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活动案例范文

公益活动案例篇1

关键词：初中思想品德；案例教学法；动机；理解

所谓“案例教学法”，即指教师将特定的案例巧妙融入具体知识点的教学活动之中，促使学生透过该案例所体现的细节性内容实现对所学知识点深刻理解的一种教学方法。以下仅以“消费者的权益”这一节内容为例，就“案例教学法”在初中思想品德课程教学中的优点展开初步的分析与探讨。

一、初中思想品德课程运用“案例教学法”有利于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心理学研究发现，动机对个体行为有着重要的指引、导向功能，动机越强烈的个体越能展开积极的个体行为。因此，要想使学生持有踊跃、主动的学习行为，确保其具备明显而强烈的学习动机格外必要。而“案例教学法”由于贴合学生的现实生活实际，对于有效刺激学生学习动机的产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在教“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这一内容时，笔者在一上课就向学生列举了如下社会案例：李奶奶去菜市场购买蔬菜，在拿起一把芹菜之后，发现并不是特别新鲜，便把芹菜放回到了原摊位上，打算去另一个摊位看看，却被该摊位的摊主叫住了：“你拿了我的菜就得买，不买不行。”

随后，在呈现该案例的基础上，笔者向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上述案例中摊主的行为合不合理？”学生根据自身的现实生活经验很快就给出了“不合理”的回答。紧接着，笔者又询问：“为什么不合理呢？摊主的不合理行为侵害了李奶奶的什么权益呢？”面对笔者这一高层次的提问，学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趁势，笔者讲道：“下面让我们一起学习‘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这一知识点，相信通过学习，大家能轻松回答出老师刚才提出的两个问题……”在案例的铺垫以及笔者有意识的引导下，学生纷纷自觉、主动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之中，这一点从他们聚精会神、专心致志的学习状态中就可以看出来。很明显，学生具备了“通过学习找到问题答案”这一学习动机，充分证明了在初中思想品德课程运用“案例教学法”诱发学生产生积极学习动机的可实施性。

二、初中思想品德课程运用“案例教学法”有利于促进学生的理解

初中思想品德内容虽然较为浅显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具备较难掌握的理论知识点。以“消费者的权益”这节内容为例，其中涉及众多消费者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学生稍有不慎，便会混淆、错误记忆，这成为制约该节内容教学效率得到显著提升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一情况，笔者在自身的教学实践中就灵活运用“案例教学法”，借助具体案例的讲解帮助学生实现了对其背后所蕴含消费者基本权利的深刻领会与认识。如，在教学“消费者的知情权”时，笔者就特意为学生列举了如下案例：

张华看到路边上有出售菠萝的小贩，询问其价格，小贩指了指其菠萝旁边立着的广告牌“一块二毛”。张华选购了五块菠萝之后，支付给小贩一元钱，小贩却坚称“菠萝是1.2元/斤”，张华认为小贩故意欺骗，小贩却表示自己明明已经在广告牌上标示了菠萝的具体价格，双方因此引发了冲突。随后，我结合该案例对消费者的知情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享有知悉其相关情况的权利，应当将商品或服务的真实信息告诉消费者，而不能做一些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在该案例中，小贩利用模棱两可的广告宣传菠萝，使得张华在不知道菠萝具体价格的情况下进行了消费活动，并由此承担了一定的损失，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虚假广告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案例。

再如，在教“公平交易权”时，笔者为学生列举了如下案例：李亮的父亲是一个水果摊贩，却经常在称重的称上做手脚。有时消费者购买的一千克水果实际上仅仅有900克、800克，甚至是700克。以此案例为基础对“消费者所享有的公平交易权”进行了阐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有权利获得质量保证、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的条件，这是消费者所享有的公平交易权。在上述案例中，李亮父亲的行为使得顾客所购买的水果重量并不符合其实质所支付的费用，这是对购买水果的顾客公平交易权的一种侵害。

……

如此，通过不同案例的列举，学生就得以对其背后所蕴含的具体消费者基本权益形成了更为直观的深刻感知与认识。在轻松突破该节内容教学重点与难点的基础上，很好地确保学生切实获取了高质量的课堂学习效果。

当然，初中思想品德课堂并不仅仅只有案例教学法，还有许多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对此，我们应当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对案例教学法及其他先进教学方法进行综合、灵活地运用。如此，才能切实推动初中思想品德课堂实际教学效率及质量的优化与提高。

参考文献：

公益活动案例篇2

但是，近年来，有关募捐的负面新闻也不断出现，“郭美美事件”、“黄河女儿塑像事件”、“卢湾红十字会高额餐费”等事件的发生，使公众对募捐产生了不小的质疑，这些质疑直接影响了公众对募捐的参与热情，使社会募捐屡屡遭遇尴尬。因此，亟需立法进行规范，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使慈善募捐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6月7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募捐条例》，并将于9月1日起施行。在国家尚未制定关于募捐活动的专门法律、行政法规的基础上，《条例》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主要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募捐主体资格不明确、募捐程序失范、募捐财产管理不善、使用不透明，“骗捐”、“诈捐”等热点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范，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胆有益的尝试。

尝试之一：募捐主体引入民间捐赠资源

针对当前开展募捐活动的主体混乱、多头募捐的问题，《条例》第四条对可以开展募捐活动的主体作了明确规定：一是依据《红十字会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红十字会和公募基金会可以依法开展募捐活动，目前本市共有公募基金会48家；二是经依法登记、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通过资助或者志愿服务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社会团体，也可以依法开展募捐活动。据初步统计，此类社会团体全市约161家。《条例》还明确规定，以上两类主体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单独开展面向社会的募捐活动。

在红十字会、公募基金会以外，引入一定数量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既可以形成适度竞争，有利于拓展更多的民间捐赠资源，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也考虑到了当前的社会承受能力和捐赠资源的有限性。将募捐主体限定在上述三类，能有效防止多头募捐、资源分散，改变目前“随意募捐”的乱象。

尝试之二：开展募捐活动必须事前备案

政府部门对募捐活动的管理采取备案制度还是行政许可制度？这一问题从立法之初就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参照江苏、湖南的做法设定行政许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设置备案制度更为合适。

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条例》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对开展募捐活动设置了事前备案制度，规定募捐组织应当在开展募捐活动前制定募捐方案，向募捐活动所在地的区、县民政部门备案，为应对突发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需要紧急开展募捐的，可以在募捐活动结束后15日内补办备案手续。采取这一制度设计，主要考虑到募捐组织均是依法成立或者依法登记的组织，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批程序。对募捐活动采取备案管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减少审批事项。另据了解，目前江苏、湖南等设置行政许可的省市中尚无一例申请募捐活动行政许可，设定行政许可未必利于募捐组织的培育以及民间捐赠资源的发掘。《条例》不同于其他省市的制度设计，也为国家将来对募捐进行立法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尝试之三：募捐活动信息全公开

募捐活动的信息公开不规范、不及时，使捐赠人的知情权、监督权难以得到保障，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也是影响募捐组织公信力的重要方面。根据有关调查，社会公众对立法“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的呼声最高。

为此，《条例》第四章专章对募捐活动的信息公开作出了规定，要求市民政部门建立募捐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并对募捐组织在这一服务平台上公开信息从五个方面作出了强制性规定：一是基本信息的公开，包括募捐组织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组织机构和法定代表人的基本情况，宗旨、业务范围等；二是募捐方案的公开；三是募捐情况的公开，包括募捐活动的实际起止时间，募集款物的种类、数量，实际支出的募捐工作成本等信息；四是募集款物使用情况的公开，包括使用募集财产总额及明细，工作成本列支明细，剩余募集财产的数量及其使用计划等信息；五是年度信息公开，包括募捐组织上一年度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

尝试之四：对募捐活动实行全方位监管

监督管理是确保募捐合法运作的重要环节。为有效地规范募捐活动，除募捐组织应当加强自律外，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必不可少。为此，《条例》规定，民政、审计、财政等部门，依法对募捐组织开展募捐活动、募集财产的管理和使用、募捐组织的财务会计和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的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值得一提的是，市民政局近年来探索采取招投标的方式，委托专业机构每年选择3至5家募捐组织，对其募集财产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取得了较好的监管效果。在此次立法中，这一行之有效的做法也写进了法规。此外，《条例》还鼓励公众、媒体对募捐活动进行社会监督，单位和个人发现有关违法情况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这样，通过组织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相结合的方式，能更好地达到规范募捐活动的目的。

公益活动案例篇3

关键词：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大学生慈善意识;社会反馈;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5-0053-04

大学生是对社会问题较为敏感的群体，同时受到校内、校外公益组织和慈善组织实践的影响。研究者在本文中将研究内容聚焦于大学校内公益性学生组织的具体实践活动，以探讨公益实践对于大学生慈善意识的作用机制。

研究者采用了多种分析手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研究者对4个公益性学生组织负责人分别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通过访谈录音、资料整理、编码分析等过程探索公益性学生组织实践的路径模型、社会反响等内容;另一方面，研究者分别选取样本高校的大学生进行关于大学生慈善意识的问卷填测，通过实证数据测量组织内、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差距。

通过各案例间的互为补充和相互印证，研究者探析了公益性学生组织实践中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路径模型，同时建构出公益实践正向影响大学生慈善意识机制中的潜在中介变量，并用定量化的手段加以佐证。

一、理论分析

有学者阐述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运作过程中内、外部环境的作用特点（龙永红，2012）;另有学者从资源动员方式的角度细分了高校公益组织对内、外部资源的运用（王占军，2008），但这些研究没有揭示组织运作方式和细分资源在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中的性质。

对于慈善意识的主观影响因素并无定论。一方面，有研究发现、收入等主观因素与公民慈善意识的相关性不显著（杨明伟，2007）。另一方面，当研究对象聚焦到大学生时，另有学者发现上述部分的主观因素与大学生慈善意识相关性显著（王长建，2014），但对影响其慈善意识的过程并未进行深入探讨。

