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活动反思范文

公益活动反思篇1

公益广告自身的特性决定其叙事须专注于道德观念、人生价值、社会风尚等与生产实践、生活经验之间的联系，通过不断激发和引导社会公众的道德觉悟来达到预期的叙事效果。公益广告要以社会主流价值和人类切身普遍利益为指引，把握现实生活与可能生活之间的不一致性、矛盾性，增进社会公众对广告主题的情感共鸣，这就要求公益广告在创意审美上的叙事应遵循人性化、生活化和情境化这三个基本原则。人性化原则公益广告的叙事不仅仅是对广告内容、人物、事件、情境的简单叙述，而是对全体社会公众生命感觉的本质意义和公共利益的表达。其叙事的方式必须具有人性化，在创意审美上切忌用生硬直白的说教面对受众，而应从人性的本身出发，通过巧妙的创意来潜移默化的感染公众，使其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从而达到其叙事效果和广告效应。公益广告创意审美上的人性化叙事应让社会公众透过广告主题所叙之事倾听到人性内心深处的呼吁，感受到人类真、善、美的可爱和假、恶、丑的可憎。同时，使社会公众作为公益广告主体的受动性和能动性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实践层面上得到和谐的统一。生活化原则公益广告叙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创意审美的方式来对主题所要表达的道德原则、价值标准及倡导的社会风尚在生活层面上理解、把握和诠释。这就是所谓公益广告要遵循的生活化原则的本衷与实质。当然，生活化原则并不是要求公益广告叙事如日常生活那样琐碎、零散，甚至如白开水般淡而无味，而是要求公益广告叙事要贴近生活，把抽象、深奥或难以理解的观念生活化地娓娓道来，使社会公众感同身受，无论在经验上、思想上、情感上以及行为处事上都能产生强烈的共鸣。一个在叙事、创意以及审美表现上符合生活化原则的优秀公益广告应该“从整体考虑形式与内容，形象与表现手法的和谐和配合适当，传递的信息要迅速而清晰，具有吸引力;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给人留下印象;诱使人们对广告的报道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3］遵循生活化原则的公益广告叙事可以让社会公众在认识自我与社会的过程中领悟到某种生活意义，感受到主题叙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契合性。生活化的公益广告叙事让公众似乎正在经历、体验情境中所叙述的生活、产生自主处理和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或矛盾的心理暗示，并由此观照及反思自身的思想与行为，从而体味和自发接受公益广告所传达和倡导的主题。情境化原则公益广告叙事是为了倡导社会公众培养和树立某种观念、行为和社会风尚。每个人家庭背景、教育程度、道德修养、处事方式都各形各异，对公益广告所倡导的内容总是在自己的生活情状下做出价值判断和行为抉择。要想让不同的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公益广告叙事的主题就需要其叙事方式符合一定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和处事行为，让叙事在一个情境化的过程中演绎。情境化原则要求公益广告叙事要真切、生动地描述主题情节和行为情境，并且使这种叙事契合社会公众的心理特征、道德水平、文化背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与广告主题进行道德对话和自我反思，从而达到广告的预期目标。

公益广告的有效叙事方式

公益广告叙事方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其功能与广告效果的实现，“尤其是在当今对于原本就对广告有抵触情绪的消费者而言，已经很难接受长篇累牍喋喋不休直白空洞的广告营销模式，‘不像广告的广告’备受推崇。”［4］因此，公益广告的价值取向总是关注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有效的公益广告大多是集思想、艺术、审美三者高度统一的综合体。公益广告叙事要重视这三者关系，使思想、艺术、审美融于一体，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继而达到情理交融，引起社会公众与广告主题之间产生价值共鸣。在思想上化抽象为具象的叙事方式思想性是公益广告的核心，公益广告的优劣与其主题的思想内涵是密不可分的。公益广告的主题也大多是思想观念的倡导，如爱护环境、保护动物、尊老爱幼、反腐倡廉、讲文明树新风等。这些思想性的主题在表层内容上比较空泛，难以言之有物，单靠空洞的口号和生硬的说教难以达到预期的叙事效果。这就要求公益广告叙事化抽象为具象，将思想观念这些抽象的概念化的内容通过巧妙的叙事方式转换为具象、生动的形象描绘。如哈尔滨制药六厂投资创意制作的“将爱心传递”系列公益广告中的《洗脚篇》就是化抽象为具象叙事的经典范例。该广告将“孝敬长辈”、“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一抽象化的观念通过一个具体、生动、感人的生活场景来演绎:一位劳累一天、面带倦容的儿媳在下班后讲着故事为孩子洗完脚后又端水为婆婆洗脚，这一感人的镜头被孩子发现后，孩子也学样端着水来给自己的妈妈洗脚。那一句“妈妈洗脚”深深打动了广大受众的心，把主题所要传达的公益观念牢牢地印记在社会公众的心灵之上。这则广告在央视播了十年，至今看来还是感人至深。整个广告的叙事化抽象的概念说教为具象的生活化情节设定，通过饱满的角色塑造、简洁有力的叙事和亲切感人的简朴对白，把要传递的思想观念演绎得淋漓尽致而又感人至深。这一具象叙事所产生的广告冲击力和叙事效果怕是“请孝敬父母、给孩子树立榜样”之类的公益口号呼喊多少遍也无法达到的。公益广告化抽象为具象的叙事方式要处理好两个方面。一方面，公益广告要通过具象、生动的形象和情境来唤起公众已有的或潜在的思想意识，促使其关注当前的各类社会问题，并激发其参与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公益广告要以言传身教的具体形象来倡导公众关注公益事业，形成人人参与，自觉检视自身和社会的良好公益氛围。当然，公益广告的叙事在以化抽象为具象的方式传递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同时，要注意作品的形式美感，使思想性与艺术表现融为一体，最有效地发挥公益广告传播的效应。如一则西班牙反种族歧视的公益广告就把思想性与艺术表现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该广告以一双手可在黑白两色钢琴琴键上弹出悦耳动听的曲子来诠释“黑白能够和睦相处，人类应该平等互爱、和平共处”的观念。整个画面黑白对比鲜明、主题深刻、形式美感强烈，把空洞的口号很好地转译为具象可视的情境，让受众在审美的愉悦中自然地接受广告所传达的观念与思想。在情感上变生硬说教为以情动人的叙事方式。公益广告主题承担着倡导社会风尚，规劝公众行为，关注社会问题等责任。广告所具有的被动接受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公益广告不可能像行政命令那样生硬说教，靠强制性的手段让公众遵循。不仅如此，事实上，公益广告叙事方式就是稍显生硬、直观、毫无情趣也会让公众不买账。因此，公益广告的叙事常常从情感的角度出发，让受众产生心灵触动，得到情感共鸣，从而自发地把广告主题内化到自己的思想与言行中去。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要想使公益广告的传播有效，其叙事在情感上就必须改以往生硬说教、空洞口号的方式为以情动人、以情感人的方式。美国著名的广告人罗宾斯基曾言“我坚信，只有一流的感情才能组成一流的广告，所以我们每次都刻意在广告中注入强烈的感情，让消费者看后忘不了丢不开。”［5］以情感为出发点的叙事可以直抵公众内心深处，引起公众对人类情感的关心、关注与重视。如央视一套播出的公益广告《常回家看看》就把情感叙事运用得恰到好处。该广告没有生硬地教诲公众要孝顺、关爱长辈，而是通过一位老人高兴地准备了一大桌饭菜，欣喜地等着儿孙们回家一起吃饭、团圆。可结果是等来了一个又一个“不回来”、“很忙”的电话，连小孙子都有应酬。最后只有老人孤零零地坐在摆满饭菜的桌前像祥林嫂一样念叨着“忙、忙、忙点好呀!”该广告的叙事在一种以情动人、以情感人的语境中进行演绎，没有生硬、空洞的说教和刻意的规劝，但让人看后却不由自主检视自己对父母做得如何、反思自己空闲时有多少时间陪在父母身边，自己除了物质之外给予父母多少精神上的关爱。在创意审美上改平铺直叙为匠心独具的叙事方式。清代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谈到“文似看山不喜平”。其实，在公益广告的创意审美上也是如此，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只能让人对公益广告味同嚼蜡，毫无兴趣，更谈不上接受其传播的思想与观念。因此，公益广告叙事在创意审美上应改平铺直叙为匠心独具。公益广告在创意审美上匠心独具的叙事方式要求突破惯常简单说教的思维定势，通过巧妙的创意和新颖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来使广告产生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与心灵震撼力。在创意审美上可以借鉴艺术创作中的各类表现手法、技巧与形式美法则。通过匠心独具的叙事方式，使作品用创意新颖、意境深远、构图和谐、主题突出、内涵丰富的艺术形式来吸引受众关注广告主题并由此产生强烈的心理感受，深刻地理解并接受广告所要传达的主题思想。如香港灵智广告公司为香港地铁创作的公益广告《森字篇》(如下图所示)就是在创意审美上颇具匠心的典范。该广告的创意审美灵感来自中国文字的造字方式与传统文化，设计师将“森”字用族谱代系的分支形式逐级拆分成“林”、“木”和代表死亡墓碑的“十”。同时配上与意境非常吻合的广告语“上一代滥用木材，下一代等着受害”。整个广告立意深刻、创意新颖、构图简洁、对比强烈，给受众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理震撼力，使人不由得反思保护环境与自身生活之间的关联性与严重性。公益广告匠心独具的叙事要求创意审美新颖独特、表现形式简洁清晰，让受众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被广告吸引并理解主题和产生认同感。正如美国广告大师威廉•伯恩巴克所言“广告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有独创性与新奇性”［6］。

