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范文

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篇1

—、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对研究的基本问题的探寻可以有多种视角，如历史的视角，思辨整合的视角，分析的视角和经验的视角等等。针对传媒伦理学研究的现实状况，此处我们选择后两种来进行探索。首先，是分析的视角，即从传媒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性质以及研究任务出发，寻找问题的答案。其次，是经验的视角，即对当前已有的传媒伦理学研究所涉及的实际问题以及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归纳，在分析中找寻答案。

接下来，我们就综合两种视角，首要是对传媒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性质进行一番梳理和考察，然后对其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分析，两者对照、结合，以此来探寻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1.传媒伦理的“应用伦理学”属性和“实践伦理学”维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饱受战争之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行了经济复兴政策，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自然环境迅速恶化；人格尊严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高科技的负效应此起彼伏……这些问题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又亟待解决。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在既有的伦理道德理据中，人们无法找到现成的答案。生活实践迫使人们放弃书本教条，直面现实，找到一种新的伦理规范，建立社会新秩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用伦理学”应运而生。应用伦理学应用于社会不同领域，就产生了领域伦理学，如政治伦理学、商业伦理学等；应用于不同人群，就产生了人群伦理学，如妇女伦理学、老年伦理学等；应用于不同职业，就产生了职业伦理学，如教师伦理学以及我们所研究的传媒伦理学等等。我们看到，传媒伦理学是一种典型的职业伦理，而职业伦理学恰恰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传媒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的学科范畴。

“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有重要意义，为理论伦理学的发展打开新的天地，重新强化了伦理学的“实践维度”。虽然伦理学理论的诞生就是为了人类的道德实践，但是伦理学在后来的发展中有很长一段时期偏离了自己的初衷，以“元伦理学”为代表，“热衷于体系的构建,迷恋于思辨的推导”。?与理论伦理学不同，应用伦理学的核心就是“应用”，其生命力就在于以理论的方式关注、把握、指导生活实践。而传媒伦理学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学，恰恰在于着力解决传媒职业领域内的伦理失范和价值混乱问题，其“实践伦理学”的维度相当明显。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传媒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应用”，而应用的主旨是强调“实践”。传媒伦理学是沟通理论伦理学与传媒实践活动的桥梁，它把媒介行为置于理论伦理学所构建的人类价值体系的总体框架下，在传媒实践中对这些既有观念、?般价值原则和基本行为准则进行验证，辩驳和诘难，以媒介职业性质和传媒职业群体特征为依据，将这些总体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具化并细化，建构传媒领域的价值体系和媒介从业者的观念模式。也就是说，以分析的视角考察传媒伦理学及其应用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大众传播领域内，媒介这-特定群体所追求的职业责任或至善目标及其实现的伦理手段和途径。

2.传媒伦理的研究现状：立足于媒介道德困境，探寻多样性的价值共识，形成合乎伦理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纵观传媒伦理学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我国，都立足于媒介的道徳困境。新闻失实、新闻炒作、有偿新闻、有偿不闻、娱乐至死、漠视生命、侵犯隐私等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和媒介的急速扩张，大众传播领域内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呈现出来。事实上，传媒伦理学的研究者关注的绝不仅仅是这些判别起来相对简单的道德失范行为，还有与具体道德情境相关的职业伦理闲境。传媒伦理作为职业伦理学的分支其显着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它总是与具体的道德情景相关，它不仅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因素影响，更重要的是还要打上“职业”的标签。“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由”、“新闻价值”、“新闻时效性”、“受众知情权”等等，所有这些专业词汇使媒介从业者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抉择变得十分复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展江在《新闻职业伦理四大争议问题评析》一文中，对“当代四大新闻伦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救死扶伤与新闻本职的矛盾”，“公众知情权1公民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消息来源保护问题”以及“媒体自由与公正审判问题”。他认为：“新闻职业伦理就是新闻工作者和媒介机构在新闻职业道德体系中的诸个因素(道德诫命)发生冲突时的理性抉择原则。”?他认为新闻职业伦理非常复杂，因为新闻人“在报道一则新闻的过程中要与消息来源打交道、处理与同事的关系，最后还要面对公众，所以可能要同时做出几个互不相关的伦理抉择。”正如展江所言，在新闻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关于伦理的思考和抉择，这些思考和抉择又多偏向多元交错，致使从业者的道德信念被迫接受挑战而陷人伦理原则上的两难境地。传媒领域内的伦理抉择既要遵循普适性的“道德善”，又要体现特殊性的专业规范，那么我们必须打破思维方式的单一性和价值规范的垄断性，进而寻求一种多样性的“价值共识”，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具实践价值的标准，形成合乎伦理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根据以上有关传媒伦理学理论体系、学科性质、基本特征和研究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大众传媒领域中出现的职业群体价值、伦理诉求和道德标准与社会整体利益、伦理诉求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传媒这一特定群体对自由、自主、专业和自我完善等价值追求与社会整体“道德善”及“应当”为标准的伦理规范和理想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是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二、传媒职业伦理研究方法的整合

在我国，传媒伦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综观众多学术成果可以发现，由于研究者们研究视野、研究维度和研究立足点的差异性与广泛性，传媒伦理的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态势。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因为研究方法的零散性与不确定性，导致了研究路径的混乱，进而影响了结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所以，当我们明确了传媒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后，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整合，以明晰研究路径，深化研究结论。

1.反思、批判与建构的整合

对传媒现象及传媒人行为进行道德批判，是当前我国传媒伦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问题意识与注重问题研究诚然重要，但它并不是传媒伦理研究的初衷，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全盘否定，而是为了创新，创新意识与价值体系的建构才是伦理学研究的核心与关键。创新的过程就是改造的过程，它以反思和批判为前提和基础。改造的过程又是构建的过程，传媒伦理学研究就是要在不断创新、不断改造的过程中构建传媒理论价值体系。所以，反思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和建构的方法是传媒伦理研究的=种重要方法，=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事实上，这恰恰符合了传媒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传媒伦理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伦理学作为人生哲学，像本体哲学和认识哲学一样，其基本的研究方法首推思辨的方法。而思辨恰恰是反思、批判与建构的有机统一。

这种统一首先表现在反思与批判的相辅相成。所谓反思，就是换方向、换角度、换位置进行再审视、再认识、再思考。伦理研究中的反思不是欣赏性的，而是否定性的，其目的是要发现问题。因此，反思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批判的过程。而批判又是以怀疑为前提的，而怀疑通常又是在反思当中获得的。所以在传媒伦理研究中，我们一方面要对大众传媒行为、境遇与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又要对已有大众传媒伦理本身进行反思性批判。抽象的反思与具象的批判相结合，是提升大众传媒道德理念的必要手段，也是促进大众传媒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然，无论反思还是批判，突破、改造与超越才是其最终目的。传媒伦理学研究致力于解答的仍是大众传媒领域中的价值问题，其最终指向仍是新的价值原则的确立和价值体系的建构。因此，只有坚持反思、批判与建构的并存，传媒伦理研究才能向纵深发展，为传媒实践中的根本性和总体性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2.演绎与归纳的整合

自伦理学产生以来，演绎的道德推理方法就被看成是最主要的解决道德问题的方法。但应用伦理学产生之后，演绎这种思维方法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些伦理学学者主张，应用伦理学研究应告别原则，专注于个别具体事例勹情境，在实践中归纳出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进而再将它上升为一种普适原则。也就是说归纳法在应用伦理研究中备受推崇。事实上，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演绎和归纳正是当前传媒伦理学研究领域中两种重要方法。演绎是从既有的普遍性原则或一般性事理出发，把这种事理或原则运用到各个具体的领域中去，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一种方法。归纳法则是从个别事例出发，对既有材料抽丝剥茧地分析，最后得以做出一个概括性的原则或结论。看起来，演绎与归纳是两种完全相反的研究路径，所以大多数传媒伦理研究都是只选其一。一种是以人类社会普适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为依据，对传媒现象和行为进行道德批判；一种是从大众传媒领域中出现的具体案例出发，归纳总结出能够解决传媒伦理实际问题的伦理原则和伦理依据。但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都有失偏颇，单独使用一种方法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演绎道德推理是逻辑学上的演绎推理在道德推理中的运用。它的前提是确立一个判断伦理善恶是非的原则或标准。一般来说，公平、正义、真实、诚信、尊重人道等等是社会所公认的伦理准则，它们共同构建起人类向善的根基。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他们作为道德推理的依据去衡量媒介行为，会带来很多道德困惑和伦理矛盾。以新闻报道中的隐性采访为例，无论是以动机论还是效果论来评判，隐性采访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揭示社会丑恶，有助于清除社会腐败，它都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善的手段。但是记者在隐瞒身份、挖掘事实过程中所使用的欺骗和诱导等方法显然违背了诚信的伦理准则，是一种非道德行为。所以，道德演绎推理，必须考虑到“情境”这一要素，把理论伦理直接应用于复杂的媒介现实问题，难免犯功利主义错误，让研究陷人困境。同样地，如果我们抛开理论伦理，仅仅关注于具体情况中的问题，企图从对各种各样复杂问题的分析中归纳出结论，那么我们归纳的很可能只是一种经验、直觉或习惯，最终得到的根本就不是能够指导并解决所有传媒伦理问题的伦理学答案。

所以在传媒伦理研究中，我们应将演绎和归纳两种方法进行整合，实现理论与实际的双向互动，即考察分析传媒实践的道德困境、道德问题及它们的特性、规律的同时，思考伦理学的一般理论和道德原则的意义及其可应用性，并以它们为前提对道德事实进行推理和判断，建构大众传媒领域中具体的伦理学原则和道德规范。

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篇2

摘要:

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作为伦理道德研究的学科范式在问题意识、研究主题和知识图式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架构。伦理学是追问“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以道德与利益之关系为基本主线，在生活世界图式里探讨伦理道德问题的学科范式;道德哲学是立足“我应当干什么”，以事实与应该之关系为主题，在语言世界(或精神世界、概念世界)里研究伦理道德知识的学科范式;实践哲学是探寻“我们如何在一起”，以个人至善与社会至善之关系为目标，在现实世界里深化伦理道德应用的学科范式。通过这样的区分，厘清伦理道德研究中的多元与一元，揭示当代伦理道德研究的困境，进而指明为走出这样的困境提供伦理道德学科解决方案的可能。

关键词:

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基本问题;道德困境

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提到伦理道德一般人们想到的学科就是伦理学、道德哲学或实践哲学，①而这三个学科范式在学术界关于伦理道德的研究视域几乎是不加区别地加以应用的②。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同一个研究领域学科范式却有不同的学科名称?在使用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时是否都是意指同样的研究领域?在使用这三个名称时，是否完全是一种语言的习惯或随意的安排?这样的问题不仅仅纠结着进入这一领域的初学者，而且也使得众多伦理学领域的专业研究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含糊其辞。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界开始具有一种将伦理和道德区分开来的倾向③，虽然“这个区分的价值仍处于争论之中”，但是，由此而来的一个学理性问题是:是否存在着一种将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学科范式区分开来的可能?笔者以为，这样的辨析不仅仅有利于拓宽伦理道德的研究视角，而且有利于分析当下伦理道德价值多元化成因。

一、伦理学学科范式的生成及其基本问题

“范式”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系统阐述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范式的特点是:首先，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其次，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并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同时，范式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①后来，它被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的具体研究中，意指各个学科发展阶段的模式。就其本意与在各个学科的广泛应用来说，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指某个学科(如伦理学)或者某个同质性领域(如科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共性图式;二是在一定共同体内部具有一定的公认性;三是指反映一定特殊历史阶段与现实环境的共同研究纲领。

