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经营相关法律范文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1

高 原

目前我国公司法理论界对公司法律制度修改的呼声越来越高，也对公司法律制度改革的内容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甚至有些地方人大或政府在公司法律制度实践中已经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以此对公司法进行适用上的实际改变。笔者认为，尽管这些地方的作法反映了对公司法律制度改革的强烈愿望，但有些内容的规定也超出其权限，其合法性值得商榷。以广东省为例，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于2003年3月19日了《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后于2003年9月29日出台了《广东省关于加快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广东省关于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实施办法》、《广东省关于放宽民营资本投资领域的实施办法》等十二个配套政策文件，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也于2003年10月30日转发了广东省工商局的《关于改革企业登记注册工作的若干意见》（详细内容请访问.cn/），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具体而全面的规定，应当说是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相信随着这些文件及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将会对广东省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对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下面笔者仅以私营有限公司为例来对广东省的一些规定进行探讨，以求见教于大方。

一、公司资本制度方面的改革

1、折衷资本制的试行

我国现行公司法所规定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在设立公司时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出资，但公司设立之初这些资金并不需要全部使用而导致资金的浪费，实际上也就是有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与追求高效率的经济运用原则也背道而驰，因此也应当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改。采用折衷资本制，在规定股东缴纳一定比例的出资后，允许其余的资本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应当说更加合理。笔者认为，这并非简单地模仿外国的公司法制度使然，而是公司法律制度必须适应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广东省规定“凡申请注册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下（含50万元）的，允许分期缴纳，首期不少于法定最低限额的50％，余额1年内补足”，应当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2、降低公司注册资本的数额限制

“资本法定”、“资本充实”与“资本保持”这三个原则在公司法中正式确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从而保证整个经济交易的安全与秩序。但是当一个公司注册之后，公司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并没有对公司出资的资金运用进行相应的监管，仅仅是作了个表现形式而已，在实践中根本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公司频繁出现的抽逃出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监管与处理就是最明显的例证。我国现行的公司法规定的出资是实缴出资，如果成立一个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依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同从10万元至50万元不等，因此公司设立者在设立公司时就应当按照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要求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缴付出资，这一规定现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公司法学者的批评。大家普遍认为公司的注册资本与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显然过高，不仅设定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也造成资金的闲置，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初期是必要的，也是相适应的，特别是在我国公司普遍存在严重的信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人们对公司法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入与发展，也逐步认识到单纯的依靠提高注册资本数额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既不充分也不现实，在公司法实践中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也就开始从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转变，力求通过较为完善的资产运用监管法律制度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此时，以资本信用为主要目的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似乎也没有必要再予以坚持，而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主张把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限额适当降低，笔者认为是可行的。广东省的相关文件规定：“从事科技、技术的研究、开发、咨询及服务的科技型私营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最低可为3万元”。应当说是体现了公司法的这一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至于是否能在公司管理及司法实践中起到良好的作用，尚待观察。

3、取消无形资产作为出资的比例限制

现行公司法对股东出资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只规定股东可以有五种出资方式，分别为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及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20%，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后来国家科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7年7月4日印发的《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 中规定可以超过20%但不得超过35%。广东省的相关文件则规定：“允许以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为资本投入办企业。技术人员用以法律形式取得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或专有技术投资兴办民营科技企业的，其成果经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技评估机构评估后，技术成果作价金额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可不受限制，由投资各方协商约定 。”虽然促进了以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为出资的积极性，提高了高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但是不受限制的作法肯定也会带来消极作用，毕竟对公司的出资并不仅仅关系到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还会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特别是会影响到相对关系人的权益问题，怎么能不加以合理的限制与规范呢？笔者认为这种几乎是绝对放任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应当予以慎重考虑并做出更合理的规定。

二、公司主体资格方面的改革

公司法理论认为法人也应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但对于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 力的具体内容及限制却存在不同的观点（限于本文篇幅笔者在此不深入论述），广东省的相关规定也对公司法这方面的理论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其具体规定为：“凡符合企业法人条件，经营项目需前置审批而暂未取得批准文件的，经企业申请，可核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可核‘筹办’，待企业完备前置审批手续后，再据以核定经营范围”。“企业法人因重组改制或经营不善丧失经营能力而停止经营，企业要求保留企业法人资格、取消经营资格的，可予核准，原经营范围予以删除，改核‘仅供清理本企业债权债务使用’”，其标题即为“试行企业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相分离的登记制度”。笔者认为，首先从公司主体方面来讲，经营范围能否影响到公司的权利能力或行为能力、如果可以则会在多大程度影响等问题仍需要公司法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其次，“法人资格”与“经营资格”两个词语绝不能简单地分别对应公司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这两个概念，而只能理解为当公司同时具有法人资格与经营资格时才可以从事经登记的经营活动，否则只有法人资格而无经营资格时不得从事经营活动，也就是说法人并不因为不具有经营资格而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根据公司法理论与现行公司法实践，除另有法律规定外，公司自其成立之时起（也就是颁发营业执照之时起）就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即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第三，尽管这样规定似乎能解决公司在设立时及终止时这两个阶段所出现的一些特殊问题，但并不能解决公司在经营中的实际需要与正确界定法律关系，似无必要，相反可能会给公司法实践可能带来一定的混乱。因为没有具体经营范围的公司其存在是不必要的，而没有得到许可的经营范围是不能从事经营的，那么这些规定赋予一个没有经营资格的法人资格有什么必要呢？而对于“企业法人因重组改制或经营不善丧失经营能力而停止经营，企业要求保留企业法人资格、取消经营资格的，可予核准，原经营范围予以删除，改核‘仅供清理本企业债权债务使用’”有无必要呢？企业停止经营并不会必须导致法人资格的自然丧失，也不会直接导致其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丧失，其自身不再从事经营即可，即使出于对相对关系人保护，法律也可以设定其他相应制度来对其经营行为进行规范，何必要求变更登记为“仅供清理本企业债权债务使用”这一“经营范围”而让这个公司继续（甚至长期）存续呢？同时，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因公司设立行为而产生的相应的权利义务，在公司依法成立时应由成立后的公司享有或承担，在公司没有成立时由公司设立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先确认其有法人资格，则所承担责任的性质与主体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不仅与公司法理论不相符而且也可能会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等等，所以笔者认为这个规定是否合法与适当值得更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笔者认为，如果想系统地解决公司主体资格问题，倒不如正式引入公司权利能力与公司行为能力这两个概念，并允许公司享有更加广泛的经营范围（当然，法律法规另有特别规定的除外），规定当公司取得法人营业执照时起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亦即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而对于其能否从事某一具体的经营业务（亦即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则取决于法律的规定、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工商管理部门的核准范围。也就是说，具有法人资格后即取得了相应的权利能力，至于其是否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或者说其行为能力是否受到相应的限制），得以法律的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工商管理部门的核准登记为依据，但司法实践中可以用经营资格或范围来判断公司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依据。以法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理论来进行规定，不仅符合公司法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要求，也符合公司法律制度的实践，而且更加准确与规范。限于本文篇幅，相关内容笔者将会另外行文论述。

三、经营范围与市场准入改革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然会涉及到经营范围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司的经营范围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在那种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具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由于经营范围问题很多也就是市场准入问题，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对政府放开市场准入的要求就会越来越显得迫切。随着我国对外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以及对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诺，完全有必要加大力度对一些投资领域或经营范围进行相应的放宽。所以广东省相关文件规定：“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对外承诺，除国家限制和禁止投资的领域外，凡对外开放的项目，应当对内开放；凡对公有经济开放的项目，应当对民营经济开放。所有竞争性领域和对外开放的领域，都允许国内经营者投资，鼓励平等竞争。”这才真正让私营企业享受到了与外商投资企业同等待遇，也享受到了与国有企业的同等待遇，可惜的是来得晚了一些。对于那些已经被外国投资者熟悉的投资领域，对于那些被国有企业占领了大多数市场份额的行业，对国内刚起步的没有多少资金、人才、信息、技术实力的民营企业来讲，无疑是站在很落后的起跑线上，必须依靠政府更多的扶持才能得到更快的发展。

四、登记制度及程序改进

登记制度与程序的改进应当说与公司法的实体规定改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就算是公司实体法规定得再好，如果各地方政府设置了一些不适当的登记注册条件或程序，也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根据2003年8月颁布的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13条等规定，只有对于那些确有必要经过行政许可的特定行业才要求办理相应的行政许可手续，对于其他的经营活动一般都不必再设置批准前置程序或手续。因此，广东省的相关规定减少不必要的审批前置项目和程序，取消各地方各部门不合理的规定和作法，为公司法律制度的正确、顺利实施提供了程序上的保证，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五、评价与建议

总的来看，广东省的相关规定对推动公司法律制度改革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对鼓励广东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公司法律制度是我国民商事法律制度中的基本法律制度，因此地方人大或政府是无权对其进行修改或另行作出相抵触的规定，广东省的规定从性质上来看应属越权，由此带的实际问题将主要表现在涉及依照这些规定设立的公司的诉讼中。如果一个有限公司是按照广东省的相关规定进行的相应公司设立登记，其实质条件并未达到公司法的具体规定时（例如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高新技术作价的比例等），法院很可能会责令公司补足出资，严重的可能会涉及到虚假出资甚至是刑事犯罪等问题，从而影响到公司及其出资人的义务与责任承担，这也是从事公司法律实务人员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其次，由于我国公司信用制度基本上属于空白，也给经济交易的安全性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这也是在进行公司法律制度改革时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公司法律制度的改革应当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改革，没有与此相对应的规范制度是不行的。否则，不仅可能会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可能最终影响或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秩序。此外，尽管一些行政措施规定的比较具体，但也有些规定并不是很简单的就能实现。比如，以高新技术作为出资时，就必须建立与完善一个公正的价格评估体系，以避免作价过高而出现的变相虚假出资现象。其实，从推动公司法实践的作用来看，对公司的行政管理、扶持与服务比公司的法律制度更为重要，法律制度也只能规定一些最基本的内容，而公司行政管理与服务才是最为具体和现实的。所以笔者认为，我们不仅要改革公司相关法律制度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更要从治理社会经济环境出发，除了加强对公司的行政管理外，还要协调和加强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如 财政、税收、金融、交通、能源、环境等方面的工作，为公司提供交流、协作、教育、培训等各方面的服务，简化公司登记的各项不必要的条件与手续，完善与落实各项扶持政策，为公司的经营提供优质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与法治环境，以建立与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完稿于200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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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2