匠心独具的叙事强调广告贵在求新求异、不落俗套。这就需要设计师对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了解与分析，透彻地了解受众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并提炼出广告主题诉求的切入点。如深圳大学传播系创意设计的环保公益广告《跷跷板》篇:两边是万丈深渊的山峰尖上支着一块跷跷板，一端是狮子，另一端是端着枪瞄准狮子准备射击的人。狮子面对枪口却毫不惊慌地在沉思“人类不至于那么愚蠢吧!”该广告通过人与动物的鲜明对比来警示公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综上所述，公益广告叙事在公益广告的创意审美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叙事功能，遵循良好叙事原则，运用新颖独特的叙事方式设计制作出优秀的作品对公益广告自身的完善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不可估量和替代的作用和意义。同时，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看，本文所阐述的公益广告叙事的功能、原则与方式是从人性本身出发的一种公众沟通的情感和关怀，除了对公益广告自身的创作有益之外，对商业广告的创作也能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在商业广告中，采用此类叙事，可以让广告摆脱明显功利劝说的樊篱，在商业广告传播过程体现人文精神的完整关怀。因为广告叙事，无论是公益广告叙事还是商业广告叙事，在其本质上都是一种“人”与“物”之间显性和隐性关系的叙事。人们的物质享受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应该自觉地回过头来关注和反思精神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即使是商业广告叙事也不应该仅局限于鼓吹商业目的拜物主义，而应该像公益广告叙事那样让人们的灵魂打破形而下的物质异化和禁锢，通过其宣传的产品感受到商品对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方式的人文意义，反映出商品对营造和谐的爱与美的人类生存的意义，从而通过广告叙事使“真善美”的公益广告理念在商业广告中也能日益凸显出来，淡化其功利、狭隘的一面。诚然，公益广告叙事与商业广告叙事相比，自然是更应该关注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更应该处于一个更高、更远、更深的层次上来传播公益观念。因此，公益广告叙事在遵循良好叙事原则，达到其应有的传播与沟通功能之外，其叙事方式既要源于社会现实又要高于社会现实，其叙事寓义既要反应现实问题又要深刻于现实问题。只有这样，公益广告才能更好地通过叙事来发挥其功能、展现其作用，充分实现其在社会生活中倡导良好风气、树立正统观念、引导正确行为的独特意义。

公益活动反思篇2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过程中要诚实地履行义务、善意地享有权利。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公序良俗原则，但是该条规定其目的在于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基本原则是我国特有的法律概念，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和民法理论均没有相应的概念和术语，但其在法律条文中有此描述。如《日本民法典》第一条规定，“私权必须符合公共福祉。权利行使及义务履行必须遵守信义，以诚实为之。”大陆法系国家崇尚法律的确定性、可预见性，原则和具体的民事法律规范界限清晰，重规则而轻原则。英美法系国家法律确定性和灵活性的有效结合，同等重要，将遵循现有法律和创新新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就民法通则规定的平等原则而言，其已经突破了民法的范畴，成为各法律所要保障的首要前提。其成为了一般法的价值，而不能作为民法特有的原则存在。是把国家政策上升到基本原则。其统帅着整个民法各环节的活动，其持久性与国家政策的多变性格格不入。遵循国家政策，使得这一条带有浓厚的国家意志的色彩从而易于忽略民法的私法性。因而，笔者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指法律禁止超过正当界限的权利行使行为。梁慧星在《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指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指，权利人不得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行使权利或行使权利使自己所得利益微小而使他人遭受损害重大。立法上最早将该原则归入法律的是《德国民法典》第226条规定，权利的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目的。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禁止的是权利滥用的行为而不是权利本身。比如正当防卫过程中，正当防卫是公民享有的合法权利之一，假想防卫就超过了权利界限，不能谓之权利。但防卫过当即权利的行使超过了必要限度，因而被认定为权利的滥用。但何为被认定为权利的滥用的标准？现行理论界主要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主观说是指行为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只要有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恶意就构成权利滥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主要采用该学说标准。客观说是指行为人在行使权利时，损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就构成权利滥用。《波兰民法典》主要采用该学说标准。①在我国，主要采用主客观说标准。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客观上损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②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一个消极原则，重于反面禁止。但在审理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具体的案情，结合具体的法律规定裁判，而不能直接适用该原则进行直接裁判。

二、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领域一个基本的原则，许多学者称之为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要求行为人善意行使权利，在自己获得利益时应充分尊重他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不得滥用权利加害他人。③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整个民法领域，包括合同法、侵权法、物权法、等，但主要适用在合同法领域。从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以及解释整个合同的过程中始终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地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④如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该条主要是从合同订立前及合同订立过程中规定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维持双方利益平衡，维护当事人和社会利益的平衡。

三、意思自治原则

该原则起源于罗马法，于16世纪由法国的杜摩林在《巴黎习惯法评述》一书中首次提出，并在18、19世纪得以最终确立。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在私法领域内，由权利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思形成法律关系。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从事法律行为，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不受他人、组织、机关的不法干涉。其强调个人的平等和自由，极大地促进了近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契约自由是意思自主原则的集中体现。首先，意思自治是指当事人能根据自已的意思表示形成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排除任意法的适用。其次，在合法有效的意思表示基础之上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最后，国家公权力原则不得干预私权，只有在涉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公权力才有权进行干预。但是，意思自治原则并不是绝对的、任意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即该原则的适用不得违反法律的公平、平等、正义，不能破坏法律所认可的社会秩序及公共利益。当意思自治违反了公序良俗、威胁了社会秩序、破坏了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法律就要对其加以限制，特别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序良俗原则对其的限制得以实现的。

四、公序良俗原则

公益活动反思篇3

【关键词】个人所有制/公有制/集体/集体主义

【正文】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阐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无意中为后人设置了一道“哥德巴赫猜想”式的经济学难题。这就是他所提出的在未来社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这段话的完整表述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注：《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832页。）100多年来，围绕这道难题，人们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探索求解，但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即便是“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难题，也仍然是可解的。问题的关键是要在准确把握马克思所要重建的“个人所有制”的本质基础上，找到科学解答它的突破口。依笔者所见，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重命题，是对集体主义原则的经济学表述。与此相应，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了解答这道难题的最佳突破口。

