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工标准论文范文

国际劳工标准论文篇1

论文摘要：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问题，一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议酌焦点。由于全球他发展最怏的领域是贸易，而全球他的社会屡面问题主零涉及劳动老酌基本权益，近年来国际贸易与国际芳工标准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售国和理论再关注酌热点。本文通过对国际劳工标准的霁定及其历程和特点酌总结，针对国际贸易实践中酌劳工标准问题，对我国与贸易香关酌劳工标准问题酌前景进行了分析。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劳工标准 全球化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历程和特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不断增长，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在日益增强，国际贸易中的国际劳工标准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际劳工标准”(InternationaILobourStandards)是指为了促进对全世界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而由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ILabouOrganization，IL0)制定的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这些公约和建议书的目的是促进对全世界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其发展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狭义上应该指与贸易利益相关的劳工条件标准，包括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环境、福利待遇等，广义上还包括禁止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清除剥削童工和消除就业歧视等。 从性质上看，国际劳工标准属于国际法范畴，但它同一般国际法相比，又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体现了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合作共同改善劳动条件的精神，较好地照顾到三方的利益。第二，国际劳工标准的适用的绝大多数公约和建议书都是以调整成员国国内劳动关系为目标的。而且国际劳动公约和建议书，虽然是由全体成员国参加的国际劳工大会上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的，但通过以后并不直接发生效力，必须经过成员国政府批准才能对批准国产生约束力。 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这一建议具有较长的历史渊源，早在WT0的前身GATT时期就已经提出过。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2O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又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劳工标准的激烈争论。国际劳工标准具有双重功能，调节会员国国内劳动关系和调节国家间贸易竞争的作用。国际劳工标准通过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主导下的贸易协定，试图逐渐在WTO组织中形成与国际贸易挂钩的机制。 二、国际贸易实践中的劳工标准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WTO内对贸易与劳工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劳工标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逐渐提高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提出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斗争日益激烈的表现。 劳工标准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是，劳工标准正在一步步地被纳入多边贸易讨论领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劳工问题纳入到WTO框架内并在区域性或双边贸易协议中订入劳工条款或附加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及在国内法中加以规定，使劳工问题和国际贸易挂钩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并使其合法化，这些都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西方国家还通过SA8000认证等方式将二者挂钩。SA8000社会责任标准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了人的发展，这与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社会发展进步的好处相吻合。但是SA8000作为贸易壁垒的工具，内容就是劳工标准，其具有隐蔽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工成本是其最大的比较优势，而SA80O0将大大削弱发展中国家的这一优势。特别在关税和一般非关税壁垒不断被削减的今天，其非常容易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工具。如果在短期内，强制实施统一的劳工标准，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优势荡然无存，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 从根本上受到影响。 劳工标准被发达国家作为非关税壁垒的工具之一加以运用，是发达国家实行的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达国家将劳工标准以尊重人权为由与国际贸易挂钩，推行全球性劳工标准，以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这在表面上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果通过WT0规则强制执行劳工标准，低劳工标准的国家将会受到制裁，而这只能会加剧贫困和推延工作条件的改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劳工的尊重要从其客观的历史发展出发，尊重其特有的人权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改善其劳工状况，国际贸易才能真正健康发展。 因此，尽管从法律上，还有实践中，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在日益增强，都有国家期望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但笔者认为不宜贸然将这二者相挂钩，应使两者渐进的和谐统一。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保护劳工权益，促进公平贸易。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必定也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向前发展的。 三、我国对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同囊的应对措施 中国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又是WTO的成员之一，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国际劳工标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应当承认，中国的劳工标准不但达不到发达国家所提出的劳工标准，即使同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劳工标准相比，中国也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从长远来看，中国应当逐步与国际劳工标准达成一致，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社会处理国际劳工标准问题，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一)加快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我国在批准国际劳工公约的方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数量偏少，二是批准公约的进度较慢。中国适当多批准一些条件基本具备的公约，从根本上说，加快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有利于中国在国际劳工领域中争取主动，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使我国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发展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技术合作并获得其援助。我国应紧密关注国际劳工标准及劳工标准和贸易问题方面的新动态，收集和翻译主要贸易对象国已和实施的劳工法规和标准。 (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客观地看待劳工标准问题，既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又要适时适度提高劳工标准，这样才能减少贸易摩擦，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伴随经济影响力的上升，我们应以适合大国身份的地位、适合大国身份的条件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何为核心劳工标准和如何促进这些标准的实施等实质性问题方面，积极阐明自己的观点，努力参与劳工标准的制定。我们不应一味担心劳工标准纳入WTO后会伤害中国的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一个公正、有效的联系机制来维护国家利益。应当从自身做起，改善我国国内的劳工条件，逐步建立与国际劳工标准相一致的国内劳工标准。 (三)完善我国劳工法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了促使企业在劳工标准问题上达到和满足国际竞争的要求，掌握和适应国际劳工标准及世界贸易规则与惯例是至为关键的。我国在原则上与国际劳工标准接轨，使包括劳动法在内的国内立法都与国际相关标准相协调。完善劳动法规，不断提高国内劳工水平的标准。以高度的“劳工标准意识” 来解决和处理企业的劳工标准问题。我国政府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帮助企业有效保护工人的权利，坚持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贯穿在企业的国际竞争中。 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法制建设，以改变中国劳动法制体系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被动局面。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已经同国际劳工标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国际劳工标准的了解和认识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联性也日益增强，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和谐统一渐进的向前发展。因此，中国应该更加关注国际劳工标准，并尽可能加快批准国际劳工公约的步伐，完善和加强国内的劳动立法，更加有效地保护本国劳工的权益，这不仅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需要，更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积极改善劳工条件，提高 劳工标准，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使中国的劳工标准与国际劳工标准相一致，符合世界贸易的要求。

国际劳工标准论文篇2

内容摘要:本文从劳工标准的差异对贸易的影响、贸易对劳工标准变化的影响、国际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标准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并概括劳工标准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方面的观点和理由。此外,文章概括和归纳了相关实证研究的指标和方法,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际贸易 劳工标准 触底竞争

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标准问题

劳工标准问题出现于国际贸易深化的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从一开始,劳工标准就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和另一部分人的反对。支持者的主要观点是,最低劳工标准是有必要的。如果达不到最低的平台,要么劳工状况下降,要么工业化国家的大量工作将减少。而劳工标准的反对者认为,低劳工标准并不一定意味着低工资,竞争力也不一定依赖于低工资或弱劳工标准,没有证据表明标准的不同对贸易产生明显的作用。人们对于劳工标准含义的理解其实也有差异。在“劳工标准”一词出现的初期,人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关于劳工的最低规定。比如Freeman(1994)将劳工标准定义为工作环境的最低尺度和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随着争论的延续,劳工标准有时也指一国劳工的基本状况。

劳工标准问题的经济学根源是劳动力市场失灵问题。Follows(1951)很早就指出,所有的劳工立法都会降低其雇主的利润,这是雇主的缺陷。这里的“劳工立法”可以看成是“劳工标准”的代称,而“雇主的缺陷”其实指的就是市场失灵。劳工标准的支持者抓住市场失灵问题,认为国际市场干预是一种达到“次优”的方法。关于市场失灵的原因,Krueger(1996)归纳为劳工标准的外部性,即当劳工待遇提高时,劳工不仅仅给企业带来更多效用,还给社会带来更多效用。在外部性问题上,劳工标准的支持者又增加了一点,即所谓的“外溢效应”,即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居民很关注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工作条件,后者工作条件的提高能满足前者的某种愿望。但是,Klevorick(1996)等人认为外溢效应被过分夸大了。

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的实证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劳工标准差异对贸易的影响和贸易对劳工标准的影响两个方面,而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的规范分析,集中于是否应该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引入劳工条款即蓝色条款问题上。

关于劳工标准差异对贸易的影响

由于各国劳工标准不同,有人认为低劳工标准的国家将利用成本优势占据市场,也就是所谓的“低标准倾销”。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忽视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高标准国家的工资固然高,工人的生产率也高,而单位生产成本不一定就高于低标准国家,因为国际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产品价格。Maskus(1997)认为,劳工标准差别对贸易和国际价格没有什么影响。Srinivasan(1997)建立了一个劳工标准使用生产性资源也影响消费者福利的理论模型,用来分析劳工标准的不同是否影响自由贸易的情况。理论分析的结果是:国家间劳工标准的差别会导致要素禀赋的不同和收入水平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和自由贸易的情况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劳工标准本身不影响贸易状况。

