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动态范文

国际经济动态篇1

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我国经济学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不过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见解不一。有的学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机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学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还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论述体制层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学者探究了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和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金融资本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当前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

有的学者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论述本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信息机制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之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有的学者从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视角等其他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而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还有部分学者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对本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之间与各个国家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就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总体分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新型贸易壁垒。

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了后危机时代的另一些新特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逐渐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是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四是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的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集中表现。另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第二种的可能性更大。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摆脱对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

有的学者针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部分学者认为,由于目前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全球储备货币,短期内美元的坚挺对全世界来说是重要的,贸然采取“激进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混乱。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提高,但是这依赖于国际货币地位的对称性。欧元相比美元实力仍有差距,这使得多元化国际货币结构对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效应的发挥受到制约。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构建一个稳定的超货币体系需要超机构的建立。欧元的实践表明,超机构优于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外部纪律约束。但欧元区的困境同时表明世界范围内的单一货币联盟只能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短期目标应定位于解决美元主导体系的缺陷,同时强化美国参与改革的意愿。

债务危机的原因。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一是作为分离的共同货币区,欧元区缺乏应对国际性大危机的统一政策协调工具。二是欧元区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条件,经济的整合不仅没有产生内生性的趋同,反而出现两极化的离心趋势。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在本质上是局部的债务的信 用危机,而并非发达国家的全面的债务危机。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贷危机的延续与深化,而国际投机者的推波助澜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此外,经济结构失衡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内在原因,欧元区的政策与制度安排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希腊及欧元区内其他几个成员国的债务危机将会产生系列国际影响:一是欧元区债务危机将对欧元作为地区统一货币可持续性提出挑战。二是可能促使欧元区外延性发展进程的节奏放缓。三是给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四是使得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将继续走低。

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将使得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资本流动更加扑朔迷离。一方面,债务问题将影响市场预期进而放大市场波动幅度。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将更加紊乱。国际资本频繁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来回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

还有部分学者分析了欧元区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债务危机的爆发可能使得欧元区政府为寻找经济增长点而实施更为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就对中国的对欧出口造成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欧元汇率的走低将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的调整。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教训和启示。部分学者认为,通过欧元区债务危机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教训:一是任何经历了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都需要将政策重点转向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上,转向结构调整和对累积问题的解决上。二是缺少统一财政纪律的区域货币的运行具有内生风险,而援助体制则可能伴随显着的道德风险。

国际经济动态篇2

关键词　国际语言 现代经济竞争力　有形力量　无形力量　新元素

随着经济形态从原始经济形态演变成商品经济形态，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并向更高更新阶段的演变，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信息时代的演变，国际语言便成为科学?技术?人力技能?环境等经济竞争力因素的构成要素，并成为新的?潜能巨大的推动和制约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国际语言在商品经济的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通过价值规律起作用，以其有形力量——本国与它国的语言教育相对成本和绝对价值加强其现代经济竞争力；以其无形力量——在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推动或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

1 经济形态演变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前提和条件

1.1 经济形态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第六”元素的前提

商品经济形态是一门语言可成为国际语言的前提和条件。在原始经济形态，出于对部落?社会形成的需要，产生了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只是在区域内交流，被地域和区域原始经济所分割，其远远未达到国家的语言标准，更不用说是世界语言。这些语言的典型如中国当时春秋战国的各国文字，如：秦国文字?齐国文字?楚国文字?韩国文字等。在封建经济形态下，由于封建国家的形成和统一，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原来的多种语言逐渐被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民族或者国家的语言取代。但是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形态下，即使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其语言都不可能成为国际语言。其原因正如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一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得语言不可能成为国际语言。如当时的中国，其唐代，元?明?清以及罗马帝国，古印度等当时的大帝国，其经济势力在当时雄霸世界，但这些国家的语言，在当时都没有成为世界语言。只有在商品经济形态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自由竞争和寻找世界市场使得世界区域界限被打破，使得最有经济竞争力的语言，成为国际语言成为可能。正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英语成为了国际语言。随着商品经济的演变和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一些新的语言成为国际语言，如汉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因此，商品经济形态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前提。

