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的多样性范文

时间:2023-11-07 17:28:25

文学价值的多样性

文学价值的多样性篇1

关键词:社会价值观念;当代文学;多元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1-0065-02

一、前言

中国当代文学多样纷呈,与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一是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影响和决定不同的文学价值取向;二是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接受了文学发展的多元共存。20世纪末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力,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迈向全球化的进程也进一步加快。全球化发展对原有的社会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起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而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有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既是各种客观现实存在在观念上反映,也会作用于各种社会现实,对其产生相应的影响。反映在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则是多元价值共存。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社会价值观念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从当代社会观念转变视角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转变及文化特征。

二、社会价值观念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在复杂的社会情况下,传统社会价值、现代社会价值乃至后现代社会价值,都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以及社会关系结构的多样化,呈现出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里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历史。两千多年来,在“诗言志”“诗以载道”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这两大命题的统筹指导下,我们中国人对于文学的价值认识,其实向来都十分明确,那就是在文学的现实社会功能和文学本身的美学范畴内,来寻求“文学”的价值意义。1917年发动的新文学运动,其实也就是在这两个范畴内进行的文学革新运动。比如,在文学价值观的认识上,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们一方面以“文学为人生”“人的文学”等核心命题为基础,强调文学的现实社会功能。所谓“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的宣言,其实就是在时代新的思想资源的融入下,对文学现实社会功能的强调,以及建立在这种功能认识之上的知识分子自我价值、使命意识的重新确认与强调。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这样的现实功利性品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广泛地被中国作家所尊崇。从鲁迅、胡适、茅盾、巴金的文学活动,再到1930年代的左翼创作、1940年代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及其文学实践、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文学,直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兴起,在这一长条文学创作的链条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作家强烈的入世意识。在这里,文学是尊严的,是对国家、民族的独立、发展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另一方面,在强调文学的现实功利性品格的同时,20世纪的中国作家们还以白话文为核心载体,在新文学的美学品性方面,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随着社会的价值观念结构开始表现出某种程度的阶层化特征,文学创作多元化现象也开始出现。中国的文学创作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再到现代派的先锋文学,文学创作从题材选择到文体实验,都呈示出了文学的丰富性。虽然,作家的创作仍然没有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相当多的作家,也还自觉地从现代化理念出发来呼吁改革开放,文学思潮风起云涌,本身就昭示了文学创作多元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当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出现以后,从审美的层面出发,文学创作更是表现出了审美形态的丰富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的创作进一步地与社会思潮趋同化,这就使文学创作呈示出了更大的丰富性。一个明显的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可以用“反思”、“改革”等核心概念来加以描述,90年代以后的文学现象更加多元化。作家们各自根据自己的文学敏感,创作着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多元化倾向的出现,首先是与作家思想形态、艺术实践方面的解放有关的。当然,作家创作多元现象的出现,反过来也表征了社会思想、艺术理念方面的解放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大众文学借助商品经济大潮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迅猛崛起,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化格局。从我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复杂化可以看到,社会价值观念和文化格局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随着社会结构特征的变化及其多样化,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作家不断地在坚持或调整着作家自己富有个性的叙事方式,从而使整个90年代的文学创作在叙事美学上获得了相当丰富的发展。如,张炜的叙事呈现出诗性作家的气质,他的小说语言激情澎湃,尤其是一些单独成段的心理独白,更富有诗的气质;余华的叙事在经历了先锋阶段的探索以后,从《活着》开始就不断地走向素朴、平和,这样的叙事风格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俨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王安忆的叙事则日趋细腻,她对都市环境的刻画,对都市女孩内在心理的把握,都体现出了女性作家的细腻,尤其是前者,《长恨歌》中开头的一章,读来真如锦缎一般,圆润无比;莫言的小说叙事则带有民间的野性与活力,和余华的日趋素朴不同,他的语言富有张力,这样的语言镶嵌在传奇的故事架构中,读来自有一种美学风味。这些美学风格上的不同向度的探索,同样使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创作呈示出多元化的特征。

三、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的当代文学创作

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倾向,主要是指作家文学观念――包括他们对于文学的价值认识、美学认识――的多样性。多元是相对于单一而言的,同时,多元也是相对的,是一种粗线条的描述。我们描述文学现象的多元性,更主要的,是从宏观的层面对一定时期内作家文学观念的归类区分。20世纪80年代的集体主义开始从各个观念层面被消解,在文学思潮和流派现象中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现实的人的价值从各层面凸现出来,不仅多维地构建文化体系,而且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走向多元还丰富了文学考察视角。随着被称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和“价值多元”的趋势,不同文学价值观念的争论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进而跃上一个新的标度。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主线是从那种消蚀个人的“集体主义”中解脱出来,将价值观念转换成文学理论发展,实现对个体人的价值的肯定,从而形成新的文学思潮和流派。这个阶段的紧迫任务就是自觉地构建与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相适应的文学创作发展体系,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立足中国现实,使其适应当代经济社会本质要求是其归属。

如果纯粹从微观的、作家本人的创作风格来看,那么,没有哪两个作家的创作会呈现出同一的特性,这样,世界纯粹是分殊的,因此也就无所谓单一与多元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多元化倾向,始于1980年代。这一倾向的出现,是与中国社会经济政策的变化、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科技的进步、现代资讯设备更新换代速度的大大提升,以及与上述所有这些现象连接在一起的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倾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全球化的深刻影响,由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倾向,作家的创作也呈现出了无法用一两种或者几种文学主潮来加描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倾向,是1980年代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晚期以来),基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政策改变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使得社会成员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也日益多样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当代文学价值多元的根本原因。

当代文学的另一个现象就是网络文学的出现。网络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网络文学的存在方式、创作范式和文学机制都呈现了新的价值趋向。尽管网络文学在形式上还不够成熟,但其展示着文学的发展方向。一种价值观念对于相异价值取向往往具有促进其发展的作用。从文学的发展演进看,由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文学活动产生之后,接受主体以自身价值观念评价文学价值,并形成文学价值的总观点、总看法。不同的文学价值观念反映了人们对文学提出的不同价值标准。历史告诉我们,每当社会处于重大转折时期,文学价值问题的探讨就愈呈现多样性。网络文学出现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网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对人类生存的深远影响改变了人们对社会、世界、人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理解,由此表现出新的文学特征。在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当代文学价值观念以一种整合而成的新的文化品味标准衡量新时期的文学作品。

四、结论

价值观念是一种主观意识它会随客观环境变化而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会因接触的事物不同而不断变化,而个人的价值观念又会作用于其所作所为,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作品受到作家价值观念的影响,但作家的价值观念往往是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当我们描述转型期中国文学的多元化特征的时候,我们更多地是从文学的单一性出发的,因而更容易看到其解放的品性;但从当下文学创作及批评的环境出发,我们其实更应关注文学多元现象中表现出来的文学价值观念迷失、文学精神溃退的现象,这牵涉到文学发展的方向,文学批评的方向,同时也牵涉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 贺善侃.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形态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2]侯传文.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力现代文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一一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4] 郑春光.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代文学》[J].东方论坛.2009(02).

[5] 王志刚.价值观念与文学思潮及文学流派[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06).

文学价值的多样性篇2

上世纪末,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较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一方面使国内的经济发展趋向于市场化经济,另一方面也加快了我国的全球化发展速度。社会价值观念一般是指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是多元共存的,可以通过文学创作反映出来。文学创作与社会价值观念是息息相关的,随着当代社会发展呈现多元化,我国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多样化,当代文学创作受到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内涵

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在文学创作中主要体现为作家对自己的文学创作的价值观和美学观念等呈现出多样化,而具体到每一位作家的个性创作来看又会表现出某种相同的特性。随着我国的改革发展,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通过接触不同的新鲜事物,思想和行为上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变现在文学创作上则是能顾结合当代的社会多元化价值观念,创作出一些具有更高品质的文学作品。

二、文学创作与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属于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反映,同时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在文学价值观念主要表现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现代文化呈现包容并存的状态;在思想观念上,不仅有积极向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同时又存在着消极落后的思想观念。必须承认的是在多元化背景下,我国实现了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先进的目标,但是其中也参杂着一些糟粕,而这些糟粕是我们需要抛弃的。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属于文学作品的一种主观能动反映,同时又对文学作品产生妨碍作用。从主观意识与物质层面分析,文学作品属于一种物质,而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则属于一种主观意识,主观能够反映客观。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对文学创作的反作用主要体现为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创作的一种冲击。由于网络文学创作的门槛低,许多的网络文学作品良莠不齐。因此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又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反作用。

三、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当代文学创作中对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体现

文学作品能够直接反应作家的思想价值观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中的思想潮流与个人价值取向等进一步丰富了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从而使文学创作风格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能够促使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和解决问题,促进文学创作的进步与发展。在社会价值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为了与其相适应而逐渐呈现多元化,并且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然后再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发展。因此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与发展的。

