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范文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篇1

论文摘要：马克思对服务劳动的性质和作用、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等问题，即服务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创不创造价值的问题，做了较具体的研究和论述，形成比较系统的服务价值思想。马克思的服务价值思想比较于古典经济学的服务价值思想有很大的进步。他没有像古典经济学那样把服务劳动茏统的看作是非生产劳动。对服务劳动的种类做出了区分。马克思对服务的性质作了原则性的概括．认为“服务就是商品”。马克思关于服务价值的思想能给我们提供重要启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的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在当代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与之相反，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众多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已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服务业和服务劳动的发展程度也是经济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这无疑给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服务业的劳动是不是生产劳动、创不创造价值?目前国内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认识倾向:一种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一般规定为基础，坚持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而服务业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也不创造价值。另一种是把服务劳动的内涵加以扩大，并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是能为资本带来利润的劳动的定义为尺度，认为服务业的劳动能带来利润，因而是生产劳动并创造价值。这两种观点的持有者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在于误解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服务劳动理论的相关原理和结论。为此，深人探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服务价值思想，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理清，并对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马克思对生产劳动有“生产劳动一般”和“生产劳动特殊”两个定义。“生产劳动一般”指的是人们在自然形态下从事的生产产品的劳动;“生产劳动特殊”指的是人们在某一特定社会形态下从事的反映该社会特性的、生产产品的劳动。在“生产劳动特殊”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判定服务劳动是非生产劳动，“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生产关系得出来的”。马克思判定服务是非生产劳动的条件是这些劳动“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人即工资或利润交换”，如果服务经营的方式改变了，服务“作为活的要素来代替可变资本价值合并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去”，服务劳动直接生产资本，那么，服务劳动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特殊。他明确指出:“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歌唱，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进行的的服务劳动，就是这样一种生产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服务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关键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从属于决定当时社会性质的生产方式。

    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服务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一般则要进行具体分析。马克思将服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物化的服务劳动，“把自己的劳动固定在某种物上，并且确实使这些物的价值提高了。”这些服务劳动都是生产商品，即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劳动。马克思以运输服务为例对生产性服务进行了分析，认为生产性服务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延伸，因此它是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这点大多数人都同意。另一种马克思称之为纯粹的服务，这种服务“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这种服务劳动所提供的消费品是一种无形产品。“服务本身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马克思将官吏、艺术家、牧师、律师、教师等归人“纯粹的服务”。这些人的服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艺术家如演员、音乐家等，他们的表演服务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和交换价值(通过服务取得报酬获取生存资料)。如果这些演出被录制成片，他们的劳动就物化了，若不被物化，他们的劳动一经提供随即消失。第二类:教师和医生。马克思指出:“有一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的，例如学校教师、医生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加人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第三类:国家官吏、军人、法官等。马克思说:“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上述三类纯粹的服务，马克思都肯定他们的服务是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马克思对纯粹服务的分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纯粹服务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则不是生产劳动，理由是这种劳动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规定性;也有人认为纯粹服务无论在“生产劳动特殊”的论域内还是在“生产劳动一般”的论域内都是生产劳动，理由是马克思认为“以产品或某种使用价值为结果的一切劳动、一般地以某种成果为结果的一切劳动”都是生产劳动。我们认为物质规定性只是在物质生产领域中成为生产劳动的前提条件，而生产劳动不只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中，它还存在于非物质的生产领域如服务生产领域中。

   二、服务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服务进行了原则性的分析和阐述，认为服务具有使用价值。他在分析非物质生产领域时，多次提到服务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指商品“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不管是物质产品还是服务产品，都是以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或非物质的需要，都具有使用价值。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就其形态而言包括两类，一类是“物化、固定在某个物中”的“实物形式”的使用价值;一类是“随着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停止而消失”、“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的“运动形式”的使用价值，后者就是服务的使用价值。马克思说“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表)有什么区别。可见，马克思认为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服务也具有交换价值，服务具有活动形式的特点。马克思认为服务具有可消费性，“在服务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与“在物品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一道构成社会消费品，服务消费品能够“满足个人某种想象的或实际的需要”，这点与其他商品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分析了服务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特点，服务“只是在它们被购买时才被创造出来”，只能以“活动本身的形式”出售，在生产过程结束之后就完全消失了，这说明服务具有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因为服务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他的工资花在这些服务上，同他的工资花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工人作为买者，即作为同商品对立的货币的代表，同仅仅作为买者出现，即仅仅把货币换成商品的资本家，完全属于同一个范畴。同时马克思也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

    马克思认为“服务”也和一般商品一样，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价值。马克思说:“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马克思并且指出:服务产品“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不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人某一商品。这种产品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都体现了具体服务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而对这些服务劳动的补偿，就形成了服务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服务产品的价值不需要凭借物质商品来表现，即其价值不需要加人到商品价值中，成为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服务产品本身就可以利用非实物使用价值作为其价值的载体，体现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来看，说商品是劳动的化身，那仅仅是商品的一个想象的即纯粹社会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和商品的物体实在性毫无关系。服务产品既然是社会劳动的化身，它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商品。可知服务产品的存在形式不能作为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依据。

    随着现代生产力特别是科技的迅速发展，服务劳动附加在物质产品上的情况正呈增加趋势，服务产品与物质产品在形式上差别日益缩小。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劳动的含义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须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性能就够了。”他把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从直接劳动拓展到间接劳动，从而为生产劳动形式的拓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服务领域中诸多新型劳动的出现就印证了这一点。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篇2

答：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具体说来，它们的关系表现如下：

(1)主体和客体的实践关系。

(2)主体和客体的认识关系。

(3)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

2、简述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答：社会基本矛盾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不是互相孤立、互相平行的，而是相互制约、有主次之分的。

(1)首先，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起着主导作用。

(2)其次，由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经济基础是联系上层建筑和生产力的中间环节，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又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解决。

3、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形成后为什么还会存在超额利润?它的本质是什么?

答：平均利润形成以前，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销售，商品的市场价格是以价值为基础。随着平均利润的形成，商品不再按价值销售，而是按生产价格销售，商品市场价格转而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生产价格是商品的生产成本和平均利润之和，它是价值的转化形式。用公式表示为：生产价格=生产成本+平均利润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并不排斥个别企业的资本家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个别企业的生产条件比较优越，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其商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就能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利润，即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就是商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超额利润是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所反映的具体经济关系不同。平均利润的产生是与部门之间的竞争相联系的，它反映的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而超额利润是与部门内部的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相联系的，它反映的是同一部门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所以，超额利润并不会由于部门之间的竞争而平均化。

4、经济全球化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答：从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到产业资本的国际化，表明资本国际化的发展促使国际经济关系逐步向深度和广度扩展，导致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5、简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含义。

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指每个社会成员的体力智力获得全面发展和自由运用，个人的全部智慧、力量和潜能素质都能全面自由地尽量发挥，每个社会成员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意愿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择职业。

6、试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并说明这一原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答：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也就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它们是辩证统一的。

1、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互相联结的。

2、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互相区别的。

3、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二、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补充和丰富普遍原理。这一原理对我们有重要意义。

1、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2、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抄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7、试述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答：劳动力作为商品同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但是，劳动力是特殊商品，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点。

一、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包括以下三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二是劳动者繁育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三是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用以培训适合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价值决定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包括历史和道

德的因素。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篇3

关键词： 政治教学 数学方法 活用 运用

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对政治教学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区：教政治容易，照本宣科；学政治简单，死记硬背。但随着政治教学和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以及高考对考生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对政治教学的要求也有很大不同，其中值得探讨是：政治教学中对数学方法的运用及活用。

一

高一思想政治《经济生活》的许多教学内容就涉及数学方法的运用及活用。如在教授到“商品”这一概念时，数学方法的活用就较典型：

物品、劳动产品与商品的关系：区别――物品、劳动产品没有价值，商品有价值；物品、劳动产品不用于交换，商品用于交换；物品、劳动产品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范畴，商品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范畴。联系――物品、劳动产品、商品都有使用价值；商品一定是物品、劳动产品，而物品、劳动产品不一定是商品。

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必须是劳动产品，不是劳动产品一定不是商品；必须用于交换，不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

