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险的缺点范文
时间：2023-12-18 11:42:17
商业保险的缺点篇1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保险政策；经营模式；医疗风险；保险产品；产品监管；发展对策
在许多国家的国民医疗保障体系中，商业健康保险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商业健康保险在健全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障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商业保险中的一类重要业务，健康保险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各家保险公司的青睐。以往的许多研究都表明，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潜力巨大。为此，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规律，笔者对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目前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商业健康保险应采取的经营和发展战略，期望这些分析和建议能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事业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现状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保险业复业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主要表现在：
（一）覆盖人群逐步扩大，业务规模迅速增长
据统计，2001年，商业健康保险承保数量首次突破1亿元，2002年达到了1.36亿元，当年保费收入达320.96亿元，比上年增长44.96%；自2003年3月非典疫情发生以来，健康保险保费收入持续增长，在非典最为严重的5、6月份，保费收入分别达37.19亿元和59.42亿元，大大高于上年26.75亿元的月均保费收入水平。
（二）经营主体不断增加，产品供给日益丰富
目前，已有29家寿险公司和8家财产险公司经营健康保险，提供的险种已经超过300种。除了传统的费用补偿型和住院津贴型产品，保险公司也开始涉足收入损失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等新领域。
（三）服务领域日益拓宽，社会影响明显扩大
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健康保险已经覆盖了包括电力、铁路、邮政、通讯等行业在内的各大行业，社会影响明显扩大。特别是在2003年上半年发生的非典疫情面前，保险业快速行动，采取加快理赔、加快产品开发、加快销售创新等特殊服务，在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树起了保险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有力支援了国家抗击非典斗争，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四）对于国内健康保险的需求市场来说，市场潜力巨大
全国50个城市的保险需求调查显示，49.9%的城市居民考虑在未来3年内购买商业保险，其中预期购买健康保险的比例高达76%，在人身保险各类业务中占居第一位。
二、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障碍
（一）政策和法律等外部环境还不够完善
商业健康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保证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的直接费用或间接损失获得补偿的保险，包括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收入保障保险和长期看护保险等。
2002年12月，中国保监会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健康保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加快发展健康保险业务，加强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和管理，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健康保险发展模式等方面的原则要求。尽管在宏观的层面上，我国的健康保险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但是微观层次的不完善却一直阻碍着保险公司在商业健康保险方面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险公司尚不具备法律赋予的可参与医疗服务定价及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利用实施监控的权利；二是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具体的业务界限还不够清晰，存在社会保障机构开办商业医疗保险，与商业医疗保险争夺业务的情况；三是对涉及医疗保险的诉讼案件，在审理及新闻媒体报道时，也往往存在偏袒被保险人的情况。凡此种种情况都使商业健康保险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困难。
（二）商业健康保险经营模式的风险控制存在缺陷
我国现在采用的健康保险经营模式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缴付保费，然后被保险人到医疗服务提供者那里接受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工作者按照提供的医疗服务收费，而后被保险人付费后用付费凭据到保险公司那里报销索赔，保险公司间接地按照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进行付费。简而言之，就是“被保险人看病，医院治病收钱，保险公司买单”。这相当于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支付了医疗服务费用，是补偿性按服务付费的健康保险模式，我们把它简称为买单式健康保险模式。
买单式健康保险模式分离了医疗服务和保险服务，保险公司仅仅参加了保险服务，无法控制医疗服务，不可避免地在风险控制方面存在着缺陷，从而不能协调好保险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两者之间的利益机制，导致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缺乏共同的经济利益，进而得不到医院配合，造成核保调查和理赔查勘困难重重，影响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
（三）保险公司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缺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根据我国健康保险发展的现状，目前保险市场上可以购买的健康保险产品主要包括基本住院医疗费用保险、住院医疗生活津贴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等险种。但是市场上的健康保险产品，不论是产品设计还是保障水平，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弊病。并且在产品销售上，各个层面的产品缺乏互补性。
一方面，基本住院医疗费用保险和住院医疗生活津贴保险都存在一定的缺点，即个人投保须附加于一定保额的主险之上。结果导致了实际投保率很低，给付率极高的情况。而重大疾病保险根据投保人选定的保险金额承保，长期寿险固定利率分定期保险和终身保险两种，实际投保率不高，短期给付率低，但高额保单承保风险极高。这些都无疑增加了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困难。另一方面，近年来，各保险公司都设计了许多保单，但普遍存在着保险责任相近、单一和缺乏创新的缺陷；同时开办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和生活津贴保险的保险期限太短（只有一年），使被保险人的利益得不到足够的保障，从而不能真正满足市场的需求。
（四）商业健康保险的基础设施不够坚实
商业健康保险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强、管理难度大的业务。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包括医学技术人才、精算人才等。专业化的人才资源和计算机系统是商业健康保险的软硬件基础，我国保险公司在这两方面的基础建设比较薄弱，亟待加强。
在人才资源方面，我国的保险公司普遍缺乏一支既懂医学医疗又懂保险业务的复合型人才。首先，各保险公司都缺乏合格的医疗保险管理人员；因为健康保险涉及医学、保险和管理等多个领域，要求管理人员具备宽广的知识面和跨领域的背景，而符合如此要求的人才凤毛麟角。其次，保险公司的精算管理、险种开发、核保理赔和市场营销等岗位都急需熟悉健康保险的专业人才。最后，保险公司还缺乏合格的健康保险专业营销人员。
在系统设备上，许多保险公司还没有建立起健康保险业务的专业信息系统设备。现有的健康保险业务大多依靠寿险业务系统进行管理，相关的数据也按照寿险业务的标准进行记录和管理。这样导致保险公司无法实现健康保险业务的专业核保理赔功能，也无法记录统计健康保险业务迫切需要的各项医疗资料。没有健康保险的专业电脑平台，健康保险的专业化风险管理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加强健康保险的专业信息系统建设不容忽视。
（五）健康保险的产品监管政策不到位
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保险业在挑战和机遇面前，保监会应适时地调整和完善保险监管，以使我国保险业在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下得到发展，同时使我国的保险市场进一步向世界各国开放，从而达到双赢。
目前，各保险公司的健康保险产品的条款和费率都由总公司报保监会统一备案，报备的条款和费率没有弹性。但是健康保险的地域性要求很强，各地的自然情况和经济形式都不相同，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和医疗费用水平不同，相应的保险责任、免赔额限度、以及费率等保单要件要求也就不尽相同。因此，总公司统一备案的条款到达地方后很难完全适应当地的情况，不易得到市场的认同。现行的统一备案制使健康保险产品缺乏灵活性，不利于保险公司因地制宜地设计和调整健康保险产品条款，抑制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拓展。
三、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对策
（一）争取政策支持，创造有利于健康保险发展的外部环境
随着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地位和作用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还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相关政策。例如：保监会将继续加强与财政部、税务总局的联系，争取减免个人购买健康保险的所得税，进一步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居民个人参加商业健康保险，加快健康保险专业化进程；同时，明确商业健康保险地位，准确界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界限，规范市场经营环境。因此，目前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有着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还受到来自经营环境中的诸多因素特别是医疗服务方面一些因素的不利影响，在这些不利因素中，医疗机构的行为和医疗服务过程，特别是医疗服务成本的变化对商业健康保险所造成的影响，各家保险公司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二）完善医疗风险控制体系，推进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形成合作机制
