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发言稿范文

时间:2023-03-04 12:30:32

公益发言稿

公益发言稿范文第1篇

新世界到底是一家做什么的企业?卖百货、开酒店、建房屋、修机场甚至研发芯片,让人一时难以准确概括。难道郑家纯真的精通这么多行业?他是否整天疲于奔命?他是否完全放心将业务交给家族以外的人管理?钱对于郑家纯这种超级富豪而言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奇怪的是,在信息业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一连串问题通过各种渠道竟难以获得解答。事实上,媒体上关于郑家纯的报道很少,仅有的一些多是他在公开场合的言谈和举止。某中央媒体一位资深记者甚至说,他驻港多年,见过一大群香港超级富豪,但就是无缘采访郑家纯。

2005年1月27日,在北京京广新世界饭店,郑家纯特地安排一下午的时间,接受了《经济》杂志的专访。尽管那是他的“地盘”,郑家纯却相当谦和。

一件黄褐色的桃花领毛衣,一条深色的休闲西裤,一双有些陈旧的皮鞋,郑家纯就像在家里一样。经他提议,采访也从一张大会议桌移到了客厅里松软的沙发上进行。

郑家纯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是第十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15名副主任之一。作为一名商人,他要不停地为新世界演算“投资与回报”,而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建言献策。

每一次参加两会,郑家纯发言不算多,因为“不标准的普通话可能会词不达义”,但他都准备一摞书面发言稿,比如前几次提出的“提高政府系统的办事效率”、“人才训练”、“重视初级教育”及“CEPA的相关配套措施”等。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协全国十届委员会三次会议,郑家纯说他已有所准备,至于提案,他声称“尚未考虑成熟,还不便透露”。

对于在内地的“亲情化”投资,郑家纯颇为赞同“有一颗中国心”的说法。2004年2月,在《基本法》颁布14周年之际,郑家纯重温“一国两制”时还对媒体说,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6月提出的“港人治港”的前提应是“爱国爱港”,这也是香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颇有意思的是,一个拥有10多家大型百货商场的人,竟然不喜欢去商场购物,因为“会感到头晕”,但他却又不定期地到各商场“微服私访”,查看货架摆放的稀疏程度、顾客的消费倾向以及售货员的服务质量等,当然,这是他的管理手段之一。

今年59岁的郑家纯面色红润,目光炯炯有神,言谈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一句“普通话讲得不好,请谅解”作为开场白,然后是“想知道我和新世界什么,就随便问吧”,长达两个半小时的采访就像拉家常一样。

迟七八年投资会更好

《经济》:从1980年投资广州中国大饭店开始,经你签订的内地项目数以百计,新世界也逐渐遍布全国,您是如何看待这20多年的投资历程的?

郑家纯:从介入广东的基建和房地产开始,新世界在内地有投资的地区已经超过20个省市,现在投进去的现金已经超过了500亿元,今后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投资在内地的决定是对的,但是时机还是早了一些,如果我差不多迟七八年投资的话,可能会更好。

在10多前,内地的投资制度还很不健全,会计制度与世界也不接轨,投资缺乏保障,所以可以讲,我们有一部分投资靠的是人事上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有风险的,我吃过不少亏,这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经过七八年的发展,内地的经济制度走上正轨了,现在虽然也不可以跟香港、以及欧美国家比较,但比以前好得多,也更加有保障了。我们的业务状况跟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中国发展得好,我们也好,我们赚钱的前提是中国富强。

《经济》:这是否意味着,今后几年中新世界还会在内地大规模投资?

郑家纯:我当然会大规模投资,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投资的一些不好的项目在慢慢地解决问题了,投资好的项目在慢慢地回收了,加上这一轮宏观调控是有利的,排除了一些干扰经济发展的因素,所以我将来在内地的投资会更加大,但也要看当地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它如果给我帮助和支持,我会继续大量投资的。

《经济》:您是否还预示着,新世界今后还会在投资领域上拓宽,并进入一些未曾踏足过的地区?

郑家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管理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地域实在太广阔了。在我已经有管理机构的地区,投资有一定把握了,我还会增加投资;同时我会在新的地区建立我自己的管理体系,然后在这个地区投资。当然,在有我的管理人才或者办事处的地方继续加大投资,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我觉得在中国经营企业,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弄不好投资就浪费了。在内地有几个这样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管理不到。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在内地的投资一定要看我自己是否管理得好,不然好的投资项目也会亏损的。

投资内地永不言悔

《经济》:新世界在内地投资这么多,你最满意的项目是哪些?

郑家纯:我觉得成功的项目有几个,基建方面的是珠江电厂、广州北环路改造等,房地产方面是北京崇文门的旧城改造。七八年前,我去崇文区,看见那里的住房破破烂烂,为什么不改造呢?一方面通过改造,建起新楼房,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通过这个方式又可以有一个合理的回报。在初期不太顺利,法规不太完善,我们也没有经验,投资的回报是很少的,我们慢慢地积累经验,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成本,现在崇文门的那些楼房盖起来了,卖得也不错,投资的回报也慢慢好起来了。武汉的常青花园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一个安居工程。安居工程本来是香港的概念,我们第一个引进内地,就是通过我们的投资,使得贫困人口的居住水平得以提高。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经济》:你在内地最不快乐的事情,也就是失败的项目,能否说说?

