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范文

生命伦理学范文第1篇

问题域的非连续性：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

如果从“问题域还原”的视角审查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式，我们就会看到：由于以不同的还原策略面向生命伦理问题，人们不可避免地遭遇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的断裂。一般说来，生命伦理学的不同形式都有自己的传统和思想流派渊源，即使是在同一种类型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亦有明显的传统和流派上的分殊。比如，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存在儒家、道家、佛家之间的差异。不可否认，推动生命伦理学认知的一个关键动力是这些传统和流派的互竞互争。当人们考察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陈述是否推进认知发展时，其中一个重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参照系乃是：在将一种生命伦理学的论述与其竞争的传统和自身的传统进行比较时，勘定该生命伦理学论述的解释力和理论成就。这里所说的“一般性话语”通常由“历史还原”展现的文化路向和“逻辑还原”凸显的原则进路构成，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两种断裂的理论抽象：前者着眼于一种地方性文化知识；后者着眼于一种普世性原则诉求。而“具体项目”通常由“实践还原”揭示的“难题治理”之课题构成。尽管一般性话语通常诉诸公共论辩，且可能有益于具体项目的难题治理，但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并非某种直接的线性连接，其非连续性使得“问题域还原”产生了某种界划“理论分析”与“难题治理”的异质性分域之功能。从这一意义上看，“问题域”的非连续性表明：“一般性话语”的理论诠释与“具体项目”的难题治理并非某种漂浮在“云端中”的概念工具，它们只有在回归中国医疗实践和医疗生活之现实的意义上才构成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文化路向、原则进路和难题治理诸方面的“问题域还原”。因此，由“一般性话语”与“具体项目”之两翼出发，我们指证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须进行“问题域还原”的三种认知旨趣。

（一）“一般性话语”分析旨在辨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中国内地生命伦理学自1979年以来，“一般性话语”的陈述和分布基本上是以“原则进路”为主、借鉴西方生命伦理学的认知范式，存在着以“原则进路”遮蔽“文化路向”的片面倾向。例如，学者们注意到，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①。因而存在着以“原则进路”化约或者混同“文化路向”的倾向。这一片面激起了另一反向运动。近几年港台和海外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注意到从“文化路向”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然而，其中隐含着的以“文化路向”庖代“原则进路”的片面性亦不可不察。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一般性话语”分析只有从“问题域还原”的层面上，才能辨识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的各自问题范围及其功能边界。从问题域还原的视野看，“一般性话语”的核心是观点、理论、思想传统及其流派的多维性和相互竞争性。因此，有必要审查、检验和分析从文化历史语境而来的各种理论预设、意识形态前提、文化信念和价值观内容，并将之与全球化、高技术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普遍立法原则进行比较，以匡清不同理论范式的生命伦理学认知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从宏观视野上基于对伦理文化传统和现代性规范体系的领域界划，分析现代性医疗－技术现象和医疗－生命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歧见和道德论辩，就必须注意到“以文化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与“以原则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般性话语”之类型学上的层次区分。如果不避简化之嫌，该层次区分可以描述为：前者诉诸文化的认同原理，其话语核心落实到“伦理普遍性”；后者诉诸立法原则，其话语核心落实到“法律规范性”。一般说来，“伦理普遍性”与“法律规范性”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伦理是在“文化认同原理”和“价值普遍性承诺”的论辩、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规范体系的应用（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得好”与“做得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规范诉求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案例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如果说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一般性话语”在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两方面关涉“伦理”与“法律”，那么避免二者之间的“层次混淆”和“层次化约”便成为中国生命伦理学语境重构的必然抉择。此乃我们所主张的“一般性话语”分析的认知旨趣之所在。

（二）“具体项目”治理旨在诉诸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智慧“问题域还原”假设了生命伦理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是一个两级互动的过程，即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过程。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不仅要考察其中的各种一般性话语及其前提预设，还要考察随着具体的医疗技术实践或医疗卫生行为而展开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是“以难题治理”为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面向“具体项目”之治理，以寻求实践智慧的解决之道的一种认知旨趣。我们注意到，对生命伦理学的“具体项目”的关注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内地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焦点或热点，特别是生物伦理领域的公共道德论辩亟须在医疗政策和医疗法律层面寻求解决之道的情况，使得“具体项目”治理成为嵌入中国生命伦理学之“问题域”且对之进行实践还原的重要契机。然而，“具体项目治理”作为“以难题治理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旨趣，虽然与“一般性话语”分析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处于非连续性断裂的认知关联中，但如若没有卓有成效的“一般性话语”分析的支援，“具体项目”治理便不可能获得一种与“中国生命伦理学”之理念相匹配的“实践智慧”。

从21世纪现代医疗技术和医疗实践领域的最新进展所激起的“具体项目”作为难题治理所牵涉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看，人们确乎捕捉到了一种“伦理之复兴”的世纪征候①。“具体项目”针对两大类难题亦愈来愈引人注目，此即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所谓伦理难题，是指同一种行为的价值选择无法满足两种或多种互相冲突之伦理价值评价的二难处境，在这种处境中，无论行为人选择何种价值都会受到其他价值持有者的指责；所谓法律难题，是指人们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②。尽管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为生命伦理学的难题治理找到解决方案仍然存在很大问题，但以“具体项目”为重点对经验性难题进行抽象描述则有助于管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一种“问题域”的实践还原中所指引的“实践智慧”诉求。以现代医疗技术面临的生命伦理学难题为例，我们指证如下四类“具体项目”难题。

（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在一种伦理体系中得到允许的行为，在另一种伦理体系中可能是被禁止的。比如，基因治疗技术在世俗人道主义伦理中得到允许，但在基督教伦理中是被禁止的。此类难题治理的重点是探寻一种符合实践智慧的价值选择机制，以便“求同存异”。

（2）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同一种医疗行为可能存在着不同的道德辩护理由。比如，在知情同意问题上，有时存在相互冲突的道德理由都有理的情况。这类难题治理的重点是诉诸体现实践智慧的道德选择的价值程序，即在一种价值选择程序中化解道德间的冲突。

（3）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这主要表现为单位人的组织伦理与个人道德良知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为了非治疗目的要求医生使用现代技术，而医生认为这会导致技术滥用或过度医疗。解决此类难题的实践智慧是通过区分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的界限来寻找合适的伦理调节机制。

（4）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①。比较典型的伦理－法律难题有：现代医疗技术的市场准入问题，如伦理与法律在医疗技术的市场准入问题上不能形成相互支持而是彼此扞格的情况；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的人权保护问题，比如针对人体试验、安乐死、器官移植等问题出现的人权伦理难题；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的平等健康权问题，即在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医疗资源有限性与人的生命健康权的权利平等性之间产生了如何分配稀缺医疗资源的伦理－法律难题；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的医患关系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生命伦理语境下，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具有的高科技性、高风险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运用结果的难预见性，医患伦理－法律纠纷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现代精神疾病诊疗的伦理－法律问题，例如，精神病学的特殊角色冲突及可能发生诊治权的滥用和异化，精神病人强制住院、强制治疗等问题上的伦理－法律干预路径和制度建设等。解决此类伦理－法律扞格的生命伦理难题的实践智慧，是通过两种规范体系（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对勘与互释，以一种体现“途中道德”的临时法典，通向伦理－法律彼此贯通之“中道”。

（三）“具体项目”与“一般性话语”之关联旨在展现生命伦理学的双层伦理路线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进展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是：以难题治理为取向的具体生命伦理学项目与以一般性话语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论述之间存在着难于沟通的扞格。以至于人们很易于发现，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面临两大挑战：其一，原则进路或者文化路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般性话语讨论中，如何才能真实地面向或者进入现实的生命伦理学难题之解决；其二，生命伦理学的具体项目治理，如何才能认真地看待、评估和体现“一般性话语”的重要意义。这两大挑战的矛头直接指向在“微观－宏观”之沟通的问题域中处于生命伦理学实践层次上的策略性筹划与处于历史或逻辑层次上的解释性架构之间的非连续性关联。从“具体”到“一般”的沟通路径看，存在两种类型的关联路线：其一，具体难题治理，在一般性话语的解释性框架上引发了针对“原则”的质疑，但尚未触及其中的“文化信念”；其二，具体难题治理，在一般性话语的解释性框架上不仅引发了针对“原则”的质疑，而且还有可能动摇其中的“文化信念”。

这两种路线的区分，其基本认知旨趣是依据“具体项目”在治理生命伦理学难题时所涉及问题的“难易”程度和所涉及一般性话语的“深浅”程度，进行问题域的勘定。它展现了生命伦理学的伦理分层的“断裂带”，即第一层次伦理与第二层次伦理的分层。所谓第一层次伦理，是居于核心层的实质伦理，又可称之为“一线伦理”。由棘手的具体项目难题所引发的生命伦理学文化取向上的变革和原则进路上的重构往往会导致更为深层的第一层次的伦理问题。所谓第二层次伦理，是指居于非核心层的程序伦理，又可称之为“二线伦理”。在人们不动摇“文化信念”的前提下，由具体项目难题所引发的对生命伦理学原则进路的反复裁量会导致第二层次的伦理问题。①由此产生了一种由具体项目难题进入生命伦理学一般性话语之批判审视的“伦理分层”视阈。在我们看来，由于伦理分层方法涉及对经验性研究项目关联一般性话语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所进行的判定，因此对生命科技或生物医学之进步所引发的生命伦理难题的“问题域还原”便具有指导意义。

在现代医疗技术现象和医疗实践所产生的具体生命伦理论域中，运用伦理分层的方法，在诸种现代医疗技术的具体项目层次上详审生命伦理学一般性话语，涉及两个相关步骤。第一步是对现代医疗技术的分类。按照伦理分层方法，可将现代医疗技术分为常规医疗技术（引起详审相关原则的重大伦理问题的现代医疗技术）和高新生命技术（引起伦理世界观变革的理论难题的现代医疗技术）。第二步是在“宏观－微观”之沟通的问题域中呈现上述两个层次的生命伦理学问题。不难发现，第一层次的伦理与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有关。这一类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有两大特征。其一是由技术本身的“高”（知识、技术手段和资源的高度集成）、“新”（对传统医疗技术的突破和革新）和“发展性”（关于技术的原理和使用仍然处于不断更新发展的阶段）的特点以及技术本身的特殊风险所带来的伦理－法律难题，包括病人是否应该承担技术试验的风险，某些技术（如脑功能改造技术或基因治疗技术）有可能造成病人个体自然存在状态的激烈改变；等等。其二是这一类技术的发明、试验或使用有可能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改变了人们对生命、自我、疾病、健康之理解的自然范型，有可能对现有伦理的文化信念产生冲击。第二层次的伦理问题与常规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问题有关。它针对的是由20世纪以来广泛应用于临床领域的医疗技术所引发的诸种重大伦理难题。这一类技术主要包括针对身体、神经和遗传与生殖系统疾病进行的常规诊断、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其核心特征是主要以治疗疾病、纠正缺陷为行动目标。

常规技术是在自然人体和自然健康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它引发的问题并没有对诸如“人的本质”、“人类自由权利”等伦理学和法律的逻辑基础、概念前提等文化信念造成威胁，只是在具体技术活动过程中，由于现实条件制约、多元文化冲突等因素导致个体或群体权益受到损害，从而产生了有关原则确立、诠释和应用方面的难题。甘绍平将之归于程序伦理问题（二线伦理），我们称之为第二层次的伦理问题，主要涉及病人个体权利的保护、医生的义务与责任以及在医疗技术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②毫无疑问，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必然展现其语境构成的非连续性“断面”：（1）一般性话语层面的文化取向与原则进路；（2）具体项目层面的实践理性与实践智慧；（3）具体项目与一般性话语相关联的伦理分层。这三个“断面”提供了对中国生命伦理学语境进行勘察的视角。比如，在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生命伦理学如何整合具体实践智慧、一般文化信念或原则理据以及从具体到一般的实质伦理或程序伦理？这一语境勘测，旨在突出和强调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问题的中国形态、中国背景和医疗民生之内涵，重点考察问题本身对中国人的伦理世界观、现有的法律体系、医疗抉择和中国医疗民生带来了哪些重大挑战，以及我们以何种理念、原则、规范和制度应对此类挑战。这表明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不论在何种认知旨趣上，最后都必须落实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勘测与国情应对上。

生命伦理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人类基因组计划 生命伦理 尊重自主性原则 不伤害原则 行善原则 正义原则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A

Analyze the "Four Principles" of Life Ethics

――Take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s for Example

PENG N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20)

AbstractHuman genome projects research the overall level of existence, the structure of gene and fun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s and in the bottom of the mysteries of life,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s are faced by the infringement of privacy and genetic discrimination, the genetic test genetic resources and commercial issues, a series of ethical problems are waiting for being solved, we should upholdthese ethic principle: Respect for autonomy, nonmaleficence, beneficence and justice.

Key wordshuman genome projects; life ethics; respect for autonomy; nonmaleficence; beneficence; justice

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①举世瞩目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开创了生命科学一个崭新的纪元。HGP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为自然科学史上的“三计划”，但它对人类自身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另两项。HGP是由美国科学家1985年首先提出。由国际合作组织包括有美、英、日、中、德、法等国参加进行了人体基因作图，测定人体23对染色体由3?09核苷酸组成的全部DNA序列，发现所有人类约3-4万个基因并阐明其在染色体上的位置，破译人类全部遗传信息，使得人类第一次从分子全面地认识自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翻然繁荣具有重要的影响。

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担心它的负面影响，产生基因歧视，基因隐私被侵犯，基因资源的争夺战等种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隐私权被侵犯。公司员工某种可怕疾病的隐患被所在公司的管理层发现，会不会把他解雇？而保险公司、雇主、法官、学校、收容所、法律实施部门等谁应该获得遗传信息？这些信息又会被怎样利用？一旦拥有了这些信息之后，雇主、保险公司和学校等是否会利用这些信息去做只对他们有利的事？

（2）产生基因歧视。孩子在出生前，父母通过鉴定知道他有某种身体上的缺陷或健康的隐患，会不会选择杀婴？基因歧视问题不仅仅与个人、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息息相关，甚至会引发一系列问题，如社会问题，婚姻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等相继出现。

（3）遗传检测问题。一个满怀欣喜到医院检查的孕妇面对痛苦的选择，要么生一个残疾儿，要么做人工流产。对于以上情况，基因检测技术的应用可能又会把“遗传与环境谁主沉浮”的争论再次推向高潮，由于HGP已经发现了包括XY染色体在内的许多基因都与人的健康、性格、情绪有关，这似乎为基因决定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从而导致种族主义的再次泛滥，然而这是与HGP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4）基因资源的商业化问题。有人把基因说成是“绿色黄金”，而把HGP比喻成淘金车，一旦有了专利之争，就会引发基因抢夺战。而人体基因组数目的有限性，发现一个少一个。所以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抢夺发展中国家遗传信息。而产品商业化问题也会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所以如何使人类基因能够“共有、共为、共享”，避免基因掠夺，成为摆伦理学家、法学家等面前的又一道伦理难题。

而生命伦理学是一门研究与生命相关的所有伦理学问题的交叉学科。美国是生命伦理学发源地。②它的研究涉及到日常生活：它以生命为中心，研究包括在科学技术应用在医学、生物学所引起的伦理争论，以及怎样解决这些伦理困境。而生命伦理原则是在生命科学领域研究中人们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它不是一般伦理原则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延伸，也不是从生命科学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它应是生物科学技术与伦理相互作用的产物。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是伦理学界公认的普遍原则。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出自于《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此书为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比彻姆（Tom Beauchamp）和查尔瑞斯（James Childress）合著。这部著作明确提出和阐释了后来影响极大的“四大原则”，即尊重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和公正原则 。而在HGP 中具体表现为：

（1）尊重自主性原则指的是尊重每个独立个体所做的自愿选择，也就是说“尊重有自主性的人意味着适当的承认这个人的能力和观点，包括承认他/她持有某些看法的权力，承认他做出某些选择、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从事某些行为的权力”。③

