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范文
时间：2023-12-19 17:29:19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1
关键字：社会工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353 文献标识码： A
一、社会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与结构较为单一，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往往会采取应急式管理，“以事务为中心”的管理只能解决表象问题，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并达到逐步预防的效果。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看，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更大的理论空间，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能够直接运用的方法很少。
1.助人为乐
以“助人自助” 的价值理念在我国发展起来的社会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理念相得益彰。社会工作是一种补救性工作，同样也是预防性和发展性工作，其平等、尊重的理念和合理调动各类资源达到助人目标的机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的人文关怀意识充分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想信念教育为社会工作方法在高校的的开展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社会工作又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性强的专业方法；社会工作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将受助对象范围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则可以利用社会工作方法资源整合的功能将教育理念细化深入到每一个学生，使个体在足够的资源中得到共性兼顾个性的全面发展，高校自身也可以获得更大的社会支持网络系统。
2. 个性尊重。
每个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主体性，都具有被尊重的需求。社会工作价值理念要求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尊重案主，这也是助人自助活动开展的基本前提。尊重的理念同样适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尊重的理念既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理念，也是新时期大学生日益高涨的自尊意识和主体意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呼唤。审视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往往缺失了对学生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得不到培养，主体性得不到发挥；大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尊重、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无从培养；大学生的现实需求得不到重视和满足，全面发展的愿望也就难以实现。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贯彻尊重的理念变得尤为重要。贯彻尊重的理念就是要尊重大学生的主体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要真正明确大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使他们真正能够以主体的姿态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活动，发挥主体性作用。贯彻尊重的理念就是要尊重大学生的个性。个性是人才培养的灵魂，发现和培养学生个性、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教育者要确立个性教育的思想理念，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运用个性化的教育手段，组织设计和开展教育活动，满足不同的需要，促进大学生个性的发展。
3. 平等互动。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既是一个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引导、影响的过程，也是一个受教育者的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教育者的这种主观期待的实现和受教育者真正的得到发展是双方共同遵守人格平等的价值理念，平等交流、亲切沟通的结果。在教育实践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营造一种和谐友好、无拘无束的教育氛围对教育目标的实现非常重要。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者与工作对象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社会工作要求社会工作者“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工作对象，尊重他们，承认他们的权利”，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强调工作对象的平等性，尊重他们本身的人格尊严、情感和能力，承认他们作为合法公民所应当“享受社会所提供的各种机会和资源”宏观上社会工作理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机制和模式，有利于广大思想想政治教育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形式与手段：社会工作平等、尊重的理念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以平等的姿态与学生进行交流与互动，按照学生的心理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广大学生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模式，将高校 “以学生为本”的宗旨和思想政治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的方针落到实处。微观上，社会工作方法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境界：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借助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一方面帮助学生正确的认识自我，进行团队培训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自助与助人；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的应对各类突发性事件，积极面对社会竞争、就业压力等现实问题，达到社会工作自助的目的，同时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境界。
二、探索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引入社区工作方法
社区工作是以整个社区及社区中的居民为服务对象，通过组织社区成员的集体行动，使社区成员在参与过程中建立对社区的归属感，培养和发扬社区居民互助精神为追求，调动、利用社区资源，预防和解决社区问题，共同探讨如何推动社区事业平衡发展。从高校自身的规模与结构来讲，其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社区，管理学生并为学生服务。在这一基础上将社区工作的专业方法运用在高校社区中，能更加积极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深入的开展。社区工作方法以学生社区及学生整体为主要工作对象，协调学生社区内的学生个人、群体与学生社区之间的关系，调动学生社区内外资源，满足学生个人与群体的需要，促进学生社区的综合发展。社区工作通过组织学生有计划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解决学生社区问题、科学的整合学校以及社会资源。首先通过高校的教育改革和与时俱进的文化建设、服务管理等方式，建设学生社区组织，培养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归属感。其次，以建设好的学生社区的各种组织为载体，深入了解社区中不同学生群体的需求，针对学生社区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利用社区组织进行及时解决或预防。调动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意识，对于学生个体来讲，也达到了助人的目的，这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相得益彰。 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结合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以平等的姿态与学生进行入情入理的的交流，不但使学生自愿的接受教育，并且在尊重、认可、理解中可以得到得到更好的教育。社会工作三大工作方法的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无论是宏观的层面和微观的层面上，都能及时的发现问题预防问题，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
三、在网络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界定