郑家纯:都有好几个,发达地区也有,落后地区也有,就是因为太相信人了,被人家骗了。一些不讲理的生意人,可能双方做事的方式不太一样,很多时候都不太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则。另外还有当地政府的原因,比如我跟这一任官员签订的协议,下一届政府可能又会增加一些条件,甚至完全变卦,一些关键性的文件也很不相符了。

我在进入内地一些项目时,很多情况是无法知道的,所以吃亏的地方也很多。现在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有少量的在商讨,有的吃亏的项目拿回来了一部分,有的可能完全拿不回来,也有的可能全部拿回来。当然现在大问题是没有,因为我有很多年的投资经验,我懂得怎样去规避风险,怎样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经济》:那您在内地的投资成功率又有多高?什么样的项目才算是成功的?

郑家纯:成功的项目至少一半,我讲的成功项目,并不一定都是要赚到钱。比如项目本身不好赚钱,根据合同亏了钱,我完全没有怨言,我仍然当作是成功的。比如说崇文区的旧城改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赚到钱,本钱也远没拿回来,但我还要投几十个亿。为什么我说很成功?因为每次去崇文门看,新楼盖起来了,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我心里很高兴,这也是一种成功。我也觉得,过几年我一定会把这钱赚回来,我很有信心。

当然,赚钱是一个好项目的最直接的标准,但每一个项目至少得经过四五年这样的一个过程,四五年中发生的变化可能不同,如果这个过程很令人开心,这就应该是一个成功的项目,可能没赚到钱,但却赚到良好的声誉,这可能更为重要。

在内地的投资,我希望有一个合理的回报,但我并不是今天签订的项目,明天赚钱就拿回香港,而是希望在内地再投资,回报当地。

管理建立在信任之上

《经济》:新世界在香港、内地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有投资,地域如此之广,行业跨度又如此之大,要管这么多人、这么多事,您是否常常疲惫不堪?新世界建立的是怎样一套管理机制?

郑家纯:你看我是不是精神不错?我用分区管理的办法,将权力下放到各个地区,每一个地区设一个办事处,我派一个总经理负责这一个地区的投资业务,像在北京,我有自己的写字楼,也有一个总经理,他负责北京的发展。每一个月我都会到内地两次,看看经理们的管理怎么样,他们每一个月也去香港汇报情况。此外,我每天都跟他们通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困难。我是通过这些的方法,来沟通、来控制管理。当然,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发现一个好的人才也并不容易。

《经济》:在你的企业里,管理层大多数并不是家族成员,那您怎么能放心地将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来安排、支配您的财产呢?

郑家纯:我交权力给地区的总经理,但不是百分之百地交给他,所有投资必须由我批准。但我相信他,让他来请合适的人、组建他的班底,以此层层下去,庞大的队伍恐怕我就不认识了,但他清楚自己的责任,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他就会受到处理。现在在广州、武汉、北京、天津、沈阳、上海等六个城市,我们有六个地区总经理。我还有一个助理,他每月都去每一个地方,帮我看看,这些总经理们的工作有多大的提高,是否还有什么问题。

《经济》:要管理这么多行业里的人,您自己是否要精通很多行业?

郑家纯:我不用懂各个行业本身的运作,因为我不是通天之才,但我懂得一些相关的理论,比如百货行业,凡是有我的百货店的地方,我都会走访调查,看看他们的服务怎么样,客人的反映怎么样,店内的摆陈怎么样,商店的客流量怎么样等。同时,我要看他们每个星期、每个月的报告,看他们的销售情况怎么样;有时我会问这个总经理,为什么这个月的生意这么差,我也可能有一些意见,就叫他去做改进,但具体的措施我可能不懂。就像北京崇文门的新世界百货店,开业初期生意不理想,我看了两次后就告诉他们,货架上摆的东西很整齐,过道很宽,稀稀疏疏的,还有东西太高档;我说这样不行,应该将东西摆得很拥挤,顾客一进来就感受到人山人海的气氛,现在生意是当初的3倍。

《经济》:你平时接触较多的员工大概有多少人?占新世界集团员工总数的比例是多少?

郑家纯:新世界总共有4万多人,他们可能都认识我,但我认识的人并不多,没有计算过,大概就一两百人吧。这100多人中,跟我沟通最多的人是在香港的高级管理人才和内地的经理们,主要是房地产方面的,还有一个百货的总经理,每一个店的经理是由他请的。

《经济》:新世界旗下某一个企业聘请或者辞退的一名普通员工,您是否知道他?

