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研究范文

伦理学的研究篇1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直受到“休谟命题”的影响。西方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即“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就是所谓的“休谟命题”。休谟依据“是——应该是”的二分法的区分，对本来存在密切关联的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来了个一刀切的区分，因此，被人们喻为“休谟的铡刀”。因此，西方经济学围绕经济学的研究要不要或说应该不应该涉及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问题，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争论。实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他们强调经济学不是伦理学的“奴婢”或附属品，认为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制定或实践道德规范，同时，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也是一种“纯经济动物”，因此，经济学家无需重视“道德关怀”。

规范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异端学派，他们批评主流经济学派对道德的“遗忘”，强调经济学不可能摆脱道德的“纠缠”，不可能离开伦理道德原则和回避价值判断。如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和当代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冈·缪尔达尔等，认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可以沟通的桥梁又是什么？或者说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经济伦理学的切入点。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乔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为的经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他（指阿马蒂亚·森，作者注）在伦理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学术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细地探索了两者之间的交汇处，建立了一些桥梁，这些桥梁使得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更有意义。”约翰·勒蒂奇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讲：“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家、哲学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

1.阿马蒂亚·森首先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一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阿马蒂亚·森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揭示这一隔阂的本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他认为必须澄清两点：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工程学”的探索主要专注于逻辑的问题：在一些非常简单的行为假定中，为了最大效率地达到从别处给定的目标，一个人应当选择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提供较好的理解和解释，因为经济学中确实存在大量需要关注的逻辑问题，即使在狭隘解释的非伦理人类动机观和行为观的有限形式中，这些逻辑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释。如一般均衡理论所研究的是市场关系中的生产和交易活动，虽然这些理论非常抽象、简单，而且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也非常狭隘，但是，它们毕竟使我们对社会相互依赖性本质的理解更加容易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那些回避了伦理考虑的、极为狭隘的行为动机描述，也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本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没有伦理考虑的方法就必定使经济学失效”。但是，他所强调的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举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点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因忽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而给经济学所带来的损失；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现代伦理研究的，因此，两个学科的分离，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经济行为和动机。阿马蒂亚·森指出，“理性行为”假设在现代经济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认为，即使标准经济学关于理性行为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从而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一定会实际地按照其行为。因为现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多样的。他说，一种理性观会承认其他行为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终目标和约束条件被充分认定，理性行为假设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实际行为；必须把理性行为等同于实际行为（无论理性行为如何定义）的问题与理性行为的内容问题加以区别，这两个问题虽有联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这两个特征在标准经济学中，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过一个共生的过程，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类实际行为的特性：(1)把理性行为等同于实际行为；(2)以一种相当狭隘的方式限定理性行为的性质。

一般来说，在主流经济学中，定义理性行为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个方法是把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第二个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选择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来，理性行为必须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性行为的充分条件。因为选择是否具有一致性，不仅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选择的解释，而且还取决于这些选择的某些外部条件，如我们的偏好、目的、价值观和动机。

定义理性的第二种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释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好几个世纪中，它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观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阿马蒂亚·森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批评。他说：“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日本市场经济在生产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经被当作是自利理论的证据，但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在这样的经济中，潜伏在经济行为主体背后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事实上，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些偏离自利行为的伦理考虑在其工业成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着重提出的是，说自利行为在大量的日常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诞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是否存在着动机的多元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这里，他触及到了一个人们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彻底澄清的大问题，即对亚当·斯密提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的重新讨论。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但这与他实际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讨论自利行为问题时，区分以下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能否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比如这样一种或者那样一种的效率。这两个问题都与亚当·斯密有关。因此，人们常常引用亚当·斯密关于自利行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观点。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他相信这两个命题中的任何一个。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确是受自利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论述市场中，正常的交易活动为什么会发生？如何被完成及为什么会有分工等，斯密强调了互惠贸易的普遍性，但这些并不表明，对于一个美好的社会来说，对于挽救经济来说，他并没有满足于建立在某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他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通过上述分析，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3.经济判断和道德哲学。阿马蒂亚·森在依据人们对福利经济学与预测经济学不同关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经济学中，本来并不存在福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的严格界限，后来，随着对在经济学中所使用的伦理学的怀疑不断增加，福利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明朗了。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标准定理是建立在一个结合体中，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设；二是一些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判断准则。传统福利经济学准则曾经是简单效用主义者的准则，即判断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效用总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内在价值。由于离开了伦理分析，这些理论显得非常肤浅和狭隘。在19世纪30年代，以罗宾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激烈批评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认为这是“规范的”或“伦理的”考虑，是没有意义的，从此，福利经济学走上了更为狭窄的道路。随着反伦理主义的发展，福利经济学拒绝了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剩下的准则，只有帕累托最优了。

帕累托最优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的一种对经济运行理想境界的经济学描述，这是由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用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它认为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则，也是经济学家应该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优中，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一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社会福利实现了最大化，以致没有人愿意改变这一状态。帕累托最优有时也被称为“经济效率”。阿马蒂亚·森认为，有时这种称谓是恰当的，因为帕累托最优所涉及的仅仅是效用范畴内的效率，而不重视效用分配方面的考虑。这一术语又是不幸的，因为这里分析的焦点仍然是效用，这是早期效用主义传统留下的遗产。那么，在为福利经济学所限定的狭窄范畴内，由于帕累托最优成为判断的惟一准则，追求自利的行为成为经济选择的惟一基础。他进而揭示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结果与帕累托最优联系起来，深刻地描述了价格机制运行的规律，清晰地说明了建立在人们追求自利基础上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的互惠本质，解释了市场机制中的有关的主要经济关系。所以，尽管帕累托最优有着普遍的重要性，但这一准则仅是评价社会成就的一个极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意义，他特别提出有一点需要澄清。关于总体社会最优必须是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如果某一种变化有利于每一个人，那么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它就必定是一个好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概念是正确的，但是要明确地把效用与利益区分开来却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释为效用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帕累托最优——用个人效用来定义——不仅不是总体社会最优的充分条件，甚至连必要条件也不是。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优在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是与功利主义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对权利概念的理解也是这样，这是经济理论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禀赋、交换和契约都会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权利。然而，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这些权利只是被当作获取其他东西的工具，尤其是当作获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说，传统功利主义只是按照权利取得理想的结果的能力来判断权利，而并没有赋予权利的满足以内在的重要性，可以说，权利满足本身被忽视了。这一传统已经被带入福利经济学的后功利主义阶段，在这里，人们所关注的只是帕累托最优和效率。在经济分析中，较为典型的看法是，权利仅被当作纯粹的法律实体，只具有工具价值而没有任何内在价值。

阿马蒂亚·森认为，与福利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有密切联系的伦理思想十分丰富，远比人们在传统上已经认识的或假设的更为丰富。只是一些经济学理论把许多有意义的伦理思想排斥在经济评价和行为预测之外。他还强调说明，我们迫切需要对变量集合和变量的影响集合进行补救性扩展，以便把经济分析中意义的变量及其影响，如伦理，也考虑进去。对于伦理学来说，许多伦理问题也具有我们所称之为“工程学”方面的因素，它们中间的一些也的确涉及到经济关系。这是伦理研究应注意的。除了经济推理的直接应用之外，经济学对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这类逻辑问题的重视和研究还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意义。他一再强调，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预测经济学和描述经济学也可以从中受益。同时，伦理学与经济学更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

4.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纬度。阿马蒂亚·森的观点给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伦理研究提供了以下启示：(1)伦理对于经济来说，它不是一种外部的力量，而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因此，经济伦理研究应该注重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经济增长各变量及各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道德这一变量或因素在其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如人的道德观念与素养在经济体制改革层面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企业发展战略、企业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又具有哪些意义。(2)经济伦理研究注重伦理规范的探索，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规范的提炼与概括，必须基于客观经济关系中形成的伦理关系。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领域中形成的新的伦理关系。这应该说是我们目前经济伦理研究所应思考的。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经济生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复杂的伦理关系。而且，如果对这些新的伦理关系没有认真而又全面的把握，经济伦理规范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就难以充分保证。阿马蒂亚·森几次提到经济学理论有其局限性，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局限性的合理意义。如他讲的一些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不完全的经济关系基础之上，仅就这些，也可供伦理学研究参照。(3)经济伦理研究，应当合理地将认知层面与规范层面相结合。一方面要认识、理解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以及企业实践等“是什么”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有科学合理的伦理规范方向，解决“应当怎样”的问题，这两者同样重要。研究中，认知层面与规范层面应当加以区别，但不应分裂成两个独立的东西。否则，经济伦理就不可能是“内在的”或“科学的”，要么两者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使得事实陈述与规范陈述都变得没有意义。因此，认知层面与规范层面的整合，显得特别重要。应该说，其中还有很多难点问题需要探讨。(4)经济与伦理之间的交汇点之一，或者说结合点之一，是“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和“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的价值分析与价值判断问题。如对人的行为的假设，自利是人的行为中重要的动机，但决不是惟一动机：对社会成就判断，除了效用、利益等之外，还与善和正义这样的伦理问题分不开，与人应当怎样生活以及什么是正义的社会分不开。显然，这些是道德价值判断的问题，同样是经济伦理研究的终极关怀问题。(5)经济伦理研究应真正深入到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阿马蒂亚·森在本书中主要阐述的是经济学脱离伦理学从而走向贫困化的问题，同时，他也几次谈到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也给伦理学带来了不幸。这就提示我们今天的经济伦理研究，如果不能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找到相通的语境，不能更好地把经济学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工程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实证的方法运用到经济伦理研究中去，那么，两者的分离同样会导致经济伦理研究的贫困化。

