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概论的理论范文
时间：2024-02-18 11:28:02
传播学概论的理论篇1
关键词：《传播学概论》；PBL 教学模式；情境模拟教学法；案例讨论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8-0276-03
一、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背景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经济对人才的要求发生了变化，提高学生的实践水平与工作能力成为了即时之需。因此，德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形成了一种新型高等教育类型--应用型高等教育。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传统高职高专院校培养的人才已无法适应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的需要。而承载精英教育的老牌、名牌院校培养的人才大多研究性较强，难以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就此，这种人才需求的变化为创办时间较短、区域优势不明显的新设院校提供了错位竞争的契机。不少新设院校积极寻求改革，突出自身特色，多设置应用学科专业，面向行业培养学以致用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随着学校办学定位的转型，课堂教学也应突破传统的教学方式，积极实行教学改革，在课堂教学中突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实践能力培养的系统性代替知识培养的系统性，这种课堂教学改革的转变对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理论的学习中培养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成为了应用型人才培养下理论性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本文将以笔者所教授的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学科基础课《传播学概论》为研究对象，探索应用型大学理论课程的课堂教学改革。
二、《传播学概论》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多强调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要求学生具有较好的应用知识能力，这使得理论性课程教学遇到了难题，大多数理论课程强调的是知识系统的建构和基础理论的讲解，在课堂教学中难以体现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传播学概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传播学概论》是一门理论性和综合性极强的课程，它是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传播学概论》课程主要向学生讲授传播的历史发展、传播的结构、传播类型、受众理论以及效果理论等。传播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起源于欧美，内容既涉及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行为科学，又涉及到信息论、控制论、统计学等信息科学。由于其主要理论和研究成果来源于欧美国家，所以学生理解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如果《传播学概论》的课堂教学还停留在传统的讲述方式上，理论教学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往往只是对基础理论机械地记忆，不能建立合理的实际联想，很难把课堂教育内容和实际建立联系，致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根本用不上，“学而无用”。这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不相符的。因此《传播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传播学概论》教学改革新思路
1.PBL教学模式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实际上是为了提高学生在现实社会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在《传播学概论》的课堂上把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相结合呢？PBL（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PBL教学模式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1969年由美国的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目前已成为国际上较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
PBL强调的是以现实问题为核心，与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教学法有很大不同，PBL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主，而不是传统教学中的以教师讲授为主；PBL将学习与更大的任务或问题挂钩，使学习者投入于问题中；它设计真实性任务，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通过学习者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从而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PBL教学模式的精髓在于发挥问题对学习过程的指导作用，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基于PBL教学模式的特点，笔者在《传播学概论》的课堂上强调以学生自主地解决真实情景的问题为中心，提高学习者有效解决问题的技能和思维能力，从而有效地将这种能力迁移到未来的工作和学习中。如何将真实情景置于课堂之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笔者主要采取的是情境模拟教学法和案例讨论法。
2.情景模拟教学法 在这种教学方法中，教师将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提出一个接近于真实问题的情境，选派若干学生在课堂中进行情景模拟，其他同学进行观察，之后教师引导学生在情境中提出相关传播理论，引发讨论，总结其核心内容。例如在讲授“符号与意义”这一问题时，教师选派四个学生，两个学生一组，以玫瑰花为道具，分别演绎男生向女生送玫瑰花表达爱意和中共地下党以玫瑰花为暗号接头的两个情境，从而引发学生思考在这两组情境中玫瑰花是符号，而其所表达的意义却不同，为什么？从而使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即“符号与意义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情境在符号与意义的对应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情境并不一定均由老师制定，学生也可以自主提供素材，这种方式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主动参与教学的机会。例如在讲授“非语言符号的类型与功能”时，教师将学生分为八个组，学生自己设置情境分别演绎眼神、距离、服装、气味等不同类型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中的作用，这种方式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参与性，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较为抽象的内容，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情境模拟的教学方法使得教师、学生都被纳入到课堂这个具体的环境中，教师依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特征，有效地创造教学情境。从而实现 PBL教学模式中以“问题”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合作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目标，学生在教师的启发、指导下，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双方实现有效互动。
3.案例讨论法 依据PBL教学模式的思想，案例讨论法也是笔者在课堂上使用的主要方法。教师可根据教学目标，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形象化为具体、生动的案例，从而以案例的形式把学生置于鲜活的现实问题之中。针对案例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分组进行讨论分析，使学生在讨论中总结出相关理论。案例讨论法在《传播学概论》课程中的运用，有助于增加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以及理论的理解。案例讨论方法在课堂上的使用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案例的选择；二是讨论的组织方式。
由于《传播学概论》课程多开设在新闻专业、传播专业、播音与主持专业等，这些专业的学生需具备一种专业素质，即关注时事。因此在案例的选择上要注意时效性，不能一个案例用十几年。同时，教师选择的案例应当与课程的基本理论融为一体，教师在案例中提出问题，学生在案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得案例与课程内容的讲解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例如在讲授群体传播中集合行为中，笔者并没有以群体传播的概念、群体传播的特殊传播机制等一些理论知识为出发点，而是以发生在2011年的抢盐风波为案例，首先把学生置于真实的情境中去，让学生主动了解抢盐风波发生的整个过程，教师引导学生去思考抢盐过程中个体的行为、情绪如何受到群体的影响，以及“碘盐防辐射”和“碘盐库存不足会涨价”这些谣言是如何产生的，从而引出群体传播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即群体传播的特殊传播机制，以及流言和谣言产生的社会环境。以时效性较强的案例引导学生掌握重要的传播学知识，既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讨论形式的组织对于案例讨论法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PBL教学模式强调以“合作学习”为课程运作模式，合作学习是指“学生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由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学习”。在《传播学概论》上如何采用合作学习的方式，笔者主要采用把学生分为若干学习小组的方法。
学习小组的建立既是课堂教学改革的需要，也是《传播学概论》课程内容的需要。传播学作为一个舶来品，它的核心理论都是由欧美的学者提出的，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还没有提出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因此《传播学概论》课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多是建立在西方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这些经典理论会出现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教材上没有的知识点，需要通过讨论来学习。同时，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多提出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而我们知道现在大众传播中主要的信息传播平台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学《传播学概论》不可能不考虑新媒体，而传播学的多数经典理论缺乏对于新媒体的研究，这就要求教师要补充关于新媒体的内容。针对这一部分内容的发展性，讨论是理想的学习方式。因此建立学习小组，学生展开讨论是《传播学概论》本身课程内容的需要。
同时，建立学习小组，学生展开充分地讨论，实现“合作学习”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学习小组的讨论分为课外与课堂两组形式。讨论的有效实施需要学生在课堂外阅读相关书籍，搜集相关资料，学习小组可以把讨论放在寝室、餐厅等日常生活场所，在讨论中充分的预习，增进小组内的合作与交流。课堂上，教师引入案例，各学习小组展开讨论、辩论，既符合应用性人才培养的目标，促使学生把传播学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又培养了学生批判思维的能力，在讨论与辩论中表达自己的观点，驳斥他人的观点，这种思维方法的培养学生将会受益终身。同时，在案例的讨论中，学生的语言能力也得到提高。
案例讨论法在《传播学概论》课堂中的应用可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合作学习”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四、结语
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要求抓住学生未来职业领域的实践性特征进行教学，作为理论性强、实践性弱的《传播学概论》课程，PBL教学模式的引入，促进学生团队合作意识的提高，在真实情境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成为了课堂的主体，而教师成为了知识建构的促进者，而不是形成者。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课堂教学改革，笔者认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学不能致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先起.《传播学概论》教学中引入PBL教学模式初探[J].新闻世界，2009，（9）：188-189.