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在人类思想史上，无疑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为重要标志的。今天，翻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总会有这样的感受:《尼各马科伦理学》似乎比当代书店的里的各式各样的以伦理学、道德哲学命名的那些研究伦理道德的书籍更为亲切、更接地气、更为好懂。这是为何呢?亚里士多德自己在这本著作的第一卷开篇不久就说，“有的道理自本原或始点开始，有的道理以本原或始点告终……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并且探索路径到底是来自始点或本原，还是回到始点或本原?……最好是从所知道的东西开始，……对我们来说，研究还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开始为好。所以那些想学习高尚和公正的人……最好从习性或品德开始。”③在此，亚氏为我们指出了伦理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差别，并且使得伦理学研究从柏拉图本原性的哲学研究中走出来，面对真正的“生活世界”。伦理学是关于生活世界的学问，是在生活世界中追问我们生活的意义和方向，是从“习性或品德开始的”。离开生活世界，我们是无法去理解亚氏伦理学的。亚氏创立伦理学的现实土壤是真实的“生活世界”，没有生活世界就没有亚氏伦理学。所谓“生活世界”，意旨“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可以说是伦理道德产生的共同源头，圣经、古兰经等用讲故事方式所隐含的逻辑恰恰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本真关注，中国儒家经典《论语》中许多伦理道德概念之所以今天争论不断，正是因为孔子是对于当时生活的不同现状而言的，使用了一些类似的话语，在无法还原生活世界的今天当然是争议不断。在确立了“生活世界”作为伦理学学科诞生的“共性图式”基础之后，我们还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范式是否获得“一定共同体”内部的共识?亚里士多德虽然创立了伦理学，但亚氏却不是第一个提出伦理道德问题的人。代表着伦理道德第一次在世界史上出现的思想家是苏格拉底⑥，苏格拉底所发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生值得一过?”这个“道德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伦理学基本问题: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中国古典中叫义利关系)。“人能所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天天谈论美德……对自己和别人进行考查，不经过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⑦当道德与生活发生冲突时，“现在我们各走各路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清楚，只有神灵知道。”①苏格拉底毅然选择“道德”而不选择“生活”(某种意义上说是放弃人生最大的利益:生命)。正是苏格拉底对美德的义无反顾使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走上了追问美德的不归路。虽然，柏拉图的《理想国》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念幻想，然后其背后的生活事实恰是柏拉图的生活追问:我的老师苏格拉底一个如此具有美德的人何以会被城邦、被生活所抛弃?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一直贯穿着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伦理道德篇章。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提出了幸福的目的论之后，接着就是探讨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将幸福与快乐相联系(快乐恰恰是体现美德与利益之间的现实悖论:道德不一定快乐，快乐不一定道德)，“主要的生活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享乐生活，另一种是政治生活，第三种则是思辨、静观的生活。”②而接下来的讨论中，亚氏通过“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而生成的灵魂的实现活动”③这一定义来说服人们值得一过的生活是在德性的指导下，在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之间寻找中道。由此可知，生活世界在古希腊哲人那里、在伦理道德之中是一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

通过对于“伦理学”第一次出现的相关文献与思想史的梳理，就不难发现“反映”伦理学学科诞生的“一定特殊历史阶段与现实环境的共同研究纲领”即是:在生活世界之中，以道德与利益(道德与生活、义利)关系为基本问题，追问“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的伦理道德学科范式。在这一研究纲领中，苏格拉底提出了问题，柏拉图揭示了问题，而亚里士多德系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进而为后来研究的人们“提供了”研究伦理道德“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

二、道德哲学的近代凸显和理论范式

从西方话语的语言体系来说，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用拉丁语moralis(道德)来翻译希腊语ethics(伦理)本身只是一种语言转换，没有太多的理论旨趣。但是，道德(moralis)被广泛使用应该是近代以来的事情④，特别是到“休谟问题”的发现，使得道德哲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范式。康德提出的道德哲学，实质上并没有回答休谟问题，而是回避了休谟问题，它不是要回答“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而只是确定了“应当”产生的主体性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建立在“生活世界”之“是”基础之上的“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的伦理学问题，被康德转换为要在主体性的“精神世界”里确立“我应当干什么”的道德哲学问题。让生活世界归于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归于精神世界，二者就如两条平行线一样永远没有交点，这就是康德无法走出的二律背反。黑格尔发现了这个问题，黑格尔明确地意识到，近代哲学的问题是各种对立，所要研究的内容为:一是神的理念与存在的对立;二是善与恶的对立;三是人的自由与必然性的对立;四是灵魂与肉体的交感。①休谟问题被黑格尔化解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之中，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实现“和解”。黑格尔认为，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和解”的基点是哲学，方式是概念，“概念”既包含着客观生活世界的经验，又篆刻着主体精神世界的印记。近代道德哲学是建立在语言世界(或者说概念世界、精神世界)基础之上，以“是与应该”(或者说事实与应该、事实与价值)为基本问题，追问“我应当干什么”的伦理道德学科范式。不同于伦理学立足于生活世界，为人寻求价值方向的“目的论”意识，道德哲学立足于语言世界、概念世界、精神世界，试图确立人之为人的主体性根据，为人的道德行为需求确定不移的“义务论”色彩的绝对准则。不同于立足于生活世界对于人的情感、快乐、幸福与德福一致等经验性问题的研究，而是注重人的理性、义务、责任等道德律令的纯粹性研究。

三、实践哲学的实践使命与伦理道德范式转型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实践哲学的奠基人。这样的“实践”内涵揭示了几个重要内涵:一是实践是主体的自觉行动，没有自觉就没有行为、没有实践;二是实践主要可以分为面向自然的实践(生产劳动)、面向人际的实践(伦理实践、政治实践);三是面向人际的实践(伦理实践、政治实践)因为其是以自身为目标的过程和实现活动，因而是最高的实践;四是伦理实践与政治实践因为建立在人际之上，因而是人自身的实现活动，这个实现活动本身构成了人生活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通过人的生存实践形成和产生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概念和意义”，因而“是一切人的活动的基本特征与条件。”⑤可以说，行为、实践、现实世界几乎是三位一体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及其实践哲学思想是隐含在他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理论阐释中的，不像伦理学、政治学那样是显在的。实践哲学的真正确立应该是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界兴起的回归古希腊实践传统的所谓“实践哲学复兴”，这样的实践哲学复兴使得实践哲学成为现当代哲学的显在话语，以至于列维纳斯甚至把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⑥一个颇为奇怪的学术现象是“实践/行为”⑦在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中几乎被遗忘了。笔者以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具有“有意做任何事情”这种“实践能力”的行动主体还没有觉醒，或者说觉醒的主体还不具有普遍性。亚里士多德是要通过实践概念传达对生活世界的追问，提出自己主宰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至善幸福是值得一过的生活，是古希腊极少数的哲人和公民们追求的生活。因而这种实践还不具有普遍性，在某种意识上实践是伦理学学科范式得以实现的理性工具，还不是实践本身。而近代道德哲学通过语言和概念在精神世界所要确立的恰恰是“一个超历史、无时间、自主的和单一的理性主体”①，根本无关实践本身。这样的主体通过黑格尔的道德哲学转换成现代人的教养:从一个个特殊的个体上升为普遍的个体。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哲学不具备的“有意做任何事情”的主体，经过近代道德哲学的教化已经普遍存在，因而实践哲学也就有了“复兴”的可能。一般来说，实践哲学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狭义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二是从实践视角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审视。后一种实践哲学实质上已经是一种关于实践的哲学思考，脱离了实践的本义。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作为关注伦理道德的实践哲学与伦理学和道德哲学学科范式的差异，因而主要侧重于前者。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原先单一的关于伦理学、道德哲学学科范式在当代学界人们为何要以一种包含伦理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多种意味的实践哲学来加以取代?如前所述，实践哲学兴起的前提是主体性的觉醒，而主体性觉醒之后，实践哲学面临着双重研究范畴:一是研究主体的行为，一是研究主体间的行为。前者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后者就是政治学。因为一个个主体自视自身为具有实体性的“普遍的个体”，而忽视自身实践的先在性，不同主体之间呈现出价值多元，乃至麦金太尔发出感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③平等、正义理论受到关注，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纷争不断。伦理道德不再是追问人生何义的幸福主义的伦理德性，也不再是追问主体何为的道德应当，而是要在现实世界里接受实践的检验，在不同理性主体之间追问“我们如何在一起”、个体至善还是社会至善成为实践，哲学讨论伦理道德的基本主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含糊不清的政治学似伦理学、伦理学似政治学，在现当代的实践哲学中实现了彻底的融合，伦理学指向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指向伦理学。正说明这个世界在走向一种去道德的时代，因为实践哲学所关注的不是道德的哲学，而是哲学视野下的道德;关注不再是坚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而是在实践视野下的伦理道德何为。

四、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及其当代困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有一场持续多年的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当时讨论的主要观点有:一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二是道德与社会历史条件关系问题，三是什么是善、善何以可能等基本问题。④最终以罗国杰先生在《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中将道德与利益关系确定为伦理学基本问题而告一段落。21世纪初，肖群忠先生又旧话重提，发表《伦理学基本问题新论》，提出“道与德、义与利、群与己”的关系作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三要素。⑤需要注意的是，前者的讨论几乎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后者是在中国传统伦理语境中对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似乎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作为伦理学发源地与学科范式明显的西方哲学传统被遮蔽了。何谓伦理道德基本问题?就是使得伦理学或道德哲学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就是贯穿整个伦理道德思想史的问题，就是研究伦理道德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所有伦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必须面对的问题。由此，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传统伦理、西方伦理传统那里应该是一样的，在不同时代也应该是一样的，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也应该是一样的，这样的问题才能够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

结合前面对伦理学、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学科范式的历史梳理以及中国学界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讨论的现状，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应该是:道德与利益、事实与应该、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三个基本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表述应该说是面向当下语境的，它在西方传统中的表述是道德与生活、是与应当、个人还是社会，在中国传统中的表述是义利、名实、群己①，在马克思主义立场那里即是道德与利益、历史与道德、善恶矛盾等。同时，这三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思想家追问伦理道德时不可回避的主题。之所以这三者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问题，从知识论的视角来说，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价值论的人之为人的问题，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探讨道德本真的认识论问题，而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关系问题则是一个面向现实世界的实践论问题，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伦理道德的本质，解决了伦理道德的本体论问题。

在这样的伦理道德基本问题与主题视角下，结合前面的讨论，可以将伦理学、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作更为明晰的一个表述如下:学科范式共性图式伦理道德主题基本问题知识范畴伦理学生活世界道德与利益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价值论道德哲学语言世界(精神世界、概念世界)是与应当我应当干什么?认识论实践哲学现实世界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我们如何在一起?实践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将伦理学的主题界定为道德与利益，但并不是说是与应当、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等问题就不是伦理学研究的主题。事实上，道德与利益、是与应当、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都是伦理学、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主题。在伦理学诞生的古典时代，在什么样的生活值得一过的生活世界追问中首要解决的主题就是道德与生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解决的路径是要过美德的生活，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德是否可教”，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希腊哲人，《尼格马科伦理学》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这个问题显然就是一个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而苏格拉底的悲剧正是个人至善与社会至善的“道德冲突”的悲剧。同样，在道德哲学中，还有美德伦理(道德与利益)、规范伦理(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和元伦理学(是与应当)的分类。通过伦理学、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学科范式辨析，是要说明伦理道德基本问题在逻辑上是同构存在的，在时间序列上它们的出现与完善又是有主次之分的(古典时代是美德的义利之辨是主要矛盾、近代是与应当是认识论主线、现当代是平等正义的群己争论是时代热点)。在学科范式上正是这种逻辑的同构存在造成了我们认识上的相互混淆，正是时间序列的主次之分使得我们能够走出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之间混沌不清的思维混乱。