Rodrik(1996)基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研究劳工对贸易的影响,分析结果是,没有一个劳工标准指标显著影响贸易。Mah(1997)分析45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行为,将每个国家的出口占GDP的份额作为贸易指标,最后发现它与工人的非歧视权利完全不相关,与自由结社权利不相关,与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弱相关。Dehejia和Samy(2004)分析了75个国家的贸易与劳工标准情况,将制造业商品出口额与GDP比率作为贸易指标,但是未找到与其有显著关系的劳工标准变量。这些都表明,劳工标准不像其支持者认为的那样决定贸易格局,国际贸易的竞争力可能更多地受劳工标准以外的因素影响。我国学者普遍发现,中国的劳工标准与出口等因素是正相关的。朱廷、曾炜(2007)采用协整分析发现中国的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出口额具有正相关关系。徐同道(2009)利用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在适合中国劳工标准演进的条件下,各项劳工标准与出口竞争力是正相关的,SA8000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关于贸易对劳工标准变化的影响

人们关于贸易对各国劳工标准是否有影响,有怎样、多大的影响争论不休。一些贸易学者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对一国劳工标准的影响取决于该国进、出口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即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的劳工标准将提高,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的劳工标准将降低。但是,这种看法忽略了技术的变动,而技术对劳工标准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此外,它也忽略了国家间博弈可能导致的结果,比如,触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假说。该假说建立在国家间不完全竞争、国际市场失灵的基础上,指政府为了吸引资源,尤其是跨国企业,或者是鼓励企业取得贸易竞争优势,而制订比较松散的标准。这个标准最早指的是环境标准,后来又扩展到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领域。其结果是,竞争使所有国家制定的标准更低,最后,它们将到达标准的最底部。学者们讨论了该假说存在的可能性。Revesz(1992)指出,两个国家在环境政策选择中的竞争有着囚徒困境博弈的结构。Bhagwati和 Srinivasan(1996)用支付矩阵讨论了本国和外国的可能均衡状况。他们的分析表明,两个国家间劳工标准博弈的结果,依赖于两国在不同战略选择中的支付。支付不同,博弈的结果也不相同。囚徒困境只有在一定的支付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Bagwell和Staiger(1999)从战略性贸易政策角度分析政府选择低劳工标准的原因。他们指出,低劳工标准也许被用来获得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优势或者达到国内的政治目的。劳工标准像关税一样对国际贸易类型和进口竞争企业的福利都有影响,是政治的替代手段。

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存在劳工标准的触底竞争。Singh和Zammit(2004)将触底竞争假说分成两种形式来分析:在强形式下,自由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导致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劳工标准的腐蚀;在弱形式下,由于全球劳工标准达不到足够的水平,发达国家的工人在劳工市场面临严重困难。他们分析了20世纪最后20年北方和南方国家的情况,最后发现,无论是强形式还是弱形式,大多数证据都与触底竞争假说相反。Maskus(1997)的实证表明,发展中国家有限制的劳工标准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明显的标准下降的压力。Aggawal(1995)研究了劳工标准和美国与其他10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核心劳工标准在较少出口和无贸易部门,比如农业和服务业,常常比较低。而在出口型部门,更多涉及到出口的企业和较少涉及到出口的企业的劳工条件要么相同,要么更好一些。技术变革和国际贸易结构变革使发展中国家朝着提高产品质量的方向竞争,而不是朝着价格下降的方向。触底竞争假说未被证实,意味着一些传统的贸易理论仍具有实用性。

国际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标准问题

现实中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的热点问题是贸易协定中的劳工标准问题,又称蓝色条款问题。蓝色条款是劳工标准的支持者寻求的主要执行方式。但是,Liemt(1989),Gote(1990),Bagwell和Staiger(1998),Singh和Zammit(2004)等人均不赞同强制性的蓝色条款。而且,蓝色条款也被怀疑带有保护主义色彩。Krueger(1996)分析支持社会条款的人是否是从国际劳工标准中获益最多的人。以1995年美国童工遏制法案为例,他发现支持此法案的低教育水平成员和他们的雇佣者是最有可能直接受益于此法案的。

要执行蓝色条款,就需要有强大的国际组织的干预。劳工标准的支持者主张由世界贸易组织(WTO)来执行国际劳工组织(ILO)颁布的劳工标准。因为WTO具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Steve和Wilkinson(1998)专门讨论了WTO制定并执行与贸易有关的国际劳工标准(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TRILs)的可能性。但是,大多数学者并不支持WTO作为劳工标准的执行机构。OECD(1996)的报告肯定,ILO是合适的推行核心劳工标准的国际论坛,它也能够提供唯一的运作机能和直接相关的监督机制。Brown(2000)通过对WTO的激励模型分析得出,对违反劳工标准的制裁可能变得过分强大。

总之,蓝色条款问题涉及到世界各国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

关于如何提高劳工标准

劳工标准的支持者将蓝色壁垒作为提高劳工标准的方式,但是遭到强烈的反对。其实,学者们也曾讨论其他方式。比如,补贴制、公司守则和标签制。

Ehrenberg(1995)提出,发达国家应该补偿发展中国家接受或实施更高的劳工标准。但是,这种方式操作极为困难,故Krueger(1996)认为不可行。

Bhagwatti和Srinivasan(1996)则建议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外执行同样的劳工标准。该方式比较容易操作,因为跨国公司经济实力较强,而且很注重声誉。

更直接触及经济理论的是标签制。Freeman曾建议采用标签手段来区分不同劳动环境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将偏好于购买高标准环境中生产的产品。这实际上是将劳工标准的外部性内在化。Beaulieu和Gaisford(2002)通过局部均衡分析了标签制和商品流通,研究表明标签制比贸易限制有利。但是标签制并没有实施,与之相似的一种措施却在悄然兴起,这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认证制。它与标签制的不同在于,它是对企业的标签,而后者是对产品的标签。

文献评述

国际劳工标准问题涉及到各国的劳工市场问题,之所以从一开始就与国际贸易相联系,是因为国际间尤其是南北劳工差距导致的各国不同利益阶层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了激烈的冲突。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把利益因素和学术研究分开来看。但是,又不能忽视各国尤其是南北国家的利益问题。

劳工标准的支持者主要是把市场失灵作为政府涉足劳工标准问题的理由之一,而把触底竞争作为不执行劳工标准的反面论据,并进一步要求将劳工问题纳入WTO的框架下。而反对者则对他们的推理提出种种质疑,并且反对WTO执行劳工标准。但是,反对者也致力于劳工标准的改善,只是提出的方法不同罢了。

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在发达国家研究得较多,但在发展中国家的文献相对较少。对中国的劳工标准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较浅的层次。此外,人们争论得较多的是如何设立最低劳工标准及其后果,而对怎样在开放条件下提高劳工标准的关注较少。而如何提高劳工标准应该是劳工标准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研究指标和方法上,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并可能导致研究结果相悖。大体来说,劳工标准有工资指标和非工资指标两种,后者的门类众多,而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标。而实证研究的方法,也有纵向和横向两种不同类型。纵向分析是对某国或某产业时间数据的分析,它只能分析单个对象,但能进行有效估计。而横向则是对一年内多国或多产业数据的分析,它能得到关于国别的结果,但需要对象处于一体化的经济环境中。

总之,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研究的指标和方法还有待规范,研究领域还有很大深入的空间,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参考文献:

1.Aggawal M. International Trade, Labor Standards and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An Evaluation of the Linkages[R].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working paper. 1995

2.Bagwell K., Staiger R. the Simple Economics of Labor Standards and the GATT[R]. NBER Working Paper No.6604. 1998

3.Bagwell K., Staiger R. Domestic Policie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R]. NBER Working Paper NO.7293. 1999

国际劳工标准论文篇3

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劳工标准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提高了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将各国经济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技术、产品、市场、资源、劳动力有效合理的配置,加速了技术转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优质服务的好机会。但是,经济全球化也被批评为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拉大了贫富差距,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并使全球生态环境加速恶化。

