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审查意见范文
时间：2024-03-05 11:31:51
意识形态审查意见篇1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keyamycath”为你整理了这篇关于审计局对县委第三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关于审计局对县委第三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
根据县委统一部署，2020年12月15日至2021年2月22日对我局党组进行了专项巡察。2021年4月1日，县委第三巡察组向我局反馈了巡察意见。根据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现阶段我单位巡察整改结果报告如下：
一、强化主体责任，切实抓实抓好问题整改
我单位党组在落实整改工作中，始终把问题整改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深挖根源，坚持问题导向不遮掩回避，落实整改要到人到岗，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效的办法、最果断的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整改任务。
（一）迅速动员部署，研究落实意见。
4月1日，县委第三巡察组意见反馈会召开后，审计局党组及时召开巡察整改问题会议，专题研究巡察反馈意见问题整改责任和措施，形成整改方案，建立问题台账，落实党组责任，明确整改目标要求和整改时限。要求班子成员结合巡察反馈意见深刻剖析、对照检查，把涉及到自身分管工作的巡察反馈问题说清楚、谈透彻，红脸出汗，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列出问题清单，逐条提出整改措施、要求和时限，夯实整改责任，确保巡察反馈意见中的每一项问题都要得到彻底整改。
（二）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
为了确保巡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有序的实施，党组成立了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张建明同志任组长，其他人员为成员的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明确责任领导、明确整改时限的思路，建立清单，集中攻坚，整体联动。在整改过程中，党组切实担负起了整改的主体责任，党组书记切实履行整改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班子成员按照职责抓好分管范围内的整改落实工作。严格对照整改方案和问题台账，针对薄弱环节强化工作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逐条整改，逐一销账，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三）制订整改方案，细化整改措施。
制订了《整改方案》，明确抓好巡察整改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方法步骤。对反馈问题和意见建议进行逐项梳理、深刻剖析，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举一反三查找问题，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制订了《整改台账》，围绕巡察意见建议，列出问题清单、任务清单（整改措施）、责任清单（包括完成时限、责任领导、责任人），形成详细的整改路线图，做到了反馈意见零遗漏、全覆盖。
党组书记对整改工作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亲自督办。其他同志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切实加强对分管整改工作的指导把关，逐条对照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对整改问题逐个落实责任，逐条逐项对帐销号，确保条条有整改、件件有落实。
二、突出问题导向，扎实推进整改
经过共同努力，三个方面八项主要问题目前已整改三项，需要一定时间或长期坚持整改的，也按预定方案稳步推进，总体整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聚焦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情况，推动被巡察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做到“两个维护”方面
1、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够到位，在学习贯彻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上不够全面。
整改措施：党组中心组召开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会议，进行了重新补课学习，并把理论学习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长期坚持。
2.落实关于“岱海湖保护”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够到位，开展“保护岱海母亲湖”活动形式单一，仅参加全县组织的活动，无自选动作。
整改措施：认真落实关于 “一湖两海”重要指示精神，以多种形式积极组织开展“保护岱海母亲湖”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岱海母亲湖”开展实践活动，确保“保护岱海母亲湖”活动落到实处。
3.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不够到位。仅有1次研究意识形态工作的会议记录，少1次；1次意识形态分析研判报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使用仍不够到位，截至2021年2月，积分在5000分以下的有8人。
整改措施：
（1）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负责分管各股室的意识形态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切实解决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系列讲话精神，认真履行班子集体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与党建工作紧密结合，一起部署、一起落实，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落实。
（2）加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局党组领导带头学习，各股室负责人引导、督促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利用“学习强国”对干部职工进行思想教育，让“学习强国”平台中的百科知识丰富人的头脑，把学习变为自觉，使“学习强国”成为一种学习新风尚。
4.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力度不够。扫黑除恶档案管理不规范，召开安排部署、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相关工作会议记录凌乱，未形成专门的会议记录。
整改措施：收到反馈巡察意见后，即刻将扫黑除恶档案、相关工作会议记录，责成专人进行整理归档。
（二）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方面
5.工作作风有待加强。在提高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方面举措不多，对审计工作人员培训较少，未结合审计工作实际制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
整改措施：此项工作于2020年11月派出3人参加市审计局业务培训，3人（次）参加自治区审计厅审计组、5人（次）参加市审计组以培代训。目前2021年上级审计部门培训工作正在进行中。
6.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够有力。无主要负责人对领导班子成员开展廉政谈话相关记录。
整改措施：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严格执行“一岗双责”，切实加强分管股室负责人的警示教育、管理监督，坚持审前廉政谈话，提醒股室负责人和参审人员守住工作底线，不触碰廉政“高压线”，促使党风廉政建设反腐工作取得应有成效。
（三)聚焦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力欠缺问题
7.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
一是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抓常不足。如，2019年，无12月份“主题党日”活动记录。2020年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无10月活动记录。二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不够扎实，对细抓长研究不够。2019年“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无12月学习记录；2020年缺为民办好事办实事记录，无11月学习记录。三是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缺乏规划性。2019年2月、12月无支委会会议记录。四是评星定级工作程序不完善。仅有党员互评表，无党员自评表，组织评定表、无组织审定相关记录，无公示记录。
整改措施：第一时间召开支委会和党员大会，向全体党员传达巡察组提出的意见和问题，并对巡察组提出的2019年12月和2020年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无10月活动记录问题。2019年2月、12月无支委会会议记录的问题，进行认真剖析和深刻反思，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管理，提高认识，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不断从学习中提升高度，从工作中掌握方法，从实践中解决问题。认真开展星定级工作，努力完善评星定级工作程序，促进党员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8.派驻纪检组“探头”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落实不够到位。对领导班子成员经常性督查指导工作开展不足，推进力度不强，督查工作无书面记载。
整改措施：
（1）加强对被监督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抓实廉政教育。加强落实“教育为先，预防为主”的方针，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纪政纪教育，重点解决党性修养、组织原则、大局观念等问题，切实增强党纪党规意识。加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坚持主要领导讲廉政党课制度，做到时间、人员、内容、效果“四落实”，努力增强党员干部接受监督和执行党的纪律的自觉性。今后监督检查被监督单位各项工作中要认真做好书面记载。
（2）从严作风纪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县实施意见及各项禁令。对照党章党规党纪，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对违规违纪以及迟到早退、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上网购物、炒股、打牌、看电影等行为进行严肃执纪问责。
三、坚持标本兼治，完善整改长效机制
县委的巡察及巡察提出的问题对我单位干部职工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在干部职工当中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单位的问题整改工作。但从目前来看，这些成果只是阶段性的，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长抓不懈、综合治理。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照巡察反馈的意见，坚持问题导向，立行立改，从严从实、坚持不懈，持续抓好各项整改责任措施，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一）持续抓好整改落实，确保反馈意见件件到位。
党组坚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增强政治意识，紧紧抓住县委第三巡察组反馈主要问题和巡察意见建议，持续推进整改，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全部完成整改任务。对已完成的整改任务，适时组织“回头看”，举一反三，不断深化和巩固整改成果；对需要长期坚持的，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紧盯不放，加强跟踪问效，确保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继续巩固整改成果。
按照巩固提高，问责问效，科学有序的思路，党组在抓好整改的同时，在党建工作方面，更加注重治本，在建立长效机制上下功夫。工作中将“四个意识”教育深深溶入党员干部的言行和生活当中，使讲政治、守纪律、做表率成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在激励机制方面，更加注重预防，建立健全各类规章制度，着眼于用制度管人管事，把解决具体问题与推进制度建设紧密结合，从岗位职责、目标考核、执纪问责入手，建立健全各项工作机制，力争做到解决一个问题、堵塞一个漏洞、形成一套机制，着力构建公开透明、科学合理、运转有序的长效机制。
（三）切实强化督促检查，建立守纪律讲规矩新常态。
局党组要求全单位干部职工，特别是领导干部经过这轮巡察整改工作，一是在思想认识上要有新提升，争做“学习型”领导干部；二是在发展本领上要有新提升，争做“专业型”领导干部；三是在履职能力上有要新提升，争做“创新型”领导干部。持之以恒抓好中央八项规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加强对重点岗位、关键环节、事前事后的监督检查，强化干部职工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严明纪律，真正做到单位内部务实高效廉洁，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推动审计事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凉城县审计局
意识形态审查意见篇2
证据的收集不仅是保证案件质量的“生命线”，更关乎我们监察委工作人员的执法权威，所以在证据问题上，容不得半点纰漏、抱不了丝毫侥幸。
一、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把政治意识贯穿于案件审理的全过程
监察体制改革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案件审理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是审理工作人员应该具有的基本素养。在工作中，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增强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把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的审核处理放在首要位置。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把具体个案的审理放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局中把握，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以严格执纪的方式体现到日常审理中去，实现审理工作的政治效果、法纪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使每一个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检验，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二、重视纪法衔接，让法治意识和纪律意识贯穿于案件审理过程中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把行政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的机构、职能、人员整合到监委，与纪委合署办公，整合了反腐力量，同时也给审理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审理工作人员要树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案件审理室作为纪检监察机关衔接司法程序的最后一道关口，必须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和更加细致的标准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进行进一步核实，严格按照刑事审判