当代文学创作中对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体现用简单的语言时无法概括的,在此举例子说明,在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如何体现出多样化。比如当代的一些文学创作着重于反映社会中的某一些社会团体的利益诉求,作家积极创作出社和这一部分群体的文学作品。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由于文学创作作家在价值观念与美学观念等方面具有多样化,因此文学创作作品的风格呈现多元化特点。多元化文学创作出现的背景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各种新思潮和观念涌入国内,人们吸收的这些新的观念和思潮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多样性,促使不同的文学创作呈现多样化。社会价值观念与文学理论相结合,更加能够使个人的价值得到肯定和认可,从而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风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将文学创作与社会价值观念相结合,形成自身的独特创作风格,从而促使其满足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要求。

到了20世纪80年代,逐渐出现了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的出现标志着新的创作方式和文学机制的产生,更体现了当代文学新的价值取向。网络文学目前的发展还是不健全的,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文学将代表着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四、总结

文学价值的多样性篇3

关键词:价值;思想史;方法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公共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诚信制度内化为公民规范信念与行动自觉的机制、路径与保障研究”(15AZD019)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4-0067-09

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百年历史变迁、60年沧桑巨变,以及30多年的全面、深刻的社会创新与变革,古老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在把脉历史和社会现实、找准自身的理论方位和逻辑起点方面,一次次地经历着痛苦而艰难的脱胎换骨,日益焕发出华夏学术所本有和应有的精、气、神、韵。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最关键的恐怕不是简单追问和回答“价值”的哲学本质以及价值观究竟说了什么(迄今为止并没有说清楚)的问题。对于“价值”这样一个指涉范围宽广、歧义丛生的领域,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也不应固持价值应该就是如我们所说和所认定的那样的偏执。立足观念史自身自主演进的圆融性逻辑,为着价值的哲学之思获得实质性进展,从力求对价值本质更为合理和精当的理解的角度,我们更应该关心的,当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既往究竟是依托何种思想史(与文化史、观念史相区别意义上的)背景,为着何种理论目的,以何种方式去理解、言说从而规定价值的?仅以20世纪以来人类哲学观念的纵深拓展为镜像参照,由于缺少对其成果之精义的群体自觉意义上的充分消化、检视、理解和吸收,所以很难说我们的思维已经进到了价值问题的深处。真正的、真实的价值问题于我们仍是未获真解的谜团一块。

一、价值的哲学话语成为可能的思想语法:价值思维的基础合法性逻辑

价值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学者们发现,一旦进入这一领域,苦苦探究却最终发现,无论研究中采取何种方式,做出多么艰苦的努力和探索,到头来对于究竟什么是价值反而时常会陷入一种说不清、道不b的无尽困惑之中。

或许,正是这种无法清晰界定、清楚f明的特征才构成价值的真本性、真特质。正如以往我们也曾遭遇关于“人”的问题、“文化”的问题等的探讨无果,被迫转向对“人的方式”、“文化的方式”的追问一样,对于扑朔迷离的价值问题,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借助“价值现象学”① 所提供的视野和方法,做一些基础性的“地基清理”的奠基工作,探寻使“价值”的形成和言说成为可能的方式――由“价值是什么”转向“价值何以是其所是”以及“如何是其所是”呢?

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著名思想家伽达默尔在其《价值的存在论问题》一文中,对价值问题的真谛做了前提意义上的辨识:“德国哲学的民族传统促使我们把考察所谓的价值哲学看作首要的任务,……我们要对其概念的基础,即价值概念,进行概念史的研究。这不仅应该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而且会使我们意识到在价值概念的使用过程中所涵盖的各种事实上的关联。”② “我认为,在这里将可看到与语言分析定向的讨论在方法上的界限。这不只关涉到,规范的陈述和价值判断相比于理论的陈述,如何合乎逻辑地证明其合法性的问题,而且还涉及赋予‘价值’这种规范要求是否合法的问题……价值问题的存在论方面意味着这样一个关卡,如果你想绕开追问‘价值’的存在要求的整个道路,你就别想通过它。事实上,价值这个概念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困境的表达,它不得不让我们走向历史的自我沉思。最终,每个人都必须承认,这个哲学困境的背景是由我们文化的共同因素,即现代经验科学在现代人类的生活和意识中所起的作用所构成的。”伽达默尔认识到:“应该指导和控制我们的认识与能力的那些主导性的价值和目的,本身就不是现代科学所能搞清楚和合理说明的。在其最终的普遍性上,这是一切同时代的哲学思想的共同基础。”③

价值哲学研究中应有的规范理性意识的不足,与价值之思的独特学术范式建构的严重短绌有关。一代中国学者曾经费尽心力、绞尽脑汁地试图给价值本质、实质问题一个自己的说法,其目的是求得人们在谈论价值问题时,面对纷乱的现象能有一个统一的参照。这种努力是值得同情、肯定和赞赏的。然而尽管在“价值”未被展开的世界里,这种做法绝对是必须的,一定会赢得关注价值究竟若何的人的认同,但随着全球化、市场经济实践的展开,随着文化与价值多元化的发展,一个无比丰富的“价值世界”在中国社会全面呈现,这样的做法就逐渐失去其合理性了。不独学者,甚至普通民众都开始真实而深切地感受到:相较于思想、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对价值的各种说教,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正在呈现的价值本身的逻辑更为刚性而直接,价值因“现实”而变得日益自明了。

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都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合理甚至理性形态的“价值本身”,与侵入到现实社会中且以各不相同的面貌存在的诸多价值事实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而我们所期望的价值也根本不会按照我们的主观意愿实现自身。“现实”因“价值”的介入变得复杂化了,反过来,“价值”因“现实”的非自主呈现变得简单化了。

中西方思想史上,价值哲学研究的背后,绝非空疏的学术背景,而是有丰厚的学术思想资源作支撑的。忽视这一点,我们只能离价值越来越远。以价值思维的传统为例,严格意义上讲,有人类、有属人的生存与生活,就有关于价值问题之思,只是层次、深度、形态各不相同罢了。价值思维并不关注“是何以是其是”,而关注“应是”,关注“是之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应是何以成为应是”,“应是”之思何以可能等等与“应是”的合法性、正当性相关的问题。“应是”及其合法性、正当性问题甚至构成所有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的惟一主题。在《变动中的人类价值》一文中,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一般系统论之父”的奥地利著名学者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指出:“对于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人类价值这个问题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然而,有许多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提出这个问题恰好表明价值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已经变得有疑问了。”④ “非常不幸的是,在哲学和行为科学领域,价值理论是最困难、最含糊不清和最有争议的领域之一。我们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之一是从价值的一个实用的定义出发,看看究竟能走多远。这也就是说,我们让这个定义来适合我们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记住,这样的定义不总是无可辩驳的。”⑤

价值思维有其固有的基本逻辑,它是一种应然意义上的有关社会历史与文化价值真理的真值逻辑与生存正当性信念根据的求解。价值既然指向“应然”的东西,那么价值之思肯定属于超验之维。以价值哲学研究中备受争议的价值本质之“需要满足说”为例,学者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价值的哲学本质绝对不是简单的“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这样一种纯粹“事实性”的东西,它至少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所谓价值意识和价值思维一定是“需要被满足之后”所产生的一种“价值体验”和“价值感”,更重要的是超乎“需要与满足需要”这一现象之上的东西;另一方面,哲学意义上的价值同时还伴随着对“需要以及需要满足的方式”、“需要以及需要满足的结果”、“需要以及需要满足的性质”等的持续性评价和实践性反思过程。这就是说,哲学上的价值一定是一种三维结构:价值事实、使价值事实成为可能的价值表达方式,以及对价值事实所进行的主体性评价和认知。

价值之思一直绕不开的一个事实,在于“文明的悖反性现象”的约制,在于其与各种“非价值”、“反价值”以及“伪价值”现象的复杂多相的纠缠关系。一如理性最终会走到它的反面――一切以理性的方式所求取的目标,最终无非就是一个自由,而自由的本质其实恰恰就是非理性的,文明又何尝不是同样的情形?正如文明的本质是对文明自身的不断侵犯一样,一种价值的自我确立和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对其他价值甚或自身之不断自我“消解”的过程。自古及今,不只是每一个个体,其实整个人类都在犯着一个常识性错误:以科技的方式满足人的无限膨胀的欲求,以文化的方式替人类所犯的罪孽寻找苍白的辩词。现代性文明更是一部“价值的悲歌”,其本质是消灭“价值”。其呈现的逻辑是:以技术的方式将“价值”尽可能多地创造出来,同时又以技术的方式将“价值”消灭掉。此种意义和类型的价值活动,或者说其所追求并致力于呈现和实现的“价值”,其实已经被人类自己糟蹋得所剩无几了。

