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经济分析范文

公司经济分析篇1

探析我国上市公司财务经济分析

摘要：所谓财务经济分析就是以经济核算信息为起点，以财务资金分析和财务能力分析为中心，并评价生产经营过程诸要素对财务活动的影响，籍以考核企业过去的财务业绩，分析企业现在的财务指标是否达到既定标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企业以后的财务活动方向。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 上市公司 财务经济分析

公司经济分析篇2

关键词：公司治理效率；制度经济学；制度分析

公司治理是近20年来公司财务领域最为关注的理论及现实问题，而其定的治理结构是否具有效率又是该问题的核心。一个合理、可行的评价手段，不仅能够为治理效率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还可以直接应用于公司治理实践活动的评价与改善。

一、公司治理效率的内涵

公司治理效率本质上属于制度效率范畴，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存在的最终目标应是解决“两权分离”导致的“问题”，因此治理效率的核心是公司治理解决“问题”的效率，表现为公司应对经营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等方面的效率，使公司实现持续发展，履行公司使命，实现公司战略目标，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相对于治理效率而言，治理结构、治理原则以及治理机制等只是实现治理效率的方式。

在我们所注意到的国内文献中，普遍认为，一套有效率的公司治理制度能够使得特定主体的收益最大化以及治理成本最小化。因此，无论从成本、收益还是价值的角度，公司治理效率都可以等同于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效率究竟是否完全等同于绩效呢？

绩效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的确存在紧密联系。不过，前者多指一定经营期间内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资本运营效益或者经营者业绩，内涵较为广泛；后者作为对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有效性的度量，在对企业一段时期各利益相关方的收益与成本加以量化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治理功效的发挥程度以及治理目标的实现程度。从股东利益至上的角度，只要能够消除各种有碍股东利益的成本、保证股东价值最大化，便是有效的治理机制；而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治理结构与机制的设计则重在对各利益相关者作出相关制度安排，以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寻求利益均衡。

二、影响我国公司治理效率提高的制度性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1）制度是重要的；（2）制度是可以进行分析的，恰当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复杂系统中的协调成本，限制并可能消除人们之间的冲突。所谓制度，无非是存在某一共同体内，旨在抑制人类交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机会行为，以及众所周知的各种规则。无论是外在制度还是内在制度，其最终目标都是确保人们能作出承诺，并切实履行。这些制度安排有助于人们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的氛围，培养互利合作的习惯，增加行为可预见性，减少信息搜寻成本和协调成本，并抑制机会主义倾向。

1.外在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制约作用

公司作为一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体系，它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的，制度关联和制度互补意味着公司制度是与处于同一环境中的其他外在制度相联系的，其他相关制度必然对公司制度及其运行产生影响，公司也只有在与其他制度体系相互协调中才能显示其特定的制度生命力。

高效公司治理需要的外在制度应该是设计规范、精细，有惩罚性条款，并能被强制执行的正式制度。同时，稳定性的外在制度还必须具有前瞻性，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国内与公司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明显存在诸多缺陷，过时的法律法规阻碍了公司的正常运作和有序退出，司法体系也不能提供当今全球市场所要求的快速反应机制和可预期性。

2.内在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在内在制度方面，我国尤其缺乏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主要表现在：

首先，我国缺乏强制执行和主动遵循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强制执行和主动遵循的文化传统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精髓之一，是法治精神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具体体现。这种文化传统一方面强调执法者必须强制执行已有正式制度，培育市场主体对规则的信任，即“信誉重于规则”。另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主体对法律法规的主动服从和遵循，从而实现外在制度的内在化，提高法律的执行效率。我国目前无论是司法部门对法律法规的强制执行文化，还是民间主体对法律法规的主动遵循文化，无疑都是极其匮乏的。

其次，我国缺少健康的股权文化。健康的股权文化，从大的方面讲是指社会正确看待公司制企业、股市乃至股东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小的方面说则主要指公司管理者是否有意识维护股东在公司中的所有者地位，尽职尽责，忠实履行受托责任。

最后，与上面两条密切相关的是，我国尚未形成有效的诚信机制。由于外无强制执行的文化传统，内无健康的股权文化，公司管理者很难有主动服从法律规范的压力和动力，公司治理中必然会出现诚信问题，甚至爆发诚信危机。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公司治理机制既是规范公司各利益主体经济行为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强制性外在制度与自发性内在制度相结合的产物。换言之，公司治理机制就是在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兼并收购法、反垄断法以及公司治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范下，结合本企业的经营理念、商业惯例、企业文化等内在制度的特点，建章立制，设置权力机关，签订契约，保护在公司设立、运行中做出贡献的各相关经济主体的利益。

三、结论与建议

在制度经济学框架内，追寻着企业制度演变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司治理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存在的障碍不扫，我国的公司治理效率就很难改进，在今后改进公司治理效率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完善外在制度及司法环境。科学合理的外在制度既可能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结果，也可能是原有内在制度中先进成分的明晰化。凡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所必需的外在性制度，都应该成为有关部门制定法律法规时考虑的重点。因而，要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立法部门就必须修改我国已经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法规，如《公司法》，尽快制定公司治理所需的新法规，如《公司治理法》、《公司购并法》等，同时制定法规的执行细则，增强法规的可操作性等。对于执法部门而言，则应强调严格执法，强化执法者的法律责任。

2.倡导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在制度。高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结果，所以，在完善外在制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协调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关系，突出内在制度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中的作用。在实践中，一方面要注意用前瞻性的外在制度引领内在制度的发展方向，使守法、诚信成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要营造守法、诚信的文化氛围，倡导先进的市场经济理念，使这些理念成为彼此接受的惯例，如强制执行和主动遵循的文化传统，健康的股权文化，鼓励各个参与者尽职尽守，建立与激励相兼容的体制等。在此需要强调的是，高效公司治理所需的内在制度要靠各个经济主体的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需要一个变化的过程，任何力量均无法取代这一制度演进过程。

参考文献

[1] 万剑韬.公司治理：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1）.

[2] 周清杰.公司治理效率：一个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J].财经科学，2003（3）.

公司经济分析篇3

关键词：战略转型，供给与需求分析，市场环境

 

哈电重装是由中国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基地---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在秦皇岛山海关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立的生产与海运为一体的大件出海口基地。公司一期建设于2003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主要产品导向是燃机的组装和试车，2003年7月30号中国首台重型9FA级重型燃机在此成功发运电厂，从此结束了中国重型燃机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现在公司正处于开二期技术准备阶段，二期产品定位于核电厂主设备的制造，特别是代表核电第三代最新制造技术的AP1000蒸发器等核岛主设备的制造。

1.转型战略和依据

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是国家120家试点企业和国家512户重点联系企业之一，下辖哈尔滨电机厂有限公司、哈尔滨锅炉厂有限公司和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公司等。目前，年生产能力达到15000MW，占国内火电发电设备产量的30%以上。

考虑到大件产品运输困难问题，集团公司于2003年做出决定在秦皇岛投资建立出海口基地，引进美国GE公司的技术进行9FA级燃气轮机的组装、试车和发运。9FA级燃气轮机的组装、试车难度大，对技术人员的要求较高，加之与美国技术人员合作，需要技术人员具备简单英语交流的能力。基于这一点考虑哈电重装公司招聘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都是大专以上学历，有相当一部分员工毕业月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国家重点院校，公司建立了员工素质很高的科技人才队伍。

