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范文
时间：2023-11-14 17:41:07
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7-0062-06
一、前 言
自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振兴国内实体经济，走出经济衰退，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关注制造业发展。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欧盟《欧盟2020》强调恢复工业全球竞争力，并试图引领全球新一轮工业技术革命。此时，国内制造业则面临产能过剩与发展空间不足的结构性矛盾。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将其定位为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为2020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2035年实现行业达到世界制造强国中等水平奠定基础，并以此为框架，形成“1+11”的文件支撑体系①。2016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指出，截至2015年12月PPI已连续45个月下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指出制造业产能过剩已由传统行业向新兴战略行业蔓延。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国内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兴起恰好给了中国制造业借助对外投资进行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
考虑数据统计口径统一性、连续性与可获取性，本文对美国传统基金会与美国企业研究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CGIT）②2005～2015年6月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项目数据统计基础上，总结中国制造业及其子行业区位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借助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CROIC-IWEP）③提供的原始数据对中国企业制造业及其子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地国家进行国家风险的量化测算，以此衡量中国企业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所面临的国家风险，以及风险应对措施。
二、相关研究概述
（一）国家风险量化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术界对国家风险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国际银行跨境业务，70年展至国际投资领域。研究主体以学者与评级机构为主。前者主要是借用数学模型进行量化分析，如Robock（1971）[1]将政治风险划分为独立变量与非独立变量，Simon（1982）与Oetzel（2001）[2]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并运用。Rummel（1978）和Kraar（1980）[3]对政治风险设置子指标，Ting（1988）用渐逝需求模型评估境外投资国家风险，Yavas（1989）[4]通过概化理论提高国家风险评估准确性。后者则设计模型以量化抽象的国家风险概念，以发达国家机构为主，如《欧洲货币》的国家风险指数（Euro Money′s Country Risk Index）、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ICRG）、机构投资者国家风险、经济学家情报单位与环球透视（GI）等。但多数机构未对外公布其计算模型或原始数据。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始于1979年，国内学术界对国家风险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际信贷领域，且以介绍或翻译外文文献为主，至9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将国际投资纳入国家风险领域，如聂名华（1995）[5]与杜奇华（1995）[6]开始针对国际投资领域的国家风险进行研究，但仍以定性分析为主。伴随综合决策技术发展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研究人员开始量化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国家风险，如刘宏等（2010）[7]对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09版）》资料进行量化处理后，进行风险测算与排序。吴彤等（2015）[8]对拉美主要国家风险进行量化测算。国内评级机构代表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国家风险分析报告》，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信用评级，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推出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IWEP）、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的国家评级系列报告，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系列报告。
（二）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风险的相关研究
截止2016年1月21日，以“制造业对外投资”与“制造业海外转移”为标题在中国知网上搜索论文分别为24篇和9篇。涉及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所面临风险研究分为两类，一类为定性描述，研究对象又进一步可划分为针对局部地区的制造业投资或针对全球制造业投资，前者如李星等（2012）[9]对中国制造业在非洲投资所面临问题与对策进行探讨，而陈涛涛等（2012）[10]则以巴西为研究对象。后者杨春蕾（2013）[11]对全球“再工业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与主要应对措施进行定性分析，杨海洋（2013）[12]对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时所面临的劣势以东南亚、南亚、非洲、南美洲等5大主要区域为单位进行共性梳理。另一类是尝试量化分析，但文献较少。如宋维佳等（2013）[13]构建HHM-RFRM模型，并对装备制造业进行风险量化，构建风险排列矩阵。
现有文献中，针对制造业海外投资风险研究主要集中整体风险的框架构建或局部风险研究，对制造业海外投资国家风险的量化分析相对较少。
三、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国家分布特征
中国制造业PMI自2012年以来持续下滑，截至2015年12月仍位于“荣枯线”以下。同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针对国内1 782家制造企业调研数据显示，国内制造业设备平均利用率仅67.5%。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使越来越多资本开始寻求国际市场。
（一）投资以亚欧美洲为主，国家集中度较高
对2005～2015年6月间合计249个投资规模大于1亿美元的制造业项目投资统计表明，2005～2014年间中国企业对全球制造业成功投资规模年均增速为35.39%，远超全球FDI4.44%的年均增速。其中投资成功项目为220个，累计金额1 365.57亿美元，多分布于亚（32.84%）、欧（29.93%）、美（25.64%）3大洲。其中对亚洲地区制造业投资中顺向投资明显，以东南亚（14.96%）与西亚（11.33%）为主，对欧美地区逆向投资突出，其中欧洲集中于西欧（8.45%）、中欧（7.38%）与南欧（7.31%）④等发达国家，如西欧中97.47%资本流入英荷法，德国与美国分别占据中欧与北美投资的69.75%与97.18%。
超过70%失败的制造业投资集中于美洲与亚洲。具体到国家层面，则美洲的美国（21.31%）、巴西（11.24%）；欧洲的法国（10.58%）与亚洲的哈萨克斯坦（7.22%）、新加坡（6.83%）与印度（6.56%）制造业失败率较高。
（二）行业国家分布集中度高，投资地域向发达国家转移
2005～2015年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制造业6大行业集中度高，其中食品制造业与电子电信制造业尤为明显，前5个东道国分别占比93.64%与94.6%。另4大行业中，超过90%以上投资集中于前7～13个国家。由于存量积累原因，金属与非金属冶炼加工业以及化学制造业仍占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47.45%的份额，但2010年至今，交通运输设备、电子电信以及专用机械设备的投资增速明显，以其为代表的新兴制造业经过波动性调整后，自2014年起投资占比超过传统制造业。
CGIT数据显示，2005～2015年间，中国制造业对58个国家进行投资，涉及21个发达国家，37个发展中国家⑤。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制造业境外投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占比在2006年时达到峰值78.57%，危机后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逆向投资，自2012年起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其中2015年1～6月间80.58%制造业海外投资进入发达国家。
（三）机械设备投资集中于欧洲，电子信息设备集中于北美、西欧
根据中国企业制造业成功投资项目数据显示，自2008年起，以设备、机械制造以及电子电信为代表的新型制造业开始成为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热点，2010年其占比达10年来峰值75.09%，后经过4年调整，2015年再度超过传统制造业投资。尽管起步较晚，但新兴制造业投资地域特征明显。54.44%与67.84%的机械设备以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集中于欧洲，其中前者又以德国（32.20%）、挪威（9.13%）与意大利（7.41%）为主，后者70.37%投资集中于欧洲的意大利、瑞典、荷兰、德国、巴西与北美的美国。电子电信制造业业投资地域集中度更为突出，超过82.8%投资集中于美国（59.22%）、荷兰（17.21%）与德国（6.41%）。
对具体投资项目国家分布特征进行梳理后发现，资源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金属与非金属加工、化学制造投资地理分布多与东道国资源禀赋相关，高新技术制造业投资开始向发达国家转移。机械设备行业产业链特征明显，其中上游获取品牌或技术投资集中于欧美地区，而低端加工组装环节则偏好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马来西亚以及印度等地。电子电信制造业中94.08%集中于美、荷、新、德、日、意6大发达国家，为国际金融危机后新高。中国高端制造业资本流向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国内资本积累，二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推动，改变了传统的全球分工体系，其中制造方式的变革削弱了发展中国家要素成本优势。
四、中国大型制造业海外投资国家风险特征
本章对中国企业对全球制造业及其行业投资所面临的国家风险进行测算，数据来源于CROIC-IWEP，将国家风险划分为经济风险与非经济风险两大类，前者进一步划分为经济基础与偿债能力两个二级指标，下各包含10个与8个三级指标；后者包括社会弹性、政治风险与对华关系三个二级指标，下各包含8、8、6个三级指标（CROIC-IWEP提供了基础数据，但并未进行量化测算）。本章对其量化实现同级对比（绝对值在0～10间），按CROIC-IWEP注明的指标权重（二级指标分别赋权0.2）进行加权计算得出经济风险与非经济风险，风险指数满分为10分，越高则风险越小。与目前国外盛行的三大评级机构相比，CROIC-IWEP对华关系这一指标，使其分析更适合中国国情。同时借组考虑到数据可获取性与可量化性，表1中选择19个国家占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成功项目的72.28%与失败金额的76.81%。
（一）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测算中对于定量指标采取标准化处理方式，对定性指标根据其他机构量化结果后进行标准化处理，按照CROIC-IWEP公式的权重予以加权，分数越高，则表明风险越低。8～9分为低风险区；7～8分为风险防范区；6～7分为风险警戒区；低于6分为高风险区。如表1所示，中国大型制造业对外投资中，整体经济风险明显小于非经济风险，19个国家中新加坡、德国、荷兰与新西兰属于经济低风险区，投资额合计占比10.6%；6个国家属于风险防范区，合计占比33.06%；8个国家属于经济风险警戒区，合计占比22.07%；1国属于高风险区，占比不足1%。19国中8国经济风险评分超过赋权均值7.3627，整体而言，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经济风险分布符合正态分布，主要投资国家中半数为低风险或防范区，极端风险占比较少，发达国家经济风险低于发展中国家，高风险占比较少。
（二）非经济风险
尽管近年来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制造业新兴投资主体，且成长活跃，但在投资存量中，仍以国有企业为主。鉴于欧美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政治敏感度、东南亚国家存在的排华历史以及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因素，非经济风险对中国大型制造业影响将更加突出。如表1所示，在主要投资国家中，中国企业对主要国家大型制造业投资非经济风险等级为低风险10.58%、中等风险47.18%、较高风险25.31%与16.94%高风险，其中主要是政治风险以及较低的对华关系评分导致非经济风险较高。二级指标分析指出，除意大利于法国外，发达国家的社会弹性与政治风险均在均值以上，但对华关系评分多在均值以下。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对华关系评分较高，但对应的非经济风险则多低于均值。
（三）主要制造业国家风险
中国制造业海外投资分布中行业集聚度高，为纠正锚定偏差，本节将世界经济论坛《2015～2016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指数第一的瑞士设定为基数100分，比较各子行业主要投资国家间风险的相对强度，以2005～2015年投资成功的大型制造业项目金额为权重，按顺时针排序，分析各行业面临的主要国家风险（各行业主要投资国选取标准为累计投资至少为该行业对外投资额90%以上），如图1所示。
对中国制造业各子行业分布的国家风险来看，行业投资集中国面临国家风险由低变高的的行业为：电子电信设备、专用机械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及配件、食品制造、化学制造、金属与非金属制造。金属与非金属制造业面临风险最大，多属于较高风险区，其中委内瑞拉与几内亚更属于高风险区。化学制造业投资较为集中的13国中，10国位于风险防范或低风险区，3国位于风险警戒区。食品制造业则由于巴西风险较高抬高行业风险水平。其他三大类机械、设备以及电信行业由于多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致使行业风险水平相对较低。
五、应对制造业对外投资风险策略
商务部国际产能合作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企业制造业对外投资同比增加105.9%，其中装备制造业投资额同比增长154.2%，占制造业对外投资49.1%。“一带一路”战略逐步落实，“国际产能合作”初见成效，国际第四次产业转移浪潮的推进以及国内制造业成长空间的结构性矛盾，促使未来中国企业将进一步加大对全球制造业的投资。但与主流跨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投资历史较短，历史存量中国有资本占比较大以及部分国家对中国的非经济敏感性，使得中国企业境外制造业投资时难以避免复杂的国家风险。为应对制造业海外投资风险，需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
（一） 政府层面
1.配套发展支持行业，尤以商贸物流为重
“三期叠加”的国内经济使国内制造业转移与升级面临结构性压力，为满足制造业资金、人才与咨询服务的要求，政府需重视金融、技术人才培育以及专业咨询等相关行业的发展。通过提供金融与科研支持，为传统制造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技术人才培育与完善、规范专业咨询服务，满足制造业发展新业态。当务之急便是加速发展商贸物流，尤其是跨区域物流。商务部、财政部以及国家标准委自2014年开始实施商贸物流标准化行动，试点企业反映标准化的推流动大幅提高备货与卸货效率，库存周转成本至少降低29%。降低物力成本，将在短期内直接提高制造业企业竞争力。
2.合理引导资本流出，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次贷危机与紧随其后的欧债危机对欧洲国家打击颇重，但2009年以来德国各项经济指标均位于健康状态[14]，其中制造业较高比重⑥是危机后德国经济快速恢复和增长的关键因素。近年来，由于通胀持续、国内实体经济利润空间不断压缩，国内资本表现出“离制造业”趋势。考虑到国内人口数量与社会福利情况，引导或鼓励企业对外进行制造业投资的同时，需同时兼顾国内就业与社会稳定性，避免重蹈后工业时代日本制造业“离本土化”与美国“离制造化”的弊端。
3.加快制造类工业园区建设
全球经济复苏阶段，民营企业开始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主体，但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普遍面临跨国投资实践少，抗风险能力低等局面。而由政府主导或大型国有企业参与的国外制造类工业园的建设，一方面政府借助其政府信用，能为园区内企业提供较高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园区内企业聚集，尤其是有龙头企业引领时，能够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形成企业规模效应，弥补民营企业或中小型企业投资实践不足。
（二）企业层面
1.加大资本来源，鼓励伙伴资本进入
由于国内金融体系相对落后，国际资本难以被抵押，国际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接纳度较低，促使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时主要依靠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成本压力大制约民营企业选择空间。对外投资实践中，已有不少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联合投资，形成“国企资本+资源”与“民企决策灵活+政治低敏感”的资源结合。对外投资实践中，企业通常难以应对投资项目的全部风险，因此可考虑结伴投资，鼓励伙伴资本进入，增强利益共同性，弥补资金短板。
2.选择科学规范的信息来源
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早期，由于经验缺乏与资料来源不足，不少企业盲目追随其他企业脚步，或片面轻信华侨华人。但实践正面，一是各企业资源不同，部分核心竞争力难以模仿；二是对外经贸实践中，一直不乏华侨华人针对中国企业的诈骗案件。因此，选择科学规范的信息来源，重视信息真实性，将其与企业实际资源以及能力配对，将有效提高投资成功率，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3.重视东道国产业发展阶段与企业自身投资阶段的互补性
由于对外投资动机不同各企业资源获取或转移的需求将有所差异。同时考虑不同国家所处产业链环节不同以及工业化进程差异，因此不同引资国的政策与产业偏好将不同。对此，企业需明确自身是转移成熟的制造环节、获取当时市场、获取成熟技术或者是品牌等真是的投资需求，将其与东道国的引资需求进行互补，则利于提高企业投资成功率。
[注 释]
① 11个文件包括五大工程落实方案：智能制造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造工程落实方案；四个专项规划：制造业人才、新材料产业、信息产业、医药工业发展规划；两个三年行动计划：制造业质量品牌提升与发展服务型制造。
② 该数据库只记录投资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项目。
③ 本文对外直接投资统计范围与CROIC-IWEP一致：仅针对真实商业投资，因此投资数据以CGIT数据库统计口径为主。
④ 如无说明，括号内数值为占中国企业对全球制造业投资比重。
⑤ 经济体划分标准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类。
⑥ 2011年德国制造业增加值比为23%，高于同期美国（13%）、日本（19%）与欧盟传统15国（15%）水平。
[参考文献]
[1] ROBOCK S.Political risk：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J].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1971（4）：6-20.