当代的伦理道德纷争的价值难题在于:个体放任自身于全球多元价值的合理性之中，对外来文化保有远观的欣赏与敬意而又无法摆脱自身文化的历史束缚，个体生活遭受去历史的比附，而在现实生活上呈现出跨越式被动提升的价值焦虑。在多元文化交融的全球化时代，当代伦理道德理论最为尖端与迫切的理论难题在于:如何在各国意识形态多元冲突的道德语境中建构全球道德理想的一元指向?各民族国家共同体如何在一种去历史的道德比附中重构民族道德的基本信念?原子式的个体如何在道德价值多元的社会语境中获得内在道德自我的安宁?简单地说，就是如何解决多元与一元的矛盾。通过伦理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的学科辨析，我们明白正是由于在生活世界的源头通过伦理学的建构造成了不同文明之端关于美德的价值论分歧，而通过道德哲学的建构又使得在原初生活世界中建立和抽象出来的美德理念变成了语言世界、概念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逻辑自洽———从而具有了知识普适性根基，这样的伦理道德回归到当代实践哲学的开放语境中必然导致价值冲突与知识纷争。如何在多元的冲突中构建一元价值交流的平台?通过伦理学、道德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背后共存的伦理道德基本问题的一元性或许就是重构“伦理支配的世界”的基本信心与价值信念。

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篇3

当前，体育事业要完成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实现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建设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树立社会主义的体育道德风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乃是其基本的和重要的条件与保障。今年召开的全国体工会上，伍绍祖主任的讲话和讨论的《中国体育发展与改革纲要》和《体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等文件中都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思想。这无疑为体育伦理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期待着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产生新的飞跃。为此，本文愿就体育伦理学学科的进一步建设与发展的几个问题，谈些粗线的想法。

1关于深化体育伦理学研究的有关思路

近年来，我国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努力从中国的国情和体育实际出发，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都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其方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坚持上述方向，将体育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笔者认为，首先应从指导思想、研究思路上注意这样几点:

1.1要牢牢把握和处理好体育伦理学研究和体育现实发展的关系，即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幼何反映井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实践。应该承认，我们目前的体育伦理学研究还落后于体育事业实际发展的要求。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革、迅速发展的时代。变化万千的现实生活提出了许许多多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期待着理论工作者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比如，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能否和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精神道德领域的负效应?历史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道德为代价，还是道德建设能与其同步发展?为什么近十年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一片加强声中反倒时常被忽视、被冲击、被淡化?这些无不涉及到体育领域。

在体育事业的现实发展中，同样也面临着一大堆伦理道德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说明并解决。其中，急需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体育，如何保持体育自身的道德价值，抵制住金钱的诱惑和泛商品化的侵蚀，克服狭隘的局部私利，以捍卫奥林匹克的神圣理想，保证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这是资本主义体育发展中已感受到而无力解决，社会主义体育可以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实践向理论的挑战，又是催发理论前进的压力和动力。为了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科学地揭示体育发展的道德方向，积极促使体育道德对体育事业发展能动作用的发挥。对此，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工作应担负起更艰巨的责任。

1.2要扎扎实实地深化体育伦理学基础理论的专题研究。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必须要挖掘独特的研究对象的特殊运动规律，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基础理论体系。我国的体育伦理学研究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已初步建构起一定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对有关的基础理论，有一定的专门阐述。

但由于学科建立时间尚短，目前对许多基本理论的研究层次还不够高深，有些有价值的理论问题还没有纳入到学科体系之中，特别是不能满足于对普通伦理学理论的直接搬用和表层移植(尽管这在研究初期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比如，体育道德基本原则的表述问题就是至今没有较好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努力使体育伦理学在一般伦理学的基础上，有更多的个性内容，真正成为伦理学的独立的分支学科。所以，当前是否可多搞一些较深入、细致的专题性研究，开拓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基础理论的研究质量。切不能以为体育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就不需强调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

1.3要研究体育道德规范可操作性的方法。体育伦理学所研究的体育道德现象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实践这几个有机联系的方面。体育道德规范是其中。而经由道德意识概括而成的体育道德规范，只有有效地在体育行为实践中产生结果，才构成体育道德活动运行的全部过程，才能使体育道德的价值得以实现。因此，体育伦理学的任务，决不只是提出体育道德规范，更重要的问题是要研究如何实现规范对实践的指导和向实践的转化。

现在，经理论研究所提出的和有关组织所制定的各类各种体育道德规范已不算少了，但其作用又总是不大令人满意，存在着要求和效果两张皮的现象。固然，这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任务，但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对此是否应有所作为呢?笔者认为，可以广泛运用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的方法和其他科学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探索体育领域中现实的道德规范形成的规律和人们现实体育道德意识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与体育道德活动相关的其他因素，进而找出较符合实际的行动措施和操作方法。要研究如何通过努力，日益形成保障体育蓬勃发展的体育道德氛围、机制和格局的问题，使体育道德尽可能具有更大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2关于当前体育伦理学研究的部分内容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可对当前体育伦理学急需研究的部分内容，作出大致的例举:

2.1在体育伦理学基础研究方面，需继续深入和进一步展开的研究内容可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体育伦理思想的研究;体育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地位、体系的研究以及体育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的研究;体育与道德关系的研究和体育的道德价值的研究，体育道德的本质、特点和结构层次的研究，体育道德变革发展规律的研究;体育道德意识、体育道德价值及其判断的研究;社会主义体育道德原则独特性的研究;社会主义体育道德范畴的内在必然性和其他范畴内容的研究，体育道德实践活动的主客观机制的深入研究等等。

2.2在体育伦理学的应用研究方面，需不断从现实体育实践发展中挖掘和充实的研究课题有:现阶段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道德机制与道德环境的总体或分别的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育道德建设特点与基本模式的研究;近年来体育领域道德价值导向的反思研究，北京亚运精神的内涵、形成与社会效应的进一步研究;体育队伍道德素质的调查研究以及对其加强的、对策研究，社会中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体育道德意识和体育道德行为状况的调查分析研究;各个基层单位、各项体育活动中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经验与方法的总结研究，对各种体育道德问题，如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地区和小团体主义、体育竞赛中的暴力事件、滥用违禁药物等的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对各体育管理体制、锻炼训练方法、运动项目形式等的道德分析与道德评价的研究，规范体育道德行为和培养体育道德品质有效途径与方法的探讨研究;体育道德教育宜传的阵地、形式、效果方面的研究，为迎接中国举办奥运会，对创造奥林匹克文化氛围的研究等等。

2.3在体育伦理史和体育伦理学的比较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研究不够或尚属空白。至少包括:对体育伦理史上各人物、思想、国别、阶段的分别研究，体育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研究，对古今和不同历史阶段的体育道德思想、活动的比较研究;对各应用伦理学科、各部门道德体系的比较研究，对中外体育伦理学、体育道德的比较研究等等。

3关于充分发挥学术组织作用的问题

现代科学研究活动的社会化和组织化，使各种学术组织普遍建立，整合并增益着科研能量。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体育伦理学学组，作为我国唯一的全国性的体育伦理学的学术团体，在我国体育伦理学的发展中，做了大量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适应体育伦理学研究发展的新的需要，学组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担负起组织、协调理论研究，规划、引导学科发展的艰巨责任。众多对体育伦理学有研究兴趣的同志，都希望能得到学术组织的帮助，希望能在学会和学组的带领下，形成体育伦理学研究的集体攻关力量。在现有的条件下，学组是否可在如下一些方面有所努力，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3.1健全组织，形成一定人员构成的学术核心，改变目前组织过于松散的现状，并逐渐扩大队伍，为进一步建立全国性的体育伦理学学会或研究会积累条件。

3.2根据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规划要求和体育运动的具体实际状况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和特点，适时地拟定体育伦理学研究选题指南，供研究者参考选用。

3.3尽可能利用和创造各种条件，多组织一些体育伦理学的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

3.4适当组织力量，集体申请和承接国家体委有关的研究课题，力争在“八五”期间组织搞出几个有一定规模的研究成果。

3.5密切和伦理学界的广泛接触和联系，积极吸收聘请伦理学工作者参加体育伦理学的研究，力争尽早在伦理学界取得，席之地，使我们体育伦理学组织成为全国伦理学会中的成员。

3.6逐步建立体育伦理学资料库，继续编辑《体育伦理学通讯》，积累、沟通和理论研究信息，加强研究人员的联系，积极提供和反映体育伦理学的研究状况与研究成果。

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篇4

论文摘要:欧美、日本、前苏联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可概括为道德教育、教师职业道德和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三种类型.我国教育伦理学一直未突破教师职业道德的研究框架。教育伦理学应当研究教育同经济及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不能把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同教师伦理学、德育原理等学科研究对象相混淆。

教育伦理学是教育学和伦理学所构成的交叉学科，它是不是具有独立存在和研究的价值，上世纪初人们对此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通过争论，欧美、日本、前苏联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学界同仁对独立研究和发展教育伦理学、加强教师教育伦理学修养的必要性普遍给予了肯定。这一共识，对我国也发生了重大影响。从那时起，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相继出版了一系列教育伦理学专著、教材，对教育伦理学开展了独立的学科建设。但是，由于在研究对象问题上见仁见智，教育伦理学学科建设进展缓慢，不尽人意。

近几十年来，国外教育伦理学在研究什么?20世纪上半叶，英国人b·诺曼妮和g·科蒙尔合著出版《教育伦理学》一书。该书依次讨论了什么是儿童、胎儿的环境、早期家庭教育、性格和气质、性别训练、、理想的学校、学校指导等问题，未对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给予明确阐释。但从其体系和内容上看，其论述主要集中在人格发展这一主题上，可见他们所理解的“教育伦理学”实际上是“伦理教育学”，准确地说，是一种道德教育学或者说道德心理教育学。

美国对教育伦理学研究的关注点，一开始就集中在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上。20世纪20一40年代，一批美国学者如卡他斯、韦伯斯等采用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概括出了一名优秀教师应具有的职业品质和行为特征。这些研究，有的是在征集有丰富经验的教师的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有的是在对成功教师与失败教师开展品德对比的基础上进行的，有的则分析教师职业品质与教师成功之间的相关度。1948年，全美教育委员会所属的师范教育委员会向全美教师发表了题为《我们时代的教师》的报告，对教师应当具备的职业道德品质提出了13项要求和指导;1968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ea)正式制定了《教育职业伦理准则》。70年代，这一研究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专家们继续以实证方法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分门别类地对“教师品质”进行研究，形成了教师职业内部不同专业的伦理道德准则，如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职业伦理声明》、美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伦理标准》以及人事指导协会的《伦理标准》等。

日本有培育优良“教师形象”的传统，日本对于教育伦理学的研究也正是从培育“教师形象”开始的。20世纪初，日本师范教育改革家野口援太郎提出要培养人格主义的“理想”教师。二战以后，广大日本民众从军国主义的噩梦中惊醒，教育界提出培养民主主义的“现代教师”。1952年，日本教职员组织通过了《伦理纲领》，以此作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指南。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民间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日趋增多，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教师职业伦理和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专著和教材。如，日本当代著名教育家、原玉川大学总长小原国芳撰写了《师道》一书，对于师道的本质、内容和发展条件等做出了有益探讨。日本著名教育家、原广岛大学校长皇至道，出版了《人类教师与国民教师》一书，书中极力推崇瑞士教育家j·h·裴斯泰洛齐关于教师“爱”的品质。著名教育家、广岛大学教授新崛通则强调教师以身作则的精神，他在《现代教育讲座》一书中说:“教师应当为人楷模，教师以身作则在道德教育中乃至整个教育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长期以来，日本都以教师职业道德作为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视对师范生教师职业伦理道德的教学和教育，教育伦理学是日本师范生的必修课。