物品、劳动产品与商品的关系的图示法在数学教学中被称为“韦恩图”表示法，像这种要掌握的基本概念在多数情况下可以用“韦恩图”表示法来形象而直观地把握，如国有资产、公有资产及社会总资产，法人、企业及公司，财政和税收，等等。

再如讲解“劳动生产率”的表示方法时就会运用到数学中最基本的方法，即“速度=路程/时间”这一公式。

劳动生产率就是劳动者生产某种产品的劳动效率。

劳动生产率水平有两种表示方式：一种可以用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即可以理解为单位时间内路程越远，其速度越快，反之则越低；另一种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即可以理解为单位路程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其速度越快，反之则越低。而劳动生产率又分为个别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计算时注意区分，二者不可混淆。

在以往的政治学科高考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经济生活方面的计算类试题，这也是数学方法在政治教学中活用的一种体现。在今天新课改高考强调“贴近生活”，对这方面要求的可能性会更大，现列举《经济生活》中的计算类典型试题，供大家参考。

关于商品价值量的计算问题：

例：如果以前1部手机=2个MP4符合等价交换原则，现在生产手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一倍，生产MP4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那么，一部手机可以换 MP4。

A.4个 B.6个 C.8个 D.10个

解析：本题就可以运用上述的速度公式来解决，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所以，生产手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一倍，即生产手机的速度慢了一半，手机的价值量增加一倍，那么，在生产MP4所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等式应是：1部手机=4个MP4。而实际生产MP4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即生产MP4的速度提高一倍，MP4的价值量减少一半，那么，此时的等式应是：1部手机=8个MP4。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应为C。

领悟：先算出生产手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时会换多少个以前的MP4，再算出生产MP4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它的价值量怎么变化，从而与以前进行换算。

二

哲学的学习是很多学生十分头疼的事，甚至部分老师有些害怕进行哲学教学，这主要是因为它生涩难懂，尤其是讲到关于矛盾观点时，老师解释了很长时间，学生听得云里雾里。我认为掌握了一定的数学方法，师生间的教学活动就会显得十分轻松。

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又是教学难点，我在教学活动中尝试着用数学方法来加以解释，效果很好。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即事事有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即时时有矛盾，矛盾的普遍性也即共性，这一点我将它理解为数学中关于集合概念中的交集。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特点，矛盾的特殊性即个性，这一点我将它看作是数学中的集合。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也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二者相互连接，一方面普遍性属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这二者关系就好似：

个性：集合A={a，b，c}

B={a，b}

C={b，c，d}

共性：集合AI BI C，可另命名为D={b}。

交集D的元素存在于集合A、B、C之中，没有集合A、B、C也就不存在交集D，同样集合A、B、C也不能离开交集中。

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方面，关系的另一方面同样也可以用此方法来讲授。

关于集合，是学生在高一年级就已接触过的数学知识，用数学的方法来表述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学生理解起来较其他方法更容易。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篇4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形式隶属；实际隶属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15－07

为了揭露“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区分了劳动过程一般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马克思在该卷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利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和实际隶属两个概念，阐明了劳动过程是如何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展开的动态演进过程。正如罗桑所说，与仅对生产做技术分析的古典经济学或新李嘉图学派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相比，强调劳动过程是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最重要的特征。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对形式隶属和实际隶属进行系统的阐述。在《资本论》第一卷手稿(即1863～1864年手稿)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这一章中，马克思全面分析了商品流通、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表现出来的不可分割的基本特性，并在剩余价值的标题下对劳动对资本从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的动态演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是使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特殊资本主义特征的整个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随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在欧美的复兴，劳动过程研究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2007年，美国的阿德勒呼吁回归马克思主义，从而在欧美学术界引起新的广泛争论。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着眼于马克思的手稿文本，来系统梳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

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实质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的劳动过程只是资本价值增值过程的手段，价值增值过程本身从本质上来看就是无偿劳动的物化过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整个性质就是由这种无偿劳动的物化过程来特别规定的。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角度，对此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1.从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产生了新的规定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既表现为资本的经常的元素前提，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使用价值才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中介。”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不仅使得“产品必然具有一种社会的性质和同社会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性质，但又使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回满足生产者需要之间的直接关系，表现为某种完全偶然的、无关紧要的和无足轻重的东西。”这些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必须通过商品的形态变化实现为交换价值，这不仅是为了“维持以资本家身份进行生产的生产者的生存所必需，而且是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更新和连续所必需。”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表现出了一些新的规定：(1)物化在商品中的是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作为资本的产物的商品包含一部分有酬劳动，一部分无酬劳动；(2)表现为劳动过程的结果的，是再现预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商品量，每一单个商品都是资本的价值和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3)旧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是决不能通过单个商品或一部分单个商品按自己的价值出售来达到的。因此，生产条件本身不管以何种形式加入劳动过程，它也只是把自己的价值逐渐转移到产品上去，而所有生产出来的劳动资料，更主要的是作为价值增值过程的要素发挥职能，直接生产过程总是不可分割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

2.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直接生产过程内部的资本也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重形态，但是这二重形态也发展出进一步的规定。

(1)从使用价值来看，使用价值的形式规定本身成为本质的事情。加入劳动过程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划分为两个在概念上有严格区别的要素和对立物：物的生产资料或客观的生产条件；活动着的劳动能力或主观的生产条件。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作为生产资料消费而购买的商品和活劳动，都属于资本家。“就过程的整体来看，资本的使用价值在这里表现为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生产资料在这种过程中按照这个特殊规定性，是作为合乎目的地起作用的、与生产资料的特定性质相适应的独特劳动能力的生产资料来执行职能的。”

无论是从资本家的角度看还是从工人的角度看，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内外都在可能性上表现为资本的特殊存在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上，资本在生产资料形式上存在的使用价值和作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的这些生产资料即这些物的规定，是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而活的劳动能力，作为创造价值的要素表现为可大可小的变量，“在任何情况下，它作为因素进入生产过程，都只是作为流动的量，作为正在生成的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产品，既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又以生活资料的形式，作为资本的存在形式和活劳动相对立。

(2)从交换价值来看的价值增殖过程。剩余价值的创造——是资本家的决定性的、占统治地位的和压倒一切的目的，劳动过程也只是作为价值增值过程的承担者和手段时才受到资本家的关心，表现为物化劳动借助于活劳动来进行的自我增殖过程，其中，“新价值的加进，是由于劳动的单纯的量的追加；生产资料的旧价值在产品中的保存，是由于所追加的劳动的质。”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篇5

[关键词]　商品拜物教；体面生活；历史记忆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被商品包围的社会之中，消费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对商品的极度崇拜和信仰往往使人成为物的奴隶，同时也编织了一个个商品拜物教的神话。但是，谁又能蔑视得起“物”的威力和作用呢?彼得・斯特里布拉斯在《马克思的外套》中写道：为了糊口，马克思不得不典当自己的外套。没有外套，他就出不了门，就去不了大英博物馆，也就无法继续《资本论》的写作。“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直接取决于他的外套。”值得深思的是马克思《资本论》所研究的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的物质决定论现象。本文拟通过解读《马克思的外套》，旨在能进一步揭开商品拜物教神话的神秘面纱，找回物品身上的历史记忆和生命情感。

一、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与异化

拜物教源于原始社会的，是指把某些特定物当作具有超自然能力的活物加以顶礼膜拜的信仰形式。对“崇拜物”的“爱”来自于其所具有的一种灵性和超自然力量。然而这种灵性和超自然力量是人所赋予的。因此，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这些崇拜物成为支配人的决定力量。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品交换。是人类之问的劳动成果的使用价值之问的交换，体现的是物对人的特殊有用性关系。因此，这种原始性的拜物教又称之为物品拜物教，是源于人的一种内在正当需求。

而商品拜物教看重的是物品的交换价值。当铺老板考虑的是马克思外套在市场上能值几个钱(交换价值)，抽掉并剥离了它的物质属性和历史记忆。它不再是被人的特殊情感能具体体验到的“上手”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抽象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商品形式用它所蕴含的“金钱计算”功能，取代了具有特殊物质实用性的人文价值功能。因此，商品拜物教中的人已经超出了物品拜物教对物的正当属性需求和界限，走向贪婪和欲望的无限膨胀。