[2] OETZEL J，M BETTIS R.Country risk measures：how risky are they？[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01（6）：128-145.
[3] KRAAT L.The multinationals get smarter about political risk[J].Fouture，1980（6）：80-87
[4] YAVAS B.An ecploratory assessment of the use of generalizability theory in improving country risk analysis[J].The Mid-atlantic Journal of Business，1989（7）：51-61
[5] 聂名华.对外投资中的国家风险防范[J].国际贸易，1995（2）：37-38.
[6] 杜奇华.论国家投资的国家风险及其防范[J].国际经济合作，1995（4）：25-28.
[7] 刘宏，汪段泳.“走出去”战略实施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评估：2008～2009[J].国际贸易，2010（10）：53-56.
[8] 吴彤，陈瑛.中国对拉美主要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15（10）：59-64.
[9] 李星，周骁毅.中国对非洲制造业投资：问题与对策[J].国际经济合作，2012（7）：57-61.
[10] 陈涛涛，陆玉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长期发展战略研究――基于投资巴西制造业的视角[J].国际经济合作，2012（11）：9-13.
[11] 杨春蕾.全球“再工业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发展对策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2013（6）：100-105，200.
[12] 杨海洋.中国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区位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4）：123-138.
[13] 宋维佳，熊宏韬，机遇并购准备阶段的装备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3（11）：87-94.
[14] 李稻葵，罗兰・贝格.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18.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scale of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overseas investment is increasingly expanding. Date from CGIT show that the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feature of the investment is obviously. And according to the risk calculation by CROIC-IWEP，among the 19 countries，in which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s concentrated，the economic risks in 9 of them and the non-economic risks in 18 of them could be classified as alert or high-risk level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investments in metal and non-metal manufacturing and chemical manufacturing are generally facing with higher risks； the non-economic risks of foo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vestments should be concerned；for investments in machinery and electronic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more attention should paid to target countries′ social flexibility and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To deal with the state-level risks in the target countries invested by Chinese manufacturing，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develop corresponding supportive services；avoid industrial hollowing out while guiding capitals flowing out；reinforce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parks of manufacturing. Meanwhile，enterprises should encourage their partners invest in China；choose the right information source；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dustrial features of the target countries and complementary investment projects.
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2
一、引言
国有工业企业战略性布局优化和分类推进改革是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的重要内容。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根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国发〔2015〕54号），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主业处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包括重要水森林战略性矿产资源等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主干管网电网等、国防军工等特殊产业；公益类国有企业包括水、电、气、热等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和领域。
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大力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国有企业的行业分布也随之调整。国有企业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集中，同时，放宽非国有经济向石油、军工产业等重点产业的介入，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和布局调整被认为是成功的尝试。在工业结构调整中，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一些不适宜或不占优势的行业退出来。随着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围绕国有企业是否应退出竞争性领域争论仍然十分激烈。有关国有经济的争论的文献按其观点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国有经济无效率，“与民争利”，其利润来源于垄断，据此否定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另一类是对前者观点提出辩驳，认为国有经济有效率，并认为国有经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大作用。有学者通过分析国有工业企业效率发展水平，认为企业效率与所有制、行业的竞争或垄断与否没有必然的联系，国有企业不应或不能笼统地说退出竞争性领域，而应由市场决定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国有经济布局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体制改革、准入政策、技术经济及产业发展等方面。国有经济存在的范围不是以垄断或竞争为依据的，而是以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需要为基础的。
本文从国有工业企业中类行业的视角，一是对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不同行业内的主要指标进行比较分析；二是根据这些指标对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进行分类，探索分析国有资本行业配置中“进”与“退”的标准；三是在一些主要指标和分类方面对大类和中类这两个层级的分类方法进行比较，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为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依据。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5》，为2014年数据。考虑到对国有企业的分类主要从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发展需要方面来考虑，本文从企业平均资产规模、销售产值比重、市场占有率、国家资本控制率、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这5个指标来考虑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分类。①
二、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分布和企业规模
2014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单位数18808个，资产总计371308-84亿元，企业平均资产规模19-74亿元。相比之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为2-53亿元，平均资产规模只有国有企业的12-82%。
从中类行业占全部资产的比例来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公益事业、垄断行业等，包括电力生产、电力供应、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钢压延加工、汽车整车制造、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卷烟制造等。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产分布十分集中，2个中类行业占有超过1/4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3个中类行业占有超过1/3的资产，6个中类行业占有超过1/2的资产，19个（10-33%）中类行业占有超过3/4的资产，而余下的165个中类行业只有不到1/4的资产。
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规模较大的中类行业为炼钢、石油开采、卷烟制造、汽车整车制造、钢压延加工，远高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19-74亿元的平均规模，这些中类行业也是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分布集中的中类行业，占比分别为1-69%、4-75%、2-15%、5-64%、6-91%。企业平均规模在50亿～100亿元之间的有6个中类行业，包括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炼铁、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辅助活动、家用电力器具制造、常用有色金属冶炼、天然气开采，在20亿～50亿元之间的有18个中类行业，企业平均规模在20亿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同时也是国有工业企业资产主要分布在中类行业（详见表1）。
三、国有工业企业市场占有率
从工业企业中类行业销售产值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石化行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烟草制品业等行业的中类。其中，电力供应、精炼石油产品制造占比在10%以上，汽车整车制造、钢压延加工、电力生产、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占比在5%～10%之间。占全部国有控股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行业中类都包含在占比较高的行业大类中。
从行业大类的市场占有率来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销售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销售产值的比重为22-38%，在垄断行业、公益性行业、采矿业、石化行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占有率较高。市场占有率在80%～100%之间的大类行业为4个，包括烟草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开采辅助活动，60%～80%之间的有2个，分别是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汽车制造业在40%～60%之间。
从行业中类的市场占有率来看，销售产值占比超过80%的中类行业仅有7个，占全部行业的比重为3-80%，主要都是属于行政垄断性行业部门和重要战略资源生产和利用；市场占有率在60%～80%之间的仅有4个，主要属于公益性事业和重要行业部门；在40%～60%和20%～40%之间分别为12个和18个。总的来看，超过76%的中类行业的市场占有率都在20%以下，大部分工业企业都处于充分竞争的行业部门（详见表2）。
同时，从大类行业的中类行业细分程度来看，市场占有率33%以上的11个大类行业中，前8位的细分中类行业均没有超过3个，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这2个大类行业只有2个中类行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只有1个中类行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的中类行业数分别为6个、8个、7个，11个大类行业的中类行业数平均为3-73个。41个大类行业的平均中类行业数为4-88个，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所在的行业大类的中类行业数要明显少于所有大类行业的平均中类行业数。在中类行业市场占有率较高而大类行业市场占有率较低的7个中类行业分布于6个大类行业，其平均中类行业数为5-17个，略多于全部大类行业的中类行业数。可以看出，应该将国有工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大类行业逐步细分行业部门，放开市场准入，让非国有企业进入非重要领域和细分行业部门。
四、国有工业企业国家资本控制率
国家资本是指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政府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投入企业形成的资本。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为67132-27亿元，其中国家资本所占比例为56-39%，法人资本所占比例为35-82%，集体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外商资本所占比例均不到3%。可见，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混合所有程度已经较高。
分中类行业来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国家资本控制率的分布为钟形，数量最多的为40%～50%区间，有44个行业部门，其次为30%～40%区间和50%～60%区间分别有32个和29个，20%～30%区间和60%～70%区间的分别有25个和18个，依次往两边递减。
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竞争性行业部门应该向市场逐步开放，国家资本主要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部门和公用事业部门。竞争性行业部门中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应该相对较低，国家资本在实有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也应该较低，重要行业部门国家资本比例高，市场占有率也高。因此，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国家资本控制率和市场占有率的相关性应该向1靠近。
