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与经济学范文

伦理学与经济学篇1

(一)功利主义者反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政府的强制供给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者认为公共物品虽然是公众所需要的，也不能在市场当中获得，但是如果国家介入，那么这种“家长式”的公共物品供给，就会满足社会中一部分群体的需要，而伤害到另一部分群体的幸福，不是帕累托最优解。第二，政府供给容易出现依附文化，鼓励懒惰，大量劳动者“依附”国家福利而生存，降低社会幸福。第三，政府供给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居民可能利用信息不完全而违背道德享受福利，政府也可能利用公权力获取私利，所以功利主义者反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提倡“小政府，大市场”。

(二)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工具理性源于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只注重功利，借助理性达到目标，重视效率而忽视人的情感和精神。“物质和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瑏瑠工具理性主义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政治分析中瑏瑡，把政治行为视作政治市场，将公务人员假设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分析政治活动中的激励问题、寻租问题和外部性问题，运用计量经济学证明政府供给效率较低，而市场供给效率较高，否定政府供给，强调市场供给。认为政府只是传递个人偏好的管道，而不应该承担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无论是自由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还是工具理性主义者在分析时都忽视了公共物品的社会效应。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不同，作为社会福利的代表，公共物品具有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提升社会正义，维护公民基本人权的作用。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其意义更为重大。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公共物品极度匮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差，经济发展受到极大拖累。所以盲目套用发达国家经验对经济发展不利。同时，传统批判忽视了公务人员的利他性，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伦理对人行为的规制，忽视公民、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忽视公共伦理的感召，只强调人行为中的不合作和自利，与社会现实不符。所以，我国仍然要强调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二、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正效应

政府天生就是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者。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提出政府就是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以及私人因为缺乏激励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运用》中提出政府在于建造私人不愿建造的对公众有利的物品。马克思也提出“……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瑏瑢。

(一)人权与公共物品权利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的私法中，也是最难定义的概念。哲学家范伯格干脆直接定义权利为“简单的、不可定义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瑏瑣。按照资格说的看法，权利意味着是否拥有某种资格，或者对某个事物是否拥有某种资格才对其享有某种权利。形成权利有两个要素:第一，别人不能否认你能够享有某物的资格;第二，你享有某物时别人不能让你处于不利的状态或者让你受到打扰。公共物品满足这两大特征是权利对象。人权是一权利束，包含了发展权、知情权、受教育权、平等权、参政权、安全权、社会保障权等一系列权利，而这一系列权利的实现基本上都依靠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利构成了人权的基本内容。鉴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每个人都不可能占有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实质上是享用权。社会公共物品的享用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它和私权不同，这项权利不能排除其他人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所以首先针对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针对的是政府而非他人，“在现代国家中，这种责任直接赋予了政府，并为它设定了一项严格的和特定的义务即政府本身不得破坏或忽视它有责任保障的权利。”瑏瑤对于政府来说，保障人权是其基本责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当中对政府的这一职责也有所论述。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公民的基本福利权利，作为政府，提供充足的、多样的公共物品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

(二)平等与公共物品平等和自由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强势概念。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生而平等。斯多葛哲学学派反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人类不平等学说，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理性，都在自然法的统治之下生活，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英国17世纪哲学家洛克认为“就作为一个人的地位与权限而言，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自明之理”瑏瑥。不平等作为平等的反面，体现了个体在权利上的差异。卢梭认为“不平等使人类失去自由，……，要让人类获得自由，必须先追求平等”瑏瑦。公共物品的享用权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就极易在社会中造成不平等感，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就很容易让那些无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人感觉到不平等，抚慰和劝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不平等感，但是只有最终得到了享用权之后，不平等感才能消除。对于政府来说，消除社会不平等就是大量供给公共物品，让最大多数人得到公共物品享用权。而市场供给公共物品时，收费、隔离等方法限制了未缴费主体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权，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感，造成不和谐。

(三)公共治理中“公共性”和公共物品“公共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主体的公共性，主体必须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其在行为上具有公益性、平等性和法定性;第二是价值观的公共性。私人管理关注私利性，而政府公共治理目标体现公共性，以维护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社会民主和社会责任为目标;第三是手段的公共性。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同群众相分离的公权力，政府公共治理依靠的就是公权力;第四是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对象一定是国家事务、政府事务和社会事务;并且在本质上是以民主为基石，追求人民、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等多元目标，所以政府公共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福利和公众利益。公共物品与公众福利和公众利益紧密相关，第一，公共物品具有提高社会福利的效应。无论收入高低，公共物品的非可分性和非排他性使享用者能够得到完全一致的服务，提升了社会福利;第二，公共物品具有再分配效应。政府通过税收提供公共物品使低收入家庭免费地、完全均等地享受福利，有利于再次分配，可以缩小分配差距;最后，公共物品有利于提升社会公平和正义。公共物品能提供完全一致的消费，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机会和权利，特别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等一些关乎最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上，由政府供给更能体现社会正义与公平。

(四)满足农村及落后地区的需要农村及西部地区天然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地位，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公共物品品质差、供给结构不合理、总体数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仍是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总量低，市场活力不足，居民财富较少，寄希望于民众的合作意识，建立市场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几乎没有可能。而且市场供给中，每个参与者都希望减少支付，这是群体性的占优策略均衡，并且在参与者数量众多的情况下，监督每个参与者如实表述需求的成本较高，在经济上不可行，公共物品会供应不足。政府供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三、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的界定

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1954)界定公共物品是“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这种物品消费的减少”瑏瑧。人们习惯于把具备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商品界定为纯公共物品，且认定纯公共物品应当由政府提供。但严格意义上的纯公共物品范围极小，因为消费容量无限的物品几乎没有;严格的非排他性物品也几乎没有，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许多物品都有实现排他性的可能，如高速公路，这些变化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范围越来越窄［6］。随着工具理性思维的流行，政府供给缺乏效率的问题为人们所关注，在减小开支、缩小范围的呼声下，政府供给的种类越来越少，许多原本由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纷纷改革，完全或者部分由市场提供，企业逐渐成为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但是公共物品有较强的社会属性，与公众利益和公众福利紧密相连，效仿发达国家缩小政府供给对我国并不合适，特别是农村和落后地区，政府退出供给带来的福利损失大于成本节省，制约了经济发展。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范围应当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认定。在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大，市场经济活力强，社会财富积累丰富，合作意识较强，应强调市场供给，政府只保障最低限度和最少种类的公共物品供给;在西部落后省份和农村，经济总量小，市场经济活力不足，合作意识不强，政府应放弃工具理性思维，更多的介入供给，提供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公共物品，保证经济发展和公众福利。

四、结论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过分强调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认为政府应该退出公共物品供给，忽视公共物品的社会效应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效用水平。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应该强调公共治理精神与价值理性，以此合理判断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社会效用函数水平。

(一)强化公共治理精神公共治理应以民主为基石，追求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等多元目标，核心价值在于承担公共责任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要求政府扭转“注重效率，忽视公共”的问题，实现治理目标和行政价值的转移，做到“公共第一，效率第二”，回归公共性。同时在公共治理中提高公务人员素质，发挥利他精神，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为目标，强化公共治理精神，让公共性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体现在每一个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观念及信仰中。

(二)强调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观念把手段作为目标，禁锢了公共政策最初的理想，忽视了公共物品的社会性;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瑏瑨价值理性强调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高于行为的效率。马克思•韦伯定义价值理性为实质理性，他认为“实质理性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这些目的……往往以价值而非经济利益为取向，……要求保障一个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即政府抛弃传统观念，更多注重价值理性，注重人文关怀，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为最终价值取向。当经济学、管理学失去人文价值关怀时，也就成为了失去灵魂的躯壳。要求建立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减少直接供给，通过建立效率引导、结果引导的行政调控机制，间接控制公共物品供给，依靠市场提高供给效率，减小效率损失;而在经济落后地区，适当扩大政府直接供给范围和数量，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三)规范政府行为失范哲学和伦理学中所界定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委托关系仅是理论抽象，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完全，公务人员容易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降低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导致政府和公众关系错位、紧张，即政府行为失范。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通过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实现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互动式管理，目标是在社会中创造更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为了避免政府失范，要求在服务型政府转型中，巩固服务意识，从管理者角色转变为服务者角色，将决定权交回到民众手中，维护市场环境，减少行政审批手续及环节，避免寻租行为发生;同时在政府工作中实现高度民主化、透明化和效率化，规范行政体制，建立有效的决策、实施、评估、监督机制，培育为经济发展服务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政府文化，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