论文关键词消费者权益　公司社会责任　公共利益

论文摘要现代社会中的公司在为股东赚取利润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和强调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本文梳理了公司应当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论证了公司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探讨了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结论认为法治需要道德与法律协调并举，软法与硬法的协调并用，道德所倡导的社会责任能够以柔克刚，其软力量在适合其作用的领域绝不亚于法律强制的“硬”力量。

一、现代公司与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是现代经济关系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伴随着20世纪的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开展，现代社会中的公司在为股东赚取利润的同时，越来越关注和强调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公司在满足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当最大限度地关怀和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消费者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它体现了对公司营利性之外的社会性关注。其核心价值观是以人为本，而非以钱为本。公司社会责任通常的理解是指公司的道德责任，其内容无限丰富，包括了对劳动者、消费者的社会责任及环境保护、慈善救灾、社会公益事业等多方面。其中，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重视。

为促进经营者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满足消费需求，改善消费环境，除公司自身提高认识加强自律外，有必要从外部对公司的行为加以约束和引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法律规范之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强化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应发挥积极作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3年颁布以来，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消费者保护领域出现了新问题和新情况，修改消法众望所归，已被提上日程。修改消法，将公司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法定化，使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权益真正成为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定责任。

二、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

(一)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是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

守法责任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强调公司必须守法应该成为弘扬、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根本，这是公司应当承担的最低道德责任，是公司处理与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关系的底线。依法经营中的“法”不仅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包括了《食品安全法》、《公司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一系列规范公司生产经营的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实质也是依法经营的一部分。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和最高原则，对于经营者尤为重要。经营者在宣传、销售产品及提供服务时应做到实事求是，真诚善待消费者。

(二)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关键

现代社会是需求多元化的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不同，这就要求公司在制定生产经营计划时应首先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市场的需要，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不断推出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当然，个性化产品设计的前提是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确保消费安全。同时当产品出现瑕疵或缺陷时公司应迅速通知消费者，并及时进行产品召回。产品召回制度减轻了消费者的损失，同时也避免公司受到重创。该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但其必将成为以后消费者对缺陷产品救济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尊重消费者的各项权利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1.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即消费者有权在消费之前了解产品的相关信息，但是由于消费者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等方面与经营者相比处于弱势，形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往往也是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因此公司要履行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首先就要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例如应当如实标明产品的生产产地、原材料、使用性能、使用方法及存在的风险等，使消费者能在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2.消费者享有隐私权。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具体人格权。对于消费者的隐私，任何人都附有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因此，商家在经营过程中，应自觉保障消费者隐私，需要采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必须要征得消费者的同意，并建立严格的信息管理制度，切实保障消费者的隐私权。

3.消费者享有选择权。即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享有选择商品和服务及经营者的权利。但实践中有些公司，尤其是一些占有优势地位的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通过签订霸王合同限制或者剥夺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霸王合同看似充分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体现了契约自由原则，但其实质是消费者为了获得商品或者服务而被迫接受经营者提供的合同，违反了契约正义原则。因此，告别霸王合同，实现格式合同的公平化，避免合同内容产生混淆或歧义应成为公司保障消费者选择权的重要内容。

三、公司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

(一)增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强化其自律机制

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以及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加大，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认识到，消费者是公司的衣食父母，离开了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公司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避开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而空谈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没有意义的。2006年我国企业了首个社会责任报告即《国家电网公司2005社会责任报告》，报告将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所有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自然环境承担责任，以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

一家公司越是承诺发展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就越有可能把这个信息正确地传递给利益相关者，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者通过具体行为来回报公司的正确行动。因此，他们可以引领利益相关者网络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进，也就是朝着卓越的经济、社会和环境质量前进。除了在思想上意识到公司对消费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应当体现在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公司还应根据自己所处的行业及本公司的具体情况自觉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消费者责任政策，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彰显善待消费者的诚意。

(二)完善相关法律，强化公司法律责任

公司严格履行法律义务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只有在守法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公司承担的道德责任。法律为公司规定的义务，是公司处理与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底线。在中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基础性内容已经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得到体现。中英政府合作项目“国有企业重组和企业发展”(SOERED)的研究团队查阅了200多个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发现其中每一个法律文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构成了一个企业在中国合法经营和保护自己权益的完整法律依据，总起来有六大类:基本原则、商业责任、职工权益、安全卫生健康、环境责任、社区责任;责任内容覆盖了从生产到消费、从知识产权到商业诚信、从核心劳工标准到职工福利、从保护女工的特殊权益到对特殊社会人群的保护、从责任的定义到处罚办法等诸多方面。

在消费领域，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可能会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但也可能会在短时期内带来成本增加、利润减少等风险，因此承担社会责任很多时候并不是企业家们自愿的选择，而是迫于社会舆论评价体系的压力所为。因此，为防止公司在竞争中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换取经济上的收益，有必要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规范。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多在我国相关法律中有明确的规定，如消法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的知情权、自由选择权、损害赔偿权、公平交易权等，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保证消费者安全义务、真实信息告知义务、明码标价义务等;产品质量法中也明确规定了生产者、销售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以及损害赔偿责任等;广告法、食品安全法也对企业进行虚假宣传，欺诈和误导消费者行为作出规定。可以说，现阶段对公司守法责任的强调与坚守应该成为弘扬、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根本。

四、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企业化”、“第三部门”和“公用事业市场化”运动。这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带来了法律理念上的“公私融合”、“纵横统一”的变化，这与20世纪以来国家参与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日益成为法律规范核心概念是相吻合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融合导致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整，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行政上的公共责任和会计上的受托责任的融合。这种结合主要表现在经济法领域中，是与经济法的“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以及“组织关系与财产关系相融合”的特点完全一致的，这种新的责任模式，可以被界定为经济法上的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了法律责任的社会化与社会责任的法律化的交相呼应，法治需要道德与法律协调并举，道德以柔克刚，其软力量在适合其作用的领域绝不亚于法律强制的“硬”力量。

《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中国首次在法律中出现公司社会责任的用语或概念。但是，法律的规定未必就形成法律义务，《公司法》第5条实际上是以法律条文发出了一个道德号召。社会责任的法律化并不简单表现为某个法律条文的道德意蕴，而在于通过法律对道德的倡导和鼓励。

现代社会公司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其所肩负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也在增大。作为社会的企业成员，公司在不断满足投资者利益最大化需求的同时，还应当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其中公司对消费者所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用的舒心，这是对广大经营者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公司对消费者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内容。总之，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日益深刻的今天，自觉强化公司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是确保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是公司占领市场份额、赚取利润，增强抗风险能力的金钥匙。

注释:

史际春.企业和公司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第158页.

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62页.

王利明.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中国电力网.chinapower.com.cn/article/1021/art1021295.asp.访问时间:2010年6月14日.

邓峰.论经济法上的责任——公共责任与财务责任的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3).第146-153页.

史际春，肖竹，冯辉.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义务、道德责任及其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第39-51页.

赵忠龙.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督导:从金融危机的爆发谈起.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暨第十七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下).第63-66页.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3

关键词：忠实义务；竞业禁止义务；禁止滥用公司财产义务；立法完善

董事的忠实义务，又称信义义务，即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必须为公司的最大利益服务，不得使自己与公司的利益处于冲突之中。它源于作为受信人的董事与作为受益人的公司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的今天，公司实际是由董事来控制。因而，董事处于受信人的地位。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公司对董事在法律或事实上的行为负有信赖义务；董事因接受公司的信赖而负有诚实、谨慎与勤勉等义务。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148条在制定法上首次明确规定了董事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比起2004年《公司法》对董事忠实义务的列举式规定，《公司法》引入董事忠实义务这一总括性概念无疑是一大进步。关于董事忠实义务的兜底条款也使得法律对忠实义务的规制变得更为周延。

法律与公司章程赋予了董事充分的权利，从权利义务一致性上看，法律及公司章程授予董事充分权利，董事应基于信任在法律上承担忠实义务。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 自我交易禁止义务 即董事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同公司进行交易，这里的交易指利益冲突交易。 （2）竞业禁止义务，即从法律上明确禁止董事为自己或第三人为属于公司经营范围内的业务或为有损公司利益行为，这是为了防止董事可能利用自己或第三人谋取利益损害公司利益。（3）董事利用公司机会谋取私利之禁止义务。法律规定无论是作为受任人或受托人，董事利用职务便利获取公司机会为自己谋取私利，因严重违背董事对公司的忠实义务而为公司法所禁止。

对于完善我国公司董事忠实义务制度的立法建议有：

一、完善董事忠实义务的积极性规定

完善忠实义务制度，须同时设置积极性、消极性规定，双管齐下，正面指导与反面督促结合，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利益。我国目前尚无明确完善的忠实义务积极性规定，加大了公司、股东监督董事的难度。积极性规定应包括：（1）积极稳妥决策，指导公司，有效监督最高管理层，准确及时向股东通报、解释公司重要行动，公开法定报告及账目以及执行董事会利于公司最大利益的决策等。（2）对自我交易中董事的利害关系的披露义务；涉及董事利害关系的表决中董事的回避义务；董事向股东公开自我交易等一切涉及董事等高级职员利益的公司经营活动的相关账目，公开其与公司所签订的服务合同的义务。

二、完善董事竞业禁止义务

公司法第 149条第5款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现行法律对"自营或为他人经营"的涵义界定不清。如"自营"是仅指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经营，还是也包括虽没有以自己的名义但利益归属于自己的经营？同样，"为他人经营"是以名义来界定还是以利益归属来界定？如果一个董事是另一个公司的股东，他为这个公司经营业务，属于为自己经营还是为他人经营？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董事竞业禁止义务的适用范围。哪些方式可以构成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这里的"同类的业务"含义不清，理解可宽可窄，不利于司法操作，需要更精确的界定。而且，《公司法》对于董事违反竞业禁止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得不够全面，民事法律责任只规定了"归入权"，无法充分保护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完善董事竞业禁止义务，要细化"自营或为他人经营"的涵义。这里认为，它是指以自己或者第三者计算的竞争行为。因此，不但董事以自己的名义或者作为第三人的人或代表所进行的名义与利益相一致的竞业行为应属禁止之列。而且利益与名义相背场合所进行的竞业行为也属应禁止之列。