1. 大学生网络思想道德意识,教育大学生知荣辱网络是人的活动场所,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不仅应当体现在现实的社会行为中,同样应该体现在网络行为中。要教育大学生充分认识到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的区别和联系:区别一在于网络道德的自主自律性。网络社会中的道德不同于传统道德,主要依靠舆论监督、导向作用来约束和规范网民个人行为,要以网民的独立自觉,“慎独”“慎初”“慎微”作为基本的道德自律的逻辑前提。因为网络的虚拟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隐身的,对一些错误甚至不法的行为缺乏有力的惩戒措施,所以道德自律就愈发显得重要。这样,也只有将道德意识、道德行为、道德习惯提升到道德信念的层次才能更加科学有效地规范和约束网民的网络行为。区别之二则是其多元兼容性。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不同种族、不同国界、不同信仰、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立场的人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产生碰撞、摩擦、冲突。所以必须教育青年大学生充分认识网络道德的特点,教育其把握网络交际的规律和尺度,明是非,知荣辱。2. 加强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教育,提高大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在较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大学生作为受教育者只是无条件地吸纳、接受、认同既定的主流道德价值、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因此,基本不涉及道德判断能力教育问题,更谈不上是非辨别能力教育。而今,网络开放性与兼容性并存,各种信息包罗万象,“一人一媒体”的现象广泛存在,这样加强大学生对是非、善恶、美丑的道德判断能力教育必要且迫切。3. 提高大学生的网络自我控制能力,养成健康的网络人格大学生心理的不成熟和不健康是构成其网络中行为失范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结：
引入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结合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以平等的姿态与学生进行入情入理的的交流，不但使学生自愿的接受教育，并且在尊重、认可、理解中可以得到得到更好的教育。社会工作三大工作方法的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无论是宏观的层面和微观的层面上，都能及时的发现问题预防问题，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
参考文献
[1]廖鸿冰.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在高职院校学生工作中的运用[J].当代教育论坛，2008（4）.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2
关键字:政治文化 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 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性行为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 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3
一、基本情况
随着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深入开展，我市政法机关在领导班子的组织和带动下，认真学习十七大会议精神，特别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专题学习，积极探索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一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开展政法工作。政法机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处理好各项工作不协调发展的问题，积极做到统筹兼顾，使政法工作深入开展。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综治模式。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改革创新，创新综治工作模式。先后在各治安责任区成立了信息维稳中心，在综治工作建设基础上，总结经验，出台了规范化建设工作意见，在全市全面铺开，推进综治工作。三是以维护稳定为要务，建设和谐社会。政法机关始终坚持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第一要务，切实抓好防范和处理问题、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和重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四是以协调动作为抓手，推进政法工作。政法委主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开展排查治安复杂地区（部位）和突出治问安题，及时反映情况，重点抓好禁毒斗争、铁路联防、打击非法传销等方面，组织开展联合整治行动。五是以执法监督为重点，促进公正执法。政法机关主要协调案件、执法检查、督导处理的方式，深入开展执法监督工作，促进了政法部门公正执法。六是以增强改革意识，促进经济发展。政法部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增强改革意识，尽快把旧的思想，旧的观念更新过来，用改革的思想指导实践，使每项执法活动都能适应社会变革，推动经济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下企业的创业发展过程中，对政法各机关司法实践中执法方式方法提出了新需求，在为经济发展服务过程中，存在些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法机关干部对经济方面的知识理解还不是很透彻。
二是政法机关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缺乏执法为民的观念。一些政法机关人员中对执法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牢固树立法治思想，缺乏法律至上的意识和执法为民的观念，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理解不深，没有把执法作为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履行“三大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的高度来认识，没有深刻认识到执法是政法机关的生命线，思想观念陈旧，工作方法简单，视执法为一般业务工作。
三是一部分工作人员，越权执法，。有极个别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越权执法，执法搞创收，以案谋钱，以证谋钱，为已谋私利等等。
三、解决措施和建议
(一)作为政法机关人员，一是必须加强努力对经济知识方面的学习，熟悉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二是必须认真研究经济体制、管理方法、运行机制、分配形式等方面的变化带来的治安新情况；三是必须深刻了解新形势下法律调整的对象和依法需要保护的各种经济关系；四是必须深入到改革第一线去，贴近基层，贴近服务对象，掌握服务的主动权。
(二)政法执法部门要不断改进改善，就是要不断改进管理方式和方法，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公证律师工作，要进一步完善，要办好乡镇法律服务站，开展承包、租赁、金融、房地产开发、涉外经济合同公证业务，更积极主动地为国营大中型企业，重点骨干企业和农村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检察、审判机关要摒弃“等案上门”、“坐堂办案”的旧例法，改革作风、走出机关、深入基层、主动介入、就地办案，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直接、更切实的服务。
(三)政法执法部门要全方位、多渠道、高质量地为社会发展效力，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执法活动中，既要看准方向，恪守原则，依法办事；又要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灵活处事，该放宽的大胆放宽，该管严的切实管严，没有把握的可以进行试验。对支持保护什么，区别分清什么，调解疏通什么，方便简化什么，改善改进什么，都要有一个明确态度和可行措施。
(四)增强不断改革自身意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法工作自身改革的力度也要加大，要通过行政的、法律的程序，清理和修改一切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完善，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旧的执法观念，旧的规章制度，旧的政策法律。
(五)作为执法部门要正确分清经济活动各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和原因。就行为来讲，要分清四种性质：把搞活经营、发展经济、扩大流通同投机倒把、走私贩私区别开来；把经济合同纠纷同故意诈骗区别开来；把在经济交往中正常的应酬同谋私利、贿赂、腐蚀干部区别开来；把在扩大企业自以后，干部、职工的合法收入同侵吞国家集体财产的违法行为区别开来。就原因来讲，要分清三大界限：罪与错的界限；罪与败的界限；罪与风的界限。对没有触犯刑法的，都不准当成犯罪来处理。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4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2]、李传柱，《"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及研究意义》.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2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5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全国、全省、全市、全区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总体要求，以“和谐平安·科学发展”为宣传主题，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的方针，整合宣传资源，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注重宣传效果，努力营造浓厚的综治工作舆论氛围，激发广大师生员工参与热情，促进综治各项工作服务措施的落实及和谐平安校园建设活动的深入开展，切实维护校园的安全稳定和谐。