一、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命题吗？

马克思上述命题的提出，确实是令经济学界人士深感困惑的。不难看出，马克思阐述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那段话，包含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内在逻辑结构。构成这一逻辑结构肯定性前提的是“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它主要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给自足的小私有制。这种形态，以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小农经济最为典型。从社会视角看，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由于彼此缺乏内在联系，呈现出一种极度的涣散性，互不相属，各自独立，老死不相往来。这就如同马克思描述的法国农民一样，“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而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而造成他们这种涣散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第693页。）这种“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是原始和古典意义上的私有制，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由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注：《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830页。），封建社会提供了这种古典私有制发展的全部条件。

无疑地，这种“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他自身的物质手段，并进入其否定性的阶段，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这是一种在生产的充分社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古典个体私有制相比，它实现了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意义。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个人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累的生产资料，从而大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到少数人的手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255页。）与此同时，随着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它同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矛盾不断激化。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的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这样，“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注：《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831页。）这预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丧钟的即将敲响，从而实现所有制形式上“否定之否定”式伟大变革，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显然，马克思认为，在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事情。但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社会，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建立“个人所有制”呢？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因为从经济学视角看，“个人所有制”是大体可与“私有制”划等号的。但马克思对此又作了明确的区分，1875年，马克思在亲自修订过的法文版《资本论》中又补充说，历史上存在过的劳动者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共产主义所要建立的，不是“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注：法文版《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26页。）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不是“劳动者的私有制”。不幸的是，马克思所作的这种区分，目前尚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这可从理论界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三种代表性意见中看出来。

第一种意见是：马克思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其主要证据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话：在未来社会，“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此种意见，把个人所有制等同于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即私有制。第二种意见是：“个人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人人皆有的私有制”。这两种意见均是马克思所明确反对的，因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绝非“劳动者的私有制”。第三种意见则认为：马克思所要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此说似失之笼统，未抓住“个人所有制”的真义。若这样不加区分，马克思就是要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公有制基础上重建公有制，这是一种同义反复，无疑是说不通的。

上述三种意见（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研究观点综述》一文。）的一个共同缺陷是从单纯的经济学视角来看问题，对个人所有制、私有制、公有制的关系进行简单化处理，结果越闹越糊涂，导致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科学命题种种混乱不实的误解。作者的愚见是：马克思的这一命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命题，它同时是一个伦理学的命题。若换个视角，从个人与集体间的利益关系方面来透视它，可能会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效果。

二、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集体主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不仅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品分配形式，还包括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模式。当然，后者是由前者决定的，但后者亦是前者的凝结和反映，并在人际交往实践过程中内涵了前者。就后者而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甚至用交往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代名词以突出其作用，而生产关系的这个方面是常常容易遭到忽视的。

事实上，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必然内涵了一定的人际关系及其交往模式，所有制是属人的所有制，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同时意味着不同社会的人们在谋求自身利益过程中地位、关系和价值取向的差异。

从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所反映的利益关系来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趋势的那段名言所展示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程，可合理地解读为人们利益取向上“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集体主义”的擅变过程。在“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分散地属于互不关联的小私有者所有，小块的土地及其产出，简单的手工作坊，成了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人格的对象化的证明。小私有制和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决定了人们精神生活的相对贫乏。事实上，当时的社会只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结合体，在缺乏普遍有效的社会联系的情况下，小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在观念上的必然反应就是自私自利，就是狭隘的个人主义观念。建国之后，在对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指出：“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一切言论行动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4页。）显然，是很清楚小私有制与狭隘利己心之间的天然联系的。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作为“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把小私有制条件下的古典个人主义推到极端，变成了极端利己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建立了发达的私有制形式，并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必然地、自发地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极端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利欲熏心，必然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突出特点。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普遍贿赂、普遍收买是一回事。普遍现象，表现为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在这个阶段，“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人的个人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页。）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之下，“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卷，第354页。）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促使资本家异化为追逐利润的机器，为谋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勾心斗角，巧取豪夺，坑蒙拐骗，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由此“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成为公认的信条。这种利益取向上的极端利己主义，具有强烈的性，它严重恶化了人际关系，激化了社会矛盾，带来了“人对人象狼一样”的战争状态，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末日情节”，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道德丧钟。

由此，“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一否定，“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想形式，内在地包涵了人们利益取向上的集体主义原则。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为在共同体的基础上使社会利益重新公正地回归到真实的个人提供了基础；同时，个人利益的公正实现及其创造性能力的不断发挥，又使社会整体利益处于无限的增长过程之中。劳动者掌握了生产资料，自主地支配着自己的命运。公有制的组织，既是人们经济活动的中心，又是人们社会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中心，在这样的集体里，连接着人们的不仅是共同的生产目标和任务，还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道德观念。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在联合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是平等、互助、合作的同志式关系。在此过程中，人们之间虽仍然存在着各自特殊的利益矛盾，但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根本利益上是完全同一的。并且，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成为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把每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了。真正的公有制，必致力于劳动者个体福利的最大实现，把公有制与个人所有制紧密结合起来。这种公有制，是作为劳动者个人之自由联合的集体所有制；这种个人所有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并作为公有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人所有制。这二者的结合，必然使集体主义成为人们利益取向上的基本原则。对此，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反之，“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么，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注：《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卷，第175～176页。）他要求：“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卷，第337页。）

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而言，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共同体尚处于低级形态，尚未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统一的自由人联合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的并存、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及由此所必然带来的人性的物化，以及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种种不公正现象等，都使现阶段人们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追求出现了多元化、复杂化的倾向，并对集体主义原则的主流地位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但必须明白：只要我们仍然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要分配形式，只要我们仍然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以集体主义作为利益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反之，若从集体主义退回到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将是民族精神的大倒退，必不利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当然，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首先必须对集体主义的涵义有着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对此，我们不妨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理解的。

三、集体与个人关系的准确表述

在考察公有制与集体主义关系时，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作点语义学的考察，无疑是有趣而必要的。社会主义（SOCIALISM）本意为人们在经济交往中，以社会共同体利益作为出发点、归宿和基本的价值取向，与个人本位主义相反，它体现的是典型的社会本位主义。它把人不仅当作手段，同时也是目的，并在自由联合的共同体基础上实现成员间的平等、团结、互助与合作，形成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健康、融洽的人际关系。这种社会共同体的形成，“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它“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因此，社会主义内含了人与自然、个体与类即社会关系的重新协调，内含了个体利益的一致性，一句话，内含了人们利益取向上的集体主义原则。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和精髓所在。与“社会主义”相比，“共产主义”（COMMUNISM）一词则突出了所有制形式，其核心在于人们对社会生产、生活资料的共同占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即抛开其异化的私有制形式，而保留其有价值的内容，即“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并转而为社会之“共产”。就财产公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而言，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才能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由此，社会成为人们存在的“一般性质”，“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而不是单纯的个人主义行为。这样，社会就成了“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122页。），成为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成为个体生存的温暖家庭。正是因为洞察了“共产”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最高形式，而社会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则是达到共产主义的必然环节。

