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的风险范文

国际直接投资的风险篇1

【关键词】 涉外投资；风险防范；法律制度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在投资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表现在依然保持吸引投资的大国的同时，也开始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据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投资统计报告的数据，中国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以下简称流量）688.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1.7%。截至2010年底，中国130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1.6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3172.1亿美元，名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五位，存量位居第17位。同时，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2011年7月的《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我国也是发展中国家中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的最大流入国。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流量达106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在国际投资领域面临的风险也将日益增多。本文旨在通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说明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风险以及防范。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超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创历史最高值，对主要经济体［1］的投资增幅较大。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面临了更多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

1、市场准入风险

这一风险是指中国在进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市场时由于其本国对资本流入进行限制所遭遇的风险。这一风险主要表现在中国作为新兴的投资大国，并不具有传统投资大国的优势，即对传统而又安全的行业具有投资竞争力，只能被迫投资新兴发展的且风险较高的行业。此外，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是国企，但是中国国企在很多国家关于投资市场准入限制中往往受歧视，被认为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由经济实体，国企的投资行为被视为国家的行为，因此遭遇投资准入歧视。同时，中国企业还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便是各资本流入国基于国家安全理由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这对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准入时也是不可避免的风险，往往遭遇前期准备工作都做充分之后，被以可能侵害国家安全为由拒绝进入。例如中国企业在美国就面临上述问题，国有企业审查严格，对敏感的行业如能源、高科技及基础设施等往往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企业进入。

2、政治风险

这一风险具体表现为在不稳定的国家政局带来投资的投资风险，这一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战争和内乱带来的投资风险，这是指战争和内乱带来的投资环境变动，导致投资在该国无法实现。二是有被国有化和征收风险。

3、自然灾害风险

这一风险主要由投资东道国当地的自然灾害所引起，但由于这一风险导致投资受损的原因还包括投资方不了解投资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带来的对投资未有效预防而带来的投资损害。如在非洲国家投资时在旱季未能及时完成工期，当雨季来临之时无法施工导致合同无法如期履行。

4、文化风险

这是指不了解东道国文化而导致在投资时出现的风险。如在东道国投资时不了解当地文化习俗而带来的风险，如不了解当地风俗习惯而带来的劳工问题。

5、法律风险

这一类风险主要是对外投资企业不了解投资国法律而带来的投资风险以及不了解国际对外投资相关法律而无法有效地保障或救济自己的权利。如我国某企业投标某外国基础建设项目时，因不了解当地政府审批外籍劳工的相关法律政策而错误的制订了投标价格，导致最后难以按期完成合同而赔付违约金。

6、管理风险

这是指企业在管理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时，由于决策不当或管理无效，也会增加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如企业未完成海外投资市场的尽职调查就急于签订合同。当然，这一风险也包括对外投资活动管理过程中因和当地政府产生联系而带来的风险。

除上述风险外，对外投资企业还可能遭遇安全生产风险和商业风险等。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

对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而言，要防范其可能遭遇的上述风险，应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进行。

1、企业应对之策

对企业而言，可以从以下几分方面入手对防范风险：

（1）投资前做好目的国尽职调查。在投资前企业应对国外市场作详尽的调查，包括上述所提及的文化、商业、自然灾害。（2）及时应对所在国家法律纠纷。当出现法律纠纷时，不应置之不管，而应积极应对。中国在国际商事和投资活动中仍不甚熟悉国际规则，往往依国内习惯处理国际纠纷，即不积极应对而常常消极处置，这常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在国际投资领域，整个对外投资活动中，一旦出现法律纠纷应依照国际规则积极应对，这不仅能有效的解决问题，也能为在国际环境中利用法律制度救济自身的权利积累经验。如华为对待摩托罗拉公司对其的，华为通过积极应诉不仅没有损失，最终还获赔偿。（3）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尚不强，近几年出现的国内知名商标在国外遭抢注的现象便是一瞥。因此，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也应当注重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但同时，也应当注重不违反东道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4）做好境外法律业务信息化工作。在企业内部，信息化有助于业务信息在内部有效的流动与沟通，避免内部协调不畅而增大风险。（5）完善境外法律工作监督。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对投资活动的合法性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是防范风险所必需的。（6）充分利用中介机构。在企业对外投资时，应充分利用国内、国际或东道国本土中介机构来防范风险。如通过熟悉国际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事项进行有效评估，通过熟悉东道国国内法律制度的当地律师事务所有效预防法律风险，或通过熟悉国际投资业务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对权利进行有效的救济。（7）与本国政府有效沟通。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积极地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这一方面不至于违背我国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宏观管理，也可以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与协调下避免一定的风险。因为政府在进行对外投资管理过程中，对行业的整体情形以及外国政治、经济、法律等情况有所研究。（8）加强行业沟通与经验交流。企业应在其行业之间进行风险防范的交流，通过经验交流和信息沟通，可以对风险更全面地认识和有效的应对。当然，这也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协调的方式实现。

2、政府应对之策

（1）我国政府要及时有关信息。在信息获取方面，政府远比企业更加全面，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更加深入。如外国的政治、外交、文化

国际直接投资的风险篇2

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 ,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 ,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性行为。

根据国家的主权原则 ,一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主权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必然结果 ,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 ,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

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 ……。”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 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享有充分的主权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高潮。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 ,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 ,非洲为826件 ,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 ,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 ,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 ,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 ,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 ,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 ,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 ,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 1亿美元的公司 ,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国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

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 ,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 ,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 ,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 ,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 ,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 ,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 ,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 ,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 ,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 ,损害了其根本利益 ,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 ,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 ?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 (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

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主权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主权的行为,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主权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

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 ,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 ,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 1 0 % ,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

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 (包括国有化风险 )提供法律保证 ,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

其一,一般来讲 ,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

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 ,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

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

第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母国为了对海外投资者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通常与东道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为国有化风险提供条约,使其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保证,以与其国内法的保证相互配合,加强其保证的效力。而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给外资以安全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有化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国有化的方式;二是关于国有化的条件。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国有化必须遵守的某些条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视性、补偿和司法审查。如日本与埃及1977年的协议规定:缔约国各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地方的领土内不得实行征收、国有化、限制或具有相当于征收、国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1)该措施是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当法律;(2)该措施不是歧视性的;(3)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的样板条约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定。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上面的规定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国与瑞典1 982年的投资协定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补偿的目的,应使该投资者处于未被征收或国有化相同的财政地位。征收或国有化不应是歧视性的 ,补偿不应无故迟延,而且应是可兑换的,并可在缔约国领土间自由转移。”〔4〕

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

1985年世界银行年会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该公约在其承保的险别中规定,该机构承保征收和类似措施的风险,即“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为,其作用为剥夺保权人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政府为管理其境内的经济活动而通常采取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措施不在此列”。

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世界银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的业务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资的国家的议会组织或政府剥夺投资人的所有权或应有的经济利益遇到风险时”,以及“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资者无处申诉,申诉被无故拖延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凡加入这一机构的国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机构可以申保,这一机构则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和保险机构承保对外直接投资国有化风险,因此,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 ,国有化赔偿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求偿的对象 ,这样就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东道国方面

防范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好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向利润丰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领更大的市场 ,推行全球性战略 ;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从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吸收高质量符合本国发展要求的投资 ,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国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并且可以消除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向前发展。

