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0 23:49:28

文学价值论文

文学价值论文范文第1篇

理论的新颖性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又一特点

大部分人将《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畅销归因于该书具有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可以解答当前家长的许多育儿困惑,直接指导家长的教育实践。笔者不否认上述原因,但认为,该书隐含着一本好的教育专著所具有的学术品质———理论的新颖性,只是写作手法不同。作者尹建莉以更通俗易懂的案例来呈现自己的教育思想,使自己的教育思想具有更大的普及性与传播性。还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期间,尹建莉就曾针对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片面强调宏大理论叙事、学术写作上一味追求晦涩难懂的文风(缺少整体性与高度,基本概念泛化,无谓的争吵,语言的艰涩难懂等)等所导致的文化价值丧失现象,专门撰文批评。她认为现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写作有一种怪现象,就是语言艰涩难懂。这一方面可能是某些理论工作者不注意语言的锤炼,另一方面可能有人误认为,莫测的语言下才隐藏着高深的思想。所以“读不懂”成了一些理论著述的一大痼疾。文字是思想的载体,理论工作者更应该精心锤炼自己的语言。再深奥的理论语言都应该有一个底线,就是首先应该让人读懂。没有“读懂”,一切思想的花朵到了读者那里都是枯萎的……。这种不正确的学术研究趋势,致使一些教育著述成为学术象牙塔中的孤品,令众多普通读者望而生畏。而教育是一门实践的艺术,教育类的学术文章应该体现深入浅出的写作原则,便于普及与推广好的教育研究成果,使广大受众真正从中受益,真正体现教育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宗旨。

尹建莉曾多次讲到,对于一位作者来说,把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是一件难事,她庆幸自己做到了。《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就是她的一次成功尝试,她以具体案例为呈现方式,以若干议题为结构形式,完美再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并希望更多的人接触到正确的教育理念,形成自己的教育观,实现教育理论功能的最大化。

在攻读硕士期间,尹建莉就非常关注教师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更注重人们在教育案例分析中进行理念的提升。作者教育学素养深厚,看似分析与论述一个个典型的教育案例,实则论证了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作者对于儿童道德培养、学习习惯养成、课外阅读、个性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全书既有作者统一的教育理念,又处处显示出作者在处理教育细节中的教育智慧。她将一些先进教育理念灵活运用于教育细节中,引发专业教育者深思,更使那些没有教育背景知识的人从中受益,如卢梭的将“儿童当作儿童”的自由教育思想。她强调,儿童“并不是为‘长大’或‘成功’、‘成才’活着”———童年不是成人的准备阶段;儿童天性是向善、上进的,“儿童没有过错,只有不成熟;而不成熟才意味着有生长空间和成长可能。”

教育不能过于保护、干涉、指令、管制与操纵,要促进儿童形成自信、自尊、自爱的品质(“不管”是最好的“管”);以“干净”的眼光看儿童,尊重儿童,促进其自我教育(此思想贯穿全书);不仅正确对待孩子的优点,更要接受孩子先天的性格局限(像牛顿一样);注重儿童在学习中的快乐体验,让儿童体验学习过程本身而非结果所带来的乐趣,培养儿童正确的学习品质(开“小卖部”、替孩子写作业、不写“暴力作业”、学习不要“刻苦努力”、不考100分、考好了不奖励);阅读在儿童智力成长中具有重要作用(被魔杖点中的孩子学习能力强);温暖、幸福的家庭环境对孩子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自己不带孩子就是渎职、幸福的家就是五星级宾馆);真正赏识孩子,以肯定和激励,带给孩子愉悦和成就感,进而产生真正的幸福感和动力(只设“记功薄”,不设“记过薄”);培养具有批判精神、有个性的公民(可不可以批评老师?)。在书中,尹建莉提出如下教育理念:第一,“教育小环境”理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体制能完美到可以解决每一个学生的个体问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有的世界,他的成长,取决于和他接触的家长和教师给他营造的、直接包围着他的‘教育小环境’。这个小环境的生态状况,才是真正影响孩子成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这个教育小环境中,家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长作为和孩子接触时间最早、最长的关键人物,是‘小环境’的主要营造者———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在每一件小事上如何引导孩子,如何处理和孩子的关系,几乎每一种细节都蕴含着某种教育机缘。对细节的处理水平,区分出了家长手中握着的是锄头还是刻刀———它使孩子的世界与未来全然不同。”记得刘墉也说过相类似的话,一个人幸福与否,不是由社会大环境决定的,而是由他身边接触亲密的六七个人所决定的。而家长正确营造有利于孩子身心成长的“教育小环境”,就是要掌握正确的教育理念,“‘方法’固然重要,但再多的方法也无法穷尽一个人遇到的所有教育问题。正确的教育理念则如同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不同的锁。”

第二,儿童教育细节理论。尹建莉指出,“在孩子幼小时,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可能成为蕴含重大教育意义的事件,儿童教育中无小事,每一件小事都是‘大事’,都可以扩展为孩子的一个好习惯或坏毛病”。“童年时代的每一种体验都可以在生命中留下痕迹,孩子没有‘小事’,每件小事都是深刻地影响着他成长的大事。每件小事都是最初抓在手心里的那把雪,可能滚成一个硕大的雪球,对未来形成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像一个比喻说的那样,南美的一只蝴蝶挥动翅膀,有可能引起北美的一场龙卷风。”父母的教育细节处理决定着最终教育效果的成败。“人们在挖掘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时,习惯从宏大的视角和背景入手。事实上,在同一种文化形态和公共教育理念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之所以成年后在道德、人格及能力上有巨大的差异,在于他们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家庭,生命中的第一启蒙者———家长的教养态度的不同。”她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父母得到了一块美玉———自己的孩子,都从“爱”这一起点出发,由于日常生活细节处理的不同,它使孩子的世界与未来全然不同,如果家长手中握着的工具是刻刀,会得到令人满意的作品,如果是锄头,只能变成更小的玉,并越来越失去价值。秉承此理念,书中列举了一个个教育案例的细节处理并加以理性的分析与论证,大都以正面和反面两方面分析,希望家长在接受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正确把握教育细节的处理,如逗孩子与捉弄孩子的区别、替孩子写作业与不写“暴力作业”(惩罚性作业)的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如何对待孩子的优点与缺点、“好”阅读与“坏”阅读,培养课外阅读习惯与只注重校内“语文课本”学习的局限性分析、性教育的技巧与时机,等等。

