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技术的变化范文
时间：2024-01-08 17:22:02
航天技术的变化篇1
航天工程育种是我国科技工作者开创的一种新的农作物育种技术途径，那么，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目前取得了哪些研究进展？发展前景如何？太空种子有辐射吗？我们吃的蔬菜哪些是由太空种子培育出来的？本期业界观察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刘录祥研究员，请他为我们一一进行介绍。
航天工程育种的概念与优势
航天工程育种是利用空间宇宙粒子、微重力、弱地磁等综合因素的诱变作用进行农业生物遗传改良，亦称农业生物空间环境诱变育种，具体指利用返回式卫星、飞船等搭载农业生物，使其在空间环境中产生有益的遗传变异，返回地面后通过进一步选育来创造农业育种材料、培育新品种的农业生物高技术育种新方法。航天工程育种是空间科学与生命科学交叉研究的新领域。
航天环境是一种地球上无法比拟的特殊诱变源，航天工程育种具有三大优势：一是航天环境的诱变因素多，加之各种因素复合作用，对生物造成的损伤小，变异种类多、幅度大，可产生地面传统理化诱变得不到的变异；二是航天环境诱变产生的变异是DNA内部发生的重组和突变，属于生物体内源基因自身诱变改良，不存在基因安全性问题；三是育种周期缩短，航天环境诱发的变异大多在生物的第3～4代即可稳定，而常规育种则需要6～8代。发展航天工程育种技术及产业对于获得罕见突变基因种质资源，加快农作物优良品种培育，提高我国农业生产能力，保障农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航天工程育种研究概况
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及美国的科学家开始利用卫星搭载植物种子上天，在返回地面的种子中发现其染色体畸变频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1996－1999年，俄罗斯等国在“和平号”空间站成功种植小麦、白菜和油菜等植物。到2009年底，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所属的作物生理学实验室已经从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库中筛选出适合空间站培植的超矮小麦、水稻、大豆、豌豆、番茄和青椒等作物品种或品系。目前，美、欧等国正在利用国际空间站进行太空植物试验研究，其最终目的是要让宇宙飞船成为“会飞的农场”。培育和筛选适宜在航天环境中生长的不同植物品种是国外航天生物工程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迄今为止，国外鲜见有关利用航天诱变进行农作物育种的研究报道。
我国航天工程育种进展
航天工程育种是我国科技工作者开创的一种新的农作物育种技术途径。自1987年我国首次利用返回式卫星搭载农作物种子开展航天诱变育种，特别是2006年组织实施国家航天育种工程、专门发射“实践八号”育种卫星以来，我国已经在航天工程育种技术队伍建设、农作物新品种培育、特异新种质和新材料创制、新品种培育的产业化以及航天工程育种机理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航天工程新品种培育
通过组织实施国家航天育种工程，我国农作物航天工程育种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一大批产量和质量双高的新品种脱颖而出，特别是“十一五”以来，已利用航天工程育种技术先后在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油菜、棉花、花生、芝麻、番茄、青椒、茄子、苜蓿等15种作物上培育出进入省级以上区域试验的优异新品系200多个，其优航2号水稻、鲁原502小麦、川单189玉米、克山1号大豆、中油5628油菜、中棉所50棉花、中花15号花生、航芝2号芝麻、皖红7号番茄、申粉998番茄、宇椒5号青椒、紫云2号辣椒、白茄2号茄子、农大601茄子、农箐8号苜蓿等85个农作物新品种或新组合分别通过国家或省级品种审（认）定，使我国利用航天工程技术育成的农作物品种总数达到110个。
科研人员充分利用航天工程育种诱变农作物种质创新的优势，获得了大量特异性十分突出的作物新种质、新材料。全国航天育种协作组从“实践八号”育种卫星搭载的植物材料后代中已筛选培育出400余份育种新资源，其中包括利用传统地面诱变育种技术不易获得的特异突变材料，例如：极早熟、抗病、强筋小麦新种质SP8581、SP801和SP135；优质、多蘖和高配合力的水稻新矮源材料CHA-1；表现优异的特色番茄自交系09-37-9，抗病毒病番茄96-22，早熟、高番茄红素番茄HY-2，耐贮运番茄沪番2561Sp6，高抗青枯病番茄HT-6，早熟甜椒自交系07DH132，抗病甜椒自交系09-388，炒椒型辣椒自交系05-14，抗病长白茄子E49-54等。这些优异新种质、新材料已为全国多家育种单位所引进，并广泛应用于农作物常规育种及杂种优势育种中，对促进我国农作物育种技术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航天工程育种关键技术研究
我国在航天环境与地面模拟诱变方法、航天诱变目标突变体定向筛选、航天诱发农业生物重要突变性状高通量鉴定等多项关键技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十一五”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全国大协作，通过对“实践八号”育种卫星搭载的不同作物品种材料进行生物学和细胞学分析，结合航天环境探测参数和地面模拟试验，明确了不同类型植物种子在航天飞行中被宇宙粒子击中的频率及其细胞学变异特点；建立起植物种子、幼苗、组织培养物等不同受体材料的航天搭载技术和航天处理材料后代选择育种技术；探索了利用地面加速器产生的高能单粒子和混合粒子场以及屏蔽了地球磁场的零磁空间等模拟航天环境因素，从粒子生物学、物理场生物学和重力生物学等不同角度研究航天诱变效应与分子机理，优化了农作物种子航天搭载诱变技术，建立了地面模拟航天环境要素诱变技术以及航天诱发变异的高通量分子鉴定技术，为进一步解析航天诱变的分子机制奠定了基础。
航天技术的变化篇2
载人航天工程不仅仅是尖端科技的集合体，事实上，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目前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拥有完整的载人航天体系，这是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另外，从军事应用领域看，未来战争必然是空天一体化的战争，谁掌握了太空的制天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中国航天装备能在太空中将两个高速飞行的航天器减速、变轨、接近和对接，意味着中国航天装备具有攻击或捕获敌国军事卫星的能力，这对维持世界长期稳定与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浩瀚的地球外层空间，“神九”飞船与“天宫一号”的对接，包含四大技术领域的重要突破。
首先，对中国航天设计人员来说，“神九”飞船与“天宫一号”进行的载人交会对接，其技术状态新、安全标准高、涉及技术广、天地协同多，是未来建设空间站必须攻克的难题；另外，“神九”飞船有3名航天员参与交会对接，不确定因素多，所以“神九”飞船在空间运动控制、交会对接、组合体飞行、组合体载人的环控生保系统以及整个飞船的可靠性等诸多方面都包含着一系列的创新技术。
其次，“神九”飞天，航天员首次进入天宫一号。在这次任务中，“神九”飞船与“天宫一号”实现空间连通，航天员进入在轨的“天宫一号”驻留，并开展失重条件下的各种空间生活和科学实验，所以，在“神九”飞船与“天宫一号”组合体的控制与管理、舱内温控和生命保障等系统协调配合等技术方面包含着一系列创新技术。
第三，“神九”任务要求宇航员在太空停留超过10天。针对飞行时间较长的特点，为了保障航天员健康，避免抗失重环境对航天员健康的不利影响，“神九”飞船突破一些防护措施。如在飞行中，新增了自行车训练器、企鹅服、套带等对抗防护和锻炼用品。另外，因为3名宇航员在太空停留超过10天，所以“神九”飞船考核了地面向在轨航天器的工作人员和物资运输与补给技术。
第四，“神九”飞船首次搭载女宇航员。从航天医学角度看，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结构不同，在太空生活期间的生理变化不同，女航天员对环控生保等一系列分系统的要求不同于男航天员。神舟飞船的多项设计考虑女性特点，在“神七”和“神八”飞船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在飞行程序设计和在轨运行的生活照料系统等方面，充分考虑到女性需求。
载人航天工程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它与基础科学、材料科学、电子技术及控制工程等多个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神九”飞天将带动整个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繁荣。