如何建立对医疗风险的控制体系，是发展健康保险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离不开卫生医疗系统的支持，并且，商业健康保险作为重要的筹资手段和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也能够成为卫生医疗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和促进力量。从这个角度出发，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和卫生医疗系统的发展有着共同的目标，应当携起手来，开展一些试点，进行一些合作，探索建立商业健康保险与医疗服务系统的合作模式，完善医疗风险控制体系，从而实现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和卫生医疗改革的双赢。此外，协调有关政策，鼓励保险公司投资、参股医院，或与医院建立合同、契约关系等，探索与医院有效合作的各种方式；与财政部协商，在财务报表上增加一个科目，用于核算保险公司与医院“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费用支出和收入。这些都是完善医疗风险控制体系不可缺少的补充。
（三）设计合理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完善健康保险产品体系
产品是市场竞争中最重要的工具。根据健康保险的市场需求情况，制定正确的产品开发战略是经营成功的基础。目前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很窄，据统计2001年的覆盖人数不足8000万人，绝大部分居民没有得到医疗保障。各保险公司可以大力推出针对低收入且无保障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保险和住院医疗生活津贴补助保险等险种；对于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职工人群，提供低价格、窄范围、高保障的险种；对于较富裕的年轻群体，提供价格与保障程度比例适中，保障期限长、保障范围有针对性的险种，对于高收入的中年群体提供高价位、保障全面的保险产品。同时结合国家医改动向，开发能长期适应医疗改革进展的商业医疗保险产品，争取长期的盈利空间；重视对广大农村医疗保险市场的产品开发，满足农民的医疗保险需求，使商业健康保险在保险密度上更进一步。
（四）建立专业化的信息管理系统，加快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
信息管理系统是实现健康保险专业化运作的基础平台，对健康保险的风险控制和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各保险公司应充分重视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建立和完善与健康保险业务相适应的信息管理系统，特别是完善健康保险的理赔管理系统和统计分析系统。
人才培养是健康保险专业化发展的关键。各保险公司应制定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规划，加快健康保险专业人才的培养。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健康险专业人才，特别是要重点培养高级管理人员和精算、核保、核赔、健康管理等专业人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五）加强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监管，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
保监会应抓紧出台健康保险产品管理办法，形成相配套的技术标准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健全监管措施，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和监管环境。
鼓励保险公司与部分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事业单位积极开展合作，进行商业健康保险试点，健全服务方式和经营模式，为健康保险的进一步发展积累经验。同时，还鼓励保险公司结合当地市场特点，与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及医疗服务机构进行沟通协调，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形式的商业健康保险，制定出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产品，在不断的探索中加快商业保险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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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的缺点篇2
关键词:农业保险
一、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我国农业保险业务于1982年正式恢复,由于缺乏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主要走商业化的道路,在经历了几年运行之后,不断萎缩。2004年保监会颁布了发展农业保险的指导性意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全面铺开,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和黑龙江阳光等农业保险公司相继获批成立,江苏、浙江、四川、内蒙古等省份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开始启动。2006年,全国多数省市区采取多种模式和渠道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论文百事通2007年,中央财政注入10亿元资金于首批被列为中央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的内蒙古、吉林、江苏、湖南、新疆、四川六个省区。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60.5亿元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这一数字比2007年增加近两倍。尽管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效,但目前仍是处于起步和试点阶段,险种不足、覆盖面不广的问题突出,正式制度的创建问题并没有解决。
二、部分省市农业保险试点的经验与问题
(一)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及经验
1、“以险养险”的大农险模式
保险公司不但经营农业保险,而且经营农民健康保险、农民财产保险、农村住房保险等一系列事关“三农”问题的保险业务,在扩大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实现以赔付率较低的险种(如住房险)养赔付率较高的险种(如种植业险)。这种模式以上海、吉林为代表。
上海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是: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以险养险,即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和商业险种的收益来弥补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可能产生的亏损。上海模式是目前运行较好的农业保险模式,但这种模式其它地区很难复制。
2、黑龙江“互助制模式”
黑龙江省的阳光农业保险公司是一家“相互制”性质的保险公司。该公司在日常运营中较重视投保人的利益,且名义上不通过公司的对外经营获取利润,所以保险公司的规模和资金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一旦出现灾年,保险公司需赔付的资金较多,而且需要得到赔付通常都是参保的农民。只靠参保农民之间筹措的资金,明显不足以满足高赔付资金的要求。资金受限是相互制保险模式的保障能力比其他类型的农业保险弱的原因。
3、以“共保”为主的浙江模式
2006年,浙江省以“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农民自愿”为原则,进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采取“互助合作”和“共保经营”两种模式。共保经营是主体模式,由省内10家商业保险公司组建成立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以“独立建账、独立核算、利润共享、风险共担”为管理核算制度共同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共保”模式是国内外保险界应对罕见巨灾和损失概率不确定的重大项目的一种较为理想的农业保险制度模式,可以降低独家公司承保的风险,提高应对巨灾风险时的承受能力。但存在试点的区域过小,无法在空间上分散风险的问题。
4、四川省的商业保险公司代办模式
四川省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是在当地政府支持下的商业保险公司自办的代办模式。试点地区政府均采取以财政奖励代替补贴的政策,即农户可在投保后可持相关证明到有关部门领取保费补贴,为保费补贴的及时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种模式实施中,保险公司的商业化意识较浓。保险公司一方面愿意积极参与试点,把试点作为抢滩农村巨大市场的契机;但另一方面又想把试点风险控制在最低范围内,客观上造成了保险产品单
一、条款不尽科学合理。
(二)农业保险试点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补贴问题
从长期来看,要发展农业保险,无论采取上述何种农险模式,如果没有充足的财政补贴,只能起到有限的保障作用。在浙江、上海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政府财政资金雄厚,而农业占地区GDP的比重较小,无论采用“共保体”模式,还是实行“大农险”模式,政府补贴充足,能够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低、政府补贴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
2、农民购买力与购买愿望较低的问题
我国农户家庭生产规模小、收入水平低、保费支付能力不足,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主要从事小规模种植业的农户,大多缺乏为其农牧业生产项目投保的支付能力。
3、农业风险无法分散的问题
保险的大数法则,即投保主体越多,则保费越低,保障的风险也越低。农业风险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相关性,一旦发生就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跨区域的保险对象同时受灾。因此,要想分散农业风险,就必须在更大地域甚至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业保险制度。然而由于国家扶持力度有限,我国农业保险试点尚未大面积铺开。
4、农业保险法和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缺失
农业保险虽然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但仍缺少专门的农业保险法规或相关的保险的实施条例。农业保险体制相关规定的缺失,使得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主导地位不明确,即使政府积极参与和推动,也缺乏法律依据,导致了在实际运营中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过于集中,很难实现农业保险公司的持续发展。
各试点地区的农业保险公司都面临着农业再保险缺失的问题。一旦巨灾发生,农业保险公司由于面临巨额索赔而存在破产的风险。国家在农业再保险领域和农业风险基金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与我国农业大国的地位、“三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不相称。新晨
三、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保险的发展之路
(一)建立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农业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决定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国家财政支持、商业化运作,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分散风险,并逐步完善法律保障机制和市场监督机制,建立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即:政府对保险机构经营的政策性农险业务给予财政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商业保险公司依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经营农业保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农业保险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发展农业保险应遵循大数法则,通过各种方式扩大承保面,以分散农业保险经营的风险。在各地农业保险试点的基础上,全国建立相对统一的农业保险政策性业务商业化运行模式。
