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政策范文

地方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金融积聚；政策倾斜

根据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经济区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目前广西提出打造北部湾经济区区域金融中心的设想，但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水平和金融业发展现状，单纯依靠自然渐进模式必定是漫长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促进金融积聚。

一、金融积聚动因分析

关于金融积聚的动因，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积聚的现象。

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积聚。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解释金融聚集现象。韩国学者Pak（1989）认为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某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2）、冯德连、葛文静（2004）均认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例如，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市场流动性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等等。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风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国内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场；深圳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发展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珠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金融积聚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区域金融政策倾斜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形成与产出能力给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推动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省区层面上，如陈莹（2002）、黄湘雄（2004）、曹廷求（2006）分别对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做了实证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区域金融政策为金融部门和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得它们采取有社会效益的行为，弥补地区内发展不平衡及市场本身的缺陷，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表明，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指出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进金融积聚北部湾经济区的政策建议

北部湾经济区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廊一圈等多层次发展区域的交汇处，区位优势和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吸引金融积聚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倾斜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初期，如何通过金融政策倾斜加速金融机构聚集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1、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蒋升湧（2007）主持的课题“建立北部湾银行问题研究”中提出，参照徽商银行模式对广西现有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兼并重组，在其基础上组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北部湾银行。作为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北部湾银行的业务发展方向应以支持环北部湾经济圈特别是北部湾三市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其信贷资金的投向重点应是北部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此外，就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北部湾银行应重点吸收境外、东部资金，在成熟时，应将业务和分支机构延伸至国外特别是东盟国家，使之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北部湾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尽可能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行业、地域（包括境内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保障资本金的长效稳定，并且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今后引资多元化奠定基础。资本金可以采取阶段性扩充办法，在建设初期可以考虑只吸收境内资金，后期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针对北部湾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北部湾银行应该承担起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责任，通过争取国家给予类似渤海银行的新业务试办权，例如开办股权抵押贷款，一方面避免与其他银行业务同质化，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机会，彼此形成合作关系，以利于资本聚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有差别地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完整的金融产业链，种类齐全的金融机构可以创造市场机会和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发展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约束较少，可以通过专业投资方式改变社会资金结构，将社会闲置资金引向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或项目。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二）金融业务管理倾斜

1、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据规划，广西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壮大食品、有色金属、汽车、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力等七大产业，同时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林浆纸、水泥建材、现代中药、海洋等产业。对资金投向广西上述产业的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在税收、财政补贴等予以优惠，同时，允许贷款利率适当浮动。

2、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政策。根据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原则，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比例、放宽利率浮动等措施促进资金及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聚集。对于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允许其以低于全国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开展业务，这样有助于该区域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吸纳来自全国的资金，促进资金向广西及北部湾经济区的重点产业流动。同时，可以将北部湾经济区列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区域，允许本地区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存贷利率，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的贷款提供利差补贴及地方政府担保，以保障重点产业的资金来源。

3、增加政策性银行对北部湾经济区的资金投入。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规划层次，在金融政策及资金层面应尽早落实。因此在资金额度分配方面，跳出西部大开发的限制，从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多层次发展战略交汇点考虑，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或者增加原来的额度，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为重点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同时，对政策性银行贷放的专项资金所需的配套资金实行差异化待遇，例如，对来自北部湾经济区及广西本土金融机构的部分实行国家财政补贴利差及地方政府担保的双重优惠政策，带动商业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北部湾经济区。

四、金融政策倾斜应注意的问题

地方经济政策篇2

一、连云港民营经济产值结构

连云港民营经济发展在2000年以前非常缓慢,2002年之后,在中国经济改革新一个发展周期开始之际,在外力的作用下连云港民营经济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从三次产业增长速度来看,第一产业非常缓慢,第二、三产业最为迅速,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增长幅度很大(见图1)。1999年连云港市实现GDP293•19亿元,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75•63亿元,占25•8%;2006年连云港民营经济增加值260•1亿元,是1999年的3•44倍,占当年全市GDP的49•3%;江苏民营经济实现的增加值1998年的1593•14亿元,2006年增加到7545•3亿元,所占比重由22•1%提高到35•0%;2001—2007年,江苏民营经济增加值以年均19•1%的速度增长,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5•9%。而连云港民营经济增加值的年均增速为20•1%,如果排除2004年的增长异常,年均增速则低于全省。从产业变动衡量,2007年连云港民营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8•5亿元,是1999年的3•43倍;第二产业为176•53亿元,为1999年的5•31倍;第三产业为113•05亿元,是1999年的3•32倍。从整体来看,连云港民营经济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由1999年的10•98∶43•98∶45•04演变为2006年的10•35∶53•63∶36•02和2007年的8•96∶55•50∶35•54。连云港民营经济产业结构的主要特点表现在:(1)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10%左右,分别低于全国、苏北和连云港市当年水平,但是高于江苏省各年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2)连云港市民营经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在稳步提高,最近8年来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发展速度要比全国、苏北和连云港市平均水平快。但是还低于江苏省的发展水平。(3)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从略高于第二产业比重到2003年后开始低于第二产业比重的趋势,而且两者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第三产业的实际产出比重4年下降近10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则表现为“二、三、一”形式,说明连云港民营经济工业化进程在加快,资源正在迅速向工业部门积聚,开始成为推动连云港工业化进程的生力军。

二、连云港民营经济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

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劳动力就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连云港民营经济就业(含农村劳动力)占到全社会就业的90%,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载体。从连云港民营经济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演进过程来看(见图2),20世纪90年代以前第一产业劳动力(含农村劳动力)比重在就业结构中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第二、三产业比重很小(1%左右)。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0年以来,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在快速上升,劳动力大量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逐渐地形成了现在的“一、三、二”的就业结构形式。连云港民营经济的就业结构体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趋势,基本与配第—克拉克定理相吻合。但第一产业平均就业比重仍然偏大,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还滞留在农村。注:数据来源于2000—2007年连云港统计年鉴,统计中不含农村劳动力,民营经济=个体+私营。图2连云港市民营经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Fig.2EmploymentstructuresoftertiaryindustriesofLianyungangprivateeconomy