郑家纯:我可能不清楚,因为组建、管理队伍是这个企业经理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要各司其职。比如百货的总经理,他现在的员工至少有七八千人,并且还会经常变化,我不认识那些员工,但是我管他,他管各个店的店经理,店经理管里店内的员工。这样分担了我的精力,业务也可以有秩序地进行了。

当然,只要是新世界的员工,如果有什么问题、想法、建议,他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他说得有道理,我可能见他,或者叫我的助理去处理这一问题。写信给我的员工有,很少很少,每一信我都看过,打电话的好像还没有。

生意经就是“说话算数”

《经济》:你曾经谈到过,你的偶像是自己的父亲,你从父亲那里继承到什么东西?

郑家纯: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学做生意,他做生意的方式已经潜移默化在我的身上,就是说话算数,要讲诚信。我跟父亲相差21岁,他是老一代的商人,我在国外学过工商管理,一些西方经商的思想,跟中国传统、保守的做事方式不太相同,所以我跟父亲做事也有一些不同。

《经济》:在您看来,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哪些素质?这些素质在您身上体现得怎样?

郑家纯:至少要有两方面的素质,即第一是诚信,第二是做事果敢,拖拖拉拉办不了事情。我可能是太果断,以至于有时经济低潮的时候也敢投资。就是因为我太守诚信了,在内地我也吃了几次亏。但是没有关系,有更多的人知道你守诚信,才是做生意的最宝贵的财富,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积累起来的。

简朴清淡的生活理念

《经济》:您个人的生活是否总是非常豪华,比如您是否都穿名牌衣服?

郑家纯:我穿的不是名牌,这一件羊毛衫是我太太买给我的,1000元左右,皮鞋是一个并不特别有名的外国品牌,也是1000多元吧。不特别贵,也不便宜,属于中上水平。

《经济》:每一天都要面对众多的事情,您如何使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

郑家纯:我每天都游泳,打打球,打高尔夫球,没有什么不吃的东西,尽量不吃太多,还有不要吃太多肉,多吃蔬菜,清淡一些为好。

《经济》:除了生活方式,在心态上您觉得自己是一名普通人吗?

郑家纯:是普通人的心态,跟你们也没什么区别,只是所从事的工作不同而已。

《经济》:对于现在的您而言,钱是一个什么概念?

郑家纯:钱,我觉得是一种成功感,因为我是做生意的,我有我的股民,他们从赚钱与否来考察我的表现,赚不到钱的时候,他们会抛弃我。为什么我现在的股票不如其他龙头股?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太早在内地投资了,10多年前我将100多亿的资金投资在内地,但在那一段时期香港的地产非常旺,如果我把这100多亿投资到香港,我可以很容易赚到1000亿。这就造成了如今的差别。再一个就是,我投资地产很多是解决内地城市居民居住条件困难的“安居工程”,回报不高,但每次看到那么多百姓喜笑颜开地搬进我们开发新居时,我特别开心,这也许是与其他有些商人不同之处吧。

《经济》:您对你公司股票的未来是否有信心?

郑家纯:有信心,当然有信心,因为我的许多项目正在慢慢转好,投资也在慢慢回收。现在的回报还不理想,但是一定会慢慢增长的。

爱国爱港商人

《经济》:作为一个在香港生活多年的中国人,您觉得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香港回归之后,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郑家纯:这10多年来,祖国越来越富强,我也有越来越强烈的自豪感,尤其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可以说祖国是香港的未来,也是新世界的未来。作为一个商人,我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生意做得好,有一个合理的回报,对股民也有很好的交代,同时通过我的投资,也可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始终认为,新世界的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

《经济》:您现在跟中央政府新一届的领导人都见过面吧?作为一个港人,您对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印象是什么?

郑家纯:我不是单个人对单个人地见面,而是很多人一起见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很有魄力的人,他们很了解民情,很了解香港,也非常关心香港。我觉得香港的普通人都能感觉得到。中央政府在努力做得更加透明和负责任,但有很多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不能一下子就解决好,比如国企的改制,确实很不容易。现在还有大问题就是农村问题,因为中国人口80%在农村,经济开放都是偏重沿海,贫富的差距很大,大城市里的人吃一顿饭,差不多是有些农民一年的收入。我觉得国家应该加大力度,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

《经济》:许多人称您为“爱国爱港商人”,您给贫困人口盖上住房,捐赠慈善事业,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您做这些事情的动力从何而来?

郑家纯:我的动力,一方面是希望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让更多的人过上富足的日子,另一方面就是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北京崇文区改造之后,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更加美化,全区的经济收入会提高不少。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事情做好了,我也赚钱,对我也有利。

《经济》:作为香港的五大地产商之一,您投身于内地的地产业也是很多年了,对于前不久盛传的“内地地产泡沫即将破灭”的说法,您是否赞同?

