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经济政策范文
时间：2023-10-31 11:47:59
论新经济政策篇1
一、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三，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工农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我国目前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只有重视农业的发展，处理好工农关系，保障农民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权基础也是工农联盟。城乡和谐发展，工农共同富裕，是巩固政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在改革与发展中，必须保障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更进一步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
论新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新供给经济学 供给 需求 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2013年以来，面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挑战，以及结构调整面临的瓶颈制约，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新供给”新在哪里？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属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概要总结：一是新在其“破”，即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基于反思的扬弃与突破；二是新在其的“立”，即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与国际经验启示提出的理论创新进展；三是新在成体系的思路设计与政策主张。
“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第一，指明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客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直率批评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直陈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可圈可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基础理论层面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
第二，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中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而需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作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其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该思路设计的视野，是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问题。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了其局限性。今后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因素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已不切实际，较高水平“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解除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参考文献】
①贾康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8月。
论新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经济结构；税收政策；税收优惠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339（2003）02-0041-05
一、税收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是通过深化改革，培育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形成经济结构自我调整、自我转换的机制。但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税收政策是政府指导和诱导资源配置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一，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税收政策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税收政策要保证市场机制对经济结构调整基础性作用的发挥。税收政策最基础的作用始终是作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外部制度条件，对纳税人来说应尽量减少除税额和奉行成本之外的税收成本，对征税人（政府和税务机关）来说应尽量减少税收的征收成本。此外，税收政策还应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采取鼓励性的税收政策，通过经济利益诱导生产要素的配置，实现经济结构向预定目标调整。鼓励性税收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鼓励研究与开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2）鼓励企业兼并联合、资产重组，鼓励企业集团化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3）鼓励投资于落后地区，发挥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4）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以税收为城镇建设筹集资金，实施城镇化战略，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第三，采取限制性税收政策，抑制某些经济行为，辅助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比如：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限制某些与我国目前人均收入水平存在差距的高档娱乐消费行为等。
总之，税收政策的作用在于通过中性的税收政策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为经济主体的市场选择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通过鼓励性和限制性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主动调整。
二、当前我国税收政策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表现
（一）当前税收政策不利于经济结构自我调整、自我转换机制的形成
1.1994年税制改革时面对的宏观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表现为投资过热，因此税制改革侧重于用重税抑制投资，调控宏观经济。为了达到此项目的，国家对增值税的税基和征税范围作了一定的限制。从税基角度看，我国的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其结果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增值税税收负担一直较重，这导致各行业增值税税负不平等，扭曲了资源配置，使资源过多地流向资本有机构成低的行业。从征收范围角度看，我国对在本国境内销售、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征收增值税，而对在本国境内提供增值税征收范围以外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征收营业税。由于大部分的劳务被排除在增值税征收范围之外，增值税链条不完整，其“中性”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和劳务在公司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公司要消耗大量的劳务，但对劳务征收的营业税并不能作为劳务使用者的进项税额来抵扣。知识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会因为增值税不广泛的征收范围而承担较重的税负。可见，我国当前的税制不利于产业重心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产业转移，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
我国税制抑制投资的另一措施是通过企业所得税实施的，即通过限制可扣除性的费用来高估应税利润，以减少企业税后利润抑制投资。费用不能在应税所得中扣除，致使税后利润不能完全体现企业的经营成果，企业要达到预定盈利目标所付出的成本因为企业所得税的存在而加大，这可能会使企业改变经营方向。例如，计税工资制较低的标准工资扣除不鼓励企业引进高素质人才，实现向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转变。
2.地方市场分割的存在使要素难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不利于确定地区比较优势，更不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培育企业的市场意识和竞争能力。而地方市场分割的重要根源则是分税制的不合理性。另外中央和地方划分财权的标准不是按事权财权一一对应原则来确定的，再加上当前政治体制的某些不合理环节，使得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短期的地方利益，推行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造成地方市场分割。此问题的存在阻碍了经济结构自我调整、自我转换机制的形成。
（二）税收政策缺少对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支持
1.缺乏实现企业集团化的税收政策。除了源于分税制不合理的地方市场分割使要素不能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自由流动，阻碍资产重组外，另一个不利于企业集团化的因素是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劳动力流动风险难以化解，劳动力倾向于滞留于原来的企业，企业为解决冗员问题困难重重。社会保障资金以收费形式而不是以税收形式征集，权威性、强制性不足，拖欠现象严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得不到及时充足的资金支持。
2.缺乏支持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小企业在科技创新、吸纳劳动力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小企业的特点和作用决定了政府应采用一定的金融、财政（包括税收）等政策扶持其发展。但我国目前却没有支持小企业发展的专门税收政策。现行税法规定：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企业，减按18%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的企业，减按27%的税率征税。此规定的对象并非是全部小企业而只是盈利少的企业，这会诱使企业避税。这种以应纳税所得额，而非企业规模为标准判定适用税率的做法，不利于小企业的发展。营业税优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三）中观税负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不符
理论上讲，要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应有较优惠的轻税政策相配合。可是我国目前三个产业的实际税负率分布并不符合这一理论。如表1所示，1996年第三产业税收负担率大大高于第一产业，也高于第二产业。
同时，第三产业的税收负担逐年上升，而第二产业则逐年下降。从税负方面来说，相对其它产业，对第三产业的重税政策，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矛盾的。
表2中列出的部分产业的“两税”税收负担率中，基础产业较高，而轻工业和商业则低的多。主要行业中与产业政策意图相左的税负分布状况反映出税收政策未能及时根据产业政策进行调整，形成一定程度的偏离。
（四）税收优惠政策手段单一，产业导向薄弱，对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不足
税收优惠可分为税率式优惠和税基式优惠。税率式优惠以降低税率的形式存在（免税可视为零税率的税率式优惠），而税基式优惠内容较多，主要包括加速折旧、税前列支（扣除）、投资抵免等方式。我国税收优惠（1）的主要形式是税率式优惠，税基式优惠较少且力度不够。
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不明确，产业导向作用差。主要表现为：（1）以区域作为界定税收优惠对象的依据，急需税收政策扶持的西部地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税收优惠。（2）以资金来源作为划分税收优惠对象的依据，使内、外资企业面对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待遇。（3）以所有制作为划分税收优惠对象的依据。由于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受到多重条件的限制，企业资源难以按照产业导向进行配置，产业结构难以向预定方向调整。
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税收优惠政策对科技创新应发挥一种基础性的激励作用，但现实中税收优惠政策只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一是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是对科技创新成果的奖励，而非对科学研究和中试过程的支持，同时对转化阶段的支持也不够；二是税收优惠政策偏重于新建高科技企业，而忽略了传统企业的技术改造与创新，使高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成为空中楼阁。
（五）税收收入目标与税收政策的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之间存在矛盾
我国税收收入中采用比例税率的流转税占绝对比重，说明税制的累进性不太强。按理论分析，税收收入对gdp的弹性系数应大致维持在1左右。但是通过实证考察我国历年来gdp与税收收入的资料（见表4），可以看到与以上理论分析相悖的结论：1994～1996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弹性系数却一直低于1；1997～2000年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弹性系数却快速拉升至2左右，1999年甚至达到了3.37.