在慈善意识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大学生对于媒体正面性社会行为报道的积极性和认同度较高（车文辉等，2008）。当代大学生偏好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接触到的校内校外慈善组织实践都是时新的，而基于互动和评论的社交网络亦促进了这些大学生的关注度和参与感。然而，近些年诸如汉中红会的丑闻无疑会打击部分有独立思想和认知的大学生参与慈善的热情与信心（王长建，2014）。不过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通过号召本校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活动，能够发挥对负面社论的免疫作用。

本文的价值是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实践内容作为载体，以活动参与主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应用多案例研究的质性方法探索各个组织开展公益慈善项目的路径模型。研究者同时运用定量化的数据佐证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能够促进大学生慈善意识的结论，并且探析出该机制中的潜在中介变量：社会反馈。

二、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适用于研究的早期阶段，抑或是向已有的研究主题提供一个新颖的视角（Eisenhardt，1989）。本文是围绕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如何影响大学生慈善意识展开探索式研究的，因此本文的研究情境同案例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境是相契合的。

研究者在下文中着重分析了案例选择、数据采集与资料分析3个部分。

（一）案例选择

高校公益性社团是大学生公益实践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周霞，2011）。由于各个高校的公益性学生社团浸润于不同的校园文化与氛围中，难免产生彼此的较大差异性。因此，研究者为了得到具备广泛适用性的结论，选取了浙江省内4所同类高校中较为有影响力的4个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见表1）。

■

（二）数据采集

首先，研究者对选入样本的每个组织进行了单案例的研究。在深度挖掘各公益组织微博、微信及第三方媒体等互联网资料的基础上，对组织的负责人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进而采集质性资料。研究者事先征得被采访者的同意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的24小时内进行录入。

其次，研究者对上述的质性资料进行了归纳式的理论构建。通过跨案例分析方法（Eisenhardt，1989），研究者从质性资料中逐步建构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实践特点及其从实践中收获的社会反馈。

最后，研究者对每个组织负责人指定的曾参与对应组织公益实践活动的学生和指定范围外的学生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来验证该组织的公益实践对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影响。

（三）资料分析

1.公益实践

作者借鉴学者周霞的研究结论，将4个案例中公益慈善实践内容通过公益性、自愿性和群体合作性3个维度展开质性分析（编码结果见表格2）。公益性指的是公益慈善主体的目的一般是通过帮助弱势群体等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自愿性指的是公益慈善主体是自愿加入社团组织并无偿地付出自身时间和精力践行公益慈善（魏新惠，2012）;群体合作性指的是公益慈善主体和社团组织内部成员、其他组织成员，以相互协作的方式共同推动公益慈善项目。

2.社会反馈

研究者认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的不断积累能够制造诸多的正面社会反馈，分别表现为受众正面反应和媒体正面社论（编码结果见表3）。其中受众正面反应指的是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服务对象给予公益项目的正面反应和评估;媒体正面社论指的是各类媒体对于公益慈善主体事迹的正面评论和积极传播。

■

3.慈善意识

研究者整合了学者杨明伟（2007）和任源（2012）的慈善意识量表，最后设计成的问卷涵括基于大学生慈善意识水平测验的13个问题。其中每个问题采用Likert五级量表，得分愈高代表慈善意识水平愈高，总分65（13×5）分。

研究者让各组织负责人分别指定组织内本校生和组织外本校生完成问卷，各个高校的样本构成根据对应的公益组织规模而定。为避免混淆，其中向组织外成员提供了传统的纸质版问卷，另外向组织内成员提供了相同内容问卷的链接。

问卷回收并录入计算机后，研究者对各个案例进行了学生属性（即是否是本公益组织成员）影响大学生慈善意识的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每个高校的学生属性对于慈善意识水平均具有显著的差异，且高校公益组织内部成员比组织外的其他校内学生慈善意识水平高（T检验结果汇总见表4）。

■

具体结果显示：对于ZNQ所在高校学生属性影响慈善意识的检验，内部成员慈善意识的总得分为52.6111，外部成员慈善意识的总得分为48.2647，即表示ZNQ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高于ZNQ同校外部学生的慈善意识;又由于P值等于0.000，说明ZNQ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显著高于ZNQ同校外部学校的慈善意识。同理可以分析出HDJ、SG和YLM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显著高于各自同校其他学生的慈善意识。

三、研究讨论与命题

研究者根据上述资料分析中各构念的定义和相关实证数据的佐证，结合已有的一些研究结论，尝试着构建出上述3个构念之间的联系。参考其他案例研究学者的方式后，研究者以4个案例逐个验证的方式导出如下的3个命题。

（一）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和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关系

研究者认为，大部分大学生选择加入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原始动机便是公益心驱使的;又因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本身具有公益性、群体合作性等特质，所以其内部成员会随着自身公益实践经历的累积而逐渐强化其公益伦理认知（卢先明，2012），继而提升慈善意识水平。

上述资料分析中高校学生属性影响慈善意识的检验中，控制变量即为实验对象是否是样本组织内部成员这一单个变量，而且上述数据已经证实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和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关系。根据研究者的上述讨论，推导出下述的命题1。

命题1：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促进大学生慈善意识。

（二）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和社会反馈的关系

媒体对全国民间公益的报道整体是正面性多于负面性的，但多数媒体都是站在客观视角做出中性传播决策的（罗婧，2013）。负面社论中的新闻机构更多扮演监督者的角色，而正面社论中的新闻机构更多是宣传者和普及者（高盛楠等，2013）。借助其他媒体的正面传播，既有助于提升公益组织的影响力（韩正贤，2009），又符合公益组织价值主张和发展诉求。虽然诸如汉中红会事件、中国红会事件等负面新闻时有曝光，但是这些媒体报道并不至于动摇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内部成员固有的公益观念。一方面，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不同于社会公益机构，其对资源的整合利用（王占军，2008）是更为公开化的;另一方面，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帮扶对象的情境反馈是公益实践主体能够亲身感受到的，第三方媒体的正面报道亦能巩固其内部成员对公益伦理和组织价值观的认同。

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ZNQ针对周边村镇老人和针对本地外来务工子女的公益实践都彰显了组织实践的公益性特征;第二，被访者本科3年都潜心专注于本社团的发展和对社团价值主张的认同都显现出其自愿服务的心态;第三，当组织实践面临财力、人力等资源约束时，联合校艺术团、公交部门等其他机构推动公益实践的作为折射出ZNQ主张联合行动的特点。由于ZNQ公益行动均创造出一定的社会价值，受众都乐意接受ZNQ提供的服务内容，并表现出情感支持，杭州日报和钱江晚报亦对ZNQ公益项目的公益成就进行了正面的宣传报道。

对于HDJ此个案，从表2和表3中可以洞悉，第一，HDJ针对山区儿童的关怀举措和针对本地独居老人的情感支撑都显露出其开发项目的公益性价值诉求;第二，负责人热衷社会公益的决心和内部成员甘愿忍饥挨饿的态度都传达了HDJ成员参与公益实践的自愿动机;第三，向城市小学和开发区高管寻求财务支援和从其他高校获取智力资源的举动表现出HDJ社会化合作的特点。由于HDJ的组织价值诉求立足于创造社会效益，其服务对象在HDJ的公益实践是开心愉悦的，新华网更是对其西湖捡烟头的显著社会效应予以正视。

对于SG此个案，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第一，SG针对四川贫寒山区孩子的衣物支援和针对暑假农村地区孩子的成长关怀同社团创办初衷是吻合的;第二，组织成员热心公益并且甘愿奉献宝贵时间的情怀蕴藏着对于公益事业的自愿支持;第三，SG相应民间公益组织狮子会和校内外其他机构发展公益事业发散出SG乐于协作参与公益活动的特征。缘于SG立足于教育资源均衡化的持续行动，受益的孩童都表露出开心状，新华网和钱江晚报亦用“雷锋”“温暖”等正面词汇予以报道。

对于YLM此个案，从表2和表3中可以发现，第一，YLM针对杭城外地籍务工人员的衣物赞助和针对藏族小学的汉文化教育资源建设都映射出关怀西部发展的社团创办出发点;第二，组织甘心贡献私有财产来创设公益社团的公益热情彰显了YLM的联合创始人公益行动的自愿特质;第三，YLM同益优公益组织等其他民间公益组织、其他校内机构的交互，都反映出YLM协作式参与的特点。缘于SG对于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视和关怀，农民工们和藏族小学都表示满足状，腾讯・大浙网亦加入并助力其社会化资源的募集。

研究者认为，成员的亲身体验，加之活动项目具备的高社会效益和高社会价值，上述组织自然能够收到来自于受众的直接情感回应和来自于外部媒体的间接正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上述讨论，推导出下述的命题2。

命题2：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内部成员收获正面的社会反馈。

（三）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收获的社会反馈和大学生慈善意识的关系

由于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内部成员是亲身参与体验公益项目的，必然能够感受到来自受众直接的情感反馈，继而转换为内部成员更深层次的慈善意识（康敏，2010）。此外，杨明伟（2007）和车文辉（2008）均已明确外界环境中的媒体正面社论对大学生慈善意识是具有刺激作用的。

从表3中可以发现，ZNQ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接收到来自于服务受众的情感支持;与此同时，杭城本土的2家报社对其公益实践的成效做出正面社论。ZNQ内部成员在这种乐观的慈善氛围中，相较于所在学校的其他大学生易具备更高层次的慈善意识。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ZNQ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显著高于ZNQ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

对于HDJ这一案例，HDJ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感受到来自于老人和湘西女孩开心愉悦的反应;此外，新华网和下沙资讯网分别对其西湖环卫和牵手公益支教活动作了积极评价和报道。HDJ内部成员在公益慈善实践过程中为自身营造了更为乐观的慈善氛围，更易促进其慈善意识。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HDJ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亦显著高于HDJ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

