践中不断的提炼、校正其定义和内涵，为后人总结出一套实用的“舞台主持传播策略”。这不仅能丰富我国的主持艺术理论，还可以为舞台主持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可行的方法和路径。

大众传播的定义篇7

关键词：手机载体；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369-02

在新时期，要在推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要做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要具有时代性、针对性、传播要坚持多样性”[1]。如今，伴随着科技的创新和社会的发展，手机已经正式以文化的形态表现出来，我们惯以称之为“拇指文化”。手机在广大高校的发展势头是非常的迅猛，不管是在高校的树林小道中，还是在图书馆、教室中，我们都能够看到正在感受“拇指文化”的“拇指一族”们的身影。如何利用好手机载体推进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一、手机媒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在高校中的普及

在当前的新媒体中，手机占有着十分明显的地位。根据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中国移动电话用户已经突破10亿户大关”[2]。手机已经从最初简单的语音通讯工具转向了综合性的传播媒体。整体上而言，手机作为新媒体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自媒体性

自媒体的定义由美国的著名学者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联合提出，主要是指自主化和平民化的传播者使用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向特定的个人或群体传递正式或非正式信息的总称。比如当前的手机就是典型的自媒体，像手机微博、手机QQ、手机论坛就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在数字化的时代里，人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专业技术对信息传播的束缚，可以在现场通过拍照、录制视频或者是编辑文字等方式利用手机这个平台即时信息。一旦信息发送出去，接收者可以实现身临其境的感知。

（二）实时性

手机媒体的传播可以跨越地域的界限，因此具有实时性。不管身在何地，只要有手机信号，信息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内传播出去。加上现在手机与网络的进一步融合，手机已经可以基于网络实现即时性的传播。比如我们手机通话中就已经植入了3G视频通话，还可以通过手机网络观看视频直播，等等。通过手机媒体传播的信息不仅在使用过程中给人的感受是新颖的，更是实时的。

（三）收发多样性

手机作为新媒体，其传播的形式是多种多样，文字、图片、声音、视频流媒体都是其传播形式。手机媒体可以灵活实现其中的一种和多种形式的综合传播，因为手机媒体的收发具有多样性。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多种手机软件和服务的开发，手机如何装饰，安装何种应用程序等选择已经越来越多样化。手机在使用过程中的信息收发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也越来越贴近广大用户的需求。

（四）移动性

手机媒体的传播具有移动性是指手机用户不管身在何处，只要有通讯信号都能够加入到信息传播和接收过程中，并且这种信息活动对于手机使用者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和选择性。手机携带方便就更增了其移动性，使得其传播更不受到地域的限制，手机既能够增加互联网背景下信息的传播效率，同时还能够减少传播过程中的阻力。因此，手机媒体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手机媒体因为其自媒体性、实时性、收发多样性、移动性等特点，吸引了越来越的高校师生。进入3G时代，伴随着手机报纸、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广播等传播形式的出现，手机逐渐演进成重要的文化、娱乐、传媒平台，成为传播能力最强、影响范围最广、使用最为便捷的大众媒体之一。手机正在改变着当代大学生学习、思维和生活的方式。

二、手机载体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带来机遇

（一）手机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提供了新载体

传统意义上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工作，主要是依靠课堂和会议等形式进行，这种教育的形式已经与当前新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不符合。手机作为一种媒体，其兴起和迅速普及使其成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载体。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者要紧跟时代的需求，使用好手机这个新的载体，随时随地的使用这个平台，时刻的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

（二）手机载体丰富了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手段

移动通讯技术在现代已经日趋成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技术之间的不断的融合，这最终都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新的思考，不断的推动着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手段的现代化和多样化已经成为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者的奋斗目标。手机是一个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的科技产品，每一个更新换代对于手机的个性化而言都是一次进步。现在的手机作为一种媒体已经融合了广播、报纸、电视和网络的功能。因此，手机作为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较传统载体而言，其手段更加的综合和多样化。