的证据标准审核处理案件，梳理案件细节，完善证据链条，排除非法证据，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且证据有效，衔接好案件在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流转，避免出现因为程序不合规、证据不充分等原因而造成案件质量不过关，要不断通过案件审核处理进一步找到薄弱环节和工作短板，及时找差距、补短板、固底板，确保所审案件经得起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审查。审理工作人员还要树立纪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并行的理念。在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下，纪检监察机关既是执纪机关也是执法机关，审理工作同样肩负着审理违纪与审理违法两项职责，这就要求审理部门不仅要熟悉党纪条规还要掌握法律法规，只有树立纪律意识与法治观念并行的理念，才能在审理违纪案件和违法案件的过程中，做到灵活运用执纪规则和法律规范，准确使用纪言纪语和法言法语，既要把握违纪违法案件的共性，也要体现两者之间的区别；三是要秉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的审理观念。突出审理工作的政治性，实践好、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只有坚持纪在法前，才能用纪律管住大多数，把“病毒”和“虫害”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党员领导干部小错酿成大错，才能突出强调党员和党组织区别于普通公民的政治责任，唤醒全党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 三、转变传统审理思路，运用多种方式促进案件质量提升
监察体制改革后，审理职能不断扩展，审理要求不断提高，就需要审理工作人员不断与时俱进，积极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原有的审理方式。一是积极运用提前介入审理程序。审理提前介入，打破原来“关门”审理的模式，有助于进一步理清思路，对案件调查下一步工作重点、定性、补证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对提高办案效率，保证办案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监委成立后，提前介入审理的案件数量将会大幅增长，因此确定介入范围、规范介入程序、把握介入时机、明确介入重点、明晰介入职责等规范操作是非
常必要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规定，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执纪审查部门已查清主要违纪事实并提出倾向性意见的；或者对违纪行为性质认定分歧较大的，经批准可提前介入审理。并且监委成立后，对调查阶段涉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直接作为犯罪证据在法院庭审中使用，因此对涉案人员犯罪证据的认定、鉴别、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案件审理工作人员提前介入案件审查时，要对涉嫌犯罪的事实认定、证据鉴别取舍及办案程序等严格把关，及时与审查调查人员沟通，提出建设性、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案件质量。二是坚持公平正义的理念，审慎处理每一起案件。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审理工作势必要承担更加重要的职责，一定要时刻谨记公平正义的理念，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的要求和法律规范谨慎地作出每一份处分决定。尤其是在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审理方面，更是应该结合所有证据等客观情况通盘考虑，及时与案件承办部门、检察院公诉部门和法院刑事审判部门进行沟通交流，审慎处理好每一起案件。三是坚持时间服从质量的要求。在违纪案件数量大幅增加、审查节奏明显加快的情况下，对案件质量的要求绝不能有任何放松，要留足必要的审理时间，实事求是、慎之又慎地审理好每一起案件，确保案件质量。四是加强与相关处室的沟通协调。充分发挥审理部门在案件审查处理中的统筹、平衡作用，与审查调查部门加强协作配合，提高精准把握执纪标准和运用政策能力。
四、深入探索研究，不断提高运用“四种形态”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
“四种形态”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破法无不是从破纪开始的，其发展的轨迹往往都是从违纪苗头、一般违纪发展到严重违纪，最终走向违法犯罪。“四种形态”针对党员干部违纪行为的共性规律，给出了由轻到重的因应之策，通过层层设置防线，一级一级地进行阻挡，而且处理措施越来越严厉。持之以恒地应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是立足党的纪律扎紧约束权力的笼子，就是坚持抓早抓小促进治本，就是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握案件的本质和特点，充分体现党的政策和策略。在精准有效运用和分类处置等方面加强对“四种形态”的分析研究，深入探索总结“四种形态”的使用条件和程序，特别是对适用第三种形态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重大职务调整的工作进行规范，提高运用“四种形态”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实现惩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目
一是进一步强化队伍培训。以全员培训和主题教育为契机，传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新理念新要求，教育引导广大纪检干部准确把握纪检机关的职能定位，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讲规矩、守纪律，确保政治过硬。进一步提升纪检干部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的能力，努力实现本领高强的目标要求。
二是加强调查研究，努力提高办案技能，牢牢抓住案件的关键环节和主要因素，在侦查中始终以搜集证据为出发点，以审查证据为落脚点，认真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规范侦查，从而准确、有效地打击职务犯罪。
三是转变审理理念，提升案件质量。坚持审理工作政治方向。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部署要求贯彻到案件审理工作具体实践中，将具体个案的审理放在全面从严治党大局中把握，把对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问题的审理放在首位，重点审核处理“七个有之”问题。立足审理职责，针对改革后审理工作的薄弱环节，及时找差距、补短板。坚持违纪违法同步审理。强化沟通衔接，规范提前介入，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基础上着力提升效率。坚持惩处与回访教育并重。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以“一案一整改”为抓手，利用典型案件剖析倒查，强化教育监督、督促整改提升。
意识形态审查意见篇3
一、电影领域里的“思想一元化”
这里所说的“思想一元化”，就是将所有人的思想、所有领域的工作置于某种思想的统治之下，在“十七年”时期这种思想就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它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雷霆之力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在文艺领域，毛泽东以列宁那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为理论基础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是对文艺界实行思想一元化控制的纲领[1]。在文艺诸门类中，电影最有影响力，因此，“一元化”对电影的操控也远在其它领域之上，这种操控在“文革”中达到顶点，那时所谓“电影是文艺界的重灾区”的说法，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一元化” 对电影界的“高度重视”。
在“十七年时期”，“一元化”对电影的操控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从根本上改造从业人员的思想，二是在艺术上彻底改变电影的创作。前者主要通过政治运动，以党性、阶级性、革命立场、斗争哲学为武器，打击、压制乃至于消灭与“一元化”思想相异或对立的人性、个性、主体、多样性和多元价值观；后者主要是通过“一元化”文艺思想的灌输，以“讲话”为武器，规范宣传教育口径、统一文艺思想、确立创作模式。这两种手段（镇压异端和正面灌输）或双管齐下，或交替进行，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文艺界的“思想一元化”。
电影界的第一个灾难就是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由此又殃及《关连长》、《我们夫妻之间》等私营电影公司制作的影片，随后电影界率先开展了“文艺整风”，教育界则开始讨伐陶行知。这一连串事件表明，按照“思想一元化”的尺度，编剧对历史的不同理解、导演对艺术的独特构思、演员对人物的个性化体验、艺术家对人物的多样性的思考、文学家在修辞上的推敲润饰、学者对历史、思想和人物实事求是的评价，一概属于禁区。“武训传”被批判后，电影界一片死寂，一年半内没有制作出一部故事片。
批判《武训传》意在镇压异端，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则重在正面灌输。出于政治需要，这次会议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之语）。经过周扬、冯雪峰、邵荃麟等权威“理论家”的精心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苏联舶来品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抬到党性、政治性的高度，从而成为一种不容超越和冒犯的政治律令[7]。”毛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创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歌颂与暴露”等说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论”、“典型化”、“创造英雄人物论”，以及斯大林所说的“脚手架后面”的“真实性”[8]等伪现实主义的教条被糅合在一起，进一步充实了“一元化”的内涵。思想定于一尊违背了文艺本身的规律，结果不仅使新电影的数量大大减少，质量也不如1949年以前[9]，而且政治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成了新电影的顽症。
1960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是对文艺界的又一次“思想统一”。在中苏交恶和“三面红旗”的背景下，会议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确立为文艺的指南。周扬声称：“这个艺术方法的提出，是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作家、艺术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这样，就给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开辟了一个广阔自由的天地[10]。”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电影界小心翼翼地制作了一些作品，结果其中不少电影仍然遭到严厉批判，而批判的理由无非是电影的内容无法满足政治宣传的尺度和需要，如《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影片被指责为表露了人情人性，《逆风千里》、《林家铺子》、《不夜城》则因对历史和人物的阐释异于官方基调而遭到批判。在“一元化”思想的统治下，周扬所说的“广阔自由的天地”其实是一条通向“样板戏”、通向法西斯文化专制的绝路。这条路，既通往“一元化”的顶点，也通向它的坟墓。
二、建立电影摄制发行的“一体化”体制
这种“一体化”是指电影业的管理组织、电影的发行销售等制度性变化，通过对电影的摄制、出版、发行、评论等环节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管理，将整个电影界高度组织化地控制起来，由此又产生了电影题材、类型、艺术风格、创作方法等方面的趋同倾向[11]。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电影业经营模式、管理体制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与生存方式方面的改变。
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业的经营方式一向是市场订货、自主生产、自我发行（或发行）、自由竞争、自负盈亏。国民政府实行的是多元化的电影政策，国民党虽然有自己的电影公司，也用法规限制、禁止左翼电影的制作发行，甚至不惜采用暴力手段迫害左翼影人和生产左翼影片的公司，但这些举措并未改变影业多元的性质──私营公司可以与国营并存，国营影片与私营影片可以在影院中同映。国民政府制订的电影法规（主要是“检查法”）由于战争和国家分裂等原因，无法有效地贯彻执行，政府设立的电影管理机构也无法统一电影的评价标准，电影评论界仍然可以有“左、右”、“软、硬”之争，电影报刊还可以为各种艺术主张提供版面，左翼电影虽遭限制剪删、甚至禁映，但仍有生存空间。那时被称为“进步电影”的一些影片甚至出自国营电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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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题材规划”到电影的“概念化”和“公式主义”
“一元化”与“一体化”是中国电影管理模式的两条腿，前者规定“写什么”，后者则保证“规划”了的“题材”能按照党的要求制作完成。制订生产计划（“题材规划”）是“电影局”每年的的头等大事，查阅文化部的档案可以发现，从1951年到1965年，档案的九成都是关于“题材规划”以及相关的会议、报告、批示、讲话、意见、建议等。
“题材规划”通常包括3方面内容：影片的生活素材、影片的主题思想、各类影片的比例。所谓“影片的生活素材”是指每部电影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必须与社会经济活动诸门类对应，于是就有了“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等；另一方面，作为宣传教育工具，电影不仅承担起建构“革命历史”的任务，而且要证明现存秩序的合法性和真理性，于是又有了“革命历史题材”、“革命战争题材”、“反特题材”、“反腐题材”、“献礼片”、“主旋律”、“五个一工程”等。而且题材是分等级的。“现实题材优于历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优于‘一般’历史题材，写重大斗争生活优于写日常生活：这为‘题材’划定了重大与不重大的分别──它既成为评定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也规范了作家言说的范围[26]。”这种“题材等级制”所依据的标准自然是政治需要，即作品涉及的社会生活在建构“革命历史”方面的能力，在证明现存秩序的道德合法性方面的水平以及它所提供的“终极真理”的可信程度。显然，与历史题材相较，现实题材能更直接地为革命、为政治服务；与一般历史题材相较，革命历史题材能更鲜明地表现出“历史的必然规律”；与日常生活相较，重大斗争生活更有利于激发人民斗志，纯化社会精神，满足政治需要。如此一来，电影创作的成败高下往往不取决于创作本身，而取决于它所选择的题材；作品尚未问世，其“价值”就已经被分出了等级。由于“题材等级制”根本违反了电影创作本身的规律，严重束缚了创作者，“十七年”期间，电影界不断地为题材问题所困扰，“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时常被置疑，“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和“反题材决定论”等等观点时而冒头，又不断遭到批判。
由于“题材规划”强调要配合形势，同样是反映革命战争的题材，在百废待兴、个人崇拜尚未抬头的1951年，“规划”要求“贯串新爱国主义思想”，“反映全国性的，包括高级将领的战略思想”；而在中苏关系恶化、战争危险逼近、个人崇拜日盛的“文革”前夕，“规划”的要求就变成了“从立足战备出发，集中突出地表现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很显然，这种功能源自共产党对电影的定位，是电影“工具论”的具体实施。这一功能的存在，使影片的思想立意和叙事策略处在“不断紧跟”的调整之中；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属革命战争或革命历史的题材，在“十七年”期间其激进主义色彩会日益浓重，为什么早先摄制的黑白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至今尚有观众，而当它们被重拍成彩色影片后反倒乏人问津。
四、从“官方审查”、“社会监督”到从业者的“自我监督”
