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传播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09 10:49:55
科技传播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信息传播效果评价农业
1传播效果评价的重要意义
传播活动是一项有目的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是以追求一定的效果为先决条件的。就农业传播而言，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农业活动，也就有了农业信息的传播，人们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思考、发现和创造就是农业信息传播的内容。千百年来，人类农业技术的进步都仰赖于农业信息的传播和农业技术的推广。
传播效果是指传播者发出信息，通过一定的传播渠道到达受众之后所引起的受传者思想与行为的变化。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无论是人内传播、人际传播，还是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或者其他形式的媒介传播，人们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进行的。农业信息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农业生产技术和对自然界的认识的积累，实现农业对人类生活的改善，促进人类经济文化活动的开展和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准。
农业信息传播效果的科学评价，有助于农业信息化，有助于农民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和市场信息，有助于提高农业市场的竞争力，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模式，推进农村及农业生产的科学管理，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2农业信息的传播与传播效果的实质
信息传播的效果是各种传播要素相互作用的集合效应，也是受众受到信息作用在某些方面发生的具体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能微不足道，有的可能引人注目甚至轰动一时，更有经久不衰的，也有潜移默化的，这些都是农业科技信息技术传播效果的实质所在。
任何农业信息传播的效果都可以说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2.1构成受众的变化
如受众因获得信息而增长了知识、智能(能力的提高)，改变了价值认知、关切态度和行为模式等。
2.2农业信息的特征影响
如农业信息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内隐性、积累性和恒常性，而且具有层次性和多面性，这些特征性质决定了农业信息传播的效果。
2.3效果形成过程
农业科技信息的扩散和效果的形成过程可大体分五个阶段，即信息本身所表达的技术、媒介的传达、主要受众接受、次要受众接受及受众全体的接受程度。
2.4影响农业信息效果的形成因素
(1)人的因素:包括传播者(编、导、播)、中介者(如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受众(信息接受者的立场、经历、智能、心理、兴趣、个性特点等);
(2)信息因素:所传达的信息的真实性、新颖性、适用性及信息的可接受度等;
(3)媒介因素:各种媒介的成功应用，如书、刊、报、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的特点和优势直接影响信息的传播及受众的范围与接受程度。
3传播效果评价的主要方法
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研究方法的专著，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已出版了不少，但是，专门研究传播效果分析方法的著作却很少。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以及人们对传播学认知度的提高，很有必要在深化研究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同时，把传播效果分析研究提到议事日程，这既是传播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有效提高传播效果的需要。
3.1定盘分析法
从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发展过程来看，要能够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性质，首要就是把握事物的量，因为，只有把握一定的量，才能精确地把握事物的特性、性质及各因素的关系，进而为科学的决策提供依据。定量分析的方法主要是调查分析法。
3.2定性分析法
在信息传播效果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对传播效果做进一步的分析，也就是定性分析。
目前，传播效果的定性分析在传播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在有些传播学的著作中已开始使用这个概念，并提出了一些定性分析方法，比如实地观察法、小组座谈会法、深层访谈法等。但是，这些方法都是一些中性的分析方法，在定量分析过程中可以使用，在定性分析中也可以使用，包括定量分析的主要方法—调查分析法在定性分析过程中也可以使用。在实践中，定量分析的方法和定性分析的方法是可以相互补充，共同使用的，所不同的是对于获取结果(材料)的分析上有不同的角度。在科学研究中，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定量分析可以使定性分析更精确化，只有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才能够更精确地描述研究对象的特征、性质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尽管这样，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不能等同的，更不能相互替代。就其分析方法来讲，定量分析的主要方法是调查分析法，定性分析的主要方法是理论分析法。
4理论分析法在传播效果评价中的应用
理论分析法是一种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科学抽象分析法。根据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传播效果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分析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4.1专题论证法
在传播过程中，人们会碰到许多专题，可以针对某一个专题采取无结构的、面对面的、直接的论证。这种论证既包括“正面”的论证，也包括“反面”的论证，这两个方面的论证对于研究传播效果都是十分有益的，特别是“反面”的论证，有时比“正面”论证对研究传播效果更有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一个时期很难确定传播效果的性质，有时“反对”者的观点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而“正确”的观点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采用专题论证法所研究的问题比较集中，正反面两种观点所借用的材料既广泛又有代表性，便于深化研究传播效果。
4.2个案分析法
个案分析法既是研究传播效果常用的定性分析法，也是其他理论研究常用的方法。个案分析法的关键是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否则，即使个案分析如何深刻，也不可能解决带有普遍性的事物所要解决的问题。个案分析通常有以下几个步骤:
(1)选择个案。选择适当的个案，如农业实用图书，现在的图书传播体系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通过新华书店渠道销售，存在着图书出版和销售体系。此体系可作为农业信息传播效果的理论研究基础。
(2)选择个案中的关键性问题。通过对图书出版和销售体系的研究，可得出媒介具有二重性的结论，并为媒介的产业功能及宣传功能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济方面的准备。目前，理论界对媒介二重性理论和媒介产业化经营理论不仅已形成共识，而且是定性分析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理论依据。
(3)延伸性研究。在对已选择的个案进行深化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采用延伸性研究方法.把个案研究成果扩展到相关领域，比如报业领域、网络领域等，进而形成系统的媒介传播理论。
(4)归纳性研究。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个案分析的目的是通过对点的分析，寻找到一种理论的基本架构，并确定选择的个案在宏观的理论架构中的位置。归纳性研究不是指对个案研究本身的归纳，而是把延伸性的研究成果用归纳的方法把已形成的宏观理论系统化，进而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5)应用性研究。定性分析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个案分析的方法抽象出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并能够科学的把这些理论应用于实际，解决现实生活中碰到的各类问题。比如传播效果的定性分析，目的是为了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传播效果理论，进而解决传播过程中的各类相关问题。
4.3集成研究法
集成研究法是定性分析常用的一种方法，其具体做法是把前人或别人的研究成果用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使其系统化、理论化。目前，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已有许多传播学研究者或传播学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现在可以运用集成研究法使其系统化、理论化，进而指导传播者的传播行为，为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4.4抽象研究法
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理论研究常用的一种方法，它是指在认识上把事物的规定、属性、关系从复杂的整体中抽取出来的过程和结果。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是传播内容具有复杂性，另一方面是受传者具有复杂性。传播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受众群体必须具有多样性、多层次性，否则，所谓的传播效果就难以实现;受众者的复杂性决定了同样的传播内容对受传者影响度的差异性，进而影响着传播效果的实现程度，影响着传播者的决策行为。抽象研究法可以从这些复杂的现象中抽取出来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或者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为传播者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4.5科学预见法
科学是一种系统的知识。运用科学预见法来研究传播效果，对研究者有很高很具体的要求。第一，研究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理论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的基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善于发现或创立具有传播学前沿的理论性问题和新理论。第二，占有翔实的材料，并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第三，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是非判断能力。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才能在正确认识现有传播效果的基础上对未来的传播效果作出科学的预见，才能很好地把握人类传播活动的方向。
5结论
传播效果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是研究传播效果的两种基本方法，也是目前传播学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是理论传播学，还是应用传播学以及各分支学科，都应该重视对传播效果的研究，都应该注意对这两种基本方法的运用，这是传播学发展面临的一种新课题。这两种方法运用得好，传播学就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新的应用传播学及其分支学科将会在更广泛的领域得到发展。否则，只会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
理论分析在传播学效果研究中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于农业信息传播效果的理论分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上述方法的应用急需补充大量的实例，从而进行有效的科学分析，为农业科技信息的有效传播提供科学途径与理论支持。
科技传播论文篇2
关键词 科技传播学；历史渊源；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4-0011-05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Origin and Discipline Development
Zhai Jiequan ，Chen Shuangsh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origi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STC） studi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TC studies grew up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is currently being developed into a discipline.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re are three tasks need to be completed in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 how to establish their own research framework and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to develope a innovation paradigm of the STC studies.