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教师报》上开展了一场关于教育伦理的大讨论，经过这场讨论，教育伦理学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1977年，·皮萨列恩科和·皮萨列恩科撰写的《教育伦理学》出版，紧随其后又出版了b·h·契尔那葛卓娃和h·h·契尔那葛卓夫的《教师道德》。前苏联十分重视教育伦理学研究，但总体上讲其所确立的研究对象是教师职业道德。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在教育伦理学研究中，创制了“教育分寸”这一道德范畴。·科季格尔和·恰姆列尔在其所著的《教育伦理学》一书中，对“教育分寸”给予了教师职业道德的准确定位，该书认为:“‘教育分寸’的重要任务是促使在孩子身上树立一个正面的心理背景，这个心理背景能正确接受教师的要求，而把这些要求转变为行为的内心动因也是必要的。有分寸地对待学生，这意味着解决在教学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同时不再引起新的矛盾”。他们指出:“‘教育分寸’不是教师行为中一些个别的事情，这是行为风格。它必须使学生相信教师是友好的、体贴和善良的。这一特征大大加强了教师的道德立场，并成为学生公民觉悟的学校。”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外教育伦理学研究开始突破教师职业道德框架，出现新的视点。在美国，鲁滨逊和莫尔顿合著的《高等教育中的伦理问题》，提出教育伦理学应研究教育内在的伦理和道德。该书分析了高等学校内部的矛盾冲突、伦理关系，提出了“公正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的原则”、“普遍化原则”和“把他人当目的的原则”;剖析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教师职业与共同职业的关系、教育中控制与维护的关系以及教学中的伦理问题、科研中的伦理问题、师资评价和教师聘用中的伦理问题。在英国，著名教育哲学教授波特斯出版《现代教育伦理学》，重点研究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研究“正义”、“平等”、“自由”、“民主”等一般社会道德在教育过程中的体现。里斯·布朗也试图从寻找正义、道德和教育的基本含义出发，力求“为独立的道德判断提供一个伦理学基础”，“为解释教育中的不正义、不道德现象(如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然而，从总体上讲，这并非主流意识，而只是一种声音或者说一种旁支流派。

在我国，教育伦理学研究初起于上世纪30年代，兴盛于80年代。

30年代，丘景尼先生出版专著《教育伦理学》。先生认为，教育伦理学是关于道德教育的科学。教育伦理学与道德教育“二者之涵义，大体相同”，“其着重之点，不在道德本质之为如何，而在道德的人格如何养成”;二者之区别，仅在于“教育伦理学所讨论的，大半属于原理的问题，而道德教育所包涵的则大部分为实际的问题。”该著旨在探索道德教育原理，创立道德教育哲学。

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正平主编、国内九所高等师范院校协作编写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王本》)，该书是我国建国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教育伦理学》。在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问题上，《王本》明确提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师道德的学问”。具体地说，就是紧密结合社会教育职业劳动实践，研究教育劳动有的道德意识，揭示教师道德的特点、本质和职能;研究教育劳动中的道德关系，阐明教师道德的原则、规范和范畴;研究教师职业道德的实践活动，说明教师道德评价、教师道德修养以及教师职业品格形成发展的规律，从而为教师的职业道德实践和自我道德提高提供理论与方法上的指导。在该书的《绪论》中，编者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视域有一解释，根据这一解释，波特斯关于“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包含在本书“道德意识”之中，但从其内容体系中考察，这一说明并未得到真正的体现。因此，(王本》关于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说明是现代的，实际操作是传统的。其精彩之笔，在于研究了教育过程中丰富多样的道德关系，具体地提出了教育行为规范并明确告诉教师哪些行为是善的，哪些行为是恶的。

1989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施修华、严缘华主编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施本》)，该书认为，“教育伦理学是关于教师及参与教育过程的其他人员的道德问题的一门科学，是研究教育过程中的道德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同《王本》相比较，《施本》扩大了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将“教师”扩大为“教师及参与教育过程的其他人员”。进一步强化了“师德”在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中的核心地位，他说:“如果离开了对教师道德现象的高度概括，如果离开了对教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研究，就不可能建立科学的教育伦理学体系。”还提出了教育伦理学与教师道德思想的区别，他说:“教育伦理学同教师道德思想的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教师道德思想的形成早于教育伦理学，最早的教师道德思想早在古代奴隶社会就已产生。而教育伦理学的创立，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教育伦理学是……教师道德思想的理论化和体系化。古代社会虽然己有了教师道德思想，但都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有的甚至还是错误的。”

1990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陈旭光主编的《教育伦理学》(以下称《陈本》)。《陈本》在《施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扩充增容，把教育过程中广泛涉及的教师学生、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都作为教育伦理学考察的对象。该书以人格教育为逻辑起点，系统地分析了教育过程中伦理因素对教师、学生人格完善的影响，揭示了教育伦理的形成规律，探寻了教育伦理的价值，阐明了教育伦理的三条原则。南京师范大学鲁洁教授为该书作序，评价该书“具的一定的见解和特色。”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春秋教授主持编写的《教育伦理学概论》(以下称《李本》)。该书认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教育的伦理道德价值和教师职业道德的科学。《李本》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于提出了广义教育伦理与狭义教育伦理之分。他说，广义教育伦理，即怎样确立教育在社会生活结构中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评价人们对教育的态度以及社会应该赋予教育什么样的性质和目标等等。狭义的教育伦理，即教育应包括哪些内容，德育在教育中占何种地位，教育应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原则，教育过程能够培养出具有什么样品质、才能的人，作为教育工厂的工程师—教师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职业道德，作为受教育的学生抱什么样的学习态度等等。对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李本》有两处专门回答，大同小异，他说:“教育伦理学主要以教育过程参加者的道德关系为研究对象，并具体研究作为道德关系的反映和表现的教师道德现象。具体地说，就是……概括教师道德要求的内容、教师道德要求的内化以及教师道德行为的选择等问题。”《李本》对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明显排斥了广义教育伦理，只就狭义教育伦理做出了表述。

2000年，钱焕琦、刘云林教授收罗古今中外各家学说推陈出新所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中国教育伦理学》(以下称《钱本》)出版。这是一部视野开阔、力透纸背的新著作。是当前国内同类专著、教材中材料最新、信息量最大、可读性最强的一部书。该著有“王者”风范，大有摆开集以往研究大成开一学术新时代的大架势。在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问题上，《钱本》在考察了中外b种不同学术见解的基础上提出:“教育伦理学是研究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道德关系的一门科学。”但《钱本》的内容结构大大超出了其所表述的研究对象范畴，既考察了教育伦理的实践基础、基本原则，考察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伦理规范，也考察了教育伦理评价和教育道德修养，特别是把《王本》只作为道德规范范畴的“教育公平”、“教育威信”列为专章考察，在我国教育伦理学学科建设上第一次吸收了波特斯关于以“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为研究对象的认知理念，体现了对西方当代教育伦理学研究新成果的借鉴。

综上所述，中外教育伦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可概括为三种类型:道德教育型、教师职业道德型和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型。道德教育型以b·诺曼妮和g·科蒙尔为代表，丘景尼先生对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明显地受到了b·诺曼妮和g·科蒙尔合著的《教育伦理学》一书的影响。这一认识，现已逐步淡出学术领域。这种“教育伦理学”，在我国已被《思想政治教育学》、《道德教育原理》、《德育原理》所取代。第二种类型最为普遍和典型，欧美、日本、前苏联以及我国的学术界，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都以教师职业道德作为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檀传宝在其所著的《教师伦理学专题》一书中仍对这一界说给予了解析与辨护，他说:“教育伦理学是一个比教师伦理学更宽泛的概念，但就学校教育而言，这两个概念基本相似。”又说:“教师伦理学(或教育伦理学)是关于教育伦理智慧或教师道德及其规范的学问。就学科性质来说，它主要是一门规范和应用的伦理学。”笔者认为，这一认识虽然秉承了传统，但仍然是错误的。教育伦理学有别于教师伦理学，教育伦理学、教师伦理学甚至有别于教师职业道德方面的学问。

为说明这一问题，不妨先作一循名求实的学理研究。伦、理二字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出现，《礼记·乐记》中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伦”指和美乐章中的不同节奏或旋律，强调其不可混同的实然存在性。还有一种解释，“伦者，轮也”。一辆车子有两个轮子才能运转，强调事物之间的协调。“伦者，纶也。”纶线贯穿方为布，可引申为关系。总之，“伦”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相互协调、和谐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实然存在的。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伦”主要用于指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有言:“察于人伦”。赵歧在解释孟子所谓的伦的含义时说:“伦，序……识人事之序。”东汉郑玄在注《小戴礼记》时也说:“伦，亲疏之比也。”在古代，人们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固有的、不可偕越的，因而孔子谓之“名分”。“理”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如果说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伦”指一种实然，“理”则更向前跨进一步，具有浓厚的先验性特征。以今观之，伦理是一个客观的关系范畴，是道德产生的基础和道德修养的终极依归;而不是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评价、道德修养本身。因此，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教育同经济及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其任务是解述教育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宗教以及人类之间的实然、应然关系，求证教育的社会伦理基础。

道德不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道”者有同于“理”，春秋时谓之“道”，宋明时谓之“理”。“道德”之意不在“道”而在“德”，“德”者，“得也”。“得”有正负向度，背于“道”的负性之“得”不能谓之“德”;只有合乎“道”的正向之“得”方可谓之“德”。朱熹说:“德者，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道德是道德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让人“‘得’什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于一定伦理而产生何种思想和行为要求、准则、规范。具体到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可哄说教师道德不是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而是教师道德学的研究对象。鉴于建国以来，不曾产生“道德学”这一称谓，也不曾产生“教师道德学”这一称谓，可以约定俗成以“伦理学”和“教师伦理学”代称，但必须明白的是，这是“伦理学”的广义泛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因为教育伦理学中纳人了教师道德而将教育伦理学等同于教师伦理学，致使教育伦理学的主体即“伦理关系”完全被“道德要求”所取代。当前，国内也出版了一批《教师伦理学》专著、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檀传宝教授的《教师伦理学专题》、中南大学李建华教授的《教师伦理学》，虽体系迥异，但名实相符，很贴切也令读来感到亲切。其实，教师伦理是一个既有总原则又可以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多视角分类的多学科集合体。美国近来出现的教师职业内部不同专业的伦理道德准则，较好地体现了教师道德研究的特性。

至于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这更不应当成为教育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地说也不是教师伦趣学(教师道德学)的研究对象。职业道德修养是一个如何培育、如何内化、如何养成、如何熏染的教育教学方法论研究，是一个德育原理问题。如果用“伦”总概教育伦理学的学科特性，用“德”总概教师伦理学(教师道德学)的学科特性，则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学科特性可以一“明”字做总体概括。《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孟子》有言:“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明”涉及到一个途径问题、一个方法问题、一个环境问题，更深层次的讲，还有一个生理心理性内化机制问题，这些问题是《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篇5

1.护理伦理学教育现状与思考

2.关于美德伦理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3.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希腊化哲学的范式转移