从下图可以看出，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国家资本控制率和市场占有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Pearson相关性仅为0-215②，大部分行业部门的国家资本控制率要高于市场占有率。在市场占有率80%以上的卷烟制造、电力供应、烟叶复烤、石油开采、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电力生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辅助活动这7个行业部门中，国家资本控制率分别为32-59%、80-77%、39-28%、79-62%、80-69%、58-48%和54-90%。在国家资本控制率80%以上的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业、有色金属合金制造、装订及印刷相关服务、服饰制造、潜水救捞及其他未列明运输设备制造、煤制品制造、皮革鞣制加工、饮料制造、自行车制造、铁矿采选、其他金属制品制造、电力供应、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等14个行业部门中，只有电力供应、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这2个行业部门的市场占有率在80%以上，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为42-48%，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业、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铁矿采选、其他金属制品制造在10%～20%之间，其余7个行业部门都在10%以下。
国家资本控制率要明显低于市场占有率的行业部门是炼铁、电力生产、纸浆制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辅助活动、汽车整车制造、烟叶复烤、卷烟制造等7个行业，汽车整车制造、烟叶复烤、卷烟制造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71-64%、96-06%、99-91%，国家资本控制率只有32-88%、39-28%、32-59%。同时，市场占有率30%以上的行业部门中，国家资本控制率基本上也都在30%以上，这说明市场占有率较高的行业部门基本上是国家资本控制率较高的，而国家资本控制率较高的行业并不一定市场占有率高。可见，要充分发挥国家资本的作用，国家资本并不一定要在实收资本中占有绝对的地位，而只要充分发挥了国家资本在其中的控制作用，一样能够发挥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工业发展中的优势，即使是在行政垄断性行业部门也可以引入较大规模的非国家资本。
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国家资本控制率和市场占有率
五、国有工业企业经济效益
从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这个主要工业企业效益指标来看③，2014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52%，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6-16%，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效益指标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分布出现了极端分布情况，在10%以上利润率区间的中类行业数目均要多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中类行业数，中类行业数累计百分比为15-22%，要多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水平要明显低于平均水平5-52%（5%以下）的中类行业数达到102个，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中类行业数只有37个，两者占全部行业数的比重分别为55-43%和18-88%。相比之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保持在5%～9-9%的相对正常的利润率水平区间的中类行业数为141个，占比为71-94%，要远多于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中类行业数（详见表3）。
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水平高于10%的中类行业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行政垄断性中类行业，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的天然气开采、石油开采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分别为28-19%、27-85%，烟草制品业下的烟叶复烤、卷烟制造和其他烟草制品制造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分别为20-37%、13-36%和16-57%，酒的制造为18-59%，电力生产为16-61%；另一类属于竞争性的行业部门，如金属家具制造、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文教办公用品制造、生物药品制造、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等。可见，国有企业并不存在因为垄断而造成效率低下，国有企业也充分参与竞争，在部分竞争性行业部门也具有较高的利润率水平。
六、国有工业企业中类行业分类
通过上述的分析，本文进一步将企业平均资产规模、行业销售产值比重、行业市场占有率、国家资本控制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这5个指标标准化处理之后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方法采用K均值聚类分析。为了便于考察，将183个行业部门分别进行了2～4类的聚类分析④。从各指标的Pearson相关性来看，指标之间相关性较低，具有较好的区分性。市场占有率与其他4个指标的相关性均要高于其他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与其他4个指标的相关性最低。
从K均值聚类分析来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分类较为明显，大部分中类行业属于相似性较大的，只有较少的中类行业部门另成一类。当183个行业部门分为2类时，有174个行业部门分为Ⅰ类，剩下9个行业部门为Ⅱ类，这9个行业部门分别是电力供应、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电力生产、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钢压延加工、汽车整车制造、卷烟制造、石油开采、炼钢，这些行业部门都是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规模较大、市场占有率较高的行业部门。当183个行业部门分为3类时，上述9个行业部门被分为2类，石油开采和炼钢为Ⅰ类，剩下7个行业部门为Ⅲ类，其余174个行业部门仍然单独为一类。当183个行业部门分为4类时，上述9个行业部门仍然是被分为2类，在余下174个行业部门中，其他煤炭采选、纸浆制造、低速载货汽车制造、罐头食品制造独立为Ⅰ类，其余170个行业部门为Ⅱ类。可以发现，石油开采和炼钢这两个中类行业由于较大的企业平均资产规模而独自成为一类，与电力供应、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这一类的行业部门的指标相似性较大（详见表4）。
用这5个指标对40个大类进行K均值聚类分析。当分为2类时，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为一类，其余39个大类行业为一类。当分为3类时，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仍然独为一类，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开采辅助活动、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汽车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7个大类行业为一类，余下32个大类行业为一类。当分为4类时，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仍然单独为一类，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为一类，其余37个大类行业分为2类。
结合表4和表5可以看出，用相同的指标对在不同层级的行业进行分类时，差异较大。均属于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其他煤炭采选这两个中类行业，分别属于第Ⅲ类和第Ⅳ类，汽车制品业中的汽车整车制造和低速载货汽车制造这两个中类行业也存在类似情况。
从具体指标来看，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中的石油开采和天然气开采这2个中类的主要指标来看，两者的差异性非常大，天然气开采业在企业平均资产规模、销售产值比重、市场占有率、国家资本控制率等指标上都要明显低于石油开采，但是天然气开采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要略高于石油开采。在烟草制品业的烟叶复烤和卷烟制造两个中类行业中，企业平均资产规模和销售产值比重这两个指标差异较大，卷烟制造具有企业平均规模大的特点，并且在全部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销售产值占比较大。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中，炼钢的企业平均资产规模最大，其次为钢压延加工和炼铁，黑色金属铸造和铁合金冶炼则相对规模小，销售产值比重则是钢压延加工最大，市场占有率则炼钢具有较大优势，国家资本控制率方面炼铁要明显小于其他行业，但是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最高的则是黑色金属铸造，炼钢和钢压延加工业均较小。
可以发现，从大类行业部门来说，行业分类相对较为容易和明显，但是细分到中类行业来看，同属于同一大类下的不同中类行业的各指标值表现差异很大，如果按照大类行业部门来划归行业功能和属性，很容易造成以偏概全的情况，不能清楚划分各行业部门的真实属性。
七、结论
推进国有企业优化布局和分类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任务。通过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大类行业和中类行业中的特性差异较大。一是国有控股国有企业的资产分布较为集中。电力生产和电力供应这2个中类行业部门的资产占全部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比重超过1/4，加上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之后则超过1/3，前6位中类行业占资产比重超过50%，将近90%的中类行业只有不到1/4的资产。二是市场占有率较高的行业部门数较少，细分中类行业有利于完善市场竞争程度。市场占有率在80%～100%之间的大类行业和中类行业数占全部行业的比重分别为10%和3-8%，20%以下的行业数占比分别为65-00%和76-63%，处于充分竞争的中类行业部门比例要明显高于大类行业部门。随着大类行业细分为中类行业的程度，大类行业下的各中类行业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中类行业数更多。三是国家资本在实收资本中比例并不高，并且与市场占有率的相关性不大。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国家资本控制率的分布为钟形，数量最多的为40%～50%区间，可见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混合所有比例较高。大部分行业部门的国家资本控制率要高于市场占有率，国家资本控制率与市场占有率之间的相关性不大，市场占有率较高的行业部门基本上是国家资本控制率较高的，而国家资本控制率较高的行业并不一定市场占有率高。四是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但是部分行业利润率水平较高。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在10%以上利润率区间的中类行业数要多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水平要明显低于平均水平的中类行业数要明显多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五是中类和大类行业分类差异较大，大部分中类行业处于可放开竞争领域。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应该进一步细分到中类或者小类行业，大类行业对商业性、公益性等划分并不明确。
优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行业布局和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在充分考虑国有企业性质、作用、发展现状和未来定位，要将大类行业部门进一步细分为中类行业部门或者小类行业部门，充分放开大类行业中属于竞争性、商业性的领域和环节，发挥国家资本在重要领域和环节的绝对控制作用，充分吸收非国家资本进入竞争性、商业性的领域和环节，发挥国家资本的控制力，放大国家资本规模和功能。同时，适当收缩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行业分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退出部分已经完全市场化行为的领域和环节，确保国家资本能够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优化行业布局。同时，也要注意国有企业布局调整和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职工再就业、抓大放小等问题的处理。
注释：
①企业平均资产规模=行业资产总计/行业企业单位数；销售产值比重=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工业销售产值总计；市场占有率=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行业工业销售产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国家资本控制率=国家资本/实收资本；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在各行业中的差异较小，因此本文没有选取该指标。
②但是通过0-01的双尾显著性检验。另外，肯德尔 tau_b相关系数为0-116，斯皮尔曼 Rho相关系数为0-171，显著性（双尾）分别为0-019和0-021。
③本文还考虑了每百元资产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这2个经济效益指标，但3者的Pearson相关性几乎为0，甚至出现负数，因此，本文主要考虑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这一个指标。
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智能制造 全球发展动向 国际经验 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43/47 【文献标识码】A
新兴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计算机，以及本世纪初兴起的互联网等。当前，全球正出现以信息网络、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对产业发展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智能制造作为此轮产业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影响未来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和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的根本性要素。只有主动加快促进智能制造技术的突破和大规模应用，才能有效应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全球制造业可能造成的巨大冲击。
智能制造可以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发达工业国家的先行经验表明，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能够对制造业重塑和实体经济腾飞提供充分的可能性。
目前，中国企业智能制造水平参差不齐，仅10%左右的大企业水平较高。面对智能制造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应主动、积极对接此轮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培育新的智能制造产业部门，促进工业竞争优势由比较劳动成本优势向生产效率优势转型，为工业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本文拟通过剖析全球智能制造的最新发展动向，同时结合国际上主要制造业强国应对智能制造的政策举措，提出我国应对智能制造发展浪潮的相关建议。
智能制造的内涵与外延
英国《经济学家》2012年4月21日发表的专栏文章《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智能制造的概念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刻的解读。文章认为，本次工业革命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生产过程通过办公室管理完成，产品更加接近客户。这其实是说，产品可由客户参与定制（个性化）；生产过程没有一线的操作工人，全部由数字化、自动化、网络化来实现；企业的工人在办公室里上班，通过网络负责监控管理。同年3月，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在“先进制造的新兴全球趋势”报告中也指出：未来20年最有潜力从根本上改变制造业的四大领域是半导体制造、先进材料和集成计算材料工程、添加制造技术和生物制造。
智能制造（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M）是由智能机器和人类专家共同组成的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能够将智能活动嵌入到生产制造过程中，并通过人与智能机器的合作共事来扩大、延伸和部分地取代人类专家在制造过程中的脑力劳动。智能制造最初仅限于制造自动化的概念，在其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步将涉及领域扩展到生产制造过程的柔性化、智能化和高度集成化等领域。目前企业生产制造过程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够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智能系统技术可以用于工程设计、工艺过程设计、生产调度、故障诊断等，也可以将神经网络和模糊控制技术等先进的计算机智能方法应用于产品配方、生产调度等，实现制造过程智能化。