[2]宫京成.新闻学专业理论课程“讨论课教学模式”初探[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29）：137-138.
[3]阎敏.应用型大学广播电视专业教学与课程改革新思路[J].课程教育研究，2012（10）：43-44.
传播学概论的理论篇2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界经常听到、看到、耳熟能详的，除了研究方法、传统西方传播学理论、学派名称之外，就是一些被越来越多的人挂在嘴上的洋概念了，比如：“公共领域”、“场域”、“社会资本”、“权力关系”、“文化霸权”、“专业主义”、“符号”等。与此同时，由我们自己传播学者创造发展的土概念也逐渐开始进入研究话语并日益得到关注。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新闻的“双重属性”、媒介的“三角关系”、新闻记者“成名的想象”、编辑部的“象征资源”、“双重意识形态”、“权力寻租”、新闻发展的“拐点”、媒介“集团化”“招安”、“擦边球”等。跟改革开放初期时的研究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是也难免会出现“谁也说不清，大家都在用”的情况。
概念，或者说理论概念的风行，不是因为它的发明、发现者在学界享有知名度，尽管也不能完全排除一定的辐射作用和马太效应（建立一个概括性很强的抽象理论概念可以使一个学者一夜成名，也有些学者将自己整个学术生涯建筑在一、两个概念上），而是因为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按照保罗·雷诺兹（1971）比较极端的说法：在研究中，任何成果都不及发现一个新概念 [1]。站在实证研究相对狭窄的立场，我们可以这样看：概念阐释的过程就是实证研究的全过程。
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所占的时间、比重以及投入的精力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在研究生和教师心目中尚没有完全形成对提炼概念的直觉和探究概念的热情与好奇心。鉴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处的比较“失落”的境地，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传播研究必需严肃对待的一个议题。就目前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而言，我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概念
简单说，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目前见到较多的，无论是“拿来”的还是“土生”的概念绝大多数附属于某个理论或者理论体系，尤其是外来概念。这些理论概念的抽象程度与涵盖面不同，一些属于元概念（如，权力关系、社会资本等），也可以说集合概念，因为它们高度抽象，囊括了许多子概念；一些是变量概念（如，电视暴力、谈论政治等），变量概念比较接近测量指标，甚至可以直接观察到；更有很多是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如，社会化过程、政治参与等）。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其一、能够被我们称之为传播学本学科核心概念的寥寥无几；其二、我们对常见概念的“生态”环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义，以及它们所派生出来的研究、论战、修正和跨学科理论贡献，缺乏完整的了解。举个例子，涵化理论研究者们差不多十年前在针对这个理论的两个元分析（meta-analysis）中，仅对涵化（cultivation）此一概念就找出近六千个研究发现[2] （Morgan & Shanahan， 1996; Shanahan & Morgan， 1999），其中多数超越了涵化研究原本的假设和理论限定的模式，超越了狭义传播学的领域，不少对涵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这些研究，哪怕是其中几个典型的分支，我们了解的还是很不够的。如果说对传播学现有的理论和概念存在着一知半解的现象，主要原因当然是资料的匮乏、语言的制约、翻译的疏漏，以及课程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视不够、兴趣不大、认识不足、训练不严的问题。当我们研究的概念跨出传播学，进入到相关学科时，这些问题就变得尤其凸显。可喜的是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在整合、厘清一些重要概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3]。对于传播研究的学者和学生而言，这些整合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绝对不应该视其为理解概念的捷径，更不应该看了总结、概括后就觉得不用看原本的文献了。概念是人头脑的主观产物，自然界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每个研究者都会根据其独特的偏好，提出自己的问题，在做研究时或多或少带有独特的目的，因此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地位和定义大多有所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然而，一定程度的共识和共享的象征意义是必不可少的。遗憾的是，传播学现有的理论概念，数量不多，分歧却很大，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没有统一称谓，如，英文media翻译成中文有中介、媒介、媒体、传媒和信息载体等不同说法；digital则变成了数码、数字和数位；communication什么时候是交通、是沟通、是传播、是传理，至今没有共识；audience既是受众，也是阅听人、视听人、读者、观众等；news与journalism在英文里分别指新闻和新闻事业，但是中文都翻译成新闻，在使用的时候，会用来指涉抽象意义上的新闻本体、新闻作品、新闻事业乃至新闻学这些相去甚远的不同层次。称谓上的不同容易带来解读上的差异，各自表述亦可能造成意义的不交集。与此相关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同一个院系的教师和研究者由于关注的概念不同而缺乏共同语言，许多原本密切相关的概念被拆散、割裂，“画地为牢”，“隔概念如隔山”的现象在传播学科比社会科学其它学科似乎更为严重。近年来观察到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明这些问题，比如：新媒体（包括互联网）正在由传播现象发生的场地变成传播现象本身，作为一个特殊概念与所谓传统传播学研究“分家”，独树一帜，而对此产生质疑的人并不多；新闻学和传播学日趋势不两立，连沟通意愿都很难建立；文化批判学派和受众效果研究互不通气，甚至相互鄙视；对同样的概念（如，媒介素养、民意、信息，知识，效果等）的解读南辕北辙；媒介史、媒介生产过程、媒介内容和媒介效果被人为地分解成不同领域、不同阵营、不同地位、不同的学者。凡此种种，使得传播学者厘清现有概念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
二、提炼新的理论概念
在传播学领域，发现、创造新的理论概念是从具体现象走向普遍规律，或在前人总结的普遍规律中找出新问题，从而进行的 “产出”（output）或者“再造”行为。虽然我们永远不能低估灵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创新是建筑在对现有概念的（透彻）理解之上的，离不开研究者在文献中的浸泡。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也存在着问题。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概念零散且概念化定义不完整、不系统，致使概念相互之间缺乏共享、沟通的余地；二、描述多于分析仍然是普遍现象，即研究者对于一些概念的阐释停留在对某种现象的单变量解释，无法带出前因后果，不能引向理论；三、研究方法不当造成概念化定义与操作化定义脱节，为取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四、理论概念的产生缺乏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境的借鉴与贡献——传播学在学科上很难自成一体，在地域上亦不能完全封闭，因此我们的许多概念不可避免地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来自其他文化和国度；五、整合、厘清现有概念固然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重总结、轻创新的心态有可能会掩埋创新的动机和灵感；六、拿来主义风行，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自己的概念”的发现和发展。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里说的“我们的自己的概念”，绝无“只能解释此地，只能解释此时”之含意。相反，我认为我们的研究者在建构理论概念的过程中，时刻要对一个前提保持警觉，那就是，我们的概念虽然来自中国的具体实践，但却能够从中看到传播的普遍规律，达到在理论层面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度。目前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产生的“我们自己的概念”为数不多，能够走出中国，得到国际学术界借鉴和认可的更少，由此而刺激了其他国家研究者在研究本国问题时“复制”的概念几乎绝无仅有，这一方面有欧美研究界的排他和自我中心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我们的概念缺乏普遍性的原因。在欧美，尤其是美国，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可以说已经步入托马斯·库恩所谓的“常态科学”[4] ，发展空间极其有限。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传播学者发现概念，建构理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可以说，乱中有序，变中有定，为传播学提供了宝贵的“自然实验场所”和“英雄用武之地”。我们可以充分借助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讲到这里，我想举三个例子来说明在提炼理论概念方面，我们利用社会变迁的优势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一、很多常见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论概念着眼于媒介对受众产生的“同质化”作用（如，涵化，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框架等），忽视了媒介生产及其内容造成受众分化的可能性。而在中国，当政治和市场的角力表现为传媒内容“人格分裂”时，我们是否能够更容易找到受众“异质化”的表现？对这种“异质化”的解释是否能够涵盖“同质化”？是否能够帮助我们修正，甚至推翻传统的理论？这种规律在互联网时代，在其他国家和社区，不能说没有。虽然这种概念看起来相当重要，但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传播理论的文章非常罕见。