【参考文献】

[1]　［美］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伦理学的研究篇2

关键词：学术伦理；交互主体性；学术共识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7）06-0065-02

交互主体性理论有利于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学术共识的达成，交互主体性孕育的学术伦理实践的践行能够有效预防学术腐败的生成。学术共识使学术共同体得以形成，学术共同体依靠共同的学术共识来维持学术共同体的生存。学术共同体对理论认识的承认，即需达成学术共识。学术共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理论工作者不应该盲目跟随学术共识，要有自身独立自主的判断能力和辨别能力。主体间性的交往实践主旨在于重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交互主体性理论强调交往实践过程中，交往主体之间的共识达成，而且共识的达成出于自愿的原则，共识达成的交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理解行为。

一、 交互主体性理论的学术伦理支点

（一）交互主体性理论的内涵

交互主体性理论是克服技术理性弊端，通过主体与主题之间在交往实践过程中的有效沟通，来克服异化，进而建立起主体与社会、主体与客观、主体与主观之间的有效交流，交往理性是技术理性批判的重要维度，主体间性的交往实践主旨在于重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交互主体性理论强调交往实践过程中，交往主体之间的共识达成，而且共R的达成出于自愿的原则，共识达成的交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理解行为。

（二）交互主体性理论的提出

交互主体性理论是为了解决当代人类不断征服自然界，而造成的自身困境，如水资源匮乏、雾霾等生存困境，而提出的克服主体欲望无限膨胀的哲学理论。交互主体性理论又称之为交往理性理论，是主体之间在确立人类自身生活世界过程中，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等的态度和观点的一致性的取得。交往理性不是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占有和控制，而是确立人类自身主观世界与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客观世界的一致性，即重构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交互主体性理论强调主体之间为共识的达成需要广泛的交往空间。当代人类社会的弊端在于把自身建立在钢筋水泥的房子里，减少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更多采取剥削、掠夺的态度，人类不断沉醉于自身的科学技术水平的节节攀升，忽略了一点认识，那就是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中心，更不是宇宙的主宰，人类从匍匐在上帝脚下的可怜被造物开始人类自身觉醒的路上渐行渐远，最终人类把自身成功的塑造成砍掉人类自身的牵绊，把自己束缚于钢筋水泥的建筑物之中，无法去理解和解读世界，更无法建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合理的生活世界。人类借助于发达、便捷的科技和通信手段，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往和沟通，人类把自己囚禁与钢筋水泥的孤岛之上，切断人与自然界、人与社会之间的真正交流和沟通，而交互主体性理论的主旨在于重构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拓展主体之间交往的空间，冲破交往实践的藩篱，进而重建人类生活世界的开放性，重构人类生活世界的持续性和生存性。

二、学术共识是交互主体性的学术伦理的实践体现

学术共同体就是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认为的同行，同行在科学理论评价过程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同行评议是学术理论获得社会认可的首要前提性的社会活动。学术共同体内部同行评议存在人为因素，就会存在人为因素的影响。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同行评议有自己的管理体制，如论文评价等，与此同时，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专业性越来越强。

（一）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对理论认识的承认。以学术派别为依托的学术共同体，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但同时，不同派别的理论观点之争，也会阻碍学术共同体内部学术共识的达成。学术共同体内部都遵循自身的学术伦理，即自己的学术伦理规范。学术共同体就是人们所认为的同行，同行评议在学术活动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不同学派，在学术进步过程中起到了不可限量的作用。

（二）学派

学派是学术共同体的现实表现形式。学派是学术共同体在学术活动中的科研合作，学派在学术共同体中，是学术活动的展开形式，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学派遵守共同的研究方法，学术共同体成员有着共同的研究习惯，不同学派之间存在竞争，学者之间用学派结合在一起，有着共同的学术倾向，不同学派之间存在竞争，维护学术自由。

（三）学术活动

学术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学者创造性思维的显现。而创造性思维不可能是闭门造车，而是来自于学术共同体成员的思维碰撞。即使学术共同体成员遵循共同的方法论和规范，并不意味着学术共同体成员思想处处保持一致，也会出现各种分歧，学术讨论就显得尤为重要。学术讨论能够激发学术共同体成员潜在的思维火花，促进新的学术活动实现质的飞跃。当然，科学认识活动在西方经历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摆脱了对神学和意识形态的依附，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形态，实现了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为学者阐明自己的理论认识提供了生存的学术空间，尽管，任何一个新的学说的诞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需要艰苦卓绝的抗争的，但是毕竟保证了自由的学术论争的氛围，承认了不同学派之间的存在和竞争，体现了学术认识活动的社会进步性。

（四）学术成果的发表

学术成果的发表是学术活动争取社会承认的重要步骤。任何学术活动要想获得社会承认，就都要发表，为同行和社会所了解。如果学术成果不发表，就无法被同行所了解，更谈不上社会承认。但并不是所有有见地和创新的学术成果都会得到发表，常常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总之，学术理论不在于必须被证实，而在于学术理论本身的理论魅力和理论潜力，不能被证实的学术理论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成为学术共同体掀起的新的学术革命。学术共同体在确认学术的实际活动，对学术的确认是需要同行来评议的，即需达成共识。学派是学术共同体的理论组织表现形式。学派是学术共同体精诚合作的思想指导，在面对外部质疑时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是学术共同体活动的积极组织形式。学术成果的发表是学术活动争取社会承认的重要步骤。

三、交互主w性伦理是解决学术腐败问题的学术伦理基础

学术伦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预防学术腐败问题，而且是解决学术腐败的问题的关键点。学术不可否认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研究成果，而且是学术共同体的特殊劳动成果，是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和源泉。由此不难推断出，学术伦理不仅是个人学术成果创作过程中的个人主体学识与德行的个体伦理，还应包括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个人主体学识与德性的共同体伦理，同时更是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应具备的职业伦理。要想从源头上预防学术腐败问题更应该切实加强学术伦理问题的构建，学术伦理问题是学术腐败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前苏联的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实行学术自由才能真正推动学术的进步。没有人能够保证对学术成果的评价是准确无误的，权威性的评审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学术的发展，允许各种学术观点自由争论，创造宽松的学术氛围，才会真正促进学术活动的进步。

学术理论不在于必须被证实，而在于学术理论本身的理论魅力和理论潜力，不能被证实的学术理论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成为学术共同体掀起的新的学术革命。学术共同体在确认学术的实际活动，对学术的确认是需要同行来评议的，即需达成共识。学派是学术共同体的理论组织表现形式。学派是学术共同体精诚合作的思想指导，在面对外部质疑时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是学术共同体活动的积极组织形式。学术成果的发表是学术活动争取社会承认的重要步骤。理论界主体性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转向研究为学术伦理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交互主体性伦理是学术伦理的理论基础，学术伦理的有效构建能够促进学术腐败问题的良性解决。

理论界主体性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转向研究学术伦理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交互主体性伦理是学术伦理的理论基础，学术伦理的有效构建能够促进学术腐败问题的良性循环。而交互主体性理论强调主体之间相互表达的真诚性和语言表述的确定性，交互主体性理论强调主体之间在表述生活世界过程中的表述的真诚性，表达的真实性，而这恰恰是学术伦理表达的真实性是同出一辙的。学术理论要求学术共同体或者个人能够如实描述生活世界，对生活世界的表达出自自身的真诚性，语言描述的确定性，基于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伦理实践即是交互主体性伦理实践，是交往理性在生活世界的现实表述，更是主体之间的共识，而这也正是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应遵循的学术伦理。

参考文献：

[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1.

[2]任平.交往实践的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6.

[3]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32.

[4]王恩华.学术越轨批判[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2.

伦理学的研究篇3

关键词：科技伦理学；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伦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26

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在带给人类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伦理问题，科技伦理学研究日益成为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科技伦理学究竟研究什么？对此，学术界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不尽相同。武汉理工大学潘建红教授的新著《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架构，充分展现了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进一步丰富了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该著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的冲突及理论纷争入手，着重研究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历史溯源、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应然诉求以及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路径等重大问题。该著的出版在科技伦理研究领域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一、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科技伦理学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既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是职业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科技伦理学旨在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揭示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建构科技进步与伦理建设的互动机制[1]。《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正是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系统分析，强调科技与伦理互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力求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架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

不可否认，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理想与幸福的生活，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日趋紧张，科技与伦理的冲突日益凸显。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如今，科学技术发展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正如作者所说：“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相对滞后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互动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引发伦理道德的突出问题与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人类不能禁止某些新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因为，这样可能会使人类丧失美好未来的机遇。”[3]2如何使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规避这些伦理问题，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时代性课题，更是科技伦理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加强科技伦理学研究，寻求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规律，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迫切。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伦理忧患的时代，怎样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发展能否取得“双赢”的效果？人类应该如何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尺度，努力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这些问题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中找到了答案。

客观地说，在国内外的科技伦理学研究中，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相对薄弱，资料比较零散，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对于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研究不多，很少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该著中，作者直面问题，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而提出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应然诉求。在作者看来：“一方面，通过对科学技术运行中的伦理分析，有助于对科技人员与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使科技运行合理化，实现真与善的统一，最终使人的行为趋于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对伦理的科学技术成分分析，能为伦理建设寻找合理依托。”[3]62