公益发言稿范文第2篇

「关键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主体/法律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各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宪法权利,(注:据《成文宪法的比较 研究》统计,世界上142部成文宪法中,宪法规定了公民有“发表意见的自由”的国家有124个,占87.3%,发表意见的自由通常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专门规定了出版自由的国家有16个,占11.3%.见[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著:《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150页。)新闻自由则在许多国家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只是对言论自由做扩大解释时认为言论自由包括了新闻自由。学者们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差异已有较多论述[1](p35-58),笔者在此只想重点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及其法律保护的问题做一些分析。

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主体

(一)言论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

言论自由的主体应当是“自然人”,一般是指作为个人的公民,如法国《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21条第1款规定:“每人均有以口头、书面及他种传播思想之方法自由表达思想之权利。”[2](p2)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

作为个体的公民,其言论表达的形式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口头的言论自由一般包括说 话、议论、争辩、演说、讲学等,这是自然人表达意见的特有方式(法人往往不具备这种表达能力),这种口头的言论又可以分为私下场合的言论(如说话、议论、争辩)和公开场所的言论(如辩论、演说、讲学)。有学者强调言论自由有口语化、公开化的特点,“是公民以口语的形式,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前提下,公开发表意见、交流思想、传播信息、教授知识而不受干涉、约束和惩罚的自主性状态。”[1](p41)确实,“公开化”是言论自由与通信自由的主要区别,“口语化”则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著作自由、新闻自由区别开来,但笔者认为,“口语化”是言论自由主要的、而非全部的表达方式,言论自由还应包括书面的表达。书面表达的言论自由,是以书面形式表达意见的自由,但不应当包括出版自由,许多国家的宪法(包括我国)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列,说明两者不是包容关系。因此笔者认为,书面的言论自由是公民个人以除出版形式以外的其它书面形式表达的自由,如发言稿、手抄本、传单、小册子、未发表的论文或诗作、电子邮件、手机短信(注:“手机短信是一种特定的书面语言。是以手机为载体的文字、符号、图形,因而是一种书面语言,而非口头语言。公民、法人实施法律行为时,将内心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经常通过行为、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等方式,通过手机短信,可以实现法律主体用书面语言表达内心意思的效果,因而手机短信的书写和传达是一种表意行为。”见《手机短信是一种特定的书面语言》,转引自《法制文萃报》2003年7月21日第13版。)等。有学者认为出版自由包括著作自由[3](p197),笔者认为,著作在出版过程中和出版后,属于出版自由的一种,而在出版前应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笔者赞同甑树青教授将言论自由的范围解释为“发表意见、交流思想、传播信息、教授知识”的自由,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将言论自由列为公民政治权利的一种,学术界往往也予以认可,如认为言论自由只是“公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各项问题,有通过语言方式表达其思想和见解的自由”[4](p156),这种归类是值得商榷的。将言论自由的范围局限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显得过于偏狭。林来梵教授将公民的言论自由划归为“表现自由”,认为公民言论自由的内容“包括政治言论、商业言论、学术言论、艺术言论、宗教言论等多种具体类型。政治言论的自由,可视为政治权利,然而其在日常生活中只占言论范畴的一个部分。”[5](p163)笔者也认为,公民的言论自由固然包括了作为“政治言论”的自由,或者说“政治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最高境界,是言论自由最突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言论自由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此,人的其他言论,包括政治性的和非政治性的言论,都应当是自由的,都应当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在有非政治性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们不一定有政治性言论自由,如人们可以有商业性言论,有议论文体明星的权利,有对身边琐事评头论足的自由,但可能不许评议政府,不能分析政局,尤其是不允许“对触及现存制度核心的问题持不同意见”[6](p110)。而在一个有政治性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人们一般也当然有非政治性言论自由,但这种“当然性”不能绝对化,并不是政治性的言论自由必然就会带来非政治性的言论自由,一个人可能可以批评总统,却不能批评他的老板,一个青年学生可能可以抨击时政,却不能和父母“顶嘴”。言论自由是人作为个体发表意见的权利,而意见往往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等等,作为公民个人可以议论国事,评议朝政,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 志之一,是人类社会在政治上摆脱专制统治的历史性的巨大进步,这一进步无疑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但这种政治上的进步并不能完全代替其他方面的进步,这种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也不能等同于其他方面的言论自由。在中国这样封建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即便公民有政治上的言论自由,也不等于在社会、单位、家族、家庭等领域就自然会实现言论自由。在“重集体、轻个人”的传统文化中,压制个人权利的可能不仅是国家,还可能有团体、组织、社区乃至家庭,我们不否认政治性的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它不是全部。

有学者认为言论自由的主体不仅包括本国公民,还应包括不是本国公民,但居住、逗留在本国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即只要是“自然人”,就应当有言论自由,不论其身份、地位、资格如何,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外侨的言论自由不仅是指外侨有说话的权利,而且包括本国公民有听他们说话的权利[7](p43)。

言论自由的主体是人,人有发表思想和意见的自由,这是人性使然,是人的本能,是人之所以成为自由人所必须拥有的自由。

(二)出版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和“法人”