二、政治学对“公众话语”和“隐藏话语”的探讨应用到欧美的传播学研究中，变成了媒介如何使用“替代话语”将某些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去合法化”的议题。在中国，这种情况可以正好相反，我们要问：媒介是否利用“擦边球”和“隐藏话语”为弱势群体服务，将越轨行为和边缘人群“合法化”？这样的研究结果并不排斥西方已有的研究，却能够大大充实我们对媒介内容与受众影响的关系的理解。此类研究视角不能算创建新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定义和涵盖现象上的创新和拓展。
三、框架理论的研究在西方，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从业人员如何通过媒介内容的文本建构，来解释现实和服务于各种意识形态，而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我们把研究切入点调转一下，来比较那些被媒介认为最不需要投入精力或者投入最小精力的文本框架，和新闻从业者精心建构的媒介文本框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首先，是不是那些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文本框架，才是意识形态扎根最深的、最不容易受到质疑因此劝服效果可能最大的框架呢？也就是说，在框架建构中，刻意投入是否和传播效果成反比？其次，同样的话语，当它们无需经过刻意打造就脱口而出、呈现在官方的话语框架当中，是否具有较高的“显性”？而另一方面，这些话语又同时可通过媒介从业者的精心挑选、措辞和排列，以“隐性”的形式巧妙地隐藏在“替代话语”框架中，成为与官方显性话语完全不同的指涉？换句话说，官方话语里的套话（显性）对于记者来说可谓全不费功夫，但是同样的套话在替代性话语里被巧妙使用（隐性），为擦边球的特殊利益服务，却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提出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问题，对于中国和西方的传播学研究至少有做出贡献的潜力。
我认为在中国，未来传播学研究特别需要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充分意识到概念的理论价值，在变革中寻找规律，提炼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具有理论贡献的概念，在灵感和想象力的引导下创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
[注释]
[1] Reynolds， Paul. (1971). A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 Morgan， Michael & Shanahan， James (1996). Two decades of cultivation research: An appraisal and a meta-analysis: In B. Burle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0. Thousand Oaks: Sage; Shanahan， James & Morgan， Michael (1999). Television and Its Vie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参见：杨击（2006）《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复旦大学出版社；胡翼青（2007）《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廖圣清（2005）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新闻大学》秋季号；黄旦（2005）《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黄旦（2003）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建构：对三个新闻定义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
[4] Kuhn， Thoma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传播学概论的理论篇3
【关键词】《传播学概论》教学PBL模式 媒介素养教育
我国的传播学是“舶来品”。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产生和形成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人我国。经过30年的引进和发展，中国的传播学得到了极大发展，1997年传播学在我国成为高等教育中的正式学科。自1982年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访华并向中国大陆介绍这门学科之后，我国部分高校的新闻学院或新闻系便开始讲授《传播学概论》(有的称之为传播学导论、传播学理论)，至今，凡是有新闻传播学等传媒类专业的大学几乎都开设了《传播学概论》课程。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传播学教学也在不断面临新的形势和问题。探索一条既符合数字化时代特征，又适应“80后”、“90后”学生特点的《传播学概论》教学思路迫在眉睫且须与时俱进。
一、传播学教学实践中的“矛盾”――理论性强，应用性弱
传播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传播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而且这种基础学科的地位正在不断加强。正如传播学大师施拉姆(w・Schramm)于1982年在北京讲学期间曾经大胆预测到：“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的研究会成为所有这些学科里面的基础。讲话、编写、广播等技术都同传播的过程密不可分。因为要牵涉到这些基本的技术问题，所以综合之后的社会科学会非常看重对传播的研究，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施拉姆的这种大胆预测正在一天天变为现实。如今，传播学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尤其是国内近年来众多高校纷纷上马传播学教育。面对庞大的教育需求，在实际教学中，笔者作为一名从事《传播学概论》教学多年的教师。却深深地感受到了传播学基础学科。尤其是经典传播学中的基础理论和现实社会生活实际的矛盾――基础理论的丰富性在不断地冲击着学生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学习热情。
一方面，单纯以理论介绍为主导的教学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进而降低了学习热情。传统意义的传播学课程是讲授式的理论教学课程，考试也是理论考察的方式，以记忆为主。然而。在这样的授课方式下。理论教学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很难和实际建立联系，更不能建立合理的实际联想，学生感觉学习之后在工作中根本“用不上”，“学而无用”。
另一方面，一般的院校在专业设置上都把传播学作为理论基础课程，安排在第一或者第二学期。这一点是符合专业基础课的设置要求的。但是。笔者讲授《传播学概论》三年多以来，深深地感受到：对于刚刚入学的学生来说，很难在入学之初就对这个专业有一定了解。因为这个学科需要一定的理论与专业基础。所以授课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总之，传播学研究和教学是传播学发展中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在传播学研究中，我们不能忽略基础研究。因为它是传播学研究尤其是传播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但如过多地注重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忽视传播学的实际应用，会对传播学的普及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最终也许会给传播学的发展造成致命的伤害。
如何使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在传播学教学中应该兼顾统筹的，而这一点正好和媒介素养教育的归宿相契合。
二、媒介素养教育的归宿与目的――识媒体，利用媒体