伦理学与经济学篇2

其实，经济学有两个根源——一个是与纷繁复杂的计算和模型相关联的“工程学”方面的内容，另一个则是与人类现实生活和幸福相关联的“伦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当今，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表现出了倾向于第一个方面内容的研究，而忽略了经济学诞生之初就肩负的“经世济民”使命。“现代经济学的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从传统的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儿，我们看到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姻联，而如今，随着实证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走的越来越远，森叹息到：“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的确是经济学的困顿，也是伦理学的悲哀。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远使这两门学科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对“人”的界定也出现了分裂，由此，“经济人”和“道德人”成为了毫不相容甚至对立的两种人性。在经济学的假设前提中，人被定义为永远只做理性选择的“经济人”，他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自利，经济学理论在这个“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各种经济模型的构建和研究。在森看来，对“经济人”的理性假设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类型的假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错误”但问题在于，这种遵循“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的理性人，并不是经济学本来意义上所要表达的经济人，森说，经济学上对人的理性的狭隘规定其实是对斯密理论的曲解所造成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喜欢引用斯密关于肉商、酿酒商和面包商的论述来说明人类行为的“自利”本质。其实，当我们重新审视斯密关于理性人的思想时就会发现，斯密要说的恰恰是不能满足于把经济拯救建立在某一种单一的动机上。渗透在他文字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他的同情心和慷慨心的融合，主体情感与旁观者情感的统一。“斯密的理性人概念把一个人牢固地放在周边人群之中——放在他所属的社会之中。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行动都顾及别人的存在，个人并不是与‘公众’隔离的”。一个真正的理性人是既能考虑自身利益，又能站在“上帝”位置考虑整个社会正义的道德人。在这样的意义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本质上应该是统一的，然而，现代经济学则完全撇开了“道德人”这一方面，对“经济人”给予了狭隘的理性定义，这使得人类从此患上了滑稽可笑的“精神分裂症”并过着在经济领域和道德领域分裂式的生活。

现代经济学对单纯的工具性价值的追求，而忘记了追求财富与利益的最终目的，使得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严重分离。经济学只做着研究怎样获取理论上的最大利益的工作，只做着指数计算精确的技术性工作，只做着让模型的变量越来越多而其本身越来越完满的工作。数字和模型摆在人们面前，但却很难改善人们现实的生活。其实，人的生活不仅仅是追求物质财富和自身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似乎更关心“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广泛的价值问题。森把它称为“伦理相关的动机观”。森认为，现代经济学直接假设了人类的目标，“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让经济学的研究变成了单向的坐标，也使许多经济理论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其实，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的更有说服力”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不仅对经济学，也对伦理学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现代经济学会出现伦理不涉，远离原点的“贫困”现象？为什么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只引起了经济学家们从收入、财富和单纯的数字方面去研究它们？为什么哲学家、伦理学家进入不了主流经济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拥有发言权？种种疑问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视角。正是由于经济学分析视角的单一，才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得出结论的偏狭。面对这个问题，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宽泛的评价标准视角。

2 自由视角下的发展

2.1 自由、可行能力、发展

伦理学与经济学篇3

 

一、经济伦理不是经济与伦理的人为结合

 

一般说来，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因为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投入产出的物质的或数量的问题，它虽是物质及其数量问题，但也内含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经济如果不内含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这样的经济无法理解，也不可能存在。西方从古典经济学派强调经济范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范畴到近代经济学家的“经济人”假设及随后的“新经i济人”的提出，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经济与伦理关系的不可分。尽管他们有时提出这些观I点的前提和宗旨本身是形而上学的、甚或是错误的，但至少不会误导人们把经济和伦理当作毫不相干的两回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了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能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象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性上来。”®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经济和伦理的关系都很有参考价值。

 

其实，理解和把握经济现象离不开对其伦理内涵的认识。同时，理解和把握伦理问题必须建立在对当时经济状况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分析上。否则，对两者的理解和把握难以做到具体和科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更注意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范畴出发，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尤其是工资理论第一次透视到工资后面的不合理的利益关系。纵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时，始终在着力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并由此来展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换句话说，只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和伦理关系尤其是阶级利益关系有一个充分认识，才能真正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经济。

 

因此，宏观上来考虑经济和伦理的关系可以这样说，经济和伦理是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的两个方面。在现代条件下，经济和伦理的逻辑关联体现得更为明显。

 

第一，经济作为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它是人的素质的物质体现，经济成就是人的思想观念的物化。生产过程是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物质利益而形成的一个经济行为过程，它必定是在人的思想观念指挥和操纵下进行。而这种思想观念的核心是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人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以及劳动态度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建设的成就。为此，经济成就也总是能折射出人的素质的高低、人的道德觉悟的髙低等等。

 

第二，就行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实现自身价值、造福他人和社会来说，经济行为本身就是伦理道德行为。因此，经济问题说到底也是个伦理道德问题。

 

第三，所有经济成就都是人际协作的结晶。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依赖大协作，没有协作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个地区经济发达不发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地区的体现为现代伦理精神的协作精神和协作程度。

 

第四，伦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反映着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当然，最集中反映的是人际利益关系，反映社会人际关系中最核心的经济关系，唯此，伦理道德才不会是抽象和空洞的。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经济伦理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认为：“在道德和经济的决策中，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道德不是其他观点之外的一种观点，而是在经济伦理学，首先是在经济理论的情况下获悉、整理、评价科学观点，并使之用于实践的一种形式。”®

 

由此可见，离开了伦理道德，对经济不能作出正确的认识和把握;离开了经济，伦理道德也会是空洞无物的虚幻的东西。

 

二、经济伦理学不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简单相加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伦理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伦理经济学的概念超出了经济伦理学作为经济的伦理学的研究目的，趋向于伦理学理论和经济学的一体化。伦理经济学的含义肯定超过‘经济学+伦理学’。”®他同时指出：“经济伦理学或伦理经济学的一方面是符合伦理学的经济理论和伦理制度及规则的经济学的，另一方面与经济的伦理学也是相符的”。“伦理经济学或经济伦理学也是一种以经济文化的伦理为前提条件的理论，是一种以发挥市场调节和价格体制作用为前提的伦理规则和行为的理论”，且伦理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概念在逐渐融合®。据此，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判断，即经济伦理学的含义肯定超过“伦理学+经济学”。彼得科斯洛夫斯基的观点对于我国创建当代经济伦理学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不仅能纠正一些诸如经济伦理即是经济中的道德问题或经济伦理学即是伦理学+经济学的片面观点，更有利于我们在更深层次上认识经济伦理学的学科依据及其性质。

 

应该说，伦理学和经济学是角度不同的相通(在更宏观意义上可称之为相同)学科，为此，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又说：“对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之间的界限根本不能做严格的界定，因为一般的行为与这两种理论必定都有联系。”®事实也是如此，对任何一种经济行为的完整评价和理论分析都离不开对其进行应该不应该的确认，都需要作价值论证;同样，任何一种伦理道德观点的表述和伦理道德论的阐释都离不开对人的逐利行为的深层次观察和分析。

 

对此，有的学者明确提出，伦理学和经济学不能分离或分裂。美国的G恩德利认为，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分离会导致两种危险：一是“忽视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的贡献和经济刺激对实现伦理目标的帮助”;一是“工具化“即伦理被误用来仅仅作为取得目标的手段”。所以，“来自机械论、生物学和进化论的研究模式在此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它们否认人的行为的特殊性，即否认人的行为的反思的自我参照和价值导向，而不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宁愿说，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宽泛的经济学的概念，一种与伦理相关的研究途径，它包括人动机和对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并且允许把伦理问题纳人到经济模式和功能性的领域中去。”为此，“经济学应该明确地考虑人类行为反思的自我参照和价值导向。”

