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传统文化常识范文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1

传统医学中包涵了丰富的天文、地纪、气象知识，在强调人与自然统一的同时，又重视情志（心理）、社会活动对机体的正、负双方面的影响。作为中医院校入门课程之一的《医古文》中包含着丰富的古代文化常识。教师在讲解字、词、句的同时也应为学生简单地介绍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为学生日后阅读和学习医学古籍奠定基础。

如古人通过对日、月、星辰等天体运行的观察，发现了其中的运行规律，形成我们现在所知的纪时、纪日、纪月、纪年的方法。传统的记时方法提醒我们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大地，或者说是以中原地区为主的，其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古人记时方法的特点，也反映了古人生产、生活的活动规律。年龄称谓则反映出古人对于人体生长发育规律的认知，及不同年龄阶段人的主要社会活动规律。而这些知识又与医学内容相交叉。

避讳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语言文化现象。在医古文中对传统医学也是有相当的影响的，如《本草纲目•薯蓣》中记载：“薯蓣因唐代宗名预，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署，改为山药。”避讳制度虽然有它不利的一面，但是在文献研究中，避讳往往也是帮助了解确定文献的时代等的依据之一。

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变化也是比较大的，了解历代度量衡的标准可以帮助学生在阅读古籍时正确理解古代医家所创方剂的真实用量情况。如秦汉时期，一两相当于现代的15g左右，唐宋时期则相当于40克左右，而不是现代的一两等于30g，若不知道其中的差别而误照搬原方，就可能会造成临床上的错误。另外中医文献中会出现大量中医特有的计量单位，如“方寸匕”、“钱匕”、“刀圭”、“盅”、“盏”等，仔细揣摩其中的含义才能真正领会古人用药的精髓。

《医古文》选文中不乏大量的典故。恰当地引用典故可以增加文章的表现力，避免平铺直叙，所以为古人所常用。如《类经•序》所载之“他山之石”、“断流之水”、“壁影荧光”、“竹头木屑”等。在讲解这些内容时，要详细地为学生介绍这些典故的出处、含义、引申义等，以便学生能准确理解。

教学育人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为学生指引门径。有了正确的开端，才会有更好的发展。传统文化常识的积累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减少日后阅读古籍时的壁垒，也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完善其知识层面。

2《医古文》中彰显的传统道德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同道家、佛家思想，并由此而衍生出相应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观等。传统的道德观在《医古文》选文中无处不在。因为在许多大医的眼中，医德是首位的，有才无德是成不了大医的。无论是朱震亨穷昼夜习《局方》，还是孙思邈要求用心精微的人定要“博极医源，精勤不倦”，都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一种表现。而孙思邈在讲述医者的道德标准时，融合了佛家慈悲、万物平等的观点，但最后还是回归到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

朱丹溪等儒医虽置身于医学，其初衷也是因医学能“推及物之仁”来实现其“厚德载物，仁者爱人”的追求。更将“格物致知”、“内省、慎独、践履”等作为道德实践的要义。医生的职业道德不会脱离作为个体本身的价值观与道德观而单独存在。因此，将传统文化道德中正向的能量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学生，促成其优秀品德的形成，是比宣讲更有效的手段。

医患关系自古就很敏感，所以有“六不治”的提出，有华佗的不幸遭遇，更有李中梓的“不失人情论”的感慨。因此在教学中强调“随俗为便”的现实性意义，提示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沟通技巧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有意识强化沟通能力和技巧的培养，利用在学期间依然有较高的可塑性的优势，完善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格。

3结论

中国传统医学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医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影响着传统医学的发生和发展。而受现代科学技术教育为主的学生在学习中医之初却对传统文化知识掌握不足，导致入门时较难接受传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或者不能理解传统医学的思维方式。因此以基础课程作为桥梁，搭建渗透传统文化的平台是必要的。《医古文》是大一新生的入门课，在素质教育的大前提下，充分发挥好《医古文》课程的优势，发掘本门课程的传统文化内涵，以期在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明确职业道德与行为的标准等方面发挥到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要注意，帮助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规律才是本课程的核心任务，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更是本门课程的一项责任。只有读懂古代文献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人的思想，只有更多地阅读古代医学典籍才能真正挖掘和继承古人留给我们的中医药这一伟大宝库。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2

【关键词】古代传统教育 文化生态分析 教育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在漫长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古代传统教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化的载体，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教育史中，有着丰富的传统教育理论，表现在传统教育目的上，主要有“明伦”说、“成人”说、“入仕”说等。这些传统教育目的论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分不开，而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是密切相关。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的角度进行分析、理解和探索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不仅可以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本质内涵，也增进我们对当代教育性质的探索与开掘。

古代教育及其文化生态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传递形式，能够实现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文化的生产尤其是文化的传播、增值有赖于教育这一重要途径，人类的科学与文化正是通过教育这一具有系统性、计划性和制度化特征的形式得以传承和发展。文化对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文化状况、文化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教育活动的效果；此外，文化的诸要素都从不同角度对教育产生影响，而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价值取向来体现的。

古代教育的文化生态。生态，源于生物学领域，是指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人文过程，如果我们把文化称之为“人化”，教育则是“化人”过程，它是在文化生态这一有机体中发展的。

古代教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本身有一个形成发展环境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总是受到外部和内部双重影响，内部影响是先前的教育传统，外部影响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因素。在外部影响中，对教育传统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教育是传递、选择、发现和创造文化的重要手段，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会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换言说，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中形成、发展的，带有文化的时代特色。

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受到其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促生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持久性、多样性、凝重性和伦理型。中国文化生态由三个不可缺少的生态因子组成：文化精神的生长点和归宿；文化精神运作的内在机理；文化精神生长的根本意向。在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中，人们对情感予以了重视并导致了情感在文化价值中的绝对意义，情理成为中国文化生态的重要结构，血缘本位、情理机制培育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入世意向。因此，血缘、情感、入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生态特征。

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分析

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而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能充分认识其规律和内涵。用文化的视角从其产生的文化生态入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不仅可以更为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因及趋势，也对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教育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最深，唯有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概有“明伦”说、“成人”说和“入仕”说等，而这些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明人伦”说的文化生态分析。“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明人伦，即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之意。孟子认为，人伦有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使人懂得五伦、懂得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去分析，“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价值取向无疑受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所以，在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而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正是理解教育传统中的教育目标的关钮。

因此，正是在这文化的影响下，教育传统的目标不是个体的自我、全面发展，不是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个体也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培养更多体现在伦理道德培养上，集中在等级、专制、集权等服从大一统价值观念，强调群体价值，这也是与中国文化的宗法集体注意和伦理类型相契合的。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中突出“明人伦”，则为顺理成章之事。

“成人”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成人”说，即立足于“人”的成长，是中国古代关于传统教育目的又一重要论述。百家争鸣时代，儒家以培养“君子”、“圣贤”为目标，道家以培养“真人”、“圣人”、“仙人”为弟子标准，佛家以培养“菩萨”、“佛”这样高境界的人为教育目标；”这些都共同揭示了当时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把圣贤作为最终目的，认为凡人必须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智者们所设计的母语教育，都以“君子”“贤人”“圣人”为培养目标。

古代母语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同样与古代传统教育的中国文化生态和文化精神相通的。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自然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学说还渗透于其他文化形式中，如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其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中国的文学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即便是古代科技文化，也是先“正德”后“利用、厚生”。

作为中国文化子系统的古代教育，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伦理道德学说的影响，中国伦理型文化具有超越创化生命、超越自我的理想品性，强调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人可以而且只能通过存心养性的后天修养达到理想人格，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肯定凡夫俗子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而母语作为最普及而基础的教育，自然成为道德涵养和培养人格的途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教育传统中的目标设定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也会引发人格修养上的平等与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的冲突，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造成人的自我贬抑与约束，甚至在封建制度的压制下导致了教育传统的异化，良好的教育目标和理想的人格追求导致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丧失，对于人的生命的提升变成了对于生命的戕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古代传统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和古代传统教育缺乏学科独立性而服务于伦理和政治，其所提倡的“成人”并不是今天所讲的全面发展，只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单面人。

“入仕”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教育大家孔子认为母语教育的核心目的“入仕”，然后才能治人。他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将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理论和实践合二为一的教育大家；综观中国源远流长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孔子的“入仕”思想统治阶级发挥到了极致，最典型的有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这一思想最有力的佐证。几乎在整个中国古代，求学几乎是百姓们跻身上层社会的唯一通路，只有通过考试等途径他们才能获得一官半职。

“入仕”说对中国的古代传统教育有着长远而重大的影响：第一，促进了中国高考录取制度的雏形—科举制度的产生；第二，使读书能做官、走进上层社会，这一观点深入人心，使古代的读书人有共同的目标，形成共同的精神信念，利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入仕”说的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从其文化生态上来看，这一意识形态的产生主要是由政治形态、经济形态以及文化形态三者结合融入的产物，满足了时代环境下人的追求功名利禄的个人需求以及以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阶级为国家长治久安的精神统治需求；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有十分现实性、世俗性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的伦理特色使中国人和中国教育充满伦理道德色彩，中国文化的入世意向使中国人的世俗文化充满功利主义，加上中国文化的所具有的倾向现实政治色彩，教育入仕的目的得以张扬。而在科举考试等制度的推动下，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目的逐渐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当然，从另外的角度去解读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入仕”目的，与积极进取、勇担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亦不无关系。因为在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深沉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热心政治，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结构中，人们常常认为只有“入仕”为官，方能更好地实现人生报复，为民造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是如此。

通揽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通过读书“入仕“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的。倾向现实政治和入世意向，涵养出古代传统教育中学用一致的作风，但对现实政治的过分依赖，使古代传统教育显示出浓重的功利色彩，甚至失去古代传统教育的独立性而沦为政治的工具。