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和特征。早在十八、九世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提出:贸易使各国在具有相对较高生产力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将有助于提高各国的福利。这为自由贸易的持续与深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如今,大大丰富了的贸易实践使贸易理论得到丰富与发展。国际贸易理论一般坚持贸易的利大于弊,认为自由贸易能形成双赢或多赢的局面。然而,在贸易谈判桌上,各国代表并不是那么积极地签订贸易协定。在国际贸易政策上,非关税壁垒取代关税壁垒成为最流行的贸易限制手段。

20世纪90年代,劳工标准(labor standards)问题——一个曾经在国际会议上提出但并未带来强烈反应的话题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点话题。其实,早在1984年生效的美国《加勒比海经济振兴方案》中就包含了一些有关劳工的条款。1993年,在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第8轮“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马拉喀什会议上,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在国际贸易规则中设立“社会条款”。1994年实施的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辅助协议之一的《北美劳工合作协议》包含了明确劳工权益方面的条款。1996年,世界贸易组织(WTO)首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中,“核心劳工标准”作为新议题被明确列入宣言内容之中。此外,在发达国家在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关税优惠(普惠制)中和若干双边贸易协定中都有劳工条款。虽然在后来的世贸会议上,由于南北力量达到暂时的平衡,劳工问题一度沉寂,但贸易与劳工问题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会继续存在下去。劳工标准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涌出水面并非偶然。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的经济、社会摩擦,南北劳工差距在贸易自由化中被凸显出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各国的劳工标准是不同的。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不同的劳工标准的碰撞愈加剧烈。

关于劳工标准的一系列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争议,本文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劳工标准的性质、特点和影响因素。

二、劳工标准的性质

一般认为,劳工标准包含政治性和经济性双重内容。比如,劳工权利就涉及非经济问题,而劳工的经济福利和工作环境就属于经济问题。

劳工标准,是与劳工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劳工,就是生产过程中付出劳动并以此为标准获得收入的人。与劳工相对的,是企业(firm)或雇主(employer)。国内外文献对劳工(labor)和工人(worker)不加以区别,这里的工人并不是只是工业工人,只要是在企业中按劳付酬的劳动者就是劳工。劳动力要素跟资本等其它要素不同,后者并不与其所有者一同参与生产,但劳动力的所有者就是劳工本人。

劳工的社会权利主要由一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决定,受到劳工经济福利变化的影响,也受到劳工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影响。故影响劳工社会权利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并且,各国的情况都不一样。

劳工的经济福利其实就是劳动力的全部回报,在劳动力市场上,由劳动力的价格决定,而劳动力的价格又主要由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决定。劳工的经济福利可以区分为工资福利和非工资经济福利,也可以将其收入划分为货币福利和非货币福利。如果按后一种方法划分,那么一般来说,劳工倾向于取得货币形式的福利,因为它更易于支配。但是,货币福利和部分非货币福利是可以转化的,因为它们都能带给劳工以满足感。如果两者能完全替代,那么可以从效用论的角度得到两者之间的均衡。如图1,直线AB表示劳工经济福利的预算线,由于工资和非工资福利的边际替代率递减,代表劳工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其中有一条与AB相切于E点,可以证明E点是均衡点。

工资和非工资福利之间的均衡图

对企业而言,劳工标准意味着劳动力的全部成本,包括工资和非工资成本。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条件下,劳工标准的成本由劳动力回报完全弥补。假设每个劳动力无差别,劳动者的数量无限,且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劳动的边际收益就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劳动的边际收益由边际产品价值(VMP)来衡量,它等于边际产品乘以产品价格。这时,劳动的边际成本——工资和非工资成本可以衡量单个劳工的劳工标准。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如果不考虑生产环境和劳工权利,那么劳动力的价格就等于劳工标准。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工标准是由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劳动的需求受到劳动的收益和成本的共同影响,劳动的供给受到劳动所得和劳动的机会成本(闲暇的收益)的共同影响。在劳动的供求图中,我们常将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但是,国际劳工标准问题往往还涉及着劳工权利的内容。

三、劳工标准的特点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劳工标准将逐步趋于一致。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下面,我们可以归纳劳工标准的一些特点。

1.外来性

劳工标准其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制度含义,但是全球性的劳工标准制度尚未建立;另一种是状态含义,即劳工在生产活动中的状况。对我国而言,劳工标准一词是外来的。

2.外部性

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劳工状况的改善不仅仅给企业带来更多效用,还会超出劳动力市场给社会带来更多效用。这类外部效用表现为:劳工的素质提高使社会更加文明,人文气象更加改善;劳工子女从劳工状况的改善中收益;在劳工收入与其他职业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最低)标准的提高将虽缩小工资差距,从而减少了社会犯罪的可能性,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3.最低性和弹性

在讨论劳工标准时,我们一方面要观察一般情况,另一方面也应该注重较低下的劳工状况。这是研究劳工标准与研究劳工收入最根本的区别。此外,无论是最低情况还是一般情况,劳工标准都是可以变化的,且其变化情况应该也是可以衡量的。

4.与国际贸易相关性

劳工标准的现实背景是,各国尤其是南北的劳工状况差距较大。劳工标准的支持者所持的理由之一,就是劳工标准的差距引起贸易的不公平。关于劳工 标准的种种讨论或方案,无不与国际贸易有着深刻的联系。

5.理论上的趋于一致性

从理论上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该有趋同性。按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在没有规模效应,没有运输成本、贸易壁垒的条件下,贸易最终将使各国产品的价格完全相等,而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完全相等。因此,不同国家相同生产率的劳工的收入最终将达到一致。如果不考虑生产率的差别,各国劳工标准的差距最终将缩小为零。当然,现实中的许多情况都不满足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假设前提。

四、影响劳工标准的因素

虽然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紧密联系,但是劳工标准的变化可能不全是贸易因素直接造成的。除了贸易因素外,许多因素都可能改变一国的劳工标准,下面简要分析影响劳工标准的若干因素。在分析单个因素的时候,均假设其它条件不变。

1.投资

投资又分为国内投资与外商投资,无论哪一种投资的增加,都将使更多的资本与劳动相结合,企业的生产能力因此而提高。由于劳工将生产更多的产品,劳工回报当然提高,于是收入增加,劳工标准提高。相反,净投资的负增长将导致劳工标准的下降。因此,资金短缺将不利于劳工标准的提高。

2.技术

技术进步主要是指生产工艺、中间投入品以及制造技能等方而的革新和改进。技术的进步可以缩短生产过程、节约生产成本、生产新的产品,直接导致劳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短期内,技术可能由于知识产权等原因出现倒退,而导致劳工标准的下降。但长期来说,技术一般不会流失,技术的改变对劳工标准的影响是非负的。

3.人力资本

除了技术的创新外,通过其它方式,也能提高单位劳工劳动生产率。比如,劳动者受到教育(再教育)、培训、实践经验(干中学)、人才引进(移民)、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这种方式可以看作是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一般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提高。这种方式具有一般投资所不具备的优点,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重视。它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劳工标准。

4.生产环境的改善

生产环境的改善指与生产有关的卫生、健康、安全设施等生产环境建设和维护。按照原始的分类,它应该属于一般投资,而且由于其占总投资额的比例较小而往往被忽略。它的两个特点使我们不得不单独分析:第一,生产环境的建设与维护与劳工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能够非劳动要素代替劳动进行生产,或者将一部分生产包给其它企业,这方面的投资也不需要。从该意义上看,生产环境方面的投资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并且,企业投资人力资本越多,也越愿意改善生产环境。因为后者的投入—产出效应比前者更快、更明显。第二,它本身就是劳工标准第三个层面的内容。它产生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劳工标准现状对未来产生的影响。生产环境的改善能够提高劳工的生产积极性,减小工作危险度和疾病的可能行,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总之,生产环境的改善将直接提高劳工标准,而且还有利于将来劳工标准的提高。

