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推广方案范文
时间：2023-10-16 17:34:07
公益推广方案篇1
关键词:公益文化活动招商 背景 关键环节 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G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1-
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整体推进中,东莞市根据实际突出重点,从2004年开始,对公益文化活动进行了实行项目招商的全面改革。五年来,整个招商活动开局良好,进展顺利,全市一共推出了487个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成交396个,成交金额共计3.1亿余元,吸引了广大市民和新莞人共计8500万人次参与活动,成功走出了一条文化贴近市场、市场反推文化升级的双赢之路,使全市文化活动呈现出了数量多、规模大、参与广的特点和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一、项目策划背景
(一)公益文化活动的传统运作模式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经营性的文化活动一直都由社会举办,公益性文化活动则基本掌握在政府手中,由各级文化部门承办。这样带来的问题是,政府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办文化上面,而本身在规划、调控、监管文化方面的职能没有很好得到体现,陷入了了“既越位办文化,有缺位管文化”的窘境。一方面是没钱办。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广大市民对文化活动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既要加大文化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以满足广大市民开展文化活动的需要,又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以满足广大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单靠政府投入来开展文化活动,往往是投入不足。而现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文化提出的要求又是前所未有的,单靠政府的力量已是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是办不好。文化活动资金的内部分配不合理,直接影响活动的质量。另一个办不好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由文化单位的几个策划人员策划的活动风格单调。社会对文化的要求是多样化的,是喜新厌旧的,这些是文化艺术和文化需求自身的规律。过去政府办文化,让人觉得文化部门搞活动,总是“跳来跳去那几个舞,唱来唱去那几首歌,看来看去那几个人”,这样的局面,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
(二)进行公益文化活动的模式转换的条件已经具备
一方面,文化部门开展活动,要向政府要钱;另一方面,社会上也不断搞文化活动,很多企业都在搞大量的演唱会。他们的活动,由于缺乏政府的介入,运作成本高;缺乏专业的策划,水平往往是不伦不类。企业对投资文化、利用文化的平台去锻造自己的形象,推介自己的服务,促进产品的销售,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意识。整合社会力量来开展文化活动既可以解决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又解决了企业文化活动因缺乏策划而投入大水平不高的问题。东莞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公益文化活动的模式转换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二、公益文化活动成功招商的关键环节
东莞市公益文化活动招商组委会围绕“社会投入、社会策划、社会承办”的要求,遵循市场化运作、个性化策划、规范化组织、整体化推进、多元化着手、品牌化打造的原则,将全市的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整合起来,形成文化活动项目“超市”,通过举办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会,让企业通过冠名、承办、策划、投资等形式参与文化活动项目的开发利用,从而成功打造出“企业走进文化,文化融入市场,经济和文化联姻”的平台。笔者分析,东莞成功招商的秘诀,主要在于主办方在具体操作过程工作中,重点把握好了以下六大关键环节:
第一,形成共识。随着经济的发展,由政府来包办公众性文化活动的弊端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公益文化活动对塑造企业形象、推介企业产品和服务、提升企业文化的巨大推动作用,社会办文化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同时,知识化、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区域化、城市化、融合化、多元化、民主化、法制化已成当今经济社会的时代潮流和特点,顺应和把握这个时代的发展潮流,促进经济和文化“双赢”,已成为东莞社会各界的共识和明智选择。因此,主办方认为,在东莞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公益文化活动模式转换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思想认识的统一,激发了大家创新文化活动运作机制的动力,也确保了东莞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第二,制造卖点。在整个招商活动中,主办方始终立足社会需求,着眼投资企业要求,把企业投资文化活动项目对企业推介产品、对树立企业形象有什么好处,企业通过投资文化活动项目会得到什么回报作为一个重要卖点,并设立了项目准入制,对没有卖点的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力图所有活动项目都具有经营价值,吸引企业投资。由于卖点找得准,许多企业意识到公益文化活动项目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对推介的项目精心挑选,并积极参与策划和运作,有的企业还主动找项目、谈合作,出现了几个企业争办一个项目的场面。
第三,精心策划。为了使整个活动顺利开展,主办方对招商活动进行了精心的策划。整个招商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进行方案招标。先对各地上报的项目进行筛选,对挑选出来的各类公益性文化项目,分别在市内外召开文化中介公司参加策划方案招标会,组织中介公司在广纳企业意见,摸清各单位、各镇(街)举办文化活动项目意向的基础上,对每个项目进行创意方案、卖点方案、运作方案和资金预算方案策划,邀请投资商代表和有关专家评出优秀方案进行奖励。第二步进行活动招商。将征集到的有卖点、有创意的优秀方案,抓住三方座谈这个环节,组织策划公司与投资企业进行供需方直接见面,通过推介、了解和洽谈,确定资金预算方案和投资意向,待资金落实后,才决定由中介公司去具体承办,并由政府有关部门进行跟踪服务和协调监督。为确保每个项目得以落实,主办方每年举行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签约仪式。签约内容包括双方职责、资金投入方式、企业回报、法律保障等。通过签约,明确双方职责,完善运作规则,特别是在协议中向企业承诺回报,使合作双方“吃上定心丸”。
第四,依托中介。文化中介是活跃文化市场、加速文化要素流动、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转变政府职能,把舞台、空间、市场让给社会,文化中介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以来,东莞重大的公益文化活动项目都由文化中介和行业协会承办,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邓小平之歌》――东莞市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文艺晚会”、“东莞市纪念建军80周年文艺晚会”、“东莞消费文化节”、“东莞啤酒节”、每年的东莞市春节联欢晚会以及每周六举办的以高雅艺术和知识普及为特色的“文化周末”和每周六举办的时尚现代的“都市彩虹”等品牌性文化活动。在活动策划和承办过程中,东莞市中介公司的力量也不断充实壮大,涌现出了东湖文化传播公司、时代印象文化传播公司等一批有品牌、有实力、有信誉的文化中介。
第五,着力推介。过去举办文化活动,经费主要是找政府要,而现在搞文化活动招商,经费只能找市场,所以,推介非常重要,是整个招商活动的关键。为此,东莞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及各镇街都成立了相应的项目洽谈小组,按照坚持服务为本、诚信至上、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采取多种形式和渠道进行项目推介,积极寻找合作伙伴,落实合作单位。同时,积极发挥新闻媒体在推介中的巨大作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实现文化资源共享,力求效益最大化。通过多方推介,公益文化活动项目的招商在全社会引起广泛的反响,企业更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第六,严密主导。文化活动项目招商,是东莞文化活动模式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探索和创新。为确保该项活动的顺利开展,东莞成立了招商组委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担任组委会主任,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具体负责活动的实施和资金的统筹,办公室下设项目综合组、项目宣传组、项目技术组、财务审计组和项目评审组。同时,制定印发《东莞市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方案》,对招商活动的定位、项目范围内容、工作步骤、机构设置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外,制定了《东莞市公益文化活动招商管理暂行办法》,强化对整个招商工作的规范和监管。文化部门还主动协调交警、市政等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新闻媒体,确保了公益文化项目招商活动的有序运作。
三、公益文化活动招商的有效性
东莞招商活动的成功举办,得到了文化部、广东省委省政府,东莞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的肯定,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中山市等周边城市派员来学习观摩后,对东莞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的活动理念和一整套运作方式给予高度赞扬,认为东莞市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工作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可操作性强、效果好,值得学习和推广。其有效性具体体现如下:
(一)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东莞通过实施公益文化活动项目招商,搭建起了文化与经济融合的平台,使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参与这些项目的开发利用,让企业走进文化,让文化融入市场,让经济和文化联姻,真正做到社会投入、社会策划、社会承办,不仅推进政府职能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提升了政府文化调控能力,也推进了文化与经济相融合,提升了文化对企业服务、产品、形象的推介能力,不仅推进了文化与人民群众需求相贴近,提升了文化活动策划适应受众要求的反映能力,也进一步推进了市内外文化资源在东莞相聚集,提升了东莞优化文化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文化活动水平。
(二)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五年实践,东莞公益文化活动招商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招商项目、签约金额和效益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2004年推出83个项目,成交73 个,成交金额436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1000万;2005年,推出90个项目,成交78个,成交金额620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1500万;2006年,推出100个项目,成交89个,成交金额720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1800万;2007年,推出104个项目,成交80个,成交金额 750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2200万;2008年,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和成本压力急剧扩大影响企业投资的严峻形势下,招商工作还是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年推出110个项目,成交76项,总签约资金为6830万元,群众参与人次高达2000万。
