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灾难图片的伦理分析与探讨

当灾难发生,它所反映的是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重大题材,比如战争、疾病、自然灾害,这些会迅速激起绝大多数人的关注和反应;灾难大都具有大面积影响力,重要性可想而知;比较极端的现象又多为反常态稀有现象,能激发人类强烈好奇心;灾难新闻又契合人们关注周边生存环境的信息欲望。这一切都使得灾难新闻几乎符合了新闻价值中显著、重要、接近、新鲜、人情味等所有要素,它便毋庸置疑地成为绝佳的“新闻卖点” [1]。与此同时,图片由于其本身的特性诉诸形象符号,能把 “新闻卖点”直观化和生动化,对受众产生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更有效表现特定的现场环境和现场氛围,使得灾难图片成为灾难新闻极具优势的一个表现和述说形式。但是,有一种价值理念的灾难图片越来越广泛,即以死亡和残酷为主要诉求。在国际上这样的表达方式也很常见。而我国的新闻报道也渐渐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以死亡和残酷为主要诉求的图片,以期产生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从而实现更大的新闻价值。

一、关于“痛”、“恶”价值的升腾思考

灾难发生后,有些媒体为了图片感染力和冲击力,不断推出大剂量的惨烈图片来吸引受众注意,强化人们对灾难的一种情绪感知。灾难图片铺天盖地的流传造成了视觉上的“灾难”。也有媒体抓住对灾难中悲情元素的“开发”,片面刻意地追求悲情效果,把身陷灾难漩涡时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情感和悲悯氛围当作新闻猛料和炫耀题材,以此来抓取注意力和争取市场轰动。“媒体把‘痛’挖掘成‘恶’,把悲情‘升值’为一种阴暗趣味的稀缺注意力资源,成为市场竞争的工具。”[2]不管是大剂量以死亡和残酷为主要诉求的灾难图片的推出,还是将原本悲情的元素当作新闻猛料和炫耀题材,媒体的这些做法都是将灾难当作一种“材料”,将灾难中的人们当作一种“工具”,最终造成对灾难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问题由此产生:在一次次被这些图片带来心灵撞击的同时,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当母亲看到图片中血肉模糊的孩子会是怎样难以言说的悲痛?这样的表现方式真的带来最大最优的新闻价值吗?当生命的尊严摆在面前,我们该怎样在它和新闻价值之间作出抉择?当我们身处灾难现场,拿着摄像机的手该做出怎样的选择?而我们的内心又该有怎样的伦理判断?

二、关于波特方格的伦理推断

波特方格模式是哈佛大学神学家拉尔夫波特创立的,它用一个方格来表示清晰的伦理推断过程,如下图所示:

注:按逆时针方向旋转,得到一个道德推理的过程[3]

例子:若你是一位身临灾难情境的摄影记者,眼前出现的是个面目全非的逝者。我们用波特图式清晰的道德推理来进行分析。

1.第一步就是“定义”,也就是关于事实的理解,对新闻事件以及相关情况的描述。结合实例,第一步定义的主要内容是对整个事实的理解:我正处于灾难现场,我眼前面对的是被砸得面目全非的逝者,那么,我要选择怎样的距离去拍摄这幅残忍的画面?如果我单纯用新闻价值来衡量,很明显这其中蕴含了我所想要的新闻价值元素,如果直观地表现甚至特写化,便可以最直接清楚地表达灾难的残酷,但这样的表达势必是对受害者及家属的伤害,这便是对整个情况的“定义”。

2.第二步就是“价值观”,也就是行为主体对所要采取的行动的判断。是要选择为新闻价值最大化而拍摄最具灾难效果的刺激性照片,还是选择考虑人本价值,保护被摄者及亲人的心灵感受和人格尊严?这就是第二步关于“价值观”的判断。