为了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许多东道国都通过宪法或外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 ,明确规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以此来维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关于国有化保证的国内立法,各国的实践均不相同。有的国家只通过宪法作出国有化保证。如印度宪法规定:“除非根据规定对取得资产给予赔偿外,对任何财产不得进行强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 ,除非基于政府根据特别征用法所定条件的命令,并通过司法程序协商 ,确定支付公正补偿,对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进行剥夺。墨西哥宪法规定:“除非为了公用并支付赔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 ,征收财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 ,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补偿。中国宪法第 1 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及从事其他活动,它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

除了在宪法上的保证之外 ,许多国家还在其外资立法中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证,保证的范围通常还较为广泛。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除非国家利益确实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不得采取国有化和限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政府有义务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种类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国际法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埃及关于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规定:“除通过合法程序,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或征用,投资也不得被没收、扣押和查封。”苏丹198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并对投资者支付公正补偿 ,不得实行国有化 ,补偿的价值是在国有化时对投资者的财产估价后的时价。”泰国1970年的《投资促进法》则保证不对所鼓励投资的企业的活动实行国有化。我国的外资立法对国有化也有规定,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6〕

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为了外国或港澳地区投资者在我国境内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 )条例》,将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列为重要的财产保险内容,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国公司

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对国有化风险进行防范时,跨国公司本身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跨国公司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可以三个阶段来进行,一是投资前期,二是投资中期,三是投资后期。不同阶段的风险防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投资前期阶段。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跨国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对具体的对外投资项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 ,这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别评价报告”,说明东道国在国有化风险方面所具有的客观状况。

在“国别评价报告”中,在对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 :第一 ,东道国国内法即外资立法中关于国有化风险的保证状况。第二 ,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协定中是否有国有化风险的保证条款,保证的内容和范围如何。第三,东道国是否参加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是不是公约的成员国,是否承担公约所要求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及其保证责任。投资前期阶段的风险防范的目的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可能避免风险,防患于未然。

2.投资中期阶段。

投资中期的风险防范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在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严重影响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事件与因素,随时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 ,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

第一,投资主体的调整。即跨国公司采取与东道国当地政府或企业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这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手段,通过投资主体的分散从而使投资风险也分散,因为共同投资要求投资主体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将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合资者身上,从而可以避免当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将风险分散。

第二,投资对象的调整。即跨国公司将投资的地域、行业、产品等分散化或多样化 ,这种调整方式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如美国在东南亚的一家跨国公司,投资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业,随着当地国有化呼声的高涨,该公司迅速将一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行业,从而避免了国有化的风险。

第三,投资方式的调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互换。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是常用的两种投资方式 ,前者以购买股份和成为合资企业投资者等形式投资,按资产产权比重定期分红,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银行信贷、企业、商业信用等方式投资,这可获得稳定的利润。当国有化风险增大时 ,跨国公司将股权出卖或转为银行信贷、母公司的买方信贷等债权形式;而当债务危机增大时 ,跨国公司又将其贷款转换为股份投资,这种转移尽管有一定困难,但可以减少风险。二是进行投资币种的转换,即跨国公司为了防范风险将其投资币种转换为当地货币。

第四,投资战略的调整。即跨国公司推行当地化的投资战略,增大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程度。本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实行外国投资当地化,即“逐步国有化”,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使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并使国有化风险大大降低。

第五,投资经营策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否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投资经营策略 ,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当跨国公司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尽量与东道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宁可牺牲眼前利益,采取积极合作的政策,这有利于避免国有化的风险。

3.投资后期阶段。

当国有化风险严重危及跨国公司的生存,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时,只能从东道国撤退。抽回投资采取撤退的战略,必然会造成许多经济损失 ,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损失〔7〕。

注:

1〕〔3〕〔4〕〔6〕　参见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 804、785、784页。

〔2〕　〔英〕尼尔·胡德和斯蒂芬·扬著、叶刚等译:《跨国公司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页。

〔5〕　《人民日报》1988年4月25日第10版。

国际直接投资的风险篇3

国有化风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自本世纪中叶以来，拉美及中东国家纷纷对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实行国有化,国有化由此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对于投资国来讲,国有化风险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安全性以及投资利益的保护，对于东道国来讲,国有化风险关系到东道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对于跨国公司来讲,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发展趋势以及全球性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文拟就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国有化风险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有化风险

所谓国有化是指一个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

根据国家的原则,一个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有化,属于国家的国家行为，是一个国家的体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国有化措施是行使其对自然资源永久的必然结果,是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一种重要手段。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国有化措施,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和支持。联大1962年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规定：“收归国有、征收或征用应以公认为远较纯属本国或外国个人或私人利益为重要之公用事业、安全与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联大1974年

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第2条规定:“每个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西方发达国家也被迫承认东道国的国有化权利,如1951年6月19日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的照会宣称:“陛下的政府代表自己和该公司承认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原则。”1956年8月在伦敦举行的苏伊士运河会议上，德国、英国和美国政府联合声明:“对埃及政府作为一个国家而享有充分的权利,包括对外国人的资产实行国有化不持任何异议。”

本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很少看到国有化的事例,但是,自本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就出现了国有化的高潮。据统计,从50年代到70年代,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有半数以上的国家对外资实行了国有化,共发生了1954件国有化案件,其中50年生国有化412件,60年代为406件,70年代约1136件,可见国有化的步伐一再加快。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为219件,中东为464件,非洲为826件,拉美为454件〔1〕。从行业分布来看,国有化的行业有半数以上集中在采矿、冶炼、石油、农业等部门。从国别来看,英美两国受国有化的影响最大,1960～1964年期间,在所有报道国有化的事例中,英国子公司半数以上主要分布在农业、银行业和保险业。70年代,美国子公司日益成为国有化的主要目标,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和采矿、分支银行、公用事业和运输业,大型子公司承受国有化的压力最大。就美国子公司看,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公司,其没收的比率比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小型子公司大50倍。1960年到1979年之间,在被国有化的342家美国子公司中,有158家发生在拉丁美洲,占46%,而52家被国有化的英国子公司中,则有419家发生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尽管东道国实行国有化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问题在于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权利的同时是否应附加条件限制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西方发达国家习惯上将国有化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有化和违法的国有化。并且认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就是看国有化是否具备以下这些原则:1.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许多国际条约中也把“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作为征用合法性的要求。1962年联大通过的《关于天然资源之永久宣言》中规定征用要以“公用事业、安全或国家利益等理由为根据”。在许多国家的宪法里也有类似的规定。

2.符合法律程序的原则。国有化和征用必须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这也是国有化合法性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涉及到国家责任。

3.不违反条约义务的原则。即国有化应受国际条约和国家承担的契约义务的限制,违反条约义务的国有化是非法的,这是“条约必须恪守”的国际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4.支付公正补偿的原则。即把是否支付“公正”补偿作为判断国有化合法性的一个标准。

5.不歧视的原则。即国有化必须无不正当歧视,东道国在实行国有化时,必须对其境内所有的外资同等对待,不得对特定的某一国家的外资实行国有化,这是国家平等原则所要求的。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事件严重威胁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东道国吸引外资的环境,因而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直接的、一次性的剥夺投资者的国有化,已为以间接的方式逐步影响投资者利益的间接国有化所取代,呈现出间接国有化即当地化的发展趋势。

由于东道国的国有化严重威胁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损害了其根本利益,因而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国有化措施对投资安全和利益的影响还在于是否在国有化之后给予充分的补偿。国有化之后是否给予补偿?应给予何种补偿?补偿的根据何在?对此,国际社会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原则:

1.全部赔偿原则。即赫尔原则,这是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1938年提出来的,认为实行国有化的国家有义务以“充分、即时、有效”的方式对财产被国有化的外国投资者支付全部赔偿。这一原则是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以保护既得权益和反对不当得利为法律依据。

2.不予补偿的原则。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措施之后,不存在对被征收财产的外国投资者进行补偿的国际法律义务,因而不必予以补偿。这一原则的主要根据是国家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既然国有化是东道国行使的行为,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应由国内法决定,采取国有化措施是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应予以补偿。至于在一定情况下,基于外交政策的考虑或出于国际礼让,或其它外交上的原因,可给予一定补偿,但不是法律义务。3．适当补偿的原则。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说和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关于适当补偿原则的根据存在着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一原则的合理根据是公平互利原则和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永久原则。在国有化补偿的实践中,一般都是采取适当补偿的原则,特别是通过“一揽子协议”(lumpSumExpreement)给予部分补偿,如伊朗征用美资石油公司,是补偿原金额的10%,战后东欧国家国有化的补偿额都是部分补偿。我国在国有化的实践中也采取适当补偿的做法,如1979年中美政府达成的解决资产要求的协议中,我国同意支付8050万美元作为对解放初被国有化的美国资产的补偿,这只相当于被中国收归国有的美国总资产的41%〔3〕。

二、国有化风险的防范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要保证投资的安全,必须对国有化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风险的防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母国方面

跨国公司的母国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的风险防范主要有:

第一,建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保证制度。这是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与鼓励本国的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法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包括国有化风险)提供法律保证,以达到促进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强本国国际竞争地位的目的。这种保证制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二是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护。

其一,一般来讲,各国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都对汇兑险、征收险和战乱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由资金雄厚的有政治后盾的国营公司或政府机构充当承保人,并且一般只限于经东道国批准并符合母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合格投资。

各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投资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义务及其运作程序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主要包括:(1)跨国公司向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申请投保,经审查批准后,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投保人履行定期交纳保险费的义务。(2)一旦发生承保范围内的风险事故,由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向海外投资者赔偿损失。(3)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取得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所有权和请求权,向造成该项投资损失的东道国求偿。其二,通过国内立法进行保证。如美国的《对外援助法》,日本的《输出保险法》等等。

第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签订的保护投资的双边条约。母国为了对海外投资者面临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通常与东道国缔结双边投资条约,为国有化风险提供条约,使其成为两国政府的共同保证,以与其国内法的保证相互配合,加强其保证的效力。而东道国为了吸引外资,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给外资以安全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国有化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国有化的方式;二是关于国有化的条件。几乎所有的双边投资条约都规定国有化必须遵守的某些条件,如公共利益、非歧视性、补偿和司法审查。如日本与埃及1977年的协议规定:缔约国各方国民和公司的投资和收益,在缔约地方的领土内不得实行征收、国有化、限制或具有相当于征收、国有化和限制效果的其他措施,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1)该措施是为了公共目的采取的并符合正当法律;(2)该措施不是歧视性的;(3)给予及时、充分和有效的赔偿。荷兰、德国、美国、英国的样板条约都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定。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上面的规定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如我国与瑞典1982年的投资协定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是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补偿的目的,应使该投资者处于未被征收或国有化相同的财政地位。征收或国有化不应是歧视性的,补偿不应无故迟延,而且应是可兑换的,并可在缔约国领土间自由转移。”〔4〕

第三,母国通过参加多边条约和多边投资保险机构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国有化风险保证。

1985年世界银行年会通过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条约保证,该公约在其承保的险别中规定,该机构承保征收和类似措施的风险,即“由于东道国政府的责任,而采取的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或懈怠行为,其作用为剥夺保权人对其投资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或剥夺其投资中产生的大量效益,政府为管理其境内的经济活动而通常采取普遍适用的非歧视措施不在此列”。为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世界银行1988年4月12日成立了多边投资保险机构。该机构的业务之一就是在“接受投资的国家的议会组织或政府剥夺投资人的所有权或应有的经济利益遇到风险时”,以及“对接受投资的国家政府取消合同投资者无处申诉,申诉被无故拖延和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凡加入这一机构的国家其公民代表的法人机构可以申保,这一机构则视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承保”〔5〕。

由于多边投资保证机构和保险机构承保对外直接投资国有化风险,因此,当跨国公司成为该公约或机构的成员之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控制,国有化赔偿问题可能会成为国际求偿的对象,这样就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保证,有利于促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发展。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在控制对外直接投资的国有化风险、促进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

(二)东道国方面

防范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双方都有好处。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向利润丰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领更大的市场,推行全球性战略;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可以从大量的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选择吸收高质量符合本国发展要求的投资,更好地利用和掌握外国资本中的先进技术,并且可以消除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不信任感,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推动国际经济向前发展。

为了保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合法权益,许多东道国都通过宪法或外资立法对国有化风险提供保证,明确规定只是在法律限定的条件下才实行征收或国有化,并给予补偿,以此来维护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关于国有化保证的国内立法,各国的实践均不相同。有的国家只通过宪法作出国有化保证。如印度宪法规定:“除非根据规定对取得资产给予赔偿外,对任何财产不得进行强制取得或征用。”埃塞俄比亚宪法规定,除非基于政府根据特别征用法所定条件的命令,并通过司法程序协商,确定支付公正补偿,对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进行剥夺。墨西哥宪法规定:“除非为了公用并支付赔偿,不得征收私人财产。”阿根廷、马来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宪法也明确规定,征收财产必须为了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手段和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公正”或“充分”补偿。中国宪法第18条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中国法律规定在中国投资及从事其他活动,它们的合法利益和权利受中国法律保护。除了在宪法上的保证之外,许多国家还在其外资立法中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证,保证的范围通常还较为广泛。印度尼西亚外资法规定:“除非国家利益确实需要并且合乎法律规定,政府不得全面地取消外资企业的所有权,不得采取国有化和限制该企业经营管理权的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政府有义务进行赔偿。赔偿金额、种类以及支付的方法,按国际法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埃及关于外国资本投资及自由贸易区法规定:“除通过合法程序,项目不得被收归国有或征用,投资也不得被没收、扣押和查封。”苏丹1980年的《鼓励投资法》规定:“除非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并对投资者支付公正补偿,不得实行国有化,补偿的价值是在国有化时对投资者的财产估价后的时价。”泰国1970年的《投资促进法》则保证不对所鼓励投资的企业的活动实行国有化。我国的外资立法对国有化也有规定,1986年颁布的《外资企业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资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并给予相应的补偿。”〔6〕

我国目前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不同于资本输出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为了外国或港澳地区投资者在我国境内的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颁布了《外国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条例》,将外国投资的政治风险列为重要的财产保险内容,对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的政治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三)跨国公司

从微观的视角来考察,对国有化风险进行防范时,跨国公司本身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跨国公司对国有化风险的防范可以三个阶段来进行,一是投资前期,二是投资中期,三是投资后期。不同阶段的风险防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投资前期阶段。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前期阶段,主要是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评估投资的风险程度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跨国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是对具体的对外投资项目所作的可行性分析,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这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所作的可行性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别评价报告”,说明东道国在国有化风险方面所具有的客观状况。在“国别评价报告”中,在对国有化风险进行分析时,要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第一,东道国国内法即外资立法中关于国有化风险的保证状况。第二,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协定中是否有国有化风险的保证条款,保证的内容和范围如何。第三,东道国是否参加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是不是公约的成员国,是否承担公约所要求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及其保证责任。投资前期阶段的风险防范的目的是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可能避免风险,防患于未然。