1.2 商品经济形态演变为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准备条件

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包括了自由竞争?垄断竞争?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等。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为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准备条件。

在自由竞争阶段，语言的国际化是实现国际贸易的前提和条件。在垄断竞争阶段，跨国公司的出现，学习?培训和使用国际语言是从事国际经济的重要内容。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即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阶段，为国际语言服务于经济向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因素和其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元素转变质变做准备。

2 国际语言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论

2.1 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分析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认为，价值产生于生产领域。对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分析也要从生产领域来分析。在从生产领域来分析要明确几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语言不是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而只有成为了国际语言的语言才是现代经济的新的增长因素，就目前而言，只有英语等少数几门语言才是生产力的因素。因为其他语言还未参与语言的国际分工，因此还不能成为现代经济的新的增长因素；其次，在分析生产要素的时候，学习本民族语言与学习国际语言其比较成本要归结到生产的成本中；再次，学习它国的国际语言与它国学习本国的语言（如果本国语言成为国际语言）的收益差，是分析的关键。

(2)生产领域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者三要素中，国际语言首先成为培养劳动者的新要素。对劳动者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接受教育培训中，接受国际语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花费在这其中的成本，变成为产品的成本。因此，此成本的花费与国际平均成本（即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学习同一国际语言的成本的平均值）相比，花的成本越少，产品价值实现后的绝对剩余价值就越多，企业或者国家在贸易中就盈利。反之，则亏损；其次，国际语言转化成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人们使用生产工具生产，不可避免的使用语言，从信息要素来说，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生产要素。使用语言生产比较抽象，是无形的?非物质的，它区别于传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观念的大变革。

(3)从购买生产资料，投入生产到产品产出流通到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货币充当了核心，语言充当了桥梁。如果采取了非国际语言，那么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流通和价值实现则还是要选择国际语言。如果生产采取的是国际语言，那么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实现则无须再选择其它的语言，本身不需要桥梁，可实现价值的实现。国际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便成为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基本内容，其学习的成本比构成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成本比的内容之一。众所周知，英语是国际语言，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学习英语成本是其它国家学习英语成本的几分之一或者几十分之一，而且向那些学习英语的国家输出师资和学习资料，并组织各种英语考试，其成本比和语言产品输出，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新要素，也是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同等条件下的比较成本优势。

2.2　生产新要素分析

(1)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仅仅把生产要素归结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随着现代国际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家赋予了生产要素以新的内涵，并扩展了生产要素的外延。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还包括技术?人力技能?研究与开发?信息?规模经济与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但是也忽视了国际语言对经济的作用。笔者从生产力新要素中分析国际语言对经济竞争力的作用，并从新要素角度说明国际经济和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格局变化。

(2)技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巧和熟练程度所积累的技术，可以提高社会和个别生产率。国际语言作为世界科学技术的载体，作为技术和知识的载体和桥梁，是技术要素实现的载体和桥梁。世界科技发展的速度惊人，用于提高生产力的科技应该为全世界服务。承载这些科技的语言总是而且是必须要通过国际语言的传播和传载，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转化成先进的生产力。因此，要获得先进的科技，必须学习承载这些科技的载体，即国际语言。在学习国际语言的过程中，学习方作为消费者，国际语言国家作为生产者，双方以语言这一特别的商品，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上进行交换。因此，国际语言便转化成商品，这种商品也具有一般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市场的作用下，有其生产成本和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过这种商品是极其特殊的商品，其生产和消费比一般商品更容易掩盖其实质。有关理论，有待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商品是商品经济形态的全部内容和生产力的体现，因此国际语言成为商品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容和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

(3)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实质上就是人力技能的差异。技能劳动即进行专门培训形成一定的劳动技能进行的技术性劳动。对国际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成为人力技能要素的最重要元素之一，评价标准和重要内容，是企业和国家用人的标准之一，是定义和评估人力技能要素资本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4) 信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信息要素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渐重要，有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信息时代来临的观点。不管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有多高，国际语言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语言是一种能创造价值并能进行等价交换的无形资源，由于其历史原因和语言学的特点，使得这一要素的生产和消费都在传统意义上与一般商品相异，其交换价值取决于知识市场的自然力量和社会政治发展的政治力量。在信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下，密码形式的语言是国际语言的特殊表现形式，好比商品中的古董和历史遗迹。