我国公司法未规定竞业禁止后契约义务。董事任职期间不得泄露公司秘密，离职后亦应遵守此义务。该义务旨在使董事离职后原任职公司利益免受损害，主要指董事离职后不得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利用其从事相关业务。我国应以法律明确规定该义务并与任职期间不得泄密的规定相结合（公司法未规定董事泄密的法律责任）。故公司法亟须规定竞业禁止后契约义务，赋予法院自由裁量权，规定："董事在任职期间及离开原任职公司后，不得利用原任职公司的商业秘密从事与原任职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义务，不得以其他方式泄漏原任职公司商业秘密；否则，应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应鼓励董事在与公司订立服务合同时，对此予以详细规定。

三、完善禁止滥用公司财产义务的问题

滥用公司财产包括为了私利直接使用公司财产和"篡夺公司机会" 等。禁止"篡夺公司机会"规定指禁止公司董事、高级职员或者管理人员把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转归自己而从中取利。[1]该规定要求，董事若未充分向股东会披露，不能使自己的利益与自己的责任冲突。因公司机会事关公司利益，此规定与公司能否取得公司机会带来的利润无关。90年代后，特拉华州等地修正了较绝对的义务规定，转采较务实的标准--考虑各方面情况，在公司完全不可能利用该机会等场合豁免董事的责任。[2]公司机会较难认定，不少国家规定"篡夺公司机会"的批准权只能由股东会行使。

第一，应增加概括性禁止规定："董事利用职务之便滥用公司财产的，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向公司交缴惩罚性赔偿金"。董事滥用公司财产，即犯有违反信义之罪，应归还公司所丧失之所有财产或赔偿公司所受之损失。第二，商业机会、信息等抽象财富对公司越发重要，全面保护公司的要求日益急迫，应增加禁止"篡夺公司机会"的规定。公司机会的认定较困难，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加以确定：一是此机会从董事职务行为中获得；二是此机会属公司经营范围内，与公司经营目的相关。可借鉴国外立法，在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前提下尽量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采取较务实的义务标准，规定："禁止董事个人利用与公司经营目的相关的积极的商业机会，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非利害关系股东多数通过或者公司在经济上不可能利用该机会的除外。"将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相区别，因为前者具有股东分散的特点，难以完全避免"篡夺公司机会"发生，而后者的股东有更大权利且相互信任，为兼顾市场效率与公司利益，做出例外规定。

参考文献：

[1]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64

[2]John Lowry and Rod Edmunds，The Corporate Opportunity Doctrine：The Shifting Boundaries of the Duty and its Remedies，The Modem Law Review Vol.6，July.1998.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4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企业法律制度/法律冲突

一、内、外资企业法律规则的冲突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以及实施细则和其他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1979年开始陆续颁布。当时，我国的企业法律是按照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分类的，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等。在此背景下，外商投资企业显然无法融入原有的企业类型，颁布单独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有其合理性。以1994年《公司法》和随后的《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为标志，我国的企业法制开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构建。随后，两种企业法律制度之间的法律冲突不断。虽然《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要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但这一规定并没有弥合冲突。

首先，在注册资本的相关规定中存在法律冲突。《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管辖下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两者注册资本的内涵却完全不同。在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方面，按照1994年《公司法》，不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也不论股份有限公司是发起设立还是募集设立，注册资本必须是实缴资本。而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首期出资不能少于注册资本的15%，并在营业执照签发后3个月内缴付，其余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出资。其注册资本显然是认缴资本。2006年《公司法》修改了注册资本的交付时间，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分期缴纳注册资本，其中20%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其余的在公司设立后2年或5年内缴纳；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全部注册资本。但这和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仍然不同。根据200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含一人有限公司）一次性缴付全部出资的，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六个月内缴足；分期缴付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其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十五，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并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三个月内缴足，其余部分的出资时间应符合《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方面，2006年《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3万元人民币，一人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10万元人民币；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最低资本的要求，即使是外商独资企业，尽管其可能类似于法人或自然人设立的一人公司，也没有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具有明显的超国民待遇。对于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公司法》规定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00万元，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3000万元，存在明显的次国民待遇。如果因此产生国际讼争，我国政府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其次，中外合作企业中经营各方权利和义务失衡。我国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大多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根据《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任何形式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在这类有限责任公司中，按照《中外合作企业经营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可以约定向合作企业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而合作条件可以是货币、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等。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缴纳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后，应当由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由合作企业据以发给合作各方出资证明书。这就产生一个疑问，经过验资程序的投资和合作条件是否都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如果合作条件也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那么其和投资又有什么区别呢？创设这样一个法律概念的必要性何在呢？而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是指合作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合作条件显然不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中外合作经营的大量案例表明，在实践中，外方的现金出资通常作为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而作为中方合作条件的实物、工业产权、土地使用权和专有技术则不作为注册资本。这样就可能导致中外合作企业合营各方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这些不作注册资本的合作条件能否成为合作企业的财产呢？对作为合作条件的财产，是否可以成为合作企业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标的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实际上只有提供现金出资的外方投资者对公司债务承担了有限责任，提供实物等作为合作条件的投资者却没有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存在对公司债务不负有限责任的股东，这和作为公司法律制度基石的有限责任制度相悖[1]，也有违起码的公平和正义。实践中，这种现象也确实引起了境外和国外投资者的强烈不满。

另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中外合作者提前收回投资的规定有违法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如果合作合同约定合作期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国合作者所有的，经批准可以在合作合同中约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办法。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中外合作者要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而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其投资的方法可以有三种：（1）扩大外国合作者的收益分配比例；（2）外国合作者在合作企业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3）经财政税务机关和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的其他回收投资方式。根据原外经贸部《关于执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若干条款的说明》，其他方式是指允许外国合作者提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外国合作者提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而使该企业资产减少的，外国合作者必须提供由中国境内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含中国境外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行或分支机构）出具的相应金额的担保函，保证合作企业的偿债能力。上述规定存在以下缺陷：（1）如果中外合作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就不能要求合营方承担认缴的出资额以外的责任。有限责任的基本内涵就是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尤其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外国合作者提前收回投资，中方合作者也要因此和外国合作者一样承担债务责任，不尽合理；（2）以提取折旧的方法提前收回投资违反《企业财务准则》和《企业财务制度》，固定资产折旧是固定资产的价值转移形式，它首先转移到产品成本或经营成本中，然后通过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而获得补偿，以保证企业的资本维持，提走固定资产折旧会违反资本维持原则；（3）银行和金融机构为用提取折旧的方法提前收回投资出具保函不可行，因为银行和金融机构出具保函需要有反担保，如果由中外合作企业出具反担保，上述担保就没有意义，而且出具保函时，保函的受益人还没有产生；（4）境外合作方提前收回投资以中方合作方取得合作企业清算时的剩余资产为前提貌似公平，实则对中方合作者不利。虽然合作合同约定剩余资产归中方合作者，但如果届时合作企业清算债务后没有剩余资产，这个约定就不能给中方合作者带来利益；即使清算时合作企业有剩余资产，但这些资产通常都是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使用多年后的残值很低，甚至是应当淘汰的机器设备，同样不能给中方合作者带来利益。

二、外资企业和我国企业法制协调的路径

统一的法律体系是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统一性的内在要求。法律体系是慎密的逻辑体系，法律冲突只应该发生在不同的法域之间，在同一法域内产生法律冲突，就意味着法律调整的必要。上述冲突表面上是法律条文的冲突，实际上是我国企业法律体系的冲突。我国已经成为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已经是半壁江山，在根本上解决这类冲突已经成为必要。从制度演化分析的视角来看，制度生成和型构的过程本质上是演化的，这一过程并不是传统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无意识演化过程，相反，它是一种基于认知进化并和主体存在相关性的有意识演化过程。[2]

首先是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将外商投资法律统一于由公司法律制度、合伙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构成的企业法律制度。随着我国《公司法》、《合伙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和不断完善，我国企业的法律形态构成的趋向已经明朗：企业将分为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三种法律形态，并分别由《公司法》、《合伙法》和《个人独资法》分别调整。这也符合国际上企业法律分类的一般标准。由于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的企业分类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涵盖性，它被许多学者视为至善的甚至是唯一的法定企业形态，为世界各国广泛适用。[3]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和文化背景差异的共同价值。[4]尽管在我国企业法领域还存在不合理的二元立法体系，即存在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中产生的《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体系，还存在以往按照所有制标准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体系，我们还面临着将以往的以所有制为标准的的企业立法体系融入现代企业立法体系的繁重任务，但是，这种融入只是时间问题。所有制只能反映企业的经济属性，不应该是划分企业法律形态的标准，划分企业法律形态的标准应当是企业产权组合的方式。就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协调而言，我国统一的企业法律制度需要明确《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主次关系，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责任、资本制度、组织结构、分配制度必须适用《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是我国统一的企业法律制度的补充，是外资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主要内容是准入领域、批准程序、股权比例、保护措施、优惠待遇等。另外，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分割为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也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在国际上也很少有先例。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的法律规则许多是相同的，分别立法会造成大量的重复，人为的切割会造成法理上的冲突。

其次是企业法律形态的统一，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分别融入公司、合伙、个人独资企业这三种企业法律形态。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只是说明企业的资本来源，不能用来表述企业的法律形态。但我国长期来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视为一种企业的法律形态，在工商登记中也是独立的企业类型。笔者认为，现有中外合资企业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应由《公司法》管辖。中外合作企业则应当区别对待：股权型合营和契约型合营的标准在于合营企业有无注册资本，合作经营企业如有注册资本，就是公司；没有注册资本的中外合作企业就是合伙企业。我国原《合伙法》只承认自然人作为合伙人的企业，不承认法人作为合伙人的企业。根据修改后的《合伙法》第2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所以，将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作为合伙人的中外合作企业纳入合伙法的管辖，已经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否则，就会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我国的《合伙法》只能管辖境内自然人和法人成立的合伙企业，不能管辖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和法人成立的合伙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合伙，还可以是个人独资企业。一个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作为投资主体的外商独资企业，就是个人独资企业。根据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并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企业，但又规定不适用于外商独资企业。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主体的自然人，在法律上并没有国籍的限制。而现在却存在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情况：我国的自然人单独成立的企业只能是个人独资企业，业主须承担连带责任；境外和外国的自然人在我国的单独成立的企业可以是外商独资企业，法律上将其纳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只承担有限责任。数个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或法人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如有注册资本，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如果没有注册资本，就是合伙企业。