5.劳资双方力量对比

对于典型的劳动力市场,不得不承认劳工标准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决定的。劳工的团结程度固然能够影响劳工标准,比如集体谈判虽然以增加失业人数为代价,但有利于提高谈判者的福利。但是,劳动的供求还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一个劳动力稀缺和一个劳动力丰裕的经济体中,前者的劳动标准往往高于后者。其原因可能并不是前者的劳动力多么集中、工会组织多么紧密、工会谈判代表多么有口才,而可能仅仅是由于合适的劳工数量较少,企业没有太多的选择。而在如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许多行业的劳动力供给是过剩的,个别劳动者的为了工作而接受较低薪酬的行为将很快打破劳动者集体谈判的筹码。

6.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能提高一国的劳工标准水平。从Stolper-Samuelson(S-S)定理(1941)和Jones(1965)关于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放大效应”理论可以推论出,国际贸易通过改变产品价格和行业规模而直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许尧明(2004)、徐天云(2005)的研究表明,随着本国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的增长,货币工资也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王铂(2010、2012)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不仅直接对中国劳工标准有正的影响,而且还通过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来间接提高中国劳工标准。

以上分析表明,一国的劳工标准可能受到许多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其变动可能是一个或者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总结

国际劳工标准论文篇4

【论文摘要】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影响机制，是贸易摩擦中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文章通过中国数据实证分析，认为随着对外贸易的提高，我国的劳工标准也相应的得到提高，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提高。

经济全球化，在改善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及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平均收人的同时，也对一些特定阶层—尤其是无技术劳动者的收人增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发达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对其实施“社会倾销”，并由此提出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倾销”实施贸易制裁。社会倾销论的流行，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利益中的分配必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关于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经济学界也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Mah以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作因变量，建立研究模型，对45个非DECD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总体说来，较低的劳工标准对应较高的出口倾向。而Maskus研究发现劳工标准与出口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Rodrik结果电发现，在与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关系中，用来衡量劳动力要素察赋、人力资本指标的系数均呈显著的相关性，劳工标准变量却无显著的相关性(唯一的例外就是“法定的工作时间”)。Aggarwal研究发现美国从高劳工标准国家的进口远远高于从低劳工标准国家的进口，一国较低的劳工标准并没有为其带来较多的出口。总的说来，在研究国家之间劳工标准的差别和出口之间的关系时，学者们并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数据的实证分析，以方便相关课题的后续研究，为我国建立趋利避害的战略对策，提供政策参考。

一、劳工标准问题的发展

国际劳工标准是指在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以及其他达成国际协议的、具有完备系统的处理劳动关系的原则和规则，这些标准体现在184个国际劳工公约中。劳工标准的分类，从范围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劳工标准可以理解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政策和基本要求，涉及的领域包括工资、职工福利、职业安全卫生、童工、女工保护和强迫劳动等一系列有关劳动者权益的问题。狭义劳工标准定义，概括的讲就是劳动力成本或劳动力价格。从内容上，劳工标准主要包括与基本人权有关的道德标准和与贸易利益有关的福利标准两部分。本文从经济上对劳工标准进行定义，主要选择的是劳工标准的狭义经济定义。

有关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关于工人权利和贸易的磋商已有很长的历史了。实际上，它们比关于知识产权的讨论还要早，可以追溯到至少lso年以前”。早在19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就在“以道德为由调节国际贸易”的基调下，对劳工标准作了规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劳工标准与贸易建立联系的方式，基本上表现为一国国内法的单边措施形式。在这方面，美国的作法最为突出，1933年的《国家生产恢复法》( NIRA)确认，只有符合美国国内公平劳工标准的产品才可以进口(其所谓公平劳工标准，包括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对工作小时的限制和最低工资几个方面)。但总的来说，二战前有关贸易与劳工标准相联系的制度，除劳改产品禁止进口措施外，都属于个别国家贸易保护措施的一个环节，这个阶段是个别国家利用劳工标准实行贸易保护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劳工标准与贸易的联系在许多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和一体化协定中开始有所体现。例如美国国会在授予政府贸易谈判促进权时明确要求，美国政府所签署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必须包括劳工标准条款。近年来，除制定单边或者区域性规则外，发达国家还极力推动劳工标准与GATT/WTO建立联系。例如，1978年美国在东京回合国际多边贸易谈判时，主张设立下列4项最低国际劳工标准:禁止奴隶或强迫性劳动、禁止童工、劳动卫生与安全措施、对出口货品采用差别性标准。可以说，劳工标准问题具有在国际层面建立贸易与劳工标准的制度性联系的发展态势。

二、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应用Eviews统计分析软件，采用我国1978年一200s年的职工货币工资收人和进出口总额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来研究我国劳工标准与对外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关系。由于需要得到具体可以量化的数据，这里选取了狭义的劳工标准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又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将支付给职工的货币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替代变量，也就是劳工标准的替代变量。

(一)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数据的筛选

为了研究我国劳工标准和对外贸易总额水平之间的关系，这里采取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两者在统计上的数量变化的关系。回归分析中的研究变量为劳工标准和对外贸易额。其中劳工标准用狭义的劳工标准，亦即职工的货币工资W来衡量，对外贸易额用进出口总额EXIM来衡量(见表1)。

(二)数据分析与模型的确定

从表I中可以看出，劳动生产力增长和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一致是呈上升趋势。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EXIM和W分别取对数，做出对数进出口(LNEXIM)和对数职工货币工资(LNW)的走向趋势图和散点图如下。

根据经济学的要素价格决定理论，工资作为劳动要素的价格，受劳动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影响。由于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具有外生性，因此可以假定劳动要素供给保持不变，在此条件下，工资就取决于劳动要素的需求，并最终由产品的价格和产品的要素含量决定。在开放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出口总是发生于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部门，倾向于提高产品的价格。而进口总是集中于比较劣势的部门，倾向于降低产品的价格。进出口的产品价格效应，通过工资决定机制，就影响到劳动要素的需求曲线，间接的改变劳动要素报酬的多少。LNW和LNEXIM关系的散点图也可以看出:在劳工标准和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近似线性的回归关系。据此，可以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LNG=Bo+B，LNEXIM

(三)模型检验、修正与结果

由于不稳定时间序列之间易产生虚假回归现象，因此在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LNW和LNEXIM分别进行单整性检验。结果如下: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劳工标准与进出口贸易计量模型证明，我国并没有通过压低劳工标准来获得对外贸易的增长。随着对外贸易的提高，我国的劳工标准也相应的得到提高，二者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变化以0.200938的比例影响后者的变化，误差修正项ECM系数高达0.743944，说明职工货币工资和对外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机制，对职工工资变化具有强烈的修正作用。误差修正向量为(I ， -0.679413 )’ ， LNW与LNEXIM的长期关系是EXIM每增加I%，劳工标准就提高0.679413%。发达国家“劳工标准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实证上的支持，因此，也就不能以此为由对低劳工标准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制裁。