 

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分离，带来的学科建设的后果是严重的。我国的经济学理论过去对于伦理问题和伦理学理论的关注十分不够，以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等经济发展了再去抓道德建设还不迟”的庸俗观点。同样，伦理学理论亦很少关注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理论，至少是对经济方面的实证分析较弱，以至我们提出的许多伦理道德命题和伦理道德原则有时很难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共鸣。其实有些命题和原则并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是疏忽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和对经济学理论参照，削弱了一些伦理道德命题和原则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阿马蒂亚森也曾经指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已经导致了福利经济学贫困化，也大大削弱了描述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的基础。”®“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学研究的。因此，我认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应该承认，伦理学和经济学的确是两门学科，但正如前面所述，只有经济观念(理论)和伦理道德观念(理论)相互渗透，伦理学和经济学才不会导致形而上学，也才能促使经济行为实现最大和最好的效益。因此，“经济伦理学不是矛盾的修饰法、不是生硬的铁、也不是由两种不协调的理论组成”，而是通过互相交流和补充而形成的一个学科整体。

 

三、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建立何以可能

 

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引起人们的关注才近20年的时间，在国外也是作为新兴学科的面目出现的。尽管如此，人们对经济伦理问题的思考却由来已久。我国以儒家为代表的德性主义十分注重伦理道德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在经济与伦理的关系上主张经济是伦理的手段，伦理是经济的目的。这虽说不免有些极端，但将经济和伦理结合得如此紧密，其思想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以至“利以义取”的价值观影响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发展史。西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对人类有益的东西’的分析中，也包含了各种经济管理问题，并提出了对经济学工程方法的需求。”@西方历史发展到近代，从“经济人”假说和“看不见的手”的概念的提出到后来功利主义、合理利己主义思想理论的阐释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当然，许多经济伦理思想有着明显的阶级局限，从本质上说，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伦理卫士”，有着明显的虚伪性。但是有关公正与效率关系的论述，互惠互利原则的阐述等等，多少带有科学和合理的成分，为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十分丰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政治经济学，透过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揭示的是不同类型人的阶级本质，并通过对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矛盾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系统提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政治经济伦理学或称政治伦理经济学。这是我国创建科学经济伦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

 

我国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为科学伦理学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根基。第一是因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的主人，公平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道德权利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均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自身价值。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性竞争和互利协作创造了独特的运行机制，弱肉强食和尔虞我诈等不道德行为将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抑制的。第三，以德治国、理性经济是我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建设的基本手段和目标，这给科学的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理念支撑。

 

伦理学与经济学篇4

高等教育 经济伦理 比较借鉴

一、我国对高职院校经济伦理教育质量的基本认识

我国的经济伦理教育研究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开始的，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从内容上看，研究主要处在论证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层面上，研究方法还停留于定性分析。近年着眼于具体教学实践的研究，但缺少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没有动态研究。这导致了没有评估经济伦理教育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实际提高教育质量的手段。

在宏观政治经济背景的基础上，对高职院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意义及手段的认识。国内关于经济伦理教育的早期研究往往伴随着国家政策的颁布，而该类研究至今仍然占据了相关研究的半数以上。董霞（1995）指出经济伦理教育既是社会化大生产对当代学生的要求，也与学生个人精神追求吻合，在教学内容上要将伦理学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相结合，教学手段要做到“理论与实践”、“专业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和“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谢玉萍（1999）认为经济伦理教育既是世界潮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求，并且进而指出了经济伦理教育中“全员教育与全程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在人文课程中强调职业道德的重要性。许益峰（2006）从社会主义荣辱观统领下解读了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和核心内容。张思锋和杨致忻（2011）结合当代国外主流研究成果对过内经济伦理教育现状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大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认识不足，高校经济伦理教育观念落后，教学效率低下”的认识。

1.在借鉴外国理论层面的基础上，对我国高职院校中的经济伦理教育教学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的反思

吴易明（2008）则深入研究了“故事讲述”这一教学手段在西方商学院中的价值，并认为这一手段将完全适用于国内院校，并能成为最有效的授课手段。柯丽敏（2009）通过实证调查证明了电子商务专业学生中经济伦理素质的低下状况，并提出完全按照外国先进研究成果为框架建设的电子商务经济伦理课程、授课方式和评估模式，以此为依据配置教学资源。王义明（2011）提出了国内院校在进行创业教育时对经济伦理教育的忽视，以及可以借鉴的外国商学院的创业教育模式。吴红梅（2011）在总结美国商业伦理教育的实践后，指出国内经济伦理教育忽视了通过建立研究机构、组建学术团体，创办独立的商业伦理学术期刊，定期召开相关的学术会议以及成立教学与研究组织来“打造优质师资队伍”，并借鉴美国经验提出了编撰本土案例教材、旁听经济犯罪审判等辅助教学手段。

2.在总结国内经济伦理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对核心课程架设和辅助教学手段的分析。

周蓉蓉和魏俭（2005）认为“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学生进行相关的道德教育活动”是高职院校中经济伦理教育的必要属性，并在此之上提出会计专业的经济伦理教育中应融入针对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的分析和讨论。曾楠（2008）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四个课堂、四个环境、四种媒体”的思路，充分调动学校所能调动的社会资源来辅助各级院校进行经济伦理教育。匡瑛（2009）通过对上海、南京和温州高职院校的实证调查证明了当前的经济伦理教育的薄弱环节，并提出“经济人”假设和“应用伦理”的选用是阻碍国内经济伦理教育的根本问题。杨艳丽（2010）在旅游专业学生中进行的研究提出了“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同时进行”和“培养方法与考评程序相互结合”的方案。杨艳丽（2011）在考虑旅游专业学生将来的职业特点时，更提出了将儒家思想整合在我国经济伦理教育中的思想。多数学者倾向于建立独立的专业经济伦理课程并辅以社会实践内容。姜启军（2011）认为经济伦理教育的核心和实践重点应该从学生就业后的社会身份和责任出发逆向推演，而对于食品经济专业学生的经济伦理教学，核心是“基础理论知识的把握”，其次才是“协调经济与伦理的关系”，并结合现实，指出“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商业伦理教育和现实结合”、“教材选择”也是重要的考虑内容。

3.从历年的研究情况看，对高职院校的经济伦理教育发展的基本观点有以下几点：

（1）经济伦理教育是必要的，符合我国国情需求，符合国际潮流；（2）应当借鉴西方商学院的商务伦理教育理论和实践来开设课程，进行授课，评估教学成果；（3）教师和学生同样处于经济伦理素质缺失的状态，高职院校发展经济伦理教育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培育优秀的师资力量是发展经济伦理教育的前提之一；（4）经济伦理教育对教材的依赖度很高，能够保证有效的经济伦理教育的教材目前非常稀缺，适应不同专业的教材是发展经济伦理教育的前提之一；（5）应当将儒家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经济伦理教育的理论中去；（6）应当运用我国的丰富的社会资源辅助教学，发展校外课堂；（7）高职院校在架设课程体系、选择授课手段、选择教材以及丰富辅助教学手段时，应当结合不同专业学生就业后的权责，进行相应的调整。概括地说，结论（1）是毋庸置疑的，结论（2）至（4）是参考外国经验对国内高职院校的经济伦理教育发展提出的要求，结论（5）至（7）是在国内社会文化等背景中提出的要求，但结论（2）至（7）都缺乏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忽略了实现这些要求的机会成本，未能提供具备适应性、可操作性和可评估性的高职院校经济伦理教育发展方案。

二、外国对高职院校经济伦理教育质量的基本认识

1.对于经济伦理教育的意义的认识

伦理学与经济学篇5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主义义利观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经济制度安排、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其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来规范主体的经济行为，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正确的经济伦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可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作为市场、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的作用，能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提供重要的保障。然而，我国目前的道德教育中，经济伦理教育仍然是相当欠缺，甚至是被忽视的，这直接导致我国道德教育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因此，经济伦理教育已成为当前重要的时代课题。高校作为培养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重要阵地，在经济伦理教育中理应发挥先锋作用，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教育，其意义非常深远。