(三)解决了东莞文化建设五大突出矛盾
公益文化活动招商的成功实施,主要解决了东莞市民文化需求不断增加和政府投入不足的矛盾;政府文化职能部门“管”“办”不分,动机和结果不一致的矛盾;企业有钱办文化又无办文化的平台的矛盾;社会公共文化设施不足和市民公共文化需求增大的矛盾以及文艺团队活动任务重和活动经费不足的矛盾。
参考文献:
公益推广方案篇2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发〔*〕30号）和省政府《关于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的指导意见》（粤府〔*〕24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组织领导
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切实加强“三农”工作的重大举措。各级政府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切实加强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的领导。市政府成立“*市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领导小组”，由张丽萍副市长任组长，市人事局、财政局、农业局、劳动保障局等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指导、检查、督促全市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各县区也要成立相应机构，负责指导、检查、督促本县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
二、明确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公益性职能
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是设立在县（区）镇两级，承担政府公益性职能的机构。结合我市农业、畜牧兽医、渔业、农机等行业特点，基层农技推广机构承担的公益性职能主要是：开展先进实用技术、农业标准化等技术和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和推广；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动植物疫病、有害生物的监测、预报、防治和处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测和强制性检验；农业资源、生态环境和农业投入品使用的监测；农业公共信息服务、农民培训教育服务和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先进适用农业机械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与安全生产管理等。
各地要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要求，按行业对县（区）镇两级农技推广机构应承担的公益性职能进行细化。在细化公益性职能时，既要防止把政府应当承担的公共服务简单地推向市场，也要防止脱离实际任意扩大公共服务范围。农业、畜牧兽医、渔业、农机的经营由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承担。
三、做好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三定”工作
各县区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在明确公益性职能基础上，要做好定机构、定编制、定人员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三定”原则上按如下要求进行：
（一）机构设置。县区级农技推广机构按行业设置公益性技术推广中心，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按照《*市县区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河府办〔*〕108号）设置。
镇级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设置采取派驻方式，按行业、区域设置农技推广机构，作为县区派出机构，人员、业务、经费等由县区行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农业（种植业）原则上按照《关于做好乡镇农技站建设议案续办工作的实施意见》（河府办〔*〕33号）的精神设置区域农技推广中心站；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按照《*市县区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河府办〔*〕108号）设置；渔业原则上在畜牧兽医站增挂牌子方式设置；农机类参照农业（种植业）区域推广中心站设置。
（二）核定编制。各县区可根据所服务区域的人口、面积、地理、交通条件、生产水平、主导产业、农作物种类和种植面积、养殖方式和规模、农业机械种类和保有量、行业建设任务轻重程度、服务指导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核定基层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人员编制，按程序审批。
（三）确定人员。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以及公布岗位、自愿报名、资格审查、考试考核、聘前公示等程序，首先对经身份确认的在编在岗人员实行竞争上岗，择优聘用。参加竞聘上岗的在编在岗人员，应具备竞聘岗位相应专业学历或取得国家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在对原在编在岗人员实行竞聘上岗后，根据编制和需要，按照公益性事业单位用人制度和要求，向社会公开招聘人员。
竞岗及招聘的考核内容，原则上按照行业特点以及技术推广岗位的等级、职责和条件等确定，专业知识所占比重不得低于考试考核内容的80%，其中操作技能应占有一定比重。县区农业、畜牧兽医、渔业、农机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同级人事部门组织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竞争上岗考试考核工作，加强对竞聘过程的监督和指导。
四、经费保障
各县区政府要将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履行职能所需工作经费和人员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切实予以保障。同时，不断增加投入，完善推广设施，改善技术装备和推广手段。要将重大农技推广，动植物疫情监控，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投入品使用监测，以及农业公共信息和培训教育服务等所需经费，列入市、县区两级财政预算。
五、确保如期完成改革任务
（一）认真制订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各县区政府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认真制订当地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实施方案，于*年6月底前上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后组织实施。市人事、编制、财政、农业、劳保等部门要加强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的指导，并于*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市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
公益推广方案篇3
[关键词] 医药产品；推广；利益冲突；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 D922.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5）02-0022-07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9月19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出了一张人民币30亿元的“天价”罚单，因被告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为推广药品，采取支付差旅费、讲课费等多种形式向多家医疗机构从事医务工作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提供巨额贿赂①。像葛兰素史克这样以行贿方式进行医药产品推广②、促进医生处方和产品销售在中国医药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③。除了直接塞给医生“真金白银”之外，现今医药产品推广之形式不可谓不丰富：请客送礼、学术、聘任顾问、会议旅游等等，不可胜数，并且越来越多地披上了学术、咨询、教学、科研、感情交流的外衣，因而成为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同时，确实又有不少医生、企业、学者认为，医药产品推广能够帮助医生掌握最新的医学信息，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④。然而，按照我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与“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或者其人”之间“任何名义的财务或者其他利益”都是被禁止的。此种“任何名义”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显然包括诸如“请客吃饭”、“顾问咨询费”、“参会车马费”等等各种形式与名目。但有趣的是，2002年出台的下位法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八十五条①却将“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概念限缩②为“目的在于影响其药品采购或者药品处方行为的不正当利益”。
监管上的模糊、立法中的矛盾，根源在于对医药产品推广的属性没有进行详尽地梳理③。具体而言，医药产品推广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或者其人”（为便于讨论，以下简称企业方）与“使用其药品的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为便于讨论，以下简称医方）是否可能存在正当与必要的利益往来？只有在探讨和厘清医药产品推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在监管实践与立法所牵涉的具体行为中划定法律边界或尝试界定“财物或者其他利益”之概念才有意义。本文从利益冲突视角分析认为，医药产品推广并无正当性与必要性。
二、利益冲突视角下医药产品推广行为
大陆法社会学学者对利益冲突的定义是：利益主体基于利益差别和利益矛盾而产生的利益纠纷和利益争夺④。我国台湾地区在《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中则将利益冲突定义为：公职人员执行职务时，得因其作为或不作为，直接或间接使本人或其关系人获取利益者。比较而言，大陆定义显然有着更广阔丰富的内涵。本文在此采用相对狭义的（或者说限定于职业领域的）台湾地区定义，这也与国际上对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的通常理解相一致。利益冲突可以看作是职业道德规范与职业利益间的张力在个人或组织上的呈现。从实务角度看，利益冲突与专业服务领域的职业利益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政府公职、法律服务、医药卫生等行业中十分常见，如政府官员利用公权力的影响，直接或间接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如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因委托人利益与其所代表的其他利益间产生冲突而降低其服务品质；又如医生因多开某种药品可以获得回扣而大肆在临床使用该药品等。探讨各利益相关方的地位与法律关系、检视利益冲突，是西方学者梳理医药推广及其规制议题的常用研究范式⑤。