第三,自由教育理念。尹建莉认为,“人生来不是为了让别人去‘管’的,自由是每个人骨子里最珍爱的东西。儿童尤其应该舒展他们的天性,无拘无束地成长。儿童是一个完美独立存在的世界,他幼小身体里深藏着无限蓬勃的活力,他在生命的成长中有一种自我塑造、自我成形的表达潜力,就如一颗种子里藏着根茎、叶片、花朵,在合适的条件下自然会长出来一样。”

石中英认为,自由教育具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三种精神。自由教育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以人为物、以人为工具的教育,自由教育反对外在的强制,主张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自由教育本身具有民主精神,尊重学生的不同见解与看法,反对专制教育,以培养民主公民为己任;自由教育是指向儿童的理性发展并有利于儿童理性发展。

针对现在学校教育中过于注重训练、机械重复与记忆,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保护、过份管制、操纵等,尹建莉主张关注儿童的心理感受与成长,充分尊重儿童,给其一定的自由空间,老师与家长的任务是创造有利条件,使孩子逐步养成自律、自我教育的习惯,形成终身受益的优秀品质。另外,《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理论性还表现在作者规范的学术写作上。作者阅读了大量中外经典的教育著作,如卢梭、杜威、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弗洛姆、蒙台梭利、叶圣陶、陶行知等人的著作,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有着更深的体会与思考,并非理论的简单重复与堆砌,而是将其真正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中,为我所用,这恰是教育学者所必备的优秀品质。

文化价值是该书得以畅销的重要因素

笔者一直认为,学者不仅要有学术作为,更需要有社会情怀,而作为一位教育家,不仅要有自己原创的教育思想,更要传播与推广自己的教育思想,使之用于教育实践,使其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进而影响社会、改造教育。作为一名热爱教育、关注儿童成长、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尹建莉更关注的是,如何让正确的教育理念最大限度地影响更多人,尽可能更好地为教育实践服务,这既是她反对写艰涩学术文章的原因之一(她认为那类学术文章仅是文化资本的积累,不具有文化价值),也是她写作此书的目的。笔者认为,尹建莉是一位“行动中的理想主义者”,与那些坐在书斋中写文章、社会影响力有限的普通教育学者不同。近年来,她一直参与到教育实践活动中,如资助西部失学儿童、以个人名义举办农村学校图书馆、到北京一所小学任校长助理并推动教育改革、通过到全国各地演讲传播自己的教育理念等,她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正确的教育理念,并运用到自己的具体教育实践中。

她认为,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是“道”与“器”的关系,当读者完全掌握了正确的教育理念,自然会明白该运用何种教育方法,所以不希望读者完全模仿自己书中提到的教育方法,而主张教育者针对不同的孩子,独立思考,把握每一个教育机缘,因材施教。《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带来了家庭教育读物的出版与阅读热潮,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更多家长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庭教育方式,并开始质疑一些大家熟视无睹的教育时弊,因此该书具有教育启蒙的意义。

文学价值论文范文第2篇

一、不断变迁的文类划分

现代语文独立设科伊始,教材文类划分主要还是遵从高步瀛斟酌姚、曾两家所定下的“诗古文辞十六类”,后黎锦熙等人将文本类型划分为“纯文学”与“杂文学”,①蒋伯潜则分得更好,认为纯文学包括辞赋、诗歌、小说、戏剧等,杂文学包括论辩、序跋、箴铭、颂赞、规约、诏令、奏议、书牍、赠序、哀祭、传状、碑志、记叙、典志、杂记等。②这种划分清楚实在,反映了深厚的文学教育传统,以及在“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语文教育深耕华夏土壤的民族性。“纯文学”与“杂文学”这种“二分法”实际上是一种文学、文章双轨并行的划分法,它对滋养文学灵性和培育实用技能,都有重要的价值,成为民国时期主流的文类划分法。即便是新文化运动后,虽然整个社会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出现了以白话为主体、为本位的语文教育体系,但是在语文教育中,这种大的文类划分格局也未曾改变。

1925年,梁启超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根据思想路径,将文章分为“以客观的吸进来之事物为思想内容”的“记述之文”和“以主观的发出来之自己意见为思想内容”的“论辩之文”。前者是“从五官所见所闻吸收进来的”,后者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③“记述之文”又分为“记静态之文”“记动态之文”两种,“论辩之文”又分为“说喻之文”“倡导之文”“考证之文”“批评之文”“辩之文”五种。梁启超先生主要是从写作的角度对文章进行分类的,对“杂文学”进行了细化,功不可没。

编写于1935年到1938年的《国文百八课》,夏D尊、叶圣陶首先把“文章”分为“记叙文”、“论说文”两大类,然后记叙文再分化为“记事物的形状、光景”的“记述文”与“记事物的变化经过”的“叙述文”,论说文再分化为“说明文”(后曾改称“解说文”)与“议论文”。④虽然这里的“文体”指的是文章中的“成分”,叶圣陶先生说一篇实际的文章往往含有两种以上的“成分”,但是毕竟以一种“文体”为主,所以“记述文”“论说文”“说明文”“议论文”可以视为四种“基本文体”。“四分法”完成了对“杂文学”的现代转型,奠定了现代“文章学系统”。

1963年前后,在“汉语”“文学”分科陡然停止的情况下,统编语文教材在未经严密论证的情况下,推出了新的“文章学系统”,把天下“文章”归并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这三类“基本文体”。⑤且不说“三分法”本身的是非曲直,单看“三分法”对“四分法”的轻率挪移和强行归并,就背离了文本类型的划分标准,偏离了文本的基本特征。中学语文教育在20世纪末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与这种简单、草率的“三分法”不无关系。

2003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文本类型重新进行了分类。新课标将文本分为“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论述类文本”三个类别,“文学类文本”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实用类文本”包括新闻、演讲稿、人物传记、调查报告、科普文章等,“论述类文本”包括论文、杂文、评论等。新“三分法”标志着文学、文章两大系统逐步走向融合与统一。

文本类型的划分往往决定语文教育的重心与方向。纵观现代语文教育史,我们发现,现代语文教育的文类划分走的是一条曲折之路。建国前,清末民初时期的“二分法”体现了深厚的文学教育传统,梁启超先生的“二分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夏D尊、叶圣陶两位先生的文章“四分法”则开创了现代文类的新局面。建国后,如果说旧的“三分法”意味着文类划分的历史脱轨,那么新的“三分法”则代表着文类划分的理性回归。

二、新“三分法”的教学价值

与以往文类划分不同的是,新“三分法”将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纳入其中,这在建国后还是第一次。以散文的归类为例,民国时期的“纯文学”是不包括“散文”的,“散文”只能散居于“杂文学”中,当然这里“散文”指的是古代散文,但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了大量的现当代散文,但是“杂文学”却没有现当代散文的容身之所。也就是说,作为主导文类的现当代散文既不属于“纯文学”,也不属于“杂文学”,成为“被剩余”的文体。可悲的是,枝繁叶茂的现当代散文同样不能完全地被“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所兼容。相比之下,“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论述类文本”这种新的“三分法”能够更好地解决“散文”的归属问题。

