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的意义范文

大众传播的意义篇1

关键词：大众文化；审美；传播载体

在电视竞争激烈的时代，在娱乐充斥荧屏的时代，《百家讲坛》火了，火得让所有的电视人感到嫉妒。讲桌一放，老师一站，就这么一个缺少包装、缺少炒作、缺少明星的“高级评书”，竟然以不可思议的“小成本”制作，拿下央视收视率排名第二位节目的成绩。《大国崛起》火了，火得让人惊叹，对西方大国崛起历史深入浅出的演绎，让内容如此精英化的节目，把学者、政府官员和普通的老百姓同时吸引到了电视机前，并引发了受众对当代中国崛起的思考。

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说老百姓“只爱八卦，不爱文化”绝对是错误的。作为承载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电视的内容包罗万象，天文地理、人文自然、娱乐生活、新闻资讯、知识传播、生活服务，每一个方面都不可或缺，每个方面也都能创造成功。电视节目通往成功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在电视传播中大众文化属性的审美意义怎样体现?笔者以为，“洞察人性，洞悉人心”，这个曾被易中天老师用来概括曹操驭人之术的论断，同样适用于电视节目的创作。

审美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过程，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会对人们审美的评判标准产生很大的影响。www.133229.CoM成功的案例已经表明，能够与时俱进洞悉大众心灵的节目在争夺观众中已经获胜。当今很多电视节目的成功就在于它用大众的语言与大众对话，使电视表现逻辑和大众思维逻辑达成精确对接，正是电视美学再创造的功劳。因此，在为成功节目创造的奇迹感动之余，深入探讨电视作为“家庭艺术”的审美规律和特征，探讨电视制作对素材的再创造等问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因为，观众正在期待着更多这样的节目出现。

电视的观众：爱看故事的那群人

节目受到观众的追捧和喜爱，在于说的内容，更在于说的方式。从成功的案例来看，内容编排的故事化或者说剧情化已经成为电视节目制作的一个基本方向。很多节目的成功在于讲故事，《百家讲坛》是在讲故事，《大国崛起》是在讲故事，湖南卫视的《变形计》是在讲故事，《鲁豫有约》是在讲故事……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故事有人物、情节、环境，有悬念和猜测，有推理和判断，符合人们的心理认知和审美需求，能使观众获得融入其中的乐趣，从而对节目念念不忘。

“讲故事”能够将庞大而复杂的题材分解为若干个小巧而单纯的单元。小巧，让观众不至于疲劳；单纯，可以将一件事讲得更精彩。有人说，《百家讲坛》就是比较高雅的评书，这个评价比较准确地体现了该节目“讲故事”的表现特征。说评书的办法就是每一回说个故事，完了来个“下回分解”留个悬念。传统的评书、章回小说，现在的电视剧，都可以说是这种模式的应用。

从扭转《百家讲坛》节目命运的《正说清朝十二帝》说起，主讲阎崇年以“董鄂妃身份之谜”、“太后再嫁之谜”、“咸丰”大大小小的故事串起整个节目，一桩又一桩的清宫疑案是大多数观众知悉却不熟悉的事实。这些事实，正是节目吊起观众胃口的兴趣点和切入点，跟着阎崇年老师，读史的过程被简化为听故事，不知道怎么看书和没时间看书的观众被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吊起了胃口。

通过“讲故事”能够将抽象、枯涩的理论转化为观众看得懂，且爱看、具体、感人和形象化的电视节目，这是电视作为“家庭艺术”的内在规律决定的。电视节目通过“讲故事”，可以使观众娱乐、愉快地学习，也可以使观众由直观的事实，形象、轻松地去接触事物本质。

cctv经济频道耗时三年的恢宏大作《大国崛起》，便是以生动的故事在讲大道理，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历程讲述中，贯穿了若干生动的故事，为观众建立了立体的时代背景，从“伊莎贝拉女王御驾亲征光复西班牙”的故事中，观众可以了解到基督教在欧洲影响的增强；从“独裁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宽容莎士比亚”中，观众可以感受到英国的政治文化氛围；从“法国皇后玛丽安东奈特”一句名言“法国老百姓吃不起面包，可以吃蛋糕”中，观众可以领悟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等等。故事，使节目更加生动，丰满，亲近。

再举一个与普通大众生活更加密切的例子，湖南卫视的《变形计》之《网瘾少年》。这是真人秀节目，以网瘾少年魏程与贫穷农村少年高占喜互换身份为节目卖点，7天的时间里，魏程能够在艰苦的农村里生活，而从未接触繁华都市的高占喜在经历7天奢华的城市生活之后，继续回到落后困顿的农村，能否保持农村少年的纯朴?可以说，这是一个集煽情与悬念于一体的故事，节目开播之前，如此“噱头”已经撩拨起观众的兴趣，而节目开播后，百度的“魏程吧”、“高占喜吧”更是很好地说明了该节目的影响力。

以上案例，说明了内容编排的故事化、剧情化，能够增强节目的观赏性。但这并非电视节目吸引观众的唯一技巧，而征服观众的根本依然是节目的立意和内容符合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审美需求。至于技巧，则依立意的内容去灵活创造、灵活取舍。

电视的成功：让观众感动和共鸣

一位观众曾经对笔者说过，最好看的电视作品并不是那种雕琢文字、刻意求怪的东西，而是将观众心里面一些有感觉但又说不出来的东西用具体的节目表达出来了。这实际上就是电视节目和观众心理的共鸣，也就是本文开始指出的——电视表现逻辑和大众思维逻辑的对接。对接得好，观众会成为节目的铁杆粉丝；对接不好，只能让观众按动手中的遥控器。

电视节目和观众心理的共鸣有两个境界：一是让观众爱看，到时间肯定要坐在电视机前；二是促进观众思考和学习，节目播完了还要通过其他途径满足被节目激发的兴趣和求知欲。

《百家讲坛》和《大国崛起》都很精彩地展现了这两个境界。首先说《百家讲坛》，该节目的成功取决于调动观众学习历史的兴趣。以阎崇年老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为例，针对影视剧对历史的戏说，他的“正说”不仅保证了节目不会偏离历史教育的轨道，而且巧妙地吊起了观众的胃口。看了节目，很多观众不禁惊呼，若没有《百家讲坛》，受电视剧的“欺骗”不知何时能够清楚：首先是，知道了电视剧中大臣们称呼活着的孝庄“孝庄皇太后”是典型的文化错误，因为“孝庄皇太后”是在她死后才拥有的谥号；受《鹿鼎记》影响的金庸迷，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建宁公主其实是康熙皇帝的姑姑，而不是妹妹。节目播出后，意犹未尽的观众不仅购买《正说清朝十二帝》图书收藏，同时也纷纷寻求节目中提到的历史典籍，了解更多的信息。

从完成收视率到引发观众学习历史的热潮，《百家讲坛》展现了电视媒体对大众文化的强大引导力。《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解读<红楼梦>》，很多观众通过论坛等形式表达了对该节目的观感，并提出很多与刘心武老师对《红楼梦》不同的理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说明观众对电视节目传播的资讯不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转变为主动思考。观众开始主动思考了，电视媒体的导向功能便达到了，节目保持长盛不衰就有了后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观众审美心理需求的共鸣是电视节目的内涵与大众生活的搭接。《百家讲坛》马瑞芳之《说聊斋》，节目是这样进行的前期宣传：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大学教授九迪·蔡曾说：现在美国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是教女人如何在男人面前保持性魅力，而在300年前封建闭塞的中国，蒲松龄竟然已经写出了像《恒娘》这样的小说!妻子利用性魅力打败竞争对手，把丈夫牢牢握在手心。17世纪中国作家竟然写出了可供20世纪美国妇女参考的小说，太神奇了。这期节目一经播出，立刻征服了观众。在这个案例中，节目运用了这样的技巧。

这个案例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而生活的秘密往往是隐藏于人心之中的人性本能，洞悉了这个秘密，便找到了感染他人的力量。找到了这种力量，就找到了以独特审美视角打造成功电视节目的切入点，在让观众心灵震撼的刹那，便是节目成功的一刻。

电视的精神：洞察时代的召唤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心态。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导力量，必然应该承担起弘扬时代精神的重任，电视节目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编导策划能否洞察时代的召唤。

对于《大国崛起》被广泛认可，总编导仁学安指出：“这完全是由于我们作为一个电视新闻工作者对于当时舆情的了解，对于今天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而做出的。”

《大国崛起》是偶然和必然的交织，在节目制作三年前的一个早晨，任学安在汽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题为“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集体学习，任学安在同名丛书《大国崛起》的后记中将其称作“历史的召唤”。没有对时代精神领悟的必然，这条偶然听到的新闻，就不会激发创作者的灵感。

依据《大国崛起》主创仁学安的观点，该节目受欢迎的原因有三个。第一，知识性。这部系列片较系统地反映了九个国家在过去五百年中逐步成为影响世界的大国的历史，……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些国家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过伤害，也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造成过伤害，我们对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第二，符合中国人包容性很强的对外学习心态；第三，符合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对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集体思索。……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中国正走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其实，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大国，而作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大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也就由此产生了思考它的一种现实需求(摘选自人民网《大国崛起》与中国发展论坛)。

