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的辩论范文
时间：2023-11-07 17:28:25
科技创新的辩论篇1
1．教学过程不合理教学过程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学内容时代性不足。目前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创新型国家等5个方面。教学过程中，教师大都偏重于经典理论的阐释，对于科学与伦理关系的探讨、思维方式演进规律的探寻等时代焦点性问题至多只能点到为止，无法深入分析。二是课堂规模超大。由于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逐渐扩大，从1980年的每年不足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53．9万左右，而师资人员并没有相应增加，这造成现在高校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班级一般都在150人以上，甚至200人以上。其直接造成两个问题:一是教师工作量大，疲于奔命，根本没有时间学习提高，追踪现代科技发展前沿;二是学生大都来自不同的院系，无法做到因材施教。
2．教学效果不理想教学效果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普遍兴趣不高，到课率低。不少研究生认为学习本课程是为了获得学位而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这方面的问题就更为突出，由于其在培养目标上侧重于应用性，这导致部分专业硕士研究生错误地认为作为公共基础课的自然辩证法课程并不重要，专业课程才是学习的重点和核心;由于研究生政治理论公共课教学班级规模普遍较大，任课教师教学管理一旦处于“放松”状态，研究生到课率不高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即使有部分课堂学生到课率较高，但吸引学生的主要是教师上课时所展现出的幽默感或讲述的有趣故事，教师表演的色彩远大于教育的实际效果，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水平和创新能力。
二、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效果不理想原因分析
1．自然辩证法课程学科属性不明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种种问题的首要原因应是该课程学科属性不明。“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名称源于1925年在苏联首次公开出版的恩格斯著作《自然辩证法》。1956年我国在制定全国十二年(1956—1967)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时，首次确认恩格斯所创立的“自然辩证法”是处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一门独立科学，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自其诞生以来，关于其学科归属一直争议不断。主要是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应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其基本依据为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由自然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与思维辩证法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二是等同于哲学学科门类中“哲学”的“科学技术哲学”，其基本依据是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内容和观点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当代形态。三是认为“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并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是作为一个“学科群”在发展，其基本依据是这门课程具有“马列、哲学与政治”三门课程的属性。而根据《意见》制订的教学大纲则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目前的学科分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面并没有“自然辩证法”二级学科。
2．学科组织体系不顺，师资队伍水平偏低由于学科属性不明直接导致学科组织体系不顺，表现为自然辩证法课程在《意见》中明确规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课，其课程应归属于承担高校公共政治理论课的独立教学实体二级单位，一般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但许多重点大学一般都有专业的哲学院系，甚至设有科技哲学专业，这些院校自然辩证法课程一般由这些哲学专业院系教师承担教学任务，其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科技哲学相关内容展开，大大削弱了该课程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由于“自然辩证法”学科有明显的“大口袋”特色，即该学科具有开放性、动态适应性、交叉性、跨学科性等特点，这实际上对任课教师有较高的要求，而目前自然辩证法教师大都是文科背景出身，自然知识匮乏，更谈不上紧跟最新科技前沿成果。
3．课时数较短和教学内容丰富性之间的矛盾自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已按照《意见》和新的教学大纲全面展开。《意见》规定将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概论”从必修课(3学分，54学时)调整为选修课(1学分，18学时)。经过2012年、2013年两个教学周期的教学实践，笔者明显感觉到与自然辩证法课程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18个课时过于短少，根本无法完成教学任务。而在2013年对教学大纲进行修订的过程中又增加了十精神的相关内容。主要是在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三个方面，将十的新观点、新提法体现在大纲的各个章节中。［1］65这使得两者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有效性路径分析
1．加强自然辩证法课程学科建设是基础当前“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学科定位。学科定位的基本依据在于准确理解学科的研究对象。2012年版教学大纲将“自然辩证法”定义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是对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和手段的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概括、总结。”虽然在表述上同1979年版、1991年版以及2004年版全国统编讲义或教材略有不同，但其基本观点都是一致的，即“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的方法。这种观点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板块化理解的产物，即将马克思主义简单的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规律)、科学社会主义(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界的认识规律)。实际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著作中所阐释的“自然”其内涵绝不仅限于自然界，是包含“社会和思维”意义上的自然，是全部现实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全书内容的安排上，既讲“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也讲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原因。如这样理解自然辩证法，是不是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相混淆了呢?显然不是，前者强调的是对全部现实世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后者则强调的是在掌握前者的基础上，对全部现实世界能动的改造，即社会实践。这同科技哲学的研究对象———人们对自然、自然科学及其技术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为了自然辩证法和科技哲学的共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再设一个“自然辩证法理论”二级学科，哲学门中保持现有“科学技术哲学”二级学科，是个不错的选择。
2．理顺学科组织体系，提高师资水平是保障学科定位准确为理顺学科组织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将“自然辩证法”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之后，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教师自然应归属马克思主义学院。鉴于在国内重点大学目前大多数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的教师大都属于哲学院系，可以让教师自己选择是到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和研究，还是继续在哲学院系从事科技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这样有利于自然辩证法和科技哲学两个学科的共同发展。对于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的教师，应加强相关学科内容的培训，尽快提高其教学科研水平。因“自然辩证法”学科具有“大口袋”特色，所以，应根据任课教师学科背景的不同，分别进行培训。就目前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师队伍现状而言，人文学科背景的教师占大多数，所以要加强任课教师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相关教学内容的学习。在教学班级的组成上，鉴于专业硕士研究生规模逐渐扩大，可以把教学班级分为两大类:专业硕士类和学术硕士类。任课教师也可分为相应的两类。
3．精心组织教学改革，提高教学针对性是关键当前专业硕士研究生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改革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1)着手制订针对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教学目标。基于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总体培养目标是:为各行各业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相应的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应设定为:培养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批判思维与创造思维的统一。前者是基于学生过早专业分化导致学生视野的局限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裂、甚至对立现象的出现。后者是基于学生在本科阶段受到的主要是学科的规范教育，主要处于知识积累阶段，而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应逐步向创新阶段发展，此时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正当其时。而批判是创造的起点。批判的起点则是破除对日常经验自以为是的熟知态度，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这样的知识，既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因而无论怎样说来说去，都不能离开原地而前进一步。”(2)着手进行针对各类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的教学内容整合。教学内容整合的必要性是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新课程方案课时短少，仅有18学时。这就要求教师应积极整合教学内容，把学生最需要的内容放到课堂上。二是提高教学针对性的需要。现有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内容庞杂，所以应针对具体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与知识储备进行教学内容的整合，打通专业知识与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内容整合的可能性也是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学内容本身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以及能动性;二是新课程方案给了教师很大的教学自治空间。