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危机解除范文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1

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并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这种被一些人称为“饮鸩止渴”的缓解美国债务危机的方式再一次对美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中国作为除美国之外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其受到的影响就更加明显。

由于美国财政赤字再创历史新高，其公共债务上限上调势在必行。但这种行为并不能彻底解决美国的债务危机，而只能是对危机的短期的暂缓，不仅如此，这种行为反而会进一步积累美国的信用风险，也会威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债权国的外汇资产的安全。

美国就此问题达成一致的前提是政府要减少财政支出，而美国政府支出的很大比例在医保、社保和军事用途，这几项大的支出很难削减，而经济又缺少新的增长点。这对于美国缓解债务危机仍然是巨大的考验。

债务上限的上调虽然短期内缓解了美国造成债务违约的压力，使其主权信用暂时得以维持，但随着债务量的继续扩大，潜在的信用风险便在不知不觉的积累之中。由于美国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仍然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其只能通过此种“借新债还旧债”的消极方式维持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但这并非长久之计，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或引发新的经济危机。此次债务上限调高后，美国短期内解除了债务违约的风险，而且有了更充足的资金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继续加大借债额只能使美国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所以治标不治本。同时，提高债务上限后美国势必会发行更多的债券进行融资，导致美元贬值风险继续加大。

美国如此巨大的债务上限引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但人们同时却不得不承认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仍然处于霸主地位。这就体现在在其财政状况虚弱不堪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具有向全球融资的巨大能力。

而对于持有1.16万亿美国国债的中国来说，我们却不得不继续增持美国国债，进而面临更大的违约风险。虽然美国国会两党终于就调高美国国债上限达成协议，避免了8月2日期限前美国陷入首次债务危机的窘境。但我们很快便会发现，虽然债务上限的达成让人暂时松了口气，但美国长期债务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复苏的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对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的风险十分令人担忧。由于目前美国仍未找到解决巨额财政赤字的良好方案，它的信用风险不断累积，这不仅使得我国面临新兴市场的大量资本的不断流入，存在较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也将危及我国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由于人们对美国快速经济复苏失去了一定的信心，近几年来美元的不断贬值，已经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有一定程度的缩水，再加上美国不断对人民币施加升值的压力，这种缩水的风险将进一步增大。如果美联储继续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将进一步贬值，到那时，我国将面临更多热钱的冲击，更严峻的国内通胀的压力，以美元计价的外汇资产的安全形势也将会更加严峻。

当然，美元潜在的债务危机对我国也有积极的影响。首先，人民币升值迫使我国改变现有的货币特别是汇率政策。另外经济政策也将有所调整，在重视出口的同时不能忽略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和对外投资。同时，美债危机使中国出口企业重新洗牌，淘汰一些没有技术含量和生存能力的企业，而使高新技术为主的产业以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及较高的产品附加值获得一席之地。

因此，我们需要把握好美国调高致债务上限这一契机，防范其对我国的消极影响，扩大其对我国的积极影响。从长期和短期采取不同的策略。

就短期而言，由于美国高调要求人民币升值，我们应该要求美国为我们投资于该国的资产提供汇率损失担保。另外，由于其密集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全球大规模通胀，我们就应该要求其为我们投资于该国的资产提供通胀损失担保，并取消歧视性贸易壁垒及管制等。

就长期而言，一是应该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改变过分依赖美元的货币体系状态。二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三是调整外汇储备结构，使货币币种和主要资产多元化，并加强风险管理，从而减弱对美国的依赖。我们还应该将债权尽可能转化为美国的现实资产，比如转换为大型公司股权等。从而减弱美元贬值对我们造成的直接损失。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2

被拯救还是破产，关键看年初上台的齐普拉斯政府提交的希腊新改革方案，能否与国际债权人的立场靠近。当地时间7月11日，齐普拉斯政府提交的经济改革方案在议会获得通过。这份提案对债权人做出明显让步，承诺通过养老金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增税等行动，换取第三次金融救助以免于破产。至此，希腊债务危机保留了一线解决的希望。一个GDP只有2400亿美元的经济体的债务困局，何以左右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前景和一体化进程？何以成了世界经济的风险源？对中国又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A危机的缘起

希腊债务危机并非骤然爆发。过去的6年，希腊债务危机都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伴生物，其间经历了发作―平息―再发作的反复过程。2009年10月，当时的希腊新政府宣布，前任政府的统计数据有误，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随后，国际三大评级公司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

希腊债务危机揭开了欧洲债务问题的盖子，正处在金融危机恐慌中的市场突然发现，除希腊外，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都有严重的债务问题，这五国被称为“PIIGS”五国。经过7个月观察，欧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出结论，希腊债务危机无法靠希腊自己解决。2010年5月，欧元区启动希腊救助机制，和IMF共同为希腊提供3年1100亿欧元贷款，这是对希腊进行的第一轮经济援助。欧盟同时决定，联手IMF设立资金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

为得到援助，希腊宣布实施大规模财政紧缩计划。然而，第一轮援助和希腊的财政紧缩，未能改善希腊的经济情况。而且，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下降导致希腊出现政府更迭和社会动荡，债务危机就此成为政治性危机，危机进一步升级。到2012年3月，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洲一体化支持者的推动下，欧元区财长会议正式批准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救助方案。此后，希腊危机似乎一度缓解。2013年，希腊财政略有盈余，2014年重返国际资本市场，股市也一度飙升。

然而，进入今年以来，希腊债务危机再次显现。希腊激进党1月在大选中胜出，主张结束紧缩措施、对严苛的救助协议进行重新谈判，在赢得国内民众多数支持的同时，也导致新政府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希腊违约和全民公投，将各种矛盾同时推到前台。

表面看，希腊债务危机是2009年统计数据造假点燃的，实际上却有更深层的原因。希腊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约束，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负债率不能高于GDP的60%。而希腊与这两个标准相差甚远。为此，希腊求助著名投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了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法，帮希腊政府隐藏了一笔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欠债。由于这笔债务需要10到15年归还，因此只具有长期风险。事实上，不止希腊，这种“金融创新”被广泛用于欧洲国家。就此来看，以希腊为爆发源的欧洲债务危机，和以美国为爆发源的金融危机，具有同源性，都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弊端。