所以,面对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伤痕累累的社会现实,安抚一颗颗受伤的心灵,简单地以需求的满足思考诸多价值现象其实是有很多、很大问题的。前现代性文明和文化背景下,现实个体之“生存需求”是有限度的――其实是其实现手段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境下,价值的实践和理论逻辑非常容易把握:人们所遭遇的一切,可能都是某种萌芽状态的潜价值,都需要以价值思维的方式做出与那个时代人类的心智水平相匹配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价值”,那些称得上价值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根本无所选择的东西。当代著名德裔美籍哲学家、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伯格在其论著《永恒的价值》的导言中表明了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世上是否存在着自身就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当然,世上许多东西之所以被我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或者是因为你喜欢或我喜欢它们,或者是因为它们相对某一特定目标而言是有用的,或者对我们有所裨益。……总之,我们所谓的价值,似乎都不过是使个人得到满足的手段,它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因群体的不同而不同,因个人的不同而不同。”⑥ 闵斯特伯格肯定地指出:“如果我们的时代要有一种全新的、赋予生活和现实以意义的哲学,一种能够将我们从怀疑我们理想的伪哲学中解放出来的哲学,那么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价值问题一定是这一哲学的中心。‘什么是有价值的’这一问题的意义,必将决定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那么,哲学探究价值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对价值的哲学探究,无意给予,或拒绝给予天堂或世间的事物以价值,无意创造新的价值,也无意重塑或重估已被认可的价值,更无意用自然科学或心理学的方法,解释偏好的心理过程。哲学宁愿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即在何种程度上,我们有权赋予我们的价值观以客观的特征。……哲学的价值理论,仅仅追求拥有价值意味着什么。在什么意义上它们能够是真正有价值的?在何种意义上它们取决于我们个人的立场观点?除开我们个人的喜好和快乐,世上有什么是有价值的吗?除开导致我们个人不适的东西,世上还有什么是无价值的吗?如果与我们的人格无关,那么还有我们认可的价值吗?如果与我们个人的厌恶无关,那么还有我们应该拒绝的道德之邪恶、逻辑之错误、审美之过失或宗教之罪孽吗?”⑦

真正的学术研究始于问题导向,这一问题不只指向时代的现实问题,更多的指向思想史的逻辑传承问题。学术研究中令许多学者困惑不已的问题是:面对思想的逻辑和观念化现实,我们在选择表达观点的时候,是让我们所选择和面对的观念按照自己的方式说话和呈现其内蕴,从而在比较性观照的意义上发现和确立我们的立场,还是从我们的个人立场出发,主观地强制性地让观念、思想服从我们的意愿,即按照我们所设定、所需要的方式出场?

从国内已有的价值哲学的研究成果来看,真正本着明晰之问题意识展开有效的价值哲学研究的并不多见。原因在于,一是迄今为止并没有真正明确问题是什么。对于价值哲学研究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人为什么要认识世界?答曰:为的是改造世界;再问:改造世界为什么?答曰:满足人的需要。于是得出结论:这不就是价值的问题吗?那么我们要问,这样一个原本就是人类生活常态的现象,难道就是哲学意义上的需要哲学家去发现、论证的所谓“价值问题”吗?又有学者说,价值的本质问题是价值哲学研究的惟一的、最高的问题;还有学者说,价值的本质是规范理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更有学者说,价值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所谓“价值逻辑”和价值思维智慧何以可能的问题,等等。这说明关于何为价值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并没有统一和明确的看法。二是问题的边界不清。价值的边界问题,其实并非一个新问题。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探讨“价值的不完整性”问题时,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问题的形态性分析思路。内格尔认为,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有五种基本的造成冲突的价值类型。冲突可能产生于它们内部,也可能产生于它们之间,而后一种冲突是特别难以处理的。”内格尔指出,五种价值冲突类型分别表现为:“首先,存在对其他人或某些机构的特殊义务:对病人的义务,对家庭的义务,对某人工作所在的医院或大学的义务,对社区或国家的义务。”“第二种类型是从每一个人都有的普遍权利引出的对行为的s束,或者是指做某些事情的权利,或者是指不被以某些方式对待的权利。”“第三种类型即那种被专门化地称为效用的价值。”“第四种类型具有完美主义的目标或价值观。我所指的是某些成就或创造的内在价值,而不仅仅是它们对经历或利用它们的个体所具有的价值。科学发现、艺术创造、宇宙空间探索的内在价值提供了实例。”“最后一个类型是执着于某人自己的计划或事业,除了一开始导致他做这些事的无论什么理由之外,这种执着也是一种价值”⑧ 内格尔认为,“义务、权利、效用、完美主义目标,以及个人的执着,这些价值观不断影响着我们的决定,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冲突,在医学研究、政治、个人生活中,或者行动范围不受认为限制的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出现”⑨。以往的价值哲学研究经常在价值的涵义没有被言说、界定清楚的情况下,被各个学科、各个领域不加限制地应用,于是就有了所谓“人的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道德价值”、“法律价值”、“宗教价值”、“生态价值”、“日常生活价值”等的外延式运用。而面对历史、现实和思想文化中所出现的所谓“客观价值”与“主观价值”、“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文化普遍价值”与“文化特殊价值”等之争,价值哲学家们更是拿不出更好的解决之策。三是所论问题的所指不b。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要么是学科意义难以成为问题的假问题,要么因“学科范式”的缺乏,显得不着边际。我们似乎不太清楚我们的“价值哲学”理论研究在思想史中的确切方位,我们甚至在没有确定的“文本”的前提下,就基于某种“客观的”社会需要关起门来、不厌其烦地、“热烈地”讨论和争辩一些理论上的和现实中的“价值问题”。我们基于将自己的“价值之思”的成果推向国际学术界,却发现别人所感兴趣的问题,以及谈论同样话题的方式与我们有实质性的差异。

规范理性关涉学科与问题的方法论自觉,其有无和精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思想超越与学术创新的可能性。与国内价值哲学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需要以被“后现代观念”批判反思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方式继续关注以下问题:我们关于价值的思考探索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的?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了价值的哲学本质?我们的所思所想与所作所为,究竟只是或笨拙或巧妙地重复前人早已经说过了的结论,还是秉承并合乎思想史规范的基础,为价值研究贡献我们自己的应有的智慧?认真地检视一下国内30多年来的价值哲学研究成果,其中观点、主张并不稀缺,惟独缺乏的,是一种价值哲学研究范式的自觉。学者们明明是在借用或搬套别的学科的既成范式,却不愿意承认。学术范式的缺失,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表现尤为突出的,就是我们对“价值何以是其所是”这一价值哲学的根本问题所不应有的忽视。

二、价值是人性自明化的历史―文化逻辑:“价值实践”之领域归属与功能自明性的短绌

在学科归属的意义上,价值问题被认为不是“自然科学”的话题,而是文化科学(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的核心。俄裔德籍著名伦理思想家尼古拉・哈特曼在其《伦理学》导论中分析了伦理与价值问题的基本理论特质:“现代思想传统在其任务的开端处,向哲学提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能期望什么?第二个问题被认为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它是人的问题整体中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赋予伦理学以实践哲学的特征。这个问题的目标比单纯地对实在进行智识的把握要更广泛,但比‘期望什么’的问题范围要狭窄。这个问题独立于任何目标达成的保证,同样独立于有条件的、可理解的知识,独立于对绝对的信念,它位于坚实的生活现实和乌托邦式悬浮的理想之间。”⑩

尼古拉・哈特曼的明辨慎思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价值哲学研究?对此,学者们的回答可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至少是能够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对人们所生存、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及其未来可能的前景,做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价值解释”,从而使芸芸众生对自己的生存境况产生并获得一种应有的“价值自觉”。

价值问题既然遵循的是“用”的逻辑,而“用”是一个多样性、随即性、非确定性的领域,它拒斥有关价值理论的单一性;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伦常日用逻辑又完全是自明的,除非有重大的社会和历史事件的突然发生迫使人们做出判断与抉择(即使在这种非常情形中,人们的选择和判断也并非完全出于自主、自觉和自愿),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有价值理论指导和无价值理论指导究竟有无分别?而当由“哲学的价值”转向文化的、历史的、生活的价值以后,“价值”本身又在哪里?价值哲学的研究者们长期以来,受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普遍有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前置预设,即在从事价值问题研究时一致倾向于认为,必定存在着一种对所有价值哲学研究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毋庸置疑的“价值本身”。学者们的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找出那个作为“价值本身”的价值。此即所谓“价值真实”的问题。我们就生活在价值世界、价值观念之中,却不知道使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成为可能的那个“价值”是什么,存在于何处?我们按照我们的方式所言说的东西,可能并不是“价值”。自然地呈现于我们理智中的东西,也可能不是我们称之为“价值”的东西。真正的、真实的价值,是既在这个世界中,又超出这个世界之外,并使这个世界成为目前这个样式的那种方式本身――所谓宇宙之“玄机妙理”。说得通俗些,价值是使得这个世界看起来有价值、生成价值、呈现为价值性存在方式的原理、机理。在被诸多有关“价值”的理念和主张所建构、摹写以后,在哲学意义上,价值可能是对非常态世界之非常现象、事件、过程的一种常态理解。价值关涉的是“人制”程序的内在机变方式与机制、机理优化的可能性等问题。