过去的60年里，航天活动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学科都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首先，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近代科学过去所积累的知识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天文、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和唯物论哲学的主要科学理论过去都是在地球上由观察、实验、抽象和推理得到的，航天事业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些知识在地球以外也是可靠的、正确的和可以信赖的。其次，航天活动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地质学是航天探测其它天体的基础，航天探测结果对地质学又产生了重大影响，航天探测通过对月球的直接观察表明，在地球上找到46亿年以前的岩石可能性几乎没有；一批新的学科，如行星地质学和宇宙地质学已经诞生。航天探测对生命科学的触动最大，使得争论数百年的生命起源问题又进入了新的热潮，在航天活动的推动下，宇宙化学已经诞生，为了解生命起源提供新的知识。今天，人们不仅认同地外生命存在的可能性，而且竞相实施部级的大科学工程去探测，如为了挖掘生命起源的“种子”，美国曾设计航天器“深度”撞击彗星。
航天产业的重要特点，就是能够带动其它科技领域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如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持续近10年，耗资达255亿美元，但投入产出比却高达1：14，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催生了液体燃料火箭、微波雷达、无线电制导、合成材料、高性能电子计算机等一大批高新科技产业群体，并衍生出了包括航空航天、军事、通信、材料、医疗卫生、计算机及其它方面的3000多项应用技术成果，并推动了从医药到材料加工等几十种行业的发展，航天工业如今已成为美国在世界上最具领先地位的产业之一。更重要的是，“阿波罗”计划还引领了科技进步，推动产业繁荣的浪潮，也为此后美国鼓励高校科研社会化和产业化法案的出台奠定基础。
同样，从“神一”飞船到“神九”飞船，中国航天技术的应用成果已经逐渐开始辐射到新材料、新能源、计算机、生物技术和精密制造等诸多领域。
“神九”飞船与“天宫一号”对接成功，整个中国大地一片欢腾，载人航天工程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俄国航天理论先驱齐奥尔科夫斯基曾说过（1903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总在摇篮里生活。”著名的英国天文学家去年在多伦多大学的讲演中说（2010年）：“地球在近两百年里，难免有毁灭灾难，人类要想世世代代的生存下去，必须移民到其它星球上去，所以我支持发展载人航天。”根据近百年天文学理论，地球的资源和太阳的能量总有一天要耗尽的，人类要可持续地发展，必须飞出地球或太阳系；由此可见，载人航天工程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需要我们人类祖祖辈辈的不懈努力。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尖端科技一般都会通过推进社会文明、积累社会财富来提升人民福祉，矫正社会治理方式，深化现代政治国家观念，并以“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为最终旨归。目前，从个人电脑到手提电话，从数码相机到互联网通讯，所有这些都包含着航天科技的结晶，如果离开航天技术，像GPS导航、数字地球、卫星电视与通信等等，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与“现代化”相剥离。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成功地利用返回式遥感卫星进行了数百次多品种的种子搭载实验。经过太空处理的种子能够产生有益的遗传变异，并取得显著的增产效果。利用神舟留轨舱的遥感设备，可以对国土资源进行考察与评估、对防灾减灾的指挥通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航天技术的变化篇3
关键词：航空航天器；技术创新；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4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1-0180-02
引言
技术创新在当今世界性竞争中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主要源泉，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作为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与作用更加重要。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无论是用于技术创新投入的资金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研发人员，均十分稀缺。这就要求在对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技术创新投入进行决策时，必须有坚实的科学根据，以使有限的技术创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科技数据的限制，有关中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定量分析相对匮乏。笔者通过对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的定量分析，得出这一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与作用，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使决策更为科学客观。
（一）指标选择
技术创新的衡量涉及到创新过程的三个主要方面：创新投入，如资金和人力资源；创新的中间产出，如新发明和新知识；创新的最终产出，如不断提高的收入和利润。在考察技术创新过程时，采用R&D费用和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这两项指标作为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专利申请量作为技术创新中间产出指标，产品销售收入作为技术创新的最终产出指标。
（二）数据说明
表1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为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有关情况。由于中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基本属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因此，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有关数据可以代表这一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一）技术创新投入与中间产出之间的关系分析
以专利申请量为因变量，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为自变量分析技术创新投入与中间产出之间的关系。首先，用Excel做因变量对于每一个解释变量的一元回归分析。其次，以专利申请量为因变量，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为自变量，对数据用Eviews5.0进行二元回归分析。
F-统计量与T-统计量的值均不大，说明模型的总显著性水平不高，参数也不显著，模型从总体上无效，专利申请量与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两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这也许是因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有些时滞，在后面的分析中将会考虑这一点。
虽然F-统计量的值较大，模型的总显著性水平比较高，但X2的T-统计量较小，参数并不显著。由此回归分析也可推测，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导致了Y与X2的关系不那么有效。然而模型从总体上是有效的，这从F-统计量可以看出。
由上述分析和经济理论可知，专利申请量和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之间可能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它们之间是技术创新投入和中间产出的关系，因此可以考虑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估计：
模型从总体上是有效的，这从F-统计量可以看出。但X2的T-统计量依然较小，参数并不显著，可能仍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对专利申请量影响的时滞导致。
那么，将滞后变量引入模型进行修正，得到的比较理想的结果是将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同时滞后一期的模型：