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探索，还有其他的诸如“为道”说、“化民成俗”说等，这些学说的产生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烙印，是在中国古代文化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笼罩下的独特产物。

关于当代传统教育性质问题的思考

伴随现代性弊端的日益暴露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古代传统的合理内核得到了重新认识和评估。认识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既有矛盾、冲突、对立的一面，又有适应、协调和促进的一面。教育传统受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影响，是在不断变革中形成、发展的，但教育传统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凝固性，甚至落后于时代。教育现代化是优化旧的教育传统和创造新的教育传统的过程。

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有着相区别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教育观念上，如：现代教育要求主动适应社会变革，教育观念是开放、动态的，强调多样性和个性化，具有超前意识，而教育传统则倾向于被动调节，教育观念是自我封闭和墨守陈规的，强调单一性、统一性和标准化，具有滞后性。但教育现代化也不是凭空想象和割裂传统的，教育传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和渊源，因此在当代实现教育现代化，其中重要的任务是实现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对于我们认识古代传统教育，借鉴古代传统教育理论，打开传统教育的新格局，有着深刻的意义。对古代传统教育目的进行文化分析和反思，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代教育的走向，促进古代传统教育现代化。在当代，古代传统教育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赋予其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是我们首要思考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界定是模糊的甚至是依附的。单独设科的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教育者对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进行过种种探索，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只存在唯一效能，即：它的唯一本质是作为语言交际训练的工具而存在；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唯一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言语交流沟通能力，所以，他们认为古代传统教育是一种语言形式的教育。

第二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即：集作为语言交流的工具性和意识形态的人文性于一体；这一观点强调古代传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这一派别历史上称为人文思想派。

第三类观点肯定第二类观点中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同时由略微有所区别，他们赞同“文以交际”的观点，且在交际中侧重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交流，同时反对古代传统教育带有人文性的观点，倡导顺势而为对学生进行教育。正是由于对古代传统教育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庞杂而混淆，导致了令人忧虑的传统教育教学现状，因此，广大传统教育工作者提出“走出误区，探索革新之路”的建议，对传统教育教学“自身”进行再认识，重新确认传统教育的性质、任务，呼唤传统教育教学“个性”的回归。因此对中国传统教育本质的认识，我们要顺应时代的需求，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其作为交际工具重要的一方面，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其承载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面，看到二者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总结

应该说，古代传统教育与我们人类的发展关系尤为密切，二者相互想成；首先，它的核心是语言，是人类用以沟通、交际的工具，生活中必不可少；其次，拥有了语言的人，又促进了人类的发展，是人类作为高级动物区别于低等动物的典型标志；所以，对古代的传统教育认知，我们应从客观的角度，对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这对创新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时代教育，意义深远。对古代传统教育目的进行文化分析和反思，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代教育的走向，促进传统教育现代化。在当代，古代传统教育扮演着很重要的社会功能角色，是集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并指向是人的发展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教育。

（作者为湖北科技学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副教授；本文系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1114）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3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菊花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霑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著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著，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参考文献：

[1]涂文晖.论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2]杨冬梅，訾希坤.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3]张幼良.谈谈古代文学教学理念的变革[J].常熟高专学报，2000，（6）.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4

在后殖民批评意义上大量论述中国文论的“失语”并引起国内学术界普遍关注与讨论的,是<?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曹顺庆先生及其弟子的一系列文章。《东方丛刊》1995第3期(总第13期)发表了曹顺庆曹先生一开始就说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是属于不同文化类型中产生的不同的论文类型,相互阐释是何其难啊!

曹先生此后的文章进一步具体化了他的论题,但是一些前期暴露出来的问题仍然没有消除,而且我发现他个人写的文章与他和学生合写的文章在对于“失语”的解释上存在差异。“失语”与“话语重建”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中国文论话语是否已经“失语”?如何判断它的“失语”?“失语”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克服失语,也就是如何重建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

曹先生非常明确地断定:中国文论失语了。他判断这个问题的角度与标准不是中国文论是否还在生产着,而是它是否是中国的。这表明他一直是在代表中国说话。他的论述单位不是个人,而是民族—国家。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的原因,曹先生在《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1]中认为是“五四”以来西方文化冲击以及我们一味“学习、模仿”西方的结果,而我们模仿西方又是“外力强迫下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发展。”这里说这种“学习”是“不得已”或许是正确的,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①但是说它是“非常态”、“病态”则大可商榷。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文论)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常常取决于各种复杂因素,有些因素是非常偶然的,很难说哪些发展道路是“正常的”或“常态的”,哪些是“不正常的”、“病态的”。是否像中国古代那样连续几千年且基本上在同样的社会、、、文化框架中缓慢发展就是“正常的”,而像“五四”那样采取了激进反传统方式的发展就是“病态的”?或者在一个文化自身传统中自发的、内部促动的发展就是“正常的”,而源于外来异质文明影响冲击的发展就是“不正常的”?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发展动力的确来自西方(所谓“不得已”),但是所有的现代化后发国家都是这样,它们的发展、它的文化也是“病态的”?再说,“病态”显然不是一个纯描述性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也就是说,传统是不应该断裂的,“五四”导致了传统断裂,所以是不足取的。这里判断“病态”与否的标准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或民族本位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考虑这个传统的延续在超民族的立场看是否是可欲的。离开超民族的立场谈一种传统的延续是否可欲是很成问题的。比如某些民族共同体的“传统”在整体上看可能很糟糕,可能本身就是病态的,那么打破这个传统到底正常呢还是“病态”呢?结合中国的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虽然中国决不是概不足取,但它在整体形态上显然是前现代的,是与传统中国的小农社会及王权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总体上说与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文化价值存在本质差异,不对它进行“整体上”的改造恐怕很难创立适合现代社会新文化价值系统。①坚持传统延续的曹先生却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这个“基础”的表述如果是指在整体上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那么,所谓“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这篇文章还把“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文革”时期的文化大破坏进行类比,认为两者“一脉相承”,都是“偏激心态的大泛滥”,区别只是前者是文化自卑心态,而后者是文化自大心态。这样的类比应该说即使有一点道理也是十分皮相的。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五四”的激进反传统即使偏激,却是在追求现代的“”、 “科学”、“自由”、“个性解放”,而“文革”却完全相反,是对于民主、自由、个体生命价值与精神独立性的极大践踏。仅仅从所谓“心态”角度把如此价值取向如此巨大的不同运动简单类比、轻易地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异,不能不说是十分轻率的。激进的行为或心态可以有不同的目标也有不同的“革命”对象,我们不能把一个意在推翻专制制度的激进运动与意在镇压民主自由的激进运动等同起来。

在《“话语转换”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3]一文中,曹先生较为具体地谈到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问题。他坚决否定了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术语(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内容、形式、风格等)来阐释古代文论(如“风骨”、“神韵”等)的所谓“帖标签”方法,而是应该“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问题是:拿什么样的理论去激活古代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既然曹先生认定西方的文论话语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格格不入、不能用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而中国现代当代的文论又“全盘西化”了,不幸我们手头有的又只有这些洋文论或洋化的中国当代文论,我们用什么去“激活”呢?因为即使是“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作者选择这样的术语,是为了避免谈论单个的中国论文范畴),也是由古代文论的具体术语、概念以及思维方式构成的,是存在于中的,它之被“激活”同样只能依赖、使用语言,而我们已经“失语”!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怎么激活?即使像作者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虚实相生”这样的“原命题”或“意义生成方式”,其具体的阐释或激活也同样是需要一套现论话语的,而作者认定所有的现论都是西方理论,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论这种“拼贴法”不但不能激活、而且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失语。那么,出路在那里?当作者激动地说:“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中争妍斗丽!”“这种‘失语症’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我们不仅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时髦理论面前,只能扮演学舌鸟的角色,而且在自己传统文论的研究方面也难以取得真正有效的进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我相信是真诚的)而不是切实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法。在曹顺庆与李思屈合作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4]和《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5],我发现他们论述最后选择只能是“以古释古”,而这种以古释古怎么能够叫“现代转换”呢?作者自己也意识到这点,于是开出了这样的药方:选择一些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涵盖面广的理论“原命题”,“同时用中西方文论对这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进行阐释。……人们将会惊异地发现人类智慧的共同之处。”一方面作者断言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是完全不同的,无法相互阐释;另一方面又认定可以“相互阐释”,而且可以发现“人类”智慧的“共同处”。既然已经说了西方文论不能解释古代文论,那么,它又怎么能够对于从古代文论中选择出来的“原命题”做出阐释呢?曹先生一开始就说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是属于不同文化类型中产生的不同的论文类型,相互阐释是何其难啊!