1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也是德性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除了用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也对市场主体的伦理道德有基本的要求。经济伦理可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而它的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人们了解、接受市场经济伦理原则、规范的基础之上。所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有其必要性及紧迫性。高校作为“准”市场经济主体的培养基地，更应重视并加强经济伦理教育。在新形势下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将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1．1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性经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目的，无疑是获取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主体的利益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交换必须遵循等价、自愿的原则。这两条原则使得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必须考虑满换另一方的需要，把自利性与互利性、趋利性和服务性结合起来。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一方面依赖于经济制度伦理，另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个体伦理，即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自我约束和道德激励。这说明经济伦理与经济道德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学生作为“准”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能否具有“效益”和“道德”统一的健全市场主体意识，能否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对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作用不可小视。

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指出：“要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结合实际，笔者认为深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可培养学生勤俭、公平、平等、守信等传统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可培养大学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

1．2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存在某种程度的缺失

在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变革时期，多元化的思想道德观念对社会主导价值系统的挑战和冲击使大学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面对着道德困惑。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公平竞争、效率优先原则。作为反映人们经济生活、政治活动规律的经济伦理在充分肯定人们追求正当利益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凡是基于公平原则、等价交换的获利行为都有其道德合理性。[2]如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只要不违反市场交易原则，也是经济伦理所肯定的。

而社会领域的道德伦理则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显然这在经济伦理中得不到认同。这说明，同样的事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伦理要求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目前高校并没有针对这两种适用领域不同的伦理原则的价值矛盾进行教育，接受的往往只是理想化的一般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规范的教育。这导致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道德行为显现出多元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倾向。

如现今大学生中的诚信意识缺失、责任意识淡薄、泛“功利化”倾向突显等现象，严重影响着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2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的原则

近年来，经济伦理教育是学术界研讨的热门话题，不少学者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但至今仍未完成其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此同时，如何把理论研究的成果纳入道德教育，尤其是作为道德教育主渠道的高校道德教育中，实际的努力也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市场道德规范进行提炼和概括，形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内容，并通过对高校这一重要阵地进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以下原则。

2．1坚持奉献伦理教育与功利伦理教育相结合

确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在我国当代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地位，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性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决定的。[3]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注重物质财富，肯定正当利益。即肯定以效益为追求目标，以勤俭为活动核心，以自尊为心理基础，以竞争为实现手段，以互利为社会前提，以法律为行为基准的基本伦理规范。

但应认识到，肯定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个人利益因素，并不等同于肯定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明确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地位——经济生活中道德建设的起点。我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基本格局是功利伦理和奉献伦理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社会主义奉献伦理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全面实现社会进步为追求目标的伦理规范，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经济伦理反映和调整的是人们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要求，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因此在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必须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与目的的集体主义、奉献利他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奉献伦理相结合，引导学生超越功利伦理的局限，升华为注重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伦理精神。

2．2坚持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

经济伦理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与人类存在方式的关系的深入思考和系统审视。它关注的是人类如何不以自身异化为代价发展经济并在经济过程中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l]这要求在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重要地位，绝不可松懈。发挥“主渠道”德育课堂的教育作用，传授相关道德理论知识，通过座谈会、交流会等方式传授给学生。但是，道德教育具有知行统一的特点，传授道德知识是其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行为中实践，如何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将外化的道德教育内化为其行为本身，真正以合乎市场经济、社会伦理的道德标准在学习、生活中运用于实践。因此，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以理论教育为主导，兼顾行为教育。

通过开展创业实践、家教等行为活动，将理论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以理论指导实践，进一步从实践中升华体现理论的价值。

2．3坚持有意识教育与无意识教育相结合

一个人的思想觉悟不是白发产生的，而是必须有一个从外面系统灌输进去的过程。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深人人心，很大程度上要靠有意识教育，靠坚定不移地进行灌输，即第一课堂“主渠道”教学。但是，一个人的道德情操、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既依赖于有意识教育，又离不开无意识教育。无意识教育即教育者按照预定的教育内容和方案，自觉地在受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味，使他们在满足美的需求和兴趣爱好的同时，潜移默化

地受到教育。[4]它把教育的意识、目的渗透到与之相关的活动或环境中，可增强伦理教育的渗透性和感染力。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如何规范自我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及明确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与市场经济及社会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坚持有意识的“主渠道”教育与无意识的氛围影响相结合，以期达到最佳的教育目的。

3新形势下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有效途径

高校学生的经济伦理教育应结合高校实际，在教书育人中重点引导学生对经济生活的目的、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和非道德性、效率的道德论证、分配正义、交易伦理、消费伦理、生态伦理等问题作些深入全面的探讨与学习，以启迪大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觉悟。

笔者认为，应以“以人为本，合力育人”为教育指导原则，探索具有时代特点，符合新时期学生的教育方法，通过搞活“四个课堂”、优化“四个环境”、整合“四种媒体”、实行“四级推进”，努力构建“大教育”格局，不断提高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及效果。

3．1延伸教育时空，搞活“四个课堂”即主课堂、第二课堂、家庭课堂、社会课堂

经济伦理同整个社会发生着经济学和社会伦理角度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将课堂带到社会、家庭、校园文化活动中去。主课堂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基本形式，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思想灌输中始终发挥着主阵地作用。课堂教育应以开放、互动的教育模式，进行经济制度伦理与经济个体伦理的教育，通过讨论、辩论等形式提升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第二课堂”活动，通过举办大学生创业活动、知识竞赛、演讲赛等活动，丰富学生业余生活，陶冶情操，提高觉悟。构建“学校一家庭一社区”三位一体的模式，将经济伦理教育延伸至家庭、社区，寓教育于生活，增强教育的渗透力与感染力。通过假期社会实践、参观先进企业、人文景观等“社会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3．2营造教育氛围。优化“四个环境”即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

在当前社会处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社会舆论和高校都赞成大学生适当地参与一些不影响学业为前提的经济活动，如家教、推销、勤工助学等。既锻炼他们的能力，也对他们健全的人格形成极有益处。然而，目前高校当中出现了一些大学生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去参加非法传销组织等行为，甚至贪图享乐、难耐清贫等思想在某些大学生中颇有市场等消极现象。这说明，优化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显得尤为重要，营造严谨求实、勤奋求知、民主开放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的经济行为，营造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经济环境。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道德性、法律性，营造民主、法治、和谐的政治环境。建立健全的文化活动机制，使活动经常化、制度化。活动方式上，开展主体文化、节目文化、广场文化、共建文化、课余与假目休闲文化等鲜明的校园文化活动，并使之延伸到校园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

3．3丰富教育手段，整合“四种媒体”即报纸、广告、电视、网络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也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报纸、广告、电视、网络是当前主要的信息载体。其提供的信息对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发展方向具有牵引作用。大众传媒直接面向大学生，传播信息直接迅速，在大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是学校理论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有力工具和重要渠道。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具有形象性、隐藏性、权威性等特点。重视大众传媒作用，把其提供的信息变为舆论导向，会对学生的言行起到“软约束”作用。发挥大众传媒在教育中的牵引作用，是让学生及时了解党的现行政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面貌。应及时组织学生收听、收看《经济道德》、《道德与观察》、《今日说法》、《焦点访谈>等栏目，引导学生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正确认识与评价。

3．4适应成长规律，实行“四级递进”

根据青年学生在校四年学习成长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心理状况，搞好分级递进教育。第一年主要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义利观问题，归根结底是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它是经济伦理的核心。由于义利关系贯穿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一些具体的经济伦理问题，因而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经济伦理问题。因此必须首先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

反对“唯利无义”的思想观念。第二年主要抓好立身做人的导向教育。是否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做人的准则直接影响到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效果。通过思想品德教育、艰苦奋斗、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等系列教育，引导学生懂得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走好人生之路。