二、宣传内容
1、宣传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和全国、全省、全市、全区政法工作会议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重要部署要求，使综治工作方针、政策进一步深入人心。
2、宣传中办、国办转发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省人大常委会修订的《江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以及市委、市政府下发的《关于突出践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和谐平安建设的意见》、《赣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限期整改、黄牌警告、一票否决暂行办法》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精神。
3、宣传政法、综治和教育部门突出践行科学发展观，积极履行服务职能，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要求，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增强师生安全感的情况，特别是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化解矛盾，维护群众利益的成效。
4、宣传我区、教育局、学校（单位）党政领导认真履行综治领导责任制、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成效；宣传我区、教育局、学校（单位）党政领导及政法干警、综治干部、教师积极投身综治工作的先进事迹。
5、宣传“建设和谐平安校园”活动开展以来的主要成效，特别是政法部门开展严打整治斗争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以及建立、完善和谐平安建设长效机制的情况。
6、大力宣传见义勇为先进人物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先进事迹以及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群防群治工作的动人事迹。
7、宣传教育系统、各校（单位）、区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及平安建设，进行齐抓共管的情况，特别是基层在综治工作中创造的典型经验。
8、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师生法治意识、法治观念。各校（单位）要根据《**区教育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重点宣传与师生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师生员工的法律观念和防范意识。利用多种宣传途径揭露犯罪手段和骗术，提高师生员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三、宣传形式
1、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新闻媒体的宣传主阵地作用，努力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2、通过召开教职工大会、主题班（队）会、专题讲座、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悬挂宣传横幅、条幅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
3、利用宣传栏、黑板报，发放宣传单、宣传画册，举办图片展、成果展，以及文艺演出等形式，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提高师生员工的知晓率。
四、主要活动安排
1、3月上旬，各校结合各自的实际，开展以“和谐平安·科学发展”为主题的班（队）活动，举办黑板报比赛，宣传综治工作中的先进典型和综治工作精神。
2、3月中旬，各校邀请政法干警和本校的法制副校长举办法制专题讲座，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3、3月下旬，各校开展以“和谐平安·科学发展”为主题的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宣传与师生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师生的法治意识。
五、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校(单位)要加强对综治宣传月活动的组织领导，认真制订活动方案，精心组织，开展有特色的宣传活动。要以“和谐平安·科学发展”为主题开展综治宣传教育活动，严密组织，精心实施，及时完成，并做好详细记录和留存图片资料。
2、多措并举，创新形式。各校（单位）要充分利用宣传栏、黑板报、发放宣传单、主题班（队）会等形式，突出宣传综治工作、平安建设的新理念、新要求、新动态和新成效；各校（单位）至少悬挂一条以上宣传标语。
3、广泛动员，齐抓共管。各校（单位）要充分发挥法制副校长和政法综治部门的作用，加强联系，积极参与、配合相关部门开展综治工作，提升师生安全感；要发挥媒体作用，大造舆论氛围，形成声势，增强宣传效果。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6
【关键词】 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政府发展
一、引言
民族行政文化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长期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为公务员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团体意识、态度、情感倾向、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等的总和。由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导致了该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云南省滇西地区包括德宏州、临沧市、大理州、保山市、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七州市，而民族自治地方有傣族景颇族自治德宏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虽民族众多，但主要以白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藏族和纳西族为居多，各民族千百年来，地域相邻、杂居为生、互相往来，因此，历史文化有一定的共性，本文以大理白族地区的行政文化为调查对象，以发放调查问卷、个别访谈、走访公务员等田野调查的形式，试图分析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建设良好行政文化，实现政府又好又快发展的初步设想。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大理白族自治州5个县市，分别是d市、r县、h县、w县和j县，共824名政府公务员参加了调查，发放问卷824份，有效问卷822份，其中汉族227人、白族548人、回族29人，彝族18人；他们当中中共党员759人，共青团员27人，民主党派22人，群众14人；具有大学文化及以上的有649人，占79%，中专（高中）文化115人，占14%，初中文化58人，占到7%。WWw.lw881.com
2、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施测时间为2010年8月15-26日，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另外，还采用了个别访谈法，走访乡镇公务员等调查方法。
3、问卷统计结果
在调查中发现，公务员对政府存在的目的的观点中，有59%的人认为政府存在是为了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仅有2%的人认为是为了统治人民和维护官僚阶层的利益，还有10%的人肯定政府有抵御外国入侵的职能；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工作的基本理念上，44%的公务员非常赞同，35%的公务员表达赞同；对本地政府的管理工作，81%的人员表示坚决拥护本地政府，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印象还可以，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态度很矛盾，只有1%对本地政府持反感情绪。
行政主体分别描述了自己对法律、法治及公平的看法，意见和看法不尽相同。59%的公务员认为法律是广大人民根本要求、根本利益、根本愿望的体现，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应该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64%的工作人员肯定本单位的领导者非常重视对员工的教育培训，所在的机关一般对员工进行培训教育，每年平均有4-8次，但同时又有58%的人认为所在机关的学习风气一般。