许多国家都要求电影制作者不要在面向未成年观众的电影中渲染“性与暴力”[34]，当然，还有少数国家实行电影审查制度。1949年以前国民政府就曾不止一次地制订、颁布过“电影检查法”。而中国“十七年”电影审查制度的特色在于，其重点是以意识形态宣传为准绳的对电影主题、构思、话语、情节等所有方面的严格政治审查。那时中国的电影审查的对象几乎是无所不包：不但要审查电影的故事梗概，还要审查文学剧本；不但要审查导演阐述，还要审查分镜头剧本和工作样片；不但要审查修改后的工作样片，还要审查标准原底拷贝；不但审查编剧，还要审查改编的原作以及原作者[35]；不但审查导演，还要审查演员[36]；审查者也有权决定一切细节，比如电影“祥林嫂”中祥林嫂手中的鱼什么时候掉下来[37]，以及某个角色的眼镜框应该是什么颜色[38]。由于政治风向的随时变化，电影审查的尺度也不断改变，甚至审查机构及其职权也缺乏稳定性和一贯性，最恶劣的是，领导人个人可以随时“判决”一部电影乃至其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的命运。这些特色决定了“十七年”电影的面貌和走向。康生1958年4月在长春电影制片厂说过：“剧本要审查，审查，再审查。你们说干涉也好，不民主也好，还是要审查！[39]”从康生的专横嘴脸可看到电影业的可怜处境。
“十七年”间的电影审查有两种类型，即制度型审查和运动型审查。制度型审查是由专门的审查机构（即“电影局”──文化部──中央宣传部等）对剧本、影片进行常规性审查。这种制度始于1953年，该年政务院和“电影局”制订了《故事影片电影剧本审查暂行办法（草案）》等3个文件[40]，为电影审查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在“电影局”审查之前，剧本先要通过创作所和艺委会的审查，“电影局”审查后还要经文化部审查。1954年后，剧本的审查权下放至电影厂，但审查的层次非但没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如果剧本内容“有关党的历史、重大的政治事件、有领袖出现的场面”，还要“根据文化部主管副部长的指示送交审查批准。”《暂行办法》第四条还规定：“如文化部认为有必要将电影剧本故事梗概送交有关部门征询属于政策方面的意见时，应由文化部主管副部长指示电影局送往有关部门在一定限期内提出意见供文化部审查时参考。”这里所说的“有关部门”囊括政府所有的部、委、办，并且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及相关军区。实际上，“绝大部分” 电影剧本都被认为“有必要”“送往有关部门征询意见”。这些对电影艺术完全外行的机构审查电影时的任务是，充当政策的把关人，提高影片的“真实性”，制止影片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这种多头性审查实际上也是电影主管部门在政治风向频变的气候下分散风险、推诿责任的手法。
伴随着政治运动的运动型审查虽然也是由专门的审查机构实施，但这种审查是非常规的，例如，政治运动中受到整肃的编剧、导演、演员的作品常常因其创作者的厄运而受到株连。运动型审查的标准为当时政治运动的目的所左右，以当时的政治运动的口号作为评价影片的标准，凌驾于本来已经很严苛的电影审查标准之上。它有时甚至将电影审查变成了儿戏，变成了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运动型审查所否定的影片，以前通常是被主管部门肯定的，甚至是得到好评的影片。运动性审查对这些影片的否定，实际上是对该次政治运动之前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否定；而此次政治运动之后，这种否定可能又再次被回归常态的官方意识形态所否定。这类推翻以往运动型审查结论的方法或是政策性纠偏，或是“拨乱反正”。1959年陈荒煤代表“电影局”对1958年“拔白旗”运动的象征性检讨，以及1985年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对电影“武训传”的重新评价，就是政策性纠偏的典型案例。最大规模的一次“拨乱反正”当属“文革”之后为“文革”期间被打成“毒草”的影片的全面平反。
制度型审查和运动型审查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合谋的一面。后者破坏了前者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其激进主义的审查标准打乱了前者的常规。但也应当认识到，前者正是后者生长的土壤和运作的基础，后者则强化了前者的地位。
1949年以后，一部电影问世之前会遇到官方机构例行的反复审查，上演之后还可能遇到官方的运动型审查，此外还面临着所谓的“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是指群众“自发”或有组织地对剧本和影片的监视、督察与抵制。其主要表现方式是群众影评、群众来信等。这里所谓的群众，既包括教授、研究员、影评人士等专业人士，也包括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人。这些人往往自觉地按照权力话语的价值取向对剧本或影片发表评论、意见和建议。在“把关人”的精心筛选下，这些影评或群众来信的观点总是“高度一致”的，由此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造就出一种无形而有力的“社会监督”机制。“社会监督”的舆论导向实际上是电影审查标准造成的集体意识，它以“集体意志”的名义约束着电影的创作者，甚至可以使某些影片被自动禁映[41]。
电影审查制度的泛化不仅表现为“社会监督”，更可悲的是它产生了电影从业者的“自我监督”。所谓的“自我监督”是指电影创作者自觉地根据政治需要、领导意图和“社会舆论”从事创作活动，这种自觉行为包括自我判断和自我控制。自我判断是指创作者随时随地且自觉自愿地用上述标准来审视对照自己的作品，对作品进行调整和修改，“以切合文学规范的‘主体’”[42]。自我控制是指创作者自觉地用官方意识形态来解释现实，回避现实中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说服自我、摒除独立性思考，以遏制自己对真实性的渴望，压抑自己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放弃自己的艺术个性。
“自我监督”将审查标准植入创作者的内心，变成了创作者的自觉行动。因此，它比制度性审查和运动性审查更有效。1956年《文汇报》开展过“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专题讨论。导演白沉撰文说：“当我接触到一个剧本里有工人闹情绪的时候，马上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或提醒我：他是工人，工人决不会是那样的；当我需要在电影里处理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这个声音又说了，生活那样美好，我们的生活那样伟大光明，你为什么就只看见坏的一面，而看不见好的呢？[43]”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晚年时总结了自己一生表演的得失，痛心地谈到他在角色创造上走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过程[44]。
五、“人民电影”：“延安文艺”的嫡嗣和“文革”电影的生母
“人民电影”的起源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解放区电影，其终结则是以“样板戏”为代表的“文革”电影。解放区电影是“延安文艺”的组成部分，“样板戏”是“文革”的重要“成果”。如果将“十七年”时期的电影放在这个历史的座标系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十七年”时期电影的特点。
“延安文艺”将“五四”新文学渴望的“走向民间”和30年代左翼文艺呼唤的“大众意识”落实到解放区的文艺活动之中。在“延安整风”以及毛泽东一系列文章的指导下，一种“进化”的、“等级”的、“激进”的“新文化”观以“不断革命”的姿态对旧有的文化观实施了革命性的改造[45]。一方面，它将文艺作为社会动员和政治斗争的武器，以工业化的模式建立起文化管理体制，来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文艺生产；另一方面，它又取缔了现代化必有的市场消费原则，将文艺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计划之中。它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为口号，要求文艺走向工农大众；但同时又把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播者，即知识分子作为改造对象，要求他们工农化，从而取消了现代社会所应有的文化多元与社会分层。“延安文艺”实际上是一个带有乌托邦冲动的社会实验，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46]。
“十七年”电影是“延安文艺”的“嫡嗣”，是“文革”电影的生母，是架在这两段历史之间的桥梁，是一种服务于特定政治需要的“文艺实验”。“一元化”和“一体化”既是这“文艺实验”的思想、制度基础，也是它的有力保障。然而，“一元化”违反了电影创作的规律，“一体化”则背逆了电影的市场原则，它们必然要引起电影和电影从业者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每当思想控制有所松动，这种反抗就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文艺实验”本来就是前卫的、先锋性的，而富于乌托邦冲动的“人民电影”更不乏革命性和激进主义的亢奋。如果说，颠覆通常的电影观念，打破既有的艺术规范，建立起一套新的、阶级的观念和规范体现了“人民电影”的革命性的话，那么，它的激进主义脾性则主要表现在不断超越、不断革命的过程中。革命不允许反抗，激进主义不允许停滞，因此，镇压反抗、改变现状就成为“十七年”电影史中的常态。由此，电影不断被“提纯”，平衡不断被打破，现状不断被超越，在“提纯”的同时，“打破”的理由也不断更新，“超越”的起点也不断提高。于是，一种周期性震荡，或曰“体制性痉挛”的规律，就左右了“十七年”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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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注释】
[2] 参见于风政的《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2章第2节“首次文代会：建 立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开端”。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3] 出处同上，第71页。
[4] 茅盾，“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民统区革命文艺运 动报告提纲”，《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54页。新华书 店，1950年。
[5] 出处同上。
[6] 出处同注[2]，第75页。 [8] 斯大林在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说：“一位真正的作家看到一幢正在建设的 大楼的时候应该善于通过脚手架将大楼看得一清二楚，即使大楼还没有竣工，他决 不会到‘后院’去东翻西找。”转引自孟繁华文，出处同上。 [10]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录自文化部档案。
[11]本文所说的“一体化”的前3个特征源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详见他的 《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188页及第87至88页。 [13] 出处同上，第93页。
[14]为了审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后来专门设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 导小组”。 [16]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71页。北京，中国广播 电视出版社，1995年。
[17] 出处同上。 [19] 出处同注[16]。
[20] 夏衍，“以影评为武器，提高电影艺术质量”，《电影艺术》，1981年第3期。 [22]尽管这一团体的章程上明文规定，这是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但“事实上并不 存在‘自愿结合’的文学社团的组织。”见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 史研究讲稿》第196页。 [24] 出处同上。
[25] 出处同上。
[26]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第48页。
[27] 《业务通讯》，1950年8月15日，；录自文化部档案。
[28] 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39页。 [30] 《大众电影》，1955年第6期，第28页。 [32]周扬，“在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9年6月，录自 文化部档案。
[33] 转引自《当代中国电影》上册第17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34]参见宋杰的《电影与法规：现状─规范─理论》一书第3章。北京，中国电影出 版社，1993年。
[35] 如电影《逆风千里》的原作者就受到过这样的审查。 [37] 钟惦斐，“电影的锣鼓”，出处同注[31]。 [39] 《当代中国电影》上册，第165-166页。 [41]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谈到，1954年《大众电影》登出了对《体育之光》的批评 文章，这部片子即被自动停映。见文化部档案，1954年卷，“电影局1954年第三次 制片厂厂长会议”。 [43] 白沉，“典型和唯成分论必须分清”，载《文汇报》，1956年11月19日。
[44] 见“地狱之门”，《戏剧艺术论丛》，1980年4月第二辑，第60页。
[45]这里的“新文化”指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 化”。“进化”、“等级”、“不断革命”、“激进”等概念是洪子诚对这种“新 文化”的定性。见“当代文学的概念”，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第41页。 共3页: 3
意识形态审查意见篇4
一、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案件审理工作的现状
目前，我区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案件审理工作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机构不健全，案件查、审不分。乡镇街道、区直部门因编制有限，未能设立案件审理机构，长期以来都是由案件检查人员自查自审，虽然有的乡镇街道确定了兼职案件审理人员，但大多是为了应付检查而虚设。二是人员变动频繁，业务素质不高。因近几年来的机构改革频繁，特别是乡镇街道机关人员大幅减少，而乡镇街道工作任务又繁重，乡镇街道对所有机关人员的工作实行统一调配，确定的纪检监察干部也是一人多岗，根本无法潜心专学习和研究纪检监察业务知识。三是证据和程序意识不强，案件质量不高。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往往只注重案件的突破，而忽视了案件程序的合法性、证据的全面完整性，重主观判断，轻客观证据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乡镇街道、区直部门不严格履行受理、审核、审议、批准等案件审理程序，先下处分决定、再补开会议。处分决定文书也不规范，语言不严谨，缺乏逻辑性和总结归纳，适用条规不够准确。四是量纪不平衡，执纪不到位。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案件审理中量纪的宽严尺度把握不一致，对违纪人员的处理存在畸轻畸重现象。处分决定不按规定宣布执行到位，常常使处分决定成为一纸空文，党纪政纪的严肃性得不到保证。
二、推行乡镇案件集中审理的主要做法
为增强依纪依法审理案件能力，提高案件审理质量，2005年、2006年，我区分别推行了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案件集中审理工作，有效地解决了自查自审、查审不分的问题，较好的把住了案件质量关。截止目前，已集中审结乡镇和区直部门党纪政纪案件32件,无一申诉。
（一）健全集中审理工作机制。一是成立工作机构。成立了由区纪委分管审理工作的副书记任主任，成员为审理室、检查室主任，一名乡镇街道纪委书记、一名区直部门纪委书记（纪检组长）的区集中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自办案件集中审理工作。并对区集中审理委员会成员中两名乡镇街道纪委书记、一名区直部门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实行动态管理，做到一案一定，使纪检干部都能轮流参与集中审理工作。二是精心制作方案。我们深入基层充分的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集思广益，精心制定了《乡镇街道自办案件实行区纪委监察局集中审理工作实施方案（试行）》下发到九个乡镇街道纪委，今年又将区直部门纳入集中审理范围，使集中审理工作操作有方案、操作有程序、操作有要求。三是充实审理力量。为扎实推行集中审理制度，面向全区在编人员公开招考，择优录用了一名思想政治素质高、作风扎实的人员，充实到区纪委审理室，增强了审理工作力量。
（二）明确集中审理范围。严格按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条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审理党员违纪案件程序的规定》和区纪委印发的《关于规范党纪政纪案件初查、立案、处理权限的意见》和《关于处分违纪的党员批准权限的规定》的要求，确定乡镇街道、区直部门所办理的党纪政纪案件一律纳入区案件集中审理委员会进行审理。