媒介化社会的来临对人们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不仅促使政府加大对媒介教育的重视，更使得数字化时代中与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相比肩的男一种重要的公民素质迅速浮出水面，那就是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在媒介教育领域它指的是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一种能力，是个体在现代社会所必须学习和具备的一种能力。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全面的媒介素养教育还未开展起来。重视程度不够，且大都停留在介绍国外媒介素养教育情况以及一些相关理论。
现如今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新媒体层出不穷，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早已经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数字化时代，一个新媒体时代。相较于传统媒体，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提供给人们的信息更加丰富、更加多样，接收方式也更加灵活，“媒体生活”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的生活和世界被媒体化了。基于这一情况，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了每个人都必须接受和参与的一门通识性教育。认识媒介、了解媒介，进而健康、合理、安全地利用媒介，这就是现代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目的和归宿。而在此过程中。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成了媒介素养教育关注的重点对象。
“80后”正在陆续结束大学生活，而“90后”已经开始成为大学生的主流群体了。作为在媒介化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在更多享受媒介技术带来的成果和成就以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慢慢地被新兴媒体所“异化”了。面对媒体制造的拟态环境，青少年群体普遍表现出缺乏辨别和分析的能力。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已经适应和习惯了媒介化社会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缺少接受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的途径。以媒介和传播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概论》课程恰恰是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最佳平台之一。
三、PBL模式与《传播学概论》教学的结合―“解决问题”
媒介素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培养人们认识媒介、利用媒介。以至批判媒介的能力。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介化社会，媒介事件也不断出现，从传统媒体到网络等新媒体，各种现象涌现的速度毫不亚于现实社会中问题的出现。如何培养学生的媒介素养，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中心的PBL模式给《传播学概论》的教学提供了理论和思路的借鉴。
霍华德・巴罗斯(Howard Barrows)和安・凯尔森(Ann Kelson)博士给PBL下了一个定义：“PBL既是一种课程又是一种学习方式。”作为课程它包括精心选择和设计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要求学习者能够获取关键的知识，具备熟练的问题解决技能、自主学习的策略以及参与小组活动的技能；作为一种学习
方式，学习者要使用系统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以及处理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因而PBL有三大特点：
第一，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合作学习”为中心。PBL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开展教与学，而且PBL不仅仅以获得知识为目的，其核心内容是真实问题的解决。《传播学概论》课程以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四大传播类型为研究对象，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可以让学生以发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作为学习的出发点，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探讨如何解决问题，媒介素养由此在这过程中必然也会随之提高。
第二，PBL是基于真实情景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传统的课堂灌输是以教师为中心，完全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PBL中学习是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热情，在教师的精确指导下，指引学生发现现实世界或者非常接近现实世界的真实情景中的问题，能够激发学习者有效解决问题的技能和高级思维能力，这样就能确保在将来的工作和学习中学习者的能力有效的迁移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这恰好与媒介素养教育中使用媒介、批判媒介的能力目标相统一。
第三，PBL是以“问题”为核心的高水平的学习，有助于发展学习者高层次思维能力。PBL中的问题属于结构不良的、开放的、真实的问题，多数情况下可能不存在固定的、标准的、完善的答案或解决过程，所以不能简单地套用原来的解决方法。PBL是以“问题”为核心的高水平的学习。
笔者认为，基于问题的学习的教学模式以“发现问题”为学习的起点，以“合作学习”为中期运作模式，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个过程恰好契合了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教育的过程和目的――正确使用媒介、有效利用媒介、进一步批判媒介。《传播学概论》课程教学恰好可以搭建这样一个实施的平台。
传播学概论的理论篇4
论文摘要：本文从效学的角度分析了教育信息通过教育媒体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进行传递的过程。并通过一个案例来证实其科学性，得出的结论能为改进教学手段、优化教学环境提供一些参考。
1引言
教育传播是由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选定合适的信息内容，通过有效的媒体通道，把知识、技能、思想、观念等传送给特定的教育对象的一种活动，它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教育传播是人对人传播中最为特殊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研究者通常是从传播的普遍性出发来研究教育传播的特殊性.例如对传播模式的研究或者传播要素以及传播媒介的研究等.并且研究者大多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为学科范畴来探索影响教育传播效果的各个因素，从而对教育传播的规律进一步认识和把握.事实上，影响信息传播过程的因素或者变量很多，单从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领域来研究还是不能全面把握教育传播的过程，也不能对教育传播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自然科学理论或者研究成果的介人有利于对传播过程更加准确的认识.
2教育传播过程的数学描述
无论是传统教学还是基于信息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教学，信息的传播过程都不可避免要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这种不利因素其实是一种随机性干扰.假设教育者在受到这种干扰时，会将想要传播的信息，一部分以概率p正确的传递到教育媒体，其余部分以概率1一p错误的传递到教育媒体.同样，正确的教育信息通过教育媒体传递，受教育者以概率q正确地接收，以概率r错误地接收，另外，还有部分信息以概率u模糊接收.同理，对于传递到教育媒体的错误信息，受教育者以概率q’不变地接收，以概率r’正确地接收，另外，还有部分信息以概率u’模糊接收.
亦假设，分别以a1,a2表示“教育者发出正确信息”事件和“教育者发出错误信息”事件，b1,b2,b3分别表示“受教育者接收到正确信息”事件、“受教育者接收到错误信息”事件和“受教育者接收到模糊信息”事件.于是:
则“受教育者接收到正确信息”事件、“受教育者接收到错误信息”事件和“受教育者接收到模糊信息”事件的概率分别为:
当受教育者接收到正确信息时，则来源于“教育者正确传播的信息”、“教育者错误传播的信息”的概率分别为:
当受教育者接收到错误信息时，则来源于“教育者正确传播的信息”、“教育者错误传播的信息”的概率分别为:
当受教育者接收到模糊信息时，则来源于“教育者正确传播的信息”、“教育者错误传播的信息”的
概率分别为:
通过上述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在传播过程中由环境带给传播媒体的干扰是影响教育信息有效传递的主要因素，加之信息发送时发生的错误和学生接收时造成的错误和模糊更影响了教育传播的效果.