历史上、现实中,许多寻常的东西恰恰正因其寻常,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并不为人所看重、珍视。以社会活动层面的现象为例,虽然使社会活动获得现实性的条件有很多,但显然,只有深层次“文化发展”的价值与人文逻辑――规范场,才是隐藏在诸多社会现象背后的力量,并最终导致实现“整体性程序”的变革。当然,这样一种理解价值的方式并不是搞神秘主义和抽象主义。因为如果离开人,不是由人去发现、理解、掌握和表达价值,或者价值不与人发生实际作用,这样的价值又如何可能?这同时表明,在长期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我们关于价值的“实践”本性和现实性指向的言说,被学者自己严重遮蔽了,导致探讨价值哲学的成果缺乏现实的反思性维度,实践性转化不够。价值哲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由于学术规范的缺乏,在涉及诸多价值问题研究时,学者们普遍陷于一种自说自话的境地中,多数学者喜欢躲进小楼自成一统,浸淫其中,盲目地把玩自己的所谓“价值发现”。而一旦学者们走出书斋,面对已然纷扰不堪的俗世和差异化、多样化已成定在的眼前、眼中的“现实”,面对普通民众全然不理会学者们的价值理性智慧,坚持发自本心的自在本然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时,除了尴尬、无奈,几乎无计可施。因为,学者们发现,在一个“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或者“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作为惟一具有合法性的价值信念被普遍接受,以“理性功利”、“消M自足”、“娱乐为本”的生存情境中,被实质性边缘化的不是民众,而是高喊价值,试图以真价值示人并对人实施救赎的学者本人11。

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价值无限可能”或曰“可能无限价值”展开的时代,在市场化社会的自主生活实践锤炼下,一代中国人学会了依照自己认为是合理、正当以及适宜的方式,选择、筹划、构想自己切实的人生目标,有关价值的体验正在变成个体本位的差异化定在。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存在着对民众真实的“生活现实”和“生活逻辑”的不同程度的忽视,本是鲜活的价值之思,变成了十足的学院化闭门造车和个别学者之个人趣味的表现。以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实践的方式理解和掌握价值,这是中国马克思价值哲学研究界所达成的共识。价值的“实践的方式”意味着,当代中国的价值研究,正在由有关价值问题的抽象的“理论预制”走向一种“实践的逻辑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一代中国民众之应然的价值共同体的生活样态。客观地讲,由于中国自身变革实践的固有局限性,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其实并没有找到真价值的本有的、应有的呈现、展现和实现方式。面对一个“价值化了的”、“超级价值化了的世界”,中国学者的追问方式,不应再是传统的“是什么”甚或“怎么样”,而应转向对价值的中国式生成、在场、实现方式与变迁规律等的反思,即建构民族本有的价值思维语法。价值哲学的研究如果仅仅是比附现实,为现实进行合理性当然性论证,这样的价值哲学研究迟早会陷入困境,直至从学术舞台上消失。

三、传统的差异与质性统合性:对相关传统的忽视所导致的价值理性规制的缺乏

任何一种学科,任何一个问题,都必定有自己专属的学科背景和独特的学术传统,价值问题当然也不例外。对价值问题研究的学科领域的基本归属不当,通常会造成话语的凌乱和众声喧哗,以致于进入价值哲学领域的学者通常会不明就里地询问:价值在何处?如何恰当地发现和表达某种价值?谁的价值?何种价值?

具备基本学术思想史常识和学术素养的学者都不会否认,所谓价值问题,在原本意义上是人文(精神)科学的主题,它着眼于为存在和生存本身的意义问题等提供一种或有、或无、或可能、或不可能的精当性辩护,为人的精神性追求和理想境界的生成立法。国内的价值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在被公认为是一个“问题性事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框架内以“原理式思维”进行的。学者们煞费苦心,力图全面挖掘“中国哲学中的价值”、“西方哲学中的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价值”。以此为思想资源,学者们苦苦求索、求解、求证所谓“价值的本质”、价值认识与价值真理、价值与社会历史规律、价值评价合理性等问题。不仅如此,学者们还结合百年历史变迁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用不尽成熟的“价值本质”理论,观照“改革开放的价值观”、“市场经济的价值观”、“现代化的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这样一种违背价值学科本性的做法,无法有效地引领我们接近、领略有关“人文的真理”和价值的真谛。

西方学术界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是在一种“价值伦理归化”的意义上展开价值之思的。面对“社会的被过度价值化、非价值化、超价值化”现实,学者们以人文知识分子的敏锐觉识,提出了“经验主义路向”、“先验主义路向”、“心灵主义路向”以及“语言分析路向”等多维度、多样化的学理性辨析思路。而且,这种研究充分考虑到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实践哲学转向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向所产生的最新成果的背景。西方学者对于价值的探究,一直是在严格遵循人文规范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使是学术个性特异如叔本华、尼采等,甚至许多极端的后现代性学者,都不会擅自背离各自的人文学术传统。正是这种对传统的尊重,我们才能在西方人文思想的百花园里,欣赏到一个个精神气质各异、学术创见各有千秋的人文思想大家,从中领略和领悟他们有关人文价值之思的精妙与精当之处。

我们且看一下尼采有关“价值”的深刻洞见:“某种东西如何会从它的对立中产生?例如,真理从错误中产生?或者,求真理的意志从求欺骗的意志中产生?或者,无私的行为是怎样产生的?……具有最高价值的那些事务必定具有一个不同的、自己的本源――从这个永久的诱惑性的欺骗人的渺小的世界中,从幻觉和欲望的这种混乱中,它们是不可推导出来的!倒不如说,在存在的怀抱中、在永恒的东西中、在隐蔽的上帝中、在‘自在之物’中――它们的根基必定在这里,而绝不会在别的地方!――这种判断方式构成了可以把一切时代的形而上学者辨认出来的那种典型的偏见;这种价值评价的方式在它的一切逻辑程序的背景上;从它的这个‘信仰’出发,它致力于它的‘知识’,致力于某种东西,此东西最终庄严地被命名为‘真理’。形而上学者的基本的信仰是对价值的对立的信仰。’”12

文化甚而文明的“价值化”是一种难以阻挡的历史趋势。在思想史、观念史以及文化史的意义上,我们必须致力于寻找价值问题言说的中国思想逻辑,以及价值理论中国化的表达和呈现方式。我们必须以深度“介入”的方式,让世界历史的演进受到中国式价值的影响,让人类文明的进程有中国式价值元素的智慧显现。价值问题从陌生到熟悉,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时间并不算太短的过程。由于缺少一个必要的价值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场景,中国学者对于一个在经验层面看似非常熟悉,但在学理层面却非常陌生的“价值”,曾经花费了很多的心思和心力去努力辨认、费劲品评,给出了许多说法,却终究并没有弄清楚价值问题的实质之所在。

面σ桓黾壑祷的、正在走向、走进价值化的社会,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应该开始思考和关注复杂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和使得这种现实成为如此这般的背后的理论逻辑,并按照中国学者自己的智慧,对这种理论逻辑的正当性本身提出自己的解释,形成自己对于特定现实问题的“价值语言模式”。当下,价值在中国社会已经是“全现实化了”,中国社会正在或者已经变成“价值化的社会”――“社会的全价值化”或者“社会的真价值化”。在全球化实践的历史场景下,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体制20多年,在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已经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经验的不能再经验、日常化得不能再日常化了。借用尼采之“人性的,太人性的”表达式,在价值问题上,我们是否也可以用“价值的,太价值的”来指涉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呢?经济生活领域财富的创造与公平分配是价值,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民主与制度正义、民生与福利保障是价值,教育卫生是价值,社会与人的发展本身是价值,社会精神生活的价值信仰逻辑以及民族优良的心灵秩序之历史性生成,等等。价值正在成为中国人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本身。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面对社会价值如此这般而非那般的特定、特殊式呈现和存在方式,我们似乎不需要再费尽心思去苦苦琢磨究竟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人的价值?以及什么是社会核心价值?价值观的分化现实所导致的现实社会中的价值类型,已经非常之多样,现实社会中各种价值形态的发育已经非常之充分,有些类型――譬如社会经济(功利)价值等的发育,已经接近完善。当一个“价值的纯粹化的现实”不断地向中国社会敞开的时候,当原本不纯粹的现实因了价值的介入而变得更加真实而纯粹的时候,当一个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民众未曾深刻接触和体验的价值化现实变成一种触手可及的经验化实在的时候,中国学者真的需要用心去思考所谓价值的究竟、以及我们谈论和言说价值的方式了。

四、话语方式的革命:价值之思问题上思想史(观念史)方法的引入

以“当下”中国之复杂、深刻的现实观照之,关于价值的哲学研究,其实并没有真正构成一代中国学人的日常意识和社会的精神文化心理。有学者对“当下”做了如此解释:从时间概念上讲,“当下”就是一个抽象界定,将“当下”转化为历史性的表述,便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与展开、改革开放既定经验的持存、现代社会范式的期许与践诺13。在中国历史上,这样一场变革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变革着旧的价值话语,同时也按照新的实践和生存逻辑呼唤新的主题性价值话语,并有可能产生全新的价值经验的社会、思想运动。

对于业已和正在经历复杂的长时段的历史文化变迁的一代中国学人来讲,我们究竟应该在何种语境下谈论有关价值的问题?我们称之为“价值”的或者进入中国学者视野中的价值问题的真意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以何种恰当的方式将这一时代的“价值问题”呈现出来?一代中国学者正在谈论着的“价值话语”与西方学者的理解究竟有何实质性差异?这种差异就有关价值论的话语来讲,是否存在根本意义上的高下、优劣之分?在对待价值之原体(母体)――人性的深度和高度方面,在以价值的方式改变人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提升人的精神追求以及人格境界等方面,我们究竟具有多少优越性和卓越性特质?