不难看出，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集体”，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它在私有制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私有制社会存在的只能是以利益冲突和阶级对立为特征的“虚幻的集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虚幻的集体”与“真实的集体”作了经典的区分。他首先批判了私有制社会中“虚幻的集体”。第一，这种“集体”不是人们自由的联合。他指出：“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构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83页。）第二，这种集体不是由真实的个人组成的。“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83页。）与此相反，真实的集体是“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集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83页。），在这样的集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273页。）其一，集体是个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个人离不开集体。“只有在集体中，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82页。）其二，个人是组成集体的细胞，集体是由细胞构成的有机体，集体离不开个人。“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1卷，第83页。）显然，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与个人是水融的关系。对此，马克思警告到：“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这无疑是发人深思的。由此反观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不顾生产力落后的实际，片面追求所有制形式上的“一大二公”，而忽视公有制集体的属人性质，僵化的运营模式，压制了人的主体性，结果把集体与个人人为地对立起来，集体成为从个人中产生又反过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压制人的主体性的异己力量，一定意义上变为“无人”的虚幻共同体。我国传统体制下缺乏活力的国营企业，是这种虚幻共同体的典型表现。这种“无人”的虚幻共同体，与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对集体涵义的正确理解基础上，人们利益取向上的集体主义原则也就不难把握了。集体主义的本意在于确立一种合理协调人群关系的普遍利益准则，既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性关系，又突出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中社会普遍利益的优先地位。事实上，个人与集体是密不可分的，集体是个人存在的社会形式，个人是集体的细胞，无集体的个人和无个人的集体都同样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集体主义内含了对个人正当利益的肯定，真正的集体必然代表社会广大成员之个人利益，并以合理有效的社会组织手段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需求。因此，集体利益所在，就是社会成员个人利益所在，而背离集体利益的特殊个人利益，必然会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是根本上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格格不入的。

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使广大社会成员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在此基础上，社会财富重新回归到真实的、社会性的个人，由此使公有制获得了人民性的内涵，成为集体主义原则在所有制形式上的典型表现，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这是一种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的所有制形式。在控制了自己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一成员凭借联合的力量实现了对自己本质的占有。在这里，“社会公有”是“个人所有”的（注意：不是个人私有）有机结合；“个人所有”是“社会公有”的构成基元，内在的一致性，使二者呈现出一种良性的互动。一方面，公有制和以此为基础的集体利益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才有个人利益和公正的个人所有制的真正实现；另一方面，作为集体一分子之个人的利益和个人所有制实现程度的不断提高，又会不断提升作为公有制主体的社会共同体的层次。反之，个人若不是生活在真正的集体中，其利益是无法得到有效保证的。如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为追求各自的利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激烈的竞争和社会秩序的失范，导致了“人对人象狼一样”的战争状态，带来了社会的分化、财产和人的异化。从社会范围看，这种由追求利益的利己冲动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必不利于每个人利益的实现，也无法真正建立合理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275页。）要走出这种“产生”与“消灭”的怪圈，就必须铲除其赖以存在的私有制基础，“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感情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275页。）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说：“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性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公益活动反思篇4

1 公益广告创意原则

1.1公益广告的核心——社会责任

“公益”已经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成为了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公益广告也成为了社会公益事业极其重要的主体。作为承担起社会责任主体的公益广告，拥有着一定程度影响受众社会价值观与意识思想，因此，公益广告在进行创意设计时，必须以社会公众的基本利益为核心，与公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1.2公益广告的灵魂——思想性原则

公益广告肩负着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生活的责任。在这个社会主义和谐横行的年代，公益广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真实的反应现代社会的一些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发挥鼓舞人心，协调社会各处矛盾的作用。公益广告用富有创意且生动的语言和表演，刺激着人们的内心深处从而来激发人们的深层次的思考，响应广告的号召，接受广告所传递的建议和思想。

1.3公益广告的韵味——艺术性原则

公益广告的设计者需要突破传统的说教形式的思维定势，充分发挥创意，以使得广告具有强大的心理震撼力与视听的冲击力，或借鉴艺术中夸张的手法，采用新奇的可视性联想法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同时使观众产生强烈的心理反应，得以更好的理解广告中所传播的信息。或是采取影视表现手法，使广告内容更贴近受众生活，促使其产生心理共鸣。

2 目前我国电视公益广告创意所存在问题

2.1语言乏味

由于长期受到我国特有文化习惯与国情的影响，大众媒体上的公益广告的存在更像是政府机构在进行行政命令的下达。长期以来，公益广告杯社会公众视为等同于政治宣传的手段。因此，较早时期的我国电视公益广告多以说教，口号的形式出现，少有创意存在。如不要怎么怎么样，禁止怎么怎么样这些的表现形式，直接将接受者与传播者的关系分裂开来，认为的制造出单向，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制度，口号式的信息传播，容易使得受众与传播者出现情感隔阂，最终产生信息隔阂。虽然公益广告由政府部门或是行业协会制作，能够增强其信息可靠度，但是这样权威的信息，若是不针对社会大众的心理做出调整，冰冷的宣传语只会使得受众产生心理排斥感。

例如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等。有学者提出，公益广告的语言必须由其受众对象阶层，交际领域以及根本目的所决定。如法律政策宣传，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严肃性，权威性以及强制性，就要求公益广告用语庄重，严谨，精准。而交通，环保，卫华，卫生等公益广告，则可以对文学修辞手法灵活应用以加强传播效果。

2.2表现形式单一

我国目前的电视公益广告大多属于平铺直叙形式，直接点出广告所表达的主体，表现形式过于单一，广告风格单调。如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过《反腐倡廉》的公益广告，其直接使用的是古代悬鱼太守拒绝受贿的典故，在故事结束后，以字母出现“反腐倡廉，流芳百世”几个字。虽然这种温故知新的广告意义深刻，但是却无法使得人们产生共鸣，其主要强调了广告信息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广告信息的相关性，导致传播者与受众脱节。

2.3企业公益意识薄弱，并没有成为公益广告主体

西方国家的企业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认识到公益广告中所存在的商业价值。可口可乐公司每年都会在公益广告的制作中投入数亿美元。相比之下，我国目前企业对公益广告的投入力与热情都不足，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尚处在转轨时期，大多数企业没有过多的资金与精力去减负公益服务。

2.4公益广告市场化运作程度低

与西方国家的公益广告相比，我国的公益广告其政府介入最多，投入也最多，但是公益广告的发展无论是从质量，数量以及制作水平上，都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并没有建立起市场运作良性发展机制，其很大程度的遏制了广义广告的健康发展。

3 电视公益广告创意的分析与提高

创意则是决定公益广告的成败的关键性因素。电视公益广告中的创意，由于其可以更好的向受众传达广告作品中创造性的主意，构想以及内容，就衍生出了自身独有的观念性、独创性和关联性三种特点。对于公益广告创意来说，存在有所谓大创意以及小创意两种不同的观点。大创意认为，只要是公益广告活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创造性环节，如广告主题的创意，广告用色的创意等都可以称之为大创意观。而小创意观则单纯的认为广告艺术的创作才是创意的体现。不过，不论是大创意观点，还是小创意观点，都说明了公益广告的生命与灵魂就是创意。只有好的创意，才能使得受众对该公益广告印象深刻。

提高电视公益广告创意水平，决非易事，需要从各个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培养一支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过得硬的创作队伍。公益广告的创作对创作者有较高的要求，要求创作人员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有渊博的学识，有敏锐而深刻的思维洞察能力，有高尚的人格和完美的道德修养，除了专业的知识外，还需要学习一些人文科学的知识。

参考文献

[1]宋苒.谈电视公益广告的特性[J].山东视听，2002（10）.

[2]汤劲，谢诗敏.新语境下我国广播公益广告发展分析[J].传媒观察，2009（11）.