教育部仅是制订了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没有制订全国统一的教材，这为广大任课教师在教学内容设计、教学体系构建等方面提供了广阔的教学自治空间。就专业硕士教学而言，教学内容的整合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应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及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角度重点阐释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三方面内容。具体来说，比如针对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在讲授到科技伦理时可结合现有司法相关内容进行讲解。二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应突出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具体教学而言，如工程专业硕士相关教学可以结合现有重大工程建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得与失，通过回溯的方式还原工程技术专家在工程技术探索实践活动中具体展现出来的思维方法、思维路径，分析其思维方法、思维路径产生的过程，批判其思维方法、思维路径的局限性，进而培养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3)着手进行专题式教学方式的改革。由于新课程方案课时的大幅减少，仅为原有的1/3，而教学内容并没有相应的减少，这就要求教师在较短的时间内传授教学的核心内容，专题式教学应是教学方式的最佳选择。所谓专题式教学是指在准确理解和把握教学大纲基本精神和要求的基础上，按照大纲规定的内容，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提炼出教学重点，按照问题来组织课堂教学内容的教学方式。就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专题的设计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紧紧围绕教学大纲凝练教学重点、设计教学专题，各个专题既有本身的重点、难点，相互之间又应成为一个统一整体;二是紧紧围绕当前专业发展前沿的相关问题设计教学专题，如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时，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可以围绕基因及基因工程技术，详细分析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的各个问题;三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的关注点不应是单纯向学生讲解理论内容，或简单向学生介绍各种各样的科学方法，而应是在此基础上揭示理论内容自身所蕴含的方法论前提和根据，这样才能真正引导学生主动地思考问题，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科技创新的辩论篇2
摘 要： 自然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部分，以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自然辩证法是我校研究生的通选课，有助于研究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拓展思维方式，培养创新思维等。
关键词： 自然辩证法；研究生教育；创新能力；思维训练
研究生是担负学习、研究等多重任务的特殊群体，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学术性的科研活动，学习知识，更新知识，发展知识，不断推进内在完善与外在超越相统一，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协同。研究生作为高素质人才，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创新能力和思想政治觉悟，是时代提出的要求。
一、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范例，切实的实践功能。自然辩证法的学习过程就是在以科学知识传承为载体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理念培养的综合过程，渗透对研究生政治方向、思想素质、道德品质的培养。
（一） 有利于研究生的政治教育 。自然辩证法具有政治教育功能是指在自然辩证法的学习过程中对研究生的政治认知水平和政治素养的提高，以及政治方向的坚定产生积极的影响，使研究生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
自然辩证法的学习有利于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深刻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有利于研究生科学地看待自然、社会、人的关系，正确地认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理解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思想，从而坚守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深刻地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自觉地学习、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
（二） 有利于研究生的思想教育 。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具有思想教育功能，对研究生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的积极影响，提高哲学素养，培养求真务实的精神，提高思想素质。
提高思想素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世界观方面，研究生应掌握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唯物辩证法武装头脑，防止形而上学，用唯物史观武装头脑，作为观察各种社会现象的唯一科学方法；在人生观方面，研究生应当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目标，把劳动和对社会的奉献作为人生追求的价值尺度；按照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总体原则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做到社会为先、个人为后。
（三） 有利于研究生的道德教育 。研究生具备了一定的科学文化底蕴和道德水平，其道德方面的发展也基本趋于稳定，所以自然辩证法的道德教育功能集中体现在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感、诚信和奉献等道德素质的培养。
自然辩证法认为伦理道德以真理为基础，将伦理道德“善”的追求建立在科学“真”的基础之上，认为人文关怀是科学发展的终极目标，把人文精神与科学有机地统一起来为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而服务，这是自然辩证法道德教育功能的根本理论依据。此外，自然辩证法课程包含大量的关于科学家敢于追求真理的事实案例，体现出的科学精神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感、诚信和乐于奉献的道德品质。
二、 创新素质培养功能
（一） 激发和塑造作用 。自然辩证法课程涉及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为科学献出了一切。这些科学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研究生感召力和说服力，鼓舞他们在科研的道路上勇于挑战、敢于创新，这有利于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激情的培养。
马克思认为科技是生产力，邓小平阐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首要地位。自然辩证法的学习使研究生充分认识科技的重要作用，深刻理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内涵，从而热爱科学、追求科学，为科技进步而奋斗。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与鼓舞下，研究生能够刻苦学好基础知识，着重能力的训练，提高发现事物内部规律的能力，培养创新素质。只有具备了创新能力，才能站在探索真理的前沿，才能进行知识创新，才能为解决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才能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
（二） 决定和启迪作用 。创新是自然辩证法的应有之义、灵魂实质和目标追求。自然辩证法课程充分体现出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功能和以创新机理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论功能，对研究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起决定作用。
与生俱来的创新能力是罕见的，创新素质需要后天的培养，需要一些指导和启迪。自然辩证法课程讲解了很多科学方法、科研选题的原则，详细地讲解了创新思维的内容，包含创新思维的一般过程、特征和几种具体的创新思维模式等。这些内容不仅是理论还是创新方法，能够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和素质，对研究生的创新意识有启迪作用。
三、 思维能力训练功能
（一） 锻炼发散的思维方法 。正确的思维方法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方法正确则事半功倍。发散思维的广阔视野帮助我们举一反三，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思维成果。自然辩证法帮助研究生突破固 有的思维模式，多角度考虑问题，深加工获取的信息，得到更多的设想或方案，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思维的灵活变通是极为重要的，遇到困惑难以解决时要学会变通的看待问题，要更新观念，试用别的方法去解决。自然辩证法除了注重科学的实用和功利价值外，还注重科学的文化功能，即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推动和奠基作用。
（二） 强化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 。自然辩证法的学习是从熟悉的自然科学知识中认识自然辩证法原理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发现自然辩证法的作用，这样学到的自然辩证法就是具体的、生动形象的，而不是空洞的、晦涩的。这样的学习过程是形象思维的强化过程。
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学习自然辩证法使研究生具备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为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奠定基础，锻炼研究生从多角度考虑问题，获取更多的信息，进行有根据的推理，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样的过程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研究生的逻辑思维。
四、 科学精神塑造功能
科学精神是指约束科学家的有感情情调的功能和规范的综合体。这些规范以规定、赞许、禁止的方式表达，借助于制度而合法化。求实创新是科学精神的精髓。
研究生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并不等于具备了科学精神。有的研究生出现了求真务实的迷茫、质疑批判的软弱和科学理性的欠缺等现象。自然辩证法课程显示出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是科学家坚持真理，艰苦奋斗的历程，教育了研究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挑战的勇气、合理质疑的能力和严于律己的品格，崇尚真理，探索求知，让研究生认识到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不能证明科研能力，只是自欺欺人。只有那些严于律己，艰苦奋斗的科研工作者才能登上科研的高峰，赢得世人的尊重。
五、结语
自然辨证在研究生的思维训练、创新素质提高、科学精神的塑造等方面发挥着作用，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需特别指出的是，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应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突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合科技社会发展的现实，以学业生涯发展的需要为指引，有针对性、学术性和创新性，使自然辩证法课程具有的功能得到体现，作用得到发挥，使研究生获得真正的收获。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胡金波.论科学精神与研究生的人格塑造[J].高等农业教育，1997（02）：29-33.
[2] 王新刚，周柱兵.论研究生自然辩证法学习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J].前沿，2007（11）.