Key words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origi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科学技术的传播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是科学技术领域的三大基本现象。科技传播和科学技术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内在地与科学技术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科学技术相伴而生、一同成长，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但相比而言，科技传播研究的孕育与产生却已经到了20世纪。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研究领域，先后出现了一些针对科技传播现象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科技传播研究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科技传播研究开始朝向建立一门真正的学科的发展阶段迈进。而科技传播学要成为独立的学科，需要建立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确立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
1 科技传播发展的三大关键节点
科技传播的旅程起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最初内含在人类的知识与技能传承之中，后来则从属于人类知识教育的一部分，直到近代才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近代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内出现了专门服务科学家交流新知识的科学杂志（如1665年就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同时诞生了两份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杂志《学者杂志》和《哲学汇刊》），科学家们也基于推进科学的需要积极面向普通民众传播新科学。例如，作为实验科学创始人的伽利略就曾用意大利语（而不是当时学者们惯用的拉丁文）和“对话体”（以三人对话辩论的形式）撰写了两部著名的“对话”――《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其目的应该就是以让普通人都能够读懂的方式来传播新科学。伽利略可以被认为是近代有科普意识的第一人，可以被称为近代科普之父[1]。
近代阶段的这种科学传播仍然是从属于科学的，并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科技传播真正受到社会的关注，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应该说已经到了19世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出现了“科普”一词（最早是在1836年）和被称为“科普者”的一批人。科学在19世纪的时候已经走上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科学论文里充满了“只有大学者们才看得懂”的专业术语，大多数领域的科学知识已经发展到超出一般大众所能理解的范围，于是出现于18世纪末期、表达“普及”涵义的英文单词“popularize”（意思是“使……通俗化”），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开始被用于科学与技术。“一种新的职业正在开拓，那就是科学普及者（popularizer of science）和科学
作家”[2]。
19世纪的科学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19世纪的技术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奇的发明。不断涌现的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而公众的兴趣又激励了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科学技术的热情，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热衷于科普的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职业演说家，他们撰写科学文章介绍科学新知识和技术新发明、周游全国发表科学演说、演示令人惊叹的科学实验，极大地促进了科普在当时的活跃，使科普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科普在当时还未成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学者们真正把科学普及作为研究对象，已经到了20世纪之后了。英国著名科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应该说是最早关注并研究科技传播现象的学者。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他利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科技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问题[3]。
伽利略时代科学家的科普工作、19世纪科普概念的提出、贝尔纳对科技传播的研究可以说是科技传播发展史上的三个重要的关键节点。伽利略时代的科学家们积极面向公众传播科学，并显示出了比较明确的科普意识，虽然这种传播主要还是基于让社会接受新科学的需要（即主要是源于科学本身的需要），但正是这样的目标和需要促进了科技传播最终走向独立。19世纪40年代“科普”一词的出现和一群热衷于科普的“科普者”的出现，意味着作为科技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普已被认定为一类特殊的社会活动，因而可以认为是科技传播真正走向独立的重要标志。而贝尔纳在20世纪30年代对科技传播的关注和研究，意味着人们在这个时代已经认识到了科技传播的特殊价值，认识到了有必要将科技传播现象和问题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
2 科技传播研究的三大主要源头
我们可以将贝尔纳对科技传播的研究看作是科技传播学的发端。在《科学的社会功能》这部科学社会学的奠基性著作中，贝尔纳分析了科技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科技传播的建议，认为“科学情报（Scientific Information）数量之多已使其传播成为巨大问题”，“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技传播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传播的问题”。通过改善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通过向民众普及科学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所起的作用，是贝尔纳关注科技传播问题的基本原因。贝尔纳之后的科技传播研究在许多方面事实上都是沿着贝尔纳所指引的方向发展的。例如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科技传播的理解也基本上像贝尔纳一样把科技传播分为科学交流和科学普及两大基本方面，科技传播研究大体上也主要围绕科学交流与公众传播两大方向发展。对科学交流的研究分析了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交流，发展出了科技情报学这门重要的学科。贝尔纳所关注的科学与传媒、公众理解科学等等问题也成为后来科学传播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4]。贝尔纳所开创的是科学社会学传统的科技传播研究，是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源头。
科技传播实际上包含一个广阔的领域[5]，不仅包括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包括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还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传播扩散。而最早关注并研究科学技术在社会中传播扩散问题的是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例如，1940年代前后，美国学者瑞安（Bryce Ryan）和格罗斯（Neal Gross）就对衣阿华州杂交玉米推广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为农业技术推广研究提供了范例，而且带动了其后对技术推广问题的大规模研究。20世纪50年代之后，技术推广和技术扩散研究甚至成为相当热点的一个研究领域，当时的美国农业部、卫生部资助和支持了许多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环保和卫生知识传播的研究项目。研究中得到的许多关于技术接受率、影响因素、传播网络等重要成果在60年代被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曾担任过美国传播学会主席）概括成了“创新扩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6]。传播学家也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提出了“采用―扩散论”。创新扩散研究可以说是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源头，研究的成果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是如何传播扩散的。
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三个源头是产生于欧美的“技术传播”（Technical Communication）研究。欧美国家的“技术传播”概念实际上与许多性质不同的职业活动相关联，成立于1971年的国际“技术传播学会”（The Society for Technical Communication，STC）就包括了科技作者、科技新闻、科技编辑、科技出版、科技培训、文档管理、技术写作甚至是翻译工作、广告工作等各种职业背景的会员。技术传播工作虽然可以服务于许多不同的职业活动，但需要的技能和要求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如何使科学技术知识和专业信息传播得更加准确有效。技术传播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探索准确有效传播专业信息的技术、技能、技巧和方法。技术传播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大学在20世纪初为教授学生如何利用写作描述技术产品信息而设立的“工程英语”课程，之后便逐渐形成了以这种专业性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内容的“技术传播”研究领域。目前在发达国家，技术传播已经实现了高度的职业化，大学里开设有数百个相应的专业。
科技传播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实际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促动，科学社会学基于提高科研效率、增进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开始了对科技传播现象的研究；技术扩散研究基于对技术推广和扩散规律的关注，开始了对技术如何在社会中扩散的研究；技术传播研究则关注的是如何让专业技术信息传播得的更准确，对传播的技能与方法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方面促进了对科技传播相关问题的研究，促进了科技传播研究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科技传播学只有某个单一的源头，尽管有些研究（例如创新扩散研究）目前并不被认为是科技传播研究的一部分，未来也未必需要将其转移到科技传播研究之中，但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科技传播现象、发展科技传播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科技传播研究需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这样的研究成果，发展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科技传播研究本身带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并内在地包含与其他学科相交叉，从而形成不同研究方向的可能性，也自然可以形成不同的研究
范式[7]。
3 科技传播研究的三大基本阶段
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科学技术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和应用的高潮，科学技术传播现象也得以快速发展并变得引人注目，科学社会学家意识到科学技术信息的快速增长给科技情报服务提出了挑战，新闻学者注意到科技新闻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新闻品种，从事语言教学和写作研究的学者看到了科技文本表达和写作的特殊性，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则发现新技术推广中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现象和过程。换言之，在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领域中，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一些与我们现今称之为“科技传播”相关的现象和问题，于是关于科技传播的研究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科学社会学、传播学、技术扩散甚至是与语言写作相关的研究中。当然，最初的这些研究不仅分散于不同的领域，而且也是相当初步的，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的科技传播研究称为“问题”研究阶段，不同领域的学者发现并意识到了存在这样一类需要研究的“问题”。