不管是参数有效性的T-检验还是总显著性水平的F-检验，都是十分满意的。由以上模型可知，专利申请量对于R&D经费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1=1.798999，说明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R&D经费投入每增加1%，专利申请就增加1.798999%，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2 =1.562005，说明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每增加1%，专利申请就增加1.562005%。β2反映的是专利申请量的规模报酬情况，β1+β2 >1，专利申请量为递增规模报酬。这里，β1+β2=3.361004远大于1，说明技术创新投入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每同时增加1%，会带来中间产出专利申请量3.361004%的增长。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投入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增加的比例会带来中间产出专利申请量更大比例的增长。
（二）技术创新中间产出与最终产出之间的关系分析
以产品销售收入为因变量，专利申请量为自变量分析技术创新中间产出与最终产出之间的关系。用Excel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两行表达式：
F-统计量与T-统计量的值均较大，变量产品销售收入与专利申请量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从解释变量的系数7 085.639可以看出，专利申请量稍有提高，产品销售收入就会有很大的增长。因此，专利申请这一技术创新中间产出对最终产出产品销售收入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以上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在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创新投入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的增加会带来中间产出专利申请量更大比例的增长，而专利申请这一技术创新中间产出又对最终产出产品销售收入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首先，R&D投入（包括R&D经费、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对专利产出具有正的、显著的影响，说明增加研发投入确实可以极大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专利申请）。专利申请量对于R&D经费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1=1.798999，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2=1.562005，β1+β2=3.361004，这些数据都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起步较晚，技术创新起点较低，因此稍有技术创新投入就会带来较大的专利产出；而发达国家这一产业起步早，技术创新能力已经很强，再要进行原始创新难度很大。其次，技术创新中间产出专利申请对最终产出产品销售收入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7 085.639，说明专利申请量稍有提高，产品销售收入就会有很大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地广人密，企业数量较多，一旦专利申请增加，技术创新能力有所提高，新技术就会得到广泛应用，从而使产出获得较大增长，产品销售收入随即增长。再次，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从研发投入到最终取得产品销售收入是通过技术创新中间产出专利申请这一中间变量联系起来的，中间产出对投入反映较敏感，最终产出对中间产出反映较敏感，那么投入对最终产出的间接影响更是非常可观。因此，政府应制定国家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总体发展战略和相应的产业政策，支持航空航天器制造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加快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高技术产业化进程，使其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参考文献：
[1] 王国顺，张涵，邓路.R&D存量、所有制结构与技术创新效率――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2013，（3）.
[2] 林海芬，苏敬勤.产业持续动态创新模型的演变及实证研究――基于知识生产视角[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2）.
航天技术的变化篇4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空间自相关；EG指数；Moran指数
一、 引言
本文主要围绕空间集聚程度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来考察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行业特性以及造成这种行业特性的主要原因。具体地，采用EG指数测度空间集聚程度，以规避传统指标未充分考虑企业规模、技术溢出等因素的缺陷；采用Moran指数检验产业布局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弥补传统指标和EG指数难以体现产业集聚发生地点及其空间关联性的不足。
二、 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演变态势
1. 指标选取。
目前，用于测度产业空间集聚程度且发展较为成熟的指标为EG指数（Ellison & Glaeser，1997）。假设某一经济体被划分为m个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分布着行业i的n个企业，则行业i的EG指数（γi）为：
其中，xj为区域j所有行业的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占全国所有行业的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的比重，sij为行业i在区域j的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占该行业全国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的比重，zik为企业k的产值（或就业人数）占行业i的全国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的比重，Gi、Hi分别为行业i的空间基尼系数和赫芬达尔指数。此外，γi0代表行业i的空间布局呈集聚化趋势。Ellison和Glaeser（1997）还指出，若γi
其中，sil、sim和sis分别为大、中、小型企业的产值（或就业人数）占行业i的全国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的比重，nil、nim和nis分别为这三类企业的个数。按照《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界定，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五个行业。本文所涉及区域为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时间跨度为1997年～2010年。考虑到中国的就业数据会受国有企业劳动力过剩以及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干扰，本文在计算EG指数时采用产值数据。
2. 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当年价总产值，得出分行业的EG指数（见表1）。