三、研究分析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是中国当代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总体上来讲，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具有当代中国主流行政文化的部分特征，但是，同时由于少数民族拥有更大的自治权、特别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原因，导致了民族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安于现状、易于满足的保守思想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影响较普遍，特别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中这种思想很有市场，如果政府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抱着这种态度不思进取，不求上进，那么政府发展是没有可能的；二是原始平均主义观念影响尚有，使政府机关内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利益分配不是以工作绩效和贡献为标准，而是以出勤率、职务级别等为根据。结果是激励机制失效，人们的积极性严重受挫，政府活力下降，政府体制走向僵化；三是缺少开拓创新、勇于竞争精神，“等靠要”思想严重。这种观念对当前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影响特别大。四是带有“官本位”和“权力本位”色彩浓重，独断专行、家长制、长官意志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传统行政文化中根深蒂固。“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在民众头脑中一直留存，法律、法治等观念淡薄。
四、研究结论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重塑与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笔者根据政府发展理论，结合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提出建设三种现代民族地方政府发展的模式，来加速当地民族地方行政文化的变革，并且促进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发展。
1、创建参与式政府模式
所谓参与式政府模式是指政府通过创设制度化的、开放的参与渠道和机制，有效吸收社会公众和政府内的普通工作人员参与行政过程，从而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行政水平不断改善的政府管理模式。参与式政府模式是参与式行政文化的应用和实践。在滇西民族地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总体上属于臣属型行政文化，但公民政治文化已经萌芽，少数民族理性的政治参与开始觉醒。因此，建设参与型政府模式，让更多的本地民族精英、人才参与进来，真正实现行政民主化，改善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相对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
2、建设法制政府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较大进步，《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关于保障一切散居少数民族成分享有平等权利的决定》和《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等各种民族法制实施状况良好，但仍有一些问题。摆脱人治文化的束缚，树立起现代法治文化所要确立的“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确立新型的法律关系，完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创建学习型政府
建设学习型政府是搞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建设和政府发展的根本途径。所谓学习型政府是指通过建立完备的学习机制，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而形成的，善于获取知识、传播知识、创造知识，进而自觉应用知识于行政活动之中，最终以提升行政管理效能为目的的政府组织。在滇西地区，教育培训相对落后，公务员队伍当中，仍有部分高（中专）以下文化水平的职员，他们对最新信息的学习和吸收仍有较大困难，如不会操作电脑等，因此，在滇西民族地方政府，创建学习型政府，能及时了解新趋势、新机遇、新观点、新知识、新信息等，改善政府以决策能力为核心各项能力；培养了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官员和普通工作人员的新型的行政文化精神、行政道德观念、行政心理习俗；学习型政府中的那种鼓励创新、竞相创新的文化氛围，会促使政府不断突破陈规陋习，在思想观念上、行政技术方法上、行政体制上获得改革和创新的不竭动力。行政文化观念的不断更新，行政技术方法不断现代化，行政体制的科学化、合理化，从根本上促进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从而有效地促进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又好又快的发展。
中国
【作者简介】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7
一、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必须重新全面认识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并明确领导干部也属于国家法律工作者。
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问题，是我们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不可回避、也必须弄清的问题。本文认为，要说清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必须首先明确领导干部这一概念。
由于领导干部在社会职业分工中的归类，并不象工人、农民、教师、医生那样独立。因此对“领导干部”这一概念的涵义、及其包括的范围，不仅经常与“国家工作人员”交叉混同，而且我国法律至今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表述。由于我国在党的十四大以前长期政企不分、政（府）事（业单位）不分、政（府）社（会团体）不分、党政不分，不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干部，各级党组织中有一定级别的党务工作者当然是干部，就连事业单位中有一定级别的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者、企业中有一定级别的管理人员、甚至各类社会团体中的工作人员也是“干部”或“领导干部”。这样不仅形成了实际生活中的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中心的庞大的“干部”队伍，而且也就形成了将那些靠国家财政拨款而获得行政经费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即有国家组织人事部门管理、拿固定工资的人员，统称为“干部”的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所形成的政府职能转换，使人们对于“干部”这一概念的认识，由模糊到今天相对清晰了。这不仅因为各类社会组织，及其各类社会职业人员，通过改革，十分明显地改变了各自在社会中的地位，绝大多数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非专职党务工作者，不必再套用干部编制的行政级别，也可以体现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而是在逐渐恢复和建立的各级各类职称制度中，各归其位；而且也因为我国法律文件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概念的范围，规范得越来越明确。“领导干部”与“国家工作人员”在范围上虽然有重叠交叉，但公务员制度的确立以及82宪法、97刑法中对国家工作人员概念的明确，使我们对领导干部概念的内涵、外延也就越来越清楚了。因此本文所称的领导干部，就是既包括依法选举、任命或其它法定程序产生的，并依法执掌国家政权的具有一定级别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中的专职党务工作者和与我国政治体制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团体（如政协、工、青、妇）中的公职人员；还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具有公职的管理人员和专职党务工作者。而不再包括不具有国家公职的企业管理者及事业单位和非政治性社会团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已成为不争的实际情况。
就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而言，在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后，我们就必须认识到，领导干部不仅仅是党务政务工作者，是而且必须是国家法律工作者，虽然对此还未达成共识。十六大文件中第一次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列入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提出党要“坚持依法执政”的命题；本人理解，这进一步强调了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本文所指领导干部所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涵义，在社会分工中并不与专职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相同，也不与社会法律工作者如律师，仲裁员等相混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是专职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其法律地位是由其具体法定职权决定的；律师、仲裁员等是依法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而党政领导干部是行使国家政权和共产党执政领导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领导干部之所以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使命，要求领导干部除了会使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治理社会、管理国家以外，还必须同时学会使用法律的手段，服务于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同时，我国的法律法规规章都是领导干部直接参加制定的。所以从本质上讲，领导干部是来源于人民，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以及国家法律监督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由于领导干部身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项具体工作的第一线，因此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并清楚地认识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表现为既具有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务政务工作者的身份，又具有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