总之，科技发展对伦理具有正向作用，伦理对科技发展也具有正向作用，科技与伦理互动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时时处在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之中。科技进步促进伦理建设，并为伦理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伦理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现代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毫无疑问，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对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研究内容的拓展，更是一种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

学术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重视多�W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当然，不同学科知识发展、交叉的结果是同一个问题可以用不同学科知识来解释，但解释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客观事物，全面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也是这样，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可否认，科技与伦理互动具有必然性，但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空发展，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表现则不尽相同。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为把握科技与伦理的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立足历史视野与现实发展，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架构，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着力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而科学把握了科技与伦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嬗变以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该著既强调吸收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又注意从文化学、人类学以及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视野探讨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基础、规律及诉求。例如，从文化学维度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进行文化考量，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看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内在矛盾之一，揭示科学技术与人性之间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凸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又如，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对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关系研究，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关联，明确科技与伦理之�g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强调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应然诉求”[3]5。

纵观全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努力交叉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层面重新审视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在高科技的辉煌与伦理忧患并存的时代，寻找科技与伦理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实践对策，从而“描绘出现代形态的科技与伦理相互作用的宏伟画卷，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热点问题及争论的焦点问题提供了一部可参考的范本”[3]4-5。

三、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不仅表现在静态的相互联系，也表现在动态的相互作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就是要揭示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机理，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该著既注重学理层面的探讨，又针对现实，强调问题的针对性，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提出应对之策，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论进行了系统建构。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该著正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切中时代脉搏，深入分析关于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理论纷争，探寻走出困境、解决问题的实践途径，从而突破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究式纯逻辑推演模式。

二是清晰的历史脉搏。把科技与伦理的逻辑关系放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动态考察，揭示二者互动的抑扬轨迹，重点探究科技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从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历史脉搏。

三是系统的理论阐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性与伦理的反思性的互动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相关性；从多维视角认识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可能性，阐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原则、基础及当代意义，从而深化了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认识和理解。正如拉特利所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造成越来越多的需要提出新规范的行情，而且还使新的行为更加合理、有效。”[5]

四是深入的实践探索。该著不仅能够准确地发现问题，还善于科学地解决问题，对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现实障碍、理念创新以及实践路径等进行深层次探讨，包括重塑科技伦理主体责任、注重科技伦理问题的政策导向、强化科技伦理问题的制度选择等，并从现代高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入手，分别从核技术伦理的反思与架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与伦理评价、生态伦理视野下技术创新选择、工程伦理与工程师的伦理责任等视角深入分析，全方位探讨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行动逻辑与实践策略。

伦理学的研究篇4

阎钢教授的这部专著涉及到政治伦理的诸多领域，内容翔实。全书共九章，约37万字。纵观全书，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立论鲜明，论证充分，逻辑严谨，构建了完整的政治伦理学体系。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对中西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政治道德原则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以人为本、正义、诚信等基本政治道德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提出了民利、博爱、和平等政治道德规范以及自由、平等、民主、和谐等政治道德范畴。在政治道德原则、规范的观照下，该书进一步从伦理的视角审视和思考国家政体、国家管理等问题，探究它们的道德合理性。在该书的最后部分，作者将审视的对象转向了政治道德主体，对领袖的伦理意义及其道德素质、公务员道德品质修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该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论述结构严谨，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伦理学体系。

第二，从历史的视角，该书对中西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梳理，从而为政治伦理学体系奠定了历史基础。该书首先探讨了中国先秦儒、墨、道、法诸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概述，接着对西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西方政治伦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伦理思想具有开端意义。在梳理近现代西方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同时，批判了政治的伦理虚无主义，树立起政治伦理主义的思想旗帜。

第三，该书坚持创新，在诸多理论问题上都有所突破。作者认为，政治是一个历史范畴，其目的是“维护一定社会中的一定人群的共同利益，以及协调这种利益的差异和矛盾，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政治伦理学要论》第7页)。秉承这种政治观，作者将政治道德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力图在政治伦理理论上有所突破。该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这些政治伦理思想提升为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伦理理念。同时将中国古代儒家“仁”和墨家的“兼爱”加以继承和发展，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内涵，构成现代政治伦理中的积极因素。总之，该书汇集古今政治伦理思想于一体，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立场，将其融会贯通，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

第四，本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针对国家政体、国家管理、国家领袖以及公务员道德品质及其修养等问题进行了伦理性探讨，使得该书的理论观点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

第五，在方法上，该书为创建适合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政治伦理学要论》一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广泛采用包括历史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学科交叉的方法等在内的综合方法研究政治伦理问题，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作出了贡献。

在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政治伦理问题，因此，政治伦理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1971年出版的罗尔斯的《正义论》打破了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研究长久以来的沉寂，形成了现代政治伦理研究的一个高潮，政治伦理学日益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备受世人关注。在中国，近些年来，政治伦理学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阎钢教授的这部专著是中国近年来政治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甚至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政治伦理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伦理学的研究篇5

关键词：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4.001

自1996年全球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作物以来，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连续15年持续快速地增长，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达到1.48亿公顷，与2009年的1.34亿公顷相比，增长了10.45％，是1996年种植面积170万公顷的87倍。近年来，我国政府从战略决策、经费投入、安全评价、风险管理和制度建设方面都非常重视转基因作物的研究与发展。《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列为关系到我国未来科学发展，堪称“重中之重”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并且在“十一五”期间对该重大专项实际投入260亿元。2009年10月，农业部批准了两种抗虫的转基因水稻品种和一种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品种的安全证书，这为推进我国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的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国家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对“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投入预算约300亿元。与此同时，围绕转基因主粮、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争论也非常激烈。大部分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科学家甚至院士(诸如张启发、陈章良、黄大日方等)也提出要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推进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程。但是，一些学者和许多公众并非支持政府和科学家的决策。在2010年的两会召开期间，130多名学者联名致信全国人大，亦有50多名政协委员提交两份提案，反对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商业化生产，亦有50多名政协委员分别联名提交两份提案，要求政府缓行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商业化生产，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一定要慎重，决不能仓促决策。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公众反对转基因水稻发展的示威游行活动等比较极端的行为。面对学者、政协委员和公众的反对，我国政府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决策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放行”、“限行”还是“禁行”？各种事实表明，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不仅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政府科技决策的重大实践问题，还是和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民生问题。本文主要是从伦理学视角探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实质伦理和程序伦理，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学研究重点应该由实质伦理走向程序伦理。

一、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实质伦理

实质伦理主要研究一个行动或者决策是否应该做，而程序伦理重在研究一个行动或者决策应该如何做。实质伦理和程序伦理研究的重点不同，但彼此之间又相互联系。一项行动或者决策只有在实质伦理上得到辩护，其程序伦理的研究才有基础、价值和意义。例如，从实质伦理来讲，生殖性克隆基于生命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和尊重原则而得不到伦理辩护，在立法上表现为禁止生殖性克隆，联合国和许多国家以立法的形式禁止生殖性克隆，也就没有必要研究生殖性克隆的程序伦理。相反，治疗性克隆基于治病救人的义务和长远的效用而得到一定的伦理辩护，因而有必要研究治疗性克隆的程序伦理。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实质伦理是研究转基因作物是否应该产业化，一般分为三种情况：应该做，禁止做，允许做。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程序伦理是研究我们应该如何对转基因作物进行产业化，即采取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决策体系和管理办法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行科学规范的管理。只有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在实质伦理上得到一定的伦理辩护，才有研究程序伦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笔者主要从伦理学的道义论和后果论来分析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实质伦理问题。从伦理学的道义论来看，转基因作物是否应该产业化的论证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论证认为，转基因作物是非自然的，我们不应该发展非自然的转基因作物。在这种观点看来，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实行跨物种的基因转移，本身是“反进化”和“违背自然”的。人类发展转基因作物是运用“上帝之手”干预自然，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转基因作物是一种内在的错误。人类不应该研究和发展非自然的转基因作物，更不应该对非自然的转基因作物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报复，后果将不堪设想。

笔者认为，“转基因作物是非自然的”不能成为反对转基因作物发展的充分的伦理理由。这主要是因为：其一，自然界的进化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自从人类在自然界出现之后，人类就开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认识、改造和干预自然。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干预能力在不断提高。而当前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干预达到了令人担忧甚至恐惧的地步，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干预导致地球千疮百孔，水土流失严重，各种自然灾害频繁爆发，生态严重失衡，地球――人类生存的家园在哭泣。一些学者对人类使用科学技术改造和干预自然进行了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是典型代表。但是，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要求人类不干预自然是不可能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对自然干预的“度”的把握问题，这个“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不应该破坏自然的完整性。只要人类能够正确把握对自然干预的“度”的问题，干预自然也可以得到一定的伦理辩护。其实，人类干预自然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展现，关键在于这种干预是否“适度”与“合理”。其二，转基因作物是自然和非自然的统一体。转基因作物有非自然的一面，它是利用转基因技术将跨物种的基因转入目标作物之中，将动物的基因转入到植物之中，完全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这在自然状态下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同时，转基因作物又有自然的一面。从量上看，转基因作物中转入的发挥特殊功能的基因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在整个转基因作物中所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而原来的自然的目标生物才是转基因作物的根本。从质上看，将具有特定功能的基因、病毒转入到目标生物中得以表达和实现，并能发挥延迟成熟、抗虫、抗病毒、抗除草剂等特殊功能，这本身说明它没有从根本上违背大自然的内在规律，否则转基因作物也不可能研发成功。由此可见，转基因作物具有自然的与非自然的双重属性，以“转基因作物是非自然的”来反对转基因作物发展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第二种论证认为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饥饿与贫困问题是道德至上命令。给饱受饥饿之苦的人提供更多的食品是对那些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人进行有力回击的一个重要的“伦理武器”。