（三）规范集中审理工作程序。一是初审。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自办案件调查终结，确认已经构成违纪，并需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案件，由该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做出初步审理报告，经领导同意后，以书面形式向区集中审理委员会申请，并按《实施方案》要求提供材料，区纪委审理室和检查室主任进行初审，提出予以受理或不予受理意见，对案件卷宗材料不齐全等问题，不予受理并责成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纪委（纪检组）限期查补，符合条件的填写《集中审理案件呈批表》。二是明确审理人员。由区集中审理委员会确定集中审理人员及主审人员，并确定集中审理时间和地点，及时组织审理。三是集中审理。集中审理会议由主审人员主持召开，发案单位列席会议，采取听、看、问、析的方法进行集中审理。听，听发案单位介绍案情。看，看该案的证据是否充分；看是否有将不应作为处分依据的事实认定了，应作为处分依据的漏掉了；看被检查人对调查所认定的错误事实是否认可，不认可的，对被检查人所作的陈述是否作了说明；看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看量纪幅度是否宽严相济。问，对审理过程中发现的在违纪事实、证据材料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疑问，要求办案人员做出解释和说明。析，在审理过程中，案件审理人员就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情节、原因、后果等五要素，由表及里，由里及果进行透彻分析，各抒己见，发表意见，开展辩论，提出对错误事实、错误性质的认定意见和处理意见，主审人对审理意见进行汇总、宣读。同时，做好案件审理会议记录，并根据集中审理会议意见拟定集中审理意见。四是下达集中审理意见。集中审理意见形成后，审理委员会成员在《集中审理案件呈批表》上签字，主任签署意见。形成的书面集中审理意见由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后迅速下达到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纪委（纪检组）按照规定的权限呈报同级党委会或镇长（局长）办公会讨论批准。五是做出处分决定。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依据集中审理意见和区纪委常委会批准决定，按照规定的审批权限下达处分决定。若对审理意见有异议的，案件所在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及时向审理委员会书面报告，审理委员会视其情况进行再审后提出意见，并向区纪委常委会报告，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依据区纪委常委会审定的意见按照规定的审批权限下达处分决定。
（四）在程序和规范的指导下开展案件集中审理工作。审理工作标准高、要求严，从事审理的工作人员责任重大，对此，我们提出了四项工作要求。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二十四字”办案基本要求。审理人员要坚决抵制各种诱惑、干扰，以事实为依据，法纪为准绳，依纪依法审理好各类违纪案件。二是严格遵守案件审理的各项规定。要坚持先审后定的制度，凡需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乡镇街道、区直部门自办案件，必须经过集中审理程序。审理人员要严格执行审理工作条例和规定，遵守审理工作纪律和保密制度，严格审理回避制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审理好每一宗案件。三是严把审理“四个关口”。①事实证据关。坚持真实、客观地再现违纪事实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做到事实清楚，责任划分明确具体。审查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证据与案件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性，证据与证据之间是否具有锁链关系，各种矛盾是否完全排除，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②定性量纪关。按违纪构成要件，严格对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社会道德标准以及党纪政纪处分条规，并综合考虑违纪情节、后果、认错态度等因素，准确定性量纪，做到处理恰当。③执纪到位关。坚持维护纪律的严肃性，严格党纪政纪处分决定执行到位，使处理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实现案件处理的政治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④办案程序关。坚持程序的法定性，严格审查案件的调查和处理程序，注重程序互相衔接、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保持一定的次序，严防任意取舍、加设、中止程序。四是严格考核考评。经过集中审理的案件，要按要求将集中审理会议记录和集中审理意见归档，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有关领导签署的调查报告、初审报告、处分决定、执纪情况及时报区纪委审理室备案。区纪委监察局定期进行检查，跟踪督查，并将集中审理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纪检监察业务工作进行量化考核，确保集中审理制度落到实处。
（五）把对纪检监察干部的业务培训寓于案件集中审理之中。集中审理中要求主审人员组织审理时，将审案与业务指导培训进行有机结合，按照审理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对照案件卷宗实例，现场示范，边讲边看，引导和启发参加案件审理的同志认真思考和分析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碰到什么难题就解决什么难题，缺什么知识就及时补充什么知识，让他们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增长案件审理知识和才干，提高他们辨别是非，掌控全局的本领。
三、推行案件集中审理制度的主要体会
实践证明，推行案件集中审理制度，有效的提高了乡镇、区直部门案件的质量，保障了党员和行政监察对象合法权利。一是有利于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监督。实行集中审理制度，营造了一种纪检监察机关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的办案环境，使同类案件在全区范围内平衡，避免“人情案”和畸轻畸重现象，使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纪检组）办案的监督和指导达到经常化、制度化。二是有利于统筹人员调配，整合现有办案力量，切实做到查、审分开。实行集中审理制度，对全区纪检监察干部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案件查办人员不在担任审理工作，克服了人员少、自查自审的弊病。三是有利于提高纪检监察干部业务素质。实行集中审理对案件进行现场分析、点评、辩论等以审促训，使基层和部门纪检监察干部进一步掌握案件查办工作的程序、要求、实际操作，让他们看到了工作中自身存在的不足，既增加了实践经验，又进一步增强了区乡两级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学习纪检监察业务知识的紧迫感、自觉性，特别是区纪委审理室和检查室，自我学习、自我加压意识进一步增强。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普遍感到这种培训方式既有实践操作，又有理论知识的学习，既直观，效果也很好。四是有利于调动办案工作的积极性。在集中审理中，共同讨论、分析案件，相互辩论，各抒己见，方式轻松、严谨、慎重，大家觉得有组织的审理、分析案件，办案能力在辩论中互相得到启发促进，基层想办案的意识增强，会办案的能力提升，都想跃跃欲试。五是有利于掌握违纪案件动态，以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实行集中审理制度，区纪委监察局直接掌握全区案件发案动态，分析案件的源由，找准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进行治理和防范。2005年，我们针对村干部普遍存在法律意识淡薄、自律意识差的问题，违反财经纪律、滥砍乱伐林木、违反殡葬管理等案件呈上升势头，我们及时与财政、经管、林业、司法、民政等相关部门进行联系沟通，一起研究探讨，分析原因，促进各部门加强了措施，强化了管理，加大了村级普法工作力度，建立了相关制度，有效遏制了发案的苗头。并在2006年换届新任村干部培训会上，对2005年查处的村级党员干部违纪违规案件进行了通报，起到了很好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六是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实行集中审理制度，既规范了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案件审理工作，解决了查、审不分的问题，又化解了人员缺乏的矛盾，做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发挥了案件审理对案件检查工作的制约、监督作用，促使乡镇街道、区直部门增强办案的责任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从而提高了办案的质量、效率和水平。
意识形态审查意见篇5
[关键词] 立法事实 合宪性推定原则 证据规则 利益衡量 双重基准理论
一、引言
由于宪法规范的抽象性，宪法事实的复杂性，现代宪政制度架构下的违宪审查，己无法仅局限于通过字面、体系的分析进行宪法判断，而不得不求助于对支持该法律的立法事实（legislative facts）是否存在及其合理性的审查，来判断该法律是否违宪。
原理上，立法事实审查与宪法的基本原理即司法的性质（三权分立原则）密切相关，而在技术上又与违宪审查基准以及证据规则紧密相连，因此，对其原理及技术上的考察都应成为我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之准备工作的基础部分。在违宪审查制度已相当成熟的美国，对其的应用和讨论已相当丰富，因此本文就试图对美国宪法诉讼中的立法事实审查进行整理和分析，以期完成这基础部分中的初步工作。
二、立法事实的含义
（一） 立法事实概念的提出
立法事实的概念在美国最早由戴维斯(kenneth culp davis )教授[2]于1942年提出，他在区别判决事实（adjudicative facts）和立法事实时指出，前者指的是仅以解决案件为目的所应确定的事实，即有关直接当事人（谁、什么时间、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动机或意图、如何地、做了什么）的事实，而后者指的是形成所制定法律的基础、并支持该法律的（作为法律制定背景的社会、经济的）事实。[3]就像麦考密克所指出的那样，“以前法官应通过向专门的传统理论类推来合理化结论”而现今“司法过程的性质正是法官与立法者同样，有必要以成本和公共政策的考虑来活动”，从这种思路出发，其提出了“法官应该明了其意见的事实基础”这种诉讼程序的法则，可以建立“与引起诉讼的具体案件之历史事实的判决事实相对应的作为该判决基础的社会、经济、政治或者科学的立法事实”。[4]立法事实最普遍被引用的例子是：路易斯.布兰迪在muller v. oregon[5]一案判决意见引述的工作妇女需要特殊保护的材料，以及在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6]一案中详述对黑人孩子进行隔离会造成有害后果的社会科学附录。[7]
（二） 事实审查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立法事实的审查会在判例和学说中被提出？这就需要回顾美国法学发展的简单历史，实际上在美国，对于立法事实审查重要性的强调与现实主义法学[8]的兴起密切相关。美国传统的司法自制理论认为，宪法解释应该尊重宪法条文，即应以概念法学的方法，形式性地发现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法律并加以适用，类似于“自动售货机”，然而，进入20世纪，现实主义法学思想取代了“机械法学”的思想，通过卡多佐、霍姆斯等法官的主张，司法的法创造型功能逐渐被各界所接受，即认为司法过程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立法的功能。尽管今天仍有大量法官坚持司法审查要尊重议会的意志，进行自我限制，但是在言论自由的领域等，司法通过实行立法机关的功能来对立法事实进行审查，已被一定程度的接受。
另外，宪法的重要规定往往是极其抽象和一般的，在很多宪法案件中，一旦不可能仅仅比较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来决定法律的合宪性，法院就应该以法律为前提，去获有适用法律之事实的足够知识。因此往往必须诉诸于历史、哲学、政治思想，甚至统计学、经济学的知识，来解释宪法规范。从宪法诉讼的特点来说，法官对于宪法规范的解释，虽然一方面不能阻碍国民对于宪法秩序安定性的期待，但另一方面也要善于敏锐地捕捉时代的动态特征，衡量各种相关的利益。从方法和技术上来说，就要求法官不但通过思辨的思考方式，抽象演绎的方法作出法律问题的决定，而且要通过经验性的例证，以对详细的经验事实的分析为基础，来对宪法规范和法律的关系作出判断。当然事实问题的审查并非仅仅是对事实的分析，而是将事实认定与法律解释相结合的思考过程。
三、立法事实审查与合宪性推定原则
（一）合宪性推定原则（the presumeptions of constitutionality）
要认识立法事实审查首先必须理解合宪性推定原则及两者的关系。
合宪性推定原则在美国违宪审查制度建立当时就已经存在。该原则以三权分立原理为基础，是广义上“司法自我限制”的重要内容之一。[9]其宗旨是法院只有在议会具有明显（不存在合理疑问的余地）错误的情况下，才可以无视法律，作出判断。如果将违宪审查中的法律判断分为二个部分——法规范的解释在法上的问题以及法规范的事实评价问题，那么大量的案例表明，合宪性推定起到重要作用的事实评价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下，合宪性推定指的是“推定……支持立法的事实状态是否存在”。[10]
这种推定主要是运用合理性基准。布兰代斯法官在o’gorman &young v. hartford fire ins. co案件的法庭意见中就指出，作为基础的事实问题是立法合宪性的条件，当议会的价值判断欠缺合理的事实基础时，法院的审查就不受合宪性推定原则的支配。
一般认为合理性就是法律的目的和手段的合理关联。但判断这种关联要对具体案件中所包含的各种利益、要素进行衡量，往往通过大量案例也归纳不出抽象的一般原则。因此美国的宪法判例一般就以判断合理性的主体是“理性的人”[11]这一观念为前提来进行判断。在具体的案例中，有的实际上将议会的判断与抽象的理性的人的判断视为同体。[12]法院对于议会的事实认定抱有“极大的尊重”，使合宪性推定原则在宪法诉讼中产生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在大量的实例中，特别是在联邦最高法院对州法限制财产权的审查中，尽管立法机关的判断被视为理性的人的判断，但仍不能推翻最终要由法官来独立作出合理性判断的原则。所以对于支持法律的议会的判断是否具有合理性，法院还应通过记录和司法认知[13]( judicial notice)等方式来审查形成法律基础的事实，再做出决定。同时也依然存在由诉讼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立法基础事实的必要性。
（二）合宪性推定程度与举证责任
在实际的审查中，法院针对宪法所保障权利、自由的不同，对有关立法事实的审查强度也有所不同，从而对其的合宪性推定程度也强弱不一。例如，在美国的违宪审查中，联邦法比州法其合宪性推定的程度往往更强；而对于联邦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保障的自由，因为其具有优越的地位，法院在审查时，对有关规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合宪性推定的程度就相当弱，从而对于支持立法的立法事实进行更严格的审查。针对合宪性推定强弱程度不同的诉讼，质疑法律合宪性的诉讼当事人，其举证责任就有所区别。
进一步加以分析，以美国的宪法判例中合宪性推定的形态来看，根据karst的分类，大致可以分为：[14]①当支持法律的当事人一方提出支持适当立法的证据，即使反对的那一方也提出反对的证据，仍推定法律为有效；②使法律适当的任何事实状态都可被合理地发现，则推定法律为有效；③除非（只要）提出关于法律禁止、限制的害恶不存在或救济不适当的相反证据，否则就推定法律为有效。在以上三种情况中，第三种情况与前两种情况相比，主张违宪的当事人立证成功的余地就要大一些，“只要论证对法律不利的证据，就不适用合宪性推定”， 即只要主张违宪的当事人提得出反对的证据，就有推定违宪的可能。
然而现实中，违宪立证成功的可能性仍然很小。因为不合理性的立证相当困难；而以司法认知为名义独立调查社会事实的法院，支持合宪性推定的立证应至何程度，在判例中仍然不明确；并且相应于作为审查对象的权利、自由性质的不同，合宪性推定又存在强弱阶段的不同。就像在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co.一案中，尽管斯通法官在法庭意见中认为采用o’gorman一案中的合宪性推定方式（即上述第三种情况），但他也指出，这种情况下的司法审查，应该将争议限定在“一般是否了解，或者是否能够合理地预想，什么样的事实状态，给予了法律有利的支持”，“主张违宪的当事人，如果要对排除立法者的知识和经验范围内的具有合理基础的假定以外的事实进行立证，则要成功地主张、立证违反经济规制的合法程序，几乎是不可能的。”[15]从而，笔者认为，宪法诉讼中有关事实审查的本质问题就是：通过判例的分析对合宪性推定强度加以区别，明确事实分析和论证所起到的各种作用。具体来说，在举证责任的分配方面，就存在以下两方面的特点：
① 举证责任的例外。