对于SG这一案例，SG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感知到来自于孩子们的高兴状和新奇感;与此同时，国内主流媒体新华社旗下的新华网更是用正面词汇冠以SG“雷锋团体”的称号。SG内部成员通过参与公益慈善活动构筑起更为和谐的慈善环境，更易派生出深层次的慈善意识认知。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SG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同外部成员相比是显著高的。

对于YLM这一案例，其内部成员通过公益实践收获了来自于冬衣受助者和藏民的满足感;此外，主办方官网表彰了YLM环保类公益实践的成绩，大浙网亦积极传播YLM的图书馆援建项目。YLM内部成员通过短暂的2年便营造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慈善环境，更易强化其慈善意识。因此，表4中与之相呼应的是即使YLM所在高校整体慈善意识较高（外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就达51.4419分），SG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同外部成员相比仍然是显著高的。

研究者认为，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在公益慈善经历中直接感受到的受众正面反应，以及来源于外界和同类组织间的媒体正面报道都能促进组织内部每个个体的慈善意识。根据研究者的上述讨论，推导出下述的命题3。

命题3：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收获的正面社会反馈有助于提升组织内部成员的慈善意识。

四、结论

本文没有从慈善意识影响慈善行为的视角入手，而是从反面着眼，通过运用质性分析和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多案例研究。研究者运用定量数据证实了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有助于内部成员慈善意识的提升，并且通过归纳式演绎和跨案例研究挖掘出学者周霞（2011）提及的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的3层特质，以及公益性高校学生组织实践社会反馈的受众正面反应、媒体正面社论2层特质。

依托质性资料的编码分析和实证数据的支持，研究者整理了公益实践、社会反馈和大学生慈善意识之间的关系，初步构建出如下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参考文献：

[1]龙永红.高校公益性学生组织的运作机制――基于四个个案的质性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2，10（4）：72.

[2]王占军.高校公益性学生社团的组织资源动员――关于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的案例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08，6（1）：27-29.

[3]杨明伟.公民慈善意识及影响因素分析――在济南市的调查[D].济南：山东大学，2007：53-61.

[4]王长建.当代大学生慈善行为与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市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21-25.

[5]车文辉，杨琼.媒体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现代大学教育，2008（4）：95-97.

[6]李平，曹仰锋.案例研究方法：理论与范例――凯瑟琳・艾森哈特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20.

[7]周霞.试析高校公益性社团在大学生道德素质教育中的价值[J].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2011（1）：36.

[8]魏新惠.新时期高校大学生慈善意识提升和慈善行为激励机制研究[J].社科纵横，2012（27）：233-234.

[9]任源.大学生慈善行为的影响因素及自身效应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2：70-71.

[10]卢先明.论公益伦理的特点[J].道德与文明，2012（3）：110-113.

[11]罗婧.试析大陆民间公益报道[D].南宁：广西大学，2013：14.

[12]韩正贤.运用宣传手段有效提升社会公益组织的品牌[J].社团之声，2009（2）：54.

[13]高盛楠，朱尉.健康传播视域下公益组织的媒体策略与空间拓展探析――以大爱清尘公益组织为例[J].东南传播，2013（9）：7.