这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存在。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弊端在于：一是税收计划的编制存在问题。我国的税收计划编制和分配一直采用“基数×系数+特殊因素”的方法，税收计划任务逐年加码。二是税收计划过于刚性，灵活性差。在我国，税收收入是各级政府执政业绩的主要考核指标，允许财政超支但不允许短收，并且更为严重的是税收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还存在层层追加任务的情况，这使得税务部门疲于应付收入任务，而执行税法、落实经济调控的职能难以贯彻。在不发生税制调整的情况下，完成任务的地方就可以“藏富于纳税人”，不能做到应收尽收，完不成任务的地方便会发生“寅吃卯粮”、征“过头税”的现象。
指令性税收计划歪曲了税法利用税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意图。税收脱离经济状况的独立发展，篡改了市场形成和税法修正过的税后受益的部门分布状态。更进一步，由于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存在，各地区形成了不均衡的中观税负分布。地区间税负水平的不统一引起资源低效率流动，容易导致地区分割，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受此影响，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自行调整、自行转换机制也难以成熟。
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改革与创新
（一）税收政策主体应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制订和实施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是通过税法表现出来的，为了保证税收政策的合理化，首先，应改进立法授权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对授权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进行评价，对达到要求的行政法规及时上升为法律，消除立法主体与执法主体一体化现象的长期存在，增加税法的权威性。其次，根据《立法法》规范税法的立法程序。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代表公众利益，所以税收政策的制订要坚持平等原则，即使是歧视性的税收政策，其前提应该是能增进全社会的福利，而不应是某些利益集团的福利。这要求税收政策的制订要民主化——充分听取来自各部门、各地区、政策执行单位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并公开制订过程，防止集团利益的产生。
一项科学的税收政策，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守法的税收政策执行主体——税收机关的贯彻执行也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所以税务机关的正确执法是税收政策发挥作用的保证。为了保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效果，就应严格执法，加强征管，但不能就征管论征管，还应做一些其它工作，比如，修正和改变影响税收执法和征管的因素（如税收计划等）和加强司法监督。
（二）弱化税收收入目标，保证税收调控目标（特别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
弱化税收收入目标的关键就是改革指令性的税收计划，主要建议如下：（1）改指令性税收计划为指导性税收计划，尤其是税收计划不能硬化为任务，其关键是将税务机关的考核标准由收入改为执法水平。（2）实行零基税收计划。零基税收计划的主要特点是取消基数在计划编制和分配中的基础作用完全以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法律、法规为依据，重新编制每个年度的税收计划。从效果来看，零基税收计划优于基数法中的税收负担率法。零基税收计划的编制必须以科学的税收预测为基础，为此必须在税务系统内部建立健全税收预测机构。
指导性的以税收负担率法编制的税收计划或零基税收计划的目的是使税收计划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有利于实行依法征税，确定税收收入目标的恰当位置，完整、准确地贯彻税收政策。
（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手段的改革与创新
1.改革不利于经济结构自动调节和优化机制形成的税收政策。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的目标首先是为各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水平竞技场”，保证同类企业公平税负，维护经济结构自我调节和优化机制的运行，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必须消除和改革阻碍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
——改革增值税制度。第一，尽快实现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以减少税收对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鼓励产业重点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第二，尽快拓展增值税的覆盖范围，完善增值税链条，进一步发挥其中性作用。当前应将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其它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提供劳务（如广告、技术和无形资产转让）的部门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以解决由于企业投入不同而导致的税负不公平问题。第三，扩大一般纳税人的范围，以解决当前一些小规模纳税人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
——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度。按外资企业所得税法标准改革现有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特别是应废除计税工资制，放宽对其它费用或基金的税前扣除，让税后利润更能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激励企业的发展。如果考虑到收入因素和会计核算水平因素暂不废除计税工资制的话，则应适当提高计税工资标准的数额，以促进企业引进人才，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改革消费税。与当前的经济形势相比，消费税的部分税目有些过时，而应当征收消费税的一些劳务或产品却迟迟没被纳入征收范围。对此，第一，废除过时税目，如工业酒精、医用酒精、护肤护发品、轮胎等。第二，新增税目。有些产品或劳务如桑拿浴、高尔夫球、夜总会服务等已达到了甚至大大超过了消费税调节的标准，为了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应对其征收消费税。
——改革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相关的税收。在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后，土地增值税与增值税会发生重复征税。土地增值税的存在不利于房地产开发和交易，应考虑废除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印花税也有重复之嫌，建议合并，以促进房地产交易的进行。房产税和城市房产税是对房产的价值或租金征税，而房产中包括地产的价值，同时租金是房产价值的现金流，自然也包含地产的价值，而另外一个税种——城镇土地使用税恰好是对土地征税，所以两个税种有重复征税现象，建议协调两者关系，通过改革，降低房地产成本，刺激房地产消费，促进房地产和建筑业的发展。
——改革现行分税制下的税收返还机制，尽快建立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机制。按照中央和地方事权量化后的比例，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机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财力，满足各地执行事权的需要，以期达到全国各地公共服务水平一致。为此就必须改革税收返还机制，淡化地方收入与地方产值的联系，打破地方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2.改革与产业组织有关的税收政策。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条件之一。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社会保障费拖欠严重。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开征社会保障税，由企业和职工共同负担，以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及时收缴。但是，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只能保证收入及时入库，却难以解决社会保障基金入不敷出的问题，解决此问题还得依靠其它措施，如出售部分国有资产或国有股份减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有利于资产重组和企业兼并联合，实现企业集团化，同时也可促进国有企业进行结构调整。
为了促进小企业的发展，应将现行企业所得税按应税所得额划分适用税率的做法，改为按企业组织类型决定税率，为小企业专门设立一档低税率，小企业不论应税所得额的高低均适用低税率。同时由于目前小企业的判定标准为产值、产量等指标，不包括雇佣人员数量标准，为鼓励小企业吸纳劳动力，建议修订小企业的判断标准。
3.确立以产业导向为主，区域导向为辅的复式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税率式优惠（包括免税），较少运用税基式优惠政策，特别是加速折旧、税前列支（扣除）、投资抵免、税收信贷技术开发基金等方式。“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广泛的税收激励措施（如免税期和公司税率的降低）是成本很高的促进投资的方法”，但“在激励投资政策中，目标定位于机器设备以及研究与开发等新投资且提供预先激励的选择性税收激励具有成本效率”（2）。而且实践中西方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正在从侧重于税后优惠的税率式优惠向侧重于税前优惠的税基式优惠发展演变，其原因是税基式优惠总能充分调动企业从事科研及技术开发和增加投入的积极性，有助于增加其资金来源，充分体现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基础推动作用。因此，我国的税收优惠应努力实现由税率式优惠为主向税基式优惠为主的转变。当前已有的一些税基式优惠（如加速折旧）运用范围较小，力度不够，今后应面向高科技企业和科技改造的企业缩短折旧年限，提高折旧率，加快资金回流速度，加快其发展。
要发挥优惠政策的产业导向作用应做好两件事：一是明确税收优惠的效力范围。税收优惠政策应在其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内起作用，那些不适宜税收优惠政策的领域应交由财政支出政策来调控。为此；我们应该清理当前税收优惠政策中效果不明显、漏洞较大且易引起税收套利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福利企业、高等学校后勤实体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简化和明确当前经济结构调整主线中税收优惠政策“以产业导向为主，区域导向为辅”的目标，使全国的税收政策系统化、条理化，废除对享受税收优惠所规定的无谓限制，如区域限制、资金来源限制、所有制限制、盈亏限制等，保证凡是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均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农业开发项目、技术过硬竞争性强的出口产品项目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
在产业为主导的前提下，税收优惠政策重心应从东部向西部转移，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现，并且东西部优惠方式可以根据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已具备了相当的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在原来基础上的升级显得尤为重要，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应成为其优惠目标，所以宜采用税基优惠，其效果会更好。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差，当前应侧重于对其增量结构的调整，保证新增投资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结构，所以，税收优惠采用较长时间的税率优惠（包含免税）会更有利于吸引投资，并在新增投资中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应进一步改革。第一，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入已是当前发达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我国对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重点也应从对企业、科技成果的优惠转向对科技研究、中试和转化过程的支持。增加r＆d费用扣除、加速折旧、提取科技开发基金、税收抵免等都是可采用的方法。另外，为了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对风险基金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应当实行优惠。第二，放宽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扩大优惠额度。除了软件业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高科技企业外，生物制药、化学制药、新材料、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光电工程等新科技行业都应划入税收优惠的范围甲。
[参考文献]
[1]汪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500题解答[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2]刘佐。经济结构与税收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王永治，胡春力。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4]刘世锦，冯4飞。1999年中国产业发展跟踪研究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5]张军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报告[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0.
[6]刘溶沧，赵志耘，夏杰长。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7]安沃。沙赫。促进投资与创新的财政激励[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8]刘佐。中国税制概览（2001）[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9]樊丽明，等。税制优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10]余采，杨蓉。税收优惠政策与操作[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9.
