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政策范文

生命教育政策篇1

我国的高考政策是国家面向全国公众，为高校选拔合格新生进而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考试政策，属于公共政策领域。在公共政策视野，考试政策是考试权力机构，为了考试事业的发展或为了解决考试活动中已经存在或可能出现的问题、实现考试相关的公共利益，根据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制订的考试行动过程方案。考试政策包含考试发展政策（考试改革政策等）、考试实施政策（试题命制政策等）、考试管理政策（考生资格政策等）等[1]。

公共政策评估是政策评估主体依据设定的政策目标，通过相关的评估程序，分析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等各个环节，对政策效度进行评价，以判断政策目标是否实现或实现程度的活动[2]。政策效度指的是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它通过对预期政策目标与实际政策结果的差距来分析确定[3]。对政策效度进行调查分析有利于促进政策的科学化，有利于合理配置政策资源，同时也是决定政策未来走向的重要依据。

政策评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调查分析过程中，须用多种科学的评估方法，以使评估的结果更具有准确性和科学性。政策效度评估常用方法有四种：（1）前后对比法；（2）专家判断法；（3）自我评估法；（4）对象评定法。对象评定法是由政策对象通过亲身感受和了解对政策及其效度予以评定的方法。由于政策对象既是政策的承受者，又是政策活动的主体，他们对政策的成败得失有切身感受，因而最有评价发言权。笔者采用对象评估法，在广东省对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效度进行调查分析与评估。

二、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实施现状

分省命题，古已有之。古代西周的选士制和汉代的察举制，就有按人口比例贡士的尝试。科举制诞生之后，从宋代的“逐路取人”到明、清的“分卷（南、北、中）施考、分省录取”，以及民国时期的分区考试，都可以说是“分省命题”的雏形。

1949年以后，我国的高考制度也可看作是一部“统”（统一命题）“分”（分省命题）史。在1952年建立全国统一高考之前，就有了分校命题（各高校自主命题）、分区命题（六大行政区[1]）等形式，只不过没有分省命题之名，但已有分省命题之实。即使在建立统一高考制度之后，1958年也实行过分省命题，但只实施了一年。1977年恢复高考时，因来不及准备，也只好实行分省命题，但由于存在诸多弊端，在1978年又恢复全国统一命题。1985年上海开始高中毕业会考与高考科目设置改革的试验，上海高考单独命题[4]。2002年北京也开始实行自主命题。2004年分省命题省（市）增加到11个。到2006年，全国实行高考分省命题的省份已达16个，涉及的考生占全国考生的65%左右。至此，高考分省命题格局已基本形成。2007年随着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四省（区）新课程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高考分省命题的省（区）数量进一步扩大到18个。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海南、宁夏高考试卷仍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也就是说全国真正实行分省命题的省份只有16个。

可以说，1949-1985年的高考分省命题有不得已的原因，是偶然现象，是特殊政策；1985-2004年的高考分省命题是个别现象，是改革试点，是改革政策；那么，2006年至今的高考分省命题则已成为一种常态政策。

三、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的目标

政策目标即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通过政策实施所达到的解决问题的社会效果或所要避免的消极社会影响，它是政策的灵魂，也是实施、评估政策方案的出发点[5]。一般而言，制定政策总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不会有无的放矢的政策。

《教育部关于印发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说明“高考分省命题是在全国统考的框架内，由教育部授权，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以下简称《考试大纲》）自行组织命题工作，《考试大纲》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制订。”《通知》中第三条明确提出分省命题工作按照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扩大高校办学自的原则实施，同时，要有利于考试的科学公正、安全高效与准确规范[6]。这些是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明确宣示的目标，是该项政策的显性目标。当然，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也有促进社会稳定、降低政策风险等隐性目标，本文不作讨论。

四、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效度调查分析

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自2004年开始推广，是迄今推行范围最广、稳定实施时间最长的高考改革政策，其效度如何，值得分析。笔者于2011年5月中旬在广东省对此项政策的效度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

1.样本与问卷

样本的选择要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全面性、代表性和均衡性。因此，在选择样本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选择。

（1）省份的选择

选取广东省进行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效度分析是因为广东省位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全国人口大省，经济大省，经济条件比较好，新课程改革、高考改革启动比较早，自2004年开始自主命题，至今已有7年的命题经验，顺利实现从国家卷到地方卷地平稳过渡，有着较为完善的命题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对此进行分析，具有较高的信度。

（2）地区的选择

结合样本的代表性与调研的可行性，本文选取了广东省省会城市G市、经济较为发达的Z市、以农业为主的欠发达的D县三个地区作为调研的对象，这三个地区分别代表省级、地市级、县级三个层次，这样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学校的选择

本论文主要选取了高中和大学。其中高中有省级、地市级、县级三个不同层次；大学有国家211大学、地方院校、高职高专院校以及主要针对高考落榜生而举办的民办高校。

（4）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主要采用抽样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实施便利、易于组织、省时省力，因而它适合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本研究所抽样调查的对象有高中生、大学生、高中教师、高中校长、高校教师、高校招办人员、学生家长（主要是高三学生家长），因为这些群体对高考关注较多。

（5）问卷总量与问卷分布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50份，回收问卷550份，有效问卷538分。有效问卷分布按身份划分，学生问卷371份，教师问卷110份，校长问卷14份，学生家长问卷27份，高校招生人员16份；按地域划分，副省级问卷139份，地市级问卷141份，县级问卷140份，另外高校问卷118份。该问卷为自编问卷。问题1—6主要用来了解调查对象对分省命题是否实现了教育部考试中心所提出的6个政策目标。第7个问题主要用来了解人们对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的总体评价，问题1—7是封闭性的。问题8是开放性的，主要是用来了解调查对象对高考分省命题是否还有其他的评价。

2.结果统计分析

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的有效性，在调查之前进行统一的讲解，要求每一个被调查的对象认真、坦率、真实地回答每一个问题。问卷回答完后当场回收。调查结果输入Exel2003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分析。

（1）“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目标效度分析。就“高考分省命题是否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这一目标效度，我们在该省范围内抽样调查了2所211学校、2所地方院校、2所高职高专和2所民办高校的校长、教师和招办工作人员，调查结果如下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在受访的8位校长中，有近62.5%的大学校长认为高考分省命题不太有助于或完全无助于高校选拔人才；在受访的16位高校招生人员中，只有25%的高校招办工作人员认为高考分省命题完全有助于或基本有助于高校选拔人才。在受访的20名大学教师中，有高达80%的大学教师认为高考分省命题不太有助于或无助于高校人才的选拔。可见，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在实现“有助于高校选拔人才”这一政策目标上的回应度是不高的。

（2）“有助于中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目标效度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的出台旨在让地方有权制定符合各自情况的教学与考试大纲，进而通过调整考试内容，使高考在本省实施素质教育方面更好地发挥“指挥棒”的作用。然而，我们通过统计分析大学生、高中生、高中教师、高中校长的调查问卷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以下是对这一目标效度的调查结果。

由图2可以看出：在受访的297名高中生和74名大学生中，有62.29%的高中生和73.32%的大学生认为高考分省命题不太有助于或完全无助于中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在受访的90名高中教师中，有高达63.33%的高中教师认为高考分省命题不太有助于或完全无助于中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在受访的6名高中校长中，也是高达66.67%的高中校长认为高考分省命题不太有助于或完全无助于中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

（3）“有助于扩大高校办学自”目标效度分析

高考分省命题作为扩大自的一种积极尝试，要“有助于扩大高校办学自”。然而，目前我国高考试题是由教育部考试中心或各省（市）教育考试院（中心）统一命制，加之高校招生录取体制的核心是全国统考，根据“考生志愿+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按照120%的比例调档，这使得高校几乎无权选录自己认为有培养前途但分数稍低的考生。也就是说，高考分省命题几乎无助于扩大高校办学自。通过对高校招办人员和大学校长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点。