任何“基因身份”都不应该有损于人的尊严的身份证明,只有当时人最有权力决定是否公布，向谁公布，由谁来解读自己的基因图谱。④必须坚持知情同意或知情选择原则是基因研究、基因知识的应用的前提。应用到人类基因组计划上来，就是说，知情同意或选择权主要指在基因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参与者必须是自主自愿的，然后让参与者充分了解研究的性质、目的、目标及成果的用途以及潜在的危险，最后才能让其决定是否参与；尊重参与者做出的有关遗传材料或信息储存或用作他用的任何选择；遗传咨询应遵循尊重个人和家庭。

（2）不伤害原则是指一种不伤害他人的义务。不伤害来源于人的自然特性、人的脆弱性的特点。⑤不伤害的基本内容是：个人或集体的行为不应该对其他人或集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研究人员不能给受试者或病人带来本来可以避免的伤害。如果造成伤害，实验立即停止。当两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受试者利益应当优先考虑。

（3）有利原则。有利的表现形式也包括利他、仁爱和人性，具体是指利他的行为。有利原则是指把他人利益作出的行动看作一种道德义务。

人类遗传信息揭开生命的奥秘，也会造成基因歧视。研究人员应该本着仁慈、善良的心从事研究、对待受试者。HGP 以及基因知识的应用不应该给病人、当事人、受试者以及利益相关者造成伤害，应该有利于他们，在利害均存时应权衡利弊得失，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

（4）公正原则，可理解为正义、平等。“正义的概念就是由于它的在分配权力和义务、决定社会利益的适当划分方面所确定的。”⑥

平等不仅指地位的平等，而且指权利的平等。每个人都应享受最基本的权利。例如生存的权利，劳动的权利、安全的需要、受人尊重的权利等等。那么在基因知识的成果运用及利益分配方面都应坚持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发达国家不应以任何名义对第三世界国家搞基因资源掠夺，尊重知情同意权，保护样品提供者的利益，把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平台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要恪守HGP精神，反对任何研究机构把从众多样品提供者身上获取的遗传信息为自己所用。对于人类基因组应该坚持“共有、共为、共享”，反对基因歧视，坚持人人平等。

上面这些生命伦理原则仅仅是对于已经发生的或预测会产生的伦理问题做出的回应，但由于HGP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在后基因组计划实施过程中很可能还会出现难以预料的伦理难题，相信人类凭着自己的理性和智慧能够积极应对和解决它。

注释

①Donis-keller, Hetal. A genetic linkage map of the human genome[J]. Cell,1987.51:319-337.

②徐天民,程之范,李传俊,等.中西医学伦理学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8.

③Tom L. Beauchamp and LeRoy Walyers,Contemporary Issues in Bioethics,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9.

④卢风,肖魏.应用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⑤单继刚,甘绍平.应用伦理：经济、科技与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生命伦理学范文第3篇

【关 键 词】生命伦理学 个人主义 儒家 家庭主义

技术的、经济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变化已经促成了当代生命伦理学领域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和应用愈来愈丰富和深入，它重点讨论了医疗保健资源的分配、新的生物技术的道德适应性和面对多种多样的、经常冲突的道德直觉和道德理解时如何做出道德决策的问题。而在参与当代生命伦理学构建的同时，中国急需对这一系统进行反思，而不是迷失在他者的宗教伦理思想或是实用主义等西方传统中。

一、生命伦理学中的伦理个人主义语境

生命伦理学首先出现在美国，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20世纪后期西方文化价值的烙印，“它的承诺之一是一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平等主义政策，它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一种把经济代价转嫁给下一代人的医疗财经政策”[1]。这种政策不但在道德上无法得到维护，而且已在西欧及北美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工作人群相对减少，西方国家已经无法维护不断增长的老年退休人群日益昂贵的医疗保健需要。

据2009年奥巴马在国会就医疗改革发表的公开演讲来看，美国医疗费用中政府承担的部分在迅速侵蚀大量财政收入，占到GDP总量的16%。从2000年到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了4.4万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一都花在了医疗方面。

这一状况是由许多西方民主政体所奉行的意识形态造成的。该意识形态承诺所有国民都可以平等地得到最好的医疗保健。个人主义、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紧密相关。美国学者托马斯马（D.Thomasma）曾在其著作中声称[2]，“所有人都应该赞同个人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观念，因为它限制了国家或社区对个人的权限”。这种经济上的不可能、道德上的不合理、文化传统的多元性同西方社会传统对个人权利的承诺之间的矛盾，是当代生命伦理学在美国兴起的社会道德伦理基础。

因此，起源于西方文化的生命伦理学始终围绕着一个比较稳定的伦理学空间结构：“在上帝/自然法之下，原子式的自足个体通过理性的社会契约建构起来的社会伦理空间”[3]。例如，当一位患者要求仅使用化疗手段治疗乳腺癌而不是采用医生认为的最有利于病人的大面积切除手术时，决策的允许权总是需要从患者本身获得，而不是从其家庭。

二、中国生命伦理学语境的缺失

在欧洲、美国的许多生命伦理学家看来，在中国和其他东方文化中，更为普遍地是在对危重病的医疗决策方面，家庭传统扮演着更为主要的角色，医生与家庭主要成员讨论病情，这一般是在与病人直接谈话之前，甚至直接代替了与病人谈话。这是乔治敦的生命伦理学家威彻（R.Veatch）作为一个明显与所谓的西方个人主义方式相对立的情形而描述的。因此，一种观点被提出了：“东西方的差别主要在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文化含义的差异”[4]。这里的“集体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伦理家庭主义。

然而，在冯友兰看来，这种家族主义背后的家族制度，正是中国的社会制度，儒家学说大部分都是在论证这种制度的合理性，为其提供伦理意义。[5]

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家庭主义，构成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基础。如果说西方社会文化倡导的是“天赋人权”的话，那中国传统文化出传达的则是“天赋人伦”的观点。在孟子看来吗，“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故孟子曾言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孟子·尽心》）。可见家庭之完整性对于中国传统生命伦理观具有重要价值。但伦理的关系不止于血缘，儒家推而扩之，必及社会国家，以至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在上世纪4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就曾有“伦理有宗教之用”和“中国以道德代宗教”之说，认为“中国缺乏宗教，以家庭伦理生活来填补它”[6]，家庭伦理“融合人我泯灭躯壳，虽不离现实而拓远一步，使人从较深较大处寻取人生意义”[6]。而在论述关于道德和宗教之实质性区别时，又言：“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戒。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这恰恰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7]

但目前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建构语境似乎并不清晰。生命伦理学虽然是20世纪60年代的所谓“后现代”产物，但这并不表示这一应用伦理学的分支不需要地理、文化或语言的语境，而可以完全建设在现代社会“全球化”的经济基础之上。相反的是，从前文对于西方社会的道德传统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出，生命伦理学依然建立在文明的传统道德城邦或废墟之上，这样的生命伦理学，才有可能为具体的道德问题辩护。而事实上，我们确实无法完全参照西方生命伦理学为自己提供具体问题的辩护，例如计划生育。

我们在引进生命伦理学框架的同时，也遵循其提供的原则和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甚至以此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具体的科学实践。这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偏离文明价值源头的行为。这也正是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时所缺失的重要语境。

三、伦理个人主义和伦理家庭主义的交锋

这种东西方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差异主张，曾一度使中国的道德伦理基础受到冲击。试图通过完美的论证来确立一种唯一正当的、并且具有实质内容的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努力在西方社会中似乎从未停止过。而在恩格尔哈特（H. Engelhardt）看来，“寻求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道德基础在西方历史中具有深远的根源”[1]，这是因为“西方首先从任何人都可持有的理性观点（即逻各斯观点）出发，以系统的方法看待实在世界——阐明不是得自任何具体地方的、而是出于任何具体的历史之外的规范看法”[1]。

1993年维也纳举行的首次人权讨论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现行的国际社会对于人权尊重的标准应该豁免那些具有不同的、更偏向于集体传统的民族”，大多数与会国均表示抵触。[2]

2004年，国际生命伦理学委员会（IBC）关于起草生命伦理学普遍规范的宣言的讨论会议上，范瑞平的发言集中阐述了一个观点：儒家伦理家庭主义与伦理个人主义的不同及其对生命伦理学的意义。而国际生命伦理学委员会的成员就此做出了尖锐的回应，指出个人自主乃是至关重要的道德价值，违反个人自主的伦理传统是落后的道德。[7]

姑且不论这些冲突背后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仅文化本身而言，这种差异也是不可忽略的。恩格尔哈特曾论述到“生命伦理学具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在一个大范围的世俗国家内约束道德异乡人（moral strangers）的程序道德，另一个层次是在各个道德共同体内规范道德朋友（moral friends）的实质道德”[1]。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这两个层次所传达的即中国生命伦理学构建的双重要求：既需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与更多的道德异乡人在不同语境下对话，又需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自我语境下关怀道德朋友。

为此，我们不仅需要批判性地重新评价从西方“进口”的生命伦理学，而为了面对中国社会保健、医疗政策以及生物技术已经或即将面临的挑战，也急需我们为自己构建一个具有现实语境的生命伦理学。

在西方伦理个人主义和中国儒家伦理家庭主义的交锋中，每一种文化都得以重新澄清其关于现实和价值的观念，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而言。一方面，对儒家伦理家庭主义的挖掘，提示中国生命伦理学界在引进和应用现有生命伦理学资源和原则时，绝不可忽视这些观点对西方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背景的依赖及互动关系。另一方面，非西方文化来源的儒家伦理家庭主义亦可能为西方文化提供克服伦理个人主义的极端倾向的有益参考，为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进路。

四、通向生命伦理学共同的目标

跨文化的生命伦理学研究，要求我们以更成熟的姿态面对“全球化”的趋势。既不可忽略道德的多样性的复杂，亦要明确道德共同体的道德承诺。

最后，既然探讨生命伦理学的过程致力于一种中心工作的哲学：帮助一种文化澄清其关于现实和价值的观念，那么这个澄清除了包括前文所说的澄清自身语境和对话多元道德传统以外，还应该包括澄清中西文化传统本质上的误解。例如聂精保曾谈到，有西方学者认为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知情同意”这一道德原则在中国并不适用[8]。于是问题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本质为何？在何种意义上以及何种文化差异真的重要？最终，解读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语境的工作，却也是在解读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道德承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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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现代医疗技术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05-06

一、问题的提出

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与现代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不断展现的复杂而多变的“医疗实践”领域及其急速变革有关。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医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日益尖锐的生命伦理难题，它们在不断地“书写”人类依靠技术治疗疾病、增进健康、强化生命的各种“传奇”的同时，也对人类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医疗-技术”现象（或者“技术-医疗”现象）的医学进步和生命伦理实践，正在不断地将遗传学、神经科学（脑科学）、干细胞技术、基因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技术（例如影像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带人医疗实践；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一项由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医学进步，都对旧有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医事法学带来咄咄逼人的挑战。生命伦理学面临如许众多的质询，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医学进步（这一点我们坚持一种朴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种道德的进步以及法律的进步？该问题使得现代医疗技术所开启的医疗技术行为，俨然成了从生命伦理学视野上影响现代技术挑战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爆发地”！而每一次技术对伦理或法律的挑战（如器官移植技术、克隆技术、基因诊断技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脑服务技术等），都迫使科学家、医生、法学家、社会学者、政府、媒体和公众必须动员起来寻找应对的良方。各种各样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仍然如挥之不去的魅影，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实践如影随形。

于总体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主要集结于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难题以及法律难题。从逻辑上看，它大致包括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三个方面。

其一，伦理难题。即使法律支持该技术，我们在伦理上仍然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存在着诸“理”之冲突而每一种“理”都有理的情况。伦理难题的典型形式有三种：（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有两种伦理，一种是从个体自由出发的伦理（它主要关涉权利问题），一种是从总体责任出发的伦理（它以义务为首要原则），这两种伦理在特定的医疗技术境遇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2）一种伦理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的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医疗行为主体之间（医生与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张上的分殊和相互冲突的情况，从而在医生的权利与病人的权利之间产生尖锐的道德冲突。（3）在一种集团伦理或组织伦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着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组织对个体有普遍性的伦理约束，而个体的道德原则又可能存在着与组织的伦理规约相冲突的情况，于是在特定的医疗技术行为中，出现了“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组织”这样的伦理一道德悖论。

其二，法律难题。广义的法律难题必定是从伦理难题而来，然而在生命伦理学中存在着一类相对狭义的法律难题，它将伦理的讨论存而不论，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解释的难题，如两种解释都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彼此相互冲突；一是立法依据的难题，在是否立法（比如针对安乐死或医自杀的药物和技术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相互抵牾的主张，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圆其说。

其三，伦理一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或者主要地由伦理难题而来，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难题而来，它是内含着伦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关联问题上呈现的难题。代表性的伦理一法律难题有两大类：（1）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2）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伦理分析、道德论争和推理是法律问题之求解的基础，许多法律难题的产生乃由于伦理难题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样，法律的解决方案往往又作为权宜之计不能真正地为伦理难题找到出路。

二、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与问题症候

近十年来，伴随着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诞生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被成功地分离（1998年），以及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成功等一个又一个的技术进步及其在医疗实践中的运用，生命伦理学愈来愈聚焦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技术实践所展现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亦受到医疗技术最新进展的影响：（1）在汉语语境下，现代医疗技术对伦理与法律的挑战，成为亟需从文化、社会、宗教、伦理、法律等人文价值世界领域进行治理的难题；（2）而一些似乎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如脑生或脑死的问题）又重新成为新的伦理一法律难题；（3）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临床研究和应用，前所未有地关涉到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和相关制度的公正问题，以及前所未有地标示出技术本身存在的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它必须获得伦理与法律的支持，且极大地依赖于伦理难题或法律问题的治理或解决。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各国政府被迫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作出回应，即从伦理治理与法律对策两个方面筹划或者设计一种有利环境，既促进现代医疗技术（尤其是高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又尽量避免社会被高新技术所侵害。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于总体上愈来愈面向“应用”，且愈来愈介入具体的社会决策或社会行动。例如：针对干细胞转化医学等高新生命技术的医疗实践及其产生的生命伦理难题，英国于2005年通过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启动了“社会科学干细胞行动”，鼓励人文学者、伦理学家、法学家等介入这一领域；欧盟的BIO-NET项目，旨在希望中欧合作研究生物医学技术中的伦理治理问题。

中国卫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台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这个文件可以视做我国从政策层面应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官方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对我国医疗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有指导性的作用。然而，这个“管理办法”并不是我们解决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的“灵丹妙药”，由于遇到的问题有些是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或法律难题，它甚至无法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完成一种“语境梳理”，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更广泛深入的实践探索中，以及更多维交叉的跨学科视野的关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与科学家或医疗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对话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我国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治理和法律对策。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医疗实践领域的研发、传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之外，也正在形成“医疗技术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明、应用及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对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价值观、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让中国人产生越来越大的“隔离”感；第二，各种高新生命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也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具体生活，比如，医疗上的器官移植技术、基因诊断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也正在考验中国人的伦理意愿，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现有的法律解释提出了挑战；第三，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形态和生活思维方式，与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上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医疗技术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在西方语境中可以发挥作用的伦理或法律规范有可能在中国社会失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难题”。

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一般而言，源于现代社会对现代医疗技术中产生的与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有关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激烈的论辩；特别地说，源自医疗技术在挑战伦理及法律的过程中，对中国医疗民生和中国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重大影响。

从学说史的角度或者学术语境看，中国大陆学者对生命伦理的中国难题的研究和关注，是与生命伦理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成长的历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认为，大陆生命伦理学开始于1979年，以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事件的标记。同年12月全国医学哲学的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介绍了英语国家有关辅助生殖技术，脑死亡和安乐死及其他生命伦理学问题的争议。1980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邱仁宗研究员的开篇论文为“死亡和安乐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一书，成为将美国和西方生命伦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开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国医学伦理学》创刊。1988年7月全国“安乐死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研讨会召开，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全国会议”召开。上述两本杂志的出版，两个会议的讨论，标志着大陆生命伦理学的正式开始。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的新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传统资源中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