论新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述评
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初苏维埃政权遭受一系列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列宁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而提出的。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和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和出色运用。
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
新经济政策，是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对苏联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其理论成果，是关于“过渡时期”和“建设道路”的理论。
（一）关于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921年春，俄国遭受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列宁看来，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还论证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在经济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坚持将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并且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
（二）关于前进与后退、直接或间接、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在建设道路问题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策略思想体现了前进与后退的对立统一关系。论文大全。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是前进的，但与此同时，不能不包含某些必要的退却、迂回。其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体现了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辨证关系。论文大全。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列宁认为“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1]( P581)就新经济政策而言，它是革命也是改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阐发的许多策略思想及辨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贡献。
二、毛泽东、邓小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高度重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方面，毛泽东说：“‘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2]（538）这里他深刻准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来看，毛泽东认识和阐述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因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危害。而毛泽东对列宁战略退却思想的研究也是出于实践的需要。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非常重视对列宁主义的认识和阐述。邓小平肯定了列宁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139）在他看来，列宁的这一理论主张通过迂回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适合当前中国人民实践的需要，可以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三、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79―1982年中国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表明了苏联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有的学者提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有的学者重点在探讨这一思想中前进与后退的关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举行。大会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意义方面。1989-1991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前进和退却的辩证关系，和列宁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论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原则和党性原则。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论文大全。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界深入研究了列宁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如《论粮食税论》《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十月革命四周年》、《论合作社》等等。有的学者提出了“东方列宁学”的概念，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来研究列宁的理论。
由此我们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对列宁理论研究的特点：“一是深层次发掘列宁思想遗产，二是以新视角研究列宁理论，二是敢于进行拨乱反正。”[4]（372）
四、综述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5]（213）列宁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针对当时俄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提出，首先表明了列宁毫不拘泥于固定程式,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思路。其次表明了列宁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推动力量。从废除余粮征集制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当时的国情服务，列宁一直强调要在实践中来找出路。最后列宁深刻认识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只有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政治上才会有保障。在辩证法方面，新经济政策除了体现列宁思想中的政治和经济的辨证关系，前进和后退的辩证法以及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后期思想的璀璨明珠，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制高点之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成功实践，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俞良早:《创论“东方列宁学”》[J].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列宁全集》：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论新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反洗钱 法人监管 制度 政策建议
一、基本范畴分析
（一）反洗钱“法人监管”的政策背景
1.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的内外基本形势。当前，以FATF修订颁发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新40条建议为依据，世界反洗钱监管体系进入了以“风险为本”的新的政策调整时期，同时，全球金融监管开始向重视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发展，而反洗钱成为金融风险管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内方面，虽然我国的反洗钱工作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日常反洗钱监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国际形势也对我国反洗钱监管政策提出了“风险为本”的纵深调整要求。基于这样的形势，我国提出了建立以“法人”为对象的反洗钱监管机制，以期调动金融机构法人的反洗钱工作积极性，明确监管部门的责任边界，减少监管成本，克服现行监管缺陷，提高监管有效性，优化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在2012年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上，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监管政策，要求“明确思路、落实责任，全面推行以法人为主体的反洗钱监管制度”并积极构建“立体性的反洗钱监管平台”。目前，全国反洗钱法人监管研究与试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
2.银监、证监、保监的行业“法人监管”情况简述。法人监管并非新生事物，自实行分业监管以来，银监、证监、保监“三会”就先后开展了行业法人监管工作。在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银监会即开始实施了“法人监管”，“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逐步成为其监管基本理念，2007年1月以来，银监会全面强化了“分工协作、监管有序、齐抓共管、资源优化”的对总部不在北京的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属地联动监管机制，即将其监管权下放给法人注册地的银监局管辖，贯彻“加强法人监管、加强属地监管、加强联动监管和提高监管效率”的监管要求，体现了对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的并举。证监会在2004年以前即实行了跨区域的法人监管体制，2004年后则转为实施“属地监管、职责明确、责任到人、相互配合”的辖区监管责任制，按行政区划设置监管局并与地方政府协作，由原来的统一法人监管转变为“法人、属地”的双重监管模式。保监会在2009年11月以后也开始了“法人监管”工作，要求“加强法人机构和高管人员监管，提高结构调整的科学性，不断完善分类监管制度”。总体而言，“三会”的“法人监管”政策都不同程度体现了“法人”与“属地”的联动式监管。
（二）反洗钱“法人监管”的基本概念
反洗钱法人监管体制指“人民银行以金融机构法人为监管单位，要求金融机构法人对全系统的反洗钱工作负总责，由人民银行指导、检查、评估其实施统一的内控制度、统一的报告分析体系、进行系统风险监管”的制度。
反洗钱法人监管框架下，人民银行总行将统一制定金融机构法人监管规则，全面负责对全国性金融机构法人的监管。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则在监管好辖内金融机构法人的同时，积极采用巡查、督导等方式协助人总行对全国性金融机构法人在辖内的分支机构实施监测，此外，各分支机构经人总行授权后可实施对金融机构法人在辖内分支机构的现场检查。
（三）“风险为本”与“法人监管”制度的关系
最权威呼吁“风险为本”监管原则的应是巴塞尔委员会，随着巴塞尔协议i、ii、iii以及《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先后，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的共识。2004年，英国首倡以“风险为本”监管方法在反洗钱领域中的运用，随后，在FATF和沃尔夫斯堡集团的倡导下，风险为本日益成为了反洗钱工作的核心理念。我国则在2009年以《2008-2012年中国反洗钱战略》为标志，确定了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制度。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指在开展反洗钱监管时，应该对不同组织机构和业务类型所面临的洗钱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有轻重、有主次地决定稀缺监管资源的投入方向和比例，最小化反洗钱制度的运行成本，确保有限的反洗钱监管资源优先投入到高风险机构和业务领域，有效监控和防范潜在的洗钱行为。
“风险为本”的基本前提在于反洗钱监管资源的稀缺性以及风险分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非均衡性，其资源配置应尽量使反洗钱监管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用与其边际成本相等。当监管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用小于因之增加的成本时，理性监管者应减少对相关资源的投入，而将资源投入到边际效用更高的领域，即风险更高的领域。需指出的是，反洗钱监管风险的大小本身就决定了可获得边际效用的多少，当使用效率相同的等量监管资源投入到风险大小不一的两个领域时，显然该资源在风险较大的一方所产生的效用较大，直到反洗钱监管资源在双方的边际效用相同为止，此时监管资源已经在风险较大的领域内获得了集中。
2012年以来，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同时涵盖了“风险为本”与“法人监管”的制度要求。结合法人监管的基本特点，风险为本制度与法人监管制度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由于资源稀缺性与风险差异化，客观上应将监管资源优化配置，而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设定有科学的资源配置规则，以风险大小作为资源配置多少的标准即充当了这样的依据与规则，此后解决问题的关键转变为对具体风险的衡量，而法人监管制度的确立最终为风险的有效测度提供了可行机制。风险为本的监管需要以法人监管制度的配套实施，法人监管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实践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法人监管”为“硬制度”，即“管法人”，“风险为本”为“软制度”，即“管风险”，法人监管制度为风险为本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风险为本制度则为法人监管制度提供了指导思想，风险为本的制度与法人监管制度的根本目的均在于优化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提高反洗钱监管效能，相互可有机的统一，二者均是我国反洗钱工作与时俱进发展的客观需要。