“在宪法成文的那个时代,‘出版'指的是传单、报纸和书籍”[6](p122),而现在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我国1996年修订之后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把“出版”解释为:“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把唱片、音像磁带等制作出来”。“至此,出版就特指书籍、音像作品的编印和制作了,而报刊一般已被'新闻'一词所囊括。”[1](p47)笔者认为,新闻一词很难囊括所有报刊,有些报纸如《健康报》、《杂文报》等不一定与“新闻”有关,即便以新闻为主要内容的许多报纸其内容也并非都具有“新闻”性质;至于各种刊物,其内容可能更多地是“旧闻”而不是“新闻”。因此应当说,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是交叉和部分重合的关系,出版自由中有一部分属于新闻自由,如大多数以新闻为主要内容的报纸的出版,这种出版自由就属于新闻自由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出版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前提,没有出版自由就没有新闻自由。还有一部分出版自由与新闻自由没有关系,如学术著作、教材、生活类的报刊书籍、专业工具书等的出版就与新闻无涉,它们有些可能更接近于著作自由、学术自由等。新闻自由中除了与出版自由重合的部分,即以刊登各种新闻为主的报纸出版外(这种新闻借助出版的形式来,是近代社会新闻的主要传播渠道),还有一些新闻,如电视、广播所播放的新闻节目,与出版有明显的区别,现代社会的新闻除了报纸以外,还可以、而且通常是更经常地以电台、电视台的途径来传播的,通过电台采访的方式只有声音没有文字,通过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既不是“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也不完全属于“把唱片、音像磁带等制作出来”,因此不能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出版”。

出版自由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作为“自然人”所享有的出版自由是公 民(或外侨)通过出版物表达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如公民、出版著作等,与言论 自由中的书面表达自由有相同之处,即都是以书面形式表达意见,但出版自由的实现是 书面的文字(或绘画等)出版时不受非法干涉的自由,而言论自由中的书面表达自由则只 是停留在书面,并没有出版。也就是说,发表言论主要依赖公民自己的相关作为即可, 出版作品则除了有公民自己的行为之外,还必须有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等的配合,出 版商认为有出版价值才会予以出版,公民不能强迫出版商出版自己的作品,公民的出版 自由是借助出版商来实现的。

如果说出版自由的主体是个人时,它是“作者”的出版自由,(注:但作者不一定都是 个人,作者也可能是集体,作为“作者”的出版自由其主体应包括个人和集体两类。) 那么,出版自由的主体是法人时,它通常是“出版商”的自由。而出版商是以“法人” 的面目出现的,出版商的目的不是、或主要不是出版自己的成果,而是出版他人的作品 ,是通过办出版社来出版一些社会所需要或出版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这时的 出版自由是一种“开业自由”以及出版商有选择出版什么作品的自由。出版商作为法人 又可以分为私法人和公法人,当公民个人申请办报纸、杂志、出版社时,在得到政府相 关部门的认可后,此类报刊杂志社在法律上就具有了“法人”的性质,而不应当仅仅视 作公民个人的行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流行的说法认为“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8]( p84),这是私法人。公法人又可以分为社会团体法人和政府法人,前者由社会团体主办 ,如工会创办的工人杂志、妇女界办的妇女报等;后者由国家主办,如人民日报、人民 出版社等。我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同的是,私人办报纸、杂志受到严格限制,社会团 体所办的报刊杂志也相对较少,政府垄断了大多数出版社、报社、杂志社。而国外的出 版业主要是私人性质或社会团体性质的,政府很少染指。在欧洲,由政府直接控制出版 业是16——18世纪的事情,(注:16世纪英国的都铎王朝给那些经过选择的驯服的人以 独占经营的出版专利权,只要他们不危害国家安全,他们就可以从这种独占事业中谋取 利润。17、18世纪代表政府的“官方”报纸,奉命把政府活动的真相告诉给人民大众, 而把那些来自政府的控制以外的通讯工具的误解加以纠正。西欧在17、18世纪的“检查 制”或允许有特许的、独占的报刊存在,或使私营印刷业和印刷受官方管理,17世纪末 这个制度在英国消灭了。见[美]韦尔伯?斯拉姆等著:《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 社,1980年11月版,第21、23、24页。)“按照自由主义理论,报刊不是政府的工具, 而是提出论据与争辩的手段。……思想与消息必须有‘自由市场'.”[8](p4)自由主 义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政府不得举办面向国内的传播媒介[1](p160) 。20世纪在西方兴起的社会责任理论虽然与自由主义理论有较大区别,但也认为,“报 刊仍然必须有私人企业的基础。政府只有在特别需要和利害交关时,才出头干涉,并且 还要谨慎从事。政府不应当以与私营通讯工具竞争或是消灭它们为目标”。[8](p113)

(三)新闻自由的主体是“法人”