（4）“有利于考试的科学与公正”目标效度分析

科学与公正是所有考试都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7]要提高考试的科学性就要尽量减小误差，提高考试的信度和效度。华中师大鲁子问教授从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曾对全国统一的高考英语作文与分省命题的15道英语作文题命题质量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试题效度存在较大差距，分省命制的作文试题73.3%语用目的不合理。通过对高中学生、高中教师、高中校长和大学生的调查问卷统计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点。

（5）“有利于考试的安全与高效”目标效度分析

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高考的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在全国统一命题的模式下，一旦发生试题泄密的情况，影响范围将波及到全国的考生，而在高考分省命题的背景下，其影响范围则缩小很多。但通过对高中学生、大学生、高中教师、高中校长、学生家长的调查问卷统计我们发现另外一些答案。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高考分省命题不太有利于考试的安全与高效。他们对考试安全表示担忧，对高额的考试费用表示愤慨。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从理论上来看是降低了风险系数，但从实际操作来讲，高考分省命题囿于一省之内，在保密、回避等环节上的执行难度相对于全国统一高考要大得多，风险系数非小反大成为不容回避的事实。

（6）“有利于考试的准确与规范”目标效度分析

克服命题上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增强命题的准确性与规范性，确保考试的科学性，对于规模大、影响广、要求高、时间短的高考命题来说尤为重要。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有利于考试的准确与规范”。

通过对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的六个目标进行效度分析可以看出：尽管高考分省命题的理论优势十分明显，如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发展教育这一公共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充分的作用；有利于高校有针对性地选才；有利于为基础教育改革和实施素质教育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等等，但其政策效度并不理想，与政策目标相距甚远。有些受访者甚至强烈要求教育部收回高考命题权。通过对538份有效问卷统计发现，高达75.28%的受访者认为弊大于利。如图3所示。

这一调查结果与2005年7月搜狐新闻网和2007年7月新浪网的调查结果一致。2005年7月搜狐新闻网就“你赞同高考分省命题吗？”展开网络问卷调查，共有3406人参与网络投票，结果只有17%的人表示赞同，有高达83%的人持反对意见。[1]

2007年7月央视开辟了一档网络辩论赛《网辩天下》[2]，辩题之一是《全国高考应统一命题还是分省命题》，新浪网开通网络留言系统，共有5037名网友留言，其中支持全国高考应统一命题的有4645人，占92.22%；而支持全国高考应分省命题的仅392人，只占7.78%，时隔两年，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的支持率不升反降！由此，我们很难说高考分省命题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预期的政策目标。

五、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调整对策建议

通过对该省的调查分析清楚地说明，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没有实现其预设目标。尽管影响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效度的因素有许多，但其主要原因则是：高考改革过于复杂，分省命题政策目标设置过高，单靠分省命题政策不可能实现如此复杂的目的。

分省命题只是高考改革政策中的一项，解决的只是命题权的分配问题，不可能解决高考所有的困难。但是，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的目标却是整个高考改革的目标。

我们知道政策越复杂，执行的难度越大，尤其是综合性、创造性较高的改革政策，执行难度较大[8]。高考分省命题是对我国高考大一统考试制度的突破，是我国高考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涉及高校招生考试乃至教育全局的重大制度性改革。它所涉及的目标团体不仅包括教师、学生、还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者、相关的社会团体或单位，甚至还包括学生的家长等等。其政策目标对象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令人难以想象。所有这些无不昭示着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执行的难度之大。

由于当今之高考已成为举国之大考，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要实现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预期目标，必须多管齐下。也就是说，高考改革不仅仅是一场教育改革内部的改革，它是宏大的社会改革系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子系统；高考改革也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它是一个需要综合治理的社会问题。高考改革要想取得突破，必须跳出教育改革的小圈子，立足社会，放眼世界，顺应潮流，推陈出新，综合治理。那种寄希望于考试科目的调整、命题权限的下放来达到其目标的考试政策是注定不会有较高效度的。

所以，高考分省命题政策需要调整，才可能维持其发展。我们认为，调整高考分省命题政策的对策有三。

1.强化政策执行

这一对策就是进一步强化分省命题政策的执行，强化政策目标，加强政策执行的措施，比如增加分省命题经费和人员，提高高考分省命题的试题质量。

2.调整政策目标

这一对策要求合理调整政策目标，使分省命题政策只承担其能够承载的目标。

高考改革政策事关国家选才用人，涉及社会发展，关乎家族命运和个人前程，是一项涉及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大事[9]。高考分省命题政策目标的“三个有利于，三个有助于”中的任何一项目标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目标，必须有整体改革的思路，从国家的高度，以全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指向，进行系统的政策改革设计。高考分省命题政策即使有效，也只可能是在高考改革这个政策体系有效的内部，实现其政策效度。所以高考政策应该集中国家和社会、机关和企业、学校和教师、家长和学生各相关政策主体，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尽可能的利益平衡，制定出长远的改革路线图和当下的改革措施，而不是像分省命题政策这样由教育考试部门在自身职权范围内进行宏大理想的改革。

其实，高考分省命题政策要科学地设置目标的话，倒也是非常可行的政策，也就是把目标设定在教育考试行政部门职权可以实现的范围之内。如：通过高考分省命题政策，使试题更适合本省学生，尤其是文化、社会、历史环境，从而降低考试的社会文化认知负荷，更为准确地考查学生的能力，进而使高等学校在本省市能选拔其所需的人才。比如让广东的学生写“荔枝蜜”就比写“我的地坛”更能合理地考查他们的写作能力，这样高校就能选择更具有写作能力的学生。

3.终止政策实施

这一对策就是结束高考分省命题政策的实施，重新回到统一命题的政策，或者制定新的命题政策。

我们认为，对策1和对策3的政策风险都很大。对策1强化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的执行，只会加大政策执行成本，而政策目标仍然无法实现；对策3肯定会因为既行政策终止而带来政治、社会、教育风险。

所以，理性的选择是实施对策2，我们没有必要终止高考分省命题政策，而是调整分省命题政策目标，促进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的科学性，使其承担可以承担的目标，而不是用一个过于宏大的目标来束缚其发展。因此，高考分省命题考试政策的目标应以本省（市）教育发展为核心目标，即高考分省命题工作应有助于设计本省（市）考生在高考中能充分展现其能力的试题，从而使高等学校可以从本省（市）选拔其所需的人才。这一对策既不会加大政策实施的成本，也不会导致政策实施的风险。

参考文献

[1] 鲁子问.高考政策的国家利益优先性探讨.考试研究，2006（4）.

[2] （美）沙维奇.公共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 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杨学为.高考文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 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分省命题工作暂行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06，（10）.

[7] 廖平胜.考试学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 谢明.公共政策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生命教育政策篇2

关键词: 任弼时 形势政策教育思想 高校形势政策教育教学 启示

一、任弼时形势政策教育思想

做好形势政策教育,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正确地认识形势和分析政策,对于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完成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是极为重要的。“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卓越领导人,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作为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组织家,党和人民军队的杰出领导人”,[2]任弼时同志非常重视形势政策教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形势政策教育思想,这些思想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高校形势政策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认真开展形势政策教育,“仅如此,在争斗时才能获得广大群众起来参加”。

任弼时同志在30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强调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在革命斗争时期,要通过开展形势政策教育,使群众了解当时的社会形势和党的基本政策,争取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国民革命时期,他呼吁要重视对群众的教育,他认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步,还是要注意民众的政治教育,取得民众之多数同情于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实力发展。”[3]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接受党的主张和政策,“这就是说,我们须努力宣传教育群众,使群众接受我们争斗的主张,尤须有党的独立宣传,向工人解释党的政策,使工人群众了解党”,“仅如此在争斗时才能获得广大群众起来参加”。[4]同时,也“要保证每个战士具备红军读本中的基本常识,并且了解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流血到底,这必须经过党的组织、政治机关、报纸、列宁室等,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养”,“使每个指战员不仅在战斗中成为英勇坚决的战士,而且还要他们懂得党的基本政策,使他们成为党的政策的宣传者和坚决执行者”。[5]