区别物品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实际上是区别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而认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所蕴含的非人性逻辑和异化实质。物品拜物教的人追求的是物的特殊实用性。就如马克思的外套，除了具有保暖御寒功能外还具有特殊的符号象征意义，即社会地位、身份、权威、时尚、体面等社会文化意义。它用一种无声的语言，表征着主人的内涵。这件外套保持着生命的记忆，即它是工人通过具体劳动生产出来的，是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体现。“它拥有名字、个性和过去。”在马克思看来，它具有纪念意义和价值。因此。一切劳动的创造物都是为了人的需要服务，“生产主要是为了使用价值，为了本人的直接需要”。与之相反，商品拜物教只认同物在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就是“对无形的、非物质的、超感觉的东西的崇拜，并成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因此，在当铺中，随着物品使用磨损加重，物品的估价(交换价值)也就越低。这种判断也就抽去了某一物的历史记忆和人文内涵。其实，某一特殊物对它的主人具有特殊的纪念价值和意义，这是他人所无法直接体验到的一种内在特殊情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日常生活记忆和感受，正是这个需要和感受使人产生了对物的特殊的“爱”的体验。交换价值不承认物的特殊个性，只承认物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是从具体的物质特殊性中抽象出来的商品纯粹形式，并掩盖了物的人性化实质和情感要素而走向人的异化。可以说拜物教的历史是人的自我异化史，但它至少看到了物质满足人需要的人本特性。但以商品拜物教为特征的资本主义以追求物的交换价值(金钱)以及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把“人”从物品中无情地抹去。资本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不认为“交换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价值的消费”，使用价值只是资本获取交换价值的手段而已。说得露骨一点，与其说商品拜物教是资本家对商品的崇拜，不如说是对商品所代表的市场价值即交换价值(金钱)的崇拜。

二、在社会认同语境中构建“体面生活”

我们是社会人，要过体面的生活，这是为了得到社会认同的必然结果。体面的生活具体化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之中。体面是一种尊严，不仅体现为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也表现为一种自尊体验的获得。人是一种具有自我选择的特殊存在，他能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评价标准进行自我建构。典当了外套，马克思就不能出门，因为外套是马克思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马克思需要用自己的外套建构自我，以此来获得社会的认同。这或许就是服装的威力，马克思必须用他的外套来表征自己的形象，以此来获得他人的社会认可。这是他踏入社会门槛进行社会活动的门票，有了这张门票马克思才能体面地踏入大英博物馆进行《资本论》的写作。因此体面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是人的本质的外在显现。

体面的生活是一种用物质财富为基础去建构的生活。因此，穷人在建构自己体面的生活面前内心往往充满着矛盾和焦虑。为了能过上体面生活，有些人不得不精打细算、不得不减少消遣和娱乐、不得不典当财产，甚至不得不去偷窃。但穷人的体面生活要求却非常有限，只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已。这种无力感在马克思身上有着真切的体验，生活的拮据，使他们家的每一件财产(破家具、锅碗瓢勺、餐具和衣服都在当铺店老板手里倒换过。因此，我们任何体面的社会活动都离不开物质的支撑。这种追寻体面生活的无力感表面上看是物对人的压抑，实质是社会、阶级、文化对人的无形统治。在阶级社会中，体面生活的标准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外化的表现。统治阶级认为自己代表着“普世价值”，并常把自己的价值选择作为“普世价值”强加给他人，并进而控制社会价值选择标准。抽象掉特殊性的“普世价值”往往隐藏着难以发觉的欺骗性。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具体地位，决定了他必须追求什么样的体面生活。人不是“被”定义的，他有选择自己定义体面生活的权利。“唯一生活”标准是一种话语独断和恐怖霸权。同时，体面生活的差异性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这就是对以阶级差异和对立为特征的不同体面生活的反思。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他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必须过与之相应的生活。人过怎样的生活是其社会经济地位和个体意志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透过日常生活表现能看出阶级差异性。恩格斯写道，衣服是看得见的阶级标志。这种穿粗布衣服的阶级标志和拮据的日常生活方式不是工人阶级的自我选择，而是被资本逻辑抛向的生活存在状态。资本家企图用抽象的“普世价值”掩盖劳资对立所形成的不平等关系，妄想把“不对等的生活图景”现实

说成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自然存在形式。在阶级社会中，体面生活的差异主要是阶级差异的表现。贫穷不是无产阶级的选择，因为它带来的往往是焦虑、痛苦和不幸。但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特别是资本家利益的意识形态却把贫穷、痛苦、不幸的生活当成无产阶级的应有生活，把富有、幸福的生活留给自己。

三、物品的历史记忆

物品是有情感的，因为它身上刻着不可抹煞的历史记忆。这种情感本质上源于人对物品的一种日常经验和身心感受；源于一种对物所蕴含的语言符号的意义解读。总之，人赋予了物品以情感和生命。具有戏剧性的是，马克思的外套一走进当铺就失去了日常生活中的个性、生命情感和历史记忆。“除非能增加物品的交换价值，否则，它对当铺老板毫无意义。当铺老板不会为个人记忆或家族记忆付钱。”而且，情况正好相反，任何一处褶皱或破损，对缝补工人、对马克思来说都记载着日常生活的历史记忆，“都记下了人与物之间互动、互相建构的过程。然而，从商品交换的视角看，一道褶皱或一份‘记忆’，就是商品贬值的一条理由”物品一旦走向市场，就失去了其特殊的历史“记忆”，被抽象成具有普遍可衡量性的等价交换物(通常表现为交换价值或金钱)。一旦走出市场，它又恢复了记忆，并且开始新的记忆。

商品拜物教消解了物品的个性、生命情感和历史记忆。对人来说，这无疑是一部具有伤感色彩的悲剧。被工具理性观念冲昏头脑的“市场人”，像戴着一副有色眼镜，看到的是每一件物品的市场价值即交换价值。然而，物品本身所蕴含的历史记忆是无法用数字符号给予定价和计算的，因为这种价值是一种无形的人文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和特殊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看，它又是无价的。被马克思送进当铺的外套只是暂时让渡了它的使用价值，但谁也无权剥夺外套所特有的“历史记忆”。因为这份记忆只属于马克思个人，对他人来说或许没有任何意义。

当然，平民马克思的外套所具有的历史记忆在当铺老板看来不具有增值性，反而是其贬值的有力证据。但是，成名之后的马克思外套由于增加了符号价值即社会文化内涵却有可能增值。这种增值的实质仅仅因为它带有名人的光环，能够在市场上卖到高价，而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普通的个人。名人外套和平民外套在使用价值上可能没有区别，所具有的历史记忆可能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只表现为具体的特殊差异而已。今天，古代平民的外套也可以走进博物馆成为珍藏。这些表明平民也是历史画卷的书写者，正是他们个性化的日常生命活动和意志使历史更加丰富、多彩和厚重。

四、结语

马克思不仅用大英博物馆的资料写作《资本论》，同时也用自己“贫穷”和“典当”的亲身经历验证商品拜物教的非人属性。也正是这种亲身体验，促使马克思拿起笔来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和剥削本质，并对这种制度进行无情的批评。商品拜物教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最高表现形式。商品形式把劳动产品的社会性质反映为物的性质：把劳动和交换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人之外的物与物的关系。马克思对以商品拜物教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实质是对人的异化的批判。人类解放和发展终极目标预示着商品拜物教神话的破灭，预示着物的人性回归。

[参考文献]

[1]罗钢，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篇6

关键词:劳动使用价值论;快乐经济学;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003-02

在当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立论的根据。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是,重新建立一个能够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并与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观上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就应该是研究快乐的快乐经济学。

一、劳动使用价值论的提出及其内容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他是最先从商品的分析入手的,他揭示了商品的两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

在分析劳动使用价值论基本内容前,我们必须概括一下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有关论述。

1.有人认为,马克思不重视使用价值,对此,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他说:“这位瓦格纳还把我列在那些主张‘使用价值’应该完全从‘科学’中‘抛开’的人中间。”“这一切都是‘胡说’”[1]。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说:“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2]

2.从商品两重性也可看出,马克思是非常重视使用价值的,他把使用价值列为商品的两重性之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两重性是由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的,商品两重性是由劳动力的两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