B 辐射到他国

希腊债务危机发生在一个中等经济体，按道理没有美国金融危机那样的辐射性，但欧洲一体化体系提供了希腊债务危机扩大的条件。更严重的是，希腊债务危机不仅会引发财政危机、货币危机，还可能引发跨区域的政治危机。

首先，希腊是欧元区成员，一旦债务危机走向退欧，将意味着欧元信用贬值。希腊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对美元及非美十几种主要货币大幅贬值。据国际投行评估，如果希腊危机走向最不好的结果，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有可能降至0.95比1。欧元失去信用不仅意味着退出与美元争夺国际货币“铸币税”特权的较量，还可能导致欧元资产被大量转移和抛售，从而让整个欧元区陷入困境。已经援助给希腊的2400亿欧元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偿还。

其次，欧债危机并非只发生在希腊，意大利等欧洲中心国家，同样面临债务问题。假如希腊退欧，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既可以暂时“赖账”，又可以保住国内的支持率。一旦债务问题严重的国家群起效仿，欧元区就可能走向坍塌。而欧元区的坍塌，意味着二战后启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终止。

第三，历史证明，每一次深度经济危机都会导致社会思潮反转。二战后的多数时期，欧洲基本延续的是一条中性道路，而希腊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使激进政治力量抬头。这种由中间偏向激进的潮流，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蔓延到其他深受经济低迷困扰的国家。一旦形成这样的趋势，欧洲政治风向就可能发生转变。

第四，动摇国际金融市场和欧盟的原则底线。按照欧盟的规定，成员国负债率不得超过年GDP的60%，这一底线希腊早已突破。按照IMF的规定，成员违约则立即停止发放贷款，并于两年内评估是否将其逐出IMF，希腊也突破了这一底线。尽管希腊是对IMF违约的第一个发达经济体，但在欧盟内部，违反欧盟规定已是大面积现象，多数发达成员的债务水平已突破GDP60%。这既挑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规则，也挑战了欧盟法律体系。如果希腊退欧，只能表明，IMF和欧盟没有纠错能力。

正因为对希腊债务危机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有充分评估，所以国际债权人仍不遗余力地推动与希腊的谈判。其目的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挽救希腊经济，而是为了控制希腊债务危机的负面效应。

C 能否过难关

希腊债务危机中的相关各方不时有惊人言行出现，让希腊危机在6月30日之后显示出失控的趋势。但实际上，许多言行都是用来博弈的筹码。齐普拉斯政府应该清楚，除有条件满足国际债权人的要求、获取新的援助资金外，希腊别无选择。这一点，国际债权人同样清楚。各方博弈的标的，从一开始就不是希腊该不该退欧，而是希腊最新的改革方案。

对于齐普拉斯政府来说，无论激烈言词还是发起公投，目的都是尽可能让债权人降低援助条件，同意希腊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推动养老改革，选择合适的领域增税以增加还款能力。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使债权人同意减免30%的债务，按照希腊已获得的援助，这涉及大约700亿欧元。对国际债权人来说，迫使希腊通过改革延长劳动时间，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保证欧元汇率稳定，避免危机扩散，是核心目的，这一点默克尔表达得十分清楚。在希腊的具体改革细节上，并非没有弹性，这也为双方在12日达成妥协提供了基础。

在齐普拉斯政府基本按照债权人的意愿提出新改革方案后，焦点已有所转移。鉴于此前齐普拉斯政府对改革一直“述而不作”，因此欧盟的领导人们可能更在意希腊能否实施改革，而未必会将重点放在改革方案细节的调整上。事实上，法国总统奥朗德7月10日已表示，希腊政府提交的旨在解决债务问题的新协议草案是“严肃可信的”，这显示出欧洲主要国家将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决心。

当然，即使7月12日的欧盟领导人会议皆大欢喜，希腊债务危机的反复发作和解决的高成本，也一次次凸显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存在制度性问题。从欧盟到欧元区的制度设计，都过于偏重一体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和安全红利，而对出现危机时如何应对缺乏考量。因此，虽然希腊这次有可能渡过难关，并获得第三轮援助，但根据前两轮经济援助的情况看，最乐观的情况是保证两年内不发生大的危机。双方达成的妥协未能触及危机发生的根源，因此，希腊债务危机今后仍有再次发作的可能。

D对中国影响

到目前为止，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蝴蝶效应”基本是在欧洲内部显现，但并不是说与中国毫无关联。

一方面，虽然规模不大，但中国在希腊有一定投资，其中最大的投资是比雷埃夫斯港两个码头的运营权。如果希腊危机深度爆发，中国企业可能面临投资损失和被违约的双重风险。此外，通过IMF渠道，中国也参与对希腊的经济援助，希腊违约将导致中国援助资金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

另一方面，如果希腊危机蔓延，导致欧元信用流失，中国可能面临更大的外部环境恶化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至关重要。在中国投资边际效应递减、产业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消费增长缓慢的现实情境中，保持出口稳定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希腊危机如果扩大导致欧元不稳定，欧盟的市场需求势必出现下降，从而让中国面临出口市场萎缩和汇率风险的双重挑战。

除了经济影响，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还不无警示意义。其一，对于债务问题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危机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中国也局部存在较为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不同的是，希腊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对外欠债，中国则是对内欠债，而且国家信用足以保证债务问题不致失控。尽管如此，希腊危机也提醒我们，金融体系建立健全严密的风控体系、对地方债务及时跟踪监管是涉及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其二，希腊债务危机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必须把风险控制放到突出位置。“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亚投行等战略的推进，除了强调互利共赢的前景，也需要在风险控制方面作出缜密设计。

同时也要看到，希腊债务危机固然给中国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改善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环境。出于对中国资本的需要，近来英国等国放宽中国资本的准入条件，积极与中国开展货币互换，加入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等等，表明中国与欧洲的战略合作关系正在升级。

有危即有机。不管希腊债务危机今后如何演变，控制其风险因素，抓住其中蕴含的机会，中国就能保证经济继续稳定发展。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3

希腊实已“破产”