4.作为普遍哲学的伦理学——论斯宾诺莎伦理学概念的内涵及其多重维度

5.国外信息伦理学研究进展

6.论伦理——伦理概念与伦理学

7.德性论与伦理学

8.当代伦理学发展的三维向度

9.农业伦理学:一个有待作为的学术领域

10.护理学专业伦理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11.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12.工具—价值理性分野下西方行政伦理学的变迁

13.应用伦理学的论证问题

14.厘清伦理学的对象与定义

15.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

16.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

17.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

18.一种批评理论的兴起:《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解读(英文) 

19.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的“自由空间”

20.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

21.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生与垦拓

2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医学伦理学——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发展研究之三

23.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24.全球化视阈下的生态伦理学研究述论

25.我国医学期刊论文的伦理学评价

26.康德伦理学的历史遗产——兼论商谈伦理学与康德伦理学的内在关联

27.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

28.永恒的道德 无尽的思念——写在俄罗斯著名伦理学家季塔连科教授20周年忌辰

29.基因工程药物引起的伦理学问题

30.后现代状况下的伦理学志向与文化更新——梁燕城、万俊人对话录

31.对于伦理学研究中的生物学进路的五重辩护

32.境界伦理学的典范及其改善——有关冯友兰《新原人》的思考

33.铸造新德性:环境美德伦理学刍议

34.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十大热点问题

35.实验伦理学:研究、贡献与挑战

36.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

37.西方计算机伦理学研究概述

38.真、善、美视界中的伦理学

39.关于工程伦理学的对象和范围的几个问题——三谈关于工程伦理学的若干问题

40.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聂珍钊访谈录

41.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

42.反思应用伦理学——兼论应用伦理学与理论伦理学的关系

43.西方生态伦理学研究的回溯与展望

44.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及其研究展望——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进行探究的构想

45.论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性质

46.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状和走向

47.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历史承继及其理论特征

48.西方女性主义伦理学研究综述

49.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

50.生态伦理学的困境与出路  

51.比较安全伦理学的创建研究

52.身体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视域

53.平等对待与道德关怀——霍耐特的政治伦理学构想

54.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伦理学特征

55.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若干伦理学问题

56.医学伦理学新进展与发展设想

57.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

58.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西方规范伦理学的联系和区别

59.信息伦理学研究的现状及其思考

60.伦理学究竟研究什么

61.当代伦理学的新发展:女性主义伦理学评介

62.应用伦理学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63.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西方康德伦理学研究述评

64.重建现代和谐医患关系的伦理学思考

65.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建构

66.打造塑造医学生高尚医德情操的优质课程群——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发展研究之四

67.关于伦理学性质与方法的辨正

68.论环境伦理学的两种探究模式

69.微观、中观和宏观工程伦理问题——五谈工程伦理学

70.中国民族伦理学研究概述

71.法伦理学如何可能——法伦理学的属性、使命和方法

72.究竟什么是应用伦理学?(专题讨论)

73.工程与伦理的互渗与对话——再谈关于工程伦理学的若干问题

74.第一哲学作为伦理学——以斯宾诺莎为例

75.在个体善和城邦善之间——亚里士多德论伦理学和政治学

76.应用伦理学:冲突、商议、共识

77.论伦理学的性质——兼论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的关系

78.信息伦理学的本体论基础

79.道德学与至善学——康德的两种伦理学及其内在融贯性问题

80.我国环境伦理学的进展与反思

81.论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

82.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一种当代的进路

83.绝对命令伦理学和协调伦理学——四谈工程伦理学

84.文化多元与全球化境遇中的生命伦理学

85.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评聂珍钊教授《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86.道德研究的新领域:从规范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87.法律论证的伦理学立场——以代孕纠纷案为中心

88.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新高度——“第四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89.当代西方规范美德伦理学研究近况

90.中西德性伦理学比较研究

91.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叙事伦理学

92.现代技术伦理学的理论可能与实践意义

93.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最近进展

94.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导论

95.什么是应用伦理学?

96.多元视角中的德性伦理学

97.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

98.环境美德伦理学:环境关怀的一种新尝试

99.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

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篇6

一、比较经济伦理学的合法性

经济伦理现象如同普遍的“以太”，在社会生活之中无处不在。由于经济伦理现象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变动性，研究者无法控制与经济伦理现象有关的所有变量，因此，经济伦理的研究难以通过实验方法探索、发现和验证规律，而只能撷取比较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和统计方法等。著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约翰•穆勒的归纳五法(包括求同法、求异法、异同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就是比较方法。他甚至进而认为，由于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往往是不明显的、复杂的，研究者不能从直接观察中得出，因此，考察这些现象只能用比较方法，这是社会学研究唯一适当的办法。

这是在最普遍、最普世性的意义上来界定比较方法。尽管比较方法非同一般，但“测不准原理”依然存在，可这不是否定经济伦理现象的比较研究的合适理由。这是因为，经济伦理现象和主体的经济道德行为并非宛如“一团乱麻”般的杂乱无章，并非完全无规律可循。经济道德行为是行为主体为实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存在一定的普适性的规律性，可以观察、认识、说明和解释，只是不必苛求其量之“精确度”而已。人所共知，比较是人们观察、认识、说明和解释客观事物的基本手段已经被运用到门类繁多、林林总总的学科群体的研究中。许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比较方法在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同，并在研究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诚如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把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显而易见，比较方法固然也能够成为人们观察、认识、说明和解释经济伦理世界的便捷工具。比较方法不仅可以形成科学概念，而且可以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实际上，即便对技术性知识的探求对经济伦理研究来说并非无关宏旨，但技术性知识的获得却不是经济伦理研究的理论宏旨与目标，因为它是以规范性知识的获得为鹄的，这也为比较经济伦理研究的存在合法性预留了空间。总之，比较方法的优势、经济伦理的特质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价值旨归共同构成了比较经济伦理学建构的合法性。但是，强调比较的价值并非一般地为研究而研究，简单地“跟风链接”“概念平移”，更为重要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在综观国内外经济伦理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做出的客观而理性的抉择。

毫无疑问，经济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战略的创新与明晰化。而创新的逻辑前提是对过去研究的缺陷、不足或错误及消极“路径依赖”的深刻洞察。否则，非(前)反思的自发性研究绝不会有真正的研究创新。经济伦理学研究起主导性作用的路径，不是在总结正确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不断“试错”或“纠错”过程中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所谓“非非”)。

无可否认，比较方法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经济伦理学的酝酿、创生、嬗变和发展。就积极的方面看，事实上，在经济伦理学发展史上，一些经济伦理学家已经成功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定性(或与定量结合)研究、发现因果关系，并以他们自己的“现身说法”确证比较方法的应用空间和生命力。比如，著名德国经济伦理学家马克斯•韦伯可以说是比较经济伦理研究的典范人物，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通史》《儒教与道教》《经济与社会》等有关著作中，比较研究了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他通过典型而系统运用求异比较法，得出一个有力的结论:渗透在西方文明各方面的某种特殊的理性及独有的经济伦理是资本主义在西方率先产生的原因。同样，著名的美国经济伦理学学者詹姆斯•C•柯林斯和杰里•I•波勒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运用求异比较法，得出了绩效卓越的企业获取成功的一些特征。威廉•乔伊斯和尼汀•诺瑞亚合著的《4+2什么对企业真正有效》一书则运用共变法，把成功企业的成功因素这一难题给挖掘出来。而著名美国经济伦理学学者林恩•夏普•佩因的《公司道德:高绩效企业的基石》一书中，综合运用了多种比较方法论证了公司道德的合理性理由和合法性价值。同样，中国经济伦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比较强烈的“他者意识”，在参照、比较过去和国外经济伦理的基础上研究当代经济伦理问题;一些经济伦理学学者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方法，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就。这些系列典型个案有力地证明，比较方法确为具有普世性和生命力的经济伦理研究方法，张扬其价值意义大有必要。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国内外经济伦理学的比较视阈依然处于“零敲碎打”“东鳞西爪”或者“单兵作战”“散兵游勇”的自由涣散状态，这一问题对学界来说或许是某种“集体无意识”。在学科建设层面上以一种高度而强烈的学科自觉意识，明确提出建构比较研究的构想，对如今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来说确乎成为一种“奢侈品”。实际上，比较视角的缺失是导致经济伦理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积重难返，且难以纵深推进、实现突破的一大根源。没有理论的彻底性、深刻性，实践的对症下药和立竿见影也必将成为海市蜃楼般的空幻。即使我们不能说，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经济伦理学已经陷入尴尬、失语的境地，但研究成果的“扁平化”“低水平复制”、理论穿透力的钝化，创新能力的孱弱已经不容置疑地表明它遭遇到了巨大发展“瓶颈”，“上不去、下不来”(即理论的抽象提炼与实践的操作路径双双受挫)情况已然成为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与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和政治学等强势学科相比，理论的解释力和学科的竞争力与其说达到了理想境界，不如说尚处在明显的弱势地位，这也是令人汗颜、难以启齿的一大憾事。诚然，我们可以将其归咎于起步时间短等诸多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无疑更为凸显。因为欠缺所以显得必要。因此，明确提出比较视角并倾力建构比较经济伦理学恐怕是学界难以推脱的历史使命。职是之故，在学科建设的高度上，让比较视角从“边缘”走向“核心”，由“特殊”走向“一般”是创建比较经济伦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根据上述基本价值判断，我们恐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实践层面，将比较学科视域楔入经济伦理学、从而构建比较经济伦理学不仅具有可能性、必要性，且具有合法性。

二、比较经济伦理学的学科特质

比较经济伦理学作为从比较伦理学(比较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交叉性的新兴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它以不同经济制度下的各种经济伦理现象、经济伦理模式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为研究对象，从中探讨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以及不同历史背景、文化氛围之中的经济伦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而为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伦理实践和决策提供重要的学理和学术依据。从与经济伦理学的关系看，比较经济伦理学是经济伦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以比较的方法来观察、描述、说明和解释经济伦理世界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比较经济伦理学的涵义很广，它不仅是对不同经济伦理理念与制度，以及不同经济伦理模式的比较研究，而且更多的是对国内外的具体经济伦理问题，诸如生产伦理、分配伦理、交换伦理、消费伦理、市场伦理、商业伦理、对外贸易伦理、金融伦理、城市经济伦理、乡村经济伦理、经济发展伦理、劳动(失业)伦理等进行比照和分析。大致地说，比较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有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三个方面。国内外在经济伦理比较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创造了一些高水平研究成果。但从学科意义上看，比较经济伦理学尚未创立。不过，即使比较经济伦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它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只是像宏观经济伦理学和企业伦理学一样属于经济伦理学的重要分支，其主要任务是丰富发展经济伦理学的内容，为经济伦理学理论的普遍化和精确化提供途径和方法。因此，如果脱离经济伦理学及其学术观照，无法讨论比较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和相关问题。对比较经济伦理学来说，正如黑格尔所言:“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

比较经济伦理学的特征是指区别于其他经济伦理研究方向的特质。它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跨越性。比较经济伦理往往不是研究单独一个国家的经济伦理，它是跨国的、跨地区、跨省和跨民族比较，即研究若干国家、跨地区和跨民族的经济伦理。比较经济伦理是跨文化的，即研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经济伦理问题。二是跨学科性。对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各种历史文化氛围的经济伦理进行历史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比较分析，需要有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熟悉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十分重要，这确是研究者的一大挑战，要求研究者必须不断重构自己的知识谱系和认知构架。但是研究的“归核化战略”是经济伦理学知识与方法，这是最为基本的学科意识，否则，必将落入漫无边际的“无根”状态。三是可比性。黄建中在其《比较伦理学》的《修订再版自序》中认为:“用比较方法建立伦理学，并暂设纵比、横比、同比、异比、同异交比五例，纵比溯及生物无生物之自然全史，不徒为人类历史上之比较，横比自以中西对斟为主，而横比之中亦寓有纵比。凡同比异比，皆纵横所共有，同异交比则同中求异，异中求同。”

