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规章制度处罚条例范文
时间：2023-10-31 11:47:59
公司规章制度处罚条例篇1
我和公司当时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或者是我提出辞职申请或者是公司提出辞退我，都应给对方一个月的时间（提前一个月书面提出）。
在此种情况下，请问各位仁兄，我该怎么办？是否可以要求公司给予我一个月的期限，给予我离职之后的一个月工资（递交辞职申请之后，办理劳动退工手续之前的一个月）？或者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面对公司的开除威胁，他退缩了，他选择了自己辞职；他也疑惑：单位里别人都这样做，怎么就轮到我就要开除呢？
我们先暂且不谈违反公司的财务条例是不是应该开除，而是先解决一些员工错误的理解：别人做了违反公司规定的事没被处罚，我做了也不会有事。甚至有些员工还这样对公司辩解：某某也这样，你们怎么不处罚他？
在法律的层面上，公司是否处罚一个员工，这个权利掌握在公司的手里。所谓权利就是可以做什么，而不是一定要做什么！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公司可以选择处罚一个违反公司规定的员工，也可以对其不作任何处理，任之发展。虽然这样对于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上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有极大负面影响的，但是法律上并不认为是非法的。
事实上，很多公司对于一些员工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处罚，而是他们知道开除、除名一个员工需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证据！员工看到其他人违反公司规章，这是他的个人行为，他个人就这样认为了：这个人违反公司规章。公司的管理层要这样认为就不能单单凭个人认为就可以的。万一被处罚的员工申请劳动仲裁，而公司没有充分证据的话，公司将面临败诉的危险！所以公司对处罚员工不得不慎之又慎。也许正当公司发愁找不着证据时，看见别人违规的员工过于自信，以为公司同样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去故意违规。假使这违规又被公司逮个正着，证据充分。那公司岂有不处罚之理？
所以从员工的角度来说，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公司的规章制度还是需要认真遵守。
那公司说违反财务条例要开除是不是对呢？这不能一概而论。首先我们要看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那该处罚纯属领导的心血来潮，不可以作为处罚员工的理由。其次如果有这样的规定的，我们要看这个规章制度是不是合法，这就要证明该规章制度是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①通过民主程序制定；②内容合法；③已向劳动者公示。尤其是第③点，很多公司都容易忽视。
公司规章制度处罚条例篇2
第一条为加强公司员工遵纪守法的主动性、自觉性，规范员工行为，提高员工素质，维护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管理秩序，保障公司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公司全体员工。
第二章奖励
第三条奖励范围。
对有以下表现者之一的员工均给予奖励：
1.在完成公司工作、任务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和经济效益的；
2.在技术、产品、专利方面取得重大成果或显著成绩的；
3.对公司提出合理化建议积极、有实效的；
4.保护公司财物，使公司利益免受重大损失的；
5.在公司、社会见义勇为，与各种违法违纪、不良现象斗争有显著成绩；
6.对突发事件、事故妥善处理者；
7.一贯忠于职守、认真负责、廉洁奉公、事迹突出的；
8.全年出满勤的；
9.为公司带来良好社会声誉的；
10.其他应给予奖励事项的。
第四条奖励种类。
公司可以设立如下奖励项目。
1.精神奖励
（1）记大功；
（2）记小功；
（3）嘉奖（奖状、奖品）；
（4）授予荣誉称号。
2.物质奖励
（1）一次性奖金；
（2）加薪；
（3）晋级；
（4）其他（旅游、培训机会、住房）。
第五条奖励规则。
1.记大功对象。
（1）对公司或国家有重大贡献者；
（2）对公司业务有重大发明、革新，成效卓越者；
（3）对危害公司和国家事件事先举报或阻止，避免重大损失者；
（4）对天灾、人祸、犯罪等现象，不顾安危，见义勇为者；
（5）开拓公司业务，经营业绩（利润、营业额）骄人者；
（6）获得社会重大荣誉者。
2.记小功对象。
（1）对公司或国家有较大贡献者；
（2）对公司业务有较大发明、革新，成效优秀者；
（3）对危害公司和国家的事件，及时制止，避免较大损失者；
（4）见义勇为，获得好评、称赞者；
（5）开拓公司业务，经营业绩优良者；
（6）拾金不昧且价值较高者；
（7）本职岗位工作表现优异者。
3.嘉奖对象。
（1）品行优良、技术超群、工作认真、克尽职守成为公司楷模者；
（2）领导有方、业务推展有相当成效者；
（3）参与、协助事故、事件救援工作者；
（4）遵规守纪，服从领导，公司之敬业楷模；
（5）主动积极为公司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减少成本开支，节约资源能源的员工；
（6）拾金（物）不昧者。
第六条奖励标准。
第七条其他奖励规定。
1.凡获社会各类奖励或荣誉称号，其待遇按颁奖机关规定执行；
2.依照奖励标准，员工1年内奖励分累计满10分，可晋升一级工资；
3.公司对有突出贡献者，可授予称号；
4.公司可设董事长奖、总经理奖，设定奖励额度，每年颁发给工作优异者，起到类似诺贝尔奖的效应；
5.公司可通过奖励汽车、住房、出国培训、出国旅游等实物形式嘉奖勉励先进员工。
第八条奖励程序。
1.员工有符合奖励条件的，由其所在部门及时提出申请，报人事部；
2.人事部审核决定，签署意见后报公司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3.讨论决议经总经理签字后生效；
4.凡获得奖励的员工均由公司发给奖状或证书，并张榜公布；
5.奖励事宜记入员工档案；
6.员工奖金在颁布时发放，奖励提成在其业绩完成后1个月内兑现。
第三章处罚
第九条处罚种类。公司可设立如下处罚项目：
1.精神处罚。
（1）口头警告；
（2）书面警告；
（3）记小过；
（4）记大过。
2.物质处罚。
（1）一次性罚金；
（2）降级、撤职（减薪）；
（3）留用察看；
（4）辞退。
第十条过失分类。
（一）甲类过失。
1.记大过后仍再犯；
2.因触犯法律被劳教、管制、罚金、判刑；
3.盗窃财物，挪用公款；
4.触犯公司规章制度、严重侵犯公司权益；
5.连续旷工达5天或1个月内累计达10天；
6.煽动他人不服从规定或怠工；
7.多次欺诈、谩骂、威胁主管；
8.利用职权谋私、受贿，以公司名义招摇撞骗；
9.有重大泄密行为。
（二）乙类过失。
1.故意造成重大过失，造成重大损失；
2.损失/遗失公司重要物品、设备；
3.违抗命令或威胁侮辱主管；
4.主管包庇职员舞弊，弄虚作假；
5.泄露公司机密；
6.品行不正，有损公司名誉；
7.没有及时阻止危害公司事件，任其发生；
8.全年旷工达4天以上；
9.因疏忽或督导不力导致重大灾害；
10.在公司内打架，从事不良活动。
（三）丙类过失。
1.因或督导不力而发生损失；
2.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权限外之物品、设备，教唆他人；
3.工作不力，屡劝不听者；
4.服务态度恶劣，与客户争吵，影响公司声誉；
5.在公司内喧哗、扰乱秩序、吵架、不服纠正者；
6.连续3次不参加公司重要活动；
7.连续旷工2天；
8.对各级领导态度傲慢，言语粗暴；
9.造谣生事。
（四）丁类过失。
1.工作时间处理私人事务；
2.因业务疏忽发生差错；
3.教育培训无故缺席；
4.工作时间未经许可擅自离岗；
5.浪费公司财物；
6.遇非常事故，故意回避逃离者；
7.服装仪容经常不整者；
8.多次发生迟到早退现象，不按规定请假、销假；
9.委托或受托他人出勤打卡或签到。
第十一条处罚标准。
视情况进行一次性罚款（一般不超过其工资的20％），或决定减薪降职，乃至辞退。
1.员工旷工。
（1）旷工1天，扣除当月效益工资30％；
（2）旷工2天，扣除当月效益工资60％；
（3）旷工3～4天，扣除当月效益工资100％；
（4）旷工超过5天，辞退。
注：（1）迟到、早退3次折算旷工计半天；
（2）迟到、早退6次折算旷工1天，或累计时间超4小时折算旷工1天。
2.病假。病假超过标准，1天扣除10％效益工资。
3.事假。
（1）事假超过标准1天，扣10％效益工资；
（2）事假超过标准2天，扣30％效益工资；
（3）事假超过标准3天，扣50％效益工资；
（4）事假1年累计超过标准30天，可辞退。
第十二条其他处罚规定。
1.以功抵过。员工违纪受罚后，若获得奖励，本人可提出申请，以奖励抵处罚；相抵后，该奖励不现享受待遇，也不再进行累计。
2.员工因触犯国家法律而受司法部门处理，作无薪停职处理。
3.依照处罚标准，员工1年内处罚分累计满10分，可辞退该员工。
4.对非正式员工、试用期员工的处罚，比照正式员工酌情扣除基本工资。
5.对连续3个月工作没进展或连续6个月没有盈利的部门、下属企业正职干部予以降职或免职。
6.违反公司经济合同管理办法，擅订合同造成经济损失的，应由责任人与参与者赔偿。
7.公司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在我方者，追究驾驶员经济责任，视情况赔偿损失。
第十三条处罚程序
1.员工违纪后，由所在部门依据具体违纪事项和本条例提出处理意见。
2.各类处罚的过程。
（1）口头警告，由当事人的主管签字后生效，可报人事部备案；
（2）书面警告及以上处罚，经人事部审核，由公司常务会议讨论决定，总经理签字生效；
（3）对革职辞退须听取工会意见。
3.申诉。员工可在处罚决定之日起7天内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申诉。申诉期维持原处理结论。
4.处罚事宜记入员工档案，并予公告。
5.员工在受处罚之日起的一定时间内表现良好，可撤销处罚。
第四章附则
第十四条本条例经董事会批准生效，总经理组织实施。
公司规章制度处罚条例篇3
台湾“公司法”自施行以来，其间虽迭经修正，惟关于罚则部分则少有变动。在社会环境变迁，物价指数不断提高及经济犯罪频生，罚则部分之条文已不合时宜[1]，亟待修正与补充，以因应实际社会情势并更张法律的吓阻效果。且“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自1981年7月起脱离台湾“经济部”，改隶属“财政部”，在公司法中有关股票公开发行及募集公司债之主管机关之规定，亦须配合修正以期周延。同时，台湾在工商迅速发展的情景下，公司规模有日趋庞大、资本密集的趋势，尤其股份有限公司为然。在股份有限公司的高度发展中，其股东人数众多，大众投资人大部分为小额投资，且都是就由股票的流通而牟取利益，正因为股权分散，对于公司业务的决定与执行，欠缺影响力，致使少数股东操纵公司、谋取私利，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为求保障大众投资者的权益，促进公司的正常经营与管理，针对此一时期公司发展的弊端，也进行相关法条的修正。
1981年12月及1983年4月，“经济部”先后拟定“公司法”修正草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同时“立法委员”33人，并联名声请修正“公司法”第284条及第307条两条，关于公司重整申请及法院处理公司重整，经并案讨论，于1983年11月22日三读修正通过，条文异动98条，其中修正97条，删除1条，并子同年12月7日公布施行。其修正重点及理由为[2]
（一）关于罚则之修正
1．提高罚金及罚款之数额 修正前台湾公司法所定罚款数额，系为1946年时所订，衡诸当前经济情况，显属偏低[3]，爰参照现行台湾“食品卫生管理法”、“银行法”、“证券交易法”之规定，将罚金及罚款提高其上限3—5倍，并对罚款部分增设下限之规定[4]，以为主管机关处罚之依据[5]。至原定有期徒刑部分，则增设并科罚金之规定，期收实效。吾人以为公司法在此次修订后之所以采取重罚原则。其目的在于积极保障股东与社会大众之权益，消极则在防范经济犯罪，健全公司组织。采取重罚原则对于守法的公司并无影响，而对于本质上并不健全的公司却有促使其整顿公司的作用。并且由于台湾物价水准的变动，在现行罚则过轻的情形下已失去意义，因此此次修正有其必要。
2．增订虚设公司者处罚规定 公司之设立或增资应收之股款，应从实申请登记，以利稽核。如登记不实极易形成虚设之公司，从事经济犯罪之行为，为维护经济秩序，将参照外国立法例，增列科处刑罚之规定，以资防制。
3．公司负责人对于其业务上作成之文书或申请文件，为虚伪之记载者，改依刑法或特别刑法处罚 “公司法”所定之刑罚，应为特别刑法的性质。但对于表报、账册、文件为虚伪之记载，其处罚反较刑法之伪造文书罪为轻，效果不彰，爰将有关此部分，明定改依刑法或其他特别刑法处断。用以提示，以资配合。
（二）修正前之公司法有窒碍难行，而需再予修正者
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达一定标准者，其股票须强制公开发行及公司员工分红之规定，对经当局核准之公营事业及主管机关专案核定者之事业，有窒碍难行之处，故修正增订除外之规定。
（三）因情势变更，应予修正者