希腊国家的债务问题自金融危机以来不时地跳入人们的眼前,并且其日益严重化程度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资料表明,2008年希腊财政赤子还仅是GDP的7.7%,但2009年这一数字却飚升至12.7%。与庞大财政赤子相伴随的是魔影般的对外负债。数据显示,2008年希腊债务余额为GDP的99%,而至2009年,该数据上升至113.4%。目前希腊债务的绝对额为2800亿欧元,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400亿欧元,结果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希腊实际已经破产。

由于目前希腊政府欠下的债务多属于私营部门,因此该国依然可以通过借新债以还旧债的方式来获得外部资金。根据希腊政府的财政预算方案,2010年,该国将发行530亿欧元国债筹资,相对于2009年600亿欧元而言,尽管这一融资规模有所降低,但仍然直接推大了债务雪球。据希腊财政部预估,到2010年年底,希腊的债务余额将上升至GDP的120.8%,即2949亿欧元,希腊将成为今年欧元区债务负担最重的经济体。

国际社会一般将一国负债占GDP比例的60%视作“警戒线”,而根据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子不能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不能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0%。显然,无论从哪个指标衡量,希腊债务问题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可怕地是,越滚越大的债务包袱已经直接影响和干扰着希腊百姓的衣食住行。根据Eurobarometer的调查,90%的希腊人认为经济债务影响到了自身生活,89%的希腊人认为事态将继续恶化。而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希腊选民在2009年10月揭竿而起,一举了负债累累的旧政府。

不过,惠誉国际和标准普尔等国际评级机构并没有因为希腊政权的更新而对希腊网开一面。在去年年初将希腊评级调低至“A-”的基础上,标准普尔不久前再将希腊长期信贷评级从“A-”下调至“BBB+”,惠誉国际信评也随后跟进,将希腊债务评级调降至BBB+,同时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也将希腊的债务评级由此前的A2降至A1,并维持负面前景评价。特别需要强调地是,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央行将贷款抵押品门槛从正常的A-下调至 BBB-,这样,即便是希腊评级被下调至目前水平,希腊银行仍然可以用希腊政府的债券作为抵押品参与欧洲央行的流动性供给计划。但是,倘若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欧洲央行重新调回抵押品门槛至A-,或者希腊评级再遭下调的话,希腊银行的融资能力势必受到严重的打击。

新组成的希腊政府无疑深刻体尝到了债务危机的沉重压力。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在出席2010年第一场国际性会议达沃斯论坛时表示:“希腊经济需要深切治疗。的确,这是自从 1974 年恢复民主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危机中沦为“债奴”

自2001年正式加入欧元区之后,希腊经济借助于大欧盟的力量一路凯旋,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前的5年时间中,希腊经济保持了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然而,金融危机不仅使希腊的外向型主导产业遭受残酷冲击,而且也使其靠举债而谋取息差的财政方式步履唯艰。

在欧盟经济体中,希腊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工业制造业较落后,因此希腊主要以海运、旅游和侨汇等三大外需型产业作为自己获取外汇收入的支柱产业,而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恰恰是这些产业。

作为世界前15个旅游目的地国之一,希腊的旅游业占到了GDP的18%的,不过,希腊的游客主要是欧美尤其是以美国人为主,因此,在欧美民众因金融危机失去工作或者收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希腊旅游所受到的影响就不难想象。根据希腊葡萄园联盟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与2008年相比,2009年到希腊旅游的美国游客减少了24 .2%,同时欧盟成员国进入希腊的游客也同期锐减了19.3%,相应的旅游收入分别减少16.2%和14%。无独有偶,运力占世界总量20%和欧盟总量50%的希腊航运业也跌入萧条。数据显示,金融危机期间,希腊有400多艘散货船因银行收紧信贷而“封存”,占希腊海运总船只的10%,相应地,希腊航运业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航运业对经济的年贡献率由原来的7%下降到只有1.2%。支柱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希腊财政收入的锐减。

严峻的挑战还在于,在财政收入根本无法支撑金融危机期间刺激经济的开支所需时,希腊政府不得不大量对外举债,从而导致其本有的债务窟窿越撕越大。观察发现,希腊债务危机的恶化其实与其短期债务的增加直接相关。由于短息远低于长息,希腊在救市过程中所发行的短期债券持续增加。数据显示,在希腊2009年新发行的债券之中,5年期以下的债券占71%,3年期以下的占27%,1年期以下的债券比重占12.3%。因此,希腊在未来1至5年的还债压力异常沉重。

值得反思是,即使是金融危机爆发前,希腊政府也将举借外债作为其增加外汇收入的重要渠道。加入欧元区后,希腊以低至1%的利率从欧洲央行借钱,再用来买入利率高达5%的政府债券赚取差价。这种财政运作方式在经济繁荣时期也许有效,但一旦遭遇经济萧条则难以为继。一方面,流动性紧缩导致资金供给不足和拆借率的上升,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导致政府债券收益率的下降和债务息差的缩小。数据显示,仅举借外债而购买政府债券这一项就使希腊产生了高达5%的财政赤字。

谁来拯救“雅典娜”?

作为一个从属于欧元区的新兴市场国家,希腊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自然不能通过货币贬值的途径来稀释自己的债务压力;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国家,希腊也没有如同美国那样发行世界货币的强大权力,当然就不能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来减轻自己的债务包袱。因此,希腊的债务危机只有通过非货币化的方式才能解决。

难能可贵地是希腊政府对解决债务危机充满了信心。日前,希腊政府公布了未来3年的财政预算计划,承诺将通过削减公共支出、改革税收体系等措施将2010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从现在的12.7%至少削减到9.1%,而到2012年底以前,财政赤子占GDP的比重降低到 2.8%。不过,这一方案要经过欧盟委员会长达5个月的全面评估之后才能最后厘定。

以经济增长成效逐渐冲抵债务负担可能是最有效也是最务实的途径。据渣打银行计算,以希腊过去5平均GDP增长7%、以及表面上利息开支维持于近5.5%估算,负债占GDP比率或可缓步下降,而倘若基本盈余能够达到GDP的1.5%,负债占GDP的下跌速度更会加快1倍。但是,希腊未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似乎并不支持这一分析。据希腊财政部预测,2010年希腊国内经济增长约为0.2%,2011年也仅是1.5%。以这样的经济增长力量显然无法卸掉沉重的债务包袱。