“法人监管”制度有效体现了“风险为本”的基本要求。例如，全国性银行分支机构多、风险散点多、风险传导快、影响力度大、波及范围广，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总行将直接对其各级机构履行监管职权，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则统一接受总行调度，配合总行实施监管政策，这样，人总行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风险大小或风险区域分布情况统一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相比之下，地方性法人银行机构的风险环节较少、影响区域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资源使用也将仅限于特定区域与环节。
二、“法人监管”与“属地监管”的比较分析
反洗钱“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的主要流程如下图所示：
结合上述流程图分析，对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做进一步比较，如下表所示：
“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比较分析表
对监管者，法人监管政策带来的主要变化有：
一是工作开展外部化。一方面，法人监管下人民银行总行从幕后走向前台，工作对象由对内部（下级行）为主向对外部为主转变，人总行在实际上成为全国性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的工作也将从对内（上级行）对外二位一体向对外为主转变，各级分支成为了当地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
二是监管方式一体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将从横向监管向纵向监管转变，较好解决了属地监管下“条块分割”的“X-非效率”问题。“X-非效率”问题指在垄断企业的大组织内部，由于层次较多，关系复杂，机构庞大及制度原因，企业费用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难以实现，导致存在企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状态。横向属地监管模式形似“块状”或“网状”，人民银行总分行处于“网状”的中心位置，实际中“网状”需要多角度的共同作用才能保持平衡结构，极易出现“X-非效率”的问题。纵向法人监管模式形似“线状”，人民银行总分行处于“线状”的极点位置，线状结构下只存在单一的监管主体，对同一法人不同分支的监管不会参差不齐，对不同机构的监管也不易出现厚此薄彼，“X-非效率”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三是监管权力集中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总分行间的监管权力将发生变化，其中，总行的对外权力边界得到了扩张（对内权力发生了局部收缩，总体权力扩大），分支行的监管对外权力边界发生了收缩（对辖内法人监管权或部分内部自获得了增加，总体权力变小），但二者的监管权力都体现了集中化，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及其分支的监管权集中于人总行，地方性法人总部与异地分支的监管权集中于人行当地分支机构，对同一法人的监管权限不在分散于不同的人行分支。
四是监管分权正式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各层级间将由属地监管下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各层级机构间的“分权与合作”关系，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所拥有的产权从“准产权”向“正式产权”过渡，分支机构成为对辖内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此外，在对非辖内地方性法人分支机构的反洗钱监管工作中，人民银行分支行发生了从监管者向监督者的角色转换，仍然保持对人总行反洗钱产权的部分使用权。
五是监管重心带状化。以云南省为例，截止2012年11月份，全省实际被监管机构共135家，其中银行类54家（含信托、资产管理及财务管理公司，农信社或农村合作银行当作一家看待），保险类32家，证券期货类41家，支付类8家。全省地方性法人金融与支付机构共有38家（银行类27家，证券期货类4家，保险类1家，支付类6家），其中昆明地区有17家，法人监管后全省具有直接监管权的机构将仅占现有监管存量机构的28%，昆明地区将仅占辖内现有监管存量机构的15%，对其他被监管机构的直接监管权将向东部、北部转移（金融机构的法人注册地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东部北部发达地区），监管重心发生了带状化分布。
六是监管风险非均等化。属地监管模式下，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存在监管风险均等化的问题，即各区域间反洗钱监管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及风险大小同质化，如各全国性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普遍分散于各省市，而其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分支机构，除了各省市地方性因素的冲击外，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监管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同程度存在均等化的问题。法人监管后，各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将集中体现，不同层级监管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再趋同。
七是监管资源重置化。科斯第二定理认为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将影响到资源的最终配置，“法人监管”制度重新定位了反洗钱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以及风险的传导机制，其必将影响监管制度、人员、资金等资源的重配，资源的配置数量将与监管权限及所面临风险大小情况更趋一致，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使用成本也将获得节约。
对被监管机构，法人监管政策带来的主要变化有：
一是工作开展内部化。法人监管后，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由以对外负责为主，逐步转变成为以对内负责为主，此进一步加强了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工作自，反洗钱工作在实际上由“是人民银行的事情”向“是自己的事情”发生了转变。
二是内控管理一体化。反洗钱法人监管将有助于强化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工作的纵向一体化，随着来自当地人民银行的横向监管力度的减弱以及机构内部纵向监管强度的增加，金融机构各分支机构的内控管理只单一来源于内部自上而下的要求。
三是业务处理集中化。法人监管将带来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业务处理的集中化，反洗钱业务主要包括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客户或交易信息的补正，案件调查协查分析等，法人监管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对反洗钱主要业务的集中化处理。
四是监督工作内部化。属地监管下，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督以人民银行的外部监管为主，法人监管后，监督工作将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非本地法人机构直接监管权的丧失而以金融机构上下级间内部自我监督为主发生转变。
五是成本费用节约化。法人监管后的主要变化表现为反洗钱信息传输通道的内部化，显然，信息在内部传输的效率要高于其在外部传输的效率。同时，非当地法人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不再产生因当地人民银行差异化监管所带来的特定成本与费用。此外，法人监管后，一家法人机构名义上只有一个监管机构，而一个监管机构的监管模式可能在长期上保持稳定，金融机构可因监管者路径依赖而节约更多的成本或费用。
三、反洗钱“法人监管”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
反洗钱的法人监管制度意味着我国反洗钱制度的变革，体现的是制度的变迁，结合前面的分析，本部分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法人监管”做如下论述。
（一）产权理论与法人监管
反洗钱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属于一种社会服务，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了公共物品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或个人来提供，而只能通过国家来提供，以避免市场失灵，人民银行即作为国家的方而成为反洗钱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其反洗钱产权也滥觞于此，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则经总行授权让渡后行使反洗钱产权。
反洗钱产权指因反洗钱事由的存在及关于它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其不仅是人们对反洗钱资源使用的一束权利，而且确定了人们在反洗钱中的行为规范与社会制度，反洗钱产权的根本目的在于避免社会对反洗钱资源的过度或低效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颁布正式标志着人民银行反洗钱产权的确立，也标志着国家权力强制实施对反洗钱产权的保护。《反洗钱法》确立的反洗钱产权制度赋予了人民银行反洗钱行政主管权力，建立了一套排他性的资源使用体系，形成了特定的反洗钱秩序（核心为权利与义务）。人民银行对反洗钱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以各金融机构对相关义务的履行为基础，反洗钱法规对特定秩序的规定越明确，那么其对反洗钱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也就越清晰、有效。
从产权视角来看：
1.“法人监管”进一步明晰了人民银行总分行监管产权，解决了部分“委托-”问题。属地监管普遍存在“金融机构为人民银行打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为人民银行总行打工”的“委托-”问题，典型比如监管信息的报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基本处于被动过渡位置。“委托-”关系的基本特征在于“委托人”不能拥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处于劣势，“人”则拥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处于优势。法人监管强化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及金融机构的自主性意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产权由相对产权向绝对产权转变，人民银行总行与分行间的监管产权得到进一步明确，各自成为一定监管层面的直接信息拥有者，“委托-”问题得到缓解。科斯第三定理认为，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改进效率。换句话说，如果存在交易成本，没有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等规则，即没有产权制度，则产权的交易与经济效率的改进就难以展开。
2.“法人监管”意味着反洗钱产权的置换与转让。实施法人监管后，对金融机构各地方分支机构的直接监管权被上收到人民银行总行或地方性法人所在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金融机构将从受到多个反洗钱产权使用子主体的监管转变为只接受一个反洗钱产权主体的监管，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行使巡查、督导等职权。整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人民银行总行以对非本地法人辖内分支机构的巡查、督导或经过授权后实施检查以及辖内地方性法人的全部分支机构的终极监管权与人民银行各分支置换其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的各地分支机构的直接监管权，体现了不同制度下反洗钱监管产权在人民银行总分行间的转让过程。产权经济学认为，只有产权是可以转让的，才能把资源从低价值使用者手里转移到高价值使用者手里。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资源将从低价值处向高价值处发生转移。
3.“法人监管”解决了部分反洗钱“外部性”问题。反洗钱工作的外部性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但该种影响却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得到体现。例如：属地监管下，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对辖内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的地域性工作安排或要求，虽然并不针对金融机构的州市机构，但是金融机构一般均会将该安排或要求传达布置于下一级分支机构，下一级分支机构却又直接接受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而当地可能并没有此项监管安排或要求，这样外部性就产生了，同理，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对下级分支行的内部要求，也将可能对当地的金融机构产生影响，构成外部性，法人监管将有利于解决诸如此类的“外部性”问题。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收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产权经济学强调外部性是与确定、交换、监督或执行产权的成本相联系的，且只有外部性内在化的收益大于内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才有利于使得外部性内在化。“属地监管”下，较高的交易费用导致了反洗钱工作“外部性”的出现，法人监管后，因交易成本的节约，外部性得到内部化。
（二）交易成本理论与法人监管
交易成本指参与交易的组织在进行交易时产生的组织之外的非生产性费用，交易成本在本质上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费用，真实的交易本身无法避免交易成本，显然，无论在属地监管还是法人监管下，反洗钱工作都存在交易成本，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间表现出一定的专业化分工关系。当然，反洗钱工作的交易成本主要指市场型交易费用与管理型交易费用，市场型交易费用指为了进行市场交易，交易主体对市场信息的搜寻发现成本，交易主体间的谈判和决策费用，监督费用以及对合约义务的履行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建立、维持或改变一个组织设计的费用以及组织运行的费用。