2005年底，公司考虑到经济环境的变动，决定扩建公司原有的规模，进行二期建设，重点开拓公司过去从未涉足过的核电厂核电主设备，如蒸汽发生器、稳压器、堆芯补水箱等。以下这几点促成了这一决策。

2. 国家政策的引导

随着国家煤炭资源的匮乏，火力发电逐渐走下坡路。国家能源局发出口号“大力发展核电事业”，并成立了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负责核电项目的总承包并作为国外技术引进的接口单位。

3.市场环境的变化

电力行业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由国家指定的三大电力集团经营。与哈电集团并驾齐驱的上海电气集团和东方电气集团紧抓市场的需求，迅速采取战略，发展核电产品的研发和制造。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上电和东电核电厂房顺利竣工，抢先获取了核电主设备的制造承包合同。曾经作为中国发电三大制造厂老大的哈电集团落到了第三。落后就意味着失去市场竞争力，因而哈电集团必须加速核电的发展，重新在电力市场站稳。

4.公司的人力资源配置适应核电的开发

公司员工素质高，在9FA燃气轮机组装和试车通过与GE合作，又增强了员工的英语交流水平。

5. 公司的理性选择

燃气轮机的主业务是总装和试车，但没有设计和制造能力。从一个重型工厂的长远发展来看，设计和制造技术才是公司发展和盈利的主要方面。因此，引进国外先进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开发核电产品是公司明智的选择。

为了赶抓进度，公司双管齐下，在建造核电厂房和积极开展核电设备制造许可证的取证工作的同时，市场开发部门走访各个将建造核电厂的业主进行公关工作。自2008年8月成立核移证工作小组以来，公司上下艰苦奋斗，于年底公司顺利的获得了美国机械工程协会授予的核电设备制造许可证，于2010年2月获得了民用核安全机械设备制造许可证。实践表明，哈电重装公司从“燃机组装”向“核电主设备制造”转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在未来的五年内，公司累计订单总额将逐步增加，这凝结了一大批重装人为核电事业发展而付出的辛勤的劳动，也蕴含了深刻而朴实的管理经济学道理。当时也许并未有意识地用这些道理去指导实践，但正是因为公司的实践符合了这些原理，才使我们转型取得初步成功。

从需求角度观察，中国火电市场逐步退化，核电站的建造成为中国电力供给提供了解决方法。中国这个几十亿人口的大国，电力的需求量之大可想而之。在我国能源的消费格局中，长期以煤为主（占总能源的74％）。相比较我国能源的消耗速度，煤资源的数量相对不充裕。据计算，如果维持我国煤的消耗占总能耗的70％水平估算，则2050年煤的年消耗量将达50亿t。到下世纪60年代，我国可以经济开采的煤将开采完毕。由于燃煤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和运输问题也逐渐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另外，虽然我国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列世界第一，但我国人均水能资源只及世界人均值的一半。由于我国水能资源大多集中在西南地区，而且地质条件复杂，能经济开发的水能资源不到总资源的一半。即使到2050年可经济开发的水能资源都开发完毕，也不到2亿kW，只相当于2亿多t标准煤。因此水能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我国的主要能源。从长远看，要解决我国能源长期增长需要，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能源问题，并从根本上改善环境、减轻交通运输负担，促进经济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利用核能发展核电。

我国的核电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建成3个核电基地，在役核电机组11个，总装机量达到9100 MW，2006年发电量 5343 957．38万kW·h，占全国发电量的1.9％。我国在役核电站有浙江秦山核电站、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江苏连云港核电站以及我国在建核电机组7900MW。免费论文。

从供给角度分析，核能是无大气污染的清洁能源，通常核电站的寿命在60年以上。如果采用国外设备建造核电站，成本巨大。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我们同样可以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制造出技术含量接近国际同类产品的核电主设备。同时，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资金和土地使用成本较低，使我国该类产品的价格较低。根据经济学供求理论，较低价格能使产品需求上升，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在堆型发展上，中核集团在秦山一期、二期核电站建设运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CNP300、CNP{600、CNPl000／CNPl500系列压水堆堆型，我国出口的单机300 MW压水堆核电站——巴基斯坦除希玛核电站，就是采用这一成熟核电技术。中广核集团在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建设和运行的基础上，经过20多年渐进式改进和自主创新形成的中国改进型压水堆核电技术路线-CPRl000，已在岭澳二期和辽宁红沿河核电站项目中得以应用。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已能够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行300 MW和600 MW压水堆核电机组，具备了以自主化为主、适当引进国外技术，建设百万kW级压水堆核电机组的能力。

从市场信息结构看，另外两家电力公司已抢先具备核电产品制造能力并占有相当份额的市场，并基本满负荷，如若再增加新的订单，交货期可能只能往后排，不能完全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核电厂的需求。作为国资委直属的三大电力集团的哈电，起步稍晚，但却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提供核电产品，并有如下优势：

首先，高端的设备是生产核电产品的必备。为发展核电项目，在近两年内，大量的设备已经安装并调试完毕，如8m×6m焊接操作机，配一套纵、环缝窄间隙焊接机头和一套电渣磁控带极堆焊机头、DK200000(200TM)焊接变位机TNA350和TNA 800自动防窜焊接滚轮架、FAF260数控落地镗铣床、FCN 3 / 1000卧式数控3轴深孔钻、MVTM1600×65/600L-NC数控单柱移动立式铣车床、DVTM800×50/160L-NC数控双柱立式车铣床、D-12000等离子切割机、SMZMA1800E数控马鞍形窄间隙埋弧焊机等一系列国内外知名厂家产品；

其次，装备精良的技术人员。公司现有员工六百余人，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0%以上。免费论文。公司为员工提供了大量的培训和学习的机会。 2010年被公司定义为管理年，也是培训年。公司全体员工每天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培训，包括业务培训、公司制度培训，还包括形式灵活的工作心得交流；

另外，充分了解市场信息，把握商机。公司配备了专门的情报组，搜集国际同行业的发展信息和市场走势，为公司高层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同时，公司积极参与国家组织的核电产品制造商会议，了解国家核电动向。

最后，与业主和供货商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免费论文。公司与国内外设计院、原料供应商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为客户提供从产品到货、安装调试到维修、零配件供应等各个环节全方位的服务，使客户较好掌握产品相关的信息。

6.结论

供求关系的正确分析和市场定位对一个公司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传统的市场定位和经营模式已不能推动公司更好更快的发展，不仅不能提公司的经营利润，相反为公司经营带来一定的困难时，公司就应自足于长远发展的目标，实施的适应发展的战略调整。本文从管理经济学角度，主要从供求关系和市场结构等方面对重装公司从燃机装配转型到核电产品制造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推断在当今的世界电力市场发展趋势下，火电已经不能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电力的需求，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而核电则是未来能源的主力，作为电力设备制造商的重装公司，应抓住市场发展的形势，进行战略调整，从而寻求出一条新的成功之路。

参考文献

[1] 佚名，浅谈会计准则的供给与需求

[2] 王丽萍，论高校绩效预算制度供给与需求

[3] (美)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4] 傅浙铭 张多中，营销八段/市场定位方略，广东经济出版社

[5] 林汉川 邱红，中小企业战略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6] Paul Fifield，Implementing Market Strategies

 