2.投资中期阶段。

投资中期的风险防范主要是指跨国公司根据在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种种严重影响投资安全性与收益性的事件与因素,随时采取调整措施,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情况,因此,跨国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富有弹性的调整手段,具体办法有:

第一,投资主体的调整。即跨国公司采取与东道国当地政府或企业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这是一种积极的调整手段,通过投资主体的分散从而使投资风险也分散,因为共同投资要求投资主体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将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合资者身上,从而可以避免当地政府采取不利的政策,将风险分散。

第二,投资对象的调整。即跨国公司将投资的地域、行业、产品等分散化或多样化,这种调整方式的实际应用价值较大,如美国在东南亚的一家跨国公司,投资初期集中在油脂制造业,随着当地国有化呼声的高涨,该公司迅速将一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行业,从而避免了国有化的风险。

第三,投资方式的调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互换。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是常用的两种投资方式,前者以购买股份和成为合资企业投资者等形式投资,按资产产权比重定期分红,取得股息收;后者以银行信贷、企业、商业信用等方式投资,这可获得稳定的利润。当国有化风险增大时,跨国公司将股权出卖或转为银行信贷、母公司的买方信贷等债权形式;而当债务危机增大时,跨国公司又将其贷款转换为股份投资,这种转移尽管有一定困难,但可以减少风险。二是进行投资币种的转换,即跨国公司为了防范风险将其投资币种转换为当地货币。第四,投资战略的调整。即跨国公司推行当地化的投资战略,增大跨国公司的当地化程度。本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实行外国投资当地化,即“逐步国有化”,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使一部分风险转移到“当地”,并使国有化风险大大降低。

第五,投资经营策略的调整。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能否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投资经营策略,直接关系到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当跨国公司与当地政府发生冲突时,跨国公司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尽量与东道国保持友好的关系,宁可牺牲眼前利益,采取积极合作的政策,这有利于避免国有化的风险。

3.投资后期阶段。

当国有化风险严重危及跨国公司的生存,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时,只能从东道国撤退。抽回投资采取撤退的战略,必然会造成许多经济损失,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损失〔7〕。

注:

1〕〔3〕〔4〕〔6〕参见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764、803～804、785、784页。

〔2〕〔英〕尼尔·胡德和斯蒂芬·扬著、叶刚等译:《跨国公司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314～316页。

〔5〕《人民日报》1988年4月25日第10版。

国际直接投资的风险篇4

相关文献中指出中国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遇到的问题来源于国企自身的竞争劣势、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障碍，以及复杂的国际环境等综合因素，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

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对策

2001年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作为投资主导力量的国有企业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日益增多。

1.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劣势

中国国有跨国企业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相比有明显的竞争劣势，表现在缺乏国际知名品牌、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国际化经营经验不足，及公司治理结构缺陷等等。而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制度缺陷。同时，与民营控股公司相比，中国的国有控股企业面临更高的领导人道德风险，我国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面临风险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国的对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不规范。

2.国企对外直接投资遇到的“国家安全审查”障碍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中遇到的以国家安全审查、产业安全审查、市场垄断审查和国有企业审查等形式出现的国际投资障碍明显增多。美国对拥有政府背景以及与国家资本有关联的企业特别“敏感”，尤其企业在能源、资源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大规模并购获得审批困难。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还存在技术、汇率、财政政策等方面的障碍等。

3.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性问题

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综合性问题，由于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对外部世界不了解，不熟悉国际投资问题，缺乏信息和人才，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吸引外资很不相称，存在突出的不和谐问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常遭受重大损失。

4.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针对国内国际不利因素交织阻碍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杨圣明建议，要推行五外和谐新战略，遵循统一对外、行动和谐的组织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外资、外贸、外汇、外援和外债之间的关系，力争达到互利共赢。中国国企在对外投资或并购投资中可以引入国际私募资本或国内民营资本，形成多元化融资结构和股权结构的战略联合体。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与对发达国家投资相结合，采取“演练拓展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

在战略实施手段上，除了增强企业对外投资自之外，还必须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支持体系”和“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孙南申提出应确定海外投资风险分类与成因，构建海外投资的风险防范与保障机制；转变风险防范和安全保障思路，确立风险转移、分担和补偿机制，从而加强对海外国有资产的监管。阎大颖建议要保持和发挥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既有的优势和能力(如国际经验、融资能力、聘用知名投资机构的信誉等)，并逐渐提高中国管制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质量，主动缩小与外国的制度距离。在着力实现投资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的同时，还应淡化国有企业政府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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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的风险篇5

一、风险的经济学分析

国家、企业和个人为经济利益的获取而进行的较量是冲突产生的根源，因而也是风险产生的根源，这无论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国内层面都是如此。当以往利益分配的均衡格局被打破而形成新的分配格局时往往亦是风险多发的时期，这点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来说更是如此。以往的国际资源直接投资领域主要由发达国家所统治，而这种格局在新世纪开始后已经被打破，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模式在国际和国内层面正在形成，忽略或者不重视这些变化将增加对外投资的风险。

（一）发展中国家加入发达国家使国际直接投资在石油矿产资源领域的争夺日趋激烈。

一个国家为了取得更高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更高的福利水平，就必须不断地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源泉有两个，第一是一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增长，包括物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第二个源泉是生产技术的革新。尽管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呈现出增长的态势，然而各国经济增长的方式、速度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却大相径庭。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且发展技术的成本高，因而更多地依赖劳动力和资源的投入来取得经济的增长。一些发展较快但资源贫乏的国家在取得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便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资源，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近几年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恰恰证实了这一点。

国际直接投资从2000年的大动荡中恢复元气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而发展中国家在新的一轮增长中成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生力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扮演着主旋律的角色。

根据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展中国家在1990—2004年间在三大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幅度分别为：第一产业：11.1倍，其中石油、采掘、矿业增长56.7倍；制造业增长4.2倍；服务业增长29.8倍。以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例，两国在石油生产大国的投资都在不断的增长，形成了竞争的态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对石油矿产资源的快速增长的需求推动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速度的增长，2003—2004年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分别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量的48.4%和32.7%。2005年我国在石油矿产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经历了小幅的下降之后，2006年大幅度回升，从16.75亿美元上升到85.4亿美元，从2005年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3.7%上升到48.4%。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埃瑞克?布里顿的测算，2002—2005年间中国对石油需求的增长占世界新增总量1/5。在发展中国家中，与中国的表现同样抢眼的是印度公司。由于其国内石油供给率只有30%，印度企业最近几年通过收购方式在石油化工领域的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7.6%。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西，甚至巴基斯坦等也加入了对石油资源的竞争。

发展中国家对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是为了适应其同样高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而发达国家虽然随着服务业比例的不断扩大对能源等矿产资源的需求增长缓慢，有些国家甚至有所下降，然而为了维持其已经形成的庞大的工业化基础依然对石油矿产资源有巨大的需求，并仍然是石油矿产资源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角。因而世界各国对稀缺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争夺更趋白热化，矛盾也更加突出。数据显示2005年国际跨国公司在石油天然气领域的投资成为自1987年以来最大的直接投资领域，首次超过了金融和电信，占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的14%（表1）。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互间对资源的争夺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二）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国内引发利益的重新分配。