交易成本一般主要包括制度准备成本、制度达成成本、对制度的监督和实施成本。“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下的交易成本具体又可分为制度研究讨论成本、制度制定成本、制度灌输成本、政策传达与培训成本、法规修订成本、工作交接成本、制度维护成本、数据报送与审核的成本、成本等等，成本指“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费用，属于一种特殊的交易费用。“法人监管”下的数据报送与审核成本及成本比“属地监管”都大为减少。广义上，交易成本指制度运行的费用，即制度成本（阿罗，1969），其可看作是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在内的与物质生产过程和运输过程非直接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成本（张五常，1999），反洗钱交易成本也即反洗钱工作的制度成本。
反洗钱法人监管体制下，交易费用将获得节约。假定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总分支机构属于各自独立的反洗钱参与主体，其上下级间存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人民银行则可以看作金融机构的上级机关，相互间也存在委托关系。如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的信息报送流程比较图所示，属地监管中存在的交易主体间交易环节有13～16个，法人监管下的交易环节仅有10个，如果单位交易成本不变，那么法人监管下的总体交易成本必将小于属地监管下的总体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属地监管中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环节有10～13个，法人监管下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环节仅有4个，一般而言，内部交易或内部的交易成本将小于外部交易或的交易成本，即法人监管框架内交易或环节的平均交易成本将更具优势，法人监管下的交易成本因此获得了节约。从长期来看，法人监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将远小于属地监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
“法人监管”与“属地监管”下的总体成本均可简要表述为“组织内部反洗钱工作开展的成本”与“总体交易成本”之和，其中前者指直接与反洗钱工作开展运行相关的成本，在性质上等同于企业的生产成本，显然，随着法人监管制度的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法人监管下的总成本终将因交易成本的节约而小于属地监管下的总成本。
（三）制度变迁理论与法人监管
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制度随着人口、资源、技术和人们主观意识及想像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变化而变化的理论，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因包括受到外部冲击或者博弈结构的内部均衡结果的影响。制度既是一种博弈的均衡，也是一种博弈的规则，在某项制度下，博弈主体依然会重复进行博弈，或利用该规则，或回避该规则。根据制度变迁理论：
1.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全国性金融机构）博弈的结果。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各自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杰弗利·贝利（1989）将利益集团定义为“一个由拥有某些共同目标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构成的组织实体”，利益集团会阻碍或促发某项制度变迁，其往往也会从舆论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进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或规则。不同利益集团总是在不停地进行博弈，博弈的结果反映了双方力量的大小，也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不难看出在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博弈中，金融机构是实施法人监管后受益最大的一方。
2.非正式或正式制度变迁引发的新的制度变迁。比如，大额和可疑交易综合试点工作或者“风险为本”制度的实施需要“法人监管”的配套政策。历史学家蒋廷黼（1938）在《中国近代史》中曾说过，在社会变革中，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此即是一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好的或不好的选择，诺斯（1991）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有“诺斯路径依赖一”与“诺斯路径依赖二”两种极端形式，在二者之间还有很多中间形式的路径依赖。诺斯路径依赖一指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诺斯路径依赖二指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法人监管制度是一种靠近“路径依赖一”的依赖方式，法人监管政策将更能保障“大额和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以及“风险为本”监管的实现。
3.“属地监管”制度存在缺陷，而“法人监管”制度具有替代优势。从我国开展反洗钱工作的八年来，现行制度逐渐表现出较大的缺陷，已在很多方面不适应新时期国内外反洗钱工作形势（如：监管工作的宽化与深化要求、以风险为本的政策转型等等），而相对而言，“法人监管”能够克服“属地监管”的诸多问题，同时，其已经“三会”多年的监管实践，可资人民银行反洗钱“法人监管”借鉴。
4.“法人监管”体现了反洗钱监管当局的监管思路与监管风格。2012年2月，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监管”的工作目标与要求，此正值人民银行有关领导履新之际，体现了反洗钱监管当局的监管新思路与监管新风格，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人的因素往往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法人监管政策即是反洗钱监管当局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相结合的产物，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
（四）企业的边界理论与法人监管
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边界。科斯（1937）认为随着所配置资源的增加，企业组织成本上升，导致企业不能无限扩张而存在边界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家函数存在收益递减规律会导致在企业内部追加单位交易的成本上升；二是企业交易增加，企业家不能成功将生产要素运用于价值最大的地方，实现要素最佳利用；三是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可能会上升。企业只会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另一个企业组织中的组织成本或是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该交易所包含的成本时为止。威廉姆森（1984，1985）认为，由于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交易频率的存在，企业与市场间存在交易费用，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着边界，企业边界取决于公司对不同治理结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扩张边界。产权经济学则认为企业边界取决于纵向一体化收益和成本的权衡，纵向一体化决策决定了企业的边界，当一体化的收益高于成本时，企业实施一体化扩张其边界，相反，当一体化的收益低于成本时，企业则维持不变的规模和边界。
反洗钱的监管存在监管边界。随着反洗钱监管工作的深入，监督管理的边际成本将会逐步增加，监管要素难以最优配置，监管资源存在资产专用性，反洗钱主体都会表现出有限理性或机会主义倾向，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的交易频繁往复，普遍存在交易费用。因此，无论是“属地监管”还是“法人监管”，反洗钱监管工作同样具有边界。
“法人监管”框架下反洗钱监管边界实现了扩张。反洗钱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为市场交易主体，二者之间的信息或工作交换在形式上表现为市场特性，交易的媒介不是货币而是行政指令，无需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即可达成交易契约。与“属地监管”相比，“法人监管”表现了反洗钱工作的纵向一体化，实现了金融机构对市场的替代，大幅节约了反洗钱市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纵向一体化带来的预期收益将高于预期成本，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边界能够因此得到扩张，当然，监管边界的扩张也包括监管深度的提高。
反洗钱“法人监管”的边界将在特定的条件下达到最优。根据科斯观点，当“新制度节约的交易成本”等于“新制度增加的组织管理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前者小于后者表明新制度因增加总体成本而变得不经济，监管机构应该从部分监管领域中退出，直到增加的组织管理成本等于节约的交易成本时为止。前者大于后者表明监管机构应该进一步扩张监管领域，直到新增的组织管理成本与节约的交易成本相等时为止。可以说，制度变迁节约的交易成本越多，那么监管机构就越可能最大限度扩张其监管边界。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当法人监管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根据产权经济学观点，当纵向一体化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
四、对反洗钱“法人监管”制度及其政策制定的建议
综上所述，为完善法人制度及其有关政策，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法人监管应坚持“以法人监管为主，属地监管为辅”的工作思路，将属地监管作为法人监管的有益补充
法人监管和属地监管各自具备优劣，因此法人监管不应该全部替代或排斥属地监管，相反，应能有机结合二者的优点，并克服劣势，属地监管可以成为法人监管的有益补充。事实上，人行分支机构履行巡查、监督等职权即是法人监管结合属地监管优势的一种制度安排。人民银行应在实践中持续创新监管工具，合理分权与分工，强化纵向与横向监管抓手，调动分支机构的积极性，有效解决人行分支机构监管权力的弱化、空化的问题。
（二）法人监管制度建设应切实体现“风险为本”的原则与要求
法人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风险为本”的监管，法人监管框架内的监管资源配置应与监管权责及面临风险的大小相适应，法人监管制度创新也应始终保持与“风险为本”原则和要求的高度一致，背离了“风险为本”法人监管的效用将难以体现。
（三）法人监管应合理设定法人监管制度与机制，克服对属地监管模式的“诺斯路径依赖二”
路径依赖表示一种制度惯性，即旧制度对新制度的阻碍或促进，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该路径产生依赖。例如：法人监管制度下，随着风险聚集与传导方式的变化，监管资源配置也将随之变化，但是该监管资源的调整由于交易费用或者信息不完全等原因而存在很大的滞后性，即资源的调整速度或周转率将大大落后于风险的变化速率，监管资源路径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与新的风险聚集与传导机制不相匹配。反洗钱法人监管初始制度的选择会强化现存属地监管制度的刺激和惯性，法人监管的后续制度选择也会强化初始制度的刺激与惯性。因此，法人监管制度的初始设计必须尽可能的与反洗钱工作实际相吻合，以使得后期制度设计对初始设计的依赖接近“诺思路径依赖一”，克服对属地监管或者法人监管初始制度的诺斯路径依赖二，最终确保法人监管制度实施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四）法人监管制度应完善人民银行总行与分支机构间信息通报共享机制
法人监管将弱化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对辖内反洗钱工作情况及风险掌握的全面性，跨区域监管也对人民银行各分支行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人民银行总分行间或者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间应进一步加强对监管资源与信息的通报或共享，建立协调互助机制，不断克服在监管或监督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不全面问题。例如：分支机构对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进行巡查前，应能获取人总行的日常监管信息；对辖区内法人公司设在辖区外的分支机构，应与对应的人行分支机构建立沟通交流合作机制等等。
（五）法人监管下应正确处理“法人监管”与反洗钱调查工作的关系
在反洗钱法人监管全面推进的同时，反洗钱调查机制应与其保持二元结构，即反洗钱案件调查工作应延续属地管辖的模式。反洗钱调查工作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如果因“法人监管”而降低缩小调查的范围，将大大影响调查的效益。2012年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仅要求调整反洗钱调查工作的流程，具体包括：“进一步规范反洗钱调查和可疑交易移送工作”、“加强对可疑交易报告线索的清理工作”、“继续组织做好涉及洗钱犯罪的大案要案查办工作”、“进一步增强反洗钱调查的敏感性”等方面，并未要求将“法人监管”的模式推行到反洗钱调查中。
（六）法人监管框架要求尽快修改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
我国以“一法四规”为代表的反洗钱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基本立足于“规则监管”而设定，当前，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不适用于现阶段“法人监管”的工作需要，客观上亟待需要实施修改。例如：《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办法》第四条、第十四条，《反洗钱现场检查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等等。
（七）法人监管工作应加强对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法人监管的经验借鉴
人民银行总行与各级分支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应充分借鉴“三会”及其各地分支的经验与教训，争取在法人监管试点与全面推进过程中少走弯路，快速、高效完成反洗钱监管转型，促进反洗钱工作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冯菊平.《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努力开创风险为本反洗钱工作新局面》.2012年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会议材料.2012年3月28日.