三、连云港民营经济的内部产业结构分布

民营经济在二三产业主要集中在竞争性领域和新兴服务业。从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行业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工业和批发零售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民营工业中仍占主导地位。截止2006年在国家统计局工业分类的39个行业中连云港市有34个行业(见表1),而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连云港市私营民营经济成分主要集中在纺织、轻工、电子、建材和机械这些竞争型行业。而在煤炭、燃气、水供应等垄断行业,民营经济比例则明显偏低,煤炭采选业和燃气生产供应业甚至没有民营经济成分。参照垄断、竞争行业标准对连云港市民营经济34个行业的分析显示:在饮料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食品加工业和医药制造业等27个非垄断竞争型行业中,民营经济企业数量所占比例均在60%以上。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经济工业企业就业比重总体达到64•8%,在非金属矿采选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等19个行业就业比重超过60%。民营经济不仅在总体布局上占据优势,而且在一些重要的行业拥有一批骨干企业。如在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等。在低垄断程度竞争型行业中,民营经济已经占据重要位置。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民营经济已经占到主导地位。在2003、2006年总产值的分布上,规模以上民营经济的整体的产值比重占到50%以上,2006年有所下降。其中(2006年)有21个行业总产值比重超过50%。从2000—2007年连云港市民营企业保持了比较快的发展水平,无论从数量还是个体规模,都一直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连云港市私营企业的从业户数增长了2•4倍,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更是增长了5•8倍。连云港市民营企业除了在总量上快速发展外,私营企业注册规模化有比较显著的提升,个体质量方面和资金实力逐年增强。私营企业注册资本在2002年上半年为7•7亿元人民币,2003年为62亿元,到2006年达到234•62亿元,增长了3•8倍。户均资本在最近几年也都呈增长趋势。数据显示2002年上半年民营企业户均资本只有54万元,至2006年12月底,户均注册资本达到146•49万元(见表2),2007年达到196万元,2006年注册100~500万元的已达2438户,500~1000万元的达到779户,1000万元以上的达到432户,同比分别增长43•9%,70•1%,64•3%。而2003年注册资本超1000万的私营企业数只有85个。2007年全市注册资本过500万元的私营企业已达1049户,过1000万元的私营企业641户,过亿元的私营企业14户,较上年都有较大增长。私营企业组织形式公司化趋势进一步增强。民营经济组织形式趋于多样化,治理水平逐渐提高。根据连云港市工商局统计,近几年,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中,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在企业类型中所占比例均有所下降,有限公司型企业比例逐步增加,如2006年全市公司制私营企业(私营有限公司)达到10104户,占到私营企业总数的63%。根据市工商联2000,2004,2006抽样调查数据佐证了这一趋势,根据调查统计资料,2000年被调查企业中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和有限公司型企业类型比例分别为67•9∶3•6∶28•5;2004年比例为47•0∶3•0∶49•1;2006年为33•9∶10•7∶55•4。在民营经济中,私企有限责任公司正在成为民营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私营企业的内部治理组织建设正在优化,管理水平在逐渐提高。连云港民营经济总体规模依然偏小,在许多行业主要是以数量取胜,在2006年民营经济已经进入的32个行业中户均资产超过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值的只有9个行业,而其余23个行业民营经济的户均资产均低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值。2006年有13个行业工业总产值超过10亿人民币,有9个行业规模以上民营经济的户均产值低于全市户均产值,最低的金属制品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户均产值只相当于全市该行业的1/6和1/4。

四、结论与思考

随着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连云港民营经济迎来了又一次重大机遇,在新的形势下发展民营经济需要从更深层次上思考、探索发展路径。

一是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连云港民营企业起点低,缺乏工业基础、经商传统、技术储备(手艺)、资金准备等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原生型的民营经济非常弱小,所以在连云港原有的产业格局和市场结构中国有经济处于强势地位,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资经济的政策优惠,使国有及外资经济汇聚成一股较强的约束力量,把后发的私营工业企业定位在适合于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行业和领域。目前连云港经济增长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重工业的地位正在逐步上升,制造业中的规模经济性显著的行业的集中度开始提高。既然重工业化和相伴而生的企业大型化是资本、技术和管理实力弱小的民营企业所无力支撑的,国有企业成为上述产业中的主导力量似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需要倍加关注的是如果重工业违背了地区资源禀赋条件或缺乏效率而不能具有自生能力时,往往会凭借所有制优势抢占原本稀缺的资源,延缓当地的市场化进程,客观上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

二是掌握民营经济产业发展态势。如果从产业内是否长期存在过度竞争及行业内大小企业间是否形成稳定的技术联系来衡量连云港民营经济的产业成熟度,企业的散状发展依然是连云港民营经济的主要产业状态,尽管在如医药、机械行业,大小企业间初步形成上下游关系。大企业更多依靠自身积累获得发展,说明这些行业还处于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小企业则难以借助大企业的带动而迅速成长,甚至常常会受到大企业的恶意挤压,在此状态下,大小企业的分化在所难免,从而产业结构体现出不稳定状态。从产业具体表现的资源属性来观察,连云港民营经济产业结构正在步入产业高级阶段,即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在劳动密集的传统的产业技术进步速度非常缓慢,对资本要素的需求较少。随着产业的高级化、技术密集化与资本密集化相结合,先进的技术意味着大量的资本需求,从这一角度来讲显然要支撑连云港未来发展,大量资本的净流入将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要求当地的金融政策设计应能满足未来发展的庞大资金需求。

地方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疆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153-04

2010年是新疆现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新疆工作会议，新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将开启新的历史篇章。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工作的重点。如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探索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决定新疆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一、问题的提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祖国西北部，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面积166.49　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面积的1/6　多。2010年新疆总人口有2　181.58　万，占全国的1.63%。新疆现有耕地面积412.46万公顷，占到全国总耕地面积的3.39%；可利用草场面积7.2　亿亩，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新疆日照时数较长，仅次于，居全国第二位，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温带地区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在新疆都可以种植，是全国著名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新疆矿产资源种类全、储量大，开发前景广阔。目前全国发现的矿产有138　种，在新疆已经探明储量的有83　种，保有储量居前十位的有41种。据全国第二次油气资源勘测，新疆石油预测资源量208.6　亿吨，占全国陆上石油资源量30%；天然气预测资源量10.3　万亿立方米，占全国陆上天然气资源量34%。煤炭预测储量2.19　万亿吨，占全国预测储量40%。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交界邻国最多的省区。中国2.2　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中，新疆占了5　600　公里；中国14个陆上邻国中有8个与新疆接壤；全国60个陆地边境口岸中，有17个在新疆。新疆作为边疆多民族地区，占有特殊的资源和地缘优势，是中国战略资源基地、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重要门户。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新疆在优势资源转换战略支持下，通过开发各种自然资源有效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地区经济增长。2010　年，新疆生产总值达到5　437.47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78　年的13.97　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　078.63亿元，工业增加值由1978　年的14.48　亿元增加到2010　年的2　161.39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从1978　年的35.8∶47∶17.2发展为2010　年的19.8∶47.7∶32.5。目前，新疆已经成为中国的棉花、粮食、特色林果、畜产品四大农产品基地，石油、天然气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二位和第一位。尽管新疆资源转换型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由于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初级开发的过度依赖，新疆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二、当前新疆经济结构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产业结构层次低，产业关联度不高，波及效应差

新疆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品种、质量不能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产品竞争力不强、消耗大、附加值低的产业比重高，规模效益不高；产业关联度和波及效应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2010年新疆第一产业比例比1978年下降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例上升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例上升15.3个百分点；与2010年的全国三次产业的比例10.1∶46.8∶43.1相比，第一、第二产业分别高于9.7个百分点和0.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低于10.6个百分点；2010年新疆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48.97∶14.84∶36.19，同全国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例36.7∶28.7∶34.6相比较，第一产业就业人数高12.2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低13.8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高1.59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新疆农业占比偏高，工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不足，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差。