控制国民所得,亦即削减公共部门薪资和养老金是外界为希腊开出的还债良方。不错,目前希腊的失业率高达10%,且高失业率将持续至2011年,从而为政府削减福利支出增添了砝码,同时欧盟成员国中的爱尔兰和拉脱维亚之前也是靠大幅减少公共部门的薪资和福利而得以削减财政赤子的。但需要注意地是,与爱尔兰和拉脱维亚完全不同,希腊拥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并且拥有一连串民众骚乱的历史,一旦希腊试行严苛的支出削减,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骚乱。而这也是希腊新政府至今不敢在削减公共福利开支方面作出明确承诺的关键。

留给希腊国家自身缓解债务危机的“救命稻草”就只能是对外继续发行公债。幸运地是,当今年第一批数额为80亿欧元的希腊债券(5年期)公开销售时,竟获得了250亿欧元的超额认购,其中,外资认购的比重约占八成。看到信用评级被下调以来的首次成功发售,希腊政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下一步发行至少50亿欧元(10年期)的债券计划。

但是,单单依靠希腊自身的力量而最终解决那么沉重的债务危机似乎不可能,为此引出来的话题是,欧盟是否向希腊大规模注资而进行紧急抢救?从目前来看,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盟中坚分子尽管都在反对欧盟对希腊进行援助,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自己的表态进而增加希腊自身解决问题的压力。对于欧盟而言,任何一个国家发生问题都将波及其它成员国,尤其在使用统一货币的背景下,这种影响将更为深远。因此,未来欧盟向希腊伸出援助之手已是大势所趋。不过,为了对希腊不负责任的负债行为进行警戒,欧盟可能同时对希腊实施相应的制裁措施。

除了欧盟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也宣称准备以任何必要方式帮助希腊。不过,目前很多欧洲国家政府并不主张希腊接受IMF的帮助。一方面,希腊接受IMF的援助就不得不接受预算核查,或者被迫增加税收,这容易干预希腊的和欧盟的威信,另一方面,IMF等国际援助极有可能降低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从而稀释欧洲市场的吸引力。权衡利害,欧盟在对待希腊债务危机问题上几乎用一个声音说话:欧洲问题欧洲自己解决。

“多牌”效应扩散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环境中,一国债务问题并不能形成扩散效应,但是,当债务发生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基本生态中时,其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辐射到包括负债国在内的许多层级和方面。

对于希腊而言,债务危机已经无情地抬高了他的融资成本,并进而可能削弱其未来的融资能力。数据显示,目前希腊10年期国债相对欧洲基准利率、德国国债利率的溢价已达3.7%,为欧元区创立以来的最大值。如果希腊债务问题在短时间内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其国债的收益率还会提高,希腊政府未来的还债成本还会加大。

投资者看淡欧元未来走势并由此导致该地区物价上行的压力是希腊债务危机十分典型的传递效应。出于对希腊债务可能恶化的担忧,极容易引发人们对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的忧虑,进而导致避险资金回流美元等安全边际高的产品之上。数据显示,目前欧元兑美元汇率已经下跌至每欧元1.394美元左右,为近半年来的最低水平。受此影响,1月份16个欧元区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1.0%。欧盟在感受到货币压力的同时更强烈感受到了物价上行的负担。

在欧元下贬和美元升值的同时,希腊债务还引起了投资者对于CDS(信用违约掉期)的疯狂抢购,进而连带全球股市纷纷下挫。来自彭博资讯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希腊CDS成本创下370个基点的纪录高位,54个国家的CDS市场规模比去年10月份大幅增加了14%。与此同时,由于资金的撤离,全球股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地下跌,其中道琼斯指数今年1月份累计下跌3.46%,日经225指数累计下跌3.3%,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4.1%,德国DAX指数累计下跌5.8%,法国CAC 40指数累计跌幅也达到5%,中国A股累计下跌8.87%。而雅典股指在跌破2000点关口后至今仍然看不到任何上翘的痕迹。

对于欧元区生存的考验可以说希腊债务危机最为严峻的大考。据南非标准银行研究报告预测,由于希腊缺乏独立的货币权利,如果最终其债务危机得不到满意的解决,不排除其可能被迫退出欧元区。不仅如此,希腊的财政危机将扩散到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作为希腊最大债权人的德国必然受到其牵连。资料显示,目前德国持有2000亿欧元的希腊债务,虽然德国还持有大量的财政盈余,但是一旦希腊财政恶化而无力偿债,德国将受到严重波及。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真的会被负债累累的希腊拖至谷底,首先决定离开的一定是德国等债权国。果如此,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结局可能会在如今的欧元区重演。

危险的“希腊现象”

扫描全球,希腊显然不是政府债务危机的孤立样本。穆迪日前警告说,未来数年内全球17个享受3A评级的国家均将面临财政危机。

在金融危机中耗资巨大的美国自然不能逃过财政生态恶化的结果。据白宫的最新财年报告,始于去年10月1日的2010财年,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将高达1.6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0.6%。这一结果不仅超出美国国会的预期,而且创出了历史最高水平。与此相对应,为弥补财政赤子,美国发行了大量国债,致使2009年的债务总额扩张到GDP的87.4%,并且2010年会上升至97.5%。因此,按照穆迪的观点,如果美国政府债务继续维持当前的上行趋势并最终变得不可逆转,美国将于2013年失去3A评级。

至今仍在为摆脱通货紧缩而不得已采取激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日本无疑将接受更为残酷的债务考验。资料显示,2009年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10.5%,而且随着后续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财赤规模有可能抵至11%。与财政赤子相对应,日本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09年的218%扩张到2010年的227%。

欧盟阵营中希腊的“难兄难弟”不在少数。从总体上看,整个欧盟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状况正呈恶化趋势。据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各国总体财政赤字今年将达到GDP的7.5%,公共债务将达到GDP的79.2%,并且欧委会最近预测,整个欧元区中,赤字占GDP的比例在2011年还将继续大幅增长。而在欧盟成员国中,最有可能步希腊后尘的就是被人们戏称为“欧猪四国”(PIGS)的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目前,标准普尔已将西班牙信用的评级由之前的“稳定”下调到“悲观”,同时穆迪发出警告称,葡萄牙与希腊一样在欧洲各国中面临的风险最大,不排除经济“慢性死亡”的可能性。