的确，上述观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和助益。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了具有新旧之别的比较方法，他认为将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表面上相似的现象排列在一起的旧的比较方法不是真正的比较方法，因为它充其量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无法解决问题。比较并发现各种文化、各种社会现象的差异点是新比较方法的重点，它涵盖“共时性的比较和历时性的比较”。研究一特定时期的文化的本质与功能是前者的目标，研究文化变迁的规律性是后者的目标。瑏瑡具体对比较经济伦理学比较方法的运用来说，首先，要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个经济伦理问题进行比较，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企业伦理进行比较;其次，要在对等的水平上进行比较，如经济伦理，可从概念含义进行比较，也可从其具体哪一方面进行比较;再次，再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经济伦理问题时，要注意到各国经济伦理的不同情况。比如，同样讲商业伦理，中国语境中的含义与美国语境存在差异明显，忽视这些进行比较就不具有合法性。比如，进行经济伦理的横向比较，应注意不能将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少数企业的伦理道德水平与另一地区或国家的大多数企业的伦理道德水平作比较。进行经济伦理的纵向比较，应注意不能将某一时期社会的实际经济伦理状况与另一时期社会的道德要求作比较，否则，得出的结论必然不具有科学性，也有悖历史实际。

三、比较经济伦理学研究的论域

关于经济伦理学的比较研究的关涉范围，有论者认为，应该主要关涉不同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与社会道德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固然，比较伦理学研究不可能悬置、无视这一方面的考虑，但中外经济伦理比较研究无疑是其主要内容。但不能忽视“外外”之间的比较，因为国外或西方经济伦理在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各有特点甚至往往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因此，比较研究范围要关涉到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综合性比较，否则，难以洞达事物之究竟。

大体说来，比较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内容涉及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三个层面。比较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类别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各种经济伦理理念进行理论上的探讨，阐明它们的特点和规律。第二类是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具体经济制度、体制和政策的伦理问题。第三类是在某些经济伦理领域专题性的比较研究。例如，对各国的经济伦理结构、劳动伦理问题、农业伦理问题、财政伦理、金融伦理、商贸伦理、对外贸易伦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恩德勒认为，就行为层面而言，经济伦理研究(至少)可以区分出三个质上不同的层次，其中每一个都包含着各自目的、兴趣和动机的行为主体:微观、中观、宏观层面。

微观层面着眼于单个人，即作为雇员和雇主、同事或管理者、消费者、供应商、投资者，他或她为了认识和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而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在中观层面上，至关重要的不仅是经济组织(主要是商业组织)，而且包括工会、消费者协会和行业协会等等的决策和行动。宏观层面包括经济体制之类，以及总体的经商环境:伴随众多的机构的、经济的、金融的、社会的和国际间的经济联系等等而来的经济秩序。

(一)经济伦理理念问题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一种知识的出现受到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决定和影响，复杂多样的因素形塑了经济伦理理念的“多样化”和歧异性，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应该看到，不同文化的“染缸”的异质性，其所哺育出的经济伦理理念亦不同质。比如关于人性问题，西方人的人性观相当长时期以来都是人性恶的假定，这以《圣经》为代表。因此，制度和法律必须跟上，以防范人性恶的带来负面效应甚或恶性膨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由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基础不同，有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经济伦理理念必然出现巨大的差异性。比如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经济伦理理念必然是集体和社会本位，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经济伦理理念则是个人本位，以个人利益为重心。但是，即使是在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经济关系中，由于经济伦理学家的由于理论基点和观察视角的差别，他们的经济伦理理念也可能大相径庭、差距甚大。比如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还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主要学派霍曼的“经济秩序伦理学”、科斯洛夫斯基的“伦理的经济学”、乌尔利希的“整合性的经济伦理学”，分别代表了自由主义、传统主义、激进主义三大基本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理念是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具体问题的深层根源，从理念层面对经济伦理的横断面进行必要的切分研究，有助于从更深层次理解和把握经济制度和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反之，如果不深入到经济伦理理念的层面，对经济伦理的研究往往由于停留于经验和表象而失去其深刻性，也必将失去给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职是之故，比较经济理论学首当其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在于，对经济伦理理念展开刨根究底式的分析研究。

(二)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伦理问题

首先需要明白，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这也是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中不同之处。所谓经济体制，“是在特定地理区域内进行决策并执行有关生产、收入和消费决策的一组机制和制度”，“广义地说，经济体制是由对稀缺资源的配置进行决策并且执行决策的各种机制、组织安排和规则所构成。”它“包括所有的那些结构、组织、法律与规则、传统、信念、态度、价值、戒律以及相应的行为规范。”瑏瑣显然，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由于经济利益关系的不同，决定其经济伦理观念及其有关问题也就不同。然而，即使在经济制度相同而经济体制不同的条件下，蕴涵的伦理观念也具有异质性。不同经济体制所实际蕴涵的伦理道德观念不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美国伦理学家•诺兰曾指出:“经济体制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价值。”“每一种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瑏瑤这种不同，不仅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而且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经济体制也不相同，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奉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道德观，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则奉行“己他两利”的互利主义的道德观。瑏瑥对于前者，正如“如果赋予个人以迫求他私人利益的自由，一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将使他们以对社会负责的态度相互行动。”瑏瑦对于后者，国家经济伦理制度、企业伦理制度不同，造成不同的原因何在?即使是同样的国家和地区，经济伦理制度、企业伦理制度也会有些歧异或者异质性，所有这些都需要比较研究。

(三)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

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从宏观到微观、从社会和企业到个人，纷繁复杂、不胜枚举。经济活动涵盖生产(劳动)、分配、交换和消费四大方面，与此对应的有生产伦理、分配伦理、交换伦理和消费伦理，还有衍生出来的生态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道德的经济作用、企业伦理、诚信问题、公平正义问题、产权伦理问题、全球伦理问题等。当然，由于企业是现代经济主体的核心，因而企业伦理问题是其中的中心问题。企业伦理也是一个庞大的研究方向，涵盖企业的本质、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竞争力、企业道德经营、企业伦理模式、企业人格化、企业灵魂、企业良心等。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进行比较研究不仅要共时性的比较，不仅要研究这些问题在不同国家、地区的表现形式，以弄清其本质和性质;而且要历时性地比较分析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和问题，以弄清其历史演变规律。如，为何我国过去曾经用以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现在变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意公平”?对这一问题需要采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结合的比较研究方法。

(四)经济伦理学的比较

研究比较经济伦理，离不开对国外学者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成果的观照。经济伦理学的比较也可划归“经济伦理的具体问题”的框题内，由于其特殊性，故而宜于专门研究。经济伦理学研究和实践已经成为国际化的潮流，关注国外经济伦理学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无论对了解和研究国外的经济伦理学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价值。可以对中西方或者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伦理学的发展现状、研究主题、理论特色、学术贡献和教育状况、经济伦理学家及其任务等层面进行比较，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伦理学之间的优劣短长，同时也可以更加深入了解欧洲和西方的经济伦理学有关发展历史与现状。这对于汲取西方有用的学术与理论资源为我所用，取长补短大有助益。比如，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非常注意学术研究与实践操作“对接无缝”“产学研一条龙”，这对中国的学界和商界都具有示范意义和警示意义。当然，从研究发展的趋势看，随着世界“收缩”和开放交流程度日益加剧，比较经济伦理学视阈中的经济伦理学比较，其范围和研究领域也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扩展深化。当然，比较关涉范围的分类，只是为阐述之便所作的相对性区分。在研究时，大可不必受此限制，可以打通并连缀起来相关层面进行多维度比较研究。

四、创立比较经济伦理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作为一个历史储备悠久而初现研究气象的学科，建构比较经济伦理学问题的提出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和启发价值:一方面预示着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将以更加开放包容、气势恢弘的姿态面对国外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成果;一方面预示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更加学科化、专业化、细密化的研究路向。无论从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等方面都要坚定而明晰地进行历史性的范式转换，对经济伦理研究的“扩容、分层与提升”是经济伦理学发展的时代趋势，也是中国经济伦理学争取应有的国际“话语权”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比较经济伦理学具有的学术理论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主要有四:

其一，有助于中国经济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的转换和革新，从而推进经济伦理学研究系统、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和学科建设。就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学科体系尚属初创、远未形成涉及各个层面的较为成熟的经济伦理学学科体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中西经济伦理思想的融会贯通尚很欠缺。比较经济伦理学确实为中国经济伦理的转型提供了较为合适的分析框架。经济事实与经济伦理理论的比较，我们过去有些经济伦理理论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没法对经济实践做出回应。有些实践中已经在做的出现的好的经济伦理的例子缺乏必要的提升和总结。现在这种状况也仍然存在。这即是理论与实践之间比较的必要性。瑏瑧比较经济伦理学所研究范围关涉到经济伦理理念、经济伦理制度和经济伦理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由于没有比较研究，研究的细腻和深入程度不够。从方法论层面来说，比较方法中经验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对深化中国经济伦理学研究在宏观制度、中观企业和微观个人层面研究的发展进步。

其二，有助于弄清当代中国经济伦理转型及其特质。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说过:“如果你认识自己已失去机制，就把你同别人进行比较。”同别人进行比较是认识自己的长短优劣的有效方法。因此，研究外国、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经济伦理，不只是为了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的经济伦理的特质。可见，对于中国经济伦理特别是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特质的把握，离不开比较视角。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经济基础、社会根源、伦理思想根源、哲学根源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决定了两种经济伦理在性质、任务、核心观点、原则和功能等方面上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完全的相反。此外，还可以将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与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加以比较，这样，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优劣和特质就自然会清晰地展现出来。总之，从认识别人而得到的自我认识，是比较经济伦理所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教益。

其三，有助于借鉴国外经济伦理学的思想资源为我所用。“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盖伊•E•斯旺森认为，没有比较的思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进行对比，一切科学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议的。明显的和含蓄的比较充满了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角色之间的对比，组织之间以及社团、机构、会社和文化之间的对比，任何人都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瑏瑨当今世界，各种文明相互碰撞激荡，彼此交融渗透。客观地讲，世界文明百花园中之所以百花争艳、姹紫嫣红就在于各种文明、各个民族都要自己的长处和优势，使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也不可能存在完美无缺的经济伦理思想资源。因此，为了防范自己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偏执”，只有经过比较加以鉴别。研究包括欧洲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中的经济伦理，从中汲取对我们有益的营养。借鉴国外经济伦理学的思想资源是多方面的，有基本理念、制度模式和操作路径，包括其经济伦理学的教育和研究的现状等都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思想与智慧养料。

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篇7

1.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内涵和概念发展

（1）生命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生命伦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美国随后在欧洲产生并发展的，它是研究与生命相关的伦理问题的一门交叉学科。由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1945对纳粹战犯审判，以及1965年Rachel carson 在《寂静的春天》敲响环境恶化的警钟三件事而相继向人类提出科技发展与伦理矛盾的思考而产生的。