医生与患者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本质上讲，医方必须服务于患者的最佳健康利益。在医患关系之中，患者高度依赖于医生的医学专业知识以了解疾病、选择最优治疗方案，医生对患者的治疗方案和用药通常享有极为重要的话语权。因信息不对称而引致的医方道德风险显然应当加以防范，以达成患者最佳健康利益。同时，这种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医患双方对于医学信息掌握上的不对称性，更表现在我国长期以来调整医疗行为的大量法律法规实际上带有鲜明的公法性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平等主体之间自愿发生的法律关系。我国《执业医师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医生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医疗执业水平，履行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的神圣职责。”该法中同时规定了若干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在医疗实践中，以“病人为中心”（Patient-centered ）的理念既是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也是业界广泛认可和提倡的基本医疗伦理与价值追求[1]。对于忽视、违背患者健康利益的医疗行为，医方作为责任方在接受来自社会道德、舆论严厉谴责的同时，还必须付出相应的法律代价。此外，医生在实施强制医疗、强制隔离、免费救治等医疗行为中，常常背负义务论的角色。“尽己之能力与判断力之所及、将病患之健康生命视作首要顾念”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可以说为医生这一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作出了精当注释。因此，虽然关于医患法律关系的性质与特殊性的问题可能有广阔的探讨空间，但一个根本基点是，医方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应当将患者的健康利益视为最重要的目标，充分考虑患者的健康利益，并基于专业医学知识尽最大可能为患者提供最佳治疗。
医药企业开展的产品推广行为，其首要目的在于“促进药品的处方、推荐、供应、用于病人或为病人自用”，目的达成之基本手段在于影响医生的处方行为。一般而言，医方通过开具处方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企业方作为市场主体，通过研发、生产、经营、销售药品和医疗器械等健康产品获得利润。由医方确定处方中使用何种药品、装置何种医疗器械或是采取何种治疗手段，势必会在决定疾病治疗效果与患者健康利益的同时影响企业方的经济利益。诚然，如很多医药企业所宣称的那样，“患者健康和社会责任对于企业具有重要价值”，但全然相信市场经济下企业天然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则未免过于天真，特别是考虑到常年名列前茅的医药行业利润率与市场上大量的“重磅炸弹药”①。正是由于医药企业的逐利性和医方对于医药产品销量的决定性，企业有充足动力全面运用各种资源，影响医生的处方行为从而为自身获取最大利润。事实上，医药企业为了影响医院购销、医生处方，于各个节点对享有一定话语权的医务人员进行利益输送，已是人尽皆知的行业潜规则[2]。市场经济下，医药企业追求企业利益显然不是问题，问题是企业开展的医药产品推广行为会对医方的治疗判断与处方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又将如何影响患者的健康利益？
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大量研究揭示 ②，现金回扣、礼物（在此作广义理解，包括但不限于礼品卡、旅游等娱乐费用、艺术品、餐饮费、协助等等）以及对医学专业活动的支持（如参加学术会议、医学继续教育等）等任何形式的推广行为（即便是最微乎其微的礼物）都会影响医方的处方行为，从而影响对于患者健康利益的判断。显然，这一观点未必容易被医生群体所接受，因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医方专业精神和独立人格的质疑甚至否定。有意思的是，研究进一步表明，医生对企业推广行为带来的影响可能毫无所知，甚至是在“无意识”的行为中遵从了企业方的利益[3][4]。那么，医方处方行为的改变又如何影响患者的健康利益？最终恐怕不外乎两种情形：其一，导致医方采取不利于患者最佳健康利益的治疗方案。例如，A药品相较于B药品有全面的治疗优势，但由于B药品有回扣，医生在处方中放弃A药品而为患者使用了B药品。此时，医方个人利益（从企业方推广行为中获得的利益）与患者的最佳健康利益产生了直接冲突。对医方而言，选择个人利益就势必牺牲患者的健康利益，这种对健康利益的侵害，既可能是施加于患者个体健康层面的，也可能是牵涉社会人口健康及公共卫生层面的③。
情形之二则是，医方虽然接受了企业方利益，但从结果来看，医方确实也是选取了最佳的治疗方案，甚至于说，如果没有接受某种形式的推广行为，医生就无法了解产品信息，进而会丧失选取该最佳治疗方案的可能性。此种情形之下医方个人利益与患者的最佳健康利益之间是否仍然存在冲突？笔者认为是存在的。且不说实际上究竟有多大比例的“新药”、“新设备”真正发挥了全然不可替代的治疗效果，单就医方的行为（医生因接受利益而选择与该利益相一致的治疗方案）而言，对患者及公众健康利益的损害至少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抬高药品价格、增加患者负担。医药企业主不是天然的社会慈善家，每一分一厘投入到医方身上的利益都会在药品价格上反映出来。WHO估计，世界上10%至25%的药品支出实际上流向了腐败；我国的比例约占20%甚至可能更高④。“羊毛出在羊身上”，为医药推广中所有花费买单的最终还是广大患者。第二，危害行业道德、玷污医患关系。医者曾长期被誉为“白衣天使”，而时下“白眼狼”的绰号与伤医、杀医事件频发的现象却让人不寒而栗。医药购销中的腐败行为无疑加剧了今日中国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因为广大患者再清楚不过，医生一旦成为遵循“潜规则”、通过开药（开器械、开检查等）从患者身上赚钱的“白眼狼”，从道德上就难再脱清干系，也难再秉承患者最佳利益施展“仁心仁术”。换句话说，只要医生从企业手中接过了“回扣”、“礼物”、“车马费”，患者就有充分理由质疑处方的合理性，进而质疑医方的专业性与独立性[5]。企业方与医方间的利益往来在腐蚀医务工作者的同时，也让广大患者日渐丧失了对“白衣天使”的信任，玷污了本应纯洁和谐的医患关系。第三，激化恶性竞争、制约产业升级。医药推广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面对行业“潜规则”，即便守法企业也不易独善其身。不少医药企业甚至铤而走险，不再从提高质量、开发疗效更好的产品上下功夫，索性压低研发与生产成本，大幅增加推广费、公关费用于提升产品销量。于是，市场之上，专注研发者、公平竞争者举步维艰，高额回扣者、投机钻营者大行其道。不解决行业恶性竞争的问题，我国医药产业“多、小、散、乱”的局面恐怕还要继续下去。第四，加重改革阻力、固化利益格局。新医改业已步入“深水区”，改革之难，难在破除医药领域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医方将类似葛兰素史克般的推广行为视为理所当然，个别行政部门默许医方以利益往来补贴收入之“不足”，企业方为医药推广摇旗呐喊、巧立名目，进而卖药敛财。如果长此以往而不加规制，待到利益集团进一步固化、改革阻力再行加剧之时，目前成绩斐然的新医改恐怕是前途未卜，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口号不知道还要喊多久。
可以说，医方与企业方利益往来及推广行为引致的药品价格虚高、行业道德失范、医患关系失和、产业竞争失序、改革困境重重等等危害是毋庸置疑的，并正在不断地对每一名患者及至社会公众健康权益造成不合理之侵害。主张医方从企业方推广行为中所获得利益之合理性，事实上是在主张对患者及公众最佳健康利益的侵害。因而，从根本上讲，在医药购销和推广活动中，作为“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或者其人”的企业方与作为“使用其药品的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的医方，两者之间并没有一种利益往来可称“正当”。在医药产品推广之中，医生从企业推广行为中获得的利益与患者及公众最佳健康利益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利益冲突，因而必须加以严格法律规制。对医药推广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本质，就是对这一对利益冲突的法律回应和对患者及公众健康权益的法律保护。
三、医药产品推广行为必要性之辨
行文至此，从利益冲突的视角考量，即便我们能够认同医药产品推广行为并不具有正当性，一个问题仍然必须回答，即：医药产品推广是否必要？如许多医生或企业所坚持、甚至个别主管部门也抱有疑虑的――医药产品推广是否是不可或缺的，倘若不进行推广，医生就无法获得必要的医学专业知识、无法为患者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了呢？对于医药产品推广必要性之辩，本文认为亦有十分之必要进行梳理，但在此前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些医生和医药企业的观点。
2014年11月，众多媒体援引国家审计署6月份的审计报告，曝光国家卫计委直属单位中华医学会在学术会议中以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和注册信息等作为回报，收取医药企业赞助高达8.2亿元①。关于此事件的社会讨论中，不少医生和医药企业主张：企业推广行为有利于医生了解新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能够使医生经常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增进医学知识；可以促进医方和企业方共同开展医药研究，提供更多新产品；企业赞助社会组织举办会议在美国非常普遍，中国国内的做法是在向国外学习，等等。抛开中华医学会的公益属性等其他议题不谈，上述论据可以说都是在为“医药产品推广行为之必要性”张目。那么，是否真如其所言呢？
首先，必须要明确指出的是，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是我国医师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对于“医生”这样一份救死扶伤、守护健康的职业而言，不断认识疾病、提升医学技能、“助人类健康之完美”②是其核心价值和固有要求。如同教师必须认真备课、补充学科新知，如同司机必须熟悉车辆、掌握交规变化，又如同士兵必须勤于训练、了解现代战争一样，选择了医生这样的职业，也就选择了必须自觉在实践与理论中不断地去学习知识、了解疾病、强化技能。显然，钻研医学、更新知识作为我国执业医师之法定义务与职业要求，并不以接受任何形式的医药产品推广行为或是获取企业方输送之诸多利益为前提。
其次，规制企业方的推广行为，显然并非禁止任何形式的对于医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活动的支持。需要严格加以规制的只是对患者最佳健康利益产生不合理侵害的医药产品推广行为本身。在规制此种推广行为的同时，还需要把对医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活动的支持转移到合理的渠道上来。这样的合理渠道必须是公益性、学术性、非营利性和公开透明的。也就是说，企业如果真的如其所宣称的那般 “将患者健康和社会责任视为重要价值”，大可以对符合条件的公益组织提供无偿的、无条件的、不以销售特定产品为要求的捐助。实际上，中华医学会在反思工作中的问题、努力回应社会质疑后，最终确定的也是这样的改革方向①。更进一步来说，政府可以继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通过国家项目直接为医学研究、医生继续教育等提供赞助；同时，在新医改过程中设计更加合理的医生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让医生队伍有更大的动力学习新知、提升技能。此外，对医药推广行为的规制也并不干预医药企业内部的科研与学术活动。
再次，信息时代下，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概念等技术的蓬勃发展，依赖于医药代表或特定个人渠道的推广行为之动机颇值得怀疑。信息技术无疑为医生提供了更广阔、更高效的学习平台，高速网络、实时信息通讯、3D打印、大数据等等新工具与传统医学迅速融合，已经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知识及医学资源传递交流的可能性，有效降低了真正乐于研习新知识的医务人员的金钱及时间成本②。医方在原先可能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医药企业及其人的推广行为以了解医学知识，而现在相关知识的获取渠道和资源量并不会成为限制，推广行为本身也很难说具有绝对的不可替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医方和医药企业应该思考和参与推动的，恰恰是在确保医生队伍的专业性、纯洁性、独立性的同时，以更加合理的渠道交流医学信息、增进临床知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而不是抱定医药产品推广之合理性或必要性，为这种本无必要的利益冲突（且实际上是对患者健康利益的损害）进行辩护。
最后，关于域外特别是美国医药产品推广行为的观点，在此也有必要加以简要梳理探讨。实际上，美国关于医药产品推广行为规制的立法，长期处于政府与医生协会、制药企业协会等医药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执与博弈之中[6]。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参议员为代表的美国国会议员曾多次召开听证会，调查在企业医药产品推广中的腐败行为，或提出立法草案（bill），试图对相关行为进行严格法律规制。然而由于利益集团的游说（lobby）和美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自由市场理念，国会更多地是在妥协中接受了行业协会通过所谓自律、公开等手段作出的象征性的自我规制[7]。不难想象，这些所谓的“行业行为准则”实际上扮演着自相矛盾的角色――它们虽名义上不赞成某些推广行为，但恰恰使所有违规行为逃脱了法律惩处[8]。也正因此，美国医生与企业间的利益往来大行其道③。这样“违规不违法”的利益往来严重干扰着医生处方行为，长期以来受到学者和公众深切关注，要求立法改革、采取严格法律规制的呼声不绝于耳[9][10]，但迫于前述体制因素，始终难以达成真正有效的治理。2010年，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中为此专门制定了《医生酬劳阳光法案》，试图通过强制信息公开的方式倒逼医生与企业自律，但也受到关于政府行政成本增加、对医药巨头的处罚力度不足、公开之实际效果相对有限等等多重质疑，本质上仍然是为应对医药领域利益冲突及其现有规制不足而采取的多元利益妥协的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医药产品推广之规制恰恰是应该破除国内医药相关利益集团设置的重重迷障，以法制为武器从严治理，切实维护公众之健康权益，而非“取其糟粕”为灰色利益张目。