还特别值得注意地是,即便是那些“家底”相对殷实的欧盟成员国似乎也将难逃财务状况恶化的劫难。有资料显示,2010年英国的预算赤字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超过12%,德国将超过6%,法国将超过7%。据此,摩根士丹利认为英国今年就可能爆发财政危机,而穆迪在日前的一份报告中称,法国、德国等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其信用将会遭遇被降级的危险。

仔细分析发现,从冰岛到迪拜,从希腊到葡萄牙,目前发生和可能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多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为此,标准普尔在分析报告中指出,由于新兴经济体自身实力较弱,经济脆弱性高、经济结构调整困难大,自然信用违约和信用级别被下调的情况时有发生。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4

公债风险是指政府在运用公债组织收入和安排支出过程中，由于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的缺陷以及多种不确定的经济因素所造成损失和困难的可能性。当出现公债无法偿还的情况,这就是所谓公债危机。

只要发行公债，就会有公债风险；任何公债都有风险，只是风险的大小不同而矣。公债风险是潜在的公债危机，公债危机是现实的公债风险。公债风险不一定就必须成为公债危机，前者只是后者的潜在可能性，只要处理得当，公债风险就不会酿成公债危机。

二、公债风险转化为公债危机的成因及对策

1982年8月，墨西哥因无力偿还到期外债本息而诱发了一场席卷整个拉丁美洲的严重的债务危机。1999年1月，巴西发生了货币危机。两国的危机最主要的原因是经常项目赤字和高额公共财政赤字并存。

产生公债最根本的原因是出现了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导致偿还能力低下以至不能还本付息从而出现公债危机。许多人把财政赤字作为公债危机的罪魁祸首，但美国的财政赤字一直呈上升趋势，确没有发生公债危机。为什么？

美国人认为：孤立地看待预算赤字的影响是一种误导，应该把政府的预算赤字或盈余和其他政策放在一起来考虑。预算赤字的批评者有进断言，政府债务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但实际上可以永远持续下去。正如银行官员评价一个贷款申请人时可以比较这个人的债务与收入一样，我们也应该评价相对于国民收入规模的政府债务负担。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使美国经济的总收入一直在增长。因此，美国支付政府债务利息的能力也一直在增长。只要政府债务的增长慢于国民收入，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政府债务一直增长。美国经济的实际产量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如果通货膨胀率是每年2％，那么，名义收入每年增长5％。因此，政府债务可以每年增长5％，而不会提高债务与收入的比率。2001年，联邦政府债务是3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的5％是1750亿美元。只要联邦预算赤字小于1750亿美元，这种政策就可以维持下去，美国的公债风险就始终处于引发公债危机的爆发线以下。这说明，只要公债保持合理的规模，赤字保持适当的比例，公债和财政赤字在使一国国力持续增长的同时也能处于引发公债危机的爆发线下。

所以我们必须把公债规模放在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去研究，把握好公债规模与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率和宏观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化程度、政府管理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

避免公债风险的最根本的手段就是奉行财政健全主义；强调财政健全，防止财政突破最大承受能力，才能避免引发财政危机。可以说，财政健全主义是公债制度的指导性原则和终极判断标准，一切公债制度的安排都应当以此为准绳来衡量是否适当。

三、中国的国债风险分析

在我国，由于中央政府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债务，所以我国目前所有的公债都是国债。国债的以下几个积极作用可以说大家是达成共识的：发行国债是政府扩大总需求的有效手段；为政府投资性支出筹集资金；弥补经常性收支差额；在金融市场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长期以来，为避免因政府举债给国民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确保中国国债安全运行，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对国债风险进行有效监控，并责成中国财政部具体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中国财政部结合本国国情，对中国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相对规模的安全警戒线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的最大财政赤字率应小于4.04％，最大安全债务相对规模在50.50％以内较为合适。

截至2004年底，国债余额为29631亿元，其中内债28803亿元，外债828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21.6%，中国的财政赤字率为2.34％，年末的国债相对规模为18.39％，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也低于美国约70%的国债负担率。因此，中国财政部认为，中国政府债务的规模风险是较低的。中国目前的国债偿还风险是较低的，在可控范围之内，现行的国债偿还政策具有可持续性。

现阶段，相对于直接显性债务，中国政府还面对着大量的或有隐性债务需要有效管理。或有隐性债务是一种由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它相当大程度上是以政府道德为基础产生的。这些债务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财政债务、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方面。

（一）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产生是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除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或担保人承借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外合资融资租赁公司贷款外，地方政府债务还包括自行向银行、单位和个人的直接借款、国债转贷资金、解决地方金融风险的专项借款、农业综合开发借款等。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给地方财政带来的负担,可能是地方财政在未来几年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仍然处于可控的范围以内，而且随着地方经济的加速发展，地方政府债务将得到有效缓解。

（二）国有企业财政债务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致使国有金融企业普遍存在资本金缺口较大，不良资产比例偏高等诸多财务风险问题。同时国有非金融企业也存在一定量的财政债务。客观地讲，如果国有企业财政风险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缓解，集聚到一定程度会显性化为中国政府的债务，形成政府债务风险。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投资失控和低效导致了财政风险乘数效应。主要表现为：一是国有企业的亏损,使财源日益枯萎,削弱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后劲，使国家财政承受的亏损补贴进一步扩大了财政支出负担。二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监督管理不力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巨额损失。国有企业改革引发的诸如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实际上也由财政承担,造成了沉重的支出压力。

（三）社会保障基金缺口

社会保障基金是指按照社会保障制度，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形成的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较大，如果因基金收支制度上的某些不合理安排或突发事件，出现社会保障基金收不抵支时，为保证社会稳定，政府必须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能，国家财政需要对基金的缺口给予必要补助，由此会转变成中国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

从理论和实际需要的角度考虑，评价国债风险需要考察或有及隐性债务情况，这样才能全面深刻地剖析国债风险状态。

四、中国的国债风险化解

（一）建立或有债务风险预警和监控体系

要规范政府行为，明确界定政府职能，建立或有债务风险预警和监控体系，切实防止新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发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综合债务水平的变化，以控制公开发行的国债为中心，同时密切监控政策显性债务与隐性债务、直接债务与或有债务的相互影响，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与经济综合债务水平的承受能力相适应。要尽快统一国家预算，建立完整的预算体系，管好用好国债资金，加快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积极化解政府或有隐性债务