随着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在各自领域内不断深入的研究，到20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将科技传播作为“问题”的研究阶段过渡到了“研究领域”形成的阶段。最早达到这一阶段的应该说是科技情报学。受到科技高速发展和文献量指数增长的促动，到50年代中期，关于科学交流和科技情报的各种研究就慢慢实现了整合，形成了科技情报学这门新的学科。稍后达到这一阶段的是技术扩散研究，在20世纪中期前后大量关于农业技术推广和工业技术扩散研究的基础上，60年代前后也实现了理论整合，1962年罗杰斯就出版了他那本著名的著作《创新的扩散》。而在“技术传播”领域，分散于科技新闻、科技写作等领域的研究到70年代的时候，也逐渐被整合到了“Technical Communication”名下，并形成了大致的研究框架。例如在美国，20世纪上半叶成立的科学作者协会、技术写作协会、科技出版协会等相关组织，在1971年的时候就合并成了“技术传播学会”。
在面向公众的科学技术传播（国内外学者通常称之为“科学传播”）方面，尽管像科学普及这类问题很早就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但真正将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到研究领域的发展阶段，应该说已到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下半叶以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并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关于公民科学素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受到了关注，从70年代开始就开展了相关的调查和研究，而调查中也发现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原来对科学充满崇敬的公众对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开始有了很多的担忧，这就引发了80年代起始于欧洲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其基本目标是通过广泛开展科学普及和传播，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1985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提出了旨在提升全体美国人科学素质的“2061计划”；同一年，英国皇家学会了著名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
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与公众关系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对科学素质的关注以及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的基本原因。到90年代的时候，科学传播已经成为科学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Science Communication》这两本专业期刊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尽管到目前为止仍在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研究领域仍然还没有出现类似于科技情报学或创新扩散理论那样的整合性理论体系，但社会已经意识到了科学传播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需要给予系统的研究。
经过三十年来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和积累，科学传播研究目前正在向形成一门学科的发展阶段过渡。2012年5月和2013年9年美国科学院举办了两次以“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科学传播学）为题的学术论坛，邀请了世界科学传播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集中讨论了科学传播研究的现状、学科融合以及科学传播发展策略、有效传播等许多科学传播领域的基础问题。作为世界四大名刊之一的《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也出版了论坛的论文专辑。这两次会议不仅第一次（仅据笔者的了解）在国际高规格会议上正式使用了“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这样的名称，而且从学者们在论坛上探讨的重要问题，大体上也可以看出构建“科学传播学”框架的初步尝试。因此，这两次论坛的举办可以视为科学传播研究由研究领域到学科过渡的标志性事件。
4 科技传播学的三大基础任务
考察近些年来国内外科技传播研究发展，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学者们在科技传播的许多问题上还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例如科技传播包括的范围甚至是基础术语的使用等），科技传播研究还没有建立共识性的理论基础，但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也还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研究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重要的突破，理论上广泛探讨了当代科技传播的背景、对象、内容以及传播的方法、策略等多方面问题，分析了科技传播与公众科学素质、公众理解科学等方面的基本关系，也在反思科技传播的传统理论与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概念、新模型，特别是在技术扩散研究、技术传播研究、公众理解科学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媒体中的科技传播、社会情景中的科学传播、科技传播政策与策略等等问题也已经成为科技传播研究的重要方向。因此，科技传播研究正处在重要突破的前夜。
特别是在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领域，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受“科学与公众”关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如对科学的“信任危机”）的推动，科学传播已经成长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实践领域和重要的政策议题，不仅政府机构、教育组织、大众媒体、工业部门、科学共同体、科普团体、科普设施等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社会的科学传播活动[8]，使科学传播呈现出繁荣的发展局面，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传播研究的不断活跃。“国际科技公共传播网络”（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通常简称为PCST）自80年代末就开始组织国际性的PCST会议，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0余届，其目前的科学委员成员就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在美国科学院举办科学传播学论坛的201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也举办了“科学传播会议”（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至今已举办了三届（每年一次）。正是因为科学传播的繁荣发展和科学传播研究的日渐活跃，科学传播研究界提出了建立“科学传播学”的呼声。
我们可以将美国科学院举办“科学传播学”论坛作为科技传播学迈向学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但科技传播学真正要作为一门学科，还面临着三大基础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如何在理论整合和学科融合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到目前为止，与科技传播相关的许多研究仍然分散于科学社会学、技术创新、技术传播等不同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需要通过建立统一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充分整合其中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需要突破对科技传播的狭义理解，推动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在科技传播研究中的交叉融合，概括和提炼技术扩散、技术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风险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科技传播学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第二，如何实现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理论水平的提升，确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拥有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和基础理论是一个学科立于学科之林的基础，科技传播学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学科的科技传播学需要在理论上实现突破，建立自己独有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并且能够用这样的理论指导科技传播实践，引领科技传播研究，指导科技传播政策。笔者近年来曾就科技传播研究的宏观微观分层、当代科技传播任务目标分层等问题做过一些讨论，也提出了科技传播的多重任务及整合模型等观点[9]，对科技传播学的理论整合和基础理论问题做了一些探讨。但在目前学者们对与科技传播相关的许多问题的理解上还不甚一致的情况下，科技传播学理论体系和基础理论的确立仍然任务艰巨。
第三，如何发展面向创新的科技传播研究，从而更恰当地确立创新时代的科技传播定位和价值。当代科技传播发展背景正在面临深刻变革，科学技术领域爆发的新革命引起科学、技术、社会之间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社会越来越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科技传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升，科技传播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也使科学与公众关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何更好地服务当代科学与社会的互动进程（包括服务科学与社会的对话），已经成为当代科技传播面临的重大任务。科技传播需要新的理解和新的定位，科技传播研究需要新的范式和新的理念，发展“创新范式”的科技传播研究，在创新范式的框架下建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让科技传播学更好地适应创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5 理论整合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传播学的发展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的理论整合，两次理论整合都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威尔伯・L・施拉姆将先前分散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传播研究成果进行过重要的整合，通过归纳、整理、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勾画出大众传播学的基本体系，从而创立了传播学这门新学科。施拉姆正是因为这种贡献而被尊为“传播学之父”。在20世纪60年代，埃弗雷特・罗杰斯将分散于农业社会学、公共卫生研究乃至人类学、教育学中关于创新扩散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理论整合，确立了创新扩散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了创新扩散理论的基本体系，从而将创新扩散研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由此，罗杰斯的名字在学术界几乎成了研究“创新扩散”的同义词。
尽管科技传播和科学技术拥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但真正受到关注并得到研究却已经到了20世纪。在20世纪，与科技传播相关的科技情报、科技交流、科技写作、科技出版、科技新闻、科技教育、科技宣传、科技普及等工作得到迅猛发展，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科学素质等问题受到社会重视，学者们针对这些工作以及这些问题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就包含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科技传播研究成果。但到目前为止，与科技传播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仅分散在上述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在包括科学社会学、农业社会学、技术创新研究等不同领域，也蕴藏着关于科学传播、农业科技传播、技术扩散等与科技传播相关的丰富成果。当代科技传播研究所面临的情形与施拉姆、罗杰斯进行理论整合之前的情形十分的相似，需要通过理论整合形成统一的科技传播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首先，全面梳理分散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科技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深入分析在科技情报、科技新闻、科技普及、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科学、科学素质建设以及在技术扩散、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研究等中得到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成果，从中归纳、概括、提炼对确立科技传播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有价值的结论，同时引进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这些成果和结论系统化、结构化，进而总结科技传播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结构，根据这种问题结构确立科技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勾画科技传播学的基本体系，确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对科学传播学的未来发展而言，这种理论整合对实现其学科独立显然是极其重要的。