主张违宪的当事人举证责任（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存在重要的例外。例如，当法律原本就“字面上无效”时，特别是法院依职权广泛地司法认知事实时，主张违宪的当事人即使立证不全面，也允许法院作出违宪的实体判决。当记录上形成法律制定基础的事实不全面时，最高法院可以基于记录、辩论意见以及辩论、职权调查，通过合宪性推定和已确立的宪法原则来处理案件，也可以驳回下级重审，或者不驳回但要求补正记录或再一次提供辩论意见并辩论。[16]
② 举证责任的转换。
在言论、思想自由具有优越地位的理论被承认时，限制第一修正案自由的法律就必须具有极强的正当化理由，必须证明其具有现实的而不仅仅是假定的事实基础存在。民主的宪法中，言论自由具有高度的价值，因此对制约该种自由的立法，必须加以特别严格的审查。相应于此，判例上形成了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基准、严格解释的原则、事前抑制的理论、漠然不明确而无效的理论、限制性程度更小的其他可供选择之手段基准，[17]并且承认了举证责任的转换，立法者负有证明限制其自由正当化的事实证明责任。
四、立法事实的审查方法
（一） 立法事实审查与证据规则（brandies brief、judicial notice）
那么在具体的违宪审查中，法院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手法来审查立法事实呢？以下首先从证据审查的角度来探讨立法事实的审查方法。
美国的联邦证据规则咨询委员会拒绝为立法事实的接受制定正式的规则，来给司法认知提供标准。咨询委员会相信司法对一般非法律知识的吸收不应该被“任何不可争议的形式、任何正式的认知要求、任何程度正式调查结果的要求”所局限。在联邦证据规则咨询委员会对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201条进行的解释中，明确指出该规则规范的是司法认知“判决事实”，而不认知“立法事实”，因为，该委员会认为，立法事实的确认很多在法官的司法推理过程中就存在，无法用正式的规则加以规范，而且通常根本无法来区别哪些立法事实在法官作出判决过程中已被法官所认知。[18]但学者对此的评论中，指出了立法事实不在联邦证据规则第201条的范围内，并不意味着法院对立法事实的决定应该不受拘束。因为程序公平的问题必须得到考虑。[19]
那么，法院如何获得立法的背景知识呢？在美国，首先利用的是当事人关于官方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医学或社会科学者的著作及论文、议会的惯例等社会的、经济的事实和意见的书面陈述，即布兰代斯意见书（brandeis brief）。[20]但是，诉讼当事人提供证据地能力缺陷又要求法院能够独立地调查立法事实，依职权对立法事实加以认知。[21]而法院在依职权主动调查立法事实又要注意：当事人应该具有获得以适当方法对抗影响案件判决所有事实的机会；同时因为立法事实通常都是具有争议的复杂事实，所以要采用议会的有关听证、委员会的报告书来提供决定立法合宪性的事实；另外，法院并不具有认定立法事实真实性的能力，而只是衡量诸项利益，决定立法是否符合宪法，因此利用专家的证词或鉴定来分析、论证立法事实，则更具效果，对于主张违宪的一方来说，在当事人程序的基础上，提出“专家证词”作为立法事实的证据，则更加适当。
从诉讼程序上来看，最高法院对于争议立法事实不清楚的上诉案件，通常会作出三种形式的回应：①驳回重审，要求下级法院进一步审查立法事实问题；②受理该案件，安排上诉双方对有关记录的质证，或者要求上诉双方进一步提交意见书或辩论；③在现有记录、意见书和辩论意见的基础上或自己进一步展开调查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其中，第③种程序是最典型的。有很多批评者认为制度的惯性、最高法院对成本的考虑、最高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关系都导致了法官往往依赖于下级审提交的材料直接作出判断，而造成对立法事实的审查不充分。[22]
（二）立法事实审查与利益衡量
其次，立法事实审查的方法与违宪审查中的其他方法，特别是利益衡量的方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如上所述，法院在宪法诉讼中对立法事实的审查，在于判断支持立法的事实基础是否存在，这其中不仅是判断立法事实本身是否存在，而更重要的是判断支持立法之事实的“妥当性”、“合理性”。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立法事实也就不仅仅是事实问题，而同样是法律问题（questions of law），特别是当争议对宪法上所承认的基本人权课以一定限制的法律之合宪性时，要对立法事实进行分析、论证。这种法律要以一定的事实状态为前提，其合宪性才被承认，因此为了对该事实状态作出判断，即对支持法律的合理的事实基础作出判断，就要对该法律的立法目的以及为达成立法目的所采用的手段的合理性（只要具有合理性就认为合宪）进行判断。支持立法的事实，不仅包括支持立法目的合理性以及与立法目的密切关联的立法必要性的事实，而且包括达成立法目的之手段合理性（特别包括在精神自由成问题的情况下，强调必要最小限度的含义）的事实基础。而有关经济自由规制立法的立法事实问题，就要对立法之前的事实状态、新的立法对该事实状态改善的实效性、这其中所产生的损失以及成本等进行利益衡量。立法事实的判断是法官对立法目的与手段的关联性以及诸种利益衡量的总体结果，是一种法的价值判断。而相应的合宪性推定就是法官对议会衡量诸种利益得出价值选择的再衡量的自制行为。[23]正如karst的经典论述，每一件宪法争议中，都包含着事实的因素，并影响着法院的最后决定，一般来说，法官所要处理的立法事实的问题包括：[24]
1、 法律的目的和效用方面
（1）这一规制对于政府所选择的目的，能够提高多少？
a、如果这一规制是完全成功的，那么其给社会能带来多少更多的安全、健康和道德？
b、该完全成功的几率有多大？部分成功呢？
（2）这一规制与其他对宪法所保护的利益影响较少的规制相比较，对政府目标的提高高多少？
2、 受到法律影响或成本方面
（1）（言论、商业等）的自由会被这一规制限制多少？
a、如果该规制发挥其最大限制效果，那么自由将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受到限制？
b、该规制具有最大限制效果的几率有多大？具有部分限制效果的几率呢？
（2）这一规制比其他可以达到同样目的的规制更多具多少限制性？
karst指出以上的这些事实问题，即使法院没有进行质证或接受阐述这些问题的备忘录，他仍然会通过他自己的经验和所受的教育来设想答案。并且法院审查立法事实一般并不是决定它们的“真实性”而是决定是否可以作出一个合理的有关立法的判断来支持所执行的法律。
因此，依笔者之见，这些立法事实的问题本质上是价值的问题或者法的问题：规制所寻求达到的目的对社会来说有多重要？被规制所影响的利益有多重要？这是司法性立法的核心。而相关的答案最终都是通过先例以及法官个人对社会价值的衡量来得以实现。
但对实用主义的利益衡量抱有谨慎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如果在司法审判中提高实用主义衡量（pragamatic balancing）的影响，可能会使司法的过程更类似于立法和行政的过程，这将会损害法院的合法性（legitimacy）。[25]
（三）双重基准理论下的立法事实审查
上文在举证责任方面，已经触及了了“双重基准”原则对立法事实审查的影响，那么在总体上，双重基准理论下的立法事实审查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双重基准”（double standard）原则是由联邦最高法院1938年在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co.案的第4注脚所发展出的，认为言论等精神自由，比起经济自由更处于优越地位的理论。具体到立法事实审查，一系列的判例表明，经济自由领域对立法事实的审查更尊重立法机关的裁量自由，法院对立法事实在有审查的必要情况下，遵守合理性基准进行合宪性判断。而在言论自由领域，正如上文在举证责任方面已论述的那样，法院在对立法事实进行审查时，合宪性推定的程度较弱，从而具有一系列审查的特殊点。
美国联邦法院对言论自由案件中立法事实的审查建立在第一修正案的规范框架下。即在言论自由的案件中，传统的司法对立法之事实发现（fact-finding）的尊重（deference）必须参考第一修正案所体现的规范的框架来评估，一般将保持第一修正案中价值的持续活力托付于法院，保证法院做出决定的首要性（primacy），从而刺激法院作为首位来作出清晰的经验决定，并确保法院依赖准确性(accuracy)的事实做出决定。
1、司法为首位之规范（the judicial primacy norm）[26]
第一修正案法理的最基本规范内容是提出表达自由争议由司法机关解决为首位的原则。这是建立在对人权法案寻求去除政治领域表达自由限制的理解上。近来“事实上每个人”都同意法院的这种支配性角色。而法院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反映在了第一修正案文本中所指示的司法审查的较高位置。
因为表达自由对于有效的民主政府来说及其重要，所以对这种权利的保障托付给了独立的司法，而不是政治机构。对表达自由限制的政府行为被要求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因此在言论自由的案件中，政府将面临证明政府侵犯言论自由行为合宪的负担。严格和中度审查都要求法院审查政府所主张的利益，精确区分被保护和不被保护的言论，并决定政府利益是否存在及政府行为的效果。
2、准确判断之规范（the accurate decisionmaking norm）[27]
第一修正案法理还嵌入了一个特别的、关于政府行为是否侵犯言论自由的准确事实判定义务。准确性的要求根植于第一修正案原理以事实为基础的结构中。言论自由原理要求法院在经验上对事实做出评估，从而来衡量竞争的利益。第一修正案的衡量基准（最著名的是奥布莱恩基准）要求法院评估社会危害的严重性和合法的政府利益的重要性。哪怕在审查内容限制时，法院也必须做出关于是否存在强制性的政府利益以及这些利益和政府的行为是否一致的事实判定。因此，无论是严格还是中度审查，发现事实对于审查政府行为的合宪性都是决定性的。最高法院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学说，也许可以被称作“准确性规范”，在bose corp. v. consumers union of united states, inc.案及其后的案件中都体现出来，上诉法院审判言论自由案件，具有独立地审查联邦和州法院以及行政机关事实记录义务。事实必须被独立地审查，以确保存在问题的言论确实在不受保护的言论中，以及不受保护言论的边界界定在可接受的狭窄范围内，以保证判断的准确性。
但是美国的宪法学说上，却认为在言论自由的案件中，法官的立法事实审查的立场并不固定，往往在尊重立法机关的判断和作出自己独立的决定之间摇摆。特别是在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v. fcc[28]案件[29]中，大量学者指出法院过度尊重了立法对事实的决定，其所采用的审查基准明显地限制了言论自由案件中审查立法事实的普遍范围。[30]
五、 代结语：对立法事实审查局限性的反思
在美国立法事实审查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一直维持较为保守的传统。而在学界中，对立法事实审查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为数不少。总结不同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大致可将他们对法院审查立法事实抱有疑问的原因分为以下几点：
（1）律师和社会科学学者有着完全不同的专业社会化背景和伦理要求。律师有着明确的有利于其委托人的目的性，其中立性很难保证[31]
（2）对立法资料选择的恣意性。在宪法诉讼中，法院可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使用“外部的资料和外部的状况”。美国学界一般认为，“外部的帮助”不允许由法院用来在区别于立法目的（purpose）的意义上探究议会的动机（motive），但允许法院用来广泛地认定立法事实或解释法律条文。法院在利用认定立法事实的时候必须非常慎重，以防随意构成自己独自的意图。对外部资料的司法认知，在判决书中要明示，即是为了控制法官恣意选择材料或形成自己意图的手段。
（3）利益团体的游说。有的学者担心，一旦司法具有了对立法事实进行审查的自由裁量权，这种司法的立法过程，必然会促使很多在立法过程中在议会游说的利益团体将活动的场所开辟到法院内，这样就会损害法院独立于政治机关的特性，影响法官做出正确的判断。
（4）价值先定。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和法官本身都存在价值先定的问题。尽管他们使用社会研究的数据来支持其价值判断，并声称其价值中立，但往往他们在选择数据和分析因果关系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主张，或者说会根据自己先定的价值倾向选择相应的材料或立法事实来证明其决定。[32]
虽然，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学者肯定立法事实审查的价值及改善的意见。例如适当利用专家意见（expertise）以及提供利益代表(interest representation)表达途径[33]，或者通过规范法院对社会科学证据调查、采纳的程序和方式等，来缓解法院审查立法事实中所存在的问题。[34]
综上所述，在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背景下，立法事实审查在美国违宪审查的判例和学说得以提出并引起重视，但综观近一个世纪以来判例的发展和学说的争论，司法界和学界对法院行使立法事实审查的功能仍抱有深切的疑问，在判例上也未曾真正得到提倡，而是谨慎地限于刑事类的宪法诉讼以及对人种歧视等宪法案例中。而这些疑问和争论背后存有的仍是法学的核心问题，即事实与价值之关系的问题。将宪法诉讼中的立法事实审查之问题放置于近代法律学方法的发展历史坐标中，即可发现在法律学方法从概念法学向利益法学、社会学的法律学等的发展过程中，立法事实审查的强调正出现在面对多样的价值分裂、复杂的社会纷争，而要求摆脱形式主义法学的束缚，拥抱积极地法创造性的法律学方法之时，然而其最终自身也无法摆脱形式与实质、事实与价值调合之难题。从而，对于我国未来可能设立的违宪审查制度来说，如何在原理和技术层面处理好立法事实审查的问题，即遵守法教义学的法律学基本方法，又能在宪法概念、宪法体系的解释框架中，应对社会的复杂变化，求得实质之正义，将是中国宪法学的艰巨任务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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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k. davis, an approach to problems of evidence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55 harv. l. rev. 364, 404 (1942)一文。
[3] 参见前引注，davis一文，并可参见芦部信喜《憲法訴訟の理論》有斐閣，1973年版，第152页。实际上，判决事实和立法事实的区别往往是很模糊的。不过当法院有意识地规定新的判例法的规则时，当法律反复被废除，已不适合社会的事实状态时，特别是当法律的合宪性依存于一定事实状态的存在时，立法事实提出的程度如何就左右着诉讼的适当解决。
[4] 参见c.mccormick,handbook of the law evidence §331(2 ed.1972)
[5] 208 u.s. 412, 419 (1908)
[6] 347 u.s. 483, 494 n.11 (1954)
[7] 参见ann woolhandler, rethinking the judicial reception of legislative facts,41 vand.l.rev.111。
[8]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是美国从1920年代、1930年代起发展的一项法律运动，由美国研究法律和社会运作的教师和律师组成。法律现实主义者寻求代替法律形式主义者，用社会方法和心理分析来获得案件方法和法律的科学途径，以求得出合适的社会政策。在司法判断中运用社会学数据也是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一个结果。法律现实主义的重要先驱，霍姆斯法官坚称司法判断作出者需要使用社会科学的结论。庞德进一步推动了他的想法，主张聚焦于法律争议背后的社会背景的社会学法理。布兰代斯意见书运用了社会科学研究在法院面前主张竞争的宪法事实。在司法认知中重要地运用社会科学事实开始于1916年布兰代斯任大法官。1920、1930年代最高法院的多数派是形式主义法官，他们不承认立法事实。直到新政时期才开始被慢慢接受。沃伦法院是首先运用广泛的社会科学数据，布朗案就是最著名的。而现代最广泛的使用是1980年代最高法院有关死刑的案件中。参见michael rustad & thomas koenig,the supreme court and junk social science:selective distortion in amicus briefs,72 n.c.l. rev. 91（1993），p101-113。
[9] 韩大元教授曾详细论述了合宪性推定原则的理论基础，特别指出应该是从判断能力和民主政治的特点来具体探讨合宪性推定原则的应用基础。参见韩大元《论宪法解释程序中的合宪性推定原则》，载于《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
[10] 参见前引书，芦部信喜，第132页。
[11]理性的人（the reasonable person）的标准源于普通法发展中的法律虚构。指的是可以代表一般公民的假设的、理性的、合理的有智识的个人，他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在法律的决定过程中被考虑。参见百科全书的解释。
[12] 参见前引书，芦部信喜，第135页。
[13] 《元照英美法律词典》将judicial notice译为“司法认知”，“指法庭对众所周知的且无争议的事实予以承认和接受，从而免除当事人对该事实的举证责任。可被司法认知的事实范围广泛，如国家法律、国际法、历史事件、地理特征等。法庭可以主动对某一事实予以司法确认，也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参见该词典第750页，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 参见karst, legislative facts in constitutional litigation, 1960 sup.ct.rev.75,95(1960).