“证券管理委员会”已于由“经济部”改隶“财政部”后，“公司法”条文中有关股票公开发行及公司债发行之审核、签证及罚款机关，均应予配合修正。原列公司的中央主管机关系指“经济部”，现改为证券管理机关，以资适应。此为技术性的修正，以为因应实际情事的需求。
（四）根据实际需要作必要之修正
台湾省“建设厅”原受“经济部”之委托办理公司设立、变更或解散之登记或其他处理业务。近年来由于台湾公司家数激增，致使台湾省“建设厅”的工作负荷繁重，兹为便民使其能就近办理相关业务，于是在公司法第7条增订第2项，“建设厅”受托办理之业务必要时得将部分事项授权县（市）政府办理。
（五）增订特别议案股东会决议之方法
依照原“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的决议，一般议案以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股东之出席，以出席股东表决权过半数之同意行之（第174条）；惟特别议案则须已代表发行股份总数2／3股东之出席，以出席股东过半数之同意行之（第185条），为使规模较大之公司遇有特别议案时，股东会易于召集及决议，在不违反多数决议之原则下，于现行有关特别议案决议之规定中，增订公开发行股票之公司，得以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股东之出席，以出席股东表决权2／3或3／4以上之同意行之。惟公司章程对于出席股东股份总数及表决权数有较高之规定者，从其规定，以缓和股东争购委托书之压力，及保障大众投资权益[6]。
（六）修正股东诉权之规定
为便利股东诉权之有效行使，以加强董事执行业务之责任，特将修正原“公司法”规定行使诉权应具之股权数，酌予降低，由原来已发行股份总数5％或10％之股权数分别酌予降低为3％或5％以上之股权数，以应实际需要。
（七）修正董事、监察人之选举方法
修正前之“公司法”规定股东会选任董事同时选任监察人者，应与选任监察人合并举行，每一股份有与应选出董事及监察人数相同之选举权，得集中选举一人或分配选举数人。而同时当选为董事与监察人之股东，应自行决定充任董事或监察人，其立意原在保障小股东权益，并促监察人有效行使监察权。惟按董事系执行公司业务，监察人则在行使监察权，监视董事会执行业务，二者性质不同，修正前之公司法规定使之合并选举（第198）条，似有未宜，爱将其应合并选举之有关规定删除，而恢复1966年之旧制。
（八）删除公司向公司主管机关申报财务报表之规定
依照台湾“证券交易法”第36条及“所得税法”第76条规定，公司每年应向证券管理机关及稽征机关申报有关财务报表，且当时台湾的公司家数高达28万家以上，每年如均向公司主管机关申报财务报表并予全面查核，事实上亦有困难，为免公司再依公司法重复申报及增加主管机关业务负荷，爰将应向主管机关申报财务报表之有关规定删除。同时另增订主管机关得随时派员查核财务报表，而维护主管机关之监督权。在删除此相关规定本身系因政府监管力有未逮与参考外国立法情势，但是亦引起压力团体的纷争[7]。
转贴于 九、1990年之“公司法”修正
台湾现行“公司法”自1929年公布以来，前后历经多次修正。在最近一次修正系于1983年12月7日，其重点在有关罚则之规定，增订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股东会特别决议方法，修正董事、监察人之选举方法等。“经济部”针对经济情势之发展，深入检讨，就当前实务迫切需要之条文而加以修正，以为因应[8]，经“立法院”于1990年10月24日三读通过，同年11月10日公布。
在截至1990年底为止，台湾公司家数共计356 504家。其中股份有限公司有100 647家，约占总数的28％，有限公司计253 404家，约占总数的71％；而无限公司与两合公司仅各有21家与30家。从上述的统计数字中显示，台湾的公司组织型态中，无限、两合公司的设立偏少，而有限公司的家数则过于泛滥。而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本身是最为适合募集大量资金，以资本密集从事大规模经营者，然在当时资本额超过2亿新台币者仅有964家，占股份有限公司家数的0．9％而已。为使台湾经济发展迈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规范企业组织的公司法如何配合企业的实际状态为检讨修正，实为当务之急。进而在公司法修正之后将其列为重要检讨计划之中，这包括：企业组织与资本规模的检讨；贯彻经营与所有分离的公开发行公司制度的建立；承认闭锁性股份有限公司法制检讨与充实有限公司的相关条文；并研拟关系企业的立法[9]。
本次公司法修正共计18条，其中增订1条，修正17条。其修正重点有[10]：
（一）在加强管理方面，增列公司设立或变更登记后6个月内未完成营利事业登记者，为公司命令解散之事由，以建立“公司登记”与“营利事业登记”之勾稽。另外并增订公司经营业务有违反法令爰勒令歇业之处分者，应撤销其公司登记或部分登记事项，同时并修正提高对于经营登记范围以外业务、资金贷放限制及未经设立登记而以公司名义经营业务或为法律行为之罚则。
（二）在加强主管机关对公司业务及财务之监督方面，除增列主管机关得会同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派员检查公司业务及财务外，并对妨碍或拒绝检查者，增订罚则，以利执行。
（三）为配合企业经营多角化、自由化，并使公司得合理运用其资本，参考“奖励投资条例”第16条之2的立法例放宽转投资之限制；另修正公司贷放之限制，以期周延。
（四）公营事业股票之公开发行、员工分红、入股问题，依现制均不适用“公司法”之规定，为落实公营事业逐步民营化之政策，并斟酌与民营事业本质上之差异，对公营事业之公开发行等事项，爰修正为应经公营事业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就可公开发行。按公营事业之经营系基于各种政策目的及公共利益以发挥经济职能，其性质与民营事业有别，其股票是否公开发行，是否分配员工红利及发行新股时是否保留部分股份由员工承购，应由主管机关专案核定；其保留由员工认购之比例，以不超过发行新股总额10％为宜，而加以明定。
（五）转换公司债为企业用于募集大量长期低利资金之有效工具，且因可转换为股份，颇受投资大众欢迎，为配合扩大债券市场之政策及推动证券国际化、自由化目标，修正发行可转换公司债相关规定，以配合推动可转换公司债。明定公司债可转换股份之数额，应于公司章程中载明，以供未来债权人请求转换时换发新股，并增订公司章程载有公司可转换股份之数额者，于计算第278条第1项及第2项股份总额时，包括转换股份之数额。
（六）为落实员工入股政策，促进劳资合作，增订员工于公司发行新股时所认股份，公司得限制其在一定期间内不得转让。有关保留股份由员工承购，系为落实分红入股政策之具体作法，目的在于融合劳资为一体，有利于企业之经营，如员工承购后，随即转让，非但使股权变动频繁，影响经营之安定，亦将使分红入股促进劳资合作的目的落空，爰规定公司得限制其在一定时间内不得转让，但该时间不得超过3年（第267条第6页）。
十、1997年之“公司法”修正
台湾“公司法”自1929年制定公布至今，仍一贯以单一企业为规范对象，对于“关系企业”[11]之运作尚缺乏规定，已难以因应目前之实际需要。兹为维护大众交易之安全，保障从属公司少数股东及其债权人之权益，促进关系企业的健全营运，以配合经济发展，达成商业之目的。且关系企业在台湾的经济发展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企业经营方式上，亦已取代单一企业成为企业经营之主流[12]。因此，在1997年6月重新修改“公司法”。
此次公司法之修正，主要有二部分[13]：
（一）对“关系企业”的设置。因为“公司法”于1980年5月9日经修正公布后，第六章“股份两合公司”已经全部删除（第357条至第369条）。目前尚有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等四种，分别规定于第二章至第五章，均有可能发生从属关系与相互投资之情形，又鉴于“关系企业”一词，为台湾企业界与社会所习用。爰将章名订为“关系企业”，并依据“中央法规标准法”第10条第3项之规定，增列为第六章之一。
（二）有关罚金罚款条文之修正。由于台湾“公司法”自1929年公布实施以来，有关罚金罚款之条文，系以“银元”为货币计算单位，而当前台湾的一切公司支付均系以新台币为准，为符合事实亦有将“公司法”中有关计算单位修加以正改以新台币为计算单位之必要。相关调整的条文幅度总计71条。这些条文都只是将银元修正为新台币，内容则未有修正。
注释:
[1]例如台湾“公司法”中对于簿册文件有虚伪记载时，原法律仅处以罚金，最重者亦不过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反较《刑法》伪造文书罪行为轻，殊属不当。
[2]台湾“立法院”秘书处：《“立法院”公报》第72卷第89期（1983年11月），第8—12页。
[3]1946年台湾“公司法”所采取的罚则精神在于“轻罚严行”，不使商人稍有不慎便限于严重的法网。长期以来台湾公司的执行情形在于执法不严，而非刑罚太轻，综观台湾“公司法”中涉及罚则规定的条文高达70余条，约占全部条文的1／6。就其内容涉及到所有公司营运规范的行为，凡有损国家、社会公益或者第三者利益的情事均有罚则的规定。实则为法律已经周密，而是主管机关人均不足，法律无法发挥应有的效力。以公司法第20条为例，在当时共有20余万家公司组织。大多未遵照规定按时呈送年度营业会计报表，主管机关亦未依法处罚，以至于徒具其文。
[4]对于触犯“公司法”的刑度是否设有下限，在台湾刑法及有关法律在有期徒刑的规定中，有一项不成文的习惯，亦即最高徒刑在某一限度以下，均不设其下限。
[4]吾人以为法律的规定本身应力求平衡，不但应在同一法内的各个条文，应力求平衡，法与法之间亦应力求平衡，在台湾当时一些经济行政法的刑罚规定皆已提升之际，作为商法普通法的公司法亦应有所调整。然以严刑峻罚以对待工商经济行为的罚度亦应有所考量。
[6]台湾“立法院”秘书处；《“立法院”公报》第72卷第63期（1983年8月），第29页。
[7]在此次公司法修法中删除向主管机关申报财务报表的规定，台湾省会计师公会提出反对意见，其所持理由为；①财务报表及营业报告为公司与主管机关定期沟通的唯一工具。缺乏此项工具，主管机关如何管理？②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营业经营加以严格的监督管理，在于避免公司负责人滥用其负有限责任的权利，作不法的勾当，损及投资人的权利，故必须按期申报，以作为监督管理的依据；③因人手与经费不足，可将报表加以调整或改由电脑输入，提供政府决策之用；④欧美等国的商业管理均已高度制度化。社会对于虚伪报表及经济犯罪者，道德制裁极为强大，公司监察人亦能发挥其功能，而台湾虚伪财务报表猖獗，家族公司林立，监察人形同虚设，外部查账极不完备，其须政府高度介入。尽管不为所采但充分说明压力团体在台湾“公司法”的修法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8]台湾“立法院”秘书处：《“立法院”公报》第79卷第78期（1990年9月），第89页。
[9]同前注，第91页。
[10]同前注，第89—90页。
[11]“关系企业”一词，已为台湾企业界与社会大众所习用，且可表达企业相互间存有特定之关系。因此，此次公司法修正中特为以“关系企业”作为一章。至于其关系之形成。主要在于公司间之指挥监督而具有控制、从属关系。其定义为：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财务或业务之经营者，或持有他公司表决权之股份或出资额超过他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或资本额过半数者，其相互间为有控制从属关系。公司间有执行业务股东或董事有半致以上相同情形者，或有表决权之股份总数或资本总数有半数以上为相同股东持有或出资，推定其为有控制与从属之关系。参照台湾“公司法”第：369条之2与第368条之3。
[12]台湾“立法院”秘书处：《“公司法”部分修正案》（下），“立法院”秘书处印行，1997年11月，第392页。
[13]同前注，第398页。
公司规章制度处罚条例篇4
玖龙纸业原《员工手册》中大约有 15页 87条的“罚款”条款。比如迟到一次罚款 50元，衣冠不整罚款 300元，精神萎靡不振罚款 1000元，在工作时间玩手机罚款 1000元，在厂区抽烟罚款 2000元……虽然玖龙纸业普通工人的月薪只有 1500~1800元，但罚款却多如牛毛，令人防不胜防，以至 SACoM认为玖龙纸业有违反《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之嫌。
也许玖龙纸业自己也已经意识到以上规定有点过了，据说有些部门已经把贴出来的罚款通报收起来了。而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不少企业在规章制度中规定了对职工处予罚款的内容，一些企业在实际处理职工的违法、违纪行为中也采用了罚款的处罚方法，在一些仲裁机构的裁决、法院的裁判中也有支持企业对违纪职工采取罚款的案例。那么，对于企业的“罚金”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呢？
罚款和经济赔偿