（2）生命伦理学概念界定与概念发展。生命伦理学最早是由波特提出并将其定义为：“用生命科学来改善生命的质量即争取生命的科学。”后来在翟晓梅等人主编的《生命伦理学导论》一书中提出：“生命伦理学是运用伦理学理论和方法在跨学科跨文化的情境中，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方面包括决定行为、政策、法律等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是生物科学中广袤的道德领域，如，医学、生物科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出现的道德问题。”该学科的作用是“生命情感与意志的统一，利用它可控制人类行为，使人类形成自觉的保护生命的行为。”郭奇等学者在《敬畏生命伦理思想与医学生的生命伦理教育》中提到：“伴随生物科学和高新技术的发展，医学伦理学进一步延伸，以生命为中心，不仅关心病人，而且还以面对整个社会的人群从生殖、生育、医疗保健及公共卫生政策、环境问题和临终关怀等方面引发种种伦理问题的探讨，由此演变为生命伦理学。”简单地说：“生命伦理学是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性研究。”

2.生命伦理学研究内容及涉及问题

（1）生命伦理学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把生命伦理学概括为五大领域：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研究伦理学、政策和法规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其涉及的十大议题是：遗传和发育、人体实验、人的行为和控制、健康保健、死亡和濒死、人口控制、生态伦理、科学研究和其他问题。通过本人对《生命伦理学导论》的泛读，就其主要研究内容实际可归纳为：生殖健康与辅助生殖技术、基因治疗、人类基因组计划、药物遗传学、干细胞研究、生物信息库、器官移植、艾滋病、生命维持技术、转基因食品、生物医学研究等。

（2）目前生物教学中涉及的伦理教育。生物科学这门学科是研究生命的存在和运动形式及其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学生通过学习直接影响着学生未来生活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目前，在生物教学中涉及生命伦理内容较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动物解剖学中对实验动物解剖和活体研究如何做到科学与伦理的有机契合；转基因技术的认识程度和产品安全性；传染病防治及涉及的公共卫生伦理；医学微生物教学中加强如何正确使用抗生素等用药道德教育；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与伦理教育；人类基因组计划与伦理探讨；人口问题、癌症、艾滋病、等引发的伦理教育；保护生物圈、可持续发展等绿色教育引起的环境生命伦理教育；克隆研究及伦理探讨；提倡敬畏生命伦理思想与珍爱生命、健康生活的生命教育课程等。

而现行人教版高中生物学教材中生命伦理内容主要涉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遗传生育、疾病与健康、药品使用、器官移植、关爱生命、生态道德、人口与社会等议题。这些内容在教材中常以正文、问题探讨、资料搜集与分析、开设专栏、提供专题、课后练习、警示语、图片等多种方式呈现。同时教师主要以传统教学和校本课程选修等模式在高中开展生命伦理教育。

二、对生命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共识

任何学科理论的发展都必须紧随时代的发展，否则他将成为科学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而就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引发的两难问题上，学者们也给予了基本共识，如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院士指出：“生命伦理学一方面要维护科学的价值，保护促进其健康发展；同时，它又要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促进科学与伦理的良性互动。”中科院北京基因研究所所长指出：“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每位科学家和公民要有社会责任感，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会给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后再做。”“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中，理解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也是理解科学的一部分。”科学进步是无法阻挡的，因此，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立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下，引导规范它的发展。

三、生命伦理教育提出的必要性

1.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行为方式的不当带来了一系列现代化的问题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行为方式的不当带来了一系列现代化的问题：比如，环境恶化、臭氧层破坏、土地退化、大气污染（如雾霾）、水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引发的人与自然问题；近年来人们开始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安全表示忧虑所涉及的人与科学的问题。同时，在现行和以往的生物教学中，教学仍然比较侧重学生对生物学知识的认知，忽视了对生命伦理等问题的思考，由于生物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生物教育中道德伦理教育滞后的矛盾，使青少年思想上出现困惑和错位。

1999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的国际研讨会上，当讨论21世纪人类将面临哪些挑战时，道德、价值、伦理观被列为第一位。因此，生命伦理教育刻不容缓，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教师要通过教育使学生在认识到科学的同时用伦理教育和规范人们学生未来应当怎么做，最终形成“和谐伦理观”：即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并使之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一种道德理念。

2.生命伦理实践与发展方面的一些重要事件

（1）1998年10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第四届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主要议题是探讨建立“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可能。

（2）欧盟生物技术知识教育计划（2000―2002）：涵盖基因、分子生物学在医疗、农作物和食品中的应用。该报告研究如何在外界协助下理解科学与生物技术有关的技术、经济和伦理方面的问题以及其重要性和影响。

（3）2003年12月我国出台《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禁止生殖性克隆而允许开展胚胎干细胞和治疗性克隆研究的政策。

（4）美国农业部、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环境保护局分别对开发药物、除草剂、转基因实验农作物、转基因食品上市等问题进行严格的检验和监督。我国于2001年5月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此对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实验、加工、出售给予监督和管理。

（5）2000年4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生物伦理与生物技术及生物安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议题包括：保护人类基因组、人类基因组研究与人类和睦、基因专利、人类基因研究与人类尊严、基因公害、生命伦理学教育及普及。

（6）2003年4月在北京举办北京国际生命伦理学学术会议。讨论问题有：生物医学与健康研究与伦理、艾滋病与伦理、基因组学与伦理、生物技术与伦理等。

（7）2006年8月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在北京举行。

（8）2000年台湾教育部成立生命教育推动委员会，以国中和高中学生为对象实施生命教育，并逐年推广到小学和大学。

（9）2004年辽宁省和上海相继启动中小学生命教育工程。

四、任务与决策

伦理是人与人之间应当遵循的道德关系，而生命伦理是将对象扩大到其他生物以及整个自然界与社会中。生物学知识能够帮助人类认识生命而生命伦理学能够帮助所有生命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应用伦理学理论和原则探讨伦理问题及提出解决方法；就有关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及管理向政府与社会提出决策建议；同时关注并重视中学生物教育。如有些学者提到的：“在教学中渗透科学精神教育、科学思想教育及科学伦理教育。”因此在当代，教师在新课改的背景下致力于在中学开设《生命伦理学》课程的尝试和实践探索。在进行生命伦理教育时应关注生命伦理教育内容的开放化、方法的多样化、评价的多元化等特点。通过生命伦理学，深化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最终使学生获得主动且全面的发展。通过生物学的学习，使之能够理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也可由此审视自己的行为，从而最终实现各种生命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苏颖.生命伦理学在高中生物新课程实施中的探索[D].东北师范大学，2005.

[2]冯健.高中开设生命伦理学课程的尝试[J].中学生物学， 2007（4）：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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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新祥，徐伟强.诠释学校教育应推进“生命教育”[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2004（2）：52-56.

[6]雷静，薛晚利，张娟妮，等.传染病防治中的伦理学问题探讨[J].医学与哲学，2006（8）.

[7]王勇安，李强，王增辉.文化底蕴与中学科学教育的文化主题[J].中学生物教学，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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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宋玉珍.如何在初中生物教学中实施生命教育[J].生物学教学，2009（4）.

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篇8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伦理学肩负着提供符合人类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道德价值规范和伦理价值系统的历史使命。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面对新时期层出不穷的社会道德问题，现有的中国伦理学解释力出现不足，甚至有时处于一种缺席或失语的状态，无法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突破中国伦理学面临的“瓶颈”，需要我们对现有的伦理体系进行反思，根据社会发展实际确定中国特色伦理学的理论出发点、基本定位以及核心内容。

 

一、中国现有伦理学体系的理论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伦理学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我国现有的伦理学存在诸多不足，成为阻碍中国特色伦理学构建面临的重大“瓶颈”。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首先就要对中国现有伦理学体系进行反思。

 

1.现有伦理学体系的理论出发点有失偏颇

 

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长期以来被我们作为伦理学思考的出发点，这种致思方式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伦理学发展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将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作为伦理学思考的出发点，指出了道德既是作为意识形态又是作为上层建筑的特性，有力地解释了道德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将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作为伦理学思考的出发点却忽视了道德的主体性特征。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如果被忽视了，道德的规范性虽然更为突出，但道德的主体性和引导性会被忽视。道德被当作是单纯的行为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其更多时候扮演的是一种维护角色，是人类对世界的把握方式，而道德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社会所扮演的批判性角色却被忽视，其更多时候应当是人把握自身的特有方式这一特点亦被掩盖。伦理和道德在这一理论出发点之下变成了一种政治化、非人性的存在，道德与政治、法律的区别更是无从谈起，甚至于三者之间经常出现“角色混乱”。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必须要重视道德的主体性、表达其区别于政治和法律的特性，因为其理论出发点应当是“人”。

 

2.现有伦理学体系的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有待调整

 

国内对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向来都有争论，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有的认为伦理学研究的是道德现象，因此它是道德哲学，是关于道德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有的认为伦理学研究的是善恶价值，因此它是“善恶价值论”;有的认为伦理学研究的是幸福生活，因此它是以幸福为目的的“价值学科”;也有的认为伦理学研究的是成人成圣，是“人学价值论”。①其实伦理学应当是一门价值性与事实性、规范性与应用性相统一的科学。伦理学首先是一门价值科学，其研究的是道德伦理的生成根源及其发展规律，并提供符合人类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道德价值规范和伦理价值系统。而道德价值规范和伦理价值系统都是基于人类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道德事实矛盾”和“伦理现实困境”而产生的，因此伦理学又具有事实性。规范性和应用性是伦理学的又一重要性质。伦理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让人认识到什么是道德，更为重要的是让人们知道遵循何种规范去践行道德。伦理学为人们所提供的道德价值原则和伦理价值规范用于指导人们实践，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实行某种道德规范。伦理学的规范性决定了其拥有应用性。“任何理论知识归根到底都有实践意义。”②伦理学具有应用性首先是因为其具备事实性，是与社会生活实践及社会道德实践紧密相连的，伦理学为人类生活提供的道德价值原则和伦理价值规范都是基于现实的必要，直接服务于社会现实。而伦理学的价值性与事实性、规范性与应用性又决定了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应当是一门历史性、现实性与前瞻性统一的学科，是普遍性与现实性统一的综合性学科。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必须要尊重历史、依照现实、展望未来。

 

3.现有伦理学体系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亟待创新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是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核心，直接决定了中国伦理学未来的发展。就研究方法而言，我国现有伦理学体系在研究方法上仍旧较为单一，缺乏符合实际的研究方法。目前部分学者对于伦理学的研究更多的是套用传统的伦理学研究方法，或者是直接借用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而忽视了这些方法是否与中国伦理学发展实际相适应。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道德问题，特别是新出现的道德现象，我们应当以问题为导向，通过问题意识法来开展伦理学研究，推动伦理学服务于现实。同时，我们需要正确处理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正处于共时性与历时性结构交错的节点上，只有通过时空结构法，充分吸收传统伦理文化资源以及西方优秀价值理念，才能够推动伦理学的科学发展。研究方法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工具，研究内容则是伦理学发展的核心所在。我国现有伦理学体系存在厚古薄今、厚西薄中、重梳理轻创新的共性问题，无论是对历史资料的考证还是对西方伦理思想的研究，部分学者更多的是注重梳理和翻译，而没有形成理论的创新和构建。同时理论与应用的结合存在较大间隙。虽然理论联系实际是学界一直倡导的研究方法，但是在实际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隔阂仍旧存在，“两张皮”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一些研究仅停留在对表象的描述，或者直接是一种“理论+应用”的拼盘式对接。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构建一定要以道德本质、道德现实以及道德建构为核心，把握“道德”这一核心，确定研究的基本范畴。

 

二、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理论出发点

 