四、结论与建议
医方从医药企业推广行为中获得的利益与患者及公众最佳健康利益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利益冲突。医药产品推广加重着医方职业道德规范与职业利益之间的张力，挑战着医生的自律与职业精神（professionalism），更在实质上侵害着患者及公众的健康权益。推广行为既无法从理论上自证其正当性，在实践中更可被证明远非必要。为了回应这对与公民健康权益息息相关的利益冲突，切实保护患者利益，应当执行《药品管理法》中业已确立的禁止性规定，即“禁止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或者其人以任何名义给予使用其药品的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以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当严格依法行政，切实避免在治理医药推广的问题上推卸责任、尸位素餐以致失职渎职。具体到法律执行和制度机制建设方面，笔者建议，可以进一步参考WHO、美国、日本等的治理经验，在我国对医药产品推广行为实行更加严格的法律规制。
（一）WHO医药善治（Good Governance for Medicines）项目①
WHO业已意识到药品领域的腐败问题对于公众健康水平、经济开支、政府公共部门形象等的巨大负面影响。为了解决该问题，在其制订的医药战略（Medicines Strategy）的指导下，WHO设计实施了“医药善治”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公开透明、负责任的行政程序和医务人员职业伦理的提升，减少医药领域的腐败行为。WHO在此项目中提出了两个互相协调配合的基础性策略：一是以法律规制为基础，如制定反腐败法、明确关于处方行为的规范等，特别是需要在立法时前瞻性地对违法行为设置足够有效的惩罚。二是以伦理价值为基础，通过关于职业道德、伦理、良好价值观等的教育，建立更加廉洁的体制。
（二）美国
如前所述，美国虽然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对医药产品推广的有效规制，但仍有执行层面的措施值得参考，其中最有价值的应当是《反欺诈政府法》（False Claims Act②，或被译为《防制不实请求法》）中关于举报者③奖励的规定（Qui Tam Statute）。这一规定允许公民个人以政府名义欺诈政府之行为（一般指非法获得联邦政府财政经费或非法逃避向联邦政府付费的行为），例如公民个人可以老年和残障健康保险（Medicare）相关医疗服务中出现的企业提供药品回扣、开展超说明书用药推广等欺诈政府的行为。为了鼓励举报者向政府提供难以掌握的、足以证明欺诈行为的关键信息，法案授权联邦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向举报者提供一定比例的奖金（rewards），一般为政府所获得的补偿金（recovery）或双方和解金（settlement）的15%至25%[11]。事实证明，该法案在打击欺诈政府行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美国司法部的资料显示，自1987年至2013年间，政府依据该法案获得了高达389亿美元（涉及医药领域的超过267亿美元）的补偿金或和解金，其中约有70%的案件发起于举报者而非政府④。考虑到医药行业相对较高的专业壁垒，医药企业人员特别是中高级别的管理人员对于内部违法行为往往有更清晰的掌握，他们能够提供的证据或相关信息往往也更加确切、直击要害⑤。此外，在节约了政府部门用于调查、取证等公共资源的同时，给予举报者的奖励出自于实施欺诈行为一方提供的补偿金或和解金，因而通常不会给政府增加新的财政负担。我国于2014年已在药品监管领域进行了有益尝试⑥，在此基础之上，美国的相关经验应当值得进一步关注和借鉴。
（三）日本
为了确保市场公平竞争，日本于1962年、1984年先后出台了《不当赠品类及不当表示防止法》和《制药企业及礼品赠与规则》，禁止企业向医生提供钱财或物品的推广行为。同时，遵照相关法律及行业规范，医药企业须先将资金交予社会基金形成资金池，再由社会基金作为整体向医生及医生行业组织等提供赞助[12]。这一措施从某种程度上切断了双方单独的、直接的利益往来，并引导企业以社会基金形式继续支持医学发展。参考此经验，我国或可借助中华医学会的公益属性，在以法律严格规制医药产品推广行为的同时，为社会提供更加适宜的医学交流平台与企业赞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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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推广方案篇4
关键词：充电站 ;北京市城区
一、背景
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各国政府和公民也正在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努力。首先，就电动车本身的技术要求来说，目前推出的纯电动车，包括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都已经比较符合实际使用的水平。就充电成本问题，光伏发电技术已经在我国的部分地区投入使用，如果得到很好的应用，将大大降低充电成本，无论是发电的经济问题和考虑火力发电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但考虑到初期投入成本和太阳能分布的问题，是否在现阶段值得大规模推广将在下文中进行讨论。其次，就中国政府而言，经济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随之而来的能源结构的转型也不可避免。而当前政府也为电动车的推广推出了一系列的政府的相关的补贴和优惠措施，2009年2月5日，财政部网站了《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通知》，同时以附件的形式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政府部门首次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扶持提供了明确的标准。而目前为之推出的政策中，国家也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提出了较明显的政策倾斜。对中国的居民而言，近两年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居民的环保意识明显提高，对环保产品的推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国家的财政支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给电动车的使用者带来经济上的优惠。最后，对于环境而言，电动车的推广必然对大气污染的缓解和化石能源危机缓解带来极大的利好。
但同时电动车的推广也必然需要相关的配套措施的建设，因此电动车充电站的建设也成为电动车能否推广的一大关键问题。
二、现状分析
由于电动车充电站的布局讨论涉及到对电动车发展现状的分析，因此在此对电动车目前的几个关键的技术发展程度做出简要分析，由于无法对行业内所有的电动车车型作出分析，因此，在此主要是选取典型的车型作出相关分析。在此提出说明，本所指的电动车是指电动汽车，不包括对电动自行车的讨论。
目前电动车已基本具备推广的条件，之前电动车推广在技术上问题主要有电池的续航能力，电动车的充电时间，以及电动车正常行驶的最大时速等问题，而目前已经上市或者即将推广的电动车车型中，以比亚迪E6（深圳市今年推广的电动出租车即为该车型）为例，其百公里加速时间据测试结果表明是小于10秒，最高时速为160km/h，充满电后的续航里程，城市路况为300公里，等速路况为400公里，在使用专业的3c充电的情况下，充满80%的电力所需要的时间小于15分钟，百公里耗电为21.5度，电力费用为12元左右，基本能满足城市使用的需要。
试点地区目前的先行商业用电电价为0.534元每千瓦时，考虑到由于充电站的使用会导致电力供应的紧张，以及充电站的初期建设成本的回收，充电站的收费将高于现行电价，具体收费将在下文进行分析。
北京市1998年到2006年在环境建设和污染治理上的总投资在1200亿以上，剔除奥运会等偶然因素的影响，北京市平均每年在大气污染治理上所投入的资金保守估计在10亿元以上，而推广电动车将减轻大气污染可以转移污染治理成本。
三、规划目标
本文在试点地区提出对电动车充电站的建设的探讨，主要目的是在解决电动车充电问题。同时本文提出的行动方案中，在大气污染得到缓解，主要是汽车尾气排放减少的情况下，在各利益相关方之间寻找一定的经济回报，保证该方案在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上都是可行的。在大气污染缓解的问题上，考虑到目前电力来源主要是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而火力发电也会带来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盲目增加电动车数量会引起火力发电的数量的增加，从而又给大气污染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在电力来源上要考虑适当引入别的发电方式，例如光伏发电。而经济方面，对于政府和电动车使用者而言，主要是使用成本的节约，而体现在运营商（如果存在，具体在用何种经营模式将在下文进行讨论）方面则主要是一定的经济回报。
四、行动方案分析
因为目前电动车行业的技术标准没有十分统一，因此，在这次的方案选择和计算中我们也选择采取典型车型分析，即比亚迪E6车型进行分析，而在对比过程中还会引入其他车型或者典型，将在下文中介绍，此外，本次分析中电动车数量按100000辆的保有量来计算。
充电站数量分配
首先，在这次行动方案要满足的条件有：（1）、保证电动车在自己的最大里程内能有充电站，并且考虑到充电的效率以及电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效率下降的问题。（2）、本次分析的地区严格选定在上文介绍的北京市城八区。（3）、拥挤问题和时间成本。一次，在本次分析中采取比较简单的网格分析，即在保证所需区域内的充电问题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以一个充电站能覆盖的面积，即一个网格，来覆盖试点地区的全面积，以此来估算所需充电站的数量。
根据比亚迪E6的官方数据，其在城区最大的续航里程为300公里，考虑到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平均最大续航里程，在此估算为200-240公里，定值为220公里，一般在只剩10%-15%时充电，即表示一般提示充电时还能行驶20公里。在城区行驶过程中不能考虑直线行驶，因此在这次分析中采取折角行驶，即假设只有90度直角转弯，因此20公里即表示一个充电站的覆盖矩形的半周长，而这个矩形的最大面积为400平方公里。而试点地区的面积为，东城区42平方公里，西城区51平方公里，海淀区431平方公里，朝阳区465平方公里，丰台区306平方公里，石景山区86平方公里，总面积为1381平方公里，因此，在不考虑拥挤问题的情况下，四个矩形网格即可覆盖试点地区面积。
考虑拥挤问题，每辆车充电时间约为15分钟左右，因此要保证不拥挤必须增加每个充电站的充电设备。家用车的平均每天行驶里程以50-70公里计，则一辆电动车平均四到五天就要充一次电，按电动车保有量100000辆计，充电时间集中在每天的十八个小时之内，即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二点，则充电设备最少保有量为：
X=（1/4）x20x100000/18/60=463台
考虑设备的维修及其他状况，则充电设备最少保有量为600台。
综上，在1000辆电动车保有量的情况下，充电站的数量最少为4个，充电设备保有量最少为600台。考虑到分布问题，充电站的数量还需要适当增加。在考虑分布的问题下，充电站的数量为80个，充电设备的数量为650台，平均每个充电站的数量为8.1个，视其位置不同每个充电站可以有4-15台充电设备的设置。
充电站的成本计算
就每个充电站的成本计算问题，根据上一部分对充电站数量的分析，对于一台充电设备，充电机、电池维护设备、充电站监控及安全监控设备的成本分别为20万、2万、2万，基础设施成本为24万元。650台充电设备的总成本为15600万元。
每个充电站的基本设施包括变压器，配电柜，电缆等配套设施，每个充电站假设的建设成本为200万元，80个充电站的总建设成本为16000万元。
充电站的员工费用，站内其他消耗的费用为每一个充电站20万元/年，共计1600万元/年。配套维修费用为每台充电设备配1万元/年，总计650万元/年。
充电设备的基础设施的回收年限假设为5年，配套设施的回收年限为10年，则每年投入的总的费用为：
15600/5+16000/10+650+1600=6970万元/年
充电站的收费
根据100000辆电动车的每年行驶里程总数换算到汽油标准（以排量1.6L的车计算，因为比亚迪E6车型的参数与1.6L普通型车的相当），现行93号汽油价格为6.58元/升，总共的行驶成本为：
100000x70x365x6.4x6.58/100=1075961600元
每辆车的平均成本为：