上述这段话其实说明，《大国崛起》的成功三要素：第一，引人兴趣的故事(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第二，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认知习惯(中国人包容性很强的对外学习心态)；第三，与时代民众对国家富强的集体向往形成了共鸣(其实，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大国，而作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大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对于《大国崛起》这一类型大题材纪录片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央视的《梦想中国》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等节目则典型地映鉴了普通人心中的明星梦。《超级女生》和《梦想中国》，与美国的《美国偶像》属于同一类型。《美国偶像》在美国本土的收视率超过了《谁是百万富翁》，甚至冬奥会和奥斯卡转播收视率也无法与其相比。《超级女生》和《梦想中国》在中国的走红同样证明了草根文化在全球的走红，也证明了电视的大众文化属性，与大众的心灵越贴近，就越能获得成功。

电视的使命：大众文化的主导

电视海纳百川包容多元文化的特点，决定了电视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导者。乍听起来，这个论断似乎很矛盾，既是大众的，又何须多元?解开这个疑问，还得从文化的概念说起。

文化包括四个层次：(1)主导文化，指体现特定时代群体的文化形态。(2)高雅文化，亦称“精英文化”，指表达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的文化形态。(3)大众文化，指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大众需要的文化形态。(4)民间文化，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化形态。而“大众”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的大众概念层面上，大众文化是一个包容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狭义大众文化的泛文化概念类型。

传媒文化是大众文化。电视的表现模式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语言)的社会功能：以大量的信息、流动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的故事及日常氛围来满足公众对信息的审美需要。电视是广义的大众文化的代表，是多种文化的转换器。这是因为电视文化是直接面向家庭的传播媒介，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有家庭，也就形成了电视对多种文化形态类型的超强包容性，加之集多种传播优势于一身，成为当代大众文化传播最先进的载体，在电视传播中大众文化属性的审美意义和主导意义显而易见。电视文化传承的是广义大众文化，这正是电视节目观众群体细分和影响其他媒体的内在动力。

结语

大众传播的意义篇2

关键词：大数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的必要性

大数据时代，既能够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又能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引领大数据时代的长远发展，实现大数据时代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进而实现“双赢”目标。

首先，大数据时代，数据庞大，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占数量上的优势，占领主要传播渠道，实现马克思主义从特殊走向普遍，从抽象理论走向具体事实，从个别普及走向社会普及的过程。让更多的人知道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

大数据时代是把“双刃剑”，在大数据时代同时充斥着大量的虚假信息。那些为了个人利益，采用虚假手段传播虚假的、不良的信息这些虚假信息，混淆人们的正确认知，阻碍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传播，给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危害。我们要用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个传播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引领人民群众在海量的信息面前，能够快速准确的辨别信息的真伪，找正确有价值的信息，规范了信息的传播途径，引领了信息的传播方向，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减少虚假信息给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的伤害。

其次，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迅猛发展，信息的安全问题必须引起人们重视。人们上网留下的个新信息的数据以及个人隐私，很可能被不法人士利用，危及人们的人身权利。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灵活准确的把科学的信息传播给大家，有利于创造文明、和谐、有序的大数据环境。进而，有利于创建文明、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环境，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安全。

最后，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是世界性的、全球性的，每个国家都在其中有各自的角色，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这就铸成了一个大熔炉，不同意识形态在@个时代不断发生摩擦碰撞容，容易造成人们思想混乱、立场不坚定。而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克服思想上的混乱，坚定立场，保持正确科学的的方向。

二、大数据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

（一）扩宽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平台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信息不是局限于一定的领域或一定的范畴内，而是全球性的、全世界性的。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信息几乎能够穿越世界各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数据具有广泛性和延伸性。在大数据时代下，我们可以借助时代优势，扩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途径，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平台不再仅仅局限于课本和课堂之中，将其平台伸向互联网存在的所有地方，并努力实现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时，马克思大众化的传播都可以进行这个目标。我们可以通过积极创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网站、开展政府问答等方法提供全面的理论知识；还可以大力发展互联网马克思主义文化，利用互联网的双向互动特点，积极解决人们疑惑，传播马克思科学理论。

（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的实现形式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途径较为单一，难以摆脱枯燥感、不贴近现实的的困境。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开创了新的形式。在大数据时代下，我们可以积极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载体，改变以文字为主体的传统的传播形式，积极加入动画、声音、图像等元素，可以使原本枯燥的理论知识更加形象化、生活化、直观化。

（三）实现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有机统一

大数据时代，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有机结合，保证大众化传播的质量，提高传播效率，凸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统一性原则。从传播内容来看，需要逐步完善传播内容的选取、传播过程、传播信息反馈和传播内容完善等环节，保证传播内容的合理性、科学性。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本身来看，大众化内容比较广泛，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的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对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众化等等。

在大数据技术丰富传播形式，提高传播效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点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群众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要求的是精准化结合，不能盲目地为了传播而传播。数据时代不执迷于精确性，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的精确性，提高传播效率，增强传播实效性。在传播形式方面要“去大众化”，实现传播内容“大众化”与传播形式“去大众化”的有机统一。因此，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形式“去大众化”，要结合传播对象需求，“遵循有教无类、因人施教原则”[1]，分门别类逐步推动传播进程.

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见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互联网中的主体地位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全球性的平台，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交锋。但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主流思想标准被认可。在互联网+新形态下，提升马克思主义在数据世界的认可度，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来说将是重要的一步。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宣传，坚定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一定坚守马克思主义为向导。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创新性

面对新时代、新情况、新挑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需要不断结合不同历史阶段的传播特点，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夯实理论传播阵地，提高理论传播效率。，在大数据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要与时俱进，最主要的是积极转变传播者的思维方式。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引领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思维方式的转变，有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率，增强大众化传播的效果，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的创新性开展，需要培养人的创新意识，发挥人的创新能力，便于灵活有效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最新技术，了解传播工作的最新理论动态并适时跟踪、分析与反馈，实现传播工作的创新性发展。培养专业型的创新人才、勇于突破陈规的创意型人才成为当务之急，打造勇于打破常态的“大数据”团队迫在眉睫，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进程的推进下，“大数据”团队的组建更应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深刻把握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发展趋势，积极吸收先进传播理念、舆论引领理念，善于提供有思想深度和到见解的内容切实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和个性化设置，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

（三）大力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团队

快速发展的数据时代下，我们要想抓住机遇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打造一支专业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团队。新的网络平台毕竟只是平台，要想真正利用好它，就必须

往这个平台里面不断填充血肉。这就需要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团队，通过他们的理论知识，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进而通过新的平台，不断向大众进行输出。新时代明确要求我们必须有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团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内容支撑和智力支持。

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需要，努力紧随大数据时展潮流，集数据、技能、思维于一体，积极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优势，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良好契机，与时俱进，开拓进取，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地位，坚定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更好地指导人民群众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齐心协力实现中国梦、强国梦。

参考文献：

[1]陈德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大众传播的意义篇3

关键词：传播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传播学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上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的问题，体现在当今我国各高校中，实际上就是对各位在校生进行的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种理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日后踏入社会的人生道路上，能够尽可能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去解决问题，提高自己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地贡献力量。

传播学起源于20实际30年代的美国，是一门以人类的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索和揭示人类传播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美国学者H・拉斯维尔于1948年提出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形成了“五W模式”，即：传播者（Who）、传播内容（Says What）、传播渠道（In Which Channal）、传播对象（To Whom）和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2]每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都包括上述五个环节，因此要对某一项传播活动进行分析，就必须对上述五个环节进行分析。

二、传播学视角下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问题

（一）传播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师资力量有限

传播者是信息传播的主体，信息由传播者发出并经过各种渠道到达传播对象。目前，在我国高校中主要是由思想政治课的老师和学院辅导员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这些人是接触学生最多、与学生关系比较亲近的人。但是这些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工作者们更多的精力是花费在行政工作中，很少有专门的时间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中国这个应试教育的制度下，全国各高校虽然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公共课程，而且是全部学生的必修课，但是很多高校学生都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去学习，根本达不到掌握并能灵活地应用所学理论知识的程度。同时，在我们高校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老师也相对较少，学科发展也并不完善。

（二）传播内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仍以空洞教条的说教为主

传播内容是通过媒介传递给受众的信息，也是传播过程的核心。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3]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目前在高校中传播的主要内容，这个理论内容本身就晦涩难懂，是比较空洞教条的一门学科。加之传播者在给学生传授理论的时候，通常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深奥的概念性语言，枯燥乏味，教学过程缺乏创新。因此学生就更加没有兴趣去学习，理解和接受知识的程度就会很差，最终不但学不好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会产生抵触情绪，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平民化和实践性变得难以实现。

（三）传播渠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渠道过于单调

传播媒介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载体。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主要包括，老师上课的课件和板书、校园广播、校报、宣传条幅和讲座等。这些载体在校园里太常见，同时这些载体的表现形式又很枯燥，学生难免会产生厌烦情绪，因此容易被忽略，一般很难引起学生的关注。信息在这个传播过程中的识别度就会大大降低，受众的接受和记忆效果也不理想。由此可以看出，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很少使用新媒体，无法与这个网络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相适应。大学生是更喜欢新鲜事物的群体，传统媒介对他们的吸引力往往不如新兴的移动媒体，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媒介的落后，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范围和效果。