对于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首先要整顿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同时银行信贷部门要严格把关，深入调查，以免产生新的呆坏账。其次，治理和整顿现有的银行机构，解决现有的银行分支机构过多、效益差、监管难的弊症。再次，转换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大力开展理财、咨询、代支付、担保等中间业务，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最后，要加强银行内部管理，提高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对于养老保险欠账，应通过多渠道融资的方式来缓解现有的财政压力。比如让大批国企上市、国有股减持、发行专项债券等等。另外中小企业拍卖、租赁的所得收入，国有土地及房产的出售、租赁所得收入，新增税收和扩大社会保障费的征缴覆盖面及征缴力度的收入（可以考虑加征社会福利税），增发货币收入等等都可以为减少养老保险欠账提供一定的资金来源。

关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只有开通规范、合法的举债渠道，才有可能堵住各种隐形、违规的借债融资渠道。因此，首先要从法律上容许地方政府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以规范的形式发债借贷，同时，组织大规模债务登记调查，编制地方资产负债表，并区别不同类型债务，有针对性地研究应对之策。其次要细化地方政府事权，进一步明晰各级政府事权界限，加快地方政府职权转换，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最后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增加地方财政与债务的透明度，建立统一监控体制，分级管理各级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5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5日在北京发表讲话时说，中国将继续按照安全性、流动性等原则投资于欧盟国家的政府债券。他强调，中国坚决支持欧盟、欧元区和欧洲中央银行采取的各项措施。他说，中国可以利用三个途径给予帮助：央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内的机构。

瑞穗证券（Mizuho Securities）亚洲区经济学家沈建光说：“和周小川做出了中国现在所能给予的最大支持，那就是发出积极信号，比如承诺不减少对欧元投资的比重和继续投资于欧盟国家的政府债券，来帮助增强市场信心。至于买多少，什么时候买则取决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策略，只要价格和汇率水平合适，中国就会适时出手。”

尽管和周小川表示中国支持帮助欧洲解决债务危机。但是，央行依然发出警告说，欧债危机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并呈现不断蔓延之势，欧债危机很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主持者言： 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解决欧债问题十分紧迫和重要。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各经济体之间相互依赖、荣损与俱。中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重视欧债问题，支持维护欧元稳定，对欧洲经济和欧元抱有坚定信心，实为大国责任与互利共赢的双重体现。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欧债危机国家表面上缺钱，实际上是经济模式存在巨大缺陷。尽管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危机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的缺陷在于高福利导致财政支出难以为继。“物必先腐，而后虫入之。”如果危机国家的经济模式不改变，外界援助只能暂缓债务违约，而无法解决真正问题。中国援助欧洲只能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身份，最终决定欧洲命运的，只有欧洲人自己。欧盟作为整体，除了采取紧急救助措施，不断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依然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大背景之外，中国援助欧洲存在现实利益的考虑。目前，阻碍中欧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欧盟始终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二是对华武器禁售。除了清除上述两大障碍，中国主要通过增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方式援助欧洲，可以借此增加在IMF的话语权，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一步。同时，目前动荡的欧债市场也是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良好契机。最新数据表明，中国已减持美国国债至2010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总规模降至1.11万亿美元，意味着中国已开始着手摆脱对美元资产的过度依赖，投资欧洲债券的操作空间进一步加大。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6

财务危机又称财务困境。是指企业因财务运作不善而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动态过程。财务危机不仅给企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和形象伤害，处理不当甚至会导致企业倒闭。

二、企业财务危机形成的原因

企业内部控制薄弱、管理混乱。企业由于内部控制薄弱、管理混乱，出现违法违纪事件、会计反映不实、费用支出失控、经济效益低下、财产物资严重损失等经济现象。这种状态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和企业的彻底失败。

资本结构的不合理将使企业财务负担沉重，偿付能力严重不足，有可能出现财务危机。中国企业财务结构上，普遍存在着资产负债率较高、银行贷款过多的问题。负债结构上，长期负债较少，短期负债过多，过度的负债会削弱企业的支付能力。当企业出现支付危机时，一方面使自己失去信任而加大其财务风险，另一方面又因逾期借款而使融资成本加大。

投资缺乏科学性。一方面由于企业投资决策者对投资风险的认识不足，盲目投资，导致企业投资损失巨大，从而财务危机不断。另一方面是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缺乏周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加之决策所依据的经济信息不全面、不真实以及决策者决策能力低下等原因，使得投资决策失误频繁发生。投资项目不能获得预期的收益，投资无法按期收回，形成不良资产或巨额损失，加大财务风险。

商业信用过度使用。现代社会企业间广泛存在着商业信用，大量采用赊销方式销售产品。从会计核算的角度看，这可以增加企业利润，但相当多的企业在信用销售过程中对客户的信用等级了解不够，盲目赊销。造成大量应收账款失控d一旦信用链上的某一环节出现故障，资金链断裂，企业将会发生支付危机和偿债危机。

三、企业财务危机的防范

(一)加强危机的管理

1、加强对危机的教育，使企业全体员工树立牢固的危机意识。企业在制订发展目标，决策企业经营活动，组织企业经营战役时，要有危机观念，从思想上不放松对危机的控制。危机出现时，不胆怯、不畏缩，迎难而上，同心协力，摆脱困境、克服危机。

2、加强对危机的防范。在危机尚未发生之前，未雨绸缪，事先对企业的资本经营活动进行战略设计。制定防范危机方案，以便对危机进行预控。在财务管理上，应用财务预警指标对企业举债、用债、偿债过程中所涉及的环节、因素进行预测分析，充分估计各种不利因素可能引发危机的程度，以便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3、加强对危机的控制和处理。加强财务危机的管理。除了加强会计核算，进行财务预警分析，健全会计信息质量保证体系外，必须建立健全一套既符合国家监控要求，又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财务危机管理机制，特别是建立健全一套企业财务危机应急管理系统。在危机发生时，通过设立的危机控制机构和人员，制定周密的危机应急处理方案，按照既定的程序，以迅速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及时控制和扭转被动的财务局面，使企业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危机损失。