3案例
老师让某一学生在黑板上抄写200个完全陌生的单词，抄写错误的有19个单词，抄写正确的单词共181个.通过计算可得:
“教育者发出正确信息”事件a1概率p=0. 9 ;
“教育者发出错误信息”事件a2概率为1－0. 9=0. 1;
“受教育者在教育者发出正确信息的条件下接收到正确信息”事件的概率q=0.8;
“受教育者在教育者发出正确信息的条件下接收到错误信息”事件的概率r=0. 1;
“受教育者在教育者发出正确信息的条件下接收到模糊信息”事件的概率u=0.1;
“受教育者在教育者发出错误信息的条件下接收到正确信息”事件的概率r’=0.1;
“受教育者在教育者发出错误信息的条件下接收到错误信息”事件的概率q’=0.8;
“受教育者在教育者发出错误信息的条件接收到模糊信息”事件的概率u’=0.1;
理论推理结果:
“教育者接收到正确信息”事件b1的概率满足(1)式，将相关数据代入(1)式得:
“教育者接收到错误信息”事件b2的概率满足(2)式，将相关数据代入(2)式得:
“教育者接收到模糊信息”事件b3的概率满足(3)式，将相关数据代入(3)式得：
试验测量结果：
p(b1),p(b2),p(b3)结果与理论计算的结果0. 73,0. 17,0. 1基本相似，可以说明，上文中的理论假设成立由此，我们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
当受教育者接收到正确信息时，来源于“教育者正确传播的信息”、“教育者错误传播的信息”的概率.它们分别满足(4),(5)式，将相关数据分别代入(4),(5)式，得:
当受教育者接收到错误信息时，来源于“教育者正确传播的信息”、“教育者错误传播的信息”的概率分别满足(6),(7)二式，将相关数据分别代入(6),(7)式，得:
当受教育者接收到模糊信息时，来源于“教育者正确传播的信息”、“教育者错误传播的信息”的概率分别满足(8).(9)两式，将相关数据分别代入(8),(9)式，得:
4结语
通过上述计算结果可知，若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授的正确信息为发出信息的90%时，受教育者能够完全接收到的信息为73%，接收到的错误信息为17%，接收到的不确定的模糊信息为1000.还可以得出，受教育者接收到的正确信息，98纬来源于“教育者发出的正确信息”,1. 37%来源于“教育者发出的错误信息”(将错误信息理解为正确信息接收);受教育者接收到的错误信息，52. 94%来源于“教育者发出的正确信息”(将正确信息理解为错误信息接收，47%来源于“教育者发出的错误信息”;受教育者接收到的模糊信息，90%来源于“教育者发出的正确信息”,10%来源于“教育者发出的错误信息”.
传播学概论的理论篇5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借鉴；贡献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358-02
思维从概念开始，本文首先将要明确的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播学的概念，通过概念分析来找到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展开下面的讨论。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播学的概念
（一）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自从阶级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但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提出和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政治教育”才成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标准提法。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
（二）什么是传播学
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2]4。至于传播学是什么，学界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李彬认为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是它的研究对象[3]。施拉姆这样表述：“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联系的。[4]”本文认同的是郭庆光的观点，即“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2]6”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的联系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传播
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特定的一种社会信息传播现象和活动。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者就是教育者。根据教育对社会发展的要求，由教育者来确定教育内容，选择合适的资源，通过采用适当的形式和手段，把预期要传授的教育信息传递给受教育者。在这一活动中，应当把受教育者定位于受众，教育内容则实际上与传播活动中的信息相当。这些信息由教育者通过各种不同的载体传递给受教育者。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过程与一般信息传播的过程相同。它同样具备了传播者、受众、传播信息以及传播媒介的基本要素，并且形成一次完整的信息传播过程。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传播活动。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既具有教育实践活动的性质特点，同时也符合信息传播过程的特征。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的关系也是如此。既然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传播活动的一种，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就应该遵循传播学的基本规律。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活动，对于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改进和理论的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播学本身就是一门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在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多学科交叉性特点的学科。可以说，作为一门具有整合性特点的学科，跨学科发展是传播学顺应时代的要求[5]。因此，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创新的必然趋势，也是传播学理论丰富和发展的需要。
时至今日，借鉴传播学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所做的研究从无到有、从宏观到微观，已经开辟出了一些基本的领域，为进一步研究铺垫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可以说，传播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比较成功地被应用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工作中。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在受到传播学理论启示的同时，也对传播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对传播学
的贡献
（一）思想政治传播学正在逐渐形成，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扩大了传播学的研究范围。
传播学的分支化研究，就是要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对社会科学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以不同的主题和取向进行探索、挖掘、开采，使抽象的传播理论不断分解到各个专业领域，使传播学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其应有的影响。例如，目前已经比较成熟的传播学分支理论有政治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经济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等[5]。
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正在逐步发展形成当中，这是截至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传播学的最大贡献。本文作者以“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为关键字，在“中国知网”的多个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搜索到相关文章总计85篇。其中，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到65篇文章，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论文20篇。此外，北京交通大学的欧阳林教授在2005年出版了专著——《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一书。这些都可以说明，广大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研究的学者和研究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传播活动”这一观点的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学与传播学进行交叉研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也能看出有他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研究所做的努力。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相关理论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比如，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概念来看，大致存在着传播学本位和教育学本位两种定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模式的建构，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大致有单向型过程、双向型过程和双向互动型过程三种，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以上讨论只是为了说明，虽然众多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总归还是已经形成了一些理论并且也逐渐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当中。 总的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还很不成熟，在当前的研究中还存在不足，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化研究。尽管如此，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研究毫无疑问加深了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的理解，在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同时，也拓展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
（二）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充分的发挥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
大众传播执行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一点毋庸置疑。拉斯韦尔将传播的社会功能概括为环境监视、社会联系与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三方面。赖特提出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的“四功能说”。施拉姆则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概括为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其中涵盖了社会遗产传递、向社会成员传递社会规范和作用的规定等等。郭庆光认为拉斯韦尔的“社会遗产传承”和赖特的“社会化功能”相对应[2]101-102，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众传播的教育功能。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要学会辩证的看待问题，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是普遍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的支持。大众媒介的先进手段，比如传统媒体和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广泛使用，可以帮助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大众传播在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自己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例如，“杭州最美司机”吴斌和“最美女教师”张丽莉的事迹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全国广泛传播，使整个社会都受到了一次心灵的涤荡。在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网上投票推荐活动当中，广大群众和党员通过网络投票这个形式，也学习到了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受到了一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这些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大众传播媒介借助思想政治教育丰富的内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社会功能。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有助于传播学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中国化
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就是通过大量挖掘中国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促进传播学的发展，最终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的传播学”，就是扎根中国传播实践的土壤，吸收中国传播实践的特有优势和资源，发展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中国的传播理论[6]。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也说到，要使传播学成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就必须把传播学研究与中国国情、中国现实密切结合起来。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才是我国传播学科发展的动力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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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正在努力创造自己的传播理论，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本文前面已经说到，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种传播活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理应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学所研究出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传播学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中国化。
参考文献：
[1]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3.
