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内幕

1949年11月9日，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原属国民政府官僚资本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在香港的爱国员工3000人，毅然脱离政权，宣布起义，投向新中国的怀抱。

两航起义发生在被称为“自由港”的香港，两航当时的处境既非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也非走投无路束手待擒，而是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巨大鼓舞下，爱国员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走上了重返新中国的光明大道。

“我们应该立即回去，整理并重建我们的事业，以开始对于人民真诚的服务。”中航公司全体员工在签名起义宣言中这样写道。

两航起义至今已近63年了，但他们的爱国精神永存！

一、副主席作出重要指示：要发动两航员工全面起义，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

1949年8、9月间，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向西南、华南挺进。8月下旬的一天，副主席在北平接见了中共华东局派来的代表，并作了重要指示：要发动两航员工全面起义，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先把两航基地拖在香港，拒迁台湾；新中国需要强大的民航事业，争取人是最主要的。

两航公司分别成立于1930年和1931年，隶属国民政府交通部管辖，均为运输企业，与的政治军事机构完全不同。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两公司都引进了美国新的民航飞机和机务、通讯、导航等方面的先进技术装备和成套技术资料，并以高薪吸引和聚集了中国航空界众多优秀人才。其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较强的技术力量在远东国际航空公司中首屈一指。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两航公司陆续从上海迁到英国统治的香港。两航立足未稳，基地就被港英当局征用，并且航线日蹙，营业额骤降，公司日益陷于困境。

来港后短短几个月，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港英当局的排挤，政府的逼迁，每个员工都面临着三种抉择：去台？留港？回大陆。如从个人生活考虑，跟随公司去台湾，可以继续任职；脱离公司留香港，他们均有一技之长，在港也不愁生计。但他们考虑更多的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尊严，对故土的眷恋。

为贯彻两航“整体起义”的英明决策，党中央派代表吕明、查夷平来到香港，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迅速开展工作，分别从各个渠道向两公司上、中、下层齐头并进，做好策动起义工作。特别是通过刚刚筹建的港九民航工会，抓住反对迁台这个中心，启发员工的觉悟，积极进行秘密串联宣传教育，为起义做好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

起义回大陆后，曾多次被评为省级劳模、模范共产党员的太行仪表厂主任技师郁洪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心情非常激动。那时他20刚出头，母亲、哥嫂都在香港。临行前，当他眼含热泪向亲人告别时，妈妈泪流满面，挤出一句话：“妈含辛茹苦养你这么大，你就忍心走？”哥哥在一旁骂道：“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将来吃了苦头别后悔！”他对母亲、哥嫂说：“别难过，我以后会回来看望你们的。”临走他将平时节省下的钱全部留下，以尽一次当儿子的孝心。

经过几个月的策动准备，起义工作逐步就绪。为协调两个公司上、中、下各方面的行动部署，统一指挥中航与央航的起义行动，起义前夕，党组织在九龙半岛酒店成立了两航起义指挥部，并确定了起义日期。

二、11月9日凌晨5时，11架飞机相继腾空而起，飞向了新中国的怀抱

北飞行动拉开起义序幕。

当年两航起义筹划组织者之一、港九民航工会副主席、央航公司液力股股长，回大陆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楼阅秉回忆道：“起义前夕，为慎防失密，麻痹敌人，起义时间只通知主要负责人和与北飞直接有关的人员。我是11月8日接到吕明通知的。那时两航公司的业务表面上照常进行，对外继续客运售票，仍安排给政府运钞票等货运飞往各地的航班。留港飞机则采取‘技术停飞’，将翌日不能北飞的飞机拆除关键零部件，分散保管。同时，组织起以工会积极分子为骨干的纠察队控制机场电话、通讯，确保9日凌晨12架飞机的安全起飞。

11月8日晚8时许，央航总经理告诉我，起义指挥部决定领导成员拟乘央航‘空中行宫’，并将驾驶‘空中行宫’的任务交给了当时飞行技术最高的潘国定。潘国定不惜和妻子离婚，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

北飞因事先已安排好，接受任务后，我当即会同另外三人前往机场恢复‘空中行宫’的正常飞行条件，并做了进一步的检查。”

北飞前夜大量的准备工作周密、谨慎而卓有成效地进行着，对许许多多参加北飞前夕准备工作的爱国员工来说，1949年11月8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大家上下一致，紧张战斗，一夜间完成了平时要用几天才能完成的任务。

11月9日凌晨，香港启德机场上空蒙着一片薄雾，万籁寂静。中航、央航两位公司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在吕明、查夷平陪同下，怀揣两航起义通电提前到达机场。各机组人员于凌晨5时进入机场，各就各位，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各机顺序进入跑道起飞线。