(二)制定和实施应急行动方案

制定和实施应急行动方案是危机指挥中心进行危机应急管理的重点。目的是降低现金需求，谋求资金来源最大化。可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迅速制定处理方案，控制和扭转财务被动局面。

1、债务展期与债务和解。债务展期是与债权人洽商推迟到期债务要求付款的日期：债务和解是债权人自愿同意减少债务人的债务。包括同意减少债务人偿还的本金数额，或同意降低利息率，或将一部分债权转化为股权，或将上述几种选择混合使用。债务展期与债务和解在企业发生财务困境时能为企业赢得时间，进行财务调整。操作起来也方便简捷。当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时，首先应该想到的应该是债务展期与债务和解。此外，利用商业信用，争取供应商继续进行信用融资。如以储代购，缓解周转资金占用；以销货的百分比偿还应付账款：以退货抵消部分应付账款：签订新的定货合同抵消债务等也是实践中常用的有效方法和措施。

2、资产变现。正常情况下，企业通过资产运作，利用经营活动创造的现金流量偿付到期债务。而通过变卖某些资产偿付到期债务也是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的一条途径。处分不良债权，加速回收应收账款；处分存货，包括制成品、原料、零部件；处分闲置资产、无效资产，出租、出售无用资产：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或收回对外投资。

3、与企业出资者协商增资的可能性，增加企业可运用的资金，共渡难关。

4、促进销售增长，提高收现比例，减短赊销期，使收入期限短于支出期限，应付资金不足的局面。

5、压缩企业内部费用开支。控制原材料进货，用多少，买多少，维持最低需要量。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7

【关键词】地方债务 欧债危机 风险 比较

2012年虽已进入尾声，但欧债危机却远未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内经济增速的下滑和隐性刺激政策的祭出，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的问题也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关于中国将陷入欧洲式债务漩涡的论调甚嚣尘上。

本文以危机成因、风险程度以及化解对策为切入点，对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务风险进行了深入比较，进而认为――相对欧债危机可能导致的欧元区经济二次探底而言，中国地方债务风险总体上完全可控，不过与希腊等国需要漫长时日且彻底改革才能走出危机相似，中国若要从根本上消除地方债务风险，还需要在政府职能转变及税制改革方面进行长期努力。

一、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的成因比较

欧洲部分国家的债务危机祸起反危机的扩张性操作，根源则在于多年来过高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乏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二战结束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开始推行高保障与高福利制度，加之新世纪以来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上升，给政府支出带来了沉重压力；与此同时，高保障与高福利制度下产生的高税收与高劳动力成本，促使这些国家的大量产业资本在“冷战”结束后向新兴经济体大规模迁移，导致其自身产业虚空化，进而使得税基萎缩、失业率攀升，经济增长动力缺失；长期过高的支出压力与单薄的财政收入相互作用，导致这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膨胀，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达到史无前例的规模，最终在触及信心临界点，即市场认为政府一贯的借新还旧方式已无法持续时，债务危机便正式爆发了。

纵析中国形成庞大地方债雪球的原因，表面上虽也是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宽松财政货币政策所致，但更主要地则应归咎于长期以来的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以及财权事权的不对等――多年来，中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各级地方政府始终习惯于充当经济活动的主角，地方行政长官长期热衷于举债投资，由此导致地方债务规模居高不下，相关风险不断积聚。

二、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的程度比较

2010-2012年，卷入欧洲债务危机的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三国因自身无力化解危机，已经先后接受了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达千亿美元的天量救助，但目前的境况仍旧非常糟糕；西班牙、意大利在评级被下调后亦是步履维艰，特别是西班牙，其实已经相当于变相接受了外界援助；此外，尽管于过去数轮的欧盟峰会给出了包括私人投资者对希腊债务减记超过50%、欧洲银行将核心资本金率提高到9%、合并EFSF与ESM在内的三个解决危机的核心“可行”办法，但是，其具体效果如何仍有待市场的检验，若市场并不买账，则由此引发欧元区经济的二次衰退也绝非小概率事件。

至于中国的地方债风险，我们认为只要中国的宏观经济能够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速度――8%左右，那么爆发全面危机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不过，尽管如此，局部地区还是存在一定的债务违约风险――根据中国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有近20%的市级政府债务率超过了100%（以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测算），且由于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曾寄厚望于土地收入，承诺将其作为部分还款来源，而在当前中国房地产调控愈发趋紧，土地收入远不及预期的现实情况下，这些原本就财力薄弱的欠发达基层政府恐难按期按量还款，若再考虑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加息所致的还款负担加重因素，则中国局部地区的确存在债务违约风险。

三、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的化解对策比较

截至目前，欧盟峰会开出的如上所述的三个药方其实还是治标不治本，若要使希腊等国彻底走出债务危机阴影，一方面，这些国家必须要改革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社会保障与高福利制度，尽管这条改革之路异常艰难与痛苦（由此这些国家的国民将从贪婪与懒惰重新回归节制与勤劳）；另一方面，这些国家需要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分工中尽早地确定自己的位置，以便找寻到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

化解中国地方债风险，从根本上讲则主要应通过理清政府边界、深化分税制改革进而有效降低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来实现。所谓理清政府边界，即是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变地方政府充当经济活动主角的不正常状况，变“经济建设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使之在举债前弄清楚举债投资是否必须；深化分税制改革则是为确保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与综合财力相挂钩。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是分税制改革的深化对于中国来说，均非朝夕可以完成。

四、结语

综上所述，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务风险从成因上看，貌似相同实则存在差异；从风险程度上讲，欧债危机引致整个欧元区出现二次经济探底并不属小概率事件，而中国的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则很难引发国内全面的危机；从解决对策来说，若要治本，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均需进行实质性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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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旭良.中国地方债务的成因及政策建议J].中国外资，2011（2）.