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引发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政府政策的国内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外国投资者与利益受损者之间的冲突，而后者之间的冲突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并且对国际直接投资构成重要的风险来源。东道国国内的利益受损者首先是稀缺的资本资源的所有者，外国资本的流入降低了他们的所得；另一部分受触及的利益集团可能包括土地所有者、一些地方势力和反政府势力等，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地盘，如果不协调好与他们的利益关系而贸然进入这些地区必然引发投资的风险。外国投资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外国资金的进入虽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对当地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部族头领的权威等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则体现在当地的就业率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利用对外投资的机会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使企业不仅要投入很大的成本调解劳资纠纷，而且投资效益低下，同时还引发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

21世纪初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一个新的变化趋势是跨国公司的“道德革命”，它的实质就是强调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作为对社会责任理解的延伸，提高东道国人民的福利水平（特别表现在就业上），实现互利共赢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需要考虑的一部分。虽然根据世界投资报告的分析，石油矿产类资源的投资与就业之间并不具有很高的相关关系，但是对于某些基本上依靠资源开发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最不发达国家，矿产资源的就业在当地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以往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包括雇佣当地劳动力在内的本地化战略来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益，此举同时也取得了促进当地就业的目的。在衡量企业跨国化程度时，最常用的衡量指标是跨国指数（TNI)，它包括三项指数：国外资产、国外销售额以及海外职工占本企业总资产、总销售额和总雇员。中国进入发展中国家前100名的公司中TNI总指数都很低，特别是中石油排名一直是最后一位，尽管按照国外资产排名中石油和我国其他企业排位都比较靠前，排名垫底的原因就在于海外雇员占总雇员一项指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同类跨国公司（见表2）。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为了降低成本不愿意或尽量减少社会成本，表现在减少对当地员工的技术培训，尽可能自带项目所需的技术员甚至工程队等，这样做虽然解决了一些本单位职工的就业问题，但同时也使得企业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更为显著。

二、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风险类别分析

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风险有其突出的个性，对风险的分类也有各种不同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分类，从风险分析的角度看都可将其分为三大类，即政治风险、经营风险和文化风险。基于石油矿产类投资的共性风险和我国大型石油矿产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下面即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时遇到的既有共性又有特性的风险。

（一）政治风险分析。

政治风险又称为国家政治风险，指由于东道国的政局变动以及所采取的政治性措施变化使跨国公司所蒙受的损失或实际收入偏离预期收入的可能性。它主要包括东道国政策和法律所产生的风险；战争风险和国有化风险等。石油矿产资源国际直接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中最容易受到政治风险干扰的行业，而且近年来有增长的趋势。

矿产资源储量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源和资本，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大部分投入到矿产资源如石油开采领域，如非洲四个主要外资流入国安哥拉、埃及、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外国企业对石油的直接投资分别占其吸引外资的93%、64%、94%和90%。然而，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局势却十分动荡，恐怖主义、反政府武装、地方势力等各种矛盾相互交错，而外国投资企业，特别是资源开发企业往往成为各种势力为解决其内部矛盾，或者与政府讨价还价，或者吸引国际关注的工具。“9?11”后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非传统风险因素凸现，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安全的一个重要威胁。的袭击已经演化成一种工具，其目的可以是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只要能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其袭击的目标。矿产资源投资一般地处偏僻区域，政府疏于防护，极易成为或地方武装势力攻击的对象。近几年来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针对美国盟友之外的国家公民的袭击包括对中国工程人员的袭击都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恐怖袭击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人员安全的最主要威胁。

国有化和征收是政治风险中的另一主要风险来源，主要发生在六七十年代，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更多地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土和经济。如今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已经大大降低，但是仍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争得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大国抗衡的能力有时以自己的资源作为筹码，但是形式有所改变，例如一些政府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外资比例，或者通过税收歧视和立法歧视来实现其目的。

（二）意识形态风险分析。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政治风险外，由于许多中国企业的国有化性质，东道国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在该国的投资又有不同的政策和态度，这些对中国企业构成了新的投资风险，或曰意识形态风险。目前中国企业在跨国兼并与收购过程中是由于“所有权”问题受害最多的国家。在石油矿产资源、电信及其他基础设施服务等敏感领域，1990年以来共有7例跨国收购涉及到所有权问题，其中有5例涉及中国企业，1例俄罗斯企业，另一例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企业。中国在石油矿产资源领域的两例收购失败案例最具有代表性。2004年中国五矿公司欲收购加拿大Brascan公司所属的Noranda时，加拿大国内舆论要求政府必须严密监控这一金额达到70亿美元的收购行动，其原因就在于五矿公司是国有企业。基于类似的原因，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预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的努力由于“安全”的考虑遭到美国政府的抵制。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利用法律条款以安全为由限制国外投资和产品进入本国的突出代表。美国的“埃克森弗洛里奥”条款（Exon-Florioprovision）允许美国总统在发现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时阻止外国企业并购美国企业。1993年美国在对上述法律进行修订时，又增加了对具有国有企业背景的企业兼并案进行专门调查的内容，其目标直指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企业收购行为。从1988年至2005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共收到1593起相关通告，该委员会针对25起案例进行了调查，阻止了一起收购案例，即为中国航天航空技术公司收购美国MAMCO制造有限公司计划。针对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对资源的投资，某些国家所提出的“安全”问题又变换了声调，传播中国企业的投资是“新殖民主义”和“掠夺资源的行径”。这样的宣传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损害，一些发展中国家既希望获得中国企业的廉价资源开发技术，同时又担心资源被控制。例如印度也由于中国企业的国有性质几度阻止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并购行为。

国家的竞争力与其所控制资源的能力相辅相成，因而对世界资源的争夺是资源政治的集中体现。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对稀缺资源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利益再分配和格局的重新划分在所难免。因而中国企业在石油矿产资源领域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在一定时期内必然呈上升态势，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障碍之一。

（三）经营风险分析。

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经营风险有着鲜明的行业特性，主要体现为勘探风险、环境风险和操作风险。石油矿产资源投资在勘探阶段对技术要求高，资金投入量大，然而勘探的结果往往具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国际上将其称为风险投资，说明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风险具有内在属性。一些发展中国家勘探技术落后但又急于开发本国资源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在该领域大量引入外资进行投资合作。我国目前在石油和矿产资源方面的陆路勘探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加之工程报价具有竞争力，因此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然而勘探风险依然是一个重要的风险来源，项目的前期可行性分析稍有疏忽就会导致重大损失。

石油矿产资源投资的环境风险和操作风险主要由于大多数国家的矿产作业区远离城市，环境恶劣，交通不便，气候与我国有很大差异，例如非洲的气候炎热干旱，疾病泛滥。我国在非洲一些国家（如赞比亚）从事作业的工人60%以上都有过感染疟疾的病史。其他国家如俄罗斯、蒙古等国气候严寒，暴风雪成灾，恶劣气候大大增加了施工的风险。此外，石油矿产资源的操作本身就具有高风险，如井下作业操作不当、安全防范设备与措施不健全等都会成为重要的经营风险来源，如果是在国外发生安全事故（如在2004年赞比亚发生的矿井爆炸）还会引发其他连带风险如政治风险等。