此次文类划分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不以“体”划分,而是以“类”划分,逐渐接上了“纯文学”与“杂文学”这种“二分法”,具有历史的传承性。第二,它不以表达方式立意,而是以思维方式立意,“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论述类文本”分别对应于创造性思维、实用性思维、分析性思维;第三,它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目的,“文学类文本”“实用类文本”“论述类文本”分别培养学生的审美、应用、探究能力。

巴甫洛夫按照心理素质把人分为艺术型、思维型和中间型三种类型,巴甫洛夫认为艺术型的人第一信号系统占优势,思维型的人第二信号系统占优势,中间型的人两者兼而有之。我们不难发现,这三种类型大体上对应于“文学类文本”“论述类文本”“实用类文本”。⑥可见,新“三分法”有着坚实的心理学依据。

不仅如此,现代思维科学理论把人的思维大致分成三个基本层面,即分析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实用性思维。课程标准与之对应的语文能力,应该是探究能力、审美能力、应用能力,那么在阅读中,根据文本涉及的思维特征进行分类,可以分为论述类文本、文学类文本和实用类文本。这是从能力层面和思维特征的角度对文本进行的综合性分类,我们认为符合中学阶段特别是高中阶段的要求。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而提出的思维理论认为,人的智力是分析的、创造的、实用的信息加工过程三者的平衡,它揭示了智力的用途(或曰功能)。“批判―分析性思维”是一种分析、批判、评价和判断的思维方式,涉及分析、判断、评价、比较、对比和检验等能力;“创造―综合性思维”是一种新异的、符合任务要求的和高品质的思维方式,包含创造、发现、生成、想象和揭示等能力;“实用―情境性思维”涵盖实践、使用、运用和实现等能力。论述类文本侧重于培养分析性思维能力,文学类文本侧重于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实用类文本侧重于培养实用性思维能力,这就在阅读教学中落实了关于注重培养语文应用、审美、探究能力的课程理念。⑦

根据朱光潜先生的说法,人对外界万物的态度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审美的,一种是科学的,一种是实用的。在实用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于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的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动偏重直觉。⑧由于文本是世界的反映,因此人对世界的态度也可以作为教师开展教学的基本出发点,即哲学立场。

三、理想状态的语文教育

文本类型不同,思维方式不同,教育的哲学视角也应该不同。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仍然普遍地存在着不重视文类、不区别文类等现象。譬如,对实用类文本《南州六月荔枝丹》的教学,如果揣着情感去教,体悟作者的“最大隐痛”,给说明文以温度,即便是局部,也是一种善意的误导。因为这种审美的阅读方式,本质上是“非实用”的。在文学类文本《听听那冷雨》的教学中,如果总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思考“为什么是‘那’而不是‘这’,为什么是‘黑白片’这些问题,这种阅读方式本质上是“非文学”的。在教学论述类文本《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节选)》时,采用“活动体验”的方式,交流阅读体会,推知作者品格,规划自我人生,这种阅读方式,本质上又是“非论述”的。

为了避免这种教学的混淆,我们需要建构新的教育范式。笔者以为,一般而言,论述类文本要选择认识论的哲学视角来教学,实用类文本要选用价值论的哲学视角来教学,文学类文本要选择存在论的哲学视角来教学。

认识论的理论基础是主体与客体二元的分离与对立。认识论认为人是认识世界的主体,世界则是认识的客体,人可以通过对世界的认识,通过现象认识本质,通过个别认识普遍,通过具体获得抽象,通过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从而获得知识,解决问题。认识论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人是否能够和如何知道世界及万物的存在?”认识论折射到教学上,就是通过对文本的阅读,运用判断、推论、分析、综合、证明、证伪等方式,达成教学目标。这与论述类文本的特征是十分吻合的。

比如执教《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节选)》,宜用认识论的视角展开教学。具体地说,就是与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冷静的目光和理智的心态打量文本,了解十七岁的马克思的职业观,辨析“最足以炫耀的职业”与“最有尊严的职业”的区别,理解“选择职业要做到追求人类幸福和实现自身完美的统一”的涵义,分析先谈“怎样选择职业”后谈“选择怎样的职业”的内在逻辑,以及先说宏观的职业选择后说个人的职业理想这种从普遍到特殊的认识规律,甚至批判影响职业选择的若干因素。以认识论的哲学视角来教学,读者站在文本外部,以理智而不是激情,理性思考作者关于世界的深刻见解,发现观点与材料之间的逻辑联系,感悟作者思考的缜密和思想的睿智。很显然,认识论视角有利于学生观照文本、认识世界,但剥离了人与文本之间的联系。

如果说认识论是认识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属性、本质与规律,那么价值论则探讨对客观世界各种事物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价值论虽然也区分主体、客体,但是价值论更加强调客体能否满足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价值论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世界万物的存在及其认识对于人的意义如何?”价值论运用到语文教学上,关注的重点是“文本(世界)对读者(学生)意味着什么”。价值论对语文教学的意义在于,文本以及相关联的教学资源成为学生成长的知识或精神养料。而实用性文本恰恰能满足这个条件。

譬如教学《南州六月荔枝丹》,以价值论的哲学视角来教,效果可能就不同。教学这篇说明文,要紧紧抓住说明文“使读者理解作者对于某一类事物的理解”这个教学目的。为此可以如下五个环节开展教学:①作者为什么写这个作品?②作品写给哪些人看的?③作者对荔枝有哪些旧的理解和新的理解?④你对荔枝有什么理解,有什么样的意见?⑤你对作者的理解又有什么理解,又有什么样的意见?五个环节层层深入,从作者的“第一文本”逐渐过渡到读者的“第二文本”,从而不断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信息是流向读者的,它刷新了读者对荔枝的理解,参与了读者对知识的建构,并且使自身成为新的知识。价值论视角能够以丰富的知识建构读者的知识图谱,但前提是立足文本、深耕文本,做到对文本信息的筛选和处理,以及对文本内容的准确解读。

与认识论与价值论都不同,存在论主张以人为本,关切人自身,认为世界唯一的存在是人,而不是物。物只是“有”而不是存在,只有人才存在。存在论摒弃二元对立,认为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天人合一”“物我同一”“主客消融”“情景交融”更符合人生存的要求。存在论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存在?什么存在着?怎样存在?”存在论转移到教学上,就是通过感受、体会、直觉、感悟、体验、感兴、意会等方式,探寻文本背后所蕴含的东西,从而达成教学目标。