(三)发展农业保险必须走多元化的道路
商业保险的缺点篇3
当前，商业银行处于一个开放、竞争、多样化的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逐渐成熟，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不断涌现，金融生态出现新的格局，金融监管不断收紧，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动态发展的外部环境。
金融创新是当前银行业务新形势
客户本位——客户感受（体验）驱动业务创新。在新的时期，伴随着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服务收费管制的放松和个人银行业务的高速增长的过程，商业银行都在实施"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为提升用户黏度，避免陷入同质化严重的领域进行恶性竞争，商业银行必须不断开发新的业务来适应客户的需求。
科技兴行——新技术（应用）加快了银行创新。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出现大大降低了金融业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并由此引发了金融竞争的新格局。目前，各银行不断加大产品及服务创新，在运作模式上更强调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与金融核心业务的深度整合，移动金融日益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低成本运行——成本和效率因素促进业务服务的融合。随着电子商务的日益普及，第三方支付、互联网公司等积累了大量终端客户。为共享客户资源，降低营销成本，银行与第三方开始走向合作。在未来银行的发展中，银行业逐渐摆脱对网点和人工服务的依赖，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型。在业务创新过程中，银行业需要投入大量的科技成本。与自行建设及运行管理信息系统相比，外包模式具有节约技术研发、科技管理成本、规避IT投资风险、提高效率等优势。因而，商业银行与金融外包服务商的合作日趋紧密。
商业银行的业务和系统特点
目前主要商业银行大致可分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三种类型。市场竞争环境、自身定位决定了三类银行具有不同的业务特点，因而，其系统在规模、结构和能力方面也具有不同的特点。
国有商业银行——“业务大，系统强”。国有银行是商业银行的主体，其改制后经营活力大幅提高，业务基础好，在资本实力、市场份额、客户资源、人才储备等方面仍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其业务特点是：存贷款规模大；分支机构、自助设备等网点多、覆盖范围广；客户遍及全球，与外部环境关联性大。与其相适应的是，其系统具有设施先进、交易量大、数据高度集中、信息化水平高等特点。
股份制商业银行——“业务齐，系统专”。股份制商业银行从创建伊始，就完全以企业方式按照市场准则来运作，虽然存款规模和贷款规模比国有商业银行小，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者普遍有打造全能银行的强烈愿望。其业务特点是：业务种类齐全；实现各业务条线的集中管理；各家银行集中优势资源在某些业务领域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经营特色。与业务特点相适应，股份制商业银行系统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注重信息资源对业务流程再造和新产品开发的支持功能；注重开发初级信息资源的价值，使其能为组织管理服务。
城商行——“业务小，系统弱”。城市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服务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对当地客户的资信状况、经营效果比较熟悉，其业务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特征。其业务特点是：存贷款规模普遍较小；发展程度多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放贷业务相对集中于若干特定类型和风险特征的信贷资产。在业务系统开发过程中，基本采取对大行的“跟踪策略”，整体水平不高，高附加值产品匮乏。
新形势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新风险
业务创新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风险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革和自身的不断演化，银行业务系统势必会不断面临新的威胁，产生新的脆弱性，从而导致新的风险，甚至是未知的风险。
新业务的应用产生新的风险。在新业务研发过程中，业务需求变更往往比较频繁，导致流程操作可能存在安全缺陷；加之管理控制能力不足，导致软件安全性能和产品质量低下，给系统埋下安全隐患。在新业务上线之初，内控机制往往不够健全，给内外部恶意人员以可乘之机；从新业务的运行环境看，社会信用体系和法制建设往往不能适应业务需要，导致法律风险日益突出。
新业务依赖于新技术，新技术的采用往往会带来未知的风险。新业务的产生离不开新技术的支持。当前的二维码支付，其他一些新兴业务如声波支付、手势支付等，不使用密码、证书等传统认证技术。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新兴技术的脆弱性和潜在威胁，将会导致风险等问题，而外部无所不在的互联网环境使得攻击资源更加容易获得，导致人们对这种未知风险的担忧也日益加剧。
新业务往往需要系统互联，导致系统日益庞大，结构日益复杂，出现新的风险点。目前，各银行间、银行与证券、保险、公交、铁路、水电气等行业间的系统联接日益紧密。新业务上线之后，势必要连到目前已有的业务系统网络中，导致系统规模和复杂度不断增大，并且加入新的人员和组织因素，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脆弱性增加，偶发性和不确定性增大，出现新的风险点。
新业务、新技术的大量采用往往导致管理模式滞后，与业务发展不匹配。组织结构是充分发挥资源效率的关键。在业务创新过程中信息风险管理模式往往出现滞后现象，导致风险管理制度不能适应业务处理的要求，出现一些断层甚至空白点。除此以外，在新旧更替过程中，由于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管理制度往往存在执行不统一、控制过度或控制不足等问题。
商业银行信息系统风险表现
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程度大，抗风险能力强”。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信息技术架构庞大、设施复杂、涉及的内容繁多，因而可能存在的脆弱性种类多，范围大；其金融地位又使其成为黑客攻击的首选目标，其面临的外部威胁种类多，危害大，因而所面临的风险在三类银行中也是最大的。另一方面，由于业务规模大，且具有国家信用背书，国有商业银行抗风险能力强；同时，国有商业银行资金实力强大，信息化基础好，技术力量强大，系统的开发、建设运维一般都自行完成，风险控制技术和手段比较完善，信息风险管理水平比较高。
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种类多，风险较集中”。股份制商业银行打造全能银行的冲动导致信息系统承载的业务种类越来越多，系统越来越复杂，因而，其面临的信息风险种类也是非常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普遍追求规模效应，在某些特色化的金融服务领域，股份制商业银行信息系统占有具足轻重的地位，导致信息风险在这些领域日益堆积和集中，这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业务扩展过程需要认真加以防范的。
城商行——“风险区域化，抗风险能力弱”。很多城市商业银行在当地拥有门类齐全的业务，受关注度较高，甚至超过国有商业银行，因而在局部地区，其面临的信息风险种类繁多，风险度大。城商行信息化资金投入少，基础设施薄弱，许多城商行还缺乏基本的灾备中心；同时由于管理经验缺乏，技术人员不足，其风险管理水平比较低下。这种状况与其地区龙头地位是极不匹配的，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银监会一方面不断推出提高监管力度和有效性的举措，监管覆盖的风险类型日益增多，不但对各类业务创新的真实动机和行为实质进行严格约束，而且越来越多地强调商业银行要加强信息科技风险的管理，将其作为独立的风险种类重点监管。同时，面对日益发展的银行外包服务市场，银监会开始着手进行规范，将外包风险纳入监管范围。风险监管的全面化、纵深化发展对银行业务创新造成了一定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是保证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证公众利益、社会秩序和国家金融稳定的必然选择。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在推动金融业发展的同时，也增大了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从而客观上提高了金融监管的要求。为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社会秩序和公众利益，防止商业银行过度追逐效益导致业务创新的无序发展，监管层重点关注业务创新带来的风险问题，不断出台针对性的措施，对银行业务创新进行规范和约束，督促银行加强各类风险管理。
城商行面临的挑战
风险控制是商业银行永恒的课题。但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对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的辩证关系认识模糊，往往存在重业务发展、轻风险管理的现象，在业绩考核主要以业务指标完成情况作为评价标准，忽视风险管理队伍和制度建设，对风险的识别、分析和管理不够完善，给业务经营带来隐患。在新的形势下，旧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商行的信息风险管控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缺乏科学的内部计价体系，风险管控资源配置错位。城商行总体资产规模小，资本不足，缺乏权益性融资渠道，因此需要合理分配资本和资源，优先解决最紧迫的问题。然而，城商行缺乏科学的内部计价体系，在整体层面上把握核心竞争力的能力不足，导致财务资源配置的错位。
科技治理机制不健全，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核心作用未充分发挥。《信息科技风险监管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要求信息风险管理从源头抓起，完善IT治理，从根本上解决风险管控的原动力问题。在现实中，城商行仍然存在信息科技治理结构不清晰、发展战略规划不到位的问题，导致科技治理机制及管理流程得不到有效执行，董事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战略管理的核心作用未充分发挥，价值未充分体现。
信息风险管理制度不健全，保障措施不完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重业务，轻管理”的倾向。在产品设计、系统开发和业务创新过程中，城商行更是往往只关注其效益性，对其存在的潜在风险缺乏研究，导致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滞后，可操作性不强。同时，由于保障措施不完善，导致风险管理制度执行不力。
内部信息风险管理人才缺乏，技术力量不足。信息科技风险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由于社会观念、待遇、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与大行相比，城商行引进信息风险管理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存在诸多障碍，对提升信息风险管理水平造成严重的制约。出于类似的原因，城商行高级技术人才较为缺乏，力量较为薄弱，难以全面理解新技术、新业务带来的潜在影响，导致系统内部控制的电子化水平较低，整个IT架构也逐渐变得无序，给后续信息风险管理带来严重困难。