1075961600/100000=10759.616元
1.6L普通型汽车售价假设为120000元，使用年限15年，平均成本为8000元/年。
选取的电动车类型目前在政府现行补贴政策的售价为200000万元，使用年限为十五年，电池更新时间为五年，则需外加平均每年1000元的更新成本。每年行驶成本为（设每度电售价为x元）：
70x365x21xX/100=A
A+200000/15+1000
此处计算中将行车其他成本，包括保险，维修及其他费用是为电动车与普通车相同，即都不予考虑。
计算的X
假设政府每年为充电站投入为Q，则根据上述条件：
（6970-Q）x10000x100/（100000x70x365x21）+0.534
计算得：Q>0即可。说明，当非盈利组织例如政府来经营充电站时，每年的政府不需要投入，靠市场回收便能保证充电站的自负盈亏。假设以盈利组织经营充电站，充电站每年外加1000万元营利组织利润和其他费用，保证每年的利润率在10%到15%左右，则：
X>（6970+1000）x10000x100/（100000x70x365x21）+0.534=0.683
以上结果表明，当充电站每度电的售价在0.683元/度到0.825元/度时，既能保证使用者在现有条件下有成本节约，也能使运营商有基本的收入保证以及充电站的正常运行。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计算中采用的电价为普通商业用电电价，未考虑用电紧张到帐的电价上涨等问题。
五、干系人利益分析
选择定的方案为，当电动车充电收费价格为0.7元/千瓦时，城区建设80个充电站，保有650台充电设备，经营权归国有大型企业所有的方案下进行干系人利益分析。
5.1．经营部门利益分析
由于对于经济部门而言，经济效益是唯一需要衡量的效益方面，而在上面分析中，在既定价格的方案中，运营部门的经济效益的可以保证的。具体经济效益量化计算如下：
70x100000x21.5x365x(0.7-0.534)/(100x10000)-6970=2148.795万元
按企业所得税25%的税率实际净利润为：
2148.795x75%=1611.60万元
因此，对经营企业而言，其经济效益比较明显。
5.2．政府利益分析
从经济层面上看，根据已选方案，在采取国有企业经营的条件下，政府并未就充电站建设投入更多的成本或者补贴，在电动车的补助上，政府方面也是维持既定的补贴标准，因此，目前而言，政府唯一投入的要素为土地，根据以上描述，在该方案选择下，土地为政府划拨给企业免费使用。在以上计算中，因为考虑到，我们计算中所运用的100000辆电动车的保有量并不是在一个时间同时投入的，因此要考虑到有一段时间会有部分充电站处于闲置状态。而电动汽车作为政府推广的新兴产业之一，在此时加收地租会导致会使行业的平均利润下降，会导致对运营商的吸引力降低，可能导致行业竞争力不够。综合上述条件考虑，在一定时间之后，电动车数量增多到一定程度，可以考虑适当取消或者减免对企业的地租补贴。
此外，政府虽然在地租上对企业进行补贴，从税收上可以对政府补贴进行抵消，因此，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会增加一定的财政支出，但是增加量可控制（通过税收和补贴减免）。
经济效益计算如下：
2010年9月到10月北京市招拍挂土地地面价格平均为6822元/平方米，工业用地的使用年限为五十年。每一个充电站的面积平均为500平方米。则每年的充电站的土地价格总共为：
6822元/平方米x500平方米/个x80个/50年=5457600元/年
充电站经营企业所得税款，根据上文的计算：
2148.795万元x25%=537.199万元
根据计算结果，税收款基本能与政府在地租方面对经营企业的补贴，因此，从经济效益上政府基本能维持收支平衡。
因此，就政府而言，在上述方案下，在有限的可控的投入下能取得一定的效益。
5.3．电动车使用者利益分析
在经济上，根据以上计算，当充电价格为0.85元/千瓦时的条件下，且购买电动车时政府的补助不变的条件下，电动车的使用者在经济层面上较原先使用汽油车是有收益的。而根据我们选择的方案，充电价格为0.7元/千瓦时，显然，电动车的使用者在经济上是有收益的。
就每一位使用者而言，其每年经济效益总额计算如下：
（0.85-0.7）x70x365x21/100=804.83元
其次，电动车推广带来的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同时也是电动车使用者的效益。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可以推广的技术水平下，电动车的充电时间比汽油车的加油时间要长，因此时间成本增加是使用者的成本。
从上，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上对电动车的使用者而言都是有收益的，而时间成本上，使用者是有支出的。
六、总结
本文尝试对试点地区电动车充电站的建设分布进行探讨，因为选择的是试点地区，而且由于电动车行业的数据缺乏统一管理，选取的是试验车型，讨论的结果可能跟实际的实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此提出是一种计算方法和分布方法，可以由此展开对更多地区更多车型的探讨。
公益推广方案篇5
一、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的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保障农业生产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稳定为中心，以乡镇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建设为重点，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活动的要求，深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合理布局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有效发挥其主导和带动作用，为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效服务和技术支撑。
2、基本原则。坚持精干高效，科学设置机构，优化队伍结构，合理配置农业技术推广资源；坚持政府主导，支持多元化发展，有效履行政府公益性职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按照“整合资源、综合建站，统一协调、分块运作，‘三权归县’、财政保障，双重管理、以县为主”的基本思路，确保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改革与建设工作顺利推进。
3、总体目标。着眼于新阶段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精简、统一、效能为原则，通过明确职能、理顺体制、优化布局、精简人员、充实一线、创新机制等一系列改革，实现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四有五化，即有专业队伍、有办公场所、有经费保障、有示范基地；站房建设标准化、内部管理规范化、工作手段现代化、示范推广科学化，服务群众优质化。逐步构建起以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县、乡（镇）、村、示范户四级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为主体，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农业科研、教育等单位和农业企业广泛参与，分工合作、服务到位、充满活力的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二、深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改革与建设的主要内容
1、强化公益性职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承担公益性职能，为农民提供公益性农业（种植、畜牧、水产、农机、农村沼气、农产品质量监管等）技术服务。主要是：先进实用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农作物病虫害、动物疫病及农业灾害的监测、预报、防治和处置；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机务管理和技术培训；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和安全教育；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检测、监测和强制性检验，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投入品使用监测；指导、支持村级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服务性组织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活动；农业公共信息服务和培训教育服务等。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机构不再从事经营。
2、合理设置机构。遵循有利于业务指导、有效管理和公益性职能履行的原则，结合我县农业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需要，在县级农业、畜牧、农机等行政主管部门分设的现状下，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志、统一服务窗口”的要求，采取“整合资源、综合建站、统一协调、分块运作”的方法，将乡镇农技站、水产站、农机站和畜牧兽医站整合建设农业技术推广综合服务站，一乡(镇)设置一站，作为县级派出的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技术推广综合站设农技岗、水产岗、农机岗和畜牧兽医岗。
乡镇畜牧兽医站已按赣府发号文件要求设立的，其派出性质不变，予以保留畜牧兽医站名，按照统一领导、分块动作的要求，与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综合站合署办公。国务院（国号）文件对乡镇农村经营管理站的改革有明确的要求，因此乡镇农经站不纳入此次改革与建设范畴,但各乡镇农经站的机构保留，人员编制不变，工作职能不变。
3、理顺管理体制。按照“有利于全县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统筹安排，有利于统一安排基层农技人员的知识更新，有利于在突发动植物疫情时人员的统一调度，集中防疫”的原则，推行“三权”归县、双重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模式。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综合站的人事、经费和财产管理，农业、畜牧和农机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分别做好对综合站的业务指导和技术培训。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对辖区农业技术推广综合站组织领导、协调和监督等工作、确保综合站编内人员一年70%以上工作日从事农技推广工作。
4、科学核定编制。根据国家有关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人员编制测算参考标准，结合本县农业产业布局实际，合理确定基层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综合站人员编制，保证公益性职能的履行。县编办原则上核定每个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综合站定编8-12名（民和镇适度增加），在具体操作上按照原农技、水产、农机及已收编的畜牧兽医站的实际在编人数进行编制划拨，由县编办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专册管理，其余富余人员由所在乡镇负责安置。明确农技、水产、农机及畜牧兽医四岗编制人数，并实行实名制管理。乡镇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占全县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总编制的比例不低于80%，并注意保持各种专业人员之间的合理比例。
三、推进农业技术推广体制与机制
1、创新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用人制度，全面实行编内人员个人申请全员聘用制度，实现由固定用人向合同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人员的进、管、出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和人事管理权限办理。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要具备竞聘岗位相应的中专以上学历，或取得国家中级(职业四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优先聘用符合条件的年乡镇机构改革在编的农技人员。今后县级农技推广机构和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综合服务站人员不足，根据工作需要，在核定编制内，由县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报请县政府同意，采取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择优聘用方式，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专业技术人员进入推广队伍。