从表1看出，其一，五个高技术行业的历年EG指数均为正，说明它们的空间布局在1997年～2010年都呈现集聚化趋势。参考张明倩（2007）的标准，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为高度集聚；医药制造业除了2005年的EG指数略高于0.098以外，在其它年份为中度集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为中度集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除了在1997年～1998年、2000年～2002年为中度集聚以外，在其它年份为低度集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低度集聚。本文认为，市场进入壁垒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和区位选择，能够对产业布局的地理集中化程度产生影响，故市场进入壁垒高低是解释行业集聚程度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具有高技术、高资金的特点，加之涉及国家安全，其市场准入门槛也较高，若不具有发展基础就很难进入这一领域。因此，一旦某一（些）区域依托初始优势成为带动该行业发展的增长极，这一（些）区域的初始优势就容易在体制、技术和资金等壁垒的影响下进入“自我加强”的累积循环，从而使行业长期处于“强集聚”状态。1997年～2010年，陕西、西南（四川、贵州）和东北（黑龙江、辽宁）始终占据中国国防工业体系重要地位，这些区域占全国总产值的平均比重为19.4%、17.5%和22.6%。相反，其它高技术行业的资金、技术、体制性壁垒相对较低，企业进入市场较为容易，从而使各行业呈现一定的“弱集聚”态势。其二，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的EG指数呈现倒U型变化，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EG指数呈现U型变化，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EG指数呈现不规则变化。本文发现，Gi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γi同方向变化，对γi的变化贡献度为92.2%①。因此，γi的变化正反映了行业i空间布局非均衡性的变化。以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为例，在1997年～2004年，东北（黑龙江、辽宁）、陕西、西南（四川、贵州）等重点区域的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8.6%、17.0%、16.0%上升到23.7%、24.7%、20.2%，从而使γi由0.123 5逐年上升到0.248 8。进入2005年以后，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发展战略逐渐由“以军为主”向“军民结合”转变，飞机制造及修理行业的外资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导致产业布局朝着更为多极化的方向演变，形成了“以东北（黑龙江、辽宁）、陕西、西南（四川、贵州）为第一层级，环渤海（北京、天津）、长三角（上海、江苏）、江西为第二层级”的格局，从而使γi由0.242 9下降到0.187 6。在此复合式格局中，第一层级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航空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上，其中，陕西集聚了西飞、陕飞、西航等重点企业，西南集聚了成飞、成发和贵航等重点企业，东北则集聚了沈飞、哈飞等重点企业；在第二层级中，环渤海，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在组装大型飞机业务方面具有优势，长三角，特别是上海在飞机维修业务方面具有优势，江西在生产直升机方面具有优势。由此看出，其EG指数在近几年有所下降不代表航空航天器制造业进入了过度集聚，进而引发空间分散化的阶段，而是反映了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专业化，进而有利于区域分工格局的合理演进。
三、 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布局的自相关性
1. 指标选取。
目前，用于检测产业空间自相关性的常见指标为Moran指数。假设某一经济体被划分为m个区域，某行业的Moran指数为：
2. 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当年价总产值，构造基于邻接关系的Queen标准空间权重矩阵，得出分行业的全域Moran指数（见表2）。
从表2看出，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Moran指数在大多数年份具有5%或10%的显著性水平，医药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Moran指数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中国高技术产业布局存在一定的空间自相关。具体而言，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Moran指数为负，说明其空间布局为负自相关，具有相反产值规模（分别高于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在空间上邻近，即高产值区域呈现相互分离的点状分布。这种空间自相关特征意味着，航空航天器制造业集聚还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当前的少数集聚区尚未显现出强有力的辐射带动作用。其它高技术行业的Moran指数为正，说明其空间布局为正自相关，具有相似产值规模（同时高于或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区域在空间上邻近，即高产值区域呈现彼此邻近的片状分布。此外，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的Moran指数明显大于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Moran指数，说明医药类行业的区域关联性相对更强，进而从空间自相关的角度印证了前文关于“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为中度集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低度集聚”的结论。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主要结论及其启示可归纳如下：
从产业集聚程度看，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为高度集聚，医药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为中度集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低度集聚。这种行业差异是由体制、技术、资金等多种市场进入壁垒综合导致。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涉及国防安全，对技术和资金的要求也很高，故市场进入壁垒较高。一旦某一（些）区域依托初始优势成为带动该行业发展的增长极，这一（些）区域的初始优势就容易在高市场进入壁垒影响下进入“自我加强”的累积循环，使行业空间布局呈现高度非均衡性。由于关乎国民健康，加之国内医药产品的生产设备大都依赖进口，新药研发历时长、风险高、资金需求大，医药类高技术行业在政策、技术和资金等方面的市场进入壁垒较高。相反，中国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中仍位于组装加工环节，加之《电子信息产业振兴与调整规划》的落实，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技术和体制性壁垒相对较低，使产业空间布局的非均衡性有所缓解。综上所述，市场进入壁垒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和区位选择，能够对产业的组织结构和空间布局发挥作用，进而影响产业集聚程度的高低。
从产业布局结构看，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形成了“以东北（黑龙江、辽宁）、陕西、西南（四川、贵州）为第一层级，环渤海（北京、天津）、长三角（上海、江苏）、江西为第二层级”的复合式格局，不同区域依托自身优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专业化。第一层级的区域主要在航空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第二层级的区域则在大飞机组装及维修上具有竞争优势。本文计算发现，这些区域还不具有强劲的辐射带动作用，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布局的“中心-”结构仍居于主导地位，产业增长极区域对其周边区域的扩散效应尚未显现。相反，其它高技术行业的空间布局表现出显著的正自相关，说明区域产业关联模式以“高—高”型和“低—低”型为主，即高产值区域在空间上表现为彼此邻近的片状分布，进而表明这些行业的集聚经济已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扩散效应。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依然处于领先地位，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则相对滞后，从而使医药类、电子类的高技术行业领域表现出“东强西弱”的发展势能差异。
参考文献：
1. 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梁晓艳，李志刚，汤书昆，赵林捷.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研究——基于省际高技术产业产值的空间计量分析.科学学研究，2007，25（3）：453-460.
3. 孙玉涛，刘凤朝，徐茜.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分布效应演变实证研究.科研管理，2011，32（11）：37-44.