公司经济分析篇4

关键词：跨国公司 国际政治 国际经济 效应

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效应分析

海南大学  邵鹏鸣

【摘要】权力代表着政治，财富代表着经济，权力和财富是人类社会活动永恒的主题。在国际社会，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之一，必将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导致国际政治更趋经济化和国际经济更加全球化。

【关键词】跨国公司  国际政治  国际经济  效应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体，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日益突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扩展，推动着生产经营的全球一体化发展，从而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产生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一、跨国公司是国际政治经济化的重要力量

    冷战结束以后，两极对立的格局解体，各国间竞争由以军事为主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竞争转为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各个国家视跨国公司为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重要“板斧”之一。

20世纪80年代，美国乔治敦大学R.S.克莱因教授提出了定量计算综合国力的方程式。综合国力为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乘积。

即：PP=(C+E+M)×(S+W)，

    其中: PP是指现实的国力而不是潜力; C(Criti-cal Mass)为基本实体,即人口和领土；E(Economic Capability)为经济实力,即国民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M(Military Capability)为军事实力, 即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兵力；S(Strate-gic Purpose)是指精神力量包括战略目标,即国家根本利益的体现；W(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为追求国家战略的意志，即国民凝聚力、政府领导人的能力和效率、国民对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关心的程度。

    可见在综合国力的衡量中，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在增强自己军事实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紧密相关性，可以用经济学中的无差异曲线来分析（见图1）。无差异曲线用来描述对国家的效用满足度相同是国家对经济实力和权力的追求。而跨国公司则普遍视为经济实力的代表。

图1  经济实力与权力的无差异曲线

    假设现阶段，某国的国家效用满足度在A点上，如果现阶段是在冷战时期，那么该国会在有限的国家资源条件下，大力进行军事开发，增强军事实力，从而不得不减少对经济发展的投入，经济实力下降，导致从A点转移到C点上。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国际社会，该国更加关注对经济的发展，国家效用满足度从A点转移至B点上。

    并且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之间存在可转化关系。因此，目前世界各国主要以增加经济实力的方式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最主要方式，跨国公司被看做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因而导致国际政治更趋经济化。

    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支持本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频频动用政府的力量干涉他国，不仅为本国公司的发展扫清了障碍，而且导致了国际政治更趋经济化。20世纪50年代开始，IBM公司以占领全欧洲市场为海外战略目标，但是受到了当地企业的抵抗，尤其以与法国MASHINNW.BULW的冲突最具代表性。不仅IBM公司以低价策略等方式抑制BULW公司的力量，而且美国政府也适时出面对法国政府施压，最终在政府的支持下，IBM公司打败BULW公司，IBM公司实力的强大也增强了美国的综合国力。

一国拥有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也体现了该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力量。2008年，全球500强跨国公司有153家把总部设在美国，这也充分体现了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力量。

二、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

    全球近200个主权国家和地区，如果把这些国家和地区视为分布在地球上的国土板块，跨国公司通过自己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活动，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形成了“地球村”，可以说，“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引擎”。

    根据1997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公司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

    跨国公司积极推动了经济全球化。以2001年丰田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为例。2001年，日本丰田公司在北美、欧洲、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分别有4家、5家、9家、1家和3家子公司，总共22家子公司；在北美、欧洲、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的产量/出口分别是1088463/156045，219542/168113，374096/71053，77479/2224，17838/16899台车。

    跨国公司指数也可以反映跨国公司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跨国程度指数越高，则这些企业全球化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该指数是一家公司国外资产总资产、国外销售额总销售额、国外雇员人数总雇员人数三种比例的平均数计算而来的。从《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可以查到“1990-2000年世界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程度指数”，资料表明，这些公司的跨国程度指数从1991年的51%上升到2000年56%，跨国程度指数提高了5个百分点 。这说明十年间跨国公司增强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区域一体化被看成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一个层次，会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跨国公司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间接也是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

    以欧盟为例，欧洲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区域内的对外直接投资，使得区域内比较优势上升，逐步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从1960年到1990年，欧共体国家间的相互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从20亿美元上升到2324亿美元，占欧洲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1%左右 。

    其中，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瑞典、挪威和丹麦都比较重视在欧洲内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1975到1990年，法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0%左右流向欧共体国家，从1980到1990年，德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一直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5%以上，从1980年到1989年，意大利将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0%左右投在欧洲地区。1975到19 90年，瑞士、瑞典、挪威和丹麦四国将其每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5%以上投在欧共体国家。到1990年底，上述四国在欧共体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为533.9亿美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58% 。除此之外，西欧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家也把欧共体各成员国作为本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之一。

    欧洲发达国家不仅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母国，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据统计，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差 几乎都在1%以下，英国为0.9%、德国为0.7%、法国为0.4%、丹麦为0.2%、意大利为0.1%。 这些数据表明，跨国公司在区域内的发展，加强了域内各个国家间的交往和联系，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客观上，也推进了经济全球化。

【参考文献】

1、周林：《国际经济关系学概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

2、黄亚生：《 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新星出版社，2005年。

3、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1年。

4、陈继勇主编.：《美国新经济周期与中美经贸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

5、李新家.：《跨国公司在华筹供策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

6、卢进勇等主编：《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案例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5年．

7、毛蕴诗：《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策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

8、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公司经济分析篇5

关键词：知识经济；能源公司；财务管理；优化建议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社会整体知识水平的不断提升，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也已经来临，给企业的生产管理与经营模式也带来了极大的变革。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能源公司的财务管理方式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以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技术方法实现了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实现了传统资源依赖型经济向知识依赖型经济的转变，进而促进企业节能环保、降本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当前能源公司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过程中忽略对无形资产的利用

在能源公司传统的财务管理过程中，其主要目标是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产权制度也更注重有形资产的配置，而忽略了对知识产权、人力资源、信息数据资产、市场资本等无形资产的有效利用与合理配置。在当期的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由以往的能源、资源竞争转变为科技、知识的竞争，而大部分能源公司还不能及时的转变观念，将无形资产的利用与配置纳入到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中，导致企业难以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较强的竞争力。

(二)财务信息化管理水平不高

在当前的知识型社会、信息型社会，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使财务信息化管理方式代替了以往的手工操作模式，企业财务管理的效率与质量有了大大的提高。但调查部分能源公司财务信息化管理的现状发现，企业对于财务信息化管理的认识有一定的不足与偏差，仅仅将使用财务管理软件、管理系统看作是信息化建设，而没有将企业生产、业务交易、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实时显示在财务管理系统中，也没有实现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之间的高度统一，使的数据的来源、真实性等难以通过信息化系统进行快速核对。

(三)能源公司缺乏复合型的财务管理人才

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单一型人才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社会市场提出的要求，企业迫切的需要复合型人才来应对企业财务管理需求与市场变动带来的诸多财务风险。然而，在目前，大多能源公司的财务人员知识储备与专业能力较为有限，缺乏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观念，在财务管理的过程中缺乏前瞻性的眼光，不能及时的预防与应对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风险与问题。还有部分财务人员虽然有较为丰富的财务管理知识与经验，但缺乏一定的信息技术能力，不能熟练的使用信息技术开展财务管理工作，不能很好的满足当前的财务管理需要。

三、知识经济背景下能源公司财务管理的优化建议

(一)重组企业资本要素，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利用

知识经济是当前及看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能源公司要积极抓住知识经济时代带来的发展机遇，重组企业资本要素，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结合起来，尤其要重视人力资源与各种数据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充分发掘无形资产的价值，帮助企业不断提升资产利用率与资源最大化利用。