论新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金融危机；政府救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0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01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通常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等来描述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及西方国家拯救经济的政策取向。这样的评论与描述一方面使人们更简洁明了的了解当前理论及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凯恩斯主义的误读。因为这类“一刀切”的评论将政府救助理论等同于凯恩斯主义，将凯恩斯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粗暴的割裂开来，并没有意识到凯恩斯主义从诞生至今一直在自我完善且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增加新的内涵，也没有考虑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改善政府救助理论及实践的新探索。因此，要弄清“凯恩斯主义回归”的真正内涵，关键问题在于弄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并通过梳理总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政府救助金融危机政策之间的关系，剖析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不足与实践的偏差，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理论及实践的拓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逻辑
基于人们不确定的心理预期，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必然存在，且有效需求不足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导火索，故政府应实施救助。结合图1可知，经济危机发生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决定居民及社会消费不足，利息率刚性及资本边际效率不稳定导致个人及社会投资不振，此时迫切需要外界推力，即政府救助来填补有效需求不足之沟壑。凯恩斯认为，温和的通胀对经济增长有益，故其主张扩张性货币政策；投资乘数会使国民收入几倍于政府支出，故其主张扩张性财政政策，凭政府之力达到充分就业之均衡[1]。
“罗斯福新政”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凯恩斯主义的正确性，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如汉森等，对其补阙挂漏，如图1所示，将宏观经济分析融入微观经济学精髓，将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救助扩展到开放经济，将短期、静态分析延伸到长期、动态分析，将投资乘数蔓延到消费、政府支出乘数，将自发投资伸展到引致投资，经过“充血”的政府干预理论成功适应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亟待扩张的需要，且迅速蔓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凯恩斯商品与货币市场均衡首先被扩展到商品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由此得出的IS-LM曲线根据利率变化趋势划分出不同的区域，补充了政府救助政策搭配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加入劳动力市场，得出代表三者均衡的AD-AS曲线，根据均衡收入与充分就业收入之间的关系确定政府干预的时机与政策搭配[2]。但“滞胀”问题的出现将国家干预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政府干预逐渐失灵，此后西方经济学陷入长达数十年“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混战，崛起的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吸纳理性预期等学派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虚拟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背景下，提倡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美中不足的是新凯恩斯主义作为当今力荐政府干预的学派，既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未能根除现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痼疾，加之“滞胀”隐形存在，政府救助理论发展任重而道远。
三、凯恩斯政府救助实践的演进脉络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孕育了凯恩斯的政府救助理论，如图2所示，沿着总需求管理这条主线，凯恩斯认为政府救助的主要政策工具应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通过这两大政策工具的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经济萧条及失业问题。凯恩斯认为温和的经济膨胀对经济复苏有益，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应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凯恩斯更认同财政政策救助的作用，货币政策仅可为辅助手段，且不能逾越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应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为了弥补政府救助金融危机导致的财政赤字，最优的方式是发行公债。
二战后至上世纪50年代末，以汉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西方国家尤以美国在该阶段一直执行其主张的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使用繁荣年代的财政盈余弥补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并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势，采取相应的政府干预手段。如经济萧条时，采取双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繁荣时则与之相反。“艾森豪威尔停滞”的出现打破了该阶段凯恩斯主义者的美梦，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乏力增长的困境[3]。
为修补这一缺陷，推动美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结合对外贸易逐渐扩大的趋势，在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又扩充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这两个救助目标，托宾、奥肯、海勒等凯恩斯主义者祭出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猛药，一度推高了通胀率，此时美国政府干预风向骤变，短期内演变为“双紧”政策，且带来了失业率攀升的难题。这俨然成为“滞胀”的催化剂，低息、高赤字、高福利、高通胀的隐忧，经济效率低下的迷局，均暗示了政府救助失灵初现。此后近十年，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试图用浮于资本主义表象的新理论如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不同市场、部门区别对待的微观化政策，政府对物价进行管制的工资政策，政府针对就业和劳工市场制定的人力政策等多样化手段修补出现的困境，但对于长期赤字财政导致的“滞胀”却无异于杯水车薪，政府救助彻底失灵，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再次陷入混战[4]。
进入20世纪80年代，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稳定成为政府救助的第五个终极目标。同时，“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也即总需求管理与总供给管理逐渐融合。通胀的高悬未决成为新上任的里根总统的首要难题，其救助手段也隐含着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他以总供给管理即自由市场主义为主要出发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却导致经济出现结构性、周期性衰退，这亦间接证明国家适度干预的重要性。此后，美国政府救助手段此后长期“萧规曹随”，充斥着新凯恩斯主义的身影。
四、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偏差
由空想的理论与花哨的模型支撑的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先天不足，且当今虚拟经济支撑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已明显与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时以实体经济为上的经济环境相背离，换言之，时代局限性使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缺陷逐显。
（一）政府救助理论先天不足性
1.货币政策利率回调与超调
关于货币政策中的利率回调现象按照凯恩斯经典理论，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国民收入上升。但这一说法，仅关注了货币市场的变化，尚未考虑到商品市场对货币市场的反应。随着收入上升，对商品需求增加，引致对货币需求增加，而利率下降已经导致储蓄意愿下降，货币供给下降。两方面作用下，市场利率重新上升，导致投资下降，收入下降，对商品需求减少，引致货币需求减少。利率的再次上升，又会引发储蓄增加，货币供给增加，两方面作用下，利率重新下降。这一过程将会不断反复，直至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到达均衡状态。如图3所示，LM曲线右移到LM'，利率由i1下降到i3，引致商品市场中IS曲线右移至IS'，利率上升，又引致IS曲线左移至IS'，直至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达到平衡，IS*和LM曲线相交，均衡利率为i2，位于i1和i3之间。
关于货币超调，货币政策在商品市场影响下会形成挤出效应，造成最终均衡利率低于宽松货币政策初始达到的利率水平。换言之，如果要达到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水平，所执行的货币扩张程度要大于不考虑商品市场的扩张量。也即，在IS-LM框架下，考虑到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交换反应，目标利率的实现意味着货币量的过度注入。如图4所示，假如当下的IS-LM曲线在初始位置，利率为i1，收入为Y1。经济危机后央行将利率目标设定为i2，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LM曲线由原来位置向右移动到LM1，利率由i1下降到i2。受利率下降影响，商品市场消费、投资增加，IS曲线右移由IS1，利率由i2上升至i3。央行为了重新达到降低利率的目标，只能再次扩大货币供给，将LM1右移到LM2，利率重新降低至i2。商品市场消费投资扩张，将IS1曲线右移由IS2，利率由i2上升至i4。如此循环，当利率成功降至设定目标i2时，货币供给已经超过预期投入的货币量，造成货币政策超调。
2.财政政策的外在依赖性
凯恩斯偏爱的财政政策要依赖货币政策方可发挥作用，而货币政策又需要财政政策从三个方面进行协助。一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操作对象――国债，需要政府承担创造成本，也即财政政策为货币政策提供运作的燃料和对象；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操作目标和中间目标，需要政府维护，也即在关键时刻，需要财政政策维持大型金融机构的政策运转，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完整顺畅；三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投资、消费、出口，需要政府提供优惠政策进行疏通，也即在投资、消费、出口不振情况下，需要财政政策承担刺激货币政策传出路径的成本，包括减税、打折等鼓励政策。综合来看，财政政策“提供燃料”、“维护渠道”的作用具有相对主动性，财政政策可以主动进行发债、注资等活动。相比之下，财政政策“鼓励传出”作用则略显被动，尤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消费能力被破坏、投资前景低迷、出口疲软，减税、打折等鼓励政策并不能疏通货币政策的出口。
（二）政府救助理论实践偏差性
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实体经济仍然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产销不畅之间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凯恩斯的继承者们也在理论及政策层面积极充盈政府救助思想，然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救助理论并不能完全剥除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决定了其救助理论只能延缓而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长达30年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已然造成需求疲软，西方当政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源源不断扩张需求，长期无节制的干预市场自由运行，滥用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其后，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疲软、虚拟经济泛滥，实体经济供给、需求萎缩与虚拟经济供给、需求过度扩张的三重矛盾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逐渐演变为生产全球化与经济、金融资源的超级垄断之间的矛盾。生产的全球化要求有全球性的货币体系和管理机构与之相适应，美元本位制及一定程度上IMF、世行等机构的不作为成为其掣肘，虚拟经济资源的垄断导致美国一家独大掌控着全球经济资源与世界机构。新的基本矛盾逐渐滋生系统性经济危机。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创新泛滥、超前消费理念使本身不稳定的信用体系逐渐成为资本的奠基石。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当现有资本利益空间逐渐缩小时，必然会有新的足值、不足值资本出现，真实价值越来越低的新生代虚拟资本便成为资本家的最佳选择，虚拟资本衍生速度快、投机性高的特点决定了信用链条一旦断裂，与虚拟金融资本相关的上下游各个行业都将崩塌，即为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危机爆发的原理。基于心理层面理论推导的脆弱性及抛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生产关系、空谈政府救助的狭隘性已然与现代金融危机发生的原理有很大偏差，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陷入新的难题：即在信用链条支撑的现代金融体系下，如何救助系统性经济危机[5]。