是两个概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罚款与赔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要求员工赔偿，应以员工给企业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为依据，而罚款只具有惩罚性而不具有对经济损失的赔偿性。据报道，在玖龙纸业，如果工人不小心弄坏了设备，那么不但要赔偿，而且还要罚款、扣考勤分（实际上也是罚款）。只要是出厂的纸产品，有买家投诉说有损坏，那么运输司机赔10%，叉车工和仓管部承担80%，装车司机承担10%。也就是说，销售出去的产品，只要损坏就全部由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对于企业要求劳动者赔偿的问题，《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16条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 15条规定：“因劳动者过错造成用人单位直接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用人单位可以从其工资中扣除赔偿费，但应当提前书面告知扣除原因及数额，未书面告知的不得扣除。扣除赔偿费后的月工资余额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难怪有人据此质疑玖龙纸业违反《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让月薪 1500元的工人承担 80%的经济损失，他到手的工资就很有可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但需指出的是，这个规定只适用于员工承担赔偿责任，并不适用于企业罚款。
罚款当罚不当罚
说到企业罚款的法律渊源，不能不提及 1982年国务院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其中第 12条规定：“对职工的行政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留用察看，开除。在给予上述行政处分的同时，可以给予一次性罚款。 ”第 16条规定：“对职工罚款的金额由企业决定，一般不要超过本人月标准工资的百分之二十。 ”该条例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全体职工。
可见当时是授予了企业罚款的权利，但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有此权利。公司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多元投资主体的企业等都不适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也就不具备对职工行使罚款的权利。即使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自 1995年《劳动法》执行以来，员工的劳动关系由其调整，《劳动法》并未授权企业可以对职工实施罚款。
不过，在部分地方性法律法规中，仍然可以找到企业罚款的依据。如《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 12条规定，劳动者违纪时，即使没有造成经济损失，也可以扣除部分工资作为处罚，扣除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应发工资的百分之二十。《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 4条、《河北省工资支付规定》第 17条、《陕西省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第 24条也作了类似规定，劳动者违纪时，即使没有造成经济损失，也可以扣除部分工资作为处罚，每月扣除后的剩余部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些地方没有明确规定企业可对职工处以罚款，但是也没有相应的禁止性规定。从上海市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因单位处分员工发生争议的，单位处分虽涉及经济扣罚等内容，但属于特定性、阶段性的，不涉及劳动合同的解除、变更的，单位有权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一般不作为劳动争议案件；用人单位做出的处分涉及劳动合同的变更或解除的，或者经济扣罚影响劳动者基本生活的，则可作为劳动争议案件。这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用人单位对违纪劳动者的经济惩罚权。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公众和企业员工对于用人单位的经济惩罚并非一概排斥。如近日央视的主播将澳大利亚首都说成了悉尼，四度把“圈(juan)养”念成了“圈 (quan)养”，按照央视规定，念错一个字要罚款 50~200元，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反而有人认为扣罚200元太轻了。但在玖龙纸业，只要有一个工友受伤，整队的人都将被扣除当月奖金，不但队长要被罚款，连受伤的人也要被罚款300元，以至于在工人中有“死一个人工厂还会赚钱”的说法，这些规定显失公平，甚至会影响员工的基本生活，令人难以接受。
企业是否有权设置
罚款条款
2008年 1月 15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516号）》，明确规定《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已被《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代替，《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中包括对职工罚款在内的内容因此被废止。而《劳动合同法》等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对于企业是否有权对员工罚款亦未作规定。因而用人单位对员工的罚款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思索。一种意见认为，按照现行有效的劳动法律，用人单位不能对职工处以罚款。《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规定：对财产的处罚只能由法律、法规和规章设定。罚款属于财产罚范畴，所以此项规定只能由国家立法机关和政府行政部门制定。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经济组织，无权在规章制度中设定罚款条款。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劳动者如有一般性违纪，应主要通过批评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另一种意见认为，用人单位均有权按照经过合法程序制定通过的规章制度、管理规定对职工处以罚款。企业罚款权完全不同于行政罚款权，是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一种约定，是契约的一种体现。倘若仅有规章制度而无相应的惩戒措施，那么制度就会变成一纸空文，而在一定范围内合情合理的经济性处罚却能获得较好的效果。只要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内容不违法、通过民主程序产生并公示，就可以根据其进行罚款，但罚款后发给员工的工资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应当说，随着《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被废止，这一问题在立法上的空白点更加凸现，应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明确此问题，否则劳动者的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企业也难以理直气壮地行使其管理职能，甚至可能引发“血汗工厂”之类的争议。
罚款不能开“无轨电车”
但需指出的是，即使在国家新的规定出台之前，企业罚款也不应开“无轨电车”。首先，劳动者应敢于对不合理的罚款说不。企业对于违纪员工罚款至少符合两个要件，一是处理的程序符合法律、集体合同、劳动合同以及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二是处罚的内容、程度不得超过为维护用人单位正常生产秩序所必需的限度。此外，扣罚违纪员工工资之后，员工的工资还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其次，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司法机构是不会干预企业的内部生产经营管理行为的，但是鉴于一些用人单位往往以罚款为名行克扣劳动者工资之实，影响到劳动者基本生活，因此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仅要审查经济处罚的合法性，还应审查其妥当性、合理性。
公司规章制度处罚条例篇5
关键词：证券法律体系 证券法律体系 内幕交易 行政制裁 法律模式
前言
一证券法律责任概述。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构成的数量达三百多种的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因此，调整证券法律责任的证券法是广义上的。证券法律责任是指证券市场行为主体对其违反证券法行为以及违约行为所应承担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证券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因此，它具备法律责任的一般特征，但证券法律责任也有以下独特的特征。(一)证券法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无论对行为人进行行政罚款，还是要求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责任必然以财产为主要内容。证券法律责任按照法律性质可以划分为证券民事责任、证券行政责任和证券刑事责任。按照主体不同可以划分为证券发行人的法律责任、证券公司的法律责任、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法律责任、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法律责任、证券交易所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法律责任以及其他主体的法律责任。(二)证券法律责任常常具有职务责任和个人责任并存的特点。证券发行人、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证券交易所以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导致承担法律责任时，其所在单位要承担有关赔偿等责任，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三)证券法律责任是与有价证券相关的一种具有综合性特点的法律责任，既具有公法责任的性质，也具有私法责任的性质。
二、中国证券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第一，较高层次的法律法规较少，主要是规章和规则。从现行证券法律法规体系的构成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证券立法虽然有3部，但因为调整范围较窄，如《证券法》仅调整股票和债券；《投资基金法》仅调整公募基金。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不多，证券市场急需的证券法配套法规如《证券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证券公司管理条例、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法规一直没有出台。现行体系中主要是证监会的部门规章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则。较高层次的法律法规较少，严重影响了证券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第二，实践中法律规则的作用较大，自律陛规则或合同规则的作用较弱。通常将证券监管体制分为法定型和自律型两种，但不管哪一种监管体制，都离不开自律。我们将基于公权制定的规则称为法律规则，基于私权、并通过合同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规则称为自律性规则或合同规则。在证券法律法规体系中，自律型规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现行的证券法律法规体系中，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制定的规则不仅数量相对较少，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尤其是，法律规则和合同规则的适用范围没有明确的区分，导致合同规则基本上没有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第三，部门规章在立法形式上不够规范，在内容上存在重叠、交叉甚至冲突。