除了上述一般的经营风险外，中国企业在该领域的投资风险还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风险集中体现出一个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特点和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性。这些中国特色的风险首先体现为淘金思想严重，低成本竞争，表现在忽略对员工的健康和操作安全投入足够资金，不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教育，忽略对环境的保护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随着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人们对资源开采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重视，各国立法趋于严格化，忽视环境保护法律很可能导致当地政府采取关闭矿井和停止项目的决定。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将对外投资作为响应政府“走出去”的政策号召，外在推力大于内在动力，缺乏长远的投资规划，对外投资只是权宜之计而非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些短期和政策行为造成企业对外投资思想准备不足，成为诱发风险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文化风险分析。

在国际投资中还有一类重要的但往往被忽视的风险来源，即文化风险。对外投资虽然主要表现为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但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碰撞，特别是不同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因而便产生文化摩擦，跨国经营的风险也会随之产生。

一些由于文化习俗的不同而产生的摩擦是任何企业都不可避免的，然而中国企业在与东道国打交道时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过多注重与当权者打交道，认为只要与政府搞好关系便可一通百通，为此甚至采用行贿手段，表现出十足的实用主义。然而与我国国情所不同的是，外国的在野党、非政府组织、反政府势力、宗教势力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在一些与我国政府关系良好的国家，反政府势力以绑架我国员工为砝码向当地政府讨价还价，反而成为我国企业员工人身安全的威胁。中国企业对石油矿产资源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有些是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我国一些项目管理者表现出的大国心态和对当地员工的歧视态度也可能成为风险隐患，或为当地种族主义者煽动民众情绪制造把柄。

此外，一些看似家长里短的小事也可能成为冲突的起源。例如我国员工受“勤俭”和“孝顺”等中国文化元素影响，对自己在国外的花销控制得很紧，而将大部分收入积攒下来等回国时带回；而一些外籍雇员习惯于很快将工资吃光喝净后便向我国雇员借钱，在遭到拒绝时便可能发生冲突，进而引发两国雇员之间的冲突，严重的会使施工无法正常进行。

国际直接投资的风险篇6

涉外保险是具有某些涉外因素的企业保险，保险合同的一些要素，如保险标的、被保险人、承保风险或者是标的所处位置等具有跨境性质，且保险金额和保险费通常以外币标明。我国涉外保险存在于政策性保险和商业保险两个层面，其发展过程与我国对外经贸事业的发展休戚相关。

我国的涉外保险发展

由于保险在中国本身就是个舶来品，从其在华诞生之初，就先天地具有“涉外”性质。新中国成立后至1980年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期间，中国仅有被称为“国外业务”的水险业务和再保险业务，主要承保当时国家经济和军事需要的进口物资。3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大丰富了涉外保险的内容。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的涉外保险已经包含了普通企业保险涉及的绝大多数险种，涉外保险产品与国内保险产品相比，在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涉外条款一般更加贴近国际上通行的一些标准保险条款，承保范围一般比较宽泛。

政策性的涉外保险通常承保商业保险公司无力或不愿承保的政治风险，包括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目前这两个险种在我国均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代表政府承办。我国于1989年就推出了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承保出口企业因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导致的收汇风险。20IO年中信保总承保金额和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金额均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在全球官方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中名列前茅。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金额占我国同期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高于20％，超越了国际平均水平。出口信用保险提升了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我国出口结构优化，服务于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相比而言，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发展较为滞后。数据表明，从1990-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缓慢，年度流量有11年都在30亿美元以下。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共十届五中全会确立了“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成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契机。从2002年底开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增设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保险，投资保险承保的风险范围主要包括征收、汇兑限制、战争以及政府违约四个方面。2009年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了565.3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居发展中国家第1位。与此同时，中信保海外投资保险承保金额迅速扩大，2010年1～8月，海外投资和租赁保险业务实现承保金额42.9亿美元，同比增长52.0％。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特征

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主要包括征收、汇兑、战争、政治内乱、政府违约等。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政治风险是阻碍外国直接投资进入新兴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我国海外投资的地域分布来看，87％的投资分布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这些国家政局不稳、内乱内战频繁，使得许多海外投资直接遭受政治风险的威胁，甚至血本无归。

财务风险财务风险主要指国际市场以及东道国的利率变化、汇率变动以及商品价格变动等与财务密切相关的一些风险。跨国企业的各种经营要素面临巨大的财务风险。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风险与一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政策联系紧密，更多的是一种系统风险。

运营风险运营风险包括传统上的灾害性风险、操作风险以及经营集中性风险、商誉风险和信用风险等。从2009年我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占比较大的大多是运营风险比较高的行业，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

战略风险这类风险源于人口因素、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因素、技术因素、法律环境、消费者偏好、全球变暖等企业外部因素。对于这些风险，企业自身很难进行风险控制，但往往可以通过企业战略调整减少损失。在这些方面，传统的保险公司无能为力，但是有一些大型的国际保险机构利用其丰富的服务经验、广泛的国际-触角以及卓越的人才实力，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对上述战略风险进行分析研究，从而间接地为跨国企业提供风险管理服务。

涉外保险服务于“走出去”的远景展望

政策性保险层面

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在一定时期内仍主要依靠政府提供的政策性保险进行风险转移。在现有基础上，政策性涉外保险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有发展空间。

扩展承保风险和接纳更多的投资方式国际上，政治风险保险制度最早承保货币不能兑换风险，后逐步将战争、政府征用、政府没收、国有化、外汇禁止汇出、政治暴力，包括战争、革命、叛乱、政治动乱、和敌意破坏等风险纳入承保范围。而我国海外政治风险保险制度的承保风险宜在条件成熟时逐步扩展。另外，在投资方式方面，很多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可以承保股权、贷款、债券等投资方式，而这些经验对于中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都具有参考价值。

将利润或收益损失纳入承保责任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保险除了承保风险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以外，还赔付间接的利润或收益损失。例如，美国OPIC的政治暴力保险承保被保险人的营业收入损失，而OPIC的投资保险还承保投资的预期收益，总保险金额可按投资总额的270％承保，其中有180％就是承保投资收益上的间接损失。而我国商业保险市场上营业收入保险仍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故我国政策性涉外保险实务中也鲜有承保间接损失的做法，还远不能够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

促进承保主体多元化，开展与保险经纪人的合作许多发达国家的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和海外投资保险市场是对商业保险公司开放的，形成相互补充的作用。投资者一般先寻求商业保险公司的投保渠道。在有些国家，政府机构与商业保险公司联手为某些超大海外投资项目进行承保，另外，在政策性保险承保的项目到期后，往往由商业保险公司接手继续承保。未来我国可以进一步放开出口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适度的竞争，改善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我国在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单独设立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公司，致力于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承保。另外，在展业方面，国外的政治风险保险机构积极寻求与合格的保险经纪人的合作，尤其是其针对中小企业的保险服务，更加需要保险经纪人的介入，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如果我国的政治风险保险能够将保险经纪人纳入合作范围，其影响力和效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约有70％来自于大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仅占7.5％，股份有限公司仅占7.2％，中小企业海外投资还没有形成规模。海外投资保

险应该更多地鼓励中小企业走出海外，在政策上和产品设计上要照顾到中小企业的发展要求和实际需求。很多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计划中都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内容。例如，美国OPIC设立了小企业服务中心，可以为年营业收入小于3500万美元的小企业提供直接贷款和贷款担保，直接贷款额度从10万美元到1000万美元不等，贷款期限为3～15年，贷款利率在整个合同期间固定不变。获得OPIC贷款的小企业还有资格以优惠费率一揽子购买常规的政治风险保险，无需更多的申请程序。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已开始关注中小企业的投保需求，而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还有待于针对中小企业的需求进一步地完善。