国际劳工标准论文篇5

[摘 要]近年来世界各国在贸易和劳工问题上的分歧很大，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成为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争议的焦点之一。在是否就劳工问题出台一个国际性的统一的劳工标准上，各国由于利益不同有各自不同的立场，极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讨论问题。预则立，不预则废，因此，发展中国家应早做准备，深入研究。中国应根据相关的国际公约要求，修改和完善现行劳动立法。 [关键词]WTO 国际贸易 劳工标准 一、劳工问题产生的经济背景和法律背景 在国际贸易发展之初劳工问题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日益自由化，整个世界日益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反过来又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在很多方面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同步进行。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利益的不平衡，矛盾和冲突的不断产生，诸多与国际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某些地区人权的削弱等也随之出现，而劳工问题与贸易关系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国际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化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劳工问题主要是劳工标准问题便在其中。20世纪初期，工人工作条件恶劣，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公平，协调劳资关系，成立了国际劳工组织，其首要任务是制定和促进国际劳工标准。 WTO 的成立奠定了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的基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各方面矛盾日益明显，特别是近几年来，欧美等发达国家不断指责发展中国家凭借其较低的劳工标准获取出口价格竞争优势，对发达国家进行“劳动力倾销”。而且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摩擦的一个新焦点。 首先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的是美国，从1890年开始，美国便禁止进口囚犯生产的产品，1930年又将禁止进口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1953年美国又建议关贸总协定采取更一般的手段来处理包括囚犯劳动在内的不公平工作条件问题。1973年到 1979年东京回合谈判中美国又倡议建立类似的多边协议，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而没能通过。 1996年12月在新加坡的WTO首届部长级会议上，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将“核心劳工标准”作为新议题被明确列入宣言的23个内容之中。宣言指出：“我们再次承诺，遵守国际承认的核心劳工标准我们相信，通过增长和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而促进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助于这些标准的改善。我们拒绝劳工标准作为保护主义目的作用……”该宣言实际上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成员方承认劳工标准是一个“问题”，并承诺应予解决。在这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做出很大让步，也付出了很高代价。1999年 12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WTO部长级会议上，劳工标准问题再次引起激烈争论，由于发展中国家成员方与发达国家成员方的尖锐对立和在自由贸易等一些重大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谈判破裂，结果西雅图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这次会议后，各成员方都认识到了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劳工标准问题的严重性。在 2000年2月19日闭幕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十届大会上，发展中国家对劳工标准达成了重要共识，拒绝把劳工标准纳入国际贸易制度中，强调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建立“公平、公正、安全”和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而发达国家也在进行紧密磋商，力求协调立场统一行动，向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施加压力。在当前世贸组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劳工标准等社会条款问题，劳工标准也必然对未来 多边或双边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下面将主要从劳工问题中最为突出的劳工标准问题入手进行分析。 二、劳工标准的含义 什么是劳工标准？其从法律意义上讲即劳工权利。国际劳工标准一般指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以及其他达成国际协议并具有完备系统的关于处理劳动关系和与之相关的一些关系和原则。国际劳工组织（ILO）在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基本劳工权利原则宣言》将劳工标准明确规定为四个方面的“核心” 权利：结社自由并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有效废除通童工；消除就业歧视。其从经济学角度考虑还可以看作劳动力成本，即劳动力价格。一国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即劳工标准的保护可以直接影响一国的生产成本，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价格优势。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劳工标准问题的不同立场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劳工标准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发达国家极力主张将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挂钩，其理由如下： 首先，发展中国家无视基本劳工权利大量使用童工，并强制劳动、报酬低下，且工作环境恶劣；出口加工区规避有关劳工立法；工人集体谈判力量薄弱等等。因此应该将“社会条款”纳入公平、公正的世界贸易体系，以消除以上类似的不尊重人权的非人道行为。 其次，发展中国家低劳工标准导致发达国家目前严重的失业状况。发展中国家大量低劳工标准商品的输入，给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造成冲击，减少他们国家内部就业机会，使发达国家一些非熟练工人面临失业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使发达国家业已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更加严峻，比如工资增长乏力，失业率过高，救济和津贴以及其他一些福利支出扩大，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社会不安定因素随之增加等。 而且各国劳工标准不一，会加大劳动力国际转移的压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对工人生活及工作条件缺乏应有的保护，低工资导致熟练工人乃至高级知识分子纷纷涌入收入高、待遇相对好的发达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吸引，发达国家的资本大量输出，等于是把本国就业机会让给发展中国家。 而发展中国家却从其 本国利益出发，有其不同的态度： 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多次提出将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的目的，在于以人权、平等、贸易为借口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行新的贸易壁垒。由于曾经被普遍采用的诸多非关税壁垒早已无秘密可言，且常常会成为“众矢之的”不能多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看中了劳工标准所具有的复杂性、随意性及多样性的特点，将劳工标准变为一种较隐蔽的新的非关税壁垒，用以抑制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这种企图一旦真的付诸实践，则必然对现今的贸易格局与秩序构成一系列隐患甚至危害，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则很容易引起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和滥用。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以尊重人权为借口要求将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推行全球性劳工标准以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是其努力推行贸易限制的借口。如果发达国家确实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人权状况，就应该首先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而不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制裁。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低劳工标准导致发达国家企业投资者由国内转向国外，导致发达国家失业增加，那么发达国家完全可以采取措施限制本国企业向发展中国家投资，而不应该采取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制裁的办法。发达国家这种既要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工资、低成本以增强自 身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又要将本国投资者的投资限制在国内的想法过于自私。这样做不仅不符合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事实，而且还会无视各国的比较利益，破坏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 四、从两者的未来发展趋势看“劳工标准”出台的可能性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是否需要就最低劳工标准达成全球性协议，即是否应该制定出“统一的劳工标准”，同时通过WTO或其它机制在国际层面上加以强化。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但是毕竟在应该将劳工和国际贸易相联系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只不过是在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相联系的方式及时间上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 劳工标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利益，受到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世界贸易组织只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多边体制，其对劳工问题的关注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但是国际社会对于将哪些劳工公约包括在世界贸易组织社会条款之中存在这深刻的分歧。必须结合社会、经济和法律等因素来综合衡量。将劳工标准纳入世贸体系，以贸易制裁为手段来保障核心劳工标准的实现，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愿望，也与世贸组织的宗旨相吻合。然而不论是WTO还是ILO，都没有强制执行全球劳工标准的授权。一国的劳工标准取决于它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甚至包括民族传统、宗教信仰、自然条件和法律环境。各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水平等情况不同，因此很难制定一个统一的劳工标准。 然而，核心劳工标准的实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应建立多层次的、适用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劳工标准。正如 ILO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应成为违反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强迫劳动、童工就业和职业歧视等核心标准的理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1999 年瑞士达沃斯召开的第29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首次提出了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的倡议。安南关于全球契约的倡议再一次从全球的高度强调了遵守核心劳工公约重要性，他认为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劳工标准已经是而且必须继续保持作为国际议事日程中的优先任务。全球契约运动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的出现再一次表明：核心劳工标准作为人权和劳工权利的基本准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因此，我们不能囿于狭隘的国际贸易——劳工标准的分析框架，把劳工标准问题还原成单纯的贸易问题，仅以贸易利益的多寡得失来评判劳工标准问题。尤其是，目前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不论是众多社会问题的解决，还是经济发展自身问题的解决，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劳工标准问题。总之无论是解决国内问题，还是应对相关国际问题，无论从面临的社会问题出发，还是从贸易利益的角度出发，核心劳工标准的推广和实施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五、我国关于劳工标准的对策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问题已成为WTO面临的新挑战。尽管目前劳工标准未被正式纳入WTO议题，但在未来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中劳工标准问题很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讨论议题，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也将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我国应及早作好准备。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对劳工标准问题不仅从法律上进行强化，而且越来越多地将劳工问题与贸易利益挂钩。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世界贸易中很难避开劳工问题。随着SA8000的推行，我国的企业已经面临很大压力。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权益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一旦正式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我国应密切关注这一问题的发展动态，积极做好应对准备。 首先，面对国际贸易中劳工问题的争论，既要看到其合理性一面，又要看到其不利的一面。我们应认识到对劳工问题的重视，是社会发展的表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贸易应遵守基本劳工标准，成 立工会、反对强迫劳动、反对童工、要求同工同酬等这些都是劳工的基本人权，我国不仅赞同而且应积极顺应。重视劳工问题在另一个层面上是国家、社会和企业不容忽视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发达国家试图利用WTO和双边协议实施共同劳工标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目前制一个统一的、国际认可的劳工标准，是贸易与劳工标准挂钩的主要问题。由于各国生产力水平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为地制定一些标准来消除差异，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行不通，相反可能会助长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形成新的贸易和社会壁垒，造成对国际贸易的阻碍，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因此，我国既要反对无视各国的发展现状在WTO中实施统一劳工标准，又应积极与各国协商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途径。 其次，从主动的角色去积极研究国际劳工标准问题，而且完善我国劳工立法、不断改善劳工状况。 国家应积极研究国际劳工标准在当前国际贸易发展中的新动向，组织科研力量专门研究劳工标准问题；积极研究我国劳工标准与国际的差距，如何有效与国际标准接 轨；加入WTO后劳工标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劳工标准的理论和应对政策，做到知己知彼、未雨绸缪。我国有关劳工标准的立法主要体现在《宪法》、《劳动法》等法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出现，我国有关劳工立法的缺点也逐渐显露。特别是在强迫劳动方面，我国劳动法还没有明确规定不得强迫劳动。而现实生活中，一些私人老板采取高压手段强迫劳动，有些借口劳动合同未满，强迫劳动者在恶劣条件下劳动，这些都与国际劳动公约的基本思想相违背。鉴于我国劳工问题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我国在与发达国家进行劳工谈判的同时应该积极主动脚踏实地地完善国内劳工立法，强化其执行机制，真正做到改善本国劳工状况，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样才能在谈判中处于较有利地位。 再次，在改革中发展经济。 加快我国国内企业的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国内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出口产品的熟练劳动和知识技术要素的密集程度；尽快从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优势；积极引进SA8000社会责任认证制度。全球首个社会责任的认证标准SA8000已于1997年8月出台。截至 2003年8月，全世界36个国家共259家企业组织获得认证（包括我国42家企业组织）。 SA8000是企业通往国外的"通行证"，一旦全球正式将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后，企业就不会因此受阻而畅游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因此，我国企业切不可坐以待毙，必须顺应国内经济改革的发展，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 最后，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阻止发达国家变相推行贸易保护。 共同的利益基础应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争取在同发达国家谈判中处于较有利地位，尽量保护自身利益。此外，还应加强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交流与沟通，宣传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标准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以争取这些组织的理解与支持。同时，在全球化进程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联合发展中国家，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良性一体化角度出发，阻止发达国家在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变相的利用劳工标准来推行新的贸易保护。 参考文献： 施用海：《应对新贸易壁垒》www.tpbjc.gov.cn/104/2002-12-26/12 段淑静：《 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的探讨》，《管理科学文摘》2003年第11期 周少青：《 论三重框架下的劳工标准问题》，《河北法学》2011年第11期 周国银、张少标：《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实施指南》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 &nsp;高洁