新闻自由(注:何为新闻自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参见甑树青:《论表达自由》,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48-158页。)的主体是作为法人的媒体,而不可能 是个人。即便是私人报纸、私人电视台,也已经是以法人的身份出现,而不是完全意义 上的纯个人。纯粹的个人无权采访他人,无权制作新闻,而是需要经过申报、审批,具 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取得法人资格,方能成为“新闻自由”的主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大法官p?斯特瓦特认为,“宪法的其他基本权利条款都是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而新 闻自由的规定则是保障一种制度性的组织——新闻媒体。”“将新闻自由解释成言论自 由,就会丧失其规定的意义。”“立宪者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分别规定,是因为他们 将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基本权利”。[1](p180)西方的“第四权力 理论”也认为新闻自由的权利主体是新闻媒体,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享有的, 但新闻自由必须是新闻媒体才可以享有的[1](p181)。

新闻自由应当是媒体向公众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的自由,新闻自由要求新闻是自 由的,即不得阻挠媒体向社会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否则就是对新闻“自由”的干扰。同时新闻自由还必须是“新闻”的自由,即向公众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是“报道”而不是“分析判断评论”事件,因此,严格地讲,新闻自由不属于“表达”自由,它不是“表达”意见,而是“描述”事件,“报纸记者认为他们的工作需要一种超然的态度。他们成为当代争论的旁观者而不是参加者。……新闻是单纯的纪事;意见必须与新闻明确地分开,在大部分美国报纸中,意见仅在社论版中表示”。[8](p71)在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对新闻事件发表评论和意见的专家、学者或一般民众,其行为属于言论自由,而不是新闻自由[1](p41)。媒体通常借助公民的这种言论自由,尤其是其中专家学者的分析预测,帮助公众打开视野,更深入地了解事实真相,因此媒体的新闻自由和公民个人的言论自由往往是密切联系的。新闻自由可以帮助公众掌握信息,了解真相,专业人士通过媒体发表的言论往往能“引导”公众。当然,专业人士的这种“引导”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为防止对公众的误导,媒体应当避免只是采访某一种倾向的民众(让人们误以为大家对此事都是这样看的),或某一种观点的专家(让人们误以为这就是权威的全部观点),而应当采访不同倾向的民众、不同观点的学者,使公众对事件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多方面的思考,否则媒体就可能误导公众,甚至“控制”公众。要有效地防止媒体控制舆论,除了媒体自律和必要的法制调控外,媒体之间的互相竞争、互相制约也非常重要,因此多家媒体、多种声音有助于公众了解真相。“可怕的祸患不在部分真理之间的猛烈冲突,而在半部真理的平静压熄。这就是说,只要人们还 被迫兼听双方,情况就总有希望;而一到人们只偏注一方的时候,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而真理由于本身被夸大变成谬误也就不复具有真理的效用”。[9](p55)

二、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法律保护

(一)对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

如前所述,言论自由可以分为政治性言论和非政治性言论,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 家米克尔约翰教授认为,“在宪法理论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言论”,“宪法对这两 种根本不同的‘言论自由'做了不同的规定”,“商业广告的宪法地位和一个说客为委 托人的游说活动的宪法地位,完全不同于一个公民筹划公共福利时所发表的言论的宪法 地位”。因此他将言论分为“公言论”和“私言论”,在私言论领域,即美国宪法第5 修正案保护的言论领域,政府可以施加控制;而在公言论领域,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保护的领域,则不可以。他认为“第一修正案所关涉的言论自由与信仰、出版、集会和 请求救济的自由有共同的旨趣,在立法限制的范围、甚至在正当程序的调整范围之外” ,是“受绝对保障的公共讨论的自由”[7](p28,16)。

对于非政治性的言论,即私言论,如果涉及到私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法律应当慎重对 待,在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与另一个人的隐私权、名誉权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公平地 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恰恰是在私领域的言论不受法律的绝对保护,而 是只受到法律“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这种言论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前提。“个人 的自由必须制约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9](p59)

(二)对出版自由的法律保护

法律对出版自由有保护和规范双重作用,但对不同主体的保护和规范是不同的。对公 民个人的出版自由,法律重在保护,公民在出版物中应当有真实表达的自由,尤其是涉 及到对公权力的评议和分析,应当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以使其免受来自政府的打击, 这是民主国家法律保护公民参政议政的一项重要职能;法律只是禁止公民在出版物中对 另一个公民进行诽谤、中伤,因为根据平等原则法律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一个公 民行使权利的界限应当以不侵犯另一个公民的权利为准。