然而，客观地分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有两大问题症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对话”；二是不够“关心”。前者突出地表现为，伦理学家、法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各自以一种自说白话的“自信”来应对或解决难题，但并未真实地面对问题；后者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热心于追踪生命伦理前沿问题，对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现状缺乏调查研究的热忱或者不够“关心”，对中国医疗民生难题缺少足够的关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国本土并面向中国问题。因此，在现代医疗技术对生命伦理及法律带来的严峻挑战中，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更为紧迫而重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强调“对话实践”和关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难题，分析我们进行医疗抉择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国生命伦理面临的困境和体系构建的路径，并给出相关问题的国情调研或国情对策。这意味着，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亟需完成两大语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伦理学作为“对话的伦理学”的理念的确立。“对话”理念的核心，是生命伦理学在跨学科的条件下，真实地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问题，推进伦理学家、法学家、科学家、医生、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公众进入深层次对话与商谈的学术旨趣或良知抉择。因为，无法对话的、或者只是寻求独自的生命伦理学，习惯了将现有的道德理论或权利理论（如道义论、后果论和四项原则或者附加原则）应用到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分析或解决上，往往使得伦理学家和法学家无法真正地沟通或理解，他们与科学家或医疗（卫生）政策的制订者，亦存在着不利于对话或商谈的知识“偏好”或学科“阻隔”，这不利于相关难题的梳理与解决。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要完成语境梳理，首先必须作为融合或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对话实践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讨某些备选原则的应用问题，（当然这些原则的讨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图在推进对话或商谈实践上有所作为，并在肃清问题或治理难题的基础上探讨我们如何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法律难题。

其二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理念的确立和中国问题的应对。生命伦理学是在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两个视野上展开相关难题的分析与治理：一是与医疗民生相关；一是与医疗技术的最新进步相关。中国理念和中国问题，无疑是我国生命伦理学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与法律难题的基本立足点。它在现代医疗技术之总体进展中，确定了面向中国医疗民生难题和中国技术进步难题的价值旨归。因此，尽可能多地关注中国的医疗民生，以及尽可能多地针对中国问题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构建方向

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相关联的应用伦理学。然而，在当代汉语语境或者在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中国难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思考生命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形态（Ethictopology）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语境将从一种伦理观的意义上揭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作为涵盖生命科学、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生态文化系统的本质，及其对重整人类性或民族性的伦理生活形态的医疗实践运动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生命伦理的“形态”理念，将从总体上回应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实现一种立足于中国伦理现实和法律实践对现代医疗技术进入伦理和法律的路径辨识或探索，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从原则和理论、问题和难题、政策和实践三大向度建构伦理体系和法律解释框架。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路径，首先依赖于我们如何回到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乡土”，以一种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慎性、精确性和实证性，捕捉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境域及其客观现实。我们过去关于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关注抽象的理论思辨而缺乏现实关怀，或者着眼于具体境遇中的具体因素而缺乏整体架构，缺乏对相关主体或利害相关人的主观伦理意愿的调查研究；而实际上，回归中国语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当代中国人对医疗技术问题的伦理意愿为核心进行的实证调查，这是一项为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突破过去按照技术分类体系展开、以具体问题为直接对象、即时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构一个将具体技术活动形态和历史背景、价值观念、道德意见、生活境遇、实践者意愿、社会责任、法律规范以及未来发展诉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进而，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重大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治理和应对，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立法与法治化建设，和未来发展总体战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理论论证和国情分析。

基于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的一种理论预设和学术期待，我们多少能够展望一下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在其形态构建上亟待完善并着力建构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观视野上的突破。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包含了生物学、医学、社会学、法学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高度交叉与综合的创新性研究系统，是以伦理学为主轴贯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领域，围绕“现代医疗技术”、“生命的诊治或加强”、“社会、法律、文化”三大关键论题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综合型论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必须厘清这三大概念的区别、联系及其各自的问题范围。因此，宏观视野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伦理学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学反思的方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上基于对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的领域界划或治理机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医疗一技术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伦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规范”的论证、辩护、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法律的应用或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的好”与“做的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法律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面向行为或应用层面解决有关难题。而“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人的“医疗技术行为”，将医疗技术变革与生命伦理突破以一种亘古未见的方式相互紧密关联起来了，它凸显了技术干预所进入的“从生到死”的生命之过程，以及“从身体到心灵”的生命之体系，从而在实践上给医疗抉择带来了各种各样棘手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一研究进路，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或者讨论在技术发展、运用的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的伦理和法律难题，而是将“现代医疗技术”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现代技术变革与人类医疗实践相互融合的过程的基础上，揭示技术活动与人类伦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去审视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引发的一般社会问题、生命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产生根源、呈现形式和治理机制，为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奠定逻辑和概念基础。

第二，中国生命伦理状况及法律问题的调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其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直接关照，因此，通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来发现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其构建路径，其真实的开端处或起点处，乃在于我们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比如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问卷被试和现场考察等诸多路径，获取中国本土面临的医疗科技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数据库和典型案例，以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提供调查分析之依据。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医疗技术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物（或者以技术为中介）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四大主题，设定相关问卷，对其中产生的生命伦理及其法律问题进行社会伦理状况的调查，获得中国本土（通过多群体分类调查）看待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应用的主观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和案例。这将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变得清晰、明确、有力，从而使得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真正向中国的现状和国情靠拢，找出中国问题的特殊难题。以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的中国难题为例，可能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普遍性问题，普遍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表现，以及发源于中国现实的特殊问题。我们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区分并加以科学的描述，清理出造成这些区别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生活条件，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人的伦理、法律和医疗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如何认识、理解和应对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蕴含的生活体验和伦理意愿，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开启或者梳理中国语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学术品质。

第三，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研究。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关涉诸多复杂艰巨的问题域或问题系列。在现代医疗技术的范例中，核心的问题轴线是以“生命伦理”为基点或主轴，通过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图辨析或澄清医疗技术行为中面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等方面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因此，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除了要在宏观理念研究的推进策略上根据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的问题轴线展开，还必须面对具体的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强调从“伦理观念变革”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医疗技术以及在伦理一法律难题的具体问题境遇中展开道德辩护、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这表明，我们在问题域和研究对象的划分上，要通过综合医疗技术行为对生命过程或生命体系的干预，以及医疗技术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的语境进行梳理。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两大轴线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应用难题或前沿问题：（1）在技术演进或变革的历史轴线上，梳理出“常规治疗技术”、“高新生命技术”和“涉及人类发展性需求的医疗技术”三大类；（2）在技术与人（医疗主体）相关的空间轴线上，梳理出与身体相关、与神经或心灵相关、与遗传和世代相关三大类。由此，形成了一个由“时空交织”的问题网络，并系统探讨其内在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的立体性的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现代医疗技术对人的生与死、身与心、遗传与世代等至为根本的生命之过程和生命之体系进行操作、干预或控制，对现有的（包括传统的）伦理观与法律规范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和冲击。

四、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与研究路径

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涵盖了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命文化运动，生命伦理学及其原则（四原则）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际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地在道德论辩和法律解释两个维度对有“乔治顿咒语”（尊重、行善、无害和公平）之称的规范体系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质疑，生命伦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都试图对原则进行重新审查或补充。因此，以生命伦理为主轴，将道德理由（辩护和论辩）和法律依据的探讨作为生命伦理体系的两翼，突破现有的生命伦理学的进路，是生命伦理学面向中国问题或中国语境进行医疗抉择和问题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有赖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之良性互动的生命伦理运动之勃兴，以及我国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在进入或梳理自身语境时贯通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哲学论辩与难题治理等区隔或阻滞所具备的实践智慧。

从这一意义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择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构成的，它本身预设或者预期了一个与中国医疗民生和医疗技术实践密切关联的生命文化运动（或生命伦理运动）的可能。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展开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从一种伦理形态的意义为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指引着方向。它强调以中国生命伦理的理念，回应以生命科学技术和神经科学为主体的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强调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这意味着，一种着眼于生命伦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必须格外重视其对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之民生价值内涵的关注，所以既包括对实践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对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论证和理论指导，以及在社会政策、制度和国家法治建设方面的指导策略，和面对具体实践问题时所应采取的伦理和法律技术策略。因此，这是一个涵盖了基本理念、理论逻辑、政策和制度设计、法律规范体系和具体行动技术策略，并以促进和改善中国未来生命科学技术体系、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系统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在研究路径方面面临三大转型：

其一，以“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应对方略上倡导一种“对话”和“商谈”的伦理学，用意乃在于：力图使得“以问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种跨学科对话和跨文化商谈中，打破学科壁垒，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阻隔，以“对话伦理学”的交叉融合的视角，进行难题分析、现状调查、问题治理，并提供指导医疗抉择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知道，对当代生命伦理学而言，现代医疗技术所产生的生命伦理和法律问题，已不再是单个学科的事情，而是一个关涉多个学科的集群性问题，没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们无法真正回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以及由之产生的诸种理论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在强调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时，运用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力图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在众多相关交叉研究视域中（比如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学、医事法学、伦理社会学、法伦理等）进行问题分析和理论探析，这不但能改变以前各学科各自为伍、单兵作战的“独白叙事”的状况，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还能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其二，以对“问题”或“难题”的充分关注，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文化研究。生命伦理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界定为：运用种种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维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动、政策，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路径，在生命伦理学和医事法学的研究进展中，在根本上颠覆原有的关于理论与实践、思想与世界的关系的传统认识，它使得生命伦理学总是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介入、去发现或者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伦理生活及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学和法学的应用研究，既是世界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之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创建新的、顺应世界潮流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伦理文化运动的一个具体实践环节。虽然今天的生命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但由于生命伦理学问题往往对任何文化来说都是难题，生命伦理事件的全人类性和前沿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不能独善其身，也无法仅仅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提供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故而取消了任何一种特殊文化的话语霸权。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最有希望提供一个跨文化的伦理视野和论辩平台，使不同观点可以在生命伦理实践中更平等、更自由、更深刻地进行对话交流，在属于全人类的范畴内进行广泛的合作；在这些事件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整个道德体系，判断、描述并引导我们未来生活的应然。

其三，以“现状调查”和“国情对策”的研究，探索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道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和中国道路，并不排斥那些针对相对微观而专项的医疗技术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研究，相反，这些微观而专项的研究最易于从“实证调查”或“案例分析”的视角上提供切近或进入中国医疗技术实践的生命伦理研究之进路，因而它们始终是解决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出发点和归结点。然而，仅有这种微观而专项的研究是不够的，探索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道路还必须以对各项具体的现代医疗技术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为基础，在打通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我们应对生命伦理及法律问题的中国理念以及我们必须应对的中国问题。因此，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化道路的探索而言，现实调查和国情对策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它特别突出“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作为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交叉点和跨学科对话背景。在研究进路上，以此为基础来整合社会学调查、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的研究成果，凸显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与法律问题的中国立场、中国背景和医疗（卫生）民生之内涵，并将之作为跨学科交叉整合的首要前提，回答我国的研究现状和我们面临的特殊难题。同时，在世界性难题与中国问题这两大并行不悖的视野上，贯通伦理反思、法律分析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并由此探讨打通医疗技术世界与人文价值世界的可能路径，从而建构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价值的生命伦理体系。

生命伦理学范文第5篇

如何看待生命伦理学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生命伦理学如何可能”的前提性反思密切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从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和实践旨趣三个层面对其“话语”进行还原分析。先从历史语境看。我们从一种历史的本土知识学的文化语境上产生了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问题。一个无需赘言的明面上的事实是:我们所言说的生命伦理学必定是由“中国话语”所铺展的生命伦理学。然而，一个令人感到吊诡同时又发人深省的事实乃是，汉语文化圈中的生命伦理学却一直存在且仍然存在着一个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一方面，不能否认，生命伦理学是在西方现代文明进程中晚出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与生命科学、生物医学、环境科学等关涉医疗、卫生保健和人类生命质素之改善的科学技术(包括医学)的最新进步密切相关的跨学科领域和前沿问题领域。它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敏锐的思想触觉，既有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结构，又有后现代性解构批判的锋芒，总是通过追踪最新的生物学(包括遗传学或基因工程)、神经科学、医疗技术等生命科技进步带来的重大难题和挑战以回应“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深度追问，思考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以及回应我们在此时空境域中“应该如何在一起”的前提性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两大课题:我们如何面对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压迫?如何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叙事中真实地展开我们自己的生命伦理学话语?这要求我们在话语方式上不能仅停留在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拿来”或“借鉴”，而必须从我们自己的“文化生命”的核心价值层转出一种全球视野和国际表达。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生命伦理学不是一种与本土文化传统或具体历史语境相隔绝的知识领域。生命科技及医疗技术实践的前沿领域的进步，在不断地将我们对身体、卫生保健、生命质量、疾病的意义和死亡的威胁等问题的认知引向深入的同时，敞开了理解我们自己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新维度。如果仅就问题的浅表看，进步似乎给现代人带来了更多的新的选择，并带来了以往未曾遇到过的一系列道德上的两难。但就问题的深层看，它往往又是自古就有的根源性问题，与文化的核心价值、生命的信仰本质和人们理解人性、尊严、公正和健康的生活的理智形式和精神感知息息相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总是在“与己相关”的历史文化境域中产生自己的生命伦理学问题，即使对异域文化的强烈向往或憧憬依然源自一种浓郁的家园之感和本土文化情结。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文化的理论框架和核心价值，才应该是我们必须面对或正视的生命伦理学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方面。从这里产生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另外两个至关重大的课题:生命伦理学如何面对中国文化的话语变迁及“传统—现代化”的断裂及延续的问题?如何在生命伦理学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话语中兼容中国视野和中国表达?这要求我们所言说的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必须立足于中国语境和中国现实。然而，当我们这样说时，前提条件是，而且只能是，把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①从理论逻辑看，生命伦理学从理论话语的逻辑层次上产生了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当代生命伦理学的问题背景是现代性道德世界观的破碎［1］19，人们从各自选取的某些道德理论的片断出发进入生命伦理学论题，带来了恩格尔哈特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领域长期存在的“文化战争”。这在理论逻辑方面，表现为多元化的道德话语之间互不相容、不可通约以及在极为不同的理论层次上相互攻讦的“诸神之争”。中国生命伦理学面对相同或者相似的“文明难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而实质上是道德共识之坍塌及理论逻辑之混乱的表现。这无助于生命伦理实践问题的真正解决。比如，它在“应用论”(应用生命伦理学)、“建构论”(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和“实践论”(实践伦理学)等各种理论进路上分出纷繁复杂的理论和方法，以至每一种理论都可以找到理据驳斥其他理论为“不明所以”或“幼稚无聊”。［2］中国生命伦理学因此成为各种理论话语的试验田，且直观地呈现“大杂烩”的知识学面貌。［3］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人们从事各种理论方法的创建或论证时，一种质疑的声音是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对待的。邱仁宗如是问:“现实的、实际的伦理问题能够从伦理学理论推演出解决办法吗?”［4］这一朴素的追问，指向我们在理论逻辑方面未曾深究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在理论逻辑层面如何学会“说中国话”。第三，从实践旨趣看。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旨趣，往往通过具体的生命伦理学论题使价值观得以赋形。因而，人们在解决实践中面临的伦理问题时，亦产生了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研究表明，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旨趣主要体现在生命伦理学的基本要素中。按照易于为人们理解的方式表述，就是四个环节:1)在实践中发现伦理问题;2)对相关理论进行关联分析以澄清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或原则;3)将探究结果转化为政策;4)实现生命伦理学之目的。①在上述诸环节中，实践旨趣所呈现的价值观诉求，既不能脱离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资源性支持，又不能脱离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引，它所蕴含的价值观赋形其实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关联、反复博弈的价值实现过程。而对于当代中国的总体实践旨趣而言，它的最大的价值实现过程就是“现代化”。明乎此，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内核就不能脱离“中国现代性”的实践关切及其问题症结。因此，无论具体情境中的“殊案决疑”，还是对规范和原则的理性论证，抑或是关于信仰问题的深度辩论，各种表面上看来相距甚远(甚至互不相关)的异质性的生命伦理学探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意识到还是未曾意识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轴心展开:这就是“中国现代性”的话语凸显。而与之相关的根本实践旨趣乃是:在“遭遇中国现代性”中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