从转基因作物的发展现状来看，它不仅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吃饭问题方面有一定的潜力，也为解决全球人口不断膨胀，耕地不断减少的矛盾提供了一条路径。但是，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并非是“道德至上命令”，更多的是为我们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提供了一种选择。其一，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对于解决全球人的吃饭问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跨国私人公司发展转基因作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吃饭问题、贫困问题和饥饿问题，而是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润，跨国资本也不可能摆脱资本的特有本质。同时，从目前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来看，各国推广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延迟成熟、抗除草剂、抗虫和抗病毒等特性的作物，重点不在于提高产量和改善营养成分，提高产量也并非是转基因作物的特有优势，因此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饥饿问题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帮助。其二，即使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能提供更多的食物，这也未必能解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饥饿与贫困问题。解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饥饿与贫困问题也有不确定性。主要是因为，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饥饿与贫困问题主要不是世界粮食总量不够，而是分配不均造成的，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分配制度造成的。按照世界粮农组织的统计，全球的粮食完全可以满足世界所有人的吃饭问题。因此，如果不解决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不解决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不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结构问题，那么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吃饭和贫困问题也仅仅是一句空话。

第三种论证认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所带来社会不公问题，本身与社会公正原则是背道而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促进社会公正，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转基因技术也应该遵循这一要求。但是，从当前转基因技术／作物的发展现状来看，它不仅没有在“促进社会公正”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导致了社会不公。我们应该禁止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以防止其破坏社会公正。

从目前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发展进程来看，确实存在着利益与责任分担不公的现象，不符合伦理学的社会公正原则。但是，这种分配不公的关键并非在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本身，而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包括决策机制、管理制度等)不合理。一方面，在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决策中，没有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各自利益进行综合考虑，这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决策之前，没有充分征求广大公众的意见，忽视了公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作物或者具备什么样特性的转基因作物，没有充分考虑公众究竟从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中获得何种利益。如果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决策中，不能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行协调和平衡，那么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利益相关者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发展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责任的分担、风险的承担与利益的分享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利益主要由发达国家，大的跨国私人公司(主要是提供转基因作物种子的公司、销售除草剂的化学公司)和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所享有，发展中国家、中小公司、农民和消费者不是利益的主要获得者，相反还要承担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风险。这显然违背了伦理学的社会公正原则。这些分配不公主要是由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公共政策和制度设计的不合理造成的，并非是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本身。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从决策机制和管理制度层面进行完善和创新。可见，以社会不公正来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在伦理上也是很难站住脚的。

从后果论来讲，转基因作物是否应该产业化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伦理论证。

一是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能够带来巨大的效用，我们应该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张启发院士指出，推广转基因作物的效益主要表现在少用杀虫剂、除草剂；有效地控制害虫和杂草；免耕，保护土壤；减少排放；增加食品安全性，有益于健康；提高作物产量；增加农民的收入等方面。既然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能够带来诸多方面的效用，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是有伦理基础的。

如何评价上述的效用论证？转基因作物的确给农民能带来一些经济利益，对环境的改善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转基因作物的发展会给经济发展、人类健康、生态风险和社会发展带来危害。转基因作物的效用应该是多向度的。从横向来看，转基因作物的效用包括短期效用和长期效用。当前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面临的一个困境是，随着商业化种植时间的延长，转基因作物的优势会越来越弱，并逐渐变为劣势，这在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实践中已经体现出来。例如，中美两国的科学家联合研究表明，转基因抗虫棉在种植的第3年给农民带来的收益最大，从第4年开始递减。而2009年江苏转基因抗虫棉的次生害虫的大规模爆发，也证明转基因作物优势的稳定性存在问题。从纵向来看，转基因作物的效用应该包括经济效用、健康效用、生态效用和社会效用。从目前来看，转基因作物所产生的主要效用还是经济效用，例如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用。但是，转基因作物的效用不仅仅是经济效用，还有健康效用、生态效用和社会效用。因此，如果我们综合考虑转基因作物的经各种效用，我们目前还很难说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正效用一定大于负效用，受益就一定大于风险。既然我们还无法确定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效用，从伦理学后果论的效用原则来看，转基因作物只能得到部分的伦理辩护，可以产业化。

二是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还没有定论，存在各种风险，我们不应该发展转基因作物。有些学者认为，转基因作物可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为了避免其给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带来各种风险，我们应该禁止发展转基因作物，更不应该实行产业化。

“以转基因作物不安全为由”来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是否能够得到伦理辩护？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的确有安全隐患。但是，以转基因作物不安全或者存在风险来完全禁止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在伦理学上也很难得到辩护。因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在科学上还没有定论。那么“以不安全为由”来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就缺乏应有的说服力。综上所述，从实质伦理来看，要完全禁止和任意放开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都是不符合伦理的，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可以得到部分的伦理辩护。

二、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程序伦理

既然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可以得到部分的伦理辩护，研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程序伦理就有其价值和意义。程序伦理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制度和方法来实施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政策，减少其风险，扩大其受益，使其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福祉，这就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和可行的程序伦理。

(一)确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评价的基本原则

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评价的基本原则方面，大多数国家都遵循不伤害原则、效用原则、尊重原则、预防原则。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评价的不伤害原则是指在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行伦理评估和价值判断时，防止其产业化给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带来不必要的伤害，确保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安全。效用原则是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的风险一受益比进行分析，当其受益大于风险，则应该产业化，在产业化实践中积极提倡和鼓励；反之就不应该产业化，在立法上表现为禁止产业化；风险一受益比不能确定，则可以产业化，重点在于通过管理包括伦理治理等规范产业化。尊重原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尊重公众和消费者的权利，包括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例如，一些国家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强制标识，其主要目的是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让公众参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决策是为了尊重公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二是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不应该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环境。预防原则凸显一种风险意识，强调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前瞻意识和忧患意识，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决策中通过风险评估、风险预测、风险交流等风险管理来事先预防和规避风险。我国在遵循这些基本原则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和我国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实践，还应该坚持整体性原则和责任原则。整体性原则是为了防止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会影响和破坏自然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而提出的原则。整体性原则凸显的是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对生态系统有自身的内在规定性的破坏性影响的边界效应，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对处于边界效用的生态系统破坏性更大。责任原则是科技时代的伦理原则，凸显责任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或者决策有一种责任意识和观念，并在实践中践行之。由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存在各种风险，政府、科学家、公众和社会都有责任和义务减少其风险，扩大其受益，促进转基因作物又好又快地发展。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评价原则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这六个基本原则构成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评价的原则体系。

(二)建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审查机制

以上述伦理评价的基本原则为依据，根据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实践，充分发挥伦理审查在转基因作物发展中的规范作用，促进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健康和有序推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已经越来越脱离人的控制，导致了“技术也疯狂”并产生各种风险，这就有必要对技术的应用进行规范。技术应用的伦理审查是规范技术应用的重要途径，也是进行风险防范的重要方法。尤其是生命科学技术，对其研究和应用进行伦理评价和伦理审查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一般来讲，生命科学技术的研究项目在研究之前都要接受伦理委员会(IRB或ERB)的伦理审查，防止研究项目用于不良的目的。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涉及到多种风险，有些还可能是特大风险。这就要求对转基因技术进行伦理评价和伦理审查，以便确立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界限、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促进转基因技术／作物的良性发展。

那么，怎样建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审查机制？如何评价或者确保伦理审查机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和可行性？以下四点是关键。

第一，建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审查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伦理审查委员会分为政府类和企业类，政府类又分为部级、省部级和其他地方政府级，代表各级政府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行伦理审查；企业类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进行自我伦理审查，分析存在的伦理问题，也可请政府类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代为审查和把关。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建立应该科学、合理，确保工作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委员组成应该考虑学科的多样性，应该包括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的科学家、哲学伦理学家、生态学家、法学家和公众代表，一般由单数组成，其中伦理审查委会的主席或者主任应该由哲学伦理学家担任。

第二，确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伦理问题和伦理困境，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安全性及其风险，不同转基因作物产业化风险的差异，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利益分配与责任分担及其整体的效用，公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及其价值取向，如何保障公众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进程中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等。

第三，确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审查的合法化和制度化。我们应该以立法的形式赋予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伦理审查的合法性，并作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管理的一种基本制度确立下来。

第四，建立和完善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自我评估机制。伦理审查委员会作为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评估和监督机构，自身的建设和评估直接关系到科学家、政府和公众对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是否认可和信任，这不仅是伦理审查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伦理审查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的重要保障。

(三)建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综合效用评估机制，科学、合理和客观地评价其效用

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效用评价中，必须建立经济效用、健康效用、生态效用、社会效用及其短期效用和长期效用，正效用和负效用的综合评价机制。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效用评估中，我们必须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关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短期效用，忽视其长期效用，二是过度注重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经济效用，忽视其健康效用、生态效用和社会效用，这就需要建立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综合效用评估机制。要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开展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人体试验。必须改变转基因作物的动物实验时间过短的做法。当前对转基因作物进行动物实验的时间一般都不超过半年，我们应该适当延长，应该规定转基因作物动物得实验期限为3至5年。在获得动物实验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实施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人体实验，并制定转基因作物人体实验的规则和办法，以便使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人体实验能够顺利进行，从而获得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科学数据。要重视研究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影响的长期累积效用。一方面，在获得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人体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应该关注和研究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长期累积效用，这是证明转基因作物的人体健康安全的关键。另一方面，对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的影响应该进行长期的监测与评估。生态影响应该重点研究转基因作物对传统作物、土壤、水资源、生物多样性的长期累积效用。只有这样，才能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效用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和客观的评价，也有利于政府、专家和公众作出合理的决策。