对作为出版商的法人的出版自由,法律对其也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保护其充分地表 达社会中某个公民或某部分公民的意见和愿望,尤其是保护他们批评政府的声音,以达 到监督权力的目的。同时由于出版后的言论比单纯的口头表达传播范围更远,持续时间 更长,影响更大,因此法律加强了对它的规范作用,法律要求出版自由不能“越界”, 但何为“越界”却是极有争议的问题。(注: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发表意见的权利”受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 “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二是“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该公约第20条规定“一,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二,任何鼓吹民族 、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我国台 湾学者刘清波先生认为,言论和出版自由受到为国家安全、为社会公益、为个人法益、 为非常时期所设的四个方面的限制。参见刘清波:《现代法学思潮》,台湾黎明文化事 业公司1986年版,第163-164页。)如出版商是否可以出版色情作品?是否可以刊登宣扬 暴力、种族歧视的文字?这些在某些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内容在另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 正常的、甚至有益的,法律应当以何者为标准?如果有人认为宣染色情、暴力的文字是有害的,为什么不予以反驳、用辩论的方式去论战,而一定要禁止、剥夺对方表达的权利?允许出版色情文学并不等于号召大家欣赏色情文学,允许出版种族歧视的观点也不等于鼓励社会的种族歧视倾向。自由社会允许出版和发表各种思想、意见和观点,其目的并不是要维护这些思想、意见和观点本身,而是要维护一种自由——表达的自由。在公共意见领域法律的责任主要是保护表达,而不是选择允许什么样的表达,禁止什么样的表达,至于哪种意见正确,哪种意见不正确,应由读者自己去判断。对于尚不完全具备判断能力的未成年人,有些出版物显然是不合适宜的,但法律只是应当禁止它们进入未成年人的阅读市场,而不是完全禁止它们出版;在紧急状态下法律取缔某些危害国家安全的出版物,也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紧急状态令一旦解除就应当取消禁令;至于什么是“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言论,美国联邦法院霍姆斯法官提出了著名的“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原则”[10](p194-198),而米克尔约翰教授对这一原则用专章作了反驳[7](p21-40)。这些问题都是我国立法者一直没有解决而又非常需要解决的法律界限问题。

(三)对新闻自由的法律保护

法律对新闻自由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个强健而自由的新闻机构是对官方掩 饰和虚假报道的一种聪明的限制。制宪者的最基本的意图是创立一个各权力机构之间互 相平衡制约的制度;在对新闻界的错误得到有限制性赦免的情况下,新闻的政治作用看 来是那一个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新闻本身具有灵活性和独特的范围以及主观能动 性去发现和报道秘密的行政部门的不法行为”。[11](p264)

但媒体对舆论的“引导”甚至“控制”作用,使其具有了某种“权力”属性,(注:据 香港现时的《防止贿赂条例》,香港三大电视台及三大电台均属公共机构,其雇员同属 “公职人员”,所受监管远比私人机构严。季南都:《从香港廉正公署查歌曲排行榜谈 起》,转引自《报刊文摘》2003年7月30日。在美国,“少数人控制报刊这件事本身, 使报刊的老板和经理掌握着令人不安的权力”。见[美]韦尔伯。斯拉姆等著:《报刊的 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5页。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无疑 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个举足轻重的行业,这一行业有着自身的利益。它通过新闻出版自 由赚取利润、主导舆论、控制社会。为了维护这一利益,有时它会滥用宪法和法律赋予 公民的言论、表达、出版和新闻自由,侵害他人的利益,如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隐私权 ,等等。”参见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第94页。)而权力都可能被掌权者滥用,因而需要制约。权利和权力都可能被滥用,因 此都需要加以约束,但权利的滥用和权力的滥用,其后果是很不相同的。当媒体已经形 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时,法律对媒体加强规范就是必然的、必要的。

在新闻自由与各种利益相冲突时,它可能构成侵权,由于被侵权的对象不同,侵权的 成立标准也就不同,法律调整的方式亦相应地有所差别,主要表现为三种:

其一,新闻自由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公民往往是较 容易受侵害的一方,法律在此时应倾向于保护作为弱者的公民,防止新闻媒体这样的社 会权力侵犯人权。我国有学者认为,“公民在保护自己的名誉权的过程中,有时将不可 避免地要与势力强大的大众传媒做斗争。”[12](p95)媒体的新闻自由不同于公民个人 的言论自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带有权力属性的权利。西方的“社会 责任理论”强调,公众的自由高于媒介的自由,公众拥有获得新闻的权利,即“知的权 利”或“被告知的权利”。保护媒介的自由仅仅是为了保护媒介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不 能满足公众对新闻的需求,法律就不应该再对媒介提供足够的保护[13](p34)。