公益活动反思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众认同；民生利益；公平公正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5-0016-02

民主源于古希腊语中的“demokratia”一词，它由“demos”和“kratos”两部分构成。其中，“demos”的意思是“人民”，“kratos”的意思是“统治”、“管理”，因此，所谓“民主”是指“人民的统治”或者“人民的管理”。作为上层建筑，民主的本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只是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程序上可以被称作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政治程序和政权性质相一致，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所享有的民主。

然而，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性认识与公众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个人知识必然会因为大众个体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而存在着客观上的差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众认同实质是大众源于现实生活感受的集体意识的反映。基于大众现实生活感受所形成的关于民主政治的集体意识，往往容易受到社会生活中偶发事件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信息传播网络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众认同更容易趋向于多元与多变。发端于突尼斯小贩自焚的“阿拉伯之春”给我们的重要警示是，没有大众高度一致和稳定的民主政治认同，国家政权的稳固与社会生活的稳定都会变得岌岌可危，就会为敌对势力的渗透与干涉制造机会。因此，基于“阿拉伯之春”的反思，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众认同这一关系到国家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问题展开探讨，非常必要。

一、民生利益的公平公正是实现大众民主政治认同的内在要求

当前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矛盾的多发期，社会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乃至恶化为严重的容易使得不少群众趋向于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持否定的认同态度，简单地把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视为政治装饰。此问题究其实质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作为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所需要的公平公正还存在着不容否认的差距。然而，“‘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平等政治权利的实质是公平公正地实现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一切利益。“人民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2]因此，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出发和立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努力促成民生利益公平公正的实现是新时期提升大众民主政治认同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即人民的当家做主要从现实的人的现实问题出发，使社会主义民主成为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有效维护群众合法利益的有力手段，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民主才能说服群众。正如同志强调的，“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所以，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认同，决然不是由单向理论灌输所产生的直接反应，而是人民群众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得到保护或增进的实际状况下发生的。所以，社会主义民主要更好地征服群众，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促成民生利益实现的公平公正，从而使大众在具体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深刻地体会到自己作为国家公民所拥有的平等权利既是真实的，又是神圣不可冒犯的。一句话，只有维护、发展和达成了民生利益的公平公正，大众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高度一致的认同才能最终形成。

二、地方性的民主实践是实现大众民主政治认同的必须途径

不同社会阶层、单位组织或个体之间因为不同乃至对立的利益追求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往往不可避免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注意的是，弱势群体由于自身话语资源的贫乏和行动的无力则必然在激烈的利益博弈中处于劣势而难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在阶层分化相当突出、城乡差别仍然明显的现实背景下，处于博弈劣势的群体要想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合法利益，就必须依靠公平公正的社会支持。因此，服从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大局，如何有效地公平公正地反映、维护并实现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要面临的历史任务与巨大挑战。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只有充分实现理论与实践、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时代性统一，大力推动地方性的民主实践才能更好地应对新时期的任务与挑战。

所谓地方性的民主实践是相对于制度化的民主实践而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基于各种正式议题所展开的民主政治活动是制度化民主实践的基本形式。地方性的民主实践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以利益相关方为主体的针对特定群体或具体的、偶发的利益问题进行决断的民主政治活动。如上所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所建立起来的稳定有序的利益分配格局。在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且利益取向多元又多变的时代背景下，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既应不断改革、完善制度化的民主实践形式以增强对公众利益问题的干涉与处理能力，又要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与时俱进，鼓励和推动地方性民主实践的探索。各级地方政府需增强民主意识，密切联系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努力探索有效解决群众利益矛盾的各种民主实践形式，最终达成对群众利益问题公平公正的解决。因此，针对新时期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常态化的现实社会生活，大力推动地方性的民主实践是实现大众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高度认同的必须途径。

三、党的先进性是实现大众民主政治认同的根本保证

第一，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要有正确的价值出发点，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立党宗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出发点。所谓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出发点，就是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一致的工作路线的出发点。”[4]因此，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要真正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关注民生，关怀民生，努力促进民生利益实现的公平公正，以此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凝聚力，就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立党宗旨，以是否充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根本标准。只有这样，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才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受益的民主，才能成为人民大众高度支持与拥护的民主。

第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要实现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必须坚持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的最大实际就是正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当前的社会实际是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突出从而利益矛盾多发的状态将长期存在。因此，从实际出发，在内容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应该把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普遍平等的实现作为自己的历史任务，把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等这些广大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民生利益问题的公平公正解决作为自己体现价值与发展进步的契机。在形式方面，应努力探索与社会矛盾多发期相适应的民主实践形式，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化的先进技术构建起网络化的民主实践平台，为大众提供及时便捷的利益诉求通道和有效参政议政的平台。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民主才能贴近大众并为大众所触及，才能成为人民大众高度理解与接受的民主。

第三，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要成为人民群众值得依靠与信任的民主，必须坚持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当前，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矛盾的深层化使得利益问题的解决必须党和政府的大智慧和大视野，是对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而“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5]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充分成为新时期解决群众矛盾、推动社会公平公正的有力推手，就必须加强干部队伍的学风和作风建设，使干部深入社区、企业，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强调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形成工作创新与思想创新，以实际问题的解决推动地方性民主建设，形成多元有效的民主形式，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入群众的生活世界，在矛盾问题解决的过程中促成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信任。

显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产生的多元利益主体以及正在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新阶层，无疑使得现阶段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化。利益矛盾的解决归根结底要通过发展才能得以实现。然而，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就难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关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众认同，就必须增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众认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4]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7.

公益活动反思篇6

关键词:以人为本,公共政策,价值取向

改革之初,为了抓住机遇促进发展,我国公共政策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政策取向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僵死局面,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使得自然生态矛盾突出,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极不谐调。这些冲突和矛盾是公共政策在社会全面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偏颇的集中体现。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共政策的人本价值取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一次把以人为本提升到了公共政策核心价值的地位,明确了我国公共政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我国公共政策人本取向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第一,“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人是世界之“本”,认为人是世界的本质和终极本质;人是价值之“本”,认为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意义的生命存在;人是历史之“本”,认为历史是人的活动史,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创造并主导着历史。

第二,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心、共同奋斗,我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第二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其实,这种小康只解决了人民的物质层面的需求,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而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仅仅满足了人民的物质方面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在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又要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第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置于首位,强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这就要求我国的公共政策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愿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要让社会各成员、群体、阶层、集团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气氛良好。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过渡和变革时期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尖锐化。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特定状态下,如何有效整合社会各成员、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关键在于我国公共政策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以物为中心”的公共政策的弊端

第一,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城乡劳动生产率、工农技术装备水平等经济差距看,还是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差距看,我国城乡差距都很大,并且呈现出继续扩大的趋势。衡量城乡差距是否适度的标尺,通常是基尼系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年,我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1,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23;到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365,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32,从中可以看出扩大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但由于自然禀赋、历史基础、区位条件、政策取向等种种差异,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差距也在拉大。

第三,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失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社会公众的利益正在分化,有些人成为市场化的正收益者,有些人则成为市场化的负收益者。因此市场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但无法矫正由自身引起的不同利益群体利益失衡,具体表现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利益失衡。在现实中,强势利益群体已经结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团体,有能力利用各种资源,以各种形式诉求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制定。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在某些地方政府决策中甚至会影响政府,使得政府决策向强势利益集团偏向。但另一方面,弱势群体自身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能力利用资源,缺少有效途径和渠道来诉求利益,他们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往往被边缘化。弱势群体本来在市场机制过程中利益已经受损,而其利益诉求在某些公共政策过程中又不能得到反映,因此社会利益格局愈发失衡。

人本思想在公共政策中的具体应用

(一)建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

公共决策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首先,决策目标人性化。决策目标人性化就是决策目标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而且也要满足人民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各种需求,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把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作为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使人民不断获得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为人民群众造福。

其次,决策程序民主化。决策程序民主化,是公共决策以人为本的关键之所在。所谓决策程序民主化,就是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全体决策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正确决策。无数的事实证明,凡是坚持以人为本,按民主集中制进行的决策,决策方案一般来讲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即使有了缺点或错误也比较容易发现和纠正;而凡是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断所作出的决策,由于没有决策的民主化,决策的原材料不足,信息不够,决策过程简单,缺乏科学可靠的依据,主观随意性大,根本谈不上科学,决策失误就在所难免。