2.3　价值分析

(1) 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的前提下，学习和使用国际语言成为人们生活和贸易的重要内容。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中的各种形式：正规的学校教育；在职的岗位培训；合理的人员配置以及修养生息等内容中，外语尤其是国际语言都是必要而且必须的内容，且成为评价人力技能的基本内容和标准。在那些把国际语言当作第一外国语来学习的国家，开设的各级外语学校和外语培训机构，生产的外语学习资料，聘请的外国教师以及组织的各种考试和考核的费用总和，一般被认为是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的资本。或者以成本计算，或者以收入报酬计算，这两种方法都是以工资差异来反映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这在非国际语言国家显得更加明显，那些能够使用国际语言的人从事涉外事务，其工资是从事其他行业，那些不懂国际语言的好几倍。而且，这些国家还把国际语言作为学校学习和考试的基本内容。如中国?日本?泰国?阿根廷等把英语作为国际语言，是学生学习的基本课程和员工工作的内容。

(2)从比较成本论和相对成本论来看，国际语言是融入产品的生产要素。国际语言不仅本身是一种商品，在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充当特殊的商品，形成特殊的语言产品和语言的加工生产部门：各级学校，涉外公司和机构，驻外大使，海外机构和学习途径等，有其特殊的消费群体：所有使用和学习该语言的人和民族，国家。而且国际语言是产品的构成要素，在生产领域构成生产要素；在流通领域构成流通要素；在销售领域构成销售要素。它已经从过去服务于经济变成经济发展的要素，与经济的发展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经济的国际化使其成为商品，加速了语言的国际化发展。而语言的国际化又参与了经济的发展过程，或促进，或抑制着经济形态的演变。

(3)从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分析。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是通过它成为特殊的商品形式，通过价值规律表现出来的。国际语言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双重体促使世界上的每一个参与经济的国家都学习使用国际语言来最大限度的获取其使用价值或者实现国际语言的价值。国际语言的无形力量是它部分的转化成生产力，部分的转化成产品的要素以及其独特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推动或抑制经济形态的演变。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作用于具体到国家化的经济，便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国际语言掩盖下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对经济形态的演变的关系，值得经济学家去研究。

参考文献

1 Paul R.Krugm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M]. Bergerman University， German，1998(1)

2 Curry， J. E.Internat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the inernational marketplace [M].Amercia，2002(7)

3 Dennis R. Appleyard. Alfred J. Fi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 the U.S.A，2001(4)

国际经济动态篇3

关键词：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可持续发展

一、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体系研究

马克思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论述散见在他的全部著作之中，有：(1)国际价值理论；(2)国际分工理论；(3)国际贸易中的货币、信用；(4)世界市场理论；(5)对外贸易政策。

实际上，马克思从准备写作《资本论》开始，就已经构筑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完整范畴体系，他把资产阶级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在“六册计划”的前三册，各个经济范畴被综合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范畴，这个整体不断运动，从一国界限范围内，发展到国家层次上的概括，然后，又跨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最后“在世界市场这个最广大的场所，以最巨大的发展规模，作为生产中的国家的关系而出现”。理解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需要遵循马克思全部经济理论范畴体系的演化逻辑，这个逻辑体系把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运动和演化内在地、真实地结合在一起，与资本主义危机结合在一起。例如，《资本论》第1卷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第2卷考察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第3卷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从而揭示了资本运动中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可能性。但是这些危机可能性仅仅是可能性而已，或者说是不充分的现实性而已，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危机才能得到充分展开，直至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消亡，这样也就把影响和决定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各个因素统一起来，统一在一个现实而又严谨的逻辑体系之中。从资本主义再生产角度来看，这个展开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国际化，原先国内矛盾“在局部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现在，在世界市场上，“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并且，“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着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