(二)不断提升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水平

由于能源公司的产品、服务较之其他企业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实际的工作中涉及到的数据信息也较为繁杂，在实际的工作中很容易产生各部门数据信息标准不统一、信息传递滞后等问题。对此，企业要将财务管理模式由以往的分散管理向集中式管理转变，建立统一集中的财务管理平台，实现企业财务信息与经营信息的实时化、动态化管理，将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产生的财务信息相关数据实时收集至财务管理系统中，便于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信息变动情况随时监控，也便于及时发现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与问题。同时，财务信息化管理的开展还需要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能够随时就某一财务问题进行核对与解决，不断提高财务管理的效率与质量。

(三)重视复合型财务人员引进与培养

知识经济背景下，能源公司需要树立知识化与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在发展知识科技的观念引导下，不断提高财务人员的知识结构与业务能力。一方面，企业要进一步加强对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引进的财务管理人员不仅要具备财务管理知识与能力、能源产品与服务业务知识，还要熟练的掌握财务软件、信息化管理系统、数据库以及网络技术等新知识、新技术。另一方面，能源公司也要注重对老员工知识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定期为工作人员开办学习交流班，努力吸收引进国外的先进理财理念，不断地积累财务会计管理工作经验，制定适合于能源公司发展的知识理财计划，并通过制定相应的奖励惩戒制度来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为能源公司带来最大的经济收益。

四、结语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能源公司加强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的建设，将科技知识作为决策导向，能够促进能源公司财务管理的科学合理性与创新灵活性，对能源公司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海娟.试论知识经济下能源公司的会计和财务管理[J].财经界:学术版,2015(2):151-151.

[2]汪海鸥.试论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基于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J].当代经济,2014(21):20-21.

[3]丁英明.知识经济下能源公司的会计和财务管理探讨[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7(4):47-48.

[4]梁蓉.浅谈如何通过财务管理来提升企业的管理[J].财经界:学术版,2012(10):204-204.

[5]丁英明.知识经济下能源公司的会计和财务管理探讨[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7(4):47-48.

公司经济分析篇6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中陆续分化出一批经营困难、业绩很差的企业，这些上市公司因其保有上市资格，被誉为“壳”公司。在 “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制度安排下，“壳”公司因其拥有上市资格而成为其他意欲跻身证券市场的企业利用的对象，成为证券市场中一种稀缺的资源，“壳”资源由此而生。

“壳”资源的形成

一般说来，资源是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来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资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资源是有益于人类生存、享受和发展的物质力量。资源本身是一种财富，其价值取决于其效用与稀缺程度。

“壳”公司的出现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然伴随物，任何国家的证券市场都存在“壳”公司。除了因行业生命周期、企业经营不善等一般性原因外，不同国家的证券市场还会有自身的特殊原因，比如制度背景等。但是“壳”公司并不一定是一种资源，只有当“壳”公司满足资源的一般特性——收益性和稀缺性时，“壳”公司才成为一种资源，这是以一定的制度安排为前提的。离开特定的制度安排，“壳”资源便会失去存在的基础。 这里的制度是以习惯和规则为内涵，以财产权或所有权(产权)关系、经济决策结构、资源配置方式为外延的集体行动的规范体系。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会给证券市场进入者带来高昂的寻租成本，使欲进入证券市场的企业愿意用“壳”，从而对“壳”产生市场需求，那么“壳”公司的资源特性便会显现出来。

为何我国的“壳”公司是一种资源呢？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这种过渡类型的经济体系使“壳”资源的产生具备了特定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条件，从而使我国的“壳”公司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这便是本文所的“壳”资源。

一、我国“壳公司”的特殊成因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与实现形式并存的现行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还没有完全确定，资源配置上的行政干预现象比较严重，经济决策中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传统的计划经济制度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国证券市场的最初出现是鉴于资通的考虑。正如1987年3月28日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加强股票、债券管理的通知》指出的那样:“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得向公开发行股票(已发行的并经过批准的除外)，当前发行股票……主要限于少数经过批准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80年代中期至1992年，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初建时期，由于特定的制度安排，上市公司的质量不高，发行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经营机制不规范，产权不明晰，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壳”公司形成的重要阶段。

1992年以后，大批国有企业开始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由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同时，管理严重滞后，为“壳”公司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制度条件。因此，在我国，“壳”公司并不是充分竞争的市场制度的产物。政府作为公有产权的主要代表直接参与证券市场管理和市场资源的分配，为“壳”公司的形成创造了行政条件，主要表现在额度管理制、两级审批制。这种制度有利于规范证券市场，但在政府主导证券市场的制度条件下，非完全市场竞争行为直接导致了“壳”公司产生。

1.为了用足额度，有的地方政府在没有合适的上市公司时搞“拉郎配”，在分配时将额度“蛋糕”切小，使许多不具备上市资格的企业跻身股票发行公司行列，而业绩较好的企业难以进入，有时候还出现企业弄虚作假的市场欺诈行为。

2.在控制方式上的额度管理和数量控制，使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同样经营业绩的企业得不到同等的上市机会，出现了上市的不公平性和非市场竞争，“壳”公司应运而生。

3.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企业上市较易摘牌难，造成上市公司在某种程度上的终身待遇，隐性亏损扩大，从而最终形成“空壳”。

简而言之，政府行政干预证券市场是“壳”公司形成的重要原因。

二、 我国“壳”公司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制度背景

如前所述，我国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实行了严格的准入限制，证券发行实行严格的审核制，即证券发行人在发行证券时，不仅要以真实状况的充分公开为条件，而且必须符合有关和证券管理机关规定的必备条件，证券主管机关有权否决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发行申请。另外，我国为控制上市规模，实行“总量控制，限报家数”，并且进行额度分配，进入证券市场相当困难。但是，我国上市公司又具有政府授权的许多特权，比如低成本地筹集资本金、税收优惠、产品广告优势等。由于我国股份制的特殊性，多数上市公司有股占绝对控股地位，而且我国企业破产困难，上市公司的资格几乎是“终身制”。上述种种垄断利益，使得企业产生寻租行为，采用各种手段打通各级主管部门，其成本相当高昂，远远高于公司正常发行股票的费用，有的甚至违法争取发行股票并上市。多数企业在寻租无望或者觉得寻租成本过于高昂时，便转向上市公司中的“壳”公司，对它们进行兼并收购以实现借壳上市，从而对“壳”公司产生了市场需求；作为“壳”公司来说，它们希望优势企业注入以改变自身的劣势，从而使“壳”交易得以可能发生。

三、 上市公司“壳”资源存在的客观性与长期性

首先，在我国现有的制度下，政府承担着宏观调控和管理国有资产的责任，这是由我国的产权制度和市场体系不健全所决定的。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基础性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政府仍保留对一些重要资源，特别是公共产品的处置权。事实上，就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仍然拥有对公共产品、公共资源的优先配置权。与此相联系，在经济体系运行过程中，宏观决策权就有了某些集权的倾向 ，加上制度、法律的约束弱化和低效，政府行政干预的某些非理性偏好，特别是在信息不全面的情况下(事实上不可能达到信息的对称和全面)，表现出某种不确定性。这样，政府行为选择存在着两难：一方面为使市场稳定，避免大起大落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冲击，必须强化市场控制，提高市场进入的门槛和防范可能的市场风险，于是规范和数量控制方式便会出台，对同样性质的市场竞争主体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平等。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趋向又要求健全的市场体系，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主体要求减少政府非理性的行政干预，由此产生了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博弈过程，“壳”资源存在便有了政府与市场两方面的制度基础。