（四）传播对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目标人群特性的多样化

在校大学生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要对象，有其独特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年龄小，喜欢并接触到很多新鲜刺激的东西，喜欢时尚，有选择和过滤信息的能力，简单枯燥的理论说教形式很难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他们与老一辈受教育的方式不同，他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诱惑太多，心理比较浮躁，造成信仰缺失。最后，当今世界的开放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不断影响着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在他们中间蔓延，大学生们逐渐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道德规范。因此，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传播对象的多样化往往被传播者忽视，不懂得因材施教，教学方式缺少创新，传播效果不显著，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五）传播效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重视程度不足

传播效果是传播者发出的信息最终作用于受众产生的影响。高校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效果应该是作用于广大高校学生，让大学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并且能够熟练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但如今的状态是，大学生不够重视这门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更加没有兴趣，多数是浅尝辄止为了应付考试。在当今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大学生不能很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大，往往容易脱离中国的现实生活，甚至出现崇洋的现象。这样看来，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还停留在表面，没有对大学生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

三、传播学视角下推动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

（一）基于“把关人”理论，要重视高校师资力量培训

美籍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提出的“把关人”理论认为信息的传播网络中布满了把关人，这些把关人负责把关，对流通的信息进行过滤和加工。[4]思想政治课老师、政治辅导员以及一部分学生党员、学生干部等，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担任把关人的角色。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播到受众之前首先由他们进行“把关”，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滤加工，再将过滤加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给受众。把关人对信息的过滤加工能力直接影响到受众能接受到的信息内容，而列宁曾经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明了”，“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5]因此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须努力提升教师们的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使他们能够有能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信息进行更好的选择，过滤掉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不合时宜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工为通俗易懂的、清晰明了的、易于被学生接受和理解的信息。

（二）基于受众选择媒介公式（或然率公式）理论，要改进信息传播媒介

传播学之父，美国人施拉姆经过研究提出了受众选择媒体的或然率公式：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媒体选择的或然率。即受众选择媒介获取信息的影响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报偿的保证，另一个是费力的程度。如果想要保持较高的媒介选择或然率，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实现，即增大信息能够提供给受众的利益点或者减小受众接触媒介的费力程度。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主要采用条幅、宣传栏、幻灯片等传统媒介，这些媒介形式单调、内容枯燥，且一般是室外静态的媒介，无法与受众互动沟通，难以引起受众兴趣，因此传播的效率很低。根据上述或然率公式，如果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就要对其传播渠道进行改进，充分利用社交网络、微博、手机等新媒体，提升受众选择或然率。

（三）基于控制论传播模式理论，要重视受众信息的反馈

控制论传播模式否定了传播的单向性，重视反馈的作用，认为传播是双向的，传播者根据传播对象对信息的反馈，对信息进行重新加工，并继续进行信息传播。

这个理论对于中国目前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中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大多尚处在单向填鸭式教学阶段，教师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按照书本上的内容单一的传授给学生，学生只能在课程上听内容，课后并没有反馈。这是一种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地位严重不对称的现象，严重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传播。因此，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主要应该重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课堂上可增加问答讨论环节，课后可采取作业考察的方式，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反馈渠道，教师才能更好的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并在这个过程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对传播内容进行有效的加工，在反馈中不断地改善传播模式。

（四）基于两级传播和舆论领袖理论，要培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舆论领袖

1940年，拉扎斯菲尔德经过调查后提出两级传播论，认为媒介信息通过舆论领袖（指人群中那些首先或者较多接触大众传媒信息，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后的信息传播给其他人的人）的过滤和加工后到达与舆论领袖有社会接触的个体，即形成“大众传播-舆论领袖-受众”的传播过程。[6]从这个理论可以看出，舆论领袖对信息的传播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舆论领袖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高校大学生主要通过社交网络、影视、手机等新兴的媒介来获取信息，这些信息更新及时、阅读快捷，但是新媒体传递的内容又多又杂，大学生在浏览的同时很难分辨出有效信息，甚至会受假信息的误导。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舆论领袖给予他们意见，信息接受效果会比在课堂上听老师讲的更好。因为这些舆论领袖通常在某一领域掌握着大量信息，并拥有较高的造诣，所提意见会更有说服力，大学生会选择相信与他们年纪相仿的舆论领袖，并自觉扩大传播范围。

因此在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专门针对高校学生，在他们常用的新兴媒介领域，“制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舆论领袖，通过舆论领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符合高校学生思维的解读，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施加影响，推进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雪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学分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

[2] 俞小和.传播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1.

[3] .文集第8卷[G].1999.

[4] [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陈亮，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5] .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大众传播的意义篇4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手机媒体；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84-0013-02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概念逐渐映入人们的眼帘。所谓“新媒体”是指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移动电视、互联网络、触摸媒体等。发端于四大传统媒体之后，新媒体被列为当今世界的“第五媒体”。

1 手机媒体特征简析

在众多的新媒体中，计算机和手机占有最为显著的地位。相比于计算机，手机媒体的发展更为迅速。据调研机构iSuppli预计，2010年全球手机用户已经突破40亿人次，中国的手机用于在2009年年末已经达到了7亿，普及率达到每百人52.5部[1]。中国社科院的2010年版《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中指出：“手机媒体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手机报、手机电视、3G应用已成掌上热点。这预示着手机已从最初的语音通讯工具向综合型媒体发展。”

总的来说，手机媒体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1）自媒体化。美国学者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提出了自媒体的准确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在数字时代的人们由于脱离了专业技术的束缚，可以在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通过拍照和编辑文字在微博等平台上即时消息，关注其微博的“粉丝”不管置身何地，都能够犹如亲临现场一般的了解事情的最新动态，做到“随时的在场”；

2）个性化。智能手机具有独立的操作系统，可以由用户自行安装软件、游戏等第三方服务商提供的程序，通过此类程序来不断对手机的功能进行扩充。这种从外观到软件选择的自主化使手机被打上了使用者独特的个人“烙印”，手机的颜色如何、怎样装饰、加装什么硬件、安装什么应用程序等，都能由手机使用者自行决定与更改，做到了“我的手机我做主”；

3）广泛性与交互性。最早的人际传播是“点对点”式的双向传播，主要通过对话实现；由传统传播媒介承载的大众传播是“点对面”式的传播，也称“独白式”单向传播。新媒体时代人的“自媒体化”使“裂变式传播”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模式。美国《连线》杂志将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4）移动性。媒体传播的移动性是指从任何地点用户都能进入一个或多个通信网进行通信的特性。媒介的进化是人的选择的结果，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的媒介被保留了下来。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提出了测算媒体“被选择率”的公式[2]：即“ 受众或然选择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手机媒体既能提高互联网技术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效率，同时能有效降低这一过程的费力程度，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

2 手机媒体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策略

传统媒介环境下，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三者都是相对固定的。而手机媒体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传播者、受众、传播效果都具有了不确定性，如何有效利用手机媒体渠道同时又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是我们值得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2.1 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亲民化，争取“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手机媒体的广泛使用让传播者与受众都趋向于“自媒体化”，而这种传播角色的转变也进一步加大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度。要实现新媒体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第一步就是研究怎样争取更多的受众，让更广泛的受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能够真正“说进百姓心坎儿里”、是否能始终伴随着大众的日常生活进行有效传播，是决定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成败的关键。

智能手机的发展几乎同步于我国的互联网发展，在手机具有无线上网功能之后，真正实现了手机与计算机的网络资源共享，使其在我国的受众范围不断扩大。据统计，截止于2011年12月，我国互联网用户总计5.13亿人，稳居全球第一；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人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传统渠道。相比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新媒体受众对个性化与平民化的要求更为突出，怎样既迎合受众的个体品味又能有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首先面对的问题

周小华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理论飞跃，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针对中国实际环境的每一次主动适应。”[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从大众最关心的话题中找到“立足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渗入日常新闻事件及后续报道中，让大众既看到党和政府的工作成果，又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自觉产生与马克思主义的“共鸣”。由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受众范围就不再局限于精英层面和政府层面，而是重新界定为一般民众，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空间得到了极大扩展，最大限度的争取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2.2 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形式，实现“靶向传播”

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不但要面对日新月异、不断创新、凸显人际交互功能的新媒体，而且要面对具有认知判断独立性、情感需求差异性等一系列新特征的广大受众；不但要迎合大众多变性的信息接收走向；更要符合整个中国社会从注重理想向强调实际、从注重听取向强调参与的心理趋势改变。手机媒体的个性化特征使手机成为“带体温的媒体”，随着大众自我意识的逐渐增长，传统说教式、“一刀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形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下大众对个性化的强烈需求，因而要实现手机媒体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就应着力创新传播形式，突破“一对多”的传播模式，依照受众个体需要和实际情况，实现“靶向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内部各阶层的分化也日益鲜明，这不仅体现在经济水平上，还体现在受教育水平上。美国传播学者多诺休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就曾提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信息接收的“知识沟假说”，即不同经济地位和教育背景的人虽然被置于同样的媒介环境下，但他们对于媒介信息的知晓程度是有差别的，而且媒介越发达，这种差距越大，从而影响社会底层民众的文化发展。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也应该在充分了解和分析受众的基础上进行，才能够实现真正的“靶向传播”使马克思主义传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靶向传播”的问题上，应着重注意两点：首先，应着力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充分利用手机媒体的“个性化”特征，变显性传播为隐形传播。其次，应充分利用手机交互性强的特点，激发大众对政府工作的兴趣，提高大众在政府工作中的参与度。例如，浙江龙游县纪委开通了“廉接纪委”手机短信举报平台，拓宽了群众的监督渠道，变“纪委一家管廉政”为“社会各界人人参与廉政建设”，大大提升了政府的信息传播效率，使群众深刻体会到党为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所做的努力。