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负面的教训深刻地启示我们:作为共同体之理想的目标依托的“价值化总体”或者总体性价值依然离我们很遥远。我们的发展在一步步远离价值的真理,我们迷惑在各种虚假的价值幻象的世界里,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创造、实现着各种价值,却根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价值正渐行渐远,我们在追求价值中却失去了价值。正像真善美不唯是哲学的主题和话题,其他人文学科同样可以将研究的触角伸展进来一样,价值问题一开始就是各门人文社会科学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当价值哲学关起门来制造“价值本质”和“价值观模型”,且学者们为之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生态学等各领域早已自主地开辟了有各自学科特色的价值研究,如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提出的主张,心理学中几近成熟的“价值澄明方法”的发现和创造性运用以及所获得的巨大成果,社会工程学领域运用得愈来愈广泛的“价值转化工程”方法,及其在推进社会财富创造、管理理念的变革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这些都在获得人们的一致肯定。

在思想史、观念史的意义上,在话语逻辑变革的意义上,我们的研究成果又能给这些学科贡献多少有指导价值的东西?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有关价值之思的话语生产与话语选择逻辑,而且这种逻辑一旦得以确定,通常都不是太容易被改变的。这种现象通常称为话语使用的“路径依赖”。各个学科的学者们,无不深谙此种现象之于学者和学术研究的玄奥所在。因为人的天性所驱使和诱致的结果,多数学者都乐于使用这种现成的、省时而不费力的理论作业方式。当然,事情的另一面,就是助长了学术界的庸懒之风盛行。价值哲学问题研究中话语的守成,一方面似乎有利于学术的稳步推进,但另一方面,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阻碍真正的学术创新的羁绊。中国学术界每年都出版成百篇(部)所谓价值哲学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其目的当然是旨在推进学术话语的成熟和体系建构,但以话语的逻辑准则衡断,其中的差距何在,一清二楚了。

在思想史、观念史的意义上,价值思维及其所形成的范式,本来就是一个“历史时代性”、“民族生活性”、“精神自明性”、“心灵成长性”现象。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生存与生活共同体都有其特定的价值话语的生产方式。它们藉此在共同体内部以及与其他共同体之间展开着“意义”的传达与交流,以此丰富其价值话语的蕴涵,拓展其适用性边界,赋予其活力。话语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表达的说话方式。在知识形态建制论的意义上,话语必定是以学科为母体的,离开学科无有所谓话语。为了建立民族现代话语方式,除传统已有的以外,自近代以来,我们还从西方引进了非常系统的学科。其目的非常清楚,我们欲以中华民族自己的方式,求得我们对于新世界的自主的解释权,并以此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

有关价值的话语是人类文化借以传播的中介和得以留存的化石。令人类智识感兴趣的是,世界各民族各时代处于主导地位的主流价值话语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各种价值话语又是以何种方式影响一个时代的制度安排、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心态的?价值话语的生产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贤不无痛苦地发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陷入了西方价值话语的强势控制之中。何以至此?其理由在于,近世以来,不仅解释世界和人生的智识、理论、思想不是我们的,而且这种知识理论还按照其自己的方式和逻辑,在一点一滴之中,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着我们民族的话语方式,一种新的价值话语主体应运而生。一代人曾经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欣喜,以为我们从此永远告别了传统,获得了话语新生。实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真的从此获得了价值话语的自了吗?我们真的能够自如地运用本与我们相外在、甚至有明显异己成分的价值话语了吗?我百多年来对这种价值话语运用的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中了中国社会的诸多沉疴和积弊了呢?

自有人类以来,每一时代、每一国度都在自觉不自觉的意义上使用和丰富着某种价值话语。与知识、理论思想等相比,价值话语从形式上看似乎只是某种语言或语言的某种方式的运用。其实不然。一种语言的运用一旦成为了一种价值性话语,并获得大多数人的运用,这种话语自我确立的过程本身就接近社会历史的真理。作为理论的内核,价值话语甚至会以自己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澄明着人类生存、生活的真理。我们的确不缺少话语,科学的、政治的、日常生活的。我们有时候常常被话语所累,以至于遗忘了话语生活的价值真理。生存的异化并非结果,价值话语的违背本性的使用才是直接根源。如此,我们缺少的是对一种价值真理性话语的有效而合理的创制。

那么,在价值话语重建的危机时代学者何为?我们应该以价值之思所必须的恰当的方式进行集体性的检讨,检讨我们的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到位。特定时代的价值话语,关涉着民族伦理生活的品质和道德觉悟的水平,在文化总体性意义上实践地印证着思想的深度,划定着思想的边界,运筹着思想的高远目标。我们没有以这个历史时代应有的高度和智慧,创造出真正属于、合乎于并对该时代具有引领、启示作用的人文与价值哲学话语。我们只是紧贴这个时代的表皮,在这个时代的实践和做一些要么是浮皮潦草的有关“价值现象”的经验性简单描述,要么是基于功利目的投机取巧的工作。当代英国著名精神分析学者乔治・弗兰克尔所说:“如果说所有的人类文化、社会和文明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是人类心灵的产物。”“虽然社会现实的确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但是社会研究者绝不能忘记参与制造社会现实的心理过程。”“文明是由生物物理客体和动力的总和构成的,所有这些客体和动力都是将意义、价值观和规范客观化的媒介。人类个体并非从身体上或生物学上注定成为国王、教皇、将军、科学家、工人、农民、商人、罪犯、英雄、圣人等等。所有这些及其他千万种的‘意义’都是社会―文化强加给生物有机体的,群体与个人不仅作为物质客体和生物有机体存在,同时主要是作为有思想的人类个体、符号意义和价值的代表、创造者和中介而存在的。”14特定历史时代的价值语境、思维、精神逻辑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和自主性。人类的精神生活必须有一个适度的张力空间,此乃价值意识产生的前提性条件。价值产生异化的常见情形是,当人们的精神空间只被一种语体、言语、语境覆盖和占有时,人的许多卑劣的欲望与行径就会假这种语体作为言语来释放、行进,其结果则客观上自然地强化了这种“价值语境”。不仅如此,这种价值语境还会以其自设的自以为是的方式不断地强制性地渗透于社会、渗透于人的心灵。此种情况下,个体出于淳朴的自我保全之考虑,只能无奈、违心地被动顺从和就范。

尽管从全球社会着眼,在存在势位上,我们民族价值精神之落差显而易见。但是没有人否认,多元化、多极化或多样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思维和价值精神现实。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话语民主极为稀缺且封闭的狭隘的价值言语世界中,其所形成的大一统的价值语境、价值思维和精神逻辑(一种表面上看似能自己证明自己、自圆其说,到头来只能形成价值言语的狂轰滥炸,对于铸造优良的心灵与心性秩序没有起到应有作用的价值体系)正在成为历史陈迹。虽然我们这个历经沧桑、饱受苦难的民族过去时代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并不会因那个时代的消失而消弥,但是面向一个成长中的、发展着的新质的中国社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必将会创制一种新的价值思维逻辑、新的价值语境,来理智、从容地应对日益复杂化的价值现实。

注释:

①“价值的现象学”被规定为从广义上说是对价值借以在经验中出现的方式所作的一种叙述。以舍勒所创建的价值情感现象学理论为例,其反思并敏锐地觉察到了近代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困境,提出了关注人的整全性人格的生存论人学路径。舍勒认为,怨恨是现代伦理与道德基本价值的根源。作为现代社会的心理文化根基,哲学应从“自我劳动和盈利的价值”、“价值的主体化”、“有用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三个维度对道德做出合理性阐释。舍勒的分析旨在表明,由怨恨所支配的现代世界观念颠倒了事物的正常秩序,从而导致经济政治领域“无限制的生产欲和工业主义”的泛滥,文化价值观领域突出的“商人的气质p禀赋所代表的价值”。此种情景的出现,古代社会所推崇的丰盈的生命本身的敞开和精神自身的自我提升等,被归结为一件事情――“适应关注的训练”,目的价值让位于单面的工具价值。

②③⑥⑦ 参见冯平主编:《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先验主义路向》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403―404、540、543―544页。

④⑤[奥]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美]A・拉威奥莱特:《人的系统观》,张志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0页。

⑧⑨[美]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万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140、141页。

⑩12 参见冯平主编:《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先验主义路向》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3、197―198页。

11 李西建等:《消费时代的价值期待――从《娱乐至死》看媒介生态学的人文理论面向及其未来》,《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13 参见李胜清:《个体主义的伦理话语》,《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

14 [英]乔治・弗兰克:《心灵考古》,褚振飞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7―8页。

文学价值的多样性篇4

【关键词】价值观;学生;教育教学outlook on values educates the shallow xi student

【abstract】what to outlook on values having , what to life direction having right away. the values how to train teen-ager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beneficial to taking form's, is one item important mission of our socialist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building , is long range problem our socialism must study an exploration unceasingly as modernizing school.