二、语境难题及“语境突围”的问题

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历史语境、理论逻辑和实践旨趣的“话语症候”的初步分析表明:“语境突围”，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程序共识”和“中国现代性”问题，是推动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关键。循此，透过一种道德形态学的视野，管窥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谱系，就亟须进一步思考与之相关的紧要问题:1)我们如何寻求“语境突围”?2)我们如何达成“基本共识”?3)我们如何应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这三大问题由于关联到中国形态的生命伦理学在“话语”、“理论”、“实践”三个方面碰到的“普遍性—特殊性”之两歧的难题，如何定位这些问题的性质便需要先行予以说明。该问题的详细展开有待于一种“道德形态学”的理论视野之构画。②［5－6］我们这里仅限于指出，“道德形态学”是从物质形式的结构化及其过程出发，对道德话语、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形态过程进行观察或探究。从道德形态学视野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紧要问题，就是从生活世界本身出发揭示那些影响道德进步和文明传承的生命质素的改善是如何呈现为相关的话语方式、理论模式和“合理化形式”上的运动，而这种运动又是如何反作用于那些影响道德进步和文明传承的生命质素之改变的。依此而论，我们需要对中国生命伦理学在道德形态学层面遭遇的“语境难题”进行分析，以回应一个日益紧迫的与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相关的现实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总问题。这个问题的完整表述就是:中国生命伦理学如何寻求“语境突围”?中国生命伦理学在双重意义上遭遇“语境难题”。一是在一般的意义上，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本身即是建立在“语境差异”的基础之上，并以解决“语境难题”为优长。二是在相对特别的意义上，中国生命伦理学还面临自身特有的“语境难题”。就前者而论，我们只需回顾一下关于生命伦理学的各种定义，就会明了我们遭遇的“语境难题”的症结。生命伦理学通常被理解为:“运用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为、政策等进行的系统研究。”①［7］42克劳泽(Clouser)的定义是:生命伦理学是根据道德价值和原则对生命科学和医疗卫生领域人类行为的系统研究。［8］115－127亚洲生命伦理学联合会给出的定义是:“生命伦理学是从生物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于人类社会和生物圈中提出的哲学的、伦理的、社会的、经济的、治疗的、民族的、宗教的、法律、环境的和其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②邱仁宗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解是:生命伦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要与其他学科一起合作进行跨学科研究，处于伦理学与科学技术、医学的交集处，是规范性的、理性的、应用性的、世俗性的、讲求证据或立足实践的学科。［3］这些定义(或理解)虽然各有侧重，但也有相似之处，即强调“跨学科”或“跨文化”的特点，或是同时强调二者。如果从形态学视角看，我们还会发现它在某些论题的探讨或挖掘方面有“跨时代”的一面。［6］这使得生命伦理学往往在极为不同的语境层面展开，其话语的差异性分布异常广阔，涉及科学技术对人类价值之影响的诸领域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道德前提、不同价值诉求的实践主体互不相容的诸理论歧见。单就学科层面的语境差异而论，就分为四个公认的研究领域:1)医者与患者间共同面对的临床生命伦理学问题;2)关于律例与指引的规范生命伦理学问题;3)关注理性基础的理论生命伦理学，它来自哲学、神学，但也包括生命科学，如生物学，尤其是在传统医学上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基础;4)关注精神基础的文化生命伦理学，它把生命伦理与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及意识形态连接起来，探讨生命伦理学如何反映主流文化、核心价值和世界观。［6］［9］3语境差异从医患关系、政策法规、道德原则，再到文化根据，往往呈现出大异其趣的面貌，且各自在话语方式上也大相径庭。仅就文化根据而论，就呈现为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儒家生命伦理学、伊斯兰教生命伦理学等宗教语境层面的区隔。此外，即使处在同一语境层面(例如在医患关系层面)，也可再分出普遍主义话语类型和特殊主义话语类型的语境问题。生命伦理学的多重语境及其重组、重叠和分形演化，包括“大语境”或“小语境”的复杂格局，必须看成是它在跨文化条件下的沟通理解、跨学科条件下的交叉凝聚和跨时代条件下的传承转化的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语境差异的存在，才产生了跨学科、跨文化和跨时代条件下的生命伦理学。这表明，正视语境差异，进而尊重差异，而不是无视差异或削平差异，才是解决“语境突围”的关键。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生命伦理学这门学科得以可能的前提。由此，深入到语境差异发生的肌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语境突围的关键要素在道德形态学视域得到描画。按照笔者一贯的理解，将之概括为三个基本要素。第一，通过跨学科条件下的分类方法进行“问题域还原”［10］，突破单一学科语境下问题方式的话语僭越。“问题域还原”是要看清楚问题由以发生的语境以避免无谓的纷争，将各学科的话语资源调动起来融入多元视角，将道德见解或行为引向一种伟大的跨学科的智识平台。第二，通过跨文化条件下的比较方法进行“认知旨趣的拓展”［5］，突破单一文化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以揭破权力的道德伪装。认知旨趣的拓展就是要突破狭隘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藩篱，真实地面对道德多样性现实，将一种互镜式道德探究和互证式伦理商谈融入伟大的跨文化理解之中，于价值图式上进行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诊断和价值扩展。第三，通过跨时代条件下物质形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进行道德形态过程的探究，突破单一时代语境下伦理生活的“话语盲从”以祛除的幽灵。在“社会经济形态的话语批判”中锁定“语境突围”的根本目标:应对道德分歧;重新发现传统;通过“道德形态过程”澄清概念。①对于中国生命伦理学来说，上述一般意义上的“语境难题”同样存在，而且表现日益突出。从生命伦理学由西方发端而扩展成为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的发展趋势看，它关注的问题是那些跨越文化差异、学科差异乃至于时代差异的关乎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如“知情同意”就被视为一条全球公认的处理医患关系的医学伦理学规范。生命伦理学“四原则”(尊重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也被视为具有标杆性的普遍原则。［11］13应该看到，生命伦理学的这种普遍主义诉求是为了建立一种特定实践的平台。我们称之为西方普遍主义模式。从这种普遍主义话语看，任何一种带限定词的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佛家生命伦理学”乃至“中国生命伦理学”都似乎是多余的。②［12］255由此形成了一种“普遍理论—中国应用”的探究模式。简化地表述就是:“1)从与某些社会群体或整个人群的健康、福祉或基本人权相关的伦理问题出发;2)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法律、条例或政策的缺点或不足提出挑战;3)在通过论证和辩护进行伦理学探究或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法律或政策改革的有用建议。”［3］不难看到，这是一种由“问题—挑战—建议”构成的简捷明了的“应用伦理学”范式。然而，它用来鉴定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则主要来自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这产生了从中国视野进行“语境突破”的关键问题，即“如何化解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压迫”。比如说，备受公众指责的“手术签字制度”是否符合知情同意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这问题本身就是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压迫下产生出来的。实际情况表明，我国现行的“手术签字制度”具有中国特色。李恩昌等评论说:“知情同意的病人自主模式到中国演变为病人家庭决定模式是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具体国情的。……家庭的这种功能是西方文化所不能理解也无法给予的。”［13］78－79然而，在2007年发生了“孕妇李丽云致死事件”①后，面对公众对现行“手术签字制度”的指责，当时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明确辩称:“……我们国家现行的签字制度符合知情同意的原则，也符合国际惯例。绝大多数国家目前也是实行了手术签字制度”［13］77。这里，我们把这个案例的是非曲直放到一边，单就一项在中国语境中有着重要意义的知情同意的语境探索模式(即“知情同意的家庭决定模式”)却要用“符合国际惯例”(实际上是符合欧美惯例)的辩词为之进行辩护而言，就足以表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对“中国话语”的压迫。事实上，一种通过“传统的重新发现”以突破西方普遍主义话语霸权的学术努力，一直是中国生命伦理学为自身条件寻求语境辩护或语境突破的特有方式。它强调从传统或本土的文化视角上理解生命伦理学，遵循“中国传统—现代建构”的建构主义进路。这一进路的探究模式所示范的语境回归(即回归中国传统以开出其现代性样态)使生命伦理学直接面对中国语境中“传统与现代性”的跨时代条件下的伦理生活的根源性难题———即从传统中开出现代性的问题。然而，相对单一的文化视角，使得建构论者所诉诸的“语境突围”策略往往受制于与“语境选择”相伴生的文化特殊主义的话语压迫。例如，以目前养老制度改革问题所带来的生命伦理讨论为例，建构论者认为儒家家庭主义理念再加上“孝道”伦理可以为当前中国社会开出“养老”药方———即回归儒化的“家庭养老模式”。然而，这一建议显然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相脱节，它更像是从儒家学说中转化出来的一种说教，带有明显的传统话语的压迫性痕迹。不难看到，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本身特有的语境难题表现为两个方面的话语压迫，即“西方普遍主义”和“中国传统的文化特殊主义”。这种日益紧张的“话语张力”，使得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似乎充斥着“普遍主义—特殊主义”之间无妄的纷争。但换一个视角，透过其背后的语境难题，则不能不承认，它又是一种与“古—今”对看、“中—西”互镜的远见紧密相关的不可或缺的“必要的张力”。在其深层，展现了一种世界历史观下话语展开之可能。可概括为与“语境突围”有关的两句话:一是“世界在中国”(即把世界看成在中国之中的世界);二是“中国在世界”(即把中国看成在世界之中的中国)。前者是通过在语境上突破“特殊主义”的局限，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能够海纳百川，具备包容整个世界和人类的胸怀，这是我们文化生命的根系之所在。后者是通过对“西方普遍主义”进行解蔽，使中国生命伦理学在体现中国价值或“说中国话”的同时，真正成为世界或全球生命伦理学跨文化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就是要正确看待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既要以“世界在中国”的中国话语转出我们的“国际化表达”，以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生命伦理学来消解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暴力;另一方面，又要以“中国在世界”的国际视野开放出我们的“中国化表达”，以跨文化对话的中国生命伦理学应对各种文化特殊主义的话语压迫。

三、两大挑战及其应对:基本共识和“中国现代性”

总结起来，话语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性与中国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三大紧要的问题。其中“话语与现实”在道德形态学视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属于道德话语对现实的表征，因而同样也是“理论难题”和“时代性问题”的症候之表征。在这一意义上，问题的性质得到了界划:即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紧要问题，归结起来，集中体现为一个问题，亦即最为突出的问题———“语境突围”问题。“理论/实践”、“传统/现代性”除了作为问题症候呈现在语境层面而外，它们还是用以实现“语境突围”的问题方式。也就是说，它们在更深层次上，展示了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在“如何实现‘语境突围’”问题上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如何达成基本共识;二是如何应对中国现代性。毫无疑问，今日之中国前所未有地遭遇“共识难题”和“现代性难题”的挑战。出路在哪里?有各种不同的回答。笔者认为，生命伦理学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只有借助生命伦理学的“伦理分层方法”，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找到应对共识难题和现代性难题的方法。事实上，生命伦理学对跨学科、跨文化、跨时代条件下的伦理学问题的探究，有着鲜明的以“实践”为导向(或以“问题”为导向)的特征，已经先行蕴含了求解共识难题和现代性难题的线索。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面向实践的学科，它优先强调从实践出发面对道德分歧。在生命伦理学视域中，伦理学问题通常被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实质伦理问题”，回答“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它旨在解决“道德朋友之间”的共识难题。第二层次是“程序伦理问题”，回答“应该怎么做”的程序问题。它旨在解决“道德异乡人之间”的共识难题。两种伦理解决各自范围或各自语境中的共识难题，互不僭越，各得其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伦理分层方法”。如果将上述伦理分层方法运用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问题上，就会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通过伦理分层界定“大小语境”，是解决“共识难题”的关键;第二，确立“程序伦理”优先于“实质伦理”的分层原则，是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关键。第一个结论的要点，在于区分“语境的大小”。我们之所以会面临“语境突围”的难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混淆了语境的“大小”。当人们把“小语境”范围内解决“道德朋友”之间共认或共识的理论和原则，放大到去解决大规模陌生人社会(可称之为“大语境”)的道德分歧问题，就会出现“话语压迫”。例如“儒家生命伦理学”有其基于共同理念的“小语境”预设，而当人们主张用儒家家庭主义的理念提供公共保健政策方案就属于“以小搏大”的语境不当了。另一方面，当人们把“大语境”范围内解决“道德异乡人”之间共识难题的标准当做唯一的标准，也会形成“话语压迫”。例如，从西方普遍主义范式衍生出来的应用伦理学模式就完全否认“儒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通过伦理分层方法区分“语境的大小”，正是为了匡正这两种“话语压迫”之偏，以利于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简要言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程序伦理的层面，寻找突破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压迫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从实质伦理的层面，寻找突破中国传统的文化特殊主义话语压迫的路径依赖。第二个结论的要点，在于确立“语境排序”的原则。“传统与现代性”是中国生命伦理学无可回避的两歧困境。人们常常把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说成是“古—今”之异，并混同为“中—西”之别。即，把“中国的”视同为“传统的”(古)，把“西方的”视同为“现代性的”(今)，再附加上一些价值评判，就很易于陷入的泥淖。这样一种思考“传统与现代性”的方式，同样使得中国生命伦理学在“语境问题”上遭遇复杂的中国现代性难题。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即从伦理分层的方法视野看，就会发现，“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区别并非是“古—今”之异，也非是“中—西”之别，它们只不过是“实质伦理”与“程序伦理”在一种社会样态中的语境排序不同而已。所谓“传统”，是指先行预设了“实质伦理问题”优先于“程序伦理问题”的语境排序的一种社会质态或一种“个体—群体”的心性结构。人们秉持这种价值理念生活，就是传统类型的人。所谓现代性，则正好与之相反，是指先行预设了“程序伦理问题”优先于“实质伦理问题”的语境排序的一种社会质态或一种“个体—群体”的心性结构。同样，现代人类型的存在，亦可从此种生活样式或价值理念获得说明。如此界定“传统与现代性”的相互关系，就不会使“中国现代性”问题陷入“传统与现代性”的过度纠葛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指认，“语境排序”的原则与“语境区分”的原则是紧密相关的，二者提供了实现“语境突围”以推进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原则之指引。行文至此，想到了孔子的两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两句话对于反省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逻辑及其语境原则，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第一句话是说，不要因为“相远之习”的阻隔，而妨碍了“相近之性”的邻近。事实上，一切理论话语上的断裂、异质和分歧，不应该成为人们孤离分隔的原因。如果人们愿意从“相远之习”的内里去理解各种异质性理论话语的背景条件和问题症候，就可能找到尊重差异的契机。第二句话是说，“同而不和”只会谋划一个“小人的国度”，“和而不同”则可成就一个“君子的国度”。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唯有理性地看待人们彼此之间的纷争、歧见和不同，才能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中面对每一种理论的真实关切及其功能展现。“和而不同”是一种君子之风，它要求从尊重差异中求“和谐”、从捍卫多样性中求“完整”。在这一意义上，“和而不同”这条儒家古训，足可以引以为我们面对分歧时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理论话语原则。如果把孔子的这两句话与生命伦理学的两类伦理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的实质伦理与“我们应该如何做”的程序伦理)详加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和而不同”的理论逻辑中隐含着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洞见，即“程序伦理”要比“实质伦理”居于优先之地位。如果我们从这一视野正面看待中国现代性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理论话语的意义，那么在“我们应该如何做”的程序伦理方面寻求共认的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就应该是我们所说的生命伦理学的“语境突围”或“说中国话”之正题。这就要求，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之下，搁置具体内容的生命伦理学的道德争议，聚焦于一种程序合理性之共识的达成。