曹先生非常明确地断定:中国文论失语了。他判断这个问题的角度与标准不是中国文论是否还在生产着,而是它是否是中国的。这表明他一直是在代表中国说话。他的论述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国家。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的原因,曹先生在《文论失语与病态》[1]中认为是“五四”以来冲击以及我们一味“学习、模仿”西方的结果,而我们模仿西方又是“外力强迫下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发展。”这里说这种“学习”是“不得已”或许是正确的,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①但是说它是“非常态”、“病态”则大可商榷。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文论)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常常取决于各种复杂因素,有些因素是非常偶然的,很难说哪些发展道路是“正常的”或“常态的”,哪些是“不正常的”、“病态的”。是否像中国古代那样连续几千年且基本上在同样的社会、、、文化框架中缓慢发展就是“正常的”,而像“五四”那样采取了激进反传统方式的发展就是“病态的”?或者在一个文化自身传统中自发的、内部促动的发展就是“正常的”,而源于外来异质文明影响冲击的发展就是“不正常的”?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发展动力的确来自西方(所谓“不得已”),但是所有的现代化后发国家都是这样,它们的发展、它的文化也是“病态的”?再说,“病态”显然不是一个纯描述性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也就是说,传统是不应该断裂的,“五四”导致了传统断裂,所以是不足取的。这里判断“病态”与否的标准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或民族本位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考虑这个传统的延续在超民族的立场看是否是可欲的。离开超民族的立场谈一种传统的延续是否可欲是很成问题的。比如某些民族共同体的“传统”在整体上看可能很糟糕,可能本身就是病态的,那么打破这个传统到底正常呢还是“病态”呢?结合中国的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虽然中国决不是概不足取,但它在整体形态上显然是前现代的,是与传统中国的小农社会及王权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总体上说与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文化价值存在本质差异,不对它进行“整体上”的改造恐怕很难创立适合现代社会新文化价值系统。①坚持传统延续的曹先生却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这个“基础”的表述如果是指在整体上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那么,所谓“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国文论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中国的古代文论当然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它在整体形态上同样是前现代的,如果要想对现代当代的文化与发言,就必须进行整体性的转换。这种转换以后的中国文论可能依然保留了一些古代文论的成分,但是它的整体形态却不能不与古代文论存在结构性的差别。[2]

这篇文章还把“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文革”时期的文化大破坏进行类比,认为两者“一脉相承”,都是“偏激心态的大泛滥”,区别只是前者是文化自卑心态,而后者是文化自大心态。这样的类比应该说即使有一点道理也是十分皮相的。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五四”的激进反传统即使偏激,却是在追求现代的“”、 “科学”、“自由”、“个性解放”,而“文革”却完全相反,是对于民主、自由、个体生命价值与精神独立性的极大践踏。仅仅从所谓“心态”角度把如此价值取向如此巨大的不同运动简单类比、轻易地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异,不能不说是十分轻率的。激进的行为或心态可以有不同的目标也有不同的“革命”对象,我们不能把一个意在推翻专制制度的激进运动与意在镇压民主自由的激进运动等同起来。

在《“话语转换”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3]一文中,曹先生较为具体地谈到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问题。他坚决否定了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术语(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内容、形式、风格等)来阐释古代文论(如“风骨”、“神韵”等)的所谓“帖标签”方法,而是应该“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问题是:拿什么样的理论去激活古代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既然曹先生认定西方的文论话语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格格不入、不能用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而中国现代当代的文论又“全盘西化”了,不幸我们手头有的又只有这些洋文论或洋化的中国当代文论,我们用什么去“激活”呢?因为即使是“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作者选择这样的术语,是为了避免谈论单个的中国论文范畴),也是由古代文论的具体术语、概念以及思维方式构成的,是存在于中的,它之被“激活”同样只能依赖、使用语言,而我们已经“失语”!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怎么激活?即使像作者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虚实相生”这样的“原命题”或“意义生成方式”,其具体的阐释或激活也同样是需要一套现论话语的,而作者认定所有的现论都是西方理论,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论这种“拼贴法”不但不能激活、而且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失语。那么,出路在那里?当作者激动地说:“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中争妍斗丽!”“这种‘失语症’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我们不仅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时髦理论面前,只能扮演学舌鸟的角色,而且在自己传统文论的研究方面也难以取得真正有效的进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我相信是真诚的)而不是切实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法。

在曹顺庆与李思屈合作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4]和《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5],我发现他们论述“失语”与“重建”问题的思路有了一定变化:开始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传统来思考文论转换的问题,并对于原先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们虽然认为中国文论中断了传统,但又指出传统中断的内在学理原因在于“传统的学术话语没有能够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得到创造性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失去了精神创造能力,活的话语蜕变为死的古董,传统精神的承传和创新也就失去了必要的手段,这就是当今文论的严重‘失语症’”。[5]这段话重要性在于:不再只局限在中西的框架中寻找“失语”的原因而且兼顾到了古今。中国文论的“失语”似乎是时间问题而不只是空间问题。这应该说把问题推进了一步,即认识到中国古代文论已经与我们的当代生活脱节,“如果不经过必要的转换,就不足以担当言说我们丰富复杂的人生体验的任务,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者的立场明显地由原先的传统文化本位转化为了民族存在本位,承认古代文论的原来形态不能言说当代人的存在。这样,问题的要害就是:中国的文论

如何对我们当今的生存状态说话?由于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古今问题常常是与中西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曹先生的思路也就在古今中西之间滑动。一方面,他把当今文论的“失语”归结为古代文论没有能够“创造性地转换”,因而“蜕变为死的古董”,认为应该“把传统文论从故纸堆里解放出来,并运用到现实的文学批评之中”,“这将是中国文论走向生活,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将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不断创生的必由之路。”[4]但作者没有从传统文论为什么不能有效阐释当代现实(古今问题)这个思路上继续思考下去,而是话题一转回到了中西问题:古代文论不能“创造性转换”的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是套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古代文论,而这两者本属于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作者断言:我们“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因为“西化”而不能言说我们的存在:“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已经明显地感到借来的鞋总难合自己的脚,别家的话语难以言说自家的存在,尽管我们能够体察到自己的存在,却无法说出自己的存在,一旦离开了别人的基本理论范畴,我们就无法思考,无法言说了”。[4]他们认为,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论的人“过分看重了西方理论范畴的普适性,把某些西方文论概念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了,而对文化的差异和任何一种理论范畴都具有的先天局限性重视不够。”[5]思路又绕回到中/西上去了。作者的理想是建立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论话语:“既不简单地回到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去,也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5]这使得作者反对对于古代文论的“考古式”的整理而是要激发其活力而使其介入当代生存,就是所谓“现代化转型。”这个理想好是好,但是在实施的时候却依然难以回避主次问题。虽然曹先生表示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下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吸纳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融会中西”,[5]好像面面俱到,无懈可击,但是骨子里依然是回归传统。到底是以中国当今的现实为基础还是以中国的传统文论为基础来判断中国文论是否失语以及如何重建,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与曹先生的最大分歧所在。中国自己的当代形态的文论建构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它必然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资源恐怕是中国的现、当代的文化与文学现实。我们既不能照搬古代文论,也不能照搬西方文论来替代阐释中国现、当代的文论,这是因为它们都与中国的现、当代文化与文学现实存在隔阂。西方的文论产生于西方的现、当代文化与文学语境,这个语境与中国现代当代文化与文学的语境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同样不必讳言的是: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代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的现、时要相对合适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出现的文学,与西方的现、当代文学存在更多的近似性。比如西方的小说理论(叙事学、符号学等)在解释中国的文学时,恐怕要比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更有效一些。这样,我们的文论重建之路恐怕更多地只能借鉴西方的理论,而同时在应用的时候应该从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现实出发加以不断的修正和改造。(详见本文“结语”部分)

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还提出了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中进行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问题。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中,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只有在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中才能实现“现代转化”。所以,如果说曹顺庆的多数文章都在强调中西方文论的差异与不可通约性,那么,这篇文章却重在论证相通性与对话可能性。但“平等对话”之说已成老生常谈,问题是如何实施对话?对话的基础的什么?由于作者原先一直认定中国与西方的文论差异甚大乃至不可通约,所以对话的基础或前提就非常重要。在此文中,作者提出的理由是:中西方文论尽管在言说方式上存在重大的差异,但是“话语所指涉的对象和话语的功能是大体相同的。”这里的问题很多。中国文论的“对象”与“功能”与西方文论相同么?中国的什么文论?古代文论还是现代文论?西方的什么文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我认为,文章有一个未加充分反思的假设是:古今中外的文论具有一个共同的对象也有共同的功能。这是一个本质主义的界定。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理论,只有具体的文学理论,而具体的文学理论的对象只能是具体的———特定条件与地域中、带有特殊性的文学活动,因而不存在抽象的文章所谓“文学现象”、“艺术”、“人生”的。“文学艺术现象”也好,“人生”也好,都因其具体的与历史环境而带有明显的特殊性与差异性。《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

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一方面认为中西方的文学理论所扎根的东西方人的“生存样态”和“体验”是不同的,而其作为“人”的“存在论基础上的根源”却是相同的。作者举例说,作为艺术的本质论或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论,西方的模仿论、表现论和中国的“虚实相生”论虽然内涵存在差异,却是可以“对话”的,因为它们都是对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的探讨。这样的观点其实早就体现在比较文学中的所谓“平行研究”中。如果内涵不同而只是有共同的论题———“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这样的“对话”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而且把“虚实相生”纳入“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范畴,不是犯了作者一直批评的以西(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是西方文论一直谈论的话题)释中(“虚实相生”)的弊端么?而且我以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之所以成为西方文论的重要问题,是因为西方有关注认识论的传统,而这个问题在注重的中国中基本上不成为中国文论家的重要关切。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中西方的文论的差异进行“横向的比较”,但是却无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作者随后举出的所谓对话中的“互照”、“互译”、“互释”法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它搞得不好很可能成为作者自己曾经否定的那种“贴标签”法。①即使是比较成功的“互照”、“互释”,在朱光潜、宗白华等一辈学贯中西的学者那里,早就存在并取得一定成绩(当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西释中”的问题),如果这就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那么,“失语”之说就无从谈起。作者自己也承认这点,所以,问题只是在文论“互译”上“以西译中多而以中译西少”,在互释上是“基本上是以西释中,而少有以中释西”。这样,问题被转换成了数量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似乎只要多一点“以中释西”就可以扭转乾坤。这又把中、西方文论对话的艰巨性低估了(在曹的别的文章中则把“对话”之难绝对化为不可能的)。曹先生所向往的综合古今中西的文论大概只能是他自己所说的“杂语共生态”,即把它们糅合在一起,这不是真正的融合或转化而是拼凑。对此我同意季羡林先生的观点:“这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东西方两方面的文论话语来源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季先生因而主张“就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下去吧。”季先生根本否定有与西方文论进行互译、互释的必要,因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根本差异”(西方是“分析的”,中国是“综合的”。[7]