公益活动案例篇4

【论文关键词】宪法权利；宪法实施；行政诉讼；司法实施 论文论文摘要：社会转型使我国宪法权利案例大量出现，社会需要宪法权利的司法实施。以宪法的名义维权，大量宪法权利争议以行政法案例的方式出现，是对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提出的要求。借助于行政诉讼保护宪法权利，行政制度规则在诉讼中面临挑战，社会迫切要求建立直接实施宪法的司法机制。 从制度文本到社会实践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宪法权利的实施不仅看法律规范的实施，更要看宪法权利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在中国尤其要如此。从逻辑上说，有宪法就应该有宪法权益的争议。然而，就所能见到的报纸、杂志、新闻报道材料看中国的宪法实践，宪法案件却是稀少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宪法学界关于宪法实施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世界各国的模式也介绍了不少，然局限于理论探讨和违宪审查制度设计的研究多了一些，而纯粹理论上的研究又很难影响老百姓对宪法的态度，“实践的推动力对老百姓树立宪法信仰远远大于空泛的宪法学理论研究。”因之需要从案例出发来研究我国宪法实施，将究重心放在我国宪法现象的“真实”、“有用”上。 一、宪法权利案例出现的社会背景 美国宪法学家K·罗文斯登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产生出名实相符的宪法，即‘成活的宪法’，就要向它提供对其成活是恰到好处的‘水土条件’。”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转变，治国方略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社会环境由封闭型逐步向开放型发展，以及国家社会高度统一的一元化结构向‘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过渡”。正是这种社会基础的转型，使宪法权利产生了社会需求，为宪法权利的实施带来了契机。 1．社会结构转型。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人口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大量流动的，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导致在社会组织结构上，个人依附于单位，单位又隶属于国家。单位不仅是个人的工作单位，也是个人的生活革＆，个人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国家几乎垄断了全部的社会资源，通过单位对个人社会生活实行严格而全面的控制。“社会尽管存在着众多的个人和组织，但其并不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因为他们都程度不同地隶属或依附于国家机构，由国家机构对其发号施令，国家成为唯一的主体。”这种个人对单位和国家的全面依附关系，强化了国家的权威，弱化了个人的权利，压抑了个人的自主性与选择性。个人的自由权利更多是国家权力的“恩赐”，尽管宪法规定了、肯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但由于权利不存在司法实施的社会根基，宪法权利就不需要司法实施，也没有司法实施。改革开放后，原有的社会结构面临着实践的冲击并被解构，人口大量的流动，原有的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个人逐步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个人的生活资源不再由国家完全垄断，个人逐步从社会获取生活资源，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地减弱。社会结构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公民不再被动消极地附属于政府，而是积极要求政府不侵犯和保护其独立的生活空间。文本权利的形式化和表面化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个人和组织积极寻求机制来实施宪法中的权利。 2．社会多元利益冲突。自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完成后，社会利益表现出高度的整体性，国家几乎垄断所有利益资源，国家和集体成为利益的源泉，个人利益只能包含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中，个人没有完全独立的利益，也不存在分化的社会利益。政治经济一体化、经济生活单一化、利益存在统一化便是当时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不需要用宪法去维护个人利益，即使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单位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个人与单位的利益冲突，也无须由宪法来解决。然而，当我国经济逐步市场化后，就很快出现了市场主体多元化，资源分配市场化的局面。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引起利益的主体化、多元化，利益主体向独立化方向发展，利益矛盾日益复杂，利益的冲突成为社会中无法回避的现实。此外，社会公正体系失衡，利益矛盾和冲突在数量上、规模上都急剧增长，解决利益冲突，保障和实现多元利益成为当前社会发展中必须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利益主体需要一种法律机制来解决利益冲突，并最终在宪法层面予以反映，所以利益冲突推动宪法实施。 3．传统权力与社会现实冲突。中国传统的国家集权使社会成为权力本位的社会，而不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计划经济下行政权力把社会资源的分 配关系变成一种权力关系，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是权力领域，社会秩序的维护、资源的分配以及社会纠纷的解决都通过权力完成，造成了个人权利的残缺。宪法上规定的权利在这种权力社会中变得可有可无，因为压根行政权力就不会和宪法权利冲突产生宪法争议，也无须诉诸于宪法来解决争议。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使中国社会现实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在生产和经济上有了自主权，国有企业逐步成为独立的经济活动主体，越来越多的公民和私人企业都有了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地位，然而由于出身于计划经济的国家集权的惯性，“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一些要求和规定，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而并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或者说，与市场经济体制是相抵触和矛盾的。”专统权力的惯性与在市场体制下的社会现实产生冲突，由于市场主体独立利益的追求，把宪法及其权利作为维护利益的手段，而与现实脱节的传统行政权力就与宪法规范之间产生了直接明显的冲突，自此以宪法名义维护权利的案件就自然大量涌现，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争议最终就演化为宪法上的争议。 4．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现行宪法是在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公民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也缺乏维护权利的意识，因为一切权利都是国家“安排”好的，不需要个人去追求和维护权利，是对“自由权利意识的抑制”。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产业的发展，更多的是一种自由、平等、竞争等价值理念的植入，公民独立思考、自主抉择的自由度增加，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促进了公民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差异性、竞争性，催生出公民对权利的维护，公民的权利观念开始觉醒与成熟，公民真正开始了权利的选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财富的增加，独立人格、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多元化的利益产生多元的权利诉求，中国公民开始越来越强烈地、自发、自觉地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公民重视自己的财产权利、劳动权利、政治权利等权利，把权利看作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公民逐渐要求兑现宪法中规定的权利”，在自身利益遭到侵害时勇于以宪法上的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另外，媒体也为宪法实施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刊物、网络等媒体表达意见形成公众舆论，使违宪问题不再是个体性事件、地方性事件。同时社会舆论对国家权力活动进行审视与监督，将宪法争议交给社会大众评价，形成强大的纠正违宪行为的社会氛围。“独立的媒体和舆论监督的出现，是推动中国宪政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我国行政诉讼案件对宪法权利实施的推动 案件是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表现，司法解决机制对宪法权利纠纷的处理直接反映宪法权利的规范与现实是否一致。司法不仅是对个案当事人之间权利争议的解决，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通过个案发现宪法权利规范和宪法权利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宪法权利规范在司法裁判纠纷的过程中获得生命力。我国行政法案例中所体现的是，行政诉讼通过把社会中存在的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冲突转化为具体的诉讼问题加以解决，回应着社会对于宪法权利规范的需求。因此，要通过司法化的过程使宪法由“纸上的法”变成“生活的法”，激活全社会的宪法权利意识，推动宪法的司法实施。 1．以宪法的名义维权。涉及宪法权利的行政诉讼案件表明，“过去高高在上远离公民的宪法现在已经落到了地上，过去只是政治家手中政治文件性的宪法现在已经成为百姓手中的法律武器。”民对自身权利已经不满足于普通法律的保障，他们更希望通过宪法实现权利的充分保障。行政法案件中更多表现出的就是为保护利益而诉求宪法权利。宪法权利的全面实现正是以利益的追求和平衡为核心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国公民意识觉醒，宪法权利要求的呼声高涨，宪法权利争议更是日渐增多。宪法权利的保障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个案中表现出公民宪法权利意识的高涨和对司法救济手段的期待，体现了现阶段公民渴望用行政诉讼手段来制约行政权力和维护宪法权利。这些个案中所涉的受教育权、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平等权、言论自由权等，公民要求法院适用法律来保护其利益。“当人权意识以及民主、法治等观念渗透到社会的血脉中，宪政才会获得真正的生命力。从孙志刚案件引发的收容审查制度废除，到广大公民利用宪法维护私有财产权，我们看到人权正在从一种精英意识转化为平民意识，由少数人的呼吁变成了多数人的追求。”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宪法诉讼制度，但不断以宪法权利受侵害名义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正在积极培养公民自觉维护宪法权利的意识。 公民宪法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要求宪法的司法适用，诉求 宪法权利的诉讼案件成为推动宪法实施的强大动力。维护宪法权利是宪法司法实施的核心。公民宪法权利意识在个案中逐渐觉醒。个案中所指向的宪法权利成为宪法实施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高考录取以地域来划分录取标准已经不新鲜，新鲜的是三名考生由此对自己宪法权利所进行的理性思考和采取的理性行为，并且这种思考和行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面对我国当前就业压力过大、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维护公务员录用中平等权成为对宪法实施的要求。公众宪法权利意识的高涨，使宪法权利的实施成为摆在社会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公众要求宪法权利能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虽然涉及到宪法权利的行政案件大都以公民败诉告终，但个案结果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唤醒了人们对自己所享有宪法权利的珍爱和重视。个案中以宪法的名义维护权利已经把宪法实施推到了社会利益冲突的风头浪尖。宪法实施的动力不是宣传和普法，“一个案例胜似一百篇的宣传口号和讲话。” 总之，没有权利就没有利益。公民利益的要求激发出公民维护宪法权利的积极性，成为推动宪法实施源源不断的动力。“宪法权利受侵害却与宪法却无关的现状应当终结了。”这些涉及宪法权利的行政法案件，大大激发了公民宪法权利的积极性，并成为推动中国宪法司法实施的强大动力。 2．挑战行政规则和政府回应。由于宪法规定的原则性、纲领性，宪法权利一般都是要通过相应的法律的具体化才能实现。行政制度规则在具体化的过程中，既是在保障宪法权利，但也更多是在限制甚至剥夺宪法权利。实施宪法权利首先面对的是行政制度规则的合宪性问题。“在权力与权利的现实关系上，“我国是先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很弱的公民权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就是中国由集权走向分权，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求政府的权力逐步退出对社会和公民生活的不当干预，宪政面临强大的挑战是以弱势的法律去限制、约束强大的政府权力。”在强大的政府权力面前，当行政法现实制度无以保障公民宪法权利时，要求司法对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给予直接实旌，这也是宪法权利案例中之所以要挑战行政制度规则的原因所在。在个案中，行政法规范与宪法发生冲突并不少见，行政机关依据违宪的行政法规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比比皆是，要实施宪法保护宪法权利就要对违宪的行政制度规则发起挑战。 “孙志刚案”中违宪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最终被废除，安徽张先著“乙肝歧视案”后，一些省已修改了公务员录用标准，把“乙肝”等不合宪、不合法的要求从录用标准中去掉，2005年人事部、卫生部也联合制定了《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首次统一了全国公务员录用的体检标准，乙肝病毒携带者被视为合格，对残疾人和患妇科、色盲等疾病者也未规定限制条款，消除了公务员录用中的健康歧视。这些案件所产生的影响对推动我国宪法的实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政府面对宪法向社会所作的回应。“正如美国的司法复审权是在政治实践中演化出来的一样，我国社会也会从个别事件中生发出可操作的宪政规则，例如孙志刚案就激活了《宪法》和《立法法》，开启了对行政部门外部制衡的制度化先例。”以《救助办法》取代《收容办法》，从乙肝歧视到《公务员体检标准》的修订，“不是法律制度形成了社会生活，而是社会生活塑造了法律制度。”宪法权利中的挑战和政府的积极回应使宪法对行政制度规则真正发挥了制约作用，也使民间努力和政府改进通过宪法权利的维护推动了宪法实施，这也是“中国走向宪政的希望。” 3．借助于行政诉讼保护宪法权利。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诉讼制度，在侵犯宪法权利的案件中，维护宪法权利大部分都是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宪法权利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政府行为都有可能最终构成对宪法权利的侵害；二是行政权力本身的功能所决定的。我国是一个行政至上的传统国家，政府行为是“双刃剑”，一方面能促进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也容易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权利面临的侵害更多是行政权力的侵害；三是行政诉讼是为解决行政争议、审查行政行为而设置的机制，行政诉讼原本是解决行政法问题的，即只限于解决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争议，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合法权益，如宪法规定的平等权利、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等一般是不受行政诉讼救济和保障的，但由于保护公民的权利是行政诉讼的目的，通过行政诉讼保障公民宪法权利，已成为一个迫不得已的现实选择。公民权利不仅仅依赖行政权力去实现，还在行政诉讼的救济中实现，发挥人民法院在 行政诉讼中救济公民宪法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社会转型时期，有许多宪法权利行政法规范尚未来得及规定或与宪法权利规定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法规范就无法满足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社会需求。由于宪法权利规范具有普遍性、原则性和概括性，宪法权利规范进入司法领域，更有利于保护公民权利。现实生活中不断涌现的宪法权利案件，理应属于宪法诉讼，但由于制度欠缺，这些案件都通过行政诉讼案件的方式出现，行政诉讼就成为宪法权利保障的主要司法途径。行政诉讼是一种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也是公民权利的救济制度。行政诉讼程序为公民抵抗和防御来自公权力的侵害提供了制度保障，可以解决宪法诉讼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可以直接适用宪法权利规范来维护公民的一些被虚置的宪法权利。宪法实施需要借助于诉讼，诉讼是宪法实施的前提，诉讼使宪法获得了实施的通道。当然，行政诉讼对宪法适用是不完整的——如不能进行对立法的违宪审查，但是行政诉讼对于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的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也是不可或缺的，立足于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实现宪法权利规范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借助于行政诉讼来实现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 4．建立宪法权利的诉讼机制。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中出现的案例表明，正是社会转型和发展丰富了权利的内容，急剧变化的社会结构和纷繁复杂的利益冲突使人们将宪法的权利保障功能更多地寄希望于建立宪法权利直接实施的司法机制上。宪法司法实施的特点决定了宪法权利的诉讼机制保护权利的最终途径。宪法规范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由于立法的局限性，新的利益不断出现，权利难免落入法律规范的隙缝中，陷入正当利益没有法律规范依据的境地，新的利益不断出现，如在“禁摩”和“禁乞”的严厉行政措施下财产和乞讨难以获得合法的地位，宪法权利的直接实施无疑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漏。如果宪法能在司法诉讼中直接起到法的作用，成为处理行政争议和权力纠纷的最高标准，那么侵犯宪法权利的行政行为就能被纠正，宪法所保障的权利价值将因宪法的直接适用而得到落实。“权利救济之大端莫过于宪法救济。”㈣能只有宪法权利的诉讼机制才能充分保护权利，这是诉讼案件中权利的要求。“传统的宪法权利依赖于普通法来保障的方式也越来越不能适应要求，宪法权利的司法化、宪法权利的可诉性和直接效力也越来越成为时代关注的主题。”’ 中国有的是违宪行为，而缺的是有效的违宪审查。现行的违宪监督机制没有很好发挥作用，其原因在于启动违宪审查的国家机关没有对违宪审查的主动需求，一方面由于它们是违宪审查的对象，从权力的本性上拒绝接受审查，另一方面是它们不需要通过违宪审查来调整其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真正对违宪审查需求的是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受立法和行政侵犯时。公民对违宪审查的迫切需求。从广州孙志刚案引发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违宪审查到洛阳陈超案引发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违宪审查，从养路费诉讼引发对(公路管理条例》的违宪审查到“禁摩”事件引发对“禁摩”措施的地方政府文件的违宪审查等，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例中，由于没有违宪审查，不能从合宪性角度来判断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本身是否合宪，也不能从宪法原理角度判断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法律、法规是否合理，更不能从合宪性角度来判断行政权力的行使是否直接违宪。行政诉讼案例中，当事人要求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更要求行政行为所依据法律的合宪性，从行政诉讼到违宪审查，这是当事人宪法权利保障的必然要求

公益活动案例篇5

[关键词]公平分担规则;适用状况;适用条件;适用范围

[作者简介]杨秀朝,怀化广播电视大学法学副教授,法学硕士,湖南怀化418000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0-0099-05

2009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该条承继了《民法通则》第132条之规定。对《民法通则》第132条之规定,是“归责原则”还是“损害分担规则”,学术界和实务界有不同主张。但这些不同的主张多是从学理上进行分析,而缺乏对司法判决的分析与研究。所以,得出的结论难有说服力。为此,本人运用实地调研、网络检索等方法,收集了自1996年到2008年间涵盖北京、上海、江苏等19个省市区的77个中小学校、幼儿园的学生伤害事故案件,其中有5个案件的判决适用这一法律规范。本文以这5个案例为基础,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这一法律规范的属性及其在学生伤害事故中适用的基本规则。