根据2006年以后开始实施的《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外商投资企业在注册登记时将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企业类型，这是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重大进步，表明我国管理部门正在努力实现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但是，该《规定》又规定，公司登记机构在“有限责任公司”后相应加注“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合资”、“外国法人独资”、“外国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外国自然人独资”、“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台港澳与境内合作”、“台港澳合资”、“台港澳法人独资”、“台港澳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台港澳自然人独资”等字样，在“股份有限公司”后相应加注“中外合资，未上市”、“中外合资，上市”、“外商合资，未上市”、“外商合资，上市”、“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未上市”、“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上市”、“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台港澳合资，未上市”、“台港澳合资，上市”等字样。另外还可以加注“外资比例低于25%”、“A股并购”、“A股并购25%或以上”等字样。这一规定的不足是其仍然排除了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的可能性，所有的外商投资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和统一的《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构成的企业法律体系和立法宗旨相悖的。据路透社报道，我国政府计划推出新法规，允许外国公司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⑤我国的立法实践已经表明，统一内、外资企业立法是完全可能的。自1994年来，我国已经颁布了许多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法律，如《票据法》、《对外贸易法》、《劳动法》、《担保法》、《保险法》、《合同法》、《仲裁法》、《企业所得税法》、《劳动合同法》等。

三、统一企业法制下中外合资企业的特殊规则

企业法制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抹去所有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差异。我们完全可以在保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保留中外合资企业的某些特殊规定。

首先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的特殊性。股份的可转让性是公司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股份有限公司是典型的资合公司，其以公司的资本为信用基础，股东的人身关系比较松散，所以，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份转让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虽然股份的转让通常会有一些限制，通常表现为需要拥有半数股份以上股东的同意和原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转让股份是没有限制的，而且，当股东向原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时，原股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受让股份，要么同意这样的转让。所以，即便在有限责任公司里，股份依然具有可转让性。我国现行法律对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没有特殊的规定，对中外合资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则有严格限制，除了其他合营方的优先购买权外，合营一方转让股份，必须取得其他合营方的同意。笔者认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应当适用《公司法》、《证券法》的一般规定，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具有更加明显的人合性，其关于股权转让的特别限制是合理的。人合公司是指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公司。凡公司之经济活动，着重在股东个人条件者，为人合公司。此种公司，其信用基础在人——股东，公司是否能获得债权人之信用，不在公司财产之多少，需视股东个人信用如何而定。人合公司有以下特点：（1）合伙性明显，无限公司本质上很像合伙；（2）股东地位转移困难，因为人合公司注重股东的个人条件；（3）企业经营和企业所有合一，在人合公司中，企业的所有人就是企业经营人，即股东都可以参与公司的经营。[6]笔者同时认为，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股权转让上的特别限制并没有否定股权的可转让性，因为合营各方之间的相互转让还是自由的，合营一方经其他合营方同意向第三人转让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其次是中外合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狭义的公司治理就是公司机关为了公司的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国家治理的缩影。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现代公司的法人机关是依法行使公司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机构的总称。它们分别是行使决策权的股东会、行使经营权的董事会和行使监督权的监事会。[7]法人具有自身的组织体，这个组织的意志是不同于团体中个人的意志，而且法人意旨是由法人机关来实现的。根据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关法律，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适用不同的法人治理结构，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只有董事会，没有股东会和监事会。笔者认为，这种特殊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其合理性。这种治理结构并没有妨碍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的正当行使。在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董事会成为决策机构，而经营权主要由其聘任的总经理行使。董事会实际上也行使监督权，这种监督权表现为对经理的监督和在董事会中合营各方的权利制衡。确实，在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决策中，合营各方是通过其委派的董事表达其意志的；和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行使决策权有所不同，董事会的决策取决于董事人数比例，而不是股份比例，董事人数只能大至反映股权比例，不能精确反映股权比例。笔者认为，这两种决策程序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其仍然体现资本多数决的基本原则。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简约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有效率的。而且，我国《公司法》也为建立灵活的法人治理结构预留了足够灵活的空间。如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用执行董事取代董事会，可以用监事取代监事会。国有独资公司中可以不设股东会，其职能由董事会行使，其监督机构也不是内设的，而是外派机构。

最后是中外合资企业的存续期限的特殊性。永久存续是公司的又一基本特征。相对于合伙企业来说，公司强调的是资本的联合，因此，股东转让股份、死亡或破产都不影响公司的存续。公司可以存续到股东决定解散公司。[8]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则通常有经营期限。我国原《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合资经营企业必须有经营期限。1990年《合资法》修改时已经规定合资企业的经营期限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作不同的规定。有些行业的合资企业必须有经营期限，有些行业的合资企业可以不规定经营期限。所以，原《中外合资企业法》和《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关于合营期限的规定是不一致的。根据1990年《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限暂行规定》，服务性行业、土地开发或经营房地产行业、资源勘探开发行业、国家限制投资行业等，必须规定经营期限，其他行业可以不约定经营期限。现行《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合资企业的经营期限，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限暂行规定》办理，改变了原来法律规定不统一的现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通常是为了特定的项目和特定的目的成立的，其有一定的经营期限是合理的。

注释:

[1]参见虞政平《股东有限责任-现代公司法律之基石》，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2]顾自安：《制度发生学探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见《法学时评网》2005年12月15日。

[3]漆多俊：《市场经济企业立法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4]贺航洲：《论法律移植与经济法制建设》，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

[5]李佩瑜编译：《中国拟出台新规允许外国公司在华设立合伙企业》，参见路透社中文网2009年9月3日。

[6]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7]江平：《新编公司法教程》，2002年版，第140页。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5

关键词：公司控制权；经营管理权；配置模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及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为了更好的顺市场化之势、应全球化之潮，我国对于企业产权结构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提倡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即以公司制为蓝本对企业产权结构进行再调整，由于我国在市场环境、法律制度与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着的个体差异性，所以，这一再调整过程应被视为一个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实践过程。

另外，以公司为中心在股东、董事、监事、高层管理人员和债权人等不同主体之间又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法律关系，具体以股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和债权等形式借以体现，在这些形式背后潜藏着复杂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也决定了这一再调整过程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实践过程。

股东与董事、高层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加以界定，就是一个处于实践之中并应根据实践不断加以调整的问题。一方面，为了维护股东利益，进而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需要加强公司内部各机关之间的制约；另一方面，为了便于董事、高层管理人员的日常生产经营，进而实现公司对于效率的追求，这就要求给予董事、高层管理人员更多的自。从而带来了制约与效率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又反映在公司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的配置模式上。

一、公司控制权与经营管理权的法律界定

1.公司控制权的法律界定

自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指出公司之控制权已由公司经营者实际掌控始，有关公司控制权的问题便成为了一个让理论界倍加重视的问题。而时之今天，公司控制权仍然是一个缺乏法律准确界定、十分模糊的概念。从各国立法实践来看，该概念主要被用来规制母子公司、总分公司之间的关系，并未涉及公司内部权限划分领域。

将这一概念引入公司内部进行使用，便形成了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的概念。狭义概念仅指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与董事会和监事会人选的控制。广义概念则在狭义概念的基础上，将董事会和高层管理人员对公司运营过程享有的经营管理权也纳入其中。由于广义概念在反映公司实际运作过程时存在不足之处，所以，应以狭义概念为基础进行界定。公司控制权是一种基于私法规范而产生的权力，具有权力的属性，其关注的是在公司内部围绕该权力而形成的一种支配与服从关系，通常来说，公司控制权包括决策控制权、执行控制权和监督控制权。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公司以承担有限责任为原则，这必然要求股东与公司在人格上相互分离，公司控制权应在公司各机关之间进行分配，而不应由股东躬身行使，否则，公司的“面纱”将被揭开。

2.经营管理权的法律界定

经营管理权相伴我国改革开放而生，在以“政企分开”为目标的改革进程中，与企业所有权结伴共存。经营管理权被界定为由企业所有权人授予的、为获取收益而对所有权人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同时亦包括对所有权人的财产的处分权。但是，这一概念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生成的。而在论述本文中的问题时，不宜采用该概念。而应在公司法范畴进行界定，从“经营者”为正式承担对公司业务和资产行使支配责任的人这一权利主体角度出发，将其理解为在公司运行过程中，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对股东（大）会决策的执行权和具体经营业务的管理和处置权。

二、我国法律规定中对公司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的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38条规定股东会享有下列职权：（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2）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3）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4）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5）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6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7）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8）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9）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10）修改公司章程；（11）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公司法》第46条仅规定了董事会对3项事项享有决定权，即（1）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2）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3）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对于经理的职权，根据《公司法》第49条的规定，除了制定公司的具体章程，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处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之外，经理几乎没有决定权，并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不能享有代表公司的法定权力。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公司法》将公司的控制权归属于股东大会，而使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享有经营管理权。从而在公司权力配置模式上属于股东绝对主义，即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在这种权利配置模式下，由股东（大）会行使公司控制权成为了原则，但是，由于法律赋予公司章程一定的自治权，所以，也为由董事会等其他公司机关行使公司控制权预留了一定空间。

三、我国法律公司控制权与经营管理权配置模式的实际运行情况

以股东大会这一合议制组织机构作为股东控制公司，直接参与公司民主决策的实现途径。从理论上说，虽然可以通过股东之间的集体讨论、集思广益，确保公司决策的正确性，并实现股东对于公司的有效控制。但是，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仍然存在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首先，某些公司股东人数众多，股东大会召集难度较大，且程序繁琐复杂，决策过程缓慢，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的能力较差，容易丧失商业机会。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在于“负责的人越多，则处理事务就越慢；由于过分审慎，人们对时机重视不够，就会坐失良机；并且由于反复考虑人们往往会失掉考虑的结果”。

其次，消极股东的存在和股东大会的空壳化。股东被相关法律规定确认为公司的控制人，对公司重大事务享有相当大的控制权，然而某些公司的股东们却并不在意自己在法律层面上的这种身份，“他们并不关心公司的管理人是谁，管理能力如何，他们只关心自己所有的股份价值如何。”也就是说，股东倾向于让管理者处理相关重要事宜，从而使其享有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

最后，信息不完全、专业管理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导致股东对于公司重大事项作出决策时缺乏判断能力。