对《听听那冷雨》,可以用体验的方式来教:首先还原“听”的繁体字“”,然后经由文字、借助想象,用“耳”去听雨,用“目”去看雨,用“心”去感受雨,聆听雨之声,欣赏雨之景,品味雨之意,进而以与雨有关的“联想意段”为基点,涵泳雨之言,体验雨之情,感悟雨之愁,直到咂摸出“冷雨”的多重意蕴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调动直觉、移情、妙悟等心理机制,进入广阔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图景,在时空切换中感受着汉字、音乐、书法、围棋、建筑、典故、民俗组成的混合交响,在天潮潮地湿湿的雨意世界中体会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凄凉与悲伤,自然感到一种袭人的寒意!这种“冷”既关联着身心,也牵绊着家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共同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存在论视角注重情感、趣味、蕴涵,有助于学生在感动、欣赏、玩味中学习语文,但也容易流于表面,止于形式。

当然,认识论、价值论和存在论这三种视角也不能截然分开,这不仅是因为价值论和存在论都以认识论为基础,而且文本类型的界限并不清晰,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文本类型的哲学视角选择也存在多种可能。

即便如此,“论述类文本”“实用类文本”“文学类文本”的阅读距离还是有差别的。相对而言,“论述类文本”是远距离阅读,“实用类文本”是近距离阅读,“文学类文本”则是零距离阅读。

参考文献

①张鸿苓、李桐华:《黎锦熙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②蒋伯潜:《中学国文教学法》,北京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

③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④⑤王荣生、李海林:《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24页。

⑥⑧孙绍振:《文学创作论》,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6页。

文学价值论文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2)10—0027—01

在素质教育深入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地域、硬件设施等客观条件以及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多中学对于语文教育的诉求仅仅放在语言的工具性上。新世纪以来,文艺学的人文价值逐渐被受众提及,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对这种人文性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文学表达日渐关切,先后推出《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丛书》等加以论证,这样,“中学语文自身的人文价值才被弥补”。

一、文艺学的人文性诠释着语文学科的本质

文艺学以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包括其中的文学概念和折射出的人性变化等。从人文价值论核心出发,文学作品可以看作是作家人格境界的一种展示,文学阅读则可以看成是读者人格的重构过程,这种立体的、相互的作用体现的正是文艺学的人文性。

中学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的教学内容少、单一、陈旧,教学方法存在着严重问题,而从上世纪开始的一场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大讨论第一次提出了语文学科人文性的问题。与此同时,国家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多次修改,从政策和文件的高度承认了语文学科人文性的重要地位。

1.“人文性”决定了语文教学的出发点。正确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才能科学地区分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著名教育家于漪说: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较之“思想性”、“情意性”、“科学性”、“文学性”、“社会性”、“政治性”、“民族性”等等,似乎更为合适,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应该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

2.从人的发展角度审视语文教学改革。教改研究者将语文教学与人的健康与发展联系起来指出,现在的语文教学存在着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重规范性模仿轻创新意识、重教学方法轻学习能力、重课堂课本轻课外活动的弊端。从这个出发点考虑,他们还指出,“要以培养作为主体的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为主要内容,进一步重视对学生素质与能力的培养”。

3.文艺学的语言美、细节美体现在语文教学中。从文艺学人文价值论和美学的角度而言,语文课本中的文学作品无不体现出语言美和细节美,不管是诗歌、散文,还是记叙文、议论文,语言和细节有时候决定着一篇文章的成败。

二、文艺学与语文教学在育人视角上有相同点

文艺学与语文教学都注重评论。文艺学家通过评论使读者在审美中的价值取向更为明确可辨。中学语文教师通过启发式教学,使学生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更为明澈。

同时,二者都注重知识结构的多元化。文艺学家的知识结构要多元化、多学科化,知识结构是文艺学家构成学术人格的基础因素,它的实际表现状态直接关系到文艺学家学术人格的品位。而多门学科的知识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就要求中学语文教师应该是懂得多种学科知识的“杂家”。

此外,二者都希望能够不断探索、创新。“文艺学人文价值论,重视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的人格构建,这就需培养审美主体在生活中健康的生存心理”,其实也就是赋予审美主体一种在发现和缔造美好世界过程中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而中学语文教师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从发散的角度观察和发现新现象,创造出有益的新方法。

三、文艺学人文价值论对语文教学改革有指导意义

文艺学人文价值论指出,中学语文教学是构建和完善学生人格的一种审美活动。而这一点,一直没有被人们重视。

文艺学人文价值通过审美让受众得到人格的重构,使他们变成有素养的人,同时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前进。而与此有共同点的是,中学语文教育也以育人、立人为目标,让学生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理解真、善、美,逐步建立正确的生活观和价值观。

文学价值论文范文第4篇

在《论文学作品》中,英伽登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这一思想和现象学研究方法,具体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复合的、分层次的客体,文学作品的存在取决于作者和接受者的意向行为,但又不等同于这些行为,因为它也有自己的实体基础。在书中,英伽登主要研究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即体验文学作品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认识仅仅是读者与文学作品交流的方式之一。他从本体论入手,于该书第一章,首先界定了他要研究的文学作品的范围及存在方式。从范围上,他选取了各式各样的作品,甚至一些令人怀疑是否为“文学作品”的著作如科学著作,都一一纳入其研究对象范围。他说:“我们并不认为只有文学价值或文学价值高的作品才算是文学作品。把文学作品所包括的范围弄得这么狭窄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一部作品有价值,特别是有文学价值是什么意思,但要说没有‘坏的’,毫无价值的作品也不对。我要说的是一种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具有的基本结构,而不管它们有没有价值。”[1]29英伽登巧妙地避开了文学作品价值的束缚,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谈起,扩大了其文学作品的研究范围。接着,他又将一些暂时无法讨论,具有特殊性,或不需要立马讨论的问题一一排除,将文艺作品的存在界定为意向性客体,由此,他规范了即将讨论的文学作品的范围和概念。紧接着在该作品的第二章,他提出了其著名的文学作品的四层次理论。他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依照现象学的还原方法,直探文学作品的本质,分析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他说:“首先让我们勾画一下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同时也确定我们所理解的文学作品的本质的主要特征。文学作品基本构建的主要特征之一表现在它是由几个不同类征的层次构成的造体。”[1]48由此,他独创性地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四层次理论,同时他也补充说明,每个层次在一部文学作品的整体中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显现,并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并将自身某种特殊的东西赋予整体的总性质,且不破坏整体的统一,由此也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质,也构成了整个作品中的复调基础和统一的价值质。英伽登通过《论文学作品》明确地阐发了他对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独到理解,即文学作品是一个复合多层次的纯粹意向性客体。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英伽登对这一认识进行了解释与补充:“文学作品是一个纯粹意向性构成(apurelyintentionalformation),它存在的根源是作家意识的创造活动,它存在的物理基础是以书面形式记录的本文或通过其他可能的物理复制手段(例如录音磁带)。由于它的语言具有双重层次,它既是主体间际可接近的又是可以复制的,所以作品成为主体间际的意向客体(anintersubjectiveintentionalobject),同一个读者社会相联系。这样它就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超越了所有的意识经验,既包括作家的也包括读者的。”[3]12紧接着,英伽登又提出了另一思想。他从认识论入手,结合其“不定点”理论。他认为文艺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强调审美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最后在《论文学作品》的第十三、十四、十五章三章中,他从审美价值论方面,提出了其艺术价值结构系统理论。他提出在文学的各个层次中都会形成各自的价值质,它们合起来后产生了复调和声。这种复调和声与第十章提及的文艺作品中的形而上学质一起,最终构成了文学作品的价值。他说:“不管是每一层次,还是由他们组成的整体,都会在各种不同的审美价值质中显现出来———自然是面对读者相应的态度。它们互相配合,形成了复调和声,这就是作品最终价值所在。”[1]348由此不难发现,英伽登的文学作品理论分跨本体论、认识论、审美价值论三方面,他独创地将三者融合在一起,使得其理论在研究的宽度和深度方面具有延伸性,在认识论上充满了辩证法的特点,而在价值论方面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这是其理论的特色之所在。他的理论思想具有一种思辨形而上学、现象学和波兰分析传统结合的特色,从而导致英伽登的文学作品理论极具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现象学美学思想贯彻在其文学作品理论之中