随着新一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新技术的突破，智能制造的概念进一步向系统化、集成化纵深发展，催生了精准制造方式等革新，目的在于以网络为手段实现对制造的全流程管控，特别是凸显工业物联网对传统制造方式的革命性意义。目前对于智能制造范畴的研究与论证进一步丰富和全面，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领域的内容：
智能制造前端的工业设计领域。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不断向产品、装备的功能设计、结构设计、技术设计延伸，包括产品与装备的硬件、技术与软件的设计，产品装备设计和制造设计相融合。制造过程的网络化，组成产品的各个组件设计的模块化、数字化，以设计为龙头的网络协同制造模式应运而生。工业设计与自动化制造相结合的模式，十年前就开始出现在绍兴县（现在改名为柯桥区）。纺织（设计）创新服务中心以企业化运作方式主要从事纺织面料设计工作，为众多中小型制造企业提品设计，设计结果通过磁盘直接插入数字化加工制造装备或自动化生产线，形成了“快速设计+快速生产”的制造模式。
工业制造设计的智能产品领域。在智能产品领域，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嵌入传统产品设计，使产品逐步成为互联网化的智能终端。特斯拉被誉为“汽车界的苹果”，它的成功不仅仅是电池技术的突破，更是大型可移动的智能终端，具有全新的人机交互方式，通过互联网终端把汽车做成了一个包含硬件、软件、内容和服务的体验工具。智能产品通过搭建开放式研发平台，广泛采集消费者个体对创新产品设计的个性化需求，令智能产品更加具有市场活力。
智能制造方式方法的应用领域。高自动化程度生产线是智能制造的基本特征，主要通过机器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完成技术实现。现代智能制造设备进一步引入物联网的控制、数字化的实时计量检测、智能化全封闭流程装备的自控等技术集成，在云计算支持的物联网生产、经营的系统管控下，实现“信息化的计量供料、自动化的生产控制、智能化的过程计量检测、网络化的环保与安全控制、数字化的产品质量检测保障、物流化的包装配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网络协同制造的模式大多采用了以局域网为主的物联网协同制造模式，该模式更有广泛的适应性。
工业制造流程的智能装备领域。智能装备是智能制造的基础载体，既涵盖了“智能工厂”、“智能车间”等大概念，也可以细微到“智能设备”、“智能零部件”等概念。其中“智能工厂”是指建立在物联网技术基础上的全流程智能装备一体化生产制造空间；而“智能设备”则是以信息技术深度嵌入为代表的智能装备和产品。
智能制造应用的衍生领域。智能制造的概念可以非常宽泛，所以被视为一场生产力革命，它影响到除了生产制造以外的诸多领域。其中包括以个性化定制、网络协同开发、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智能制造新业态，以物流信息化、能源管理智慧化为代表的智能化管理，以在线检测、远程诊断和云服务为代表的智能服务等。
智能制造的主要发展趋势与动向
智能制造目前已经成为新型工业应用的标杆性概念，国外先行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已经累积了大量发展经验。目前来看智能制造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
信息网络技术加强智能制造的深度。信息网络技术对传统制造业带来颠覆性、革命性的影响，直接推动了智能制造的发展。信息网络技术能够实现实时感知、采集、监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促进生产过程的无缝衔接和企业间的协同制造，实现生产系统的智能分析和决策优化，使智能制造、网络制造、柔性制造成为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讲，制造业互联网化正成为一种大趋势。比如德国提出的工业4.0计划，其核心是智能生产技术和智能生产模式，旨在通过“物联网”将产品、机器、资源和人有机联系在一起，推动各环节数据共享，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和全制造流程的数字化。
网络化生产方式提升智能制造的宽度。网络化生产方式首先体现在全球制造资源的智能化配置上，生产的本地性概念不断被弱化，由集中生产向网络化异地协同生产转变。信息网络技术使不同环节的企业间实现信息共享，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现和动态调整合作对象，整合企业间的优势资源，在研发、制造、物流等各产业链环节实现全球分散化生产。其次，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的兴起也催生了如众包设计、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这从需求端推动生产性企业采用网络信息技术集成度更高的智能制造方式。
基础性标准化再造推动智能制造的系统化。智能制造的基础性标准化体系对于智能制造而言起到根基的作用。标准化流程再造使得工业智能制造的大规模应用推广得以实现，特别是关键智能部件、装备和系统的规格统一，产品、生产过程、管理、服务等流程统一，将大大促进智能制造总体水平。智能制造标准化体系的建立也表明本轮智能制造是从本质上对于传统制造方式的重新架构与升级。对中国而言，中国制造在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产品质量、生产效率、能源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尚有较大差距，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机遇，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打造新的竞争优势，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
物联网等新理念系统性改造智能制造的全局面貌。随着工业物联网、工业云等一大批新的生产理念产生，智能制造呈现出系统性推进的整体特征。物联网作为信息网络技术的高度集成和综合运用技术，近年来取得了一批创新成果，在交通、物流等领域的应用示范扎实推进。特别是物联网技术带来的“机器换人”、物联网工厂，推动着“绿色、安全”制造方式对传统“污染、危险”制造方式的颠覆性替代。物联网制造是现代方式的制造，将逐步颠覆人工制造、半机械化制造与纯机械化制造等现有的制造方式。
智能制造成为主要发达工业国家政策计划的关键领域
智能制造已经被普遍认为是此轮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国外主要发达工业国家都已出台相应政策对智能制造发展积极筹划布局。本文主要选取美国、德国、日本、韩国、英国和印度作为研究对象国，扫描结果表明以上各国都已制定和推出相应的经济发展计划。
美国近年来提出和实施了“再工业化”计划，主要针对新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去工业化”所带来的虚拟经济过度、实体经济衰落、国内产业结构空洞化等现实情况。该计划要实现的目标是重振实体经济，增强国内企业竞争力，增加就业机会；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保持美国制造业价值链上的高端位置和全球控制者地位。可见，美国的“再工业化”是指通过政府的协调规划实现传统工业的改造与升级和新兴工业的发展与壮大，使产业结构朝着具有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和以新技术创新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转换。
德国著名的“工业4.0”计划则是一项全新的制造业提升计划，其模式是由分布式、组合式的工业制造单元模块，通过工业网络宽带、多功能感知器件，组建多组合、智能化的工业制造系统。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认为，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分别源于机械化、电力和信息技术，而物联网和制造业服务化迎来了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从根本上重构了包括制造、工程、材料使用、供应链和生命周期管理在内的整个工业流程。
日本自确立技术立国战略以来，一直推行积极的技术带动经济发展战略。面对当前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日本于2006年10月提出了“创新25战略”计划。该战略计划目的是在全球大竞争时代，通过科技和服务创造新价值，提高生产力，促进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智能制造系统”是该计划中的核心理念之一，主要包括实现以智能计算机部分替代生产过程中人的智能活动，通过虚拟现实技术集成设计与制造过程实现虚拟制造，通过数据网络实现全球化制造，开发自律化、协作化的智能加工系统等。
另外，以英国为代表的老牌工业国家、以韩国为代表的后发工业国家以及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其最新的经济发展计划中都对智能制造概念尤为重视，具体政策见表1。
美国“再工业化”计划框架从重振制造业到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积极抢占世界高端制造业的战略跳板，推动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的思路越来越明确。美国主要在以下几个关键领域不断贯彻落实制造业智能化的战略目标：（1）信息技术与智能制造技术融合：美国向来重视信息技术，此轮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进程中，信息技术被作为战略性基础设施来投资建设。智能制造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在制造领域的深度应用与融合，大量诞生自美国高校实验室和企业研发中心的智能技术和产品为智能制造提供了坚实技术基础，如云计算、人工智能、控制论、物联网以及各种先进的传感器等，这些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极大的推动了制造业智能化的发展进程。（2）高端制造与智能制造产业化：为了重塑美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优势，奥巴马政府将高端制造业作为再工业化战略产业政策的突破口。作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组成，以先进传感器、工业机器人、先进制造测试设备等为代表的智能制造，得到了美国政府、企业各层面的高度重视，创新机制得以不断完善，相关技术产业展现出了良好发展势头。（3）科技创新与智能制造产业支撑：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主导方向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的更高起点的工业化。从产业支撑要素来看，智能制造是高技术密集、高资本密集的新兴产业，更加适合在创新水平较高的区域发展。美国政府在再工业化进程中瞄准清洁能源、生物制药、生命科学、先进原材料等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研发投入，鼓励科技创新，培训高技能员工，力推3D打印技术、工业机器人等应用，以取得技术优势，引领制造业向智能化发展，从而抢占制造业新一轮变革的制高点。（4）中小企业与智能制造创新发展动力：美国将中小企业视为其再工业化的重要载体，为中小企业提供健全的政策、法律、财税、融资以及社会服务体系，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在美国，企业是研发的执行主体，承担了89%的研发任务，联邦实验室和联邦资助研发中心（FFRDC）则承担了9.1%的研发任务。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体系使得美国研发成果转化率更加高效；美国制造业领域的小企业数量接近30万家，其中不乏像居于全球超高频RFID行业领先地位的Alien公司、加速器传感器方面表现卓越的Dytran公司等优秀企业，是未来智能制造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
德国工业4.0计划中智能制造概念也占据核心位置，具有鲜明的发展特征，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优先采取行动：（1）工业标准化与智能制造基础投入。工业4.0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物联网、互联网和服务化的智能联接的系统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各种终端设备和应用软件之间的数据信息交换、识别、处理、维护等必须基于一套标准化的体系和高质量的工业宽带网络。因此，开发出一套单一的共同标准是计划的第一位，建立可靠、全面和高质量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是“工业4.0”的一个关键要求。（2）工业系统化管理与智能制造流程再造。工业4.0计划以智能化工厂建设来带动复杂制造系统的应用，同时随着开放虚拟工作平台与广泛使用人机交互系统，使得企业的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工作环境等发生深刻改变。智能制造流程再造能够颠覆封闭性的传统工厂车间管理模式，将智能化设备、智能化器件、智能化管理、智能化监测等技术集成全新的制造流程，实现真正的智能生产。（3）工业合法化监管与人员能力提升。技术创新周期短和新技术颠覆性变革可能会导致滞后效应风险，即现有规则未能跟上技术变化的步伐。新技术和商业模式使得沿袭固有规章制度几乎不可能。智能制造模式、再造新的作业流程和立体化业务网络框架，对企业数据保护、责任归属、个人数据处理以及贸易限制都提出了挑战。原有的职业培训体系，也随着智能化导致的工作和技能的改变随之改变。因此，建立一套同智能化制造相匹配的合法监管体系和职业发展体系尤为重要。（4）工业资源分配与智能决策系统。制造业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这对自然环境和安全供给带来了若干威胁。工业4.0计划的智能制造也带来了资源利用率的提升。因此企业在进行智能化生产时要权衡“投入的额外资源”与“产生的节约潜力”之间的利弊。
主要发达工业国家应对智能制造的政策体系构建
美国政策体系。美国“再工业化”由政府协调各部门进行总体规划，并通过立法来加以推进。为了推进“再工业化”战略，美国相继出台的法律政策有《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制造创新国家网络》计划等。
另外，美国还围绕再工业化这一经济战略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形成全方位政策合力，真正推动制造业复苏，包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能源政策、教育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例如，在制造业的政策支持上，美国选定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作为其产业政策的主要突破口。在税收政策上，奥巴马政府主张把公司税由目前的35%降至28%，以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能源行业是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倚重的关键行业之一，奥巴马着重关注新能源的发展。鼓励研发和创新，突出美国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产品的领先地位，这也是美国推进“制造业复兴”的重要举措之一。美国在再工业化计划进程中整顿国内市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大教育和科研投资力度支持创新，实施智慧地球战略，为制造业智能化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良好的产业环境和运行平台。同时，制定一些对外贸易政策，为智能制造拓宽国际市场。美国支持智能制造的再工业化计划体系框图如图1所示。
德国政策体系。为推进工业4.0计划，德国政府主要设定了一些关键性需求措施，主要包括：融合相关的国际标准来统一服务和商业模式，确保德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旧系统升级为实时系统，对生产进行系统化管理；制造业中新商业模式的发展程度应同互联网本身的发展程度相适应；雇员应参与到工作组织、CPD和技术发展的创造性社会―技术系统早期阶段；建立一套众多参与企业都可接受的商业模式，使整个ICT产业能够与机器和设备制造商及机电一体化系统（mechatronic system）供应商工作联系更紧密。
为了将工业生产转变到工业4.0，德国需要采取双重战略，包括领先的供应商策略和主导市场策略。领先的供应商策略是从设备供应商企业的视角专注于工业4.0的。德国的装备供应商为制造企业提供世界领先的技术解决方案。德国的装备制造业不断地将信息和通信技术集成到传统的高技术战略来维持其全球市场领导地位，以便成为智能制造技术的主要供应商。主导市场策略指的是为CPS技术和产品建立和培育新的主导市场。
工业4.0开辟了创造价值的新途径和就业的新形式，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来说，有显著的机遇发展B2B（企业对企业）服务。工业4.0的实施，将提供灵活多样的职业路径，让人们的工作生涯更长，保持生产能力，弥补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和缓解社会老龄化的压力。工业4.0的双重战略将使得德国保持供应商的领先地位，并且成为工业4.0解决方案的主导市场，这使得德国劳动力可以维持较高的工资水平和较强的竞争力。
日本政策体系。在“创新25战略”提出之前，日本政府就已经致力于建设信息社会，以信息技术推动制造业的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从而提出了“U-JAPAN战略”，目的在于建设泛在信息社会。其主要关注网络信息基础设施、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在社会各行业的运用、信息技术安全和国际战略四大领域。在泛在网络（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沟通）发展方面：形成有线、无线无缝连接的网络环境；建立全国性的宽带基础设施以推进数字广播；建立物联网，开发网络机器人、促进信息家电的网络化。另一方面，通过促进信息内容的创造、流通、使用和ICT人才的培养实现ICT的高级利用。“U-JAPAN战略”计划在ICT基础设施、物联网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为“创新25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基础。2008年，基于“创新25战略”和第三期《科学技术计划》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目标，日本政府提出了《技术创新战略》，主要围绕提升产业竞争力等方面进行政策设计。