生命伦理学范文第6篇

作为选修课，教学方法尤为重要，由于选修课和必修课的性质不同，基础课主要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而选修课作为辅修内容，学生缺少应有的重视，多凭兴趣选取，所以在教学方法上应该灵活多样，既能教给学生必要的生命伦理学知识，同时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我们主要以PBL教学法为主，［3］并结合运用多媒体教学法。此种方法对生命伦理学的授课非常实用。

如在讲授安乐死专题时，首先概述安乐死的历史演变、定义、死亡的相关知识、安乐死在世界各国的现状;接下来播放中国第一例安乐死视频及各国对安乐死的态度;再让学生思考安乐死面临哪些伦理问题;然后开展讨论，学生讨论是否同意安乐死;最后教师对观点进行归纳总结。PBL教学模式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捕捉、整理、判断各种信息及不断思索、发现、创造的能力，充分体现学生学习的个体性。实践反馈表明，教学效果较为理想。

每轮课程结束即发放调查问卷，三次共发放了298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86份，有效回收率为96%。问卷分别对以下问题进行了调查。学生选修生命伦理学的初衷。绝大多数学生在课前对生命伦理学不了解(其中91%的学生是第一次听说这门学科)，多数学生是在好奇的心理下选修生命伦理学课程，也有学生是随意选修生命伦理学课程的。学生对课程内容的评价。生命伦理学课程先概述生命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原则、内容等，重点讲述生命伦理学热点问题的研究进展、面临的境地、主要的伦理问题等。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普遍反映生命伦理学课程的内容很新颖、很前沿，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如安乐死、临终关怀、辅助生殖技术等。

通过相关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生命伦理学的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学生反映通过生命伦理学课程的学习使他们在以后的工作或生活中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时，能够从生命伦理的角度审视这些有关生死的事件。在这点上，教学的目的基本达到。学生对上课形式的评价。在教学实践中，主要采用的是PBL教学法，效果良好。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中多数倾向于此种教学方式，这样能够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并接受这些相对较新的事物。学生对考试形式的意见。

以论文作业的方式进行考核是选修课常规采用的方式，也是生命伦理学选修课采取的主要方式。但作为选修课，应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由于课堂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并播放了相关的视频，学生可以任意选取感兴趣的视频或领域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写课后布置的命题论文。在论文评分上主要从其选题、构思以及内容上进行评分，并根据学生上课出勤情况综合评定学生成绩。通过这种考核方式，考查了学生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这也符合高等院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4］

目前，生命伦理学选修课经过3个学期教学实践，初步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可以说生命伦理学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拓宽知识面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生命伦理学知识普及的角度来看还需要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作为选修课，生命伦理学的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学生缺课现象时有发生，重视程度不够。生命伦理学体现了医学类高校道德教育的价值，高校教育不仅应该重视人才的培养，更应该重视“人性”的培养，这点对于高校大学生道德修养具有重要作用。对在校大学生开展生命教育，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其珍惜、尊重生命的态度，增强其爱心和责任感，对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和健全人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

生命伦理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生命本体；生命生存；生命疾病伦理学；生命技术伦理学；身体技术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6）05-0001-10

Abstract：As the specific philosophical mode to understand human life， bioethics has a whole horizon developing with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origin of life， the becoming of life and the essence of life， which constructs an ethics framework of life ontology. Life opens up to the otherness of its existence， its creation motivation and action specification， thus indicating the ethics blueprint of life existence. The living efforts with which life manages itself are health， and it inevitably brings about a variety of biotechnologies to cure diseases， and will develop with health of life， disease of life， and life technology. Thus， the huge ethics system of life and lives will be presented and amaze the whole world.

Keywords：life ontology； life existence； ethics of life and illnesses； ethics of life technology； ethics of physical technology

生命伦理学是理解（人的）生命的具体哲学方式。它是从伦理角度切入来审查人的生命存在、敞开、创化或堕落、沉沦、毁灭何以可能以及怎样实现的学问。由此，生命伦理学必然诉求开放生成性和大科际整合。它的开放生成性，要求其探讨必须将生命置于存在的本体世界和存在的形成世界这两维平台上来予以哲学审查，把握生命的未完成、待完成和需要不断完成的生成性和进程性。由此，生命伦理学既具形上诉求，更具形下向往：它既应是本体论的，也应是认知论的，更应是实践论亦或行动论的。它的大科际整合性，要求其研究既要有宇宙学、地理学、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视野，更应有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文化学以及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视野，更应该有人文学术方法，比如人性论方法、神学方法、美学方法等。这些都对研究生命伦理问题不可或缺。

一、生命本体伦理学视域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基础维度，就是生命本体伦理学问题，即在存在的本体世界中拷问生命的伦理本位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呈现。它敞开三个维度，即生命的本原问题、生成问题和本质问题。

首先，探讨生命的本原问题，应该把握住两个要点：一是生命的本原乃生命本身；二是生命、人、自然三者具有内在血缘关联性。前者揭示生命的自在与它在的对立统一：生命一旦诞生，其内在要求是“因生而活、为活而生且生生不息”。为此，生命必须自由，同时也必须平等：自由源于生命存在的自在要求，它往往可以因求生、谋生、创生而奋不顾身，其实质目的是生和生生不息，但生命要实际地生和生生不息，则必须自我顾全，因自我顾全而照护他者，这就是生命存在的它在性要求。生命是其自在与它在的有机统一，其本质上是生命存在之自由和平等的对立统一。后者揭示生命、人、自然之间具有本原性结构关系，凝聚和滋养这一本原性结构关系的却是亲生命性。正是这种亲生命本性才使生命、人、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生命与生命之间充盈爱获得可能，也使人的生命世界张扬血缘和等级成为现实。

其次，讨论生命的生成论问题，必要关注生命何以产生。在存在的本体世界里，生命的诞生，既源于他者，也源于自己，这就是生命的他生性和生命的自生性的协调。生命的他生性，既表明自然宇宙创化生命，更表明生命创造生命。前者是生命的他生性的原发形态，后者乃生命他生性的继发形态。生命创造生命，这是生命的为他，由此形成生命的利他主义：生命最需要的是生命。以此观之，人最需要的是人。生命的自生性，表明生命创造自我；生命创造自我，这是生命的为己，由此形成生命的利己主义：生命最利的是自己，生命最爱的也是自己，这是人最利自己和最爱自己的自然主义前提。

其三，生命的本质论问题，是生命的内在规定性问题。西美尔指出：“只有生命才可能理解生命。”[1]这是因为生命始终是“继续向前的东西”[2]79，但人对生命的理解总是朝后的。这表明生命运动和人对生命的理解并不一定吻合：理解的向后，看到的只是生命的背影；生命向前遵循的是生命的自身本性，它将人对它的理解远远抛在后面。所以，生命伦理学探讨生命，应当努力吻合生命自身向前的方式来善待生命，让生命本身能够“舒适地往前走”[2]83。

狄尔泰曾说：“我们不把世界的任何意义带进生命”，这是因为“生命本身并不意味别的什么东西。在生命中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所以也不能得出生命意味着什么的结论，生命中只有它自己”[2]98。生命中只有它自己的什么呢？柏格森曾以比喻的方式做如此表达：生命是“向前冲锋的骑兵”[3]96。向前冲锋的骑兵，不顾一切向前冲锋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具体地讲，就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使自己生、并生生不息。生命的这一生生本性决定了生命必然是生殖的，并必须生殖。所以，生殖构成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生殖本质，揭示了生命既是生命的动因，也是生命的目的，更是生命的手段。生命生生不息地存在的实际呈现，就是动机、目的、手段的统一。基于此一要求性，生命生殖的基本方式敞开为两种，即生命的情感生殖和精神生殖：前者严格遵循生命的自然本性，以创造新的肉体生命为直接成果和最终目的；后者所创造出来的直接成果是文化。生命创造文化有双重方式，即既可通过创造文化来实现生命，也可因创造文化而异化生命。

二、生命生存伦理学视域

（一）生命生存的他者性

生存乃存在的敞开。生命的生存论伦理问题产生于生命存在的自为敞开。生命存在的自为敞开，必然将时间带入其中：生命敞开生存，始终是进程性的；并且，生命敞开生存，必然关联起他者，包括他人、他种生命、他种存在，以及由此带出来的各种形式的物。由此形成生命敞开生存的他者性，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作为个体生命，必须借助于他力方可生存。借力生存，这是生命与生命、亦或人与人之本原性亲生本性和本原性亲缘关系的生存论表达。它揭示了原本自在自为的人何以要在生存进程中求群、适群、合群的最终秘密：人要求群、适群、合群，是因为他作为个体需要资源滋养，但所需要滋养生命的资源没有现成，由此成为生存的弱小者。人的生存弱小导致非独立性和生存的无保障性，解决这一双重困境的最好方法，就是借助于他者之力而生存。由此，求群、适群、合群便构成了生命生存的基本伦理问题。

其次，作为个体生命，必须借助他物方可生存。借物生存，这是生命与他物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揭示生命存在的敞开，必须限度生存。

生命的限度生存首先展示人类平等的有限性：在其存在的本体世界里，自然宇宙创化生命和生命参与生命创化、世界创化，均体现普遍的、绝对的平等，但生命作为个独立性的弱小个体，其所求索的平等始终是相对的，相对的情境、相对的境遇、相对的空间及相对的时间进程中的相对的平等。

生命的限度生存亦展示出生命的有限性。生命的有限性既根源于生命的个体性，也根源于生命的诞生性。因为个体性，生命必须经历诞生；因为诞生，生命只能向死而生，即生命以生命本身为代价来谋取生命的继续生存。

生命的限度生存还源于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人一旦诞生，生命就存在。生命存在一旦敞开为生存，就必须用资源来支撑，但这一切都没有现成：每个生命都是“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以一无所有的窘迫去应付无时不需要成本支付的生存，这种有限性逼迫人们只有限度生存。因为财富始终是人的创造物，只有人们以生命付出的方式劳动，财富才产生。人所伫立于其中的社会，财富始终是有限的，能够为人们所运用的社会资源同样是有限的，人必须在求群、适群、合群的生命进程中限度生存。生命的限度生存，更源于存在世界的阻碍性。这种阻碍性既生成于自然宇宙中的“物竞天择”，更因为地球本身的有限性。

（二）生命创生的动力

生命的限度生存，引发生命敞开生存既需学会趋利避害，更需学会趋害避利。趋害避利或趋利避害，这是生命创造生存的两种动力机制。在生命创造生存的进程中，选择趋害避利，则意味着利他、奉献或自我牺牲，这是求群、适群、合群之必需。反之，选择趋利避害的进路，则意味着他必须利己、索取，这是生命自为生存之必然体现。

生命在限度生存进程中选择趋利避害体现两种性质取向：一是选择有限度地趋利避害，其行为展开及其所能达及的最终结果，是合道德的利己不损他或利己也利他；二是选择无限度地趋利避害，其行为展开及其所能达及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反道德的利己损他。

（三）生命行动的规范

生命敞开生存必须指向行动，且必要涉及规范，需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生命敞开生存的行动规范相对什么而论？生命敞开生存的行动规范体现哪些基本规则？在其规范下敞开生存的行动取向应该是怎样的？

生命敞开生存的行动所规范的是生命的自由，这就涉及生命与自由的关系。自由是对生命的自身规定，也是生命的自身要求，“自由就是生命，对自己，对别人，对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而言，都是如此”[4]。自由是天赋生命的权利，“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5]。责任之于生命，都命定地因为自由的缘故：因为自由而担负责任，生命才有权行动，有权生殖，有权创造，有权在其生存敞开进程中“求”与“适”[3]12。

因为自由而担负责任，这就是生命对自由行动的规范，这不是因为自由的缘故，而是为实现其自由而担责的缘故。为实现自由而担责的基本要求，就是实现自我生命之自由而不损及其他生命之自由。以此为总体规范，生命的行动准则是必须利己不损他或利己亦利他。

生命因为自由而接受规范、担当责任，并因为责任而追求自由、走向责任的超越，这就是生命在生存行动进程中的自我超拔。它从两个领域展开：一是舍利执爱，即生命舍弃自利而助益于其他生命，但前提是本身必执其真爱。舍利执爱，这是生命在行动中自我超拔的日常方式，因而，它是一种世俗超拔。生命追求世俗超拔的生存努力，开辟出生命伦理的政治学空间。二是慈悲，亦可表述为生命的广阔博爱和全面慈善，这是生命的神性超拔，它不仅指向生命的同类，比如人对人的慈悲，更指向生命的异类，比如人对动物的慈悲，对植物的慈悲，对地球、宇宙、环境的慈悲。生命的神性超拔，就是悲悯天地物人，由此开辟出生命伦理的宗教学世界。

三、生命疾病伦理学――生命生活伦理学视域（Ⅰ）

生命敞开生存的当下作为，就是生命生活。生命生活问题，敞开为生命因生而活、为活而生且生生不息的当下进程问题。所以，生命的生活伦理学，就是生命因生而活、为活而生且生生不息的进程伦理学，它既可开辟出生活作为伦理学，也可开辟出生活不作为伦理学。

生命生活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生命生活的健康和生命生活的完整。生命生活的健康诉求，必牵涉出生命生活的疾病问题，形成生命生活的健康伦理和生命生活的疾病伦理这样两个维度。前者更多是生命生活作为所造化的体现，后者更多是生命生活不作为所累积生成。生命生活的完整诉求，牵涉生命技术和生命灾疫问题，由此形成生命技术伦理和灾疫生命伦理两个维度。前者可能因为追求生命生活的完整而导致生命的异化和残损，后者因为生命生活的灾难、残损而可能促进生命的新生与超拔。

生命生活追求健康，往往因为疾病或者最终导致疾病。所以，生命生活的疾病总是相对健康而论。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最缺乏的是健康，最普遍的是疾病，最热衷的是有意无意地制造各种疾病。客观地看，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疾病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或多或少隐含一种或多种疾病。基于这一现实状况，生命疾病伦理学必将成为生命伦理学所关注的首要领域。

生命疾病伦理学就是对生命本身的挚爱和对生命恢复健康之期望：第一，竭尽全力探讨疾病生成的根源，包括自然根源、社会根源、生命的自身根源、人性根源、历史根源、文化根源以及政治、经济、教育根源。第二，揭示疾病的积极生命意义与生活价值。赫舍尔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羞辱、焦虑、厌烦，就不可能思考人的处境。”[6]11因为对人的生命处境缺乏起码的意识，也就丧失对生命的关注。生命关注丧失的实质是爱的缺失，生活也就失去全部的意义。不仅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开了忧伤和无止境的心灵痛苦，便不可能体会到喜悦；离开窘态的痛苦，便看不到个人的成功”[6]11。生命的喜悦和成功，源于对生命困境的突围、对窘迫的消解甚至对绝望的最终战胜而重建生之热爱和守望。第三，探讨疾病自治和互治的途径和方法。

探讨生命疾病伦理问题的基本努力，就是勘查、发现、归类我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的疾病伦理学谱系，以为之开具对症施治的处方。

（一）身体疾病伦理学临床治疗伦理学

疾病是与健康相对的概念：健康不仅构成对身体的评价指标，更是评价心灵、精神、情感、思想的指标。健康相对人的生命论，由于身体是生命的肉身，心灵和精神必通过身体体验和身体行动而显现，身体的疾病既是生命之精神和心灵患疾达到不能支撑身体健康运转时的窘迫体现，也是进一步加重精神和心灵疾病的强化方式。所以，当生命处于疾病状态时，首先关注的是身体的疾病控制和身体功能的迅速恢复，由此形成对身体疾病的关怀性探讨，构成了身体疾病伦理学。身体疾病伦理学的通俗表达式，就是临床治疗伦理学。

临床治疗伦理学所关注的对象是人的身体，其努力目的是使疾病的身体迅速恢复健康功能，实现对生命疾病的治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临床医学是为生命健康地走完自己的路程提供相应的助益，临床医学伦理学则是为临床医学充分发挥这一功能而提供伦理智识的引导和伦理方法的选择。