[4][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
传播学概论的理论篇6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专升本综合卷共计 300 分。 考试科目涉及《传播学》和《广告原理》。考生在掌握下列指定教材中涉及到的具体章节的内容外，还要注意将这两门课程的内容加以联系和融合，要注意联系新闻报道和广告实际案例进行评析。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
第一节 从传播学的定义看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一、如何把握传播概念
二、传播与信息
三、传播的定义和特点
第二节 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一、社会传播的系统性
二、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
三、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与社会发展
第二章 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
第二节 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一、口语传播时代
二、文字传播时代
三、印刷传播时代
四、电子传播时代
第三节 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
一、传播媒介的进化与社会发展
二、信息爆炸与信息社会
三、迎接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第四章 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第一节 传播的基本过程
一、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
二、几种主要的传播过程模式
三、传播过程的特点
第二节 社会传播的系统结构
一、传播过程研究与传播系统研究
二、系统模式下的社会传播结构
三、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理论
第七章 大众传播
第一节 大众传播的定义、特点与社会功能
一、大众传播的定义
二、大众传播的特点
三、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
第二节 大众传播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一、大众报刊与大众传播
二、电报、电影、广播与大众传播
三、电视媒介与当代大众传播的发展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一、大众媒介与现代人的生活
二、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的两种观点
三、大众传播、信息环境与人的行为
第八章 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第一节 传播制度与媒介控制
一、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
二、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三、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
第二节 关于传播制度的几种规范理论
一、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四、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制度和媒介规范理论
第九章 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
第一节 作为工具和技术手段的传播媒介
一、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二、媒介工具和技术的现实社会影响
三、新媒介的发展趋势及其冲击
第二节 作为社会组织的大众传媒
一、传播者与大众传媒
二、大众传媒的组织目标与与制约因素
三、传媒组织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第十章 大众传播的受众
第一节 “大众”与大众社会理论
一、“大众”的概论
二、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变化
三、大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研究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受众观
一、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
二、作为“市场”的受众
三、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
第三节 “使用与满足” ------ 一种受众行为理论
一、受众的传媒接触动机和使用形态
二、传播接触的社会条件因素
三、对“使用与满足”研究的评价
第十一章 传播效果研究
第一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领域与课题
一、传播效果的概念含义
二、传播效果的类型及研究课题
三、传播效果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二节 传播效果的历史与发展
一、早期的“子弹论”或“皮下注射论”
二、“传播流”研究与“有限效果”理论
三、 70 年代以来的宏观效果理论
第三节 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一、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
二、传播技巧与传播效果
三、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
第十二章 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
第一节 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 ------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一、“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概要及特点
二、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
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意义与问题
第二节 大众传播、社会心理与舆论 ------ “沉默的螺旋”理论
一、“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概要
二、“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特点
三、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研究和评价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潜移默化效果 ------ “培养”理论
一、“培养”理论的起源和背景
二、“培养”理论关于社会与传播的基本观点
三、“培养”理论的
第四节 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 ------ “知沟”理论
一、“知沟”理论产生的背景
二、“知沟”理论及其反命题
三、“知沟”理论的应用研究及其意义
第十四章 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
第一节 传播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一、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源流
二、传播学的奠基者和学科开创者
三、信息论和控制论对传播学的贡献
第二节 传播学的主要学派
一、传播学的经验学派
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
三、考试题型
• 填空： 27%
• 多项选择题： 13%
• 名词解释： 13%
• 简答： 20%
• 综合分析题： 27%
参考用书 《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版
二、考试内容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广告导论
第一节 广告的定义
第二节 广告的分类
第三节 广告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节 广告学的理论基础
第五节 广告学的任务和研究方法
第二编 广告信息源
第四章 广告战略
第一节 广告战略分类与内容
第二节 产品的生命周期与广告战略
第三节 广告战略的实施原则
第三编 广告信息
第六章 广告文案创作
第一节 广告文稿的重要性
第二节 广告文稿创作的基本要求
第三节 广告文稿的创作技巧
第四编 广告媒介
第九章 广告媒介的特点
第一节 四大广告媒介的特点
第二节 印刷广告媒介的特点
第三节 户外广告媒介的特点
率四节 现场广告媒介的特点
第五节 其他形式的广告
第十章 广告媒介的选择
第一节 广告媒介选择的前提
第二节 广告媒介选择的依据
第三节 广告媒介选择的方式
第五编 广告接收者
第十一章 广告与接收者
第一节 广告信息的接收对象和传播方式
第二节 广告信息的核心 ----- 接收者需要
第三节 不同媒介接收者特征
第十二章 广告与消费者
第一节 现代广告的经营指导思想
第二节 消费者市场细分
第三节 消费者购买行为
第四节 广告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第六编 广告效果
第十四章 广告效果分类及测定
第一节 广告效果分类
第二节 广告效果测定
三、考试题型
• 判断题： 13%
• 单项选择题： 7%
• 填空： 20%
• 名词解释： 7%
• 简答： 13%
• 综合题： 40%
传播学概论的理论篇7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present,aswavesof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surgeforwardthroughouttheword,mediaanalysisasanimportantcategoryofcommunicationresearchisdemonstratingitssignificance.Worldwide,usesandimpactofthe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havebecomeahottopicfordiscussion,thuspushingforwardresearchinthewholeareaofmediaanalysis,attractingmuchacademicattentiontothearea.InthemainlandofChina,mediaanalysishasalsoreceivedalotofattention.Inrecentyears,scholarsinthemainlandofChinahaveexploredmanyissuesinthearea,resultinginmanypublications.Thispaperattemptstomakeasurveyoftheirresearchachievementsand,onthebasisofthat,analyzethefeaturesoftheseachievements.Owingtothelimitationoftimeandtolimitedmaterialsavailable,thewritercannotpossiblymakeathoroughlycomprehensivestudyofall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Therefore,thewriterchoosestocarryoutthestudymainlythroughacontentanalysisofthearticlespublishedinfour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sinthecountryfrom1996to2000,asimilaranalysisofthepaperssubmittedtoseveral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ferencessince1995,andadiscussionoftworecentbooksonmediaanalysis.Asthewriter’sknowledgeofandreadingintheliteratureofthisareaofresearchareverylimited,andthematerialsavailablearealsoverylimited,thispaperisboundtohavesomelimitations.Omissionsmayalsobeunavoidable,butcertainlynotintentional.Thewriteroffersthispaperjustinthehopeofinvitingmorecomprehensivestudiesof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inthemainlandofChina.