根据2000年3月颁布的立法法的要求，部门规章的制定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并以中国证监会令的形式实施。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具有行政规章的法律效力。但立法法》颁布以后，证监会以证监会令形式颁布的规章只有26件，大量的是其他规范性文件，在立法形式上不够规范。而证监会颁布的数以百计的规范陛文件中，在内容上存在重叠、交叉甚至冲突的现象，需要及时清理，进行废止或修改。第四，有些证券法律机制的构造不够合理，甚至会造成实施上的障碍。法律本质上是政策的反映，许多法律问题的讨论其实涉及政策问题，但法律机制本身也有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如证券法》规定的股票审核制度。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作为证监会内设的独立机构，它所行使的审核和证监会核准权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是不够明确的。第五，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严重不规范现象，影响了证券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如市场结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不够规范，导致法律法规无法有效实施。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存在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区别，而(《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股票交易的规定，没有根据这种不规范的实际情况制定，这样，就出现了法律法规在实际执行中的困惑和困难。第六，制度成本过高。健全、明确、透明的法律法规体系固然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如果法律制度的设计不科学，不仅发挥不了促进市场发展的应有作用，还有可能大大增加市场成本。例如，在制度设计中，动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就会增加市场成本。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此外，现行法律法规从总体上说还存在审}比．觇定多、监管觇定少的问题。
三、国内外法律对比。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证券法律责任由于香港的法律制度长期受英国的影响，因此，以判例为主的普通法成为香港法律的一个特点。香港没有综合性的证券法，有关政权的法律主要包括条例、附属法例、规则及一系列守则，如：《公司条例》、《证券条例》、《证券(内幕交易)条例、保障投资者条例》、《证券(公开权益)条例))、《证券(在交易所上市)规则》。除了以上法律法规之外，还有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香港公司购回本身股份守则》和香港<(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等法律。(一)证券民事责任制度在证券条例、公司条例》、《保障投资者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失实陈述条例等中规定违反信息公开义务的民事责任主要是：赔偿金支付、撤销合同、恢复原状。1990年颁布的《证券(内幕交易)条例对内幕交易所发生的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可分为对公司的责任和对股东或其他人的责任。前者是公司可要求内幕人士归还通过内幕交易而获得的利益；后者则是将公司成员的整体利益作考虑。香港证券条例第135条、第136条、第137条规定了市场操纵行为：制造虚假交易、制造虚假市场、不涉及是以拥有权转变的证券交易、流传或散播资料、使用使用欺诈或欺骗手段、证券价格的限制。第141条对违反这几条规定的人做出了民事损害赔偿的规定。(二)证券行政责任制度。1、不符合条件上市。在某种证券不满足理事会规定的上市条件或委员会处于保持有秩序的香港市场的目的而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取消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的上市资格。2、违法经营股票市场。任何人不得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之外零星建立或经营股票市场，不得有意协助经营香港联合交易所之外的股票市场。否则，可被处50万港元的罚款。3、擅自使用“股票交易所”、“联合股票交易所”、“联营交易所”或“联营股票交易所”等名称。
否则，可被判处10万港元的罚款。如不悔改，可在其继续犯法的期间以其处以每月5000港元的罚款。(三)证券法律刑事责任制度。《证券条例》第138条及于2003年4b1日修订生效的《证券及期条例都规定了违反虚假或误导陈述责任的刑罚处罚。证券条例》第13条的规定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技术犯罪，处5万港元以下的罚款或两年以下的监禁。香港《证券条例》第80条的规定了证券卖空交易的责任。通过两地证券法律责任制度的比较，可以看出，香港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是比较完善的。主要表现在：1、香港有完善的证券民事责任制度的规定。我国的证券法仅有1o条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而《股票香港发行和交易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也各只有一条原则性规定，使我国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中的民事责任非常落后。2、香港对有关证券法律责任的规定详细具体，切实可行。而内地证券法律责任的大量规定不够明确。具体表现在：一是对一些证券违法行为未作规定；二是监督管理主体的地位、职责不是很明确；三是对证券法律责任的追究缺少程序方面的规定等。因此有些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这也反映出内地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的不完善。3、香港的责任承担上很明显的带有金钱惩罚性质，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中有很多是通过金钱赔偿、行政罚款与罚金来实现的。并且对违反证券交易规则的行为一般处罚较重。而内地对证券违法行为所规定的罚款金额偏小，处罚条款过少，执法、司法力度不够，很难适应今后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当前违法犯罪行为不断加剧，涉及金额愈来愈大，现行法律中规定的罚款金额显然惩罚偏轻，不能有效打击证券违法犯罪行为。
公司规章制度处罚条例篇6
一、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中央的两次《指示》创办的，是一项政策性措施，《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1957年8月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创立。尽管在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享有立法权，《决定》是由国务院制定的，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他把中央内部指示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公布于众，确立了劳动教养这项法律制度。此后在1979年全国人大又批准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国务院的《决定》和《补充规定》也就成了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从法理上讲，《决定》和《补充规定》只是具有“准法律”性质的行政法规。《决定》和《补充规定》无论从行文结构，还是从文字表述内容看，不像是一部单行法，而更像是一份政策性文件。1982年国务院又批转了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作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运行的主要法律依据，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试行办法》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完善和补充，其只能算是“准行政法规”性质的
部门规章。以这些法规、规章为依据的劳动教养制度显然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虽然，在后来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单行法律中都有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但都是适用劳动教养，而不是对劳动教养具体制度的规定。 “劳动教养只有政策，没有法律”的观点虽有偏颇，却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劳动教养制度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其他法律制度存在较大矛盾
现行劳动教养法律法规和我国以公布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有关内容相矛盾和冲突。《行政处罚法》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另外，《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作为限制人身自由长达1-4年的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都是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组成，制定主体不一，效力等级参差不齐，没有一部基本法律对劳动教养作出规定，作为一种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制度的存在，直接与《行政处罚法》、《立法法》的规定冲突。
（三）劳动教养制度和我国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相冲突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主持制定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与这项公约有很大冲突，特别是在限制人身自由方面。《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一项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纠正”。而在目前劳动教养制度下，确定一个公民是否应受劳动教养的根据不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而是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最主要依据就是国务院批转的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要求，这种行政部门制定的规章，是不能直接用来作为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的。另外，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的精神，任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都必须始终处于司法机关的合法控制下。而在我国目前劳动教养制度中，只要被劳动教养人本人对劳动教养决定没有异议，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这一现实，显然是违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上述精神的。
（四）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执法存在随意性