(四)扩大公众和社会的参与，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执行力

我国当前的科技决策体制还是一种传统的，政府主导的专家决策体制。这种科技决策机制在大科学时代，在高风险的高科技时代，尤其是在转基因作物这种全新的，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事物面前，有很多局限性，其主要表现为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渠道匮乏，科学家和公众的对话和交流的机会很少，公众向政府反馈信息的渠道不畅通，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很难实现。例如，对于我国农业部已经批准了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是像有些科学家所说的那样，尽快推广其产业化，转基因水稻在3至5年之内走进老百姓的餐桌，还是等到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有比较可靠的保障时再实施其产业化？我们认为，转基因主粮的产业化是属于重大的民生事情，应该把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信息公开，需要充分考虑和吸收公众的建议，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在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决策中，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的专家决策体系，扩大公众与社会的参与范围，建立政府、专家、公众和社会四维一体的对话、协商和决策机制，这不仅有利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而且有利于公众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决策，提高决策的可行性，有利于更好地推进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

(五)提高政府公务员、科学家、工程师和公众的伦理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

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实践中，政府、科学家、工程师和公众的伦理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的高低是转基因作物能否造福于人类的关键。当前，我国政府、科学家、工程师和公众的伦理素养不高，社会责任意识还比较薄弱，伦理素养和社会责任感都有待进一步提高，这就需要加强政府公务员、科学家、工程师和公众的伦理培训与教育，为他们提供各种伦理学习的机会。一方面，政府公务员、科学家、工程师和公众自觉地学习各种职业伦理，通过道德的内化和积淀，不断提高伦理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政府、相关机构和单位定期举行各种伦理学习、培训和教育的活动，为政府公务员、科学家、工程师和公众提供学习机会，提高他们的伦理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政府公务员的伦理素养直接关系到转基因产业化决策的价值引导，社会责任意识与转基因产业化决策的责任导向密切相关。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进程中，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搭建科学家、伦理学家和公众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平台，促进他们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平等对话，制定科学、合理的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评价、决策和监管制度，并有效执行。科学家的伦理素养是关系到科学研究及其应用是否是“善”的逻辑起点。在转基因作物的科学研究中应该树立责任意识，对那些可能危害人类健康，破坏生态环境，威胁产业安全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对那些可能被人用于不良目的的转基因作物的科学研究及其应用(例如，妄图通过转基因作物来控制世界粮食市场的跨国公司)应该自觉地抵制和揭发。工程师在技术的应用和工程设计时应该考虑其对环境、社会和未来人的各种影响，在基因工程的应用中，以一种对环境、社会和人类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审视和规范自己的行为，综合考虑基因工程对公众健康、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多方面影响。公众有责任参与转基因技术及其产业化风险的讨论和监督，各种集体、组织以及全社会都应该有一种责任意识和责任伦理的精神来处理各种问题。只要政府、科学家、工程师、公众、媒体、集体、组织以及全社会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过程中都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树立过程风险意识，减少风险源，并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过程中践行之，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风险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就能够造福于人类。

(六)加强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的沟通与对话

当前，在对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问题上，科学家和伦理学家之间的分歧很大，这在我国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方面，伦理学家批评部分科学家在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的问题上过于急躁，缺乏整体思维和长远考虑。另一方面，科学家批评伦理学家没有从事转基因作物的研发，无权也没有资格对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评头论足。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在科学技术应用的初期出现这些分歧也是正常的，但是长期下去，不仅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也不利于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目标的实现，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方面也不例外。为了解决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在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方面的分歧，需要建立科学家和伦理学家交流的平台，加强彼此间的沟通和对话，就转基因作物的科学问题、伦理问题、安全评估、风险管理及其决策进行交流与对话，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形成共识，有利于解决分歧，有利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有效决策。

三、结语

伦理学的研究篇6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度问题缘起于我国经济伦理学的问世之初，也就是将伦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初步尝试之中。八十年代初，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迅猛提高，而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学界开始就社会道德水平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出现了“滑坡论”与“爬坡论”的大讨论，争论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各执一词,但最后都持有一个共同的见解,大家都认为有必要将道德建设引人到经济生活中去,以推动社会道德水平的进一步发展。

在如何将道德建设与经济生活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内引”说与“外灌”说。“内引”说与“外灌”说争论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应当从何而来。“内引”说坚持从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引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必须遵循的特殊道德准则，“外灌”说坚持将一般的社会道德准则直接灌人到经济生活之中。

由此向前再进一步内引”说之所以要求从经济生活中引出其独特的道德准则，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生活是一个独立的生活领域，它已经具有独立的、意义明确的目的，所需要的只是服务于这种目的的手段；“外灌”说之所以要求套用一般的社会准则，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生活仅仅只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的不应由自身确定，而应由它所从属的社会生活确定。从这个意义来说,“内引”说与“外灌”说之争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经济伦理学研究是应当从整个社会生活出发以为经济生活确定一定的目的，还是应当从经济发展自身的目的出发以提供一定的服务手段。这就是经济伦理学研究向度问题在我国的初次凸现。

    一

进人九十年代以后，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度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经济伦理学的讨论之中，这就是伦理道德对于经济生活的功能问题。道德对于经济生活的功能问题,在八十年代就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几乎所有的经济伦理学著作都论述过这个问题，但这些论述基本上大同小异，并未产生真正有冲击性的争论。这种状况在九十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化，一位学者相继提出了“道德生产力”和“道德资本”概念。这两个新概念一经提出，立即贏得了一部分伦理学者和经济学者的认同,他们认为这是在寻求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上走出了一条新路,从经济伦理学的视角理清了经济与伦理的关系。

与此同时，又有一部分学者对这两个新观点提出了质疑，主要的质疑有两点:第一，有人认为道德不可能是“生产力”和“资本”，因为“道德”并不具备“生产力”和“资本”概念所要求的内涵;第二,有人认为,“道德生产力”和“道德资本”是伦理学向“经济主义”的一种屈服或者说是“迎合”。因为它暗含了一种思想:将道德视为手段，而将经济视为目的，只强调道德手段对于经济目的的服从，突出道德对经济生活的服务意义,忘却了道德对于经济的超越性，丢掉了道德对于经济生活的指导功能。

与“内引”说和“外灌”说之争相比，围绕“道德是生产力”和“道德资本”所展开的争论更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在经济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着什么样的功能。“生产力”也好，“资本”也好，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强调道德是生产力和资本，就意味着道德在经济生活中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功能。反对“道德是生产力”和“道德资本”，其实际意义在于认为道德不应该仅仅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手段，它还应该为经济生活提供一定的指导，从而发挥对于经济发展的目的功能。

至此，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度问题已经完全提出来了，经济伦理学研究到底是应该偏重于目的向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合理性目的，还是应该偏重于工具向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道德手段。应该说，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度问题正是当前中国经济伦理学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经济伦理学的研究边界、理论框架及其社会意义，都受到这一问题的制约，有待于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解。

所谓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向度，是指经济伦理学研究必须从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出发，将经济生活视为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视为实现个人目的和社会目的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而为经济生活提供更高的目的，以保证经济生活的合伦理性，使其不会越出应有的界线之外。

无论是对于个人生活还是对于社会生活来说，经济活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离开了经济活动，离开了经济活动所提供的物质财富，人类生活就无法进行。但是，无论经济活动的意义有多大，这个意义都不可能由经济活动自身提供，经济活动不可能自己给自己确定意义，它的意义必须由经济活动之外的、比经济活动范围更广的、将经济活动纳人其中的、另外的某种东西提供。

这个为经济活动提供意义的东西，就是人的生活，就是人类的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生活。人类要生活，就必须有经济活动，人类要过上优良的生活，就必须有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经济活动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物质财富也不是人类追求的唯一目的。经济活动和物质财富，仅仅只是提供满足人类全面需要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经济活动的意义，应当由人类的全面需要来提供。

从人类的全面需要来看待经济生活，有两个问题需要分析:第一个问题，经济活动能够为人类生活提供什么。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就是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但是，经济活动的真实意义不在于它能够提供多少物质财富，而在于64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多少人的多少需要。物质财富本身是死的，撇开与人的关系，其自身不具有任何意义，它的意义只存在于与人的关系之中。因此，对于一定的经济活动来说，并不是它所生产出来的财富在数目上越多越好,在质量上越高越好，而是要看它所生产出来的财富是否真正满足了人们的真正需要。如果不能真正满足人类的需要，或者是超出了人类需要的范围，那么再多再好的物质财富，也只能是垃圾一堆，没有任何意义。

古希腊德性论者认为，人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与此相应，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财富本身也应该是有限的。这一点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人近代以来,物质财富有限论的思想被彻底抛弃了，人们倾向于认为人的需求本身是无限的，用来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财富也是多多益善。沿着这条思路出发，近代经济学发展出了一种“唯财富”论，认为经济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生产出最大量的物质财富，再向前走一步，他们甚至将这一目的扩大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唯一目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成了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度。而近些年来，随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财富增长不应该是经济生活的唯一目的，更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的内容既包括物质财富的增长，也应该包括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至此，重新确定经济生活的意义问题才再次摆在全世界的面前。