科技创新的辩论篇3
爱因斯坦在回答施威策的信中，在讲到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科学技术而西方在这方面却层出不穷时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的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在这里，爱因斯坦把科学成就与哲学成就，特别是与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成就紧密联系起来，认为西方科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把西方哲学家发明的哲学研究方法成功地运用到了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并为科技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正确途径。而中国的哲学家没有做这类研究，也就谈不上将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从而取得科技的巨大发展。由此表明，哲学与科技发展关系密切，在科技发展的历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科技创新的关键是方法创新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创新活动的历史。创新活动贯穿于人类生产实践、社会斗争实践、科技实践之中，知识为体方法为魂，方法是创造一切的关键。对于科技创新来说，科学方法的创新是关键环节。因为科学方法能使科学研究更严密，从而使科技创新更有效地进行。巴甫洛夫曾深有体会地认为：“方法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方法掌握着研究的命运”。科学方法是科技工作者认识客观事物的手段。这个认识手段在黑格尔看来“是主体方面的某个手段”，即主体在探索的认识中所拥有的能动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黑格尔又说：方法也就是工具”。因此，科技工作者掌握了优秀的科学研究方法就等于拥有了先进的科研工具，用这个工具去进行科技创新，定能促使科技创新的实现。因为任何方法都包含着对有关对象规律性的认识，它是根据这种规律而制定出来的用以进一步认识和改造现实，并从而获得一定成果的手段或工具。众所周知，在科技史上开普勒因善于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概括出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而他的老师第谷因却使得真理从眼前溜掉。所以，通常情况下科技工作者们不仅非常注意科学研究的具体内容，而且非常重视科学研究的方法。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笛卡儿说:“我可以毫无踌躇地说，我觉得我有很大的幸运，从青年时代以来，就发现了某些途径，引导我作了一些思考，获得一些公理，我从这些思考和公理形成了一种方法，凭借这种方法，我觉得自己有了依靠，可以逐步增进我的知识，并且一点一点把它提高到我的平庸的才智和短促的生命所能容许达到的最高点。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说：认识一位天才的研究方法，对 于科学的进步，……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用处。科学研究的方法经常是极富兴趣的部分。”
科学方法是科技工作者所应掌握的一种创造性的复杂技能，但这种技能不是人们先天就有的，是人们通过学习不断总结经验而逐步地提高和发展的。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在科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大致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从前辈或同行中学习得来;二是在科研实践中摸索、体会出来；三是在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获得。哲学是科学研究相当重要的方法源泉之一。因此，学习哲学是科技工作者获得科技创新方法的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作为科技工作者应重视对哲学的学习，因为：第一，哲学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哲学研究的方法，如归纳法、演绎法、矛盾分析法等能为科学方法的创新提供最普遍的方法论指导;第二，哲学是主体的纯粹思维活动，是主体方面反思人类各种活动(包括科技活动）的重要手段，它总是超越关于经验对象的思考，超越既定的科学理论，做出新的科学发现或提供新的科学理论;第三，从科技史上看，大凡在科学活动中有创新举措的科技工作者都具有很高的哲学素养，都自觉地使用哲学的方法指导自己的工作;大凡有众多科技创新成果产生的年代，也都是人们在哲学观念（思维)转变的带动下使科学方法有重大突破的年代。20世纪的创新巨匠爱因斯坦，年轻时就曾如饥似渴地钻研过古希腊哲学家和近代笛卡尔、康德、马赫、彭加勒等人的哲学著作，并从中获得很多启发，他认为，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他讲：科学如果脱离了认识论一只要这是可以设想的一就成为粗俗的、混乱的东西。[1因此，一个国家、一个科技工作者要想有不断的科技创新成果产生，就必须重视对哲学的学习，不断改进科研方法:4]。
二、哲学为科技创新提供普遍有效的方法
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它在给人提供世界是什么的同时也提出认识世界的方法应当是什么样的，即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的工具。古希腊哲学家、科学方法论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称自己的哲学为“工具论”，近代经验论哲学鼻祖弗朗西斯·培根也把他自己崭新的哲学叫做“新工具”。哲学的这一工具性突出地体现在它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以下三种主要方法。
(一)哲学的逻辑思维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科学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为科技创新开辟了新思路
恩格斯说，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甚至连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形式逻辑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对人类思维的形式进行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的关于人类思维规则的学问。它揭示了正确的思维形式，让人们弄清了思维必须符合哪些条件才能达到认识的目的。逻辑思维方法是哲学研究中重要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法。由于逻辑推理具有使人的思维更严密、严格、严谨的优点，被逐渐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中，并成为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研究的日益发展，通过逻辑论证获得科学知识的方法越来越受到极大关注，科技工作者们根据一定的科学事实和经验材料，遵循逻辑思维规律和思维规则，按照严格的逻辑程式进行科学思考、判断和推理，获得了极大的科研成就。特别是进一步系统化和程序化的逻辑论证方法一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诞生和运用，为科学研究方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科技工作者开创了新的思路，迎来了科技创新史上的一次大丰收。
归纳法和演绎法是由两位著名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笛卡儿在建立科学知识体系时将具体的科学方法上升至哲学的高度进行提炼、研究提出来的。
归纳法是一种建立在对大量观察资料进行理智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由个别到特殊，由特殊到一般从而得出关于此类事物的规律性认识的科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系统化了的科学归纳法是培根在批判经院哲学和传统教条阻碍科学发展的前提下，从经验论的角度，进一步阐述科学试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必须建立一个合乎时代需要、能促进科学与生产发展的新哲学的思想指导下首先提出，后经赫舍尔、惠威尔等人完善和扩大的。比起以往自发的归纳法来，科学归纳法能根据对某类事物的典型对象及其属性之间必然联系的认识，推出该类所有对象中都具有某种属性的一般性结论，深刻揭示和显现事物的因果关系，是一种上升到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层次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倍受科技工作者的青睐，是科学方法的创新。这一创新在物理学领域使科技工作者们发现了许多新定理、定律。例如:力学中的牛顿三定律，热学中气体的三定律，电学中的库仑定律、欧姆定律、焦耳一楞次定律，光学中的反射、折射定律，等等，都是归纳实验的结果。在生物学领域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也与他自觉地运用归纳法有直接关系。
而瑞典生物学家林耐由于忽视归纳法的运用，仅仅用分类方法分析问题，得出了物种不变的错误观点。恩格斯指出：从个别东西开始的一切推理形式都是实验上的和以经验为基础的东西。演绎法是从已知的某些一般原理、定理、公理或概念出发推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它是笛卡儿在批判经院哲学和传统教条阻碍科学发展的前提下，从理性主义角度提出的必须把科学知识大厦及其每一组成部分都建立于“理性”的基础上的科学方法和思想。笛卡儿认为，从感觉经验中引申出来的认识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运用归纳法只能得到或然性的、不确定的知识。
而近代科学中的力学和天文学已不满足于个别经验材料的搜集甚至也不满足于系统经验材料的初步整理，而是要求建立完整的、逻辑上自恰的科学理论体系。于是，笛卡儿借助数学建立了他的直观一演绎法。后经以伽利略、牛顿等为代表的科学家和以杰文斯为代表的哲学家的发展，又建立了假说一演绎法。演绎法的创立和使用，加强了科学研究的理性思维特征性，是科学方法的又一个创新。因为它可以在大前提的第一原理下通过一系列的间接论证得到“较远的推论”，它是发现的逻辑是发现真理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演绎法使科技工作者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产生了许多科技创新成果。例如，狭义相对论的一系列重要结果，是爱因斯坦运用演绎法从两个基本原理得出的，一个是相对性原理，一个是光速不变原理。从这两个原理出发，推导出洛仑兹变换，进而演绎出物体在高速运动时，钟慢、尺缩、质增以及同时性的相对性等等。建立了与经典物理学的时空理论根本不同的现代物理学的时空理论即狭义相对论。又如，热力学的全部内容便是从热力学的三个定律出发，按照严格的逻辑推理而演绎出的一系列新结论。
其实，在实际的科学认识过程中，归纳法和演绎法是互为条件、互相渗透的，是不可绝对分开使用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5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哲学逻辑思维的基本方法，在被一些科技工作者自觉运用于科学研究之后，使科学活动一改过去工匠式的从经验中摸索着创造技艺和工具的应用状态，成为用逻辑探索自然界规律的理性活动；使科技工作者一改过去那种只着重于“做什么”的闭塞思路，发展为要研究“为什么做”和“怎样做”这种寻求科技创新规律的新的思维风尚。逻辑思维方法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
(二)哲学的辩证思维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辩证逻辑方法，使科技工作者沿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正确道路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丰富真理