4. 张明倩.中国产业集聚现象统计模型及应用研究.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研究”（项目号：07AJY017）；南开大学文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与创新机制研究”（项目号：NKC0852）。
作者简介：王燕，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妍，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航天技术的变化篇5
摘要：文章根据1997年～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数据，计算了分行业的EG指数和Moran指数，以考察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行业特性。研究发现：其一，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为高度集聚，医药类和电子信息类的高技术行业分别为中、低度集聚，这种行业差异主要由政策、技术、资金等多种市场进入壁垒综合导致；其二，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布局为负空间自相关，说明高产值区域的集聚经济效应尚未明显地向地区扩散，其它高技术行业布局均为正空间自相关，说明高产值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彼此邻近的片状分布。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空间自相关；EG指数；Moran指数
一、 引言
本文主要围绕空间集聚程度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来考察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行业特性以及造成这种行业特性的主要原因。具体地，采用EG指数测度空间集聚程度，以规避传统指标未充分考虑企业规模、技术溢出等因素的缺陷；采用Moran指数检验产业布局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弥补传统指标和EG指数难以体现产业集聚发生地点及其空间关联性的不足。
二、 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演变态势
1. 指标选取。
目前，用于测度产业空间集聚程度且发展较为成熟的指标为EG指数（Ellison & Glaeser，1997）。假设某一经济体被划分为m个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分布着行业i的n个企业，则行业i的EG指数（γi）为：
其中，xj为区域j所有行业的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占全国所有行业的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的比重，sij为行业i在区域j的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占该行业全国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的比重，zik为企业k的产值（或就业人数）占行业i的全国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的比重，Gi、Hi分别为行业i的空间基尼系数和赫芬达尔指数。此外，γi<0代表行业i的空间布局呈分散化趋势，γi>0代表行业i的空间布局呈集聚化趋势。Ellison和Glaeser（1997）还指出，若γi<0.02，行业i为低度集聚；若0.02≤γi<0.05，行业i为中度集聚；若γi>0.05，行业i为高度集聚。参照此标准的建立方法，张明倩（2007）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进一步提出了适合于评价国内产业集聚程度的标准：若γi<0.026，行业i为低度集聚；若0.026≤γi<0.098，行业i为中度集聚；若γi>0.098，行业i为高度集聚。由于缺乏单个企业的详细数据，本文假设属于同一规模类型的企业具有相同的产值（或就业人数），调整后的赫芬达尔指数为：
其中，sil、sim和sis分别为大、中、小型企业的产值（或就业人数）占行业i的全国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的比重，nil、nim和nis分别为这三类企业的个数。按照《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界定，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五个行业。本文所涉及区域为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时间跨度为1997年～2010年。考虑到中国的就业数据会受国有企业劳动力过剩以及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干扰，本文在计算EG指数时采用产值数据。
2. 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当年价总产值，得出分行业的EG指数（见表1）。
从表1看出，其一，五个高技术行业的历年EG指数均为正，说明它们的空间布局在1997年～2010年都呈现集聚化趋势。参考张明倩（2007）的标准，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为高度集聚；医药制造业除了2005年的EG指数略高于0.098以外，在其它年份为中度集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为中度集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除了在1997年～1998年、2000年～2002年为中度集聚以外，在其它年份为低度集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低度集聚。本文认为，市场进入壁垒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和区位选择，能够对产业布局的地理集中化程度产生影响，故市场进入壁垒高低是解释行业集聚程度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具有高技术、高资金的特点，加之涉及国家安全，其市场准入门槛也较高，若不具有发展基础就很难进入这一领域。因此，一旦某一（些）区域依托初始优势成为带动该行业发展的增长极，这一（些）区域的初始优势就容易在体制、技术和资金等壁垒的影响下进入“自我加强”的累积循环，从而使行业长期处于“强集聚”状态。1997年～2010年，陕西、西南（四川、贵州）和东北（黑龙江、辽宁）始终占据中国国防工业体系重要地位，这些区域占全国总产值的平均比重为19.4%、17.5%和22.6%。相反，其它高技术行业的资金、技术、体制性壁垒相对较低，企业进入市场较为容易，从而使各行业呈现一定的“弱集聚”态势。其二，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的EG指数呈现倒U型变化，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EG指数呈现U型变化，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EG指数呈现不规则变化。本文发现，Gi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γi同方向变化，对γi的变化贡献度为92.2%①。因此，γi的变化正反映了行业i空间布局非均衡性的变化。以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为例，在1997年～2004年，东北（黑龙江、辽宁）、陕西、西南（四川、贵州）等重点区域的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8.6%、17.0%、16.0%上升到23.7%、24.7%、20.2%，从而使γi由0.123 5逐年上升到0.248 8。进入2005年以后，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发展战略逐渐由“以军为主”向“军民结合”转变，飞机制造及修理行业的外资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导致产业布局朝着更为多极化的方向演变，形成了“以东北（黑龙江、辽宁）、陕西、西南（四川、贵州）为第一层级，环渤海（北京、天津）、长三角（上海、江苏）、江西为第二层级”的格局，从而使γi由0.242 9下降到0.187 6。在此复合式格局中，第一层级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航空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上，其中，陕西集聚了西飞、陕飞、西航等重点企业，西南集聚了成飞、成发和贵航等重点企业，东北则集聚了沈飞、哈飞等重点企业；在第二层级中，环渤海，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在组装大型飞机业务方面具有优势，长三角，特别是上海在飞机维修业务方面具有优势，江西在生产直升机方面具有优势。由此看出，其EG指数在近几年有所下降不代表航空航天器制造业进入了过度集聚，进而引发空间分散化的阶段，而是反映了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专业化，进而有利于区域分工格局的合理演进。