二

在引起广泛的争论,同时也遭到不少质疑以后,肖薇与支宇发表文章从另外一个理论层面捍卫“失语”与“重建”论。他们的文章《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兼及所谓“后殖义”批评论者》[7]指出,从知识学的层面讲,“失语症”具有“话语学”与“存在论”的双重内涵。“失语症”的批评论者只看到其“后殖民主义”的表层意义,而对其在“知识学”和“存在论”上的内涵则并未有所领悟。文章认为:“失语”论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前提———的知识学问题。“失语症”和“重建论”的倡导者认识到汉语文化的百年来的“现代转型”“不是细节性思想、观念乃至方式的变化,而是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性切换。”这主要表现在“知识质态的变化”和“知识谱系背景的切换”两个方面。其主要含义是,中国文化从“感悟型知识质态”整体切换为分析性的“理念知识形态”。[8]但是肖薇与支宇又认定:中国文论的知识谱系虽然已经被“整体性切换”,但中华在生活方式层面上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思维特征和行为方式等仍然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只是在“知识学”或者说“知识质态”的层面上,汉语文化才真正产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传统文化从“知识质态”上讲,是一种“感悟型知识形态”,是一种与西方“理念知识”迥然不同的知识形态。它从不像西方“理念知识”一样在现代学科体系的逻辑构架中分门别类地展开,并不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紧随中国文化“知识学”转型的必然是汉语文论和诗学相同的“知识学”转型和断裂。在他们看来,汉语文化与诗学的全面“失语”状态,正是上述“知识质态”的整体切换(而不是单个范畴的消失)造成的。这就是所谓“话语学”层面上的“失语”(另外一个是“存在论”层面的“失语”)。在文化对话中,“自身传统话语”或“文化身份”的丧失,也意味着“话语权力”和对话地位的丧失。“话语”与文化对话中的“权力”和“身份”紧密相关,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也就没有了对话的“话语权力”。这样,从“话语”层面上讲,“失语症”是在中西文化对话中汉语文化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寻找,是在后殖民主义批评语境下对“话语权力”的争夺。

在上述分析中,除了二元对立的逻辑设定与中西对抗的斗争意识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外,①学理上的问题同样突出:中国古代知识形态(感悟型)的丧失或许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却不见得是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当代中国文论是否失语的标志不是它是否不同于传统文论,而是它能否言说中国人当今的生存状态,这是<?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曹先生与李思屈的文章中本来已经提出的看法,可惜在这里反而丢失了。事实上,现代型的文化(包括文论)在主导方面已经不可能是感悟性的而必然是理性—逻辑型的,这不是什么中西的问题,而是古今的问题。肖薇与支宇的文章还从“存在论”意义上分析了汉语文化与诗学的“失语”。他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存在论”的视野下,将人与世界理解为“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生在世,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人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纠缠在一起”。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人生是一个“情景合一”的“境界”,而不是“现象”与“本质”相互隔绝的“此岸”;人是“知行合一”的活生生的生命存在,而不是冷冰冰的“认知理性”。上个世纪以来,在西方近性文化的冲撞之下,中华传统文化更加快速地由“存在论”转型为“知识论”。于是世界、人性分裂了。“知识论”式的汉语文化与诗学再也无法关切“存在的诗意”，再也不会“敞亮”和“引领”出“世界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知识论”的意义上，在汉语走想逻辑分析和认知理性的同时，作为我们原初语言的“母语”，汉语才真正“失语”了。——作者引。用吴兴明先生的观点指出:“所谓‘失语’,并不是在知识论或信息交流的意义上‘无话可说’,……失语只发生在人们呼唤为‘人文精神’的那些学科,……在信仰、形而上、、、人生的意义价值等相关涉的文化领域。一句话,失语是本20世纪末的内在事件,它的核心是存在诗性即意义的失落。只是因为内在的意义失落了,外在的言谈才不得要领。仅就文学理论而言,当前并不缺少各式各样的主义、观点和流派,只要不关涉对存在真相的揭示和内在诗性的通达,照样可以谈吐如云。”[9]

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失语”论与“重建”论显然是在努力为“失语”论注入存在的内涵。它把论述言路从民族话语———中国文论在冲击下的失语,引向文化哲学与存在哲学话语———我们的“诗性生活方式”的丧失。如果在 “失语症”的第一重含义即“话语学”层面上,“失语症”尚只是针对世界文化对话中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只有中国文化才 “失语”),西方文化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力”,它并未“失语”;那么,在“失语症”的第二重内涵即“存在论”上,“失语症”同时也针对西方文化,或者说针对整个现代人,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在“存在哲学”看来,西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长期以来遗忘了“存在”。这一致命的错误使得他们无法领悟“世界之意义”并通达“本真存在”。从而,汉语文化与诗学发生的由“感悟体验型知识质态”向“理念知识质态”的现代转型,使得它处于与西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完全一样的困境。正是在“存在论”意义上,现代汉语文化与西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一样处于全面的“失语”状态。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于“失语”论的一个巧妙的挽救努力。但这里的问题是:这个生存哲学的言述方式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话语的改头换面的表现形式。因为在作者看来,中国古代的文论与文化本来处于“存在论”视野下的,它达到了“天人合一”、“人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纠缠在一起”(海德格尔)的境界。只是在上个世纪以后的西方近性文化的冲撞之下,中华传统文化才遗忘了“存在”而转型 “知识”。于是世界、人性分裂了,于是中国文化与文论失语了。可见,生存哲学意义上的“失语”说到底还是西方文化惹的祸:在(西方的)逻辑分析型知识对(中国的)体验感悟型知识的整体切换过程,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也是整个世界的文论不能通达存在的诗性意义。西方现代性害了中国文化不算还害了整个世界文化(包括西方人自己的文化)。而重建中国(同时也包括西方)的文论话语的唯一道路仍然是回到中国的“天人合一”传统这个思路令人想起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当代新的陈词滥调: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可以拯救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论语言是可以抵达“诗意生存”的,而西方的硇灾饕逵镅栽虿荒堋0所以,返归诗意的家园只需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即可。由是之故,我以为它仍然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思路。

实际上,“诗意”生存(以及感悟性知识)的失落是现代的普遍现象,它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这种“失落”源于化或现代性工具理性的扩张,不能把这个问题转换为西方文化导致中国文化的诗意的失落,从而也不能开出通过恢复传统文化即可以返回“本真”的房。这个药房显得过于廉价而不切实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包括西方人)能否以及如何处理现代性导致的“天人分裂”的状况。我们显然不可能完全摧毁已经成为现实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与制度,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反思现代性并在保持现代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克服它的问题。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资源不仅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正如我们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就算我们承认西方的理性主义(逻辑分析型知识)的确不能言说生命本真,我们也不要忘记西方也有悠久的生存论哲学传统不能把西方的文论简约为理性主义文论比如“失语”论者反复引用的海德格尔(此外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人名),它对于所谓逻辑分析型的知识传统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力量,我们若要寻找返诗意生存之家的语言,也不能只把眼睛盯着自己的祖先而不提西方的大哲。实际上,中国鼓吹中国的传统智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哪一个不是受到伯格森、海德格尔等西方思想界内部反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或存在哲学的启发?

最后,在如何处理两种知识质态,即“分析型知识质态”和“体验感悟型知识质态”之间的关系上,他们一方面认为:“诗学”不是简单地偏向任何一种知识形态,而是要在两种知识质态的基础上,致力于“知识质态”的重构,好像非常辨证;但同时又认定:当代人文思想已经证明,现代西方式的“逻辑分析型知识”根本无法通达存在的诗性意义。这使得自己陷入矛盾。更严重的是作者承认:“体验感悟型知识”虽有诗性言说的特质,但又为当代繁杂的生活所累。中国传统式的知识系统也无法担当言说当代人生存真相的重任。这等于一方面认为中国的传统感悟性知识能够表达“诗意”存在,另一方面又自我否定地认为它现在不能担当言说当代人生真相的使命。

三

在学术界许多学者痛陈中国与文论的“失语”并致力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或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时,也有一些学者对“失语”论提出了反对意见。这里我们结合介绍这些批评,把我自己的意见简要加以。

关于中国文论是否失语问题,高楠认为,20世纪中国文艺学发生了三次转换,但它从未发生“断裂”。“中国文艺学所以经本世纪三次转换而仍为文艺学,在于它未变其根;中国文艺学无论怎样受西学影响而仍为中国文艺学,也在于它未变其根。”而这个中国文艺学的“根”表现为人伦本体的价值观、知行统一的实践理性以及整体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高楠先生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并未失语”。西方文论进入中国后大都被中国文艺学同化了,“即是说,本世纪的文艺学转换中,思想总是被及时地组织为话语,话语也总是被及时地转化为思想。中国文艺学始终在说着要求它说的话,时代要求它说的话,它说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它并未‘失语’。”[10]

这个判断遭到了肖蔚和支宇的反驳,他们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是中西(包括)在冲撞、对话中的融合,中国与文论还存活于现代文化与文论当中。但又认为:虽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的确是中西文化有机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成果,也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某些甚至是重要的因素,然而,“从‘知识学’的眼光看,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在整体上与传统文化与文论截然不同。在知识形态上,现代文化与文论主要是一种逻辑分析型的‘理念知识’,而传统文化与文论是一种重经验的‘直觉感悟知识’。而这一判然有别的两种知识样态的存在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汉语文化与诗学在‘知识学’意义上的的确确产生了‘断裂’。”[7]