为强化制造业竞争力，2011年，日本了第四期《科技发展基本计划》（2011～2015）。该计划主要部署多项智能制造领域的技术攻关项目，包括多功能电子设备、信息通信技术、精密加工、嵌入式系统、智能网络、高速数据传输、云计算等基础性技术领域。日本通过这一布局建设覆盖产业链全过程的智能制造系统，重视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并给予优惠税制、优惠贷款、减税等多项政策支持。以日本汽车巨头本田公司为典型，该企业通过采取机器人、无人搬运机、无人工厂等智能制造技术，将生产线缩短了40%，建成了世界最短的高端车型生产线。日本企业制造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战略计划为日本对接“工业4.0”时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他国家政策举措。英国启动的“高价值制造”战略意在重振本国制造业，从而达到拉动整体经济发展的目标。英国政府配套了系列资金扶持措施，保证高价值制造成为英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促进企业实现从设计到商业化整个过程的智能制造水平，主要政策包括：（1）在高价值制造创新方面的直接投资翻番，每年约5000万英镑；（2）使用22项“制造业能力”标准作为智能制造领域投资依据；（3）开放知识交流平台，包括知识转化网络、知识转化合作伙伴、特殊兴趣小组、高价值制造弹射创新中心等，帮助企业整合智能制造技术，打造世界一流的产品、过程和服务。
韩国提出了“数字经济”国家战略来应对智能制造的国际化浪潮。在该战略的指导下，韩国政府制订了国家制造业电子化计划，建立了制造业电子化中心。2009年1月，韩国政府并启动实施《新增长动力规划及发展战略》，确定三大领域（绿色技术产业领域、高科技融合产业领域和高附加值服务产业领域）17个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新增长动力。2011年，韩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国家融合技术发展基本计划》，决定划拨1.818万亿韩元（约合109亿元人民币）用于推动发展“融合技术”。韩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加快推动智能制造技术的培育和发展，高度重视传统支柱产业的高附加值化，在工业新浪潮中占领高地。
印度工业发展一直受到制造能力不足、制造业商品质量低下的困扰。2004年9月，辛格新政府宣布组建“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委员会”，专职负责推动制造业的快速及持续发展。2011年，印度商工部《国家制造业政策》，进一步明确要加强印度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2014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启动了“印度制造”计划，提出未来要将印度打造成新的“全球制造中心”。“印度制造”的核心领域就是智能制造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结合印度本国高度发达的软件产业基础，在智能制造流程管理等领域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
中国发展智能制造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政策落实过程中对智能制造工作的粗放管理问题。国家层面对于智能制造工作已经上升到很高的重视程度，但是目前在政策层层下达分解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政策指令失真和政策效果不明显的问题。例如在一些地级市，智能制造改造被作为行政命令下到企业，企业被迫引进一些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线但却不能合理操作，又或是引进企业联网式管理方式但却难以有效实施，造成了大量的企业资源浪费。这归根到底是对智能制造本质属性的认识不足造成的，因为智能制造必须要从激发企业内在改革需求出发，引导企业系统化地变革生产方式才能避免以上一些问题的产生。
传统制造行业对智能制造改造成本难以消化的问题。我国制造业具有鲜明的地区集聚特色，其中大部分是以工业附加值较低的传统产业为主，低成本竞争策略盛行。智能制造作为一种旨在从根本上改革生产方式的工业革命，前期相关机器设备以及技术学习的成本过高，直接导致企业投资智能化基础设施积极性不高，企业方面阻力很大。另一方面，智能制造的核心理念是网络式、智能化、系统性的生产制造新模式，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具有颠覆性改变，所以企业学习消化过程中也面临人、财、物多方面的成本压力。
智能制造技术引进渠道以及企业技术匹配问题。智能制造方式建立在自动化、机器人、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一大批高新技术的综合运用上，找寻合适的技术源来改造企业生产模式成为智能制造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现实中，大型技术供应商更多提供成套的智能制造技术解决方案，改造成本高；而中小型技术供应商则难以提供匹配度高的智能制造技术和管理模块，改造效果差。此外，部分中小型企业由于资源限制导致难以搜索到外部智能制造技术商，凭借企业自身技术存量难以实施有效的智能制造改造。
地区性劳动力富余与智能制造减员增效之间平衡的问题。中国制造业的起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庞大的劳动力基数，但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近年来随着逐年上升的工资成本正在不断弱化。部分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凸显“用工荒”，智能制造概念随着“机器换人”、“腾笼换鸟”等政策已被逐步实施。而反观西部一些地区正在面临劳动力回流潮，智能制造所带来的一线工人需求下降更加扩大了劳动力就业率缺口，政府部门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所以如何协调智能制造所带来的劳动效率大幅提升和地区性劳动力富余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中国应对智能制造发展趋势的政策措施
建立多层次综合支持政策体系推进智能制造建设工作。有效推进智能制造工作首先需要架构完整的政策体系作为保障，包括宏观战略性政策、部门管理性政策以及企业操作层政策等，需要在国家战略性政策中将智能制造提升到影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作的核心地位。“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作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顶层设计，制定了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其次，“两化融合”等部门性管理政策能够作为智能制造的有效支撑。“两化融合”过程中应该加强推进提高生产设备、生产过程、制造工艺智能化水平，加快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等先进制造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培育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推广智能制造生产模式等。同时，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范围内，加强该领域的智能监测监管体系建设，提高重点安全生产水平、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智能化水平。最后，在微观政策层面尽快出台鼓励企业采用智能制造生产方式，加快淘汰落后生产方式的系列政策。
结合“机器换人”政策，以制造流程再造推进智能制造工作。智能制造的应用与推广将降低人工成本上升和人口红利减少对中国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源消耗。目前正在开展的“机器换人”工作以“装备+机器人”的制造方式替代人工的制造方式，能够有效推进智能制造工作的实施。特别是用自动化的制造方式替代部分人工管控的制造方式，用网络化智慧的制造方式替代全部人工直接管理的制造方式，用精准用料、用能的绿色制造方式替代不安全、有污染的制造方式，将装备引进与工艺改造有机融合，最终实现智能制造流程再造、管理创新等系统工作。
加强智能制造共性技术推广范围和技术服务支持力度。智能制造对于大多数采用传统方式的制造型企业来说都是新兴技术领域，从实践中也可以发现存在着引入成本过高和技术管理脱节的问题。所以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智能制造的支撑能力建设，加快提升相关产业支撑能力，突破核心共性技术的研发，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鼓励智能终端产品创新发展，有效降低企业采用智能制造方式的投入成本。智能制造底层技术包括高效能运算、超级宽带、激光粘结等“通用技术”研发，中试层面要推进以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制造技术和工具。在企业实施过程中需要研制大规模生产系统、柔性制造系统和可重构生产系统等复杂性技术系统。此外，智能制造推进工作需要协同企业主体、社会智库、中介机构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等多方社会资源，加强智能制造技术的宣传推介、技术咨询、系统管理等领域的技术服务活动，这直接影响到企业应用智能制造实施效率问题。
以税收优惠、专项基金等政策手段扶持智能制造工作落地。从经济成本角度为相关企业“减负”是切实推进智能制造生产方式的最直接手段，其中税收优惠和专项扶持基金可以分别起到“推”和“拉”的效果。税收优惠的范围既包含购买智能制造设备的所得税抵扣额度，智能制造固定资产的加速计提折旧等应税额部分的优惠，又包括面向智能制造企业（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核准资格）的所得税等优惠税率政策支持等。另一方面，也可以出台“智造2025”等专项扶持基金，专门对企业引进高规格智能设备，开展智能制造研发，投入智能生产流程改造等活动进行直接补贴，切实帮助企业推进智能制造转型工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小企业技术源开发模式的国际比较研究”和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战略及其竞争优势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3CGL020、71332007）
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4
中国是否需要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一直是萦绕在国家决策者、飞机工业界和学术研究部门专家学者头脑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段时期，仿佛达成了共识：中国的比较优势不在飞机制造领域，只要进口飞机就可以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当我们看到欧洲依靠强大的政府补贴建立了生机勃勃的空中客车公司，与美国波音并驾齐驱的时候，不得不静下心来检讨以往的决策：没有飞机制造这样关键产业的自主创新，中国是否可以有效提升产业竞争力。从我国的实际和欧洲的经验看，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发展大型飞机制造业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国家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
发展大飞机制造业时不我待
对于中国而言，依靠自主创新发展大型飞机制造业，是一项带有全局性的战略举措。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激烈较量的大背景下，大型飞机工业的崛起对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发展大型飞机制造业可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快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大型飞机制造业，能够推动一大批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促进制造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大型飞机的设计制造，关联到材料、电子、机械，车辆，能源、建筑等几乎所有工业部门，其技术特别是关键性高新技术的研发和扩散，能使制造业产业链得到极大的拓展和延伸，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美国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利用飞机制造技术派生出来的产品销售额，比用这种技术制造的航空产品的销售额大15倍，其带动技术升级的衍生效益就更大。其次，我国航空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大型飞机制造业，不仅可以拉动经济增长，还可以有效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特别是在当前世界制造业加速向我国转移的过程中。通过发展大型飞机制造业来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能力，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经验表明，有了大型飞机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就有了整个产业结构进步的领导者。随着飞机技术的发展，其他各项现代技术不断更新。
发展大型飞机制造业可以有效地促进技术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航空产业是现代“工业之花”，不仅是大国的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而且也是实现技术和系统集成的重要载体。技术创新不仅表现为单项技术的突破，还表现为相关技术的集成，战略技术及产业的发展更有赖于复杂系统的组织集成。加强航空产业领域的技术集成，是我国实现技术跨越的紧迫要求。目前。我国战略技术及其产业领域存在着严重的系统集成不足问题，难以形成技术集群的突破与跨越。发展航空技术及其产业，有利于我国科技发展由注重技术导向转变为注重产业导向和市场导向，有利于带动装备制造业，数控机床产业。电子产业、材料产业、发动机制造业等相关产业重大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中国被誉为“世界工厂”，但是，实际的技术创造，特别是系统集成还都依赖于跨国企业。也就是说，中国因为没有关键技术体系进步的推动，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系统集成体系。这就意味着，最终的产业竞争力是虚弱的。
发展大飞机制造业的有利条件
经过近6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基础比较雄厚的航空科技及工业体系，基本具备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大飞机的技术能力、经济实力和市场条件。
从技术上看，我国已能够自行设计开发和制造大型飞机。多年来的多项国际合作，使我国已拥有制造大型飞机的工业条件、技术基础和管理能力。通过转包生产国际大飞机制造企业的部件，使我国航空工业的装备水平和部件加工工艺水平显著提高，基本具备了先进客机的零件加工、检测和质量保证能力。上世纪九十年代，与原麦道公司合作生产的实践，使我国具备了大型先进客机的批量组装能力，系统地掌握了先进的信息化工艺流程管理和全面质量控制的标准及方法，从而使全行业的制造技术和管理水平，迅速向国际先进水平靠拢。另外，我国曾经独立发展过中短途飞机的研究制造，在一些关键零部件和工艺流程方面也有自己个性化的体会和知识积累。此外，我国拥有一支素质优良的从事太飞机总体设计和研究的工程技术队伍，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和设计，管理及工艺技术方面的领军人物。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不继续推进入飞机的科研和生产，这支重要力量就会自然解体，对国家来讲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从经济上看，我国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支撑航空制造业的发展并实现完全的产业化。
欧洲各国为空中客车的发展提供了数百亿欧元的研发和生产补贴，美国对此耿耿于怀，从没有放弃过指责和批评。中国要发展大飞机也必然需要国家的强力支持，至于这种补贴的规模有多大，专家学者们的测算大相径庭，但是总体看，绝对不会超过“三峡工程”的动态投资规模。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撑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其实，实际需要的国家投资远远小于“三峡工程”的水平。
从需求来看，大飞机的市场潜力很大。据预测，到2020年，世界新增客货机将达2万多架，总价值达15000亿美元；届时我国民航客机拥有量将达到1900架左右，20年内共需补充各类客机约1700架，其中65％是干线客机。这一广阔的市场需求是发展我国大飞机制造业的重要历史机遇，绝对不能够坐失良机。最近一段时期，我国分别从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购买了14口和70架(据传近期还要从波音购买一扎(飞机)客机，显示我国民用航空市场扩张速度超出预期。尽快生产出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客机是抓住机遇的唯一途径。
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路