自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以来，我国立法机关制定和颁布了不少含有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行政机关也制定、颁布、批转了不少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执法机关也对劳动教养工作制发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可谓“法出多门”。然而，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是实体规定，程序规定几乎为零。就其实体而言，有些规定过于原则，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中难以把握；有些规定过于直接、具体、不具有前瞻性，现在看来有的已明显滞后；另外还有些规定或前后不一、或相互矛盾，有的甚至与基本法律的规定相抵触。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
正是由于劳动教养法律规范缺乏统一性，使得公安部门适用劳动教养和劳教机关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随意性。劳动教养机关在审批和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缺乏统一的标准，难以对案件作出公平、公正的处理。在执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罪错性质、情节基本相同的行为人，而被决定劳动教养的期限却悬殊一年甚至两年的情况，这样的结果不仅影响了法律尺度的统一，执法的公平、公正，而且也影响了劳动教养的执行。对处罚过轻的起不到教育警示的作用，相反还会纵容犯罪；对处罚过重的，会使被劳动教养人产生抵触情绪，不安心服教，闹申诉，既给劳动教养执行机关增加了教育转化难度，又给法院增加了诉讼成本。另外由于执法上存在随意性，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在现实办案过程中存在不少由于缺少法律规定滋生的以罚代教、以教代刑的不正常现象。
二、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的重要意义
1、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
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法律制度组成部分之一，其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之一。劳动教养制度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创造，也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实践。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符合我国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的客观需要。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到到二O一O年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形成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必须先完善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这是当务之急。并且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劳动教养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立法工作已滞后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和劳动教养工作实践。我们要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立法完善。
2、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是维护劳教人员合法权益的需要
劳教人员作为国家公民其合法权益理应受到保护。虽然我国在劳教工作中实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方针和“像父母、像老师、像医生”的“三像”政策，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各种侵犯劳教人员权益的现象到处可见，如：公安机关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行为人没有知情权；执行劳动教养过程中，劳教人员对延期以外的处罚没有诉权等等。这些都严重侵犯了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使劳教人员是欲辩无据，欲诉无门。这就需要一部完整、系统的法典对之作出详尽的规定，对劳教人员的权益予以确认和保护。从而在根本上杜绝因法律漏洞而造成的侵犯人权的现象。
3、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是适应国际人权领域斗争的需要
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劳动教养作为攻击我国法律制度和人权状况的借口，加快立法，完善劳动教养制度是对他们的最好还击。西方敌对势力攻击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三个焦点是（1）关于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攻击；（2）关于劳教人员劳动状况的攻击；（3）关于劳教企业产品参与市场和组织劳教人员出卖劳务的攻击。尤其是对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攻击尤为强烈，他们认为，公民犯了法就要坐牢、蹲监狱，相应地就可以剥夺其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而作为行政措施的劳动教养制度却对那些并不构成犯罪的公民同样限制了人身自由，还强迫他们劳动，是一种侵权行为。我们要适应国际人权领域的合作与斗争形势，向国外展示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文明，就必须理顺劳动教养法律体系，完善劳动教养制度。
4、劳动教养制度立法完善是实现分权制衡的需要
当前对一名公民适用劳动教养，公安机关自己抓，自己批，复议还是自己看，缺乏必要的权力监督和制约。因此，从当前劳教制度的特殊性出发，迫切需要建立起公安机关办案，人民法院审理判决，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办案、人民法院审理、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及提请复核等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建立，打破公安机关对劳动教养决定的集权制，实现分权制衡。但是建立这些法律制度涉及到公、检、法、司等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已经超出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调整范围，逐一由权力机关通过单行决定已不可能实现，只有依赖于制定一部劳动教养法典解决。
三、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完善
（一）劳教立法对劳动教养制度要定性明确，定位准确
性质不明是制约劳动教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劳动教养进行定性是完善劳教法律制度的关键。劳动教养制度自从创建以来,迄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创建初期,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可见劳动教养的性质被看作是一种强制教育措施。但是从目前我国劳教工作的实践看,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贯彻实施意见,进而明确把劳动教养列为一种行政处罚。因此,与创建时相比,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不再是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而成为打击处理违法行为的一项重要手段。因此,笔者建议在修改和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为了防止劳动教养法律成为“准刑法”,应明确坚持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性质,将其归入行政法范畴。目前,有些人认为把它归入行政处罚,会与《行政处罚法》某些规定相矛盾。笔者认为,虽然《行政处罚法》中列举的处罚种类没有劳动教养,但它有两条弹性条款。《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七项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这就为把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提供了法律依据。
劳动教养的法律地位问题是完善劳动教养制度，进行劳教立法亟需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劳动教养的法律地位很重要,而目前我国法律处罚体系不完备,法律地位不明确。从《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情况看,二者规定的处罚期限大体衔接。维护社会治安的处罚体系在形式上似乎是完备的,轻的由治安管理处罚制裁,重的由刑罚制裁。但二者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并不协调。《刑法》中规定犯罪行为有近400种,与《条例》规定的77种行为有较大的差异。《刑法》和《条例》在违法犯罪行为规定上存在“空档”是劳动教养得以存在的法律基础。事实上,那些“大法”管不到,“小法”管不了,“大法”不犯,“小法”常犯,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罚,给予治安处罚又太轻的大有人在。他们对社会治安构成了威胁,应有相应的处罚。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措施,显然要比治安处罚严厉得多,所以,它只能是介于刑罚和治安处罚之间的一个处罚层次。这就需要在制定劳动教养法时明确《劳动教养法》与《刑法》和《治安处罚条例》之间的关系。《劳动教养法》应作为连接《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间的一座桥梁。因此,《劳动教养法》的立法形式应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以便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衔接。
（二）实体和程序都要体现公平，合乎正义
法律的最优秀的品质是公平与正义，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作为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以实现社会防卫为目的的，所以劳动教养立法应遵循国家优位理念，维护国家利益。未来的劳动教养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上都要充分体出公平与正义。
1、实体规定应当内容明确、体例完整
劳动教养立法应有科学的态度，对现行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的梳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破旧立新。不能纯粹为“立法”而立法，要对劳动教养的立法原则，法律依据，劳动教养的性质、地位，劳动教养适用的范围、对象，期限，以及劳动教养的法律监督，劳教人员的权益保障等实质性问题制定出明确的法律条文，作出明确的规定。在相关问题的处理上要考虑周全，注意好与其它法律制度的衔接。在立法体例上，可参照《刑法》，原则性的、概括性的规定在“总则”部分，违法犯罪的构成及适用标准、期限等具体规定，在“分则”部分详细列出。
2、程序设置应当司法化
要通过适当的简易司法程序,决定是否对行为人实行劳动教养。公安部门的治安机关负责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治安案件进行调查,认为需要收容劳教的,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人民法院设立“治安法庭”,受理公安机关诉请劳动教养的治安案件,开庭审理并作出是否将被告人收容教养的判决。法院开庭审理治安案件应通知检察院,检察院认为必要时,可派员出庭监督审理过程。被告人有权自行或委托律师辩护;不服一审判决的,有权上诉。上一级人民法院的裁决为终审裁决。参考书目：
1、李龙主编：《依法治国方略实施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