“五卅”惨案发生后,任弼时与恽代英联名签发团中央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掀起一个“大运动”的通告,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应立即与当地党的组织召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武昌、山东及日本东京等地压迫中国人的事实”,[6]并因势利导,组织一些学生到工厂去演讲五卅惨案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形,协助这些工人组织工会。青年学生在对工人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过程中,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对当时的形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对于一般青年国民的希望,就是设法使这次上海屠杀的事实变成全国长期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平常我们向一般民众宣传,总难使他们明白反对帝国主义之必要,现在有了这次帝国主义残杀同胞的事实,当然容易唤起一般同胞的同情”。“我们对于这次运动的希望,就是使全国民众了解帝国主义的真正面目,同时使他们知道反对帝国主义应注意之点,简言之,就是注意民众中的宣传”。[7]通告发出后,一时群情激奋,被帝国主义统治八十多年的上海市民怒吼了,罢工、罢课、罢市,“造成中国这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一段极光荣的历史”。[8]对于农民运动来说,“目前须极力注意在农民中作普泛的政治宣传”,“宣传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使一般农民都能了解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之关系,借此以鼓吹农民之联合”,[9]形成与工人阶级稳固的联盟,形成反抗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

2.“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庶可得到思想上的胜利”。

任弼时指出,在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时,内容不要过于空泛,也不要过于艰深,要注意到日常生活的各种实际问题的解释,要结合社会现实去做好形势政策教育,从实际出发,只有“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庶可得到思想上的胜利”。[10]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强调:“只有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并指出:“日寇的进攻,特别是日军的残暴,是我们动员、组织群众最好的宣传资料。”“这种悲惨残酷的事实,是最能激发同胞的民族仇恨的。只要我们能够很好地抓住这种日本的‘王道’,加以‘宣扬’,是容易把群众发动起来的。”[11]我们应通过宣讲当时的社会形势,使群众认识到敌人的丑恶,激发民族责任感,形成民族聚合力,团结一心,共同抗日。

有些人感觉抗战中群众的动员工作是重要的,但总以为这非三个月半年之后不能见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任弼时同志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及时对群众进行当前形势政策教育,“我方虽在军事上受到一些失利――但决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失败,然而却换得了中华民族从未有的团结,冲破了积弱传统与恐日思想”。[12]任弼时分析当前战争形势,指出:“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有两条相反的道路:一条接受日本的条件而投降屈服,一是继续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的胜利。”“接受日本条件而投降屈服,只有黑暗悲惨的前途,是汉奸托派卖国贼之徒所走的道路,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隶的人们所反对的。”“只有继续抗战到底,才是中华民族光明的大道,是一切黄帝子孙所应走的道路,是一切不愿做亡国奴隶的人们所拥护的政策。”[13]并号召:“要以周密的系统的宣传方法,把日寇灭亡整个中国的侵略阴谋,把敌军烧杀、奸淫、抢戮的残暴行为,把持久战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条件,把每个国民应负的责任,把群众参战的具体方法,进行最普遍的宣传鼓动与教育,鼓起群众炽烈的爱国热情,建立起坚固的胜利信心,积极起来参加各种抗战的实际斗争。”[14]事实证明,这对于引导群众的抗战意识,激发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念,影响和团结各界各阶层人共同抗日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任弼时形势政策教育思想对高校形势政策教育教学的启示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其社会责任感。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学校要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制定形势政策教育教学计划,认真组织实施。”[15]任弼时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实践中形成的比较系统的形势政策教育思想,对于加强和改进当前高校形势政策教育教学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明确形势政策教育地位,重视形势政策教学。

任弼时同志十分重视开展形势政策教育,认为:“仅如此在争斗时才能获得广大群众起来参加。”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引起足够的重视,明确形势政策教育地位,重视形势政策教学。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大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分析国内外形势,正确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将其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004年11月,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文件精神,不断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进一步强调了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在通知指导下,各高校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在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工作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形势政策教育教学中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课程建设的现状与教育部的要求,与广大同学的期望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很多高校中,形势与政策教育课都不受重视。一些人认为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是高校的思想政治公共基础课程之一,与专业课程相比,总是处于次要地位,所以在课程建设方面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课程开设随意化,缺乏课程长远规划,教学方法、手段、渠道单一,等等,导致形势与政策教育流于形式,以致不少大学生形势与政策知识匮乏,对国家大事的认识很幼稚,与大学生素质要求极不适应。

只有从思想上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能更好地实施形势政策教学。“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6]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始终注重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形势,要他们懂得党的基本政策,“使他们成为党的政策的宣传者和坚决执行者”,[17]真正理解、坚信、拥护、执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具有对形势政策信息进行多维度分析和综合判断的能力,以及大学生成为高素质人才必备的大局观和思维能力。学校的有关领导部门应在党委的牵头下,对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给予应有的重视,要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更多的支持,形成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战略共识,建立健全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领导机制与工作机制。确立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应有的重要地位,充分认识到开好“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并把这种认识付诸实践,在形势与政策教育学科构建上,要真正将其作为一门思想政治教育必修课加以建设,加强教学管理,强化师资力量,在发展中逐步奠定和夯实它的学科基础,指导学生通过不断地认知时事,认同政策,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最终树立起科学的形势政策观。

2.理论联系实践,提高教学效果。

任弼时指出,在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时要注意结合日常生活的各种实际问题,要结合社会现实去宣传。只有“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庶可得到思想上的胜利”。[18]

高校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把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高校形势政策教育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联系当前的国内外大事,以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等,使大学生从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过程中明确立场,从而逐渐培养正确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与其他教育相比,形势政策教育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教育。它既需要注重形势政策的宣传和教育,又应当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学生社会实践不仅是形势政策教育的需要,而且是大学生了解社会、认识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然而,大多数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程仅采用一种简单的上课形式,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仅限于课堂上的理论学习,缺乏与实际的联系,导致学生对一些政策和基本方针的理解度不够。因此,我们要紧密结合教育内容,将形势政策教育实践活动纳入大学生总体实践体系。社会实践对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感受国情,领悟政策,增强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形势与政策教育重要的补充。因此,组织并开展好社会实践工作是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实效性的有效途径。高校要把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抓,要大力探索形势政策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教育,加深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知行统一,提升形势政策教育教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cpc.省略/GB/69112/82103/.

[2]薄一波.怀念任弼时同志.党的文献,2004,3.

[3][3][4][7][8][9][10][11][12][13][14][18]任弼时.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11,59,8,6,17-18,3,142-143,150,151,157,3.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60-61.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9.

[15]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2004]16号.

[16]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热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

生命教育政策篇3

西藏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改革创新研究一、西藏高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的重大意义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始终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

西藏高校作为培养西藏地区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形势与政策”教育就是进一步强化西藏高校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抓住关键环节，增强西藏大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积极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指示，培养“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的有用人才，促进西藏的长足发展和长治久安，成为社会主义可靠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深入推进教学改革创新研究，提高西藏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质量和水平，满足新形势下西藏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要求。

二、西藏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存在的主要问题

西藏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作为一门反映形势与政策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有着特定的教育目的和历史任务，把握了形势方针政策、突出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等特点，但同時也存在课程定位不能落实，师资队伍薄弱，教学方法单一，考核方式弱化等问题。

三、西藏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探索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按照上述文件的总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合理构建切实有效的“形势与政策”课领导体制和协作管理机制