培育海外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使命感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也不断发展，很多国家已将SA8000列为投标资质标准。而跨国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如果忽视了在东道国的公益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以及环境责任，就可能招致诉讼产生责任风险，甚至还引发罢工、抵制等社会风险。有些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将对东道国自然环境保护和雇员利益维护作为资格审查的标准之一，注重培育跨国公司投资的社会责任感，最终目的是确保本国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商业保险层面

商业保险市场的涉外保险以往主要针对出口贸易和国内的三资企业和海外投资项目。在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方式转变后，商业保险市场亦大有可为。

要积极争取和参与政策性险种的商业化经营出口信用保险在很多国家早已实现了商业化经营，而国际上一些比较大的保险机构，如AIG和劳合社还可以提供海外投资保险。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海外投资保险更具有灵活性，且保险公司在商业保险领域与企业已存在交流和默契，我国目前在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领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商业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逐渐参与到政策性保险领域中来，将是我国涉外保险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提高传统商业保险领域的服务水平由于市场竞争不够充分，国内有很多保险条款对保险人保护过多，对被保险人的保障范围过于狭窄。例如，商业财产保险中，我国保单条款一般不采用国际条款使用的“共保比例”规定，而沿用保险金额只有等于保险价值才构成足额保险的惯例，变相提高了企业的保险成本，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跨国公司更显不公。

积极开发跨国经营所需险种商业保险公司在产品、服务创新方面更需迎头赶上。例如，责任风险是企业跨国经营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经营风险，从我国2009年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占流量30％多的包括科研技术及软件开发的商务服务业存在重大职业责任风险，占流量23.6％的采矿业面临突出的环境污染责任风险，占14.5％的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面临巨大的产品和工程责任风险等。在美国，责任保险保费占非寿险保费收入约25％，而在我国这个比例只有不到4％。此外，信用保险、保证保险、营业中断保险、商业犯罪保险等险种在我国国内保险业务中显得比较薄弱，还不能满足跨国公司的保险需求。

在传统不可保风险领域大胆尝试传统保险市场对于巨灾风险、投机风险(包括利率、汇率和商品价格风险)、气候变化等风险往往无能为力。但是，国际保险市场的创新已可妥善处理这类风险。创新产品包括巨灾债券(Cat Bond)、或有股份(Contingent Debt)、气候保险期权(Weather Insurance Option)以及信用风险证券化产品，如信用违约互换CDS和抵押债务合约CDO等。这些国际保险创新反映了国际保险的发展趋势，即保险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契合交融，包括银行业、投行和证券业、资产管理、退休基金管理等。

国际直接投资的风险篇7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政治风险；防范策略

一、引言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是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1]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如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其中政治风险是所有风险中最难以防范的，一旦发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失。近年来国际局势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动乱，政治风险更多地表现为政治暴力，对战争和内乱形式的政治风险的研究并不多见。但从2011年初以来，中东、北非地区社会动荡剧烈、政权更迭现象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投资国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利益。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新形势下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政治风险有一个全新的了解。

二、政治风险的涵义及其表现形式

（一）政治风险的涵义

二战后，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经济关系开始步入理论化进程，相匹配的投资风险研究也紧跟着形成体系。其中，政治风险的概念始于60年代的美国商务著作中，当时仅用来形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发生的没收、征用及国有化事件。[2]70、80年代，对政治风险的研究达到鼎盛。针对目前学术界对政治风险的定义界定不清的情况，本文作者提出自己的理解：政治风险是指在东道国境内突发的特定政治事件、活动、政府行为（如政府违约、革命、骚乱等）给外国企业或投资者带来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3]

（二）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

1、战争和内乱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逐渐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战争和内乱风险已经逐渐退出政治风险的频发名单，不再经常被提起。但随着2011年初开始的“阿拉伯之春”的蔓延，此种政治风险表现方式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因为这种风险具有突发性、不可抗性，很多投资项目不得不推迟、中断甚至取消。

2、人员伤亡或人身安全无法保障

战争和内乱期间，东道国反对派敌对势力往往不惜绑架杀害外国公务和商务人员来达到胁迫政府、扩大事件影响力的目的。比如，中东、北非内乱期间，中国在外务工人员曾分别在利比亚、苏丹、埃及等地遭受暴徒袭击、武装劫持等暴力事件，人身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这类风险大多发生在政局动荡、条件艰苦的国家或地区。

3、政府违约

战争、内乱最终可能会导致政权更迭，政府更换领导人以及极端宗教势力对政府政策的干预，东道国政府的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投资企业与上一届政府签订的投资合同就会面临政府违约的风险。如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就造成了众多原来和伊拉克政府有合作的项目以及正在进行的外国投资项目中断甚至取消。

4、歧视性干预

因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同等问题的存在，东道国有可能刻意不正常使用本国政策、法律而给外国投资企业造成不利影响，这就是歧视性干预。此类政治风险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比如，2004～2005财年，埃及“私有化方案“优先考虑向国内投资者和阿拉伯国家投资者出售国有资产，对非阿拉伯国家投资者则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

三、FDI中政治风险的防范策略

针对目前政治风险的特点，跨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应根据具体风险的内容和特点，加强风险意识管理，运用合理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及时制定风险防范策略，从而保证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活动顺利进行。

（一）预防性策略

跨国企业在选择投资东道国时可以参照国际上知名的风险评估机构的国别风险报告，对投资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充分了解各国目前面临的投资风险的大小以及投资环境的优良，为正确作出投资决策提供先前保障。

预防性策略还包括参加海外投资保险，与东道国政府签订投资许可协议等。

（二）本土化策略

企业在开展海外投资项目时，应加强与东道国的合作，实现经营的当地化，将企业的生产、营销、管理等经营方面全方位融入东道国当地的经济环境中，同时主动承担所在国的公民责任，将企业文化与当地的文化环境相融合。

具体措施方面：（1）积极地与当地政府及社会团体进行沟通，增进了解，互通信息，在某些互利共赢的项目上加强合作；（2）对外投资企业要改变思路，尽量变劳工输出为资本、技术的输出，人员方面多雇佣当地人，这样能够增加东道国的国民收入，同时改变当地居民对外国资本的抵制情绪，从而杜绝或减少人员绑架、人质挟持现象的发生。

（三）多元化策略

多元化是分散政治风险比较有效的手段，多元化策略包括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模式多元化、融资方式多元化、投资领域多元化等。投资主体多元化主要是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合资或合作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投资模式多元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政治风险的冲击，避免只因一种模式遭遇风险而使投资停滞。融资方式多元化主要是指海外子公司进行融资决策时，可以邀请东道国所在地的金融机构参与进来，这样能够减少资金投入，而且当面临征收或国有化风险时，可以转嫁政治风险。投资领域多元化策略要求国家或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能集中在某几个国家或地区，也不能集中在某一个或某几个行业。

（四）撤退策略

企业进行跨国经营后，如果面临政治风险增加，严重威胁到海外子公司的生存和人员安全受到威胁时，就应考虑全面撤资。撤资在特殊形式下，也是规避政治风险的一种很好的策略，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投资失败。一般情况下，在企业考虑应用撤资这项措施时，要在政治风险和利润率之间进行衡量。如果企业的利润率低于政治风险补偿率，就应尽快退出当地市场。所以，撤资战略的选择需要根据企业的利润率和政治风险的程度进行决策。

四、结论

本文首先对政治风险的定义和表现形式分别做了阐述，然后根据不同的风险提出相对应的风险防范策略。指出政治风险的发生具有突发性、不可逆转性的特点，投资过程中需根据企业和东道国的具体情况合理有效地运用政治风险防范策略。总之，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要主动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充分融入到东道国的社会环境中去。一旦风险发生，要根据自身情况迅速做出抉择，规避或减少政治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

参考文献：

[1]对外直接投资.百度百科baike.省略/view/140331.htm.