其次，持续深化和拓展对当代科技传播实践的认识。当代科技传播已经发展到利用多样化渠道、传播多样化内容、达成多样化目标的新阶段[10]，涉及多样化的形态和分层化的目标[11]。科技传播在实践领域上既有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科技传播类型，也有服务科学技术创新、推进科学与公众对话的科技传播类型[12]。科技传播研究领域因而也出现了诸如“普及范式”和“创新范式”等不同的范式和传统[13]。科技传播理论整合需要持有充分开放的态度和认识，不能自我窄化我们的研究视野，将科技传播理解为只有某种单一的形态和目标（甚至由此排斥其他形态的科技传播实践），否则理论的整合将无法实现，也无法建立开放的理论体系、回应当代实践的要求、推进科技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
再次，继续深化和拓宽对当代科技传播概念的理解。当代科技传播实践丰富而多样的发展，要求我们拓展对科技传播当代实践的认识，也要求我们拓宽对科技传播概念的理解。近些年来，国际科学传播文献也都通常对“科学”概念采取广义的理解，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医学等[14]。如果我们也给予科技传播概念以广义的理解，使科技传播不仅包括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之间的科学交流、面向公众的科学技术传播（即目前国际所说的“Science Communication”或“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也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扩散和传播，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拓展和丰富对当代科技传播实践的认识，并在统一框架内对各种科技传播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使科技传播研究能够更好地回应当代创新提出的各种要求。
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推动之下，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到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新阶段，经济社会迈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人类社会生活也发展到全面科技化的状态。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密，提升了科学技术创新、传播、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促进了科学技术创造、传播、应用规模和速度不断提高，也给科技传播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传播实践提出了许多新挑战。这意味着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未来，科技传播实践和研究都已经成为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需要我们在全面认识时展要求的基础上，持续深化科技传播实践与理论问题的研究，推动科技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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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播论文篇3
关键词 果脯网;科技传播;立体传播;半掘客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124-03
随着互联网进入web 2.0时代，网络科学传播迅速发展。截止到2013年，我国科普网站数量达827个。其间，一个以民生实用科普为特点，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类网站――果脯网，以其独特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特点而备受关注。果脯网由中国科协主管，科学普及出版社主办和负责运营。果脯网设有新闻热播、健康生活、奇幻科学、身边技术、科学人文、轻松阅读等频道版块，各频道设置不同的栏目，旨在普及科学知识，为主流人群提供生活科学知识和生活资讯，讲究时效性和实效性。果脯网寓意有三：第一，“果脯”为“中国科普”的谐音;第二，果脯为水果去除水分保存的食物，为实实在在的干货;第三，果脯是北京的特产，意蕴果脯网地处北京，具有一定的京城特色。网站从科学的角度解读受众身边的大小事，彰显科技魅力，从而引导受众对事物正确的判断和理解。
1 果脯网科技传播内容特点
1.1传播内容注重科学性
1.1.1 保证了其传播信息的科学、真实与准确
果脯网由中国科协主管，具备科技传播的资源优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由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和地方科协组成，组织系统横向跨越绝大部分自然科学学科和大部分产业部门，目前中国科协主管的全国学会共198个，其中中国科协团体会员有181个，领域涵盖理科、工科、农科、医科、科普和交叉学科等，是党和政府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果脯网的稿件，主要是由中国科协成员和外约专家撰写，也有部分为受众群体提供，但都是经过网站编辑审核方能公开，保证了其传播信息的科学、真实与准确。
1.1.2文章内容引文列据，论证严谨
果脯网的网站文章通常由其固定的格式，从提出论点到论证过程以及得出结论都非常完整，在文章末尾通常会列出相关阅读，以扩展受众的知识面，同时也表明网站的分析遵从科学主流。果脯网分设15个频道，每个频道下设5-10个栏目，内容丰富多样。笔者从各频道随机抽取十篇文章进行分析。根据样本笔者发现，果脯网的文章60%来自网站编辑，40%引用自其他专业权威网站，如新华网、中国文物网等。笔者对列举的十篇文章内容进行分析，文章中都有引用出处，主要包括外文报刊、论文期刊和新闻导语，其中，40%在文章中引用条数为2条，五条以上和一条的文章比较少。每篇文章结尾处得出结论，解答疑问。由此可见，果脯网对文章质量的把关是很严格的，无稽之谈、逻辑混乱的文章很难通过编辑的把关。引用文章，则会在标题下方标明引用出处。
1.2 针对热点事件进行科普
公共事件以及突发事件具有显著性和突发性，并且与公众密切相关的特点，因此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关注，而对公共事件的科普范围扩大，也很容易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况且科学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科学，提高公众对科学传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公众能够以科学的方式和态度去处理任何复杂的问题。果脯网注重对社会公共事件捕捉，用简单易懂的表达方式将复杂的科学道理传授给受众，注重结合网络新词，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笔者通过对果脯网文章的研究，总结出从果脯网上对2014年5月的一些热点和公共事件的追踪报道（见表1）。
社会公共与
热点事件 果脯网追踪报道 发表
时间
黄海波
事件 黄海波女主角：不是人妖是
两性畸形 5月27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
舌尖2：采蜂蜜造假惹众议 5月13
方舟子批舌2： 鱼腥草、蕨菜
不能随便吃 5月20
大学生自制泡面版舌尖2 网络爆红 5月26
《舌尖2》变味儿：美食片拍
教育片 5月2
苏-27UBK高速路起降 专家：普通高速公路无法用做飞机跑道 5月26
微信营销 微信点赞有风险，不要乱点赞以免被骗！ 5月5
警惕朋友圈里善意的伪科普 5月27
微信营销：大四毕业生卖肉加馍
日进万元 5月1
快播禁播 快播公司为何被重罚？ 5月21
名画《蒙娜丽莎》 名画《蒙娜丽莎》被证实为3D画作 5月9
深圳暴雨 水火无情之暴雨求生 5月12
端午节 端午粽子美味却需“悠着点儿”吃 5月27
表1 果脯网社会热点和公共事件2014年5月报道主题
一览表
由此可见，果脯网借助于社会热点，寓教于乐，从科学的角度解读社会热点事件，具有显著性和可读性。
1.3 立足于“趣、软、平”，提高可读性
科技传播涉及人类一切科技传播行为和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及科技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以科技信息的传播与交流为特色，就决定了传播内容的专业性、知识性。对专业性强科技知识的理解和传播更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和领悟力。面对不同的社会受众，如何把许多前沿性、专业化知识转化成简单易懂的科普文本，这需要网络采、写、编人员能熟练运用“趣、软、平”技法，科普文本使用诙谐幽默的用词和表达方式，把生硬难懂的理论形象立体化，最后让整篇文章平实易懂。
“高、尖、深”与“趣、软、平”结合首先表现在网站文本的主题选择上。在果脯网，既有寻天揽月、车船飞机、神秘星空等专业和前沿的介绍，也有健康生活、科学人文和书里书外等娱乐和休闲类知识。果脯网注重软新闻和硬新闻之间的平衡，让受众在获取社会感知的同时也得到了放松休闲的目的。其次，也表现在文章的写作手法上。其实，越是专业领域的科技传播就越需要通俗的写作手法，例如，5月10日在果脯网身边技术频道中的一则文章“你不一定知道的海上钻井平台”，文章对自升平台和半潜平台进行了介绍，图文结合，长短句交叉使用，语言平实，介绍了一般人难以了解的钻井平台及工作原理。
2 满足不同层次受众需求的立体传播渠道
果脯网作为一个带有社会网络属性的科普网站，充分重视并利用多种网络平台，力争打破传受之间的隔阂，满足各个年龄层次及不同身份的受众的需求。果脯网从受众的广泛性、复杂性和隐蔽性入手，设置了十五个频道，包括满足学生群体的“帮你学”，有迎合普通白领的“身边技术”，有适合留学生或外国人的“English”，活跃分子可以参与“论坛”，而学者可以参考“百科”。同时，果脯网融合网络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于一体，形成一个结合线上和线下传播的立体模式。
2.1 线上传播
果脯网的线上传播主要是指网络传播，互联网大大提高了传播效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358万人。据统计，参加调查的中国人每天花掉44%的休息时间上网，这个数几乎达到了丹麦人平均上网时间的三倍。互联网普及率为45.8%，据统计我国网民上网的主要目的包括浏览新闻与查找信息、和其他人沟通、浏览休闲娱乐内容、登录社区（见图1）。
图1 网民上网目的示意图
针对目前我国网民的上网习惯，线上传播是果脯网科技传播的主要阵地。以果脯网网站为中心，移动客户端、微博、微信等为辐射的一系列传播方式，其中果脯网作为重点，下设十二个频道，包括新闻热播、焦点关注、奇幻科学、身边技术、健康生活、防癌抗癌、科学人文、轻松阅读、书里书外、帮你学、百科、问问、论坛、商城、English，对不同身份和年龄层次的受众打造专有栏目，例如English是果脯网国际传播的窗口，帮你学有提升吸引中小学生对网站的浏览量。果脯网的分别开发了android 和iphone 客户端，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受众需求。
同时，果脯网设立了论坛、问问、用户交友等板块，受众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和不同的主题展，阅读自己喜欢的内容，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把科普分享给更多人，也提高了网站知名度。
2.2 线下传播
线下传播是指区分与网络传播，主要包括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虽然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传播范围不如网络传播，但是作为生活中最直接、最丰富的传播方式，往往更容易留下深刻印象。比如网站开展“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前期做好调查选择走进的学校，以中小学校为主，有效地的为学生普及了自然科学知识，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影响。除此之外，开展摄影活动、美食聚会和名师帮你学讲座，将虚拟网络世界的人聚集到现实世界，让受众对科技亲身体验，增强了用户黏性，有力提升网站的影响力。
3 构建受众中心论的“半掘客”模式
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提和瑞典学者斯文.温德尔在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提出受众中心论，其本质就是传播活动要以满足受众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传播内容为受众喜闻乐见，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随着传播事业的发展，受众中心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掘客是受众中心论发展的结果。
2004年10月，美国人凯文・罗斯创办Digg. com，这是全世界第一个掘客网站。从2005年的三月开始渐渐为人所知，最初定位于科技新闻的挖掘;随后从新闻类扩充到其他的门类。掘客的核心理念就是发动网民进行新闻挖掘，受众改变了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被动地位，转而成为集传播者和阅读者为一体的全程参与者。
在国内，掘客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主要分为综合性掘客新闻网站和专题性掘客新闻网站， 很多其他门类的网站也渐渐把掘客模式融入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中，比较流行的掘客网有一二挖掘、掘客网、一起掘客等。