（二）心灵疾病伦理学临床精神分析伦理学（1）

完整的生命由身体、精神、心灵三大要素构成。身患疾病的生命，虽然有时可能只表现在身体方面，但疾病之根本却在精神和心灵。这使临床精神分析伦理学构成生命疾病伦理学的第二个基本维度。

临床精神分析伦理学所关注的对象是心灵的疾病，由此形成心灵疾病伦理学，它所探讨的基本内容是人的生命在其生活进程中的自卑、厌恶、厌倦、忌妒、仇恨、自恋症、狂妄症、嫉妒、固步自封、自以为是等心灵化的内隐疾病。这些内隐疾病却是一切疾病的最终根源，包括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是最难治理和最难治愈的生命疾病。所以，心灵疾病构成对生命健康的最高级别的挑战，也构成对临床精神分析的最高级别的挑战，更构成对生命伦理学的最高级别的挑战。生命伦理学能否有用、有多大的功用，心灵疾病的治疗与康复程度，构成其晴雨表。

（三）情感疾病伦理学临床精神分析伦理学（2）

临床精神分析伦理学的第二个领域，是情感疾病伦理学。生命中的情感疾病，表面上看是情感的暴虐、紊乱、无序，实质上却是人格的异化，这就是被动人格。它的感性呈现就是情感疾病；它内化潜藏，就生成思想疾病。以情感疾病为主题所形成的生命生活伦理学就是情感疾病伦理学，以思想疾病为主题所形成的生命生活伦理学则是思想疾病伦理学。

情感疾病伦理学所探讨的基本内容是生命中涌现出来的忧郁、恐惧、悔恨、焦虑、沮丧、失落感、无力感、匮乏感、贫乏感等情感。这些消极、沉沦甚至是绝望的情感流淌既伤害身体，使之无力，更损精神和心灵，使之无气和无神：情感疾病是消解生命健康生活之内在力量和神气的疾病，看似无形而柔和甚至无形而柔弱，但其杀伤力强大无比。它指向身体、精神或心灵，所到之处，无坚不摧。

情感疾病伦理学研究的根本努力就是探讨、体悟、发现、总结、提炼治疗情感疾病的伦理智识和实际的生活操作方法。

（四）思想疾病伦理学临床精神分析伦理学（3）

思想疾病伦理学构成精神分析伦理学的第三个维度，它的关注主题是思想异化带来的身体疾病、精神疾病和心灵疾病。思想疾病伦理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有三：

首先，在生命敞开生活的进程中，人的思想疾病如何形成？具体地讲，人的思想白板、思想、思想固化、思想癌症如何形成？赫舍尔认为：“离开人的处境，离开窘迫，离开亲身经历，便不能产生思想。思想不是别的，乃是生存。思想不是在头脑的孤岛中产生的，我们是在用全部器官（用手、脚 、视觉、听觉）而不仅仅用头脑进行思考。我们的全部生存都卷入思考中。真正的思考是人与世界相遇的产物。”[6]11但人的处境、人的窘迫又是怎样生成的？这种生成的最终动因，是来自于生命本身？还是来自生命之外的力量？如果是前者，其内在运作的个体生命机制或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历史）机制是什么？如果是后者，其运作的综合方式是如何形成的？

其次，在生命敞开生活的进程中，人一旦患上思想疾病，其根本的危害是什么？客观地讲，无论是思想白板，还是思想，或是思想固化或思想癌症，都是人处于绝对无知状态。但是，这种性质的“对人的无知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由于错误的知识”[6]5。人的错误的知识的形成源于两种情况：一种是求知的方式、方法误入歧途，从而获得错误的知识，并以层累的方式集聚发酵而发挥无知的功能，由此形成思想的白板并最终患上思想癌症，成为思想；另一种情况就是被他者所操控，具体地讲就是大脑被反复清洗之后丧失思想能力，只有沦为思想白板并很快成为思想。

从根本讲，人的生命存在于自己的思想中：只有当人存在于自己的思想中时，他才可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充满生意和诗意的生命，并且充实地生存。进一步讲，生命活着的真正标志是生存。生存的内在张力是思想。思想才使人真正摆脱动物激情而获得人的情感与美――当然更包括真知和善良。正是因为如此，思想或彻底清洗掉生命的思想潜能和天赋，成为历史上暴政的日常大业。

再次，思想疾病伦理学，如何为治疗思想的疾病而提供心灵、精神、身体等方面的认知智识和实践方法。

（五）贫富疾病伦理学临床精神分析伦理学（4）

生命疾病伦理学的另一个综合性领域，就是贫富疾病伦理学，它构成精神分析伦理学的第四个基本维度。贫困可以使人失去快乐，贫困更可能成为生命的疾病之源。同样，富裕可以使人幸福，但也可能制造生命的疾病。由此，在两个方面，贫富疾病伦理学的探讨获得了自身要求：第一，贫困如何导致生命的疾病？第二，富裕如何导致生命的疾病？第三，贫困导致生命的疾病与富裕导致生命的疾病，所形成的生命危害是否等量？其各自的性质、程度等方面的区别何在？第四，如何解决和治疗贫困、富裕所制造的生命疾病，使其恢复健康生活？

四、生命技术伦理学――生命生活伦理学视域（Ⅱ）

生命在本原上是纯自然的，技术则是人造的产物。生命遭遇技术并形成对技术的生活化依赖性时，就产生生命技术。由此使生命技术伦理学敞开为生活技术伦理学和身体技术伦理学两个维度。

（一）生活技术伦理学

生活技术伦理学是生命技术伦理学的一般领域、普遍形态，它是指技术化生活的伦理学。生活与技术结盟而形成技术化生活。技术化生活给人的生命存在带来许多便利，它为生命的生活展开缩短或延长了时间，也为生命的生活展开缩小或放大了空间。技术化生活提高了人的主体性的同时，淹没和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使生命成为自己的主人的同时，又沦为技术的奴隶。因为技术化生活表面看是生活对技术的高度依赖，但本质上是生命对技术的高度依赖。比如，温控化（即进出门开空调）生活方式，网络化手机的生活方式等，表明今日之人的生命被技术所操控，越向前，技术化生活的步伐越快，越让人意想不到。

技术化生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伦理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行走技术化。今天，人对行的技术化依赖大大降低了身体能力，不仅仅是体力的降低，更根本的是人的心志力、坚韧力、耐受力的大大削弱。其最后的可能性是：交通技术继续向前发展，人将既丧失走路的能力，更有可能丧失不需技术帮助而坚持做完一件事的体力与心志力。

第二，视听技术化。在农牧时代，视听全凭身体本身的力量运作。近代以来，首先是留声机和电话，接下是广播技术、无线电话，再后是电影、电视等图像文化。发展到当代，当网络和手机交叉而产生网络手机和手机网络时，视听被彻底地技术化了。其后果是：纸质阅读将消失，学校教育将变得有形无实，工作、休息、娱乐将合为一体而无法区分，构筑社会秩序体的传统制度、规则、律令、法则将面临不断消解，图像文化最终占据人的视听的统治地位，抽象思维能力、共守的规则能力、独立的思想能力、理性精神及其理性判断能力等正全面承受瓦解之痛。按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文明必丧失创造的动力，人将沦为更为蛮横的感性的动物。

第三，娱乐技术化。娱乐技术化表现为娱乐的非心智化、非个性化、非创造化和超时空化。人可以不分白昼地打游戏，并且游戏、购物、调情、聊天等都可以在工作时间同时进行。更有甚者，所有娱乐技术通过编程设计出来，一个模式、一个程序、一种方法、一种，最后将人变成一种嗜好、一种情调、一种性格，甚至连发泄出来的暴虐、野蛮、残忍等都是模式化的。娱乐技术化汹涌向前，人最终成为没有个性、没有人格、没有自我的技术动物。

第四，气候技术化。气候技术化的具体呈现，就是制冷和制热技术的日常生活化。具体地讲，一方面，就是人的生活被彻底地空调化。空调制造出一种技术气候，它使人成为自然的冷陌过客，无法承受自然世界的气候变换运动。另一方面，人依赖技术气候而生活，不仅无限制地消耗有限能量，而且源源不断地排放各种废物和温室气体，制造出气候失律，最终结局是地球环境崩溃，人类自毁。今天国人的“雾霾化生存”，或许是最好的警示。

（二）身体技术伦理学

生命技术伦理学所关注的第二个内容是身体技术，它是生命技术的特殊方面。对身体技术进行伦理审问的首要问题，是身体接受技术和技术作用于身体是否合伦理的问题，其实质却是身体技术是否合自然法则和生命原理。由于身体源于自然而技术源于人为，身体与技术存在本质上的矛盾。“人的生命与技术的矛盾，也是人生的一个基本矛盾。人的技术活动以人的生命的存在为前提，技术活动对人的生命的影响越来越大。”[7]身体与技术的矛盾要求生命伦理学必须解答：身体使用技术是否都合生命本性？身体使用技术是否都合伦理要求？哪种情况下对身体使用技术才合人性、合伦理？

对身体技术进行伦理审问的第二个根本问题是：生命遭遇技术时如何保持自身的完整和尊严，它可具体表述为：当身体遭遇技术时，如何保持生命免遭异化？当技术指向身体时，生命如何免遭技术的？

对身体技术进行伦理审问所涉及的第三个根本问题是：当我们主动或被迫进入生物时代时，如何可能避免成为生物时代的生物？

基于如上三个方面的拷问，身体技术伦理学必须面对如下具体的身体技术问题，并给予应有的且积极有力的伦理回应。

1.器官移植技术的伦理问题。器官移植技术已在临床医学中广泛运用，而且加速向身体的致命器官――大脑移植领域进发。器官移植技术涉及两个根本问题：一是身体与生命的关系问题，即当身体器官被替换了，人的生命是否会发生变化？二是当身体器官被移植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结构是否会发生改变？比如，一个人的心脏被移植后，还是原来的他吗？因为，心脏是生命的启搏器，它构成身体是否有生命的标志，也决定着身体呈现何种气质、具有何种节奏。以此观之，心脏移植后的我还是本原的我吗？如果不是或部分的不是？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可在现在的我的身上发生任何本不属于我的事情？如果这类事情得以发生而涉及道德甚至法律的问责时，该如何对待或处理“本原的我”与“非本原性的我”的担责问题。

如果心脏决定一个人的身体的内在结构和机能状况，那么，大脑则决定一个人的生命的性质与向度。假如大脑移植很快成为一种成熟的身体技术，大脑被移植后，肩上扛着另一个人的大脑，生命性质和向度会完全是原来的生命性质和向度吗？如果不是，那么被移植了大脑的人，是该为其行为负责，还是可以免责？要求他为其行为担责似乎不合道理，因为号令其身体行动的大脑不是他自己的；如果可以免责，人的社会将会成为什么样子？

从生命个体本身论，器官移植带来了对“我”的质疑，“我是谁”或者“我是不是我”，以及“我在多大程度上是我”等问题，构成了身体技术伦理学所必须面对的难题。

2.生育技术的伦理问题。身体遭遇技术的最初形式，应该是生育技术。生育技术产生、发展和普遍运用，所遭遇的伦理问题最多，但最根本的、也是最难以解决而又必须解答的伦理问题有如下三者：

首先，在不断发展的生育技术面前，人还是人吗？或者，人还能成为人吗？比如，无性生殖技术向人的有性生殖提出了挑战：原本有性生殖的人，可能通过无性生殖而造出来的人，还是人吗？又比如，人类通过两性播种生命，其生命种子在两性灵肉融贯中涌现生成，再经历母体十月孕育的磨砺，最终以胜者姿态脱落母体而成为人。然而，体外受精、试管婴儿等生育技术，使神圣的生命创造活动变成了技术制作流程，按照技术制作流程生产出来的“人”，与由灵肉交融且以浪漫、热血、激情、苦乐灌溉培育所生的人一样吗？

其次，生育技术凸显出最根本的伦理问题，是人成为人的尊严问题。比如，在节育技术中人和生命的尊严何在？

再次，生育技术所带来的最大伦理难题是：不仅身体的神圣性被无情地消解，而且生命的神性也将不复存在。因为在生育技术面前，身体是被制作的产品，生命是被控制的物。

3.安乐死的伦理问题。生育技术使生命诞生何以可能不再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神圣问题，也不是一个热血、激情和天命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制作技术和生产流程问题；安乐死技术却要控制生命的终结。客观地讲，生育技术宣扬技术至上，为技术专家及其相关机构可以侵犯生命创造权、生命诞生权和生命存在权开辟了通道；同样，安乐死技术却宣布技术专家、医生以及相关机构拥有对生命结束的实施权。进而，安乐死技术所表现出来的致命问题是：人是否拥自主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人是否拥有生命所有权？如果拥有，这个权利是谁赋予的？其赋予的依据何在？一旦追问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生命不来源于自己，它得之于天、受于之地、承之于（家族、种族、物种）血脉并最终形之于父母。每个人都有呵护和经营自己生命的权利和责任，却没有任意地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因为人的生命源于天地神人的共创，其去留只能由自然力或者说“上苍”来决定，这是生命的自然律！也是人的生命的崇高性所在。安乐死技术却企图取消生命的自然律，消解生命的崇高性，将神性的生命降格为可以任意处置的物。而且，安乐死技术更挑战了人性，在技术化生存的时代，安乐死技术一旦合法化，本已羸弱的人性将面临被彻底瓦解的危机。

4.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生育技术企图改变人的生命的创造方式，这是对生命的出口的控制；安乐死技术企图掌控人的生命的结束方式，这是对生命长度和归宿的控制。基因技术却企图改变人的物种性质，因而是在最本质的层面上挑战人和人的物种规定，并在物种性质规定这个层面上提出了“人是什么”的问题。

基因技术涉及两个领域：在生物领域形成生物基因技术。它在植物和动物两个领域展开：发展植物基因技术是为了解决人的食物保障问题，所以与人的生命存在息息相关。比如，转基因粮食、蔬菜、水果，不仅造成对人的发育的影响，而且形成对人的身体机能和生育基因的改变。开发动物基因技术，既为解决家禽的快繁殖、实现经济利益，也为解决野生动物的灭绝和繁殖，并最终为人体基因技术的成熟开发做试验。基因技术的伦理拷问，首先应指向生物基因技术。以前虽然一直没有进入伦理学的视野，但它存在着根本的伦理问题：生物有无自身的权利？如果有，它所拥有的权利与人所拥有的权利该不该接受平等原理的指涉和规训？在存在世界里，谁是主人？人类有主宰其他物种的权利吗？生物来源于宇宙（或上帝）创化，还是来源于人的制造？如是后者，人类有权进行生物基因技术实验和开发；如是前者，人类有权进行生物基因技术实验和开发吗？

在人类领域，人体生物技术是在生物基因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所面临的问题更为根本和突出：人从生物进化成为人后，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自然律还适合于人类吗？如果不适合，那就意味着人类可以脱离自然并彻底摆脱生物的桎梏而存在；如果还继续适合，人体基因技术违背自然选择、优生劣汰的自然律吗？人体基因技术一旦成功，人与生物之间还有边界吗？如果有，其边界在何处？如果没有，人将成为什么？人体基因一旦运用于人类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还有边界吗？如果有，其边界在何处？如果没有，人将遭遇什么样的处境？人体基因技术一旦运用于人类社会，技术对人还有边界吗？如果有，其边界在何处？如果没有，谁将成为技术的主人？人体基因技术的试验和开发，动因于基因疾病，它一旦成功开发，能保证它会就此止步而仅仅运用于基因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吗？人体基因技术意味着人的生命在其根本上的技术化，更意味着生命在最终来源上的去神圣化。人体基因的成功开发，是否意味着只要愿意，人都将可能使人不成其为人，都将可能使人的生命不成其为人的生命。人体基因技术蕴含两个更根本的生命存在问题：其一，人的生命可技术化吗？其二，人的生命能技术化吗？如果“可”与“能”，则人的人本伦理依据和人的自然伦理依据何在？人的生命技术化的限度在哪里？谁来确定生命技术化的限度？