【key words】outlook on values; student; educate teaching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上多种价值观相互碰撞的现象已反映到学校中来,我们的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与接班人的主阵地,如何加强青年学生的价值观教育是我们的一项长期任务。WWW.133229.cOM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观教育的导向

而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封建主义的价值观、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东方的价值观,西方的价值观;古代的价值观、现代的价值观都在对国人产生影响。学生面对这一切,由于判别能力较差,容易产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的现象。社会主义学校面对这一现实不能任其自然。在社会上价值观会呈现多元状态的情况下,必须坚持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价值观,大胆对社会生活中消极的价值观在学校中的影响加以有效控制和抵制,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根据当前学生价值观的现状,笔者认为学校在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中,应当重点帮助他们正确处理以下三个关系: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关系,个人与集体、国家利益的关系,索取与奉献的关系。

学校教育一旦在社会主义社会与学生之间起好中间媒介作用,学生就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产生良好的“最初印象”,从而打下纯正的“底色”,产生难以磨灭的“社会印刻作用”。

2形象化——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方式价值观体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意识,其教育当然需要理性化。但是若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搞倾盆大雨式的理性灌输,搞空洞的说教,学生必会觉得味同嚼蜡。因此,价值观教育方式宜虚功实做,即以具体的物化模式--人物形象进行引导,把抽象的价值认识具体化、人格化,用具体的人物形象感染学生。

价值观教育形象化的关键在于选择好的榜样。一是选择的榜样地位上要接近学生,力求是“低起点”、“高成就”、“平凡而伟大”的榜样,这就能使学生动情、佩服。二是选择的榜样要在时空上接近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当然可以选历史上的、国内知名的英雄、模范、先烈、先进人物做榜样,但决不能一味“舍近求远”。榜样的亲近性,容易被青年学生相信和接受。三是选择的榜样具体言行要适于学生模仿。学生对价值观的认识总是从具体到抽象,从感觉到思维,只有通过模仿榜样的具体言行,才能逐步升华到对价值观的整体把握。

3校园文化——价值观教育的环境力量所谓校园文化,其核心就是师生员工所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体系、行为准则和思想作风的总和。它作为一种能动的环境力量和隐性课程,对学生价值观导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校园文化对学生价值观影响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它包括校风、校容、制度、体育、文艺熏陶等。教育是一种导向,但校园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就是导向,正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说,生活即教育。在学校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受什么样的教育,学校要引导学生过进步、文明、健康的生活,这样必能对形成社会主义价值观产生积极的影响。

4内化——价值观教育的最终目标所谓“内化”,这里是指通过教育将社会主义价值观转化为学生自我要求,并付之于行动,形成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是人进步的内在动力,是价值观教育内化的体现。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着力促进“两个互动”。

一是促进学生情理互动,形成正确的价值评价。要引导他们把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过渡,以达到情理相通,认识加深。从本质上而不是从表面上认识、信服、内化社会主义价值观。

二是促进学生知行互动。激励他们把初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落实到日常行为中去。人的行为是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是把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价值观教育内化的外在表现。所以培养学生社会主义价值观,一定要注意引导他们身体力行,切实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

文学价值的多样性篇5

论文关键词 多元化 价值观 引导

一、引言

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看作是一种行为动力,它对人往往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价值多元化背景下的学生价值观实质上指的是:学生对自身价值的认知以及在生活中应该如何更好地去实现自身价值,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引导学生做出正确的选择,同时能够让其明白自己人生和事业中的追求是什么、动力是什么。有相关研究表明:当代学生的价值观的主要呈现出积极、务实、健康、向上的态势,但是由于他们在生活中的经历不多,同时涉世不深,导致他们有时会在分析和判断问题时,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可见在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对学生的价值观进行正确的引导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价值观的多元化

具有不同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人,其往往会具有不一样的价值观。随着一个人的不断成长,其价值观也在不断的形成中,价值观的形成往往会受到家庭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在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及所处的经济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价值观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为,同时也能够影响群体的行为以及整个组织的行为。由于人们的价值观各不同,则对于同一个事物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就目前而言,可以将价值观大致地分为如下几种:

(1)理性价值观,该价值观的出发中心在于知识和真理,一旦人们具有了这样的价值观,便会偏重于追求真理。

(2)美的价值观,其主要核心在于外形的协调以及外形是否具有匀称性。

(3)政治性价值观,其主要核心在于权力以及地位。

(4)社会性价值观,其主要核心在于将群体和他人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5)经济性价值观,其主要核心在于如何得到更好地经济效益。

(6)宗教性价值观,核心在于追求信仰,将信仰看作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三、当代大学生价值观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就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而言,其呈现的主流态势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词:积极、务实、健康、向上。由于大学生还没有真正地出生社会,所以他们的社会经验不足,既所谓的涉世不深,导致大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不足,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大学生自身具有的价值观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崇拜,对传统道德的叛逆等。

1.大学生在选择价值时,具有比较明显的功利性。大学是知识的海洋,大学生在学习方面往往会偏重于实用知识,而轻视了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他们在能力锻炼方面,过于重实技能的掌握,而对思维方法训练不到位;在社会交往方面,过多地看重目的性和实际利益的获取,导致忽略了人伦道德和人格修养等。

2.大学生缺乏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渗入,当代大学生在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下,出现了不同程度地集体观念不强,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淡漠等,只知道一味地追求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将看美国大片、吃快餐、听欧美音乐、过海外节日作为自己追逐的目标。

3.虽然能够比较好地明确道德价值理性,但对于价值判断的标准缺乏统一。当代大学生在道德价值判断标准上往往会对他人趋于理性,而对于自己则会趋于功利。

四、价值多元背景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在价值多元化背景下,要想更好地对学生价值观进行引导则需要注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需要重点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一)创建具有高素质的心理健康教育团队

由于当代的大学生处在价值观多元、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的转型时期,所以我们需要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教育队伍,才能够协调好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和心理健康上的问题,也只有这样大学生才有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将来的发展方向。

(二)树立心理健康教育新的理念

如果将当代的大学生看作是一个群体,那这个群体的一大特点在于它集中了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观以及后现代价值观。在这样的群体里,由于每个人的人生不同、个人的事业价值取向不同,以及生活方式和对学习价值的选择不同,便导致了心理需求与心理问题也自是“样样都有”。在这样的悲剧下,我们便需要要求心理健康教育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树立起整体推进的新理念。

(三)需要加强价值多元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

由于当代大学生是生活在一个多元价值观并存且相互冲突的复杂环境中,导致他们难以根据已有的经验,合理而准确地选择和认同某一社会价值观念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产生了心理失调、病态心理、矛盾的双重人格或者多重人格。正是由于这种问题的存在,现在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加强价值观多元化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便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的价值观。

五、如何更好地对学生价值观进行引导

(一)正视价值多元的实存状态

价值多元背景下,我们应该关注学生的道德理性,着手于更好地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意识。价值多元化的现象并不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或道德沦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社会道德水平正在逐步地下降,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是多元价值造成的,毕竟现实生活中处处都存在着金钱崇拜、追求享乐、缺乏监督等其他因素。多元价值的社会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它能够允许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共同存,同时其也是鼓励人们的道德主体性,不再盲目地跟从强权的价值观。形成价值多元现象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在未能理清楚这些因素之前,这种现象是难以在短期内被解决的。所以我们在对大学生的价值观进行引导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价值多元的实存状态。

(二)正视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主体的差异性

在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大学生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各自的家庭环境、出生背景、社会角色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价值观的形成,由于影响价值观形成的因素很多,这便导致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同时也导致了评价价值观的主体是众多纷杂的。在大学生中导致了他们价值观的多元化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大学生评价主体的认知水平、思维方式、评价能力各不相同。

在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的引导时,应该注意的一点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客观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应该看到主体的成因及差异。作为高校教育者,应该关注这一状况,对于不同的学生应该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导他们的价值观。

(三)适当地调整大学生价值观评价标准

就目前大学生价值观念而言,其往往存在多样和多元的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学生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对当今高校的教育者而言,应该适当地调整大学生价值观评价标准,同时也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地对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行一定的改革,以便更好地适应当今的社会发展。当今大学生价值观两大评价主体分别是大学生评价主体和社会评价主体,这种两方面的评价主体不仅重视了对主导价值观的倡导宣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重了对其他非主流价值观的评析和引导。在选择评价主体时,应该注意该主体是否能够有效地提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民族意识等主流价值观,能否提倡健康合理的公民观念、责任权利意识等。

(四)与大学生进行交流

考虑到如今的学生不像以前的学生一样,处于新时代的他们,由于接受的东西很广泛,使得他们的思维往往很活跃,同时他们的兴趣爱好也十分的广泛,他们喜欢那些具有创新意识的东西,喜欢那些别样的东西。基于此,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往往不会去接受死板的课本内容,而是更喜欢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进行自我解读和领悟。作为高校里的教师,应该加强自我学习、积累更多的知识,这主要是因为:教师经历的事情比学生多很多,他们已经具备了比较准确的价值观,同时他们的价值观相对于学生而言会更加地成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差异的,所以教师的价值观并不总是对的,并不总是适合学生的。作为教师者应该更多地与他们进行交流,了解他们的世界,以便当他们犯错误时,能够用最好地方式去指出他们所犯错误,教给他们正确的方法,指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原则立场。