     二

第二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生活所提供的物质财富应当接受合伦理性的检验，用来实现物质财富的手段同样应该接受合伦理性的检验。尽管人的全面需求能够赋予物质财富以一定的意义,从而使物质财富在这种意义上也成为一种目的，但这个目的的合伦理性并不能保证其实现手段的合伦理性。不能说物质财富是好的，因此所有能够带来物质财富的手段也就是好的。经济手段是否可取，也需要根据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衡量。

经济活动首先是人的活动，它要求人类通过一定的劳动以创造一定的物质财富。因此，在经济生活中，人首先是以一个劳动者的身份出现的，作为劳动者，他必须付出一定的智力和体力。但别忘了，参加经济活动的人,除了是一个劳动者之外,还应该是一个人，还具有人所具有的各种需求，而不是仅仅知道劳动的机器或动物。但是，自从亚当斯密把经济生活中的人抽象为‘‘经济人”之后，经济学家们就只把劳动者视为劳动的载体，认为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唯一意义就是提供活的劳动，除了提供劳动之外，人的其他一切需要都不在考虑之列。“人”完全变成了劳动者，人的健康需求、智力需求、精神需求就都被放在一边，都成了可以漠不关心的东西。劳动者就可以被要求在最恶劣的劳动环境下，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从而出现了马克思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谴责的“异化”现象。为了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使人处于一种非人状态，这无疑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颠倒。于是，人类历史上才开始出现一系列限制劳动时间、改善工作环境等等的斗争，其目的就是要将劳动者恢复到人的水平，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劳动者。保障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全面权益，是经济伦理学目的向度向经济生活提出的第一个目的性制约。

其次，在社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物质财富的创造工作不再单独地由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完成，而是越来越多地由全社会的劳动者通过合作的方式完成。通过合作劳动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也必须由全社会的劳动者共同分享。如何分配共同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这也不应该完全由经济效率原则决定。一个社会的分配,除了考虑到效率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到人的全面需求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西方自重农学派起，就开始追求社会物质财富总量的增长，功利主义学说的出现，更是为追求社会最大功利的做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学说只关心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认为分配政策应当只考虑是否有利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而不管物质财富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最终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使很大一部分人陷人贫穷和苦难之中。毫无疑问，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长伴随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不断恶化，这也不是一个合理社会所追求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大量西方国家在二战后推行高福利政策,也才有了围绕“正义”主题展开的、迄今仍在进行的思想大讨论。协调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关系，是经济伦理学目的向度向经济生活提出的第二个目的性制约。

第三，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自然界中进行的，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最终都来自于自然界,来自于自然物质的形式转换。劳动者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莫不来自于自然界,整个劳动过程，也完全是在大自然中进行的。因此，经济活动必然要涉及到一个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从更大范围的生态学角度看，整个大自然自成一个经济体系，人类出现以后,人类经济活动发展以后，这个自然经济体系被迫进行了较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不应该是无限制的,不应该改变到破坏自然经济体系自我调节的程度。一旦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整个自然界都将陷入灾难之中。不过，先是《圣经》赋予人类以管理大自然的无上权力，然后是培根的知识论，最后是大工业的实践活动,相继将大自然视为经济活动可以加以无限改造的对象，最终引发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无论是从整个人类自身的利益出发，还是从整个生态平衡的要求出发，经济发展都必须注意一个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经济伦理学目的向度向经济生活提出的第三个制约。

所谓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工具向度，是指经济伦理学研究必须从积累物质财富这一经济目的出发，将经济生活视为具有独立目的的领域,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伦理手段，以推进经济生活的顺利发展。在这一向度中，伦理学将不再以目的提供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手段提供者的身份出现，它不再凌驾于经济生活之上,指引经济生活发展的方向和目的,而是屈从于社会经济增长的目的之下，为这种目的提供伦理道德方面的必要手段和条件。

在社会生活的诸种意义中,经济活动以其提供的物质财富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撇开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撇开社会生活所要求的最高目的，那么，积累物质财富也就成为经济活动自身所独有的目的。经济生活发展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就体现为它所积累的物质财富的数量和质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经济生活就需要运用各种手段,调动各个方面的力量。在这些手段和力量之中，经济因素（如资本）当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其他一些因素也同样具有意义，如知识方面的科技因素、政治方面的政策因素,还有文化方面的精神因素。可以说,伦理道德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

三

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工具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是经济运营过程中的润滑剂。经济生活中的交往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市场中的交易关系，一种是企业内的组织关系。这些关系在协调方面存在着两个主要阻力：一个是由个人知识有限性所引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个是个人在经济交往中的投机主义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阻力，保证经济交往的正常进行，社会需要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在其他因素相对固定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高低往往取决于人们在交往中的基本道德信念，取决于人们关于交往行为的共同道德信念,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共同的交往道德信念越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越高,交易成本也就越低。著名社会学家福山曾指出：“一个社会能够开创什么样的工商,和他们的社会资本息息相关,假如同一企业里的员工都因为遵循共通的伦理规范，而对彼此发展出高度的,任，那么企业在此社会中经营的成本就比较低廉,这类社会比较能够井然有序的创新开发，因为高度信任感容许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产生。”UKP37>新制度经济学派将交易成本比作“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以此视之,降低交易成本的道德就是缓解这种摩擦力的润滑剂，就是社会经济运营过程中的润滑剂。

第二，优秀的道德形象是企业贏得公众认可的重要资本。企业要贏利，除了要满足一定的经济合理性之外,至少还必须考虑三重关系:一是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从表面上看,企业要贏得消费者的认可,依靠的是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不过,在这种经济认可之外,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认可，这就是消费者对企业的伦理认可。企业在生产、销售以及售后服务方面,一般会体现出一定的经营理念,消费者对企业的深层认可,就是对这种经营理念的伦理认可。这种伦理认可具有比经济认可更大的影响力。二是企业与社区的关系，任何企业都得建立在一定的社区之中,都会在其经营运行过程中，征用一定土地和人力，改变当地的空气、土壤、噪音状况，只有本着为社区服务的态度,处理好与社区的关系，才能为社区所接受，才有立足之地。三是企业与雇员的关系，企业中的一切活动都是由人来完成的，一个人能发挥多大的能量，除了他的能力之外，还有一个意愿问题。企业的道德关怀在促进员工发挥更大的能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西方管理从泰罗制科学管理模式走向行为主义管理模式,其实质就是不再将员工视为机器,而是把他们重新当人来看待，通过一些关心员工生活的道德措施，最终使员工产生更大的生产效率。二战以后西方企业界兴起的企业文化运动，其核心就是要营造一定的企业理念，发挥伦理文化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适宜的道德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精神基础。社会经济的繁荣，企业经济的发展，最终都必须依靠个人。个人既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也是消费过程中的消费者。他们的劳动观念、团队观念、金钱观念和消费观念，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任何特定类型的经济，无论是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庄园经济，还是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都要求其社会成员具有与之相匹配的道德观念。只有在这些特定的道德观念之上，一定类型的经济才有可能出现和繁荣。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研究表明，只有在由具备“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所组成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有可能形成和发展。亚当斯密从财富积累总量增长的角度出发，要求其成员在劳动过程中要勤劳，在消费过程中要节俭，这个思想已经表明，社会成员的个人道德素质已经与资本、劳动力、技术以及自然资源等要素一起，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四

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向度与工向度都反对将经济领域视为一个“道德无涉”的领域,都要求将经济发展与伦理要求结合起来。但在结合的层面和方式上,二者是互不相同的：目的向度从外部为经济活动划出合伦理的边线，界定经济发展的伦理意义;工具向度则从内部为经济活动提供伦理性的动力，发掘经济发展的伦理要求。不过，这种不同并不是相互否定，而是互为补充。

就研究方法来说，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向度更注重综合方法，它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综合为一个有机体,而将经济生活还原为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部分存在的意义必然应当由整体来提供。因此，目的向度偏重于从人及其社会本身的意义出发,再由此扩及经济生活，确定经济生活存在的意义。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工具向度更注重抽象方法，它将经济生活从整个社会生活中抽取出来,暂时撇开有机整体的意义以及它与这个有机整体的联系，从而使经济生活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成意义的领域，道德与政治、法律等其他因素一起，构成这个独立王国发展的一个手段，它必须服务于这个独立王国的自身目的。在经济伦理学研究中，综合方法与抽象方法都是不可或缺的。综合方法可以从一个宏大的层面确定经济生活的地位和意义,抽象方法则可以从一个更具体的层面理解经济生活的道德需求。

就基本意义来说,经济伦理学的目的向度既然是通过整体来确定部分的意义，它所提供的目的，对于经济生活来说，就体现为一种外来的制约、责任和义务。这种外来的制约、责任和义务，有可能与经济生活自身的发展目的相冲突,这就需要经济生活通过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来完成社会交给它的任务。因此，目的向度是在为经济生活划定一个合伦理性界线，以保障经济发展不偏失其应有的意义。在这个界线之内，经济生活就具有合伦理性，一旦越出了这个界线，经济生活就失去了其合伦理性。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工具向度首先承认经济发展的自身目的，它不会对这个目的本身加以限制，而是将这个目的作为自身存在的目的，提出与此相适应的道德要求。这些要求不可能与经济生活发展的目的相冲突，而是经济生活自身提出的要求。因此,工具向度是在为经济生活提供一定的动力，以推动经济生活的顺利发展。有了这个动力，经济生活就能发展得更快，没有这个动力，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会受到影响。毫无疑问，道德对于经济,应该既具有目的性的制约功能,也具有工具性的推动功能。