2.3 激发民众自身能动性，培养大众的“文化免疫力”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才是事物自身运动与发展的源动力，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外部媒体环境的营造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准备，而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思想武器，还应从大众本身的思想认识上入手，即培养大众的“文化免疫力”。在医学上，免疫力有两种作用：自动防御外来异物、主动处理自身病变细胞。与此相类，大众的“文化免疫力”，即大众主动抵御外来恶意颠覆思维、主动反省自身错误认识的能力。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蓝皮书指出：近年来西方媒体全方位发展对华的网络传播，互联网已成“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而新媒体也开启了新的政治时代，扩展了个人参议政事的渠道，也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影响政治的工具。发达国家通过“大片、薯片、芯片”等文化与技术上的干预消解着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并且强制植入了西方国家极端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文化观念，如果不及时把握新媒体渠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观念很可能在新媒体领域丧失还手之力。在传播学上，媒体的说服效果分为三个层次：态度、行动与持久行为。传统媒体只是改变了人们对于某种观念的态度，而新媒体的交互性能够让人们主动选择传播信息的种类与内容，有利于保证传播的持久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如果能够抓住手机等新媒体所提供的机遇，就有能力对西方的文化渗透做出及时反应，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使大众自身具有对不良信息的辨别力。

3 结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应充分利用手机媒体个性化、亲民化、互动性强等特点，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手机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用语，丰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形式，培养适合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媒体“拟态环境”，在大众中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在不断更新的文化潮流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地位。只有抓住新媒体时代提供的“黄金机遇”，才能更好地的提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率，扩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受众；才能更有效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大众日常生活实践的指导思想，使公民养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的“文化免疫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工业与信息化部官方网站http：//.

[2]童正茂.手机新媒体的功能承载与发展趋势[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大众传播的意义篇5

收稿日期：2014-01-19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当代中国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研究》（10&ZD049）的子课题《政治文明与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邵 腾，男，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张英魁，男，南开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乡村社会学。

意识形态（Ideology）对于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与提升政治正当性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体系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传播问题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作为大众传媒中的重要政治、经济与文化信息传播渠道，承担着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职责，其传播绩效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塑造与政治正当性的损益。值得肯定地是，多数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贡献良多。但是，从时事新闻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承载、传播方式以及媒体意识形态的系统传播三方面来考量，当前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却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与主流意识传播的疏离：传播功能弱化

传播主流意识是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一项极其重要的功能。所谓时事新闻，是指“刊期内发生的国内外大事的综合报道、综述、背景分析、大事记、专题报道等”[2]。这表明时事新闻的主要内容是国内外近期发生的大事，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事新闻因而呈现两大特征：时效性与广泛性。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电视媒体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承担着主流意识传播的关键功能。那么，时事新闻作为电视媒体中的重要板块，更因其与政治高度相关、与社会生活紧密衔接、与受众接触频率极高，而成为电视媒体传播主流意识的主力军。时效性产生吸引力，广泛性带来触及力。时事新闻应充分发挥自身两大优势，担负好主流意识传播的职责，常态化而高频率地将主流意识输送到受众那里，扮演好主流意识传播的尖兵角色。

但在现实世界中，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与主流意识传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其传播功能弱化甚至缺失。主要体现有三：一是传播的阵地意识缺失。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其主流意识传播功能的发挥，在日常新闻节目的策划环节缺乏对主流意识传播的主动性。二是传播的行为缺失。缺乏传播的阵地意识必然导致传播行为的缺失，一些电视媒体在时事新闻节目中对主流意识传播的份量不多，所占版块不大。三是传播的非常态化。部分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虽然不乏主流意识的传播意识和传播行为，然而却并未形成一种机制化传播的理念和行动，处于一种被动为之的低级状态。如此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传播渠道，传播幅度大为缩小，传播效力自然受损，进而导致其辐射力减弱。

上述时事新闻主流意识传播功能弱化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逐步向多领域拓展并向深层次推进。与此同时，社会生活领域发育并成长起来，社会文化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相对自由与世俗化特征。从这一视角来分析，导致时事新闻主流意识传播功能弱化的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基于新闻媒体市场化运作的收视率诉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种媒体陆续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从行政统辖转为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与市场竞争促使各种媒体不得不遵循市场规律，注重收视率，以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电视媒体节目包括时事新闻在内，必须追随和吻合大众的阅听趣味与现时需求。在此情形下，主流意识传播的弱化就不难理解了。

其二是当下社会文化的娱乐性与消费性。有学者认为，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3]。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物质繁荣，温饱而小康之后的文化诉求开始转向以个人官能的愉悦与感性面的暂时满足。应时的娱乐文化与消费文化等迅速发展起来，并因颇受大众追捧而占据了当前文化阵地的主流位置。当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与媒体的收视率诉求汇至一处，结果必然是后者毅然投入前者的怀抱。这是一种极为现实的抉择。但是，这种抉择的代价是挤压和占领了主流意识传播的生存空间。包括时事新闻在内的电视媒体节目满足了自身利益的考量，却造成了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功能的弱化乃至缺失。

上述失位现实亟待改革，时事新闻应该回归其传播主流意识的应然位置，治理之道在于促进其重回其位。时事新闻固然应为其电视媒体收视率作出贡献，但无论如何它都不能只是作为大众的娱乐佣人和消费向导一类的角色而存在。它有着更加崇高和理性化的职责。所以，时事新闻应该恢复并强化其主流意识的传播功能，总方针是统筹兼顾职责履行与市场效益。

要强化主流意识传播的主体理念。时事新闻的特性决定了其主流意识传播的主体地位，故应名正言顺而又责无旁贷地担起传播主流意识的职责。要端正对于主流意识传播重大价值的认识，真正将其作为自身功能定位而贯彻于传播实践过程中。

合理安排传播主流意识的节目与其他节目之间的版面比例。获取市场效益关乎生存，传播主流意识关乎使命，生存与使命不可偏废其一。所以，时事新闻应在节目设计上推陈出新，合理规划，既要恢复主流意识传播的节目比例，又要避免其过度挤压其他节目版面而造成收视率下滑。总之要通过精心计算寻求一种最佳规划方案。

实现主流意识传播的常态化。时事新闻应该稳健地履行传播主流意识的功能。而且，主流意识的传播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坚持不懈地传播，方可深入人心并起到影响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功用。所以，时事新闻应进行机制化管理，设置相关规则，避免主流意识传播的随意性，并进而成为一种固定存在。

二、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主流意识的教条化传播：传播的异化

时事新闻节目传播主流意识的方法应遵循新闻与传播规律。一个完整的新闻传播系统包含四项要素：传播者、信息、传播媒介与受众。有学者认为，受众之所以关注新闻，是出于对异常事物、相关利益和个人偏好的关注，新闻价值就体现于满足受众上述需求[4]。承载着主流意识的时事新闻仍不脱新闻本质，因而同样要具备新闻价值，满足受众需求，进而引其关注。而传播学的核心语汇“传播”，本身就具有“‘共享’的基本内涵，表明其本意是双向、互动的，它是指信息、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和变化”[5]。所以，时事新闻的主流意识传播应重视受众认可与接受心理。唯有取得受众的心理认同，主流意识方可发挥应有作用，其传播方可谓行之有效。这就要求时事新闻工作者应根据新闻的科学规律与受众的心理特征，将严肃的理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受众乐为观读的新闻形式，做到时事新闻与主流意识的高度融合。在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同时，将主流意识春风化雨般传递给受众。

然而，目前时事新闻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方法层面存在教条化传播现象。部分时事新闻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处理和转化，没有真正掌握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真谛所在，缺乏对于传播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也未将新闻与主流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反而将主流意识形态生硬地直塞给受众，致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成为单方面的“自说自话”。表面看来，每一句话、每一段文字和每一幅画面都在“传播”主流意识，但实际上已经远远背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而且由于严重忽视受众心理认可与接受状况，激起了受众内心的反感与厌恶，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异化：欲以传播促进受众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却导致了受众因传播不当而对此产生排斥。空耗人、财、物等资源，未取得预期认同效果不说，反而加剧了某种程度上的不认同现象的产生。

客观地说，时事新闻意识形态传播异化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时事新闻传播主体的传播观念未能与时代变化和受众心理的转向而同步创新，仍在惯性作用下沿袭过去那种单纯灌输传播方法。灌输理论最早源于列宁，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这种理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圭臬”式教育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灌输方法成为我国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渠道，并在特定的年挥了显著作用。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这种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基本上忽略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和心理认同。在规制宽松化、个人主体性获得增长和思想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时事新闻的受众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信息接收者，还是一个信息发出者。单向度的灌输之道只停留于将主流意识形态形态传递至受众，而不顾及受众对此的心理接受和认可。有学者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受众心理机制划分为四个维度：认知图示的运动与契合是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结构，情感体验是受众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机制，需要驱动是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根本动力，行为实践是强化受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念的有效方式[6]。对受众心理认同问题的认知不足与把握欠缺是当前时事新闻主流意识教条化传播的根源所在。