（二）轻重工业失衡，工业经济整体效益偏低

21世纪以来，新疆加快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新疆工业经济对以石油、天然气、煤炭开采为主的重工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从工业总产值、年平均从业人数和利润总额等指标上看，2010年新疆重工业所占的比重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与此相反，轻工业的以上三项指标则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重工业迅速发展，促进了一批资金和技术密集性的大型企业快速增长，2010年新疆大型企业产值、就业和利润三个指标的比重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可以说在企业的规模结构上，新疆的大型企业处于绝对优势。

新疆越来越“重”的工业结构和越来越“大”的企业规模结构，尽管标志着工业化水平逐渐提高，但与新疆整体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比，这种工业结构的超前性，给新疆经济更多带来的是产值和速度的赶超效应，新疆经济结构整体效益水平偏低。这一问题长期存在，不利于新疆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将会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工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第二，重化工业发展集聚效应不明显。第三，工业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相对较小。

（三）分配结构与增长动力结构失衡明显

新疆经济在分配结构与增长动力方面的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为：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居民消费增长对新疆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显著偏低，新疆生产总值的增长严重依赖于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35%，而城镇居民年均收入实际增长只有6.2%，农村居民年均收入增长只有6%，居民年均收入增长远远滞后于GDP增长。与之相对应，新疆最终消费率由1978年占新疆生产总值的70.7%下降到2010年的52.7%，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比重由1978年的81.8%下降到2010年的56.7%，而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重由1978年的18.2%上升到2010年的43.3%；投资率由1978年的47.2%上升到2010年的62%，投资对新疆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大大超过消费对新疆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

（四）所有制结构不合理，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

从新疆生产总值的构成看，2007年新疆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新疆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4％左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一半，而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为7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倍以上。从城镇从业人员的分布状况看，2008年国有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占全部的比重为49.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8.2个百分点。公有制经济占的比重过高，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过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调整和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为突出。

（五）地区经济结构不合理，生产力布局、产业发展不平衡，地区差距大

各地州三次产业结构与全疆三次产业结构平均水平的偏离度较大。2010年全疆15个地州市中一产比重高出全疆一产比重的地州市有9个，占全疆地州市总数的60％。二产比重高出全疆二产比重的地州市有4个，占全疆地州市总数的27％。

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贡献率较大的地州是塔城、昌吉、博州、阿克苏、喀什、和田等6个地州。这些地州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在30％以上。北疆8个地州，南疆5个地州、东疆两个地州市创造的一产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0.8％，44.1％和5.1％，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南北疆基本平衡。

从第二产业来看，北疆占68.30％，南疆占24.40％，东疆占7.30％。新疆目前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沿兰新铁路的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石河子、乌苏、奎屯、克拉玛依一线。这一区域土地面积占全疆的20％多，但却集中了全疆75％以上的工业，而占全疆土地面积64％，占全疆总人口47％的南疆地区工业的分布不足全疆的6％。从中可以看出，地区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产业分布不均衡，严重制约着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六）城乡结构不合理，城乡、工农差距较大，城乡分割严重

2010年全疆城市共有21个，其中地级市两个，县级市19个。全疆市镇人口由1978年的321.4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933.25万人，增长了1.9倍，占全疆总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26.07％增长到2010年的42.78％，但与全国城镇化率49.95%相比，低7.17个百分点。

第一，城市发展不平衡，城镇与人口内部分布不协调。新疆人口的分布，北疆占47.91％，南疆占46.61、东疆约占5.48％，但是从城镇人口的分布看，北疆城镇人口占57％，南疆占36％，东疆占7％。城镇人口比重增加，农村人口比重减少，这是工业化过程的必然趋势。目前北疆城镇分布较为密集，大小中心城市已经基本形成。然而广大南疆地区，除库尔勒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具有工业交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外，目前还缺乏实力较强的，可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阿克苏、阿图什、喀什、和田都是本地区范围的经济中心，这不仅对改变南疆的贫困面貌有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将影响这些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建设，只有发挥上述地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才能促进南疆广大地区全面发展。第二，城市规模结构不合理，制约着小城镇建设的发展。目前全疆建制镇平均人口仅为1.1万人/镇，镇区非农业人口平均只有3　700人。有的集镇人口数量则更小，大部分农村小城镇实际上只是小城镇的雏形，与规模化发展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限制了小城镇的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的发挥。城镇规模过小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不利于资源的集约利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模不经济，致使管理和运营处于低效益和低水平状态，相当多的小城镇建设缺少规划，建设区内部布局不合理，工业、商业、住宅等多功能分区不明确，混杂现象较普遍。部分小城镇中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居住在建制镇和集镇的小城镇居民无法真正享受到城市化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各种服务，小城镇的城市化质量处于较低的水平。由于小城镇基础设施不配套、功能不完备，限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就业空间十分狭窄，农牧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困难。第三，城乡结构不合理，城镇化进程缓慢，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难以促进人口的集聚和小城镇的发展。2010年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644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 643元，两者的比值为2.9∶1，两者的收入差距过大。新疆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滞后，第三产业的发展缓慢，吸纳非农业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差，是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缓慢的主要原因。

三、推进新疆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思路

（一）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进程中，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新疆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新型工业化道路需要通过“三个转向”，对现有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即从“增长优先”转向“就业优先”，以克服日益增大的劳动就业压力；从追求“大企业大集团战略”转向“大中小企业聚集发展战略”，以优化企业的组织规模结构；从“轻重失调”的工业经济结构，转向“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实现资本和技术资源有效结合，形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格局。目前，新疆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新疆在培育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大企业大集团”发展的同时，需要优化企业的规模结构，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创办和发育，逐渐培育起围绕大企业的地方性配套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资本技术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协调发展，能够促进新疆各地产业集群的壮大和工业园区的发展，在提高新疆产业整体竞争力和效益的同时，增强工业化对城乡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效缓解城乡就业压力。新疆应当大力扶持生产业，加快发展科技研发、现代金融、物流信息等行业，为新疆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发展生活业即能够方便群众生活，更能够有效解决城乡就业问题，应当通过一系列相关税收、工商、信贷、培训配套措施，促进商贸服务、社区服务、住宅产业、中介服务等生活业发展。发挥新疆沿边开放优势，需要在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重点地区建设一批起点高、规模大、辐射强，集运输、仓储、包装、流通加工、配送等功能一体的物流基地或物流中心，使新疆真正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二）加快城镇化进程，改善城乡结构

重点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步伐。当前新疆小城镇规模小、布局分散，基础设施落后，二、三产业不发达，辐射力不强，集聚效应不佳。今后，农村小城镇的建设，要坚持重点突破，发挥优势，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方针。实行“人口向城镇集中，乡镇企业向小区集中，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的战略，抓一些有带动作用的地区，使其在新疆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带动全疆农村城镇化建设。要以现有小城镇为基础，在扩大规模、增强集散作用、强化辐射能力上下工夫。把重点放在县城的一些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带动面广的中心建制镇上，重点支持，重点发展，把县城建设好，增强其辐射作用，使之成为布局合理、规划科学、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的小城镇。通过县城和镇的带动效应，扩散区域面，进而形成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县城为龙头，建制镇为结合点，集镇为网络的农村小城镇体系。采取适度集中的原则，逐步加快农牧团场的城镇建设。