（三）手机载体提高了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率

在传统形式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广工作中，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者一直处于主导位置，对于受教育者的接受度考虑得较少，加之是单向交流，工作效率都比较低下。面对面的交流使得受教育者有所顾虑，因而不能敞开心扉的畅谈。但是手机媒体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点，无论是利用手机本身带有的短信彩信，还是手机网络等新方式，都能够使得双方以朋友的角色进行互动。在这场交流中，隔阂减少，距离缩短，避免了盲目，增强了工作的针对性，能够很大程度地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效率。

三、手机载体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带来挑战

（一）传播的去中心化给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带来挑战

新媒体的显著特征就是传播过程的去中心化，这种新的传播模式改变传统上自上而下的传播格局。因此，去中心化的传播使得传播者已经不再在传播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实质则是在一个特定的虚拟空间中宣扬自我、否认核心。手机媒体作为新媒体的代表自然也属于去中心化的传播媒体。手机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载体，加上高校中的人群都相对比较有主见和有想法，自然会受到更多的去中心化的挑战，

（二）垃圾信息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趋向复杂

手机媒体境遇下的虚拟空间，其传播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自由性。这其中不仅会存在一个渗透性质的西方思想文化，还存在一些不良的手机传播信息，这些垃圾信息的存在对于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是非常不利的。比如，当前比较常见的新殖民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等。高校人群又以一些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人群为主，面对着在手机媒体中暗含的垃圾信息，不断的滋扰和破坏着整个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三）手机通讯技术狂飙式的发展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带来挑战

手机载体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对着和传统的环境不同的环境。手机载体发展不断的革新，各式各样的应用方式不断涌现，其中的技术理念和灵活的手段都在考验着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能够适应手机载体，能否在其中实现自我创新。一方面，高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队伍建设存在滞后，面对手机媒体的政工队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过程中应接不暇，其专业素质、应用能力和思维方式都存在着与手机载体的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模式需要创新。手机传播具有自媒体性、实时性、收发多样性、移动性的特点，对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广模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而迫切要创新教育模式。否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就会寸步难行。

四、利用手机载体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策

（一）探索利用手机载体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艺术

科学的理论可用于指导实践，理论也可以在实践中不断的深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因此，在运用手机媒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时，也是遵循着这一点。高校人群对于信息的接受也要经历“提供的讯息一可接受的讯息一接受的讯息一注意到的讯息一内化讯息”的过程”[3]。在这一过程，如何加强高校人群对信息的兴趣，进一步内化为自己对于信息的认知结构，除了信息内容本身要有实用性之外，信息传播的艺术和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手机载体的传播语言要进一步的联系传统和现实，增强语言应有的说服力。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让高校人群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其实不是一系列高高在上的理论，要让马克思主义化思想转化成大众化的话语。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中要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不仅不会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达带来负面影响，还能够更加生动和全面的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积极的开发促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手机服务产品

手机是一种传播媒体，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域下，手机则是一个重要载体。将手机的两种角色结合起来，积极的开发手机服务产品是促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重要手段。手机中的手机信息、手机新闻、手机视频、手机小说、手机博客等都是重要的手机产品，这些都能够很好地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所用。比如，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者可以定时的推出手机报，然后发送到学生手机中。手机报是一个新型的阅读产品，这对于高校人群来说能够提高他们的阅读兴趣。另外，高校教育工作者还可以进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照片征集活动，让学生以手机彩信的形式参与到征文活动等等。手机服务产品的开发，是着眼学生兴趣，引导和激发创造火花，紧跟时代节奏，探索兴趣满足点，最终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率的重要手段。

（三）培养一支专业的以手机为载体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队伍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的传播马克思主义队伍是在手机载体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措施。首先，要帮助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者树立起全新的传播理念，要让他们真正认识到手机这个新媒体，树立起全球化传播、分众传播和以人为本的新型传播思维，这样才能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其次，要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和信息技术的掌控能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是指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水平，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鲜明的政治立场，这样才能真正的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工作中使接收者得到感染和信服。最后，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想取得效果，就必须要关注受教育人群的实际需求，注重因材施教。

五、结束语

手机载体的兴起给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广工作带来了挑战和机遇。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者要加强自身学习，提供理论修养和业务水平，正确地对待这一新的教育载体，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而不断的奋斗。

参考文献：

[1]彭颜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创新[J].思想教育研究，2010，（12）.