加强和完善西藏高校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形势与政策”课的学科化建设和正规化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第一，完善“形势与政策”课程领导小组。在学校各级领导明确“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意义、特殊地位的基础上，由学校党委书记担任组长，主管学生工作、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分别担任副组长，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一把手”都是领导小组成员。第二，建立健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管理部门。由西藏各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组建“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安排“形势与政策”课的专职教师，具体负责课程编排、组织听课活动和开展教研讨论等工作。各学院教务科负责将培训人员的名单报送至学工处，学工处统筹安排培训时间，地点。由此，形成统一协调、权责分明的管理制度，以确保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2.加强西藏大学生的思想认识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立德树人工作的重要手段，我们要把握好、利用好这一主渠道、主阵地。教师要担负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思政课教师的辛勤工作，让藏族大学生深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事业的伟大，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崇高，拓展认知领域、了解时政动态、提升使命意识，增强西藏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坚定他们开展反分裂斗争的决心与信心，最终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靠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加强西藏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培养与培训，优化教师队伍

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高校思政教师首当其冲担负着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1.建立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

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合理配备专兼职教师，改善师资队伍单一结构，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效性与针对性。根据不同教学人员存在的问题，补齐短板，有的放矢的进行培训教育和强化学习。一是培养兼职教师队伍。目前，西藏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兼职教师多以辅导员为主，高校辅导员也是我们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西藏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力量。由于辅导员专业背景多样、文化素养参差不齐，对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难以精准把握和阐释，所以要加强对兼职教师的培训，提升他们的理论素养。二是要建设一支以精干的专职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为主体，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配备高素质、责任心强的专职教师负责“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此外，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负责人及形势与政策教研室负责人要不定期抽查、监督形势与政策课堂，及时做出有效的调整。

2.优化教师队伍

教师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需要用自己优良的理论修养来引导学生，用自己渊博的学识智慧来感染学生。随着党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如今要求讲授“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专职教师较多。为了确保高校顺利完成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西藏学校应当适时进行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队伍的遴选，严格遵照教师资格“准入制”和“退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

（三）坚持课程规范化建设，适时编写“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内容应当充分体现时效性，在课程内容安排上，应适时编写教材，根据当时社会热点事件和问题等编写教学内容，就西藏高校而言，还要反应民族地区特色，突出民族地区典型个案。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的符合西藏高校形势政策教育的时效性要求。

（四）探索灵活多样性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教学方法越来越趋向于灵活性、多样化、现代化。单一的教学方法不仅无法实现教学目标和任务，而且影响整个“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效果。因此，必须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探索。

（五）规范考试，采取多种方式的考核方法

考核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有效方式，有效的考核方式不仅是学生更好学习的动力，同时也是教师学习和提高的动力，但西藏大部分高校目前尚未形成健全的“形势与政策”课考核体系，较为松散的课程约束机制不利于教学效果的展现。

生命教育政策篇4

一、政策实效性

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基地是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的教师进修学校、师专或高校。定期的教师在职培训是提升教师教学理论，坚定教学信念，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当地教育发展的有效手段。政府部门的政策引导与支持是培训工作顺利进行有力保障。教师是教育的发展引擎，政策是教育发展的方向盘。教育政策的前瞻性、公平性、适切性、迫切性是决定教学实践绩效高低的关键因素。

1　前瞻性

教育的历史继承性延续着民族的传统与特色，孕育着民族的精神，流淌着民族的情感。教育的时代性、前瞻性预示着民族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寄寓着民族的希望，释放着民族的情怀。未来的实践是现代人才培育的方针，未来的世界是现代观念的引领。

教育政策的制定规定了教育发展的内涵与外延，其发展的内在质量、人才素养培育、人类的文明积淀、世界的贡献大小是对教育发展的综合性考评的指标性因素。前卫的教学理念诞生于前沿的教学实践，前沿的教育政策方针源于前卫的教育理念。引领时代前行的是经济的一路腾飞，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教育作为产力能量的充分发挥。教育的发展需要一面世界的、未来的旗帜做引领，前瞻性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是时代浪潮中教育前行的航标。某种程度上教师既是教育政策制定者，同时又是的具体实施者，教育方针的大旗能否迎风飘扬，化为每位教师前行的动力，成为时代的教育标志，取决于全体教师对教育政策的理解落实及运用实践的广度与深度。在职培训是对教师的教学理论、教学理念、教学信仰及教学技能、科研能力等全方位的提升。教育发展，教师先行，通过提升广大一线教师的素养以确保政策方针生动活泼的践行于教育活动之中。

2　公平性

教育的公平性是教育得以健康和谐持久发展的前提。教育机会均等是对所有受教育者获得平等教育权利的界定。教育的宗旨是启迪智慧，维护真理，发扬民主，倡导和平。缺乏对科学真理的崇尚与追求，丧失对公平正以的倡导与维护，无视于人类的苦难与战乱，教育便是促使人类走向邪恶的捷径。

教育的公平性折射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开放性与民主性；公开、透明、民主的政策制定建立在公平的人民参与、广泛的采纳积极建议的基础之上。教育方针政策的基石是教师教学实践，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的教育理论是教师实施教育教学的有力武器，民主性则是教育方针政策实施于教学活动的生命力的全部体现。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确保教师接受培训的权利平等、机会均等，以实现教育民主之花开放于人类圣洁的教育殿堂。教育的民主是人类社会民主的先导，人类文明的发展无不以民主的进步为标志。社会主义的教育培养的共产主义的缔造者是高度文明的使者、自由民主的解放者、崇高理想的践行者，社会主义教育应以民主性为鲜明特征。

3　适切性

教学实践中的困惑是阻碍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困惑的有效化解是教师自我提高的信心与动力。教师可以通过自我反思、理论学习、交流探讨等途径找到突破问题的切入点，寻求教育的良方，创建收放自如、育人无痕、师生共享的理想课堂。

教师在职培训是教师相互交流，学习提高，完善自我的有效渠道，有针对性的、较强实践性的、高效指导性的在职培训是教师教学中迷惘的指针与方向，是教师为教育事业献身的能量源泉。

适切性的培训内容是教育教学理论转化为实践中的有效行动的捷径。任何抽象的，纯属理论的，难以操作的，应付性的培训都是缺乏对教育实质认识的空谈。这样的培训消磨的是时间，磨灭的是教师的信心与动力，是教育前行中自设的一道障碍。

4　迫切性

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或慢或快，或深或浅，迫切性的引导是加速实践行动的活动力，政策实施的效力、力度及深度与时间的拖延成反比。时间上的效率是领导魄力的展现，高效的领导是方针政策得以高效实施落实的保障。教师的在职培训学习即使理论上的充实，也应该是动力的激发，行动的力度是激发教师充实自我的引导与鞭策的动力。教师的学习激情或源于自我超越，或源于对政策内容的共鸣，或源于政策的被动驱使，这时政策的迫切感是部分教师暂时脱离机械甚至麻木的教学工作梳理教学思想重新找到支点的有力的一推，促使教育培训工作顺利而有效的实施，促成新的教育资源与教师共享，促进教育理论在教学实践中以最短的时间发挥其指导作用。

二、队伍精良性

教师在职培训工作的具体实施落实到了进修学校、师专或高校老师的身上，这支培训队伍的精良性是整个培训工作的实效性的决定性因素。敏锐的理解力、洞察力，慈祥的亲和力、感染力，过硬的专业性、理论性，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坚定的教育信仰，无私的奉献精神是对这支对队伍的高度颂扬与殷切期望，这支队伍是实现理论与实践有效过度的桥梁，决定着整个工作的成败。

1　解读性

接受新事物的前提首先是正确认识。肤浅的认识，走马观花的了解，接受新事物的可能性会因表象的不够深入而降低。教育方针政策落实的前提是正确的解读、深度的理解，教师培训工作的重点是理论的充实，观念的更新，方法的优化，能力的提升。能否达到这一目的实现新旧观念的更替以全新的理念指导教学实践行动的关键一环是主导培训工作的教师能否把理论的武器正确的解读于教师并积极转化为他们思想的武器运用于实践。

对事物的理解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不同的理解与客观真实有着不同的距离。对教育理论、教学理念、方针政策的理解会因人而异，不同的解读是不同立场的选择，首选的应该是离客观真实的距离最近的、经得住实践长期考验的观点和立场。教师在职培训工作是教育教学真理的探讨与实践中应用积极探索。主导培训工作的教师对整个工作的认识及工作的实施开展是在个人主导