（三）鼓励人才和资金进入，推进所有制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承接产业转移

创新高层次人才引进、使用、激励和服务保障机制，积极为高层次人才搭建创新创业平台。推动人才合理流动，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吸引东部沿海地区和海外高层次人才根据本人意愿在新疆地区落户。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疏通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组织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人才流动渠道。加强对人才流动的宏观调控，采取有效措施，引导人才向基层和艰苦地区等社会最需要的地方流动，鼓励人才安心基层工作。

在市场经济前提下，政府的角色主要在提供政策诱导和改善基础设施，以方便要素流动；而资源和要素的配置，则主要由市场来决定。新疆只有着力改善投资环境，以优惠的政策，才能有效吸引投资。

新疆地方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吸引东部沿海的资金技术，坚持司法公正，保护外地投资者的利益。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做到一视同仁，使非公有制经济在税收、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宏观引导，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业政策、市场信息、技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及时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要积极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改组，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

（四）加强劳动力素质教育，为产业转移提供人力基础

根据新型工业化建设、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发展和技能劳动者成才的需要，把职业培训作为促进城乡劳动者就业的重要手段和长效措施。适应自治区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新型工业化建设和积极发展服务业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以促进就业为目的，加大职业培训力度。推动职业培训机构与企业联合，建立校企合作技能人才培养制度，以技能人才培养为重点，全面推动职业培训，整体提高劳动者素质，努力建设一支技能优良、专业齐全、梯次合理的技能人才队伍，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创业能力，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

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保持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合理增长。继续推进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转变，使工资集体协商成为决定企业工资分配的主要形式。加强预防和解决拖欠工资问题长效机制建设，全面建立健全工资支付监控制度。

（五）扩大对周边国家开放，形成相互推动良性发展格局

新疆位于祖国西北边疆，和八个国家接壤，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是加快新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促进东中西部互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战略选择。

要着力构筑向西开放的新格局。抓紧制定到中亚地区开拓市场、资源的总体规划和扶持政策，大力发展面向中亚的外向型产业，重点发展轻纺、机电、建材和优势特色农产品出口。鼓励新疆有实力的企业到周边国家投资办厂，对符合条件“走出去”的企业在项目审核、贷款额度、通关便利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积极探索矿产资源合作开发的多种方式，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建立国家能源资源陆上通道；扩大商贸、旅游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与合作。

要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吸收内地资金、技术和人才参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引导内地企业在新疆口岸参与建设高水平工业园区、现代物流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支持内地企业依托新疆，发展境外投资、服务贸易、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不断拓展市场发展空间；鼓励内地企业利用新疆资源优势，就地发展面向国内外市场的精深加工。各地一定要树立合作双赢的意识，破除狭隘地域观念，严格依法办事，为境内外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要加快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建设，完善现有口岸的公路、铁路、航空通达条件和功能，提高通关能力；进一步完善边境贸易政策，依托口岸大力规范和发展边境贸易、旅游购物和边民互市，促进边境贸易的稳定发展，活跃边境地区经济。

（六）处理好可持续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关系

新疆的跨越式发展之路是加速发展方式转变、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是惠及民生、改善民生的发展，是环保优先、生态立区的发展，是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始终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推进的跨越式发展。

在环境保护与发展方面，一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经济发展起点和运行水平，缩短或避免粗放型增长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补偿”的老路。二是要善于运用环境功能区划的成果，充分挖掘环境潜力，用好用足环境容量，建设符合环境质量标准要求的工业项目和工业开发区，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三是要把经济发展与治污、治沙、治水、治土等环境建设结合起来考虑，积极探索循环型经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七）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今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选择、培育竞争产业普遍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选择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即：一个产业能否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以培育和扶持，关键看它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是否具备比较优势。所谓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其实就是企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它能以较别人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种质量产品，或者以同样成本，生产出比别人更好、性能更优、服务更周到的产品。

新疆可以充分利用以下几种特有的“相对优势”：第一，资源的比较优势。自然资源丰富是新疆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也是新疆的比较优势，因为廉价的劳动力同样可以使产品的总成本降低而具有竞争力。第二，“后发优势”。因为“落后”，从而可以学习别人已经积累起来的知识、技术、管理与市场经验，可以走捷径以缩短距离，同时，后来居上也有追赶的动机和目标。第三，“本土市场优势”。新疆企业熟悉疆内市场上的语言、文化、历史传统、人际关系，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最终目的是要在技术、资本、人才、体制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竞争。但在现阶段，新疆还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地方特色这三个较为“低级”的发展要素，这些可以说是新疆的“现实竞争力”。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概念是“适当的技术”其含义主要是：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并不是技术越“高新”越好。一个地区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其生产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和各方面条件所决定，只有某些技术和某些技术构成的产业，是具有竞争力的。

随着技术变革的日新月异，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许多地区都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产业，但一些地区却往往忽略了这些产业是否符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比较优势。事实上，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是充分发挥本地的比较优势，突出地方特色。一个地区主导产业的制定如果不能立足本地的实际情况并发挥其比较优势，就不可能起到带动相关产业和整体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在新疆，由于缺乏高新技术人才和雄厚资金，因此选择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必须从新疆的客观实际出发，遵循适当技术原则，与新疆发展水平相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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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光玲.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几点思考[J].福建理论学习，2010，（7）.

[4] 李抒望.努力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能力——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几点认识[J].企业与文化，2010，（6）.

地方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资源诅咒；资源经济；传导机制；地方财政收入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9JZD0019）；西安交通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科研项目（SKZD11015）。

作者简介：邓晓兰（1958-），女，四川成都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税制度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陈宝东（1989-），男，山东滨州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税制度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鄢哲明（1988-），男，贵州遵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税制度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1-0136-06收稿日期：2013-01-23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资源经济发展面临很多的问题，例如：资源枯竭、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和“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资源型城市面临巨大的环境治理资金压力，再加上城市生态经济转型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员就业安置，地方政府必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担负起公共财政的职责。但随着矿产资源开采程度的加深，地方财政收入无法承担生态环境的治理补偿支出，2009年榆林市地方财政收入不到100亿元，而全市煤和石油开采的环境代价却达160多亿元。可见，矿产资源开采在给地方政府带来眼前财政收入的同时，却让地方政府面临财政收入增长受限的难题，且与非资源型地市相比，地方政府还承担着更多的城市生态经济转型和生态环境修复的责任，财政压力很大。中共十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因此，科学解释矿产资源开采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探寻矿产资源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财政优势的传导机制及其障碍，适时进行政策调整，促使资源地的经济与财政可持续发展，发挥好公共财政生态环境保育的功能，就成为迫在眉睫的研究课题。