果脯网作为一个大型综合型的科普网站，从受众的角度进行栏目设置，论坛、问问和帮你学非常注重于受众的直接和间接互动。网站内容以网站编辑采写为主，用户参与为辅，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半掘客模式。
掘客丰富了受众获取新闻信息的渠道，也带动了自媒体新闻传播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网站信息编辑是以管理员为核心，而掘客网站则将权利下放给用户，使网民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掘客奉承受众中心原则，融合新闻投票功能，例如2014年3月11日，果脯网发动受众进“行果脯网十大新闻评选”，从受众角度出发进行评选，使科学传播才能真正意义上做到普及公众。
掘客模式改变了行之多年的新闻传播模式，传统网站的新闻是由编辑推荐的，编辑的喜好决定网站的内容，而掘客模式把新闻筛选的权利给了公众。果脯网是科普网站，对文章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有硬性要求，在可控制的范围内给及受众编写及筛选新闻的权利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从果脯网随机抽取了60篇文章，对果脯网的文章来源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果脯网的文章来源主要分为果脯网编辑、果脯网受众和其他主流媒体，其中23%的稿件原来果脯网受众。对受众编写的篇稿件进行细分，反映了受众在不同频道的参与度和活跃度（见图2）。
图2 果脯网稿源与内容主题分布示意图
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模式通常是点对面、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拥有传播资源控制权的记者或编辑通过媒介进行信息传播，受众大多是被动接受，从而导致信息来源过窄，受众的对象性差、选择性弱等问题。
基于互联网的掘客网站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以一种更倾向于平等地位的形式进行传播，这种传播渠道是以无数个网络页面（用户个人主页）为传播工具，将信息呈现出来，扩充了信息渠道的分布、丰富了信息内容、受众的对象性更广泛、选择性增强、反馈及时。
分析果脯网的传播模式可知，网站新闻的传播过程是非常灵活并且双向可逆的，同时传受双方的身份可以自由转化，如图3。
图3 果脯网的传播模式示意图
4 结论
科学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科技传播和扩大科普范围，提升其影响力是学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互联网为更大范围的科技传播提供了技术和平台支持，同时，新的理念和方法也被应用到科技传播中来。我国科普网站也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更为开放的传播环境促进了我国科技传播的发展，同时，科技发展的速度越快，社会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对科技需要、期望与恐慌也越明显，于是，从传播上保持特色并且建立新的交流沟通模式至关重要。
此外，科普网络如何在科技权威性与掘客草根性，内容繁多与受众细分，内容的科学严谨与文本表达的通俗易读之间获得权衡，需要网站与科学网迷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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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播论文篇4
【摘 要】科学松鼠会微博拥有广泛的粉丝，传播影响较大，在国内微博科技传播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选择其为研究对象，对微博科学传播的传播路径进行了探究。科学松鼠会微博在其科技传播体系中属于一个链接点和发布端口，在科学性事件的传播中起到舆论引导作用。
关键词 科学松鼠会 微博客 科技传播
一、科学松鼠会：让科学流行起来
科学松鼠会官方网站于2008年4月上线，以群体博客的形式发布各类科普短文。网站上线短短半年时间里，总访问量就超过了200万。科学松鼠会的运作模式是嵌套式与联通式的结合，集媒体发布、书籍出版、线下活动为一体，微博传播作为整个传播链条中的一环而存在。微博平台的设置是辅助了科学松鼠会的科技传播，充当了科普团队动向的发布平台、科学知识的讨论平台、科学活动的宣传平台以及科学传播创新的实践平台。
2013年5月19日，百度应用中上架了科学松鼠会的Android应用程序，科学松鼠会APP是松鼠会网站的非官方应用程序，免费且没有内置广告。APP中适时更新的内容和微博发布内容实现了交互补充，佐证了媒介多通道的架构要求，力图在内容共享互补的基础上，带来受众的多重体验。
二、科学松鼠会微博的传播路径：多级裂变式传播
微博进入科技传播领域，打破了以往科技传播的单向模式。传统的科技传播是以政府、官方机构或科技类媒体为主导，借助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让用户普及科技知识的过程，是中心广场式的两级传播，受众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介计划传播的信息。而以微博为载体的科技传播，传者与受者处于同一平台，二者可以频繁互动，相互影响，形成了双向互动的多级裂变传播模式。借助于微博的多级传播优势，科技传播的信息可以不断扩大信息量，一条信息发出之后，通过粉丝转发，再通过粉丝的粉丝转发，可以增加评论，并且补充新的相关资料，信息量增长。在不断转发的过程中，受众人数也不断扩大。就传播信息量和受众规模来看，相比于传统的科技传播，微博科技传播的效果更胜一筹。科学松鼠会微博是微博科技传播的典型案例，在信息源及传播路径上，相比于传统科技传播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
1、信息源
科学松鼠会微博依托于科学松鼠会官方网站，是官网的二级传播渠道，根据统计结果显示接近93%的微博内容源于官方网站的主题文章，在微博上以文章摘要或文章引入语加官网文章超链接的形式呈现，粉丝阅读微博信息，了解文章概要，然后点击链接进入官网详细阅读。据笔者统计，科学松鼠会官方网站发布的科普类文章基本都以类似形式在新浪微博发布。
此外，科学松鼠会所关注的380位微博用户发布的微博信息以及其微博粉丝的@求证的内容也是科学松鼠会的重要信息源。科学松鼠会关注了380个微博，主要分为媒体官方微博、政府部门微博、高校教授学者、公益组织、影视明星、媒体记者以及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个人。在这380个微博中媒体官方微博、高校教授学者以及媒体记者所占比重最大。这些微博主体在微博上相对活跃，并且对科学类话题感兴趣，它们往往会提供一些独家新闻，比如新浪微博注册名为“烧伤超人阿宝”在2013年5月19日发布了一条微博宣称胶原蛋白没有美容的功效，短短70字的博文迅速引发微博热议，并在微博上形成正反方两方的大辩论。科学松鼠会第一时间看到该微博，召集食品营养类专家撰写了详细解读胶原蛋白功能及作用原理的文章，并在微博上发布，得到广泛转发和评论。
微博具有社交媒体的性质，微博用户可以以互粉的形式形成微博交际圈，但是相对于人人网、开心网等一些SNS网站，微博又更具开放性。只要注册新浪微博成功，用户就可以通过搜索，查看自己想看的主页，信息搜索与浏览无门槛。这样的属性使得科学松鼠会微博可以通过搜索热点人物或热点话题的主页，多方了解热点信息，给自己的编辑团队提供素材。
总之，科学松鼠会微博拥有强大且稳定的信息源，这是其维持活力，在微博上吸引粉丝，维持自身传播力，发挥科普作用的基石。
2、初次传播——圈内传播
微博的信息推送以粉丝为前提，只有关注了科学松鼠会的微博，该微博的信息才会自动出现在用户的信息页面，如果不是该微博的粉丝，查看科学松鼠会微博的信息就需要通过
关键词 搜索来完成，浪费时间且不便捷。因此，科学松鼠会微博的初次传播是在其粉丝圈内完成。
粉丝是科学松鼠会微博的忠实受众，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内查看到科学松鼠会微博的更新信息。以科学松鼠会微博2013年8月22日发布的一条关于“风暴与洪水对你所在区域所造成的惊人改变”的微博为例，笔者统计该微博前后共转发1362次，评论105次，赞85次，传播范围较广。为了了解科学松鼠会微博初次的传播范围，笔者对这条微博进行转发的微博博主进行了调查。
从转发该微博的1362位微博用户中随机抽取200位进行了“是否为科学松鼠会微博粉丝”的调查，通过使用新浪微博自带“微关系”功能，逐个点开它们的主页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有78位微博用户是科学松鼠会微博的粉丝，122位微博用户非科学松鼠会粉丝。由此可见，科学松鼠会微博的初次传播范围相对于再次传播的范围小。
对这78位粉丝的主页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这部分用户的微博身份标签以“高校学生”“高校教师”“媒体记者”“媒体”等为主，且微博活跃度较高。而122位非科学松鼠会粉丝的微博用户的身份标签分类众多，博文质量数量参差不齐。由此可见，科学松鼠会微博的忠实粉丝多是文化程度较高，且对科学类信息有需求的群体，粉丝的社会层级覆盖面较狭窄，这也说明了科学松鼠会微博初次传播范围较小，多是圈内人的交流互动。
3、再次传播——圈外传播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已经不再是单向传播模式，信息传播的过程也越来越复杂。一条信息从最开始发出到抵达最后一个受者，可能会经历无数的把关人。在新兴媒体微博平台上，信息的传播模式是裂变式的，呈发散式的网状结构。
微博的再次传播，以粉丝的转发为动力。科学松鼠会微博博文推送给粉丝，获得粉丝的认同，粉丝转发评论博文，并@自己的好友，形成信息的二次传播。在粉丝与粉丝之间的传播中，还存在以就某话题相互沟通交流为主要形式的循环多次传播。
圈外的传播还包括微博圈子外其他类型媒体对信息的再次传播。当一个话题在微博上转发与评论发酵一定程度，引发了微博舆论场的广泛关注，成为社会热点，势必会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传统媒体诸如电视、报纸的介入，话题传播影响进一步扩大。以2013年5月份微博“胶原蛋白”事件为例，科学松鼠会微博发布“关于胶原蛋白的科与普”博文，引起粉丝的高密度转发与评论，再加上微博场上其他舆论领袖的言论呼应，引发了全民对于胶原蛋白美容功效的质疑。随着微博舆论的升温，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加入这个事件的传播，5月25日，央视《第一时间》栏目报道首次报道。7月4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针对胶原蛋白进行了深度报道，揭露胶原蛋白并没有美容功效。劝诫广大消费者谨慎选择美容保健品，事件渐渐冷却。这一事件是微博与传统媒体就同一事件共同发力的典型案例，也说明了科学松鼠会微博具有很强的圈外传播效果。当科学松鼠会微博内容引起了圈内与圈外的共同关注，事件的热度会直线上升，信息的普及程度被放大。
总之，科学松鼠会微博在科学松鼠会科技传播体系中属于一个链接点和发布端口，基于微博的及时性和便捷性，以及受众的广泛性，它往往成为受众了解信息的入口，处于信源的地位。而在科学性事件的传播中，科学松鼠会微博时常以意见领袖的身份出现，拆穿流传的科学类谎言，与传统媒体一道正视听，引导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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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娇，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助教；郭依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科技传播论文篇5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present,aswavesof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surgeforwardthroughouttheword,mediaanalysisasanimportantcategoryofcommunicationresearchisdemonstratingitssignificance.Worldwide,usesandimpactofthe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havebecomeahottopicfordiscussion,thuspushingforwardresearchinthewholeareaofmediaanalysis,attractingmuchacademicattentiontothearea.InthemainlandofChina,mediaanalysishasalsoreceivedalotofattention.Inrecentyears,scholarsinthemainlandofChinahaveexploredmanyissuesinthearea,resultinginmanypublications.Thispaperattemptstomakeasurveyoftheirresearchachievementsand,onthebasisofthat,analyzethefeaturesoftheseachievements.Owingtothelimitationoftimeandtolimitedmaterialsavailable,thewritercannotpossiblymakeathoroughlycomprehensivestudyofall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Therefore,thewriterchoosestocarryoutthestudymainlythroughacontentanalysisofthearticlespublishedinfour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sinthecountryfrom1996to2000,asimilaranalysisofthepaperssubmittedtoseveral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ferencessince1995,andadiscussionoftworecentbooksonmediaanalysis.Asthewriter’sknowledgeofandreadingintheliteratureofthisareaofresearchareverylimited,andthematerialsavailablearealsoverylimited,thispaperisboundtohavesomelimitations.Omissionsmayalsobeunavoidable,butcertainlynotintentional.Thewriteroffersthispaperjustinthehopeofinvitingmorecomprehensivestudiesof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inthemainlandofChina.