[2]腾讯财经.工信部：中国手机用户突破10亿[EB/OL].http：///，2012.

大众传播的定义篇8

（安徽工程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新的挑战，研究新媒体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机遇，紧抓新媒体的优势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结合点，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客体再认识、载体创新、内容创新、机制创新等方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出路，其目的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和满足引领舆论导向的要求，促进新时期先进文化有效快速建设和传播，最终实现集中思想、集中精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而奋斗。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媒体；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090-02

一、对新媒体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客体的新认识

新媒体所产生的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对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发挥说服、影响、感染、吸引、凝聚作用的前提是：教育主体适应了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媒体具有的平等性、互动性和相对隐匿性的特点，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宣传教育中话语权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接受者因此从受听者变成对话者，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不满，这就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的互动性造成了传统的传播模式“主体—客体”向传播主客体间接性转化，这种主客体间接性的转化是“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的统一。一方面是传播者和接受者都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主体，二者构成了“主体—主体”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传播者和接受者都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主体，他们把传播内容当成共同的客体，与传播内容共同构成“主体—客体—主体”的关系。这样的传播类型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客体间接性转化，具体表现为传播主体的客体化与传播客体的主体化。

在传播过程中传播客体不仅规定着传播主体的活动，还将自己的意志和意识作用于传播主体。同样，传播主体也不能再以自己为中心，没有针对性的传播信息，而是以接受者的需求为主导，转变传播形式等。这种变化体现在：一是受客体属性的影响，主体不断调整更新自己的知识，使知识的内容更加贴近客观现实。通过传播内容的更新和满足传播客体的需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影响，而不是机械式的知行分离。传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入脑更是入心，还要不断指导实践。二是受主体属性的影响，主体不断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能再用过去的思维去思考当今的问题。三是受传播渠道的影响，主体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实际传播技能，更新传播手段，使传播主体的传播技能与传播客体相匹配。

二、创新新媒体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

（一）积极在新媒体上创建马克思主义阵地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国外的社会思潮、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以各种形式渗透进来，我国的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各种思潮都在互联网上寻求和扩大自己的空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积极主动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以引导舆论。在新媒体时代引导舆论的工作更加困难，需要在新媒体上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文化和以宣传主流文化为目的的重点网站，既不能无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又不能消极地对待各方面的冲击，要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规律和互联网的特点结合起来，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同时，加强宣传的针对性，针对不同教育程度的群众和不同的事件，利用不同的方式去宣传。

（二）发挥新媒体的互动性

新媒体的产生打破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改变了接受者只能单方面的参与、被动地接受信息的情况。大众有了一个能主动参与、调查、分析、探讨、的平等机会，这得益于新媒体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参与性。尤其是网络论坛、微博的出现，给了普通民众对社会现象进行评论、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同时普通民众间也可以进行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者的参与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接受者不仅是接受信息，而且能信息。新媒体把过去主要通过民间渠道传播的声音引向了主流渠道，使民意的表达更加顺畅。从表面上看，这种趋势使舆论宣传的环境复杂化。事实上，它只是把过去掩盖掉的东西暴露出来。理论宣传部门可以更好地观察和引导舆论、判断自己的舆论导向是否合理、调整不合理的地方、澄清一系列理论误解和困惑、批判别有用心的谣言等等。