其次，资产收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资产的收益性也会发生变化，出现了同样存量或增量的资产收益的差异性，产生了资产流动的要求，而“壳”资源正好能满足这种流动性的某些需要。而且，不同的资产在不同的壳中流动也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而“壳”资源的存在能减少资产流动的某些制度成本、风险费用和财务成本，因此，“壳”资源的存在具有客观性。

随着《证券法》的实施，我国证券市场将逐步规范，我国的“壳”公司的供求数量也将发生变化。一方面，《证券法》规定从1999年7月1日起，股票发行由审批制改为审核制，取消了额度管理的限制，这是向完全的注册制转化的过渡措施。这样公司发行股票的难度将会变小，对壳的需求将相对减少。但借壳上市的动机是多元的，只要直接上市的成本高于借壳上市而收益低于借壳上市，则对壳的需求依然会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大规模的企业兼并重组，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对企业的业绩、抗风险能力将会有所提高，这样会使部分“壳”公司脱“壳”而出，从而又减少了“壳”公司的数量。因此从较长一段时期来看，我国“壳”资源依然是稀缺的。

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学者认为，若股票发行制度改为完全注册制，“壳”公司便不复存在。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事实上，“壳”公司在实行注册制的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中依然存在，只是供求不同，对“壳公司”的利用有所差异。如美国依然存在处于夕阳行业、经营业绩不佳的“壳”公司，专门从事资本运作的投资银行常常用杠杆收购的方式，将其包装出售，赚取高额价差收益。进入80年代以来，这在美国相当流行。《结构与》一书的作者——雷蒙德·戈德史密斯便是杠杆收购的专家。但是，如果市场有了完善的退出机制，不同类型的“壳”公司命运各不相同，“实壳”和“空壳”公司部分会破产退出市场，部分会向净壳公司转化。“净壳”公司因没有不良负债，多半会被从事资本运作的企业重新包装利用。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壳”公司已不再是一种资源，这对我国来说，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换句话说，“壳”资源是证券市场在特定制度和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壳”资源的特性

一、“壳”资源的物质载体

从“壳”资源的产生可知，它是以上市公司中的“壳”公司为物质载体的，“壳”公司是对经营业绩差的上市公司的一种形象比喻。是壳则无肉，上市公司被誉为壳，则意味着其经营业绩不佳，经营出现困难，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壳”公司是指拥有和保持上市资格，但相对而言业务规模小或停止、业绩一般或无业绩、总股本和可流通股规模小或停牌终止交易、股价低或趋于零的上市公司，被称为“Shell Company”，通常分为“实壳”公司、“空壳”公司和“净壳”公司三种。

1.“实壳”公司

指保持上市资格、业务规模小、业绩一般或不佳、总股本和可流通股规模小、股价低的上市公司。“实壳”公司产生的原因较为普通，任何证券市场上总会存在业务规模小、业绩平淡或不佳、股票流通量小、股价低的上市公司，在长期低迷的股市中更易见到这类公司。

2.“空壳”公司

指业务有显著困难或遭受重大损害、公司业务严重萎缩或停业、业务无前景、重整无望、股票尚在流通但交易量和股价持续下跌至很低，或股票已经停牌终止交易的上市公司。“空壳”公司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多是“实壳”公司在一定条件下转化而来。比如公司产品周期处于衰退晚期且无法换代；公司产业属于夕阳产业又无法转产；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导向严重失误，经营失败；公司生产成本太高，竞争无力；资源开采型公司因资源枯竭或矿藏品质下降，开采成本上升，失去开采价值，公司停止营业，从而转变为“空壳”公司。

3.“净壳”公司

指无负债、无纠纷、无违反上市交易规则、无遗留资产的“空壳”公司。“净壳”公司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空壳”公司大股东在公司重整无望的情况下，解散员工、出售资产、清理债务、解决法律纠纷，进行一系列清理工作，最终只维持“空壳”公司上市资格，以备自己发展或合并新业务时使用；或待价而沽，售给意欲“买壳”上市”的买主及投资银行或相关专业投资顾问机构。二是一些擅长经营“买壳上市”业务的投资银行或专业投资顾问机构专门搜寻“空壳公司”，通过详尽调查，避开有债务和法律纠纷等不利因素的“空壳”公司，与分散各处符合要求的“空壳”公司的主要股东洽谈购并，完成买壳业务后对“空壳”公司进行净壳处理。

二、“壳”资源的一般特性——收益性与稀缺性

在我国进入证券市场存在准入制度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成为政府授予的垄断权利，拥有这种资格可获得垄断收益。而且，能够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一般都是各地优秀企业的代表，而且上市公司是企业改革的先行者，在探索建立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进行制度创新方面取得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十分宝贵的。上市公司因各种原因没落成为“壳”公司，它被重新利用后能够为利用者带来巨大的收益，表现在：1.可以继续利用证券市场筹资优势。这是非上市公司梦寐以求的；2.广告效应。公司挂牌上市可大大提高公司产品的知名度；3.资产变现能力强。上市公司的股票以其标准化、可分性、流动性为资产变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4.资本放大效应。上市公司可以用较少的资本支配和控制较大的资本。在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由于股市处于发展期，国家对上市公司采取鼓励政策，各地政府对本地的上市公司无不给予政策扶植，为其提供税收等优惠。

由于上市公司具有垄断收益，因此，上市公司都会尽量保住其上市资格，只有当企业经营困难无法为继时，才会考虑出让其上市资格。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较短，上市公司还为数较少，“壳”公司则更少了，我国的上市公司总数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比重不到百分之一，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不到美国证券市场的十分之一。1995年发达国家的证券化率为70.44%，而我国为23.4%。我国公司上市实行严格的审核制，并实行“总量控制，限报家数”，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公司发行股票并上市是相当困难的，通过借“壳”上市是多数意欲跻身证券市场的企业不得已的选择。而国家从政策上是鼓励企业资产重组的，尤其是对“壳”公司的重组。可见，市场对“壳”公司的需求是巨大的，“壳资源”具有稀缺性。

三、“壳”资源的特殊性——虚拟性与再生性

“壳”资源的虚拟性是指“壳”公司因拥有上市资格而产生的价值，它并不与现实生产中的生产要素相对应，它与特定的制度相关。如果市场没有进入和退出壁垒，“壳”公司也就不成为资源。“壳”资源的虚拟性是相对于实物资源而言的。一般的资源有实实在在的物质载体，但“壳”资源并不是人们生活和生产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它是一种虚拟资产，只有在我国证券市场存在严格的准入限制下，才具有稀缺性和收益性。

“壳”资源的再生性在于，一般资源的使用，通常是被消耗掉，发生价值转移，而“壳”资源在利用中却会产生巨大的价值增值，将无“肉”的“壳”公司变为有“肉”的优质公司。这正如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一样，在使用过程中能够产生价值增值。如果对“壳”资源利用不当，可能使之继续为“壳”，或再次沦为“壳”。

“壳”资源的价值

对上市公司中“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是我国证券市场长盛不衰的热点，而如何对“壳”资源进行定价则是各类“壳”交易的核心和关键，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我国的“壳”交易一般是以“壳”公司的净资产价值为基础来确定的，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些片面，而且不尽合理。那么“壳”资源的价值如何确定呢？