KeyWords:mediaanalysis;newinformation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Innis）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年份*总篇数⑴*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502；4％
1997年467；15.22％
1998年498；16.33％
1999年508；16％
2000年5114；27.45％
总计：246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045；4.81％
1997年1175；4.27％
1998年1174；3.42％
1999年1088；7.41％
2000年11913；10.92
总计：565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1419；16.67％
1997年1119；8.11％
1998年9913；13.13％
1999年10321；20.39%
2000年9726；26.80%
总计：524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2986；2.01％
1997年3427；2.05％
1998年3397；2.06％
1999年37419；5.08%
2000年42731；7.26%
总计：1780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5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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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DigitalAudio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McGrath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onthe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Benedetti和Nancy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Books出版社发表了W.Terrence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Rose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⒀有关以上讨论到的论文的材料，请参见《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
传播学概论的理论篇8
[关键词]传播学 知识谱系 学科互涉 知识越界 学科规训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7-0137-05
一、学科互涉
传播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它的产生反映了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逐渐融合的趋势，这已经成为众多传播学研究者的共识了。中国学者徐耀魁在《传播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传播学是借鉴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结果，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而陈卫星认为：“传播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科学领域的划分，形成当代社会科学中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嫁接现象。它打破了传统的知识和学科分类，能够把来自其他不同学科领域中的理论问题都统摄起来。”事实上，如果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传播学学科知识谱系的生成，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学科互涉现象的必然结果。
“学学科互涉”这一概念来源于英文interdisciplinary，国内学者对这个词主要有以下几种译法：跨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混合学科、多科性，港台学者则译为“科际整合”。尽管译法各不相同，但却隐含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关于学科互涉的起源，20世纪6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学及改革中心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学科互涉活动调查时，发现了五个源头，即自然科学的发展、学生的需要、职业培训的需求、社会的基本需要和大学的功能与管理问题。美国学者克莱恩和纽威尔认为，除了熟悉的动机以外，还有一些新的推动力，即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文科研究(liberal studies)和职业培训；社会、经济和技术中的问题解决；社会的、政治的和认识论的批评：整体的、系统的和超学科的研究；借鉴的互补流和亚学科互动；新领域、混合团体和机构间的联盟：人才培养与机构规模的缩小等。因此，“旧源头与新源头以及某些情形下本质上不同的活动的出现，导致了学科互涉活动新的复杂性。”20世纪以来学科间的这种复杂的交叉与融合，意味着现代传播学知识谱系起源语境的复杂性。
学科互涉理论化的方式很多，如果将其比作一个学术光谱的话，那么，在光谱的一端，工具主义将学科互涉看作一个经验问题；在光谱的另一端，认识论将其视为一个理论问题。这种不同可以体现在两个“隐喻”上，即搭建桥梁和重新建构(bridge building and reconstructing)。搭建桥梁一般发生在成熟与稳固的学科之间，而且通常有一个应用方向，大多数工具性计划都是搭建桥梁式的。相对而言，重新建构则给学科带来部分变化，它通常具体体现为对学科重构的状态的批评，以及不管是含蓄地，还是明显地，对流行的知识结构的批评。通过具体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传播学知识谱系生成的过程中，这两种学科互涉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学者克莱恩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个重要的学科互涉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到20世纪30年代，这次运动主要以一种桥梁搭建形式，把大量的方法从自然科学领域借鉴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正是借助于这一次的学科互涉运动，现代传播学建立了最初的学科知识谱系的雏形。20世纪以后，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的强大影响，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由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政治学中，大量的数学定量分析方法被采用。这种潮流风潮很快就影响到传播学研究领域，并对现代传播学知识谱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随着抽样和态度测定技术的进步，调查研究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促使广播研究朝着精确的、量化的经验方向发展。在这方面，拥有数学博士学位的拉扎斯菲尔德可谓独领，“他利用了调查研究、广播节目的内容分析、收听率和其他种类的第二手资料，他驱使‘广播研究项目’广泛地超越传播研究的全景，并在他所经之处做出创新和即兴创作。”但是，由于“桥梁搭建者一般不对问题的选择、学科所运用的认识论或学科的逻辑结构，进行批评性的反思。”因此，社会学科研究领域的新突破迫在眉睫，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
在克莱恩看来，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采用的是一种重新建构的形式。由于“逻辑与哲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刺激了对新的整合范畴的探索，这类探索表现在新的整合性社会科学课程与项目、行为科学理论以及一些交叉的概念，比如地区、信息、交流、决策、角色及身份建构上。”就传播学知识谱系的建构而言，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传播学知识谱系重新建构的一个契机。这个时期，为了躲避希特勒政权的迫害，大批欧洲学者移居美国，其中就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学者。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学者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原有的传播学研究面貌和价值取向。因为这使“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才有了真正的对立面，有了一种外在的推动力，促使它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思考和修正。”这“为当时蓬勃展开的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研究，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提供更加深刻的分析，因而不仅能够影响以后几十年美国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成为活跃于当代欧美国家、第二三世界国家的批判的传播学派的最早理论肇始者。”当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进行融合的可能性：经验主义需要借用批判学派的理论来增加自身阐释的张力；而批判学派则希望用经验的方法来丰富、矫正并支持它的某些理论假设。因此，以重新建构为主要形式的第二次学科互涉运动，使传播学知识谱系变得更为全面和完整。
二、知识越界
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之间往往存在着鲜明的边界，按照克莱恩的说法，“边界的修辞意义是由空间性的隐喻，如区域、疆域和领域指涉出来的，隐喻成空间令人注意到范畴和分类凸显差异的方式。”“由于合理性、权威性同思想观念紧密相关，于是便建立了评价体系，知识也按等级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但是，随着20世纪以来学科互涉现象的不断出现，各种知识单元之间的界线不断被打破和重构，各个学科之间的知识越界已经成为无法避免的趋向了。克莱恩对知识的“互补流”这样描述：
知识正日益学科互涉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因借鉴其他学科而带来的日常互补流，广为人知的例子涉及到工具与仪器、方法与技巧、数据与信息、概念与理论：如计算机、激光、电子显微镜和基因缝合技术：统计方法、刻板的数学模式、数据集和系统工程学；博弈论、结构理论和要素分析；调查与访谈技巧、参与者的观察、厚描法(thick description)和文本阐释；进化论、信息论、糸统论和结构主义；角色、地位、决策、信息和交流等概念；以及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 析。