3.在马克思看来,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表现为商品具有的某种效用,这是实现交换价值的前提,“物品要成为商品,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一定要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因而一定要有某种有用属性。”[3]

4.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但同时也认为使用价值具有社会性。“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2],“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对他本人即卖者的使用价值,而是对第三者即买者的使用价值。”[4]

5.马克思看到一种商品在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使用价值。“至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情况则不同。按照劳动过程的性质,生产资料首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或者更进一步地加以规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辅助材料等等。”[3]

6.马克思认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只是资本增值的手段,“……资本对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加以采用或抛弃。”[5]

7.马克思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使用价值,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现实的具体物的属性,即“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他把使用价值看成是抽象的、类的存在,即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的范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6]

8.马克思看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所特有使用价值的作用,也正是主要由于这一点,马克思才把使用价值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之内。“……剩余价值本身是从劳动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所以在我看来,使用价值起着一种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不同的作用。”[1]

9.马克思认为,“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货币创造交换价值,创造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换价值。”[2] 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来让渡,它的使用价值就是获得利润。

10.马克思认为,“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只是他借以消费自己收入的对象。”他还认为,“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1]

11.马克思看到了使用价值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认为,从总体而言使用价值对社会资源的分配起决定作用。“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

以上我们简略地概述了一下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论述,尽管上述的介绍存在着许多不周全之处,但本人认为,这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下面本人就根据马克思有关使用价值的主要观点,对劳动使用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做一下初步的概括和总结:(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的配置趋于合理化。

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使用价值论也必然是劳动使用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所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7] 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当然也要以劳动和劳动者为本位。

二、确立劳动使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是忽视或不看重使用价值的,只是出于革命性的需要,他在构筑其理论体系时,必然选择最能证明其革命性的那部分概念和内容,作为其论述的主线。尽管如此,由于使用价值的特殊重要地位,马克思还是大量地论及了使用价值。从他的大量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现在看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1.使用价值与价值共同构成商品的两重性。这说明,从商品两重性构成角度看使用价值与价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商品两重性的论述必然是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应是劳动使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我们明确这一点,其最根本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对价值的研究,得出的劳动价值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石;那么我们通过对使用价值的研究,即可得出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石——劳动使用价值论。

2.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前提,劳动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这说明,从价值实现角度看,使用价值已经成为交换价值和价值的核心,离开了使用价值,也就无所谓交换价值和价值,因此,劳动的直接目的当然是创造使用价值。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企业必须首先注意新产品的开发,不断创造具有新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获得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且这是使用价值创造的重要内容之一。

3.使用价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属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会性。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必须明确,为谁创造使用价值,为谁创造价值?可以说,这一条标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取向,从而也证明了劳动使用价值论,能够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和逻辑起点。

4.从整体而言,对使用价值的重视使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化。可以说,这一条是政府和企业重视使用价值的必然结果。政府重视使用价值,就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或过剩的产品,政府都应该在宏观上有所把握,政策的制定就应该以此为据。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即创造使用价值过程中,就应该对市场进行调查和预测,然后才能决定创造哪些使用价值以及创造商品的数量。

三、劳动使用价值论与快乐经济学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价值理论包括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狭义价值理论即指劳动价值论。根据前文的研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应该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劳动使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最终要解决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问题;劳动使用价值论最终要解决生产过程的合目的性问题。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就是“以人为本”,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

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应该研究三大方面问题:一是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二是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三是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生产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如生产粮食还是生产毒品,建楼堂馆所、豪华别墅还是修希望小学等等。分配领域的公正问题要解决利益分配的广泛化,避免利益向少数人集中。如子女上学、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消费领域的合理化问题要解决如何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明消费。如封建迷信、铺张浪费、跟风消费等等。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就应该从生产领域开始。我们还是借鉴马克思的分析方式,即从分析“商品”入手。马克思已经发现了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重性。通过对价值分析得出劳动价值论,并以此建立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当代,我们就要通过对使用价值的分析,确立马克思的劳动使用价值论。并以劳动使用价值论为逻辑起点,建立马克思主义新经济学——快乐经济学。

现实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随着现实的变革,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大发展。我们要善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寻求新的生长点,使理论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编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8-716.

[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71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篇7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人类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的。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抽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1]

对于恩格斯的这个见解，似乎还很少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干脆删掉了交换，并解释说“因为‘交换’一词通常被许多人了解为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2]­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在苏联一直存在着一种否定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思潮。[3]®在我国，这种思潮也在七十年代达于高峰，形成“经济论”，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危害。

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转变，1983年提出“变自给经济、半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的口号，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大力提倡商品生产中，又出现流通渠道不畅，运输、仓储、通讯、服务等严重不足，以致发生“卖货难””买货难”等现象。这就使人感到，单考虑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思想指导。经济史又是生产和交换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对商业史的研究颇盛，已有不少成果，十分可喜。但我觉得探讨的范围狭了一些，不能反映恩格斯所说交换的社会职能的作用。原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提过，商业除从事商品交易以外，至少还有运输、保管、通讯、递送、分类、包装、散装、分配等八种职能，这些职能又都创造价值，因而形成商业成本或费用。[4]¯国外有的经济史学者把市场机能、运储、信息以及信贷、保险、政府等功能统一到一个交换成本（cost of exchange），这些功能在历史上的演进（反映为交换成本的降低），机制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5]°这种看法有点象恩格斯的交换坐标论。这种看法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模式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它的职能受生产的支配。在历史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资本是独立运动的，那时“商业支配着产业”[6]±；因而，交换还会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扩大我们商业史的研究范围，姑称之为交换经济史。这里，我只是提出一些设想，供同行讨论和批评，远非交换史本身。但我觉得，经过时贤的研究，如果我们能从经济史中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那必然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十分有益。

广义的交换

马克思的确说过：“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括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7]这是指产品或商品交换，可说是狭义的交换、但他还讲过，人们在生产中必须“互相交换其活动”，发生“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8]­这里已不限于产品或商品的交换，但还是在生产之中。这些交换还都是使用Austausch一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一些地方，表达交换这一概念时，不是用Austausch，而是用Verkehr一词，中文本译为交往。这个词含义较广，他们还提出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等各种“交往关系”（Verkehrsverh altnisse）。在谈到交往与生产的关系时，他们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人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9]®这里的交往就不是在生产之中，而是与它并行，甚至是生产的前提了。

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阿夫的一封信中，在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时说：“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这里的交往又是借用commerce（交易）一词。他解释说：“我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它包括一切“社会关系”。[10]¯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用交换这一概念时是有不同含义的，从狭义以至最广义，乃至不得不选用不同的词。

在自然界，存在着三种交换，即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在系统论中，各系统之间、一个系统的各元素之间都有交换关系，即输人和输出。这种交换也就是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所以输人和输出是不同质的。[11]°这个原理也可用于社会研究。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不同质的交换，如政治关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等。不过这样来看待交换，又未免太广泛了。近代社会学家，尽管常把交换归之于社会行为（行为主义），但多半还是区分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功能主义）。为便于研究，我想把政治经济学的交换区分为下列三个含义，三者加起来就是广义的交换。由于是作为交换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自不免有若干人为的规定（正如我们要研究江南经济史，就要对“江南”作些规定一样）。

第一个含义：指商品交换，包括它的前驱产品交换。这是通常意义的交换，也是我们要研究的主体。这种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属于物质交换，从历史上说，它出现较晚，最早不超过原始社会末期。至于它的历史下限，即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否消灭，可暂置勿论。

第二个含义：指劳动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它属于能量交换。但因所有产品和商品的交换都是物化劳动的交换，我把它们和也是商品的劳动力的买卖除外，仅包括其他形式的劳动，其中又主要是与流通有关的各种劳务，尤其是运储、通讯、市场机制和。在历史上，劳动交换是与人类共始终的。

第三个含义：指智能的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它属于信息交换。但我用“智能”一词，意在把它限制在经济的范围之内，排除权能信息（政治信息），也排除非功能的信息（感情、、宗教等）。作为交换的实体（非载体，如语文、通讯），我又把它限定在信息生产即精神产品的含义上；其主要即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的知识。因而，它出现最晚，它的历史上限不出奴隶社会，下限则与人类共命运。