“空中行宫”第一个钻入云层，飞抵目标北京，另外11架飞机相继腾空而起，飞往天津。

6点40分，全部起飞完毕。

起飞后，各机相互用无线电台通话交换情况，保持联络。报务员一方面与香港调度指挥电台不断联系，一方面在另一频道与在港地下党电系，始终未断。

上午9时半，12架飞机飞至武汉上空时，向香港两航起义指挥部发出报捷电。

消息传开，起义员工奔走相告，从总公司到机场，从课股到车间，两公司驻地一片欢腾，沉浸在热烈的欢欣鼓舞的气氛中。

胜利北飞的12架飞机，在没有地面导航和气象保证的困难条件下，冒着遭遇敌机袭击的危险，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飞向了新中国的怀抱，于当日下午先后在北京机场和天津机场安全着路，受到、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两位总经理到京后，代表两航全体爱国员工向、呈交了《两航全体员工起义通电》。新华社当天予以播发，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起义通电全文和新华社电讯。随后，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发了号外。驻香港的世界各大通讯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均拍发急电，将两航起义的消息迅速发至世界各地。两航起义这一重大爱国壮举，震惊了中外。

11月12日，电贺两航起义并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同日致函中航、央航全体员工，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陈卓林分任两公司总经理。同时对在香港组织策动两航的同志发出嘉勉电。

两航起义带来连锁反应。不久，政府在香港的中国银行、招商局、资源委员会等27个单位相继宣布起义，给政府以沉重打击。

三、起义员工与集团进行了反收买、反劫夺的斗争，时间长达近三年之久

北飞胜利后，集团施展各种阴谋手段，进行捣乱、破坏和劫夺活动，尚未回到大陆的2000多名起义员工与集团进行了一场收买与反收买，劫夺与反劫夺的斗争，时间长达近三年之久。

两航起义后，急忙派出他的交通部长、外交部长相继从重庆来到香港，连同驻港特派员在港四处活动，妄图扭转败局。他们一是搞所谓“接收”，匆忙宣布将刘敬宜、陈卓林总经理“撤职”，任命当时中航公司高等顾问沈德燮为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二是进行收买，挂出牌子用金钱诱惑两航员工前去“登记”；三是搞所谓“产权诉讼”，沈德燮向香港高等法院呈递誓章，申请颁布禁制令，要求将两航起义员工限期迁出公司和机场，妄图劫夺两航资产。继而又变换手法，将两大公司“产权”出售给美国陈纳德和魏劳尔。最后派特务殴打起义积极分子，炸毁飞机搞破坏活动。

港九民航工会筹委会中航下属的宣传干事、起义回大陆后任太行仪表厂高级工程师的赵松泉和工会筹委会中航组织干事、起义回大陆后任太行仪表厂检验科科长的江瑞元对当时的一些情节记忆犹新：“当局‘接收’未能如愿，就在香港挂出所谓中航与央航‘办事处’的招牌，诱惑员工们前去登记，声言：只要到他们那里签个名，即可发给三个月薪水，并且与公司中的顽固分子相勾结，造谣中伤。”

两公司在港九民航工会的配合下，立即发动会员和起义积极分子，展开有力斗争，粉碎了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

为了保护留港资产，两公司分别组织了以工会积极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多达几百人的纠察队，日夜守护着飞机、厂房和仓库。那时，纠察队员没有武器，就用木棍、铁棍代替。工会发给起义员工《区域出入证》，禁止身份不明的人进入工作地点，同时趁夜深人静时把设备、器材、工具等物资进行装箱，秘密运往内地。

当时两航公司在香港尚有数千万美元的器材、设备和停留在启德机场的70架飞机。而且，两公司在香港的基地、仓库和几十个车间分布相当分散，地理和政治环境十分复杂，但员工们豪迈地说：“我们两航公司的员工，视飞机、器材为第二生命，和飞机、器材是一体的，誓与飞机器材共存亡。”

遵照“使两航保持飞机资料完整，归回祖国，以尽全功”的指示，两航起义员工竭尽全力保卫两航资产，抢运器材设备回大陆。宣布起义不久，中航公司通过租用的外轮，将已抢运出的航空器材300箱，秘密穿过台湾海峡，经东海、黄海运往天津。同时央航公司在三灶岛的电台与电讯设备器材也转运到天津。从1950年至1952年上半年，两航公司成千箱的器材设备一批又一批地抢运到内地，先后抢运回物资近万吨，3000名员工平均每人抢运器材价值在2万美元以上。

两航起义是一件震惊中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两航起义使公司回到人民怀抱，成为新中国民航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因此，指出：两航起义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