国外20世纪60年代展开这方面的研究。国外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使美国获得了更高的生产率（Habakkuk，1962）。但随后的研究发现资源开采没有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资源型城市极度依赖单一、非可持续性的经济活动。有的学者提出“资源诅咒①”并进行了解释（Auty，1993；Sachs，1995），实证验证了“资源诅咒”的存在，随后研究进一步表明：即使采用不同指标，仍改变不了“资源诅咒”存在的事实，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决定了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

国内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部分学者从资源型城市发展受到制约研究“资源诅咒”，提出资源枯竭、产业递进缓慢以及体制束缚等因素制约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沈镭 等，1998）。另一些学者从财政角度研究，发现市场补偿机制和财政转移支付体制不健全是导致资源型城市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伍新木 等，2004）。另外，资源型财政具有资源依赖性强、易受资源价格变动影响和产业结构单一的特点（“促进资源型财政地区可持续发展”课题组，2008），资源型城市的财政存在“资源诅咒”。有的学者运用面板数据验证了我国省级层面存在“资源诅咒”（徐康宁，2006；胡援成，2007；邵帅，2008），并从传导机制入手，分析了资源开发如何制约经济发展（邵帅，2010）。

综上所述，关于资源经济的发展及资源优势与财政、经济优势之间的关系，国外研究经历了“资源福利”到“资源诅咒”的演进，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证分析。国内目前的研究虽然关注到“资源诅咒”现象，表现为生态环境困扰、经济发展受限与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但已有研究文献大都在讨论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资源经济发展与财税制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只限于定性层面，缺乏从城市层面实证研究资源经济与地方财政收入之间关系的探讨。鉴于矿产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资源经济增长不能直接解决环境问题，政府行为才是破解难题的关键，财政收入则是解决问题的资金保障。因此，本文以我国30个地级煤炭城市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实证探究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资源诅咒”，深入分析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财政优势的传导机制，找到其中的传导障碍，为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生态转型与财政可持续发展寻求对策。

二、计量模型与研究样本

（一）基本模型设定

（二）变量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我国为分税制的财政体制，财政收入分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得。对于资源型城市，资源相关的资源税属于地方税，增值税和所得税地方也享有一定比例的分成，地方政府行为作为破解难题的关键需要地方财政收入作为保障，因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选定为地方财政收入，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仅公布城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所以本文用一般预算收入作为变量。指标选取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是因为其更能反映地方财政收入的质量，且具有可比性。在研究财政收入的文献中，国民生产总值都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谷永芬，2005），本文也将其作为解释变量之一。邵帅（2010）指出衡量煤炭资源开发的指标有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依赖度，只有资源依赖度会产生“资源诅咒”。因此，本文选取采矿业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的比重作为衡量煤炭开采强度的指标，表示为CJ。

Z包含的各控制变量分别为物质资本投资、科技投入水平、人力资本投入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度。“荷兰病”效应采用制造业投入水平指标，结合国家提出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战略方针，本文选取第三产业的投入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对外开放度指标一般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或进出口数据衡量，但由于城市层面进出口数据不易得，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中实际利用外资占的比重度量。其中，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用2004年为基期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及价格指数调整，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当年年末的中美汇率换算成人民币。GDP是最大的税源，是财政收入的最重要保障，第三产业比重和对外开放度描述的是地区的经济结构，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科技投入反映的是地区的经济总量。各变量的符号表示和指标选取见表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由于文章采用的面板数据横截面单元较多且时间序列不长，数据可能存在截面异方差，因此本文利用EVIEWS6.0软件，采用截面加权的方法，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在分析中，依次将控制变量加入方程，分析各个控制变量对煤炭的开发强度与城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得出实证结果前，运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对模型的设定形式做出了选择，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第（1）列结果说明GDP对地方财政收入有正向作用，但煤炭资源的开采并没有给地方财政收入带来正向影响，“资源诅咒”现象存在。第（2）列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投入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依次加入人力资本投资、科技投入变量，其对地方财政收入增加都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这与常理相符。加入三个控制变量后，煤炭开发强度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负向作用都没有发生变化。

经济学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是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单纯依靠煤炭的采掘，而应努力发展第三产业，以保证高质量的财政收入。从第（5）列的结果中可知第三产业发展与地方财政收入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有重要贡献，同时，煤炭开发强度的系数仍然为负，煤炭的开发依然限制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对外开放度引入模型后该指标系数为正且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煤炭型城市大都位于内陆，对外开放度本来就不高，而且煤炭资源大部分归国有企业所有，非国有企业进入壁垒较高（刘庆岩，2009），虽然也鲜有外资进入③，但影响效果还较小。

综上所述，引入控制变量后，煤炭资源的开发强度与地方财政收入一直呈负向的变化，说明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资源诅咒”存在于煤炭城市层面。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资源优势向财政优势的转化过程中，是哪一步出现了问题，也就是接下来要分析的传导机制。

四、传导机制与障碍分析

为具体分析煤炭开采强度对地方财政收入持续显著的负向影响，我们通过以下两步来探索其传导机制：第一，单独分析煤炭开采强度对每个传导因素的影响大小和方向；第二，将煤炭开采强度对传导因素的影响与传导因素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结合起来分析，最终得到各个传导途径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

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资源优势转化路径如图1所示。资源开采阶段可以形成地方财政收入；采掘产业规模的扩大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源大大扩展，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明显。上文中的控制变量主要作用于产业规模到经济发展这个阶段。

五、结论

“资源诅咒”常被用来描述资源开采与经济发展受限并存的现象，本文利用其概念框架，改进部分指标，进一步研究了矿产资源开采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状况及其机理，通过面板数据的回归和传导机制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与财政优势的过程中存在障碍。虽然当下煤炭产业的发展会给地方财政收入贡献大量的税收和费用，但由于其对第三产业、人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不同程度地减少了这些因素能带来的财政收入。因此，总体上看，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财政优势还存在障碍。

（二）从传导因素看，矿产资源开采对第三产业发展和科技投入以及物质资本投入都有限制作用，其中通过物质资本投入因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加最为明显，其次是通过第三产业发展和科技投入的渠道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因此，资源型城市一方面需要提高煤炭行业的科技创新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加快煤炭开采先进设备的更新，加强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另一方面适时发展第三产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因此，推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势在必行。

（三）实证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第一，破解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是政府行为，而政府行为需要合理的政策与财政收入作为保障。资源开采中对财政收入贡献较大的是资源销售及相关产业发展带来的税费，但目前财税制度尚不完善，如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使资源税收不能随价格上涨而增加，同时企业又因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公共摊派而感觉税费负担过重。资源型城市大多以重工业为主体，税收以增值税和所得税等为主。企业所得税中央占60%，增值税占75%，而消费税全额上缴中央，特别是资源开采上缴的税费中地方分成较少（祝遵宏，2008）。因此，建议清费立税，将名目繁多的费改为税，降低征收成本；适时推进煤炭资源税的改革，建立能源资源环境税制体系；同时要改进相应财政管理体制，完善资源型经济的财政收入保障机制，确保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第二，发挥财税政策推进资源型经济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作用，提升资源经济对财政的贡献力。资源型城市的第三产业基础稍显薄弱，资源型城市要首先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再考虑结构升级。传统的煤炭行业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产品附加值，将煤炭开采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延长产业链，进一步扩展和培养税源。财政支出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政府应鼓励企业引进新的生产线及配套设备，改变劳动密集型生产的现状；加大对高技术行业的科技投入，推行财政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发挥无息、低息以及加速折旧等财税杠杆作用；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因此，通过财政拨款、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方式支持产业转型。