著名的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说过: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事情乃是制定研究法。
从整个科学以及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史来看，科学认识的进步和科技创新成果的获得是同科学研究方法的提高密切相关的。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单纯的归纳和演绎方法对于认识物质世界运动变化深层次的规律显得愈来愈不够用，科学已进入了需要用高于形式逻辑方法的方法去认识和揭示事物变化发展本质的阶段。此时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被引入到科学研究方法之中。由于辩证法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世界，因此用辩证的方法思考问题，把辩证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就能实现严密揭示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的认识目的。辩证逻辑方法给人们开辟了一种新的、但又符合自然规律的认识模式，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实现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恩格斯说:“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科学的辩证逻辑的方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
科学创新的实践，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创新实践表明，许多重大的科技突破或科技创新都与科技工作者自觉地运用辩证逻辑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密切关系。例如：哥本哈根学派的著名物理学家玻尔的“互补原理”就是在解决粒子波粒二象性统一的情况下，使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发明的。在1926年当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们为测不准关系所困扰的时候，玻尔指出，电子在原子中“轨道”的不确定并不是绝境，这只是对传统的质点运动轨道概念的否定。他认为，正是这种否定，反倒构成了原子能量唯一定义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把否定本身看成是我们认识的真正进步。只要把粒子属性的两个方面看作是互相补充、彼此过渡的，就可以更全面地把握粒子的真实状态。“互补原理”的基本原则就是从共存的对立面中寻求二者的统一性。二象性是粒子两种对立的客观属性，即在某些观测仪器下，微观客体被描述为“微粒”，而在另一观测仪器下，它们又被描述为“波动”，这是粒子两种对立的客观属性，是客观事实。但这一事实在经典物理学的机械观点看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属于一个事物的，是无法统一的。但是波尔运用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即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辩证规律去认识客观事物，承认粒子的两种对立的客观属性，并从对立面的特殊性中全面地把握了事物的丰富内容，正确地揭示了微观客体的特殊本质。
玻尔所使用的辩证的逻辑方法，随着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物理学、现代宇宙学、现代数学、系统科学等学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1928年狄拉克根据它的新方程得出一个大胆的假说:“真空”不空，“真空”充满了电子。这一假设后被美国科学家安德森所证实。又如，日本现代核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提出并证实的介子理论，为我们展示了质子和中子持续不断地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从而被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辩证本性。又如，彭加勒关于在数学中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交互运用、相辅相成的思想，扎德提出的模糊数学，贝塔朗菲创立的系统学等等，无一不是借助辩证逻辑方法思考和研究得出的。
辩证逻辑方法的性质决定了辩证逻辑方法的作用：即揭示事物的对立方面，在对立面互补统一的关系中达到新的和谐一致，达到对事物的更完美的认识，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各门具体科学都应学会运用辩证逻辑方法，科技工作者也只有在辩证逻辑方法的引导下才能沿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道路前进，才能取得更大的科技创新成果。
(三)哲学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引导科技工作者按照研究对象的本性确定与之相适应的方法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唯物辩证法的灵魂，也是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中最具普遍意义的方法和最高的指导思想。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是在人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在考虑自己的行动方式时，始终要依据客观实际，依据目标和实际情况去选择和确定自己的研究方法。
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科技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应该按照研究对象的本性和研究的目的制定，不能随意制定。也就是说，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研究对象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如果要寻找研究对象的某种现象或证明某种假设，就应该进行实证性的研究，这种研究的主要方法是经验认识的方法。经验认识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和实验法。经验认识方法比较重实践、重系统经验，它能为科学研究、技术发明、理论发现、科技创新提供大量的、真实的感性材料和对认识对象纯化的、定向性的、典型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天文学是较为典型的实证科学，它主要靠观察天体的位置、分布、运动、结构等因素来开展研究，不能去人为干预和改变这些因素，故天文工作者较多地使用经验认识的方法，他们长年累月地进行天体观测所积累的天文资料成为天文学发展的源泉。
如果要确定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就应进行基础理论性的研究，这种研究的主要方法是理论思维的方法。因为基础研究力图提供一个概念体系，把相关事实纳入一个可以理解的框架中，并通过这个概念体系，把各种各样的观察材料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理论思维方法主要包括经验定律和理论原理，理论思维方法能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经验定律，然后运用演绎的方法去解释或预测从经验定律中建立的某种假设原理。比如物理学中关于运动的基本定律和万有引力理论，就是将经验上千差万别的不同现象，如将自由落体、单摆、潮汐、月球、行星、慧星、双星、人造卫星的运动，显示为内在的一致性和规律性，显示为一个共同的基本机制的作用，由此可以对从苹果落地到卫星轨道等广泛的现象做出解释。基础科学就是用少量的原理法则对纷繁的自然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
经验认识方法与理论思维方法也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在科学研究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工作者能否自觉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科技工作者只有学会根据不同的科研对象和在不同的科研阶段运用不同的科研方法，才能在科技创新中取得成就。简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科技创新的又一内在方法。
王强
科技创新的辩论篇4
依据人教版高中生物教材（选修三）第4专题的要求，教材中有14页的辩论话题。笔者在高二年级某班以“转基因技术的利弊问题”为专题开展了一次对外公开的辩论会赛。我们想利用教材中这样的话题，以辩论会的形式充分体现新课程的理念，把课堂还给学生。在创设课堂情境、学生活动、意义建构、生物学问题的运用等环节进行了一次创意性的尝试，并以辩论赛的形式公开展示。本文谈谈自己对本节内容的设计策略及一些思考。
一、专题设计思路流程
（1）介绍辩论会的宗旨。正所谓“学术以竞而走，真理因辩而明”，本次辩论会旨在深化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培养和锻炼同学们的思维能力、辨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丰富同学的校园文化生活，展示我们一中学生的风采，促进师生、同学间的互动交流。
（2）介绍评委。由学科组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七位评委成员。
（3）宣布辩题。正方：转基因技术利大于弊；反方：转基因技术弊大于利。
（4）辩论会流程。①开篇立论阶段。正反方一辩分别发言。 要求逻辑清晰，言简意赅。②攻辩阶段。反方二辩选择正方辩手提问、正方二辩选择反方辩手提问；正方三辩选择反方辩手提问、反方三辩选择正方辩手提问。攻辩阶段，提问、回答都必须简洁明确。③自由辩论阶段。正反方辩手自动轮流发言。自由辩论提倡积极交锋，对重要问题不可回避交锋；对于对方已经明确回答的问题不能纠缠。④观众自由提问阶段。由双方后援团向对方辩手提问。⑤总结陈词阶段。辩论双方应根据辩论会整体态势进行总结陈词。
二、专题学习的教学策略
（1）将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作为课堂学习的切入点。《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标》）指出：“要重视从学生的生活实践和已有知识中学习生物，理解生物学。” 在学生通过对“专题1——基因工程”的学习对转基因技术及其成果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还可能对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前景怀有不尽的畅想；同时，学生在社会生活中，也接触到了转基因产品。学生从媒体上也听到了一些对转基因产品安全性争论的意见，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疑虑和想法。那么，对于转基因产品我们如何看待？转基因产品安全性问题讨论的焦点是什么？人们心中的疑虑有多少是盲目的？有多少是有科学依据的？从这些问题出发，能够很自然地引起学生对转基因生物的关注。
（2）在问题讨论、辩论会准备等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起于思，思源于疑”，它深刻地揭示了疑、思、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让学生在阅读教材的基础上，从多种渠道收集相关信息，展开辩论、提出问题。在理解教材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学生还可以提出个人经过选择、鉴别、整理而形成的观点和依据。在辩论中，让这些信息得以运用和共享。教材提供了学习的蓝本和思维的线索，教师只是发挥指导和评价的作用，特别是对学生有些不科学的想法予以指正，对学生知识水平达不到的环节予以点拨。