意识下进行的，个人的理解与本次培训目的方针一致及被培训教师思想的共鸣是整个工作理想的预期。表层的、过激的、偏驳的理解与解读有悖于培训工作的本真目的与被培训教师的期望，那是一路上颠簸人的沟坎。

2　忠实性

教师职业的七彩光环是无私奉献于平凡岗位，无限忠于党的教育事业；拥有崇高精神境界优秀教育者视教育事业良心的责任，心灵的感召，只有源于内心的教育才具有教育的价值。主导培训工作的教育者态度、情意、教育观等主观的因素直接影响着被培训的教师学习中的情绪，长远看，甚或影响着这些教师工作中的态度与激情，以至于支起他们个人的教育天空。一语中地的教育大师让我们深感敬畏，他们触动心灵的讲座无不源于对教育热衷与痴情。

年龄偏小的学生，他们也能敏锐地觉察老师对待教学的态度，虽不能言表其意，但感受得真真切切。教师对学生的每一份好感，换取的是学生毫无遮拦的依偎；每一份爱心的付出都会收到学生加倍的爱的回报。作为培训教师的教师，言行举止、性情人格无法遮拦的坦白于每位听课教师的心间；爱心依然换回爱心，真诚会唤醒真诚，奉献会感染奉献，鼓舞会感召鼓舞，伟大会造就伟大；教育的力量是教师人格与素养的总和，对教育事业的忠诚是每一教师育人的资本，是做好教育长鸣的号角。

3　效能性

培训工作顺利开展只是预期目标具体的实施过程，整个工作的最终评价落实在培训工作的绩效上，也就是考评一期培训对教师的影响度，提升度，充实度以及教师的认可度；这些目标的达成度取决于主导培训工作的教师：内容实在，实例鲜活，情溢于言，心动于鸣，无声感动其中的课堂是心灵的同化，内在浸染，尤如浓浓深情的教育情结化作的曲径细流涓涓不息的荡漾于心间，心灵仿佛畅游于宁静幽深的峡谷，感触着山间绿意葱葱的生机，坠入英飞蝶舞诗意画卷；课堂上仿佛畅饮着太白的酒，舞弄着庄子的剑，深悟着老子的道，颂诵着杜甫的诗，沉醉着孔子的梦。这样的课堂无疑的是大师创造的教育殿堂。身在其中的者无不被鼓舞、被感召。

教师在职培训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助力，亲临教育大师的课堂是汲取教育的甘甜雨露，丰满起飞的羽翼是心系教育梦想的教师内心的殷切期望。培训工作的实质价值所在也正是能发挥其自身的教育作用实现教师对培训工作的渴求。

三、教师心向性

完善的政策保障、优秀的培训教师、现代化的设备提供并不能确保培训目标的如期实现。受培训的教师是培训工作中的主角，他们的学习心向主导个人的认识进程，积极的上进心、高度的责任心、无私的奉献心是教师培训学习过程中的动力与方向，影响并决定着培训工作目标是否达成。

1　上进心

崇高的理想把人类的思想引向神圣的殿堂，人性的光辉在自我追求中净化、升华，人生的价值因此有了高贵的瞻仰。理想产生激情，崇高的教育理想是教育人生执着探索的精神支柱。理想激发动力，动力使理想不在遥不可期。饱满的激情，自信的笑脸，坚定的信念，无止的追求是现实通往理想的惟一桥梁。教师的工作失去了理想的光环将变得枯燥而乏味；当不懈的追求源于心灵的感召时，教师的工作将幸福而高贵。

灿烂的阳光心态、不止的探索追求、积极的上进之心、博大的关爱之心是现代教师的优秀品质。他们每日热情拥抱一个新的太阳，每日一步迈向理想的方向，每日播撒一把爱心的种子，快乐自信的谱写理想的教育篇章。不断的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历练使是教师内在的质变的过程，教育大师的诞生是在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实践中瓜熟蒂落的自然的果实。

教师的上进之心是教育工作不竭的动力源泉，永葆上进之心的青春、活力，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教书育人方能求得游刃有余、驾熟就轻。上进之心是对自我提高的内在渴求，渴望充实自我、超越自我。这份内在的动力使得知识获取的过程变的轻松而主动，是教师自我蜕变的催化剂。

2　责任心

教师是学生人生幸福的缔造者，具有魔力的双手指引的方向把学生带往理想的殿堂，让学生做幸福王国的使者，造福更多的人；教师是国家与民族未来的先锋，具有鸿鹄志向的胸怀进发的激情是祖国与民族未来不屈的脊梁，让国屹立于世，更多的造福于人类。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信使，具有神奇力量的睿智的大脑蕴藏的智慧是文明传承创造的桥梁，把备好的知识的背囊，友善的传递于更的世人，让人性散发文明的光辉。

神圣的使命使教师的肩头多了无形的重担，高度的责任感是担当重任的勇气与力量；教师的责任心就是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教学工作的执著，坚守课堂，勤于科研，对教育持有宗教般的情怀。

教育的伟大源自一份厚重的责任感，作为教育工作者，面对神圣的、严肃的、令人敬畏的生命课题，每位教师都有责任捍卫教育的尊严与厚重。工作是平凡的、业绩是伟大的、身体是凡俗的、心灵是神圣的，教育人生一路挥洒热血与汗水只为换回累累硕果，真情与执著只为赢来一片片温馨，自我沉醉于充实而满足的教育幸福之园。

3　奉献心

生命的意义体现在自身价值不断实现的过程，人生价值的实现是人生幸福的源泉。自我认可度是对个人奉献大小的价值判断，人生如果只是生命的本能延续，其存活的意义将无任何意义可言；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其存在的意义是不断的追求价值创造、价值更新的过程。

教师的生命价值是赋予更多的生命享有价值意义，赋予社会人性的温度，让更多的生命体感受温暖的存活，共享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一个人对社会的奉献是一份温暖的输出，多人的共同奉献是社会充满阳光温暖的爱的太阳。教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更应该是社会温暖的创造者，只有无私奉献之心才能使教师的爱心传递，情溢社会，忧国系民的温暖情怀得以完全释放。

贡献有大小之分，奉献之心有虚实之别。人生价值的可从贡献大小区分，亦可从奉献之心给予评价，平凡卑微的工作中令人肃然起敬的、走进人们心灵的是实心实意的为他人、为社会真诚奉献的那些人。人民教师只有做这样的人才能发出更多的光和热，温暖他人、温暖社会。内心充满感恩的教师，懂得如何完善自我、奉献自我，永远是学习的积极主动者。培训是他们新的征途的新起点，新的明天会定有他们一路留下的美丽的脚印。

生命教育政策篇5

关键词: 抗大精神 军校学员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我党我军在延安时期办学校搞干部教育的一个成功范例,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领导人才,为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人才保证。认真总结抗大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搞好军校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抗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尽管抗大总部及其分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所设置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主要的课程设置基本一致,主要有“社会发展简史”、“抗战理论”、“政治工作”、“党的教育”、“时事政策”、“哲学”等课程。

1.社会发展简史。主要进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教育,学习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必然规律,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腐朽性和基本矛盾,使学员认清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的科学道理。树立阶级斗争观点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进而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以此坚定抗大学员战胜日寇的信念和信心。

2.抗战理论。主要以《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教材,教育引导抗大学员分析抗日战争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和争取胜利的三个阶段,认清抗战的长期性和斗争的复杂性,坚定抗战到底争取胜利的决心和信心。批判散布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等反动谬论,使学员懂得为什么革命、革谁的命、怎样争取革命胜利的基本道理,树立抗日到底、革命到底的思想。

3.哲学。主要学习的《改造我们学习》、《哲学讲授提纲》,使学员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提升思维层次,纯洁思想,深化认识。1942年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学校政治教育增加了对中央整风文件的学习等。