一、《民法通则》第132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适用

本文所研究的5个案件,共9个判决,其中有7个判决适用《民法通则》第132条的规定,其判决理由以及判定学校分担的比率见表1。

二、《民法通则》第132条和《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法律属性

将《民法通则》第132条之规定称为“公平责任原则”,是我国学界的通说。但“公平责任原则”是否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我国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肯定说者认为,“公平责任原则”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性归责原则,理由主要有:第一,认为过错责任原则对加害人失之过“宽”,而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加害人失之过“严”,公平责任原则适得其中,可以调和当事人的利益,有助于保护被害人。第二,“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一般性归责原则有法律依据,即《民法通则》第132条和129条、133条的规定。

否定论者则认为,“公平责任原则”并不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性的归责原则。其理由主要有:(1)民法通则并没有规定“公平责任原则”就是一个归责原则;(2)“公平责任原则”调整的范围过小且不属于严格的侵权行为;(3)在实践中双方都无过错的损害纠纷并非一律适用这一规则。有的认为,将“公平责任原则”作为归责原则缺乏法律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集中体现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和第3款。其中第2款规定过错责任原则,第3款规定无过错责任,它不是“公平责任原则”的渊源。《民法通则》第132条,既不是“公平责任原则”的法律依据,也不是“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对象。它所解决的不是责任之基础问题,而是责任之分担问题。

笔者赞同“公平责任原则”不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性归责原则的观点,认为“公平责任原则”其实是在法律特定情形下,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共同分担损失的规则。其理由如下:

1、从本文研究的相关判决看,法院并没有把“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一般准则去评判行为人的行为,而是依据过错责任原则或者过错推定原则等,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评判和认定,得出“致害人没有过错,受害人也没有过错”的结论之后,才适应“公平责任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分担损失。

2、从判决所适用的称谓看,本书所研究的判例中,共有5个案件的7个判决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其中,仅1个判决称为“公平责任的法律归责原则”,其余的判决,有的称为“公平原则”,有的则直接表述为“应予适当补偿”、“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或“分担民事责任”。可见,我国司法实务也并没有普遍使用“公平责任原则”这一概念,更没有普遍将其视为归责原则。

3、从民法通则的法条分布情况看,规定归责原则的第106条是在第六章“民事责任”的第一节“一般规定”之中,该条第2、3款分别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公平责任原则”则是在第132条中规定,该条处在第六章第三节的具体民事责任之中。同样,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7条分别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而“公平责任原则”放在第24条以责任方式的形式加以规定。可见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在立法形式上并没有将“公平责任原则”作为归责原则对待。

4、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157条规定的内容看,“公平责任原则”之实质,在于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其中首先是各自的经济情况)共同分担损失,严格说来,已失去“责任”本来意义上的“制裁”含义。

可见,《民法通则》第132条和《侵权责任法》第24条所要解决的不是责任之基础问题,而是损失之分担问题,“公平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的称谓实在是名不副实;而如若称为“公平原则”,又容易与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公平原则相混淆。从法律概念的科学性而言,笔者主张称之为“公平分担规则”。

三、公平分担规则在学生伤害事故中适用的基本规则

1、学生伤害事故中公平分担规则的适用条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上述司法判决,公平分担规则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适用条件包括:

(1)学生在学校组织的教育活动中受到损害。从表1所列的判决理由看,不同的判决对学生参加学校的教育活动或公益性劳动,是属“为对方的利益进行活动”,还是属“为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有不同的认定。笔者认为,学校的教育活动、公益性劳动或校外活动等,应当是学生和学校的“共同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而不是学生“为学校提供劳务”或“为对方的利益”。正如严某诉上海市浦东新区某某学校案二审判决所认定的,“将严某参加搬课桌的行为定性为临时劳务工,并将学校作为受益人承担相应的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从判例看,适用公平分担规则的5个案件中有4个是学生在代表学校参加体育比赛、体育课、运动会和校内公益劳动中受伤。但在张某某诉北京某某大学、潘某案中,法院在不属于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的伤害事故中,对学校适用公平分担规则,显然是不适当地扩大了其适用范围。

(2)当事人均无过错。“当事人均无过错”,包

括加害人没有过错,受害人没有过错,第三人也没有过错。如果任何一方存在过错,就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3)损害事实与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有学者提出,“只有加害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存在因果关系,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并且,在受害人的损害是由多个原因造成时,加害人的行为必须为损害的主要、直接及必然原因,否则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第157条强调的是“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这里包含了因果关系的要求,但并未要求达到“必然因果关系”的程度。从判例看,上述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判决,法院都没有要求学校行为与学生损害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如严某诉上海市浦东新区某某学校案二审判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中民-[民]终字第2063号)对因果关系的认定:“通过审理,可以明确,严某自身存在疾病与外力作用是导致严某伤情发生的两个原因。其中外力作用是诱因。诱因在损害后果发生中的作用力虽然很小,但也是隐性的根本原因爆发成显性的损害后果不能小觑的因素。”在该案中,学生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劳动受到碰撞这一“外力”,只是“诱因”,对于损害的发生,是直接的、必要的,但并非“必然的”原因。所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因果关系条件,只需是直接的、必要的因果关系即可。

2、学生伤害事故中公平分担规则的适用范围。从实践司法看,适用公平分担规则的学生伤害事故主要有:

(1)学校体育活动中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从判例看,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适用公平分担规则较为普遍。本文所研究的5个适用公平分担规则的案件中,就有4个案件的5个判决来自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案件。

体育活动由于自身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在体育活动中就容易出现当事人都没有过错而又发生损害事实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是适用公平分担规则,还是适用“甘冒风险”规则,抑或两种规则可以并用,学术和实务中都存在分歧。有学者提出,在体育竞赛这种风险性项目中,适用风险自负原则,由于这种固有风险发生的伤害将由本人承担,不会将时间与成本花费在诉讼之上,若弃开风险自负原则而适用公平责任,则事故发生后必将伴随着诉讼之累。因此,适用风险自负原则较公平责任更符合经济原则。笔者认为,公平责任和“甘冒风险”规则是可以同时适用于同一案件的,因为:其一,从甘冒风险规则自身的演化历程看,“风险自负作为免责事由,伴随着由‘全责或全免’到过失相抵(责任分担)的损害赔偿模式。即其起用伊始,就发挥着只要适用风险自负,被告即全部免责,到目前大部分国家将其纳入过失相抵的范畴”。其二,二者的功能不同,“甘冒风险”作为抗辩事由,其功能在于减轻或者免除责任;而公平责任原则的功能则在于在当事人均无过错的情形下合理地分担损失。所以,在学校体育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可以以“甘冒风险”进行抗辩,以减轻或免除责任;法官也可以在确认“甘冒风险”成立的情况下,再根据公平责任原则,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担损失。其三,在司法实践中,有两者并用的判决。本文研究的判决中,有两个案件的终审判决既认定受害人的行为“属于自愿承担危险的行为”,又同时适用公平分担规则。

(2)学校组织的公益劳动、校外活动中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组织的公益劳动或校外活动同样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同样可能引发“当事人均无过错”的损害事实,而且学校的活动可能是损害的原因。因此,也存在公平责任原则适用的空间。如前引严某诉上海市浦东新区某某学校案,但该案一审判决认定“原告作为学生,其搬运课桌行为,为被告提供了一定的临时劳务,被告是相应的受益人”,显然不恰当。学校组织学生搬运课桌,应属公益性劳动,属学校教育活动的范畴,不宜定性为“临时劳务”。

基于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条件,不可抗力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不宜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在不可抗力造成学生伤害事故情形下,外在的客观因素是学校“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这一客观因素完全打断了事物发展的进程,是造成事故的唯一的原因。在这种情形下,学校行为与损害之间就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也就缺少了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要件。至于,如果学校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之后,因对学生救治不力,造成损害的不应有扩大或加重,则学校应当承担的是相应的过错责任,同样不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3、学生伤害事故中适用公平分担规则的基本内容。从以上法理和判例的分析,笔者认为,公平分担规则在学生伤害事故中适用,应当建立以“原因力比较”为基础的损失分担规则,合理分担受害人的损失。

第一步,分析各当事人的原因行为对于损害事实发生的原因力的大小,并通过原因力的比较,大致甄别出各当事人行为的原因力的主次及比例关系。

第二步,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当事人经济状况,包括当事人现有经济能力的实际状况和差距、受害人或受益人就该受损利益是否投有保险等因素,结合致害行为的性质、损害程度、损害利益的性质、损害对受害人的实际影响、损害与受益之间的联系、受益程度以及受损利益与受益利益的比较等因素,进行适当的调整,调整的幅度原则上不超过10%。

之所以主张以原因力比较为基础,而将经济状况只是作为调整的因素,是因为在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原因力比较相对于经济状况等其他因素较为客观,且具有可比性。所以,以此作为确定“分担损失”的具体数额的基础较为合理。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相对于学生家庭,学校的经济状况与支付能力一般都是处于优势地位,如果以经济状况作为主要的或者是基础性因素,会先入为主地让学校分担大部分损失,从而不合理地加重学校的负担。如严某诉上海市浦东新区某某学校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063号民事判决的认定:“通过审理,可以明确,严某自身存在疾病与外力作用是导致严某伤情发生的两个原因。其中外力作用是诱因。诱因在损害后果发生中的作用力虽然很小,但也是隐性的根本原因爆发成显性的损害后果不能小觑的因素。从这个层面上讲,学校组织的搬课桌行为作为严某伤情的外力诱因,也在损害后果的形成中占有一定的原因力比例。但是对于该原因力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程度,则应当是次要或者微小的。”既然外力作用只是诱因,而诱因在损害后果发生中的作用力很小,只是“在损害后果的形成中占有一定的原因力比例”,且“该原因力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程度,则应当是次要或者微小的”,根据这一描述,外力作用的原因力比例应当不超过20%。但法院却判定学校分担40%的损失。其分析与判断,前后脱节。虽然进行了原因力比较,但并没有以原因力比较的结果作为分担损失的基础和依据。让学校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为一个不能预见的偶然事件,承受24万余元的损失,学校在该案中的负担显然过重。