第三年主要抓好职业道德的定位教育。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职业道德教育理应成为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一步。第四年主要抓好奉献社会的爱心教育。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效率优先，而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在新形势下，在肯定个人物质利益的同时，更应强调奉献，通过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专业、爱岗位”的“四爱”教育，激发学生的奉献精神。

经济伦理教育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新形势下，高校大力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郑美琴．论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J]．经济评论，2001(6)．

[2]王淑芹．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对立经济统一的条件性[J]．道德与文明，2000(3)．

[3]陈泽环，方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7．

伦理学与经济学篇6

一、经济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发展

中国经济伦理学如何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范式?如何实现经济伦理学理论研究和学科教学的创新与发展?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能够给予我们何种启示和借鉴?上述问题关涉到中国经济伦理学未来的学科发展和实践应用,受到与会学者广泛关注。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指出,经济伦理学是介于伦理学和生活世界的桥梁,也是伦理学和其他学科的桥梁,中国经济伦理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学者们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宽广的国际眼光发现问题,以跨学科、跨行业的交叉研究为基本方法,并通过学者之间的相互学习形成整体实力和发展活力。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教授阐释了道德资本的经济价值,从而使其近年来关于道德资本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他认为,道德资本是“作为资本形态的道德”和“有道德的资本”的统一,其主要作用在于:通过激活有形资本提高资本增殖能力,通过优化“毗邻效应”减少交易费用,通过规范和引导实现金融资本的增殖。武汉大学乔洪武教授指出,当前我国高等院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比较强调数学逻辑方法,却忽视了西方经济学本身蕴涵的对经济道德的科学认知和对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在他看来,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的教学和教育,既是西方经济学这一学科本身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培养具有高度经济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者的必然要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龚天平教授通过解读考克斯圆桌组织全球执行官斯蒂芬•杨的“道德资本主义”概念所蕴涵的经济伦理观,为我们思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观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伦理反思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焦点问题,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伦理蕴涵和道德评价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伦理缺失现象进行了反思。苏州大学李兰芬教授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幸福观,反思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所导致的“GDP中心主义”和“民生边缘化”,认为这正是造成当今社会“幸福缺失”的根本原因。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增强民生幸福的理性选择,民生幸福则是检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得失成败的最终标准。上海社会科学院陆晓禾研究员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尤其是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视角分析了2010年春节以来在全国蔓延的“民工荒”和“洋黑工”现象,认为这一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涉及的是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及其在中国的特殊表现。由此,关于劳资关系的主张和政策不应只考虑资方的利益,而应顾及这种主张和政策对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造成的影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乔法容教授提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运行的轨迹是一种线性模式,也即“从摇篮到坟墓的经济”,而循环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被称为“从摇篮到摇篮的经济”。与之相对应,在消费环节,前者是一种不可持续消费模式,后者则是一种可持续消费模式,两种模式在其伦理向度及道德诉求上呈现出根本的差异。循环消费内蕴着可持续消费的价值理念,要求消费行为遵循适度消费与绿色消费等道德准则。

三、经济伦理视阈中的公平正义

经济公平、分配正义以及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等问题,是经济伦理学研究中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此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又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和争论,并提出了很多更具理论深度和新意的观点。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将对效率与公平这一对经济伦理基本范畴的分析置于民生幸福的视角当中,认为人们真正需要的效率是促进人生幸福而不只是财富最大化的效率,人们真正需要的公平是能够促使最大多数人利益得到保障并因此提升幸福和尊严的公平。因此,树立着眼于民生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效率公平观,才能真正跳出“优先”和“兼顾”的藩篱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华中师范大学龙静云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哈耶克对社会正义或者说分配正义的批判,指出哈耶克的正义理论存在逻辑前提自身矛盾和否定分配正义的重大缺陷和局限,呼吁经济伦理学研究要保持对社会弱势群体应有的关注。湖北大学强以华教授指出,经济公平是一种以一般公平概念为基础的关于进入市场之机会和收入、财富分配的公平。这就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弥补在进入市场机会上存在的不公平,并解决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的“有条件性”限度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实现经济公平的基本原则即“追求最大的均等但不以牺牲较大的效率为代价”。

四、财富伦理的内涵与价值

财富伦理问题是近年来经济伦理学研究中颇受关注的一个新热点,一些学者从财富伦理的哲学内涵、当代财富伦理空间的拓新及其评价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向玉乔教授认为,财富伦理问题的出现至少有三方面原因,即人类对财富的片面或错误认识、占有物质财富的贪欲以及物质财富的匮乏。他从广义和狭义的财富概念出发解析了“广义财富伦理”与“狭义财富伦理”,提出财富伦理是隐藏于财富背后、反映财富的实质和价值、说明人与财富之真实关系的自在之理或客观真理。上海师范大学高惠珠教授则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财富伦理空间的拓新,即:可持续发展理念拓展了财富“获得正义”的内涵;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转让正义”重心转移;和谐社会的理念提升了财富“使用正义”的高度。南通大学彭怀祖教授提出,财富积聚和财富支配在动因、方式、反应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必然导致它们的道德评价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道德建设路径也存在差异。

五、企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是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国内外经济伦理学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焦点问题。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就企业伦理模式的形成、企业诚信缺失的原因和解决措施、企业社会责任的学理基础和践行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首都师范大学王淑芹教授认为,伦理学从根本意义上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支撑。她从人性的精神特质、经济活动的人本目的性、经济活动方式的人道归属性、意志自由与责任的对应性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证。上海交通大学周祖城教授指出,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一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中最基本的问题,国内外的回答仍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丛林”之中。他描述了“企业社会责任丛林”的基本状况和产生原因,提出以“明确定义标准、聚焦关键问题”的思路走出“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孙春晨研究员指出了当前中国企业诚信建设正面临的“瓶颈式”困境,即:诚信的高成本难以形成企业诚信经营的激励机制;政府诚信的缺失对企业诚信带来了不良影响;互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导致企业诚信经营举步为艰。由此,提升企业经营者的契约意识、强化法律对企业失信行为的惩罚以及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成为我国企业诚信建设走出困境的重要突破口。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朱金瑞教授对企业伦理模式形成的内外部要素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企业伦理模式是企业伦理个性特征的表现结构,其形成是企业内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既受企业所处时代的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政企关系等外部条件的深刻影响,也与企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伦理观念等内在变量密切相关。

六、金融危机的伦理

审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已成为学界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研讨会上,学者们从经济伦理的角度,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

伦理学与经济学篇7

10日上午，会议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原会长陈瑛研究员、副会长魏英敏教授，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李湘舟巡视员，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国骥教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刘建武院长，《伦理学研究》杂志主编唐凯麟教授，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期刊处陈奇亮处长，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经济伦理学会会长王小锡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怀承教授等在开幕式上讲话。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伦理学研究》副主编、中国经济伦理学会副会长王泽应教授主持会议。中共湖南省委原副书记文选德同志发来贺信。

与会专家学者热烈祝贺《伦理学研究》创刊十周年。大家认为，《伦理学研究》创刊十年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学术性、思想性和实践性相结合，取得了丰硕成果，办出了口碑、办出了成绩、办出了特色，为中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大家坚信，在未来的岁月中《伦理学研究》一定能够继续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最前沿，继续发挥好资政育人、弘扬新风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做出新的贡献。

武汉大学乔洪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郝云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王露璐教授分别就“经济转型中经济伦理变迁的路径依赖”、“企业家慈善行为的道德评价”、“财富伦理向度的经济意义”、“财富、工具还是目的——亚里士多德、韦伯和马克思关于财富的三种认识模式”等问题做了大会专题报告。