我认为肖薇和支宇所说的“断裂”现象是存在的,但却是古代文论方式向现代文论方式的转换中必然要产生的,这是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两种形态的差异。“风骨”、“气韵”等概念之所以难以说清,是因为它们与现代文论形态存在表述方式与知识—文化质态上的结构性差异。用现代的文论去“”或“阐释”它均将失去至少是部分失去其本来的“韵味”。但这不意味着这种“翻译”、“阐释”是完全不可能的。绝大多数有生命活力的古代文论范畴都有其再阐释的空间,而再阐释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将使得原先的范畴在失去某些东西的同时又获得某些东西,绝对忠实的再阐释是不存在的(除非我们甘愿让这些范畴真的寿终正寝或躺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换个角度说,用现代文论话语去阐释古代文论范畴,恰恰是激活它的有效方法,也是古代文论能够参与当代文论建设的惟一途径。在充分意识到中与文论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相互阐释的成功例子也不是没有(如叶维廉,宇文所安等)。关于重建什么样的中国文论话语问题,绝大多数参与“失语”问题讨论的人都认为:我们要建设的文艺学应该既是现代的又是的,两者缺一不可。这个观点是1997年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主导性倾向。[11]比如杜书瀛蔡仲翔先生一方面说:“古代文论含有及其丰富的理论资源,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如果丢失了这份宝贵的遗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时紧接着指出:“古代文论毕竟存在着历史和社会的差别,古代文论主要是中国封建时代文艺创作实践的总结,它不能涵盖西方和现代的文艺创作实践,……用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来建构当代文艺学的框架是不切实际的。”[12](P51)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这种紧张实际上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与50年代的“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已经引起重大争论。问题是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切中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困境: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紧张: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冲击下启动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方化,这使得现代性进程不仅表现为对传统的冲击,而且也表现为西方对于中国的冲击。具体到文论,中国自己的传统文论不是现代形态的,而其现代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西化色彩,从而文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也呈现深刻的紧张。如何建构一个即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论与文化形态,是苦恼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世纪之久的文化问题。

我的理解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是存在的,但却不是不可化解的。一方面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样态、知识—文化样态文论样态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断裂”),这个断裂以后产生的现代文论当然存在浓重的西方色彩,但却不能说与中国的现代文化完全格格不入。因为既然同是“现代型”的文化—文论,它们就必然分享一些基本的共同点。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坚持文论“重建”的民族现实本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已经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我并不认为西方的现代文论完全不能阐释中国现代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化状态。20世纪80年代文艺的主体性、自主性等来自西方的理论不是比较恰当地阐释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化与么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论不经过现代文论的再阐释,与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的隔阂远甚于西方文论(比如:我们怎么可能直接用“神思”“意境”等来阐释今天的大众文化?)。这同样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现实在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逐渐地进入了现代,用中国古代文论来阐释中国现代当代的文化与文学现实反倒显得极为隔膜———因为生活现实发生了基础性、结构性(而不是零星的、局部的的变化。问题在于:我们切不可认为现代文论是西方的,所以这种再阐释或转换就一定是不可能的(比如徐复观、叶维廉顾彬等西方学者,宗白华、童庆炳等中者的古代文论研究,就是用西方现代的文论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成功例子)。“失语”论者自己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指出的那些套用西方文论(拼贴法)只是一些不成功的例子,从中不能得出西方文论不能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结论。

注释

① 此书的中文版199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② 比如著名美国汉学家史华兹的“冲击-回应”说。

③ 其实在鲁迅这样的思想家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病态”的。

④ 可以补充的是,“贴标签”的方法即使是大家有时候也很难避免,比如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理论解释《红楼梦》就是“贴标签法”。

⑤ 作者最后指出,重建以后的中国文论话语特点是“杂语共生”。它不是对于西方话语的排斥,而是“并存”。但作者所希望的“中西并存”并不是目前我们见到这种“并存”,因为目前的并存方式在作者看来是以西(方)释中（国）———理论框架是西方的,只是选择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范畴概念“点缀其间”。那么,怎么才能不“以西释中”?“以中释中”行么?我们古代已经有浩如烟海的以中释中的文论,但是它们依然是属于古代文论的范畴,以中国古文论解释古代文论显然无法达到“现代转换”的目的。

⑦ 文论话语的重建背后强大的文化动力实际上是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虽然我们不否认文学理论话语建设与文化身份建构之间的确存在紧密关联,但是文学理论话语依然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与自身规则,过于强烈的文化身份焦虑与对抗心理必然极大地影响与阻碍在文学理论研究在学理层面的深入。

参考文献:

[2]陈洪,沈立岩.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J].文学评论,1997,(3).

[3]曹顺庆.“话语转移”的续继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文艺争鸣,1998,(3).

[5]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文学评论,1997,(4).

[6]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J].文学评论,1996,(6).

[7]肖薇,支宇.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兼及所谓“后殖义”批评论者[J].科学研究,2001,(6).

[8]曹顺庆,吴兴明.替换中的失落———从文化转型看古文论转换的学理背景[J].文学评论,1999,(4).

[9]吴兴明.谁能够返回母语————对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策略性思考[A].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辑[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11]高楠.中国文艺学的转换之根及其话语现实[J].社会科学辑刊,1999,(1).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5

传统文化，形成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当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三议论文传统文化800字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高三议论文传统文化800字1传统文化，是什么?大家也许都非常的好奇，有人说“传统文化”就是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习俗，难道古人流传下来的习俗都是传统文化吗?

传统文化是中国从古代时就开始流传到现在的知识，知识就是财富，知识就是打开成功之门的一把钥匙!而从古流传至今的知识文化更应让我们细细品阅!古代时，有许多诗人、书法家流传下来的著作，而古时书法者们所留下来的书法作品，正应该体会书法的美秒感觉知意境。古代诗人所流传下来的诗，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古诗，皆是因为是古人们所作的诗，且其中蕴涵了古时人们的才智，知识是有多么的令人惊叹!古时，小故事情节所融入一体的并不是微小说，而是文言文，文言文简洁、虽少，但是寓意却很能表现出事情经过、发展、结果，将本应大篇大篇的语言浓缩到了只有一小段的文段，这令我也是深深的佩服!传统顾名思意，也就是非常正式，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事物!

传统文化，我们也是知道的，从历，我们大略地就可以明白古时候发生的许多事情，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史实和发展的基本线索，也是理解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也就是一个具有很大地蕴意!传统文化也就必须让人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情感和思想，参加传统礼仪和传统节庆活动，了解传统习俗的文化内涵。

我喜欢传统文化中的音乐，因为我觉得古时候的音乐听起来十分清雅，给人带来一丝清凉意，还有心也如湖水一般平静了，其中，我最喜欢古筝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好玩的事情，总是看别人表演弹古筝的时候，我总是会心痒痒的想去弹，我好多次幻想，难道是自己的爱国意识萌发了还是对中华古代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吗?除了古筝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乐器我也喜欢啊!葫芦丝啊，琵琶啊，我都非常喜欢听的，也许是因为它们是传统，从古时候流传至今的古代见证物，所以我很喜欢它们，这也是我喜爱传统文化的缘由。

而现在，传统文化也增加了在文化内容这一块儿的比重，在中考中，高考化学考试也都增加了比重。这也就是说明了传统文化进入高考、中考了!既然现在传统文化如此之重要，那我们在学习中，生活中都会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

传统文化培养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当今的我们，连普通的知识都学不好，又怎样去体会传统文化的广大渊博呢?所以，我们都从最开始的小知识学起，一步一步地有了前进的动力，你也就会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去体会传统文化的奥妙之处了。当然，你也能品阅到传统文化所带来的美感与文化的意境!

有一种文化叫传承，还有一种知识叫努力!将祖国的文化继而传承下去，这便是传承文化!让以后的子子孙孙都了解在古时候所产生的知识文化的博大精深!

高三议论文传统文化800字2临近年关，最热闹繁华的街上已是挂满红灯笼，年味正浓。趁着刚放寒假的闲暇时光，我报名参与了社区组织的迎新活动——学习剪纸。

社区工作人员讲我领到位子上，桌上已备好了材料。请来的老师是位剪纸的传统手艺人，只见剪刀在他手上仿佛是活了一般，将原本普普通通的纸张剪成了一个又一个精美绝伦的图案，大家都十分惊叹，跃跃欲试想要亲自上手。老师举手示意，使按奈不住的大家安静下来，他举起话筒，将剪纸艺术的历史娓娓道来，中国的剪纸起源于西汉。当时人们用麻纤维造纸，传说汉武帝的宠妃李氏去世后，武帝思念不已，请术士用麻纸剪了李妃的影像，这大概是最早的剪纸。公元105年，蔡伦改进和推广前人的经验开始大量造纸，这种镂花形式因找到了更易普及的材料从而诞生了剪纸艺术。

我听了之后感到十分震惊，没想到那么久之前就已经有了剪纸。老师还说到：“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工艺品，民间剪纸善于把多种物象组合在一起，并产生出理想中的美好结果。无论用一个或多个形象组合，皆是‘以象寓意’‘以意构象’来造型，而不是根据客观的自然形态来造型，同时，又善于用比兴的手法创造出来多种吉祥物，把约定成俗的形象组合起来表达自己的心理。追求吉祥的喻意成为意象组合的最终目的之一。地域的封闭和文化的局限，以及自然灾害等逆境的侵扰，激发了人们对美满幸福生活的渴求。人们祈求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健康长寿、万事如意，这种朴素的愿望，便借托剪纸传达出来。这便是平凡的剪纸所蕴含的深意。”老师的一番话使我受益匪浅。剪纸不仅仅是剪纸，更是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是劳动人民的精神支柱。我们学习剪纸，其实也是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接下来老师教授了我们如何剪“福”字，大家都尝试起来，将自己对新年的美好祈盼寄托在了剪纸之上。活动结束后，社区人员组织我们一起把剪出来的“福”字送给社区里的老人们。我们来到老年人活动中心，为老人们送上了我们最诚挚的新年祝福与一个个新鲜出炉的“福”字，面对着他们和蔼的脸以及幸福的笑容，大家都感觉收获颇丰。

之后的新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无数医护人员奔赴前线保护人民，无法过一个幸福安稳的年，也有无数默默无闻的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捐献物资金钱，为战胜疫情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疫情带来灾难却也使人们团结起来，我们相信，度过这次危机，将会迎来更好的新生活。这样想着，我剪了许多“福”字，悄悄放在了社区临时建起的防疫站门口。

高三议论文传统文化800字3我感兴趣的传统节日中最喜欢的是春节，因为它是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在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新年”。

每年过年，街上挂满了红红的灯笼，彩旗飘飘。商场是人山人海，购买年货，可热闹了。

奶奶准备了丰盛的食物，外面有许多“砰、砰、砰”的鞭炮声。每个小朋友都穿上了漂亮的新衣服，大人们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爸爸给我买了许多礼花和鞭炮，到了晚上，我就拿出礼花下楼和小朋友一起放，我们玩得非常高兴，到了晚会开始，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家，与家人一起一边吃水果一边观看晚会，精彩的表演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心想：要是天天都过年该多好啊!