通过积极开展航空领域的国际合作，我国逐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掌握航空键技术钓国家或集团都不可能转让核心技术，培养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我为主。自主创新的方针不动摇，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在具体做法上，必须强调通过产品带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摒弃单纯的技术取向。另外，我国在航空工业发展上一直走仿制。改进、改制的技术路线，这种技术发展模式难以形成有效的技术产业关联，不适应长远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要明确以获得型号自主知识产权为首要目标。尽快形成明确的机型系列发展思路，从而带动相关技术的群体突破。目前，在波音、空客垄断大
型民航飞机国际市场的情况下，我国应参照国际上先进大型喷气飞机制造技术，走从支线飞机到干线飞机的发展道路，一旦条件成熟，首先在国内批量生产，替代部分进口，以最小代价、最短时间满足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
发展大飞机制造业的政策措施
一是突破体制束缚，重整国家资源。体制问题是阻碍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我国航空工业内部力量分散、相互掣肘的问题十分突出，条块分割、地方分割和“山头主义”的弊端至今仍然存在，使得国家有限的资源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与利用，这是我国航空工业在发展战略、技术路线和型号规划上长期难以形成共识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不解决，无论是支线飞机还是干线飞机的研制，都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成果。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深化航空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力量布局，推进航空产业的战略重组，改变航空工业内部部门分割和分散重复配置资源的状况。然后逐步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飞机制造企业，让企业在产业发展中发挥主动性。政府只是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不代替企业决策。美国、欧洲的实践都说明，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政府和企业分工合作是飞机工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必须在这方面有所借鉴。
二是将大飞机发展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航空工业是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的产业，一旦发展战略和方针确定，就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特别是大飞机的型号研制投入巨大，应尽量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持之以恒地成系列发展。我国航空制造业尚未形成稳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因而缺乏发展的连贯性。这种状况不但容易造成国家财力上的损失，而且容易丧失良好的发展机遇。把发展大飞机纳入国家发展规划，通过政府的力量促进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有效分散战略产业的市场风险，保证战略产业发展目标的实现。美国、欧洲、俄罗斯、巴西等国都将飞机制造业的发展列入国家的长远规划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三是建立自主的航空技术标准体系。目前，波音和空客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依靠专利和标准占领市场，设置森严的技术壁垒，封锁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高技术和研制大飞机。因此，我国必须实施完整配套的标准战略，形成既与国际接轨、又有自己特色的技术标准体系，以适应未来航空高技术及其产业领域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发展大飞机制造业的几点启示
1、政府和市场在构筑国家竞争力中都发挥着独特作用。按照一般的经济理论，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现实表明，很多时候政府的主导作用也会有助于产业竞争力的形成。空中客车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波音集团走过的历程同样是美国政府高度干预的结果。政府的有效干预在一定市场条件下加速了资源整合，形成了全球竞争的新格局。这种现象其实并不背离市场竞争的基本原理，因为在跨国市场形成和全球产业重组的背景下，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弥补了市场差异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所以，当我们考察国际竞争时，多重视一点政府的作用，并不会扭曲资源配置。
2、政府应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我国飞机制造业的发展几起几落，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形成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竞争需要的重大问题决策机制。事关国家发展前途的重大决策往往由几个技术人员或是不明技术特征的政府官员最后拍板，这就难免失误连连，最终给国家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再看我国的汽车制造、高新技术等产业的发展决策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仿佛形成了谁主管，谁决策的惯性机制，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科学的决策机制应该是利益回避的、融合社会所有精英意见的体制，是以事实说话，而不是以地位高低论真伪的体制。
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WTO框架；国际竞争潜规则；国家手段
一、引言
信制造业是为电信运营商提供电信系统设备和软件、为公共电信网用户提供终端设备的行业。在过去的10年里，随着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以及市场的逐步开放，全球电信服务业得以迅速发展，从而使得通信制造业经历了重大变革及快速增长，同时也加剧了通信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而且由于各国政府的积极参与和通信制造业本身具有的特点，通信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中出现了一些特有的“潜规则”，即世界通信制造业已经从价格、成本、质量、品牌等传统要素的简单竞争转向通信制造与运营管理互动能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动能力、企业与政府互动能力等综合要素的多层次竞争。
与传统的产业竞争相比，通信制造业的竞争表现出明显的干预性特征。干预性是指国家通过政府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使其在某些产业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发展成为国内支柱产业并成功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改变国际市场的竞争格局。通信制造业是信息时代的经济支柱产业，其战略地位导致了国家干预的盛行，主要手段有政策倾斜、拨款资助、低利率风险贷款、减免税、市场壁垒、技术转让限制等。这些手段主要表现为政府强力干预通信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使通讯制造业受到政府促销政策和保护政策两方面的影响或控制，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是和国家的利益休戚相关，许多企业都得到所在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经济方面，这些手段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深度结合提升资本的影响力。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机构、私人信贷机构等完善的出口信用体系，有重点地支持本国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通讯产品出口。为了支持本国企业向尼泊尔出口通讯设备，占领该国市场，韩国政府提供低至1％利率的优惠贷款，印度政府提供零利率的优惠贷款，令单打独斗的中国企业望尘莫及。由于通讯是一种新资源垄断行业，一旦进入市场，会逐渐在该国占据主导地位，并排挤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该市场。目前，有关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正在将参与国际竞争的各要素资源进行相互匹配，并有效利用。由此可见，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的运作受到外生变量的影响，海外业务需要寻求与国家发展战略和金融支持相结合，这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至关重要。
二、合理运用国际竞争潜规则保护国内市场
就技术水平和企业的竞争力而言，信息和电子通讯产业在中国还是幼稚产业。从产业安全的角度来看，按照发展中国家幼稚产业的发展战略理论，对一个新兴的且对国家整体竞争力有重要意义的产业，应当实行战略性保护。然而，在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下，对信息和通讯产业实行以传统贸易保护为主旨的保护性发展战略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可以探索的“保护”战略应是保护国内技术学习和保护技术标准的建立的政策与措施，这个战略可以定义为包括对进口有选择的保护和对外国投资者有选择的限制，以及刺激企业规模、教育和研究与开发活动的积极手段。从通信制造业国际竞争潜规则的内容来看，其“制度手段”就表现为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各要素资源的相互匹配。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使用这一手段。例如，新加坡政府就曾经推行以扩大投资者的技术规模为目标的产业和外资政策。从历史实践来看，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尤其是韩国、台湾和新加坡，政府都给予了积极的政策支持，在建立支持工业发展的制度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工业标准、质量保证、培训、信息收集、技术推广、检验和研究支持机构等方面都进行了直接干预。因此，对中国而言，除了以培育风险资本为目标的制度创新外，需要政府在以教育和科研资源的储备为核心的关键要素上发挥积极作用，在技术政策上应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研发开支。在重大关键技术领域设立攻关与产业化示范科技专项，其中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信息安全与电子政务及电子金融，相对应的是，不断提高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比率。
第二，人力资源。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知识和人才竞争中掌握主动，通过各方面政策使外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回流到中国。
第三，产权。虽然加入WTO后我国按条约义务将强化其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但是应特别关注加强对我国发明者的知识产权保护，并在国家研究和开发项目中着重加强有利于我国的知识产权管理。
第四，标准。对于一个有巨大市场潜力的国家而言，我国不仅需要维持在产业生产和出口上的优势，实现产业本身在市场上的绝对利益，同时应该探索作为国际生产网络中标准制订者所获取的相对收益。可以说，中国开发自主技术标准是对全球经济的战略对策。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极富创造力且教育程度日益提高的劳动力，因此有必要为自己的市场设立一套具有竞争力的标准。而且，中国独特的语言也是一个天然的优势，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在信息技术、通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开发中国自己的技术标准。通过建立自主的技术标准，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使用其创新技术，并利用广阔的市场来加速推广的进程，从国内企业扩大到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这无疑将成为我国改变这些新兴产业利益分配格局的一个契机。
另外，还应当注意到WTO的许多规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它有许多例外，如：受冲击遭受重大损失时，允许制定合理的保障措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时，可限制某些产品进口；允许保护幼稚工业，维护国家安全等。这就为WTO各成员在遵循国际通行规则的基础上，合理保护自身权利和产业安全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作为WTO成员，应该学会灵活运用WTO的保障机制，维护我国产业安全，保证产业正常健康发展。同时，我国还应发挥WTO成员和经济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吻合的产业安全保障机制。
除了作为长期技术发展战略的政府干预之外，制度性的管制也是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体现为产业投资政策、法规以及措施，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当然，政府管制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有的管制可以促进一个国家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有的则会阻碍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例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就对一些联合科研活动构成了障碍。技术性管制增加了对产品或劳务的约束限制条件，而有些约束可能会加深对市场的细分，从而引导技术创新进入一个更加细分和更为专业化的新领域，因而有前瞻性的政府管制可为产业创造市场需求，刺激新的创新型企业的产生。因此，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政府管制的边界是非常重要的。
三、增强中国通信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手段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通信制造业，中国政府只有制定适应国际竞争潜规则的发展战略和相应措施，增强中国通信制造企业的应变能力，才能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赢在起跑线上，并能够有效帮助高素质的中国电信制造企业最终在国际竞争中获胜。
(一)建立与完善政策和法规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1．制订实施通信制造业“走出去”战略的指导性和导向性的规划，制订适应国际竞争潜规则的发展战略。通过深入研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别和地区战略规划，用以指导企业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2．将对外援助与各种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相结合，为通信制造企业“走出去”开辟道路。以援外合资合作资金为主要来源，建立境外发展专项资金，以无偿资助、前期入股、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支持境外投资。将国家外交援助政策和风险补偿机制结合，形成通信制造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在友好国家迅速占领市场。
3．加快通信制造业“走出去”方面的立法进程，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二)建立与完善金融和外汇管理促进体系，形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良性互动
1．为了实现在通信制造业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深度结合以提升资本的影响力，需要整合出口信贷、外贸发展基金、优惠贷款等政策性资金，设立境外投资风险基金；明晰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机构的地位，建立“风险补偿金”制度，将政策性信贷和商业性信贷区分开，剥离本应由国家出口信贷机构承担，现在却由企业承担的过高风险；建立以国家承担风险的形式，为企业科技创新、实施国际化战略提供充满生机的体制保证。
2．合理规划出口信用体系，加大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强调对重点高科技行业的金融政策倾斜，改变政策性贷款、外贸发展基金的数学平均分配方式，以质论贷，有所侧重，促进一批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壮大，增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动能力。