在哲学领域中,一般分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大块,而作为哲学的一种,美学也相应地分为本体论美学、认识论美学、价值论美学。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思想首次横跨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方面,完美地构建了其独特的美学体系,并将其贯彻在其文学作品理论之中。在《论文学作品》和《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这两本书中,可以很明显地发现,秉承着现象学原则,他从认识论和本体论入手讨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讨论语音造体、意义造体、再现客体、图示观相的具体结构,通过总结归纳文学作品各层次造体的认识结论,讨论文学作品各认识结论的价值问题,他确定了每种认识所提供的基本价值:“我们已经断定,文学审美对象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构成的。它是在诸阶段的延续中构成的,或者包括许多审美对象,所以它们必须结合起来以便构成整体的总体价值……审美价值在这种价值性质中找到了它们的和谐和结局。”[2]414然后他分析列举了出现审美价值的各种条件,他又说到:“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审美具体化的认识中,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发现审美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其中出现了什么价值。但这并不是这种认识的主要任务,它基本上只是我们必须完成的真正任务的一个经验上的准备。”[2]416最后,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是不断变化的。在论述其文学作品理论时,他不断地切换角度,时而从本体论谈起,时而转战认识论,时而又立足于价值论,将三种体例融为一体,逻辑清晰流畅地一步步抽丝剥茧,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谈起直至最后论证得出文学作品的价值之所在。

(二)不区分文学作品的好坏,单纯地分析文学作品的结构

传统文学理论擅于给许多作品定义好坏,例如托马斯的经院学派就认为,事物之所以美,在于其完整或完美,认为凡是残缺的东西都是丑的,认为凡是一眼见到就使人愉快的东西才叫做美。如果这样,《红楼梦》只有前六十回,后四十回是后人补写,它是残缺的,难道它是丑的?红楼梦描述了四大家族悲欢离合,让人读罢心有凄凄焉,没有使人感受到愉悦,那么它就是不美的么?事实证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因此,英伽登深谙传统美学的弊端,他不仅在开篇没有重走许多文学理论书籍的旧路,质询“文学的本质”或“文学是什么”,而是更为细化更为睿智地提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这一概念,他所疑问的是文学作品的本质而非文学的本质。进而他提出不区分文学作品的好坏,单纯地分析文学作品的结构。这不仅避免他的理论落入传统美学的窠臼,同时,由于将科学著作纳入了讨论分析的范围,扩大了讨论研究的范围,由此也更具说服力,因为“就像它们说到底也有文学作品的本质”[1]30。又因为分析的是文学作品的结构,即文学作品的本质,从本体论入手,为论证文学作品是纯意向性客体,区分与实在客体、观念客体夯实了理论基础。

(三)坚持意向性理论,反对心理主义

英伽登同他的导师胡塞尔一样,坚决抵制将心理主义引入对文学作品的体验。他这样说道:“恐怕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说,我们在读书时体验的具体的心理内容和作者早已消逝的体验是相同的……要把文学作品和作者的一大堆心理体验等同起来的尝试,都是十分荒唐的,因为作品从被创作出来开始存在的那个时候起,作者的体验就不复存在了。”[1]33-34不仅如此,在后面的分析中,他还用图示观相层次和具体化进一步嘲笑了将心理主义引入对文学作品的体验。然而静下心来思考,要反驳作品是作者、读者的心理体验又是何其困难。我们经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倘若驳斥心理主义的荒谬,那么又怎样解释这句话?英伽登认为倘若每人每次阅读都有新的体验,那么就会产生无数新的作品,而这是无比荒谬的。

(四)反对作品是观念客体,也反对其实实在客体,认为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

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他在《论文学作品》中这样阐释:“一个客体如果是直接或间接由意识行动或者由许多这样的内在的意向性的驱使所采取的行动创造的,那它就是纯意向性的。”[1]143文学作品在其看来不仅是意向性客体,更是“纯意向性客体”(intentionalobject)。为了解释这一观点,他甚至搬出了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世界上我们能够感知的一切都是意向性客体。文学作品也同样如此,他通过分析语词造体、语句造体和意义造体,认为语词造体、语句造体和意义造体是纯意向的构造物。我们知道,文学作品中的语词,语句乃至字里行间的意义都是作者在创作时生成的,是一种作者的意向行为,同时,但一部作品完成后,作者就与其脱离了关系,当作者再次去面对这部作品时,作者已变身成为读者,当读者阅读作品时,对于语词、语句、意义的理解或是重构,这样的行为也是意向的。因此,文学作品是纯意向性客体。英伽登之所以如此强调,甚至不惜大篇幅地举例分析语词造体、语句造体、意义造体的内部结构来阐释文学作品是纯意向性客体,是因为他非常反对传统美学观点:认为作品是观念客体或者是实在客体。对于此,他狡黠地嘲笑了传统二分法,他说:“把所有的客体都分为实在的和观念的大概是一个最普遍的和最完整的分法。”[1]30倘若将文学作品归为实在客体,按照英伽登的观点:实在客体是独立存在的东西或物质。它们的存在不决定于对它们有什么认识的行动。即我们熟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就是文学作品不会因为无人阅读而消失,那么依据现象学的观点,文学作品的存在不仅依赖于作者,而且依赖于读者,如果一部作品没有读者,那么它就没有所谓的“存在感”,没有了存在感,又何谈实在呢?况且,英伽登说从作品的结构上鲜明地说道:“由语句构建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是实在的。”[1]31那么文学作品是观念客体?在这点上,英伽登认为由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造体使得文学作品类同于观念客体,但绝不是观念客体。