三、 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布局的自相关性
1. 指标选取。
目前，用于检测产业空间自相关性的常见指标为Moran指数。假设某一经济体被划分为m个区域，某行业的Moran指数为：
2. 实证分析。
航天技术的变化篇6
关键词 航天文化创意；产品创新；科技传播；调整改进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107-0036-02
航天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综合体现。中国航天作为我国高科技战略性产业，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积累和沉淀了独具特色的航天文化。
今天，面对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大潮，面对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如何通过文化创意让普通百姓体验和分享到航天事业的发展成果，进行有效的正能量传递和科技传播，已经成为一些有责任感的企业在创新产品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他们正在用一次次的创新与努力，为航天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寻找有力的支点。
本文以北京神舟创意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神舟传媒）为例，探索航天文化创意企业在产品创新与科技传播中的经验与得失。
1 紧握航天内容 创新产品
随着我国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各类文化创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数量之多超过之前数年。在此情况下，若想在万马千军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唯有“创新”两字。
创新，顾名思义，创造新的事物。在文化创意企业里，什么样的创新才算是成功的创新呢？我们认为，如果企业的文化产品既得到了社会热议、同行称赞、市场好评、品牌凸显、企业获利，同时又传递了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那么，这就是成功的创新。
毋庸置疑，任何一种文化创意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航天文化创意产业是在中国航天事业50多年发展所积累的航天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以航天事业积累的事件、历史、人物、故事以及工业遗存作为题材和支撑的文化创意活动。
作为高科技产业的代表，创新是航天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依托于航天事业的航天文化创意产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要携带更深、更广的创新基因。其创新的核心在于：对航天内容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和再提升，将有形的高科技技术与无形的人才创意力量有效结合，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与运用，对产品创意“一意多用”，创造出能给消费者带来心理上或精神上巨大满足的高附加值文化产品，最终实现企业的赢利。
1.1重大航天事件中的产品创新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航天发射逐年增加，呈现井喷态势，取得的成就更让世人瞩目。特别是载人航天，每一次发射都会掀起规模不小的航天热潮。对于企业产品创新来讲，这无疑是最好的时机，也是最佳的创作素材。
2011年9月29日，我国第一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天宫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于2011年11月、2012年6月分别与神舟八号、神舟九号飞船成功对接。
借助于“天宫一号”的发射契机，企业自主创新研发了“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航天互动科普体验舱”项目。体验舱外形接近真实的天宫实验室，采用4D动感座椅系统，配合高科技视听、互动和集成控制等多项技术。参观者只需通过操作桌面上的操控手柄，就可以真实体验到火箭发射、躲避太空碎片、太空维修、交会对接、安全返回等太空任务。震撼的发射场景，专业的任务指令，紧张的躲避环节，让观众在身临其境的体验环境中，尽享高科技带来的愉悦感。
航天互动科普体验舱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市场的热捧。在北京科技周上，体验舱项目成为全场最受欢迎的展品，参观者络绎不绝，等待队伍长达百米。刘延东、郭金龙、万钢等领导同志也走进体验舱内，亲身体验太空之旅的神奇。
应该说，航天互动科普体验舱是航天文创企业产品创新的一次成功尝试。它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模拟交会对接的过程，将严肃的航天事件变成普通百姓可以亲身体验的文化产品，使航天内容与娱乐体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次尝试为企业日后创造出更多受大众喜爱、市场认可的航天文化实体产品，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例证。
1.2重大展览活动中的产品创新
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之一，会展业成为带动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航天文化创意企业根据重大展会、主题展览的需求，围绕航天内容创新研发相关产品，提高产品创新速度，也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太空侠》是企业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为“太空家园馆”量身定做的3D立体电影，讲述的是小乌鸡皮皮在太空中的奇幻经历。世博会期间，作为“太空家园馆”的镇馆大片，该动画电影吸引了数十万国内外观众的目光。2010年9月《太空侠》成为中国大陆唯一一部入选第67届威尼斯电影节的3D动画影片，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
珠海航展是我国重要的国际性专业航空航天展，每两年举办一次，以实物展示、贸易洽谈、学术交流和飞行表演为主要特征。针对历届航展的不同需求，企业创新研发了形式各异的展品展项。2010年第八届航展上推出“卫星应用天地一体化沙盘”展项，沙盘直径7m，高2m，全面展示了卫星系统在通信、导航及遥感方面的应用情况。2012年第九届航展时，企业历时数月创新研发了三维动态十米长卷“航天，让人类生活更美好”展项。该展项运用3D动态影像，全面展示了航天技术在人类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此外，在2012年“中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航天展”香港巡展期间，企业设计实施的“中国未来载人空间站全息影像”展项，以新颖的全息成像技术演示了中国未来空间站的构型。幻影的画面结合音乐与解说，呈现出美妙的视听体验，让香港同胞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未来空间站的样子，成为此次航天展的一道亮丽风景。
2寓教于乐 传递正能量
我国的航天事业从起步至今历时50余年。50年间航天事业经历了坎坷与辉煌，也记录了一个民族的自强、自信与自豪。伟大的事业催生先进的文化、孕育伟大的精神。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之一。
以航天文化为背景的航天文化创意企业，势必要担负起弘扬航天文化、推进科学普及、传递正能量的责任和使命。
但是，今天青少年受众的阅读习惯已由过去的文字阅读为主，发展为读图为主，如何利用文化创意手段，让孩子们在轻松的环境下自觉自愿地了解科学知识，享受科学世界的乐趣呢？
秉承快乐科学、寓教于乐的创作理念，企业将一向被大家视为枯燥的航天知识、航天原理融入到互动体验项目及相关文化产品中，通过悬念迭起的航天任务设计、身临其境的太空环境渲染、以及生动活泼的卡通人物造型，激发孩子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在体验快乐获得自信的同时，积极地吸纳科学知识，享受科技世界的美好。
2011、2012年期间，企业研发的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神舟九号交会对接模型，就充分体现了寓教于乐的创作理念，让参观者零距离体验航天发射过程的同时，轻松地学习到航天知识点、了解航天专业术语。
此外，文化资源的跨界整合也是弘扬航天文化、传递正能量的有效途径之一。