就建设途径来说，既然经济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向度是为经济生活提供一种外来制约，它就相应地表现为一种“他律”要求,他律的东西必然要求通过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方式进行,最终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如公众舆论、法律法规等，迫使经济生活不得不接受这些要求。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工具向度发掘的是经济发展自身内在的要求，它就表现为一种“自律”要求，自律的东西最终会被各种经济主体的自觉反省所发现,这就不需要由经济之外的强制力量来推行，而会体现为各种经济主体的自我建设。“自律”和“他律”，正是经济伦理学建设的双重途径。

在经济伦理学研究过程中，必须同时坚持这两大向度，恢复伦理道德所具有的双重功能。只坚持目的向度而否定工具向度，就有可能陷人伦理主义的误区,最终丟失甚至抹杀经济发展的本来意义;只坚持工具向度而否定目的向度，就有可能陷人经济主义的误区,最终丟失伦理道德的应有意义。一旦明确了经济伦理学研究双重向度之间的关系，此前的经济伦理争论也就可以澄清了。“内引”说与“外灌”说，“道德生产力”与“道德资本”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实际上各自坚持了一种研究向度：“内弓丨”说与“道德生产力”及“道德资本”的支持者坚持了工具向度，“外灌”说与“道德生产力”及“道德资本”的反对者坚持了目的向度。坚持某一种向度以展开经济伦理学研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坚持一种研究向度而否认另一种研究向度,这就有问题了。

坚持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双重向度,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将经济发展与伦理要求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真正建立和发展经济伦理学这门新兴学科。

伦理学的研究篇7

【关键词】生态伦理;第一性

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是人类在生物界的特权，脱离人类就不存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会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存在，当然这个定义不是哲学概念里的物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不同，造成了中西生态伦理观念的差异，本质上还是哲学基本问题。

1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

当下，中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同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视为生态伦理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学界表现为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争执，争论的实质是以什么为标准和参照系来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1狗在中西伦理观念中的不同

狗是人类从自然生物里驯化后，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动物，中西对狗的观念不同，可以让我们揣测中西生态伦理观的实态。中国文化传统中将狗视为帮凶、可怜、寄生的代名词，骂人的话里出现狗的频率很高。鲁迅作品里的狗，对富人摇尾乞怜，对穷人狂吠不止，直到今天，狗肉仍是传统美食。如果说中国生态伦理观念是非人类中心论，在对狗的问题上，绝对是人类的需求为中心了。这种中西生态伦理观念在当下中国以玉林狗肉节的冲突的模式展现，说明当下生态伦理在中国发展的现状。一方面，我们延续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又受到西方伦理观念的冲击。实际上，这种道德冲突不仅仅出现在生活领域，在其他各个领域都在激荡。

1.2非人类中心论是个伪命题

非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与人类具有同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提倡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这一主张本身就是个不存在的命题，原因有三：一是平等的观念只有在意识领域才具有价值。平等的双方应具备双向的交互性。然而，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交流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人类一厢情愿的将平等赋予狗，只是人权的物化而已。二是人是自然的产物，没有超自然的人存在，自然只是人类意识对立面的存在，哲学上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定义为物质，伦理上把人类以外所有非人属性的存在定义为自然，跳出人类中心，则不但生态伦理学本身将失去依据，而且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将成为问题。三是非人类中心论只是语言学上的名词，是人类思维的主观建构，是人类中心论在镜像里的对立，其本质仍是人类中心论。人类思维里并非所有的指向都是正确，很多因素可能只属于精神世界的泡沫，并非所有思维都具有价值。这个构建产物确实也不以人类意志转移，可其仅仅存在于哲学的物质定义里。现实的欲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虚假的需要，最终导致人的自我否定。本质的需求才是真实的需要。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本质上就是虚假与真实需求的争斗。

2哲学中的伦理学思考

目前生态哲学是在人类承受自然惩罚的阶段，这一时期用自然规律找寻人类价值，是当下生态哲学的主要内容。

2.1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追求

中国古代时期，人们把自然界看作普遍联系的整体，形成朴素的认识观念，关于世界构成有“阴阳五行说”、“元气说”等，并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精髓，儒释道等各家都从不同的角度诠释“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古代生态自然观念。中国传统哲学追求自其开始就把目光聚焦在价值世界本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视个体与群体的区别。其追求的起点是人，重点还是人。梁启超说：“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传统哲学追求群体性的原则，形成了重伦理价值，轻工具理性的精神追求。

2.2西方哲学的精神追求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第一批哲学家开始，就在不停的假设有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总结了这种自然观：“自然首要和根本的意义是，在作为自身的自身之内具有运动本原的事物的实体，质料由于能够接受这种东西而被称为自然，生成和生长由于其运动源于它而被称为自然。”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学说，其前提仍是有个唯一的主宰。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生态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和直接的阐述，但他的自然观中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由此西方生态哲学形成了完整的逻辑循环。西方文明物化了自然的同时，也物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世界大战、恐怖袭击等暴力事件的根源，人类最初的战争只是争夺资源的暴力，现代的战争是为了暴力的暴力，因为暴力本身就是极端组织的追求。

3中西生态伦理的融合

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从根源上说，与西方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的不当发展直接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它们形成了我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对于构建现代生态伦理有着启示意义。生态哲学或者环境哲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人类经济技术盲目地发展造成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新兴哲学应用学科之一。人类作为有机的生命力量，在自然生态中形成了影响、破坏和改变等无法回避的力量。人们急需一种有效的思想和理论来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产生了生态哲学。它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用这种新的哲学，指导中西生态伦理的实践。

作者:杜晓婉 单位: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生态伦理[DB/OL]..2010,01,15.

伦理学的研究篇8

关键词：合成生物学；伦理问题；规范与调控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030-03

2010年5月20日，美国科学家宣布世界首例人造生命―完全由人造基因控制的单细胞细菌诞生。这是地球上第一个由人类制造并能够自我复制的新物种。该成果一经报道，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合成生物这个新的名词为大家所认识。2010年5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责成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在6个月内评估合成生命在医学、环境、生物防护等方面的潜在受益和风险。

其实，合成生物这个概念的提出，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早在1911年，“合成生物学”一词便出现在Science杂志中。但合成生物学的定义，在科学界至今存在争议。维基百科全书对合成生物做了这样的描述：合成生物学旨在设计和构建工程化的生物系统，使其能够处理信息，操作化合物，制造材料，生产能源，提供食物，保持和增强人类的健康和改善我们的环境。从合成生物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新的生物零件，组件和系统的设计和改造。二是对现有的、天然的生物系统的重新设计。

合成生物学引发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潜力巨大，将会对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大地影响，它在医学、制药、化工、能源、材料、农业等领域都会有广泛的应用，将为全球日益加剧的粮食，能源和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的出路。然而，在似乎良好的发展潜力的背景之下，也伴随着一些社会伦理问题。

一、合成生物学的伦理问题

（一）人工合成生命对生命本质的挑战

2010年文特尔合成的第一例人造细胞，这意味着向真正的人造生命迈出了一大步。这种利用合成生物技术进行重塑生命，这种所谓的人工生命所提出的独特的思想和方法对传统的生命观念和当代的哲学提出了诸多的挑战。比如：人工生命是真实的生命还仅仅是现实生命的模拟？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什么是生命，这是自然科学的一个根本的问题，也是各个学科长期争论但尚未有一个公认的概念的问题。对于各个学科来说，都是从自身学科的角度出发来定义生命的概念。角度不同，自然就难以得到统一。目前常用的定义，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是区分获得有机体和无机物的条件，是具有相类似的物质组成，包含碳、氢、氧、氮等一些元素，并且具有繁殖、新陈代谢、遗传等符合现象。从社会文化的意义上来定义生命，生命是“赋体的存在”，是与个体自我经验相联系的身体[1]。例如，在古希腊文中，就把生命区分成两种不同的表示，“Zoe”就表示我们生物意义上的生命，“Bios”就表示社会意义上的生命，类似于中文中“生活”一词。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打破了“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生命可以不再是“自生”的，生命是可以设计的，生命不再需要大自然孕育，科学家可以在技术上做到设计，创造生命。生命的本质变成了序列的、数据的，生命的爹娘变成了计算。这种新的思想对我们传统的“生命”的概念、价值意义等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从生物学意义上来看待“辛西娅”，这例人造细胞，它是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组成，是具有自我复制、代谢等功能的特性，所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例人造细胞，是符合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但是，从生命的构成方式来看待人工生命，人工生命就是人造的生命，不再是碳和水构成的，自发的、有机形成的自然生命，是通过计算机设计、改造具有生命功能的标准化元件，设计生物合成的路径，最终完成生物元件和生物系统的自由拆分和组装，来完成对生命的重构。从合成生物学的专家来看，这些标准化的生物元件就像是生命的主体物质，通过对这些元件的组装，进而形成生命系统。生命再也不是被“造物主”所操纵，而是可以根据人的意愿来自主的掌控生命。从社会文化层面看待人工生命，毫无疑问，人工生命是不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宗教人士所谈论的生命是具有社会文化意义。