关于“价值观”的判断可联系在业界一直争论不休的新闻价值至上抑或人本价值至上。新闻价值至上者顾名思义是选择将新闻价值作为他们进行新闻工作的宗旨,不错过抓住最大化的新闻价值,以此来实现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新闻价值至上论者认为,身为摄影记者,应遵守新闻摄影记者的责任寻找最有新闻价值的画面,而灾难图片所包含的震撼力和冲击力远远超过了文字的表达力度,这种以“死亡和残忍”为主题的灾难图片具有更高的新闻价值。而“人本价值至上”就是提倡一切要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维护人的自由、倡导人的解放[4]。人本价值至上论者认为,灾难新闻图片的影像会通过积累方式逐渐破坏受众正面的认知结构,在社会中形成看客心理和窥私心理,破坏社会整体的健康心理结构。[5]美国著名的传播学教授约翰赫尔顿认为这种灾难图片的过度展示是对新闻伦理观念的破坏,在他的名著《信差的动机:新闻媒介的伦理问题》中提出:如果新闻界只追求新闻价值而不论其内涵,使伦理观念不断受到漠视,这种自由总有一天也可能被剥夺[6]。波特方格的第二步就是对于价值观的选择和判断,这将直接影响你接下去所做的选择。

3.第三步就是“原则”,这是第二步“价值观”的延续,新闻工作者需要判断,这些价值选择需要建立在怎样的伦理原则上。选择新闻价值至上,遵循的是英国哲学家边沁和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功利主义强调人类的行为必须以能给人带来最好的结果为基础,认为行为的结果是决定行为是否道德的重要因素[7],它实际上是以“结果”和“目的”作为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这种伦理观点认为,摄影记者应该考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即“公共利益”或“公众知的权利”。功利主义把人看作一种手段,使之服从于最大化的利益追求。在笔者看来,功利主义者以“结果”和“目的”作为判断标准,认为即使伤害图片中被摄者及家人的心灵和尊严也是为了更广大群众的知晓利益这一“神圣”目的,因此这种手段也变得神圣。这让笔者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话:“需要不神圣的手段的目的,就不是神圣的目的。”[8]我们的报道对象不能成为完成我们新闻作品的“手段”、“工具”和“材料”,不管我们把目的说得多合理。

选择考虑人本价值的这方遵循的是现代哲学家罗斯著名的多元价值理论。他认为:如果特定的道德选择环境平等,那么这些他称之为责任的相互竞争的伦理主张是平等的,进一步说,是高度的个人责任感,而不是结果,才能加重这些责任的分量。[9]也就是说,个人尊严抑或所谓受众的知晓权,这些方面我们该遵守的价值原则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能摆在天平两端去量化比较,我们该有的是高度责任感,当处于两难境地时做出该做出的判断。身处灾难情境,我们的摄像镜头面对的不是一般人,而是一群内心处于恐惧、焦急、紧张甚至绝望状态中的特殊人群,此时我们也相应地变成了一群“特殊”的新闻工作者,要成为一群肩负特殊使命的人,给予他们爱心、关怀、尊重、理解,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称职的新闻工作者。

4.最后一个环节是忠诚,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对谁忠诚也就意味着对谁负责。实例中选择新闻价值至上的摄影记者们表达的是忠实于广大读者,忠实于受众的知情权,但是实质上这只是一种短期利益的达到,从长远来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新闻价值的优的实现,也不是真正意义上对广大受众的忠诚。当你选择打着新闻价值的旗号来蹂躏道德的要求,冷漠得将你眼前处于苦难境地的受害者当作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这样欠缺人文情怀的新闻工作者又怎能真正服务大众,对广大受众忠诚?而选择坚守多元价值理论,尊重人本价值的记者们忠实的是受害人的尊严,也是忠实于自己那颗有责任的心。正如《纽约时报》的记者汤姆韦克所说:“尊重报道对象这个道德责任将永远高于对读者负责。”[10]只有这样有责任心、有同情心的新闻工作者才能真正做到对广大受众忠诚,服务于整个社会的新闻事业。

用波特图示,按这样一个逆时针的顺序进行伦理推断,给出的结果让我们明白不同的抉择与他们所坚持的伦理观以及所忠诚的对象密不可分。“媒体任何决定的做出都必须对一系列的价值观进行清理,这些价值观反映了我们对社会生活和人类本性的设想”。 [11]这就是媒体的伦理,媒体必须充分保护公众利益,充分尊重道德价值,与社会正常准则保持理性的一致,并在这种原则下进行无伤害传播或者伤害最小化的传播。

三、图片报道的人文情怀

不可否认在世界范围内,诉求于恐怖、血腥、暴力、战争等阴暗面的新闻图片一直被追捧,就连美国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以及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威望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的获奖作品几乎都关注这些灾难性事件,但关键问题是用怎样的表达方式才能做到对报道对象 “减少伤害”?我们以同样在世界范围内著名的两张图片作例子来分析:第一张是1985年《加利福尼亚》报刊登的溺水而亡的五岁男孩的尸体及家人痛不欲生的悲剧场面;第二张是1955年《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远距离拍摄一对夫妻在悲剧发生的大海前令人心碎的身影,这张《海滩悲剧》获得当年的普利策新闻摄影奖。