《光明日报》理论部理论版李亚彬主编、《哲学动态》编辑部强乃社副编审、《道德与文明》编辑部主编杨义芹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王正平教授、《中国医学伦理学》李恩昌主任、《伦理学研究》副主编李培超教授等人就“如何办好社科学术期刊”、“中文期刊与中华学术创新”、“学术期刊与中国精神的振奋”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道德文化建设问题向来是伦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这次会议上，就“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的人性基础”问题，有学者认为，除了一般人性之外，还有一种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的职业中起主导作用、并始终受到一般人性影响的特殊自利人性。根据对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的两种人性的理解，通过充分把握两种人性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生作用的特点和机制，我们才能够更为有效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道德建设。关于“新时期道德治理的含义、本质和基本路径”问题，有学者指出，道德治理必须首先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将道德制度的创设作为社会管理制度体系的一部分，将道德教育与道德治理有机地统一起来，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受教育者养成尊重、遵守道德规范的敬畏心理和行为习惯。关于“报复性特恶道德问题的治理”，有学者建议，要注重对报复性特恶道德行为依法进行严惩，并对实施者的心灵开展道德拯救；以共享式增长实现机会公平和分配正义，保障弱势者的社会权利；通过教育来提升每个公民尤其是弱势者的发展能力和向上流动空间，培养他们的健全心智。

正义问题近年来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围绕“分配正义的含义”、“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观的含义”等问题，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讨论。关于“如何评价西方学者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论证，选择和确立恰当的分配正义原则”问题，有学者认为，我们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定义和理解出发，去批判地看待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正义原则，从而选择和确立恰当的分配正义原则。关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核心价值观的含义”问题，有学者指出，公平正义是动员和凝聚社会力量、增强社会团结的旗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准则。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在改革和发展中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实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结果的相对公平。

经济伦理学界的学者历来高度关注宏观经济活动和微观经济活动层面折射出的经济伦理学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就“市场秩序治理”、“财富伦理的经济意义”、“现代消费伦理原则”、“经济危机的道德根源”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关于“建立市场秩序治理中的道德责任共担机制”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市场的混乱状况令人担忧，随之产生的诸多道德风险和社会隐患是目前道德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追逐利润最大化、拜金主义是其深层原因。因此，必须建立统一、开放、公平、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构建起以政府、企业、公民三类主体形成合力的道德责任共担机制。关于“财富伦理对于经济活动的意义”问题，有学者认为，财富的起源和增长不仅是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深受伦理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深入挖掘财富伦理向度起作用的方式和效果就可以发现财富伦理不仅作为价值判断而存在，它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而且它与经济向度共同促进并发挥作用。关于“经济危机是否具有可预测性”，有学者认为，经济危机深层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因此通过分析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就可以预测出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蔓延的广度与深度。同时，经济危机具有道德根源，只有通过合理评估社会道德生活的状况，我们才能够预测出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才能及时找出避免或缩短经济危机爆发的纠正措施。

各小组在讨论中围绕中文学术刊物的办刊方向、道德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前进方向、经济伦理学的学科独立性和学科话语构建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激发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最后，上海社科院陆晓禾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龚群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王小锡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安徽师范大学钱广荣教授、吉首大学易小明教授分别就“中国梦与中国经济伦理学”、“正义问题与经济伦理学研究”、“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与经济伦理学学科属性”、“企业家慈善行为的道德评价”、“财富差异问题”作了大会发言。

伦理学与经济学篇8

现代经济学自马歇尔尤其是罗宾斯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伦理经济学的研究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认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人无需所谓的道德关怀，应该是纯经济动物，经济学谈论伦理道德是不务正业的。这种伦理考量的缺失造成了现代经济学“伦理不涉(non－ethical)”的特征，使得现代经济学成为一只“跛脚的驴”［1］(P7－13)。数理经济学对伦理问题的忽视导致对现实解释的偏差显然与其作为经济学中的显学和主流极不相称，因此许多数理经济学家开始反思经济学研究中的苛刻假设，他们开始逐渐放松“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找寻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基础，关注伦理道德问题，以期恢复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对话，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约翰•哈萨尼(JohnHarsanyi)以及肯•宾默尔(KenBinmore)等人在这些工作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阿玛蒂亚•森和约翰•哈萨尼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肯•宾默尔①在学界影响的日益扩大，以及其他众多学者的推动，无论是在经济学研究还是在伦理学研究中，作为交叉学科的经济伦理学都越来越受重视。但是也许与这些西方经济学大师的研究背景有关，他们对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都大量运用博弈论等现代数理方法和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之上的实验方法来进行解释和逻辑演绎推理，认为博弈论“提供了具有价值的有影响力的思考道德问题的概念性框架”［3］(P302)，导致了所谓的“数理伦理学”②和以德雷克•帕菲特(DerekParfit)为代表的一批“数理伦理学家”［3］(P28)的出现。在国内，清华大学的赵南元教授认为应当借鉴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方法，也认为:“伦理学为了科学化，应该而且可能向经济学靠拢，像数理经济学那样建立‘数理伦理学’。这种理论的伦理学主要解决我们需要什么道德的问题。”［4］因此，本文试图将当代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的数理方法归置于“数理伦理学”这面旗帜下，追溯其发展渊源，梳理其主要方法和议题，探索其哲学基础，进而全面分析其优缺点及对我国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二、数理方法在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渊源

1955年，在《作为道德哲学家的工具的博弈论》一书中，R•B•布兰斯怀特(R．B．Braithwaite)首次将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伦理道德问题。［5］此后，博弈论在伦理问题的分析中被大量使用，尤其在经济伦理或者商业伦理研究中更是成为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正如现代经济学运用数理方法进行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一样，伦理学研究中运用数理方法也有其深远的渊源。

尝试用注重严密逻辑推理的数理方法和思维去论证和研究一些伦理学问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生活在2500余年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ghagoras)，最早悟出了万事万物背后都有数的法则在起作用，认为无论是解释外在的物质世界，还是描写内在的精神世界，都不能没有数学。他试图将数理秩序(mathematicalorder)引进伦理学领域，声称正义是一个内部均等的数，甚至可以由一个平方数(squarenumber)来表示［6］(P2)。

在从1至10的10个数字中，毕达哥拉斯认为4就代表着正义，是宇宙创造者的象征。显然正是由于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本身同时是哲学家和数学家，或者至少深受数理逻辑的影响的原故，他们的数理思维与他们的哲学思维就不可避免相互产生影响。其中最为典型和最早的代表就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笛卡尔。笛卡尔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他不仅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誉为“解析几何之父”，而且还开拓了所谓的“欧陆理性主义”哲学，是强调数学和逻辑演绎方法的理性主义者先驱。毫无疑问，他的数理思想、思维和他的哲学思想、思维难免相互影响。

但是，历史上在伦理学研究中将数理方法的严密性融入其中并付诸实施的，可能主要的还是斯宾诺莎。作为西方近代哲学史与法国的笛卡尔和德国的莱布尼茨齐名的重要的欧陆理性主义者，他不仅用几何学的形式写作了一本《笛卡尔哲学原理》，用几何学的方法来证明笛卡尔的观点，还用几何学的方法写就了其主要著作《伦理学》，用同样的几何学方法证明其自己的观点，并以此与笛卡尔的伦理学观点进行比较。斯宾诺莎同笛卡尔一样，认为凭理性的能力从最初的几个可以由直观获得的定义和公理推理出来的知识，才是最可靠的知识，几何学便是如此，因此伦理学的知识也应当像几何学那样去构建和推理［7］(Pi)。所以，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把人的思想、情感、欲望等等均视同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一样，在提出定义和公理的基础上加以证明。虽然斯宾诺莎由于没有发现和建构能够推导出伦理学全部内容的伦理学公理和公设从而导致了构建公理化伦理学体系努力的失败［8］(P178)，但是，用数理思想和方法(主要是几何学)来系统研究伦理问题，就其方法论是来讲，斯宾诺莎无疑是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最杰出的伦理学家。