2010年9月27日以“勿忘国耻、励志腾飞”为主题的航天科技成就展在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开展。展览作为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由“起跑”、“聆听中华的脚步声”“飞天圆梦”“太空出舱”等16个版块组成，详细介绍了建国来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和重大成就。期间，还穿插了观看航天立体电影、体验大型航天科幻舞台剧等文化活动。
圆明园航天展通过创意把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有机地融合起来，实现了跨界资源的整合。在圆明园罹难150周年之际，通过鲜明的对比，使参观者深刻体会到“国强则民强、国弱则园毁”的道理，起到凝聚民族士气、激发爱国情怀的作用，有效地传递了正能量。
3调整改进 谋求跨越发展
坦率地讲，我国的航天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晚，并且由于保密资质等原因的限制，使得许多文化创意企业难于进入航天与军工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因此，知名的航天文化品牌如同凤毛麟角，实体性的文化产品也远未形成规模，整个产业尚处于初级探索阶段。
但是，随着国家对文化创意产业扶持力度的加大，以及航天事业的井喷式发展，航天文化创意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最佳机遇期。处于产业变革中的航天文创企业，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改进，弥补自身不足，巩固发展优势，才能在产业发展的巨大浪潮中，顺势而为，取得跨越式发展。
3.1从作品观念向产品观念转变
众所周知，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是创意。对于创意人来说，一个创意就是一个作品，是具有个性化和差异化的独立作品。但是，对于文化企业而言，只有将一个具有经济价值、新颖独特的创意，迅速产品化，并实现“一意多用”，开发出多种类型的产品，延长产品链，才能够降低成本实现盈利。
3.2注重航天文化内容资源的挖掘
我国的航天事业发展了50多年，期间积累了大量生动鲜活的事件、历史、人物和故事。但现有的创意产品还仅仅浮于表面，热衷于对航天发射及领军人物的描述和表达，这些显然只是航天文化内容资源的冰山一角。加强对内容资源的深度挖掘，通过创意以不同的角度和形式加以诠释，创造出让人们可亲近、可消费、耳目一新的航天文化产品，是每个航天文化创意企业的责任，也是使命。
3.3强化科技与文化的融合
科技和文化是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腾飞的双翼。企业运用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可以提高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今天，中国市场正处于全面消费升级阶段，人们的文化消费已经由浅层次的消遣型、娱乐型向深层次的知识型、发展型、智能型方向发展。与新技术紧密结合的文化产品更能符合现代人的文化消费习惯。
3.4借力新媒体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新媒体所具有的多屏、移动、互动的传播特征和规律，带来了受众数量的激增，也创造了更多的文化消费需求。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航天文化创意产业，应加强与新媒体的互动与合作，充分利用好新媒体“跨平台、多屏幕、一体化”的传播特点，使其更好地为航天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刘逸帆.中国广播.不是创新，就是消亡，2013，6.
[2]沈炳忠，朱伟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对重大主题报道强化新闻表达的实践与思考，2013（7）.
航天技术的变化篇7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技）从2004年开始，开展了历时8年的“航天成本工程”建设（注：按照航天成本工程建设规划，2004—2005年为一期，2006—2008年为二期，2009—2010年为三期，2011年后为建立长效机制阶段，所以截至2011年，应为“历时8年”），组织完成17105个（注：实施项目数量和效益，以附表统计数字为准）成本管控项目，取得直接经济效益20.3亿元，而这一切，都是在确保国家航天型号任务圆满完成的前提下实现的。在“高”“精”“尖”的航天领域，面对材料、人工成本都在迅速上升和创新风险等不利局面，航天科技实施成本优化管理犹如在“钢丝上跳舞”。
重大战略转变
航天事业是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业，肩负着提高国防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使命责任，航天科技自1956年创建以来，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历程中，主要任务是掌握核心技术，研制与生产高性能、高可靠性的航天产品，完成国家重大航天工程，始终坚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一切为了成功”的工作理念。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国防费支出较低，我国的国防经费绝对数额和相对规模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在此形势下，国家对航天科技的考核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前的“全面完成航天工程研制生产任务”转变为“在全面完成国家航天工程研制生产任务的同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2004年，国务院国资委与航天科技首次签订了经营业绩责任书，明确了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现在调整为经济增加值，即EVA）、成本费用率、航天任务完成指数等4个指标，分别占权重的30%、30%、10%和30%，效益类指标共占经营业绩权重的70%。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马兴瑞提出，成本不仅是企业经济问题，更是国家战略问题，航天科技集团必须从完成军品任务单一目标，转变为既要全面完成航天任务，又要不断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上来。
然而，与一般企业不同，航天领域技术尖端、系统复杂、质量可靠性要求极高，研制过程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想要提高经济效益，首先就是要压缩成本。在实际工作中，航天工程的成本却面临着原材料上涨、研制过程反复等超预算原因和高端人才的人工成本较高等因素的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实施成本优化犹如“在钢丝上跳舞”。为此，航天科技突破传统思维壁垒，全面策划、部署并实施了质量与效益相统一的国家航天工程全面成本管理工作。
8年打造“航天成本工程”
航天科技从2004年起，启动了为期8年，从顶层设计、体系推进、全过程管理、文化建设、考核激励五个方面着手的“航天成本工程”，并随着外部环境形势的变化，就加强成本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之所以将加强成本管理的工作称为“工程”，并制定历时8年的三期规划，主要是考虑到三方面的情况：一是航天型号成本管理是一项具有全面性、复杂性的工作，涉及科研生产和经营管理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系统策划，统筹兼顾。二是成本管理上的重大变革，必然会对原有的管理理念、习惯、制度和方法等各方面产生冲击，遇到的障碍和阻力较大，需要由公司最高层发动和主导，自上而下，强力推进。三是采用工程化的整体推进思路，有利于统一各单位、各部门、各阶段的工作目标，做到有计划、有标准、有实施、有检查、有验收、有评价，责任落实，形成闭环。
顶层设计明确目标