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的有效性要求必须摒弃教条化传播。如果将受众心理认同看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成败的关键，就应通过争取受众心理认同来控制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与结果。应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其一，除了作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基本能力之外，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还应具备对于受众心理的认知和把握能力，包括对受众的语言和行为传达的心理状态的识别与判定，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进行受众心理规律总结的概括能力，以及根据受众心理变化特点适时适度调整意识形态传播策略的能力。

其二，时事新闻意识形态传播的方法应该丰富多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传播方法体系。传播方法还应呈现人性化与清新化特征，既充分考虑受众的精神与生活需求，又能避免因干瘪单一而引起受众“审美疲劳”，比如可以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去除意识形态传播节目过于刻板的严肃面孔，以一种生活化的姿态争取与受众之间产生共鸣。

其三，传播与反馈的双向通道建设是实现有效传播的重中之重。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只是时事新闻本身的自说自话，因为缺乏反馈的通道。而“对于新闻媒介来说，不仅要‘联系’读者，还要下更大的工夫去倾听他们的意见，咀嚼他们的批评并向他们作出交代。”[7]所以，不仅要认识到取得受众心理认同的重要性，而且要精心设计受众对于意识形态的反馈通道。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各种通信手段日新月异。要充分利用现代通信和网络科技的发展成果，建立起畅通无阻的反馈渠道，给予受众观点表达和观点争鸣的机会与路径，完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的双向反馈通道，最大限度地避免意识形态传播异化现象的产生。

三、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的主流意识孤立化传播：多元异质信息的挑战

电视媒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诸多部分，时事新闻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鉴于意识形态传播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时事新闻一家的传播力量不免显得单薄。因此，包括时事新闻在内的新闻媒介诸节目群，都负有且应担起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传播的系统应是一个有机系统，即系统的每一部分能够做到相互协调和支持。各种媒体节目联袂传播，各种散化资源和力量整合为一股强大合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果自然大幅上扬。事实上，媒体节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总会传达出一定的思想、价值、理念和愿景，时事新闻之外的其他节目（电视剧、选秀等娱乐节目）自觉或不自觉地裹挟着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消费和购物的节目所体现出的消费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讴歌英雄模范与伟大人物的影视节目也在传递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就目前来说，时事新闻与其他媒体节目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尚未做到协同传播。一些媒体没有积极主动地履行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职责。更为甚者，部分媒体节目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时事新闻正在传播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冲突和悖反，以致抵消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努力和成效。举例而言，部分影视、娱乐作品中个人主义的宣扬、自由化鼓吹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美化，就与时事新闻中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集体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等背道而驰。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孤立化显而易见，多元的异质信息正在消解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成效。

以上所言孤立化传播的原因可从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来解读。就客观原因而言，全球化、通信革命与文化改革，推动了各种文化和思潮的多元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构成。各种思想文化成分投射到电视媒体节目中，就出现了电视媒体节目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多元化。

就主观原因而言，一是新闻媒介的自身利益驱动。正如上文所述，市场化了的电视媒体需要收视率以求得生存，因此自然会逢迎受众的口味。而在当代，精粹与糟粕、先进与落后都自有市场。意识形态的理论抽象性与整体性使传播需要主客观条件，对人的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感都有较高的要求。而其他娱乐化的节目，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兴趣，因而在传播主流价值观时形成异质价值的挑战。同一电视媒体的不同节目间所传播的意识形态掣肘情形也就不难理解了。二是电视媒体节目管理者的失策，体现为意识形态整合传播的缺失。一些管理者尚缺乏对于其他媒体节目传播意识形态功用的清晰认知，自然不会将其纳入传播体系。一些管理者则尚未察觉其他媒体节目正在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时事新闻所传播者相悖的现实，因而不能纠正传播中的冲突问题。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导致了当前媒体节目群意识形态传播上各自为战的纷乱格局。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协同传播：

首先，应当建立意识形态传播的整合机制，以改变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孤立处境。整合离不开全部电视媒体工作者的集体努力，所以要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协同传播的教育，具体内容包括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教育，帮助其树立主流意识传播的阵地意识，以及意识形态传播的协作观念等。

其次，对于电视媒体节目管理者来说，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要具备一种整体经营思维，即在原有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之外，将其他媒体节目也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场域之内。而且，所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要形成一以贯之的理念，并将其推而广之，即全体管理者、策划人和传播人对于主流意识应该达成共识，在节目设计上加强预先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力争将悖反消除于媒体内部，避免在具体传播过程中出现冲突和自我消解。正如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想实现有效传播，意识形态宣传者必须善于发现信息噪音，排除它们的干扰，并积极利用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其他辅助信息，增强自己的信息传递能力。”[8]

再次，建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相关制度约束。以制度的形式，明确各传播单位的意识形态传播职责，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纳入媒体内部绩效评估体系，明确赏罚规则，对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卓越贡献者奖励之，而对于因为工作失察和懈怠而造成媒体所传播意识形态出现自我矛盾的人员进行相应处罚。通过以上综合治理，实现意识形态的整合传播。

大众传播的意义篇6

关键词：舞台主持；舞台主持人；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

中图分类号：J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136-03

主持人这一概念源自于西方国家。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主持人”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主持人队伍不仅数量变得庞大，而且类型也较为丰富，比如出现了很受观众欢迎的电视综艺类节目主持人、生活服务类节目主持人等。除此之外，在中国还有一种主持形式被广泛运用，那就是“舞台主持”。关于“舞台主持”的定义及内涵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很多人谈及“舞台主持”会狭义的认为那就是“晚会主持”，能够进行“舞台主持”的主持人自然被称为“舞台主持人”或“晚会主持人”。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却较为片面。我们都知道主持人最主要的功能是传播――主持的内容、主持的方式、主持的效果都与传播相关。所以说，传播学理论是阐述主持人定义和划分主持人类型的重要依据。因此，“舞台主持”及“舞台主持人”的定义与内涵也可放在传播学视角下进行研究。

一、“舞台主持”及“舞台主持人”定义的探析

我们都知道，概念就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而定义是在不改变目标事物本身的前提下，对概念的内涵或语词的意义所做的简要而准确的描述。“舞台主持”的概念可以从字面上理解成“在舞台上主持”，它与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不同，可以归属为舞台表演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主持艺术的一个分支。按照一般下定义时所使用的“属加种差”法我们可以得知，要想为“舞台主持”下定义，需从它的更高一级的类似概念“节目主持”的定义入手。遗憾的是“节目主持”也是一个有概念而无定义的专业术语，所以要探析“舞台主持”的定义可以尝试先从国内外关于“主持人”的概念、定义中进行梳理，得出“舞台主持人”的定义后再进行提炼，以推论出“舞台主持”的定义。

（一）国外关于“节目主持人”概念的相关研究

节目主持人这个词最早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编导唐・休伊特于1952年提出的，他是用英文Anchor来表述的[1]。Anchor是锚的意思，它的引申义为接力赛中跑最后一棒者。或许是受到当时媒介环境以及唐・休伊特个人身份的影响，Anchor这个词更多地被用在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身上。而英国媒体则使用Presenter一词来称呼主持人，其本意为展示者。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常用来称为主持人的词――Moderator和Host。Moderator是调节人、仲裁者和协调人的意思，在主持人领域多指游戏、竞赛类节目主持人。Host是国内相关著作中最常见的“主持人”一词的英文翻译，其本意是主人，现主要指综艺、访谈类节目主持人。

由此可见，国外关于主持人的概念来自不同的词汇，并未统一说法。因此关于主持人的定义多是来自概念词语本身意义的引申，显得模糊而不清晰。不过这些词语的指向性都非常鲜明――不同类别、不同领域的主持人可以用不同的词进行表述。简单梳理这些表述后不难发现，上述四种主持人的定义多指广播电视媒介中的主持人，且主要谈的是主持人的功能，并未涉及主持人的其他方面，在定义方面显得过于单薄。想通过国外的主持人概念探究“舞台主持”，似乎可以借鉴的东西并不多。

（二）国内关于“节目主持人”概念的相关研究

我国理论界对于主持人概念的研究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自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开播的《观察与思考》节目首次正式打出“主持人”字幕以来，很多具有影响力的著作都已出现关于“主持人”的定义。如新华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的《新闻工作手册》中就有这样的表述：“在广播电视中，出场为听众或观众主持各种节目的人，叫节目主持人。主持人不是表演者，也有别于新闻通讯和文章的播报者。主持人是以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个性直接面对听众或观众的人主持人在节目中处于主导地位，他的主要职责是组织、串联一次节目的各个部分，也直接向听众和观众传播信息。”1996年3月出版的《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里是这样说的：“在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中，用自己的语言直接为听众服务的专业人员。他们在节目中以个人身份向听众介绍新闻节目的内容，主导节目进展，给听众以节目主持人的认同感。由于新闻节目主持人最主要的工作是播音，因此中国目前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职务归播音员序列。”1999年5月赵淑萍老师在其著作《电视节目主持》中谈道：“主持人的基本含义是以真实的个人身份代表电视机构在电视屏幕上出面主持节目；以纯熟的技巧在双向交流的传播方式与实现节目有效传达的过程中起积极的主导作用。”北京大学的俞虹教授也在其2004年1月的修订版《节目主持人通论》里给主持人下了这样的定义：“节目主持人是在广播电视中，以个体行为出现，代表着媒介群体观念，用有声语言、形态能动地操作和把握节目进程，直接、平等地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人。”