总之，从资源开采到财政收入的形成要经历几个阶段，本文顺从“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财政优势”的思路，研究了资源开采对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但也忽略了一些因素。例如，地方政府如何从央属的煤炭企业中获益，但限于城市层面的数据难以取得，所以未对其做深入研究。资源型经济向资源生态经济转型并保证财政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理解问题的根源和传导机制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十分必要。

①“资源诅咒”一般指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受国家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

②王亚芬：《中国的财税政策与经济增长》，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95-97页。

③2007年7月10日，中国首家外资煤炭开采企业美国亚美大陆煤炭有限公司拿到了山西省煤炭工业局颁发的年产400万吨的煤炭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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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政策篇5

公共政策是政府机构活动的产物、政府体制的函数，论文是政府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作为一种对全社会价值作权威性分配的方式，任何社会的经济繁荣、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都离不开一定的合理的公共政策的指导和调控。能否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以及能不能有效地推进和贯彻这些政策，是衡量一个国家政府能力大小强弱的一个主要标准。不过，政策运行并不总是成功的。相反，几乎在政策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有可能导致政策失效。一旦政策失效，将使作为政府管理活动产出的公共政策未能释放其应有能量，无法解决相关政策问题，实现其保持社会稳定、控制社会秩序、满足社会需要、增进社会福利、引导社会变迁、促进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政策过程中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都将成为沉淀成本，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浪费。更严重的是，政策失效还往往给社会造成严重破坏，对政府的政绩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导致政府权威的流失，危及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巩固，极端者将导致政府的。

自我国实施经济适用房政策以来，虽然它在扩大居民住房消费、完善住房供应结构、平抑住房价格、改善城镇居民住房条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凸现的种种弊端越来越为人们诟病。这些弊端使经济适用房的社会保障性没有充分发挥并引起了不公平现象的发生，以致不少人提议取消经济适用房政策。2007年8pj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该文件第一次将廉租住房明确为住房保障方式的首选，经济适用房则退居第二位。党的十七大报告还第一次提及廉租住房，标志着“廉租住房成为住房保障方式的首选，经济适用房退居第二位”这一政策的转向在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了权威的确认。对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失败进行分析，在理论上可以为未来的经济适用房政策高效运行提供方法论指导，为廉租住房政策执行提供借鉴，在实践上不仅有助于解决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还有助于实现十七大提出的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目标，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非国经济适用房政策失效的表坝

1．决策火效经济适用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廉租住房是指政府向城镇最低收入居民家庭提供的基本住房，属于完全的政府保障性质。根据国家有关部委《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廉租住房的供应对象是住房困难的最低收入家庭，即收入与住房“双困”家庭，具体说就是在民政部门领取“低保”群体中的住房困难户。这造成了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一个既买不起经济适用住房，又不能成廉租住房对象的群体，也就是“夹心层”，⋯致使经济适用房政策虽然有效但没有达到预期要求。

2．政策表面化脱象比比皆是目前，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规模远远小于社会需求量。毕业论文从2001年开始，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供给持续减少，从投资建设的面积来看，每年经济适用住房新开工面积占住宅新开工面积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经济适用住房新开工面积占当年住宅新开工面积比重达到最高值，为21．77％。从2001年开始，这一比重开始出现下降。到了2005年，该比重仅为6．37％。再从投资额的规模来看，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房景气指数”表明： 2006年1月到11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6416亿元，完成商品住宅投资1 1550亿元，其中经济适用住房投资526亿元。即2006年1月到11月，经济适用住房投资规模占住宅投资比重为4．55％，如果以月平均值换算，2006年的经济适用住房投

资规模占住宅投资比重也不过是4．97％。对绝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来说，经济适用房只是“水中月，镜中花”。

3．政策扩大话化现象明显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使经济适用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超越了既定的要求。按《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规定“经济适用住房要严格控制在中小套型，中套住房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小套住房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居民的收入和居住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经济适用住房的户型面积和各种户型的比例，并严格进行管理。”但事实上一些经济适用房的面积大、价格高，经济适用房的“不经济”弱化了经济适用房的社会保障作用。此外，许多高收入者，甚至投资或投机购房者购买了经济适用住房，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

4．政策替换现象严重一些地方政府在实施政策过程中表面上与原政策一致，事实上背离原政策精神的内容。例如，有的城市没有把经济适用房政策作为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特有政策，而是作为一般的优惠政策(如教师和退伍军人)、奖励政策(如高级知识分子)或鼓励政策(如鼓励建房或购房)加以实施。有的城市把经济适用房建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地方，使经济适用房并不“经济“。还有的经济适用房质量低劣，不仅无法对中低收入家庭起到保障作用，还可能危及其安全。

5．经济适用房政策监控缺位有的城市甚至没有具体的对购房者资格审查的程序，实际上是放开供应。一些开发商在建设经济适用房过程中通过种种手段谋取了远远超过3％的暴利，极大削弱了经济适用房的社会保障作用。

三、雏国经济适用房政策失效的原因

1．政策问题的特性政策的有效与否，首先是和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的类型和性质密切相关的。另外，政策问题所涉及的目标团体人数的多少，也影响着政策的执行效果。经济适用房政策不仅是一项创造性较强的改革政策，而且是一项全面性而非局部性的政策，政策目标宏大，它在执行中要调整的利益关系幅度大，所涉及的机构和人员众多。以上原因加上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决策者掌握信息的有限性导致了政策目标不合理和决策失效。

2．政策本身的因素一是政策的具体明确性。在公共管理领域，许多政策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执行中困难重重，在很大程度上与政策本身的缺陷有关。一项政策要能够顺利执行，从操作上和技术上来说，它必须具体明确。经济适用房的供应对象是在社会发展领域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低收入家庭，但中低收入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具体由各地政府制定标准。这导致政策扩大化现象的发生。二是政策资源的充足性。无论政策制定得多么具体明确，如果负责执行政策的机构和人员缺乏必要的、充足的用于政策执行的资源，那么，执行的结果也不能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一般来说，政策资源主要有经费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和权威资源。财政问题一直是我国政策执行中遇到的一项常见问题，经济适用房政策也不例外。经济适用房最大的优惠在于免收土地出让金和减免行政性事业收费。按照法律规定，这两项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在中央政府没有为经济适用房提供补贴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愿意把土地用于建造经济适用房便在所难免，从而导致经济适用房政策表面化现象出现。信息资源是政策执行活动的必要条件。政策方案要保证政策执行者有畅通的信息渠道和足够的信息来源，否则，执行者就无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也无法对政策执行过程实施必要的控制。目前我国没有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和个人收入申报机制，居民的隐形收入无法统计，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经济适用房的保障对象的审批机制不健全，导致经济适用房政策监控缺位现象的发生。权威是政策执行的根本保证，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又一项特殊而重要的资源。没有权威就不可能形成人们这种共同的、相互协作的活动，在各行其是的境况下是无法实现政策目标的。当前，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扩大化现象明显和替换现象严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权威性不够所致。