我还喜欢过“重阳节”，农历9月9日，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传统佳节——重阳节。

重阳节，又称“老人节”。重阳这一天，人们赏菊花，佩带茱萸，携酒上山，畅游欢愉。这一天放学，我和爸爸妈妈准备了一份礼物去看望爷爷奶奶，我心中非常开心，因为我明白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

“元宵节”也让我难忘。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春节刚过，迎来的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这一天我们也放了许多烟花，还吃了元宵，猜了灯谜，还到公园里观了灯。一家团团圆圆，那时的我心中充满无比的幸福和欢乐。

中国的传统节日真是丰富多彩，它是中国的文化。我了解的传统节日还有：端午节、清明、七夕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节日同样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幸福，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些节日，并永远继承下去。

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作为我们新一代要加强学习，大力弘扬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

高三议论文传统文化800字4昔日的年画、鞭炮和祭祖活动了无影踪，中国人最传统的新年文化似乎已逐渐被一次年夜饭、一台春晚和几条拜年的短信所取代。然而，安静的新年只是中国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表现。当韩国的端午祭申遗成功，当我们内蒙古族的马头琴成为蒙古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影戏成了印度尼西亚的“传统”，当埃及和韩国在争夺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权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在情人节的玫瑰和圣诞节的铃声中觉醒。我们应当重新回顾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那昔日的辉煌为什么如此轻易的被我们遗忘?那些正在一日日流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断章取义、曲解传统思想是谬误产生的一大原因。某些政府官员在阐述执政理念时公然打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口号，认为控制民众舆论，堵住民众之口是重中之重，于是拒绝民众批评意见，粉饰工作失误，大行愚民政策。君不见，某些部门在此种方针的指引下，百姓不敢建言献策，信访局门口成批上访者被黑心执政者以“维稳”为由遣送回家。这句话本出自《国语》，原文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本意是劝谏执政者要重视民意，切勿阻止人民的批评之声，否则后果严重，并非“堵住百姓之口比治理河流还重要”。愚昧的执政者恰恰把古人的观点翻转，倒行逆施，令百姓遭殃。

李商隐有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小学生作文乃至不少报刊杂志中，这句话被用来赞颂人民教师的无私奉献。赞美教师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铺天盖地的频繁使用在学生心中埋下根深蒂固的观念：李商隐的这句诗只能被用来歌颂教师。殊不知原诗的意境与教师风马牛不相及，“春蚕”一句紧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含一语双关之意，丝与思谐音，表达着诗人对心上人的思念，而蜡炬的意象与人流泪相似，传递出诗人因思念而心力交瘁的状态。因此，这一句的最正确用法是形容思念，与原诗最为贴切。中学生写牵挂亲人，怀念故土的文章时皆可借用此诗句，事实情况却是鲜有出现，可见以讹传讹地误解古语抑制了年轻作者的发挥。

凡事有利必有弊，在古人思想中优秀的固然比比皆是，思想糟粕亦不少，人们如果不假思索地乱用，无异于让古人的谬误与自己的歪理叠加，错上加错。儒家思想中有“三纲五常”，其中“五常”为仁、义、礼、智、信，属于中华传统优良品质，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相比之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时代的局限，在自由民主的今天则显得格格不入。在小部分家庭中，大男子主义的丈夫一心要凌驾于妻子之上，自恃为一家之主，处处专制独裁，美其名曰遵循中华传统的纲常之道，结果往往是导致妻子不堪重负，情感破裂。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一文中说：“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而一个有了伟大人物却不知用正确的方法去敬畏去纪念去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想改用这句话煞尾：“一个没有悠久文化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而一个有了悠久文化却不知用正确的方法去珍惜去传承去发扬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

高三议论文传统文化800字5历与中华文化若后若先之先古文化，或已夭折，或已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华能以其自创文化独立于其名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

因此，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应该传递灿烂的中华文化，守卫我们的文化家园。

从这一刻起，我们不要沉醉于那些糜烂的情爱歌词，不要依恋于乱竹丝耳，踏上文化的故土，让余秋雨告诉我们他的“千年一叹”是在叹谁的心坎。让冰心告诉我们，她的“繁星”点缀了谁的世界;让海子告诉我们，“那片海”在春暖花开时润色了谁的眼。

在历史的长河中，掏出一抔闪着光的沙土，细细掏尽。拾出经典，珍贵地收好我们的祖先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继承与发展后再传递给下一代，让中华文化在我们的守卫下闪烁其迷人的光芒。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自豪。中华节日文化则是一曲唱不尽的民乐，品不透的茶茗。

新春佳节，寄寓于合家团圆;清明节，着意缅怀故者，抚慰亡灵;/端午之晨，龙舟竞发，唱尽胸中豪情。可以说，每一个佳节都承载着华夏儿女源自民族本性的希望和祝愿。

欢度传统佳节，是中华儿女在用最自豪的方式传递、守卫着瑰丽多彩的中华节日文化，皆因中华节日文化乃是联系血脉骨肉之情的纽带。

来吧!让我们浸足于清泉，沐臂于月光，听古代圣贤佳人在耳边低声吟唱，享受民族风俗，浴心波涛，感受今朝人生美满幸福无比。这就是欢度传统佳节，传递、守卫中华文化过程中萌发的强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与神清气爽啊!

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注重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因为，保护文化遗产，才能向世人标识我们古老东方的命脉所在，让绚烂的东方文化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给我们的子孙。

传递、守卫中华文化，是让经典文化的光芒在历史长河亘古不息，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的萌发源泉，是向世人展示古老东方的命脉所在的标识。

所以，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应将中华文化的传递与保卫视为己任，守卫我们的文化家园。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6

一、蒙古族传统图形的造型特征

1.体现自然的构造

蒙古族生活在大草原上，绮丽多彩的自然风光，独具特色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构成了他们特有的以自然为美的审美取向。这种审美取向直接影响到蒙古族传统图形艺术中。蒙古族以自然为美的审美观念所孕育的图形，造型特征主要是对原生自然界的描绘和对自然规律、构造形式的表现。蒙古族图形艺术对自然进行描绘时，来源于长期生存的大自然中，是对自然形象的临摹和生灵万物形象的抽象和升华。翻开可以收集到的蒙古族图案书籍，除去动物图案几乎找不到不对称的蒙古族花纹图案，甚至连均衡的图案都极少见。著名科学家李政道曾说：“对称是宇宙生命最基本的原理，是美的本源。”对称使图案具有秩序感、稳定平衡性，这与蒙古族人民追求自然和谐，人与自然物平衡的精神生活有关。适合也是蒙古族花纹图案的特点，可以说每一幅蒙古族图案都是一个适合纹样，每一幅图案都能适合在规则或不规则形中。蒙古族人民创造的图案都与生活器物用品息息相关，都很适合地装饰在他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来美化他们的生活。对称和适合是自然美的规律，是形式美的法则，是蒙古族人民对自然之美的探索所形成的形式原理。蒙古族图案多回旋环绕的曲线，环环相绕，首尾呼应，有空必枝，极尽蔓延，力求饱满，偶有直线转折对比也常与曲线自然转换。整个图案呈现花团锦簇、富于张力、生生不息的态势。蒙古族图案的这些特点有其审美适用的鲜明之处，但过多的绝对对称、适合也使图案显得呆板、程式化、不够生动活泼。过度的回旋环绕的曲线显得繁杂，蔓延的枝杈令人感到不安，视觉上让人眼花缭乱，不稳定。因此我们在现代设计中应用蒙古族图案时要善于分析，抓其精髓，延续优秀的生命力；避其劣势，加以创造性转化。不应盲目地直接拿来就认为是传统文化的发扬。

2. 富于象征性

象征性是指除了可以感受到造型本身以外还可以推知和理解的造型含义。蒙古族传统图形和装饰纹样中，蕴涵着浓烈的象征主义色彩，这种象征的审美功能往往与物体的实用功能产生某种联系、渗透，以至于相互转换。在藏传佛教中为象征力量的万字纹符号，蒙古人常把它雕刻在锁具上。于是认为锁具拥有了超凡的力量，该力量来源于刻在它上面的符号。在生活中蒙古人将大量的符号，用图形的方式转化成具有特定意义的象征图形。例如敖包、图拉嘎、马、箭等图形符号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苏力德”是蒙古语，意为军旗或军徽，是所向无敌的战神，象征着战无不胜。蒙古族认为色彩、数字、方向都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蒙古族色彩象征意义丰富，他们将色彩赋予了特殊的内涵和神灵的意念。例如白色象征圣洁、吉祥、幸福、真诚，还象征生命和祝福；另外还有事物的开端的象征。蓝色是代表蒙古民族的色彩，它象征永恒、坚贞、忠诚和心胸博大。