以上的四种学说，尽管在表述上各有侧重、不尽相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把主持人的定义直接指向了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广播电视节目主持是依靠大众传播媒介、以节目为载体向受众传播信息的大众传播活动。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依存于节目之中的一种“节目动物”。但“舞台主持”很显然不是这样的。按照郭红玲、杨涛编著的《非节目主持艺术》一书中的说法，“舞台主持”应该属于“非节目主持”。何谓“非节目主持”？非节目主持，顾名思义就是节目主持人主持广播电视播出节目之外的活动，如：舞台、庆典、会议、仪式及宴会等[2]。

（三）“舞台主持”及“舞台主持人”定义的推论

至此，通过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将“舞台主持”与广播电视节目主持进行对比后我们得知：

（1）普通受众对于“舞台主持”这一熟悉的主持形式是有自己的认知概念的，即狭义上的晚会主持和广义上的非节目主持（涵盖庆典、会议、仪式及宴会主持等）。（2）“舞台主持”与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不同，不以节目为载体，一般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传播。（3）“舞台主持”在进行的依旧是传播活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舞台主持”的其他特点，如：

（1）“舞台主持”总是在固定的特殊场合发生，像礼堂、会议室、酒店宴会厅等。（2）“舞台主持”总是有着自己特有的一套话语体系。（3）“舞台主持”总是有着自己特有的“仪式感”，即服饰、体态语、礼节等方面。

以上的种种，都为推论“舞台主持”和“舞台主持人”的定义奠定了基础。下图将综合运用“属加种差”法和“发生定义”法这两种方法对“舞台主持”及“舞台主持人”的定义进行推理：

推论公式：被定义概念=种差+邻近属概念[3]

推论材料：上文提及的8个国内外“节目主持人”定义

■

二、传播学视角下“舞台主持”的内涵解析

内涵是一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也就是概念的内容。关于“舞台主持”及“舞台主持人”的概念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上文也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进行了推论。在基本了解了“舞台主持”及“舞台主持人”的概念和定义后，进一步挖掘它们的内涵尤其是“舞台主持”的内涵将有利于深入认识“舞台主持”及“舞台主持人”，有利于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

（一）“舞台主持”的外在形态是群体传播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是以群体的形式活动的，这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舞台主持”正是由个体组成了群体才具备了传播的条件和场所。所谓群体，指的是由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4]。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第一，一个群体的产生要依托于个体的数量。第二，这个群体的凝聚力主要来自于共同目标和归属感。第三，群体成员之间是有互动关系的。

西方的传播学理论把传播的形态分为体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几大类。群体传播主要是指群体内部或外部的信息传播活动。这里谈到的群体传播就和“舞台主持”很相似。因为“舞台主持”是基于群体的，“舞台主持”中的主持人、受众、工作人员等一起构建起了一个临时性的群体。

我们以“晚会主持”为例来做进一步的解释。首先，晚会的举行一般都是在礼堂等特殊场合，在这个场合里有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的存在，他们是由临时的集合行为所产生的聚集的人群，这样的人群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朋称之为“乌合之众”。晚会里的“乌合之众”就是指在晚会现场的“观众和主持人”这一群体。其次，绝大部分的晚会都被称之为“主题晚会”，所以晚会的举行带着鲜明的主题、目的和意义，参与到晚会当中的观众和主持人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的。主持人早已获悉了晚会的主题，因此明确了晚会的传播目的；观众也是在清楚了晚会的主题和意义后才到达晚会的现场。因此，晚会的主题和意义使得主持人与观众拥有了共同的目标和关心事项，使得晚会拥有了凝聚力。第三，晚会的过程中的群体分工使得晚会有了主持人，灯光、音响、摄影师和观众等成员，在晚会的过程中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的互动可以在主持人与观众的话语互动、游戏互动等过程中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一台晚会有人群、有目的、有分工，还产生了显著的凝聚力和互动性，所以“晚会主持”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舞台主持”形式之一，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从外在形态来看，“舞台主持”和群体传播是基本一致的。

（二）“舞台主持”的内在本质是组织传播

“舞台主持”不仅仅是“晚会主持”，它还包含了会议、宴会、仪式、庆典等场合的主持。因此，不能光从外在形态上判断它属于群体传播就认定它只是群体传播。其实，“舞台主持”有着更丰富的内涵。上文以“晚会主持”为例解释了“舞台主持”是基于群体的，因此外在形态为群体传播。其实这里所说的晚会只是泛指一般的主题晚会。越是主题鲜明的专题晚会，主持人与受众的特征、需求、功能就越会发生变化，晚会现场由主持人、受众、工作人员构建起来的这个群体就越像是一个组织。关于组织的定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为实现某个共同目标而协同行动的集合体。组织的任何活动都伴随着信息传播，以至于我们很难说出一种与传播无关的组织活动。如果把“舞台主持”涉及的会议、宴会、仪式、庆典等场合的主持也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很明显的，“舞台主持”更像是组织传播。

组织传播是常见的传播形态之一，指的是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组织传播包括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组织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信息沟通保障[5]。组织内传播拥有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两种途径，而组织外传播则更多采用正式的渠道。根据“舞台主持”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会议是“舞台主持”的平台之一，同时它也是组织内传播的渠道之一；晚会、宴会、仪式也都是“舞台主持”的平台，但它们同时也属于组织外传播的公关宣传。由此可见，“舞台主持”在组织传播里发挥的作用要比在群体传播里显得高规格、高层次，所以“舞台主持”的内在本质其实更偏向于组织传播。

（三）“舞台主持”的发展趋向是大众传播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5]。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传者可使用的最具影响力的传播方式。“舞台主持”的发展趋向毫无疑问的要走向大众传播，这是传者与受众的选择，更是时代与媒介环境的选择。

当下的传媒领域快速发展，具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无处不在，渗透在我们的周围。当大众传播媒介强势介入，会使得“舞台主持”的传播形态发生变化。例如：一台晚会究竟是群体传播还是组织传播，主要取决于“主持人与受众”这个群体的性质；一旦这个群体的性质明显出现了组织的特征，那么它就有可能是组织传播。同样，一台晚会究竟是组织传播（或群体传播）还是大众传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是否使用了大众传播媒介辅助传播。如果使用了，参与的受众更多了，传播的辐射面更广了，影响力更大了，那么它就应该是大众传播。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要素，那就是受众的身份不同。在组织传播（或群体传播）视野下的“舞台主持”，其受众的身份是可以预知、判断的；但是进入大众传播领域的“舞台主持”的受众，其身份是不得而知的，就如同一档电视节目的传播一样，你永远不知道是谁在看着这档电视节目。

我们还是可以以“晚会”为例进行说明。一台学校里举行的晚会，一般情况下是属于组织传播（或群体传播），可是如果它被电视台现场直播或转播了，那么它就成了大众传播。因为直播或转播的晚会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更多的受众，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提升了影响力。同时，主持人面对的受众由“有形”转为“无形”，不再是单纯的和晚会现场“可视可感”的受众进行交流，还得兼顾其他的以大众传播媒介收听收看的受众的交流。特别要提及的是，这种交流是单向的，是无法同步接收到受众的反馈的，这也是大众传播的一大特点。

其实无论是晚会还是会议、宴会、和仪式，所有的参与者都已不满足于小团体成员之间的传播，大家都希望“舞台主持”更有影响力，尤其是在传播依旧具有“强效果论”的当代社会。像各种会、慈善晚宴、公益募捐等“舞台主持”的新形式，它们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应该引起我们的观察和思考。

三、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主持形式之一的“舞台主持”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播学视角对它进行研究只是其中的一种思路，研究结论难免粗浅。其实，“舞台主持”还可以通过语言学、艺术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进一步展开研究和论证，尤其是在实践中不断的提炼、校正其定义和内涵，为后人总结出一套实用的“舞台主持传播策略”。这不仅能丰富我国的主持艺术理论，还可以为舞台主持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可行的方法和路径。

参考文献：

[1]俞虹.节目主持人通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3.

[2]刘洪林.浅谈节目主持与非节目主持[J].现代交际，2009（8）：77.

[3]巨朝军.试论给概念下定义及其误区[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5）：34.

[4]见田宗介，等.社会学事典[M].东京：弘文堂，1988：438.