4.政治工作。主要讲授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营连政治工作干部的任务,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以及民运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等,使学员掌握政治工作的基本知识。

5.党的教育。在党日活动时间进行。根据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党的建设论著,主要讲解党的纲领,共产党员的条件,党的相关法规制度等,以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增强党性观念。后期,为适应敌后斗争形势,学校还普遍进行了增强党性和气节教育,要求党员能经受各种考验,要能经受住战场、刑场、法庭、金钞、美女“五关”的考验,始终保持坚定不移的革命气节。

6.时事政策。着重讲解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建设根据地的现行政策,系统学习中央颁布的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和建设经验。

二、抗大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经验

抗大是革命的大熔炉,通过较短的时间把进步青年培养成为坚定的革命军人,当时的侵华日军中最害怕听到“抗大”二字,曾流传过“二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用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的说法。曾讲道,只有抗大才能把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散兵游击队变成正规军,也只有抗大才能把这种正规军变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军,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重要的铸魂功能。据统计,抗大总校培训学员近30000人,在战争年代,没有出过一个叛徒;新中国成立后,抗大学员被授予少将军衔以上的有200多人,没有出过一个腐败分子。这“两个没有”足以证明抗大学员思想作风过硬,足以证明抗大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

1.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作用。1939年,主席明确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指出“这三者是造就一个抗日的革命军人所不可缺一的”,这一教育方针的前两条就是专门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当时中央军委的指示也强调,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员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一环,科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力加强。抗大学员,有军队干部,有青年学生,有工人、农民,由于阶级出身、社会经历的差别,每个人的思想基础、觉悟程度极为不同,但是通过学习政治理论课,认识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任务、动力、领导和前途,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再经过实际生活的锻炼,英勇战斗中的考验,使学员思想得到了真正转变,逐步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2.重视师风学风的纯洁净化。当时多数中央领导同志不但兼任抗大的行政职务,还兼任学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员,并亲自到场讲课。他们以宽广胸怀、卓越才能、超凡智慧、伟大人格吸引了学员,有力地促进了学员的思想转变和进步。抗大的政治教员不仅注重向学员传授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还注重以身作则,做好学员的表率,与学员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工作、同战斗,和学员谈心交心,建立了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革命情谊。由于对学员了解更加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能做到切合实际,因材施教。同时又吸取了学员的智慧,提高了自己,充实了教学,做到教学相长,互相促进。这样就极大地增强了教育效果,博得了广大学员的拥护和信赖。

生命教育政策篇6

关键词：校长教育话语；突破；重建；融合；中间地带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1）12-0050-03

在当前学校场域中，我们面临着建构校长教育话语的重任。教育政策、教育理论、教育实践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教育的未来，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认清三者的分工造成教育的分离，重建政策、理论与实践全新的“中间地带”，解放思想，突破理论瓶颈，把握正确的教育方向，是我们遵循教育规律、投身课程改革实践的必然选择。

一、命题的核心――“中间地带”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命题

教育工作有三个层面：教育政策、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在当前的教育语境中，这三方面的话语权分别被官员、学者、校长把守着，分工十分明确。这在第八次课程改革的起始阶段非常明显。当下的情况大有改观，新课程改革渐入佳境。教育决策与理论研究的“指挥所”开始搬到教育实践的前线。

这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当新课程改革渐入佳境时，也预示着这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在历史的拐点上，在教育政策话语、教育理论话语、教育实践话语渐进融合的过程中，三者交叉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工作地带，可称之为教育管理者的“中间地带”。这种“中间地带”应是教育政策话语、教育理论话语、教育实践话语基于学校的融合，而且会使校长队伍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二、模型的建构――基于“中间地带”的逻辑判断

“中间地带”首先是基于“事”之上，它是从事教育政策制定、教育理论研究、教育实践的人在做教育这个“事”的时候形成的，也就是说他们做了“交叉”的事，如图，我们从这个模型中可以形象、直观地看到做这三件事时存在的一个“中间地带”。

既然“中间地带”的事有人在做，那么它是什么人在做，他们是些什么人，这些人在这次课程改革中的成就如何？不难发现，这些先行的“拓荒者”都是有所建树的。

这些在新课程改革初始阶段就踏进“中间地带”的都是些“三栖人”。以他们的远见卓识抢占了教育的制高点，他们清晰地看到了教育政策、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的关联，并认真地对待了这些关联，他们也就首先拿到了“话筒”，拥有了课程改革的话语权，这些都是基于学校的建构与融合，既然是基于学校的，那么从教育管理成本的角度，我们又如何看待校长的角色与学术担当呢？

三、担当的意蕴――给力“中间地带”的时代诉求

“中间地带”的真实存在，重构校长教育话语，具有厚重而深远的时代意义。

（一）是课程改革的迫切需要

新课程改革进行到现在，正处在寻求突破的攻坚阶段，它迫切需要一大批上层次、上水平的校长引领教师继续前行，把新课改成果不断向纵深推进。“中间地带”这个概念的建构，为校长的教育话语重建，试图开辟一个全新的天地。同时，为新课程改革在实践层面拓展新的空间，以期在理论领域发出一点“草根”的声音，这是对新课程改革植根学校土壤实践的理性应答。

（二）是倡导教育家办学的应然追求

倡导教育家办学，培养“教育家型”校长，这必然要求传统意义上的校长知识结构、能力素养发生重大改变，这是涵养未来“教育家型”校长底蕴的要求。因为对一个教育家而言，教育政策、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不能割裂。单纯的教育政策制定者造就不了教育家，单纯的教育理论家也算不上教育家，单纯的教育实践者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教育家型校长应该是政策、理论与实践的三者复合体。教育家队伍必定是以校长为主体的，“教育家型”校长必须是进入“中间地带”开采这座富矿的校长。

（三）是提升校长专业化水准的必然要求

校长对教育实践话语的过度追求，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的关注，长期的“偏食”导致了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使校长专业化水准所必需的要素失去了均衡，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要求，原有的知识结构已不能适应新的课程改革的要求，江苏要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必然要求重构我们校长的知识结构。进一步提升校长专业化水平，重塑优化校长的公众学术形象，与时俱进，这是每位校长的不容回避的责任，是校长智慧生命成长的再一次精神突围，这应该成为校长自身综合素养建构的文化自觉。

四、智慧的力量――基于“中间地带”的校长教育话语重建

（一）拥有思想――校长教育话语重建的坚强基石

在校长教育实践的话语中，追求什么样的教育境界，基于什么样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理解和教育理论素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实践智慧。“以人为本”“儿童立场”“教师立场”，理应成为校长教育实践的工作方向，也应然成为校长管理思想的内核。校长的全部教育实践、教育管理，其生命来源是校长对教育思想、对教师和学生以及对校长自身生命成长的认知与追求。正是对这些教育思想的凝视，使校长更能深刻地洞察教育的内涵。校长对教育的远见卓识也应来源于此，也正是校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教育思想，奠定了其拥有教育话语权无可争辩的地位。当追溯这种思想源头时，校长会发现自己站在了教育政策、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勾画的诱人风景的“中间地带”，校长话语的重建也为此获得了力量源泉。校长所站的“中间地带”坚硬的基石，教育政策、理论与实践三种话语融就的“合金”，同时这也让校长拥有了一座教育的“富矿”。

有思想才会有所担当，因为这些思想基因里往往蕴涵着校长对学校发展、民族教育与文化的深刻印记，它会自觉地溶在其教育主张里，滋养其学术魅力，承载起校长的学术责任、管理责任与领导责任，有效建立起校长教育智慧话语的逻辑基础与逻辑判断，同时，重建校长学术地位与公众形象。

（二）潜心治学――校长教育话语重建的根本路径

“学习赋予校长灵性，承载着校长的理想之舟”。校长要重建教育话语，不仅要有智慧的实践底色，而且要有雄厚的学术功底。而“潜心治学”则是为校长重建教育话语打底子的根本路径。