交换与分工

上列三种含义的交换的基础都是分工，并随分工的扩大而。这正是交换可以独立于生产、有它特殊的发展的原因。

学所称生产，首先是指人类对的变革，即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开始。在这以前约有150万年，人类是处于“攫取经挤”，而非生产经济。但是，那时就有了分工，也有了劳动交换。

“分工起初只是在性行为方面的分工”；[12]也许是这样，但这决非人类的特征。人类在采集、渔猎等劳动中，就有按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分工了。最近并证明，原始社会的平均分配并不是根源于共同劳动，共同劳动也不是全体成员都要同时去做一种劳动，而是分别去做各种劳动。有人把这种分工叫“暂时分业”。不管是自然分工或暂时分业，成员之间都必然有劳动交换，虽然这种劳动交换没有等价形式（劳动成果是平均分配的）。

人类进人生产经济并未立即开始产品交换，至少有100万年仍然只有劳动交换。产品交换不是源于生产，而是源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近年来学者对第一次大分工的不无怀疑，但历次的社会分工造成商品交换则可以肯定。

智能交换，可以说从“智人”出现就开始了，语言便是它的载体。原始人在劳动中互相指点路途、通报情况，自然会增进效率。但是，真正成为信息的是概念，是人脑抽象思维的产物。原始人能说出许多动植物名称，但没有“兽”“树”这种概念，也就没有信息产品。信息产品是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后出现的。马克思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起人类才能“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才有了、和。[13]­所以，信息交换也是由分工引起的。

科学技术，今天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但在古代却不是这样。据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测算，石器时代，技术的发展平均每万年只提高1－2％；从铁器出现直到使用蒸汽机以前，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平均每个世纪还不到4％。[14]®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不是靠科学技术，而是靠分工。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论他们的世界观如何，都肯定分工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亚当·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5]­斯宾塞从整个社会出发，认为分工是社会有机体演化的普遍机制；分工愈完善，社会各部门的发展就愈协调有效。

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恩格斯说，当人的劳动生产力还非常低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的发展、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列宁说：“在手生产的基础上，除了分工的形式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技术进步。”[16]®

然而。分工和交换几乎是同义语。分工作为一种生产形式，[17]¯不仅它的效果要通过交换实现，它本身也包括着交换。分工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分工指劳动分工。马克思也常在广义上用这个词，如说中世纪的等级制度和行会制度，近代的殖民制度和国际关系，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18]°而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是“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19]±广义的分工是和广义的交换相适应的。交换除了它促进产品的商品化、劳动的专业化从而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外，它的一般效果是：使原来孤立的、往往是自给的生产领域或地区互相联系起来，形成国民经济整体；又使那些专业的、不能自给的部门或地区，可以独立进行生产。因而，交换使“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又使“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20]²而这两个过程，都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西欧交换经济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要是讲广义的交换的。该书“交换和生产力”一节[21]³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可视为西欧交换经济小史；我因摘要如下，作为示例：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同生产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标志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向国家的过渡（奴隶制建立）。

城乡分离也可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即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首先是商人资本的出现）。

到中世纪，在由逃亡农奴新建立的城市中，出现自然形成的、以特殊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业资本。（这时的手工业者也是商人）这种资本和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来，由于交换和流通还不发达，它不能实现（不能货币化）。

商人资本是在历史上被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活动，但它很快就在新兴城市中出现（代替手工业者的卖人于是地区间的贸易发展起来。它的发展，取决于工具、沿途治安情况，和交换所及地区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水平。

随着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在生产和交换之间产生相互作用。某地创造的生产力，往后是否失传，取决于交换发展的情况。腓尼基人的许多发明和中世纪玻璃绘画技术即由于没有交换（传播）而失传。在历史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因每地都是单独生产的。地区间贸易打破这种孤立，生产和商业的分工引起各城市在生产上新的分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占优势。

不同城市之间分工的直接后果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它的初次繁荣，先在意大利、然后在弗兰德，其历史前提是同外国的交换。在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最初只限于国内市场。此外，它还以人口集中城市和资本积累为前提。织布业是由于交换扩大而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也是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井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行业。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开始了一个人们流浪的时期，开始了各国间的商业战争、保护关税和禁令，使商业具有了政治意义。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远征和殖民地的开拓，商业和航运业空前发展。18世纪成为商业世纪。

世界性的交换的需求，超过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引起了新的动力:产生了大工业。

然而，大工业产生的前提是国内自由竞争和理论力学的创立。大工业的出现又使竞争普遍化，这种竞争就是实际的贸易自由。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城市最后战胜乡村，其前提是（机械）自动化体系。

大工业创造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从而加速了流通。……

从上述简单摘要中可以看出交换和生产以及运输、科学等的关系，它们又怎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中可以看出，西欧的情况和是多么的不相同；但从这种关系的原理看，又是多么的一致。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只讲了城市生产和交换，没讲和农业。

商品交换

商品交换是上述三种交换中主要的交换形式，也是交换史的主体。这里引人注意的是：我国商业素称发达，有人甚至认为春秋末已进入商品经济。近年来商业史的研究，也大都盛赞历代市场的繁荣，商品生产日盛。但是，何以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迟迟不能？何以到20世纪八十年代还要大力提倡商品生产，提出“变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的口号？我以为：我国较早废除封建割据，较早出现全国性市场，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商品交换确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在的研究中，应当注意有不同的商业活动，有不同性质的商品交换，它们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我已有几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22]这里只做个综合概述。由于是强调其不同，对于共同性的发展的一面就无暇谈及了，读来未免偏颇。

第一，商品交换的原始形式是产品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23]­换句话说，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非价值即交换价值的交换。“作为使用价值，它们只有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才能被交换”，[24]®因而交换带有偶然性。以后交换的发展，由于有了中间媒介，交换物有了简单价值形式；最后，它为商品交换即交换价值的交换所代替。但是，使用价值的或近似使用价值的交换仍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相当比重。如地方小市场上农民之间的品种调剂、余缺调剂、家庭手产品的调剂，都属这种性质。其交换的东西，原是每家农户都能生产的，只因某种原因今年未生产或生产不足而已。到宋代，商税有一半来自地方小市场，其中必有很大部分是来自这种调剂的交换。

在交换史的研究中，区分使用价值的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换十分重要，因其对生产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同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为满足自我需要，是反分工的，其出卖也是为了再获得使用价值，不是由于分工。因此，无论交易总量多大，每个交换都有条件性，它们在生产上，得不到分工的好处。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指的分工，……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生产的分工”，“仅仅把它看作同交 换价值是一回事。”[25]分工的作用只有在交换价值的交换中才能充分发挥。有些学者在“使用价值的交换”一词上弄得茫无所措，即因不懂得分工的道理。[26]­

第二，商品交换代替产品交换，大体是在奴隶制下完成的。但这时的商品交换，主要是剩余产品的交换，即生产者自用有余的产品，因商业活动“使产品成为商品”。[27]®就是说，它原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而是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因而不是以分工为前提。这种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商品），这种商品交换，也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交换。

这种剩余产品的交换，不仅在奴隶社会。而是延续了很长时期。马克思曾把它称为交换的第一个阶段，包括整个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28]¯这是指农产品的交换。在，它还延续到现在。直到农业专业户、即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出现以前。应注意的是，农业生产的剩余产品的量是很大的。我国早就有“见税什五”之说，西方也差不多，即产品的一半以上有可能投入交换，故不能因其量而忽视交换的性质。

手工业方面，城市手工业出现，已是商品生产了，故马克思称之为生产的“第二个历史阶段”。[29]°这问题下面再谈。第三，自进人阶级社会后，就有了因剥削而引起的交换。贵族、官僚、地主和他们的食客、仆从、军队等都要购买生活资料，因而商贾云集，形成繁荣的城市市场。《西京赋》《洛阳伽兰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大部分属于这种交换。明清以后，它才渐居不重要地位。

原来经济学所称商品交换，是指生产者之间的交换，“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30]±而由剥削所引起的交换，则不是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而是剥削阶级的收人与商品的交换。在封建社会，这种收人无非是地租及其转化形式（赋税、商业利润、利息）。这种收人所交换的商品如果是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力），它就会变成资本，导致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但是迄鸦片战争，它基本上是购买生活资料，即农民的剩余产品。[31]²这种交换对于生产无大好处，且有坏处，因为从物质交换上说，它是一种单向流通。例如田赋，每年约合三千万两，无论是征实物或征货币，每年都要输出相当于此数的农产品，城市却没有回头货来补偿。因而，它所造成的市场繁荣，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地租量扩大）。