中国特色伦理学的理论出发点应当是人。具体来说，应当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实践的人”。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只有通过社会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存在。伦理学的存在要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只有参与社会活动的人才能够实现自我合理性的存在。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从其理论出发点开始展开逻辑思考的。长期以来，我们将道德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作为伦理学思考的出发点，将道德解释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③这种观点固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没能充分表达道德不同于政治的特殊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忽视了人的价值，将人当成道德的附属而存在。人似乎是为了道德而存在，而并非道德是为了人而存在，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主体性也因此被忽视了。

 

1.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理论出发点是“现实的人”

 

“现实的人”是“有生命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毫无疑问是为人服务的，人的现实存在是明确服务主体的前提条件。人的现实存在首先就是保证“现实的人”是“有生命的人”，人只有生存下来才能够去从事道德活动。人的生存又必须依靠实际活动，“从事实际活动”是保证人生存的基本手段。因此“现实的人”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物质条件是“现实的人”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实的人”是道德主体确定的根本，人只有现实存在才能作为道德的主体。

 

2.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理论出发点是“社会的人”

 

“人”具有群体性和社会性特征，只有在社会中人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社会的个人并非是仅仅作为单个的个体而存在的，为了进行物质生产，个体之间必然会发生联系和关系。独立存在的个人与其他社会个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一方面具有独立性，个人的独立性使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同时又具有社会性，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成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才能够得以存在。其具有自然属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这样的“社会的人”是从事道德活动的重要主体，也是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和起点。

 

3.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理论出发点是“实践的人”

 

“实践的人”是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最为重要的理论出发点，因为个人首先是“现实的人”，而后是“社会的人”，最后才是“实践的人”。“实践的人”是具有道德需要、追求全面发展的人。“现实的人”的存在具有二重性也就意味着人的利益需要同样具有二重性：作为“个人存在”的人有着个人利益需要;而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有着社会共同利益的需要。道德能够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发挥调节作用，道德需要也就成为人的本质需要。“实践的人”不仅具有道德需要，更追求全面发展，成为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真正人性的人。这是“实践的人”作为人的根本目的，“实践的人”将道德需要作为人的本质需要，其目的就是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道德是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道德发展和完善了，才能保证人的其他方面的全面发展。

 

将“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实践的人”作为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理论出发点是中国伦理学发展的需要，其判定了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要以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为基础，要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来规范人的行为;同时，更要注重从关注当代社会的道德问题出发，展现具有时代性的道德生活。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学，伦理学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论反思，以此对当代社会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道德价值标准和行为选择规范，为整个社会提供终极价值理想和评价尺度。

 

三、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重新定位

 

在多元文化思潮交错复杂的今天，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日益复杂化的伦理问题，中国伦理学似乎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特别是面对现代社会出现的诸多新的道德问题，伦理学被边缘化甚至处于一种缺席和不在场的状态，话语权也在逐步丧失。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已经不再需要伦理学的调节，恰恰相反，没有什么时候同当今社会一般需要伦理学，也没有哪一个现象能如同道德一般引发全社会的思考。然而中国现有的伦理学体系带有浓厚的计划体制色彩，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无法很好地承担起调节社会道德生活的重任。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要对现有的伦理学体系进行反思，然后对其进行重新定位。

 

中国特色伦理学应当是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统一，其相对应的就是构建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三个维度：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社会转型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现实，社会性状正处于由“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转变过程当中，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性文化冲突给我们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情况——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并存。与西方国家相比较而言，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前现代性、现代性及后现代性三者并非按照循序渐进的模式进行转变的，我们目前的现实生活所面对的并非单一的前现代性、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而是三者社会性状的交错。由此，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应当正视这一现实情况，从前现代性、现代性以及后现代性三个维度出发，体现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统一，不仅仅是共时态的概括，更是历时态的透视，要努力做到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1.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应当具有历史性

 

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历史性要求我们要充分吸收前现代性伦理资源的精髓，以社会发展历程为基础进行历时态的透视，特别是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质资源，充分表达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理念，体现出中国特色。任何一个时代的伦理道德都具有其对应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农业经济时代的伦理道德是与家庭关系、血缘关系、宗教影响以及政治权利密不可分的。虽然说这一时期所建立的伦理学体系已经不能与中国现实完全契合，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其中还有一部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道德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墨家的兼爱思想、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生态思想，这些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要充分吸收这些资源的精华，概括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观念和伦理价值为己所用，做到古为今用、西为中用，融合多方优势，打造中国特色。

 

2.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应当具有现实性

 

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现实性要求我们要充分研究现代伦理思想，结合现代伦理实践，以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为大背景进行共时态的概括，反思现有伦理学体系存在的不足。中国正处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对现代性的关注尤为关键，现代社会转型对中国社会伦理生活带来的变化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观念都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模型是具有片面性的。契约伦理等理论都是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原则基础上的，并且服务于等价交换活动，具有极强的操作层面的意义，但却由于过度工具化而缺乏生活层面、信仰层面的意义。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个立体的存在，生产、生活以及交往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而现代性伦理体系由于过于注重操作层面的伦理模型，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诸多理念被工具化、功利化，最终导致其陷入片面化的泥淖。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构建要努力克服现代伦理模型的片面性，注重人们生活层面以及信仰层面伦理范型的构建。

 

3.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应当具有前瞻性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要对未来中国道德生活中可能面临的难题进行科学的预判，做到体系具备前瞻性。当今中国之所以出现对“道德滑坡”“社会失范”现象的惊叹，就是因为现有的伦理学体系缺乏前瞻性，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人们的伦理思维方式无法与社会现实发展状况相适应。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要在进行共时态的概括和历时态的透视的基础上找到其中的普遍性，结合社会发展现实和发展趋势，做到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并找出其中的发展规律，弘扬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伦理精神，对时代的发展做出科学的评估，在坚持普遍意义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观念的基础上根据时展需求动态地调整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后现代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信仰活动世俗化、生活内容片面化、需要结构平面化、精神需要边缘化、伦理尺度隐匿化”⑤。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要充分考虑后现代社会的特征，保证伦理体系与社会发展、时代要求相适应。

 

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是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统一，这其实也意味着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是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从历史优秀伦理资源中吸收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以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为基础，对未来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做出科学的预判，从而实现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转变其实也是人们的伦理生活从操作层面的伦理范型与信仰层面的伦理范型的“原始合一—分离—历史统一”的转变过程。⑥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我们要牢牢把握操作层面的伦理范型与信仰层面的伦理范型的历史统一，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伦理思想和伦理文化，结合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现实，充分考虑后现代社会的特征。

 

四、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基本原则、研究方法和核心内容

 

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建构应以伦理正义论为最基本原则;以问题导向法、时空结构法为基本研究方法;以道德本质、道德现实、道德建构为重要研究核心。

 

1.伦理正义论是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基本原则

 

伦理学的存在离不开价值追求与价值选择，古今中外对于社会价值的核心的争论从未停止，义利之辨、福德之争成为伦理学发展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功利与责任、价值与义务等矛盾对立的概念也成为伦理学的核心所在。“义”与“利”是伦理学中相对的两极，“道义论”与“功利论”也一直都是针锋相对的，但其实就双方的实质内容而言，它们都是伦理学必不可少的环节。“道义论”强调行为正当性优于善，行为善恶取决于动机;“功利论”强调个人行为道德判断的依据是行为的效果。表面上看，“道义论”(义)与“功利论”(利)两者是对立的存在，而实质上两者是彼此互补、相辅相成的存在。缺少道义维度的功利，其价值的合法性是不足的;而缺乏功利维度的道义原则，同样是无法立足的。⑦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构建应当超越“义利之辨”，摆脱“福德之争”，建立“义”与 “利”相结合、“道义”与“功利”并重的伦理正义观，公平分配社会的权利和义务。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需求，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现实的要求。中国目前出现社会道德问题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种公平合理的伦理规范用以调节人们之间的权益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权利与责任的分配结构发生改变，人与人、阶层与阶层、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差别日益明显，权利——义务结构的变化使得社会分配结构调整、人们价值行为的规范成为中国伦理学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构建超越“义利之辨”，摆脱“福德之争”的伦理正义论是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2.问题意识法、时空结构法是中国特色伦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构建要以社会道德问题为导向，正确处理道德与伦理的关系，坚持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统一。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构建要坚持问题意识的研究方法，以社会道德问题为导向，从社会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问题就是道德矛盾、道德悖论、道德冲突等，这些都是存在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同时也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进程当中。作为一门关于人之为人的学问，伦理学首要关注的就是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同时也体现了“道义论”与“功利论”的融合与统一，体现了人之为人的伦理生活。伦理学的研究就是要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双重属性的现实矛盾关系为导向展开。

 

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构建需要正确处理伦理与道德的关系。道德与伦理关系的研究是伦理学体系构建的根本问题，更是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基础环节，以往的伦理与道德的同一化理解给理论界带来了诸多分歧和争论。结合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范式，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中“道德”应当是一种人之为人的根本之道，而“伦理”则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社会价值规范。⑧也就是说，“道德”是为人之道的根本宗旨，“伦理”则是实现道德价值的现实方式;“道德”是目的，“伦理”是手段。这就构成了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构建要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支撑起中国伦理学新的结构框架。

 

坚持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统一是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基本方法。坚持时空结构的研究方法，就是要实现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伦理学研究坚持历时性的方式就是要考虑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能够为现代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何种支撑，不同时期思想家的思想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实际道德生活中形成的伦理观念对现代伦理学的发展以及现实道德问题的解决有何借鉴意义。而共时性的研究方法则需要在现代伦理学体系构建过程中，不仅要吸收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同时也要关注其他地区和民族的伦理资源。市场经济首先从西方国家兴起，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正经历着共时性与历时性结构交错的节点上，我们必须要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吸收西方优秀的文化资源，总结、吸取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

 

3.道德本质、道德实现、道德建构是中国特色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的构建更要深入研究道德本质、道德现实以及道德建构等问题，这是中国特色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道德本质的研究解决的是伦理学得以存在的合理性基础问题，要指出道德是什么，更要说明道德怎么样。道德是什么研究的是：道德是意识结构还是行为方式?是以何种方式、何种规律运行的?与法律等其他社会意识相比具有何种特殊性?这些都是现代伦理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道德怎么样的问题则是说明道德具有何种作用和功能，解决道德何以存在的问题。整体而言，道德具有认知、调节、激励以及批判功能。道德的认知功能为人们提供正确的道德选择;道德的调节功能合理解决人们之间的价值冲突;道德的激励功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道德的批判功能对不符合实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行批判。

 

道德实现主要是道德如何发挥其功能问题的研究。随着道德生活的复杂化与立体化，道德实现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得到拓展。对于道德的分类，从道德主体的基础上来看，有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之分;从社会活动领域上来看，有意识形态化道德和非意识形态化道德之分;从人与自然关系上来看，有技术伦理、网络伦理以及环境伦理之分。⑨而从道德实现形式来看，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是伦理学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道德选择是道德主体依据一定的道德准则在多种道德可能性中进行抉择的过程;道德评价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进行肯定和否定的过程。新时期中国伦理学研究中，后现代伦理的研究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焦点问题。

 

道德建构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研究的核心之核心问题。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何种伦理价值体系，包括了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两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计划体制下的共产主义道德、西方理性主义精神能为新时期中国伦理学构建提供何种借鉴，这种借鉴不是移植，而是把这种伦理意识根植于现实生活并建立相应的伦理意识;如何在追求效率的市场经济时代构建社会精神共同体，如何为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提供必需的伦理基础和意义解释，这些问题都是当代中国道德构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体系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