此外，西方(主要是欧洲)历史上用数理方法和数理思想来研究伦理学命题的还有霍布斯和埃奇沃斯等思想家。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一书就是其哲学思想和数理思维的结晶，而埃奇沃思则在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广泛并精巧地运用数理方法，其代表作主要有1877年的对功利主义进行考察所引起的大量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伦理学的新旧方法》和1881年试图对功利主义进行数学计算的《数理心理学:关于在伦理科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论文》。现代西方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沿着毕达哥拉斯、笛卡尔、斯宾诺莎、霍布斯和埃奇沃思等理性主义先驱的前行足迹，利用最新的数理方法发展成果，对一些传统的经济伦理命题进行数理解释，致力于构建一种具有几何学的全部严密性的道德几何学［9］(P105)，并且“把道德视为一门科学去研究，”［10］(P4)在当代经济伦理研究中形成了“数理伦理学”或称“经济伦理学数理学派”。［11］(P101－107)

三、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数理方法及主要议题

西方目前运用现代数理方法尤其是博弈论方法来进行伦理学分析的“数理伦理学”的学者主要来自两大学科，一是经济学，主要包括英国伦敦大学院的肯•宾默尔、密西根大学的罗伯特•阿克斯罗德、东英吉利大学的罗伯特•萨金、苏黎世大学的恩斯特•费尔和桑塔费研究中心(SantaFeInstitu-te)的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阿弗纳•格雷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丹尼尔•豪斯曼和美国芝加哥斯宾塞基金会主度迈克尔•麦克弗森，这些学者大部分具有数理经济学的背景;再就是哲学，例如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哲学教授大卫•高德、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德雷克•帕菲特，以及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克里斯蒂娜•比切尔尼、约翰逊管理研究生院的大卫•萨利等。国外“数理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作包括《博弈论与社会契约》(GameTheoryandSocialContract)、《自然正义》(NatrualJustice)、《协定道德》(MoralsbyAgreement)、《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EconomicsofRights，Co－operationandWel-fare)、《对策中致胜之道:合作的进化》(TheEvolu-tionofCooperation)、《基数福利，个人主义道德与效用的人际比较》(CardinalWelfare，IndividualisticEthics，andInterpersonalComparisonsofUtility)、《强互惠的演化:人类非亲缘族群中的合作》(TheEvo-lutionofStrongReciprocity:CooperationinHeterogene-ousPopulations)、《经济分析、道德哲学与公共政策》(EconomicAnalysis，MoralPhilosophyandPublicPol-icy)和《理性的边界———博弈论与各门行为科学的统一》(theBoundsofReason:GameTheoryandtheU-nificationoftheBehavioralSciences)。相关文献不仅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AER)、《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JEL)和《博弈论与经济行为》(GameThe-oryandEconomicBehavior，GEB)等国际性经济学权威期刊上，而且对经济伦理背后的科学基础进行研究的论文还频繁见诸于《神经成像杂志》(JournalofNeuroimaging)和《神经科学》(Neuroscience)等自然科学权威期刊甚至《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这种世界顶级的综合科学期刊上。

国内经济伦理研究中数理方法的运用远不如西方那么普遍。汪丁丁、韦森、罗卫东、叶航、方钦、乔洪武、韦倩、费尚军、李映楠等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对新近出现的西方经济学家运用博弈论和其他数理分析工具来对传统伦理命题进行解释的理论成果做出了初步的介绍，例如《博弈的伦理意蕴》和《纳入公平偏好的经济学研究:理论与实证》、《博弈问题的伦理分析》、《道德的博弈何以可能———对高塞尔协定道德论的一种解读》、《从博弈论模型考察道德形成的基础》、《从预期最大化到移情偏好———数理学派公平与正义理论透视》、《宾默尔经济伦理思想探讨》、《恩斯特•费尔对经济伦理研究方法的贡献》、《西方经济伦理研究的实验方法初探》等，许多发表在《哲学研究》和《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哲学和经济学类期刊上。但是迄至目前，国内直接对经济伦理研究的数理方法进行具体、深入而全面的专题研究尚未出现，专门探讨经济伦理数理方法的论著仍付之阙如。

当前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研究经济伦理问题所使用的数理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基础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如ItzhakGulboa和DavidSchmeidler所构造的效用函数以及影响幸福因素的分析，哈萨尼、高德和宾默尔对其公平正义思想的解释，加里•贝克尔对歧视问题的分析、克里斯蒂娜•比切尔尼对社会腐败问题的分析、克里斯蒂娜•比切尔尼和Fukuir对一些非主流社会规范(unpopularnorms)的一般性证明、黄有光对快乐的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二是经济数学方法。

包括微积分、拓扑、泛函以及运筹学等内容的经济数学方法在经济伦理研究中几乎遵循了数理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相同的模式，例如费尔关于公平与互惠思想的解释。三是经典博弈论(Classicgametheory)方法。宾默尔关于公平正义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道德博弈与生存博弈的分析［12］(P101－107)、萨利关于同情心在合作行为产生过程中的分析，其基础均是经典博弈论的一般方法。四是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GameTheory)方法。在演化博弈中，主体有限理性并自然演化达至一种“生物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ESS)。阿克斯罗德和萨利关于合作的演化、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强互惠的利他行为的演化模型、国内叶航对内生偏好利他行为的经济解释等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五是实验的方法。基于博弈论设计的实验方法广泛应用于经济伦理的研究中。诸如费尔在“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games)”实验中对公平意识的分析、阿克斯罗德对合作所进行的三次计算机实验方法更是声名大噪，萨利通过实验论证同情心在合作博弈中的作用，费尔利用催产素和基于核磁共振(NMR)技术等进行的实验。第六是计算机模拟仿真方法。计算机模拟仿真是建立在演化博弈论基础之上的一种方法，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模拟演化提供了可能。在合作演化模拟仿真实验中，由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主持完成的大型计算机仿真实验，是最引人关注的。而在萨利的仿真实验中，他观察到，心理距离和同情心是影响人类合作的重要因素。

上述方法在经济伦理研究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解释和证明某些道德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二是分析加入了道德判断的经济主体如何决策，并论证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综合来看，数理伦理学的研究议题主要有:一是公平与正义。在罗尔斯之后，哈萨尼的“理想观察者”、高德的理性经济人和宾默尔的具有移情偏好的讨价还价者，分别根据拉普拉斯理由非充分原理(principleofinsufficientreasoning)、“最小最大相对让步原理”(theprincipleofminmaxrelativeconces-sions)和道德博弈(gameofmorals)与生存博弈(gameoflife)的原理，得到了各自关于公平正义的理论。二是合作与诚信。数理伦理学关于合作与诚信的研究起源于“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这一博弈悖论。众所周知，囚徒困境博弈有一个占优均衡解，即博弈双方均会选择背叛，既使博弈双方博弈前达成的协议约定选择合作，合作与诚信守诺也几乎不可能实现。阿克斯罗德、汉密尔顿(W．Hamilton)等经济学家利用博弈论实验和推理的方法，得出了即使是有限次重复博弈中，合作和诚信也是可能的的结论，从而奠定了诚信社会的理论基础，并进而提出，“合作的基础不是真正的信任，而是关系的持续性。当条件具备了，博弈者能通过对双方有利的可能性的试错学习、通过对其他成功者的模仿或通过选择成功的策略和剔除不成功的策略的盲目过程来达致相互的合作。”［13］(P139)因此，在长远看来，一项合作能否达成，比双方是否相互信任来得更重要的是要看双方建立稳定的合作模式的条件是否成熟。三是利他行为，主要是纯粹利他行为。纯粹利他行为是不满足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加里•贝克尔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了利他行为的数理经济学模型，首次对利他行为进行数理经济分析。［14］(P333－349)

赫伯特•金迪斯和萨缪•鲍尔斯建立了一个纯粹利他的强互惠(strongreciprocity)模型，来解释纯粹利他行为的存在。此外，黄有光、比切尔尼等还将数理方法运用于诸如幸福的计算、社会非主流情感等的研究中。