3．政策以外的因素一是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和工作态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地方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政府官员不是简单的政策解释者和执行者，而是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去解释政策和执行计划。通常，经济适用房数量与市场房价呈负相关关系，房价的下降会让地价下降，从而会导致政府的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会拖累经济的增长、引起gdp下降，这会使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处于相当不利的局面，以至于部分官员在贯彻实施经济适用房政策时缺乏积极性，使政策表面化的现象频频发生。土地出让金被称作地方“第二财政”，免收土地出让金和减免行政性事业收费的数额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仍然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严格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把经济适用房建在地价较贵的市区，必将使其自身经济利益受损，所以把经济适用房建在偏远地方的政策替换情况屡见不鲜。另外，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和开发商也是“经济人”，一些建筑商不仅为了获得经济适用房项目而进行寻租活动，诱发了更多腐败现象的发生，败坏了社会风气，还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任意扩大经济适用房面积和销售对象范围，致使很多中低收入家庭买不起经济适用房，而一些买了经济适用房的却不属于中低收入家庭。二是缺乏配套的奖惩机制。那些执行经济适用房住房政策不力的地方政府官员并没有因此受责，坚决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地方政府也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给予的奖励。

四、改善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效果的途径

1.提高政府经济适用房政策决策者的素质决策是政策过程的第一阶段，也是可能发生政策失效的第一环节。决策者的知识水平、道德素质、决策理念和决策能力直接影响决策的质量，关系着政策运行的成功与否。为了尽量减少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巨额损失，必须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优化决策主体内部结构，包括知识机构、能力结构和职责岗位结构等，加强对相关决策部门经济适用房政策决策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相关业务培训，提高各级决策层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其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

2 改变经济适用房补贴方式和严格的控制经济适用房面积，解决城镇居民“夹心层”问题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一个既买不起经济适用住房，又不能成廉租住房对象的群体，即“夹心层。我国目前推行的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补砖头的方式。如果我们实行“补人头”的方式，就能够提高“夹心层”的购买力，从而有助于解决“夹心层”问题。另外，政府要根据当地城镇居民收人水平以及土地供应状况，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经济适用房面积和造价控制指标，对开发商建设经济适用房的过程进行全程监控，以免出现因经济适用房面积过大会造成房屋总价过高而导致“夹心层”的出现和开发商谋取暴利现象的发生。

3 运用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进行补贴现在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实际上是国家请客而地方政府买单，因为作为经济适用房的土地是无偿划拨的，医学论文相关费用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所以地方政府建设经济适用房的积极性不是太高。中央政府应该运用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补贴，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让地方政府有能力和热情去贯彻实施经济适用房政策以消除政策表面化现象。

4．在对各级政府和官员的绩效考核中，要把经济使用房政策执行情况纳入其中对没有切实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处罚，对坚决执行经济适用房政策者要予以奖励。这样不仅可以利用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自利”来达到“利他”的目的，而且也有助于加强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权威性和消除政策替换现象。

5.完善经济适用房保障对象的进入机制由于我国各地居民收入差异性很大，目前国家还没有一套科学的划分居民收入的可执行的标准。但是，每个城市都可以制定相应的定量指标，并结合相关因素，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居民收入划分标准并公布于众，这样就可以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把居民收入线逐步划分准确。另外，地方政府要对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进行有效的审核。地方政府必须专设部门，连同买房人所在的单位或街道，一起充当审核者的角色，政府部门应该在经济适用房买受资格的审核中起主导作用。《上海市城镇廉租住房实施意见》中规定，“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区县廉租办将申请家庭的基本情况在申请人户籍所在地进行公告。15日内无人提出异议的，应当给予登记”。在户籍所在地公告可以对住房面积的审核起到监督作用，而收入的审核可能同时需要在单位进行公告。

6.注重政策宣传和说服教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执行的基本经验。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和开发商都是“经济人”，经济适用房政策方案并不能自发地被接受，更不会自动地被执行。我们要通过各个方面多种形式的强化政策宣传，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创造一个极为有利的政策执行氛围和环境。政策总是表现为对一部分人的利益进行分配和调整，表现为对一部分人的行为的指导、制约和改变。经济适用房政策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地方政府、官员和开发商的利益有冲突。为了保证政策的顺利实施，就要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做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周江.关于进一步完善我过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j].中国房地信息；2006（8）.

[2]林更.经济适用房政策的经济分析[j.北京社会科.2007（2）.

地方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政策、政策分析

    现代国家治理,主要仰赖政策与法律,由此使两者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法理问题。近些年来,刑法学、社会法学等部门法学者对于刑事政策、社会政策等相关政策投入了较多关注,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政策更是重视有加。于是,在部门法学研究中,有必要思考可否和如何把政策分析用于部门法学研究的问题。

    在经济法学领域,要进行政策分析,就必须先明确一系列问题。例如,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法研究?可否提炼出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并有效应用?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经济法学的发展很有价值,而且对于刑法、社会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设,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狭义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关学科都要着力研究的问题。[1]基于政策主体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与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对应的“对政之策”,限于篇幅和论旨,本文把政策定位于公共政策,[3]并往往限缩于更为狭义的经济政策。

    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职能和有效治理而采取的各种对策。为此,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或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可以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由此可以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多种类型,[4]是一系列谋略、措施、条例、法令的总称。基于这种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于广义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应当研究公共政策与法律的互动,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对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事实上,两类政策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而使经济法会体现出突出的经济性和一定的社会性。[5]当然,相比转而言,经济政策对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讨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时,一般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政策。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6]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7]这种认识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也是进一步对经济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础。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体维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于1958年最先提出。[8]但对于什么是政策分析,始终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尔(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将“政策分析”等同于“政策科学”,这是一种最广义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邓恩(William N . Dunn)则认为,政策分析是运用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应用性的学科,这是相对狭义的理解;而巴顿(Carl V . Patton)等人则认为政策分析就是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的研究过程,这是最狭义的理解。[9]

    上述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综合借鉴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所谓政策分析,就是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整个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政策分析的对象是“复杂性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各类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哲学、数学、运筹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与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后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关心事实,也关心价值。因此,它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维度,如政治学维度、经济学维度、历史学维度、心理学维度、伦理学维度等。通常,学者们最为重视的是政治学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也最为重要。

    例如,在政治学上,较为重要的政策分析维度主要有:强调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的“系统维度”;[11]主张从团体的竞争与协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团体维度”;高度重视杰出人物对政策影响的“精英维度”;以政府能否接纳为评判标准的“政府维度”,等等。这些维度同样可以运用于相关经济法问题的探讨。

    又如,在经济学上,进行政策分析的主要维度是福利经济学维度和制度经济学维度。[12]前者主要基于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强调政府有义务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通过对政策与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来有效解决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者强调政策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制度,同样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进而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角度进行政策分析。[13]事实上,这些维度在经济法研究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应用。