2、周旺生主编：《立法学教程》，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版。
3、李贵连主编：《二十一世纪中国法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4、夏宗素、张劲松主编：《劳动教养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 版。
5、常兆玉主编：《劳动教养管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 版。
6、《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版。
公司规章制度处罚条例篇7
关键词: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力;处罚程序;救济机制
中图分类号:G8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7-3612(2010)05-0017-05
Probe into the Punishment Power of the Sport Social Group
WANG Quansheng,CHEN Guang,ZHANG Hongzhen
(Shandong University,Weihai 264209,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sport social group is nonprofit social organizations. Its punishment powe r comes from the state power authority, and it is the quasiexecutive power. T he basis for the exercise of its power to punish is based on the group charter.But the sport social group must identify the principle, scope, forms of its pun ishment power. Moreover, the sports social group must comply with the due proce ss which the charter stipulates, and the party of penalty is entitled to certainrelief right. The Sports Law shoul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 of the punishment power of the sport social group.
Key words: the sport social group; the power of punishment; the procedur e of punishment; relief mechanism
近几年来,中国足协频繁地行使其处罚权,对其会员单位及足协会员实施了各种类型 的 处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据统计,自2004年11月4日中国足协作出《关于中甲联赛中 违规违纪的处罚决定》到2009年8月25日中国足协作出《关于对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教练员 违规违纪的处罚决定》,中国足协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共实施了142件处罚[1]。中 国足协, 作为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是我国体育社会团体的一种类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第49、50条的规定,它有权依照其章程规定对其会员进行处罚。然而在实践中,关于体 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权的行使存在诸多疑问,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梳理。
1 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来源
体育社会团体为什么会有处罚权,弄清这个问题就得要考察一下体育社会团体的法律 地位。体育社会团体是指什么样的组织?《体育法》在其第五章专门规定了“体育社会团体 ”的内容,但对什么是“体育社会团体”则没有界定,它只列举了各级体育总会、中国奥委 会、体育科学社团、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这些组织形式。在国家体育总局2001年9月24日 通过的《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了全国性体育社会团体包括国家体 育总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以及由国家体育总局发起成立的全国性体育协会、学会、研究会、 联谊会、基金会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这一规定不仅明晰了体育社会团体的形式,更重要的 是明确了它的法律性质即“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当然体育社会团体是专业性的社会团体, 它必须符合社会团体的一般性法律规定,这就是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公布实施的《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其第2条规定的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 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那么依据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对体育社会团 体作出如下界定:体育社会团体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的体育活动的意 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与一般社会团体一样,具有非政府性、非营 利性、自治性等特点。另外,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我们也可以认定体育 社会团体必须是法人,是社团法人,是实行自律性管理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那么作为社会团体为何取得了处罚权呢?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 一种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权是因契约而产生的自治权。该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团体 是其成员为实现一定的体育活动目标而自愿缔结的共同组织,为明确组织及其成员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他们就必须订立契约,也就是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成员通过一致同意而达 成契约,并通过一定的机构和程序,依照契约条款让渡自己的部分自予体育社会团体, 体育社会团体则通过契约获得成员让渡的权利并集合为自的内核。”[2]体育 社会团体的处罚权是其自治权的重要内容或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权是行使 社会公权力的体现。该观点认为,人类生活的领域有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分,对人类公共 领域的治理的权力就是公权力,它又分为国家公权力与社会公权力。国家公权力主要是由国 家机关来行使,而社会公权力则是由社会各种公共组织来行使,“社会公权力是社会自治的 表现,存在于社会之中,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它是社会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自觉认识与自发 管理。”[3]社会团体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共组织。
虽然以上观点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并不准确。我们认为,体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权是来自 于国家权力的授权。体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权从性质上看,是类似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 我们可以称之为“准行政权”,因为行使这种权力的主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而是社会团体, 所以它又不能等同于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因为它是一种公共管理权力,必须由法 律上明确授权。公共社会团体享有原属于行政机关的“公权力”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如德国 的公法社团、公营造物、公法财团等,法国的一般公法人、特别公法人等。但这些公权力都 来自于国家的法律明确授权。我国体育社会团体享有的处罚权也是来自于国家的法律授权。 我国《行政处罚权》第15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 实施。”但该法第17条接着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 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可见享有处罚权的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 权的组织。体育社会团体作为在一定范围内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 实施行政处罚。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体育法》第49条、第50条明确授权了体育社 会团体的处罚权,第49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 ,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第50条规定:“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的药物 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由此,体育社会团体获得了国家法律 的授权从而拥有了类似于行政机关的处罚权。关于其他社会团体行使一定的公权力也有法律 明确授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0条律师协会的授权:“律师协会按照章程给予 奖励或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64条对证券业协会的授权:“监督、检查会 员行为,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协会章程的,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2 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行使依据
既然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来源是国家法律的明确授权,但是体育社会团体处罚的依据 是什么呢?根据《体育法》第49条、50条的规定,体育社会团体行使其处罚权的依据是团体 章程。
社会团体的自治性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规则、规范来进行治理的,麦基弗认为:“任何 一个团体,为了进行正常的活动以达到各自的目的,都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约束其成员, 这就是团体的法律。”[4]章程是社会团体法律中的法律,是“社会团体自治的宪 法性文件,是由会员按照一定的程序共同决定的。”[5]