从表1看,在能够确定学校分担比率的4个案件中,有2个案件的终审判决判定学校分担60%。另2个案件分别判定学校分担30%和40%。但这些判决并未阐释确定损失分担比率的理由,从案件实际情况看,显然主要考虑“经济状况”,其主观随意性较大。所以,笔者主张,在原因力比较基础上,依据当事人经济状况等因素的调整,其幅度原则上不超过10%。

[参考文献]

[1]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扬立新,侵权法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3]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5]谭晓玉,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公益活动案例篇6

首先，我代表省计委对各位领导、与会同志和新闻界的各位朋友，长期以来对价格工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省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管理条例》新闻会，颁布实施《*省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管理条例》，这是我省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省价格管理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省价格鉴证工作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各级价格部门是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主管部门，《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规范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维护国家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加强廉政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组织好《条例》的贯彻实施。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我省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管理条例的颁布，是落实和加强法制建设的需要

涉案物品价格鉴证工作是司法、执法程序在价格领域的延伸，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价格鉴证机构接受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仲裁机构的委托，对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所涉及的各类有形物品进行价格鉴定、认证和评估，出具的价格鉴证结论是量刑、执法、办案的依据，其客观性、严肃性、政策性、公益性、时限性和保密性极高，与一般社会中介机构开展的评估业务有所不同，它是一项重要国家职能的延伸和补充。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新形势下，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海关和仲裁机构在办理案件和行政执法过程中，所涉及需要确认价格的有形、无形资产日趋增多，如何合法、科学、公正、效率地对这些资产即涉案物品进行价格鉴证，为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仲裁机构公正办理案件过程中认定涉案物品价格的依据，保护国家财产，维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对涉案物品的价格鉴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年10月13日，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下发了《关于规范价格鉴证机构管理意见的通知》，明确我国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不实行市场化管理，各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设立的价格认证中心是各类涉案物品价格鉴证机构的唯一合法机构，其他社会评估机构不得涉足涉案物品价格鉴证领域。这一规定，对规范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作了质的定性。为贯彻落实这一精神，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在转发《关于规范价格鉴证机构管理意见》文件时，征询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的意见，并作了七个方面的补充规定。在实践上，为《条例》的颁布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多头鉴证、重复鉴证、人情鉴证、金钱鉴证等现象早已不是新鲜事了；部分社会中介机构仍然介入涉案物品价格鉴证领域，为了经济利益对涉案物品随意估价，鉴证结论可信度不高；有的对涉案物品随意委托甚至自己定价，自己处理、自己购买，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难以避免人情鉴证和行政干预。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影响到罪与非罪的判定和“量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到维护国家利益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颁布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法律主体权利义务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对规范价格鉴证工作，杜绝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中的不法行为十分重要。

二、要深刻领会，全面掌握《条例》的精神实质

（一）重点把握好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的概念。《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涉案物品价格鉴证是指：涉案物品价格鉴证机构接受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仲裁机构的委托，对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所涉及的各类有形物品进行的鉴定、认证和评估”。涉案物品价格鉴证起步于刑事案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到刑事、民事、行政和仲裁、行政执法等各类案件的价格鉴证，涉案标的物已经演变为小到生活用品，大到各类生产生活资料、房地产、建筑工程和各类无形资产及服务收费。价格鉴证管理条例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引入“涉案物品”概念，并对“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作出了确切定义，简单明确、符合实际，不仅解决了价格鉴证实践中的众多难题，而且对全省价格鉴证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重点把握好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的范围。由于国家对什么样的涉案物品应当鉴证，什么样的涉案物品不必鉴证没有明确规定，因而，未经价格鉴证擅自低价处理涉案物品，造成国家、当事人财产损失，或扩大鉴证范围，增加当事人经济负担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破产企业以假破产来逃避债务，银行大量贷款难于收回，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为此，《条例》明确了对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所涉及的各类有形物品进行价格鉴定、认证和评估的范围。同时，还对涉案物品价格鉴证委托机关、案件当事人如对鉴证结论持有异议，赋予了向原鉴证机构或有关机关提出（申请）补充鉴证或复核裁定的权力。其宗旨是维护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的客观公正，有效防止国家、法人和公民资产损失，防止执法腐败和办案量刑不公。

（三）重点把握好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的管理体制。多年来，我省涉案物品价格鉴证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公益性鉴证和经营性中介评估界线不清，分工不明；二是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管理与国有资产、企业资产及机械设备、房地产、土地等评估的行业管理职责交叉重叠，致使一些国有资产或某行业的涉案资产排除于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之外。这种标准不统一、程序不规范的局面必然影响办案质量和公正司法。为此，《条例》将适用范围界定为“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涉案物品价格鉴证活动，适用本条例”，同时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监督管理工作”。对执业机构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统一了全省涉案物品价格鉴证工作归口管理问题和机构执业问题，这可以有效地克服部门利益，防止行业保护等不公正行为。

（四）重点把握好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的法律责任。《条例》明确对委托没有价格鉴证资质的机构进行价格鉴证的，由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明确了故意提供虚假材料导致价格鉴证结论失实和不具备涉案物品价格鉴证资质的机构或者不具备涉案物品价格鉴证资格的人员从事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的法律责任。更重要的是本着权力与责任对等原则，详细规定了价格主管部门、价格鉴证机构以及价格鉴证人员应负的法律责任。总的看，《条例》责任明确，可操作性强，为贯彻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价格主管部门要带头执行好《条例》

价格部门作为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的行政主管部门，对贯彻执行《条例》负有重要责任。我们要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省人大的监督下，认真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

第一，要采取多种形式搞好《条例》的宣传教育活动。今后每年要搞一次宣传活动，不断提高贯彻落实《条例》的自觉性。全省从事价格鉴证的工作人员要利用一定的时间学习好《条例》，并通过培训等多种方式，领会基本精神，掌握基本原则，提高依法鉴证的法纪观念和业务能力。同时也真诚地请各新闻单位、宣传部门，通过多种方式，对《条例》的贯彻实施及时的宣传、报导，表扬先进典型，批评纠正违法违规问题，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第二，要严格执行《条例》对价格鉴证机构和价格鉴证人员规定的法律责任。按照《条例》要求，“从事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的人员，应当取得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发的价格鉴证资格证书”。涉案物品价格鉴证机构和人员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并依法承担质证义务；不得泄露涉案秘密；不得利用职权影响价格鉴证工作公正进行；不得出具不真实的价格鉴证结论；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涉案物品价格鉴证机构执业，不得以个人名义接受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业务。对违反《条例》规定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参与影响价格鉴证工作正常进行的活动，作出虚假结论的；工作不负责任造成鉴证结论失实，或者不在法定或约定的时限内进行鉴证而影响办案的，不仅其鉴证结论无效，涉案物品价格鉴证机构还要退回收取的价格鉴证费用，并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其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要依据《条例》规定，抓紧制定《*省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等相关配套制度，以促使《条例》能够真正得到落实。对继续非法从事涉案物品价格鉴证业务的进行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各种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典型案例要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第四，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把《条例》的颁布实施作为工作动力，政策上予以倾斜、经济上予以支持，加强价格鉴证机构建设，改善办公条件，增加价格鉴证设备资金的投入，提高价格鉴证科技含量，进一步落实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印发〈*省规范化价格认证中心考核评分标准〉的通知》要求，在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上下功夫，充分发挥专业人才在关键岗位上的作用。每个价格鉴证机构从业人员不得少于5人，具有注册价格鉴证师的人员不少于2人。逐步建立计算机网络建设，全面提升我省鉴证水平和服务质量。

《条例》的颁布实施，是省委、省政府、省人大重视涉案物品价格鉴证工作的结果，我们企盼各有关部门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共同贯彻落实好《条例》。一是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仲裁等部门的联系，互相支持、互相协调、各司其职，共同实施好《条例》；二是要以《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对与《条例》不一致的内容要进行修改，相抵触的规定要坚决停止执行；三是各级价格鉴证机构出具的价格鉴证结论经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判定之后，有关部门应予认可，据此办理产权登记、过户、备案等有关手续和作为征收税费、帐务处理的依据；四是未经价格鉴证机构进行价格鉴证的物品，不得拍卖、变卖或者采用其他方式处理。

可以相信，有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指导，有各有关部门的密切支持配合，有从事价格鉴证工作同志的努力，有新闻界的支持，我省涉案物品价格鉴证工作一定会沿着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不断前进，为我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公益活动案例篇7

一、案例教学与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培养的关系

(一)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的基本特征

1.具备以五优五强 为标志的公共管理基本素质

公共管理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大力发展农村公共管理，提供农村公共服务，关键在于人才建设，要努力培养一大批热爱农村管理、热心农村公共事业，有创新意识和服务精神的卓越农村人才。在农村从事公共管理工作，环境条件艰苦，个人待遇偏低，工作难度较大，需要有长期艰苦奋斗的顽强作风、不怕困难的思想准备、不计名利的精神境界，要牢固树立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三农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因此，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总的素质要求，就是要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具备五种优秀品质和五种超强本领。

五优，即在意志、品德、知识、能力、责任等方面，具备信念坚、品德优、知识丰、本领硬、责任重五种优秀品质。 五强，即在服务 三农 实践中具有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带得动五种超强本领。 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应是在服务三农 过程中能够带领农民致富、带动农业做强、带动农村发展，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五优五强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2.具备判、守、写、说、做 五项基本的公共管理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生命线。 公共管理是以追求公共利益为目标，以公共事务和公众服务为对象，以公共性、非营利性、公共资源效率等为基本价值标准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作为三农 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促进农业增效、帮助农民增收、推动农村繁荣过程中，应在判、守、写、说、做 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公共管理专业能力，即公共利益价值判断能力、公共程序公正性执守能力、公务文书撰写能力、公共政策表述能力、具体行政行为执行能力等五项基本的公共管理专业能力。