缺乏信息风险管控能力指标体系，持续改进机制缺失。目前，城商行普遍缺乏可动态监测的信息风险管控能力指标体系，没有建立起规范的监控、检查、审计、测评流程，输出结果格式不统一，难以阅读和分析，更难以对相关的整改要求进行跟踪和反馈，风险管控工作得不到持续改进。
城商行信息风险应对之策
针对当前面临的挑战，城商行需要积极行动起来，联合监管层、合作方等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通力合作，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确保信息系统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风险的防范与管控。
全面平衡风险和回报之间的关系，采取最优化的风险处置措施。以信息风险管理委员会为主，集中技术、业务、管理等各方面专家，深入剖析风险的各类因素和作用机制，全面掌握其产生机理，对其进行识别、分类和量化，并采取最合理的处置措施。
真正发挥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强化风险治理。城商行不仅要成立高级管理层参加的信息风险管理委员会，而且要设立独立的首席信息风险官和对口的执行机构，全面落实信息科技风险管理职责，促进跨专业、跨部门的整体协调和联动，使信息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的科技治理机制及管理流程能够真正得到执行。
加强信息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保障力度。对照《指引》要求，深入考察业务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和技术控制措施的薄弱环节，对现有信息风险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同时，制订配套的操作规程和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各级人员进行风险意识和能力的培训，确保信息风险管理制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充分发挥外包服务商的能力和作用，提升外包风险管理水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人才不足，内部技术力量薄弱，城商行在保持自身主导作用的同时，有必要实行拿来主义，借助强有力的外包伙伴提升信息化水平和风险管控水平。同时，对外包可能带来的风险具有清醒的认识，正确地进行外包决策，选择合适的外包商，有效管控外包人员、系统，使外包可能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建议银监会牵头，多方参与，建立银行业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标准体系。《指引》是针对商业银行信息风险管理的重要的纲领性文件。然而，《指引》在实施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如何根据信息系统的类型和规模制订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要求；如何指导银行将《指引》与现存的各种规章、流程结合起来，以发挥其最大价值；如何把《指引》的实施工作与绩效评估、监管资本要求工作结合起来，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为此，建议银监会牵头，多方参与，参考公安部等级保护、ISO27001等相关标准，对《指引》进行细化，制订适应银行业要求的信息系统等级保护标准体系，使信息风险管理、安全措施的执行以及监控审核有据可依。
结束语
城商行是信息风险的主体，面临着信息风险管理的严峻挑战，需要积极主动，迅速行动，制订应对之策。否则将为时晚矣。同时，信息风险管理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商行一家难以独立完成。监管部门、城商行、服务商等相关各方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
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建立有效的多方协作机制，在充分研究和沟通的基础上，建立起适应银行业要求、指导性强且易于操作的信息等级保护基本要求、实施指南和测评指标体系，确保其得到有效执行，在实践中逐渐磨合，逐渐完善，真正为银行信息风险管理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商业保险的缺点篇4
关键词：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 政策建议
一、我国商业银行实施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第一，商业银行实施风险管理，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好坏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大，如果商业银行出现经营管理不善甚至倒闭就会波及到其他银行，严重的还会造成金融危机，危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安全，导致国家经济衰退。而商业银行实施风险管理可以将银行的危机消灭于萌芽中，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二，商业银行实施风险管理，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益。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社会个人和企业，这类资金不能承受较高风险。如果商业银行采取一系列的风险管理措施和手段来保证从社会上融入资金的安全，并且不断提高融人资金的效益，就会提高整个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三，商业银行实施风险管理，有利于增强其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是银行经营管理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实施风险管理就可以规避、分散、转嫁、控制和化解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商业银行就能够将风险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从而提高银行的声誉度和核心竞争力，保障银行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外部环境不完备
从法制建设看，银行风险管理缺乏坚实的法律基础。虽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十分重视经济法制的建设，并确立了金融法制体系的基础框架，但是我国金融运行的法制环境还远远没有完善，风险管理仍然缺乏坚实的法律基础。另外，法律制裁不严厉，监管措施不到位，缺乏对个人责任的追究机制。从金融市场的中介服务机构看，银行风险管理缺乏独立的风险和信用评估机构。这样就难以保证投资者获得真实、及时、全面、公正的市场信息，从而减少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而造成的道德风险。此外，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发达，银行缺乏衍生金融工具等有效转移风险的管理工具。
(二)风险管理文化缺失
美国一位银行家曾说过：“一个金融机构信用管理的失败，不是因为缺乏信贷政策、程序，即使设置非常复杂的政策、程序、检查、报告等控制手段，如果缺少一个好的风险管理文化，所有这些都徒有形式”。尽管风险管理已成为国际主要银行关注的焦点，但是，风险管理文化因其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内涵，则难以被直接观察到。从我国商业银行的管理实践来看，员工普遍没有风险意识，风险管理更多的是作为口号而存在。要想倡导和强化风险管理文化，提高风险意识，让每一位员工都认识到自身岗位上存在的风险点并时刻警觉，形成防范风险的屏障，还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引导。
(三)内控体制不健全
首先，商业银行在制定规章制度时缺乏系统的风险防范考虑，也没有考虑与其他部门的衔接情况和具体操作部门的实际执行情况，导致规章制度在制订时就不够完善。此外，由于新业务、新政策的实施，原有的规章制度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修订，也会导致业务的混乱和风险的产生。其次，内部稽核机制不完善，不仅内部监督力量配备不足，监管人员素质不高而且缺乏内部控制的综合评价体系。从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看，目前国内多数商业银行在内部控制建设上更多着眼于完善和加强制度建设，对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及执行的效果往往缺乏有效的衡量、评价手段。
(四)风险管理粗放
由于管理体系、机构设置等方面的原因，现阶段多数商业银行既没有明确赋予风险管理部门作为全行风险集中管理的部门对业务部门的再监督职能，也没有明确风险管理部门可以对全行各项业务检查活动实施再检查，而是将风险工作分散在各个具体的部门。这样风险信息散布于各业务部门，决策层难以及时地得到各类风险的完整信息从而进行有效决策。此外，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仍沿袭着从总行到省分行、地市分行、县支行的“四级管理、四级经营”的分布式管理架构，致使上级行对下级行缺乏有效控制，不仅破坏了纵向专业分工，还严重影响了经营与风险管理效率。
(五)风险量化管理落后
现在国际银行业尤其是有影响力的国际大银行将主动控制风险作为风险管理的目标，量化管理和模型化管理就成为发达国家银行风险管理在技术上的重要发展趋势。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已正式将风险计值法从信用风险推广到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此外，鉴于信用风险仍是关键的风险，专业人员仍继续对信用风险测量方面的问题进行完善和补充研究，试图建立更为有效的控制信用风险的内部方法与模型。然而当前我国银行业对风险管理技术的认识和应用尚处于初期阶段，如何缩小与先进银行在这方面的差距是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三、完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议
(一)完善宏观外部环境
首先，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银行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形成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金融法制环境。落实《物权法》，修订完善《破产法》和《担保法》等，在完善商业银行的立法基础上加大执法力度，维护金融秩序。其次，要督促商业银行全面引入客观、诚信、公正履行职责的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监管，允许中介机构参与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活动的全过程，并强化二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促使中介机构全面真实地反映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状况，提高商业银行信息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树立其良好的形象。
(二)培育风险管理文化
风险的防范必须要通过拥有风险管理文化的员工来执行，所以说风险管理文化是商业银行推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风险管理文化包含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念、风险控制行为、风险道德标准与风险管理环境等要素。将这些要素贯穿于银行业务的全过程，使风险管理由高深抽象的理论变为现实生动的企业文化，内化为所有员工的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才能使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发挥作用，才能使政策和制度得以贯彻落实。然而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是一个长期培养的过程，它需要董事会的承诺，管理层的推进，老员工的躬亲示范，以及银行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
(三)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
商业保险的缺点篇5
一、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途径和范畴