五、灾疫生命伦理学――生命生活的伦理学视域（Ⅲ）

在自然主义生存时代，人的智识力低下，人类生存只能以自然为师，向自然学习，接受自然的恩惠。人的智识力不断提升，人类本能地从“为了生存”向“为了更好地生存”方向进发，由此从“以自然为师，向自然学习”转向“以人为师，向人学习”，这就是农牧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移。在工业文明道路上，人类不断开创新的成功：首先，创造了技术化生存，人的身体和生命被不断技术化；其次，创造出由人力主导的环境，包括人的社会环境和地球环境、宇宙环境、气候环境，如酷热气候、酸雨天气、雾霾气候等。当人力改变自然环境，就制造出了人力灾难和人力灾难的日常生活模式。人的生命不仅要承受技术的侵犯和折磨，更要承受人力灾难的浸泡与煎熬。

人力灾难是人力作用于环境的负面影响累积形成巨大的力量并突破生态临界点所制造出来的环境灾难。它包括气候灾害（比如酷热和高寒，洪水和干旱，酸雨和雾霾等）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地质灾害和疫病。前者如地沉、地陷、泥石流，甚至地震、海啸，都与气候灾害相关，后者即各种流行性疾病，我们将其统称为“灾疫”。今天，由人力推动所形成的灾疫，已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个体生命被迫生存在层出不穷的灾疫之中，形成灾疫生活。对灾疫伦理生活的生命伦理拷问，催生出灾疫生命伦理学。

检讨灾疫生命，主要展开为三个维度：首先，灾疫生命伦理学是对灾疫生命的一般伦理探讨：灾疫生命形成的人力原因，包括历史原因、文化原因、经济-政治原因，哲学-认知原因；灾疫生命形成的自然原理，包括灾疫生成的层累原理、突变原理、边际效应原理等；改变灾疫生命状况的基本认知、努力方向、伦理智识、基本方法以及实施路径。其次，灾疫生命救助伦理问题的探讨。再次，灾疫生命康复伦理问题的探讨。

六、生命健康伦理学――生命生活的伦理学视域（Ⅳ）

生命伦理学涉及特殊论域和一般论域。生命疾病伦理学、生命技术伦理学以及灾疫生命伦理学均属其特殊论域；生命健康伦理学则属其一般论域。

生命健康乃人人所向往和追求。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或家庭中，生命健康是人们生活的常态。生命健康伦理学涉及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而不可穷尽，择其要者如下：

（一）生命健康活力论

人的生命健康的基本前提，是其身体和生命的内生活力、勃发朝气。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生命健康需要浪漫主义生活情感。这就是内在地拥有超现实的生活态度，并在任何时候都以美好的方式看待一切。因为，只有当拥有美好的看待方式时，人、人的生活、人的生命才是浪漫主义的。

其二，生命健康需要理想主义守望。就是将普通的自己置于希望中，将平常生活置于希望中，将并不尽人意的社会置于希望中。因为，有了希望才能创造生命生生不息的动力。

其三，生命健康动力于超拔主义精神。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高水平地认知自己、善待自己、评价自己，并以此为动力高水平地超越自己。这源于人来到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强者：在存在世界，只有强者才可诞生，也只有强者才可继续存在。人诞生了，人存在着，就拥有高水平的各种潜能。只要自觉地运用它，人就成为高水平的生活者、创造者、超越者。

其四，生命健康需要激情主义行动方式。就是以生命投入方式去做必做、该做和需做之任何事情，并竭尽全力做得最好。

其五，生命健康需要关爱主义情操。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己之力尽可能给别人一点鼓励、一点帮助和一点快乐。

其六，生命健康需要理性主义处事方式。就是凡事用大脑支配身体，用思想支配行动，用理性支配欲望，用道理节制野性。

其七，生命健康要求人成为责任主义生活者。就是学会在任何处境下不伤害自己，学会凡事约束自己，无论在利害得失面前，或逆顺境中，都不迷失自己。

（二）生命健康的主体建构论

生命健康，还需要使自己成为生命主体的方法。首先，对个体来讲，其生命主体即是自我：自我是生命的主体，更是生命生活的要领。卡尔・雅斯贝尔指出：“自我是一个生活要领；自我只能在悖论中打转，但无法辨别，它既是普遍的，又是个别的；正因为它无法成为这样的东西，所以自我只是不断在形成的东西。”[2]8自我是生命以自身方式形成的；生命的自身方式就是生命本性的显现方式。生命建构自我，是以生命本性为准则和动力。其次，生命对自我的构建是一个形成过程，因为生命始终处于未完成、待完成和希望不断完成的进程之中。从本质论，生命健康的内在方法就是对自我生生不息的建构过程，这建构过程必要以生命自由为启动力，以生存理想为牵引力，以人格健康为主导方式。

生命健康的伦理主体方法有四：一是定位，即明确自我展开的人生方位和目标。定位亦遵循古人“取法乎下，得乎下下；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上上，得乎其上”之原理。二是定性，即围绕明确的人生方位和生命目标确定心性，使之恒定、专一。三是节欲，即节制欲望。首先判断和区分哪些欲望合理、合法、合情；哪些欲望不合理、不合法、不合情；其次明确合理、合法、合情的欲望的消费时机：该今天消费的欲望可延迟到明天，但该明天消费的欲望绝不能前提消费，否则，就会付出额外的生命成本或人生代价。四是优法，即优化生命生活的日常方法，使生命生活本身高水准、高质量化。定位、定性、节欲、优法，既是生命健康的宏观伦理方法，也是生命健康的日常伦理方法，需化为每天的生活并体现在细节之中。

（三）生活创造论

生命健康，必是生命以创造方式经营生活的过程，其所遵循的基本法则是爱、敬畏、感恩、尊严。

爱――不仅创造生活，更创造生的意义和价值。爱的基本前提是信任。马克思曾说：“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如果你要感化别人，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能实际上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如果你的爱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作为爱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现没有使自己成为被爱者，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而这种爱就是不幸。”[8]10爱的基本方式是同情：“没有爱的地方就不可能有同情。冷漠是同情的对立面。”“任何只爱一个人的人实际上谁也不爱。”[8]168只爱自己的人，就是爱一个人的人，这样的人最终不会爱自己，因为当他只爱自己时，往往使自己丧失人爱的全部可能性，这种丧失意味着他没有了爱。爱的日常方式是赞美和帮助。前者意捎能爱、会爱，就是善于从小事、细节、日常生活过程中发现他人优点、长处、美德，不失时机并得体地予以赞美，让人感受到爱意温情。后者意指能爱、会爱，就是在群化的日常生活中，以善意的本性，在别人困顿、危难时给予真诚的鼓励、支持或扶助。

敬畏――源于生命对生命的觉悟，更源于生命对天地神灵意气的贯通。生命以敬畏为法则创造性地经营生活，必虔敬地学习。敬畏而学习，是生命创造性经营生活的自然伦理动机。

感恩――生命的诞生和存在，乃各种恩惠的会聚。生命创造性地经营生活，既是生命健康生活的保证，更是感恩或恩惠的基本方式。为感恩而付出，构成生命创造性经营生活的伦理展开方式。

尊严――生命健康的内在要求。因为尊严，生命才有意识地探求自立、自强和自我超拔：生命不息、努力不止地呵护存在的尊严，构成生命创造性地经营生活的实质伦理追求。

生命创造性地经营生活的基本方式，就是探索功能的乐趣。所谓功能的乐趣，就是生活的主动性带来的欢娱。弗罗姆指出：“我相信，人只有充分表现了自己，当他充分利用了他自己的能量时，人才会生存……真正的欢乐伴随着真正的主动到来，而真正的主动有赖于人的能力的培养和发掘。”[8]18作为人，能自为地发现和利用自己的能力去创造性地制作某些东西，这是人实现内在满足的方式。只有当人实现了生命的内在满足时，他才是健康生活者。

（四）生命健康的伦理方法论

生命健康的伦理方法，可以用以下六条生活格言来概括：

一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黑格尔在《科学哲学的百科字典》中解释生命原则时写道：“在我们一般的意识中，在抽象的理智判断中，无一静止看起来纯粹是一种公平，按照‘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谚语，所以这是成立的，那也是成立的。”[2]10

二是生活会继续下去。这既是每天的生命事实，更表明一种健康生活的生命态度：“如果有人遭到了沉重的命运打击，旁人就会说，生活会继续下去，用于安慰他和帮助他重新站立起来。”[2]11

三是这就是生活。这“是为了在活着的先决条件下接受没有想到的东西和不可避免的东西。但当面对某些意想不到的不顺或麻烦时，援引‘这就是生活’不仅仅只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同时也是很正常的。它让每个人看到，面对生活不过高地看重自己的感觉和愿望是件好事。还有就是人应该承认会出现不可避免之事，但同时又不忽视必要的行为”[2]12。

四是尽情地生活。它强调三点：人既然活着，就应该尽性地生活；人既然生存在群体中，应该自觉遵守规律并尊严地生活；人既然必在生活中，就要以生命投入方式经营生活。

五是生命有自己的法则。生命无非就是斗争，人却是这场斗争的输家。这是因为生命按照自己的法则运行，人却在许多时候忽视生命本身的法则。生命本身的法则是：生命的亲生命性；生命的世界性存在；生命必因本身存在而生生不息，并因其生生不息而利爱不已。

六是舒适地往前走。生命是“继续向前的东西”，人应该“舒适地往前走”：人必须遵从生命“继续向前”的意旨，坚定不移地向前向前再向前，这是生命的必然要求，亦是命运对人的必然指引。既然生命始终向前，人应该顺应生命之“是”，无任何负荷地往前走。只有当你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向前走，才有生活舒适的感觉和体味，并拥有健康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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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范文第8篇

生命伦理学认为最高的道德价值是人的尊严。“人的生命自是一种独立的、最高的自我价值，它是人们对其他一切价值进行理解、分析和评判的前提。”_4循证医学遵循这一原则，强调尊重病人作为社会人的价值，Sackett指出“关于患者的价值，我们指的是独特的偏好、关注和期望。每个病人带来一次临床遭遇，如果要为病人服务，必须将遭遇归纳为临床决定。”_3循证医学从病人的角度和位置出发，客观地理解病人的内心感受和需求，主动维护病人的医疗选择权和决定权等基本人权，将知情同意作为医疗行为的一个起点，并通过沟通交流的方式将这种理解转化为一种互信互赖。知情同意可以说是生命伦理学的实践工具。它要求病人在治疗前或在实验中，必须充分获得有关的风险、利益等信息，必须自愿同意、没有胁迫或过分的干扰，而且必须有充分的精神能力，或能够理解和欣赏同意过程中分享的信息，包括诊治计划、程序及其相应的医疗费用等。换言之，病人的同意多是在对医生的经验和现有信息权衡利弊基础上决定的，知情同意有助于确保医疗决策是共同的决策，而且病人的信心也将重塑，医生在获得理解和互信的情感基础上及时实施医疗支持。“当循证医学被视为一种人性化的实践方法时，其实践者不仅仅根据科学训练和职业性质去关注病人，而且将给予病人更多的人文关爱。”l5循证医学这种对生命个体的不幸遭遇产生共鸣的仁爱之心和医患相互依托的同理态度是医务从业者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医术进步所必需的精神动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医学的家长式、工程式的医患关系，使临床医疗行为更加人性化。

2知识更新与谨慎求证

传统的经验医学模式以理论推理为基础，以教科书、个人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上级医生或专家指导意见以及专业期刊上的文献报道为依据进行医疗决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医学教科书和专著的平均半衰期为7年，医学期刊文献的半衰期为5年，生物医学期刊数量和文献数量每年以7的速度在递增，每年有2500000篇的医学在25000种生物医学期刊上，况且相当数量的文献质量可信度不高，数据虚假。知识陈旧、伪证据和低时效的传统文献检索方式已成为当前医疗决策失误、医疗水平受限的主要原因，这显然有悖于医德诉求。为病人选择当前最新、最可靠、最合理的诊疗证据是循证医学的核心。目的是利用现有资源，减少医疗干预的失误和不确定性，保障和提高医疗保健质量，促进医疗决策科学化，提高成本效益。方法是在个人专业知识和经验、现有临床资料和医技水平的基础上，以解决临床问题为基点，查寻当前最佳证据、评价和分析所得证据并应用证据指导临床诊疗。它强调以多中心、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双盲的临床研究结论为客观证据制定医疗决策，如系统回顾(systematicreView)或荟萃分析(meta—analysis)结论(I级证据)为最佳，并从世界范围的资料库中快速地获取最新的信息，不断地更新和完善I临床决策。这显然较传统医学更科学、更客观、更可靠。循证医学的这种模式可将个人的专业能力以及所能利用的资源，发挥到极致，以求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实现道德理想。循证医学获取证据的方法目前主要是通过互联网的生物医学网站和杂志查询，专业网站为使查询者可以快速、轻松地寻找到所需要的最新医学信息，通常提供工具和方法，使查询者可迅速地掌握、甄别和运用最新医学成果，此过程包含着从信息的角度理解和认识临床问题的意识，了解、获取、处理、利用和创造信息的能力及道德。循证医学这种对信息素质的要求和最佳证据的重视在改善患者健康的临床实践中已被证实是确切有效的，与崇高的医德追求一致，弘扬了生命伦理学的公正、仁慈原则。遵循临床指南是目前许多基层从业者开展循证医学的一条捷径，这些指南无疑是大量研究数据的萃取，是为特定疾病制定的并不断更新，可信度远高于个别从业者对疾病的认识。当提出临床问题并试图开启特定的行动程序时，临床指南可以告知和指导从业者怎样做对病人最好，或怎样做可以偏离风险，旨在做到对病人、同时意味着对自己的不伤害。

3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

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疾病变化和医疗行为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往往是临床决策的最大难题。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从业者或做出经验性决策，或循证决策。这是一个伦理问题，因为它衡量着治疗标准。如果从业者因不了解那些为特定疾病已做出的最新研究结论而出现失误，患者的病情可能不仅得不到改善，甚至会加重。问题是他必须有“不了解”的原因或失误的理由。所谓“个人经验”或“职业直觉”均不足以成为原因。追究原因意味着一种伦理需求，其实在不确定性下，伦理需求并不是万无一失、绝对正确，但必须是在病例表象与专业知识联系起来经一系列科学推断所得结论指导下的决策]。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在收集医学数据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消除对不确定性个人观测的偏见，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进一步扩大了样本量和观察精度，显然获取的证据更多更好地减少了不确定性，也就更接近追求卓越的道德目标。

4力求最优化

当医患双方均处于价值观念相对统一的社会时，生命伦理学原则便能得到较为有效的践行。但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结构和医疗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的市场机制造成了价值的多元化，日益凸显出医患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交叉与冲突，在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医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利用现有条件既使医学行为达到最优化、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医疗成本，以利于社会和医患和谐。最优化已成为医疗行为的科学价值和伦理价值的评判标准。医学行为的最优化包括决策的最优化和决策者自身素质的最优化。循证医学继承发扬了传统医学的科学实验与理性，同时强调了现代医学对患者个体价值观的重视，综合考量社会和患者的不同需求与能力，并以科学研究的最佳结果为证据。不断扩充和更新的证据以实现临床诊疗决策最优化为其目的，在改变传统的医疗观念的同时，也促进了因人施治的个体化诊疗模式的开展。实践循证医学可在有限的时间内，使从业者迅速掌握最渴求的专业知识和当前专业研究的最新进展，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避免不必要的或错误的诊疗措施。“如果I临床医生不能有效地将最佳证据广泛应用，就不能尽到对患者、对社会的责任。”_5‘循证医学为提高医务人员的整体水平，最大限度地使每个医疗单位、每位医生都跟上医学发展的步伐、达到一个共同的水准，创造了条件。这也是当代医学道德进步，即实现当代医学的道德本质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l8随着专业素质的提高，从业者将本能地发挥出求知的积极性，由获取知识转变为探究知识和创造知识，由阶段性受教育者自觉地转变为追寻终身教育者。循证医学这种学习和工作模式是把医患不同部分整合起来的一种德性，用以提高和维系其专业素质，实现职业行为的最优化。它可能贯穿于从业者一生职业方面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因此，等于是道德认同。