[3]　梅兆荣.欧债危机的复杂性与欧盟前景[J].德国研究，2012（1）.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8

选择在这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无论人们愿不愿意面对，全球正在进入“还债期”，尤其是中国，巨量的地方债务在2013年到期，占比达到53%。

中国的债务到底有多大呢？每年西方国家都会讨论这个问题，有不少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的结论如下：

目前这个还没有明确的数字。比较权威的有：地方债务超过10万亿，外界估计当中20%至30%极大机会会违约，因其财政担保不合规。2010年底的时候，中央和地方政府最大口径下负债总额23.8万亿元，占当年GDP比值59%，接近国际公认的公共部门负债率的警戒线。除了这两个大头，再加上借道政府信誉的国企债务以及民间高利贷债务等，中国的债务不少。但即使这样，中国的债务水平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的平均债务水平目前为GDP的100%左右，日本更是高达GDP的200%。另外，从债务偿还能力的角度来看，用“净债务”的概念更为合适。比如日本的“毛债务”是GDP的200%，但“净债务”是120%。咱们中国的净债务很低。

但问题在于，现在国家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债务问题，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已经到了无人敢提及的地步，究竟债务比例高达多少，而究竟又有多少面临违规风险。在中国这个习惯性报喜不报忧的官体之下，恐怕仅以官方上报的数据只能是管中窥豹。从法律上讲，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允许向银行借贷的，但开展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需要大笔资金，政府就通过设立融资平台公司的方式，以政府财政为担保向银行借钱，这个模式在2009年政府采取4万亿元刺激措施时，被几乎所有地方政府效仿。

也正是在4万亿大投资期间，为支持经济投资项目的开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幅扩张，数量从08年的两千个左右，上升至目前的1万个左右。可以认定，在中央政府实行“4万亿”刺激政策后，引发了地方债务爆炸式增长。历史上，地方债务增速最快的时间就是1998年和2009年，这两年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8%和62%。

债务危机有很多种，我把其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像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他们的债务危机来源于“高福利”，可称其为“高福利债”。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另一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他们的债务来自于这些国家的举债投资，叫“高投资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将逐渐面临过去几年间“高投资债务”的还债期的来临。比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爆发的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

以前从来没有人担忧过中国的债务问题，那是因为：

其一、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外债占比相对较低。国内的经济投资所需要的债务，更类似于日本的自产自销型的债务格局。也正是因此，不少国内学者认为，中国不会爆发债务危机。

其二、中国地方债务以银行信贷为主，这意味着地方债务违约就会引发银行信贷危机。不过，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因为中国没有政府破产机制，银行也为政府所有。

其三、中国有其特殊性。地方债券由中央财政担保，和国债信用几无区别。而且没有预算约束，发新债还旧债不成问题。既然银行受政府控制，那么借新款还旧款就是顺理成章。

其四、无论有多少债务，中国政府完全自由主导货币发行权，政府永远都不怕缺钱。

但事情是否是这么简单呢？

为了平复高举的债务已经催生了另一个非常疯狂的举动，货币超发。中国为了满足投资需求和抑制债务爆发，选择了最简单却又是最粗暴的方式―-使用政府掌控的铸币权。国内的M2与GDP比值直接从2000年的135%飙升至了07年的173%。而中国特殊的流动性偏好使得膨胀出的M2迅速涌入投资品市场，这也成为了中国常年高房价的主要诱因之一。现在，中国的M2已经越过100万亿，远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币供应大国。

与货币超发对应的，货币价值的缩水也就是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加上刚刚起步尚未完善的社保制度，中国构建在庞大M2数额之上的，是一旦危机爆发便会因为货币购买力崩盘而全民皆伤的潜伏的社会问题。如果把这个当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隐性负债，那么中国的债务比例恐怕将难以估计。

另一方面，缺少强有力的社保支援，意味着债务未爆发之际，中国公民的大量民生工作要靠自身力量完成，这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这同样意味着，一旦危机爆发，国内消费将受到进一步打压，中国缺少社保支援，缺少消费的有力保障，就是缺少了在债务与经济之间的最后一条缓冲带，铸币权并非债务危机的解决之道，而只是把它“束之高阁”，但放得越高摔得越惨。以铸币对抗债务危机，那只是中国经济的一杯鸩酒。

而且，恐怕地方债务的问题在未来还会越滚越大，比想象要夸张很多。之所以这么说，是与中国投资项目的“巨舰大炮”情节有着很大的关系。次贷危机以来，所有提振经济而上马的大多是所谓的“大投资”“大项目”，2008年国家4万亿投资中，有30%流入铁路，中国铁路负债已高达2.6万亿，负债率高达70%以上，如果不继续融资，相关建设将进入烂尾。类似铁道部的骑虎难下，恐怕已经成为了大多地方政府和国企央企的感受。

其实债务危机的传导，已经在几个不同的地区展开了。继温州民间高利贷链条断裂后，鄂尔多斯、安阳等地也相继出现了跑路的现象。而在民间高利贷的大潮里，除了民间资本外，权钱结合的“官银”也大批量介入，企业从银行低贷再社会高息转贷，担保公司及小额贷款公司的加盟，让这一债务链增加了复杂性和系统蔓延。与此同时，国内热钱外流在2011年呈现极速增长趋势，个人资产超亿元的中国民间企业主，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这对于加剧债务问题的爆发和资本泡沫的破裂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应该看到，中国的债务问题，并非是四平八稳。而归根结底，想要避免债务危机的爆发，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中国必须转变投资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尽快转型为服务型政府，而将投资的大旗转交民众和企业完成。只有加速投资的血液流动，才能避免在边际效益递减的漩涡中，投资效率低下的进一步推波助澜。也只有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的还富于民，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除却政府定位的长期改革目标外，当下的政府债务问题之下，中国亟待提高的是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并对政府宏观决策加以约束。

第一，宏观调控应建立审慎评估制度。特别是在经历了次贷危机之后，大起大落的投资、债务管理之后，中国政府应该在长期的发展目标，与项目审批上体现出更加审慎而全面的规划。这也是避免政府开支扩张的重要前提。

第二，地方融资应有市场化制度安排。在中央动辄几万亿元投资拉动下，地方政府需提供相应配套资金。但巨量的资金需求却并没有有效地疏散渠道，信贷、卖地等单项的融资渠道等于更加集中了风险爆发的危害性。因此，逐步放开信用等级较高的地方债市场，也是解决当下地方债务问题的有效途径。

最后，建立预算硬约束制度。地方债务高企，除了中央的宏观刺激之外，好大喜功的地方冲动投资也成为了推波助澜的主要因素。这与地方投资缺少预算约束的制度缺陷有着直接关系。因此，改革财税转移制度安排，建立财政预算硬约束，是避免地方债务无限增长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