(五)将大学视为社会化的场所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不应该只是将大学视为学习文化知识与科学学术研究的平台,我们还应该讲大学视为社会化的场所,让他们在大学里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还应该学会容忍与接受不同观念的存在。现在的大学里,应该举办一些可以让学生进行理性的争论的比赛,辩论赛就是最好的一种比赛,在辩论之前让学生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料,在比赛的过程中,让学生进行一定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真理往往会显得更加清楚明晰,同时,在该过程中,学生的交流能力也会得到一些提高。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形成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校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比较全面的公民教育、社会教育的责任。

六、结论

文学价值的多样性篇6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

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后,党的十报告首次以12个词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高校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进一步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的价值观势在必行。

一、高校大学生价值观现状剖析

对90后大学生价值观现状的全面调查分析,摸清大学生价值观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大学生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调查显示,一些大学生思想表现出多样性、差异性的特点,在价值追求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包括有各种非主导价值观、亚文化、各种思潮以及国家倡导的主导价值观。在出现价值冲突时,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会充分发挥对其它价值观的整合作用。因此高校教师要发挥其育人的作用,积极引导大学生学会在批判中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

(2)大学生矛盾化的价值选择。由于高校长期注重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较高的认知,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国外各种社会思潮持续入侵和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地受到冲击,部分学生的实际行动并不与他们的价值认知相一致,当面对问题需要做出选择时,其价值取向容易被外在的因素所影响,表现出个人本位、讲求实用的倾向,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呈现出矛盾心态。

(3)大学生实用化的价值取向。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和全球化过程中外来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表现在大学生择业和人际交往问题上都变得重实惠和实用化。在择业过程中,一部分学生信奉“有用即真理”因此他们把“发挥个人才能,符合个人兴趣和实现个人抱负”作为首选,强调自我意识、自我奋斗、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甚至在人际交往中,有些大学生也会抱着某种目的,以能否有利于个人升迁和长远发展等等这些既现实又社会性的东西,体现社会责任、无私奉献和团队协作的精神缺失,明显的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取向趋于实惠和务实。

二、影响大学生价值观的归因思考

(1)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面所表现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在当前,由于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和冲击,国内社会市场经济价值取向多样化的影响,大学生对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大学生不可能忽视自身发展,为此大学生在进入校园后就一味追求以利益为核心的自身发展。身处校园中的大学生,对社会片面性的认识,导致大学生对社会中所出现的不良现象的效仿,崇拜金钱,并以其作为人生价值的评判标准。

(2)学校小环境的影响。学校教育的总体目标是好的,但是其教育内容的“正能量”与社会现实产生了脱节现象,不具有说服力。由于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有的学校强调教书,忽视育德,育心。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单一、内容僵化、针对性不强、手段落后、教育力度不够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有极少数的教师常在学生面前流露出消极,悲观情绪。另外,不健康校园文化的影响,如比阔,考试作弊,热衷谈恋爱,高消费等。就“急不可待”地跃跃欲试,不但安不下心来读书,甚至盲目弃学。理论知识和现实存在的巨大反差致使大学生的思想陷入混乱状态。对其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3)学生内部环境的影响。

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形成虽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密切。但真正对其价值观念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大学生自身的内在因素。当代大学生自身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弱点,他们正面临发展自我、适应社会、人际交往等众多问题。矛盾性是大学生心理发展呈现的最基本特征。同时又由于大学生涉世未深,其多数思想观念来源于课本知识,当理论知识和社会现实产生错位的时候。大学生感觉无所适从.甚至步入价值观念的误区。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路径探析

1、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动权,发挥其主渠道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就是通过教育的手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重要途径,因此,要不断加强和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教学的主体地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融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抓住灵魂,突出主题,把握精髓,打牢基础。

2、调动大学生参与校园文化的积极性,发挥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校园文化是高校的精神灵魂所在。大学校园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着“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和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大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良好校园文化的受益者。因此,要以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为载体,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与校园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有本校特色的文化精品活动。要利用形式多样的活动寓教于乐,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这样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通过这些活动,调动大学生参与的主动性,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认同度,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行为,成为大学生的精神指引。

3、提升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行动力,发挥其外化于行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贵在身体力行。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实践课,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英烈纪念馆参观等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参与实践活动,把课堂理论教育与符合社会规范和时代要求的价值观实现有效对接。积极促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评判向价值行为的转化,从自觉心理认同到现实实践的转化,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得到践行。

文学价值的多样性篇7

[关键词] 多元文化;大学生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整合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6) 07-0064-0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和调整,多元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逐渐形成。这种多元化的利益和阶层群体格局,成为多元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同时,开放的中国社会和日趋发达先进的传播技术,也使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影响更为直接、便捷与频繁,并且不断衍生出许多新的文化形式。

多元文化背景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一是主体选择的多元性――人们基于各自不同的主体需求和社会生活实践,可能对不同的文化产生认同进而形成相应的价值观;二是影响的多元性――不同的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会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各自的影响;三是关系的复杂性――不同文化下的价值观之间可能有一致、相通之处,也有分歧甚至对立的地方。对特定主体而言,不同文化带来的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冲突和选择往往会引发价值观的困境。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多元文化兴起的背景下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 多元文化背景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大学生是一个具有自身特点和情况的特殊群体。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这个群体的价值观同样收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具有时代与社会的共性,又体现出自身的特征,值得进一步深入剖析。

首先,现代社会生活中,多元的利益格局、竞争的潜在压力为大学生接受不同文化的影响提供了多元的动因,同时在价值取向上呈现个人本位的倾向。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自身当前所处的现实利益格局的定位以及从个体条件出发对自身发展的思考,往往是他们受到特定的文化影响并选择相应价值取向的两个主要因素。

其次,大学生自身处在身心发展走向成熟的阶段,思维活跃、感情丰富、自主意识强烈、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因此容易受到不同文化特别是新生文化、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由于阅历较浅,缺乏生活经验和丰富的知识积累,感性多于理性,大学生在受到多元文化影响过程中往往难以进行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容易受其中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这些情况在大学生价值观领域的表现是:一方面他(她)们在自身价值观的选择上开始发挥主动性,积极思辨、具有批判性和挑战精神、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价值观的灌输;另一方面,价值观基础不牢固、波动性大、缺乏深刻冷静的分析,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些消极错误的价值观。

再次,发达大众传媒为多元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的渠道和庞大的影响力,同时在现代传播技术构建起的各种信息平台上,包含着各种文化和相应的价值理念的信息可以在社会成员之间便捷、直接地交流和相互影响。无论大众传媒的宣传与推崇,或是各种传播平台的信息交流与沟通,都会对大学生接受不同的文化、形成相应的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后,从大学生的个体情况来看,不同的社会家庭背景、人生经历、个性特点等条件,使得不同的学生在多元文化中的认同更为复杂,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情况。

二 多元文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的问题

多元文化背景给当前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带来了全新的情况和问题。

从有利的方面来看,多元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更为活跃的思路和更为广阔的空间。如果引导得当,大学生能够在多元文化的比较和选择中充分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使科学的、正确的价值观成为“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真正提升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

从不利的方面来看,随着多元文化而来的多元价值观在价值认同、价值判断体系等问题上导致的矛盾逐渐凸显,大学生在价值观的选择上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趋势,使得传统方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单一的灌输式、命令式的教育方法不仅不能收到积极的效果,而且往往导致学生的误解或者引发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同时,多元文化背景下,影响大学生价值取向和价值观的各种文化因素来源广泛、错综复杂,如果没有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全局并且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整合系统,往往会出现“一傅众咻”的情况,削弱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效果甚至加剧学生在价值观方面的困惑。

因此,我们应当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并且采取适当的对策充分发挥优势、克服劣势,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收到真正的良好效果。

三 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实践中的对策

党的十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导利益分配的主导价值观,是凝聚社会共识的共享价值观,是多元化社会中凝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这为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探索新的对策提供了原则、方向和新的思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不是对多元文化的否定和抑制,而是立足于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在和谐社会理念下,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统摄多元的基础 上,倡导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和统一行为规范。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念需要更新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求教育工作者及时更新观念。首先,要正确认识多元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特别是从我国发展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这种客观性与必然性,避免片面强调多元文化的消极影响甚至“妖魔化”的倾向。其次,要展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学习和研究,真正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吸收,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的强大作用。最后,在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中,要善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多元文化,用多元文化的丰富形式表达和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建立全面的系统工程

加强校风学风建设,确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校风学风并真正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加以贯彻和体现。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加,教育中往往也反映出重行轻知、重技能轻素质的功利主义的倾向,对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功利主义的学风不仅不能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而且从长远意义上看,无论对高校自身的发展、学生未来的发展还是社会的长远发展,都将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端正办学理念,建设校风学风,应当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项核心内容加以重视。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从科学理论的高度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和价值理念的包容和吸收,引导学生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思考自身价值观方面存在的困惑,整合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冲突,克服消极价值观的影响。特别是结合社会发展中的具体情况,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进行思考、甄别、分析和比较,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吸引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主旋律”,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类文明成果特别是现代文明成果的吸收与凝练。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大学生的各类实践活动相结合,注重知行合一。人的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实践,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应当充分发挥实践的作用。在学生的实习实训和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中,适时地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同时,可以鼓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自主的社会实践,加深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实践的反馈结果,应当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分析和引导,充分发挥实践育人的功能。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上需要更有针对性、更加灵活多样