四、经济伦理研究数理方法的哲学基础

自20世纪初元伦理学(meta－ethics)诞生之后，实证主义的方法在西方伦理尤其是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中越来越普遍地被使用。实证主义相信，知识来源于自然现象及其特性，研究者用观察、调查和实验的方法对某种事物、现象或者特征先提出假设，再在收集数据的基础之上进行统计分析，并据此对事态进行描述、推理和检验，以追求某种不受主观影响的“客观知识”。而作为当代科技哲学主流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认为，一种理论要成为科学，两个基本条件必须具备:首先是它的陈述在逻辑上是有效的;其次是它的结论在经验上是可以验证的。在西方伦理学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元伦理学一直试图将伦理学科学化，因此，在研究中广泛采用数理方法来对经济伦理进行逻辑实证以寻求其推理的“逻辑自洽”，从而满足第一个条件，是“数理伦理学”诞生的重要原因［11］(P101－107)。此外，西方的数理伦理学家们还大量采用实验方法来对经济伦理进行经验实证，以满足第二个条件［15］(P28－32)。前者是基于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认识，而后者则是基于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传统。

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典型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类能够本能地掌握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如几何法则，在这些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可以推理出其他的知识。作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宣称“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16］(P39)，柏拉图也高扬理性的权威，认为理性是灵魂中最高的部份，逻辑的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17］(P199)

并且认为，感性经验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觉的杂念，才能达到对真理的客观认识。显然，当代经济伦理研究数理方法的运用就是柏拉图所谓灵魂的最高属性的体现。数理伦理学家们对公平正义、合作诚信、利他行为、非主流社会规范和幸福快乐所进行的数理逻辑假设、推理与实证，是传统理性主义传统在当代的延伸，在方法论上仍然表现为一般的演绎法。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则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认识论路线。与理性主义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的推理不同，经验主义主张经验是人的一切认识的惟一来源。作为近代哲学和经验主义的开创者，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cisBacon)就认为，“全部解释自然的工作从感官开端，是从感官的认识经由一条径直的、有规则的和防护好的途径以达于理解力的认知，也即达到正确的概念和公理”［18］(P216－217)。

而且认为，感官表象的丰富和精确程度，对事情的容易和顺利解决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对于经验的来源，培根认为感官的感觉并不是经验的惟一来源，因为感觉存在许多缺陷，例如对许多认识对象的反应是迟钝和无力的，因而并不完全可靠。但培根认为，实验就可以弥补感觉的不足。“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乃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感觉所决定的只接触到实验，而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19］(P17)所以，在培根看来，可以重复验证的实验比人们对偶然自然发生的事物的感觉更重要。而当代数理伦理学研究中建立起来的基于博弈论的实验方法和计算机模拟仿真方法，使得对经济伦理命题的实验检验成为可能。

数理推理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验等方法在经济伦理研究中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适当地结合而不是进一步割裂了科学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当前西方经济伦理学研究中所采用的实验方法，明显有别于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演绎和简单枚举的归纳法。这种归纳法本身就建立在理性推理的前提下，能把实验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结合起来，不仅进行简单的资料收集整理，而且还需要对材料进行复杂的理性加工，这就是培根创立的所谓真正归纳法。这种真正归纳法对当代逻辑学、伦理学、哲学甚至整个科学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数理伦理学的研究中，无论是费尔所进行的基于“不公平厌恶(inequityaversion)”的博弈和“月光博弈(moonlightgame)”，还是阿克斯罗德组织的关于合作产生机制的实验，或者美国桑塔菲研究中心的金迪斯和鲍尔斯关于互惠利他产生机制的演化模拟实验，抑或是费尔等人对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的探索，归根到底仍然是对实验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加以理性分析并归纳所得出的结果。

五、评价与借鉴

数理方法在当代经济伦理研究中的广泛流行，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一是元伦理学成为伦理学的主流。元伦理学主要是以逻辑和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道德概念、判断的性质和意义，研究伦理词、句子的功能和用法的理论。其侧重于分析道德语言中的逻辑，解释道德术语及判断的意义，将道德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与道德语言本身分开，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问题。在新实证主义看来，只有元伦理学才是真正科学的伦理学。虽然元伦理学有时因为机械地搬用自然科学的机械符号和公式而饱受批评，但并不改其在伦理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其二就是数理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当代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是一种解释的科学，利用数理方法来进行逻辑实证的经济学是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杂志，非数理分析的研究文献难以发表，即使发表也难以被认可，数理方法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唯一的方法。在这种背景下，数理方法被应用于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数理方法严密性、逻辑性和精确性的特点，使其在寻求伦理道德解释的逻辑自恰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运用数理方法来分析经济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不仅丰富、创新和完善了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为经济伦理学成为一门精确而严谨的科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以数理方法为主要分析工具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新的发展向量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原则，为沟通伦理学与经济学、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伦理学与社会学甚至伦理学与一些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

因此，虽然数理方法所解释或者证明并不是经济伦理学的新命题，甚至有些观点相对于原有哲学观点来讲并无新意，但其严密的逻辑推理，避免了原有哲学思辩的争议，在方法论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毋庸置疑，数理方法也存在其自身天然的不足。例如为了追求逻辑推理的直观，数理推理不可能反映出所有的影响因素或变量，从而使得数理推理的结果与实现出现偏差。但是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伦理问题，仍然是经济伦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创新，对我国经济伦理学朝着一门独立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数理逻辑方法上的借鉴意义。独特、科学研究方法的形成是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上述被称为数理伦理学家的西方数理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在解释一些经济伦理命题的过程中，大量采用了当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手段———诸如数理逻辑推导、数学建模、数据的实证检验甚至计算机模拟仿真等，但是这些基于逻辑推理的研究方法在我国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同时，作为一种逻辑实验方法，数理方法之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应用最为广泛、最具有说服力的方法，是因为数学准则的应用将经济学带入了一个比文字叙述方法更为严谨的标准之下，而其逻辑推导的作用则更明确，一般化、抽象化的演绎分析能够使得经济学的命题能够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因此也显得更加科学和容易让人接受。与康德定言命令式的、建构式的“应然”不同的是，“数理伦理学家”的工作目的是在试图跨越从“实然(tobe)”到“应然(oughttobe)”这一“休谟问题(Hume’sProblem)”。他们从“实然”的基础出发，努力探索何以“应然”。凭借其强大的逻辑推理优势，数理方法不仅能够合理解释已有的“应然”，而且还推理出许多目前并不存在的“应然”法则，大卫•高德根据新古典经济人假设推理的“最小最大相对让步”的公平原则就是显著的例子。由于数理伦理推理的这种坚实的“实然”基础，使其研究所得出的“应然”判断更符合人们的价值判断，解释力与信服力也可能是最强的。因此，数理伦理学的这种偏种于逻辑推理的数理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二是对多学科结合研究视角的借鉴意义。数理伦理学的研究过程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科是密切结合的。第一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这是经济伦理学产生的基础;第二是经济伦理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这一路径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第三是经济伦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结合，贝克尔、默菲等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金迪斯和鲍尔斯等学者进行的与人类学结合的田野调查即属于这种结合;第四是建立在弗农•史密斯和丹尼尔•卡尼曼等人的工作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克里斯蒂娜•比切尔尼基于心理学中多元的无知的理论为基础的非社会主流规范的论证就体现了这种结合;第五则是经济伦理学与生物学及生理学的结合，以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Gene)为代表，而以鲁慈齐和葛礼谦等为代表的神经元经济学(Neuroeconomics)则更进一步，研究脑部神经元在决策时的表现，主要目的在于找寻理性的生理基础，这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已经相当紧密。事实上，基于博弈论的发展，西方许多学者已经认为“各门行为科学之间的划界和自赏在科学上毫无意义”［20］(P3)。但在我国，上述五个方面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其中不仅有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目前国内的研究视角受限制。因此，借鉴数理伦理学研究中多学科结合的视解，为我国经济伦理学学科的内生发展以及对外交流对话，将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是对加强理性思维的借鉴意义。在字面上，“伦理”一词就包括“然”和“所以然”两层意思。“伦”是指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即“然”;“理”则是指理论、理性的解释，即“所以然”。因此，伦理学不仅要指出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则是什么，还要对为什么是这样给出充分的理由。赵南元教授就认为中国的伦理学是有“伦”无“理”，中国传统伦理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则作出了许多规定，但对为何要有这些规定的解释并不充分。导致这一偏差的根源可能在于东方人理性思维方式的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