(二)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案例教学法最早由在医学、工程技术学、法学等教学实践性强的学科发展起来，然后逐渐扩散到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被广泛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在公共管理领域应广泛开展案例教学，这已成为国内外公共管理学界近年来的共识。 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过程中，通过模拟公共管理情境或重现公共管理现实场景的方式，让学生置身于仿真的公共管理环境之中，有利于其加深对公共管理的理解，提高公共管理专业能力和培养公共管理素养。

1.激发学生服务三农的社会责任感

农村公共管理环境的艰苦性、三农 问题的复杂性、城乡差异的现实性等等，使得广大青年学生不愿到农村任职和工作，导致农村各类人才，包括公共管理类卓越人才缺失严重。 实际上，大学生对农村公共管理的认识是模糊的、抽象的或刻板化的。 通过大量的农村公共管理案例的运用，可以使大学生对其更加清晰化、具体化和丰富化，从而增进大学生对服务三农 的社会责任认知。在大量的案例分析中，可以通过对天下为公 等公共管理精神的渲染，诱发学生服务三农 的社会责任意识，也可以通过让学生解决复杂疑难问题从而发现自我价值感，激发学生投身于农村公共管理的建功立业的豪情。

2.培养学生卓越的公共管理专业能力

理论知识不扎实、社会经验不丰富和实践机会很稀少，是公共管理类大学生专业能力提升的瓶颈。 案例教学是当前快捷而有效地培养和提升学生公共管理专业能力的途径。 通过案例教学，可以使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能够在鲜活具体的公共管理案例中活学活用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在细致入微、条陈缕析中，提升学生的公共利益价值判断能力;在运用公共管理理论、原理、规程等过程中，强化学生的公共程序公正性执守能力;在激烈的讨论和交锋中，提升学生的公共政策表达能力;在对具体公共管理问题的分析和处理中，培养学生的公务文书撰写能力和具体行政行为执行能力等基本的公共管理专业能力。

二、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培养中的实施及成效

在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需要摈弃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独唱式 教学方式，消除学生学习上的怠倦感、乏味感和教师教学上的无力感。 这就需要积极探索以提高学生课堂抬头率，增强学生课堂参与率，提升教学效果为目标的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案例教学法在多学科领域的成功实践经验表明，其已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2]。 在农林类院校公共管理教学中，应鼓励教师围绕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培养的需要，根据课程教学内容需要采用多种类型的教学案例，积极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案例教学方式，通过案例教学将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问题呈现出来，活跃课堂气氛，强化教学互动，优化教学效果。

(一)建构三位一体的案例教学体系

课程建设、系列教材、案例库建设是案例教学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 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案例教学体系。 湖南农业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加强公共管理案例教学课程群建设加强案例教学课程建设，是避免案例教学的偶然性、即兴化 和点缀化 的必然要求，是发挥案例教学在人才能力培育中的作用和功能的根本举措，是长期有效推进案例教学法的可靠依托。 湖南农业大学结合中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实际问题，紧跟时展步伐，创建了一批案例教学示范课程，如市政学、公共管理基础、 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学、公共事业管理 等课程。这些课程主要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并形成了公共管理案例教学课程群。 目前这些课程多数已申请校院精品课程、网络课程、慕课等建设项目的立项。 公共管理案例教学课程群的形成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为案例教学在其他课程中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2.推动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系列教材的建设

教材是承载教学内容、体现教学方法及开展教育教学的物质载体和基本工具。 公共管理案例教材建设是推动公共管理类专业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全面推进综合素质教育，培养卓越农林人才的重要保证。 加强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系列教材建设，既是案例教学法得以坚持和贯彻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公共管理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 湖南农业大学结合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林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组织教师编著导引与案例 系列教材。 依托学校优势和专业特点，湖南农业大学已编著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了《 案例教学论》、《市政学导引与案例》、《公共事业管理学导引与案例》、《公共政策学导引与案例》、《湖南省公共管理硕士案例大赛优秀案例集》 等有关案例教学的著作和教材，即将出版的教材有《公共管理基础导引与案例》、《公共危机管理导引与案例》、《农村公共组织学导引与案例》、《县乡政府管理导引与案例》、《农村社会管理导引与案例》等。 这一系列教材的出版，初步建成了案例教学教材体系。

3.搭建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支撑平台

案例教学的长期有效开展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支撑体系。 结合大数据技术、网络信息技术建构的案例库及案例中心网站、网络案例平台，是进行案例教学的核心支撑平台;专门的案例教室和案例讨论室则为案例教学的开展提供了独立可靠的空间。 湖南农业大学建立了公共管理案例库和案例中心网站。 通过组织教师和学生利用社会调查的方式原创或搜集二手素材编写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教学案例，已建成了具有 300 余个教学案例的案例库。 其中，原创案例《猪漂黄浦江的痛与思》还入选了全国公共管理教学案例库。 通过案例中心网站使用、结合信息化技术，不断更新和丰富案例教学内容，实现师生教学的有效互动。 湖南农业大学还建设了 1 个大型的案例教室和 2 个案例讨论室，为案例教学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二)采用卓有成效的案例教学方法体系

1.案例编选标准化

案例教学不是举例教学，即不仅仅是在教学过程中列举或呈现某个公共管理的实例，而是每个教学案例应具备培养和训练学生 判、守、写、说、做等公共管理专业能力的功能。 这就要求在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实践中有针对性地编选案例，以便有效施教、有效育才。 案例编选标准化是有效的案例教学方法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 总的来说，一个有效的教学案例应体现4 个 1+[3]，如表1 所示。

2.互动方式多维化

良好的教学互动是开展案例教学的有效途径。 多样化的互动方式，是丰富课堂教学、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的有效方式。 在案例教学实践中，可根据教学内容安排和实现教学目的的需要，灵活运用三种互动方式。

(1) 教师主导式。 这种案例教学模式是由教师主导案例教学过程，辅以多向师生互动讨论。教师课前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及教学目的的需要，编选合适的教学案例，准备教学场景和设计教学流程;在课堂上由教师讲授和展示案例材料，描述案例冲突和关键问题，提出多种可能的决策方案，采用设问的方式，征询学生意见，组织和引导学生对各种意见进行质疑、讨论和总结，达到醇化公共管理知识以及提高分析和处理问题能力的目的。 这种案例教学模式适用于课时有限的教学内容，宜采用小微案例。

(2) 学生表演式。 这种案例教学模式也可称之为角色扮演式。 通过模拟案例情境，由学生分组扮演案例涉及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各方利益表达和决策。 这种方式可以通过仿真的形式再现案例故事，让学生身临其境，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提升处理公共管理问题的能力。 学生表演式案例教学模式要求课前准备充分、学生参与度高、形式生动活泼，如果组织运用得当，教学效果非常显著。在这种案例教学模式中，教师貌似沦为配角，但其作用仍非常关键，主要是做好课前准备，组织案例演示实施，帮助学生理解相关知识。

(3) 分组辩论式。 这种案例教学模式首先是由教师对案例的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其次是通过随机分组的方式，各组在内部进行充分的观点表达和意见沟通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各组统一的观点;再次，各组选派代表逐一表达观点，在此过程中穿插各组间相互提问、质疑、答辩。 教师的主要作用就是组织辩论，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总结、归纳出关键问题，引导案例讨论的方向，进而使同学们在相互交锋中逐步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共同找寻所讨论的公共管理问题可能的解决之道。

3.教学流程合理化

整个案例教学过程是由诸多环节构成的复杂流程控制过程，而案例教学的有效开展和实施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流程控制。 成熟、稳定的案例教学流程主要包括课前案例教学准备、课中案例教学实施和课后案例教学追踪等三大关键环节。

(1)课前案例教学准备。 主要包括：一是课程案例教学计划与大纲的制定。 课程组事先通过深入而充分的讨论，确定某门课程在多大程度上采用案例教学、哪些环节和内容采用案例教学及案例教学课时数等。 二是教学案例的编选。 根据课程教学内容来确定原创教学案例、改写教学案例或引用成熟案例。 在当前公共管理案例匮乏的情况下，鼓励教师原创或改写案例。 当然，在经过多轮案例教学的积累或国内已有比较成熟而丰富的案例的情况下，案例编选环节可简化为教师只需根据编选标准为相关教学内容找到合适的教学案例。 三是案例教学设计。 主要是教师要事先吃透教学案例，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或状态，掌握教学方式方法的设计，做好教学场景和基本条件的准备等。

(2)课中案例教学实施。 课堂教学是案例教学的中心环节，是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得以完成的关键所在。 在案例教学实施中，需要巧妙采用教学方式方法。 案例教学方法不同于传统的 授课方法，教师要树立学生主体、教师主导 的教学理念，既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要注意教师主导作用，引导而不干预，介绍案情要含而不露，不亮观点，不作提示，同时要发挥案例教学组织者的作用，保证讨论不偏离主题和有序推进，避免学生讨论信马由缰、天马行空。 教师还要在课堂中及时进行总结和点评，结合相关公共管理理论和原理进行画龙点睛，对学生的新思路、新观点和新见解予以及时的肯定和鼓励

(3)课后案例教学追踪。 主要包括：一是检查作业和课外辅导。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课外作业完成的质量可以真正反映学生是否掌握了相关理论和知识。 在案例教学中，课堂教学教师可能只是提示了相关案例问题，但是对于案例的深入研究和延伸思考都需要学生在课外完成。 对于学生完成的作业情况，教师要及时检查和评价，帮助学生改善和提升其研究分析能力。 二是案例教学反馈。 案例教学要安排反馈环节和设置反馈渠道，教师要及时了解和掌握案例教学效果。 三是撰写教学后记。 案例教学结束后，授课教师、助教及课程组任课教师一起进行讨论和思考，撰写教学后记，以进一步改进案例教学的效果。