针对学生价值观的多层次性,在采取的各方面实践措施中贯穿多层次的教育对策,逐步形成一个从普遍了解到形成认同进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模式。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要讲求长期性、适度性,循序渐进的深入开展,不可急于求成、偃苗助长。既要有适用于全体学生的普遍教育与引导,也要有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具体情况开展的专门教育与引导;既要积极树立学生中的优秀典型,发挥榜样作用,又要关注那些价值观上存在困惑和误区的学生。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具有更加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细致的工作方法,抓住问题的根源和关键,采取不同的对策。

针对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开展各类专题活动,倡导学生从自身特点和需要出发积极了解不同的文化,并对大学生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亚文化现象进行解读、讨论,充分发挥体验教育与自主教育的作用,把握大学生年龄和心理特征,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参考文献

[1]李丽红.多元文化主义[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马可・马尔蒂尼埃罗.多元文化与民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3]王月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软实力[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文学价值的多样性篇8

[关键词]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启示

[作者简介]卢艳兰,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博士,江西

南昌330063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037-04

1991年1月,新加坡国会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作为新加坡的主流价值观。20余年来,为贯彻实施共同价值观,新加坡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价值观教育。如今,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新加坡逐渐深入人心。而且得到了新加坡所有宗教和种族社群的广泛认同,乃至成为促进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强大精神和文化力量。借鉴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成功经验,对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大有裨益。

一、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提出的背景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加坡提出共同价值观教育,这并不是应时而作,而是新加坡政府经过反复论证、长期酝酿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共同价值观教育的提出既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又有复杂的国际政治原因。

(一)整合多元社会文化价值观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信仰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多元性”是新加坡的一个主要特征。这种多元性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敏感性。多元性问题处理得好,它可以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处理得不好,则会给社会带来强烈的震荡和动乱,甚至使国家和社会陷入混乱和瓦解。正如李光耀所言:“我们是汇合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马来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们必须传授给我们年轻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行为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教条。这些准则、价值观以及教条将能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我们无法消除各不同种族集团之间的文化和宗教差别。可是,我们却必须创立足够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一个单一的国家观念。”

为了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培育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和“单一的国家观念”,整合多元社会文化价值观,1988年10月,新加坡第一副总理吴作栋提出以新加坡各族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制定国家共同价值观,并成立了专门负责制定共同价值观的机构——由李显龙担任局长的国家意识局,发起新加坡大众参与共同价值观制定的大讨论。

(二)解决年轻一代价值观危机

新加坡自建国后,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关于新加坡成功的原因,李光耀指出:“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因素,就是50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俭朴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但是到了80年代,对于新加坡年轻一代来讲,他们物质生活条件优越,备受父母宠爱,父辈建国创业的艰辛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遥远。现代科技和资讯的发达,使新加坡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与父辈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1989年1月,黄金辉总统在议会开场演讲中指出:“以往支撑我们发展的传统的亚洲道德、责任和社会观念,正让位于较为西方化的、个人主义的和自我中心的生活观”。他认为有必要确立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团体所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它们应体现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最基本点。”为了保留和传承新加坡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抵御西方一些消极文化的影响,化解新加坡年轻一代价值观危机,新加坡政府认为必须在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中大力弘扬共同价值观。这是关系到新加坡未来兴衰存亡的大事。

(三)回应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向发展中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即把人权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条件,以此推进全球民主化。在新加坡与西方人权外交的冲突中。最主要的对手是美国。虽然新加坡在安全和经济上对美国有所倚重,但人民行动党在执政理念、执政方式以及对待民主、人权、价值观等根本问题的看法上与美国大不相同,这也致使两国在一些外交事件上产生分歧,有时冲突还很激烈。20世纪80年代中,新美两国因新闻自由问题产生分歧,后又因外交官事件和90年代的迈克·菲事件再起波澜,与美国的一系列冲突把新加坡推到了人权外交的前台。为了抵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权和民主说教,回应这些国家的“人权外交”,新加坡提出共同价值观。以此表明新加坡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坚定捍卫国家的决心。

二、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内容

关于“五大共同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国内学者多有阐述,本文不再赘述。这里,笔者想就共同价值观内容的特点发表以下看法。笔者认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体现了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是在博采新加坡各种族价值观念共同精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异中求同,达到了多元的统一。新加坡政府通过有意识的鉴别和选择。使各个价值观之间的互斥性减少到最低限度,求同存异,最终形成能为新加坡所有宗教和种族社群广泛接受的“共同价值观”。

但是,新加坡政府也强调,一元性并不能取代多元性,必须以多元性为基础。共同价值观不等于儒家价值观或其他任何一种宗教价值观,不同种族和不同信仰的人民可以通过根据本族文化特点和宗教教义去丰富和实践共同价值观。正如李光耀所言:“请别忘记,这五大共同价值观。并不等于是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华人还必须依靠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和中国民间传统价值观来相辅相成。马来人和印度人也必须分别依靠马来风俗习惯和回教,以及印度风俗习惯和兴都教来补足。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背景的文化混成一体,我们所得到的是非驴非马的东西。”

(二)体现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互补

新加坡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点,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新加坡成为亚洲和欧洲联系的枢纽。正因为如此,李光耀指出:“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利地融汇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兴都人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追根究底的科学调查方法、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吸取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将东方的群体主义、家庭观念与西方尊重个人、协商民主的思想相融合,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文化道路。它既包容了东方各文化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髓,奠定了一个国家所应有的基本价值取向,也为其他国家在文化全球化中如何选择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但是,在处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的问题上,新加坡还是有所侧重,它是以东方文化为主的。因此从本质上看,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仍属于亚洲价值观或东方价值观。新加坡政府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强调新加坡“在关键方面是一个亚洲社会”,并且仍将如此。“尽管我们讲英语、穿西装,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在更长的时间里新加坡人变得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难以区别,或者更坏,成为他们可怜的仿制品(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那我们就丧失了与西方社会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使我们能够在国际上保持自我。”

三、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途径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以及法治管理等。

(一)学校教育是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主渠道

目前,新加坡中小学学校德育的指导性文件就是政府发表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学校以共同价值观为指导,重新设计教材,改革和创新了教育方法。新加坡小学《好公民》教材编写的宗旨是:“培养具有以下美德的好公民。即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维护组成社会的家庭、加强种族和宗教间的宽容大量和相互体谅、协商解决问题。”中学德育教材《公民与道德》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增加了国家建设、各民族间共同价值观的认同以及各宗教与种族的信仰与风俗等内容,以培养学生的共同价值观。

(二)家庭教育是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重要基础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吸收了儒家传统价值观中家庭本位的思想,大力宣扬家庭的价值,强调家庭的意义。要培养新加坡人的家庭观念,就必须加强家庭教育。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家庭是培养年轻人正确价值观的重要场所,家庭环境以及父母、祖父母等长辈的行为习惯对年轻人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学校教育所不能替代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李光耀指出:“新加坡未来的进步,大体上系于家长如何教导他们的子女而定。政府提供机会,如果家长不训练他们的孩子,政府是无能为力的。”

(三)社会教育是共同价值观教育实施的重要形式

除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新加坡的大众传媒、居民委员会等社会机构在共同价值观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力补充。

新加坡政府对电影电视类节目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规定凡有伤风化、不利于青少年道德培养的节目不得在电视上播出,并严禁一切有色情暴力内容的书籍、杂志以及音像制品的出版发行。新加坡的居民委员会是政府的二级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加强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居民委员会经常会举办各种形式的活动,如睦邻节、各种传统节日联谊会等来加强居民之间的联系。使不同种族的居民之间加深了解,做到团结和谐。

(四)法治管理是共同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补充

新加坡是一个法治国家,一向以法治严明而著称。在共同价值观教育上,新加坡注重将教育与管理相结合,使道德的“软约束”与法律法规的“硬约束”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

在新加坡,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警示牌,如“禁止乱扔垃圾”、“禁止横穿马路”、“禁止攀越围栏”、“禁止垂钓”、“禁止吸烟”等;在各种“禁止”的条文下,还明码标价,注明了违禁罚款的价码。正是这些警示牌,使新加坡人养成了讲公德、守秩序的文明习惯,造就了一个现代化花园国家。

四、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启示

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成功,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正确处理好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新加坡在保持多元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努力寻找和挖掘各文化间的和谐对话和观念共享,在多元互异的道德文化传统之间寻求道德共识,把“共同价值观”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基本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构筑了多元统一的学校德育体系,较好地解决了主导性与多样性这一多元文化社会的主要矛盾。

借鉴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成功经验,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也应正确处理好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尊重和理解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通过交往和对话形成不同文化传统间的良性互动;应引导人们学会辨别各种文化价值观中的合理成分与不合理成分,对多样性的文化价值观持以同情地理解和合理的批判。另一方面。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培育人们基本共同的价值理念。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应正确处理好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我国和新加坡同属亚洲社会,且都有相似的儒家文化渊源,都以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为目标。新加坡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很值得我们借鉴。从本国国情出发,对东西方文化保持清醒感,正确处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建立并奉行符合本国国情的价值理念,是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我国的文化建设也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吸收和借鉴外来的文明成果,必须要与中华民族优良的文明传统相结合,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继承发展、借鉴创新应是现代多元社会中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原则。

(三)改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增强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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