只有明确了此，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矜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论断落到实处。
二、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与其国家法律工作者地位相适应的法律意识。
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领导干部在其法律地位上的双重身份必然要求其树立与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相符的，以及与其自身所处法律地位相称的法律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意识必然成为与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生理心理素质等诸多基本素质同等重要的，也是必备的基本素质。
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律意识从内容上看，包括诸多方面、诸多层次。但本文认为，领导干部主要应具备的就是现代法治观念。因为现代法治观念是法律意识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思想观念。现代法治观念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与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有严格的区别，而且与人治、德治观念的本质区别有严格的界定。若我国的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以现代法治观念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则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就更加完整，结构也更趋于合理。反之，不仅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不完整，结构不合理，而且我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目标也难以实现。
（一）领导干部应树立与人治相对立的现代法治观念。
现代法治是一种以广大人民利益为依据的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现代法治观念，必须区别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不同。二者的对立，不是表现在是否承认法律运行中人的因素，或者说，不是在于认为是以法律制度为尺度，还是认为以人的意志为尺度进行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管理。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界限，或称本质区别在于：从主体上看，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是众人之治，还是一人或少数之治。具体表现在是民治，即以民众为主体，治国治社会；还是治民；即以官吏当权者为主体管治民众。现代法治观念是民主政治的反映，即主张在民不在官；而人治观念则认为治国之道是为官当权者的个人专制，官僚之治，即在君、在为官当政者而不在民。由于现代法治的依据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意志；而人治的依据是少数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因此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分界线就表现在：当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过程中，遇到法律制度的适用贯彻，与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发生冲突时，现代法治观念主张将法律制度的贯彻，高于与之冲突的个人意志和利益。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领导干部，就敢于和善于以牺牲其个人利益为代价，来维护法律制度的尊严；而人治观念则主张为维护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可以变化法律制度，持人治观念的为官当权者，可以将自己或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和意志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有为官当权者的特权。可见现代法治观念与依法治国的要求相符，而人治观念是权力腐败的思想根源。
由于法律制度自身具有的特性，即其要由人来制定，由人来操作运行，这也就决定了领导干部在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才能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依法治国的目标相统一。因为现代法治要求，“有法可依”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为客观依据而立法；“有法必依”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做到依法办事；“执法必严”是领导干部必须率先自觉地严格执法和遵从法律制度的约束；“违法必究”更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依法追究违法特权，并且要放弃和深究自身的法外特权思想，同时依法严厉追究并所有违法行为。只有领导干部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达到了上述要求，才能使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互协调，使依法治国的进程少一些障碍，多一些动力。
（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
现代法治观念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因其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表现为依法行政。党的十五大以后，全国的执法工作者和法学理论界经过研讨，已就“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达成共识。依法行政是依法办事这一现代法治的核心，在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中的具体表现。
“依法行政”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为了限制专横的行政权，行政法从诸法合体状态中分离出来后，逐渐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过程中。我国没有经历过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三权分立式的结构。但是，由于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集权，因此我国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大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着事实上的行政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因而实际存在着“专横的行政权”。所以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有长期的反对封建特权和“专横的行政权”的重任。领导干部要确立的现代法治观念，必须统一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上来。从现代法治的要求上看，无论什么政治性质的国家，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都有依法规范其国家法律工作人员行为的问题。只有我国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全体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依法执政的观念和能力，并且其依法办事的行为不仅受到国家机关之间、党政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受到公开的社会监督和违法后法律制裁的约束，我们国家才有现代法治可言。我国的领导干部若只知“教育”群众如何依法办事，而自己不树立现代法治观念，不具备依法严格约束自己、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的意识和能力，则我国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只能停留在空洞政治口号水上。