三、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内容

（一）实现和谐思维的时代构建

“和谐思维”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思维基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准确表达，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和谐思维”是任何工作以和谐为基本价值取向，揭示了和谐性和协调性在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以追求和谐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式，也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首先，“和谐思维”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和谐思维”符合全球性的开放系统要求。“和谐思维”主张统筹兼顾社会这个大系统里的各种元素，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的本质属性。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思维，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相互协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处理好经济和社会发展，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最后，“和谐思维”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思维方式，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以改革促发展，促进和谐的普及。我们必须把握世界文化发展的脉搏，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以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和谐发展。

（二）强化科学发展的理论成果

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这是我们党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开拓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发展道路而提出的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它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科学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也是协调的发展观，更是可持续的发展观[1]。

四、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

（一）建立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制

马克思主义作为系统学科，在历史和基本理论研究上都有待进一步深入，也迫切需要建立一些新的学科或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分化出来的学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有持之以恒的建立一种长效研究机制，才能收到实质性的效果。如果一个理论工作者常常以自己的实践和思维方式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他很容易产生偏离整体的理解。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系统学科划分成很多的组件，用系统的思维去研究其中某一组件，不阻隔它与整体的联系，将取得更好的效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学科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群的建设。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有一种不断完善和丰富的科学态度，才能做到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实践。

（二）建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舆论宣传机制

加强党对媒体的有效领导和管理，要高度重视舆论宣传阵地的建设，掌握党对新兴媒体的主导权来控制和引导社会舆论[3]。同时，我们必须进行有效的建设和管理，防止高度控制造成舆论的政治化，而忽略了社会生活的现实。如果一味地灌输理论宣传，而不顾及人民群众的需求，最终会造成大众对舆论宣传的厌倦和反感。

有效地调控主流媒体，引导舆论的正确方向，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实现党的执政目标是十分重要的。主流媒体是指覆盖面广、影响面大、容易被更多群众所接受的传统媒体，如广播、电视、报刊等。网络中的信息虽然丰富多彩，但是良莠并存。在中国这样一个网民数量庞大的国家，一些错误、庸俗、虚假的信息对于那些辨别能力不高的民众影响是很大的[4]。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占领网上阵地，积极宣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主流媒体的主导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着手：规定传媒组织的所有制形式；加强对主流媒介的法治和行政管理；对传播事业的发展制定总体规划或实行国家援助。国家和政府的控制不应该都是限制性的，积极地指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三）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责任工作机制

权利和责任是相互矛盾的统一体，是不可分割的。政府、机构和团体利用权力的时候需要有一种力量给予制约和监督，这种力量就是责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责任主要有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四个方面。（1）政治责任。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介不仅要履行好自身的职责，更重要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经济正常秩序，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谐的环境。因此需要建立起对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介在工作中出现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经济正常秩序等行为时进行罢免、停业整顿等政治责任制度。（2）法律责任。理论传播者和传播媒介的法律责任是指在国家的立法中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包括政府、机构、团体和传播媒介等责任的具体规定。主要内容有应该履行的职责、权限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系统工程中需要对相关人员和机构的职责和权限给予法律上规定和约束，否则大众化的任务就得不到基本的法律保障。（3）行政责任。主要是指行政组织外的各种强加给行政组织及其人员的责任和义务。行政责任是一个组织及其成员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此，在传播构建过程中，首要的是要理清传播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关系。同时，可以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理论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介实施有效的监督。（4）道德责任。“为人民服务”应该是理论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介的一个基本的理念[5]。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责任机制的完善不仅仅需要理论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介不断强化自身的政治、法律、行政、道德等责任意识，还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形成有效的权力监督和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

（1）许俊达,钟玉海.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教程[M].合肥：安徽科技技术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邵培仁.大众传播中的信息阐述[J],采.写.编,2003（08）.

（4）钟文荣.信息公开与档案部门自由裁量权的控制[J].山西档案,2009（02）.

（5）成丽诗.论服务型政府的道德责任[D].沈阳：辽宁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