2、建立健全考评制度。完善考评制度，建立统一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考核制度，将农业技术人员的工作量和进村入户推广技术的实绩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将农民群众对农业技术人员的评价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建立县级业务主管部门、乡镇政府、服务对象三方共同考核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新机制。改革分配制度，将农业技术人员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挂钩。
3、完善村级服务网点。依托现有村级农技员、科技示范户，逐步建立村级农技推广网点，协助做好辖区内公益性农技推广工作，村级农技推广人员由乡镇政府领导、村委会管理，并接受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综合服务站的业务指导。
4、创新推广服务方式。充分发挥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远程传播手段和优势，快捷有效地向广大农民、农技推广人员提供技术、信息、培训和咨询服务。充分利用一切培训资源，以乡镇为重点，多形式、多层次的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意识、市场意识、生产技能、从业能力和经营水平，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入户率。全面推行以综合站农技人员包村联户为主要模式的工作责任制度，逐步形成农技人员抓科技示范户、科技示范户带动辐射农户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新机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现代传媒开展技术服务，发挥“12316”、“农技110”、农民信箱、手机短信等现代服务手段的作用，推进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信息化。充分发挥高产创建示范片、农业示范基地等的辐射带动作用。
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的实施步骤
1、调查摸底，制定方案（年4月30日前）。全面调查摸清县乡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现状、工作运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掌握县乡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人事、经费、财产管理、经营服务等情况第一手资料，充分听取各方面对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认真研究制定科学的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方案，并报省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领导小组备案。
2、宣传发动，做好“三定”（年6月20日前）。召开全县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动员大会，统一思想，全面部署县乡农技体系改革的各项任务，对县乡农技体系按照改革方案进行定岗、定编、定员。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综合服务站原则上设置“四岗”、“九员”，实行站长负责制，根据工作需要，可实行一员多岗兼职制。
3、理顺体制，“三权”归县（年7月30日前）。县财政部门要会同农业部门，对现有乡镇农技推广服务机构的资产和产权依法进行清查与界定；对该核销的不良资产要依照管理程序办理，所有资产都要登记造册报国资部门备案。乡级农技体系的人事、经费、财产收归县级农业行政部门管理。
4、认真总结，不断完善（年9月底前）。认真总结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的经验和不足，密切关注改革动态，加强检查指导，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完善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的新机制，提升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社会形象和服务水平。促进全县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积极投身改革，找准新的定位，争取更大作为。
五、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支持力度
1、保证供给履行公益性职能所需资金。乡镇农业综合站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工资和农技推广工作经费全部纳入县财政预算管理；其津贴按乡镇政府机关事业在编人员待遇，按原支付渠道由县乡财政决算体制实施，交由县农业主管部门发放；对聘用的行政村农技人员工作报酬，采取县乡定额补贴的办法，由乡镇发放。县农业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确保公益性职能的履行。
2、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根据省市规定,农业技术推广综合站应具备办公用房、农技服务大厅、农民培训教室、检测与设备等业务用房和必要的生活设施。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综合服务站业务用房建筑面积不小于320平方米。其中，农技服务大厅不小于40平方米，农民培训教室不小于90平方米，检测与设备室不小于60平方米。如需新建由所在乡镇无偿提供建设用地。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综合服务站应根据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情况建立必要的示范基地，面积不小于30亩，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技术培训等工作。同时，要配置电脑等必要的办公设施、培训设施、交通工具和仪器设备。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综合服务站的所有财产由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手续。
六、加强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工作的领导和组织
1、切实加强领导，搞好协调配合。成立县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由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敏担任，副组长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万晓鸣、副县长郑响龙、副县级领导王桂珍担任，县政府办、县组织部、县农办、县人劳局、县编办、县财政局、县监察局、县农业局、县畜牧局、县农机局和全县各乡（镇）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协调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事务，办公室主任由农业局局长担任。全县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做好机构编制、人员安置、财政保障、基建投入、科技项目支持等工作。
2、加强工作指导，精心组织实施。县农业部门要及时调查掌握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切实加强管理和业务指导；人事、编制部门要加强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机构的人员编制、工资福利、职称评定等管理工作，保障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健康发展；财政部门要积极调整财政预算和支农资金结构，按照“两个高于”的要求，增加支农经费投入，确保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推广经费和农技人员工资、补贴待遇的落实；乡（镇）政府要大力支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负责组织和协调综合站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提供综合站办公用房，解决综合站建房和示范用地等。
公益推广方案篇6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部门：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一号文件精神，深化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加强和改进动植物防疫等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根据九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市乡镇动植物防疫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九府字[2005]15）文件中精神，现就我县乡镇动植物防疫体系建设工作特拟订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从有利于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出发，逐步建立符合我县乡镇工作实际、事业单位自身发展要求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服务分离的原则，实行公益性职能由公益性机构承担，经营性服务逐步推向市场；坚持精简、效能的原则，科学界定职能，合理设置机构、重新核定编制；坚持竞争，择优的原则，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要求，实行竞争上岗，优化人员结构；坚持社会稳定原则，既要维护政策的严肃性，严格执行上级有关规定，又要立足县情，结合实际，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三、具体内容
(一)科学界定职能，事企各行其职
将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服务分离。动植物疫病等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职能(主要包括：共性关键技术的推广与示范，重大动物疫病的免疫预防和植物重大病虫害的预防扑灭，贯彻实施农业标准、农业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投入品使用监测，农业公共信息服务，农民的公共培训教育等)在乡镇建立乡镇农技站及动物防疫检疫站，政府给予经费保障。将原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承担的产前、产中物技结合的推广活动以及产后的加工、运销服务、动物阉割及疾病诊疗等经营性服务职能剥离出来，建立农业科技型或中介服务型企业(或称农业企业)，全面放开搞活经营性服务（建立的农业企业需到工商部门注册）。
(二)合理推行三定，严格管理考核。
1、定机构
（1）农技：全县36个乡（镇）设立35个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其中程坊乡并入马坳农技站；
（2）动物防疫检疫：全县共设置37个动物防疫检疫机构。其中，36个乡（镇）设立35个乡（镇）动物防疫检疫站（程坊乡并入马坳动物防疫检疫站），畜牧局直属设置县城检疫防疫站和大桥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
2、定编定岗
（1）农技：以各乡镇原农业税计税面积为依据，按照“因事设岗，以岗定人，因人定责”的原则，确定该乡镇人员编制和岗位数。1万亩耕地以下的乡镇定编2人（其中农技推广员1人，植保员1人）,1万亩以上的乡镇定编3人（其中农技推广员2人，植保员1人），另外每个乡镇确定农资经营岗位一个。35个乡镇农技站共计定编124人，其中农技推广员53人，植保员35人，农资经营人员36人。（见附表一）
（2）动防：以该乡镇的人口数量为设置依据，确定公益性人员编制。2万人口以下的设2个，2万人口以上3个，另外大桥边境检查站定8个，县城检疫站定8个。全县共确定防疫检疫员编制99个(见附表二)
3、定待遇。一是解决工资待遇。从事公益职能的农技员、植保员及动物防疫检疫员的工资全额列入财政预算，从事农资服务人员保留原财政拨款的工资标准不变。并将工资统一划拨到县农业局，由县局分别拨给畜牧局和各农技站，这样既有利于农技人员的管理，又能确保工资按月兑现，充分调动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二是保障工作经费。为了保障用于印发病虫情报、疫情报告的通信费、印刷费、购置必需的简易设备和其它正常的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工作开支，财政每年安排每站1—1.5万元元公益事业经费。
4、实行竞聘上岗，严格管理考核
（1）理顺管理体制。采取乡监管县直管的方式，行政上归所在地乡镇领导，人财物及业务归县农业局管理。
（2）实行竟聘上岗。采取分乡设站、定编定岗不定人的流动管理方法，实行全员竟聘上岗，一年一聘。乡镇站负责人由该站人员民主推荐、个人申报，县农业局审查资格，民主测评，局务会评定，张榜公示后，由县局确定任命；乡镇站公益性人员采取本人申请与本站负责人推荐的双向选择办法，防检人员由县畜牧局审查资格，农技、植保员由县农技中心审查资格，县局务会审定，张榜公示后聘任；由农业局任命乡镇农技、动物防疫检疫站负责人；未聘的农技、畜牧人员，从事农资、动物阉割及疾病诊疗等经营性服务，并呈报县局备案。