国际劳工标准论文篇6

关键词：国际贸易 劳工标准 全球化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历程和特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不断增长，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在日益增强，国际贸易中的国际劳工标准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际劳工标准”(InternationaILobourStandards)是指为了促进对全世界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而由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ILabouOrganization，IL0)制定的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这些公约和建议书的目的是促进对全世界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其发展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狭义上应该指与贸易利益相关的劳工条件标准，包括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环境、福利待遇等，广义上还包括禁止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清除剥削童工和消除就业歧视等。

从性质上看，国际劳工标准属于国际法范畴，但它同一般国际法相比，又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体现了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合作共同改善劳动条件的精神，较好地照顾到三方的利益。第二，国际劳工标准的适用的绝大多数公约和建议书都是以调整成员国国内劳动关系为目标的。而且国际劳动公约和建议书，虽然是由全体成员国参加的国际劳工大会上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的，但通过以后并不直接发生效力，必须经过成员国政府批准才能对批准国产生约束力。

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这一建议具有较长的历史渊源，早在WT0的前身GATT时期就已经提出过。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2O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又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劳工标准的激烈争论。国际劳工标准具有双重功能，调节会员国国内劳动关系和调节国家间贸易竞争的作用。国际劳工标准通过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主导下的贸易协定，试图逐渐在WTO组织中形成与国际贸易挂钩的机制。

二、国际贸易实践中的劳工标准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WTO内对贸易与劳工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劳工标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逐渐提高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提出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斗争日益激烈的表现。

劳工标准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是，劳工标准正在一步步地被纳入多边贸易讨论领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劳工问题纳入到WTO框架内并在区域性或双边贸易协议中订入劳工条款或附加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及在国内法中加以规定，使劳工问题和国际贸易挂钩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并使其合法化，这些都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西方国家还通过SA8000认证等方式将二者挂钩。SA8000社会责任标准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了人的发展，这与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社会发展进步的好处相吻合。但是SA8000作为贸易壁垒的工具，内容就是劳工标准，其具有隐蔽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工成本是其最大的比较优势，而SA80O0将大大削弱发展中国家的这一优势。特别在关税和一般非关税壁垒不断被削减的今天，其非常容易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工具。如果在短期内，强制实施统一的劳工标准，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优势荡然无存，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从根本上受到影响。

劳工标准被发达国家作为非关税壁垒的工具之一加以运用，是发达国家实行的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达国家将劳工标准以尊重人权为由与国际贸易挂钩，推行全球性劳工标准，以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这在表面上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果通过WT0规则强制执行劳工标准，低劳工标准的国家将会受到制裁，而这只能会加剧贫困和推延工作条件的改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劳工的尊重要从其客观的历史发展出发，尊重其特有的人权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改善其劳工状况，国际贸易才能真正健康发展。

因此，尽管从法律上，还有实践中，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在日益增强，都有国家期望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但笔者认为不宜贸然将这二者相挂钩，应使两者渐进的和谐统一。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保护劳工权益，促进公平贸易。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必定也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向前发展的。

三、我国对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同囊的应对措施

中国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又是WTO的成员之一，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国际劳工标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应当承认，中国的劳工标准不但达不到发达国家所提出的劳工标准，即使同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劳工标准相比，中国也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从长远来看，中国应当逐步与国际劳工标准达成一致，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社会处理国际劳工标准问题，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一)加快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我国在批准国际劳工公约的方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数量偏少，二是批准公约的进度较慢。中国适当多批准一些条件基本具备的公约，从根本上说，加快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有利于中国在国际劳工领域中争取主动，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使我国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发展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技术合作并获得其援助。我国应紧密关注国际劳工标准及劳工标准和贸易问题方面的新动态，收集和翻译主要贸易对象国已和实施的劳工法规和标准。

(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客观地看待劳工标准问题，既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又要适时适度提高劳工标准，这样才能减少贸易摩擦，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伴随经济影响力的上升，我们应以适合大国身份的地位、适合大国身份的条件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何为核心劳工标准和如何促进这些标准的实施等实质性问题方面，积极阐明自己的观点，努力参与劳工标准的制定。我们不应一味担心劳工标准纳入WTO后会伤害中国的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一个公正、有效的联系机制来维护国家利益。应当从自身做起，改善我国国内的劳工条件，逐步建立与国际劳工标准相一致的国内劳工标准。

国际劳工标准论文篇7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劳工标准；关联之争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179-03

引言

国际社会对劳工标准的关注由来已久，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1]首次提出通过国际合作来提高劳工标准至今，有关劳工标准的国际讨论与实践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如此，在这一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有关劳工标准问题的探讨已演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劳工标准与贸易之间关联问题的激烈争论。由于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均涉及一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国经济政策同时又受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因此一部分发达国家主张，为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应当将国际劳工标准纳入到WTO框架。围绕着这一论题，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发达国家以“社会倾销”以及“人权保障”为理论基点主张在WTO框架下建立劳工标准与贸易之间的关联；发展中国家则主张贸易与劳工标准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系，在WTO框架建立这一联系只是发达国家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而已。基于这一互不相容的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对立正愈演愈烈。

一、不只是“南北对抗”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拒绝发达国家提出的将劳工标准纳入WTO框架的主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担心一旦提高国内的劳工标准，国内企业将承担不了因此增加的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也将因此失去其在部分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进而减少本国出口贸易影响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之所以提出“社会倾销”并试图在WTO框架下解决劳工标准问题首先是基于国内产业受发展中国家低廉产品冲击的经济考虑，其次才基于一系列人道主义及人权保护理念的促使。正是在这种争论中，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看成是一个无情的剥削者，不顾其国民的贫困与权利的缺失而一味追求“国家利益”；而发达国家则被发展中国家视作名为倡导劳工权利实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伪善者”。

很难说上述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确实是不全面的，这种以偏概全的方式来处理个人问题尚且不可，更不用说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分歧了。笔者认为，针对当前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权益保障不利的现状，国际社会若真正想找到一个能使各方接受又确实能使现状改善的办法，前提是各国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另一版本的“南北对抗”。

（一）利益模式的多样化――劳工标准的经济学之维

1.经济学理论模式一

传统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为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一体化提供了最有利的理论依据。该理论运用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差异来解释国际分工的原因与结构，认为各种产品的生产是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而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这种生产要素在各国的丰裕程度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劳动力丰富，有的国家则是资本雄厚，因此市场竞争机制就会导致国际分工的出现，资本雄厚的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则倾向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运用这一理论，经济学家引入了两个概念：“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所谓绝对优势是指一国生产特定产品所需投入量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少，而比较优势是指一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少[2]。