[2]张海涛.国际企业的政治风险研究[M].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0.

[3]韦军亮,陈漓高.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3):53-61.

[4]吴泗宗,佟爱琴.跨国投资中的政治风险及其评价[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0(5):43-45.

[5]王健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风险识别、管理机制与策略[J].金融与经济,2010(9):29-31.

国际直接投资的风险篇8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零售商加快了在全球投资扩张的步伐，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资源配置、最优的零售经营地理位置、完善的生产组织等进行市场的扩张。零售巨头家乐福、沃尔玛、麦德龙已经成功实现跨国经营，走出国门、迈向国际化经营已经成为我国零售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将就我国零售业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管理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并找出相应的对策，为零售业的跨国经营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

零售业；境外直接投资；管理；风险；防控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消费潜力的市场，也更成为全球零售巨头们纷纷投资的目标。目前，国际零售百强企业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的零售企业进入到中国市场中。面对与这些跨国零售巨头同场竞技的激烈局面，我国零售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逐渐成熟起来。我国一些大型零售业已经在不断激烈的竞争中选择走出去的方式来实行零售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路径。例如：国美电器、北京华联等。对于我国零售企业而言，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水平？如何寻求国外零售市场扩展生存空间？如何在庞大的国际市场上获得盈利、分得一杯羹？这些都是值得我国零售企业深思的问题。

一、我国零售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

我国零售业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特别是一些来自于东道国的风险，如政治风险、文化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等。这些风险的存在将一直伴随零售业境外投资的全过程，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风险，我们必须正视并对风险进行认真分析。

（一）政治风险

这主要是指东道国的政府在商业运行中出现的非预期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可能性。政治风险将对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带来经济损失、经营的终结、收益的降低、进口成本的提升、运营成本的提升、资金无法及时回国等。政治风险的存在不仅仅限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还存在于经济发达国家中。造成政治风险的因素有很多，例如：东道国政策的变动、政府当局领导层的变化等。在很多国家中对零售业的竞争设置了一道屏障———限制性法规，其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国外零售业的过度竞争、垄断竞争等局面的出现。例如：在马来西亚，就对直销公司的成立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法国的地方和全国城市商业计划委员会将对大型的店铺发展进行管理，并规定不得随意建造超市，特别是对于那些大面积店铺的审批制度更是严格。再例如：2011年发生在利比亚的战争，使得中国在利比亚投资的众多项目受到严重影响，中方零售企业损失惨重；2012年，北朝鲜的单方面毁约使得中国的境外投资损失2.4亿元。

（二）经济风险

所谓经济风险主要是指零售企业在东道国进行经济活动时，由于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出现波动等因素导致的境外直接投资者出现未来收益不确定的风险，简单而言即：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经济指标变动等为境外直接投资带来的风险。当东道国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时，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较小；如果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佳，那么境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必定面临较大的风险。例如：宏观经济风险，在零售业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时必须先对东道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进行评价，在这方面零售企业可以通过网络，上具有权威性的各大机构的数据库、网站等进行查询。我国商务部也提供了一些合作国家、地区的投资环境评估报告和分析，可见，零售业在境外直接投资前对东道国宏观经济指标的考量越全面，在境外投资遇到的风险就越小，投资的收益也就更有保障。另外，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也是阻碍零售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块硬伤。

（三）文化风险

这种风险主要是指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人们的生活价值观、欲望满足的条件、消费模式、生活习惯、工作努力程度等方面的影响，零售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由此而产生的诸多不确定性。这种风险在我国零售业中极为明显。我国零售业的成长背景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方儒家文化，与西方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长环境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文化差异，将会给东道国带来一种被入侵的感觉，严重的还会引起当地的民族主义冲突。例如：在西班牙的中国鞋业零售商受到西班牙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攻击，从游行示威演变成恶劣的烧鞋事件，对中国鞋业零售在当地的发展极为不利。

（四）法律风险

主要是指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由于其经营活动不符合东道国的法律规定而导致的风险。我国零售业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时一定要对东道国的法律法规进行研究，特别是关于环境保护、劳工、知识产权、税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例如：关于零售业使用临时工的劳动合同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能超过六个月，但是在非洲加蓬，法律规定，如果临时工使用的时间超过以后就会自动转为长期工，如果想解除合同，企业必须向其支付等同于正式工的薪酬，同时还必须支付相应的补贴。

二、零售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措施

（一）为零售业创建良好的境外直接投资环境

无论是在国内进行投资还是在国外进行投资，同国内投资环境相比，境外直接投资的环境更加复杂、各种不可控因素更多，因此，维护良好的商业环境并不是单靠零售业就能掌控的。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建立各种双边投资、多边投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为我国零售业走出国门创造良好的环境。目前，我国已经同英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建立了经济高层的对话，同世界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并签订了十个自由贸易协定。近期，出访英国，两国达成了在经贸、文化等各领域的投资合作，共计达成了150项合作协议，涉及金额约400亿英镑，这为我国零售业走向欧洲创造了条件。

（二）整合资源，适时进行兼并重组

目前，就世界零售业发展的现状来看，兼并重组一直就是零售业巨头们迅速扩张的主要手段。例如：沃尔玛在1997年进入欧洲，收购了拥有21家连锁店的德国韦特考夫，1999年，沃尔玛投资了150亿美元收购了英国的大型超市阿斯达，从而一举奠定了沃尔玛在欧洲的地位。我国零售业在国内发生了诸多并购如华润收购家世界等；在国外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已经是一种趋势，如2014年三胞集团旗下南京新百成功收购了英国弗雷泽百货商店集团89%股权，成为中国零售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境外投资。零售业通过兼并重组构建了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商业集团，实现了资源的优质组合，提升了国际竞争力。但并购有风险，在兼并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并购流程，充分保证并购方案的合理性，重视并购后企业资源的协调。

（三）实现业态组合经营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者对零售业的服务形式出现了多样化的需求，这也就要求零售业必须以多样化的业态来适应这一变化。在国外，零售业主要是通过业态组合经营的方式来赢得顾客。作为一种纵向发展的战略，业态组合经营有效的分散了零售业的经营风险，为零售业的发展扩展了市场空间，更有效的实现了优势互补、品牌意识加强、资源共享的优势。

（四）建立并完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控制体系

对于零售业境外直接投资行为而言，所面临的风险很可能已经超越了自身能够控制的范围，因此，零售业必须建立通过一套完善的、多角度的包括完善的政策、制度体系等在内的风险控制体系。

总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大环境下，国际零售商们加快了在全球扩张的脚步。我国部分零售业实施跨国经营战略，通过多年国内国际经营的激烈竞争，在资产规模、投资管理及风险防控等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国内外跨国经营零售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借鉴、国家走出去政策的支持，将为促进我国零售业走出国门，以攻为守，抢占国际市场，构建全球产购销网络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熊毅 单位：昆明新知集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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