再次,决策主体群众化。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决策一直实行“精英”决策模式,公共决策由少数人操纵,而普通人民群众被拒之门外。这种不民主的决策作风,必然导致决策失误。所以,公共决策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决策中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独断专行的作风;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笔者强调人民群众是决策的主体,并不是否定领导者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其在决策中的“拍板定案”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我们只是想通过强调人民群众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使领导者在深入了解民情、广泛集中民智的基础上作出的公共决策能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构建“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这就意味着制定任何公共政策时,都必须把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前提。

首先,公共政策的制定要彰显公共利益取向。公共政策作为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集中反映了社会利益,从而决定了公共政策必须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合法性。因而,许多学者都将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定位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逻辑起点,是公共政策的本质与归属、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对于公共政策应该与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保持一致这个问题,绝大多数人将选择公共利益。”坚持公共利益取向,就是制定公共政策必须反映、综合、表达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满足绝大多数人们的利益需要,必须从维护和谋取人民的利益出发。只有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接受,才能调动人民群众执行政策的热情,才能维护社会稳定,才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其次,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和渠道。“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将更加重视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充分尊重人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民主基础上通过充分讨论来完成政策制定过程。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的独立自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以及政治民主化的要求不断增强。一方面,探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方法,如政府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听证制度和网上公开征求民意等;另一方面,探索公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如利用政府门户网站、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

(三)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应弘扬公平原则

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公共政策是实现公平的媒介、手段。公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代内公平,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它要求消除不同阶层之层、不同地域之间在机会选择和成果占有上差别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尤其把消除贫困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二是代际公平,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公平强调,人类赖于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当代人不要为自己的发展和需要而掠夺式地使用资源,从而损害后代人发展和需要的条件,要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权利。因此,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公共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要在其目标取向上做到:以横向的代内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现实的发展;以纵向的代际公平保障经济社会未来不间断的发展。公共政策要以立体公平为目标,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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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反思篇7

如果把社会公正的探索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一个理想追求和实践原则，那么毛泽东的社会公正思想的探讨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公正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认真厘清毛泽东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总结其得失，对于确立当代中国的科学公正观，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主要思想

第一，农民的命运与出路问题是社会公正的首要问题。

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的兴盛息息相关。而农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一个最大的社会公正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正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制定中国革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1926年，毛泽东驳斥反动派污蔑农民运动时，就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浙江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农民受地主压迫所遭受的贫困状态。并指出农民暴烈行动的根源在于地主对农民的暴烈行为，这才能公正地评价农民的行动。他指出农民对地主的好坏都心中明白，谁应该从严惩办，都很公正，因而要充分相信农民。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37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明确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既是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是对中国这个历来的主要社会基本群体权利和命运的关注。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的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②]他还指出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③]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革命任务始终是与农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解决农民出路问题是与当时革命需要及其历史命运结合起来的。首先解决农民的生存条件问题，因此把土地问题当作农民出路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而1935年《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指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肃清农村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与扩大新的苏维埃区域，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主要前提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土地问题的解决“才能大大地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更进一步改善工农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他们整个的力量与热忱，卷入苏维埃领土的民族革命战争之中。”[④]由此可见，这时党已经不仅从中国革命一般意义上，而且能够把农民阶级本身的命运和出路这一关乎社会制度公正的首要任务结合起来，认识解决农民土地公正问题的基础性意义了。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总结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无不体现出了对中国农民这一最大社会群体和革命与建设的基本力量和命运的关注，为中国农民社会建构公正的秩序倾注了很大心血。在革命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党群关系的角度来关注中国这个农民群体。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他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956年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他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1957年他又说到：“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可以看出，无论什么时候，毛泽东都非常关心群众，特别是关心底层贫困农民的状况和生活出路。因为他看到了农民的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力量源泉，而且始终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根本体现，也是执政党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保证。毛泽东的这些公正思想也集中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利益主体原则。

第二，国家、社会和个人三兼顾。

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是公正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私有制社会以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上，设想出未来公有制社会中的状况，那就是既强调集体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又认为个人的自由发展又是集体发展的条件，辨证地解决了个人发展和集体发展、个人利益和集体、国家利益的关系。斯大林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主义的科学概念，认为集体与个人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而是统一的。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上述集体主义思想，贡献在于提出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兼顾的公正原则。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中明确提出了要处理好国家和工厂、合作社这些集体的关系，处理好工厂、合作社与个人的关系，要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处理好，最好的原则就是实行三兼顾，他指出：“为此，就不能是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⑤]首先，三兼顾原则是在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基础上提出的。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论述了应当为此而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即社会主义的一切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⑥]这就需要处理好建设中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更为重要。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和建设决定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统一的兼顾关系。其次，三兼顾原则中的个人利益要予以重视。毛泽东在组织干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会时指出过，既要反对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也反对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公与私是对立统一的。他批评斯大林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注重公而忽视私，极大地损害了个人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他风气地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而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⑦]所以我国的农民政策上要兼顾农民的利益，必须再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让农民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同样工人的个人利益也必须兼顾。三是从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大局观来提出三兼顾原则的。1956年毛泽东在分析地方闹事的问题时指出：“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注重当前的、局部的、个人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⑧]可以说，在三兼顾原则中，毛泽东历来比较强调长远的、整体的、集体的利益，认为它们本身已包含了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前者发展后者也相应发展的公正原则。这一原则解决了西方历来正义思想家们无法解决的自由与责任、国家与社会、权利与义务的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公正原则的发展。

第三，反对封建等级和宗法制度，主张人与人间的平等。

毛泽东认为，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血缘关系是社会平等的根本制度障碍，它不仅限制了人的基本权利，造成了性别歧视，而且对现代社会公正的实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认为，中国男子一般要受到政权、族权和神权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而女子则除了深受三种权力的支配外，还受到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⑨]因此主张农民运动，起来不断推翻地主政权，以及族权、神权和夫权。只有动摇和推翻这四种权力，人民的思想和道德才能获得解放。同时他号召农民破除封建迷信，使很多青壮年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妇女也在农民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觉醒，她们组织乡村女界联合会，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使夫权也最后被动摇。冲破“四权”的同时，就是要使农民和女性以及全体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平等的权利，享受公正的待遇，并引导农民在观念上包括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上的进行彻底改观。毛泽东指出说：“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⑩]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农民身上的旧观念、旧传统习俗，必须由他们自己通过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去破坏它们，只有农民自己才能解脱几千年封建社会套在他们身上的种种精神枷锁。毛泽东认为：“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列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11]

在充分尊重个人主体性人格尊严的基础上，毛泽东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地位，包括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主张人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法律地位以及社会领域中的平等与公正待遇。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来说，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12]一部封建社会史就是中国妇女受尽压迫和屈辱的血泪书。毛泽东经过实地考察，认识到近代以来的中国，许多仁人志士都曾试图把妇女解放出来、改变妇女命运，但因始终没有能够将妇女解放运动同整个社会改造运动和政治、经济活动结合起来，所以收效甚微。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13]“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14]“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着的”[15]。

总之，在这里毛泽东表述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决定了人们在基本权利、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地位）等公正待遇，必须把人的解放与社会解放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权利，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第四，反对个人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尊重基本人权，发扬政治民主。