可以说，随着知识越界的不断深入，一幅关于学科知识、专业知识、学科互涉知识的全景图正逐渐展开、研究知识的方法论也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认识论，包括访谈与调查、人种学研究、谈话与话语分析、引文分析、批评史研究、档案研究、研究人员与研究地点的经验主义分析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构成分析。正是由于知识越界带来的影响，使得传播学成为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同时也为这一学科的知识创新和领域拓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
法同学者马太・多冈存《新的社会科学：学科壁垒上的裂缝》一文中认为：任何一个专业之内的创新思想，通常来自与其他专业或学科的思想的交互作用，而不可能产生于本专业内部凭狭隘的眼光进行到底的研究。自我孤立的专业有一种典型的情况：因为没有外来的新思想注入，总是趋于高度保守。巧合的是，这篇文章还把美同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作为例证进行分析。库尔特・卢因是二战之前和期间著名的心理学家，对一系列心理行为感到兴趣，其中包括学习的认知和感知过程、动机、人际报应、惩罚、冲突和影响、领导、社会风气、群体标准以及价值观。“虽然他的兴趣变化发展，他总是执着于一项中心的理论信条，那就是忠实地狲述和阐释复杂的具体现实；而为了这样做，[就必须]超越社会科学传统的界限。”而恰恰是这个卢因，被誉为现代传播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传播学知识谱系中普遍发生的知识越界现象。作为一门“新的社会科学”，传播学同样产生于“学科壁垒上的裂缝”，而传播学领域普遍发生的矢识越界，也类似于马太・多冈所说的知识杂交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概念的越界使用、方法的借用、理论的越界杂交。
首先，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大量使用r其他学科的术语和概念。当然，各个学科之间的概念混乱常常造成各种无法回避的误解，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传播学来说同样如此。因此，传播学者李彬指出，虽然传播学越来越成为显学，但这个学科的许多基本概念存我国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模糊、朦胧，甚至混乱不清之处，乃至误读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在根本J：制约着学科的发展与提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更多的时候，“借来的概念需要对新的学科环境作某些适应，因为一个概念不仅仅是一个词，它还是一个念头一种思想。”李彬在《传播学的关键概念》一文中列举的部分概念，比如话语(discourse)、文本／讯息(texffmessage)、“隐喻(metaphor)、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人种志(ethnography)等等，都是从其他学科借用的术语或慨念。可以说，正是来源于其他学科的大量术语和概念，给传播学的学科建设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传播学的知识谱系。
其次，传播学研究广泛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一些自然科学领域中常用的研究方法，比如表格、图形、求和、变化尺度、比例、比率、抽羊分布、统计分析、多重回归、线性相关、因素分析等等，都在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使。马太・多冈认为，数学和统计学被引入社会科学，“直到一点为止，二者都起了极其有价值的作用；除开它们自身便有贡献之外，它们尤其成为一种桥头堡，据以向其他方面借川其他东西。”这在传播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后，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往往产生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理论杂交。比如，20世纪40年代之后兴起的“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产生了一次大飞跃，这也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传播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从“三论”中吸取和借用了不少有用的珊论和方法来丰富自己。例如，传播学中的“反馈”概念和原理就来自控制论：传播学中的数学传播过程模式，则来自信息理论。因此，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各个学科领域的理论杂交，这也是是知识越界行为的一种重要表现。
三、学科规训
对于一门学科的建构及其知识谱系的生成来说，仅仅依靠学科互涉和知识越界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沃勒斯坦等人所描述的，这样的知识还没有学科化和专业化，因而还没有取得知识形态的合法性，还不能构成具有制度化结构特征的现代科学。而传播学正是这样的一门学科，知识形态合法性的缺失和学科制度结构的不完善，成为当前传播学屡遭诟病的原因，“传播无学”的论断似乎成了广大传播学研究者共同的心病。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传播学自身知识谱系的规训，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
“规训”一词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切人点是对监狱诞生的考古学分析，这主要体现在福柯的著作《规训与惩罚》中。在该书中，福柯认为，规训的目的就是造就驯顺的肉体，并引伸到对人文科学的思考。福柯指出，“如果说它们(人文科学)能够形成，能够在知识型(eplsteme)中造就如此之多的深刻变化，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特殊而新颖的权力渠道而传送的，即一种关于肉体的政策，一种使人的群体变得驯顺而有用的方法。这种政策要求把确定的知识关系包含进权力关系，要求一种使征服与客体重合化的技术。它本身就带有新的造成个人化的技术。这种权力――知识造成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而监狱网络则是这种权力――知识的盔甲之一。”福柯的深远意义在于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规训背后隐藏的“权力――知识”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究科学与学科的关系，以及学科发展的内在约束问题，于是才有了所谓的“学科规训制度”。学科规训制度一词对应的英文词是disciplinarity，来源于另一个英文词discipline。有译者认为，“discipline具有多重而又相关的含义：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等。汉语里没有相对应的词项能包含它的丰富含义。Diseiplinarity是新词，本文译作‘学科规训制度’、‘学科规训’等以包含学科、规训、建制等内涵”。由这一最基本的词义延伸可以看出，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至少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教学的科目(subjects ofinstnletion)，即教的科目和学的科目，是一种传递知识、教育教学的活动；(2)学问的分支(branches 0f knowledge)，即科学的分支和知识的分门别类，是一种发展、改进知识和研究的活动；(3)学术的组织(units Of institution)，即学界或学术的组织是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机构。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更深入认识传播学学科知识谱系的形成过程。
在传播学的学科规训过程中，施拉姆被称为集大成者，这与其始终致力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是分不开的。施拉姆把美国的新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前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修正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从而创立了一门新学科――传播学。他还开创了美国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之先河，主编了最早的一批传播学教材，编写了近30部论著，开辟了诸多新的大众传播媒介研究领域。由于施拉姆在传播学成熟和理论系统化过程中的重要贡献，他被誉为“使传播科学从梦想变成了现实”的人。施拉姆创建的一整套制度和规训，是学科化和专业化了的现 代学术形态，也是一种生产传播学新知识、培养研究者的制度结构。这才使得传播学初步获得了学科的合法性，挤进了现代学术的序列之中，成为大学建制的学科之一。因此，施拉姆才有底气宣称：“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学的研究会成为所有哲学科学里面的基础。讲话、编写、广播等技术都同传播的过程密不可分。因为要牵涉到这些基本的技术问题，所以综合之后的社会科学会非常看重对传播的研究，它将成为综合之后的新的学科的一个基本学科。”事实上，在他的这段宣言里，就隐含着对传播学从学科互涉到学科规训历史过程和发展前景的概括。
当然，施拉姆的努力并不意味着传播学学科规训的完成。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科学的规模和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支持学术的社会条件愈来愈成熟，科学机构和从事科学活动的人数大幅增加，科学按指数规律发展，从整体上己经完成了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在其影响和推动下，人类社会进入到了后工业化社会，或称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等。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学科规训制度表现出与传统现代社会极为不同的范式，体现出一种后现代的状况。传播学这一学科知识谱系的成型过程，正处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这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为传播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了种种难以避免的隐患。这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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