第四，地区间的商品交换，或长距离贩运贸易，对生产有重大作用，已如前节所述。我国早就有发达的贩运贸易，但在宋以前，主要是三种，即奢侈品贸易、土特产贸易、盐铁贸易。明以后，日用品贸易才渐居主要地位。

侈奢品贸易是古代贸易的主要内容，中西皆然。但它是根据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而来，不是根据价值交换而来。土特产贸易在我国是由“任土作贡”演化而来，具有非实用的特点。这两种贸易的商品，都是已生产出来或已存在的东西，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不以生产分工为前提，其交换的对象，又属特殊的需要，并限于特殊阶级。因而，它们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是很有限的。盐铁贸易，可说是商品生产了，也可说是基于地区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先天的、纯由条件造成的，所谓“只缘海角不生物，无可奈何来收卤”；[32]³而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大批量生产造成的，故这种交换的作用须打个折扣。

第五，在剩余产品的交换过渡到商品生产的交换后，商品交换才获得完全的意义。因为这时所交换的，已是以分工为基础、为市场、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东西了。这个过程首先出现在手工业中。在西欧，如前所说，首先是出现在由逃亡农奴建立的城市里，即行会手工业。在中国，要晚一些；因为官手工业盛行，它们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而民间手艺人之向商品生产者转化，到明代才见显著。

但是，这时的商品生产，还是小商品生产。[33]它和后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工场手工业）有质的差别。除了生产规模较小以外，从交换的角度看，这种小商品生产是以谋生为目的，生产者只要求交换价格能补偿他们的活劳动消耗，加上彼此相等的利益(v+m)，而其利益（m）不计生产资料的价值（c）。所以在这种交换中，按c+v+m的“利润率的差别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正象在国际贸易上，不同国家利润率的差别，对各国的商品交换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一样。”[34]­就是说，它还没有达到完全意义的价格形成。并由于没有平均利润的作用，妨碍着投资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自由流通（在行会制度下还以规章限制这种流通）。此外，在小商品生产中没有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这也限制着交换的作用，例如促进劳动专业化的作用。在中国，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农民家庭手工业比较发达。最重要的手工业即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迄鸦片战争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其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如在松江），在价格形成和分工上，就具有更落后的性质。

商品交换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了。在我国商品交换史中，还应研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这两种交换又各有特殊的学问，我都略而不谈了。

总的说来，我觉得，交换史应该区分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商品交换，才能看出它的“社会职能”，和它与生产在“每一瞬间”的相互作用，如果研究得好，也就得出它“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这里我做一个粗略的概括，如图Ⅰ。图中Op是以生产的高度代表国民经济的发展刀t是时间也是交换进展的坐标。各种性质的交换a，b，c，e，f在历史上陆续出现，而它们的斜率，也就是各个交换曲线的导数，是不同的。这个导数，可以代表它们对于Op的作用的量的概念。（在设计上是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作为参照系，即设f的dp/dt=1）

劳动交换、智能交换

劳动交换史还是个新的研究题目，有待讨论，我这里只能提出一些探索性的设想。

第一，如前所说，劳动交换与人类共始终，不过我们的研究还是可以从人类进人生产经济后开始。在有了产品和商品交换以后， 物化劳动是通过物来交换了，但那只占生产的很小部分（我估计清代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不过10％）。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交换仍属重要。加罗林王朝的科尔比（Corbie）庄园，有从事锻冶。旋盘、木工、制鞋、磨坊、酿酒、烤面包等的专业户24户；19世纪初印度一个百多英亩的小公社，各种工匠和理发师、洗衣坊，教员、诗人也有十几户。他们同农户之间都要交换劳动。在中国小农经济中，这些工匠和手工艺人以及医卜星相（也是农业生产所必需）是分散在村乡，若以村乡为生产单位，这也是生产内部的分工。这种内部分工。也就是劳动交换的量，制约着生产的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从工场手工业开始，生产内部的劳动交换发生一个突变，因为所有的劳动者都变成局部劳动者，非互相交换劳动不能进行生产了；同时，“一种特殊的劳动方式——管理劳动”重要起来，“作为劳动者”的“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35]®这就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第二，市场结构和商业组织，是交换和流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是由城乡分离和社会分工发展而来，广义说，也是交换的一种形式。诸如由坊市制到多级市场的形成，全国性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商业中心和镇市经济的兴起，零售与批发、贩运的分离，中间环节和牙行货栈的建立，商品经营专业化和行、团行、铺行、商人会馆、公所、商会的递姻等，过去我们是放在商业史研究，实际它们不是生产商品，而是产生功能，属于劳动交换。

第三，上节提到，自进人阶级社会，就有了由剥削引起的交换，“从物质交换上说”，它是一种单向流通，生产者输出商品，却得不到回头货来补偿。但是从劳动交换来说测不完全是这样。这就是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而来的所谓政府功能，它是统治者给予社会的管理和服务，从宏观控制来看，也是一种劳动交换。诸如统一度量衡、维持币制、商旅治安、均输平准、仓储制度、青苗市易、关卡商税，以至榷禁、专卖、闭关、禁海、协定关税等（我把开运河、修驰道、设驿传等归人下项）。这些政策设施似乎有利有弊，但不能以“目的在加强剥削”一语把它们抹杀，而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对于政府在交换中的功能，我们注意不够，国外则已有学者进行具体研究，[36]一般认为，比之欧洲中世纪，中国封建政府效率较高，治安亦较好，故商务发达。

第四，运输和通讯，是关系交换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们是提供劳务，进行劳动交换，但和前述主项不同。前三项的劳动交换，虽也常有等价形式，但所交换的基本上是具体劳动。运输和通讯因较早形成产业，它们已属抽象劳动的交换了。马克思把运输业称为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却认为通讯不生产价值，把它列入“纯粹流通费用”，这是没有道理的。[37]­谁都知道，促进英国对华商品侵略的有两件事，一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航，其二就是1871年伦敦至香港海底电线的接通。运输是商品的载体，通讯是信息的载体。若说运输因使商品“位移”就生产出物质来，甚为费解。其实，它们都是提供劳务，进行劳动交换。我们主要是研究它们在各时期的功能，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费用、时间、安全或准确性。用趋势或导数表示，它们在19世纪初发生一个突变，这就是轮船、铁路和电讯的出现，功效大大提高。

第五，货币流通和信用流通，即，它们也是提供劳务，与商业关系密切，一如运输和通讯。只是我国现在还未承认它生产创值，[38]®但这无碍于经济史的研究。事实上，我国货币史和金融史阶研究是颇有成绩的，这里也是要从它们对生产和流通的功能上来考察，纳人交换史体系。它们是在资本主义的后期，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智能交换，如前所说，主要是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流通。其重要者如黄河流域的农艺学向江南推广，中原工农业技艺向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丝绸、制瓷等技术的输出，外国作物、工艺的引进等，史料丰富，都可写成专著。问题也在如何考察其功效，纳入交换史体系。西欧实证科学和力学的发展，导致18世纪的产业革命，同时我国则由先进国变为落后国，其间信息的闭塞和不能象日本那样“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若比邻”提倡‘“洋学”[39]¯，不失为原因之一。殆19世纪后期，我国建立新式工业，而管理知识跟不上，又常沦为功败垂成的一个因素。经过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据说人类将进人‘“信息时代”，姑不论说者如何，智能交换已逐渐成为交换的主要内容了。治史者以当今为钥匙，研究历史上交换经济的发展、研究交换作为“社会职能”的作用，是不能忽视智能交换这个内容的。

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和商品交换有所不同，它们常是多种形式并存，每种形式在历史发展中又具有阶段性，或发生我所说的突变。我把它们的发展过程权且示意如图Ⅱ。该图示是以生产和时间为坐标，利用各种交换曲线的相对斜率即导数值代表其对Op的功效，即对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还都未经研究，图示不免随意性，但可供读者批评。（在设计上，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智能交换g作为参照系，即设g的dp/dt=1）。