    上述各类具体维度,体现了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在政策分析方面的视角差别,与经济法调整所欲解决的问题和相关制度的形成有内在关联,这是在经济法研究中提炼并适用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基础。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及其类型

    要探讨政策分析为什么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就必须研究其适用基础和具体类型。因为如果不具备适用基础,该方法就不能进行适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就无从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

    从总体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适用于相关的经济法研究,主要是因为政策与法律(特别是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存在着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主体上的相通性。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同一,但在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上却存在着相通性,有时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议会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权的情况下,“政府造法”的现象和问题非常突出,使得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体,往往都统一由政府来担当。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机构”的附属工作。[14]基于自身利益、扩大法定权力或强化政策效力等诸多考虑,政府极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写进法律草案,从而对经济法的立法产生深刻影响。这不仅可以用公共选择理论等来说明,也可以通过各国的经济立法实践来证实。上述主体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会带来政策与法律的许多共通性,从而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在客体上的同一性。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对的都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其规范或调整的对象(客体)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过经济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应急性的特征,其制定或实施往往是经济法制的铺垫、实验或前期预演。正是它们所共同面对的“市场失灵”问题,被普遍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法理论共识的形成。事实上,经济法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经隐含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客体上的同一性,并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着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标与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的工具。相应地,经济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确保宗旨实现的调整手段。经济法既然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体现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又要把各类基本的经济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调整手段,从而使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存在着共通性。

    与此相关,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并与经济理论存在着互动关系,[15]因而同样会对经济法的理论与制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发掘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上述“关系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问题是至为重要的。综上,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从制定主体到实施主体,从目标、宗旨到实施途径、调整手段、政策工具,从价值追求到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都存在着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于政策问题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的基础。

    在上述的适用基础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替换性研究”,即把经济法与经济政策进行“替换”,从分析经济政策的各种具体维度,以及由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所生成的各种具体方法,去分析经济法问题;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关注政策系统和经济法系统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影响,以经济法系统为核心,把相关政策的形成和变化看作是影响经济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从而更好地探寻经济法制度产生、发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于相关政策对经济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讨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时,还必须关注其局限性。因为政策与法律,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两者毕竟并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实施机制、规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别。通常,政策更具有应急性、灵活性、易变性,而法律则更具有稳定性、普适性、原则性。个别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适性的法律中;即使偶尔放入,也只能作为“例外”或“适用除外”的情况。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学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应当取其精华,适当重构。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类型

地方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协调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有自身的特点，货币政策灵活性强，实施起来较为简单而且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而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但是其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

总的来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两者是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关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作为调节国民经济的两大手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两者的终极目标相同，都是为了达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两一方面，两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以及后续效果的好坏跟货币政策的配合有着巨大的关系，反之亦然。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主要由政府有计划安排进行，这决定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必然要相互配合来完成经济调节的使命。那么，当我国经济步入到市场经济时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还有其必要性吗？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不见的手会帮助调节微观经济的平衡，让微观层面的经济朝着最佳状态发展。但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却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任何一个市场经济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在宏观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失灵。这是，宏观经济调节政策诸如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使用时必然选择。

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的是不同的职能，两者只有相互协调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中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影响国民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分配结构，从而改变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的发展速度以及改变居民的消费习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同，其主要是中央银行根据市场经济发展，改变货币供应量，使货币需求与供给达到平衡，从而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相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周期短，时效性好，它主要是对货币总量进行调节，机会不具有对结构进行调节的作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其不同的职能与特点，两者缺一不可，为达到完美的调节作用，两者必须相互协调。

第三，从经验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学派观点众多，但大部分学派都承认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作用。不少西方国家的重要银行具有很高的独立性，银行的经济行为较少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但是大部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行为都没有与政府财政政策一刀两断，相反与财政政策是相互搭配的关系。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众多，也有其局限性，但他们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搭配还是承认与支持的。因此，不仅是从经验角度还是从理论角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和必然要求。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途径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正确结合也是有其方法的，要深层次地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确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运用的时空界限。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要根据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精确的计算。在两政策的运用中要合理地掌握空间以及时间的界限，这样两政策才能相互补充将效用发挥到最大。在时间界限方面，为判断两政策是否做到真正协调，应该要设立一系列指标来进行判断。一是通货膨胀率，最好以月度或者季度通货膨胀率作为判断的标准，因为以年通货膨胀率来判断很可能无法得到反映市场动态的及时信息。观察月度或者季度通货膨胀率的数值，与预期通胀值进行比较，判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效果。二是工业生产增长率。对中国而言，市场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是工业，工业生产的增长率能够很好地反映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空间界限方面，我国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都是中央直接下达行政命令后适用到全国。但因为我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经济的地区性失衡特别严重，直接造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在有些地方效果明显，在另外一些地方却不见任何效果。因此，在今后的市场经济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要根据地区的不同做到差别对待，这样才能让两政策的协调发挥最大的效用。

（二）摒弃财政赤字政策，争取财政收支平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财政赤字与市场经济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相反，为保证稳定的通货膨胀以及市场经济的持续有效发展，财政收支要力争平衡。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财政部门要改变传统心态，在制定财政预算时要摒弃财政赤字预算的做法，采取平衡财政预算；二是从理论上摆脱赤字有用论的影响，彻底远离赤字；三是首先从政府部门下手，控制支出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财政收支平衡了， 可以减少实施紧财政政策的水分， 减少财政对赤字的依赖， 有利于财政银行关系的改善及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协调。

（三）改革完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工具

合理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能够让两政策的协调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改善两政策的实施工具对政策的效果有着颇为重要的作用。就改善财政政策工具来说，有以下几点。一是正确利用税收手段，提高政府税收的市场调节功能，保证税收的合法、规范化；二是在进行财政投资是一定要综合考量国力与市场的容纳能力，保证投资的高效性与收益性；三是科学地发行公债。就改善货币政策工具而言，有以下几点。一是减少某些指令性贷款计划，将竞争引入银行贷款中来，增强贷款的有效性；二是，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我国目前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不完善，对资金的调节功能较弱，应进一步完善；三是完善再贴现制度。我国目前专业银行很少办理贴现， 可供贴现的票据也很少， 因此贴现制度比较呆滞。

参考文献：

[1]张雪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J].中学文科：教研论坛，2005（4）：59-59.

[2]张志栋，靳玉英.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的实证研究――基于政策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J].金融研究，2011（6）：46-60.

[3]贾康.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J].中国金融，2011（6）：69-70.

地方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政策风险；决策风险；执行风险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的影响，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1993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剧。中央政府针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数年下降的严酷现实，为抑制这一趋势，并相应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及时改变了1998年年初所制定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近3年来，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风险问题也逐步凸现出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如何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防范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既是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财政专家、学者们正在积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从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所可能发生的国债风险方面，很少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本身所可能发生的风险，这种研究是片面的，本文将集中研究积极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问题，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成因及风险的防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二、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2.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4.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