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倾向的基础上归纳出了个人主义的7种表现。[16]报复主义，即从个人观点出发，不从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出发，目标是自己队伍的成员，这削弱了组织和队伍的战斗力。小团体主义，即“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现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17]三是雇佣思想，即“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18]四是享乐主义，五是消极怠工现象，六是离队思想，七是攻击个人等等。毛泽东指出“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19]防范个人主义就要加强教育，分析个人主义产生的社会来源及其对党和革命的危害，并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和伦理观念，个人主义危害党和革命队伍的建设。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践上深深体会到这点，看到了个人主义对社会公正原则的销蚀，并分析了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克服的途径。这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反对个人主义，但并不反对个性解放，他区分了个性自由和个人主义，主张“解放个性”[20]毛泽东关于“解放个性”的主张是对李大钊思想的发展，他把这一思想引入群众观点，因而在他的群众观点中包含有尊重群众的个性自由的含义，要求党的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自觉和自愿相统一的原则。他把个性解放和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发扬政治民主有机结合起来。他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21]这里体现出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政治体制来说，就是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说：“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22]而要发挥革命人民的意志，就要尊重每个人的意志，使各个人都发表出于内心自愿的意见，然后又集中起来，形成统一的意志，成为集体行动的动力。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3]这同李大钊所说的“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的统一”是一个意思。这对于政治民主为基础的社会公正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否定了唯意志论，又肯定了公平与正义选择的意志自由；既否定了道德正义的宿命论，又肯定了社会公正的理性实践作用，从而把尊重基本人权、自由与民主政治有机结合起来。

第五，革命的功利主义的合理性。

毛泽东认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反对超阶级的功利主义，主张阶级的功利主义。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24]剥削阶级宣扬的超阶级的功利主义实质上是为其本阶级利益服务的功利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往往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本阶级的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认为这种功利主义是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的，是同劳动人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25]但却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这种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是以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为目标，毛泽东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大和最长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的和目前的狭隘功利主义者。”[26]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是基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基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为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奋斗的宗旨，主张把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统一起来，既考虑照顾群众的目前利益，也不能损害群众的未来利益，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毛泽东指出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27]因此，为广大群众谋取最大的利益并为每一个人获得公正的社会待遇，这就是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基本内涵。

第六，反对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的庸俗思想，毛泽东最早在批评红军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就提出他的基本观点。针对当时红军中，要求物质生活方面不问情形、工作需要而要求绝对平均，毛泽东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28]小生产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创造出丰富的物质产品。小生产这种生产性质，决定小生产者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绝对平均。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其在分配上的道德观念。红军中大部分成员是农民和手工业者，造成了红军官兵中绝对平均主义的状况。毛泽东在分析了红军中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根源之后，指出了解决的途径。他说：“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29]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非常重视清除作为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观念，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预见在社会主义社会物质分配中也不可能实行绝对平均主义。中国是个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绝对平均主义也是小生产者的伦理观念或道德理想，平均主义的渊源是很深的。同时这种渊源也使得两极分化的极端有了场所，自古以来作为社会公正的两个倾向总是存在着。毛泽东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体罚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30]毛泽东不仅批判平均主义，也担心两极分化的出现。他多次指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因此“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31]是解决两极分化的基本途径，也是防止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严重化的措施。1959年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就平均主义问题指出：“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并指出“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32]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已经注意到了社会公正的核心问题，具有科学的预见性、理论性和实践性。

当然，除了上述毛泽东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思想外，毛泽东还特别提出了独立自主、平等相待的国际正义原则、着眼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代际公正思想和教育平等权利等等，对于指导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公正合理的政治伦理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对毛泽东社会公正思想的评价

无庸置疑，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给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构科学的社会公正理论提供了经验教训和借鉴。美国的毛泽东研究专家R•特里尔在评价毛泽东时指出：“从不自满，他总在追求一种更有人情味和极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这是他的优点所在”。而且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比如“按劳分配——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的了”。[33]当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客观条件，其公正思想中的缺陷及其负面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其实践过程的把握上：

第一，在群己关系上，过分强调了集体、国家而忽视了个人而带来严重后果。

在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的公正原则上，毛泽东提出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34]的价值标准，并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5]这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公正观的根本特征，也科学回答了义利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义利之辨的志功关系问题。国家、集体和个人三兼顾的公正原则应该说科学地解决了民主与自由、权利与义务、国家与社会、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是西方“民主”社会探讨了几百年无法解决的矛盾，应该说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公正理论的一大贡献。但是这一原则在实践中明显的失误就是过分强调对国家集体的公正，从而过度挤压了个人公正利益，用命令代替自觉，从而使三兼顾原则陷入了片面性，也违背了西方正义论的“自愿”原则。反映在群己关系上，就是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甚至是无条件地服从集体。所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与“个人利益”便成了决然对立的两个概念。个人利益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只有集体——组织才能代表，所以在实践中，个人利益服从人民群众利益，就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组织利益。”这一“集体主义”原则在战争年代有其必要性，也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如果忽视了集体中的每个人本身也是目的，又有自身独立的利益和人格，而把每个人看成只是为集体服务的工具，那这样的“集体主义”就会陷入片面性。甚至会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在反对个人主义的同时，也抹杀了个人利益，压抑了个性自由。特别是当时毛泽东受到“阶级斗争”思想的桎梏和社会形势的影响，三兼顾原则彻底走向了极端，导致了“文革”危机，对个人基本人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就像瞿秋白犯有的倾向那样，把历史必然性绝对化，否定偶然性因素的客观性，认为“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同时他在强调英雄人物是“历史的工具”时，没有适当指明，在历史过程中，每个人既是工具又是目的。这就逻辑地包含着人的个性自由也只是工具价值的片面性，忽视了人是目的这一方面，导致群己关系上过度强调了国家集体公正而忽视了个人公正。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观点和影响及其深刻，几乎成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倾向。

第二，在社会公正实现的基本途径与实现形式上，没有走出计划体制的限制，并把市场与计划绝然对立起来，使得毛泽东的社会公正思想失去了现代公正理论应有的市场经济理念。

在世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论述的是毛泽东。早在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就以苏联为鉴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1957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时指出：“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36]毛泽东提出这一论点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的。无庸置疑，毛泽东的哲学论述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事实时，他又只承认我国当时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主要矛盾是资本家还拿定息，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经济部门的生产、交换还需要寻找适当的形式。在上层建筑方面也只提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还存在。所有这些内容显然都没有从总体上对我国生产力水平作出正确分析与认识，没有涉及根据我国生产力任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消费形式，更没有涉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范畴内的体制、结构的建立、完善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时，“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的现实依据是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换言之，现代意义上公正观是建立在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和现实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只有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才能孕育出现代的公正观。”[37]而“毛泽东的公正思想缺乏充分的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毛泽东的公正思想是在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土壤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一方面，中国某些落后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于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具体演变的实际状况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毛泽东公正思想具体演变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变数。如平均主义的痼疾和严酷政治斗争的环境，使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逐渐成为时代中心任务，而这又对毛泽东的公正思想产生了有害的影响。”[38]正因为这些，毛泽东没有能够对社会主义公正实现的根本途径和实现形式进行科学的论证，而这一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邓小平身上。对于这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理论论述中，才逐渐得到了解决。邓小平反复告戒我们，“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39]

注释: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1页。

[③] 同上。

[④]《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3页。

[⑤]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6页。

[⑥] 毛泽东：《关于党过度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5页。

[⑦]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8页。

[⑧]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1页。

[⑨]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页。

[⑩]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4页。

[1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5页。

[1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240页。

[13]《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8-169页。

[14]《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8页。

[15]《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9页。

[16] 参见章海山：《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488页。

[17]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5页。

[18] 同上。

[19] 同上，第96页。

[20] 毛泽东：《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

[21]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2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23]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

[2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4页。

[25] 同上，第864页。

[26] 同上，第866页。

[27]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7页。

[28]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页。

[29]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页。。

[30]《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0页。

[31]《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7页。

[32]《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页。

[33] 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528页。

[3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页。

[35]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3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766页。

[37] 吴忠民：《社会公正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38] 吴忠民：《社会公正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39]《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53页。

来源:政治学研究网

来源时间：2005-02-10

公益活动反思篇8

1.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党的*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公民道德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崇尚先进、学习先进蔚然成风，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已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

但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

3.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面对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长，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道德建设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需要研究解决。必须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抓住有利时机，巩固已有成果，加强薄弱环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把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