任何办学思想的拥有、经验的获得、信息的摄取、观念的改变、水平的提升和学术地位的建立，都与潜心治学密切相关。校长学习的过程就是其智慧积淀的过程。学习是解放思想，开阔眼界的命脉，是修养、立言、立行、立功、立德的关键，也是成才、成名、成功、成就的不竭动力。校长必须从政策、理论、实践层面研究教育，看待教育，以期从教育问题的全面性、前瞻性、战略性的宏大背景之下，自觉地把政策、理论转化为实践层面的正确思路与行动，提升自身洞察教育观念、破解教育难题的能力与水平。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习就是要与有思想的人对话，与有智慧的人交流。学习的范畴不只是狭隘的政策学习，向理论学习，也包括向实践学习，向他人学习，向自然学习。通过学习，在积淀校长教育智慧的同时，也丰富着校长教育话语的深刻内涵，培养着其对教育的情感，追寻着对小学校长办大教育的价值认同。

（三）遵循规律――让校长的教育话语弥漫厚重的人文情怀

对教育的一切想象力，都应源于校长对教育规律的准确把握。校长对教育规律的把握程度和认知水平，决定着其教育目标追求与教育境界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活动，遵循人的发展规律办教育是不容违背的教育“天道”。因此，如何让教育规律在校长的外显的教育话语中弥散厚重的人文情怀，给学校教育烙上人性的印记，这是校长时刻要琢磨的事。

坚持“以人为本”，将教育政策、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融合，归结到“教育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全面发展”这一根本规律上来，它应当成为学校教育的一种文化自觉，应该成为校长更为宽广的文化胸襟和核心价值追求。

（四）超越自我――让校长的教育话语生命永葆青春

成功的人总是在不断地更新自我，超越自我。对校长而言，开辟教育政策、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中间地带”，重构校长的教育管理话语，需要其勇于否定自我、不断地超越自我，这是对校长自身的挑战。如果校长能够对教育政策、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三者的思索成为自己的一种工作方式，真正进入这三方的“中间地带”，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教育话语，那么也就不会丧失面对任何教育问题的智慧与勇气。

五、三种教育话语基于学校融合的愿景

“中间地带”在哪里？三者的融合之路怎么走？新的课程改革背景下，校长应具有什么样学术担当，校长教育话语的重构应寻求一种什么样的语境认同？这是我心中存在已久的、思索已久的命题，虽然不能给出一个答案（因为这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应更看重追寻的过程赋予我们的心灵的愉悦，甚至痛苦。我想，“中间地带”的构筑的深层价值更在于它对沉睡在我们校长心灵深处的思想与理论的一种深切唤醒，对教育基于学校的理想化诉求，是校长个人教育认知的自然流露。

肖川教授曾说过：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感受过人性光辉的沐浴，从来没有走进丰富而美好的精神世界；如果从来没有读过一本让人激动不已、百读不厌的读物，从来没有苦苦地思索过某一个问题；如果从来没有一个令人乐此不疲、废寝忘食的活动领域，从来没有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和体验；如果从来没有对自然界的多样性与和谐产生过深深的敬畏，从来没有对人类创造的灿烂文化发出过由衷的赞叹，那么我们就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借用肖川先生的话，那么这样的校长就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智慧的管理者，也很难拥有自己独特的、深刻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教育话语。

总之，三种教育话语的智慧融合源于思想，发端于学习，归宿于人本，迈向“中间地带”是一个苦苦追寻的过程，它是展现在远方地平线上的美丽图景，寄托着校长对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chool

SHI Zuo－bing

（Yishang Central Primary School， Guanyun 222200，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al policy makers， educational theory researchers， and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s do their work respectively due to the stereotype caused by social division， which can not satisfy the demand of education in current situation． Pursuit of the optimal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parts lies in reconstructing the ＂overlapping zone＂ of headmaster＇s educational speech．

生命教育政策篇7

论文关键词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科学技术　民主政治

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进步。与此同时，民主政治历经几次波峰波谷，再度复苏，日渐完善。“正是由于有了工业化，才给我们带来了所谓的民主。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才爆发了民主革命和广泛参与政治的改革”。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日渐广泛和深入，成为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双向互动。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又为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利，创造了良好条件。一定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从物质基础、技术条件上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倾向亦对民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将以“民主政治”为视角，探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民主政治所起的促进作用。

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一）现代科学技术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空间条件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现代技术文明，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使民主政治真正落实到实处。由于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和发达的大众传媒，为人们关心、了解和监督政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公民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空间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因地域因素影响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随着航空、高速铁路等行业的发展，民用飞机和高铁速度不断提高、成本大幅降低。据笔者调查，2010年以来，在外地的当事人（尤其是省外和国外的当事人）本人参加庭审的比例大大提高。由于陕西省际高速公路的相继开通，当日往返陕南、陕北已成为可能。

（二）现代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1．在选举方面。电子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使其在统计和分析选举结果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大大减少劳动强度，避免偏差。尽管世界各国的选举方式千差万别，但通常采用多数当选制、比例当选制和区域当选制等计算方法。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计算选票，都十分繁琐，且容易出现偏差。电子计算机的使用，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仅可以迅速、准确地计算选票，而且可以进行科学的对比和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现场投票一般采用无记名投票和举手表决等方式。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县级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均采用电子系统进行投票。代表只需轻轻按键，就可完成投票，投票系统便会自动统计投票结果。电子投票系统的运用，保证了投票过程的秘密性和投票结果的公正性。

2．在民意测验方面。为了掌握公民的思想动态，做出科学决策，专门机构和人员事先往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常见的调查研究方法有问卷调查、抽样调查和开座谈会等形式。这些调查方法由于涉及不同类型的内容，一般先由调查者进行选择，然后再进行统计分析。这项工作由于涉及信息量过大，手工劳动一般很难完成。如果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统计和分析，就可以克服程序上的缺陷，更能准确的反应调查者的意愿。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现代科学技术为民主政治提供的物质条件越先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空间就会越广阔。

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民主政治的发展营造了文化氛围

（一）科学精神促进了民主气质的养成

科学技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观念产生了实质性改变。正如科恩所说“即使在重大问题上以及在自己深信不疑的意见方面，人是多么易于出错”。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不能正确认识许多自然现象，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也不够。因此，人们极易相信某些异端邪说，轻易放弃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于他人身上，在精神上遭受折磨和奴役，导致专制和独裁。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难以发挥，障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根本任务是，探知未知领域和揭示事物本来面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体现了勇于探索和不怕失败的科学精神。

（二）科技进步提升了人的文化素质

1．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不能保证一定产生民主的政策，但是，假如公民未受教育，民主要想取得持久的成功，希望甚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为人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创造了条件。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使生产率大幅提高，劳动时间逐渐缩短，人们获得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人们对智力投资日渐重视，出现了“蓝领工人白领化”和“体力劳动脑力化”的现象。

2．教育方式的变革。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一次性学校教育已远不能满足时展的需要，“终生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趋势。在电子技术的推动下，教育方式逐步突破传统模式，单一的学校教育，发展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多功能、多种类教育。“一专多能”成为现代社会对就业者的新要求。先进的、形式多样的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科技借助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知识。学校教育的形式呈现多样化，多媒体教学已逐步取代“板书教学”。远程教育方便受教育者实现资源共享，甚至摆脱了时空的限制，教育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受教育者答疑解惑和检测。因此，科学技术的进步引发了教育革命，促进了人们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三、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增强了人的主体性

人是科学技术的发现者和民主政治生活的主体，人的主体性的体现直接关系到以公民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水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的自主意识每推进一步，人的主体地位每增强一步，民主政治的水平就拓宽和深入一步。因此，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提高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标尺，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引领作用。同时，科学技术与人类的发展相互推动、相互制约，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机器人的发展为例，人类不断借助现代科学技术，赋予机器人一定的“模拟思维”，使机器人参与劳动生产，代替人从事繁重、高危劳动。人只需掌握控制程序，就能生产出质量高、性能好的尖端产品。不仅如此，机器人还可以模拟人的思维从事看病、下棋、烹饪和聊天等复杂劳动。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发展的越迅速，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越先进，人在自然界的活动天地就越广阔，人类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发展和完善自身。因此，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逐步解放，标志着人对自然认识的逐步深入，人的主体性的不断增强和民主政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加快了管理和决策方式的改革