[15] 参见前引书，芦部信喜，第141页。
[16] karst, legislative facts in constitutional litigation, 1960 sup.ct.rev.75.95(1960)。
[17] 有关于对言论自由限制的审查的各种基准和理论可参考芦部信喜《宪法》（第三版）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有关言论自由权利的部分论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18] 参见united states code service对联邦证据规则的综述，以及dennis j. turner，judicial notice and federal rule of evidence 201 -- a rule ready for chance，45 u. pitt. l. rev. 181（1983），p182-183。
[19] 很多学者对法官的立法事实审查不受证据规则的拘束提出了异议，认为那样他可以拒绝两造中任何一方的建议，他可以独立调查，可以自由使用自己的或两造提供的数据，可以根据已有的证据作出结论也可以不根据，这样当事人对事实审查的程序根本无法控制，参见morgan, judicial notice, 57 harv. l. rev. 269, 2 (1944)，p270-271。
[20] 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布兰代斯在1908年muller v. oregon.一案中作为律师向法官提供了一项三页的意见陈述，在该意见书中，他首次应用了社会科学研究来证明妇女在工厂一天工作超过十小时对公共健康、安全、道德和福利来说是危险的。这一意见书被认为以法院对社会事实的司法认知取代了契约自由的形式主义概念。可参见john monahan & laurens walker, social authority: obtaining, evaluating, and establishing social science in law, 134 u. pa. l. rev. 480 (1986)。从而，布兰代斯意见书（brandeis brief）被用来指代进行法律之外政策方向的论证的律师意见。可参见herbert hovenkamp, social science and segregation before brown, 1985 duke l.j. 624, 628 n.15。宪法诉讼当事人开始经常性地通过布兰代斯陈述向法院提供其记录中不具有的事实证据，不过一些学者认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最高法院还是很大程度上忽略提交的该种意见书。另外，需要额外加以注意的是布兰代斯意见书被接受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兴起的背景。
[21] 参见前引书，芦部信喜，第154页。
[22] 参见karst, legislative facts in constitutional litigation, 1960 sup.ct.rev.75,95(1960)。
[23] 参见前引书，芦部信喜，第137页。
[24] 参见karst, legislative facts in constitutional litigation, 1960 sup.ct.rev.75,95(1960)。
[25] 参见ann woolhandler, rethinking the judicial reception of legislative facts,41 vand.l.rev.111.(1988),p121。
[26] 参见deference to legislative fact determinations in first amendment cases after turner broadcasting,111.harv.l.rev.2312 (1998),p2317。
[27] 参见deference to legislative fact determinations in first amendment cases after turner broadcasting,111.harv.l.rev.2312 (1998),p2317-2320。
[28] 包括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v. fcc, 512 u.s. 622 (turner i) (1994), and 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 inc. v. fcc, 117 s. ct. 1174 (turner ii) (1997)。
[29] 案件的简要介绍可参见李仁淼“网路内容规制立法之违宪审查与表现自由”，载于中正法学集刊第十二期， 2004-8-17。
[30] 参见deference to legislative fact determinations in first amendment cases after turner broadcasting,111.harv.l.rev.2312 (1998)。
[31] 参见michael rustad & thomas koenig,the supreme court and junk social science:selective distortion in amicus briefs,72 n.c.l. rev. 91（1993），p118-119。
[32] 参见ann woolhandler, rethinking the judicial reception of legislative facts,41 vand.l.rev.111, (1988)，p119-120。
[33] 参见ann woolhandler, rethinking the judicial reception of legislative facts,41 vand.l.rev.111,(1988)，p123-126。
意识形态审查意见篇6
根据市委巡察工作的统一部署，2019年X月X日至X月X日，市委巡察二组对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开展了巡察，并于2020年X月X日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担当，不折不扣抓好巡察整改
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坚持把落实巡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强化政治责任担当，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
(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整改自觉。巡察反馈会后，工委迅速研究部署巡察整改工作，认真组织学习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工委党员干部坚持以“整改不落实，就是对党不忠诚”的高度认识巡察整改工作，切实增强抓好巡察整改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加强组织领导，压实整改责任。工委坚决扛起巡察整改主体责任，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常务副书记任组长的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推动巡察整改工作。工委主要领导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先后9次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专题会议，讨论整改方案，研究推进措施。其他班子成员和各部室根据职责分工，按照任务清单、时间表，逐一抓好具体问题的整改落实，确保整改工作不留盲区。
(三)坚持问题导向，细化整改措施。认真对照市委巡察反馈问题，制定《关于落实市委巡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和《落实市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分工列表》及整改进度表，细化整改问题清单，逐一明确整改责任领导、责任部室、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确保整改任务到人、责任到岗、措施到位。
(四)注重以上率下，强化整改合力。工委于9月9日召开巡察专题民主生活会，围绕巡察反馈问题，认真开展对照检查、深刻剖析问题根源。工委委员会会议多次听取巡察整改进展情况汇报，有关责任人认真对照清单，认领问题，做到立行立改，真改实改，既立足当前，抓好问题整改，又着眼长效，健全制度机制，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
二、巡察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党的政治建设方面
1.关于“对市直机关党建工作统筹谋划不够”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认真学习贯彻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市委机关党的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修订完善工委委员会会议议事规则，突出工委委员会“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强化工委对机关党建整体、宏观问题进行统筹谋划的职能。2020年共召开工委委员会会议X次，其中研究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谋划2020年度机关党建工作、部署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有关问题整改等方向性、全局性工作X次，占X%。
2.关于“执行民主集中制不够严格”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加强工委委员会会议议题管理，制定工委委员会会议议题清单，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及其他党内有关规定，将应当提交工委委员会会议讨论和决定的重大问题进行明确细化，列出具体清单X类X项，并根据需要进行动态调整，避免应当提交工委委员会会议讨论研究的事项而未提交。
3.关于“聚焦主责主业意识不够强”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一是抓好党建主业。认真学习领会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在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中下功夫，进一步找准定位、有效作为。如，2019年，开展了“服务‘X’战略，优化营商环境”主题实践活动、制定了《市直机关基层党建工作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社区党组织共驻共建的通知》等。二是加强党建创新。实施机关党建创新“书记项目”，面向全市机关开展机关体制机制创新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推动基层积极探索创新。
三是聚焦党建主题。对工委举办的各类文体活动进行精简，在2018年、2019年市直机关党建工作要点中已大幅减少了各类文体活动的开展，凡与工委职能和党建关联度不高的各类活动已不再举办。制定工委会议活动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会议活动管理与审批。今后工委以搭平台、指方向、造氛围为主，凡以工委名义开展的活动，必须聚焦党建主题，在活动形式、内容和参加对象上要体现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4.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省委《实施办法》不到位”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针对对所属机关党组织书记任职条件把关不严的问题，已将在巡察时仍由非党组成员兼任的3个单位党组织书记调整为由党组成员兼任。制定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审批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审批范围、条件和程序，坚持“三个不批”原则，机关党委(党总支、党支部)书记人选不是党组成员的坚决不批，新任的机关党委、机关纪委负责人年龄不能任满一届的以及连续任职超过两届的一般不批，坚决把好机关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审批关。
5.关于“贯彻《关于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不到位”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经对工委管理党费进行核实，党费账户资金结余过多的主要原因是办理回拨党费不及时，以及留成补交党费结余。
一是及时办理党费回拨。从2017年起，工委加大了党费回拨办理力度，至2019年12月共办理回拨党费X笔X万元，历年结余应回拨而未回拨的党费已回拨到位。今后将简化党费回拨办理手续，由依申请回拨改为统一办理回拨，每年4月底前梳理上年度可回拨党费数额，并及时办理回拨手续。
二是制定补交党费使用计划。按照补交党费使用范围，对2018年底工委留成补交党费结余制定使用计划，目前已完成这笔补交党费使用。
三是加强党费支出预算管理。按照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加强对党费使用的统筹安排，提高党费资金使用率和用于党员教育培训的比例。2019年，通过举办党务干部培训班、订购党员徽章、征订和印制党员学习教育资料等方式，进一步加大了党费用于党员教育培训的力度。
6.关于“贯彻市委‘X’发展战略研究部署不够及时”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2019年，工委结合学习贯彻在参加XX届全国人大XX次会议X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XX乡亲们的回信重要精神，围绕市委市政府全面实施“X”发展战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等工作部署，认真研究提出了具体贯彻措施。如，围绕学习贯彻参加X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面实施“X”发展战略，组织开展了“服务‘X’战略，优化营商环境”主题实践活动、开展了全市机关体制机制创新优秀案例评选活动;围绕学习贯彻市委X届X次全会精神，部署开展了以“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学习大讨论;
围绕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文件精神，组织开展了“马上就办”“担当作为”“改革创新”等“三个十佳”典型评选;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城市基层党建工作部署，联合市委组织部制定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社区党组织共驻共建的通知》;围绕学习贯彻回信重要精神和市委X届X次全会部署，组织开展“结对共建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等，在服务发展上展现了新作为。
(二)党的思想建设方面
7.关于“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重视不够”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对意识形态工作有关文件精神进行再学习，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成立工委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实施意见，2019年工委委员会会议先后2次研究听取意识形态工作。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纳入学习计划，加强学习研究，已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工委中心组2018、2019年度学习计划，2018年以来工委中心组先后X次传达学习上级关于意识形态有关精神和要求。坚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纳入年度机关党建工作要点，已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到2018、2019年市直机关党建工作要点，推动市直单位把意识形态工作与机关党建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
8.关于“部分党工委班子成员未把抓意识形态工作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报告的重要内容”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针对问题，工委高度重视，立即对2017年度、2018年度民主生活会个人对照检查材料未体现意识形态内容的4位处级干部进行批评教育，督促引以为戒、立行立改。在9月9日召开的工委巡察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相关人员就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进行了对照检查。同时，制定工委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具体程序办法，进一步明确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7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今后将加强对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个人发言提纲审阅把关。
9.关于“公共领域宣传阵地管理不到位”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加强X机关党建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建设管理，指定X位同志专门负责。针对“X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未更新信息问题，优化设置微信公众号栏目，2019年9月以来已转载、信息X条。针对门户网站信息时效性不强问题，制定公共领域宣传载体管理工作规定，规范信息审批程序，增强信息的时效性、及时性。
10.关于“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示范缺位”问题
整改情况：坚持规范开展学习，修订完善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明确工委中心组学习内容、形式、要求和管理等，切实提高学习质量效果，充分发挥领学促学作用。2017年以来，工委中心组均按要求制定了年度学习计划、专题学习方案，推动了学习规范化。2019年，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共开展学习X次，其中开展交流研讨X次。
11.关于“工作责任压力传导不足，推动整改工作落实不到位不彻底”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认真落实《X市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的实施意见》，加强对市直单位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情况的检查考核和通报。2019年12月，对市直单位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19年学习情况进行了检查考核和通报。同时，制定市直机关基层党建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和年度实施细则，把市直单位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情况纳入年度党建考评内容，推动提高学习质量效果。
12.关于“审核把关不严”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进一步规范发展党员政治审查工作，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落实发展党员政治审查工作的指导意见。针对市民族宗教局党支部吸收的1名预备党员部分个人思想汇报及其所在党支部提交的政审综合材料未与时俱进体现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求问题，经市民族宗教局党支部对该预备党员能否转为正式党员重新讨论通过，已批准给予该预备党员延长预备期一年的组织处置和决定给予该党支部通报批评，该党支部已作出书面检查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三)党的组织建设方面
13.关于“发展党员不够规范”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针对指导不力问题，加强业务指导，编印发放《发展党员工作手册》、《发展党员工作流程图》，开展对XX等X个单位发展党员工作抽查。针对审核把关不严问题，加强审核把关，对报送工委审核(审批)的发展党员材料，审核发现的问题逐一给予出具书面审核意见，2019年共审核发展对象X名，逐一出具书面审核意见。针对全程纪实表未填写完整问题，加强审核管理，今后在预审时加强对全程纪实表的审核，发展党员工作结束后，将填写的全程纪实表复印件交工委统一编号集中管理。
14.关于“民主生活会会前准备不够充分”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对在2018年度工委民主生活会个人对照检查材料中，未就是否存在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问题作出说明的3位处级干部进行批评教育，督促立行立改，在召开工委巡察专题民主生活会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相关人员就是否存在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问题作出了补充说明。坚持把会前准备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基础工程，制定工委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具体程序办法，进一步明确民主生活会会前各项准备工作和会上需要作出说明的各类问题，今后加强对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个人发言提纲审阅把关，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15.关于“组织生活会开展不规范”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针对反馈意见指出的大部分班子成员参加组织生活会，多以批评他人为主，未能以普通党员身份汇报思想谈认识的问题，工委班子成员高度重视，立行立改，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均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工委机关党支部开展的“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主题党日和专题组织生活会，每个班子成员逐一汇报思想谈认识，逐一检视剖析自身存在问题，其他党员普遍对党员领导干部开展批评。