“壳”资源的价值应依据其对使用者产生的效用而定。多数情况下，“壳”公司的净资产价值对买“壳”方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换句话说，买“壳”方并非看重“壳”公司的净资产价值，而是看重其拥有的上市资格所能带来的效用或价值。

根据1997年7月国家国资局和体改委联合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股东行使股权行为规范意见》第十七条的规定，“转让的价格必须依据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实际投资价值（投资回报率）、近期市场价格以及合理的市盈率等因素来确定，但不得低于每股净资产。”可见，每股净资产是国有股转让的政策底价，而法人股的转让则没有这个限制，转让价格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壳”公司的价值构成：

一、“壳”所代表的资产价值。这是由“壳”公司的净资产价值决定的，它主要是指其清算价值，壳的这部分价值可以通过资产评估来确定。 “壳”公司的净资产价值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这是因为既然被喻为“壳”，说明其经营业绩不佳，可能亏损甚至资不抵债，其资产质量一般也不高。因此，“壳”公司的净资产价值一般与“壳”公司的股票价格相差甚远。这部分价值对于相关行业的公司也许有用，对于不相关行业的公司来说，通常需要进行资产置换和资产剥离以使上市公司轻装上阵，重新获得机会。

二、“壳”公司的无形资产价值。这主要是指在不同购并目标下的相关收益，比如“壳”公司已有的市场份额、“壳”公司的广告效应、税收优惠、“壳”公司产品的商标价值等。这部分价值通常也可以通过资产评估确定。

三、“壳”公司所体现的虚拟价值。这纯粹是由于“壳”资源稀缺而产生的。它是超越净资产价值的虚拟价值。这种价值是由于企业的上市流通股因资源稀缺而产生的。它代表着上市流通的权利，纯粹是由市场行为决定的，随着二级市场股价的不同而不同，二级市场价格越高，其增资配股能力越强，壳价值也越大，其数额等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假设该公司未上市时的市场价值的差额。这种虚拟性价值与“物以稀为贵”有同样的解释，取决于“壳”公司对购买方产生的效用。这种价值对买“壳”方来说是一种寻租价值，企业为获得垄断收益，便会进行寻租活动，从而产生寻租成本。当寻租成本与利用“壳”资源取得垄断收益的成本一致时，这时的寻租成本与直接发行股票的固定成本之和便可视为“壳”资源的虚拟性价值。

在我国目前的“壳”交易中，“壳”公司的价格一般是以其净资产价值和无形资产价值确定的，通常未考虑其虚拟价值。“壳”公司的虚拟价值是买“壳”方所真正看重的，但它却未能在“壳”交易价格中得到反映，我们认为这不尽合理。这种状况一方面与我国“壳”交易行为中行政干预过重、市场化程度不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目前没有评估“壳”资源虚拟价值的具体有关。

结论与启示

“壳”资源是伴随着证券市场的出现，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下形成的一种具有稀缺性和收益性的虚拟资源形式。“壳”资源以上市公司中的“壳”公司为载体，但“壳”公司成为资源是以特定的制度背景为基础的。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的市场体系中，对 “壳”资源进行利用时，我们有以下两点启示：

首先，“壳”资源是一种制度衍生物，制度的更新和变迁受到特定的政权结构、集团格局、条件和传统文化的，具有制度惯性和制度刚性，而制度创新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较为缓慢。利用“壳”资源进行资产重组的目标是在现有制度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配置资源，获取较高增长效率和实现市场在有限条件下的充分竞争，这有其局限性。要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更为充分的有效配置，还必须依赖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及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企业利用“壳”资源进行资产重组如没有制度更新和体制优化，重组的模式和绩效将受到限制，因此我们必须强化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

公司经济分析篇7

关键词：价值；股权；法律经济；控制权；成本

1概述

随着经济的增长，股权大量整批交易的需求日趋盛行，健全的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功能应为在无损及所有市场参与者之下促使资源自由流通，当资源的自由流通能使该资源获得更有效率的运用，有助于社会财富最大化[1]。

2法律经济分析法

2.1何谓法律经济分析

经济学是研究理性个人如何做决策(或做选择)的社会科学，而理性是指决策者以有效率的手段追求一致的目标。而法律经济学或法律经济分析是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应用到法律领域，探讨各项法律制度是否符合经济效率，或法律应如何制定、修正，以符合经济效率。

2.2法律经济分析的特性

法律经济学是经济与法律的结合，经济学提供分析架构，法学提供材料[2]。而经济分析的价值就在于能提供一套完整清晰的架构，使分析和论证更有说服力。经济分析不足以取代法学论述，但是能为法学论述的工具箱里，添增了一副不同的工具，甚至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检视过往我们常使用的一些法学概念而赋予新的生命。如一般法律人传统的思维即为从公平正义等传统的抽象概念出发，并排除经济分析的效率思考，并可能误将公平与平等对待画上等号。然而公平正义一词其实没有一定的评价，甚至没有一致的定义。经济学家阐释公平一词，可能有两种意涵，一为各取所值；一为各取等份。许多主张法律应追求公平正义的倡议者，其口中所谓公平，往往指的是应给予社会上特定弱势族群较多的分配，并非各取所值，甚至超越了各取等份的标准，所谓各取所值的分配方式，虽可能会造成社会上有能者与弱势团体的贫富差距越见悬殊，社会阶层对立、动荡不安；而各取等份的分配方式，却可能造成均贫社会，各取等份会严重减低人们追求财富及效率的诱因。

3控制权市场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在一个允许自愿交易的市场中，资源总是自然流向其最有价值的使用。资源会落入最能有效利用的人手中，是因为其有能力将资源做最佳运用，因此愿意出比别人更高的价钱取得该资源，从而，使买卖双方都能获得最大利益，而社会整体财富即会增加。公司控制权市场也是以公司股份为交易标的、收购者与股份持有者为买方及卖方所形成的市场，自然也可适用上述原则。以下仅先介绍与控制权市场的经济分析有关的经济学上的概念，以兹后续应用。

3.1价格、价值与效率

在经济学中，厂商的短期最适供给系取决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为均衡[3]。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也不能一味地追求成本的节省，而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但也不能一味投入大量成本只为追求不成比例的利益增加。而在交易市场上的资源配置，市场价格并无所谓决定者。当需求等于供给时可得出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市场均衡价格（PE），如果价格高于PE，就会存在超额供给，价格会有往下调整的压力；如果价格低于PE，就会存在超额需求，价格会有往上调整的推力。只有当价格恰好等于PE时，市场上既无超额需求亦无超额供给，价格亦无上下调整的动力。因此当公司控制权通过转移给更有效率的经营者而可实现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时，企业并购法制应给予鼓励与促进，或排除有效率的决策形成的规范障碍。

3.2机会成本与交易成本

经济学上的成本一般系指机会成本及交易成本，机会成本系指运用资源或行为取舍因而在他方面承担的损失。就控制权市场而言，在公司控制权移转前，股票价格会率先反映公司经济价值（假设该市场是有效率的）基本上公司资源由更有效率的主事者取得时，会产生附加经济价值，而使股票价格再行上涨，但由于原始股东可能已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卖其股份，因此无法享受到上涨的利益，此即为该股东出卖其股份时需承担的丧失股票潜在价值的机会成本。而交易成本系指为进行市场交易，必须先发现交易对象，告知对方交易条件，进行协商和谈判，签订契约，採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契约的履行和遵守所生的种种成本。