KeyWords:mediaanalysis;newinformation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Innis）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年份*总篇数⑴*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502；4％
1997年467；15.22％
1998年498；16.33％
1999年508；16％
2000年5114；27.45％
总计：246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045；4.81％
1997年1175；4.27％
1998年1174；3.42％
1999年1088；7.41％
2000年11913；10.92
总计：565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11419；16.67％
1997年1119；8.11％
1998年9913；13.13％
1999年10321；20.39%
2000年9726；26.80%
总计：524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年份*总篇数*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2986；2.01％
1997年3427；2.05％
1998年3397；2.06％
1999年37419；5.08%
2000年42731；7.26%
总计：1780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5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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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DigitalAudio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McGrath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onthe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Benedetti和Nancy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Books出版社发表了W.Terrence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Rose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⒀有关以上讨论到的论文的材料，请参见《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
科技传播论文篇6
关键词:科技期刊;媒体融合;知识服务;精准传播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科技期刊出版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目前，信息技术已呈现出“人-机-物”三元融合的态势，数据分析工具和基于云计算的数据资源成为期刊出版的重要特征［1］，期刊出版的数字化和集群化发展成为当下期刊发展的主流趋势，人工智能也将在学术期刊的出版、存取、质量评价等多个环节上得到广泛应用，并推动科技期刊出版方式的变革［2］。目前，在科技期刊界，学者们就如何促进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既包括理论层面的探讨，又包括从实践和案例的角度开展的应用研究［3-6］。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全球的科学产出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的科学产出相当于每9年就会翻1番［7］，读者也更容易被无用的信息轰炸，难以在期刊论文的海洋中高效准确地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科技期刊要想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也愈来愈难。信息爆炸时代，科技期刊关注读者“需要什么”比“提供了什么”更重要。在智能技术变革的时展潮流中，科技期刊应如何顺应时展趋势，利用智能技术整合资源，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扩大期刊的影响力，创造科技期刊人、出版商、作者、读者的共赢局面?本文从以上问题切入，尝试从扩展学术搜索的路径、构建个性化的精准推送平台和多元化的传播模式、向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方面探索在媒体融合形势下如何提升科技期刊的精准传播能力，以期为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建设增瓦添砖。
1借助人工智能，扩展学术搜索的路径
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搜索引擎在促进科技期刊的传播、提高影响力等方面的功能逐渐凸显。虽然现有的一些搜索门户网站诸如Webofscience、PubMed、谷歌学术、各图书馆网站、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搜索引擎可以帮助读者检索科技论文，但是仍不能满足用户多样化的检索需求。Tancheva等［8］针对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受访者“往往既对搜索方法的效率感到满意，同时又对搜索的棘手和费力感到不满……当研究人员无法完成一个特定的搜索任务，他们很可能放弃现有的方法(或工具或技术)，而不是找出如何使它工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开发新的模式解决学术出版的过量负载，利用智能技术优化搜索引擎的现有功能。目前很多科技公司都在探索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学术搜索引擎和知识服务。例如Springer网络平台不断对其功能进行集成，并提供个性化服务功能;Elsevier等出版商为用户等提供搜索引擎培训课程;微软学术(MicrosoftAcademic)通过在实体之间建立有意义的关联，自动生成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引导学者阅读［2］;2014年，Wiley线上图书馆为用户提供了增强型HTML文章服务(AnywhereArticle)，它将可读性、交互性和可移植性设为用户体验的核心，使读者能够在页面中快速找到最重要的信息［9］。一些关于科学出版的新模式和平台被相继开发，如Chorus［10］通过集成服务和开放APIs，优化了科技论文被搜索的路径，并为政府机构、出版商、研究人员、图书馆员和作者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些专业的期刊集群，一部分学术期刊数据库平台也开始进行语义出版形式的探索，对科技期刊内容进行深度加工和挖掘。不同的科技期刊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学术期刊的数据库平台建设过程中需要平台开发团队与期刊编辑充分交流［11］，发挥编辑的优势和主导作用，凸显本学科的学科特色。
2利用智能算法，构建个性化的精准推送平台
技术是科技期刊创新发展的重要推手，技术应用能力也成为科技期刊发展的竞争资源，充分利用技术强化科技期刊的知识服务和加工能力，创新出版和传播模式，满足数字化时代的读者需求，对于科技期刊的精准传播和融合发展非常重要。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可以借助于算法实现科技期刊出版的智能化。算法的设计程序与设计者的思维密不可分，设计者选择数据样本、赋予数据意义、设计模型与算法，拥有数据并设定算法的智能化平台具有很强的主导性［12］，因此设计者需要尽可能考虑并消除算法偏见和利益冲突对精准传播带来的负面影响。日前，腾讯研究院和腾讯AILab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需要价值引导，做到可用、可靠、可知、可控”［13］。目前“智能算法+学术期刊”已成为创新趋势，学术期刊可构建信息数据基础环境，进一步完成动态精准信息推荐，最后以传受关系交互实现长期有效的黏性连接［14］。一方面可以通过算法整合资源，实现大量科技期刊的数字资源的聚合;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算法分析用户的阅读兴趣、研究领域，基于用户的需求建立相关用户数据信息，从而进一步将数字资源和用户数据相匹配，实现科技期刊的智能化精准传播。如中国知网推出的“CNKI全球学术快报”整合全球文献和超星集团推出的“域出版”超星学习通学术平台［15］，用户不仅可以在其App上进行文献检索、分版阅读、专题阅读等，还可以与作者进行互动交流。此外，还可以利用智能算法设计追踪用户的信息反馈，通过学术平台进一步增加用户的体验感，提升科技期刊的精准传播能力。
3创新知识加工，构建多元化的传播模式
在人工智能和融媒体时代，除了运用智能技术构建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平台，科技期刊也需要充分发挥社交媒体的作用，通过加强期刊网站建设、建立App客户端、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平台，可以根据各自领域的特点，对科技论文进行多次加工和编辑，构建个性化的传播方式。如论文编辑平台Kudos为作者提供了一种利用社交媒体使他们的论文更易下载和传播的工具，通过为作者已发表的文章创建介绍并添加简短的标题、易懂的摘要和补充内容，可以使他们的文章对读者更具吸引力［16］，学术出版平台也可以通过建立二维码，为读者提供开放增值服务，使读者进一步了解论文的数据、图片等资料，实现与用户的精准对接。如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为该平台上的每篇论文制作了二维码，用户阅读纸刊论文时，通过扫描其中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PDF、HTML文件，此外读者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向作者提问或向责任编辑反馈意见［17］。目前，邮件推送也正在成为科技期刊提升精准传播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内一些期刊在这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例如:《计算机工程》基于语义分析和智能分词等技术，设计了一套期刊内容精准推送系统，将读者—文章—标准关键词进行匹配，通过邮件为潜在读者推送与其研究方向相关的最新研究论文［18］;《应用生态学报》通过运用大数据和数理统计方法，构建了科技期刊论文单篇推送客体指标体系，通过邮件对读者进行单篇精准推送，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19］。此外，利用音频、视频、科学可视化等多媒体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表达丰富的科学信息，增加科技论文的广泛传播。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为读者提供沉浸式的阅读环境，提升读者的体验感，从而吸引了更多读者的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王国燕博士及其团队开展的前沿科学可视化研究和设计，使科技论文通过图像的形式向读者展现，提高了科技论文的交流和传播，她通过对顶级科技期刊《Nature》《Science》《Cell》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科技期刊封面故事和封面图像的使用可以提高论文的引用率［20］。《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借助第三方AR展示平台实现了学术期刊的多模式AR融合出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1］。