大众传播的意义篇7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无限性、随意性的特点，这在一种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在新媒体环境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利用新媒体传播手段，实现传播的亲民化;加强人才培养，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建多元化的舆论传播阵地，整合有效资源，形成宣传合力;加大新媒体监管力度，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媒体;传播亲民化;制度保障

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方式正朝着全方位、多元化方向发展。党的十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1］一种理论是否能够被大众接受，实现大众化，不仅取决于理论本身对大众的吸引力，还取决于理论如何被传播。［2］互联网、智能手机、数字电视等新媒体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不断丰富，但新媒体传播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大众的多样性，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巨大挑战。怎样把握新媒体的优势并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目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利用新媒体传播手段，实现传播的亲民化

所谓大众化，强调的是“众”，也就是广大基层人民群众。“大众”的思维方式、文化水平、政治观念等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而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与普及，这种差异变得越来越大。［3］在这种背景下，创新传播手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方式。同样的内容，采取的传播手段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会不同。只有创新传播手段，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和工作联系到一起，才能被民众接纳，并深入其内心;反之，若是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传播手段上缺乏创新，容易导致理论宣传无法被民众接受而最终流于形式的后果。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手段，应当结合新媒体时代的特点，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应当结合现代化的信息传播工具。当今时代，手机、互联网已经高度普及，这些高度现代化的信息传播工具具有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双向互动的特点。可以将理论宣传与新媒体技术结合起来，使理论普及生动化、形象化、生活化，将党的理论与政务政策通过手机推送、网络推动等渠道及时准确地传播给广大群众，从而获得群众的认同。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利用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在宣传上，广播电视系统具有立体、通俗、说服力强的独特优势。近年来，不少电视政论片都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如《百年潮•中国梦》《复兴之路》等。这些政论片将艺术元素与先进的理论内涵融为一体，一经播出，受众人数达千万乃至上亿，这为我们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最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借助图书、报刊等传统纸质媒体的力量。

编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读物，内容要具体通俗，直面群众，做到不落俗套，让读者能够读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在接受与理解上要比其他社会信息难得多。再加上以往在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大部分的传播主体都会用严肃的话语去普及相关知识，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距离感，这种说教式的话语使得大多数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望而却步，甚至产生排斥心理，从而阻碍了其大众化进程。既然要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创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亲民化。所谓大众话语体系，指的是能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并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将晦涩难懂的理论用通俗化的语言进行表达，把官方话语转变为“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正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近年来，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基层官员，都开始意识到话语风格的改变对理论传播的重要性，而这种趋势在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明显。擅长运用口语化、接地气的大白话和群众语言，使理论阐述深入浅出。［4］他讲经济发展要依赖先进技术而非追求总量，用“体重大不等于壮，有时是虚胖”来比喻;他讲国家发展，用“鞋子合不合适，自己穿了才知道”来形容。这些生动自然、极具口语化的表达远比那些被反复“打磨”后的官腔更易让群众接受，更能引发群众共鸣。

二加强人才培养，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重视宣传队伍人才选拔

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关键在于人，理论普及宣传队伍是否稳定、专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众化工作进程。因此，宣传队伍的人才选拔显得尤为重要。在新媒体环境下，宣传人才不仅要是优秀的传统媒体工作者，同时必须是能够熟练操作新媒体的技术型人才。宣传队伍人才的选拔，应当严格按照选拔标准和程序进行。首先，选拔的对象应当德才兼备，既要有超高的政治敏锐度，又要有过硬的新媒体专业能力;［5］既要具备较高的理论知识水平，又要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既要能被广大人民群众信任，又要能引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化、常态化发展。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队伍的人才选拔应当是全方位、多领域的，要积极鼓励不同年龄、不同学科的优秀人才投身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事业中去。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队伍的人才选拔工作可以采取公开选聘、竞争上岗的方式，这能够提升宣传队伍内部的竞争意识，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二)加强宣传队伍的全方面培养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需要一大批既具备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又能够熟练掌握数字信息专业技术的人才。在新媒体环境下，尤其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传播队伍的全方面培养，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提供人才保障。对人才队伍的全方面培养可以分3步走:一是要明确传播队伍的培养方向。要对新媒体工作者加强道德教育，使其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树立毫不动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二是要优化人才培训机制。在对宣传人才队伍的培养过程中，因人而异，有针对性、分层次地进行人才培养。三是要培养宣传人才队伍的创新素质。曾指出，只有创新才能引领发展。四是要促进宣传人才队伍的终身学习。只有终身学习，才能够跟上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步伐，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三)培养马克思主义的新媒体先锋人物

新媒体先锋人物的培养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和带头作用。首先，先锋人物是“宣传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与创新不能仅靠大众的自我教育，先锋人物应当以通俗化的方式为人民群众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次，先锋人物是“信息搜集者”。他们通过收集和反馈人民群众在理论学习中的真实需求，能够有效提升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最后，先锋人物是“实践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要实现理论普及，更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先锋人物往往能以坚定的信念，将他们对理论的理解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矛盾。

三构建多元化传播阵地，整合有效资源，形成宣传合力

(一)建立多方舆论宣传阵地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建立旗帜鲜明的多元舆论宣传阵地，结合政府、高校等各方力量，共同引领思想意识潮流。新媒体时代，政府网站、移动应用平台等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与政府互动的平台，同时也开拓了多条收集大众信息的渠道。通过政府网站以及各类手机应用软件，用户能够随时随地获取政府服务，从而提高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始终将理论与群众的生活紧密联系，直面社会当前的热点问题，树立诚实守信的公众形象，加大政务公开力度，不断提升社会公信力与正面影响力，进而充分发挥其舆论宣传作用。其次，建立高校马克思主义舆论宣传阵地。在高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明确高校党委的责任，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课程进教材，通过充分应用丰富的新媒体宣传形式和科学化的教学手段，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落到实处。

(二)整合有效资源，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大阻碍在于信息资源分配不均衡。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由于信息资源匮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很难实现大范围的有效传播，这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整体进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正视这一问题，以创新共享为理念指导，整合有效资源，积极创建共享信息资源数据库。首先，在资源数据的生产过程中，应当转变观念，积极创新，力求使信息被大众接受，从根源上提高信息数据的可流通性。其次，在资源数据的配置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掘各个地区的独特优势，促进信息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尽可能减少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差异。最后，应当大力创建共享资源数据库，通过资源数据在不同区域的共享互通，使欠发达区域的民众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

(三)优化政务新媒体，发挥政府传播的主导性作用

目前，各种媒介平台层出不穷，其中不乏覆盖面广、深受用户喜爱的新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等。在此背景下，各种政务新媒体也应运而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优化整合这些政务新媒体，消除同质化，优选并充分发挥媒介平台的传播特色，使其发挥不同的功能，并最终形成合力。［6］其一，开通政务官方微博。政务微博是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交流互动的平台，通过政务官方微博这个移动窗口，可以实现政务信息的放射性传播，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透明的公共服务。通过开通政务官方微博，能够有效引导新闻舆论，促进政务公开，提升民众的参政意识，进而有效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其二，借助微信平台开通政务公众号。现阶段，我国政务公众号已经开始大范围使用。相比传统媒介平台，政务公众号具有社交化的特点。通过政务公众号，可以有效进行舆情监测，及时收集民众对社会和生活的切实需求，引导政务机构进行改革，从而更好地为民众提供服务。整合马克思主义政务新媒体，可以一种更具吸引力的形式有效实现政务信息传播，使政府在政务公开的过程中始终占据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导地位，进而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进程。

四加大新媒体监管力度，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制度保障

(一)加强新媒体自律建设

加强新媒体自律建设是新媒体环境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步骤与前提条件。只有做好新媒体自律建设，才能够保证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阵地的纯洁性与有效性。首先，党和政府的公众媒体平台必须加强自身纪律建设，政务媒体工作人员要做到廉洁自律，始终秉持党性原则办事，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与监督，为党和政府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充分发挥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表率与主导作用。其次，各大新媒体平台应当树立自律意识，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恪守职业道德底线。媒体平台应当加强正面教育，传播正能量，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动过滤并肃清其他不良信息，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后，公众尤其是新媒体用户要强化自身修养，做到正确辨别信息。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具有无限性和随意性的特点，新媒体用户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应当不断提高自身正确辨别信息的能力，主动弘扬与传播社会正能量，使人人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

(二)完善新媒体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新媒体相关法律法规是新媒体环境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在做好新媒体自律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尽可能规避新媒体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而言，完善新媒体相关法规要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首先，完善新媒体相关法规要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原则，对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传播言论进行量化处理，对应当确定为违法犯罪的行为加以明文规定，并明确相应的惩罚措施。其次，完善新媒体相关法规要从宪法层面开展工作，对利用新媒体传播、反国家、等信息的相关行为，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为违法行为，并以宪法为依据，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最后，要从法律层面大力打击新媒体中的造假、造谣行为，对于传播不法言论的行为要依法加大惩罚力度，肃清充斥在新媒体环境中的不良信息，确保在绿色和谐的新媒体环境下顺利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设。［7］

(三)健全新媒体行政监管手段

一切规章制度的执行，都需要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手段。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其质量和水平都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来保证。［8］因此，要想顺利实现新媒体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健全新媒体行政监管手段。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来说，健全新媒体行政监管手段起码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体现对党和政府媒体平台的监管，各个政务媒体应当建立相应的媒体监管机制，促进政务信息的公开，以有效的政务媒体监管来提升政务媒体平台的公信力，确保政务新媒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作为传播主体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要体现对新媒体平台的舆情监管，针对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平台，各个管理部门要落实监管制度的执行，加大对各个媒介平台的信息监管力度，科学整合各方的责权配置，通过联动监管、跨地域监管等方式，及时发现各个媒介平台可能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的不利因素，并针对相关问题，利用政务媒体引导舆论，充分发挥政府在舆情监管中的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十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十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35－40．

［2］陈锦宣．新媒体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影响［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6):99－103．

［3］吕治国．略论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9):40－43．

［4］文秀．讲话的语言风格及特点［N］．学习时报，2013－12－09(03)．

［5］季海菊．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硏充［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6］刘向军，谭林．新媒体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策略［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8(3):289－293．

［7］黎欢．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问题与对策研究［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5(6):1－3．

［8］李长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策略［J］．新闻窗，2017(3):96.