16.关于“党支部换届自身表率不到位”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针对反馈意见指出的工委机关党支部换届不规范，2017年3月支部换届选举党员大会，未开会研究就简单“一刀切”将离退休党员人数不列入应到会人数的问题，在2017年9月、2018年2月开展工委机关党支部委员补选时，已严格按照《中央组织部党组织选举工作手册》，认真开会研究分类确定不列入应到会人数。针对反馈意见指出的工委机关党支部换届档案不齐全，2014年3月支部换届选举的支委会会议、党员大会相关记录及选票等过程性材料缺失的问题，为严肃工作纪律，要求党支部书记对时任组织委员进行批评教育，并引以为戒、立行立改。经认真查找，已找到2014年3月党支部换届选举选票等过程性材料。2017年以来，工委机关党支部已按要求认真做好换届选举、党员民主评议等支部工作过程性材料整理归档，使支部工作有遵循可考核。
17.关于“督促市直单位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不到位”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一是加强动态跟踪管理。建立市直单位基层党组织换届台账，适时跟踪了解按期换届情况。二是建立提醒督促制度。制定《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提醒督促制度》，定期对即将任期届满的单位党组织作出书面提醒，督促其按期开展换届选举工作。三是加强换届工作指导。编印《党支部工作手册》，明确党支部换届工作流程、工作文书、注意事项等，进一步规范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2017年以来，任期届满的单位党组织均已完成了换届选举工作。
18.关于“选人用人不够规范”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针对“民主推荐情况未经工委会会议研究确定为考察对象”问题，制定《工委机关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具体办法》，细化分析研判和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任职等各环节工作的具体操作规程，明确确定考察对象时，必须根据民主推荐情况认真召开工委会会议研究，并做好会议记录和干部选拔任用全程纪实，进一步规范选人用人程序。针对“研究决定干部任免前未听取纪检部门意见”“未在公示期内开展廉政测试”问题，在制定的具体办法中，明确今后在讨论决定干部选拔任用前，必须先以书面形式征求纪工委对拟任人选党风廉政情况的意见;对拟提任干部开展廉政测试，必须在公示期内进行，进一步把好廉政关口。针对“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不规范”问题，今后工委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干部选拔任用时，工委委员要逐一充分发表意见，并在会议记录中逐一体现，进一步规范讨论决定环节，提高选人用人决策质量。同时，为严肃工作纪律，对负责干部人事工作的相关同志进行了批评教育，责其作出书面说明。
(四)党的作风建设方面
19.关于“存在重部署轻实效的情况”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针对反馈意见指出的“对各单位党组织述职评议存在问题，会后督促整改不够到位，述职评议成效转化不够明显”问题。一是统筹抓好整改。2019年X月，结合落实市委书记、县(市、区)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有关问题整改，统筹制定印发整改方案，要求市直各单位党组织对照整改任务，并结合工委开展的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党建工作检查发现的问题等，研究细化具体整改措施，统筹抓好整改落实。二是建立整改台账。今后对工委开展的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有关问题，将逐一梳理问题清单予以反馈，汇总制定整改台账督促整改落实。2019年X月，工委开展了市直单位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对会议述职对象逐一反馈了问题清单并建立了整改工作台账。三是加强检查督促。制定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办法，把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有关问题整改情况纳入年度机关党建考评重要内容，促进述职评议有关问题整改落实。
20.关于“2013年至2018年党费超范围使用”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组织学习党费工作有关规定，准确把握政策要求，进一步提高对规范做好党费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结合市直机关实际，制定工委党费账户管理规定和留成党费使用项目及费用种类清单，进一步规范党费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同时，严格履行党费使用程序，坚持每一笔党费开支必须经工委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加强党费业务和财务审核，避免超范围、超标准使用。
21.关于“未设立补缴党费专门科目、进行专账管理”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已从2017年起，分年度在工委党费账户中列出清理收缴党费专门科目，并对应建立辅助账，让这笔党费收支情况均在这个科目中核算和反映。
22.关于“公务接待无公函无审批单、陪餐人员超标”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对反馈意见指出的“2013年至2015年，无公函无审批的公务接待共计9笔7904元”问题进行核实处理，经核实，均为实际公务接待行为;对反馈意见指出的“XX”问题，经核实，工委制定的《XX》，方案中明确X工委陪同调研座谈人员XX人，但陪同调研座谈人员未全部安排就餐，实际陪餐人员为XX人。上述问题，反映了工委公务接待方面工作的不规范，为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修订了工委公务接待工作规定，并对相关同志进行提醒谈话。今后将严格遵循公务接待“先审批、后接待”程序，严格控制接待范围，落实陪同调研人员、陪餐人员、用餐标准等接待工作要求;严格实行公务接待一事一结，每次公务接待活动结束后及时结算、加强审核，凭证不齐全的一律不予报销。2017年以来，工委公务接待7批次，均严格按相关规定进行。
23.关于“违规使用公车加油卡”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针对原所聘用X名驾驶员(已分别于201X年、201X年离职)在驾驶公务用车期间，使用公务加油卡为其私车加油X次，总金额X元已予以清退。工委充分认识到在公车使用管理方面的漏洞，结合工委已无公车主要采取社会租赁方式保障集体公务出行实际，修订公务车辆使用管理规定，严格实行车辆派车单审批制度，进一步规范公务车辆使用。
24.关于“机关工会财务制度执行不够严格”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针对反馈意见指出的“财务报销审批不规范”问题，机关工会认真对照整改，根据《X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市直机关工会财务管理办法，明确市直机关工会经费开支实行工会委员会领导下的主席负责制。今后凡市直机关工会账户经费支出，均由市直机关工会主席审批，不再由工委常务副书记审批。
(五)党的纪律建设方面
25.关于“党员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不严格不到位、谈心谈话制度落实不够到位”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从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工委认真吸取教训，不能丝毫麻痹，及时研究整改措施，明确工委委员会会议每年研究2次以上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并根据需要随时研究工委机关自身党建有关问题。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纳入中心组学习内容，2019年通过中心组学习、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等先后5次传达学习上级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关精神和要求。修订工委谈心谈话制度，明确责任主体、谈话方式和工作要求，谈话内容联系工作实际、联系个人思想状况。结合召开巡察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工委主要领导与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与分管部室负责人之间普遍开展了一次谈心谈话。
26.关于“纪工委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纪工委其他干部仍兼顾党工委相关工作，无法形成有效监督”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纪工委充分认识到在履行监督责任方面存在薄弱环节，纪工委书记或副书记严格按照规定参加工委委员会会议，落实对机关工委的监督责任，综合运用“四种形态”，依规依纪依法对发现的机关工委存在问题进行处理和处置。针对“纪工委其他干部仍兼顾党工委相关工作，无法形成有效监督”问题，工委正视问题，按照“三转”要求，对工委干部工作进行调整，不再让纪工委其他干部兼顾工委工作，确保其主责主业，同时配齐纪工委空缺编制，保障纪工委监督力量。
27.关于“信访件办理核实不够到位”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针对该问题，纪工委充分认识到在信访件处置这方面的工作还有所疏忽，必须正视问题，立即整改，梳理制定了信访件办理流程图，进一步规范信访件办理工作，确保每件信访件运行轨迹清晰、处置流程规范、核查处理到位。同时，今后在办理信访件过程中，加强与市纪委信访室、派驻纪检组及有关单位党组织的沟通联系，切实增强信访件办理实效。
28.关于“审理把关不够严格”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针对反馈意见指出的“对移送审理的调查核实问题，办案机构调查处理不到位，纪工委在审理中没有指出、纠正”的问题，反映了纪工委开展工作还存在疏忽环节。纪工委高度重视，立即整改，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X省贯彻<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实施细则>》，定期总结分析案件审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每季度向市纪委、机关工委报告。建立健全对市直机关审查处理违纪案件的质量评查机制，对党组讨论决定、派驻纪检组审查处理的案件事实证据、性质认定、处分档次、程序手续等进行监督检查，进一步提高市直机关违纪案件审理工作质效。
29.关于“处分决定行文未经领导签发”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针对巡察反馈的问题，纪工委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40件案件审理案卷进行自查，对未落实文件审签制度的已全部由时任分管领导进行了补签。今后将严格按照中央纪委监委关于审理工作文书格式及中央关于党政机关文书工作要求，规范审理工作文书撰写，加强审理文书审核把关，确保审理文书效力。
30.关于“办案程序不规范”问题
整改情况(已完成，并将长期坚持)：纪工委充分认识办案程序的重要性，对《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纪检监察机关案件档案管理办法》等制度规定进行再学习，组织4位纪工委干部全部参加市纪委监委的举办的纪检业务培训班接受业务培训，组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审结案件(含自办件审查卷)案卷进行全面自查，对查出的审理组经办人员未签字等文书或程序审批表格等进行补签。同时，按照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及中央纪委监委关于审理工作要求，修订了纪工委委员会会议制度，制定了审理工作流程图，进一步规范审理工作程序和要求，提高审理工作质量和效果。
三、巡察反馈问题线索的处理情况
针对市委巡察反馈的问题，工委高度重视，对X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涉及科级干部X人(批评教育X人、提醒谈话X人)，组织处置X人，责令X个党支部作出书面检查，共清退返还金额X元。
四、需要进一步整改的事项及措施
在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巡察办和巡察二组的指导下，经过努力，整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仍需持续深化推进。工委将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抓好巡察后续整改工作。
一是聚焦使命任务，强化责任担当。工委将始终牢记政治机关定位，进一步强化管党治党政治担当。深入学习贯彻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市委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的职责定位，把主责主业聚焦到深化理论武装、夯实基层基础、推进正风肃纪等重点工作上来，把主要时间精力放在指导督促市直单位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等职责任务上来，着力推动市直机关党的建设走在前、作表率。
二是抓好后续整改，巩固工作成效。当前，工委巡察整改完成了集中整改阶段性任务，下一步将按照《整改方案》要求，持续抓好长期坚持工作的落实和阶段整改成果的巩固。对已经完成整改的，适时“回头看”;对尚未完成整改的，跟踪抓紧落实;对需长期坚持的，突出建章立制，并严格执行，发挥其效用，确保问题改扎实、改彻底、改到位。
三是落实“两个责任”，加强自身建设。通过持续抓巡察整改，进一步严格落实《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不断加强工委自身建设，坚决防止“灯下黑”。坚持挺纪在前，强化警示教育，运用好“四种形态”。持续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推进机关内控制度建设，严格履行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不断深化和巩固拓展巡察整改成果。
意识形态审查意见篇7
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能否得到较好落实，直接影响着人大监督工作的效能，关系到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抓好审议意见的办理落实是增强监督实效的关键环节，是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的必要措施,更是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的必然要求。
一、审议意见的性质和法律效力
（一）审议意见具有显著的自身特性。一是一致性。在常委会会议上 ,每个组成人员都有发表自己各种观点的权利 ,但并非所有发言都可以作为审议意见 ,只有那些合法合理、科学客观、切实可行，并且能够代表大多数组成人员意志的才能被吸纳为常委会审议意见。二是针对性。审议意见是审议同级政府和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和审计工作报告以及执法检查报告时所提出的意见、建议，不是对公民和法人，更不是针对各级政府和两院。三是准确性。审议意见在概括事实和指出问题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准确地反映工作实际情况，各种表述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关法律以及行文规范。四是时效性。审议意见审议的工作多为需要一段时间核实才能显现成果，因此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中明确要求“一府两院”在2个月内将落实方案进度的情况以书面形式报人大常委会，6个月内落实完毕并在常委会上作出书面汇报，对一些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无法短期内落实完毕的审议意见，可以延迟处理，但要制定落实计划按期办理。五是可操作性。审议意见所提出具体的目标、指向、要求和量化指标等，“一府两院”在当前的条件下能够落实或通过努力能够落实的；尽量不出现无法完成或无法准确完成的建议、意见，如“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论述重大意义等具有“官八股”色彩的文字。
（二）审议意见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审议意见是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和审计工作报告以及执法检查报告时所发表意见、建议的高度概括而成的书面综合意见，是“一府两院”抓整改落实工作的重要依据，它是常委会会议成果的载体，是人大常委会集体意志的体现。一是审议意见不同于调研报告。调研报告包括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原因分析和提出建议，体例较为完整；而审议意见是对常委会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改进而提出的具体整改意见，内容相当于调研报告的建议部分，但其效力高于调研报告。二是审议意见不同于审议发言。审议意见是提炼综合了绝大多数组成人员从各自专业角度出发对所审议议题提出的个人建议，其效力高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低于常委会的决定、决议。三是审议意见不同于一般议事。常委会审议工作通常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遵循一定的程序，经过归纳汇总，认真分析，去伪存真，求同存异，并形成的代表人大常委会集体意见的书面文件，具有较强的权威性。由此可见，审议意见是人大常委会会议在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和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后，对不作决议、决定而又要求“一府两院”在工作中加以改进并限期落实的意见，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形式，是人大常委会集体行权、议决事项的重要载体。
（三）审议意见具有鲜明的强制性。《监督法》第十四条、二十条、二十七条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交由“一府两院”研究处理，“一府两院”将研究处理情况送交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后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报告；常委会认为必要时组织跟踪检查；“审议意见”及研究处理情况，要向本级人大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这表明，审议意见已作为常委会意志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形态写入监督法，明确了审议意见的法律效力。一是具有明确的地位。它是指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工作实施监督，审议其工作报告时，用于表达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志，评价并督促“一府两院”改进工作，促进其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一种书面建议、批评和意见，体现人大常委会监督方向，在提高人大常委会审议质量，强化监督效能，督促“一府两院” 工作，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主法制建设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具有明确的执行力。“审议意见”不是可交办可不交办的问题，人大必须向“一府两院”交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作为其改进工作的有力依据。三是具有明确的约束力。由于常委会审议的“一府两院”工作多是关系本行政区域内社会、经济、民生等发展的重要事项，审议意见能否得到“一府两院”的重视和落实，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监督法》明确规定“一府两院”对“审议意见”不仅是需要“研究处理”，而且必须将“研究处理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报告”，赋予了审议意见较强的约束力。
二、审议意见落实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不规范、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审议意见的形成、交办、督办和落实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效果不够好，导致人大刚性监督明显缺乏。
（一）思想认识还不够到位。一是人大常委会自身思想认识不够高。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存在怕对方反感、怕影响关系、怕人家说越权，是“找茬子”“添乱子”的思想，在审议工作时，不敢大胆提意见建议；有的在督办审议意见时，信心不足，畏难情绪重，不敢大胆行使监督权，跟踪督办力度不够、刚性不足，对落实不力的单位和部门，缺乏刚性监督措施，造成有些审议意见有始无终，降低了人大常委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威信。二是承办单位对审议意见的法律地位、效力认识不足。有的认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决定对“一府两院”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审议意见一般只在程序上对“一府两院”有强制力，对实际工作不具强制力和约束力，导致落实时常存在空口承诺或敷衍了事等现象；有的到落实期限后，反馈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也仅是书面报告，没有实实在在地落实成果，没有认识到人大监督区别于其他监督的法律刚性。