（一）增强决策的民主化

如果说传统社会是经验型决策，那么现代社会正逐步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对数量多、内容复杂、种类繁多和变化迅速的信息提供准确的描述和精确的分析，使决策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成为“最优”决策。这种决策过程的科学化，体现了自上而下、公开透明的民主精神。“多元决策中心”和科学的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模式，决策制定权逐渐从坐办公室的人员手中交给“一线人员”手中。此外，近年来广泛推行“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即政府在作出关系民生的政策前，征询公民代表的意见，使该项制度尽量符合民意。这种“问道于民”的决策程序和方式的改变，既下放了权利，又赋予基层和一线工作人员更多的民主。

（二）强化管理的科学化

1．有利于上、下级之间的内部监督。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在空间上缩小，在时间上缩短。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几乎每个单位都建立了局域网，实现了办公自动化。以陕西省法院系统为例，一个案件从立案庭收案开始，到业务庭庭长分案、承办人接受案件、排期、制作法律文书，直至送达结案，有管理权限的行政领导可在任何时候输入指令，在局域网内查阅该案件的审理情况，对承办人进行监督。案件承办人员也可以根据权限，查阅自己的案件审批到哪个环节，进展如何。审判管理部门，还可根据案件受理的时间，确定该案是否超过审理期限，对承办人进行绩效考核。

2．有利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网络空间是言论自由的王国，是平等的世界，它促进了言论自由、社会平等和政治公开。借助网络人民群众与政府官员更易沟通，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近几年，许多政府机构都建立了网站，政府官员也会定期在网上和网民对话。这些改变，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了解政治、参与政治的热情，使政府能更广泛、及时地了解民意，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网络还可以避免政府产生官僚主义，形成强大的群众监督环境。

生命教育政策篇8

关键词：近代新疆 维吾尔族 教育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培养和塑造新生一代文化素养的重要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疆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背景下，维吾尔族教育近代化是维吾尔族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志，也是提升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新疆建省前维吾尔族教育发展的历史状况

19世纪前期，天山南部学校教育分为“迈克泰莆”和“迈德里斯”级，前者是初等教育，主要是能背诵《古兰经》，后者是高等教育。这一时期，逐渐摆脱对宗教的依附开始成为维吾尔族教育事业的走向，绝大多数的农村初等教育场所仍然是乡村清真寺的附属机构，但是执教人员和神职人员的职司开始有了明确的分野。1876年曾游历新疆的俄国著名探险家库罗巾瞄金记载：“城镇里开办了十多所伊斯兰的高级经文学院，这些经文学校拥有大量的财产。”[1]“清真寺附设的学校―低级的叫麦克硒；高级的叫麦德里斯。

二、 清末“新政”时期维吾尔族教育的发展

1880年5月25日，左宗棠向清朝中央报告新疆善后事宜的时候，将教育（义塾）列为善后工作的七大要点之一。他说：“新疆勘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格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藉回目传宣，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5]1886年，刘锦棠建议将维吾尔学童中“能诵经书，讲解文艺者，取作佾生”[6]同年，十月十九日光绪帝批准了刘锦棠的这个建议，从而开辟了维吾尔学童“学而优则仕”的途径。

在维吾尔民族的文化史上，突起于这一时期的世俗教育，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维吾尔学者扎伊提在宁远创立了第一所维吾尔族世俗学校，取名为“伊犁学校”。与此同时，在天山南部，也兴办了一系列世俗学校。

新政对于维吾尔世俗教育事业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一时期，维吾尔教育事业主要还是由各级宗教学校执行的，然而不同的是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之间没有了明显的隶属关系。部分宗教学校也开始更改自己的教学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宗教学校与世俗学校之间的冲突，也体现了宗教学校在不断的进步。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有伊犁贾格斯台村，1900年从俄国学成归来的依米尔阿訇出人本村清真寺的伊玛木以后，向本村的“公众”建议将属于清真寺的三间房屋改建成世俗学校。

三、 民国时期新疆历任主政者的教育政策

1、 杨增新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宣告了清政府封建统治的瓦解。同内地其他地区一样，新疆也加入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洪流之中，迪化起义失败以后，1912年1月7日，由革命党人领导的更大规模的伊犁武装起义获得了胜利，但同内地资产阶级革命一样，革命的果实被封建军阀篡夺了。1912年5月18日，袁世凯政府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从此，新疆的历史进入了杨增新统治时期。杨增新以老子“不尚贤。而尚愚”[11]的理论治理新疆，在他的治理下，新疆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文化政策方面，他奉行的是文化封锁与宣扬封建传统文化的政策。“杨增新唯恐民智之渐开也”[12]他试图把新疆各族人民变为“不通文字，不读诗书”和“蠢蠢而居，嬉嬉而游”的“混沌之民”，以实现他的“无为而治”[13]对新疆近现代史颇有研究的张大军对这一时期的新疆教育事业持有这样的见解：“新疆民初教育与交通一样均于坎坷道路之上行走，确实是落后的。但若以历史眼光观察，民族文化之辉煌与丰富，其他地区是莫可比拟的。”

2、 金树仁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

1928年7月7日，在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第一届毕业典礼上，杨增新被枪杀，标志着杨增新主政时期的结束。金树仁主政期间基本沿袭的是杨增新时期的政策，就文化政策而言略有不同，“在‘开办教育，疏通民智’的思想下，全疆的教育状况在落后的局面中较前期略有好转”[17]首先，金树仁整顿了南疆的汉语学校。“金树仁执政以后，于1929年采纳了麦盖提县县长刘景文的建议，一是将原汉语学校名称改为国语学校，以避种族隔阂之嫌；二是将原汉语学校教员的薪水从十两增加至二十两，以利巩固教师队伍；三是禁止前清简易识字课本和初等小学教科书，而是统一使用国语教科书。通过这些措施，原汉语学校的教学情况有所好转。”[18]其次，金树仁还积极派遣学生到内地和国外学习。“从1931年开始，金树仁向国外派遣了三批留学生，除第一批、第二批被派往德国留学外，第三批是从维吾尔族中选送了大约三十人，被派往蒙古留学。”

3、 盛世才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

1933年4月12日，“四・一二”了金树仁的统治，盛世才手握兵权谋取新疆的统治权。在他统治期间，盛世才发表了《告全疆民众书》，提出了八项政策的目标，即“宣言”，其中教育列为第六项内容。盛世才在阐述这项内容时，提出了四项措施：（1）扩充教育的规模；（2）增加教育经费；（3）造就教师队伍；（4）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授课。这一政策的提出对维吾尔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了全新的氛围。各地维吾尔文化促进会不断成立给现代学校教育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在维吾尔促进会的支持和影响下，南疆地区开始兴办学校，这一时期学校教育成为维吾尔社会显著的特征。综上，在盛世才时期，新疆的民族教育有了显著的进步，提高了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了民族精英，进而来弘扬本民族的文化。

综上，清末和民国时期新疆处在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很多民族教育政策从客观方面来看是进步的，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环境下各个时期具体实施的效果不是很明显。19世纪末，一些杰出的维吾尔族民族学者开始探索和改善本民族的教育，着手建设世俗学校和培养教师，为维吾尔族世俗教育的发展开启了先河。在近代维吾尔族教育发展的进程中，清末和民国时期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在不断的顺应时代的要求不断改进，与学校教育并行，共同促进。（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2][俄]A・N・库罗帕特金著，凌颂纯，王嘉琳英译.喀什噶尔[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8-99页.

[3]马文华：《新疆教育史稿》，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