（3）课堂教学要使学生的思维真正参与进来，学生的活动才有效。从某种意义上说，主动参与的学习过程比单纯获得现成的结论更重要。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利弊问题的讨论，不同于其他生物技术专题，因为其他生物技术专题的原理和技术都具有确定性的特点。本节应注重于学习的过程，通过本节的学习，不仅引起学生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关注，而且能以科学的态度予以思考，即对不同的观点能够运用生物学知识加以理解和辨析。在态度取向上，正如教材所说“应该趋利避害，而不能因噎废食”——理性地看待转基因技术。通过“理性地看待转基因技术”的学习，让学生认识到不能单纯从技术角度去理解人们对待转基因产品的态度，应该看到，其中还包含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
三、学生学习后记
学生甲：我从未亲身体验真正的辩论，只是一种想象。当我真正站在辩手的位置，才明白心理的压力和恐惧。但当我看到对方从容的谈吐，开始明白，辩论不仅仅是一场智慧的交锋，更是一种心态的比赛。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的磨炼和洗礼，我会成长，会更好地承担一份责任。
学生乙：生物辩论赛虽然已结束，但给我带来的思索将维持下去。在繁忙的学习中抽出时间来研究，固然辛苦，却乐此不疲。这次辩论赛作为激励自己前进的号角，在今后的学习中要努力缩短差距，最重要的是现在我喜欢生物学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把学生物的目的奠基在考试和升学上，这是我最大的获益。
学生丙：这次辩论赛让我的视野从课本中延伸出去；此外我们从中学得团结协作的精神，学会将所学知识，用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总之，这次辩论是一次挑战自我，锻炼自我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
四、教学思考
这样的辩论会我校生物组已举办过三次，形式多样，班与班之间辩论，班内同学互辩。因此我们不是为了公开课而公开课，不是为了辩论而辩论，更不是作秀。辩论会之前，师生双方都要做许多前期准备工作，因为辩论赛不能预演。记得那一周学生有四门功课要进行单元测试，但同学们还依然兴奋地准备着，乐此不疲，因为那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在学习了基因工程的应用后，专题4中有多个关于转基因的辩论话题内容，我们不想让它成为书本的摆设。我们让学生在理解教材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学生提出个人经过选择、鉴别、整理而形成的观点和依据。在辩论会中，让这些信息得以运用和共享。新课标提出要让学生成为学习的首席，教师是课堂的导演和指导者。这一次我做到了。
作为辩论会主席的我不很正宗，作为辩手的同学们也不像大学生表现得那样精彩。但我们努力尝试，还算模拟得比较成功。十年、二十年过后，学生如果还记得这次辩论会，或感谢这次辩论会锻炼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或提高了学生的一些生物学素养，如果教育的一小段“划痕”能永驻他们心间的话，那我已达到了教育的真正目的。
结语：《课标》以全新的教学观念作为课程的基本理念，把生物学教育提升为“发展和完善人的教育活动”，作为“终身教育的重要方面”，树立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新课程理念。我们只有在创新、求活的发展变化中，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生物学科学素养，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个性品质。
科技创新的辩论篇5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第三，坚持面向实践与反思升华相结合的原则。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发端于技术实践，在实践哲学的引导下有了较大发展，但这也导致经验研究有余而理论分析不足的问题。因此，借鉴西方技术哲学成果是必要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确实需要关注技术实践，而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原本就建立在技术实践的基础上，它所需要的应该是反思升华，即在实证研究的同时强化反思与批判。
科技创新的辩论篇6
建国4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生物哲学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的研究历史、研究内容和研究特点的考察，旨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促进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历史过程
建国以前，我国的生物哲学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区”，1949年新的号召，形成了一支由生物学家、生物学史工作者和哲学家及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相结合的研究队伍，突出体现了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⑴著名科学家率先垂范，积极参与生物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关于生物哲学的研究被看作是生物学界本身一件值得重视的事，一些著名生物学家舍得花时间从事生物哲学的研究，撰写有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学术专著。在老一辈科学家中，童第周是最早进行生物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探讨了实验胚胎学中细胞分化与胚胎发育的核质关系，提出了细胞质在动物胚胎发育中控制细胞核的崭新见解，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40〕这一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科学依据。遗传学家方宗熙对进化论哲学颇有研究，生前发表过不少研究论著。其中《生命发展的辩证法》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起源与演化的辩证法，是7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代表作。〔41〕原生动物学家张作人也长期悉心研究生物哲学问题。他积几十年教学与科研的心得体会，广采博引古今中外的生物学史料和当代生物学的新成就，写成了《生物哲学》一书，对一些生物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了哲学考察。〔42〕植物分类学家陈世骧以进化论和分类学哲学问题研究见长。他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从哲学的大视野对物种概念进行了新概括，提出了“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新概念，把林奈的“物种不变论”和达尔文的“物种可变论”统一了起来。〔43〕这个观点提出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当然，我国热心于生物哲学研究的生物学家远不止上述这么多。像遗传学家谈家桢、生物物理学家邹承鲁、沈淑敏、生态学家马世骏等对有关生物哲学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平。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生物学家以外，还有一些物理学家、化学家也对生物哲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直接参与到这一研究中来。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丁达夫专门探讨了生物学的自主论与还原论问题。他们认为，与已知的物理学规律相比较，生物规律处于更高级的层次。所以绝对的还原论是不可能的。〔44〕这是物理学家对生物学还原论问题的精彩论述，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大为增色。
⑵哲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主力军 我国生物哲学研究人员主要来自社科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哲学素质和较扎实的生物学功底，所以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由哲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并完成的。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第一部理论专著《达尔文学说与哲学》就是由哲学家舒炜光撰写的。这部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作了全面分析与探索，是5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45 〕哲学家胡文耕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他在不同时期发表过多部（篇）生物哲学论著，可视作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他的新作《信息、脑与意识》一书对心身问题、脑与意识的复杂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讨论，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46〕哲学家邱仁宗主要致力于生命伦理与道德的研究，他的《生命伦理学》一书论述了有关生殖技术的伦理及安乐死问题，填补了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47〕哲学家余谋昌在生态哲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是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撰写的《生态学哲学》一书对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及其解决途径进行了哲学反思，发人深省。〔48〕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哲学家王志康在进化论哲学研究方独树一帜。他在《突变与进化》一书中专门探讨了突变概念的演变及其在生物进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9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49〕由于上述这些研究者同时兼有生物学与哲学理论知识，因此，他们所探讨的问题都有较高的理论深度，而并非一些零散的、直感的哲理性体会。
⑶生物学史是生物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生物学史工作者十分关注和投身于生物哲学的研究，他们在生物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常常深入探索某个案例而阐发其中的哲学问题，这样他们既为相关方面的生物学史行家，又较好地解决了所探讨的生物哲学问题。例如，李佩珊对遗传学史及其哲学问题，潘承湘对细胞学说史及其哲学问题，张秉伦对人类进化史及其哲学问题的研究，都属此例。另一方面，我们许多生物哲学研究者也都是生物学史研究的活跃分子，他们把生物学史与生物哲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生物学史个案研究来拓展、深化生物哲学的研究。例如卢继传、傅杰青都是这样的“两栖”学者，他们的研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4 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存在问题与建议