社会团体章程有一定的规范要求,1998年11月3日,民政部《关于清理整顿社会团 体审定和换发证书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级民政局对于社会团体要参照民政部制定的《社 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对社会团体的章程严格审核。根据国务院制定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民政部通过的《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的规定,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内容包括以 下方面:“1) 名称、住所;2) 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3) 会员资格及其权利、义 务;4)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5) 负责人产生与罢免的程序;6) 章程的修改程序;7) 资 产管理和使用原则;8) 终止程序和终止后的资产处理;9) 其他必要事项。”从我国现有 体育社会团体章程的规定来看,如《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等, 从内容要件上来看基本上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如果说体育社会团体章程是体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权的依据,那么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 为罪”的法理原则,则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须明确规定它的处罚原则、范围、方式等。以《 中国足协章程》为例,它只在第五章“罚则”实际上只有2条条款中(即第27、28条) )规定了中国足协处罚的范围、原则与种类。从这些规定来看,处罚原则、范围及方式规定 都较简单。另外,在章程中它授权了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诉讼委员会有一定的处罚权力及 范围,而且通过这样的授权,中国足协出台了《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 》,具体由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作出处罚。这应当怎么看?从中国足协所进行的处罚情 况来看,基本上都是由其纪律委员会作出的处罚。实际上,这并不违背《体育法》关于处罚 权的章程依据的规定,章程可以作出授权规定也可以只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在其他的处罚规 则或纪律规则对处罚的原则、范围、方式进一步具体化,可以视为章程的规定。
在实践中,有这样的几种情况使得体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权无法落实或无法正当行使:
1) 没有制定章程。没有章程当然无法作为体育社会团体处罚的依据。为什么会没有 章程呢?这与我国现阶段的体育社会团体产生与发展的状况有关。我国目前存在的体育社团 多数是自上而下成立的,为‘官办’或‘半官办’性质,是政府权力的延伸,具有强烈的行 政性。这种由政府发起或建立的社会团体还没有完全建立自己的章程,我国目前很多全国性 的单项体育协会没有自己章程,地方的各种体育社会团体没有章程的现象存在更为普遍;
2) 有章程但缺少对社会团体处罚权的规定。如2009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通过修改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章程草案》(它还不是正式法案,还必须经过民政 部的批准)就缺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处罚权的规定。那么,《体育法》赋予中华全国体育总 会的处罚权无从落实;
3) 章程中关于处罚权相关的规定违法的现象比较突出。以中国足协为例,《中国足 协章程》第62条规定:(1) 会员协会、注册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本会、 其它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业内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本会的仲裁委员会提出 申诉。(2) 仲裁委员会在《仲裁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的范围内,作出的最终决定,对各 方均具有约束力。(3) 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上述范围外的裁决,可以向执行委员会申诉,执行 委员会的裁决是最终裁决。(4) 会员协会和联赛组织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其管辖范围内的足 球组织和个人严格遵守上述规定。(5) 违反上述规定将根据中国足协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该条款涉及违背法律原则的规定,如违背仲裁法确定的仲裁必须双方自愿的原则;另外做 为体育社会团体,不能在自律规则中规定剥夺司法的救济权与审查权。
3 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行使程序
准确地讲,关于处罚权的行使范围、条件、方式、程序等内容都应该在体育社会团体的 章程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增强它的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考察了多数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在 章程中对行使处罚权的程序都没有作出规定,以《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为例,其第五章设定 了“罚则”的内容,但条款仅有两条,即第27条、第28条,第27条规定了中国足协处罚权的 范围和原则,第28条规定了中国足协处罚的种类,对于处罚权的行使程序只字未提。在中国 足协制定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第四章关于“纪律委员会的组织 和工作”第三节中,规定了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实施处罚权的工作程序。该工作程序规定较 为简单,操作性有待加强。这里我们探讨一般性的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行使程序,主要包 括以下4个环节:
1) 提交报告。针对竞技比赛过程中发生的违纪违规事件,有关主体应及时向体育 社会团体章程规定的决定主体提交书面报告。有关主体一般有裁判员、运动员、教练员、俱 乐部等协会其他成员,甚至社会观众也可以向特定的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主体提交书面报 告。
2) 受理。在章程规定的时间内,由章程规定的受理主体受理投诉,并进行初步审查 ,整理投诉报告。如《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规定纪律委员会执行秘 书整理投诉报告,报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
3) 审查。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主体针对投诉进行审查,必要时主动收集证据,对 投诉事实进行调查,查明事实。这个环节很重要,因为事实认定是体育社会团体作出正确处 罚的前提。不能正确认定违规违纪事实,就无法准确地作出合理与正确的处罚。
4) 作出决定。体育社会团体针对投诉情况进行审查,如果违纪违规则事实确实,那 么体育社会团体依据章程及其他规章对违纪违规对象作出处罚决定,并将此处罚决定通知相 关当事人或公布。
虽然体育社会团体有法定的处罚权,但是也要注意处罚权的正当行使,符合法律规定的 “正当程序”。近些年来因处罚的程序正当性缺乏,被处罚的主体将作出处罚决定的体育社 会团体告上了法院,最典型的就是2002年1月7日亚泰俱乐部以中国足协为被告,向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中国足协撤销2001年10月16日中国足协纪律委 员会作出的14号决定,赔偿因上述处罚给原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300万元。主要依据之一 就是中国足协在做出处理决定时没有告知相对人的陈述权、申辩权和申诉权。虽然最后法院 并没有受理,但中国足协在处罚上作了很大让步。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0条至42条规定了 听证程序,它就是行政处罚正当程序的一个要求,即行政机关在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重大决 定时,应听取相对人的意见,这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一些体育社会团体也设定了听证程 序,如《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规定“处理重大违规违纪行为时,可 由主任委员决定组织听证会。”但在实际运作中,听证程序可能并不适用,如“在《关于对 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足球队处理的决定》中,处罚 涉及的有运动员60余人,俱乐部5人,处罚的种类有取消本年度升入甲A联赛的资格、取消引 进国内球员的资格、降级、停止工作一年、取消注册资格、取消转会资格,都是相当严重的 处罚,但处罚未经听证就做出,在程序上有待商榷。”[6]
4 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救济机制
体育社会团体行使处罚权肯定会对处罚相对人造成一定权利与利益的损害,在体育社会 团体不合法、不合理、不正当行使或者滥用其处罚权时,被处罚的相对人如何寻求救济,这 个问题现在学界很少研究,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要,完善的体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机 制应该包括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救济机制。根据我国现行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行使状况 ,我们认为应建立与完善以下救济方式:
1) 申诉。体育社会团体在对其会员做出处罚决定后,应允许处罚相对人申诉,并为 处罚相对人申诉提供条件。申诉是处罚相对人针对处罚权主体的处罚决定,有权利阐述自己 的意见,并要求重新作出处罚决定,以减轻或消除处罚的一种行为。申诉是内部的一种救济 方式。一些体育社会团体在章程或其他处罚规章中明确了处罚相对人的申诉方式,如《中国 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就规定了受理申诉的机构或受理申诉的案件范围。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体育社会团体关于申诉的规定并不完善,如缺乏申诉程序、申诉时间等的 规定,甚至对申诉范围作出严格限制。从法理上讲,只要是作出了对相对人不利的处罚,不 管是严重还是轻微的处罚,对其权利与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相对人都可以提出申诉。 中国足协就对相对人的申诉范围作出规定,只有以下八种情形才能进行申诉,即“1、停赛 或禁止进入体育场、休息室、替补席6场或6个月以上;2、退回奖项;3、禁止从事任何与足 球有关的活动;4、取消比赛结果、比分作废;5、联赛扣分、禁止转会、降级、取消比赛资 格、取消注册资格;6、进行无观众比赛、在中立场地进行比赛、禁止在某体育场(馆)比 赛;7、对赛区罚款2万元以上、对俱乐部(队)罚款5万元以上、对个人罚款1万元以上;8 、其他更严重的处罚。”我们认为这样是不合适的,申诉是受处罚人的一种权利,申诉不申 诉或在什么样情况下才进行申诉是受处罚人自己决定的结果。
2) 调解。调解是在第三人主持下,由作出处罚的体育社会团体以及处罚相对人在一 起协商,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的行为。调解既可以是内部的调解,也可以是外部的调解, 主要决定于调解的第三人的身份地位,如果该调解人是体育社会团体的内部成员,则是内部 调解,反之,调解人是体育社会团体以外的组织或个人,则该调解是外部调解。通常情况下 , 内部调解不可行,而多由外部调解解决,这一点从我国体育社会团体章程及规章中没有设置 调解制度中看出来。