另外，股东大会作为一个由合议制机关，其并不能对外代表公司，又不能从事具体的经营管理活动。而为了避免这些缺点对于公司生产经营的不利影响，以股东绝对主义为背景划定的公司控制权与生产经营权模式在实践中必然会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然而，作为合议制机关的董事会却仍然继承了股东大会所具有的某些缺点。本应代表股东利益对公司进行间接控制的董事会，在实践中无法实现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反而被高层管理人员所控制，未能发挥其本应具有的制度功能。董事会功能的缺失，并最终使股东对于公司进行控制的道路被阻塞。法律所精心铸造的从股东大会，到董事会，再到高层管理人员的控制链条发生了断裂。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实际形成了以高层管理人员为权力中心的模式。虽然，在这种模式使更有利于公司的效率，但是高层管理人员权力的多大，最终会伤及股东的利益，因为绝对的权力便有绝对的腐败。

四、维护我国立法所确立的公司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配置模式的措施

上述两部分，分别从法律规定和法律运作层面，分析了我国公司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配置的应然模式和实然模式。面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通过采取保障措施，以确保法律规定的配置模式在实践中的有效性，进而保障公司的独立人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采取保障措施：

第一，建立适当激励和约束董事、高层管理人员机制。由于法律所规定的配置模式是以静态为背景进行设计的，而这一静态模式在运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扭曲、变形和错位，因此必须辅之以动态的权力在平衡机制。因此，对于董事、高层管理人员不但要赋予其履行职责足够的权力，而且还要建立与其为公司所作贡献相配备的薪俸和奖励制度，同时也必须存在义务和责任的约束。

第二，明晰界定公司权力的边界，防止权力兼并和越权行为。公司法在规定公司各机关的权限时，承认了公司的自治性，赋予了股东通过公司章程界定各机关权力的权力，所以，作为“公司”的公司章程应进一步界定公司各机关的权力边界。只有创设一个健全的权力框架，对于重大决策权、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划定了明晰的边界，才能使公司的各个机关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从而避免权力之间的交叉、碰撞甚至冲突。

第三，进一步完善“股东代位”诉讼制度等其他制度，使公司控制权在公司内部的落实能得到股东等其他主体的支持。从而保障公司的独立人格，使公司控制权和生产经营权的配置不仅仅停留在空头支票状态。

参考文献：

[1]邓莉，张宗益，李宏胜.基于权力视角的公司治理研究及启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胡智强.公司控制权的法律透视.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3]胡凯，谢申详.企业控制权理论综述.经济纵横，2006年第6期.

[4]张民安.公司少数股东的法律保护.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郭富春.《公司权利与权力二元配置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6]张瑞萍.《公司权力论——公司的本质与行为边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7]朱羿锟.《公司控制权配置论——制度与效率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8]（法）卢梭；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6

关键词: 英国《破产法》第214条《公司董事丧失资格法案》第10条公司拯救文化促进作用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大集团高管的高薪为人们所诟病。笔者对英国《破产法》第214条和《公司董事丧失资格法案》第10条进行介绍,并分析它们对公司拯救文化的促进作用。

1.如何判断公司破产

在拯救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破产并不意味着清算,那么如何判断公司已破产?在英国司法实践中,一般有两种判断方式:一是现金流(cash flow test)测试法,二是资产负债表(balance sheet test)测试法。根据方法一,在某一时间点,如果公司不能清付到期债务,则被判定为破产。这种方式的缺点在于,公司的预期收益不能被考虑在内,如一个公司在某一时间可能资不抵债,被判定为破产,可是该公司在其后的短期内就能获得使其盈利的回报。目前,实践界通用的是第二种测试方法。如果法院认定公司的资产(现在的和合理预期的)不抵公司的债务(现在的和将来的),那么将被判定为破产。

公司一旦被判定为破产,就可以依据英国《破产法》进入相应的公司拯救程序。《破产法》第214条对破产公司的董事提出了行为指引。

2.决策和公司拯救的关系

公司董事的决策水平将对整个公司拯救的成功有重大影响。谨慎、勤勉、诚实并具有较高经营水平的公司董事更有可能在拯救程序中带领公司走出困境,使更多与公司利益相关的群体获益,同时也有可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当然,每个公司走入困境的原因不同,立法不可能以高标准的姿态要求每个公司经营者,理想的立法结果只能是法律为这些困境中的公司董事划出一个不能涉足的雷区,并且通过法律为董事们提供一个最低行为准则。如果公司破产后,董事不能满足立法最低的要求,那么这些公司董事将招致个人责任,为公司的损失付出代价。公司董事的个人责任似乎突破了公司有限责任原理,但是这种突破对于规范经济秩序、增加破产公司资产却有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其他的公司负责人敲响了警钟。如果公司董事提高对公司的负责程度,那么在公司拯救中,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将势必增加。

3.构成不当经营的要点

一般来说,依据《破产法》第214条,当公司董事没有适时使破产公司进入监管、接管或者清算程序,而是继续以损害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为前提进行交易的话,该董事就会极有可能因为决策不当而招来个人责任。根据英国相关学者的论述,构成在公司董事在公司拯救中的决策不当一般由以下条件组成:

(1)公司资不抵债。

(2)在公司终结之前的一段时间内,该人已经知道或应该判断出,没有对于公司能够避免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可能性预期。

(3)该人是公司董事。

(4)公司董事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债权人的损失。

关于英国《破产法》第214条,应作以下理解:不当经营,并不是指公司高管的不当决策使公司进入资不抵债状态,而是指公司在进入困境后,董事们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最小化债权人的损失。在上述罗列的四类构成不当经营的条件中,首先,对于如何判断公司资不抵债,在英国相关法律中,一般通过了解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所反映出的公司财务状况来决定;其次,在公司终结前的一段时间,它限定了不当经营发生的时间阶段;最后,如何判断公司董事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最小化债权人损失。根据英国《破产法》第214条第四款规定:“公司董事应该知道或了解有关公司的状况,达到或采取其他合理性的措施。公司董事应该具有一个合理、勤勉的人成为公司股东时可以被合理期待所具有的一般尝试、技能和经验;同时具有根据该公司董事本人的背景所可以对其产生的合理的知识、技能、经验的预期。”英国法律学者一般认为,相对之前的英国其他类似法律,《破产法》第214条采取的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测试标准。法庭将根据该条法律,面对一个涉嫌不当经营的公司董事,通过测评另一合理勤勉的公司董事所应具备的水平,同时测评该问题董事本人的背景为其带来的合理判断水平,二者相结合,从而判断在公司负债表出现资不抵债情况之后公司董事有没有不当经营的嫌疑。例如,对公司的财务董事,对公司的财务管理上的要求应该比公司的金融董事更高。这样更利于区分公司不同董事之间的责任。同样,对于法庭这样的条款也更具操作性,对大公司乃至跨国集团的公司董事的 “一般性的知识、技能、经验”要求自然比小公司高得多。在第214条之外,英国《破产法》还为公司董事们设置了一些强制性的要求,如妥善保管公司账目,保持账目的明晰等。

4.《破产法》第214条在实践中的适用

经过第214条的规制,英国的公司董事如果想避免个人责任,就必须关注公司财务数据,并依据该事实作出合理判断,当公司资不抵债并且没有合理预期公司一定能避免清算时,就要谨慎作出使公司增加债务的决定。那么如果公司董事确实对公司避免清算抱有“合理预期”而继续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结果却不如人意,公司高管能否以他做出决策时所抱有的良好目的而免责呢?这就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然而,英国《破产法》并未给出答案,法院却通过一个案件的判决表明了些许态度。在Re Produce Marketing Consortium Ltd案件中,大卫先生是一个陷入资不抵债困境的公司的董事,并且坚信公司将通过一次交易摆脱困境。证据也证明大卫先生确是出于良好目的,想为广大债权人争取利益而继续交易,但是却又使债权人增加了新的债务。审理该案的法官Knox. J对于公司董事在这种情况下的不当经营能否免责采取了否定态度。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公司董事将公司进入困境的情况告知了债权人,而所有债权人同意并支持公司董事继续交易的主张,这种情况下,公司董事将不会有不当经营的责任。但是如果即便是小债权人(例如讨薪的员工)不同意该继续交易的计划,并诉诸法律解决问题,根据《破产法》第214条的规定,公司董事依然有招致不当经营惩罚的可能。因为大债权人(如银行)一般会以更高的回报作为条件支持公司董事继续经营,而此时小债权人利益就成为第214条的重点保护对象。

5.为避免不当经营所采取的步骤

在了解公司状况后,按照第214条的要求,公司高管应该采取尽可能的措施来减少债权人损失,同时也可以避免承担个人责任。对于如何判断何谓采取每一步措施,英国的成文法没有相应的规定,案例法也没有类似的报道。英国相关学者认为,相关立法应当增加指引性的规定。由于不当经营条款的目的是为了在公司资不抵债后,避免公司继续产生债务,在发生这种状况之后立刻停止经营当然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在一些情况下,简单地停止交易并不利于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这时如果简单停止了交易,同样能导致不当交易的嫌疑。英国著名《破产法》学者R.GOODE为董事提供了一些行为参考,这些建议包括:保证公司账目及时更新、在可能的情况下听取专家关于补救措施的建议、组织公司商务评论、申请法庭的监管令或邀请对公司有浮动抵押权的银行聘请监管人参与公司管理、经常性召开董事会对公司补救措施进行讨论。这些建议对于公司董事很有实际意义。如果问题中的公司董事对与这些措施能够认真考虑并按情况执行,则可以成为今后避免个人责任的重要理由。同时,专家还建议董事在召开董事会时做好记录,以作为今后呈堂证据,因为证明已经采取了所有措施的举证责任由相关公司董事承担。

6.能够依据第214提起不当经营诉讼的群体

英国《破产法》学家对第214条的批判还在于能够依据第214条提讼的群体十分有限。第214条规定,只有清算者才能请求法庭发出赔偿令,而实践中一般出现清算者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而不能提起该项法律行动。资不抵债后的公司极少有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采取法律行动,而清算者只能与债权人协商,希望债权人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而公司大债权人――银行――一般很少支持这项法律行动,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实现债权清偿(如实现抵押权),而小债权人则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实践中,经营不善的公司的财务报表都没有得到妥善保管,而相关财务文件的缺失为法律诉讼的提起带来了更大的困难。爱尔兰《公司法案》第204条对此进行了规范,如果公司的账目不能妥善保管,该公司的高官则对公司债务负有各人责任。