(五)独创性地设置了许多概念

文学价值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文学独立性文章价值文人生命意义文章社会功能

曹丕的《典论・论文》大致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批评论方面,曹丕指出在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存在着“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两大弊病,是中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态度的首次阐发,成为后世关于此问题讨论的滥觞;在作家论方面,提出了“文以气为主”,首次将“气”这一哲学范畴应用于文学理论领域,开创了“文气说”;在文体论方面,提出了不同体裁应有不同特色,其“四科八体”说开创了魏晋南北朝文体研究的先河;在文学价值论方面,空前地将文学放在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至高地位,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很罕见。显然,这篇不足六百字的文章的价值不在于理论建构的全面和系统,而在于言前人所未言,并对后来者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这四方面都分别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典论・论文》作为一个整体还包含着一个可视为灵魂的核心观念,即对文学独立地位的确立,这是其作家论、文体论和价值论的共同旨归,也使曹丕对这三个问题的论述获得了更大的意义。

《典论・论文》最引人注目的一句话是“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容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1]正是通过这句话,曹丕对文章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也使《典论・论文》一文在文学批评史上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曹丕所说的“文章”的含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章”的含义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其开创性意义。通观《典论・论文》全篇可知,曹丕的主要论述对象是书论和诗赋这两大类,尤以诗赋为主。他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文学批评态度的阐发上,并用大量笔墨讨论了建安七子的诗赋创作成就和创作风格。同时,曹丕在论及文体划分时明确指出了他所说的“文”、“文章”是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这几类。这一点还可以与他在其它文章中的说法相互印证:“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与王朗书》)“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典论・自序》)[2]在此,曹丕指出,可以像“立德扬名”一样不朽的是《典论》一类的专论和诗赋这样的文学作品。

在曹丕对“文章”的重视中,对学术性的专论的重视是对以往传统观点的继承。《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3]这里的三不朽中就已经有“立言”一说。自先秦至汉代,人们对著作的重要性一直是充分肯定的,但是,魏晋以前的人所重视的“言”和著作主要是指以立德辅政为目的的著作和学术著作,而即使是这些著作的地位也远未达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更何况是“有类俳优”的辞赋。因此可以说,曹丕对文学作品地位和价值的高度评价是空前的。

那么,曹丕为什么会全面以往的观点而对文学的价值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呢?其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解释。

首先应归结于社会环境导致的文人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求。自桓灵二帝以降,朝中宦官外戚轮流专权,帝权旁落,清流党人屡受打击,灵帝、献帝两朝更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连年战乱和疾疫流行使原本多产生于下层文人的悲凉心境扩大到全体文人,对生命无常的感叹深入每一个文人的心灵,《古诗十九首》中悲凉的调子弥漫文坛,在曹丕的诗文中也屡见不鲜,如:“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亦何早。”(《短歌行》)“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丹霞蔽日行》)“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与王朗书》)[4]这种对现实的深刻质疑导致了对生命的不朽价值的追求,及时行乐和建功立业成为自《古诗十九首》以来被普遍接受的两大主导情绪,但由公子而帝王的曹丕却看到了其中的不确定性:“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其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与吴质书》)[5]“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典论・终制》)[6]这两段话可以看作是对《典论・论文》中“年寿有时而尽,容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一句的注解。正因为世俗的行乐和功业都无法持久,曹丕转而将人生的价值归于“著篇籍”。又因时值汉末乱世,原有的封建秩序包括既成的思维方式已受到严重破坏,连年征战使最起码的教育都成了问题,曹操在建安八年即公元203年曾下《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7]所谓恢复“仁义礼让之风”、“先王之道”不过是辞令而已,但仅从这道政令也足见当时礼崩乐坏的程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汉朝的实际掌权者曹操又无意恢复名教的统治地位,而是以“尚刑名”、“尚通脱”为统治特色,不仅容许异端思想的发展,更三次下政令宣布重才干不重德行,这种做法进一步颠覆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极为宽松的理论环境之下文人的思想得以自由发展,也使曹丕以往正统观点成为可能。

以上讨论的都属于文学的外部因素,“尚通脱”的社会氛围、需要有所寄托的生命意义以至曹丕的上层统治者身份都使文学价值的提升成为可能,那么文学本身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这种价值提升得以最终实现呢?关键就在于文学的独立性得到了承认,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实体。

在宣示了文学的不朽价值之后,曹丕强调了文学的独立性:“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虽然只有一句话,但却为他对文学价值的肯定做了性质界定。“不托飞驰之势”即指文学与仕途政权无涉,那么什么样的行为能入“良史之辞”呢?《典论・自序》中指出:“至若知而能愚,勇而知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显然是指儒家的德行。因此可以说“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彻底划清了文学与政治和名教的界限,使曹丕对文学价值的肯定剔除了文学社会功能的成分,从而获得了更大的理论意义。

这里有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即“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句并非指文章具有社会功能,而恰恰相反是对文章独立性的肯定。将“经国之大业”与文学联系起来并非始于曹丕,而是出自杨修的《答临淄侯笺》,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对文学加以贬斥:“辞赋小道……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8]《答临淄侯笺》反驳了曹植轻视文学的说法,认为文学创作无碍于政治作为:“若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9]其中的“经国之大美”、“千载之英声”正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前身。杨修与曹植对文学创作的态度虽褒贬不一,但他们的着眼点都在于如何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即使是建功立业也无关名教宏旨。而且二人都将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当作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已将文学与“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剥离开了,曹丕对杨修说法的化用也是在同一前提下进行的,他将文学与“经国之大业”联系在一起的着眼点是要提高文学的地位,也就是说,文章具有与“经国之大业”、与“三不朽”同等崇高的地位和价值。

《典论・论文》中对文学批评态度问题做了较大篇幅的讨论,“四科八体”和“文气论”的提出就源于这一讨论。曹丕认为“文人相轻”源于“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而产生这一弊端的原因又在于文章本身存在着文体的差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再深入一层,之所以不同作家擅长不同体裁,是因为各人所秉承的先天之“气”不同。