“成本工程”启动前，航天科技开展了深入全面的成本多动因分析，通过采用座谈会、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各种形式，航天科技组织全系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航天工程成本管理现状调研，设计、组织了涵盖97个问题、从航天科技所有党组领导到关键岗位3000人参加、有效回收率为91.5%的航天工程成本管理情况问卷调查。通过调研、座谈、典型分析等多种有效手段，深刻剖析了航天工程成本管理的现状、存在的薄弱环节，查找出工作中存在的“成本意识不强、结构不合理、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不健全、管理基础薄弱”等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在国家航天工程成本形成过程中，航天工程方案论证和设计的成本，虽然大约只占整个工程成本的10%—15%，但是航天工程方案论证和设计将影响几乎所有的成本因素，锁定整个工程成本的60%—80%，必须要系统策划和优化航天工程的方案论证和设计、提高方案论证和设计的合理性和经济性，从源头做好航天工程全面成本管理；技术创新是系统性降低成本的根本驱动力，要加大投入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试验成本是航天工程研制成本中的最大项，一般要占到整个工程成本的40%—60%甚至更多，有效控制试验成本是航天工程成本管理的重点内容；生产制造环节涉及的成本要素众多、影响较大，物料成本一般要占到工程总成本的25%—65%，管理费用大致占工程总成本的5%—25%。航天工程方案论证和设计、技术创新、试验、生产制造以及物料成本和费用控制是航天工程成本形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根据对航天工程成本的分析，结合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航天科技充分发挥航天系统工程优势，完成了顶层策划并全面启动了航天成本工程建设。充分发挥航天科技在系统工程管理方面的优势，坚持系统工程思想，树立价值管理的理念，系统策划，制定了全员参与、全寿命周期受控、全要素管理的全面的、针对性很强的航天工程项目全面成本管理总体方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航天成本工程建设指导意见》，明确了“坚持全面成本管理与圆满完成国家航天工程任务相统一”的成本效益观和指导思想，明确了“2010年初步建立质量与效益相统一的国家航天工程全面成本管理的有效模式，实现国家航天工程质量与效益的协调统一，促进国家航天工程研制任务的圆满完成”的目标，并对航天成本工程进行了三期8年的规划，明确了各期的目标和工作重点。
航天技术的变化篇8
【关键词】航天企业 战略规划 思考
一、我国航天企业的现状
我国的航天事业起源于五十年代中期，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建设改革，逐步形成较为齐全的航天科技队伍。航天企业不同于其他一般企业，从经营方向看，它是专门为我国国防建设服务的，提供装备和技术支持的工业部门，不过如今的航天企业也逐步转向面向全社会，实现军民结合。从企业方向来看，航天企业大多是高科技的大中型企业，统筹多门学科，以追寻最新高科技为目标，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高科技保障。从经营方式上看，航天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生产产品一般具有风险高、程序复杂、垄断性强等特点，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从经营环境上看，由于航天企业的特殊性，工程设施的需要，地域分布十分分散，一般都分布在沿海三线较落后的地区。最后因为我国航天企I一般都是传统国有企业，深受传统观念影响，在经费和业务上都是被动等待，不懂如何在市场潮流中站稳脚跟，没有意识到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性，造成航天人才流失严重。
大多航天企业对战略规划工作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深刻，无法做出正确有效的理论指导。因此，航天企业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航天科技新体系，抓住机遇，大胆创新，是推进我国成为航天强国的重要步骤。
二、影响航天企业战略规划的因素
（1）政治法律环境。对航天企业战略发展规划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法律大环境。航天企业的发展方向与决定、理念与产品都应根据当下的国际政治形势、军事情况而制定。同时根据我国国防政策和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发展需要，以军民结合的原则制定企业战略。
此外还受我国与美国等大国之间的关系、货币政策调整、我国税法变革等因素影响。
（2）我国经济环境。航天企业发展战略制定要依据当前国家的经济条件，企业所在地区的经济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和通讯条件、能源供给情况、商业分布等对企业战略规划也是对企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十二五”期间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措施为航天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3）技术水平。科技发展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生活及生产方式。但是由于航天技术较为特殊，使得技术交流方面存在一定困难，航天人才也十分短缺。在规划企业发展战略时，既要考虑到现有的资源配置，又要加强科技创新，处理好战略成本与科技水平间的关系。
（4）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类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航天人一般都具有吃苦耐劳、乐于奉献、勇于拼搏的精神，具有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和爱国情怀，我国的航天精神以“独立自主、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为代表，航天企业应大力提倡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增强航天人的企业认同感。
（5）企业微观环境。除了国际国内的大环境影响因素外，企业自身的微观环境对企业的战略规划也十分重要。一般从行业竞争情况、企业性质和优势、消费者需求、合作商及利益集团等多个方面考量，分析企业的不足，准确的制定适合每个企业的战略规划。
三、航天企业战略规划的思路
航天企业的发展战略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大点，即面向市场发挥优势，航天为本综合发展，科技创新管理进步，质量制胜高效规范。
（1）军民结合，发挥自身优势。航天企业可以从军民结合的方向规划企业战略，这是航天企业的独特性。将军品的生产和科研发展放在首位，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配置，使航天企业的各方面优势的利用和发挥实现最大化，促进企业与国家、物质与精神的双赢局面。
航天企业还需要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树立市场竞争观念，将竞争观念摆在企业战略的明显位置，强化经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努力寻找自身出路。在保证科研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将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市场经营上来，做到自立自强，创新拼搏，发挥企业最大的优势，在世界航天领域占据一席位置。
（2）实事求是，树立全局观念。企业应先全面了解和分析自身的发展情况，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系统客观的规划发展战略，使其能够协调企业各方面，具有可操作性，不脱离实际又有一定风险和竞争力，保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
企业战略的规划还应与国家经济发展，地区实际情况相适应相结合，创造良好发展的大环境，减少企业经营风险。
（3）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时展浪潮不断加快，航天企业也要紧跟上步伐，实现管理创新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综合创新型发展战略。在内部应不断革新管理思想和制度，降低运行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变为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对外要注重信息的吸收与共享，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吸取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的航天科研技术，根据时展的要求革新产品理念，创造具有竞争力的航天产品，增强我国的世界影响力。
（4）挖掘航天人才，创造人文环境。人才是任何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航天企业对人才的要求较普通企业相对更加严格，企业要制定长期高效的培训和指导课程提高现有人员的知识和素质水平，并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与理想的报酬来留住人才，展示自身健康鲜明的企业文化来吸引人才，形成积极向上、有秩序有竞争的良好文化环境，为我国的综合实力发展、经济水平提升培育更多优秀高质素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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