目前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向全社会提供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49家寿险公司、38家财产险公司，4家健康险公司，2家养老险公司经营健康险业务，在售健康保险产品近2000款，涵盖医疗保险、疾病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4大类。从2006年到2010年，全国商业健康险累计实现保费收入2596.5亿元，累计为社会居民提供医疗保障赔款898.2亿元，累计提供风险保障122.4万亿元①。二是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经办管理服务及其补充医疗保障业务。目前中国人寿、人保健康、中国太保三家商业保险机构已经开始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经办与服务业务。2011年三家机构在全国134个县参与经办新农合服务，覆盖3000万人，受管理新农合基金46亿元②。仅2011年，保险行业参与新农合、新农合补充、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项目的受托管理基金就达到105.4亿元，保费收入达82.3亿元，赔付与补偿2475万人次，赔偿金额达116.6亿元③。尽管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其作用和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为862.76亿元，占人身险总保费的8.49％，远低于目前国外成熟市场的20-30％的水平（见表1）。同时，商业健康险保费收入占中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也从2008年的4.03％降低到2012年的2.98％，与发达国家通常8％以上的占比相比有较大差距。以上各方面数据都反映出我国商业保险分担医疗卫生支出的能力尚显不足，分摊疾病风险的功能与机制没能得到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受到了各种瓶颈的制约。
二、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瓶颈分析
（一）法律地位缺失成为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性外在瓶颈。当前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法律制度环境不完善、不成熟集中体现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法律地位，从而形成各种障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商业保险难以获得参与资格。因参与法律地位缺失，消除身份认同和参与门槛是商业保险的首要任务。商业保险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游说政府来获得参与经办基本医疗保障服务及其补充医疗保障业务的资格，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来获得参与资质认可。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商业健康保险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2、缺乏平等参与权。商业保险与政府、医疗卫生机构之间无法形成平等协作关系。政府在基本医疗保障运营中居主导地位，医保经办机构是法定经办者，而商业保险往往依附于政府，配合医保经办机构执行医保政策、提供经办服务，从而不利于调动商业保险参与服务和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难以确立和规范各种责任、权利和义务关系。基本医疗保障的运行涉及多方参与主体，商业保险参与法律地位缺失既不利于在法律上协调统一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障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关系，也不利于规范商业保险与政府、医保经办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参保人之间各种责任、权利、义务关系，影响风险共担机制和补偿机制的形成，难以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风险管理优势。
（二）基本医疗保障范畴界定不清晰制约了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范围和空间。政府主导的基本医疗保障是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主要集中在补充医疗保障和经办服务管理业务上。目前基本医疗保障范畴界定不清晰制约了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范围和空间。一方面，基本医疗保障对象界定不清。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对象范围包括从业人员、退休人员、自由职业者、失业人员、非在校生未成年人、在校生、低保对象、困难家庭人员、重度残疾人员以及政府供养人员等各类群体。而且随着政府不断扩大基本医疗保障覆盖范围，基本医疗保障覆盖率越来越高，造成商业保险承保对象范围不确定性增加且范围不断缩小。另一方面，基本医疗保障内容界定不清。基本医疗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是从基金收支平衡角度出发，依据《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以及《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三大目录来界定的。而商业保险对接基本医疗保障和参与补充医疗保障的范围和空间的不足，加大了商业保险经营风险，挫伤了商业保险参与的积极性。
（三）专业化经营能力不足是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内在瓶颈。专业化经营能力不足使商业保险难以适应参与环境的复杂性，难以承载基本医疗保障改革赋予的各项任务。主要体现以下几点：
1、参与理念存在缺陷。一些商业保险把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作为商业保险产品的营销平台，以扩大保费收入作为首要经营目标和中心任务。在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的过程中，向服务对象推销商业保险产品，或者以医疗疾病保险作为“敲门砖”捆绑销售投资理财型保险产品，偏离了商业保险为服务对象提供科学的补充医疗保障产品和优质经办服务的理念，破坏了商业保险的形象和信誉度，损害了商业保险的长远利益。
2、全过程经营管理的能力不强。全过程经营管理包括医疗保障方案设计、补充医疗保障产品开发、政策咨询、基金征缴、参保登记与变更、定点医药卫生机构管理、医疗行为巡查、凭证审核、费用报销、基金收支平衡管理以及健康管理服务。当前商业保险只是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的部分环节，缺乏全过程管理的服务能力和经验积累，难以对医疗违规行为、道德风险、逆选择等问题实施有效的风险管控，制约了商业保险全面深入地参与基本医疗保障。
3、信息共享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滞后，难以支撑各项管理与服务。目前商业保险信息系统与医疗卫生机构、医保经办机构、政府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没有实现对接，造成数据共享机制缺失，数据定义不统一，数据积累不全面、不连续。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也使得商业保险难以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和利用，无法为基金风险测算、产品开发、诊疗风险管理以及疾病预防管理等提供技术支持，不利于提高商业保险的专业化经营能力。
三、突破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瓶颈的对策
（一）加强基本医疗保障立法，明确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法律地位。确立各参与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界定和调整各参与主体之间各种行政、民事、经济关系的基本前提。遵循立法先行原则，重视医疗保障法制建设是发达国家基本医疗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责、权、利关系的协调统一也离不开各种法律来明确和规范。
1、明确商业保险参与主体地位。明确商业保险是从事基本医疗保障业务，负责基本医疗保障基金的筹集、支付和管理的主体之一，并从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提出具体要求。通过明确参与主体地位可以消除商业保险的参与资格问题，有助于确立参与资质标准的适度性。
2、明确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和义务内容。其中权利内容包括依法收取保险费；管理和运营医疗保障基金；为参保人确定定点医药卫生机构，并与定点机构签订合同，明确各自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义务内容包括保障医疗保障基金的安全；提供医疗保障服务；支付医疗费用等。通过明确权利和义务内容，有利于商业保险明确职责，发挥管理和服务优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调动参与医疗保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明确商业保险机构与政府、医疗卫生机构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要明确政府部门与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商业保险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行政监管关系；其次，明确商业保险与定点机构具有契约关系和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关系，即商业保险通过契约向定点机构购买服务和产品，定点机构获取经济补偿，同时通过行政赋权或法律赋权的形式使商业保险有权对定点机构经营行为、经济补偿范围和水平予以干预和管理，有利于诊疗风险管控，形成有效的风险分摊和补偿机制。通过明确商业保险与政府、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利于指导政府、商业保险、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活动和业务范围，理清相互之间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关系，有助于提高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服务和管理效率，降低经营风险。
（二）合理界定基本医疗保障范畴，拓宽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范围和空间。基本医疗保障的界定需要立足于参保人群体特征及其基本医疗需求，结合各统筹地区人口结构、疾病病谱、医疗卫生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予以科学界定和动态调整，积极引导、支持商业保险扩大参与范围和空间。
1、合理界定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保险的对象范围。作为现代社会保险诞生地的德国就是以参保对象的年收入作为选择参与法定医疗保险和私人医疗保险的法定界限，合理界定了法定医疗保险和商业私人保险覆盖范围。目前法定强制医疗保险已覆盖德国人口的88.0％，私立疾病保险覆盖了总人口的10.6％，既实现了全民医保，也通过商业保险丰富了参保人医疗选择权，促进了商业保险的发展。基于德国经验，建议将退休人员、中低收入的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短期失业人员这些经济收入低但能够承担一定缴费义务的群体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对象。对于未成年人、学生、长期失业人员、低保对象、困难家庭人员、重度残疾人员以及政府供养人员因无力承担缴费义务，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方式加入基本医疗保障。而对于高收入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公职人员可以选择在加入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来满足他们多样化、个性化的医疗需求。