国际贸易理论主张消费者以最低价格获得商品和服务，同时实现生产资料的最佳配置，因此依据上述“生产要素禀赋论”，贸易理论就要求各国从事生产他们各自具有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的产品。因为只有通过各国专业化的生产，各国消费者的福利与生产者的利润才能同时实现最大化。

基于以上原理，贸易与劳工标准关联的反对者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只有保持这一优势才能保证资源的全球配置的最优化，让发展中国家生产那些他们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如果强制的人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就会使这些国家丧失他们仅有的比较优势，结果不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将劳工标准纳入WTO框架不仅不能促进贸易自由化发展，而且会成为发达国家滥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手段并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

然而，应当明确任何经济学原理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之上的，上述原理也不例外。

首先，这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劳动力处于自由流状态以及充分的弹性供需假设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资源的重新配置导致特定产品的生产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时，传统理论就认为在发达国家那些因此而失业的工人（或农民）将很容易另谋职业。因为劳动力处于完全自由流动状态并且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失业的人群将在其本国具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产业找到工作。事实上，这些假设不能被视为当然前提，那么同样的问题也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了。

其次，上述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低从而劳动力成本也低这一逻辑之上的。但事实上，工资低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低，因为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也普遍较低。所以提高工资及劳工标准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再次，具体到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会使企业丧失竞争优势的观点也存在前提假设，这就是企业的生产已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即企业在其所拥有的资源给定的条件下，对资源已经进行了最为有效的利用[3]。因此如果在这一前提下给企业附加额外费用，导致企业要么生产出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要么就取得低于市场水平的利润，无论何种选择对企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再成为前提，那么企业就完全有可能在提高工人工资的情况下，通过对劳动力、资本以及管理等生产过程的重新安排，就完全有可能生产出具有同等竞争力的产品[4]。

可见，传统的贸易理论为反对劳工标准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是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所有经济学原理为了简化其研究对象都有其假设的理论前提，所以一旦其前提发生变化，理论也就有其局限性了。

2.经济学模式二

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主张由来已久，这一观点之所以长久不衰，部分是因为其同样有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

首先，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观点认为，劳工标准的提高将有助于增进一国国民的整体福利。随着劳工标准的提高，国民收入也会提高，这将有效扩大国内总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理论均主张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保持其国民贫困的前提下而使国家变得富有[5]。

其次，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倾销”理论认为，一个高工资的工业化国家进口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之所以低廉是因为出口国没有提供合理的工资、利益及对工人其他方面的应有保护。通过利用低廉和缺乏保护的劳工，出口国能够以远低于一般市场的价格在发达国家销售产品，这事实上就将社会问题倾销到了进口国家，结果就会使后者国内工人大量失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因此这些发达国家强烈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然而这一理论事实上承认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就将模型一所述的原理的前提假设作为了它的前提假设。所以，“社会倾销”理论也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工的生产能力与发达国家的高价劳动力之间的生产能力的差异。

再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不但不会使其失去竞争优势，而且有利于其国内企业的长远发展。这一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因此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劳工的生产能力将随之提高。此外，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而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手段，因此不能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是一种消费，而应视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将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所以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提高企劳工标准就能随之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素质，进而提高劳工的生产能力[6]。另外，对企业而言，雇用高素质的劳工不但能提高其生产能力，而且还能减少对员工的监督管理费用。

3.评述

以上几种经济学模型表明，无论是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抑或反对之，上方均有其合理的一面。正如这些经济学原理并不互相排斥一样，支持与反对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两方观点也并非像其表面所显现的那样势不两立。提高劳工标准的支持者更多地是从一国或企业长久财富的最大化以及社会成本最小化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反对者则侧重于短期的经济效益以及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角度来论证问题。

（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谁是真正的支持者与反对者

正如上述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一样，在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以及劳工标准是否应纳入WTO框架的问题上，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也是多元化的，而非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一对立的二元主体。因此，发掘问题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利益主体将使这一复杂的国际争论更显明朗化。

1.谁是真正的支持者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劳工标准在短期内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从而增加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企业成本的增加必然会转嫁给产品的使用者或消费者，因此对于出口型企业其必将那些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国外产品的使用者。而就目前国际贸易发展现状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7]。可想而知，发展中国家企业出口产品的使用者大部分都在发达国家内，因此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的提高将不利于其国内企业在国外市场上同那些已经承担很高劳工标准的发达国家内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这一点看来，那些在本国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低廉产品展开激烈竞争的发达国家国内企业将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的最忠实的支持者，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内部有两类企业并不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第一类企业是那些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国内低廉劳动力并已经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8]。这些企业显然不会愿意看到其投资的初衷逐渐消失，这类企业就是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第二类企业是那些虽然还未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但有意愿在不久的将来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这类企业同样不愿意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被提高。这样除去上述两类企业，真正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企业就只剩下那些没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发达国家国内的中小型企业了。

除了企业之外，在发达国家还有一股强有力的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力量，那就是发达国家国内的工会组织以及其所代表的广大的发达国家的工人。

此外，发达国家的农民是一类不容忽视的利益主体。发达国家的农民与上述企业主体不同，其对发展中国家劳工问题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依上述分析，发达国家的农民可归为不能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实体”，而且他们也必须遵守国内的劳工标准。因此，发达国家的农民是天然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拥护者。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农民由于国内的农业保护政策，已经不受发展中国家廉价农产品的威胁。而且发达国家的农民能获得国家的巨额补贴，其中包括那些在农业贸易之外被视为非法的出口补贴[9]。由于发达国家的农民已不需要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进行竞争，他们选择的立场是保持现状。因此如果发达国家所要求提高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的话，发达国家的农民尽可退出这一争论。然而问题是当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反对发达国家在农业政策上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些发达国家给与本国农业的高额补贴以及农产品的高关税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无法进入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而且是本国农业生产过剩，将大量多余农产品投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每年给与农业的补贴达3 000亿美元，加之其他保护政策，每年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240亿美元的损失[10]。基于此种情况，发展中国家在巴西等国的倡导下正逐渐达成共识，并已在WTO坎昆部长级会议上明确表明，有关WTO框架下的任何改革与谈判必须以发达国家改变其农业政策为前提，包括是否将劳工标准纳入WTO的议题。而发达国家的农民将坚决反对以改变本国农业政策为前提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以及在WTO框架内建立贸易与劳工标准的联系。而鉴于发达国家农民对其本国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11]，发达国家的农民无疑成为了主导这一争论进展的重要力量。

2.谁是真正的反对者

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主很显然是提高本国劳工标准的最主要反对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市场并不成熟，竞争机制不完善，垄断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常常有一部分企业利用不发达的市场机制来获取垄断利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机制不甚发达，那些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商人常常又是活跃的政治家，更有甚者通过金钱来保持自己的政治家集团，从而促使政府做出对其有利的决策，这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味拒绝提高本国劳工标准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存在一类利益主体坚决反对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反对的理由上文已有详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发达国家一大部分经济命脉因此对发达国家做出决策具有较大影响力。所以跨国公司也是对本论题的走向起关键作用的一类利益主体。

二、结论

通过以上两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劳工标准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其背后并不存在着互不相容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提高其本国劳工标准虽然在短期内不利于其出口贸易，但从长远来看有促进其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一面；此外，发达国家国内也并非一致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其国内的不同利益主体对这一争论有着不同的响应。基于上述考虑，结合目前发展中国家劳工权益保障的不足，笔者认为提高国内劳工标准是大趋势，发展中国家不应一味抵制这一问题而应该全面认识问题的利弊，从切实保护劳工利益和提高国民福利角度出发，在保证本国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对这一争论做出积极的响应。

参考文献：

[1] Elisabeth Cappuyns，Linking Labor Standards and Trade Sanctions:An Analysis of Their Current Relationship，36 Colum. J.Transnat'lL.659.

[2]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2版 （上册）[M].梁小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3-54.

[3]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M].肖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4-15.

[4] See，e.g.，T.N. Srinivasan，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abour Standards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in Challenges to the New WorldTrade

Organization 239-43（Pitou van Dijck & Gerrit Faber， eds.，1995）.