小 结

以上所说，只是个大胆的设想。实际上我的意见不过是：（1）在经济史的研究中要注意交换，不宜只重生产；（3）在商业史的研究中要扩大视野，不宜只着眼于商品。而这样研究的目的，无非是历史经验，以为今用。可喜的是，从1985年起，我国农村已进入商品性消费阶段，农民人均生活消费中商品性消费已占60.2％。但是，在劳务、服务和智能信息的交换上，还是很落后的、1986年9月12日《人民日报》有则题为“家庭能量释放之后”的报导，对我启发很大。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篇8

论文摘要：在作为特殊合同的劳动合同制度中引入、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势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与民商事合同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相比，在适用主体、归责原则、行为的类型、赔偿范围和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有其特殊性。

一、引言

1861年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其主编的《耶林法学年报》第四卷上发表了《缔约上过失：合同无效与未臻完全时之损害赔偿》一文，提出了缔约过失理论，即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耶林指出“从事合同缔结的人．是从合同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合同上的积极义务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须尽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合同关系，正在发生的合同关系也应包括往内，否则，合同交易将暴露于外，不受保护，缔约一方当事人不免成为他方疏忽或不注意的牺牲品。合同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所谓合同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而不是不发生任何效力，简言之，当事人因自己的过错致使合同不成立，或无效者，对信其合同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赖而生的损害。”缔约过失理论是对传统合同法理论、债法理论的重大发展，该理论一经提出，直接影响和轰动了大陆法系国家的民商事立法。在英美法中也产生了一定反响和回声，即英美法中虽没有缔约过失的概念，但也承认违反诚实信用义务构成过失。

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本质，是为了保护信其合同有效成立的当事人，在因相对人的过错致使合同不成立，或无效时的利益。溯本追源，该理论是因应民商事合同制度的。那么，在作为特殊合同的劳动合同制度中可否引入、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就成为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二、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在劳动合同制度中的引入

探讨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在劳动合同制度中的引入．必然涉及其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就必要性而言，集中体现在为对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尤其是劳动者进行充分保护，因为，在劳动合同关系领域中，也同样存着大量的因一方当事人恶意磋商、隐瞒真实情况等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给对方当事人特别是劳动者造成损失的情况；就可行性来讲，主要体现在劳动合同的私法主导性质、我国现行劳动法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初步规定、国外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立法的成功经验等方面。本文重点分析可行性的问题，对必要性问题不做赘述。

(一)从劳动合同的私法主导性质看可行性

合同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源远流长。在西方，劳动合同在其发展史上，大致分为两大时期，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个时期，即前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当时商品生产的不发达，大部分人的自由身份在政治上被强行剥夺，劳动合同关系主要存在自由民和平民之间。在这一时期，关于劳动合同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身份合同说”、“租赁合同说”…“身份合同说”主要体现在日尔曼法中，该说认为劳动力的给付与受领并非单纯的债务合同，尤其从劳动地位的取得来观察，其具有身份性更为明显，在理论上虽然雇主与劳动者地位平等，但与其将劳动力视为买卖商品，不如将劳动关系视为有身份上的从属关系，而使劳动者受较多保护。“租赁合同说”可溯源至《罗马法》时期与“对物租赁”相对应的“对人租赁”。该说认为将劳动关系视为买卖关系并不妥当，宜将其视为租赁关系，而所谓租赁物即劳动力，当合同关系消灭后即须回复劳动力。

第二个时期，即资本主义时期，伴随商品生产的发达，劳动力已成为特殊商品，社会生活中的交换活动更为普遍。在这一时期，关于劳动合同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雇佣合同说”、“特种合同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受人文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熏陶及洗涤，在阐述个人和社会关系问题时资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家努力将个人从“无往而不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恢复人格的绝对平等。于是在法律上产生“全然自由地对等的人格者之合同关系思想”，“劳动关系亦承其一贯理论，逐渐丧失其身份要素，遂成为两个人格者问劳务与报酬之交换关系，劳动成为纯债权关系”。“雇佣合同说”成为当时的主流学说，劳动关系被视纯债权关系，1896年的德国民法及1911年的瑞士债法均规定了同样的雇佣合同。唯有极具代表性的《法国民法典》固守、承袭了罗马法的“租赁合同说”，将雇佣关系称为“劳动力租赁”；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步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来，出现了“特种合同说”，该说已成为目前的主流学说。“特种合同说”认为劳动合同系民法中所有典型合同以外的一种，已形成一种特种合同。依该说，劳动关系绝非简单的平等主体问的债权债务关系，一般的债的关系中没有身份因素在内，劳动者对劳动力的转让并非如一般商品的出卖人将独立于自身人格之外的商品交付而已，而是将与人格连带的劳动力供雇主支配。其劳动力支配与被支配，事实上同时产生人格的支配与被支配，其中的从属关系不言而喻。私法上之合同神圣和合同自由非但不是实现正义的手段，反而成为不正义的源泉。“对那些为了换取不足维持生计的报酬而出卖血汗的人说合同自由，完全是一种尖刻的讽刺。由于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和人身性而使其具有社会性因此劳动合同与完全私法性质的雇佣合同并不完全相同，劳动合同通过受集体合同、劳动基准法的制约，限制的是用人单位滥用合同自由，解决在缔约过程中看似正义而结果不正义的问题，对劳动者实行特殊的保护。与此同时，劳动合同虽受集体合同、劳动基准法的制约，但其私法性质仍极为明显，因为劳动合同仍然体现着在劳动基准和集体合同之上充分的合同自由的精神，劳动合同总体上属私法合同。也正因为如此，有观点认为劳动合同并非劳动法独立的体现，而是私法(民法)社会化的结果。从立法上看，亦然。例如，1971年修改的瑞士债法虽然用劳动合同制度将雇佣合同制度替代，但劳动合同制度仍然是民法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新中国，围绕劳动合同性质主要有三种观点：“公法说”、“私法说”、“社会法说”。“公法说”是一种传统观点，产生于劳动法公布之前，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认为所有职工都与用人单位存在着劳动合同关系，“……如录用通知书、报到证明文件和任职文件，等等，这些有关参加工作的文件，即是属于劳动合同性质的文件，说明双方达成了协议，产生了劳动法律关系……。”在我国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公法一元化体制下(不承认私法的存在)，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力实行行政安置，用工形式采取国家“统包统配”，劳动合同是被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被普遍要求的，体现了我国劳动管理体制上行政化。这种观点强调劳动合同体现的隶属性，而忽略劳动合同应当存在的合意性。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此观点已退出历史舞台。“私法说”基于合同的私法性质，强调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性。认为劳动合同的自由性、协商性是第一位的，而国家干预是第二位的。在立法体例上，应以合同法为核心，辅之以劳动基准法、集体劳动合同法构建成完整的劳动合同制度，其基石是合同的平等、自愿原则，同时以社会正义观来匡正其不足。并进而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交换……应当由我国统一《合同法》进行调整，并一同遵循《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准则。”‘社会法说”基于劳动关系兼具财产性和人身性、平等性和隶属性，强调劳动合同的社会性。“劳动合同是在劳动基准法和集体合同的基础上，对劳动者个人的劳动关系进行约定。……在现代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在劳动基准法和集体合同限定的范围内，有权处置自己的权益。” ‘劳动合同已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合同，而是一种在‘合同自由’原则基础上渗透了国家公权力必要干预的、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合同。”依照社会法的观点，劳动合同是公私法兼容的产物，但是，劳动合同的公法性和私法性哪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整体上来言，社会法学者承认私法性质占主导地位，理由有：一是社会利益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个人利益；二是从劳动法的发展历史和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看，劳动关系自主化、合同化是私法性质的主要体现。尽管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在劳动立法中相互交融，有时很难截然划分，但总体而言，合同化、私法化是第一位的。

从上可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关于劳动合同的理论和实践上，不管是认为劳动合同是民法(私法)社会化的结果，或是认为劳动合同是劳动法(社会法)独立的体现，尽管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争议只是限于认识角度和浮于形式，从实质而言，各种观点都是承认劳动合同的私法主导性质的。