（三）领导干部应树立依法为国家进行法律服务以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观念。
现代法治最终表现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法律规范施行和适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自身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的基础上，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即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形成有序化的状态，即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秩序。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还必须同时具备依法为国家服务的法律意识。因为按现代法治的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依法享有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责任的承担，必须有依法制约公共权力的法律秩序。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共权力，是凝结着全体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也必须有法律上的界限，不能是无限的，更不能公权私用，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领导干部必须明确自己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不仅仅是治理国家，调控社会的工具，而且更是服务社会，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享有自己权利的手段之一。领导干部不仅是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管理者，而且是依法办事的社会服务者，和与其职权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承担者。我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与上述现代法治要求相一致的法律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形成才有希望。
三、领导干部树立与其法律地位相适应的法律意识，是个长期的系统的，也是艰苦的主观世界改造的过程。
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政治、经济领域相应的革命性变革，更要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因为，从古今中外社会变革时期，当权者观念意识的转变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制度的反作用所形成的经验教训看，进行社会变革的系统工程中，只注重制度建设，不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是不行的。因此，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大目标的要求下，必须注重主观世界的改造，积极树立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相一致的现代法治思想。只有这样，法律意识才能逐渐成为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领导干部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1、向邓小平同志学习树立公民意识。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我是一个中国公民，这为我国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作为具有党务政务和国家法律工作者双重身份的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我是中国公民”这样最基本的法律意识，才能摆脱因职务、地位等政治的、官场的特殊性所形成的不平等观念的束缚；才能将上述民主政治、依法行政、依法服务和承担法律责任等观念，统一在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上；也才能具备“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思想基础。
2、要加强法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弄清自身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行使公权力和享有私权利的法律上的限制。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懂得了自己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权力，不仅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而且是有限的；这种限制不仅是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更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公民权利对公权力的监督；这种限制尤其对领导干部个人作为普通公民的私权利的享有和其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严格加以限制，才能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不谋私利。
3、领导干部必须从思想上明确，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一致性。目前我国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感是很强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领导干部，尤其是长期做党务工作的同志，几乎没有想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要求的法律责任与我党的宗旨所确立的政治责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甚至有不少人，头脑中只有政治责任意识，而没有法律责任意识。因此，领导干部只有树立了与依法治国方略相一致的法律责任意识，才能真正完善自身的基本素质，也才能为完成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使命做好充分的准备。
综上本文认为，领导干部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应当属于与其职务职权相应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因此必须具备以现代法治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只有这样，领导干部才能对全社会发挥出应有的示范、带头作用，从而为促进全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提高，为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条件。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机关一、引论
据法律治理国家。我国法治思想最早产生于奴隶制末期和封建制初期，以商鞅、慎到、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法治的内涵与外延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对法治的认识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韩非等人倡导的所谓“法治”，是指帝王所制定而严令臣民遵守的统治手段。在封建社会时期的所谓“法治”，是指以“天条”维护封建君、臣、父、子纲常伦理的特权。在资本主义时期，法治是反对封建特权的有力武器，但同时又是维护私有制、维护以财产为社会成员等级身份的法宝。但法治毕竟是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产物。我党虽然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一直重视法制工作，但对法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在建国初期，同志的治国方略是专制加若干民主，法治长期被理论界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期间虽然在“评法批儒”，表面上颂扬法家，实际经历了十年的无法无天。1979年1月26日王明礼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人治和法治》一文，拉开了“人治与法治”大讨论的序幕。①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1979）64号文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的概念，明确了法律、司法权威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据说该文件在两高征求意见时，有关人士非常欢迎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但建议最好由学者提出，以避向党要权之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说，我入党50年，这是我看到过的有关民主与法制的最好的党内文件。②此后，彭真等个别国家领导人强调过依法治国，但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在1984年再版的《法学词典》中，对“法治”开宗明义的解释仍为：“某些剥削阶级思想家主张严格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思想”。③90年代在法学界仍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能人是否需要特殊保护”的大讨论。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序言。20__年11月8日，××××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及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目标，进行了深刻、全面的论述，翻开了我国法治的新篇章。④