大众传播的意义篇8

关键词：网络平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有效路径

引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适应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实现路径。借助先进的传播工具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需要掌握的新方法。

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现状分析

依据《2020中国网络经济年度洞察报告》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度，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64.5%，移动网民的占比达到了9.93成。回溯分析可知，到了2019年，我国的网民总数已经达到了9.04亿，是全球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数字经济现阶段已经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现状意味着网络信息系统的应用广泛性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要求下，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系统不仅是客观上文化传播工作的开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必然选择。而根据CNNIC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可知，随着网民规模的扩大，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了更加坚实的用户基础。而经济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密切的关系，只有用户的思想认知水平和政治觉悟得到有效提高，经济发展的方向才能得到有效导正，而且借助网络信息系统和平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当代思想教育的科学方向。

二、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挑战分析

从网络信息技术的基本特征入手进行分析，可知网络信息技术一方面具备具体应用维度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存在信息流通多元化和其本身丰富性较强的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和平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需要面临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如何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优势，规避这种先进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的风险是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2〕。

（一）应用优势分析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工具和技术，其自身的出现和生存必然是由于在实际应用中所具备的一些典型优势。从具体的应用优势的角度上分析，可知网络信息技术能够实现对理论性较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进行广泛传播，且传播的形式和内容也可以依托不同的载体和形式进行适当的转换，对于受众来说，这种传播形式较之传统的传播形式本身就具有新鲜性和吸引力，能够激发大众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相关的思想文化学习工作中去〔3〕。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主要切入点，包括了高校大学生和政府、企业工作人员两部分。以高校大学生为例，相较于传统组织形式下的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教学的开展，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和平台转变教育教学的组织形式和呈现状态，这会直接起到激发学生主观上的学习兴趣的作用。另外，由于网络平台上的信息传播具有共享性和普及性较强等特征，在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也不容易造成受众由于文化背景和思想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所带来的知识传播层次和理解效果的差异，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在内容的全面性和整体结构上是具有高度统一性的，这避免了在针对不同地区或生长环境的人群进行思想教育和文化传播时可能出现的效果差异问题。最后，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开展本身的角度上来讲，有了网络信息技术和平台的支持，意味着文化内容的传播途径也得到了有效地丰富和发展，这也是促进传播工作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除了传统的通过图书、杂志、新闻等传统的途径达到面向大众的文化传播目的外，有了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持，一些基于多媒体工具形成的视频、纪录片形式，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且利用视频或纪录片的形式开展传播工作，本身其在呈现形式的丰富性上就更强，也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4〕。

（二）主要挑战分析基于网络平台的先进性和技术性特征，在实际应用这种技术和平台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和挑战。首先，网络平台上信息流通的开放性和自由性会导致一部分带有负面思想引导作用和色彩的信息流入到大众文化的内部结构中。这种负面信息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受众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与思想的认知和理解带来一定的误导和障碍。尤其是对于当代大学生群体而言，其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支持力量，正处在思想意识和文化认知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关键阶段，负面的思想引导和文化内容干扰会导致部分学生出现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认知的偏差。至基于网络信息系统和技术为载体开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大众化传播工作中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5〕。其次，基于网络渠道实现文化传播的实际效果存在问题，这一点主要是指在基于网络平台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虽然从形式上来讲大众化文化传播的工作得到了执行，但实际的执行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员群体中，有超过60%的受众都表示通过不同的渠道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但其中有近30%的受众表示其对于理论知识内容存在一些基本印象和理解，但对于联系实际运用这一指导思想的方法并不能做到有效掌握。这意味着虽然部分工作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得以完成，但实际的效果却并不十分理想。

三、网络传传播视域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有效路径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知，网络信息技术和平台作为一种具有现代化色彩的技术和平台，在实际应用中，为了规避这种技术和平台的负面影响，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要求寻找合理利用这种先进技术的有效路径。

（一）传播过程中灵活坚持传统与创新结合的方式在传承中创新是理论知识学习和文化传播中应当追求的最终目标，只有经过了创新的理论知识才具备在新时期发展并稳定的生命力。而从传播工作的开展形式方面来讲，传统与创新的结合本身就是不同于传统传播方式的一种新形势，必然能够更好地与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状态相适应。为了切实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效果，关于相应的理论知识框架和内容，要注意尊重传统的理论知识体系。针对部分理论知识的普及在内容标准方面，还需要依托传统的理论知识框架作为参照，这也是为了从根本上保障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方向不发生偏差。另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文化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阶段的发展和变化后，其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的文化发展史，把握住这部分传统层面的框架结构和内容是非常重要的〔6〕。另外，从网络信息技术应用的角度上来说，理论的创新也是非常必要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网络平台和技术可作为理论创新的载体和传播途径进行应用。关于创新工作本身的开展方面，理论的创新在新时期是以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为主的，在进行文化传播时，应当重视依托网络平台和途径，一方面通过系统党课或者“学习强国”软件开展相应的学习活动，这种基于开发定制的软件开展相关文化传播和学习的方式一方面具有客观上的规范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学习的过程起到监督、管理、考察的作用，是有效规避负面信息干扰的传播和学习方法。

（二）传播中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播工作的开展中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理论是实践工作开展的重要参照标准，实践是验证理论知识科学性的有效途径。这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需要得到充分重视的核心原因。所谓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指不仅要基于上文选用专门的、具有系统性的理论学习软件和工具开展相关的学习，同时也要针对理论知识学习的进度和效果加大考核和评价的力度，合理的考察和评价一方面能够便于掌握大众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相关进度和学习效果，从而提高相关理论知识和传播工作开展的实效性。另一方面，还应当从实践活动的开展角度入手，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获得更加有效地实践支撑〔7〕。例如，在社区范围内、企业员工内部、高校社会实践活动中酌情开展爱心义诊、为独居老人献爱心或者基于高校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服务志愿活动等。只有让受众通过社会实践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实践方法进行全面的体验和掌握，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工作切实取得在受众的思想上和行动上起到促进和提升作用的效果。最终引导受众以理论知识指导实践，实现全民思想认知水平和政治觉悟的逐步提升。

（三）规范网络信息技术在传播中的应用流程这一点主要是指在基于网络实现大众化传播的过程中，要通过制度建设和规则制定给传播工作的开展从客观上提供有效的依据。另外，除了开发利用具有针对性的系统UR软件外，建立专门的宣传网站或者在政府官网上设置专门的学习栏目也是规范文化大众化传播模式的有效途径。首先，关于网站建设的问题，可依托新闻网页、社区论坛网页或者企业官网以及用于商务娱乐活动的网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时期理论内容作为文化宣传专栏进行设置和融入，这会在感官上给受众营造一个浓厚的文化学习氛围，让受众从精神和思想层面对这方面传播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有更加清晰明确的认知。另外，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还可以依托网络舆论氛围，将这方面工作开展的意义和性质提升到一个较高的高度上。例如，基于的核心思想，利用政府部门和官方网络舆论的引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学习提供更为充分地条件和契机，网络舆论的特点在于传播速度快、普及范围大，对于具有积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来讲，这种传播载体的优势能够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最后，为了促进传播工作的开展在稳定且绿色的网络环境下开展传播工作，政府部门还应当及时根据网络传播环境的现状以及传播工作的需求制定相应的管理工作规范和制度，确保传播工作的开展所处的网络环境尽可能保持在稳定的状态下。

（四）利用网络系统和平台搞好宣传工作网络系统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广泛性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从宣传工作的特征角度分析，可知这部分工作的开展在重点要求上包括了广泛性、准确性和共享性的特征。在利用网络平台和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挥网络信息系统这一特征和优势的过程〔8〕。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相关信息的宣传工作也是大众化传播工作开展中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为了取得更好地宣传推广效果，政府方面可依托自身的宏观调控作用适当对社会舆论主题方向进行引导，以社会层面上的议题为切入点，筛选其中具有思想深度和文化价值的议题，通过辅助引导人民群众参与讨论为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触和学习提供契机。另外，可针对党的精神加大宣传力度，明确宣传工作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重要基础作用，引导民众立足当前的社会发展状态和个人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状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意义进行初步理解。在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开展传播工作的过程中，还可以适当引入一些网络平台上的反面素材，避免一味地规避负面信息刺激民众的好奇心，通过正反对比的方式，发挥出负面信息和资源在正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呢。这也是对宣传工作开展手段的一种有效创新。最后，合理有效地宣传工作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营造一个浓厚的学习氛围的作用。

四、结束语

综合分析可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不仅是维持这一理论在长期发展更新中生命力的重要条件，更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和需求状态的重要工作内容，积极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和平台实现这方面工作的开展是传播工作本身的创新和优化，也是提升传播成效的重要条件。只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从传播工作开展落实的路径方面进行合理的筛选和运用，就能够适应新时期这一工作开展的客观要求，促使这一理论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