4.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重在建设、以人为本，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5.坚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正确运用物质利益原则，反对只讲金钱、不讲道德的错误倾向，在实践中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思想保证。

6.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积极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使公民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7.坚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要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民利，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取正当物质利益。引导每个公民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把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8.坚持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要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目标，在全社会形成注重效率、维护公平的价值观念。把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使每个公民既有平等参与机会又能充分发挥自身潜力，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9.坚持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要从实际出发，区分层次，着眼多数，鼓励先进，循序渐进。积极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大力倡导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带头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

10.坚持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要广泛进行道德教育，普及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帮助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把公民道德建设融于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之中。逐步完善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更有效地引导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

三、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11.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出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应当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12.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它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它不仅是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广大群众的要求。每个公民不论社会分工如何、能力大小，都能够在本职岗位，通过不同形式做到为人民服务。在新的形势下，必须继续大张旗鼓地倡导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穿于各种具体道德规范之中。要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形成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良好道德风尚。

13.集体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根本上的一致，使集体主义成为调节三者利益关系的重要原则。要把集体主义精神渗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关系，提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反对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和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把个人的理想与奋斗融入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奋斗之中。

14.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必须把这些基本要求与具体道德规范融为一体，贯穿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要引导人们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提倡学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艰苦创业、勤奋工作，反对封建迷信、好逸恶劳，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15.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公德在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成为公民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

16.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大力倡导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鼓励人们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

17.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要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

四、大力加强基层公民道德教育

18.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是基础。要紧紧抓住影响人们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方面，坚持不懈地在全体公民中进行道德教育，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要求，不断灌注到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的头脑之中，使人们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必须提倡的，什么是坚决反对的。

19.家庭是人们接受道德教育最早的地方。高尚品德必须从小开始培养，从娃娃抓起。要在孩子懂事的时候，深入浅出地进行道德启蒙教育；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循循善诱，以事明理，引导其分清是非、辨别善恶。要在家庭生活中，通过每个成员良好的言行举止，相互影响，共同提高，形成好的家风。

20.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各级各类学校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把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起来。要科学规划不同年龄学生及各学习阶段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坚持贯彻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加强校纪校风建设。要发挥教师为人师表的作用，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要组织学生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帮助他们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

21.机关、企事业单位是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有计划、有重点地抓好道德教育。要把道德特别是职业道德作为岗前和岗位培训的重要内容，帮助从业人员熟悉和了解与本职工作相关的道德规范，培养敬业精神。要把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作为考核、奖惩的重要指标，促使从业人员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树立行业新风。

22.社会是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大课堂。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以及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组织在公民道德教育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结合各自的工作职能，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大力宣传基本道德知识、道德规范和必要礼仪，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积极开发优秀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利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要不断充实富有时代特色的道德教育内容，推广群众易于接受的各种教育方式。各类市民学校、职工学校、民工学校、农民夜校、家政学校等，要通过编写和运用通俗易懂的简明教材，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

23.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各有侧重、各有特点，是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必须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要突出加强社会教育，巩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的成果，促进公民道德教育的深化。

五、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

24.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是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以活动为载体，吸引群众普遍参与，是新形势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每个公民既是道德建设过程的参与者，也是道德建设成果的受益者，要坚持在各种类型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突出思想内涵，强化道德要求，使人们在自觉参与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

25.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的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活动，各级党政机关开展的创先争优、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做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以及社会各界组织的“希望工程”、“送温暖”、“志愿者”、“手拉手”、“幸福工程”、“春蕾计划”、“扶残助残”等公益活动，覆盖面广、参与人数多，对公民道德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要在各项创建活动中充分体现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内容，明确具体标准，制定落实措施，力求取得实效。

26.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先进人物，是实践社会主义道德的榜样。要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的活动，善于发现和运用先进典型，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道德楷模，让广大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见贤思齐，从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品质中受到鼓舞、汲取力量，使先进典型的高尚情操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

27.各种重要节日、纪念日，蕴藏着宝贵的道德教育资源。要利用“五四”、“七一”、“八一”、“*”等革命节日，“三八”、“五一”、“六一”等国际性节日，以及民间传统节日和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日等，举行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庆祝、纪念活动，使人们在集体聚会、合家团圆的同时，增强对祖国、对家乡、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陶冶道德情操。

28.开展必要的礼仪、礼节、礼貌活动，对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有着重要的作用。要提倡在重要场所和重大活动中升国旗、唱国歌，开展入队、入团、入党宣誓、成人仪式以及各种形式的重礼节、讲礼貌、告别不文明言行等活动，引导公民增强礼仪、礼节、礼貌意识，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29.各种道德实践活动源于基层、扎根群众，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要因势利导，发挥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的骨干作用、先进典型和先进单位的带动作用、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坚持从具体事情做起、从群众最关心的事情抓起，使道德实践活动与各项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生活，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促进公民道德建设稳步向前发展。

六、积极营造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

30.大众传媒、文学艺术以及体育活动，对公民道德建设有着特殊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大力宣传体现时代精神的道德行为和高尚品质，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真善美；坚决批评各种不道德行为和错误观念，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抵制假恶丑，为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文化氛围。

31.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等大众媒体，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满腔热情地宣传两个文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反映新时期道德要求的新事物、新典型。要利用群众喜爱的名牌栏目，加强对社会普遍关注的道德热点问题的引导。要积极开展舆论监督，有力地批评背离社会主义道德的错误言行和丑恶现象。要发动群众参与，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展开讨论。计算机互联网作为开放式信息传播和交流工具，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阵地。要加大网上正面宣传和管理工作的力度，鼓励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防止反动、迷信、、庸俗等不良内容通过网络传播。要引导网络机构和广大网民增强网络道德意识，共同建设网络文明。

32.电影、电视剧、戏曲、音乐、舞蹈、美术、摄影、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类文艺作品的创作，要积极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开拓进取精神和良好道德风貌，以其独特形式和艺术魅力，给人以鼓舞、启迪和美的享受。要在各种文艺评论、评介、评奖中，把是否合乎社会主义道德作为一条重要标准。要加强对人们审美观念的引导，提倡高雅、健康的审美情趣。要坚决制止出版、播映、演出格调低下的作品和节目，依法打击反动、及各种非法出版物，让健康的文化产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要切实加强对娱乐服务场所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各种类型的商业性广告，要注意文化艺术品位，不得出现有损道德、有伤风化的内容。要大力提倡各种形式的社会公益广告，净化人们心灵，优化人文环境。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要精心组织、加强引导，吸引群众参与，以健康向上、团结拼搏的氛围，激发人们的团队精神和爱国热情。

七、努力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和政策保障

33.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把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结合起来，通过严格科学的管理，培养文明行为，抵制消极现象，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34.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是公民道德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认真抓好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35.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对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行为有着直接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注重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要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建设的要求。既要保护和支持所有通过正当、合法手段获取个人和团体利益的行为，又要提倡和奖励多为他人和社会作奉献、道德高尚的行为，防止和避免因具体政策的不当或失误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正确的政策导向。

36.公民良好道德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离不开严明的规章制度。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和各基层单位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时，要充分体现相关的道德规范和具体要求。要把思想引导与利益调节、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统一起来，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确保各种行政规章以及道德守则和公约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八、切实加强对公民道德建设的领导

37.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和紧迫性，把它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提供有利条件，下决心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情抓起。

38.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十分重要。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加强道德修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严格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清正廉洁，勤政为民，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要教育好自己的配偶和子女，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用良好的道德形象取信于民，带动广大群众进一步做好工作。

39.推进公民道德建设，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各级宣传、教育、文化、科技、组织人事、纪检监察等党政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以及社会各界，都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尽其责，相互配合，把道德建设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制定规划，完善措施，扎实推进。要充分发挥各派和工商联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