社会主义法治，是指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前提下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实施，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模式。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是在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前提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全新的概念：首先从立法上，是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公有制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立法，这是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立足于私有财产立法的经济基础；从政党体制及政体上，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及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受控于财团、三权鼎立的政治基础；从执法上，我国的司法官员是国家公务员，不是政治平衡妥协的产物，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官员是所属政党代言人的执法立足点；在法律适用上，“三个代表”是根本指针，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是最终目的，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财产决定身份导致的事实不公终极目标差别。
理念,即理性、系统的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前提下，理性的处理党政关系、关系、立法、守法、法律实施等一系列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理想、思维模式。理念有自觉主导人们思维方向、行为方式的作用，是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哲学化、理想化的意识。不同的理念，对同一个问题会形成不同的认识，处于不同的立场，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从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法队伍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意义，就是要求政法干部队伍深化对社会主义法治深远的政治意义、及长远的战略意义的认识，提高执法水平及能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人民民主、巩固国家政权、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坚实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我国长期以来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法（党权与司法）不分、政 法（政府职能与司法职能）不分、公私（公权与私权、公有与私有）不分。由于缺乏正确的治国理念，关系不清，治国方略长期左右摇摆，政治运动不断，政策长期代替法律，朝令夕改，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深刻的历史教训，使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步认识到了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政治文明的重要意义。
文明的定义，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人们所见到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现象的总体。⑤政治指政府、政党、社会团体、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⑥主要指与政权治理有关的活动。政治文明主要与政治野蛮、独裁相对应，各国的意识形态不同，对政治文明内涵、外延的理解不同，所以定义也不同。但对法治属于政治文明的内涵之一，属基本统一的共识，因为法治是排斥个人独裁、野蛮政治的。政治文明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危，也关系到公民的安危。法治可以通过正常选举解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通过民意理性的处理政府换界过度，防止因国家领导易人产生动荡，有效防止将国家的安危寄希望于个别人。邓小平同志曾深刻的说：“将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个别人身上，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现象，还是法治靠的住”；法治又可以有效防止将个人安危寄希望于圣人治理的国家。威廉一世基于战绩的骄傲，站在自己行宫的顶端欣赏自己王土的美景，却被一座破旧的老磨房挡住了视线，他下令拆除，遭到磨房老主人的拒绝，出钱赎买仍行不通，一怒之下，威廉一世下令武力拆除。磨房主一纸诉状将威廉告到法院，普鲁士最高法院判决国王败诉、赔偿损失、在原址重修磨房。“法律既然结合文秘家园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所以一个人，不论他是谁，擅自发号施令就绝不能成为法律”。⑦法治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而不是个人随意发号施令，随时有可能将任何一个公民陷于危险的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替、党政关系、依法执政、政企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是长期存在于我国的敏感的问题、必须基于法治理念才能厘清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前提，而依法治国又是理性治国的基础。1982年，我国宪法正确处理了党法关系，此后在逐步理顺党政、政企关系。但我国的人权问题从1983年解禁到1991年才正式开始系统研究，⑧孙志刚的无辜惨死，才促使我国为控制盲流、维护社会治安的收容制度，改革为对弱势群体人性化服务的救助制度；杜培武、佘祥林、滕兴善等冤案的又考问我们对司法现状的深刻反思。⑨20年代夫妻在家中看黄碟被警察查处事件的公开披露，再次考问了我国的公权与私权的法律界限。可见，无法治理念，何以有依法治国，无依法治国，何以有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需要经济基础，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等部分地区的农民，因贫穷以买血为生，导致群体感染艾滋病，我国还有数千万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民众，他们连生存都存在问题，参政、议政，行使民利根本无从谈起，对他们还谈什么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也需要物质文明为基础。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发展经济、奠定物质文明的基础，物质文明的基础恰恰要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积累，而市场经济又需要法制来维护其应有的正常秩序、以法治理念指导下的司法、行政执法、守法、法律实施，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无地域区别、无主体身份区别的公平、平等、正义、诚信的环境。
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不同的理念，就会有不同的意识、不同的思维和不同的心理。八十年代初，我国进行农村改革，很快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随之国民经济有了大幅度提升，但“三角债”、黄、赌、毒、刑事犯罪问题居高不下，诚信、道德等精神文明问题日显突出。严打之后的刑事犯罪不断反弹、一些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促使精神文明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普法教育为公民划定了道德底线，在为公民培养法律意识的同时，也在为公民树立法治理念，为依法治国奠定人文基础。
可见，建设“三个文明”，首先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奠定坚实的依法治国的人文基础。
三、社会主义治理念与检察队伍建设的关系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有效实施的重任。检察队伍是法律监督职责的载体，检察队伍是检察官与司法辅助人员有机组合的整体，检察官个体通过亲历每一起刑事案件，对其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对案件当事人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评判，对工作上游的警察、下游的法官的执法情况进行甄别，是日常法律监督的实施者。不同的执法理念，对监督对象的行为性质会得出不同的评判结果。尤其现在我国在外交、内政方面，处于比较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国际上，超级大国出于其自身利益，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上的打压；国内“法××××”、“门徒会”等一些反动组织，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在一些地区还比较猖獗，重大刑事案件居高不下，群伤、群死、环境污染的重大事故时有发生，腐败问题仍属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所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检察队伍建设的关系在于：