如果公司董事被判定有个人责任,法庭就会作出针对性的赔偿法令,赔偿法令的本质并不在于惩罚董事本人,而在于赔偿公司的损失。所以,赔偿法令的数额是根据不当经营给公司带来的财产损失来判定的。至于赔偿数额的分配问题,相关学者也持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相关公司董事做出的赔偿不能直接归于任何一般债权人,而必须归于公司财产中。但是在Re Produce Marketing Consortium Ltd案件中,法官认为公司的浮动抵押权人有针对公司董事的赔偿进行优先受偿的权利。而R.GOODE则认为赔偿应首先用于清偿无担保债权人,这是因为无担保债权人一般处于弱势地位。笔者认为,类似于银行的大债权人一般都可以依据抵押权获得优先清偿;而无担保债权人一般是员工等弱势群体,法律应本着关怀的精神,使无担保债权人可就赔偿部分有限受偿。

第214条的进步还在于幕后董事也难逃不当经营责任,同时,如果被依据第214条认定为不当经营的董事,便难逃《公司董事丧失资格法案》(1986)带来的其他惩罚。依据该法案第10条第一、第二款规定:“一,如果法院依据《破产法》第214条作出裁决,认定董事应该对公司赔偿,那么,即使无人申请,法院认为有必要时,也可同时对该董事做出失职法令;二,该丧失资格法令的最长时效为15年。”这意味着,该董事不但要赔偿公司损失,而且在一段较长时间内无法参与其他公司的管理。在Re Purpoint Ltd案件中,公司董事被告知公司已近资不抵债并且如果继续交易将招致个人责任。然而,公司董事决定继续交易,最终在公司清算终结时,债务达到63000英镑。审理该案的法官就在作出赔偿裁决的同时作出了失职裁决,该董事在两年内不得参与公司管理。相关学者认为在作出失职裁决和赔偿裁决的同时,法院还应当在相关报告中通过不同形式公开失职董事的相关信息,对其他的公司董事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据统计,在公司董事失职法案出台十年后,依然有58%的英国公司董事对该法案知之甚少。所以,如何有效增加这些法令的公开度,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7.结语

不当经营条款和董事取消资格条款对于提高公司陷入困境后公司董事的行为标准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公司拯救程序比较发达的英国,法律要求公司破产,就必须引起公司董事的高度重视,继而采取谨慎措施,包括积极进入拯救程序,至少减少公司债务继续增加的可能。虽然英国《破产法》案第214条仍然有一些改良空间,但是对不断修订《破产法》的我国,它对公司拯救文化的积极作用依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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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梅尔曼・大卫.个人责任和董事失职:一些新,一些旧[J].北爱尔兰法律评论,1992,(43).

[3]翁・金思磊.董事失职:一个错误的机制?[J].公司律师,1998,(19).

[4]贝尔齐・爱丽丝.公司拯救:一个通向破产法的概念性步骤[M].斯威特和马克思威尔出版社,1997.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7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Equity，简称PE）是目前金融市场的活跃力量。当前，广泛的企业融资需求和规模化的私募资金投资者之间，形成了私募股权投资的巨大的潜在市场互利关系。2011年6月天津“融洽会”公布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披露私募基金359支，其中募集完成基金235支，总规模304.18亿美元；开始募资基金124支，总规模407.56亿美元①。私募基金在金融市场中形成了规模化力量。一个成功的股权投资项目，对于相关各方都有巨大的利益回报。被投资企业（我们称为“目标公司”）在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不断成长，作为股权投资方的私募基金（私募方）通过推出而获得股权溢价收益，而企业原始股东和经营者（企业经营方）则从企业的长远发展中获益。金融法核心关注的是市场风险的管理。私募股权投资高额度得资本回报率和对目标企业的巨大发展作用，本身伴随着高度的风险。这种风险与复杂的市场环境有关，而更深的根源则在于投资业务各相关方法律关系非复杂性。由于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各种风险，各方试图通过一系列协议，在各方当事人和金融监管机构中寻求平衡和分散。虽然经过近年来的探索和积累，基于私募股权投资的特殊属性而构建法律风险分散和平衡机制，逐步在构建，但还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本文拟从案例分析的实践角度，对私募股权投资中法律风险分散机制进行探析，以求推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

一、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风险

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由于其特殊法律属性而产生的法律风险表现为多种形式。通过理论与实践分析可以发现，其法律风险起源于法律关系的特殊属性上。具体表现为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内容和救济途径几个要素产生的风险上。

（一）法律主体因素产生的风险

1.法律主体风险的表现

（1）私募方的主体特征复杂。在理论上，私募股权基金关于基金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是有明确界定的[1]。例如，有限合伙中制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简称LP）仅仅作为出资者而承担有限责任，资金运作人则作为普通合伙人（GeneralPartner，简称GP），承担经营风险。公司制基金也是类似的风险分配模式，投资者作为股东，仅仅根据其出资份额承担有限责任，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业务（即投资业务）然而在实践中由于业务起点高，多数私募股权基金规模并不很大，LP人数不多。私募股权投资项目的调查与谈判长期性、反复性，通常会引发PE投资者的高度关注。许多情况下LP都会参与调研谈判。基金的独立性难以得到保证，则在股权投资过程中法律关系进一步复杂化。近年来，私募基金试图通过“阳光私募”和TOT②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2]，将基金投资人剥离于股权投资业务之外，确保基金运作的独立性。但是阳光私募和TOT同时带来的后果是基金的公募化。

（2）公司经营方的主体特征复杂。在私募方一些列优先权的“逼迫”下，经营方股权项下的各项权益都受到比较严格的控制。私募方将经营方与目标公司作为一个统一的投资对象来看待。例多数私募投资方在其业务调查中明确指出，经营方的经营能力、资质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景，是股权投资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根据公司法理论，私募方的定位是公司股东，与经营方、目标公司是之间互相独立的法律主体。然而对于私募方而言，由于不直接参与公司的运作，并且对于公司的经营的核心技术完全不了解。所以私募方试图通过一些列协议将经营者与目标公司绑定为权利义务相统一的主体。

2.法律主体风险的特点与控制目的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市场主体风险的产生和表现型，体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风险根源于定位差异。私募股权投资项目的参与各方，其自我定位与法律规范定位是存在差异的。投融资各方希冀从投资项目中获得的法律地位，与现行经济法规范赋予的“普通股东”是有很大差别的。二是风险承担呈现交叉性。私募方的主体性差，容易受到投资者等因素的介入，给目标公司与经营方以不确定风险因素；而经营方与目标企业的难以相互独立，对于私募方而言，又有失去对企业控制和知情的风险。针对法律主体复杂化所带来的投资项目中彼此关系的不确定，投融资双方当通常协定风险分散方案。在一系列投融资协议中，法律关系主体的复杂化必须被限制。私募方要求经营方与目标企业形成一个利益高度相关的联系，以此来避免对失去对目标企业本身和企业经营状况的控制。相对而言，经营方更倾向于寻求一个相对独立的私募基金，这样保证投资者得专业和投资动机的纯粹，因此阳光私募和TOT日益受到关注。

（二）权利义务因素产生的风险

1.私募方优先权的范畴

（1）私募方优先权的确定。如前文所述，私募股权投资所利用的工具通常是优先权方式的普通并购，或者采取夹层并购。即使采取定的是普通股权的并购，私募方也会提出一系列特殊的权利要求。这种优先股权在设立时往往包括了利润分配优先、IPO补偿优先、退出优先等等，并且指定优先股权与普通股权的转换比例[3]。对于优先权问题，我们将在下文具体论述。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公司法律规范中没赋予任何股东“优先股权”。实践中对这种特殊权利如何确认，经常是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有关各方通过一系列协议予以确认。如何有效确认优先权，并使得所确认之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并得到法律规范的确认和保护，则没有相关机构予以指引。此外，私募方对于目标企业经营获得的参与权并不关注，而是注重于保障在目标公司各项财务活动的知情权。如何通过协议来确认这种权利的取舍，还有待进一步分析论证。

（2）目标企业的特殊义务履行对于目标企业及目标且有的经营方而言，与私募方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意味着加重了其义务与责任。相对于普通的公司股东和管理层，目标企业的大股东和经营者的义务和责任更重，他们需要为公司的某项经营指标直接负责，需要确保私募方股权的可处分性。这些义务都很有可能会使他们以自己的股权甚至是资产承担责任。实际上，目标企业在被PE并购其股权，引入融资时，就已经做好了承担相应责任的充分准备。但是对于目标企业及经营方而言，最大担忧莫过于一系列协议约定所带来的额外法律风险。相关协议对其严格履职的约定，远远高于法定义务，因而经营方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极大增加。

2.权利义务风险的特点和控制目的从前文对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权利义务界限风险的产生原因和实践表现分析，界限风险的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风险根源于特殊权利要求的合法性和可能性。私募股权投资业务双方对于某一方的特殊权利都是认可的，但双对于这些约定的法律效力并没有十足把握；另外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许多约定构想虽然看似可以极大控制风险，却没有可操作性；二是权利义务风险的承担者是并购业务双方自身。如果在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中，私募方所主张的一系列特殊权利无法得到确认和保障，则其投风险骤增；而目标企业经营者如果无法界定其权利界限，则难以保证其在企业的经营自。私募股权投资业务有关各方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界定中存在的有关风险，双方的控制目的集中在：首先，确保特殊权利义务约定的合法性；其次，确保特殊权利义务约定的实践可操作性；第三，确保特殊权利义务约定实现的可能性。

3.救济途径风险分析

（1）救济途径风险及其产生原因私募方与经营方所希望享有的权利，应该都在公司法框架内得以实现的。然而作为双方所特别约定的各项权利义务，在将来需要寻求法律途径救济之时，将有不可预期的风险。在当前的司法体制审视下，私募方于经营方无非是公司共同投资人关系，双方的“经济纠纷”是否上升的司法调整的途径难以确认。例如，在双方一系列合同中所赋予的私募方的多项优先权利，由于司法审判工作中的认知局限，很有可能得不到司法途径的保护。然而，上述的权利义务由于其特殊性，并不能保证这种安排和设定能够最终保障双方的权益。按说，在民商事法律规范中，“法不禁止即许可”这种权利义务的合法性应该是不受质疑的。但是私募股权投资活动更多的具有经济法上的意义，即国家的监督和调控更加严格。这种未经法律规范确认的约定，如果被违反，则另一方如何通过司法途径救济将成为问题。各方所握有的特殊权利“于法无据”将可能对其司法救济途径产生影响。例如，私募方如果认为自己所掌握的公司财务信息不够细致、全面，也难以通过诉讼或相关司法途径来保证这一权利的实现，因为公司法上对于股东的知情权并没有做程度上的规定。