5开展循证医学的伦理结论

生命伦理学范文第9篇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是一门运用伦理学方法来研究与生命有关的伦理问题的学科。生命伦理学最早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由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学家波特(VanRenssclaerPotter)在他的著作《生命伦理学:通往未来的桥梁》中首次提出来的，在他看来，生命伦理学就是用生命科学来改善生命的质量，是“争取生存的科学”。1995年《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生命伦理学作了这样定义:“生命伦理学是运用包括道德意见、决定、行为、政策等各种伦理学的方法论，在跨学科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的道德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命伦理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多学科(包括生物学、医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的学术领域。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步，经过近30年的发展，逐渐得到社会和理论界的广泛认同，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主要是指人类生命。从本质上来讲，生命伦理学是一门以发展人的生命为核心宗旨的学科。围绕着生命这一神圣主题，生命伦理学构建了护卫生命的坚实堡垒。一是生命伦理学赋予生命以崇高的地位。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可见，人的生命不仅是创造一切社会价值的前提，也是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前提。“不同文化共同体中的人，对生命价值的论证方式有可能不同，但他们都不会否定人的生命的崇高地位，而是在这一普遍的价值理念基础上，以不同的方式倡导‘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以人为本、人道主义’的道德观念，并以法律最强有力的惩戒手段，来禁止、限制剥夺他人生命，伤害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二是生命伦理学彰显了生命的珍贵和脆弱。对任何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一维的，是不可逆的。生命伦理学中任何关于护卫生命的理论、原则、政策等都是基于生命的脆弱和珍贵。正是因为生命的脆弱和珍贵，所以需要整个社会共同行动起来以构建关爱生命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三是生命伦理学构建了护卫生命的道德和秩序。任何生命个体都需要交往，在交往中生命冲突、生命矛盾的发生是在所难免的，生命伦理学以伦理学基本理论为支撑，构建护卫生命的道德规范和秩序，以促进生命的和谐，提升生命道德。四是生命伦理学捍卫了生命的尊严。生命生而平等，但是在人的生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生命的不平等问题。生命伦理学中关于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的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就是要减少生命的不平等问题，实现生命的平等，捍卫生命的尊严。五是生命伦理学弘扬了生命的正义。生命正义主要体现在任何伤害他人生命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惩戒和道德的谴责。在市场经济交换原则的诱导下，现代社会中，滋生了很多用金钱与生命交换的现象，甚至滋生了用金钱杀人的罪恶行为。这些现象和行为都是对生命的不正义。生命伦理学中不伤害原则首先体现的就是生命正义精神。六是生命伦理学护卫了生命的权利。生命权利是个体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和基础。生命伦理学不仅从道德层面护卫了生命权利，更从法律的强制力层面护卫了生命权利。例如，生命伦理学中对受试体隐私的保护和利益的保护就是基于对个体的生命权利的尊重。

二、“三生教育”与生命伦理学的内在逻辑

以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为内容的“三生教育”，其目的是“通过学生主体对主流生命观、生存观和生活观的认同、内化以及实践”来逐步提升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发展性、超越性。“在现代性彰显的20世纪，教育基本上成为社会发展的工具，教育生命价值越来越远离教育价值的核心”，“呼唤教育生命教育的回归已成为现代教育不可阻挡的潮流”。“三生教育”就是基于这样的时代使命，它是对现代人类生存困境以及对现代教育重大问题深刻反思的结果，它的核心是通过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来捍卫生命的本体意义，它的创新在于将生命融会、贯穿于生存与生活领域，拓展了生命教育实践视阈，丰富了生命教育旨趣的真实性、亲历性，提升了生命教育价值的普适性、公共性，彰显了生命教育意义的逻辑性、系统性。“三生教育”理论构建于现代教育基本规律和现代教育基本价值导向之上，其价值本质在于追寻教育的本真，回归教育的生命本性，超越现代人类的困境，走向诗意的生命、诗意的生存、诗意的生活。

“三生教育”的核心价值是生命价值。这一点与生命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致性。在生命伦理学理论创建的伊始，生命就是其核心要义了。“三生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生命教育，“生命教育从根本上彰显了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再现了生命在教育中的原初面貌，揭示了生命对教育发展的重大价值与意义，并促进了维护生命这一新的教育价值与功能的生成”，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三生教育”和与生命伦理学是密切联系的。

三、生命伦理学对“三生教育”的启示

人是由生命、生存和生活构成的有机体。人的发展就是生命发展、生存发展和生活发展三者之间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整体运动过程。在人生发展中，生命的很多问题都是来自于生存和生活领域，因此，以生命、生存、生活为内容的“三生教育”，能够更加系统地解决人的生命困惑，帮助人走出生命困境。“三生教育”以生命为中心，它的宗旨和目标就是促进个体生命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命伦理学从伦理学角度致力于生命的发展。可见，生命伦理学与“三生教育”在价值本旨上是契合的。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标准对“三生教育”的启示。

生命伦理学提出了生命的三重标准:生物标准、社会标准和复合标准。生物标准反映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主要讨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命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社会标准反映人的社会存在，主要讨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生命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复合标准着重解决上述两个标准的割裂问题，反映人存在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认为人的生命以生物学生命为基础，以人格生命为标准。它并不否认受精卵、胎儿的生命意义，也不完全否认胎儿的生存权利，它强调要考虑人的生命的社会性，不能把受精卵或新生儿与完全意义上的具备社会属性的人相比。生命伦理学提出的生命三重标准，要求“三生教育”关注生命的全过程(从胎儿到脑死亡);关注生命的完整(自然生命、社会生命、价值生命);关注生命的完全(人的生命、非人类形态的生命)。

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属性对“三生教育”的启示。生命伦理学提出了生命属性标准，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结合起来，试图在两者的统一中把握生命。

生命伦理学认为，人的生命是自觉和理性的存在，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体，这一界定将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区别开来，突出了人的生命所特有的自觉意识和理性活动;同时又将人的生物学生命与人的人格生命相区别。人作为生物体，具有一系列的生物属性，从受精卵开始到死亡是人类生物学生命的延续，但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还具有社会属性，人的生物学生命发育到一定阶段即产生自我意识时就形成了人类的人格生命。相对于人的生物学生命而言，人格生命更能反映人的生命的本质意义，是人最明显的本质特征。生命伦理学提出的生命属性标准要求“三生教育”首先关注自然生命的存在，这是社会生命存在的前提与条件;更要关注社会生命，将自然生命的直觉、感受、反射等特性引向自觉、理性、创新和发展。

生命伦理学为“三生教育”提供很多道德参考。

从学科的特性上来看，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是一门研究社会道德现象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从本质上说，生命伦理学就是一门研究生命道德的科学。

生命伦理学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论与观念，如人道论、美德论、义务论、生命论、公益论等，这些道德理论与观念为“三生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支撑。生命伦理学中关于道德对生命作用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对生命主体性的提升，包括提高生命的质量、提高生命的创造力、提高生命的智慧;二是对生命发展的规约，包括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护卫生命、体验生命、发展生命。“三生教育”同样以这两大目标为任务，也就是说，“三生教育”不仅要提升生命的自由状态与生命的主体能力，更要在生命的相互约束中体现生命的真正和谐和本真发展。

生命伦理学为“三生教育”提供了很多价值参考。

价值本质问题在当前学术界争议很大，主要有需要满足论、效应论、意义论、功能论、人性论、发展论。但不管怎样，生命价值都是生命伦理学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命题。生命伦理学中对生命价值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命价值的内涵，包括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内在价值是指生命所具有的潜在创造能力或劳动能力，外在价值是指把内在价值发挥出来，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生命价值是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二是生命价值的评价标准。判断生命价值大小主要有两个因素，生命本身的质量(体力与智力)决定生命的内在价值，是生命价值判断的前提与基础;个体生命对社会、对他人的贡献，决定其外在价值，是生命价值的目的和归宿。三是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的逻辑关系。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价值理论对“三生教育”具有重要启示:其一，“三生教育”要着眼于提高生命的质量，在相同的条件下，高质量的生命创造的价值就越大;其二，“三生教育”要着力推进生命的创造力，在相同的条件下，生命的创造越大，其创造出来的价值就愈大。其三，“三生教育”要积极规约生命的需要，和谐生命的发展。个体生命的成长总是在一定需要满足下的自我发展，个体需要的满足就是生命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在物质财富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个体生命的需要往往超越了现实的可能，抑或以侵犯他人利益而获得自我价值的满足;抑或以侵犯集体利益而获得自我价值的满足，无论哪种情况，都会扭曲生命的价值，给生命的和谐发展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甚至毁灭生命。其四，“三生教育”要把生命价值与生命质量统一起来。价值创造是以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为目的的，而不是以加大人的生活压力、降低生命质量为代价的。在现代社会紧张的节奏下，生命价值与生命质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了，生命质量并没有因为生命价值的提高而提高，“三生教育”就是要恢复生命质量与生命价值的和谐关系，回归生命的自由状态。最后，“三生教育”通过提升个体生命价值，来提高个体的社会价值创造能力，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实现”。

生命伦理学为“三生教育”提供了很多政策参考。

生命伦理学中的生命伦理政策是进行“三生教育”的政策依据，在“三生教育”中，要结合本国、本地区的生命与卫生伦理政策制定相应的“三生教育”内容，使之符合国家发展的大局。例如，我国对克隆人的伦理立场是主张区别对待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鼓励和支持以治疗为目的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促进我国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健康发展。“三生教育”要依据这个伦理政策，不能超越这个界限来主张任意克隆人以解决生命健康问题，泛化生命神圣论。

生命伦理学为“三生教育”提供了很多法律参考。伦理与法律总是相互辅助的，在某些领域伦理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通过法律来解决。生命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单从伦理角度出发是无法得到有效结果的。生命伦理学虽然不是专门研究生命法律的学科，但是它从伦理立场出发，为生命立法、执法提出了很多较为合理公正的建议。现代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生命领域中的伦理问题日益增多，促使生命伦理研究不得不借助法律知识来进行深入推进，这一点恰恰表明了生命伦理研究中的法律精神。如关于安乐死的立法过程就是安乐死伦理研究推进基础上的立法过程。所以，“三生教育”要将与生命相关的法律问题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以法律的精神来推进个体对他人生命、非人类形态生命的尊重、爱护，超越单纯伦理意义的道德约束，进入法律强制约束中。

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对“三生教育”的启示。

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有尊重(respect)、有利(benefi-cence)、不伤害(nonmaleficence)、公正(justice)。这些原则不仅是“三生教育”基本的价值导向，也是深入推进“三生教育”的参考标准。尊重原则体现在“三生教育”中，就是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认识到人与人之间要彼此尊重生命的自主性，不妨碍他人的生命健康与生命权利;尊重他人的生命行为、保守他人的生命信息与隐私。不伤害原则表现在“三生教育”中，就是要通过教育使得受教育者减少对他人生命和健康的肉体伤害、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害。公正原则体现在“三生教育”中，就是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特别是国家政策的决策者、执行者能够充分认识到生命公平的重要性，并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能够真正实现不同生命个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平等、不同生命个体的价值平等、不同生命个体的发展机会平等。

生命伦理学范文第10篇

全校选修课生命伦理学教学改革生命伦理学是运用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情境中，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方面，包括决定、行动、政策、法律，进行系统研究。我国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曾讲过，传播生命伦理的理念和知识应该是科学普及的重要内容。但在目前，不仅广大公众，即使专业的生命科学工作者和医务人员，包括医学院校和生物系的在读学生，多数也欠缺生命伦理的理念和知识。所以，对本科生开设生命伦理学公共课是高校教育责任，也是生命学科教师首当其冲应负起的时代和工作职责，关系到人才培养的问题，关系到生命科学正常研究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问题。

上海海洋大学是一个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一所地方高校，水产科学是我校鲜明的特点。而对于人文和理工及生命和农学的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都是一次跨多个学科的交流和思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思想和认识分析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本人的科研工作中运用多种生命科学技术，自2011年开始讲授生命伦理学，是面向上海海洋大学全部专业的本科生的公共选修课。在过去的5个学期96个学时的授课后，根据教学效果以及对同学的问卷调查，提出对该课程教学上的一些改革。依据生命伦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课程性质，其教学方式应区别于一般社会科学，又区别于一般的自然科学，它既不能过于机械、实证，也不能够过于抽象、理论化。同时，作为一门选修课，教学方法尤为重要。在教学方法上应灵活多样，既能教给学生必要的生命伦理学知识，同时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本人从课程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课程安排

主要参考教材是翟晓梅、邱仁宗主编的《生命伦理学导论》。授课对象为我校本科各专业学生，学生人数100人以下。课时16学时，以多媒体授课为主。

二、课程内容

伴随科技发展，不断更新上课内容，让学生了解最新的技术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之前的上课内容包括人类基因组计划、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辅助生殖、器官移植、安乐死、临终关怀、脑死亡、转基因及食品安全等。结合近几年的科技发展，其中已经引发广泛讨论的最新技术，如2012年获得医学诺贝尔奖的“体细胞重编程技术”、神经科学、纳米技术等不断添加进教学内容中。并且考虑到我校的科研教学工作中，会用到大量陆生、水生生物作为实验材料，所以动物伦理在上课过程中也会有所介绍。

针对生命伦理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专业特点，热点问题较多，但本课程的课时有限。因此，计划每学期第一次课绪论（2个学时）介绍结束后，列出目前生命伦理学上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课堂调查学生兴趣的内容，以此安排后面的14个课时的课程内容，加强教学针对性。

三、教学方法

作为全校的公共选修课，选修学生的专业很多，有会计、金融、食品科学、包装、电器、海洋生物、生物技术等，学生掌握生命科学知识的水平参差不齐。而生命伦理学是生命科学与人文的交叉学科，讲解清楚每种生物技术的特点是学生理解该技术引发伦理问题的基础。所以，在教学中，要深入浅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解复杂、高深的生命科学技术。并且通过案例法、提问等方式，调动起不同专业的学生对生命科学的求知兴趣。比如在讲解人类基因组计划时，首先通过提问的方式，问同学们有多少人了解基因。然后告诉他们其实基因离我们很近，比如，热播的美容产品广告词“基因决定肌底”，我们食用的大豆油、玉米油很多都是转基因农作物加工而成，这样的介绍总是能吸引学生的兴趣。接下来，再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讲解什么是人类基因组计划。人类的基因组就是全部的遗传信息，是一条很长的基因链，一个个片段就是一个个基因，在体内发挥着生物学作用。在之前，大家对基因的研究就像是小猫钓鱼，钓上来那个基因就研究哪一个，而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把人类所有的基因片段通过撒网，全部捕上来然后再逐个研究他们的功能。如此的讲解，几乎所有的学生就对人类基因组计划有了比较具体的认识，就更易于理解由此引发的伦理争论。

我校网络教学平台（EOL平台）是教学的重要工具，为教师提供了强大的在线备课工具和网络施教环境，并提供了充分的师生互动功能。在生命伦理学的授课过程中，借助该平台进行教学日历、教学大纲、调查问卷、作业布置的上传，极大拓宽了课程教学空间。比如，在每个学期中，利用该平台设计调查问卷针对选课学生展开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识、对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学生的反馈，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此也可加强教学的针对性。

四、考核方式

以论文作业的方式进行考核时选修课常规采用的方式，也将是生命伦理学选修课采取的主要方式。但作为选修课，应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由于课堂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并播放了相关的视频，学生可以任意选取感兴趣的视频或领域发表自己观点，也可以写课后布置的命题论文。在论文评分上主要从其选题、构思以及内容上进行评分，并根据学生上课出勤情况综合评定学生成绩。通过这种考核方式，考查学生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这也符合高等院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针对生命伦理学的课程性质，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上进行了改革。教学内容上适应科学发展，反映时代特色，尊重学生的兴趣，突出教学重点。教学方法上通过案例、提问等方式启发学生思考，增进各专业学生对生命科学和相应的伦理问题的理解，并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拓宽教学空间。灵活的考核方式可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翟晓梅，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导论.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