3.3经济效率与股份平等原则

公平二字应该赋予其更深层的意涵，使其发挥更公平的效果。此种对公平的重新诠释反映在控制权交易市场上，最重要的观点即为少数股东折价理论，当公司控制权移转交易时，对少数股东的权益影响为最大，为保障少数股东的权益，少数股东应有分享控制权溢价的权利，然而从少数股东折价理论分析，少数股东应仅能主张各取所值的公平。股东主张平等共享公司资产的对象应为公司本身，如每位股东都可享有股东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而在股权买卖的市场上，均衡的交易价格系依市场供需而形成，而市场的供需系依附在投资人对该公司的评价上，包含了少数股东股份现实上因无法影响公司决策且可能被大股东剥削而须折价的评价，因此，大股东的股份价值与少数股东的股份价值本有不同，理论上只要确保双方资讯的对等，殊无相互主张公平，或有权分享对方溢价之理。

4结论

当公司面临控制权交易要约时，收购者、控制股东及非控制股东等市场参与者间利益冲突将扩大，资讯的不对称使非控制股东在交易中处于弱势，收购者可能利用契约失灵的情况发动对目标公司整体不利益的收购交易，因此法律须介入控制权市场加以规范并协助其发挥应有的外部监控功能，并促进交易产生，而交易的产生自然可发挥促使整体社会财富最大化的效果。换言之，法规应站在协助的角色，使控制权市场更能完整达到促进有效率交易发生并防止无效率交易的法规功能。

参考文献：

[1]钱弘道.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评判[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03)：5-8.

[2]邱宁，陆幸福.反思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律中的应用[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02)：12-15.

[3]桑保军.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的特别之处[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6(06)：16-19.