3) 仲裁。仲裁是根据行使处罚权的社会团体与受处罚人达成的协议,将争议事项提 交第三方居中裁决争端的方式。我国《体育法》第33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 由体育促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1998年12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的《关于严格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行为的规定( 暂行)》第18条规定:“如当事人对有关单项协会的处罚决定有异议,可按照有关体育仲裁 的规定申请仲裁。”第19条规定:“运动员、相关人员及其单位与有关单项体育协会达成仲 裁协议的;国家体育仲裁机构的仲裁结论是最终结论。”尽管如此,国务院并没有出台体育 仲裁的行政法规,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仲裁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虽然中国足协在其内部 建立仲裁委员会,但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仲裁组织,严格来讲它就是内部的调解机构。因此 ,我国应尽快建立独立的体育仲裁机构,不仅是体育纠纷的一种解决方式,更可以成为处罚 相对人权利救济的一种重要渠道,国际体育仲裁机构以及很多国家的体育仲裁机构在解决处 罚机构与相对人纠纷方面已有很好的尝试,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
4) 诉讼。诉讼是各国权利救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救济渠道。诉讼就是处罚机构 (处罚的体育社会团体)与处罚相对人将争议提交到国家司法机构,由司法机构根据法律规 定的程序进行判决的行为。但采用诉讼方式,有学者认为“应当首先用尽体育行业内部的救 济措施。”“之所以设立用尽内部救济原则,主要目的是节约司法资源,避免一些由内部机 制就可以解决的当事人的权利救济问题,进入司法程序,浪费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另一方 面,用尽内部救济原则在某一方面,也是对被诉一方当事人的管理权限(行政管理权限、行 业管理权限)与管理秩序(行政管理秩序、行业管理秩序)的一种维护。”[7]这 有一定的 道理,毕竟司法资源有限,而且在解决纠纷的效率上不如内部的救济机制。但在实践中,因 缺少法律的明确依据,法院在受理这样的纠纷案件存在制度障碍,典型的就是2002年1月7日 亚泰俱乐部状告中国足协案,法院就没有受理,这些年中被处罚人权利救济的案件没有受理 过。我们认为应探索司法的救济渠道,在制度上加以完善,“现代行政法将国家行政以外的 社会公共行政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包括相对人可对之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可对之进 行司法审查)就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权力作用范围的扩大而 越来越具有迫切性。”[8]这一观点目前已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我们也希 望通过现 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能够将社会团体与其成员的纠纷案件纳入到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 范围当中,能够确立受处罚人权利救济的最重要的措施与制度。从各国的法律制度变化趋势 来看,“对社团或社团的内部处罚进行司法审查被提上了日程。法院已经对社团章程中的处 罚是否有足够的依据,处罚是否符合章程规定的程序,被处罚者是否依照法律的规定被征求 过意见等进行审查。此外,法院还审查社团的有关决议是否‘显然不合理’或者是否违反善 良风俗,或处罚已超出了私法范围,且达到了僭越国家刑事权力的地步等。”[9]
5 进一步完善我国体育法关于体育社会团体的处罚权制度
现行的《体育法》是1995 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已经施行十四年了,它 的立法指导思想及主要内容都或多或少地过时了,关于它的修改也逐步提上了立法议程。关 于社会团体制度的规定除《体育法》第五章以五个条文规定以外,在其他章节中也有,如第 29条、第31条、第33条、第34条、第42条、第48条、第49条、第50条,关于社会团体处罚权 的规定主要见于第49条、第50条。从制度完善的角度来看,关于体育社会团体处罚权的规定 还需要在以下方面有所改进:
1) 国家行政机关与体育社会团体的职能的分离要明确。在体育法中,根据《体育法 》第29条、第31条、第40条的规定,中国的单项运动协会是依据《体育法》和国家体育总局 的授权,负责对各运动项目进行管理,享有与运动项目有关的管理权和处罚权以及对外代表 国家的权力。那么体育社会团体的管理权(包括处罚权)与国家体育行政机关的管理权(包 括处罚权)如何明确界分呢。还有根据《体育法》第50条的规定,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的 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以中国足协为例,其章程并没有明 确规定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处罚规定,而在中国足协制定的《中国足球协 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仅有第65条规定:“对使用兴奋剂的,依照国家体育总局 颁布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在国务院2004年1月13日通过的《反兴奋剂条例》基本上规定 的是国家体育行政机关的处罚权,而只有第46条规定:“运动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有关 体育社会团体、运动员管理单位、竞赛组织者作出取消参赛资格、取消比赛成绩或者禁赛的 处理。”该条例规定的处罚权的主体、处罚方式与中国足协章程及其相关规章规定都不一致 ,这样增加了实践操作的难度。我们认为,《体育法》修改时须对国家体育行政机关与体育 社会团体的职能重新定位,尤其是对它们的处罚权要界定明确。
2) 加强国家体育行政机关或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对体育社会团体章程及其规章的合法 性、合理性等的审查。体育社会团体行使处罚权必须遵守这样的前提,“首先社会团体不得 超出自治范围对社会团体成员以外的其他公民的权利施加影响,也不得超出自治的地域范围 和自治事项的限制;其次,社会团体行使公权力不得超出章程的限制,不得超出社员权利的 范围侵害社员的公民权利,也就是说惩罚性手段行使的正当性范围限于对社员权利的限制或 者剥夺;最后,在行使权力的手段上不得采用法律保留的手段,例如不得采用国家法律保留 的人身罚。”[2]除了前文讲到的中国足协章程第62条涉嫌违法或规定不当以外, 在其他的 规章中也存在不合法、不正当的问题,如1998年11月15日中国足协公布的《中国足球协会运 动员身份及转会规则》第61条规定,“凡在转会中出现争议,可向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 提出申诉,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将作出裁决。有关转会费的争议,将按不超过参照数30 %的标准裁决。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章程,有关争议不得在中国足球协会之外寻求申诉或裁决 ,这一规定应写入转会协议中。”该规则第65条规定,“对第一次裁决不服,可在接至裁决 后7日内,以书面形式要求中国足球协会复议,并交纳手续费2000元。中国足球协会在接到 申请复议书后15天内进行复议,并作出决定。此决定为最终决定。”这些规定明显违反了《 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3) 明确体育社会团体行使处罚权的原则、范围及正当程序等。《体育法》第49条、 第50条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了体育社会团体行使处罚权的适用范围、基本条件,关于处罚权的 原则、程序等都没有作出规定。还以中国足协章程及规章为例,《中国足协章程》第27条、 第28条规定了中国足协处罚权的范围、原则及种类,而在中国足协制定的《中国足球协会纪 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关于处罚权的范畴、原则及种类并不是完全一致,甚至与《体 育法》第49条、第50条规定不相吻合。比如,《体育法》第50条规定,在体育运动中使用禁 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但中国足协制定的《中国足球 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试行)》第3条关于处罚规则的适用范围规定:“本准则及处罚 办法适用于中国足球协会管理下组织的比赛。”可以看出,“体育运动”与“中国足球协会 管理下组织的比赛”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非由中国足球协会管理下组织的比赛或中国足球 协会会员进行非比赛的体育运动中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就不属于中国足协处罚的范围 了。因此,为保障制度规范的统一、协调,《体育法》应明确体育社会团体行使处罚权的基 本原则、范畴及正当程序,以作为体育社会团体章程及规章的法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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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规章制度处罚条例篇8
乙方(承包方)：
为强化我公司内部施工合同的管理，提高工程质量，缩短工程工期，确保安全生产，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做到责、权、利相结合，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2．工程内容： 面积 层数
3．承包范围：
4．合同造价：
5．施工地点；
第二条 施工工期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工期每拖延一天罚乙方合同价的 工期每提前一天奖乙方合同价的
第三条 工程质量
1．工程质量等级
2．工程达到优良，甲方除按上级规定奖励外，加奖乙方负责人 元。
3．工程达不到质量等级要求，罚乙方负责人 元。
4．出理重大质量事故造成的政治经济损失．按有关规定处理。
5．
第四条 施工安全
1．杜绝重大伤亡事故。
2．轻伤负伤频率控制在 以下。
3．施工期间发生一起死亡事故．除按上级规定的处罚外，处罚施工队长 元，工地安全员 元。
4．发生一起重伤，除按上级规定的处罚外，处罚施工队长 元．工地安全员 元。
5．轻伤负伤频率每超一个千分点罚施工队长 元。
6．发生伤亡事故的经济损失由
7．施工期间未发生安全事故奖施工队长 元。
8.
第五条 社会治安
1. 贯彻落实上级法规制度，以人为本、做好防范。
2．安全制度不健全．无专职保卫人员，罚乙方 元．每出现一起治安案件罚乙方 元．
每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罚乙方 元．
3．施工期内不出现重大治安和刑事案件奖励乙方 元。
4． 。
第六条 成本控制
1．工程成本范围：按照总公司[1998]9号文件(单项工程管理及成本核算办涤)所规定的范围执行。
2．工程材料节余．甲乙双方按 比例分成，超支使用按有关规定处理．
3．人工费含量控制在上级规定系数内，栋号管理人员每月发放工资额的 ％，待工程决算后，有节余给予补发，并加发扣留额的 ％，亏损不予补发。
4．其他事宜：
第七条 上缴综合管理费及分配
1．乙方上缴甲方综合管理费率为 ％(以工程决算审定值为准)．
2．工程优良奖的分配比例为
3．工程审结后的节余甲乙双方按 比例分配。
4．工程亏损甲乙双方 比例承担。
第八条 双方权利和义务
(一)发包方
1．应按承包合同规定，监督管理好，履行本合同，做好指导、协调、服务工作。
2．对承包方因管理不善，发生重大经济损失或不胜任者，可解除承包合同，更换乙方负责人。
3．按合同规定兑现奖罚条款。
4．
(二)承包方
1．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法规政策．对工程的管理负全面责任。
2．履行本协议．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建立以施工队长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
3．风险金抵押按工程总造价的 。
4．
第九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上级及甲方有关政策、制度执行。
第十条其他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报总公司一份，甲乙双方签字整章后生效，工程竣工结算完毕后终止。
甲方 (章) 乙方：(章)
总公司意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