3．建立适合通信制造企业跨国经营特点的外汇管理、外贸管理体系，真正实施“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外贸发展战略。与“走出去”战略相适应的、高效率的外汇、外贸管理体制要能够从体制上解决为企业放行的问题，为企业“走出去”创造条件，保障实现有规模地“走出去”。
4．发挥政策性保险的资金杠杆作用，适当降低出口信贷等政策性贷款的保险费率，开发新的保险产品。
(三)建立与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合理利用外交手段干预通信制造业国际竞争
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6
“去工业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危害，并完善避免“去工业化”陷阱的相关政策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不久在北京举行。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总结2016年经济工作，阐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主线。从全球看，美国奥巴马政府极力推动“制造业回国美国”，德国推出“工业4.0”，特朗普欲加码减税优惠吸引制造业回归。落实中央经济会议提出的振兴实体经济目标，必须认识“去工业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危害，并完善避免“去工业化”陷阱的相关政策。
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取决于其国际竞争力。从经济上看，国际竞争力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把国际竞争视同为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国际竞争力就是指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其产品的能力；另一个方面是把国际竞争视为国内经济的比拼，因此，国际竞争力就是指一国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制造业在其中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造业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经济各部分的发展；制造业的领先又能使本国商品的市场开拓能力强于其他国家。因此，制造业不仅担负着国家财富制造基石的作用，也涵盖了一国引进吸收能力与输出扩张能力等。
正确认识
一般认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后期，第三产业将超过第二产业比重，并被认为是一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
上世纪后半期，发达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浪潮，形成几乎一种“周期”的态势。
美国首当其冲。作为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大国，美国早在20 世纪初就实现了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曾达到峰值28%，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40%左右。此后，美国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其它国家。1980年，金融、地产与专业服务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过制造业，制造业开始经历趋势性萎缩。随着金融业宏观监管放松，美国金融业突飞猛进和制造业外迁于2007 年前后达到高点。
其它发达国家的趋势几乎与此雷同。日本等国家则在更短时间内完成了这个阶段，同时也留下了更多“后遗症”。
日本经过战后2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此后，日本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不断推进产业转移，也为产业空心化和经济泡沫化埋下隐患。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日本学界长期研究认为，产业空心化是导致产业竞争力弱化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工业化”
有关去工业化的公开讨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去工业化问题淡出；21世纪初，随着美国需求萎缩及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竞争，去工业化再次引起关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大家普遍认为，在某种意义上，金融衍生市场的过度膨胀和第二产业的空洞化是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去工业化研究热情再次被点燃。这一次，大家不约而同的提出，“再工业化”。
系统布署
2009 年10 月，美国失业率最高飙升到10%、GDP 同比增速-4%，经济系统的稳定性面临威胁。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美国经济要从过去维系在金融信J之上的高消费模式，转向出口推动和制造业推动的成长模式。美国政府随即提出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促进法案等。这一系列行动及政策被称为再工业化。
与此同时，西欧各国也纷纷出台再工业化计划和政策。2008年9月，英国政府公布新的振兴国家制造业的战略计划；2010年9月，法国政府提出必须进行再工业化，在“新产业政策” 中明确将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2010年，西班牙制定了再工业化援助政策。
这次是认真的。此次“再工业化”战略均通过法案或计划的形式，有力保证了其实施与执行。
而且，本次“再工业化”战略有相应的多层次多方位政策部署进行系统性配合，有效保证了其顺利进行和收效显著。
首先是强化贸易保护措施。所使用的贸易救济手段不断变化，涉及产品范围也不断扩大。比如加强反倾销及“双反”调查力度；加强技术性和知识产权贸易救济措施；甚至通过修改国际竞争规则或建立新机构来实施贸易保护等。
其次，用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回归本土。主要利用税收或补贴等扶持方式。美国取消了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所享税务优惠，同时为回巢及高端制造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此外，是加大高科技技术创新投入。欧美政府持续增加创新投入，并鼓励企业增加高端研发投入。美国《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草案增加了133亿美元科技投入，主要流向美国竞争力计划所重点支持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和国立健康研究院。
中国内涵
“再工业化”词条在1968年出版的韦伯斯特词典就有。这是美国作为政策计划第三次提出“再工业化”。而且，确实有一定的效果。
比如，引资效果显著。2000-2007 年美国制造业FDI（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4. 36%，小于同期制造业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5.03%；2008-2013年美国制造业FDI 年均增长率高达7.55%，大于同期制造业OFDI的5.22%。
实体经济持续提振，美国制造业总产值于2009 年大幅缩水后连续高速增长。出口市场强劲复苏，2010-2014年间累计增长了52.76%。其中，高科技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
更值得注意的是，2009-2012 年间，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从2009 年的16.5%上升至2012年的17.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从2009 年的82.6%下降至2012 年的81.6%。但劳动雇佣比重走势正好相反，第二产业劳动雇佣比重下降幅度大于之前的年平均降幅，第三产业劳动雇佣比重持续上升。这种背离说明虽然美国实施“再工业化”，其内涵与我们想象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回迁等迥然不同，回归的制造业是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的企业，其生产率的提高大于其雇佣员工人数的增加，因此，“再工业化”战略也进一步促进了生产业的就业增长。
不错，这次再工业化，不是旨在恢复和振兴传统的制造业，而是一种重设计、高质量、高附加值的“精细工业化”，是通过产业升级，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引领和改造其他产业，特别是新能源、信息、生物、医疗、环保、空间等新兴产业。在智能化的大趋势下，服务性不再是制造业的对立面。
同样的倡议，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这一次，应该是通过科技和创新，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融合度变得更高。
制造大国
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与制造业的蓬勃紧密相关。从全球制造业发展的历史看，中国发展的机遇，与改革开放的过程和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后的制造业向外迁移的过程不无关系。
然而，中国还不是个制造业强国。
现阶段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国家比仍有相当差距。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式仍以粗放式为主，亦未能形成规模效应。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易受外界经济冲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力红利正在下降，资源过度消耗也使环境压力巨大。中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的90%以上，但只占世界工业制成品的10%左右，竞争力仍有待提高。
近些年，中国与欧美国家贸易摩擦则急剧上升。2010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337调查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我国企业。欧盟委员会2012年9月宣布对我国光伏组件、电池、硅片等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该争端年涉案金额近1300亿元。日前的“市场经济地位”之争也是一例。中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外部市场均受到挤压。与此同时，欧美等国的产业吸引力相对增强，我国国内却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房价上升、环保压力、税费等，使企业感到运营压力日益增加。
此外，尤其在前些年的“GDP竞赛”中，只想追求速效，不愿意解决对短期增长无效或有负效果、但能够提升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性问题，采取了一些可能竭泽而渔的措施，强力加大提前消耗，硬性提高虚假需求，甚至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以及无效使用，给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带来了严重的扭曲。时至今日，要把自己打造成“金融中心”的城市数不胜数，对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片面追求已成为普遍现象。经济走向“脱实向虚”。
“中国陷阱”
纵观历史，中国的问题昭然。中国的工业化卡在了所谓“周期”的陷阱中。一方面，由于发展速度超常，中国制造业与日本类似，在较短时间内就开始追逐制造业“周期”末段，发生了“去工业化”的现象，而更危险的是，中国只是体量庞大，其实根本“工业化”未及。这事实上破坏了中国制造良性发展的路径，形成了经济“脱实向虚”，并且难以回到正轨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起步较晚，还在上一个“周期”之中，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下一个“周期”中来，因此，“未工业化”遭遇“再工业化”的资源争夺战，进一步加重加大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压力。并且，由于我国实体经济本就不够扎，“虚火上升”只会更加重系统风险的可能性。
中国有中国独特的优点，但别人犯过的错误，中国也都在犯。而且由于时间短促，压力集中，消化难度更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经济现代化不可能绕过工业化阶段。在中国，农村人口占比仍高，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实际上也无法代替工业化的功能。
从企业层面来看，应积极应对国际制造业发展新形势和新趋势，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实现中高端制造业的升级，一方面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发展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的突破。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能力，树立企业品牌意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但必须注意的是，企业作为微观个体，千差万别，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竞争和正确的激励，进而才能够形成最活跃、最优质的市场，得到最具价值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因此，市场政策决策和制定者的导向才是其中关键。
改善营商环境
当前至关重要的是，要培育适合企业积极发展的营商环境，以及能够公平优胜劣汰的高效市场。
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强化制造业在作为工业经济中心和国民经济主导产业的定位，坚决改变一些地方盲目追求虚拟经济指标增长的产业结构政策扭曲现象。因各种原因形成的资产泡沫不但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也打压了制造业的积极性。当地方政府因自身收益而助推房价的时候，才会出现实业因房租太贵而无以为继，同时又因两套学区房就起死回生。但这种童话无异于杀鸡取卵，促使制造业无立锥之地。所以，政策制定和执行必须要放弃短期利益，放眼长期，从根本上改变自身和投映于市场的激励机制，提高智力能力，加强监管能力，挤压企业虚拟经济投机行为空间，促使经济脱虚向实。
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最在乎的，无非是两点，投资收益，以及运营环境的稳定性。因此需要切实下功夫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尤其是一些额外成本和制度交易性成本。比如税负中许多“费用”既不透明又缺乏法理依据。而运营整体政务环境需进一步加大公开、公平程度，以法律为准绳，使行政政策和手段受到应有的约束和监督，实现宏观稳定和一致性，实现对实体经济和微观客体的服务功能。
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7
中国工业现状：2.0-2.5
“工业4.0”在国际上有很多版本：18世纪下半叶工厂取代作坊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化生产。20世纪初流水线普遍应用导致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规模生产。21世纪初用数字化制造技术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定制分散的生产。
一个美国人提出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是两个驱动新经济模式的轮子，然后导致第三次工业革命。
真正比较有影响力的是《第三次浪潮》这本书，由华盛顿大学教授托夫勒所著。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人类历史发展有三个阶段：一是农业阶段，二是工业阶段，三是现在面临的信息化阶段。
“工业4.0”是西门子提出的发展战略，经过研究专家论证，上升为德国国家发展战略。说明德国是由企业主导。像我们中国是政府主导推《中国制造2025》。电子、IT、工业机器人是工业3.0，重点解决自动化问题。“工业4.0”最核心的是信息物联系统CPS。重点解决智能化的问题。信息物联CPS是美国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并且预言CPS作为21世纪引领性的关键技术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中国工业4.0，也有人说我们中国离得太远。这个话对不对？既对，也不对。西门子自我评估还没有到4.0，是3.8。
中国工程院对中国的企业进行了调研评估，认为大部分企业目前还处于2到2.5的水平。最近听说华为邀请了一些国际上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他是2.7的水平。应该说华为代表中国最具有创新性的企业，是水平最高的企业之一。我们工程院提出中国工业4.0智能制造应该是2.0补课，3.0普及，4.0示范。我们很多企业还处于粗放型生产，还需要补2.0的课。3.0要推广应用。而4.0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在制造业范畴里，国家层面提出这么一个宏大的计划，还是第一次。证明国家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提出十个优先重点发展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与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机械、农业机械装备。