综上所述，综观劳动合同制度与民商事合同的制度，前者具有部分公法化的色彩，但从本质上来讲，仍然体现着在劳动基准和集体合同之上的充分的合同自由的精神，“劳动合同之成立原则与一般合同的缔结相同，……民法上有关合同成立生效之规定皆能适用”，不能否认民商事合同的一些基础理论和原理仍可以在劳动合同制度中适用。所以，一般合同的基础性的特征原理、发展趋势等皆适用劳动合同。那么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当然适用于劳动合同，而且它的适用更有利于扩大劳动者保护的范围，维护他们的正当利益，实现劳动法的宗旨和目的。

(二)从我国现行劳动法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初步规定看可行性

我国现行的民商事立法中对合同无效和被撤销的缔约过失责任、合同不成立的缔约过失责任作了较全面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规定。尽管《合同法》所调整的是民商事合同关系，并不适用于劳动合同，但由于在劳动合同关系领域中，也同样存着大量的因一方当事人恶意磋商、隐瞒真实情况等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不成立或无效给对方当事人特别是劳动者造成损失的情况。所以我国现行劳动立法，对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有所规定的，尽管没有明确使用缔约过失责任这～概念且规定是非常不全面的。规定的不全面体现在：第一，只针对因用人单位的原因签订的无效劳动合同而产生的纠纷。第二，完全没有涉及在订立劳动合同过程中，由于用人单位或劳动者一方的过错而使劳动合同不能成立并造成他方损失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第三，对由于劳动者的原因订立无效劳动合同，进而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应否承担责任则没有．规定。这样就形成了实践中关于劳动合同责任的缺陷，对双方当事人尤其是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保护不全面，这自然有违劳动法的立法宗旨。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劳动立法对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持肯定态度的，主要体现在《劳动法》第18条、第97条和原劳动部的若干规章以及如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地的地方立法中。《劳动法》第18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的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第97条规定：“由于用人单位的原因订立无效合同，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劳动部1995年的《关于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2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即招用后故意不按规定订立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到期后故意不及时续订劳动合同的、由于用人单位原因订立无效劳动合同，或订立部分无效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给予劳动者赔偿”。

《劳动法》第l8条、第97条和原劳动部的若干规章，特别是《劳动法》第97条的规定已经符合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可以将其看作劳动缔约过失责任的雏形，同时，近年地方立法劳动缔约过失责任的有益探索。基于上述理由，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在劳动合同制度中的引人，应当是水到渠成，具有可行性的。

(三)从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立法的成功经验看可行性

国外许多国家主张将缔约过失责任纳入劳动合同制度领域，并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劳动缔约过失责任体系。德国认为劳动合同是私法上的合同，劳动合同是合同的一种，虽然劳动合同的订立，必须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合同所约定的事项，仍属私法上的法律关系。“基于契约法之原理所发生缔约双方之’说明义务’与‘保护义务’在劳动契约中并无例外，因此双方在缔约过程所发生之缔约过失或无效契约信赖利_益之损害赔偿之请求权均有成立之可能。”英国在劳动立法上已实际采纳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涉及雇佣合同的默示条款时，上诉法院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应当考虑，一是该条款明显是双方当事人同意的，但在合同中没有规定；二是该条款对合同运作本身是需要的。这样，法院可以将该条款列入合同中，使它成为默示条款。雇员的责任：自愿地和乐意地工作；运用适当的技能和合理的谨慎；服从合法的命令；小心照顾雇主的财产；忠诚地为雇主服务。雇主的默示责任：不得克扣雇员的工资；与雇员合作以维持相互信任；合理地照顾雇员以保证其健康和安全；对某些特定的雇员雇主负有提供工作的责任；其他缴纳保险和代扣所得税等责任]。韩国在劳动立法上已明确采纳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缔结劳动合同时劳动者有义务向使用者具体说明自身劳动力的质量，并让使用者适当地选择劳动力。虽然劳务合同交涉时尚不存在任何的劳动关系，但劳动者和使用者都有向对方如实告知和说明的义务。因劳动者的欺瞒行为使使用者误认为劳动者拥有缔结合同所需要的特定技能，从而引起的损失由劳动者负责。但劳动者赔偿的责任只限于受损的信赖利益(消极的合同利益)。使用者也拥有对有关劳动合同的重要事项进行告知和说明的义务。这说明告知义务从缔结合同开始之前就已存在，如违反该义务，由应基于合同缔结上的过失责任负责赔偿损失。上述国家劳动立法的成功经验，应积极吸纳到我国劳动合同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同时，上述国家劳动立法的成功之作，也证明了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在劳动合同制度中引人的可行性。

三、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在劳动合同制度中的适用

上文论证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在劳动合同制度中引入的可行性时，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说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适用于劳动合同，并不意味可以将《合同法》中关于缔约过失贵任的相关规定完全照搬过来，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有其特殊性，原因在于劳动合同毕竟不完全等同民商事合同，民商事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即双方地位平等，互负缔约过失责任。由于劳动关系的从属性和人身性，使得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形式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劳动法作为矫正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法律规范，赋予劳动者享有较多的权利，从而达到保护弱者，实现社会利益的目的。因此，在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上也应该体现这一精神，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应该适用不同的规定，重点体现劳动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特殊性。

(一)劳动缔约过失责任的主体、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劳动缔约过失责任的主体。缔约双方当事人承担的主要义务有：用人单位应诚实地招聘信息，如实向劳动者说明岗位用人要求、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社会保险、职业危害及其后果，尽最大努力节省应聘者的费用等等。劳动者应诚实地提供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工作简历、职称证书、技术等级证书、健康状况证明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善意对待试用期，不得以谋取对方的技术成果或者窃取商业秘密为目的等等。

除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外，在特定情况下，与民商事合同不同的是，第三方也可能成为劳动缔约过失责任的主体。劳动合同往往与第三方密切相关，如劳动者子女、配偶、父母。劳动合同的订立，通常涉及劳动者的子女的就学、配偶的工作、父母的赡养。如果由于用人单位的过错，使得劳动合同不能成立或无效，劳动者的子女、配偶、父母就可能成为受害者，也可能成为劳动缔约过失责任的主体。再以“就业协议”为例，“就业协议”是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培养单位签订的确定学生工作意向、用人单位同意接收、培养单位负责委派的协议。“就业协议”并不是劳动合同，其性质更接近于劳动合同的“先合同义务”。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就业协议”，而使得相对方所受到的损失不是因为“就业协议”的损失，而是不能签订劳动合同的损失。所以，由于“就业协议”而产生的责任为劳动合同签订阶段的缔约过失责任，因此，培养单位作为第三方也可能成为劳动缔约过失责任的主体。

(二)劳动缔约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则

在劳动缔约过失责任中，不能完全适用传统的民商事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因为在一个具体的劳动合同争议中，由于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很难证明用人单位的过错。应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归责原则进行区别对待。用人单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原则是过错推定原则，具体表现为：第一，免除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过错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劳动者只须证明用人单位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可，无须证明用人单位主观上的过错；第二，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用人单位就自已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除非用人单位能够证明自己在缔约中完全没有过错或者劳动者的损失属自己责任或不可抗力，则应视为用人单位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原则仍然是过错责任原则，即用人单位要让劳动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时，须证明劳动者主观上的过错，否则应视为劳动者无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三)劳动缔约过失责任的行为的类型、赔偿范围和责任承担方式

劳动缔约过失责任的行为的类型、赔偿范围和责任承担方式与民商事合同缔约过失责任虽然总体上一致，但并不完全相同。就劳动缔约过失责任的行为的类型的特殊性而言，民商事合同缔约过失责任是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产生的，但一般的劳动合同都规定有试用期。(《劳动法》第21条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试用期是劳动合同所特有的一种合同状态，试用期内，由于双方劳动关系的不完全确定性，不宜将其视为劳动合同履行期。将其视为劳动合同订立阶段更能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这就意味着，在试用期满前都相当于合同订立阶段，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这一阶段。就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的特殊性来讲，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不宜让其承担“全额赔偿”的责任，而必须考虑与其工资收入相应的实际承受能力，承担“适当赔偿”责任，而对用人单位一方，应适用实际损害赔偿原则，特定情形下还应考虑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就劳动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方式的特殊性来说，由于劳动合同属于“继续性合同”以及劳动力一旦付出即无法回收的特征，因而不可能采取恢复原状权的保护，同时，与一般民商事缔约过失责任不同的是劳动缔约过失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还可能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四、简短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