五、旧瓶装新酒：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理论缺陷及实践偏差催生出政府救助理论的困境：即全球滞胀与系统性金融危机救助难题，滞胀成为政府救助理论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时至今日仍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梦魇，系统性金融危机救助难题导致新凯恩斯主义者对现代金融体系下政府救助手段进行新一轮探索。
由于滞胀问题尚未彻底根除，故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的局限性很容易被进一步曝光。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如图5所示。首先，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先行一步，各国纷纷降息，此后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沿袭了以往金融危机救助中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经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突破了以往理论中单一的货币政策救助手段；其次，全球联合注资及国有化腐烂的金融机构，形成救助规模效应；再次，在信贷市场出现复苏迹象之后，各国采取凯恩斯主义高效的“老药方”即财政刺激计划以拯救全球性经济衰退；最后，经济呈现复苏之后，各国纷纷转向预防性措施，强调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改革金融机构[6]。
总体来看，各国的联合救助行为实际上仍属于凯恩斯式应急措施，仍沿袭新凯恩斯主义救市路径，对原有救市经验产生路径依赖并对救市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做出修正。经过修正后的凯恩斯主义已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干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还糅合了经济自由主义等学派的观点，增加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政府干预内涵。但归根结底，凯恩斯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因此难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结合凯恩斯生活的年代及凯恩斯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可以理解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的出发点：首先，凯恩斯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其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缺陷，但他仍隐形保护了资产阶级资本家的利益；其次，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根源归结为人们不确定的心里预期，进而认为只要政府积极进行干预就可以拯救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折射出凯恩斯赞同政府完全理性的“精英治国”思想，然而政府和经济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政府救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拯救经济危机于水火，却不能完全决定经济走向；再次，凯恩斯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收入结构失衡及社会阶层结构问题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国家救助理论掩盖了市场经济本身自我调节的过程，为后续经济问题的出现埋下伏笔。
现代金融体系下，新凯恩斯主义者的救市措施短期内会对金融危机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长期来看却可能会陷入新一轮“凯恩斯失灵”。自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至今，各学派虽对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界限争论此起彼伏，却均未触及到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为根除经济危机，唯一的手段即为消灭资本主义，显然这是不可行的。为缓解这一矛盾，减少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本文认为，现代金融体系下，各国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的逻辑应为：短期手段，需求管理应先行一步，即采取凯恩斯式逻辑，通过注入流动性避免经济陷入有效需求不足陷阱，利用政府信用稳定市场预期，防止经济出现大规模衰退。长期手段，供给管理应占据主流，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疏导短期救助导致的过剩流动性，各国根据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致力于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打造区域经济圈，激励生产创新[7]。长短期政策搭配使用，既有利于缝补当前救助手段的缺陷，也将为政府救助理论的后续发展提供可行之路。
六、它山之石，能否攻玉？凯恩斯主义在中国
凯恩斯主义引入我国的过程是十分曲折的。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理论界并未意识到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首次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迹象明显，中央政府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具体包括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行国债等，这不仅在当时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促进了此后几年间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及政策在我国的初次试水是成功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凶猛来袭，迫使我国政府第二次拿起凯恩斯政府救助的武器。“4万亿”猛药将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加之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此轮政府救助的力度更大，方式更多，效果更显著，凯恩斯主义的印记也更深刻。
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在我国的两次实战中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与我国的经济特点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一是凯恩斯主义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及价格调节中的核心作用，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府扶植并主导市场经济的大方向较为一致；二是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基础为总需求管理政策，即通过刺激有效需求提高经济产出能力，投资、消费及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与凯恩斯总需求管理的思想内涵相一致；三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为“适宜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干预手段亦或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财政政策手段均带有明显的“凯恩斯式”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再也没有与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相分离，暗中涌动的干预势力无形中打破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均衡状态，凯恩斯主义中国化的局限性逐显：一是长远来看，应急式的政府救助政策带有明显的牺牲长远利益以换取短期经济指标坚挺的痕迹；二是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长期被推崇政府宏观调控的我国政府奉为圭臬，从而逐渐将政府权力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三是从经济增长推动力角度讲，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颠倒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患上了严重的“政府投资依赖症”。政府过多的依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手段无形中降低了企业自救的积极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反而造成资金愈发短缺，接着再加大投资力度，资金再短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在短期内确实会有积极效果，长久使用却将中国经济拖入病态的循环圈。
因此，在我国新一轮经济调整过程中，宏观调控与改革应同步进行。短期来讲，政府应稳健缩减凯恩斯国家干预手段的使用力度。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关键期及前期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传统行业疲软的现状下，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将大大增加。加之财政政策要受到“三元悖论”的制约，故税收、支出及负债三种手段实施财政政策不可能同时满足[8]。因此，政府可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的方式抑制经济下行的风险。此外，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风险逐渐加大、经济二次探底风险仍存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退出仍需要一段缓释期，政府应扩大财政政策的涉及范围，通过增加支出和减税等不同手段，在继续保持财政政策规模的同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的减轻区域内企业及居民的税收负担，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活化“僵硬”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期来看，国内的理论界应发展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在洞悉西方经济危机的病根和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基础上，掌握理论和实践上的制高点，逐步使政府干预手段消失殆尽，以改革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实现我国经济新一轮的、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4-81.
[2]漆光瑛.国家干预的艺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沿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98-149.
[3]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学理论反思”课题组.国际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J].经济研究，2009（11）：4-11.
[4]马奎.论西方政府干预经济理论的演变[J].经济评论，2001（3）：44-47.
[5]李国疆.凯恩斯经济学的反思：全球金融危机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11（10）：78-81.
[6]刘银喜，徐天娇.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对化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借鉴[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33-37.
[7]任保平，张文亮.以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经济纵横，2013（2）：43-47+42.