其二,新闻媒体与国家权力的冲突。新闻媒体监督国家权力时,若与国家权力产生冲 突,法律倾向于保护媒体。因为国家权力是社会的最强者,它随时随地都可能侵犯弱者 ,为了保护社会上弱者的利益,除了制度上的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之外,民众的监督也是 非常重要的力量,而民众监督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媒体对政府所作所为信息的公 布,“公布”即公开化,公开化本身就是一种制约。与社会最强者的政府相比,不仅公 民个人是弱者,而且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也都是弱者,它们都容易受到来自国家权力 方面的侵犯。新闻媒体往往是站在公众一边捍卫公民的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进而维护 社会正义的,法律的天平向弱者倾斜。当媒体与公民个人发生冲突时,公民是弱者,当 媒体与政府发生冲突时,媒体是弱者。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的杰佛逊 先生曾说:“如果报刊损害了个人,就该受惩罚,如果伤害了政府的名誉,就不必负什 么责任。”[8](p58)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中判 定,“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政府官员作为原告在新闻界诽谤案时,法院不 得判其胜诉,除非他不仅能证明有关他的新闻报道的某些部分失实并损害其名誉,而且 能证明新闻界的这一报道是出于‘实际恶意'.”“这一判决将收集证据的法律责任仅 仅强加于政府官员身上;而当诽谤的当事人为普通百姓时,原告则可按照州法获得赔偿 。根据州法传统规定,只要原告能证明对他们的报道失实并有损他们的声誉,法院就可 判原告胜诉”。[11](p277)法律并不是一味地袒护弱者,而是适当地偏向弱者,(注: 如媒体对政府官员确有诽谤之词时,是应当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的,只是在经济赔 偿、举证等方面,可以较少承担责任。)这是基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权力与权利的 平衡。事实证明,权力侵犯权利是极易发生的,而权利制约权力却先天不足,需要其他 力量(如媒体、如法律)的支撑。如果允许权力干涉媒体,“检查制度在任何时候、任何 地点都是要掩盖可能对当政者不利的事实”。[8](p58)

其三,媒体和公众人物发生冲突。在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与大众的知情权之间,法律应 当怎样平衡?笔者赞成将公众人物分为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12](p106),对前 者,由于其生活中的个性、习惯、作风、性格等等,都直接关系到其行使公权力时的状 态,因此应当接受公众的评议和监督,法律在此应着重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如果公众人 物是文体明星、先进模范或因某新闻事件而偶然成名的普通人,法律应侧重保护其隐私 权、名誉权(他们向媒体自暴隐私是另一回事),公众对他们的隐私没有知情权,他们不 是在行使公权力,他们个人的私生活与公众没有直接关系,不会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 ,公众对他们私生活的知情权应以他们的同意为前提(他们愿意接受采访,愿意公开自 己的隐私,愿意通过炒作来提高知名度),而不应当强加于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 众对他们私生活的兴趣反映了一种人性对他人隐私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多多少少带有 猎奇、窥视等不健康心态。如果窥视邻居是非法的(侵犯了邻居的隐私权),而在媒体的 帮助下窥视明星们的隐私为什么不受法律约束?媒体不能仅仅为了销售量而一味地迎合 公众,去培养、挖掘而不是约束、遏止人性的丑陋面。笔者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公 众对其他社会知名度高的名人的行为表现的关心是人的天性反映,新闻媒介对这些名人 的评论报道满足了大众的求知心理,因而符合社会利益。”[14](p600)事实上人的天性 有善恶之分,一味满足人的天性并不一定符合社会利益,弱化对社会公众人物的隐私权 、名誉权保护,必须有正当理由,而“满足大众的求知心理”(准确地说可能是猎奇心 理)不是一个正当理由。媒体应当有社会责任感,有引导和教育人民的社会功能,“报 刊有责任使公众耳聪目明,而不把公众的注意力和精力引到无关紧要的或无意义的事情 上面去”,“报刊的任务是参与对个人的教育,同时防止政府背离初衷”。[8](p33,p 54)有学者认为,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做公众人物,就必须牺牲部分名誉权、隐私权,“ 因为他们已经从自己的角色中得到了足够的补偿”[12](p107)。笔者以为,要求社会公 众人物牺牲部分隐私权、名誉权的理由,不应是看他们已经得到了什么,法律并没有平 衡某个人或某部分人得与失的功能,法律关注的是权利与权利、尤其是权利与权力的平 衡。之所以要弱化对政治公众人物的保护,是因为他们不但有名而且有权,可能在保护 隐私的借口下滥用权力,从而损害百姓的权利;而对社会公众人物而言,他们只有名没 有权,一般不存在滥用权力的问题,如果硬要让一个热爱表演事业或某项体育运动但并 不想暴光隐私的人,在自己挚爱的事业和公布隐私之间必须做一个选择,未免有失公正 。民众不能自持人多势众而侵犯少数人的正当权利,媒体不应助长公众的不良嗜好,法 律不能一味袒护众人而牺牲个人自由。(注:在美国,自从联邦最高法院适用沙利文规 则的原告的范围扩大以来,即政府官员扩大到那些从某些方面来说可归于“公共”范围 的知名人士,那条“实际恶意”原则就越来越显得虚弱了。法律改革者们希望能够将诽 谤诉讼中的两个部分区分开来,即允许原告,但诉讼的目的不是为了金钱,而是简 单地为了一个司法声明,声明新闻界的报道不实。因为不考虑损害赔偿这个问题,所发 表之物的真实性和虚假性便成为唯一的论题,被告的恶意或疏忽的问题也毋需被讨论。 审判会变得迅速而经济,同时,受到不公正诽谤的原告能够确保取得那份说明他遭到不 公正攻击的司法说明。[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1年9月版,第296、29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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