3. 富于生活化

蒙古族传统图形是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传统图形始终像一面镜子，反射出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例如蒙古人常用的箱子和马头琴、小茶桌和四胡等全部是由自己设计和精心雕刻制作。牧民们在劳动之余，或者在劳动之中可以制作生活应用品，这种民间艺术是为了生活的需要，美化自身，美化物品，美化生活环境。蒙古族传统图形所呈现的日常生活，既包含了蒙古族的民族哲学观念，也包含了他们的审美取向，还包含了造型特点的技能和策略，是一种民族智慧的体现。设计师对其感受、欣赏的过程，也是一种综合的学习过程。设计师从蒙古族传统图形中可以领悟到很多表现蒙古族人民热爱乡土、热爱生活的精神，表现了对未来的期待，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追求，歌颂劳动人民自己的崇高品质、巨大的创造才能和力量。

二、蒙古族传统图形的应用

为了清晰地阐述蒙古族传统图形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应用，笔者将从传统图案和传统形状物两方面进行分类探析，以便更全面地展现传统图形的应用。

（一）传统图案的应用

蒙古族传统图案的创新应用要建立在对传统图案的全面整理、分类掌握，分析出其造型手法、组织方式、共性个性，以及对图案意趣的理解基础上的。要对传统图案进行深入的解剖，由局部到整体全面掌握。只有这样的深入解析，才能做到创新的解构应用，否则就是表面化的直接挪用。

1.蒙古族图案纹样种类丰富，大体可分为以下三大类纹样：

（1）抽象的几何形状图案和象征意义的花纹

如回纹图案、隅饰花纹、万字纹样、兰萨花纹等。

（2）具象的植物、动物、自然景物形状的图案

如花卉、叶纹图案，马状纹样，山、水、云、火纹样。

（3）器物、用具、形状物的装饰花纹

如服饰、首饰纹样，火盆、奶桶、茶壶、银碗饰纹，箱柜、鞍具、刀具、火镰、烟具饰纹，蒙古包、帐篷、门窗、毡绣纹样。

2.蒙古族传统图案的应用

传统纹样的发展创新在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所赋予的特殊的含义，但有一条思想脉络似乎是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着的，这就是基于传统延续基础上的再创造，使传统纹样随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化并和当代文化渗透交融。反复试探每一种重构存在的可能，其间正是传统纹样“现代化”创新手段的无限空间。

（1）化繁为简，合理选择与取舍

蒙古族传统图案追求适合、饱满，过度环绕蔓延的曲线显得繁杂，视觉上让人眼花缭乱。这些与现代设计在视觉信息传递上、表现形式手段上不相适应。因此需要化繁为简，通过合理选择与取舍图案达到既承续图案的民族文化特色又创造新的视觉表现形式，使之更符合现代人审美品位，更适合现代材料工艺的批量生产制作。在选择与取舍的过程中要对图案有深刻的理解，能够把握其民族韵味的内在图案气质，简化繁赘，抓住图案的典型特征，将其最精髓的点、线结构提炼出来进行扩大、重构。例如笔者设计的内蒙古青年联合会的标志，就是由典型的蒙古族图案提炼设计而成。

（2）古情今韵，应用现代技术材料表现

图案在平面空间的应用已经司空见惯，简单的平面装饰已不能够吸引人的注意，更产生不了鲜明的亮点。但如果将传统图案以现代技术材料表现，展示出新的状态，就能让人眼前一亮。将平面化的图案转化成立体造型，通过雕刻、镂空、焖切、起鼓、镭射、腐蚀、激光电镀等现代技术绘制图案应用于设计作品。另外将图案应用于金属、木材、石材、玻璃、密度板等建筑材料上，现代装置空间语言中，使图案与材料、空间组合融为一体，通过灯光、布景使其显得自然协调，将传统图案营造在现代氛围中，达到更好的装饰效果。这种方式方法在现代建筑装饰、展示空间、产品包装上经常见到，如蒙古族文化主题公园的大门。

（3）融会东西，糅合不同图形语言

在现代设计多元化的今天，拥有独特传统文化的蒙古族地区在以蒙古民族为主，立足本地域文化为出发点的同时，更要与我国传统汉文化、西方现代设计语言相融合。我国著名图案研究专家雷圭元老先生在《图案基础》一书中总结道：“借鉴古人，借鉴外国，是提高自己图案创作水平的途径之一，要善于利用。”而且蒙古族文化本身就有兼容并蓄的传统。在这样多元的、开放的、形式语言极大丰富的时代更应将自身推向时代潮头，学习借鉴东西方优秀设计方式方法，突出区域设计特色，使传统图案真正呈现出现代意味。笔者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实践与探索，例如在设计金岁大酒店标志、阿拉坦汗企业标志，就是将传统回纹与中国古钱币及西方传统盾形相融合。

（4）平面构成手法

将传统图案提取并通过平面构成手法进行重组、重复、渐变、变异、正负形的转换等设计手段进行处理，使传统图案焕发新的生机，以利于现代平面设计作品更好地应用。例如笔者对蒙古族典型图案蒙语称“哈木尔”纹样的应用。

（二）传统图像的应用

蒙古族传统图像是蒙古族传统图形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富有蒙古族典型特色的形状物的总称，这些事物或是自然景象，或是生物形态，或是生活用具、家具器皿、建筑等，比如广阔的草原、雄健的蒙古马、悠扬的马头琴、洁白的蒙古包等。再有如传统礼仪祭祀文化、民间舞蹈、传统竞技、节庆娱乐等艺术样式，其形象一旦被摄取到平面设计中，也有浓郁的传统图形意味。蒙古族拥有丰富的、独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图形元素，完全能够也应该通过现代设计手段树立起符合时代语义的、独具特色的民族平面设计风格。

1.形的具象化概括再现

符号化是现代平面设计的特征，是基于视觉传达的效率，能够更直接、鲜明、快捷地传递信息。符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中介，是认识事物的一种简化手段，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和代码系统。当然，符号这一概念的外延相当宽泛，平面设计中的符号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有许多共性。通常来说，可以把平面设计的元素和基本手段看做符号，通过对这些元素的加工与整合，实现传情达意的目的。“人类为了交流而创造语言，为了记录的需要又创造符号、图形、文字等视觉语言。”符号是图像平面化的图形语言，以精练之形传达特定的信息与含义，使人类无国界、民族、语言、文字等障碍，相互交流、传递信息的视觉文化语言。实际上人类在初始阶段都是通过图像交流、传递、记录信息的，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到来，这种图形化语言也可说是人类交流方式的回归吧。现代信息传递的符号化图形语言简洁直观，准确传神，虽然做了极大的提炼概括但绝不会有识别的误差。世间万物之所以让我们能将其分辨，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差异区别，那么这种类属和差异就是此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本质属性。在图形符号化的过程中，我们只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属性就能创造出只属于此事物的符号形象。这需要设计师有高超的概括、敏锐的捕捉、深厚的表现能力，当然这已经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有了这样的导向和意识，剩下的只是怎么做了。蒙古族拥有丰富的、独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图形元素，完全能够也应该通过现代设计手段创作出属于本民族地域的图形符号。

2.形的抽象化与提炼升华

前面论述了蒙古族传统图形的平面具象化再现，除了对形具象符号化的再现，抽象化的概括也是现代平面设计表现传统图形元素的重要手段之一。将传统图形作抽象化处理，提升图形的平面视觉传达功能，通过简单的点、线、面、体，以圆、方、角等规则形或不规则形概念化的表达传统图形元素，高度概括、更加主观地阐释设计师的意图是赋予传统图形时代特征及新的生命力的有效手段。将传统图形作抽象化演变的前提是保证图形自身的特点、象征含义具有普遍性、可识别性。现代平面设计是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平面设计作品要在大众中广泛传播。设计的符号语言只有具备普遍性，才能为大众所接受；过于抽象或片面强调图形元素的抽象化会导致图形本身所承载的信息的丧失，从而丢掉图形本身存在的意义。蒙古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图形有一定的区域局限性，有些历史和传统的文化图形元素没有广泛的认知普遍性，因此对抽象的对象要有所选择，抽象的程度有所把握，抽象出的新图形并不一定能够让人完全认知，但要让人感受到独特的民族元素的视觉形态，传递出民族文化的韵味。

3.图形中意的拓展与延伸

蒙古族传统图形在传统文化的积淀中，更多的被赋予了精神上的寄托，即图形的意向化。蒙古族传统图形元素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以人的情感赋予物的形式，借物抒情，以形达意。例如敖包、苏勒德、图拉嘎、马、箭等，这些图形符号能够延伸到现代设计的关键因素。由于长期的文化历史积淀，一些观念已逐渐固化在这些特定的图形符号上，构成了这种观念符号特有的文化内涵。当这种观念符号与现代设计所需表达的特定意义相吻合时，便会作为“典型符号”进入现代平面设计，成为现代设计表情达意的最佳载体。在平面设计中，一方面挖掘传统图形的原初意蕴与现代设计达成信息传达的一致；另一方面应把传统图形中的意向化承载下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图形的传统意义在现代设计中得以延伸、转化。如笔者设计的内蒙古青联的标志方案，以蒙古族传统竞技项目“博克”手的象征物件蒙语称“章嘎”的图像作为标志图形。“章嘎”是“博克”手脖颈上套着的系着许多彩色布条的脖套，它不仅是一种饰物，也是“博克”手业绩的记录；因为每胜利一次系上一个彩色布条，布条越多表明他参加的比赛多且取胜次数多，是一种英勇无畏、健壮有力、杰出技艺的选手的象征。将其作为内蒙古青联的标志图形，来象征新时代内蒙古青年的朝气蓬勃，健康活泼，团结向上，无畏进取，掌握先进科学知识、专业技能技术，不断取得新时代的胜利。整个标志的内涵可谓将传统图形意义在现代设计中得以新的延伸和传承。

结语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7

关键词：双重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教学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职院校《大学语文》重点讲授内容之一，对学生中文水平的推动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呈现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我国传统文化在国内双重文化思想的冲击下，呈现了愈加复杂的发展态势。如何在双重文化视角下，促进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文和国学研究学者的重要课题。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的环境，在保持古代文学基本思想的同时和现代化的文化思潮以及教学技术相结合，促进古代文学的传承和发展。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现实意义