（二）审议质量还不够高。一是会前调研不够深入，审议发言针对性不强。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会前调查不够深入细致，审议发言准备不充分，且仅限于依照“一府两院”报告发表意见，针对性不够强、重点不够突出、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审议的深度不够，形成的部分审议意见缺乏真正能够促使“一府两院”加强和改进工作、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的“药方”。二是态度不够端正，审议发言深度不够。审议过程中，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怕因发言而得罪人，专说好话、空话和套话，提出问题避重就轻，提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如蜻蜓点水，又大都是弹性措施；有的发言内容表述不够严谨、规范、具体，尤其缺少明确的要求和量化的指标；有的发言只赞不议、自审自议，造成审议意见言之无物，质量较差。例如，在审议意见中提出“解决人员编制或经费”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存在问题的共性而非个性，往往难以引起“一府两院”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也难以具体操作。三是组成人员结构失衡，审议能力不够高。由于受常委会组成人员所从事行业和掌握知识面的限制，审议中往往存在业务不够熟悉，抓不住重点要害等问题，导致审议专业性和务实性不够，甚至说外行话。
（三）审议意见的形成还不够规范。审议意见的形成程序决定审议意见的地位和作用。《监督法》对常委会的决定、决议以及人大代表的批评、建议和意见都有明确规定，而对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及其形成程序却没有明确规定。这就使某些具体工作环节存在随意性，影响了审议意见的法定性和权威性。有的常委会专门委员会没有对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进行充分的梳理、归纳，只重视会议主持人的意见要求,或以常委会领导的意见为最终审议意见，忽视或轻视其他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有的为图省事方便，直接将人大的视察调研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全文照搬，作为审议意见转送反馈；有的审议意见求大求全， “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之类大而空言词见诸其中，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审议意见应有的效用；有的审议意见初稿全由人大办秘书或工作人员撰写，由于对有关情况不了解、不熟悉，抓不住要点，找不准问题，草拟的审议意见与实际工作相去甚远；有的形成审议意见后，既没有再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意见，也没有经主任会议讨论研究，缺乏法律约束力，有悖于人大常委会议事应遵循的民主集中制这一首要原则。
（四）审议意见反馈转送不及时。大多数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常委会会议后到形成书面审议意见发送“一府两院”的时间都存在过长、拖沓的问题；有的甚至数周内才草拟出初稿，等到提交主任会研究审定，以常委会正式文件转送反馈“一府两院”时，已错过落实的最佳时段，审议意见的效能必然大打折扣，所审议的工作只能是“虎头蛇尾”，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五）审议意见的落实效果不够好。《监督法》规定“一府两院”在规定时限内要将审议意见落实情况以书面形式在常委会上作专题汇报。但从实践看，审议意见的落实工作却存在诸多问题。有的存在“以文应答”“文不对题”现象；有的到最后落实期限了，才查找审议意见对着写报告，“闭门造车”，应付交差；有的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置若罔闻，甚至对一些明显能够办到的意见也没有落实；有的只是提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打算，并没有按意见整改工作等等，审议意见的监督效力未能完全显现。
（六）审议意见的督办机制还不够健全。《监督法》只是对审议意见的处理做出了程序性规定，而没有对处理办法和结果、奖惩办法作出具体的约束性规定，各地对审议意见的处理办法不一，缺乏规范性、系统性监督机制。在工作中，有的地方人大在交办审议意见后，缺乏对执行机关的办理落实方案、实际举措、落实进度等进行全过程实时监督，只是电话过问，审查书面报告，缺少强有力的监督措施和创新性举措，结果造成审议意见的出台与落实脱节；有的只要将审议意见转送给“一府两院”就算完成任务，至于落实过程和效果如何，缺少跟踪问效和绩效评价与票决测评机制，甚至于督办工作“听之任之”“无人问津”；有的承办机关不督促不回复，即使回复也是对照审议意见草草撰写办理落实报告答复了事，难见实实在在的落实成果。另外，人大机关至今还没有专门的督查督办的工作机构，也没有指定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在一些工作的衔接和联系上还不够严谨细致，督查督办工作不够系统深入，审议意见的监督实效难以充分发挥。
三、强化审议意见办理落实，增强监督的刚性和实效
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办理落实，是推进人大监督工作、落实监督成果的重要途径。审议意见办理落实质量的好坏，是监督工作成败的关键。如何督促“一府两院”扎实抓好审理意见办理落实工作，提高人大监督工作实效，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审议意见的地位。审议意见具有监督性质，其法律地位低于人大决议、决定，但高于代表意见建议，对“一府两院” 工作有一定约束力和强制力，其办理落实质量关系到人大履职行权的效果，更关系到“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质量和水平。一是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审议意见的法律效力、重要性要有正确认识。要充分认识审议意见在人大监督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审议意见的形成反馈与督办落实，不断增强人大监督的实际效果。二是“一府两院”要提高对审议意见重要性的认识。要建立人大与“一府两院”工作对接机制，适时召开人大与“一府两院”工作对接会，举办“一府两院”及其工作部门的业务培训和法制培训，使他们真正了解和掌握人大监督工作的目的、方式、规则和程序，克服人大的审议意见就是走形式、敷衍了事即可，人大监督是“找麻烦”“找茬子”的错误思想认识，增进理解，扩大共识，树立自觉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的思想观念，认真落实审议意见，积极谋求落实效果。三是人大代表、社会公众要加强对审议意见重要性的认识。《监督法》明确规定，审议意见及办理结果要向代表通报、向社会公开，接受代表和社会监督。这表明人大代表、社会公众同样有权利、有义务，也有职责去监督审议意见是否真正得以贯彻落实，这就要求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也要加强对审议意见重要性的认识，积极参与审议意见办理工作的监督，自觉履行好监督职责和义务。
（二）抓好关键环节，提升审议意见质量。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审议意见质量的高低最为关键。一是抓好培训提高能力。通过开展专题培训、邀请专家学者授课、外出考察等多种形式，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学习相关政策法规，增加业务知识，全面提高学习、调研、审议、督办等方面能力。二是做好会前调研。俗话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常委会前，相关部门要围绕审议议题，制定详细的调研方案，组织相关委员和代表灵活运用视察、调查、征求意见、执法检查等多种方式开展调研，做到点面结合、优劣结合、上下联动，广泛深入的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全面、翔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并认真归纳汇总、分析研究，形成客观真实、可靠准确的调查报告和审议发言，为常委会审议做好准备。三是规范审议方式。要至少提前2个工作日向常委会组成人员发送相关政策法规文件、工作报告、视察检查报告等，便于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前研究法律和实情，拟定审议发言提纲，做到审议发言熟悉情况不说外行话、紧扣主题不说题外话、实事求是不说过头话；要实行审议重点发言和侧重发言制度，不求“大而全”，笃求“细且真”，以增加审议深度。
（三）规范审议意见形成程序。法律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切工作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审议意见的形成不但程序上要合法，而且所提的意见和建议也应该具有法律依据。一是对口整理为宜。要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专业性较强，对所监督联系的工作情况熟悉的优势，围绕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发言来整理，归纳提炼组成人员提出的重要意见和可取见解，特别是会议审议比较集中、形成共识的意见建议必须纳入到审议意见，对不同意见建议要认真分析，求同存异，使审议意见在文理上更加严谨、合规、合法，又能用专业性的语言真实准确地表达和反映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智慧与意志。二是内容规范、重点突出。应综合人大视察调查、执法检查报告中指出的意见建议，尤其要把“一府两院”看到但没想到、能办不办、能禁不禁、需要在工作中引起重视亟待解决的问题，认真研究分析、高度凝炼概括，归纳整理到位，对于要求办理落实的事项、时限应明确，办结的标准要量化，形成具有科学性、建设性、针对性、实践性的审议意见，便于“一府两院”办理落实。三是文件格式要规范。审议意见作为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中一种重要的法律文书，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因此它的行文要标准规范。要做到使用专用的文件用纸和文号，届别明确，格式清晰；区别会议纪要，行文的结构、形式和内容参照常委会正式文件，采用公文用语，做到文字平实简洁，语言精炼；引用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要有出处，原文引用，不可断章取义；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不可产生歧义。四是审议意见以主任会议研究确定为宜。审议意见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某一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经人大专门委员会综合归纳后，尽管能够代表常委会的意志，但并不是硬性决定某一事项，法律效力要低于决议、决定，如果再将其提交常委会会议表决，就混淆了“议”与“决”的性质，使得决议、决定失去了必要性。人大常委会遵循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非行政首长负责制，作为常委会议的审议意见，应体现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根据主任会议的职权来看，宪法、地方组织法规定主任会议负责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因此，由主任会议研究确定审议意见后转送“一府两院”是合法合规，也是合乎工作实际的。
（四）健全机制，推进审议意见落实。贯彻落实审议意见是审议质量和监督实效的最终体现，要提高审议意见的执行力，应建立完善的审议意见办理落实制度和操作程序，推动审议意见落实。一是建立及时转送制度。及时将人大审议意见转送给“一府两院”，是保证审议意见能否得到全面有效落实的前提条件。因此，人大常委会要按照人大法律和有关制度规定要求，在常委会会议后，安排有关工作机构在三至五个工作日提出审议意见初稿，对审议意见落实工作提出各项明确要求，经主管领导审定后五个工作日内提交主任会议研究确定，以常委会文件书面形式发送“一府两院”。对特别重要、落实难度大或需要多个部门共同承办的重点审议意见，可组织召开专题交办会，明确落实期限、标准、责任等，确保落实工作顺利进行。同时，办公室应对交办的审议意见做好登记，以备跟踪督查。二是建立及时反馈制度。“一府两院”应在2个月内，将提出的落实措施、进度等情况形成书面报告，经“一府两院”办公会议研究、审定后，在人大常委会上作出书面反馈。三是建立全程督办机制。审议意见交办后，常委会应授权相关委办负责督促“一府两院”制定详细的处理落实方案、落实时间节点表；定期组织相关人员，深入有关部门及现场，通过听取汇报、实地察看、走访座谈、查阅核对资料等方式，逐条逐项对照检查落实情况，对一些落实进度缓慢的审议意见，要及时与具体承办部门沟通，共同想办法、谋策略，督促整改落实；在办理时限结束前，要向主任会议报告相关情况，必要时可组织人大代表对某专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视察，检验落实成效。四要建立再审和测评机制。地方人大常委会应对“一府两院” 办理落实审议意见情况进行再次审议和满意度票决测评，并形成制度。对落实审议意见措施有力、成效明显的，予以表彰奖励；对测评不满意的审议意见，责成承办部门限期整改，直到测评满意为止；对重视不够、落实不力、消极应付的承办部门，可依法采取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刚性监督手段，督促其执行和落实审议意见。对拒不执行、相互扯皮、有意抑制和欺上瞒下的，绝不不姑息迁就，坚决追究部门和主要领导的责任。
意识形态审查意见篇8
[论文摘要]内部审计是企业内部控制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通过对企业内部经营活动的监督与评价,帮助企业堵塞漏洞,增收节支,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一、在企业管理中常见的风险因素及引发的问题
(一)企业存在的风险因素及表现形式。发生于未来并可能为企业带来损失的不确定因素,常被称之为企业的风险。现代企业风险因素有外部、内部风险之分,其中每种风险又各有相应的表现形式。外部风险指的是外部环境对企业目标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如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变化、行业竞争、科技快速发展、资源及市场变化、经济环境变化、意外损失、自然灾害等。内部风险指的是内部环境对企业目标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如组织经营活动的特点、组织治理结构的缺陷、组织信息系统的故障、组织资产结构的性质及资产管理的局限性、组织缺乏保密意识、泄密事件时有发生、组织人员的道德品质和业务素质未能达到要求等。
(二)企业管理中常见的风险问题。目前,我国企业在风险管理中,常常面临诸多困难局面,常表现为:企业应对风险能力极低,管理层不能正确识别和评估风险,管理层不能积极、主动、系统地进行风险管理工作,甚至不能进行风险预警,企业目标在企业迅速扩张过程中严重偏移,企业内部控制失效等。之所以产生上述困境,企业主要存在七大方面的问题:缺乏包括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在内的完整的风险管理组织;缺乏必备的风险意识;缺乏正常的业务流程;缺乏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缺乏业务操作规程;缺乏对企业内控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
二、现代企业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能
从传统的差错防弊的财务审计转向管理审计、经营审计、绩效审计、咨询业务方向,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内部审计必须从以下四个职能方面着手。
1.动态监督:在审计内容上,以效益审计、责任审计、内控审计制度为主;在审计重点上,尤为突出对经营管理状态实时动态监督;在审计方法上,实行审计与调研相结合,由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控制转变,并加强综合审计。
2.管理控制:在企业集团规模扩大、经营领域延伸的状态下,内部审计在如下几方面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清晰地凸现出来,包括评价企业计划、预决算方案、投资可行性,评价生产组织内控制度的有效性,解释企业经营中的弊端等。
3.决策服务:从传统角度讲,内部审计须及时、准确地向企业管理层报告关于差错防弊、资产保护等方面的信息,当前,它还应针对管理和控制的薄弱环节,切实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和建议,从而协助管理人员更加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企业的各项活动,进一步合理使用资源,以便最大程度上提高企业内部经济效益。
4.咨询顾问:这是企业内部审计职能所延伸出的亮点之处。在企业内部,一名审计师虽然不承担管理责任,但应该通过提供建议、培训等具体可行的方式,为企业增值、改善企业的风险管理和控制过程等而努力。
三、现代企业内部审计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作用
(一)现代企业内部审计的常见内容
1.以财务审计为基础。开展财务审计,能反映企业各项资产、负债和损益核算的真实情况,它包括审查会计资料的正确性、真实性和完善性,审查财务收支的合法性及遵守财经法规情况,审查会计组织的健全度和会计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情况。
2.以经济效益审计为重点。从内容上而言,经济效益审计须对财务收支、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各种因素进行审计。它应以降低成本为中心,审查企业投入产出的整个经济活动是否具备经济性、效率性;审计企业产供销计划、人财物管理、经济决策及内控制度等是否科学、合理、健全、有效;对各项目审计之后即是综合分析,针对薄弱环节和潜在漏洞,提出建设性意见。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和各环节进行经济效益审计,不断拓宽效益审计的领域,以找到更多风险问题,找出改进的具体措施,从根本上促使企业增收节支、开源节流、挖掘内部潜力、降低成本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3.以内部控制制度审计为核心。内部管理审计必须审查单位内部控制度是否健全、运功转是否正常、自我调节能力是否具备或良好。如果只审计企业财务数据,却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给予系统性评价,在此情况下,是绝对无法发现并客观评价企业内部潜在风险的,实质性和预防性的管理意见和建议就更加不可能被提出。
4.开展专项审计调查与各项咨询业务。通过专项审计调查,企业集团领导可为经营决策找到政策上和经济上的论证,进而在对重大经营业务、项目投资等方面实施风险评估,以防止决策失误、避免经济损失。并在面临反映经济活动中具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改进建议和意见,甚至客观评价企业各项决策实施后取得的经营成果,最终促使企业集团领导快速了解改革措施的力度,及决策行为的完善程度、对公司资源的利用程度。开展内部控制培训业务,是促使企业中各级管理人员了解各个业务职能领域的控制目标和控制程序的最好办法。
(二)审计在企业内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1.识别风险。定期研究风险,搜集整理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且形成风险列表,此为识别风险须面临的实质问题。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到信息管理、采购、生产、销售、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等各个领域和环节,均存在各种各样的管理漏洞。在企业实际管理中,常见风险有信息量不足或虚假而导致决策错误;自动付款系统设计并不完美,不能识别虚假供应商;信息系统故障;客户投诉几率增高,企业信誉受损;大宗采购业务未按程序招标,签订合同、审批付款、验收保管时未能做到职责分离等。
2.评估风险。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企业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均应进行确认、分析。评估风险时,常采用定量或定性的方法,既要分析判断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又要分析风险对实现企业目标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
四、结语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内部审计的职能除了要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财务审计、合规性审计、运营审计,同时还应涉及合同审计、第三方审计、绩效审计、舞弊审计、安全审计、隐私审计、信息技术审计、质量审计、尽职调查、咨询服务、风险控制评估等。
21世纪初,美国世通、安然等一批大的上市公司的会计丑闻事件,其引发的诚信危机令全球震撼。以此为警惕,伴随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经营领域日渐延伸,管理幅度与程序也日益增加,避免信息传递和管理制度的滞后和某方面的缺陷,防范经营和投资风险,降低企业成本等一系列问题,均对企业内部审计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即将其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经营管理审计和经济效益审计及咨询服务方面,以此保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浅议现代企业制度下内部审计》,中国审计教育网.
[2]《企业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河北省内审协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