1、有助于检察队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法律总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因为法律往往是政治斗争成果的肯定和反映。政治为保持其理性和有序性，又必须受制于法律。在现实社会中，有文秘家园时法律与政治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法律监督者如果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就很难看清法律问题背后的政治背景，丧失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将复杂的政治问题，作为简单的法律事件处理；但在法治社会，处理有复杂政治背景的法律问题，既要考虑政治目的，又要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坚持依法处理，保证合理、合法。比如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团伙等。
2、有助于检察队伍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正确处理日常检察事务。法律意识，指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统称。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之一，站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法律意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就是要求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代表”、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作用，正确看待现有法律及法律现象；正确理解和解释现行法律的含义；全面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稳妥的处理好打击、处理与预防刑事犯罪，惩处犯罪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应有的正常社会秩序和尽力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的辨证关系，准确适用法律。
3、有助于检察官养成依法理思维、以法言法语办案的思维定式。不同的理念，有不同的思维、行为定式和习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促进检察官刻苦钻研法学专业理论，提高检察官自身的法学造诣，以精深的法理知识准确认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为提高办案质量、规范办案程序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4、有助于检察官养成依法办事的行为习惯。意识支配行为，意识要付诸于行为才能变为现实，而行为成为需要深厚文化理论底蕴和修养为基础的、依法办事的习惯，需要坚定的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教育，可以为检察官养成言、行、举、止依法约束的行为习惯，提供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5、有助于检察官明确正确的服务方向，和公正的美德，为构建和谐社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和谐、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将我国建设成世界上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强国是最大的道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了这个道理。公正是一切和谐的基础，所以，希腊人将公正命名为第二种美德。⑽只有懂得公正的人，才会尊重所有人的权利，才会忠诚的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和谐服务。检察官的一切法律监督活动都必须坚持公正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强化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观念，坚持“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职业操守，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检察工作发展的关系
法律监督是法治环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的质量保障。检察机关作为日常法律监督机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检察机关正确、全面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从法律适用监督入手，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法治的前提是法律制度的统一。我国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国情及利益格局复杂，所以法律授予立法资格的主体多，法律层次及其效力比较复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利于检察机关在检察实践中，拓展法律适用选择视野，从社会主义角度审视现有法律、法规的合宪性，效力的合法性，理性的甄别监督对象所适用法律的合宪性、效力的合法性，保证法律制度的统一实施。
2、从执法活动监督入手，保证法律实施统一。法律的统一实施，既包括法律在我国领土内得到统一、有效的贯彻落实和遵守、执行，又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合法权益平等的受法律保护和违法行为平等的受法律追究。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徒法不足以行，法律需通过人来实施。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受执法理念、法律意识，利益驱动等各种因素影响，有可能使法律在有些地区、对有些人的贯彻、落实大打折扣，甚至被歪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利于检察机关拓展监督视野，站在维护的高度，坚持平等的执法观。在我国领土内，无特殊的地域、党派、群体和个人。无论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私有个体及其他所有制主体；无论是曾经为国家和人民做过多大贡献或有多大能耐、多高地位的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检察机关都有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责任和义务。
3、从执法环节监督入手，保证程序实体并重。法治的核心就是公正，但公正的结果是通过公正的程序一步一步实现的。无公正的程序，很难有公正的结果，最起码很难使人相信结果的公正性。所以，程序公正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助于检察机关在监督实体法的执行之前，首先要监督程序法的遵守情况，延伸监督视野，深入执法前沿，细化监督环节。从立案到执行，使每一个诉讼环节都做到法治化、规范化，使每一道程序的公正为结果的公正奠定一个令人信服的基础。
4、执法效果监督入手，保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效果是通过对法律的实施，达到法律规范预期追求的、规范社会秩序或调整社会利益的效果。由于法律规范的高度抽象性、调整范围有限性、滞后性等特点，及人们受文化知识、传统习惯、、民族习俗、法律意识等各种因素影响，法律的实施有时会出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统一的情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助于检察机关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以法治的视角，提高执法能力与工作艺术，找准执法切入点，兼顾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准确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把握公正与效率的辨证关系。对于犯罪情节较轻、危害后果不严重又真诚悔罪的、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罪犯，切实体现轻缓的刑事政策，通过不及量刑建议等司法程序，使其依法从宽。延伸检察职能，积极探索检察机关利用检察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途径，做好犯罪预防尤其是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建立检察机关应对社会治安的预警机制，及时分析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治安形势，为当地党委和政府决策当好参谋和助手；改革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出庭公诉方式，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尽力减少社会对立面；要充分行使检察职权，拓展监督视野、强化法律监督力度（包括职务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导致群伤群死的公共安全犯罪的立案监督），对严重的刑事犯罪，依法坚决从严打击；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好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