勿容置疑，建国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对我国生物学与哲学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与化学哲学、地学哲学等学科研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笔者以为，需要深刻反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我国目前生物哲学研究基本上是分散的、单打一的方式，研究者各自为阵，缺乏组织与协调。所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缺乏计划性、系统性，至今没有撰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生物哲学基础理论的学术专著。有鉴于此，有关方面应该做好组织与引导工作，尽快撰写出一批有份量的生物哲学论著，使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跃入一个新台阶。
第二、我国生物哲学研究涉猎领域虽然比较广泛，但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如生物学（生物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目前，国际学术界已经将生物社会学问题作为生物哲学研究的重点，它体现了当代国际生物哲学研究的最新动向与发展趋势。开展生物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学术界应及时地调整研究方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我国生物哲学研究队伍实现了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但这支队伍目前主要依托老一辈学者，中青年学者尚未形成中坚力量，从长远来看显得后备力量不足。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加快中青年生物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建立起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使之担当起走向21世纪的历史重任。
第四、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应加快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在研究成果上互通信息，在学术思想上交融互补。要尽快加入国际生物哲学研究组织（ishpssb），积极参与国际生物哲学界的学术活动， 使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走向世界。
目前，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年代，生物哲学研究者感到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一步加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一些综合性课题的研究，争取在未来的几年里，使我国的生物哲学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与突破，为胜利跨入21世纪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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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的辩论篇7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彰显了广义语境性与再语境性、解构性与建构性、相关性与因果性、预测性与实时性的辩证统一。即结构与意义的辩证统一，新范式与旧范式的辩证统一，数据“发声”与人的主观创造性的辩证统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辩证统一。为促进大数据发展，必须培养辩证思维能力，充分挖掘社会对大数据技术的个化性需求，加快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创造性，培养大数据文化。
关 键 词：大数据技术表征；过程；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N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2－0030－06
收稿日期：2014－12－12
作者简介：苏玉娟（1975—），女，山西稷山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科技史和科技哲学。
数据技术是一个经历了由“无数据”到“小数据”、由“小数据”再到“大数据”的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随着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便携网终端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因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对大数据需求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是大数据技术表征方法论被不断应用的过程。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他的《大数据时代》一书中将大数据引起的变革概括为：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他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大数据表征的现实性特征。随着大数据技术表征的不断深入，大数据技术表征的方法论特征越来越明显。将大数据技术表征的方法论作为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并揭示它的方法论意义，对于进一步促进社会大数据化的实现，是一项非常必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广义语境性与再语境性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的本性就是为人类提供认识。数据是由数和量演变而来。大数据指数据集合的大小已经超出了典型数据库在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方面的能力。从大数据技术表征的因素看，大数据技术表征体现了广义语境性与再语境性的辩证统一。
⒈广义语境性。“广义语境的含义就是将语境概念从狭义的语言领域扩展到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和认知领域，形成社会语境、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和认知语境。”［1］不同主体所涉及的广义语境因素是不同的。数据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有把数据放在特定的语境之中它才能被赋予意义。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包括历史语境、认知语境、科学语境和社会语境。大数据技术发展带来的文化、心理、伦理、法律、道德等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获得和使用大数据等技术问题构成了大数据技术表征的历史语境。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还引起科学共同体认知、企业认知、政府认知和民众认知的变革。大数据技术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变革构成了大数据技术表征的科学语境。大数据技术表征还引起了社会领域的变革，如企业生产、民众生活的方式等。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正是大数据技术在历史语境、认知语境、科学语境和社会语境中不断变革的过程。
⒉再语境性。“再语境化的过程就是语境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也即意义不断改变的过程”。［2］大数据技术表征涉及历史语境、认知语境、科学语境和社会语境。语境因素的变革将引起大数据技术表征意义的变革，这个过程就是大数据技术再语境化的过程，体现了大数据技术表征的再语境性。大数据技术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农业、商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由于每个产业、每个行业和每个企业语境因素的不同，大数据技术在每个产业、每个行业和每个企业表征的过程就是大数据技术再语境化的过程。对于每个企业来讲，随着语境因素的变革，大数据技术表征的意义也在变革。沃尔玛通过大数据技术发现尿布与啤酒的相关性，这个结果会影响沃尔玛对商品摆放位置的调整。所以，无论是从广义语境还是从每个企业的具体语境看，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就是大数据技术在不同领域再语境化的过程。
⒊广义语境性与再语境性的辩证统一。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是大数据广义语境化与再语境化过程的辩证统一。亚马逊公司能时实知晓购书者的偏好，是因为在历史语境中网上售书的记录、认知语境中企业研发团队和民众的认知水平、科学语境中大数据技术的变革、社会语境中大数据技术推荐相关图书对民众选购习惯的改变，是历史、认知、科学和社会等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亚马逊公司为每个顾客实时推荐图书的过程，同时又是具体语境的再语境化过程。可以说，亚马逊公司时实知晓购书者的偏好并推荐新书，是广义语境和再语境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广义语境为亚马逊公司推荐图书提供条件，再语境化则彰显亚马逊公司为每个客户推荐图书的个性化服务特征。
二、建构性与解构性
结构指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和安排。主体对客体信息的选择取舍或加工制作，最后都必须通过“建构”或“解构”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主体反映客体的要求。建构侧重系统的建立，解构指对稳固性的结构及其中心进行消解。每一次解构都表现为原有结构的中断、分裂或解体，但是每一次解构的结果又都产生新的结构。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是传统范式解构和新范式建构的辩证统一。
⒈解构性。范式是从事某一科学的共同体所共同遵从的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引起科学共同体研究范式的变革。“有人将大数据称为继实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科学之后的第四种科学研究模式。”［3］这种范式的产生来源于数据密集型科学的发展。每一种新的范式的产生都是在对旧范式解构的基础上产生的。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发生的过程就是新旧范式转换的过程。经验科学和实验科学偏重对经验事实和实验观察的描述，以归纳法为主。理论科学侧重理论总结和理性概括，以演绎法为主。计算科学主要以数据模型构建、分析和解决科学问题，以定量分析法为主。大数据技术作为数据密集型科学发展的重要领域，是“由传统的假设驱动向基于科学数据进行探索的科学方法的转变。”［4］传统的研究范式基于假设和问题，通过归纳、演绎和计算方法进行研究。大数据技术基于观察数据、实验数据、模拟数据和网络的大行为数据、大交易数据，并不依赖于假设，而是通过数据“发声”探索事物的现象和规律，是对传统归纳法、演绎法、计算模拟方法的解构。
⒉建构性。解构的结果必然是建构出新的研究范式。大数据技术在解构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建构出了自己的研究范式。从主体看，大数据技术研究范式从科学共同体表征走向社会表征。在经验科学时期，科学研究范式主要体现为个体表征。随着科学从“小科学”走向“大科学”，大数据技术表征从科学共同体扩展到政府、企业和民众，而且促使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社会领域的数据化。从方法论看，大数据技术产生的研究范式侧重数据挖掘和数据共享。一方面，强调数据本身科学研究范式的建构，即数据密集型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强调大数据在社会领域的再建构，实现大数据技术的社会化。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大数据可以被重复建构多次，不断形成新的价值。因此，大数据技术表征的建构性不仅彰显新范式的产生，而且彰显大数据的再建构性和价值的增值性。