[5] David Richardson，Income Inequality and Trade:How to Think， What to Conclude，9 J.Econ. Persp.33（1995）.

[6] Kenneth Swinnerton， An Essay o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Core Labor Standards，20 World Econ.73（1997）.

[7] 例如非洲国家间贸易额2002年大约为110亿美元，而非洲国家与非洲外国家的贸易额在2002年则达1 290亿美元，因此

2002年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不到非洲国家总贸易额的10%，相关数据参见WTO网站[EB/OL].省略/english/res_

statis_e/its2003_e/its03_bysubject_e.htm#sector.

[8] C.Roe Goddard， Defining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State-Market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435-56， 443.

[9] 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3条.

[10] Running into the Sand - Why Failure at the Cancun Trade Talks Threatens the World's Poorest People，Briefing Paper No. 53（Oxfam ed.，2003），

at 3.

[11] Brian M. Riedl，The Cost of America's Farm Subsidy Binge:An Average of $1 Million Per Farm[EB/OL].heritage. org/Research/

国际劳工标准论文篇8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在政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从南北政治、经济差距、阶级力量、要素密集度和工资差距等角度分析发达国家构筑蓝色壁垒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发达国家构筑蓝色贸易壁垒是有政治经济根源的。关键词:蓝色壁垒结社自由有效承认全球范围内的蓝色壁垒(一)蓝色壁垒的含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积极推行在国际贸易协定中引入与工人工作条件相关的条款,这些条款把实现一些劳工条件的目标作为市场准入条件。它和与环境有关的条款一起被称为国际贸易协定中的社会条款。环境条款有时被称为绿色条款,由于劳工条款针对的主要是蓝领工人,所以也被称为蓝色条款。由于劳工条款可能对自由贸易产生限制作用,因此我们把这种限制称为蓝色壁垒。(二)蓝色壁垒问题的历史回顾在1948年签订但未得到执行的哈瓦那中包含有公平劳工标准条款。1993年,在第8轮“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马拉喀什会议上,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在国际贸易规则中设立“社会条款”,但没能实现。1996年,在新加坡召开的WTO首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将“核心劳工标准”作为新议题被明确列入宣言之中。在区域范围内,美国是最积极推崇国际劳工标准并极力将其写入单边或多边贸易条款内容的国家。美国的《1974年贸易法》第310条和《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302条均涉及到劳工保护问题。1984年生效的《加勒比海经济振兴方案》和2000年生效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就包含了一些劳工标准。1994年实施的《北美劳工合作协议》是明确涉及劳工权益的贸易协定,实施之后,协议三国违反该协议的行为受到了严厉制止。此外,美国在与柬埔寨、约旦、智利、新加坡、摩洛哥、巴林、澳大利亚、哥伦比亚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都包含有蓝色条款。其它一些发达国家在签订贸易协定时,有时也附加一些劳工条款,比如加拿大与智利、哥斯达黎加、秘鲁的自由贸易协定。此外,发达国家在实行普惠制时也把劳工问题作为约束条件之一。蓝色壁垒相关文献简述蓝色条款一般包括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有效废除童工;以及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最低工资、工作时间、职业安全与卫生等。这些条款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从而构成贸易壁垒。葛翔(2007)比较了核心劳工标准与我国法规差距是较大的。Brown,Deardorff和Stern(1996)认为,许多劳工标准,如废除强迫劳动、最低工作年龄、最低工资和工作时间的限制等,都是使用劳动的标准。它们将减少一个国家的可用劳动力,从而减少劳动的丰裕度。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达到蓝色条款的水平,就需要花更多的成本,否则贸易就会受到限制。蓝色条款有时被借口为旨在改善欠发达国家的劳工状况。但Grossman和Krueger(1993)认为,劳工条款将不能给发达国家的工人提供许多保护,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差别太大了。Krueger(1996)也认为,劳工条款其实并不针对发展中国家最穷的人,因为他们要么不工作,要么在不遵守劳工标准的非正式部门工作。Klevorick(1996)认为,蓝色条款其实是与发达国家居民的条件相关联,而不是侧重于低标准国家的福利或者它们所追求的福利。Krueger(1996)指出流行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是:贸易与劳工标准的联系始于保护主义动机。他专门讨论了蓝色条款是否带有贸易保护主义。他分析支持蓝色壁垒的人是否是从国际劳工标准中获益最多的人。以1995年美国童工遏制法案为例,他发现支持此法案的低教育水平成员和他们的雇佣者是最有可能直接收益于此法案的。蓝色壁垒设立的原因(一)政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历史差距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工人的收入较高,劳动生产率较高。在经历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之后,发达国家已经拥有厚足的经济实力,同时人们对劳工在恶劣的条件下生产感到深恶痛绝。出于人的本性和思想的开化,发达国家的居民既不愿自己处于被残酷剥削的地位,也不愿意看到其它国家的工人处于这种生产环境,因此倾向于提出制订一个国际劳工标准,并把它写入国际政治条约和国际贸易协定中。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普遍落后,并且经济状况差别也很大。许多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经济起飞的任务,甚至还有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对某些发展中国家来说,维持劳工标准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二)阶级力量从阶级力量方面来看。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农业经济占重要的地位。即使是工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二元经济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一方面人数少,另一方面组织性不强,其政治声音是很弱的。而发达国家的工人很多是几代职业工人延续下来的,加上行业协会比较成熟,组织性是很强。而且熟练的“蓝领”工资也是相当高的,发达国家还培育了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其实,经济状况对政治力的作用很大。Follows(1951)指出,发达国家政府赞同劳工立法的主要原因是劳工运动力量在不断增长。这些富足的工人阶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还可以和资本所有者就劳动环境、工资、工时等进行谈判,如果谈判破裂,可以举行罢工。劳工力量在保证发达国家国内的劳工标准不下降的同时,对政府在选择贸易伙伴以及贸易谈判上施加压力。(三)工资差距发达国家的工人对于国外工人的低工资是没有好感的。OECD(1996)指出,发达国家的人们,特别是无技术人员,关心在高劳工标准与低标准国家的贸易会带来高失业,以及高标准国家的工资的不公平增长。发达国家的工人简单而最直接的理解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威胁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太低,他们的工资难以提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低廉,发达国家不再生产那些需要普通工人就能生产的产品,而把资金投向高技术的行业。然而,高技术行业能够吸引的劳动力并不多。由于贸易,发达国家的劳工不仅要面对本国更激烈的竞争,还要面对外国低工资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是工资被拉低。根据要素价格均等理论,虽然世界劳工工资在不断增长,但是,国际贸易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工的工资均等化。这意味着,在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提高的同时,发达国家的工资可能下降。工资差距经常成为发达国家劳工阶层支持蓝色壁垒的煽动性理由。(四)要素密集度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对较丰裕的劳动力,而资本是其相对缺少的要素。发展中国家争相吸引外资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发达国家在经历了经济起飞和资本积累之后,经济基础比较稳固,资本比较丰裕,劳动力却是发达国家稀缺的要素。Stolper-Samuelson定理可以推论出,无论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还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贸易前后,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都是有变化的。有了国际贸易后,工人的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因此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要素密集度来看,发达国家要构筑蓝色壁垒,是因为资产阶级并不会自愿将收益增加的一部分让与工人阶级。劳工阶级可以选择向政府施压使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以获得收入补偿,或者选择支持蓝色壁垒以维护自身利益。显然,后者要容易得多。因此,当劳工阶层可能成为自由贸易的直接受害者和间接受益者时,他们会选择后者来降低自身的直接“受害”程度,这也意味着降低其间接“受益”程度。结论首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恰好是不同要素禀赋国家。劳动力在前者属于丰裕要素,而在后者属于稀缺要素。国际贸易对南北劳动力的收入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在国际劳工问题上,南北两个阵营的形成,有着深刻经济根源。其次,发达国家构筑蓝色壁垒,是因为在国际贸易中,劳工标准问题对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是有一定影响的,虽然这种影响没有发达国家所宣称的那么大。最后要指出的一点是,国际贸易仍然有利于发达国家,蓝色壁垒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也会阻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参考文献:1.葛翔,略论.“核心劳工标准”与我国宪法基本权利文本之关系.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2.佘云霞.国际劳工标准:演变与争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