2、合理界定基本医疗保障范畴，扩大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范围和空间。目前基本医疗保障是依据“低水平、宽覆盖”原则来进行的，意在尽可能地保障参保群体都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水平，具有明显的福利性和公平性特征。因此，应将日常性病症、老年慢性病、先天遗传性疾病、妇女生育及计划生育等发病原因明确、起病方式固定、诊疗费用波动小且属于大概率事件的非风险性病症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结合非风险性疾病平均治疗费用和参保群体的经济收入水平设置相应保障水平。而商业保险具有明显的私人性和效率性特征，应侧重于风险性疾病保障，依据不同投保人的疾病风险特征，厘定差异化保险费率来保障疾病风险，满足被保险人多样化和多层次的医疗需求。建议将流行性传染病、各种地方病、职业病以及急、危重症等风险性病症以及超出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的非风险性病症纳入到商业保险的保障范围，强调保障的充分性。
（三）强化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专业经营能力建设。加强商业保险的专业经营能力建设是提高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经办能力的基本途径，是基本医疗保障和商业健康保险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内在要求。商业保险参与能力建设需要从树立正确的参与理念、专业化组织与人才队伍建设以及专业技术能力建设三方面入手。
1、树立正确的参与理念。基本医疗保障是一项关系民生的制度安排，具有的公益性、福利性，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业务流程复杂，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利益关系和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商业保险必须深刻认识到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树立诚信经营，高效管理、优质服务，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公共利益优先的理念。
2、推动专业化组织建设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议在商业保险机构内部设立专门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部门，将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业务作为战略性业务加以长期培育。成立与基本医疗保障业务对接的专门组织，逐步建立和完善商业保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业务咨询、精算、风险管理、诊疗风险管理、理赔核算和数据管理以及健康管理等专业化管理制度。加强经营管理、法律服务、临床医学、信息技术、医保精算、医保稽核、业务经办和健康管理等专业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完善培训体系，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3、强化专业技术能力建设。商业保险借助参与基本医疗保障的机会，建立与基本医疗保障紧密衔接的服务流程、服务方式、服务网络和信息系统管理体系，不断推进与医疗机构诊疗信息系统的全面对接，逐步形成医保方案设计、专属产品开发、政策咨询、医疗巡查、凭证审核、费用报销、健康管理服务等全过程管理服务能力。商业保险应加强与地方政府、社保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的协调与合作，积极参与医疗、健康档案信息系统建设，共同制订信息采集与数据录入标准，确立长期的数据共享和更新机制，不断丰富和健全健康风险经验数据库，为进一步提高数据整理与分析能力，强化健康风险预测、管控和定价能力夯实基础。
商业保险的缺点篇6
关键词：商业银行；保理业务；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0012403
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外贸进出口也发展迅速，截止2014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达26.43万亿元，我国外贸出口量逐年增加。目前，我国外贸出口呈现良好发展情况，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济走势难以掌握，全球范围内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2015年我国外贸出口发展还是面临很多的积极因素，出口还是稳步增长的。在看到外贸出口增长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赖账的风险性。
在我国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国际保理业务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风险的防范也成为重要课题，因此国内外学者都积极研究国际保理业务和国际保理业务风险管理。Charpentier（2003）分析了保理和信用保险的竞争性和互补性，指出应从应收账款管理的整体概念，充分利用两者的特点以互补，尤其是在保理业务中可以借助信用保险转移风险。王杰（2013）认为我国保理业务存在法律不健全、保理意识有待改善等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提出的建议有：提高国际保理业务人员的培养和加强风险防范，以达到加快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目的。因此，针对国际保理业务的问题，本文以国际贸易出口背景下的国际保理业务为出发点，研究国际保理业务风险管理，期望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保理业务风险管理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帮助商业银行科学高效的开展国际保理业务，防范国际保理业务风险。
2 我国国际保理业务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2.1 我国国际保理业务现状
目前，国际保理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就《国际保理业务惯例规则》2010的修订版本中定义：“根据保理协议，供应商为了获得融资、账户管理、资信调查、托收、买家信用担保等服务，而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而目前普遍接受的解释是：指出口商采用赊销、承兑交单等方式销售货物，把应收账款的债权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提供应收账款催收、信用风险担保、进口商资信调查、销售分户账管理等服务，而出口商转让时可以获得70%-80%的预付账款与100%的贴现融资。
我国国际保理业务迅速发展，图1显示我国保理量逐年增加，2013年达到378，18百万欧元，上升10%，并且我国国际保理量占世界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如图1所示，国际保理业务发展前景很好，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的保理业务结构存在问题，如图1国际保理与国内保理的对比，国内保理量明显比国际保理要高，并且每年差额逐年增加，而且有持续增长之势。
图1 中国国际保理与国内保理的比较（单位：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国际保理商联合会。
2.2 我国国际保理业务风险管理现状
国际保理业务风险依据不同标准有不同的分类，本文仅把风险分为国家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中国的商业银行对国际保理上风险管理已采取了许多措施，也意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对于国际保理业务风险商业银行不是采取设立专门的风险防范措施，而是对于国际保理业务中的不同风险采取具体的风险防范手段。
首先，商业银行设立了风险管理部门，对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管理。比如中国建设银行，建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中国交通银行设立了[1+3+2]风险管理委员会，且下设信用风险、市场与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与反洗钱三个专业风险管理委员会，各个管理部门都有统一的管理规范，相互合作管理风险；工商银行实施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全行员工各自履行相应职责的风险管理体系，有效控制国际保理业务的全部风险。
其次，商业银行分别对信用风险、外汇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分别制定详细防范方法。比如中国银行为了降低海外机构信用风险，通过完善国家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加强评级管理，强化限额管控，完善国家风险监测管理体系，进一步加强对潜在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的管理，有效控制了信用风险。
最后，加强风险高级计量方式实施，通过采用较高级的风险计量方式，达到更好的度量风险，为有效控制风险提供可能。比如中国建设银行客观、准确地分析和评估实际风险状况，就信用风险计量来说，已开发完成包括违约概率（PD）、期限（M）的内部评级模型、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建立起包括16级PD和5级LGD的两维主标尺以及由上述风险参数计算的风险加权资产（RWA）、预期损失（EL）、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ORAC）等工具。
但是，我们在取得良好发展的情况下，也应该看到所存在的不足，只有不断完善国际保理业务风险管理体系，才能更好的促进国际保理业务发展壮大。
3 我国商业银行国际保理业务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我国商业银行国际保理业务风险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正在不断完善，各商业银行也在不断加强国际保理业务风险管理的技术和水平，但由于我国国际保理业务发展处于初期，风险管理水平和经验还不足，与国际先进的国际保理业务风险管理体系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 国际保理业务风险识别存在的问题
风险识别是对国际保理业务风险有效管理的前提条件，只有良好的风险识别，才能最大程度减轻风险。对于国家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较难识别，特别是信用风险识别难度最大，信用风险主体多，包括出口商、进口商、进口保理商的信用风险，在国际保理业务中，要准确、及时识别是比较困难的，主要的问题有：
一是缺乏识别的优秀人才。如表1所示，各大银行人员结构，可以看出各大银行人员学历多集中在本科和大专学历上，并且股份制银行本科与大专的相对比例要高于四大行，本科比例相对较高，学历高低影响识别能力。国际保理业务涵盖国际贸易、银行、法律、计算机等领域，需要从业人员熟悉国际金融、国际贸易规则、国际贸易结算、国际商法、惯例等方面知识，掌握计算机操作和熟练的英语运用等等。目前，很多相关从业人员一般都没有经过专门的国际保理培训，在实践中也缺少实务方面的锻炼。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保理业务的顺利进行，也可能导致从业人员不能识别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
二是没有有效的识别方法。我国的国际保理业务起步比较晚，虽然其他业务也需要风险管理，但是由于业务不同，需要形成针对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识别技术。现行的识别方法主要基于财务分析，据了解，我国商业银行风险识别大部分基于财务因素，但是国外的先进识别技术对非财务因素给予足够重视，这限制了运用先进风险识别的方法。
数据来源：2013年各大银行年报整理。
3.2 国际保理业务风险度量存在的问题