⒊解构性与建构性的辩证统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吸收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抛弃旧事物中消极因素的过程。大数据技术对传统研究范式解构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旧范式。经验科学是理论科学的实践基础，理论科学指导经验科学的发展，计算科学为经验科学和理论科学提供了更好的模拟方法和计算手段。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离不开传统研究范式，是旧范式解构性与新范式建构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在解构传统科学研究范式的同时，也为传统科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大数据技术研究范式通过数据“发声”为经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研究范式的建构过程离不开归纳法、演绎法和计算法。上文中提到的沃尔玛超市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啤酒和尿布”销量的相关性，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因此，大数据技术解构与建构的过程既是对传统科学研究范式的解构，同时又是对传统科学研究范式的积极吸收，是解构与建构的辩证统一。
三、相关性与因果性
相关性是指两个或多个具备相关性的变量元素的密切程度。相关性的元素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或者概率才可以进行相关性分析。因果性分析是为了查明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导致一定现象产生的原因。强相关性往往是因果性的重要表现。大数据技术从“是什么”的角度分析数据之间彼此的相关性，为决策者提供选择，同时强相关性数据关系背后可能存在因果性。因此，大数据技术表征过程是相关性与因果性的辩证统一。
⒈相关性。“知道‘是什么’就够了，没必要知道‘为什么’。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要让数据自己‘发声’”。［5］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认为，小数据时代追寻因果关系，大数据时代追寻相关关系。相关关系是指当一个数据增加时，另一个数据值会随之增加。大数据技术通过分析事物之间的相关性，为决策提供服务。沃尔玛通过对每一个顾客的购物单、消费额、购物时间及天气等数据的分析，发现季节性飓风来临之前，蛋挞与飓风用品具有相关性，于是将二者摆放在一起。“通过给我们找到一个现象的良好的关联物，相关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捕捉现在和预测未来。”［6］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数据的采集、存储和分析以发现事物的相关性，这是大数据研究范式不同于传统研究范式的显著特征。
⒉因果性。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强调大数据技术的相关性，并没有否定因果性。虽然相关不等于因果，但不代表相关就不可能是因果关系。两个变量A和B具有相关性，其原因有很多种，可能AB或者BA，也可能CA并且CB。为此，要证明事物之间相关性产生的因果性，必须从理论上证明两个变量之间确实有因果性，并且要排除第三个隐含变量同时导致这两个变量的可能性。大数据技术通过统计因果关系反映事物之间的相关性，进而寻找隐藏在大数据背后的原因。只依靠数据，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挖掘数据背后的原因，人就可能成为数据的“奴隶”。“对数据的盲目崇拜，只会让冰冷的机器浇灭炽热却敏感的爱情”。［7］如果失去人类的探究精神，大数据技术表征将产生新的技术异化。实际上，在进行数据分析前，一定在思维中存在着关于事物因果判断的各种可能。因此，大数据技术表征具有因果性特征，需要结合数据的相关性和相关科学理论的逻辑性分析事物相关性背后的因果关系。
⒊相关性与因果性的辩证统一。“科学研究就是寻找研究对象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因果性，科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基础。”［8］因果性说明事物之间内部的联系，相关性是事物之间关系的外在表征。因果关系说明事物之间具有强相关性，即AB或者BA。强相关关系作为事物关系的外在表征，可能是偶然现象，也可能具有因果性。“相关关系可以在实践中引导我们怎么做，因果关系可以回答我们为什么这样做。”［9］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大数据技术表征的相关性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相关性、强相关性和弱相关性等，它拓展了我们对于客观世界认识的维度，即从因果性扩展到相关性和因果性。对于相关性数据我们需要进一步挖掘，寻找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的因果性，进而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大数据发现的因果性又会反馈过来为大数据的生成、存储、处理、应用等提供理论指导。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表征的相关性与大数据背后可能存在的因果性是辩证统一的。没有相关性分析，大数据技术发展就没有优势；没有因果性分析，大数据技术发展就无法揭示规律。
四、预测性与实时性
在大数据时代，依靠大数据的分析结果可以用来预测事物未来发展的趋向。大数据来源于实时记录、监视、跟踪。可以说，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是预测性与实时性的辩证统一。
⒈预测性。大数据技术的显著特点是数据规模巨大、数据处理迅速、数据种类多和价值密度低。数据价值密度的高低与数据总量的大小成反比。以视频为例，一部1个小时的视频，在连续不间断的监控中，有用数据可能仅有1－2秒。大数据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对大数据的“提纯”，发现规律，预测趋势。如果大数据没有预测性功能，它的价值将大打折扣。目前，大数据的预测性体现在很多领域。警察利用数据可以预测某人犯罪的可能性，亚马逊、淘宝、京东、迪斯尼主题乐园等利用大数据预测和引导消费者的需求，相关部门则可以利用大数据对流感等疫情进行预测。如在一个特定地区，越多的人搜索“流感”一词，就意味着该地区有越多的人患了流感。因此，预测性是大数据技术价值的重要体现，没有预测性，数据的价值是残缺的。
⒉实时性。我们时刻都在“第三只眼”之下：“亚马逊监视着我们的购物习惯，谷歌监视着我们的网页浏览习惯，而微博似乎什么都知道，不仅窃听了我们心中的他，还有我们的社交关系网。”［10］大数据主要来源于对政府数据、物理数据和网络数据的实时监测。没有实时性的监测，大数据就体现不出“大”的内涵。大数据的实时性也带来了存储问题和数据垃圾问题。谷歌数据中心只有6－12％的电能被用来支撑大数据的分析处理，绝大部分电能只用来支撑很多闲置状态的服务器。
⒊预测性与实时性的辩证统一。数据的实时性与预测性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辩证统一。共时分析跨越时间，历时分析跨越空间。忽视共时性，也就忽视了事物的关联性；忽视历时性，也就忽视了事物发展的历史性。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在共时与历时二维时空中运动的结果。从历时性看，实时性反映的是事物运动的历史轨迹，而预测性反映则是事物的未来可能的轨迹。只有实时性与预测性相结合，才可能更清楚地分析事物发展的轨迹。从共时性看，实时性监测为分析事物空间的相关性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预测性则是基于事物空间的相关性做出的预测。所以，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看，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是实时性与预测性的辩证统一。
五、启示
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彰显广义语境性与再语境性、解构性与建构性、相关性与因果性、预测性与实时性的辩证统一。为了更好地迎接大数据革命，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⒈培养辩证思维能力，科学对待大数据技术表征的方法论特征。通过对大数据技术表征方法论特征的考察我们发现，对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必须具有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中的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也是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数据委员会会长车品觉认为，“今天的大数据就是明天的小数据，这个是做大数据的人都知道的。”［11］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与小数据处于发展和联系之中。对于某个个体或企业的研究，小数据更具有挖掘数据潜力的功能，对于把握事物之间相关性问题，大数据技术的功能更具有优势。科学运用大数据技术表征的方法必须培养辩证思维。因此，要学会运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分析数据技术应用中的大数据与小数据的辩证关系，以及大数据技术应用过程中广义语境性与再语境性、解构性与建构性、相关性与因果性、预测性与实时性的辩证关系。
⒉充分挖掘社会对大数据技术的个化性需求，实现大数据技术表征广义语境性与再语境性的辩证统一。从广义语境看，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包括历史语境、认知语境、科学语境和社会语境。大数据在制造业、零售业、农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和影视业等行业的应用过程就是大数据技术广义语境因素再语境化的过程。因此，不断挖掘社会对大数据技术的个性化需求是大数据技术实现广义语境性与再语境性表征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大数据技术虽然在很多领域都被广泛应用，但是，从不同领域应用的分布看，大数据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很少量的企业充分地利用了大数据。“为数不多的数据拥有者往往是资金雄厚的垄断者或产业巨头，中小企业则不一定拥有。”［12］大数据被应用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因此，一方面，应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宣传并鼓励企业从观念、技术和管理等层面重视大数据的应用；另一方面，应大力发展大数据技术服务公司，为企业和政府大数据应用提供技术服务。
⒊加快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实现大数据技术表征解构性与建构性的辩证统一。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大数据技术表征的过程是大数据技术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但是，大数据技术引起研究范式的建构和解构需要专业的人才队伍支撑。没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大数据技术无法实现建构与解构，大数据仅仅是具有潜在的价值，而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很多企业想利用大数据技术，但是人才“短板”成为最明显的制约因素。“麦肯锡公司预测美国到2018年需要深度数据分析人才44－49万，缺口14－19万人；需要既熟悉本单位需求又了解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的管理者150万，这方面的人才缺口更大。”［13］大数据技术在我国的应用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更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为此，一是应加大对大数据教育的投入力度，为大数据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保障，以满足社会对大数据人才的现实需求。二是应在加大政府和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力度的同时，使用好现有的大数据人才。