论新经济政策篇7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 （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 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 （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 （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 （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4.财政政策作用领域的公共性。首先在总体框架上保证公共性，在此基础上，在防止进入竞争领域，确保竞争领域的竞争性、市场完备性；在保障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不仅包括一般意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还包括帮助竞争性企业抵御不可抗拒的冲击、化解金融风险等公共性事务；不仅包括传统的公共领域，而且注重新出现的公共性明显、对经济增长推动力强的公共领域，如有的国家将运用网络等列为公共领域，通过政府补贴降低服务价格，提高社会公众的对服务的可获得性。
论新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产业政策;市场失灵;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自由与保护之争就成为不同经济流派之间永恒的争论话题，而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用来干预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经济学派对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希望对于产业政策对于现代经济的作用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从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
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就已经提出贪婪等个人劣行却能够达到好的公共利益，从而否定政府的干预，倡导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对于斯密等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斯密开始，众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一直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规则，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作则可，政府只需要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而根本没有必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而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反对产业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太多的信息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很难代替市场运行所必须的各个分散的信息过程，而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过其人从事相关决策行为，其委托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刺激却保证他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换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选择优胜者，反而容易诱使寻租行为的产生，从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预行为的初始目的。克鲁格分析了对于进口的数量限制是如何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进口许可证，从而产生租，进而把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中。张五常在研究产权制度时，提出集权国家推行有别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推行规则，如许口证等，往往导致普遍的贿赂现象(张鹏飞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义推崇市场功能与最小政府，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己组织运行。自斯密起，主流经济学家就主张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而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预，以及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只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损害社会的福利。因此，在经济自由者来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只是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无需运用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张鹏飞等，2007)。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张鹏飞等，2007)。奥蒂通过对比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东亚高增长国家的实践，指出尽管拉美国家更早的经济发展中推行了产业政策，可是由于国内购买力水平很低，市场规模不足，而产品的出口不拥有成本与质量优势，从而政府产业政策对于国内产业部门保护的结果却影响拉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导致其经济被东亚国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东亚高增长国家一直被视为推行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如1993年比森和温斯坦通过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扶持力度的数据，得出结论:日本产业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而与日本产业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与之类似，维斯塔尔固然承认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仅在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其积极的意义，而自60年代开始，其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就开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固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已经是导致日本的经济表现恶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应该说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跃的产业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
拥有上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对于所有国家最好的战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战略融合进全球经济，应该通过自由市场分配资源，获得它们的自然比较优势，达成最优的动态优势，实现可达到的最为稳定的增长，没有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发展，或者增加福利。在这种方法下，国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明确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外产品与要素实施完全的开放，保证私人企业的领导地位，提供诸如基本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产业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调节资源配置时的运营机制，影响其效率，甚至对于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来说，会产生负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根本没有任何产业政策。”
而在实践中，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导的新规则所应用，而且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之中。
二、支持产业政策的观点
汉密尔顿早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就指出了市场机制对于创新产业的培育，对于创新投资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短期内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号，但是他们对于引导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产品选择，或10年～15年内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引导是不充分的。他还认为资本在供给创新生产时是任性而羞涩的，因此国家应该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资本家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他们实践过程中的障碍。他的解释也为现代产业政策论者反驳新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他们批评了新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市场失灵与不完全。既然市场自身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寻求政府通过一些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来实施干预。
莱尔也强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达不到最优，政府也无法提高效率(Lall，2003)。莱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莱尔承认过去一些产业化政策运作效果并不好，这就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否认产业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过去的政策失灵不是被动的依赖市场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灵对于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
豪斯曼等则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指出产业政策对于调节由于存在协调失灵与信息外溢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意义(Hausmann，2006)。所谓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是复杂的，以至市场中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是取决于市场的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执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采取某一行为，甚至替代市场以直接执行某种投资行为。信息外溢则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生产一种新产品过程中的成本结构的确定。比如一个人进行一种创新行为，如果他的行为容易让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创新失败，他将承担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创新取得成功，就会有众多的模仿者出现，从而使得其个人的收益少于社会的收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创新行为就难以出现，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行为来限制模仿者的出现或者补贴创新者，使其收入与社会收入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将促使受保护的产业最终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以提升该国的国有利益，纠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他们通过森林的隐喻，阐述了一个国家如何推行产业政策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他指出产业政策不能指望无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须依赖信息表达机制。通过开放的体系、自组织和透明度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释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较早的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场的力量自身无力使得资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长产业，这就必须通过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从没落部门，快速流向新兴部门，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波特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的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则应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使本国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波特所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企业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组因素决定的。而政府则作为一种辅助因素，通过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影响上述四组因素，从而建立一个拥有苛求的消费者，国内竞争，较强的供应商联系，以及好的公共设施的环境。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的把国际经济学纳入考虑产业政策在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之中，他们运用博奕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概念，并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哲罗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过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产业政策在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内效率，生产率与技术改变，最终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产业政策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促进创新行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尽管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创造财富与保持贸易平衡时作用相当，但他们在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的就业，工资，劳动技能，生产效率，研发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成比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的正的外部效应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费的研发投入也更高，就必须依赖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研发投入，促进其发展。
格申克龙则认为不发达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其必须跳跃式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它们由于私人部门较弱，资本不足，所有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动员并分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于产业政策的需要。园山晴已提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的发展需要共同之处的研发投入与更长的研发投入与获取投资回报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对于私人部门来说，现代研发行为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这就必须依赖政府在促进研发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参与一些基础性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推动私人部门的研发行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业保持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护政策，对于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将没有能力保持市场份额和收益，以支撑必要的研发成本，以保证国际竞争力。
尽管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主张自由放任，反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产生了主张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补充市场功能的创新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些学派的指导下，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业政策理论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得到广泛的重视。
三、支持产业政策理论的事实依据
在传统的观点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他们孕育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长期的发展中推行了自由主义思想，注重市场机制的功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干预，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由贸易。然而，事实上，同时欧美国家也是现代产业政策思想的诞生地，而且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产业政策始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夏准(Chang，2002)分析了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历史，指出，其实在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他们也是充分运用了各种产业政策对于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扶持，对于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通过行政手段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却成功的扮演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摒弃产业政策工具，推行自由开放政策，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抽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梯子，从而维护其优势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实自汉密尔顿开始，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坚持运用多种产业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国的产业政策在解决功能性问题，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发展美国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重建美国城市，保障国防建设，以及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事实了揭示了美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始终坚持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一般观点，美国其实是综合运用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
欧盟也是现代产业政策运用的成功典范，佩克尔曼针对整个欧盟范围内现代产业政策的框架设计与具体运用的历史透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欧盟的成立的历程以及现代欧盟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无不显示出现代产业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与培训，旨在提升欧盟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建设政策在现代产业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战略的提出，就从整体了确立了以后10年中，欧盟各国的产业政策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远大目标。
尽管上文中，比森和温斯坦对日本产业政策对其经济的飞速增长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怀疑，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仍然是把日本的产业政策视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莱尔、罗德里克、张夏准等经济学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产业政策对于日本，乃至其它亚洲高增长国家的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经济于上世纪末期陷入危机一度成为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针对拉美的经济危机，在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拉美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症治药方，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并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非传统贸易增长;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限制，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行低关税;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各种障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等。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但对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拉美国家仍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随着“华盛顿共识”无力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近年来，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纷纷批判“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贸易无法保证稳定的发展，而重拾产业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构建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以提升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惊奇地发展，无论是主张自由主任的古典经济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还是上世纪末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经济建设工作的拉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产业政策都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研究产业政策理论也将对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推动社会创新活动发展，全面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尽管目前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从目前而言，在“华盛顿共识”破灭之后，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经认可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直接体现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传统产业政策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攻击，其原因就在于其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往往更多的关注挑选赢家，限制市场范围或生产组织条件，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影响市场的作用机制，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但却容易导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寻租与腐败滋生，从而形成了政府失灵。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从而支持了产业政策无效论。超级秘书网
而现代各国的产业政策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预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规则许可的条件下，着眼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在现代，如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环节，而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这一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个领域在产业政策理论以及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时，现代的产业政策研究也将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也更注重于促进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实现企业面对竞争条件时的动态调整，比如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来引导新的企业或部门的产生，实现对于现有产业的结构改变等，这也将极大的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新晨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政策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由于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影响其效率，从而诱发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但从总体来看，在知识与创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来加强其能力建设，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将成为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路爱国.2006.国外产业政策研究若干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10):7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