对于风险度量，我国风险度量的观念比较落后，缺乏定量测量风险，风险度量的精确性和准确性也比较差，从而计算结果的可信度比较差。比如信用风险度量，传统的银行信用风险度量方法主要有“5C”原则、OCC贷款评级法、《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信用风险度量方法等，我国商业银行对于风险度量的方法主要包括：“一逾二呆”、“五级分类”信用风险度量法、贷款风险度和信用等级评定，度量方法相对于国际方法是比较落后的，并且信用风险度量的方法更多是依靠信贷业务员分析企业财务数据、经营状况等，然后进行综合评定，主观性较强，影响度量的结果。
3.3 国际保理业务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金融业实施分业经营，与保险公司的合作受到制约，商业银行缺乏再担保，必须独立承担风险，成本相对较大。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保理风险管理中，普遍需要采取抵押品的方式。对于信用风险，商业银行对进出口商、对手保理商的信用评估能力和资金流动的监控能力比较差，对于进出口商和对手保理商的信用评估只能采取事前的审查，而不是事前评估与事中的动态监控结合，并且传统的信用等级评定都是以企业的偿债能力及盈利能力作为标准，而国际保理业务同一般流动资金贷款性质上存在本质的差别，这就会导致评估缺乏准确性、科学性。对于国家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商业银行大部分采取事前调查评估风险，而在业务过程中，忽视风险变化过程，增加了损失的可能性。
3.4 国际保理业务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
国际保理业务风险控制存在几个问题：首先，对于风险控制方法，国际保理业务采取审批授信等直接控制方式，而不是直接控制与以定量分析等间接控制相结合的方式，缺乏定量分析风险，并且强调事后被动的监督管理，而不是事前主动引导管理和事后被动监督管理相结合的方法；其次，对于风险管理途径，商业银行采取末端治理型管理的方式，而不是源头控制型管理与末端治理型管理相结合，风险控制途径狭窄；最后，对于风险管理机制，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控制体系，尽管每一银行都有风险管理机构，但是比较单一，且都是对全部业务进行风险管理，缺乏独立的业务风险管理部门，并且需要拥有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
4 我国商业银行国际保理业务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4.1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国际保理能够得以蓬勃发展应得益于市场经济中存在较好的信用体系，建立信用体系是国际保理建康顺畅发展的基础。一是加快信用立法工作。信用立法不仅应该涵盖信用方面，对信用中介也要提供一定的保护，为了社会信用体系的良好发展，应该出台相关信用的法律法规，对信用中介组织的成立、操作和运行也要进行规范。二是加快企业征信系统建立。企业征信体系的展开首先可以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始，通过银行等的客户信息体系，可以得到客户的信贷情况、信用情况和拖欠还款情况等信息，然后，通过国家在全社会展开企业征信操作。当企业征信系统建立成熟，数据开放给需要的部门使用，达到数据开放利用，发挥数据的作用。
4.2 改善我国商业银行国际保理业务的基础条件
4.2.1 培养国际保理风险管理人才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要注重风险管理人才的培养，这是风险管理的重要条件。国际保理风险管理工作需要熟悉国际保理、国际外汇市场、世界经济动态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管理人员，需要对风险管理、识别、度量、评价、决策、控制方法与操作都有一定的了解，国际保理风险管理人员最好能做到在种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国际保理风险发生之前，能够准确预测，主动采取避险措施，使银行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一方面，对国际保理业务人员要进行定期培训。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员工激励机制。
4.2.2 进一步加强信息化、电子化建设
通过资信调查，国家保理业务风险管理可以详细了解进出口商的情况，而资信调查则依靠可靠信息来源和现代化的信息处理技术。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借鉴国外的技术，即采用EDI技术，通过建立完善的客户信息系统，加强客户信息管理。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可以与FCI其他成员、国内外银行建立信息交流系统，通过计算机终端进行数据的传输，逐步加强自身信息建设，完善电子化。
4.3 积极加入FCI，加强交流与合作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加入国际保理商联合协会的数量相对较少，缺乏与其他保理商的交流合作，在风险管理上也缺乏其他保理商的协助。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积极加入FCI，加强与国外保理商的交流合作，学习他们风险管理的技术与经验。其次，应该加强风险研究，国际保理业务收益较高，伴随着风险性也较大，加之其业务复杂、风险种类较多，因此，风险控制难度较大。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加强风险研究能力，可以召开国内外保理商的风险交流会，共同探讨风险管理办法。
4.4 构建全面的风险管理模式
首先，构建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商业银行应该完善进出口商的资信调查系统，分不同部门进行审核，确保结果的正确性，对于相关数据也要善于运用信息系统进行管理，对于每一项业务，都要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动态的监督管理，然后把信息系统处理结果传输到需要的部门。其次，完善管理组织架构，商业银行设立独立的国际保理业务风险管理部门。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可以较为独立的执行风险管理职能，较少受到其他部门的影响，客观的对风险进行管理，并且由于管理部门专职进行风险管理，专业性较强。
4.5 尝试与保险公司合作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实行分业经营体制，因此，在国际保理业务中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会受到种种限制。尽管如此，我国商业银行还是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与保险公司进行不违反规定的初级的合作。比如，我国商业银行可以替出口商在出口商所在地的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并通过保险公司了解某些贸易纠纷的原因及进口商可能的欺诈行为，当发生损失时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补偿，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其次，商业银行可以利用自己在国外的机构或商，在进口商所在地购买保险，当发生不确定事故时，可以得到补偿。通过与保险公司合作，把风险分散出去，从而降低自身承担的风险，尝试与保险公司合作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需要有关部门给予政策上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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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的缺点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问题；对策
1 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现状
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主要由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三大金融服务市场构成。中国农业银行是中国最大的涉农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办理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农村信用社是农村最基层的金融机构，直接向农户提供贷款，满足农村的资金需求，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主力军。除以上三个正规金融机构外，还有邮政储蓄、农村扶贫社和民间私人借贷等非正规的金融服务机构。
2 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2.1 农村金融机构功能缺失，定位不明确
功能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性功能缺失。表现在中国农业银行商业化运作，大量收缩农村的营业网点，扶贫的政策实施不理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功能单一，政策功能不全；农村信用社存在产权不清晰、治理结构不完善、残缺等问题。二是商业性功能缺失。四大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导致农村网点大幅度减少，直接面向农村的涉农业务减少，对农村的信贷只限于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户、农业生产的金融服务处于萎缩状态。
各大金融机构定位不清，农业银行支农功能“边缘化”。农行在农村的机构大幅减少，被撤并的机构主要是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基层营业网点，因此，贷款业务逐渐远离农村，农业银行的大部分贷款投向了城镇工商企业，而农业贷款投入较少。
2.2 农村金融服务机制落后,金融机构数量不足，金融服务品种单一
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是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随着国有商业银行实行战略调整，县级商业性金融机构逐渐成为“储蓄所”。农业发展银行只限于粮棉油的收购和加工，而无法满足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等资金需求。目前在大部分农村已经形成农村信用社一家独撑的局面，然而农村信用社仍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科技含量低，效率十分低下。由于受技术、人才、资金、交通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结算资金时间长，资金到帐不及时。农村金融机构支农信贷的品种单一，主要以小额贷款为主，而且中间业务欠缺。农村金融功能弱化，金融产品少，金融服务种类单调，基本上只有传统的存贷业务，中间业务和外汇业务种类很少。
2.3 农村信贷资金投放不足，资金外流严重
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撤离农村，为邮政储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形成了与信用社两足鼎立的局面，据统计在新增的存款中信用社约占2/3，邮政储蓄约占1/3，但邮政储蓄只存不贷，随着存放资金的增多，这些资金又回流到城市，同时农业银行存多贷少，吸收的资金倒流到城市，使得农村资金供给缺口加大，加剧了农村资金供求失衡。
2.4 农村经济补偿机制缺失
我国农村的保险业发展缓慢，目前只处于初创阶段。农业保险还不适应农业发展的需求。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和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使其赔付率较高，商业保险公司的目的是盈利，所以保险公司不太愿意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此外，由于农民的金融知识不足，缺乏主动投保的意识，故农业保险的覆盖率低。我国农业目前仍主要是靠民政主管的灾害救济为主的农业保险保障。补偿性质的灾害救济，受国家财力的限制，不适应农村经济市场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培养农户参与保险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同时，我国还没有建立相对完善的担保机制，缺乏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导致农业投资缺乏高效的风险分散渠道和农业风险保障机制，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和市场价格波动，农户就无力偿还贷款，风险转嫁给银行，进而制约了金融机构支农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导致农村信贷资金投放不足。