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创造性，实现大数据表征相关性与因果性的辩证统一。每一次科技革命在解放人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异化问题的产生。大数据技术革命在改变人类生活的过程中容易使人物化为数据的“奴隶”，重视相关性忽视因果性，进而影响到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也违背了科学研究的意义。为消解大数据的异化问题，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创造性。首先，在数据获取阶段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创造性，实现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的有效融合。其次，在数据挖掘阶段，不断开发新的挖掘手段，实现挖掘次数与算法参数的自动调节，即实现机器学习。第三，在数据分析和使用阶段，通过相关性和因果性分析，更好地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而指导大数据库建设和大数据在实践中的应用。
⒌培育大数据文化，实现大数据表征预测性与实时性的辩证统一。大数据技术一旦被企业和民众所采用，大数据技术就将物化为企业和民众的行为习惯，影响企业的生产方式和民众的生活方式，最后上升为社会的大数据文化。“大数据文化就是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确的文化。”［14］大数据文化约定了大数据被收集、存储和记忆的时间。大数据文化从观念和制度等方面渗透到不同主体的行动中，指导和规范政府、企业和民众的行为。所以，在大数据时代，应重视培育大数据文化，规范和约束不同群体的行为，尽量减少虚假信息的产生和传播，尊重不同群体的隐私，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形成良性的大数据技术表征的社会文化氛围。
总之，大数据时代，我们既不能过分依靠大数据，认为大数据是万能的，也不能冷漠地看待大数据，认为大数据技术应用只是“昙花一现”。必须运用辩证思维，科学地对待大数据技术表征的方法论特征，在大数据与小数据之间，大数据技术表征的广义语境性与再语境性、解构性与建构性、相关性与因果性、预测性与实时性方法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充分发挥好大数据技术对社会变革的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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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的辩论篇8
关键词： 化工制药类专业 毕业设计（论文） 改革
毕业设计（论文）是工科专业学生大学四年最后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环节［1］，是对大学四年综合知识的总结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阶段。对于化工制药类专业本科毕业生而言，毕业设计不仅是对动手能力和所学知识能力的全面考查，而且是对创新能力和掌握新知识能力的全面衡量。
在当前人数多、时间短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实验条件加强对学生的综合培养，是每一位指导老师面临的挑战。目前的毕业环节管理模式已经运行多年，已不适应新世纪化工制药技术及相关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2］，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急需改革。为此，我们从毕业设计的制度建设、选题内容、过程管理、答辩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
一、以不断完善的管理制度保障毕业环节的质量
完善的教学文件和规章制度是毕业设计正常运行的保证。学院制定了《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毕业设计管理的有关规定》，对毕业设计过程中指导老师、学生等提出具体要求，这些规章制度为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高质量完成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学生在毕业设计期间，由于考研复试、找工作等原因请假情况较多，学院根据请假时间长短，采取多级审批和登记制度，并要求学生及时请销假。对于无故缺勤一周或请假累计达四周者，取消答辩资格，成绩按不及格计。
对在校外进行毕业环节的同学制定了更严格考核制度。校外的同学，由学院指导老师负责进行定期检查、考核，每两周向学校导师递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并在企业工作结束时由企业给学生填写鉴定意见，以此作为判定该生论文成绩的重要参考依据，由学院负责组织答辩，给出毕业设计（论文）成绩。另外还要求学生必须在中期检查前一周和毕业答辩前两周返回学校，准备毕业论文及答辩。
此项规定确保了学生在毕业设计期间的出勤率，并提高了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保证了毕业论文和答辩的质量。
二、以合理的选题保证毕业设计（论文）的内容
注重提高化工制药类专业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工程设计能力是工科院校教学工作的重点。因此，在选题上，应尽量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实际动手操作。一些教师科研工作业绩突出，承担大量的部级、省部级科研课题，但是工程设计类题目较少，以实验研究为主，由于教师的科研课题直接与学生毕业设计课题相关，这也导致毕业环节课题中工程设计类题目较少，部分学生只会做试验，不懂工艺流程设计，成为偏科型人才。工程设计是化工制药类生产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我们培养具有此方面素质的人才，因此在毕业环节中学院鼓励增加设计性课题，并为参加设计性课题的同学无条件提供上机条件，确保学生的设计时间，提高效率。
三、用对过程的管理及时解决过程中的问题
在我国高等教育现状下，学生往往理论比较扎实，实验动手能力较弱，一旦遇到实际问题常常束手无策。虽然毕业设计时间受到限制、毕业设计课题存在局限性，但是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加强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训练是非常必要的。要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的条件，结合毕业课题，使学生在充分了解前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在技术路线、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自己独立设计并安排完成整个实验过程，最终完成毕业设计。
指导老师要在思想上给予高度重视，以身作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本科生的毕业设计指导中来，与学生共同完成毕业设计的任务，制定周密的计划，采取严谨的科研态度。毕业设计期间，我院要求老师每周指导学生的次数不低于3次，每次不低于4小时。老师要经常检查学生毕业设计的具体进度等情况，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善于发现问题，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自已的见解，并定期组织毕业环节进展的汇报会，开展相互讨论和交流，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给予具体指导，及时指出不准确、不严密的地方，以及如何克服和改正错误的方法和途径。针对一些重点问题进行深入钻研，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逐步使学生从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方向发展，从各个环节加强对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教师要严格对学生的要求和管理，激发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兴趣，积极参与科研活动，帮助学生克服科研上的困难，培养他们肯吃苦、肯动脑、勤动手的良好的科研素质，使学生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更好地锻炼学生的科研实践能力，并顺利完成其毕业设计。
四、用三级二次答辩的形式使学生得到锤炼
毕业答辩是对毕业设计的良好总结，通过答辩把学生在毕业设计所做的工作进行总结、汇报和交流。高校本科毕业环节是学习、实践、探索和创新相结合的综合教学环节，是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要教育教学环节，指导老师要抓好毕业设计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我们把学生毕业论文答辩看成培养学生表达能力的最好机会。但是，有的同学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实验进行得也很好，但由于自己的表达能力较差，不能够很好地将自己的工作完整地表述出来，这就需要在毕业答辩环节得到更好的锻炼。
我院每年本科生毕业答辩都进行“三级毕业答辩”，包括小组答辩、系级答辩和院级答辩。顺利通过三级答辩的同学可取得毕业论文的合格成绩。此项政策我院已开展很多年，为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近几年我院对毕业环节提出了几项改革措施，并加以实施，成果显著。
一是系级答辩过程中指导教师与自己的学生采取“背靠背”的形式，即二者不同时出现在同一答辩组，以提高对答辩学生的要求。二是院级答辩采取“二次答辩”的形式，即每个系级答辩小组答辩成绩最后1―2名同学参加院级合格答辩，凡院级答辩不通过的学生毕业论文成绩为不及格，并将参加学院于同年的7月初至9月初组织二次合格答辩，通过者方可取得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
答辩过程中要求学生在8―10分钟内阐述清楚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PPT的制作要求内容精练、突出重点，不允许出现大量的文字内容，应以课题背景、实验结果与讨论、创新点等作为答辩PPT的关键内容。并且每位同学要求有5―7分钟回答问题的时间，这就能充分反映出每位同学毕业环节过程中具体工作情况和对本课题的熟悉情况。
通过改革毕业答辩形式，促进良好学习风气的形成，效果显著。学生制作的PPT精美程度明显提高、内容精炼、错误明显减少；学生在答辩过程中能够做到语言简练、重点突出、避免了答辩过程中照本宣科的情况出现，同时还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
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几个重要环节管理的改革，强化了毕业设计（论文）各个环节的重要性，充分地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了实践能力，为今后学生走向社会进入工作岗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倪化境等.提高毕业设计（设计）质量的探索与实践.化工高等教育，2004，3：101-102.
［2］孙浩，许琦.化工专业毕业设计教学环节的改革与探索.化工高等教育，2007，4：49-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