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意义，我们首先要追溯到中国古代文学存在的历史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作为高职院校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的重点讲授内容，在历史文化的承载上和学生文学思想的发展上占据重要位置。中国古代文学是传统和文学文化的构成，失去了传承的历史感，一个民族的来路和精神将会泯灭，而失去了文学性，我们就很难寻找到中华文明形成中诗性的发展轨迹。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占据重要的基础作用。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文字依据和历史积淀。当前各大高校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现实意义的认识，存在两个方面的思想：一是从知识层面分析，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学生掌握中国文学发展脉络和规律的重要支撑。是分析中国文学名家和作品的重要载体；二是从认知层面上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学生文学思想培养、文化素养提升、审美情趣发展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学生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并最终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二、双重文化视野下如何推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发展

双重文化实际上指的是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国古代文学在历史传承中有着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外来的西方文化则有着多样的表征和特色。当前在全球化大势发展的背景下，西方文化已经逐步进驻到我国国民的思想中。例如学生对古代中国提倡的“三纲五常”和西方提倡的“平等自由”的选择，绝大多数会选择后者。中华文明传统跪拜礼仪，也逐步被握手、拥抱所取代。并不是说这样的变化有什么不好，但是深入的研究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实际上正面临着逐步消融的状态。由此也可以看出双重文化视野下，必然也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教学传承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如何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的继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中文教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一）继承和弘扬传统精神内核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际上在我国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春秋战国时期对西周《诗经》的征引，到汉朝时期将“五经”作为学宫，再到唐诗、宋词、清朝文学的发展，都显示出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存在价值。因此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双重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传统文学的精神内核，追求古代文学内容的本质。从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观点中[1]，我们可以提炼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和生活年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刻地了解作者的思想表达和创作风格。同时教师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老师可以倡导学生多读古代文学作品，培养自身的文学修养，并深入了解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产生与作家之“志”相似的“意”才能更加深入的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学的思想和精神，才能将传统的语境和现代文学创作相结合。

（二）引进西方文学和教学理念

传统和历史并不是止步不前的，而是在不断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同样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也是如此。双重文化的影响发展已经是当前历史不可逆的一股潮流，我们不能阻止它的发展，所以就只能适应。实际上19世纪末，洋务运动的开展，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是有用的。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教育理念的发展确实存在巨大的优势，对于古代文学教学首先在思想上，提倡传统精神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引进西方文学，如金开诚先生所写的《系统论与文史研究》就深刻的揭示了这一观点。其次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我们可以融入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提供可以感知的古代文学资料，提升传统教学的趣味性和新颖性。

（三）注重中西结合和情境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现代化双重文化影响的背景下，如果单一的沿袭中国传统文学精神或者摒弃传统理念让西方文化成为主流的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倡“中西结合”的方法。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要保持传统的文学内容不变，利用西方自由、探究的教学理念，培养学生的自主表达能力和思维发散能力。可以让学生在理解作品内容和思想后，阐述出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和认知。其次教师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情境创设”，主要是因为当前古代文学的教学已经大大远离了当时的文学现象和作品产生的年代，学生根本不可能在思想上深入的追溯到作品产生的背景中。因此老师可以借鉴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和人物背景，利用现代教学手段，为学生营造当时的情境，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加深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认同感。

三、结语

我们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糟粕和精华并存的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也是如此，在当代教学环境中我们应该在坚守民族精神的立场中，重视双重文化的影响作用，积极的接纳外来的先进文学思想和教学手段，通过不断的调整和重塑，利用古代文学提高学生的文学知识积累的“骨骼”，用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作为文学认知提高的“翅膀”。

参考文献：

[1]高方.双重文化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1):178-180.

[2]宋秋敏.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30(3):64-66.

古代传统文化常识篇8

关键词：《三字经》；启蒙读物；传统文化引言：《三字经》是传统蒙学的经典读本，在历史上经久不息，具有巨大的影响。《三字经》相传为南宋大儒王应麟所作。王应麟对经、史、子、集四部都有精深的研究，其《困学纪闻》被视为清代考证之学的先导。他对蒙学极为重视，著有《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小学讽咏》等。以他的学力来写《三字经》，使此书成为宋代最优秀的蒙书。《三字经》思想醇正，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既是涵养德行的谆谆教导，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宏观导图，更是励志劝学的杰出之作。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浅析一下《三字经》中蕴藏的传统文化。

一、涵养志向，树立人格

“性相近，习相远”，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看到了的这一点。似乎不必去为人生下来是性善还是性恶争论不休，总的来说是一张白纸，在本性上不会有大的差异。但后天的作用不可小视，人会受到家庭、社会环境的影响，加上个人的经历和努力，形成自己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养成自己的性情和爱好。“孟母三迁”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邻里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其实这个道理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就专门指出：“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认为选择仁爱的邻居才是明智之举。宋代朱熹曾在《四书集注》中注之曰：“里有仁厚之俗为美，择里而不居于是焉，则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为知矣”。就是说，不仅要择邻里而居，而且还要择贤邻与仁邻而居，因为孔子认为：“贤者辟世，其次辟地”。这一思想与孟母三迁这个典故著称于世。

除了外界环境对人的影响之外，还要重视自我的发展。“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句话将人学习个过程比喻为玉的琢磨过程，人也是如此。人只有经过不断刻苦的磨练，通古达今，明晓事理，才有可能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怎样才算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大思想家孔子将人放置于家庭、朋友与社会的广阔天地中，因此他提出了人们要“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孔子重视孝悌之道，认为孝敬父母、尊敬兄长是自然的情感，是“仁”的萌芽点。反思现在，不可否认的是孝道教育存在着一些问题。不少家庭内部矛盾重重，人与人之间情感淡漠，不尊重父母，遗弃老人的事件时有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由于缺乏孝道意识以至于做出各种出格的事情。强化孝道教育势在必行。一个人只有在内心深处发生了孝悌观念，才会体验到一种最纯真、温煦、亲切的感情，唯有这种非功利的情感才值得加以培育，并推广到社会。也就有了后代的“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等等。这不仅给孩子树立了榜样，同时也让孩子能从小培养理想的人格。

二、走进传统文化的世界

《三字经》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中国社会众多儿童读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种。孔子《论语 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说，在躬行实践之后，有剩余的力量，就再去学习文献。《三字经》从“首孝弟，次见闻”到“通古今，若亲目”开始走进一个传统的文化世界。首先是为儿童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常识，“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按照一定的顺序拓展见闻，这一部分包含了自然常识、人伦常识和生活常识，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助于孩子的生活教育。其次就是儒家经典。从“凡训蒙，须讲究”到“经既明，方读子”，《三字经》全面涵盖了儒家经典的相关信息，从十三经到五子，介绍作者，说明篇目，知识信息非常大，在这些基础上，又以精炼的语言说解经典大义，明确要旨。第三是由经入史，《三字经》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知识，把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勾勒出来。这些实际上是对传统“经史之学”的发蒙。

经史之学是国学的正宗，清代大儒钱大昕说：“为学当自经史始。”在儒家经典中，蕴含着中国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在中国历史中，古人用生命印证着中华文化的精神，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与借鉴。我们翻开《唐才子传》，在《王勃》传里，说：“六岁善辞章。”他六岁已经会些写诗文了。当时的诗，就是古诗、律诗、绝诗，当时的文，即古文、骈文。六岁怎么就会写这样的诗文呢？再看《骆宾王》传，称“七岁能赋诗”；《李百药》传，称“七岁能文”；《刘慎虚》传，“八岁属文上书”，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换言之，在唐朝，七八岁的孩子不仅会读懂古文、骈文、旧体诗，还会写古文、骈文和旧体诗。是不是当时的人特别聪明呢？不是的。我们再看近代人，如康有为，“七岁能属文”。梁启超“六岁毕业《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日缀千言”。可见古今人的聪明是相似的。不论是唐代人或近人，他们从小就能读懂古文，不仅会读，还会写古文和旧体诗。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在传统文化里汲取了营养。

当代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在他具有自传性质的著作《去日苦多》中写道，他自幼在自家私塾接受传统儒家的发蒙教育。杨先生回忆说：“基本读完了‘四书五经’，只有《易经》没读，后来又读了‘十三经’的一部分，还读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古文释义》、《龙文鞭影》等。熟读的还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楚辞’”。他还说道：“十岁出头时，我还读了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说故事，还有相当一部分流行的明清传奇、话本等。”在国学的浸润与陶养中，少年杨宪益的颖悟与才思逐渐显露出，诗人气质与情怀亦现出端倪。充分说明通过传统文化给予蒙童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在价值取向与精神认同。

三、劝学励志，树立理想

在《三字经》的结尾，胪列了大量古人勤苦求学的事迹，从不同的角度勉励人们努力读书治学。且不谈古人，大家知道，民国时代的文人艺人个个满腹经纶，他们的本事从哪里来？从刻苦的阅读，艰难的背诵中来。当年茅盾能背诵《红楼梦》，郑振铎能背诵《左传》，巴金能背诵《古文观止》，范文澜能背诵《文心雕龙》……文人如此，艺人的努力也毫不逊色。余振飞小时学《闻铃》一戏时，每个黄昏都要将台词念唱上五十遍，哪怕会了，也还是要照旧念唱。经过这一番功夫，他的咬字、换气、放音纯纯正正。

如果我们今天肯像民国文人艺人一样去下这样的苦功，我们的知识也一样会更准确，学样也会更深厚。

四、小结

随着时代的不同，学习的最终目的也大不相同。《三字经》这部书成于封建社会，所以他的目的也是服务于那个社会，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是他们的最高理想，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糟粕的东西。时过境迁，事易时移，我们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我们今天可能做不到古人那样的深度，但我想我们也应该尽可能多地读一些经典，因为经典经过了历史的考验，经过了时间的淘汰，它能够流传下来毕竟有它的道理。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