3 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存在问题的产生原因
3.1 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
国家将信用社交由地方政府管理，却没有给予相应的监管职能，使其只负责经营活动，风险和成本仍由国家承担，这种制度安排有可能会导致信用社新一轮的亏损。
3.2 资金结构失衡,农村资金匮乏
我国缺少专门面向单个农民的政策性扶持的金融机构，农民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资金资助，农民的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金融体系外。而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大量撤并农村乡镇的营业网点，向县城和城市收缩，导致农村基层金融机构欠缺。县域的金融机构不仅不能发挥“供水站”的作用，反而成为资金的“抽水机”，大量资金抽离农村市场。农村市场资金匮乏，影响了农民扩大在生产开拓市场和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推广优良品种，进而影响了农民的收入。
3.3 农村保险严重缺失,农村经济补偿机制不健全
一是农业保险的风险损失率较高，农户分散，展业成本高，使农业比其他财产保险费用高很多，而农民又是低收入的投保者，自愿购买保险几乎不可能。二是要分散农业风险必须大面积的建立保险制度，由于国家的扶持力度有限，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只能进行试点，尚未大面积展开。三是农户和农村企业缺乏有效的担保手段。四是通过财政手段对支农信贷的风险补偿有限。
3.4 其他金融组织发展不规范
尽管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但这些金融组织并不受国家政策上的鼓励和保护，使得大部分非正规金融组织走向地下经济化，没有实现规范发展。相当一部分的民间借贷采用口头约定等简单形式，利率高，制约了资金的需求，使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市场上唯一正规的金融组织，没有其他组织对其产生竞争威胁，其相互间也没有竞争。
4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服务体系的对策措施
4.1 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深化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明确产权关系，强化支农职能，充分发挥信用社直接服务农业、农村、农民，覆盖面广的优势，把农村信用社培育成真正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扩大邮政储蓄的功能，加速建立邮政储蓄的支农机制。在保留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其政策性支农领域，应该把农业开发、扶贫贴息等政策性业务转给农业发展银行，使其信贷重点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在抓好农业银行改革的同时，克服其偏离农村的倾向，强调其服务对象是涉农企业，要为农村和农业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放宽民间资金进入金融业的限制，通过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实现非正规金融组织合法化，要建立农村金融监管体制和破产保护制度，强化民间金融市场的退出制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担保补偿制度，保护中小贷款人的利益，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保障。
商业保险的缺点篇8
【关键词】质量保险制度；现状；完善对策
【中图分类号】TU1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954（2011）02-0103-01
近年来，我国建筑质量缺陷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城镇商品房屋质量纠纷问题呈逐年递增趋势。随着法律体系、社会监督、企业自律等各环节的不断完善，在建筑行业引入质量保险的条件逐渐成熟。推行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对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维护各方主体权益，净化和完善建筑市场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在我国运行现状
对于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建筑法》未作明确的规定，第62 条规定实行质量保修制度，而目前实行的是质量保证金制度。2005 年，建设部和保监会联合的 《关于推进建设工程质量保险工作的意见》 提出了制度基本框架，明确了工程保险的种类、投保的项目类型和投保主体。2006年9月19日，由建设部与保监会联手推动的建筑工程质量保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中国人保财险率先面向北京、上海、厦门等14个城市推出这一产品。各试点城市都在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如上海正在探索共投体、共保体机制；北京在奥运工程中普遍推行了工程保险；厦门提出了地方分公司的条款，并在发挥保险中介方面进行了探索。但是由于开办建筑质量保证的风险较大，承保时间较长，数据资料较少，无成熟经验可以遵循，自试点开始以来出现了“政府热、保险公司冷”的局面，虽然有个别地区进行了相应推动工作，但至今还没有取得实质上的进展。
二、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1、法律、法规不完善及监管体制的滞后
目前涉及建筑工程保险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建筑法》、《担保法》、《保险法》、《招投标法》等，并已成为开展工程保险的基本法律依据。尽管此类法律法规为数不少，但真正涉及工程保险内容的条款不多。而且，大多从管理的角度提出一些原则要求，缺乏完整和系统性。另外，已有的工程保险法律法规，缺乏具体针对建筑工程特点的配套措施，在工程保险的投保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最高法院就《担保法》的134条解释，没有一条涉及工程保险内容就是一例。近年来呼声颇高的多险种的强制保险也缺乏法律的支持，只能流于 “纸上谈兵” 。主管部门还没有完全完成职能转变，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惯性思维还在起作用。
2、保险体系定位不清
建筑工程质量保险框架体系并不是单一的保险险种，而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建筑物本身的缺陷险，二是各承包商的责任险。只有这两个险种相互补充，才能形成完整的建筑工程质量保险框架体系。而目前我国一些保险公司保险体系定位不清，将缺陷保险与责任保险混淆，造成我国试行的建筑工程质量保险框架体系主要为建筑工程质量保险框架体系中的质量缺陷部分。此外，我国开展建筑工程质量保险框架体系更多关注的是建筑的使用过程，注重建筑工程质量缺陷险，忽视建筑工程质量责任保险。以 2006 年开始的上海试点工作为例，各参建主体只可以投保建筑和安装工程一切险、人身伤害险、工程质量保修保险三个险种。 当发生索赔后，由于没有设置责任险，保险公司无法对各工程承包商进行代位追偿。
3、没有独立的工程质量检查控制机构
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合同订立的环境以信息不对称为特点，容易导致投保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即工程承包商利用工程建设方面的信息优势，隐瞒自己真实风险状况，从而达到以较低的保费转移较大风险的目的。工程承包商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之后，部分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工程承包商不用直接赔偿因质量缺陷而导致的损失，会引发其降低工程质量控制水平、进一步降低工程成本的动机。我国开展的建筑工程质量保险试点工作，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工程质量检查控制机构，从职能的角度来讲，我国目前的建筑工程质量保证体系包括审图机构、政府监督机构、建设单位聘请的监理机构等，每个机构都不能独立承担质量检查控制机构的所有职能；从独立性的角度来讲，风险管理费由建设单位支付，应由保险公司进行委托，但实际情况是建设单位直接委托和支付费用，质量检查控制机构（监理机构）只得按照建设单位意图办事，形成新的信息不对称。
4、保险公司自身发展滞后，保险费率的合理性有待检验
作为供给方，保险公司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在订立合同时就开始注意每个环节；分析事故可能发生的原因；研究防范对策，尽可能将事故消除于萌芽状态。这都需要专业技术和知识，而目前我国保险公司既懂工程风险又懂保险业务的相关专业人才甚少。
我国与质量保险相关的统计数据的匮乏和封闭，质量保险费率还难以科学厘定，当前试点项目只是借鉴国外的保险费率，是否合理还有待实践检验。而费率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保险公司的盈亏状况，法国、 澳大利亚在质量保险开展之初，保险费率偏低导致此项业务普遍亏损，很多保险公司因此而倒闭，但过高的费率很难为投保人所接受。因此尽管各保险公司已意识到这一新业务领域的广阔前景，却都非常谨慎，并未采取积极的态势。
三、完善我国建筑工程质量保险体系的对策
1、立法强制各参建主体购买建筑工程质量保险
从国外推行工程质量保险的经验来看，法国通过法律规定了各参建主体要对所建工程投缺陷险以及责任险；西班牙通过立法规定了建筑开发商要投建筑工程质量缺陷险，鼓励工程承包商投保建筑工程质量责任险；由于存在较为成熟的保险市场，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家没有强制要求各参建主体投保。针对我国开发商和参建各方投保积极性不高，以及保险市场并不成熟的实际情况，可探讨通过立法强制各参建主体购买建筑工程质量保险，规定审图机构、监督机构、开发商（建设单位）、承包商等投保相应的缺陷险和责任险，明确各主体的责任、权利，将各主体的风险、利益和责任捆在一起并相互制约。同时，通过设置强制保险条款，保险公司对于那些工程质量无法达到保险要求的主体（或责任体）不予提供保险，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业绩不良、无法承担工程质量责任的主体（或责任体）会被市场淘汰。
新西兰通过立法、保险等手段约束审图机构、监督机构、开发商（建设单位）、承包商的责任，确保工程建设标准、施工水平、材料使用以及建造环节中的每一处都必须有质量保险和保证；新西兰2010年9月发生的7.1级地震人员零死亡即证明了保险与质量之间的联系性和重要性。
2、整合资源，建立工程质量保险配套机构
在引入质量保险制度后，应该逐步将目前已存在的工程质量监督、施工图审查、建设工程监理、质量检测等机构等进行整合，以避免与质量保险制度的质量检查机构的职能重复，造成资源浪费和重复收费。同时应当保证专业、独立的建筑工程质量检查控制机构的全程参与。建筑工程质量检查控制机构的建立应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进行试点，重点是要强化建筑工程质量检查控制机构的独立性。
3、提高保险公司自身水平，确定合理的保费水平
保险公司要逐步探索新兴业务的内部管理模式，建立新的管理流程和分析统计指标体系，探索与第三方机构协调合作的方式，建立起市场化、有效的工程质量风险管理体系；加快培养既熟悉工程风险又懂保险业务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在确定建筑工程质量保险保费水平时，当地政府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工程风险控制能力等因素帮助保险公司确定合理的保费水平，尽量避免保费过高造成的承包商中“劣币驱除良币”现象以及保费过低造成的保险公司赔付成本过高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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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兴海.我国工程质量保证保险风险分担机制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9.
作者简介：
龚新，男，1973年11月生，汉族，江苏南通人。现供职于江苏南通启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