（二）人工生命对进化的挑战

进化，作为一种固定秩序的表现，每一阶段都是一些因素按照一定规律发生作用后造成的结果[2]。进化论作为一种新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打破了宗教关于“上帝造物”的封建思想，对自然做出了新的诠释。达尔文进化理论是进化史上最著名的理论，它否定了所有的超自然现象，使得科学的生命观才成为了可能。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阐述了他的进化思想，物种是变化的，是不断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逐渐进化的，自然界种种生物都是通过这个过程演化而来的。具有有益性状的生物淘汰无益的生物，这种选择被称为“自然选择”。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被誉为19世纪欧洲最伟大的自然科学成就之一，奠定了现代生物学的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现代生物学认识的不断加深，“进化”不再是自然环境下使生物得以选择的理想性状，而是变成了一种可以控制和操作的一种“手段”。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场景：自然界的进化发展是没有目的、没有预先设计的自我进化，是充满竞争、变化无穷的。而合成生物学的生物进化并不是通过自然选择的自我进化的过程，是有目的、有控制的进化过程，它不得不成为一项科学实验，被科学所研究，为人类所用。这种有目的性的、人为选择的进化过程违背了传统的进化模式向自然进化发起了挑战。

首先，从进化的动力机制来看，传统的进化是通过大自然法则，淘汰有害的变异，保存有利的变异，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这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一直延续下去。而合成生物学的进化过程是人类目的的使然，人工合成是合成生物进化的主要力量。人类通过合成生物学设计构建有利的生物元件，通过对有益性状的生物元件进行“组装”，完全不必要经过自然法则中优胜劣汰的过程。其次，从进化目的来看，自然界的进化是生物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从自身内部做出改变，更好的发展下去。而合成生物学的生物进化完全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技术需要，例如，为了改善环境改造的细菌微生物，以消除环境污染。为了满足能源资源，修改酵母细菌等等。所以，从以上两点来看，合成生物学的进化手段和进化目的与几千年来的自然的法则完全是不一致的。合成生物学究其到底，就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把目的性引入自然当中，利用合成生物技术来取代自然法则。

至于合成生物学是否是顺进化，还是逆进化这个问题，自从首例人造生命诞生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合成生物学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自然界原本的进化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式、过程，甚至是与原本的进化机制背道而驰，这是完全逆进化的。进化不再是自然界生物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利的变异得以保留，不利的变异被淘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过程，而变成了一种认为的有目的的操作自然进化的手段，这是违背自然进化的发展规律的，这是对自然的亵渎。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人工合成是一种类似选择的过程，人类通过合成生物技术手段把自然界随机的进化过程程序化，把漫长的自然过程迅速化。自然进化的过程不再需要几千年的时间，不再是随机的，进化可以照着人类所设计的发展路线进行。这一人为的过程与进化论所揭示的生物起源与进化的自然规律虽然在根本上是同构的，但不存在哲学上的根本对立。在笔者看来，合成生物学的进化过程是选择有益性状的功能进化，在这种情况是人而不是自然环境使生物得以选择理想的性状，合成生物学直接跳过了生物的优胜劣汰，省去了几千年来生物的进化过程。合成生物学并不是逆进化，这是对进化过程的加速。

对于人类的进化历程，我们现有的知识对其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对于合成生物学目前的研究，我们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对于现在我们一直争论的问题，我们不禁要思考：生命是否真的能如合成生物学家所愿，以工程化的思想构造出来？假如这项技术能够实现，那么对于人工手段取代自然法则，将会给人类社会的进化带来怎样的影响？进化产生了人类，人类难道要反过来改变进化吗？

（三）安全性问题

合成生物技术目前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应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看到有益的同时，我们也不免担心其潜在的风险。由于合成生物技术的复杂性以及不可控性，合成生物技术对自然社会产生了不可估计的影响。根据可能存在的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安全性风险主要分为生物安全和生物防护。

1.生物安全

美国学者Bhutkar指出三个涉及生物安全方面的风险。首先，是对当地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通过合成创造的有机物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合成有机物可能有助于解决诸如土壤污染之类的环境问题，这意味着合成有机物应该用于解决土壤污染。但是把这种微生物放入到环境当中去，一旦释放，可能就失去了控制，就会产生不能估计的作用，从而对环境造成一定的风险。其次，污染自然基因库的风险：合成有机物可能将其基因转移到自然有机体内。合成微生物释放到环境中可启动基因的水平转移，使天然自然物改变其原有的属性或者是发生演变产生一些异常功能，影响生态平衡。第三，逃逸风险：合成微生物成长于实验室中，一旦逃逸出去，这将是难以控制的，合成有机体可能不停地复制自己，破坏生态环境，出现类似纳米机的情况[3]。目前合成生物技术只是出于初级阶段，或许我们还可以说，合成出来的生物只能在特定的实验室环境中生存，如果发生逃逸或是特意释放出去的合成生物，那么它脱离了实验室的环境就会死亡。但是我们最终是要把合成生物技术应用了更多的领域，例如临床、工业、环境等，我们就必须考虑更多的有关生物安全的问题，否则，合成生物学可能也要走上转基因产品的厄运。为此，我们更是需要开展合成生命的环境和健康风险评估。

2.生物防护

生物防护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主要是因使用合成的致死的和有毒的病原体进行恐怖袭击或是被恶意使用所造成的问题。伴随着军事项目中基本生物学的进步，生物武器有了一定的发展，更是试图是创造新形式的进攻性武器。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描述了生物武器未来的黑暗画面，一些“工程生物制剂将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的疾病都具有伤害性”。而目前我们所具有的传统监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方法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确保情报服务的安全是生物工程潜在的应用，所以，报告认为，应与生物科学界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同时在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担忧，国防部强调这个领域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军事能力的领域之一。在2006年，国防科学咨询委员会同意审查军事中存在的问题和这个领域内可能引起的威胁[4]。

在目前的合成生物技术发展的水平之下，已经能够创造出新的病毒或是改造原有病毒。如，研究人员在DARPA 的资助下，在Stonybrook大学成功的从零开始合成了脊髓灰质炎病毒。三年后，另一队科学家在科学杂志，宣布他们已经测序和建造了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这种病毒具有强大的危害性，在流感期间杀死了全球约20～50亿人。这些日渐成熟的技术使得合成生物学家遭到大众和媒体的批评。为此科学家Dr.E.Wimmer进行了辩护，认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不会助长恐怖主义，他强调有必要继续对疾病的疫苗和治疗疾病的研究。科学家Tucker and Zilinkas也对此进行辩护，他认为，生物武器不只是一种传染病原体，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病原体的供应；一个复杂的化学添加剂“配方”，以稳定它在储存期间保持其传染性和致命性；用来存储和运输配方制剂的“容器”有效的传播机制。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合成生物学导致生物恐怖的增加不是很可能。针对这种观点，笔者持否定的态度，对合成生物学导致恐怖主义的增加是很有可能的，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不能达到的条件并不意味着以后不能把这些复杂的系统简单化。而且，在合成生物的应用上，它在于对疾病的疫苗和治疗疾病上有一定的潜力，但是并不能以此为不法研究的借口，加大对病毒的合成。这就需要科学家具有良好的伦理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对合成生物技术进行规范管理。

安全性是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考虑到的问题。不伤害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虽然目前的合成生物技术还存在着许多的限制，并不直接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但是我们要看到在未来这些可能的风险的潜在性，这是我们在运用合成生物技术时必须慎重考虑的，如何在发展技术造福人类和潜在的危险之中寻求一种平衡的张力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国家既要强调科学家的自律性又要加强外部监管和公众的监督。

二、合成生物学伦理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其对策

第一，合成生物技术在国外发展迅速，在国内也有了一些进步，但是在涉及伦理问题的研究上相对比较少。当前，欧美国家对合成生物学研究的社会监管模式尚在探索中，在重组DNA技术、转基因技术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进行相对的参考。相比较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尽管我国政府也对合成生物学的发展重视，但是合成生物学的伦理研究远远滞后于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关于需不需要制定相关的伦理―政策，有人就认为要先做了再说，先发展合成生物学，提高我国的民族产业发展。针对这种观点，笔者持不同观点，曾经在发展工业和保护环境二者之间，我们提出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这种观点在今天也证实了是不对。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覆辙？还要走纳米技术发展的道路吗？所以，笔者认为在发展合成生物学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进行伦理评估。

第二，公众参与合成生物学伦理的意识薄弱。合成生物学对普通大众而言，是比较陌生的。欧洲曾做了几次有关合成生物学问题的公众参与调查，结果令人失望，大部分的人并不能很清楚地了解合成生物学，只是听说这一技术。群众不了解合成生物学，所以政府和科学界要引导公众参与对话和讨论，不断的提高公众的认识，减少恐慌，形成理性的判断。

第三，大众媒体要客观、全面、公正的对合成生物学的研究进行报道，引导其正确的方向。人造生命一经产生，引起了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但是报道的重点在于科学家扮演上帝，创造生命，夸大的报道引起了公众的恐慌。因此，我国媒体要有正确的导向，防范可能发生的偏颇。

就本文而言，通过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合成生物的伦理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希望能引起各方面的学者注意，并进行相关的伦理规范和社会调控，扩大正效用，减少负效用，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福祉。

参考文献：

[1]张新庆，邱仁宗.合成生命的伦理问题及其社会规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266-274.

[2]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

[3]De Vriend， H， Miller，S and Selgelid，M. Synthetics： the ethics of Synthetic Biology[P].IDEA League Summerschool.The Netherlands. August.2007：137.

[4]Andrew Balmer & Paul Martin. Synthetic Biology Social and Ethical Challenges[M].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U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