4满足用户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用户是技术发展的关键。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智能技术日益成熟的形势下，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提高精准传播的能力成为当前出版界的核心竞争力。科技期刊的传播模式需要从传统的受众泛化模式向受众细分、个性精准推送的传播模式转变。为了更好地实现科技期刊的精准传播，需要从用户的需求出发，在细分人群的基础上锁定受众需求，重视用户体验，对期刊论文进行二次加工和深度挖掘，使内容出版与读者的需求相适应。通过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采集和挖掘读者需求数据，可以满足读者对科技论文的个性化需求。《计算机研究与发展》结合本期刊发展特点，构建了一种贯穿稿件生命周期的多渠道精准传播体系，共建立了细分邮件列表4000多个，如把每期的目录针对性地发给学科涉猎较广的大导师，将新思想和新技术的文章发给科研一线的科学大牛，将综述文章发给处在学习阶段的研究生的导师［22］，这种分法满足了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将内容呈现给具有不同阅读需求的读者，充分利用了技术增强科技期刊传播的长尾效应，值得广大科技期刊借鉴学习。科技论文从出版到传播需要得到作者、出版商、赞助者、编辑、读者等多个行动主体的沟通和合作。互联网思维不仅需要实现人和物的联结，同时也需要人与人之间更加有效的互动与合作。精准传播不仅仅要靠技术，而应该成为一种文化。Sommer强调应重视人的因素，他认为可以通过一种整体创新的文化来实现科技期刊的精准传播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合作者、出版商、机构、社会和赞助者需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并共同承担责任［23］。不同的行动者需要积极发挥好各自的作用，对资源进行整合和优化配置，协同进行知识加工、知识服务和知识传播［24］，这不仅是精准传播需要努力的方向，也是科技期刊深度融合发展的下一步走向。
科技传播论文篇7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音乐传播与文化发展”。10月27日国内相关专家作了大会主旨发言，28日上午进行了分组讨论，分会场的议题分别是：音乐传播教育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音乐传播学的理论与文化发展策略；民族音乐文化与国际交流。其内容涉及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音乐传播教育，民族音乐的文化变迁，商业环境下的音乐传播，音乐传播与艺术管理，音乐著作权，大型音乐演唱会的策划，文化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网络音乐传播，音乐传播声学、音乐治疗学等多个领域。
一、学科建设深化与教育体系建立
与前两届研讨会相比，本次会议音乐传播的学科建设与教育依然是代表们所关注、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学者们认为，学科的属性、定位问题应从学理的层面继续深化；学科的研究方法应多样，其基本方法应采用人文类研究方法(即定性研究的方法)、实证类研究方法(即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学科的发展应与自然学科相结合，如传播声学、治疗学等；音乐传播与产业化之间的关系等。
《音乐传播的时空关系研究》(曾遂今)基于“对音乐传播现象是怎样依赖于时空的?人类音乐传播活动的发展演变，又是怎样影响着音乐传播活动赖以生存的时空环境?在今天音乐传播时空变化的条件下，我们的音乐文化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与机遇”等问题的思考，将音乐传播方式归纳为音乐的“零信道”传播、“信道”传播、“盲信道”传播、“网络信道”传播四种模式，由此产生两种效应：时空同向效应和时空反向效应。也是因为这两种时空效应观念，从而对音乐文化中的一些美学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音乐美学、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在研究音乐本质问题上的探究，为今天的音乐传播学研究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在音乐传播现象的研究中，把握时空观念，以时空作为该学科的切入点之一，是音乐传播学对音乐传播现象考察的关键环节。
《流动的声音景观――音乐传播与地域分布研究方法新探》(薛艺兵)通过对“声音景观”概念的界定和其理论引申的阐发，探讨了这一概念在音乐地域分布研究和地方音乐历史流变研究中值得思考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文中还提出“流动的声音景观”概念，并对其学术含义进行了理论阐述，指出音乐分布和传播研究应突破以往静态研究的局限，以时间和空间双维度动态变化的新视角去审视在历史过程和地理分布中流动变化着的“声音景观”。作者认为西方民族音乐学近年来常用的“声音景观”一词是一个值得肯定和推广的学术新概念，这一概念对于扩展我们有关音乐空间理念的认识具有理论价值，对于深化我国音乐传播学和音乐地理学的研究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在发言时，作者就音乐的时空语境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空间概念、时间概念、传播方式、音乐声音手段分类。
《再谈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汪森)用图表分析的方式，从我国现行的学科设置、体系出发，通过与艺术学、传播学、音乐学的比较，并就美国该专业的发展状况提出：(1)音乐传播学科的学科属性与学科地位。认为音乐传播学不属于横向交叉学科、综合交叉学科，而应围绕音乐与传播的本质构建其学科体系的内容和框架。(2)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关系，在音乐传播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方面，可分为作为音乐美学的音乐传播和作为音乐社会学的音乐传播学两个层次。学科关系借助传播学的视角、观念、方法，结合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进行研究，至于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就更是传播学直接的理论来源。
《音乐传播导论》(赵志安)运用传播学的研究视角，指出所谓音乐传播，是指“信息化的音乐文化在社会环境中被交流与共享的系统活动过程”，进而提炼出作为学科范畴的音乐传播所具有的特征：(1)音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活动，其内容就是“信息化了的音乐文化”。(2)音乐传播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传播活动，主题是社会关系中的人，其活动的展开受到多重社会环境的影响。(3)音乐传播是一种动态的系统传播活动，其中包括多种传播行为和系统活动过程。(4)音乐传播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传播活动，其本质是依托音乐艺术符号和共同的艺术经验，音乐信息在音乐传播的传播、接受主题双方之间引起心灵共鸣的一种精神交流行为。
有关学科建设的论文还有：《实践是音乐传播学的永恒话题》(陈荃有)，认为音乐传播的实践性很强，应密切联系具体研究对象和实践活动，充分挖掘音乐传播活动的特殊性。《流氓学视野中的音乐传播》(陈镇华)，运用跨越了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和美学等多重论域，解析音乐传播过程。《“施之予鱼”不如“授之予渔”》(佟雪娜)，论述了音乐传播调查方法的分类及步骤的重要性等。
音乐传播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建设具有科学体系的理论条件还不成熟，学科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音乐传播学学科理论是建立在传播学基础之上，“对于音乐信息及其传播活动规律的深入认识，不仅要音乐学的知识素养，还需要依托一般传播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广泛吸收艺术审美、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乃至相关法学等多方面的学科知识”。尽管传播学是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知识基础、观念基础，但音乐传播学毕竟还是音乐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更多地表现为“音乐学领域的传播学研究”，偏重于从音乐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传承、交流、传播。所以，从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治疗学等诸多学科中汲取营养，从而丰富本学科的理论来源，对于构建音乐传播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源泉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王建元从我国音乐传播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出发，介绍了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音乐传播专业的定位，即以音乐学、传播学、管理学为基础，整合现代传媒、音乐文化事业 和产业等多种组合方式和管理手段，着力培养适应现代传媒和音乐事业、产业的应用操作型、复合研究型的高级应用性音乐人才。对于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设想，他提出四个方向：一是培养音乐传播(音乐编导与策划)人才；二是拓宽音乐商务渠道；三是加强音乐传播研究；四是尽早开设音乐疗法专业方向。
宗晓军则从中央音乐学院艺术管理学科的成长历程，坚持认为实践是一个学科核心理论成长过程中的必走之路，新兴学科的理论形成与总结应该建立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念基础之上，而人才的培养必须和实践、就业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管理学科。
曾原纪则主要对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传播专业的发展和建设做了简单回顾，就该校在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媒介教育领域的优势和培养人才的体系和模式做了简单分析。
《由南广模式引发的思考》(周烨)通过对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近几年的办学经验和自己教学的分析，尤其注重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渗透创新教育的特色，认为面对音乐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努力为学生寻求可持续多元发展的道路，走实用性和创新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一条必由之路。
由于音乐传播所具有的跨学科性质，因此对于该学科人才的培养尤显重要。在我国现阶段，艺术管理与音乐传播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表述，实质基本上是一致的。有的专家认为，音乐传播人才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在立足于传播学研究的视角上，把对音乐传播这一特殊信息传播的研究，与多学科的知识理论联系起来。然而，当面对艺术管理专业或音乐传播专业学生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仍然很模糊。所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这种人才，如何建立合理的教育体系、就业体系，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传播现象分析与民族音乐传播
音乐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间实现的。音乐传播现象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现象，因此，在对现实关注的同时(媒体新技术)，离不开历史与传统(民族音乐)，只有在音乐历史和音乐现实中充分地研究音乐传播问题，通过历史与当代的比较，才能发现音乐传播的规律，揭示音乐现象的本质。
《江南丝竹的传播》(伍国栋)通过江南丝竹历史的、现实的传播事实，尤其是对“天下彝家第一寨”迤沙拉的实地调查和对近现代江南丝竹的外传事实的梳理，运用个案分析与史料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认为在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操纵音乐之主题成员流动，应当是音乐传播方向、途径、范围、影响诸多内容判断之根本的或核心的依据。根据这一乐种的传播现状而言，在现当代音乐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中，物质的、人文的、精神的诸多因素，共同组成了音乐传播、流动、扩散的综合条件。现代音乐传播学作为一个独立化的人文学科，也就成为了一个艺术、传媒与教育结缘的综合性学科。