除了开启文体划分的先鞭以外,“四科八体”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肯定了诗赋独立的文体特征,突出强调了其美学特征,诗赋首先要符合“丽”的标准,这一标准的提出用“离经叛道”来形容最为准确。提倡文章要有文采当然并非始于曹丕,王充就很重视文采,最早则可以追溯到孔子对个人修养的要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10]孔子的观点对后世的文论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后世的文论家也根据自己的认识赋予“质”不同的内涵。如上所述,在汉代文人看来,文学的内涵就只是为政权服务,在此意义上对文采的重视也只是希望文学能因此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而已。如王充在《论衡・定贤》中所说:“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知觉是非之分,无益于弥补崇实之化。”[11]这种思想在唐代的白居易那里得到了更为清晰的表述:“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皆兴发于此,而意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与元九书》)[12]白居易的文章工具论是对汉代文学观的隔代还魂,他对文学的美学价值的看法可以较为准确地体现汉代事实上存在或可能存在的观念:文章可以写得漂亮,但一定要因此而更有利于宣扬教化、襄助政权,漂亮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意义。曹丕的“诗赋欲丽”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确立了文学的独立地位。

虽然曹丕没有对文学本体进行讨论,未能说明“夫文本同而末异”中的“本”是什么,只能肯定不是服务政治而已,但这并未影响他的一句“诗赋欲丽”对传统文学观的冲击,这一点从后世企图恢复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原有秩序的文人以此为由对曹丕发难就可见一斑,如隋初李谔的《上隋文帝论文书》:“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兢驰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好吟咏……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13]又如《宋书・藏焘等传论》:“自魏氏应命,主命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14]虽然二人将魏晋以来文坛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全部归功于受曹丕的影响有过誉之嫌,但曹丕站在文学独立的立场上对华丽好看的提倡确实非同凡响,大大有别于在“文以贯道”前提下对文学的美学特征进行的讨论。

四科八体的划分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对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态度。由于无视文学的独立性,对文学区别于其它文体的特征也难以正视,如王充对文学中夸张手法的片面认识就源于用生活真实代替艺术真实,比曹丕稍早的王符也是如此,他在《潜夫论・务本》中说:“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憨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15]曹丕在文体划分时将“雅”、“理”、“实”作为其它文体的特征而不以之要求文学,这也是在确立文学独立特征上的一大进步。

《典论・论文》没有进行文学本体的讨论,但却充分重视了创作主体的重要地位:“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认为文章取决于创作主体秉承的不可改变的先天之“气”,作品取决于作家的天赋才性,不受外界支配,这也是对文学独立的认同。“文气论”的提出显然深受汉末以来人物品评风气的影响,是将汉代王充的元气论与汉末魏晋逐渐高涨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追求加以整合的产物,代表了从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向玄学转向过程中的独特观点。曹丕的“文气论”虽然论述太过单薄,但提供了一个论文的全新的视角,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巨大作用,从魏晋直至明清关于“文气论”的讨论蔚为大观。后世文论家对“气”的内涵、从“气”论文的角度、文与“气”的关系都各执一端,对曹丕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只借鉴方法而在观点上毫不相涉者也有之,但究其根源却都受到了曹丕的启发。这是曹丕作家论的特点,也是整篇《典论・论文》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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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1].第16页、第12页.

[3]王运熙,顾运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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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1页.

[11]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98页.

[12]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35-236页.

[13]同上.第2页.

[14]同[11].第100页.

文学价值论文范文第6篇

陈定家治学最大的特点是专注现实问题,脚踏实地,不务空谈。他的主要著作之研究对象,无不是中国文学现实的当务之急。譬如说他的《隐形手与无弦琴――市场语境下的艺术生产研究》(2007)以商品经济浪潮下的文学生产为研究对象,在对大量事实的分析和研究中,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了传统“艺术生产论”学说。尤为可贵的是,该著作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如何面对经济改革大潮的冲击等重大问题所进行的分析与反思,深入透彻,切中时弊,书中提出的许多建设性的学术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时代针对性,即便今天也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欧阳友权在评论陈定家的专著《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时指出:“细读《比特之境》,给人留下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作者‘选点持论’的眼光和以‘散点’成就‘焦点’的学术智慧”②。欧阳友权认为《比特之境》一书中研究的问题“都是网络文学理论必须关注和解答的课题,貌似随意的散点透视,实则是精心设计的‘焦点运思’,全书选择的这几个‘点’可谓‘点’到了问题的要害,触摸到的是理论的‘筋骨’”,“把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问题立体性推进到学术的前沿”③。纵观近二十年来陈定家网络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在“散点”的广博和“焦点”的专深之间自由往返,这不仅仅是《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一书的研究智慧,实际上也是陈定家网络文学研究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治学策略和写作风格。

陈定家也曾多次论述过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扰及其采取“散”“焦”并用策略的原因与目的。他在《比特之境》一书的序言中指出:“1844年2月,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预告说,他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国和国家学进行批判。当其研究成果准备付印时,他发现仅仅把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种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合起来不甚妥当,因为这样会使阐述受到妨碍并造成理解的困难,而且他认为自己面对的题目是如此丰富多彩,只有采取帕斯卡尔式的‘纯警句体裁’才有可能将全部材料塞到一本著作里去,但这种体裁可能会造成一种任意建立体系的印象。于是他决定相继用几本著作分别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而以一本单独的著作作为结束,来对整体的联系、各个部分的关系加以阐明,最后,再对这一切材料的思想加工进行批判。尽管马克思最终未能完成这个宏大的计划,但这样一种思路对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早在着手撰写‘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研究’课题报告的时候,我就已经清晰地看到自己面临的困难和马克思在《手稿》里所说的情况十分相似:讨论的命题是‘如此丰富多彩’,以致很难把多年来比较深入研究过和即将遇到的重要问题一股脑地‘塞进同一本著作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明确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要按照专题分门别类地逐一研究某一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对整体的联系、各个部分的关系加以阐明’,只有如此,才能将自己对研究对象的心得和想法尽可能全面而准确地表达出来。”④