公司经济分析篇8

关键词: 公司资本制度；交易成本；信息费用；监督费用；制度变迁 内容提要: 在传统公司法理念下，公司资本的意义在于提供债权担保，是公司的对外信用基础，对公司法变迁也有不同解释。本文试图借鉴制度经济学思想和运用法律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交易成本、信息费用、监督费用等等来分析股东和债权人、股东和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揭示其法律制度的经济性原理和变迁的经济理由。 关于公司资本制度的存在意义，传统理论一般认为，公司资本制度在于提供债权担保，是公司的对外信用基础。 本文试图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信息费用、监督费用等经济学思想出发，抓住股东和债权人、股东和股东这两个在公司资本制度中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来重新解读公司资本制度的存在意义及我国2005年公司法中有关资本制度的变迁。 一、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风险”与公司资本制度 “存在即合理”，公司资本制度的存在可以看作是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一种节约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降低监督费用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来源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风险”，该风险包括一般市场风险和企业家道德风险。 风险可以说是对预期不确定性的通常表述。债权人面对的一般市场风险实际上是对国家政策、商业和技术等因素变化预期不确定性的反映。面对这些客观存在的风险，债权人需要调查相关方面，了解贷款项目的真实价值，在传统的经济理论里面，人们假设交易信息费用为零，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实交易中信息的获得是需要成本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乔治·斯蒂格勒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放弃了完备信息的暗含假设，提出了信息不充分、信息有价值、信息的获取有成本，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考虑变量，这一贡献成为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 债权人在这一贷款合同中是个固定收益者，一般银行贷款利息在6%左右，债权人没有足够的激励去花费高昂的代价去作足以令他相信可以贷款的信息调查，作为博弈的另一方即股东为了能够获取贷款会主动透露相关信息，事实上我们的制度安排也是这样的，如公司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因为股东和公司作为某一领域的专业行家，一般来说，对于相关的专业信息更加熟悉，由股东来承担这部分信息调查费用是合乎市场规律的，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交易的进行和持续不断。股东一方面为了获得贷款有激励去披露信息，以便取得债权人信任为自己的项目贷到款项，同时，股东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也有激励去撒谎，股东可能会隐瞒一些重要信息。可见，债权人获得充分、有效的信息还是存在问题。根据博弈论的一般思想我们知道，如果不能消除债权人的信任顾虑，那么债权人会拒绝贷款给公司。交易难以继续，市场怎能不凋敝？ 除了一般市场风险外，债权人还面对企业家的道德风险。企业家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者，当债权合同签订后，企业家有可能不按合同约定或者不遵守诚信、勤勉的义务而使用资金。比如，股东为了获取更高的利益而违反债权合同约定，将承诺用于风险较低的借款用来投资于风险系数较高的项目，从而给不知情的债权人带来比预期要大得多的风险。或者股东贷到款项后可能漫不经心、浪费，甚至携款潜逃，这些可能的不利因素对于债权人来说都是风险。高利贷者通常加大贷款利率来作为风险的补偿，但是，提高利率一方面加大了公司失败的风险，另一方面股东的道德风险在贷款合同签订后，提高利率的作用微乎其微。 也许有人建议加强对股东使用贷款项目的监督，这就涉及到信息问题和监督费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信息是不对称的，信息具有价值， 获取信息是有成本的。如果债权人为了贷出款项的安全考虑而对公司的每笔具体业务进行认真监督，可以想象，那将需要大量的相关交易信息，同时离不开不断地具体的判断，显然，作为获取固定利息的债权人不可能如此去做，原因很简单，这种监督的费用将会远远超过利息这种固定的收入。如果债权人直接干预公司的运营，那可能会带来公司决策成本的增加，会妨碍股东的正确商业判断，实不可取。 以上分析表明，债权人作为贷款合同的一方至少会面临一般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双重风险问题。这些风险恰恰成为阻碍市场交易的潜在原因，也可以说，正是这些风 险会使资本市场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但是，制度的合理安排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而公司资本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在法定资本制度下，股东将自有资本投入公司，而且该部分资本成为公司的独立财产，按照公司法规定，股东只能在保障债权人贷款利益的前提下才可以经营中分红或者清算后取回财产。由于股东是实际地投入自有资产，而不是空泛的口头保证，因而是一种可置信的承诺。 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上，法定资本制算是一种传递高质量的信号。 企业家投入自有资本一方面传递给债权人项目的质量高低信号另一方面，企业家会减少道德风险，因为偷懒、漫不经心等将会跟自己的资本收益紧密相关。这样资本制度增强了债权人的信心，减少了债权人的监督费用，也可以说，公司资本制度作为一种合约安排降低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交易费用。具体地说，公司资本制度有利于节约债权人在债权合约签订前的商业评估等信息费用和签订后的监督费用。 二、股东和股东之间的资合性基础与公司资本制度 从合伙企业到有限责任公司再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人合性递减而资合性递增。资合性公司的本质特征，例如公司的设立以股东的出资为基础；公司必须设置一定的组织机构，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的经营管理要求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如公司的决策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为标准作出，股东分红同样以出资比例来分配等。正如前述，公司在设立、组织机构安排、日常经营管理也包括利润分配中都同资本制度紧密相关。 公司的设立以资本为其成立的基本条件。公司是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公司要取得法人的人格和地位，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我国《民法通则》和《公司法》对于公司法人规定了具体的成立条件，公司资本即是其中之一。资本属于公司成立的实体条件和和财产条件。 股东如何成为公司的一份子，有限责任公司中出资人正是通过其出资而成为得到其他股东承认的一名公司股东。同时，股东的出资共同构成了公司的资本，也是股东取得其他人承认的资本基础。 公司的机构设置体现了公司资本制度。公司的权力安排和制衡集中体现在公司机构中，机构的组成恰恰是以资本为基础来安排的，而不是看谁的面子或者其他因素。 公司是人们为了营利而聚合资本而成的资本增值工具。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中，特别是决策的做出正是按照股东出资比例来表决的。在利润分配中资本的情况同样起到决定作用。 以上分析表明，资合性是公司的根本特征之一。特别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与股东之间可能终其一生互不相识也没有必要，但是，正是每个股东的出资额共同构成了公司的资本，股东间无需相识相知，只要真实认购、实缴资本即取得相互的信任。这有利于节约公司中的因成员的情绪化或者感情带来的一些不必要成本。 三、我国2005年公司法的资本制度变化及其解释 上面笔者从股东和债权人关系以及股东与股东关系这两种公司资本制度中的最重要关系角度对公司资本制度的意义进行了经济解读，以下部分笔者将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说明我国2005年公司法关于资本制度修改的动因。 笔者假设市场经济下的许多法律制度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节约了市场主体单个谈判的成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许多法律经济学家表示公司法是国家提供的合约范本，它可以节约私人之间的合约安排的交易费用。一部公司法除了提供给人们一种可靠地预期以外还可以代替，至少是减少了千千万万个私人合约交涉的费用。公司法的国家强制法律保障执行大大降低了个人执行、保障合约的成本。对于公司资本制度而言，它同样可以节约私人债权合约谈判、执行和保障的交易费用。 我国1993年公司法确立的资本制度被认为是一种十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2005年公司法修订中对资本制度部分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例如：关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1993年公司法第23条和第78条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高达50万和1000万，其中有限公司最低的一种也是10万元人民币，2005年公司法修订为3万和500万；关于出资方式，由原来列举五种出资形式扩展到任何 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缴纳出资的方式从必须一次缴足放宽到允许分期缴纳等等。 可见，公司资本制度在2005年的修订中发生了很大转变，笔者想在次探讨这一巨大变化的经济动因。 目前关于资本制度变迁的讨论多从法定资本制、折中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三分法来争鸣制度优劣，大多流于形式或者只是抽象地讲那种制度更具有优越性，显然，这种讨论容易脱离国情成为街谈巷议般的盲目议论。事实上，正如经济理性所揭示的道理“一个人在作决策的时候，在他所知的可能选择方案中，总是会作出他所认为是最佳的选择” ，人们对于制度的选择同样要从所处的具体约束条件出发来理解。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中启发我们：真实世界中的交易费用并不是为零，人们到底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总是跟特定的交易费用有关。 [11] [11]循此思路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从1993年公司法到2005年公司法中资本制度变化的经济动因。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 [12] [12]这正是1993年公司法出台的宏观背景，当时我国处于急剧转型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采取了双轨制，各种名义的公司满天飞，社会信用严重缺失，市场交易费用因缺乏规范变得十分高昂。傅穹在其博士论文中如此分析当时的状况，“公司以资本为信用是一个为域外国家的公司法早已经检讨并质疑，仍为我国公司法法律文本所承继并无限扩张的现实。在一个没有担保和责任保险机制可以做大信用，在一个欠缺公司治理结构可以确保信用，在一个没有完善的会计制度可以记载信用，在一个欠缺披露机制可以传输信用，在一个没有公正信用机构可以评估信用，在一个计划经济环境下欠缺珍视信用的社会经济文化 制度背景下，立法者以注册资本为信则只能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或临时的举措。” [13] [13]笔者以为，傅穹博士的分析除了对法定资本制度过多不切实际指责外， [14] [14]对立法者当时选择的解读是令人信服的。 正如交易费用的约束条件往往决定制度选择一样，对于制度的变迁同样可以如此理解。1993年到2005年的十多年间，我国的法治状况大大改善，特别是有关的市场立法渐进规范起来，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认识愈加的成熟，正是这些新的制度和社会变化共同促成了新的制度选择。下面笔者借鉴陈实博士的部分分析来对此加以说明。 （一）社会信用的改善。 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建立统一集中的数据库和覆盖全国所有金融机构的网络，采集企业和个人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立结算账户、贷款、担保、信用卡等信用信息。这些数据库的采集、建立将从制度上规范个人和企业的行为，有利于保障行为的依法进行。 （二）证券市场的发展和管理的逐渐完善。 1993年底，沪深两市A、B股上市仅为177家，而到2005年底，沪深两市A、B股上市公司达到1300余家。这表明上市公司的规模剧增。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强制信息披露和严格监管可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约束股东的道德风险行为，降低交易费用。 （三）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信息费用。 今天我们可以轻松地从互联网上了解到一个公司的动态和相关信息，比起以前，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增多，而获取信息的费用低廉了许多。 （四）“执行难”受到重视并采取了有效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2008年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最大限度实现生效裁判所确认的权益，维护司法权威。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协调和督办跨地区民事执行案件1038件，积极推动国家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当事人自行履行率比前五年提高3．63个百分点，强制执行案件1080万件，同比下降11．91％；执行标的金额17276．2亿元，增长28．19％。”债权合约保障力度的加强，可以有效减少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交易费用。 &n bsp; 以上分析表明，总的来看，我国公司法修定时的社会、制度信用环境等比起1993年有了很大改善。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社会背景下，立法者把维持经济秩序和提供资本信用的希望寄托在十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上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到了十几年后的今天，过分严格的资本制度带来的社会隐性成本日益明显，过高的最低资本额将限制人们设立公司，出资形式的刻板将妨碍许多资产的有效流通，这些事实上都加大了人们利用公司这种现代企业形式的隐性成本，最终将阻碍经济的发展。2005年公司法放松了对公司资本制度的管制，公司设立门槛降低，更多财产形式可以用来投资于公司等等，这些变化是适合新时代我国的社会制度环境的，以上分析也可以看作是公司法资本制度变化的经济动因所在。 四、结语 对于公司资本制度及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变化解读多种多样，本文试图从一些基本的经济思想如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及其费用和监督费用等角度重新解读资本制度。从这一意义上看，公司资本制度节约了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借贷合约费用，同时，股东与股东之间资合性也得到了经济解读。2005年公司法中资本制度的变化也是适应了具体约束条件的变化，原来立法者过多寄希望于资本制度的信用功能随着社会信用环境的改善和制度的不断完善渐渐失去了理由。 注释: 石少侠主编：《公司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雷兴虎主编：《公司法新论》，中国法治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汉斯·韦坎德：《金融中介、均衡信贷配给与经济周期》，载于《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作者曾经将这两类不同的风险分为客观风险和主观风险。 林毅夫着：《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170页。 【美】斯蒂格利茨着：《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398页。 张维迎着：《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美】斯蒂格利茨着：《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400页。 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2版，第220页。 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着：《法律的经济分析》（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2003年2月第2次印刷，第391-520页。 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第2版，第271-290页。 林毅夫着：《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39页。 [11]科斯着：《论企业的性质》（电子书）。 [12]王梦奎着：《王梦奎改革论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94-95页。 [13]傅穹：“重思资本制原理”[D]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论文。 [14]正如文中已经指出的，当前很多讨论公司资本制度变化的论文中脱离现实的具体约束条件而论制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