《音乐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研究》(冯光钰)在特别强调实地调查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作用下，对音乐传播中的“传者”与接受者的“受众”的研讨，运用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将众多的曲牌放在传播视野中进行考释研究，通过追流溯源，力求找出各种曲牌及其变体的血缘关系及变化规律。
《音乐传播媒介与原生态文化保护》(吴非)通过参与中央电视台“中国民族民间歌舞盛典”栏目编导工作的体会，对原生态文化传播理念、特点等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并对原生态文化的保护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作曲包揽制”、非繁衍性传播与中国戏曲声腔的“太监化”》(周来达)，通过对目前戏曲音乐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的分析认为，只要强大的戏曲音乐自身的繁衍能力能继续存在，戏曲和戏曲音乐的生存就大有希望，当务之急是要抓住戏曲音乐“创作”、“传播”两个根本环节，改变策略，恢复民间戏曲的主体意识和音乐创作机制等，努力改变戏曲音乐的生存环境。
《南高洛古乐本土受众的观演及听闻状况之田野观察》(邓志勇、史东宁)通过田野个案的描述，以南高洛音乐会的本土受众为重点，考察当下古乐的观演和听闻状况，强调本土受众在民间音乐活动所显示出来的流动性和行为的多元性，并初步讨论了本土受众对民间音乐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大众传播的多元化音乐传播》(曾田力)就作者自己在北京搭建的传统文化传播平台为例谈了体会，进而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文化重建的角度提出了应加强对中西文化的深入了解。在此基础之上，运用多元化的传播交流手段，最终建立文化生态平衡，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弱势的不利局面。
《试论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庄元)，尝试用传播学的视角就数字时代新技术媒体(主要是指以数字技术平台发展的与音乐传播直接相关的数字音视频、计算机与MIDI、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通讯等个人媒体和大众媒体)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做较为深入的分析。
《当中国音乐家遇到传媒革命的挑战》(冯效刚)从以数字化为代表的传媒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出发提出：中国音乐家必须面对大众流行音乐文化的挑战；中国音乐家必须争夺大众传媒的“话语权”。
《论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多重音乐语境中的比较视野》(张谦)力图将音乐传播中的现场互动行为还原到具体的音乐文化语境中，以多重语境的视野比较了西方艺术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语境中典型的互动行为，关注互动行为产生的原因和结果。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音乐编辑学、新技术媒体、音乐心理认知等的角度，分析、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是当代的一个重大命题，运用音乐传播学的视角，或者立足于以民族音乐的土壤为资料源泉，针对历史的、当代的音乐传播现象和行为，来探讨千百年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或者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当代的音乐生活，结合现代高科技，诸如媒体、网络、电视等来研究音乐传播现象的新发展。尽管上述每位专家、学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层面不尽相同，但无论怎样，殊途同归，都会促进民族音乐传统和现实的研究与发展，深化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在当代意义的认知。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在研究文化变迁过程中，从音乐传播学的角度切入必将大有可为。
三、音乐传播事业与文化产业
“音乐除了拥有文化产品的特质之外，还有商品特质，音乐产品尤其是大众流行音乐产品更多地成为以商业利益为主而产制与分销的商品。”但是，盗版、侵权的发生不仅因为暴利的驱使，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大众媒介的传播方式。大众媒介，尤其是广播、电视、网络提供了极为便利的音乐传播环境，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音乐发生关系。在我国，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和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科技与版权夹缝中的音乐产业――从P2P技术所带来的音乐侵权问题谈起》(姚 杰)，以P2P网络传输技术为例，认为音乐产业的前提在于传播科技的发展，而版权问题又是传播科技中音乐产业遇到的根本问题。作者从音乐传播科技发展的历史趋势、音乐艺术功能的社会共享性、音乐版权产业的利益博弈行为等综合角度出发，提出国家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强版权法的建设，积极引导传统唱片业与新生技术之间相互整合，构建一种和谐的利益分配关系。
《盗之道，非常道――对中国音乐传播活动中侵权现象的思考》(冯玲)，以“音乐传播产生权利”为基点，运用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视域，试图在音乐传播活动背景下，来探寻音乐作品使用中的各种侵权现象及其原因，从而提出了在传播中加强音乐著作权保护的意义。
文化传播从业人员张正军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出发，结合自己公司在运营方面的困境，建议音乐传播要与商业紧密地结合，希望各位专家把好的理论导人到市场中来，以便规范文化市场运营，建立健全的市场法律保护机制；建立良好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在培养学生知识养成的同时，也要积极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质，讲诚信、不浮躁。
《音乐出版界的思考》(杜晓十)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在文化产业上是一个弱国，究其原因是我国的文化产业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相关的体系保障还不健全。通过介绍人民音乐出版社近几年的发展，比较了国外专业音乐出版社的出版与经营状况，结合这几年和国外出版界的横向合作情况，提出了加强数字化出版的设想。
《文化产业与音乐的著作权》(谢涛)通过案例分析，就日本文化产业的运行、音乐著作权的保护做了详细介绍。认为日本的文化产业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在政府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下，他们不仅从艺术创作到所属公司再到所属的行业协会形成的一系列相对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条，还有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支撑着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的良性循环保障了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流行音乐产业环境分析及其发展》(黄德俊)从流行音乐产业的概念及特征出发，利用产业理论对流行音乐产业的一般环境和行业环境进行梳理，尝试运用SWOT方法分析其所具有的优势与弱势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我国流行音乐产业未来发展的途径提出了几点建议。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文化产业职业经纪人就文化事业和产业间的关系，原创音乐在网络交易中遇到的一些困境，尤其是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唱片公司的经营理念、运作模式和成功经验，中国演艺业宏观管理中的政府角色等有关问题做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会议期间代表各抒己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首先，积极推动了音乐传播和音乐传播学的纵深发展。本次会议对于学科属性及定位的探讨，尽管个别问题(学科属性)还不统一，但是增强了大家对本学科整体的认识。针对诸多的音乐传播现象，观察问题的方法、思考问题的角度有所提高。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文化事业，关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等内容得到与会代表的共识。其次，会议代表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年轻教师所占比重较大，对一些新的音乐传播现象，如“粉丝经济”、“3G音乐手机”等给予了积极的关注，表现出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潜力和蕴含的活力。纵观此次会议，笔者以为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参与的广泛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虽然出席本次会议有部分文化产业的职业经纪人，有利于音乐传播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但是，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参会单位比较集中，缺少师范性或综合性大学的参与，缺少政府文化部门的参与，缺少全国性的参与，不利于该学科的全面建设。(2)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进一步深化。音乐传播学既然是一门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结缘的交叉学科，那么音乐传播的一些基本问题就必须清楚。如音乐与传播的关系，音乐传播的目的、本质、社会功能，音乐为什么会传播，传播的特性，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学之间的关系，建立音乐传播学的学科理论与学科体系，音乐传播学的学科方法论，音乐传播事业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关系等等。(3)尽快建立完善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艺术管理本科专业，艺术管理与音乐传播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各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认识却不尽相同。学生认识模糊，社会认可率不高，似乎艺术管理的人才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懂。从培养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都不尽相同，更缺乏专业教材。要汲取好的经验，构建招生――教学――就业一体化的良性循环机制，建立合理的音乐传播教育体系，是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呼唤。
会后，承办单位将从所收到的会议论文中，精选若干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继续编辑出版《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为这次会议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科技传播论文篇8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 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