（3）强化工作考核。公益性人员全面实行聘用制，并与县局签订聘用合同，明确单位和被聘者的责、权、利等方面的内容，由县农业局的农技中心、畜牧兽医局对被聘人员制定严格的考评考核制度，在年初将工作详细分解到每个乡镇农技站和动物防疫检疫站。连续两年度年度考核不称职者，由县农业局实行解聘；出现严重工作失职，致使重大动植物疫情蔓延并造成重大损失的可当年提前解聘。
四、组织领导
1、成立领导小组。为了加强对我县乡镇动植物防疫体系建设工作的领导，县里决定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门的工作班子实施方案，确保秩序不乱，工作不断。
2、加强分类指导
加强和改进乡镇动植物防疫体系建设，是当前加强和改进我县农业工作的重要措施和紧迫任务。县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协调一致，全面推进动植物防疫体系建设工作。
县农业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做好职能界定、制定岗位职责等工作；县编委办公室负责农技推广机构的岗位设置、人员列编、事业法人登记、日常编制管理等工作；县人事局负责人员工资福利待遇核定、职称、年度考核、档案管理等工作；县财政局负责制定乡镇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竞聘上岗人员、退休人员、提前离岗退养人员经费和分流人员退职金纳入乡镇财政预算的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资产评估和清产核资等工作；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各项社会保险费的收缴和发放工作。
纪检监察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动植物防疫体系建设全过程监督，对暗箱操作、违规操作的人和事，要视其情况，给予严肃处理。
五、有关要求。
（1）搞好宣传发动，认真组织实施。各乡镇农技站、畜牧站要认真组织学习省、市有关加强和改进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的文件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按要求及时召开会议布置，积极组织竞聘人员参加全县统一竞聘。
公益推广方案篇7
关键词：三网融合；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F49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三网融合的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收录日期：2014年5月5日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信息交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不再仅限于单一语音的信息交流，而是向着语音、数据、图像的综合信息服务迈进。可以说，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网络传输速度的大幅提高，为人们提供了更加自然、生动、真切和有效的交流方式，而三网融合正是实现这种全方位交流的必要手段和重要途径。
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合一，1996年就已在国内提出。当时三个信息网络都是沿着自己的某种方式在发展，力求满足社会的需求。一是邮电通信网，它是信息基本通道，也是国家基础设施不可缺少的部分；二是计算机网，从中国网（CHINANET）到联网（Internet），已成为重要科研机关及部门交换信息的主渠道；最后一个不被人们所重视但又非常需要的有线电视网（CACT）。
三网融合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以及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都要求推进三网融合。与此同时，部分城市的广电、电信企业先行开展了网络电视、IPTV、手机电视、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有线电视互联网接入等试验，不但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产生了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为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推进三网融合积累了有益经验。
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召开第60次常务会议，决定要大力推进三网融合。自此，三网融合工作进入了快车道。
2009年5月16日，国务院转发《2009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要求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电信企业的双向进入，推进三网融合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2009年8月26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向中央和国务院送报了《关于推进三网融合有关情况的汇报》，阐述了推进三网融合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国内外推进三网融合的简要情况，汇报了广电系统为推进三网融合所做的工作，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就做好三网融合工作提出了建议。
同年9月，在国务院办公厅的组织协调下，总局和工信部联合开展了三网融合方案的编制工作，并于2010年1月初拿出了《推进三网融合的总体方案》。2010年1月21日，国务院以《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0］5号文件印发了总体方案。方案指出：“当前，我国已基本具备进一步开展三网融合的技术条件、网络基础和市场空间，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但是，适应三网融合的监管机制亟待建立和完善，广电、电信业务双向进入政策有待完善和落实，广电有线网络运营机构转企改制刚刚起步，尚未建立全国统一运营的市场主体，有线电视网数字化改造、电信宽带网建设任务还很繁重，网络重复建设和使用效率低的问题有待解决，新形势下确保网络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的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国发［2010］5号文件的标志着我国三网融合进入了实质性的推进阶段。
2010年6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三网融合试点方案的通知》［2010］35号文件向各地区、各部门印发了三网融合试点方案，并于6月底公布了第一批三网融合试点地区（城市）名单，全国范围内的三网融合建设全面展开。
由此可见，三网融合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三网融合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不仅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举措，也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任务。它促进了新业务形态的不断涌现，同时也正在颠覆、重构广电和电信产业链。此前，电信和广电行业已经形成各自完整的产业链，从网络、终端设备到业务模式及内容供应等。三网融合势必打破原有格局，形成新的产业版图，有利于迅速提高信息化水平，推动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实现广电和电信的优势互补，增强信息通信业的竞争。
三网融合是顺应我国政策的体现，其建设将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业务服务，这不但给消费者带来了使用的便利，也为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的生产、生活服务需求，拉动国内消费，加强网络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加快培育市场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等方面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网融合将使企业迎来全业务的时代，更注重服务，更注重业务创新，更注重社会成本及运营成本，更注重竞合将成为其发展的新趋势。由于市场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运营商为争取用户会提高服务质量，会不断推出新的业务应用。而用户将得到更方便，更全面的服务，其选择也会促使运营商不断创新，以便更多地占领市场。从全局上看，三网融合对企业和用户双方都十分有利。
三网融合将带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围绕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融合发展，对加快信息技术创新，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应用和新兴产业发展，不但有利于更好地参与全球信息技术竞争，抢占未来信息技术制高点，确保国家网络信息安全、更有利于创新宣传方式，扩大宣传范围，牢牢占领思想舆论主阵地，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保障国家文化安全。
三网融合将创造融合型网络和终端的巨大市场需求，通过提供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语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能够使居民在享有更多服务的同时，降低使用费用，在为居民带来便利的同时，刺激了居民的消费，促进了信息的普及。
与此同时，三网融合将创造融合型网络和终端的巨大市场需求，是推动我国信息通信制造业发展的契机，有利于相关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增强我国信息通信业的竞争力，整合不同用户的信息化需求，满足并催生消费者的新需求，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将给相关产业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能够带来间接的经济效益。此外，用一根线代替三根线可以带来信息传播基础设施的大量节约，可能达到数千亿元，不容小觑。
三网融合对于推动经济转型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IPTV用户已经进入高增长期；另一方面一旦实现三网融合，那么它所承载的媒体娱乐业务一年收入可达1，200亿元左右。仅此一项业务，将促进我国GDP增长约0.8个百分点。如果加上多媒体娱乐产业所带动的其他产业增长，将促进GDP增长约1.6个百分点。
三网融合对于企业抵抗金融危机也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专家分析，在2009～2011年加大对三网融合建设，可形成6，000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以弥补金融危机给通信设备产品带来的出口影响，对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三网融合建设能够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能够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主要参考文献：
［1］2009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
［2］廖鸿翔.三网融合应以社会经济效益为重.通信信息报，2009.8.27.
［3］《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三网融合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0］5号.国务院.
公益推广方案篇8
距8月1日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国家标准推广的时间正在迫近，但是围绕这一国家标准能否如期实施，以及实施的具体方式的争论，仍然没有最后找到答案。
数字电视地面传输国标一路命途多舛。2000年，发改委、科技部、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和质检总局等组成的国家数字电视领导小组，决定自主制定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之后，先后出现了广电科学研究院研制的TiMi方案、清华大学和凌讯科技（下称清华凌讯）的多载波方案与上海交大的单载波方案等多种选择。
2004年8月，中国工程院评估认定清华方案和交大方案各有所长，不可替代，确定国标在二者融合基础上产生。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国标委）在2006年8月正式公告，明确规定这两大标准为强制性标准，2007年8月1日正式实施。