一、“比特之境”:网络文学生产论

陈定家在《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前言中曾提到,从1998年《电脑艺术的兴起和古典艺术的终结》发表算起,其近10年的主要学术兴趣和精力都集中在网络文化与艺术生产研究方面,并于2004年开始主持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研究”。2011年9月,《比特之境》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实,早在2007年,陈定家博士学位论文《隐形手与无弦琴:论市场语境下的艺术生产》已出版。该著作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细致而深入地探讨了市场语境下艺术生产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针对如艺术生产与一般生产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市场经济冲击下作家地位的变化、作家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艺术雅俗的分化与融合、艺术如何顺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走向市场,又适应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超越市场等方面做了精彩论述,是对新时期以来艺术生产问题的一次诗学式总结,为解决市场语境下艺术生产中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后,陈定家在《隐形手与无弦琴――市场语境下的艺术生产研究》一书的基础上,更加清晰地意R到传统文学在数字化语境下生存所遭遇的本质性的变化,并逐渐将研究重点自传统文学生产过渡到网络文学生产这一论题上。《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一书立足于网络时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现状与动态,介绍网络时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技术文化背景,主要包括网络时代的媒介变迁、“后信息时代”的文学生存状况、互联网与文学艺术的革新等问题;讨论文学生产的网络化问题,重点讨论了“文本”与“超文本”、“超文本”的发展历程、“写读者”与互动性、“超文本”的局限与陷阱等问题;以博客写作与文学关系作为研究个案,分析包括博客写作的基本特征、中国博客的发展与趋势、“博客文学现象批判”等在内的现实问题,考察网络时代“博客崛起”与网络文学生产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关注文学消费方式的革命,主要涉及文学的影视化、文学的数字化阅读等问题,并以“手机小说”为例,对文学消费的新动向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包括市场化背景下的文学经典、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学经典、经典数字化与新媒介诗学等内容,还具体讨论了网络“恶搞”“百家讲坛”“虚拟图书馆”等大众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对文学的意义及其对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影响。

在网络文学生产论的研究过程中,陈定家脚踏实地全身心地投入调查研究工作中去,从自己研习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原理出发,对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特别是网络文学生产状况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学理化描述与清算。《比特之境》一书中,陈定家在广泛吸收当代文论与美学研究前沿成果的基础上,从现代思维方式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入手,对数字文化与网络文学的前沿命题――“虚拟现实”的文学意义进行“比特诗学”的深度探访,对文学虚构与网络虚拟之间的必然联系和本质区别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索,将传统文论中的形象思维、灵感、共鸣等经典文论观念,与网络时代的人工智能、计算主义、软件写作等所谓“灵境诗学”进行跨学科比较研究。从文学发展论的视角,对网络文学的来龙去脉,如起源与现状、特征与症候、生存困境与发展态势等问题作出历时性梳理,以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对网络文学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冷静地回顾与总结,特别是对文学的图像化、网络化、影视化、游戏化等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数字化生存现象进行研究与总结。从审美价值论的视角,对网络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态势以及其在整个审美文化领域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性的价值评估,从哲学与美学的高度,对文学的数字化和网络化转型及其相关后果总结规律。

二、“文本之舞”:网络文学文本论

陈定家网络文学研究中“选点持论”的学术智慧远非笔者的一己之见。王泽庆在《从看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一文中也提到,“难能可贵的是,陈定家能够对其中的个别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他的《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研究的是网络文学生产问题,他的新作《文之舞》则集中探讨了网络文学的文本问题。作者没有面面俱到地论述网络文学,而是从网络文学的生产研究转向文本研究,涉及的都是网络文学研究中一些较中观或微观的问题。⑤

2014年,《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如王泽庆所说,这是一部集中探讨了网络文学文本问题的专著。“文之舞”三个字生动形象,充满诗意。面对电脑荧幕上下翻飞的文本,这个超言绝象的“舞”字,堪称画龙点睛之笔,足以抓住超文本和互文性的基本特征来描述读屏时代的文学特性,形神兼备。从读书到读屏的转化,是网络时代文学阅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文学作品从白纸黑字的信息化石,变成了绘声绘色的表意精灵,文本的这种格拉忒亚式的觉醒,找不出比“文之舞”更准确、更生动的意象来描述当代文学网络化转向所给予的最直观感悟。作者选取《文之舞》为书名,隐含着对给自己互文性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和借鉴的互文性理论大师们,如罗兰・巴特(《文之悦》作者)的致敬之意,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自己对网络戏仿风习的认同。“舞”不仅是既原始又现代的信息交流方式,同时也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形式最直观、内涵最丰富的表意方式,尤其是以网络为背景的“文之舞”,既能不断开拓现代技术隐含的审美场域,又能充分激发人类与生俱来的视听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文之舞”是一个跨越超文本技术与互文性理论的综合性概念,既不缺乏互文性所负载的厚重人文底蕴,又拥有超文本所隐含的高新技术理性;同时,它还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麦克卢汉式的新媒介概念。

传统文学研究中的中西、古今、诗思、技艺等矛盾问题,在网络文学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甚至表现得更为尖锐。但如何处理好中与西的融合、古与今的转化、诗与思的互补、技与艺的博弈等问题,显然需要从学理上理清思路,需要求真务实地开辟出适应网络文学发展要求的治学路径。此外,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最大的不同是基于载体变化造成的“文本转向”,在传统文学的线性文本向网络文学超文本的转化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密切关注的学理问题被我们忽略了。对“超文本”这个从数字技术领域引入的新概念,除了一本孤峰峭拔的《超文本诗学》以外,文论界的相关研究还明显缺乏应有的人文烛照和审美关怀,更少见到中西贯通、文理兼容的诗学化深度阐释。《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重点讨论超文本和互文性问题,弥补了文论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的缺憾。

从文论视角而言,如果f“超文本”研究是理解网络文学的关键词,那么互文性作为体现超文本本质特征的核心要素,可以说是研究网络文学的关键词中的关键词。《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中提出,超文本作为网络世界最为流行的表意媒介,它以“比特”之名唤醒了沉睡于传统文本的“互文性”――即唤醒了书面文学的开放性、自主性、互动性等潜在活力与灵性。它以去中心和不确定的非线性“在线写读”方式解构传统、颠覆本质,在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唱和中,改变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在“如我们所想”的赛伯空间里,网络文学所演绎的“文之舞”――即“话语狂欢之境”交织着欣喜与隐忧:它精彩纷呈、前景无限却又充满陷阱与危机。超文本的崛起和互文性的觉醒不仅是当代文学世纪大转折的根本性标志,而且也是理解网络文学的媒介化、图像化、游戏化、快餐化、肉身化、博客化等时代大趋势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更重要的是,超文本与互文性理论正在悄然改写我们关于文学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

《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中的“文之舞”更准确地说是“屏文之舞”,可以概括为互文性理论支撑下超文本的系统关联与普遍贯通。这些文字,仍然是以传统文论的基本概念描述和反思网络文学文本的产物。《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对网络时代的传统的“文学经典”和时尚的“身体写作”进行了新的阐释和批评,并结合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读图时代文学从“互文性”快速走向“互视性”,进而走向“互介性”的大趋势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提出了与传统文论不尽相同的心得与见解。

三、“媒介造势”:网络文学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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