（2）救济途径风险的特点与控制目的救济途径风险的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这种风险来自于双方权利要去的特殊属性，外部原因则是由于法律监管系统和司法系统对于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缺乏接纳性；二是救济途径风险的解决，一方面需要双方特殊权利义务约定更加符合当前司法及其他救济途径，另一方面也对司法环境提出要求。救济途径风险的控制目的在于，每一项特殊权利要求都能够确定获得相应的保障措施。具体而言包括两个目的：一是每一项特殊权利要求因对方责任未能满足时，得以其违约责任；二是每一项特殊权利要求因对方过错未能满足时，得以追求其过错责任。

二、私募股权投资法律风险分散机制

针对于上述可能的法律风险问题，私募方与目标公司都在寻求相应的风险控制与解决措施。对于目前广泛使用的优先权投资工具及其相应的风险控制体系，应当进一步予以健全与完善。

（一）以优先权利条款为风险分散工具

1.优先权条款的一般内容

如前文所述，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中私募一方无论采取直接并购或者是夹层并购，都会向目标企业提出一系列特殊权利要求。对于双方达成的给予私募方优先的一系列优先权协议，我们称之为“优先权利条款”。基于私募方的特殊权利需求而设定的股权项下一系列具有有限效力的权益约定，使得私募方在不参与具体经营的情况下，基于自己股权权利的衍伸而进一步主张的一系列权利。私募股权投资中的优先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3]：一是优先分红权，即私募方优先于目标企业其他股东（包括经营方）分红的权利。具体来说，目标公司分红额达到投资额的一定比例之前，仅有私募方参与分红，超过这一比例其他股东再按出资比例分配股息；二是优先清算权，即私募方在目标公司清算时的优先分配权。优先清算权通常有三种形式，即无参与权的优先股、有充分参与权的优先股和附上限的优先股。北星公司私募融资项目中，采用的是有充分参与权的优先股条款；三是优先认购权。包括目标公司新发股份时的优先认购权和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出售股权时的优先购买权。需要指出的是，私募方作为股东，具有法定的优先购买权，所以其章程的约定，应该是相对于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

2.优先权的实现途径

如前文所述，我国公司法并不承认基于同等股权，某一股东可以享有优先于其他股东的权利。在立法没有修订之前，私募股权投资项目双方通常通过以具体约定条款的方式实现优先权。一是以公司章程直接确定优先分红权。目前实践操作中，普遍在公司章程中直接规定私募方的优先分红权。关于分红权的确定，公司法并未做强制平等的限制，而是赋予了股东自行确定分红比例的权利③。二是以公司章程和出资协议确定其他优先权。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合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创业投资企业可以以股权和优先股、可转换优先股等准股权方式对未上市企业进行投资。”但是缺乏可行的操作方案，法律效力的层级也有一定问题。三是利用离岸公司规避优先权限制。典型操作方法是，私募方与经营方共同出资注册一家离岸公司（如开曼公司），由离岸公司全资控股目标企业。开曼公司法有优先股权制度，私募方可以据此掌握公司优先股。典型的蒙牛私募融资项目中，摩根斯坦利、鼎辉和英联作为私募方，选择的就是这种模式[4]。

（二）以特殊权利保护为风险平衡方案

1.回购权条款

（1）回购权条款的内涵与应用范畴

私募股权投资业务中，私募方通常与目标公司经营方签订回购权条款，或称强制赎回条款。该条款是指私募股权基金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在约定时间未上市，则投资人有权要求目标公司以不低于投资价格的价格回赎其所持股权或要求原股东或管理层受让其股权或将其股权转让给第三方套现，以保证其投资收益。该条款的目的主要是督促目标公司及其管理层力促上市事项的完成，以便私募投资人通过IPO途径顺利退出。一旦IPO遭遇挫折，则投资人权益则转向其他补偿[5]。天津市滨海新区某企业于2010年初开展的私募股权融资项目中，私募方与企业经营者确定了的典型的回购权条款④。B公司融资过程中，私募方K基金与公司经营方约定，B公司应在3年内完成上市准备工作，原则上5年内应当达到上市目标，否则公司经营方将以既定价格全部回购私募方所持有的B公司股权。价格确定方案是，以股权投资项目实施时私募方的收购价为基数，每年上浮20%比例。届时B公司管理层应无条件同意。回购权条款的应用范畴十分广泛，几乎所有的私募并购项目都会使用回购权条款，适用范围也没有明限制。

（2）条款设置目标与完善

回购权条款的使用，为私募方构筑了最后和最基础的风险保障体制。然而该条款不可避免的两个问题：一是该条款在能否通过司法诉讼予以救济；二是在投资失败是，经营方实际上往往没有能力支付该款项。因而该条款更大的意义在于给经营方施加压力，以保障投资目的（IPO或达成相应指标）的实现，难以最终落实。为此，这里针对三个问题予以完善：首先，应当对回购权项下的溢价股权的回报予以规范。如前文案例中B公司经营方将向私募方承担的20%股权溢价，该水平还是相对合理的，可以涵盖私募方资金的成本并抵抗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具体以限定标准，本文认为，应参照向企业直接借款的利率上限为宜，即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其次，回购权条款签订双方为私募方和目标企业的经营者。如果经营者为自然人，应当追加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如配偶）为共同签约人，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回购权的实现；最后，私募方不能与目标企业直接签订回购权条款（或合同）。根据现行公司法，企业无法回购自己的股权。即使可以通过减资来实现，其程序繁琐而复杂，也不利于私募方权益的最大化。

2.拖带权条款

（1）拖带权条款的内涵与应用范畴

拖带权条款，又称共同出售条款，即在法律文件中约定，在目标公司经营方出售其所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公司股权时，私募方有权以同样的价位、条件和比例出售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拖带权不仅可以限制大股东的退出方式，也有助于私募方维持与大股东相同的股权变现能力。这种条款的目的在于保障私募方不会被经营方“抛弃”，一旦公司出现市场经营风险，某一方并不能因为提前撤股而豁免。拖带权条款在几乎所有私募股权投资项目中都会使用，是私募方与目标公司所有续存股东（并购后仍然持股股东）或者公司经营方所签订的协议。但是拖带权条款仍然存在法律问题。我国公司法上并没有相关制度，而作为私募方与经营方的约定，是不能针对第三方的。换言之，在实践操作中，一旦经营方出售股权即已成实，私募方不可能以此条款约束买方，也难以挽回损失。

（2）拖带权条款的控制目标与完善

如前文所述，拖带权的控制目标在于出现风险情况下，私募方不至于因出现道德风险，或者陷于孤立境地。对此，本文认为应当有两方面的完善：首先，拖带权条款应当附带违约责任。这是实践中许多私募方签订拖带权条款时所忽略的⑤。其次，与拖带权条款相对应，该条款（或合同）的签订，也必须赋予公司经营者和中小股东跟随出售权。即被并购目标企业没有出现投资失败，私募方意图提前退出，则其他股东有权跟随出售，借以保护目标公司中小股东权益。

3.反稀释保护条款

（1）反稀释保护条款的内涵与应用

反稀释条款（anti-dilution），又称“反摊薄条款”，是一种用来确保原始投资人利益的协定，按照该协定，后来加入的投资者等额投资所拥有的权益不能超过这些原始投资人[6]。反稀释条款一方面能够激励目标公司以更高的价格进行后续融资，另一方面私募股权投资双方能获得反稀释条款保护，可避免因目标公司进行降价融资而被严重稀释，直至被“淘汰”出局。通常私募股权投资的反稀释保护条款指的是：目标企业如果再寻求下一轮的股权融资，那么本轮融资的价格也要随之调整，与后一轮价格相持平。即私募方有权要求将自己的股权无条件增值，以保证增资后私募方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不变。反稀释条款在几乎所有的私募股权投资中存在，是私募股权投资必不可少的权益保护条款。但这种约定是存在法律障碍的。目标公司如果增资，而私募方的股权比例保持不变，那就意味着其股权价值的增加。我国公司法认定，增资必须与真实的资金相对应的，私募方在没有新的资金投入公司的情况下，要求自己的股权比例与公司增资比例保持“同步增长”，是不可能的。尤其如果目标企业是国有企业，这种无偿的股权增长，依据《国有资产法》更涉嫌构成违法行为⑥。

（2）反稀释条款的控制目标与完善

反稀释条款的控制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避免目标企业进一步融资，使得私募方并购的股权被稀释，从而无法获得期望的投资收益；二是避免私募方进一步投资，目标企业的其他股东股权被稀释，失去公司经营权。为了避免上述法律障碍，本文提出以下完善途径：私募方与目标企业签订反稀释条款，约定目标企业不能寻求进一步融资。但这个约定真正的玄机并不在于此。因为这一约定有违约条款，即如果经营方促使目标企业寻求进一步融资，则构成违约而应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基数等于新增股份而导致私募方降低的股权比例的差额，违约金以股份形式支付。通过这一“曲线”，最终实现了私募方股权不被稀释的目的。

4.知情权保障条款

（1）知情权保障条款的内涵与应用

在目标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私募方对股权项下各项权利最为关注的是知情权的保障。由于不参与公司经营，私募方需要强化其知情权来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以便及时识别和规避风险。依据我国公司法，作为公司股东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相关资料都有查阅和知情的权利。但是私募方所希望掌握的信息远比公司法规范的更为全面、详尽。对于超出法定范围的信息，经营方拒绝提供时，私募方很难得到司法方面的救济。基于知情权方面的考虑，每一个私募方会向目标公司董事会派驻一名董事，而不是依据股权比例来执行。这有利于经营方保持对目标公司经营的控制。

（2）知情权保障条款的控制目标与完善

知情权保障条款的控制目标在于，使得PE得以全面了解企业的所有经营信息。这种全面性的体现是，私募方可以根据自身任何需求，了解到目标企业的任何经营信息。为了避免上述法律风险，本文提供两种完善途径共参考：一种是，除了向目标公司派驻董事会成员之外，私募股权基金中该项目的负责人（董事总经理）兼任目标公司监事会成员，以便利用监事身份对企业进一步监督了解；另一种是，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设立一个财务相关的咨询公司，该公司与目标企业签订顾问协议，咨询公司有权了解目标企业所有经营数据，对公司经营提供财务分析、投融资途径分析的支持。

三、市场风险的法律平衡机制

除了法律关系本身会带来的风险之外，私募股权并购的有关各方，尤其是私募方，更倾向于通过法律文件的约定，将目标企业的市场经营风险作进一步的分散与平衡，以达到对自身投资收益的最大保护。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通过“对赌协议”分散和平衡市场因素所产生的风险。