(三)开展影响广泛的案例教学竞赛活动教学竞赛是提高案例教学质量、加强案例教学交流和推广案例教学方式的重要途径。 为了在公共管理专业学生能力培养过程中积极推进和推广案例教学的应用，湖南农业大学在内部开展了课程间的教学竞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在此基础上，2015 年，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支持下，由湖南农业大学承办、《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协办的湖南省首届高校公共管理(MPA)案例大赛在湖南农业大学隆重举行。 大赛共吸引了来自省内 9 所高校的 15 支参赛队百余名研究生参赛。 来自全国 MPA 教指委委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省外兄弟公共管理学院以及湖南省直机关的 22 位专家领导受邀担任大赛评委。 大赛展示了湖南省公共管理学科风采，搭建了公共管理案例交流分析平台，开创了湖南省公共管理案例分析展示的新模式，极大促进了湖南省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高了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此次大赛获得了国内高校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中国行政管理》杂志、《湖南日报》、MPA 教指委官网、红网、凤凰网、各大高校网站等媒体均进行了深度报道，为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的推广应用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6]。 在 2015 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2016 年湖南农业大学举办了第二届湖南省高校公共管理(MPA)案例大赛，再次获得了广泛关注。 湖南农业大学在公共管理案例教学中的实践经验也获得了广泛赞誉。

三、持续推进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培养案例教学的路径

(一)促进理念创新理念是行为的先导。 要推进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必须在理念上进行创新和革命。 首先是要充分重视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和功能，要促成教师教学理念的变革，使教学方法由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授课为主转变为以教学互动的案例教学为主，将案例教学作为公共管理课程的主要教学方法。 二是将能力培养的理念渗透到案例教学的各个方面。 在案例的编选、案例教学的实施及案例教学总结与评价等环节，都要着眼于学生服务三农的精神及判、守、写、说、做等卓越专业能力的孵化，致力于 五优五强公共管理类卓越农村人才的培养。 三是诱导学生学习理念的变革。 通过大量的案例教学，优化学生的学习环境，促成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以案例分析为主的学习方式，增强其主动学习意识和自我培养、自我训练、自我发展的学习理念。

(二)强化师资队伍教师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案例教学的有效实施需要有一支既掌握了案例教学基本方法和技巧，同时又具备丰富的公共管理实践经历和经验，能有效掌控案例教学课堂的教师队伍。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是长期而广泛开展案例教学的必然要求。 师资队伍建设的途径，首先是促进教师积极参加案例教学的师资培训活动。 通过请进来，走出去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多种方式的师资培训。 请进来，即以邀请校外著名的案例教学名师和专家进校开展案例教学培训、讲座或示范教学等形式进行师资培训。 走出去，即鼓励教师有针对性地参加国内的师资培训活动，如全国 MPA 教指委开展的各种教学与案例教学研讨会，专门的案例教学师资培训班等。 其次，加强与兄弟院校的交流与合作。 通过国内访学、短期交流、参观学习等形式，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成功开展案例教学的院校进行学习和交流，加强院校间的经验学习与分享。 再次，加强校府合作，实现校府之间的双向交流和互动。 一方面，选派教师到公共管理实践部门挂职锻炼，开阔教师的视野，增进教师对公共管理的实践的了解，增长和积累丰富的公共管理经验，另一方面，邀请具有一定理论功底的公共管理实践部门的领导干部到校授课，开展案例教学，扩大案例教学的师资队伍。

公益活动案例篇8

关键词：企业分配方案 内幕交易

一、引言

证监会2103年前10个月调查内幕交易案件158起，立案67起，统计显示内幕交易主要集中发生于三个敏感时段，即重组预案、财务报告披露和高送转预案之前。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和较低的违规成本，我国证券市场上频繁出现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谋利以及操纵市场等非法活动。本文关注于高送转环节的内幕交易，所谓高送转， 指大比例送红股或大比例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分配行为，一般认为每10股送转5股以上（含5股）为高送转。派送红股和转增股本虽然在概念和性质上不同， 但都能起到扩大股本、降低股价的作用，市场上往往将两者加总后统称为送转。高送转被视为企业高成长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送转后股价大幅度下降、股票的流动性度大幅提高，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被视为利好消息，每年都会展开一番大幅炒作行情。但是，投资者发现，在公司公布高送转方案之时，股票已经上涨一段时间、股价也上涨了很大幅度，再参与风险已经很高，很可能这一利好信息早以被市场上知情人知晓并利用。由于公司公司内部人与普通投资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内部人很容易利用内幕信息获利或与他人合谋获利。因此，研究高送转分配方案公告前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及其严重程度，一方面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地掌握高送转对股价的影响模式，提高投资者的信息甄别能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监管层提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

二、文献综述

上市公司送转股政策对股价、公司价值的影响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Fama、Fisher等（1969）对股票分割的价格效应进行研究，发现股票分割总是伴随着股价的上涨，他们认为这是由于股票分割向市场传播了企业未来良好发展前景的信息；Grinblatt、Masulis等（1984）发现在股票分拆和股票股利的公告日和除权日，股价均有显著的正超额收益；Banker、Das等（1993）将样本分为高的股利发放组和低的股利发放组，发现高股利组公告产生正的异常收益，而低股利发放组公告会产生负的异常收益。俞乔、程滢（2001）研究表明，现金股利所引起的股价异常收益显著小于股票股利和混合股利，股票股利是更受市场欢迎；陈珠明、史余森（2010）研究高送转股票的财富效应，发现上市公司在公告分红预案前5个交易日内，高送转股票会出现显著正的超额收益。在内幕交易研究方面，晏艳阳、赵大玮（2006）以股权分置改革中的试点公司为样本，进行了累积超常收益率的波动分析、相对交易量的变化分析、公告效应和内幕交易效应的分析，发现这几个指标都表明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内幕交易行为；唐齐鸣（2009）基于公司治理视角来研究我国股票市场上的非法内幕交易行为，认为内幕交易能够获得超额收益。将内幕交易与股利分配联系起来的文献不多，Keown 和Pinkerton（1981）研究发现，样本公司股价上涨总幅度的40%-50%出现在信息公告前，并据此推断内幕交易的普遍性；A.Bris（2000）研究了收购中的内幕交易，在剔除了各种影响因素后发现内幕交易掠取了收购总收益中的较大比例。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方法，选取沪深两市A股市场高送转方案的公司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对高送转预案公告前后股票异常收益变化情况进行检验，据此推测我国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存在性及其严重程度，以期对我国内幕交易监管政策提供证据，同时还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理解上市公司高送转公告的市场效应。

三、研究设计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事件窗口[-30，30]内日平均超额收益率（AR）的分析，T检验发现样本的AR、CAR显著异于零。样本在事件窗内的日平均超额收益率的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出，日平均超额收益在高送转公告前20日开始已显著不为零，且呈递增趋势直到高送转公告日止。在事件公告前1天到公告后1天，AR大幅下跌，超额收益快速下降，说明信息在市场快速扩散。从公告日后第3日AR开始趋于平稳，说明此时改送转信息已经不能取得超额收益。

2.事件窗口[-30，30]内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的分析，样本在窗口期[-30，30]的累积超额收益分析结如。图 2、图3 所示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在信息披露日之前20天就有了明显的反应，然后呈上升趋势直到事件披露日后3 天，才趋于平稳。这说明在高送转信息公布之前，已有人获悉相关信息，并以此来获得超额收益，所以高送转分配方案过程中存在内幕交易。

3.公告效应和内幕交易效应的计算和分析，前面的计算结果汇总得到下面指标，CAR（0，1） =6.3776 ，CAR（-30，1） =63.4224 ，CAR（-30，-1） =57.0447 ，MaxCARt =78.0391，则公告效应= CAR（0，1） / MaxCARt = 0.10056 ；内幕效应= CAR（-30，1） / MaxCARt = 0.73098。出公告效应的比例为0.10056，说明高送转公告信息公开披露对价格变动的影响很小，内幕交易存在的可能性很大。内幕交易效应为0.73098，说明股价上涨总幅度的73.098%发生在信息披露日之前，而Keown（1981）的研究发现信息披露日之前的累积超常收益率的数值占整个事件期的40%～50%，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在高送转分配方案公告前中存在更严重的内幕交易行为。

五、结论

本文用日平均超额收益、累积超额收益、公告效应和内幕交易效应4个指标对我国股票市场高送转方案前的内幕交易活动进行研究，发现在事件披露日20多天前，样本公司的AR及 CAR 已显著不为零；公告当天即随后1天的累计收益占高送转事件的累计超额收益比例（即公告效应）很小，约为10%；而公告之前的累计收益占高送转事件的累计超额收益比例（即内幕交易效应）高达73.098%。上述指标分析结果均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在高送转分配方案过程中存在非常严重的内幕交易行为。从证监会调查立案和查处的案例看，确实在上市公司高送转方案公告前，相关信息已经通过公司高及其亲友等渠道为内幕人士所知悉。投资者应密切关注这些高送转公司在方案公告前的走势，如果涨幅相比指数已经很大，说明内幕人士已经提前买入并获利，买入的风险会非常大。监管部门对于高送转公司的信息披露应该加强监管，可以要求有高送转方案的公司在预案形成之后立即向市场披露，减少知情人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部对称。

参考文献：

[1]Fama E F，Fisher L，Jensen M C，Roll R.The adjustment of stock prices to new information [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69，10（1）：1-21

[2]Grinblatt M S，Masulis R W，Titman S.The valuation effects of stock splits and stock dividend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4，13（04）：461-490

[3]张新，祝红梅.内幕交易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3（04）

[4]晏艳阳，赵大玮.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中内幕交易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6（4）

[5]俞乔，程滢.我国公司红利政策与股市波动[J].经济研究，2001（4）：32-40

[6]陆正华.创业板公司“高送转”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J].财会月刊，2010（9）：41-44

[7]简志豪，内幕交易的经济学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0（4）：29-32

[8]陈珠明，史余森.高送转股票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