这十个优先重点发展领域跟之前提出的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六个专项有些是重合，有些是交叉，有些是整合过的。比如第二个，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本身就是十六个专项之一，根据现在形势发展，现在与机器人整合在一起。
《中国制造2025》跟“工业4.0”有很大的联系，但是也考虑到中国企业现状和特点。
《中国制造2025》是工程院向工信部、国务院建议的。起源于两个：第一，周济院士提出的制造强国发展战略。由50多个院士和100多名专家经过调研分析，向工信部、国务院建议；第二，路甬祥牵头的创新设计发展战略。他是搞液压的，他认为中国要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最薄弱的就是创新设计。现在搞“工业4.0”、智能制造最大的问题是就是我们做什么产品。
工业4.0解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做什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整体来说，我们全国特别是江苏、浙江、广东沿海几个省份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仿制为主，真正原创性的产品基本没有或者不多。所以我们做智能制造第一个前提就是要解决创新设计的问题。
“+什么”与“怎么+”
目前来看，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制造业发展战略其实都聚焦于两大技术领域：互联网和智能制造。那么，应该是“互联网+制造”，还是“制造+互联网”，对此我持三个观点：第一，谁加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两者相加的和，即应用效果；第二，推广“互联网+制造”就是要用互联网技术支撑制造全业务流程；第三，互联网与制造业相互渗透，谁加谁要由企业主体来定，对互联网类企业而言，应该是互联网+制造更合适，对于制造类企业而言，应是制造+互联网更适合。其中，两个关键点不变，一是互联网技术应跟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二是希望用互联网技术来解决制造业当中的问题。
制造技术有设计、加工、装配、制造服务、故障诊断、市场预测六大技术应用，这六项技术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会产生深刻变化。对企业而言，需要解决“+什么”、“怎么+”这两个问题。
对于江浙地区民营企业发展快、发展好，但大部分企业还处于产业链中下端这一现状，转型升级的需求十分迫切。例如富士康做一个苹果手机只赚到9美元，相当于仅占苹果手机市场售价的1%。因此，制造企业迫切需要转型升级，那么互联网技术就是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抓手。这也是我认为的第一点，互联网应该“+转型升级”。
第二，互联网应该“+创新设计”。企业应用互联网后，生产效率提高了，但产能过剩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所以推广“互联网+”应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创新设计。做什么产品才得到顾客欢迎，需要从设计源头上来解决。以浙江为例，浙江是制造大省，浙江制造业占全国制造业总量的18%～20%，但目前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困难。这是因为浙江制造业的特点是区域经济，嵊县是家家户户做领带，永康是家家户户做小五金，而在奉化，气动是个大的产业。这些区域的经济在市场经济初期是好的，但现在已经出现过剩现象。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没有创新机制，形成了仿制为主的技术路线。因此，我们要利用“互联网+创新设计”，并将其摆在一个重要位置。
第三，互联网应该“+工艺提升”。目前很多民营企业都是粗放型生产、粗放型工艺，能源、资源耗费较大。
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改进工艺，甚至替换原有工艺。针对目前比较火热的机器人应用，一部分企业积极性很高，效果也很好，但一部分企业的实际应用效果不太理想。我觉得原因有两点，第一，机器人要与企业产品工艺过程深度融合，第二，因为企业原有生产工艺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特点基础之上的，使用机器人不能简单地替换人，而要根据机器特点重构工艺流程。
第四，互联网要“+强化质量”。产品的质量是最重要的，但目前我们的产品质量、性能及指标还不及发达国家，因此“互联网+”对于我们强化产品质量十分重要。
第五，互联网应“+衍生服务”。现在很多制造企业都想做服务，但他们对服务的理解可能还有一定偏差。我认为制造服务有两个基本点，首先必须做高技术服务，而非辅助，其次必须要围绕产业价值链来做服务。要做到第二点很难，因为很多企业做的制造服务并没有提升产品价值，而是将服务理解成产品售出后的一种附带服务，这种理解并不全面。我认为，制造服务应该是一种新的模式、产品和市场，当然也需要有高技术来支撑。
第六，互联网“+拓展市场”。这是互联网的核心优势所在。经过互联网搜集到海量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就能够了解某一个产品的消费群体层级、消费者满意度、消费区域偏好等。目前，很多企业都开始通过大数据对市场进行分析，但目前都还停留在相对浅层阶段。
制造业对国家的重要性篇8
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由于在制造业各方面的竞争力已经落后于中国，正面临着提高自身制造业能力的巨大压力。在未来5年内，这一竞争力的差距将愈发加大。同时，提高制造业能力对发展中国家也越发重要，特别是对像中国这样因劳动力成本在中长期内不断上升而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的国家而言。
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来说，网络化制造――即通过使用数据流来驱动制造业实现更好的沟通、协调和控制，具有确保其制造业竞争力的巨大潜力。制造业通过实现网络化制造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灵活性和许多其他好处。本文是在书面研究和深度采访业内专家，包括制造业专家、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基础上完成的。我们将详细分析网络化制造将带来什么，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实现向网络化制造的成功转变，以及数字化生产对经济的潜在影响等问题。
网络化制造体系能有效利用数据流控制和优化生产，从而使小批量生产和定制生产成为可能。反过来，这也使制造业能以更大的灵活性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反应。网络化制造还能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
根据德勤中国的一份研究，尽管现阶段尚处于网络化制造的初级阶段，仍有77%的中国工业机械设备制造商认为，下一代制造能力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制造商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就如何转向数字化生产上却很少能达成共识，并且只有极少的一些公司开始将向数字化生产理念付诸行动。
成功实现向网络化制造转型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自由的跨境贸易和信息流动。强大的通信网络、完备的技术标准和数据的安全性则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条件。毫无疑问的是，劳动力的技能也是一个关键要素。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重点关注这些先决条件帮助经济体系营造一个向数字化制造转型的有利环境。
虽然政府制定了许多有力的政策杠杆，但单单依靠政府的行动不足以驱动经济体向数字化制造转型。诸多向网络化制造转型的先决条件需要有公司所有者、教育界、科研机构和其他一些领域的共同努力方能得以实现。
网络化制造能使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有机会通过更灵活、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来提升其竞争力。网络化制造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是一个机会，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其成本优势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而逐渐消失时，籍此维持或提高他们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
专家们预测网络化制造将有效提升生产力，他们同时还认为向网络化制造转型并不会导致就业人数的显著下降。他们指出，从历史上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未来
在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产值持续下降的趋势下，他们的制造业正面临着一个新的竞争机遇：网络化制造。“如果我们能使制造业变得更加聪明和实现广泛有效的互联，我们就可以将制造业更多的留在发达国家本土境内，并能围绕制造业实现更多的创新”。克里斯汀.伦斯巴赫-柯纳兹，一位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理事会工作的信息化专家和政策分析师这样认为。他指出：“象德国这样的机械设备制造强国，已经将网络化制造视为在下一轮制造业创新浪潮中保持继续领先的有效途径。”
通过网络化制造，生产体系的不同部分能够通过数据流实现更好的沟通、协调与控制。伦斯巴赫-柯纳兹认为，数字化生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可以使制造商驱动对整个生产系统的全面优化。“你的许多机器设备都在收集数据，”他指出，“但是因为你的机器设备已被嵌入在更大的信息系统范围内，你将有可能以云计算为中心来优化整个生产系统。”
提升制造业能力对于诸如美国、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而言势在必行。根据德勤2013年全球制造竞争力指数报告，这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竞争力上已经落后于中国，在未来5年内，预计这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在过去的十余年间，美国，日本和德国已经见证了本国制造业产出和就业的双重下降。在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20.7 % ，而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间，美国每100个就业人口中有3.1个制造业就业机会已经消失了。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需要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制造业占中国GDP的32.4% ，仅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间，每一100个就业人口中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就增加了3.1个。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助长了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私营部门的工资水平仅在2012年就上涨了14%。如果劳动力成本在中长期内不断上升，中国的制造商们很可能面临失去竞争优势的风险。
变革
下一代的未来制造模式将严重依赖于数据化。“传感器技术、先进的机器人技术、无线通信技术、更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大数据的存储能力，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主席孔翰宁（Henning Kagermann）解释道。那么这一切在今天又有什么不同呢？答案是“所有我们需要的技术现在已经足够廉价和负担得起”，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一些观察家们认为网络化制造代表着一种革命。“由于消费者在供应链中的驱动作用越发明显，我们正逐步从‘推动模式’转型为‘拉动模式’”， 剑桥大学制造业研究所国际制造研究中心主任贾格吉特.辛格.斯雷解释道， “生产系统要能以更具灵活性的方式应对小批量生产和大规模定制产品组合的生产需求。” 这种灵活性对制造商而言十分关键。德国夫琅和费研究所工业工程中心执行主任魏汉姆.鲍尔指出：“最近的发展表明，对多变需求的快速、灵活的响应机制与生产高度定制化甚至个别化产品的能力是紧密相关的。”
迪特尔.斯帕思，一家位于德国的工业技术类公司威腾斯坦公司总裁，则描述了当今所谓的产品个体化生产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究竟是如何实现的。现在的许多智能手机是由人工组装的，这主要是因为智能手机的开发周期是如此之短，自动化生产的模式很难跟上时代的步伐。简单来说，这是因为启动一条新的手机自动化组装线会需要1-2年时间，而采用人工组装智能手机的厂商则早已生产出了新一代的智能手机。“所谓个体化生产需要具备极大的灵活性。”斯帕思教授总结道。网络化生产则能提供额外的灵活性。
新一代制造模式在生产率和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将带来诸多好处。 斯雷博士认为网络化生产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生产用材料从何处来，在何处使用，以及使用完之后的去向，这将有助于我们发现浪费和效率低下之所在”。这还意味着更少的材料浪费、更低的能源消耗和更少的工作场所事故的发生。
根据2014年2月由德勤中国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CMIF ）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在中国大约有1/5的机械生产商已经装备了更加智能化设备，他们发现这些生产商的工作场所生产事故因此下降了50%乃至更多。这份调查报告显示，有77%的中国机械生产商认为开发下一代制造能力对他们的公司而言十分重要。然而，尽管网络化制造可能已经接近一个临界点，数字化生产仍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只有少量一些企业已经采取行动促使其业务向网络化制造转型。
德勤中国制造业管理咨询合伙人RICKY TUNG则指出，东南亚的制造商对于采用网络化制造技术的意愿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仍然可以享受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不过，他指出，制造商明白，如果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那么好日子行将结束。从长远来说，“他们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升级转型以确保他们的竞争力”，他说，“这是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游戏。”
前提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阶段都仍处于向网络化制造转型的早期。“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就如何实现转型达成了共识，并且我们也并不清楚实现转型的关键撬动点是什么。”孔翰宁教授说。尽管如此，专家们还是普遍认为，一个国家、地区或行业要实现向网络化制造转型必须具备若干先决条件。
在这些先决条件中首当其冲的是要实现自由贸易，网络化制造要想尽得其利，就必须能方便地跨越国界。德勤中国高级咨询顾问肯尼斯.德沃斯金认为：“网络化制造在一个自由开放的贸易环境中运作比它在一个封闭的贸易环境中将更加成功。”他进一步指出：“高度保护本国市场的国家，通常存在复杂的管制程序，而这非常不利于发展快速响应性的贸易和制造模式。”德沃斯金博士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东南亚国家之间正在迅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这一重要变化趋势。
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网络化制造将使生产比原来更为分散和更加灵活，”经合组织信息化专家和政策分析师鲁道夫.范德伯格说，“网络化制造需要实现适时交付、工厂相互之间的良好沟通，这一切都有赖于良好的基础设施。”德沃斯金博士则指出，网络化制造“将需要非常可靠且廉价的带宽，以及防止系统崩溃的机制”。
专家们还强调了与材料、流程、基础设施、互操作性和互联互通相关的标准的重要性。“我们今天已经拥有了许多不同的、互为补充的标准，这些标准已经能够良好的协同运作，”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先进制造项目办公室主任迈克尔・莫尔纳指出，“我们需要使这些标准变得更好，更加综合和更为全面”。孔翰宁教授则认为：“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全球公认的开放标准，我们需要一个可供参考的架构使人们能够在其框架下实现模块化创新，并最终还能实现一体化的整合。”
随着网络化生产的蓬勃发展，安全和保护机制也愈发重要。“数据作为基本知识产权已越发重要，因为它定义了产品和生产过程。”莫尔纳表示。正因为如此，网络化制造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法律框架来保护知识产权，“数据安全领域也需要同步发展，这会涉及到通信、控制、加密标准、信息处理等一系列领域的发展”。更为复杂的是，安全性需要覆盖整个制造体系，包括制造工厂、供应商和分包商，以及物流运营商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