（一）市场风险及法律保障

1.市场经营风险及其表现

私募股权投资双方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是多种类型的，从并购业务的各个阶段而言，表现形式是多样的[3]：一是并购交易阶段的风险，来源于目标企业。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瑕疵，例如企业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合格，或者财务上存在违法违规现象，将直接导致私募方的并购资金损失；二是企业发展上的瑕疵，例如企业的发展定位、产品与产业链等核心问题导致企业无法达到上市或进入柜台（OTC）市场，则私募方的并购资金无法从企业推出，更谈不上收益；二是并购后企业发展的风险，这来源于并购业务的所有参与方，范围比较宽泛。首先，私募方与目标企业之间、目标企业经营方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关系如果无法合理平衡，将产生不可预期的风险⑦。其次，目标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的不可预期以外风险也对公司的经营和私募股权投资资金的安全产生巨大影响。三是项目退出风险。私募方并购目标企业股权的最终目的当然是退出获取溢价，其首选方式则是IPO。但是无论是主板还是创业板IPO的成功率往往不高，而柜台市场（OTC）并不成熟，寻找接手股权的下家并不容易。

2.市场风险的法律分散途径

私募方面对的市场经营风险不可避免，这是私募股权投资的特点之一。仅仅来源于项目调查、评估、分析得来的经营数据和指标，当然难以对目标企业在未来市场发展中所要面对的各种风险作有效估计，更谈不上提出防范措施。所以私募方唯有将市场经营风险尽可能转移给经营方，以“不参与经营”为前提，通过一系列法律协议，要求经营方对其可能的市场风险提供补偿措施。私募股权投资业务的双方，面临多样的市场风险通常选择两个途径进行平衡和分散，在共同分享企业发展收益的期望下，共同承担市场环境风险。一是分期投资制。这里指的是私募方分期投资并购目标企业股权，目前逐渐多的PE企业采取了这种业务模式。在一个框架协议下，私募方根据经营方对目标公司的改造和运营状况决定下一步的投资计划是否如期执行，并可能扩张或压缩下一步投资计划，以此给经营方造成经营压力。二是对赌协议。私募股权投资双方乐此不疲，实践也证明对赌机制是有限分担市场风险，刺激双方进一步投入于企业发展。

（二）以对赌协议作为动态风险平衡

1.对赌协议及其应用

（1）对赌协议的概念所谓对赌协议，或称对赌条款（ValuationAd－justmentMechanism，VAM），字面直译为“估值调整协议”。对赌协议实际上是期权表现形式，指的是由私募方和目标企业经营方在达成并购协议的同时，基于企业未来业绩的不确定性进行的约定。当约定的情况满足时，私募方可以行使一种对自身有利的权利，否则经营方就可以行使另一种对自身有利的权利。具体来讲，如果公司的经营业绩能够达到合同所规定的某一额度，投资方在获得投资股份大幅增值的前提下，将向公司管理层支付一定数量的股份；相反，如果公司经营无法完成合同规定的业绩指标，管理层则必须向投资方支付一定数量的股份，以弥补其投资收益的不足[7]。从对赌协议签订涉及的核心条款来看，国外对赌协议通常涉及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赎回补偿、企业行为、股票发行和管理层去向等六个方面的条款，即除了以“股权”为筹码外，管理层和投资方之间还以董事会席位、二轮注资和期权认购权等多种方式来显示对赌。而外资投资者与国内企业的对赌协议主要采用财务绩效条款。

（2）对赌协议的法律属性

关于对赌协议的合法性问题，前期理论界多有争议[8]。但随着并购业务的发展和对赌协议的广泛适用，其作为一种无名合同已的合法性已经被广泛认可。而关于对赌法律属性，有观点指出它是一种射幸合同。但这种看法失之片面。射幸合同的本质是对未来不确定事件的约定⑧，典型的如保险合同。对赌协议中双方的最终的权利义务关系固然是不确定的，但却又严格依据。双方确定的对赌指标，一定是经过严密计算、反复商定的，而实现这一指标相当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目标企业经营方的经营状况。因此本文认为，对赌协议是普通的民事合同关系。从目标企业各项经营指标的对赌可以看出，私募方的认识在于，目标企业的价值不在于历史业绩，而在于未来收益能力，企业的各项有形、无形资产集中反映于收益指标上。但是目标企业的未来收益能力和真实内在价值，事先很难作出精确的判断，而经营方对为了目标公司的运营状况起到重大作用，因此私募方通过对赌分摊给经营方以更大责任。

2.对赌协议的风险及其对并购业务的影响

（1）对赌协议自身法律风险

在当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市场环境和法律背景之下，对赌协议本身是蕴含一定的法律风险的。首先，国内复杂的融资市场环境使得对赌协议的市场风险本身巨大。急于融资的中小型企业往往过度包装各项财务指标，获取私募方的青睐，完成对赌的能力十分有限。而信息的不对称使得“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加剧，对于创业投资和项目投资（针对企业的某一项目而对项目公司进行并购，而非并购经营实体企业本身）而言，一旦对赌失败，私募方所获得的“对价”（股权、董事会席位）没有任何意义。其次，国内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对赌风险骤增。对于欧美PE市场惯常使用的优先权、可转换优先股等投资工具，我国公司法并不认可。而且跨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又容易引起我国反垄断审查的注意。

（2）对赌协议对并购业务的影响

对赌协议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仍然具有不可回避的风险。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双向对赌，必然引起两个方面结果即现金流的不确定和股权定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造成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跨国并购对赌所引发的法律影响。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结构变更审查是不同于普通股权变更的，如果被外资私募股权投资，成为“外商投资企业”则对赌协议所导致的股权不确定性难以通过工商行政审查；二是并购国有资产法律影响。如果私募股权投资的是具有国有股份的企业（例如凯雷并购徐工案例），则面临法律风险。国内法律制度不允许国有股权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更不允许国有企业股权依据没有被支付对价的情况下转移⑨。三是这种不确定行对IPO有很大影响。目前银监会掌握的政策仍然是，任何股权不确定的相关协议都要在上市前终止。原因在于担心IPO融资用于偿还对私募方的对赌。因此在实践操作中，如果目标企业临近上市，则私募方与经营方都力争采用现金对赌而非股权对赌。

3.对赌协议的风险控制

（1）宏观上慎重对赌工具的选择

选择良好的对赌工具是控制对赌风险的基础，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选择良好的对赌模式，采取离岸公司渠道。在许多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案例中，离岸公司都是首选的并购投资渠道，例如目前国内最成功的对赌案例“摩根士丹利、英联、鼎辉与蒙牛对赌”。为规避实施对赌协议风险，设立离岸公司的最大好处就是使投融资双方具有相对自由的适用法律选择权。离岸法域（开曼群岛、BVI、香港等）一般属于英美法系，有一套适合私募股权投资有效进行的法律制度，如可转换优先股等金融工具。甚至更加便于离岸公司在美国、香港等资本市场IPO上市，以使融资方顺利实现对赌协议规定业绩，在融资企业创业失败时，私募股权资本也可通过并购等方式退出，减少风险。其次，良好的对赌工具选择体现在对赌标准和对赌标的的选择。目前普遍的对赌工具是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或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但是这种指标有待进一步多元化，本文认为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研发等等，都可以被考虑为补充的对赌指标。而普通的股权对赌，在某些意义上会失去意义，因此董事会职位、股份认购权甚至是现金都是很好的对赌标的。

（2）微观上注重运作流程的谨慎

首先，目标企业的经营方及有关股东方要对企业做合理估值，不能因为融资压力而在对赌指标上进行不合理让度。其次．投资方应使用真实条款防止融资企业的过度包装，避免“无效对赌”而导致风险悖论⑩。最后，为了防止私募方恶意套现，目标企业应当在对赌协议中应设立投资方变现的限制条款，明确约定投资方不得向融资企业的竞争对手转让股份[9]。

四、结论

公司经营相关法律篇8

关键词：公司法 董事 董事义务 商业裁判规则

引 言

随着市场的和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董事会拥有越来越大的职权。一方面由股东大会对所有公司事务进行决策有着较高的成本和诸多不便，另一方面商业决策的迅捷性也要求公司的经营决策的迅速作出。这样，作为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对外代表机关的董事会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已取代股东会成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关。公司制度的发展也表明了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变迁。这就面临了一个问题：公司的资本由股东出资构成，交由董事会经营，而董事在经营过程中，很可能造成公司利益的损失。对于因董事超越权限的经营决策所造成的损失，在进行归责时，并无太大问题，但对于董事在权限内的经营决策所造成的损失如何归责，则存在着相当的一些问题，在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对这一问题一般都未作具体规定。英美法系的美国则在判例中由法院发展出了“商业裁判规则”，其通过对董事的经营决策权正当行使的保护，和否定董事在合法形式掩盖下的权利的不正当行使，从而间接地控制了董事在职权内对公司经营决策权的行使。可以说，这一做法有效地解决董事职务内经营决策违反董事义务与否的判断问题。

董事经营决策权的行使与董事义务

关于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英美法系通说认为董事是公司财产的受托人，此为信托说；少数说认为董事是公司的人，此为说；大陆法系则认为董事与公司是一种不同于信托和的委任关系，此为委任说。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环境，特定的法律术语有特定的和习惯的含义，我们不能简单地对以上学说进行褒贬。但对我国的法律环境来说，说无法解释董事的忠实义务、竞业禁止义务等，似不足取；董事会作为公司经营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同他人交易，这也否认了信托说。实际上公司的董事一方面要谨慎地维护由其管理的财产，另一方面还要通过从事合法的风险性交易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依据董事与公司的这种关系，以及我国的传统与习惯，将董事与公司的关系看作委任关系较恰切一些。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持此看法。①

及于董事与公司的这种委任关系，可以看出，一方面，公司做为委任人，授权受任人董事完成委任事务，另一方面，董事及于受任，有义务完成委任事务。此可称为董事的积极义务；董事为完成委任事务，可行使对公司事务的经营决策权，但为了防止其权利的滥用，法律又规定了董事对公司有忠实义务，善管义务等，此类义务一种相对静态的义务，可称为消极义务。由于有着民法的委任理论及意思自治原则的调整，以及体现在公司法中的公司章程等，公司法一般都没有刻意地规定这种积极义务，而对于消极义务，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司法都做出了规定，以保障公司的利益免受不正当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