有关三大标准孰优孰劣的争论，在国标“选美”的六年中从未间断，2006年的国标并不是争论的结束。从一开始这一方案就被认为是一个更多考虑“利益融合”而非“技术融合”的产物。
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标准融合的进程并不顺利，两大阵营的对立阻碍了融合技术的研发，加之产业化进程滞后，国标实施陷入尴尬。
“从现在的条件来看，8月1日开始强制实施肯定要落空了。”一位熟悉国家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GB20600-2006）推广进程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数字电视从信号发射到落地，要通过三套标准，即卫星电视标准、有线传输标准以及无线地面传输标准。
卫星标准目前中国还未确定，但也在探讨是否要研发和使用自有标准。有线传输主要针对城市有线电视用户，在市场中占的份额较小，现已确定使用欧洲标准。而相比之下，无线地面传输标准针对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市场，影响更大更广，是所有电视设备终端都必须采用的标准，引起的争论也最大。
2006年10月，泰美世纪在原广电研究院的TiMi标准基础上推出的StiMi方案被广电总局颁布为移动电视的传输标准。
由此，中国出现三种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已成定局。但由此带来的技术壁垒不仅令运营商头疼不已，亦为未来市场的混乱埋下伏笔，数字国标八一大限面临的困局仅是冰山一角。
命系产业化
“这（国标延期）在我们业内已是心知肚明的现实。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准备了这么久的一个国标直到最后实施阶段仍旧会有这么多争议，甚至要因此延期。”上述了解国标推广进程的人士感叹道。
6月1日，广电科学研究院院长邹峰在一个传媒论坛上对地面国标的技术以及产业化进度提出质疑。“在实施当中，我们发现难度（两个方案融合）非常大。”邹峰坦言，“上海交大和清华方案不一样，硬要把两个标准合到一起，技术上很难。”
与邹峰持相同看法的意见不在少数。另一位经历过前期测试过程的知情人士透露，清华大学推出的是“多载波方案”，上海交大方案则是“单载波方案”，从技术上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模式，要在同一个芯片、同一套设备当中集合这两种工作模式，难度非常大，即使最终能实现，也会推高成本。
目前，对于融合方案究竟会增加多少成本，业界并无明确说法，有预计为15%，也有预计为30%，甚至更多。但可以想见，按现在的安排，增加的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据悉，两大标准融合的关键在于研制可以接收两种发射频率的融合芯片。由于双方一直不愿公布源代码，符合融合模式的芯片只是在最近几个月才刚刚推出。但即使是清华推出的所谓真正符合国标的双模式芯片，现在也没有得到广电总局的批复。
“两家方案厂商还在打架呢，怎么能指望他们顺利完成融合，”有设备厂商高层对清华和上海交大两方都多少有些不满，“他们更热衷于跑马圈地，而不是标准融合。”
设备厂商的产业化进度因此受到很大影响。“在广电总局的统一规划正式出台之前，我们肯定不会也不敢大规模投入生产。”一家国内知名电视机厂商表示。同时他认为，对于发射机、接收终端以及彩电这些设备厂商来说，产业化的难度并不在技术和制造方面。“只要有符合国标的芯片，我们很快就可以组织生产，问题是现在谁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准确的说法，谁的芯片是完全符合国标的。”
在2007年的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上，主要的设备厂商都没有推出符合国标的设备。“8月1日大限之前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发展。”一位参与了国家标准从最初测试到确立全过程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
“符合标准的接收机，到今天为止还不过十台。”广播科学研究院院长邹峰断言，目前国标的产业化还远未达标。“当时招标的时候，他们说可以提供以万台计的接收机，现在符合国标的接收机只有几台，这直接影响到下面的技术规划和频率规划。”不过，邹峰也透露说，在最近一段时间，设备厂商明显加快了进程。
清华和交大显然并不同意这种质疑。“目前的局面是万事俱备，只等开播。”清华大学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吴佑寿表示。
6月23日，作为国内数字电视国家标准主要参与方之一的清华大学和凌讯科技公司，正式推出了支持两个标准的芯片，并称已被部分终端厂商应用。
在此之前，上海交大方案的主要参与者上海高清数字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下称上海高清）也已于2007年3月推出了“符合国标”的芯片，并在5月推出了加强版。上海高清总裁助理王尧介绍说，上海高清的国标芯片目前已有30万片的订单，成本也已下降了很多。
在外界质疑国标产业化进程太慢的时候，这两家国标中选方却认为，国标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确定8月1日的强制实施日期。吴佑寿认为，只有确定了这一日期，才能倒逼运营商，才能顺利形成产业规模，否则很多设备企业都不敢贸然投资和扩大生产。
“如果只看产业的成熟度，我们直接用欧洲标准或者日韩的标准就可以了，做国标还有什么意义？”王尧在电话中多少有些激动。
烫手的蛋糕
经常有人会以千亿元的市场容量来展望数字电视的美好前景。中国官方计划在2015年全部停止播出模拟信号电视，全国4.7亿台电视用户届时将全部转换为数字电视。这也意味着在今后八年中，每年大约有6000万台到7000万台电视机要实现转换。
据王尧介绍，除电视机终端，目前全国的车载电视大约有2000万台，其他便携终端有6000万台，地面数字化的转换投入规模有可能会达到有线电视数字化成本的30%。
他预计，每家电视台的升级转换成本可能需要100多万元。目前中国有3000家电视台，这意味着仅此一处，便是超过30亿元的市场。
但是，国标要全面占领这些数字中的市场并不容易。在国标之前，许多采用欧标的设备和网络已经先期投入使用，北京、上海各地的公交移动电视网络规模就不小。
在中国地面国标之前，欧盟在1997年了DVB-T标准，美国在1996年了ATSC标准，日本则在1995年了ISDB-T标准。美国在2006年正式颁布法令，将在2009年2月17日完成从模拟电视到数字电视的转换。
在中国，多家媒体援引发改委人士的话称，“国家决心已定，8月1日肯定实施”，但业界对此普遍质疑，不仅源于国标技术融合和产业化进程不尽如人意，也因预留的强制实施时间过短；而且由于中国在标准应用问题比上述各国都更加复杂，转换时的市场阻力更大。
一位广电内部人士透露，早在1999年50周年国庆时，广电总局就曾拿出专项资金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地开始试验数字信号传输。当时的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方案还在计划阶段，很多地方的广电运营商便采用了欧洲标准。
2003年1月，上海东方明珠（上海交易所代码：600832）旗下采用地面无线传输的移动电视完成了对上海市的覆盖，北京等地的类似项目也纷纷展开。其时，国标仍旧在三种方案中抉择。
据公开资料显示，上海东方明珠的移动电视在上海地区覆盖面已超过95%，收视终端2005年年底前已近20000个，覆盖了8000多辆公交车、轨道交通站点和水上旅游巴士等。
在2006年8月正式国标出台之前，各地的非国标方案建设已规模可观。当年全国即有40多个城市在用欧洲标准的方案。
对此，广电总局曾发出通知提醒运营商注意，在国家标准未颁布前进行试验的系统，必须具有今后改造为符合国家标准的能力；因此，开展地面数字电视移动接收试验有一定的技术风险和经济风险，希望仅限于在批准的个别地区进行试验。
但是，由于国标迟迟未出，很多地方在移动电视等地面数字电视市场利益的诱惑下，“试验”规模愈扩愈大。上海东方明珠2006年年报显示，其移动电视为主体业务的新媒体收入已经达到5906万元，实现利润1092万元。
而如果按照国标委要求，在2007年8月1日强制实行国标的话，整个系统都要重新改造，这对于已经采用欧标的运营商而言几乎意味着推倒重来，损失极为惨重。
据介绍，目前北广传媒移动电视公司在北京总共建设了四个基站，全部使用欧标，投资额均在千万元以上，而其接受终端也有上万台。按照强制实施令，北京重建基站、更新所有发射设备和接收终端的费用将达几千万元之巨，上海的转换成本可能会更高。
上海东方明珠属于上市公司，北京的北广移动传媒是歌华有线与北广传媒的合资公司，他们不愿也难以轻松地消化掉欧标设备更换和国标设备的双重投入。他们并不在意用什么样的标准，他们在意的是能否控制投资的成本，从技术上保证内容的安全传输。
上海东方明珠高层明确告诉《财经》记者，他们倾向于新上马建设的项目全部使用国标的方案，而已经建成的欧标项目通过自然淘汰的方式，用国标设备替代，这需要时间。
同样的情形在手机电视方面也存在。虽然国家已确立广电科学研究院的方案为手机电视标准，仍有地方在悄悄地使用韩国的手机电视标准。
争议国标
时至今日，清华与交大仍未停止对对方方案的攻讦。知识产权与民族情结，都是双方信手拈来的武器。
上海交大数字电视方案的研发主体起初为上海交通大学，后来上海奇普科技公司参与研发，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产业投资集团成立了上海高清产业集团专门负责数字电视方案的研发与推广。
清华大学方案的主要参与者则为清华大学和凌讯科技公司。1999年成立的凌讯科技由清华大学留美学者杨林等人创立。
2000年，该公司与清华大学共同组建清华大学数字电视技术研究中心，提出地面数字电视标准方案。此后，同方股份、恒基伟业、安彩高科、上海实业等公司参股了美国凌讯公司。
2007年6月23日，在清华大学和凌讯相继公布其国标芯片之后，清华方面的专家质疑上海交大方案知识产权专利的完整性，指其“双导频”选项有三星的专利，强调清华方案在知识产权专利方面更为完整。
与此同时，上海高清方面则质疑凌讯公司的身份，认为清华方案并非“中国标准”，不应该得到政府的产业化扶持。上海高清指称，清华标准的专利核心在美国凌讯的手中，2007年3月，英特尔投资还领投了凌讯科技公司4000万美元的私募股权融资，进一步摊薄了清华大学的权益。
上海高清还强调，上海方面的底线是绝不与跨国公司在资本上合作。2006年底，上海高清通过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3000万元解决融资问题。
业内人士指出，交大强调其“中国标准”纯洁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发改委之所以力排众议主推清华和交大标准，一方面是希望在高科技产业中能够推出中国自己的产业标准，另一方面也是不愿意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在耗费了大量国家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后变成沉没成本。
在国标的推进当中，发改委自始至终扮演着主要的推动者角色，用力甚著。2007年5月18日，为加速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推广应用，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特发通知，拨出专项资金对数字电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关键产品开发与产业化两个专项重点提出扶植计划。
“沉默”的广电
相比之下，广电在国标问题上的态度要复杂得多。
在邹峰“炮轰”国标之后不久，2007年6月12日，广电总局发出了《广电总局关于清理和规范地面数字电视技术实验的通知》。
在这一通知当中，广电总局对国标产业化的进展速度表示担忧：“由于缺乏地面数字电视国标系统技术试验设备，造成技术试验工作进展缓慢，并导致配套标准制定和频率规划工作滞后于总局的工作规划。”
但同时，该通知措辞严厉地对部分厂商未经广电总局许可开始销售符合所谓国标的设备表示不满，认为这种行为违规。
尽管通知中并未明示违规厂商，但是在业内知情人士看来，通知的指向主要就是国标方案的获益厂商――清华凌讯和上海高清旗下公司。此前，这两家公司都在全国各地展开跑马圈地，深圳凌讯和上海高清都明确宣布有不少地市已采用了其设备方案。
双方的目的很明确，在所谓融合方案实施前景难料的情况下，尽快占据实际的市场才是制胜关键。
有设备厂商认为，有关专家和广电总局之所以对国标设备进展不满，是因为代表广电系统利益的广科院的方案被排挤在了融合方案之外。但是，广科院方案的参与人士介绍，当初2004年8月确定的融合方案为清华大学方案、上海交大方案、广科院方案三家融合，广科院方案的技术团队与TD-SCDMA标准的团队系出同源，在测试当中也曾有不错表现，但最终退出。
这位人士还称，如果任由厂商在融合方案和设备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全国跑马圈地，极有可能造成信号传输以及接收困难，这是广电总局最担心的局面，因此才会屡发禁令。
在纷繁的争议声音当中，对于能否如期强制实施国标，广电总局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广电总局高科技司司长王效杰在接受《财经》记者电话采访时明确表示，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国标实施的困难已清楚地显示，当初确定两个标准融合，不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利益平衡的产物。在地方应用非国标项目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央视又确定2007年10月开播高清频道，加之明年奥运会的影响，决策层最终选择将两种争执不下的方案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