从这两个例子的鲜明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两张图片都引起了很大轰动,但是受众褒贬不一,前一张图片给读者带来了最直观的表达:痛不可遏的亲人、年长的哥哥悲痛欲绝、溺死的孩子的尸体,全部展现在受众面前。但这张图片在当年刊发后引起了读者强烈指责。第二张图片虽然在震撼力上不及第一张,但是它用意味深长的方式给受众带来深思和沉痛,从那背景怒吼翻腾的大海,从那夫妻摇摇欲坠、束手无策的身影,似乎在告诉我们:就在刚才,他们还在和自己的孩子玩耍,可是现在大海却吞噬了那天使般可爱的孩子。不以血腥、暴力、惨烈和扭曲的方式来表达灾难信息,充分考虑受害者及其亲友的内心感受和个人尊严,减少对他们的伤害,仍然可以达到我们原本想要的传播效果。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尽可能避免直接表现出过于恐怖和血腥的画面,这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最起码要遵守的,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借口,在灾难发生后大肆地传播那些恐怖信息,是对新闻职业道德的亵渎。

早在1988年出版的约翰赫尔顿《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一书中,便已提出:“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考虑,或应当考虑,是否仅因为这些照片具有新闻价值就应该采用它们?刊登这些照片会不会在受害者处于极度悲痛的时刻严重侵蚀他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权利?倘若如此,这类照片的新闻性还值不值得利用?[12]这一个个问号是对那些冷漠坚守新闻价值至上者的心灵拷问。

在我国,媒体具有“耳目喉舌”等工具价值,媒体被赋予舆论引导的功能。“媒体在报道灾难新闻时的责任,除了忠实于新闻事实之外,还应该有弘扬人类社会核心价值、推动社会正向发展、宣扬人类的理性和智性,展示对人类深厚的人文关怀情感等丰富内涵” [13]。

我们知道新闻永远低于生命,媒体应该成为对生命充满情感、充满敬意的深入记录者,特别在灾难图片中,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它的最基本意义,那就是对人的重视、关怀和尊重。“对于摄影记者来说,摄像镜头就是伸向困境中的人们的手臂,这只手臂越有力量,就越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援救,困境中的人们脱离苦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14]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惟妙惟肖地再现‘悲惨’,只能使人感到痛苦、恐慌、绝望;但若能站在人类生存的大视角俯视这些灾难,跃过暂时的、具体的悲惨,以具有人性关怀、启唤希望、感召生命力的角度进行报道,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前景原来还是这般美好。”[15]

注释

[1]张淑华、王长宏:《“黑镜头”里的微笑:新闻摄影“乐观”表达灾难的价值和技巧》[J],《新闻摄影》, 2007,12:80-81

[2]陈翔:《悲情传播中的媒体伦理危机――以“5・12汶川地震报道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8,15(4):33

[3]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 第五版 [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3

[4]王中伟:《论新闻价值与人本价值――从媒体对汶川地震的采访报道所想到》,传播学论坛/list.asp?Unid=4138,2008-05-29

[5]万生云:《中西方灾难性事件新闻摄影报道的差异性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1,2:62

[6]约翰赫尔顿著、罗文辉译:《信差的动机――新闻媒介的伦理问题》[M],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5

[7]菲利普帕特森和里威尔金斯著 李青藜译:《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 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3:9

[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178

[9]菲利普帕特森和里威尔金斯著 李青藜译:《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2

[10]陈力丹、周路佳:《面对不幸记者如何抉择――新闻价值悖论中的记者道德困境》[J,《今传媒》,2006,7:11-12

[11]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第五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2

[12]约翰赫尔顿:《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164

[13]张淑华、王长宏:《“黑镜头”里的微笑:新闻摄影“乐观”表达灾难的价值和技巧》 [J],《 新闻摄影》, 2007,12:81

[14]刘源:《论灾难摄影》[J],《江苏社会科学》,1999,3:160

[15]翟红蕾:《灾难性新闻图片的伦理分析》[J], 2004,10:163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