二、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与全球化

全球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发展的特殊形态，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文化交往，以及相互之间的政治依赖都越来越深了，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体系里，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也包括社会主义经济，以及其他非资本主义经济。在这样一个体系里。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这种格局正是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所预示的结果。当然，马克思的全球化和我们现在所普遍观察到的全球化是有所不同的，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说，全球化就是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的逻辑；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方式，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必然推动政治和文化活动等全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如同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就是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但是，这种不平衡性往往被全球化的表象所掩盖，乃至于当今世界产业大转移往往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次重要发展机遇，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虚幻的假象。事实上，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经济和政治发展愈加不平衡，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冲突愈加明显，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摩擦、斗争乃至战争更加普遍和激烈，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过程的必然逻辑结果。

三、基于环境因素的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

基于生态环境内生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源泉和决定，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生态资本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将环境因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使之成为一个与土地、劳动、物质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并重的新的要素，为实现经济从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传统的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结构的不可持续性，使当今国际贸易发展不能完全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就充分暴露了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的根本缺陷，即将生态环境作为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外在因素而排除在生产要素体系之外。这就意味国际贸易应当同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结合，在生产要素的组合中把生态环境要素有效地纳入其中，同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一样使生态环境成为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一个内生因素，才能使经济、贸易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相协调统一，从而实现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新的要素禀赋理论的构建中，我们应该把现代生产力源泉之一的生态环境从经济与贸易发展的外在因素转化为内在因素，纳入一国的生产要素体系之中，当作生产要素。

“环境因素”必须纳人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之内。生态环境内生化的目的是为实现贸易从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工业化以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难题。将环境因素考虑进入国际贸易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主要表现在：(1)生态环境是国际贸易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2)由于自然生态条件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要素禀赋的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将直接影响各国贸易的内容、规模和结构及贸易发展水平的高低。例如，在生态环境内生化之前，一国由于未将环境要素计算到贸易成本之内，可能被认为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旦将环境要素记入贸易成本之中，该国可能不再具有生产该产品的比较优势。(3)各国为维护本国的生态环境资源安全，都需要考虑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和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而这些保护政策又改变和调整着国际贸易的内容和方式。例如，保护臭氧层的环境政策使含氟里昂的制冷设备的贸易量锐减；为保护大气层不受污染，各国都提倡无铅汽油的使用。

国际经济动态篇4

[关键词] 国际气价冲击;宏观经济;影响研究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Impacts of Gas Price in Global Market on China's Macro-Economy

ZHU Zhishuang

Abstract： As most China's natural gas supply depends on import， gas price and macro-economy are affected by gas price of global market.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do research on impacts of global gas price over China's macro-economy. By using the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impulse response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methods， the research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increase of global gas price has adverse impacts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impacts will work on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for some time while not that much on error of prediction of variables. That is to say， the more China depends on natural gas import， the bigger the impact of global gas price is on domestic gas price and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impact of gas price in global market， macro-economy， research on impacts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重视，天然气作为相对清洁低碳的化石能源，其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90年至2012年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和国内生产量分别增长9.6倍和7倍。由于天然气消费增速普遍高于生产量增速，且受我国“富煤、少油、缺气”资源禀赋的约束，我国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到2012年已达到26.8%。

目前我国天然气的定价方法仍以传统的“成本加成”方法为主，但是随着天然气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国际气价的普遍上涨，气价内外倒挂的局面将倒逼我国采取更加市场化和与国际接轨的方法，这表明国际天然气价格的变动将对我国天然气价格以及宏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1-5]，关于国际气价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的文章研究较少。在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以及国内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稳步推进的形势下，国际气价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将逐步显现。研究国际气价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方法

考虑到国际气价变动的不确定性以及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以及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方法分析国际气价变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VAR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模型，其一般形式为：

Yt=A0+A1Yt-1+…ALYt-p+B1Xt-1+…+BrXt-r+εt （1）

式（1）中，Yt为k维内生变量向量，Yt-1为滞后内生变量向量，A0为k维常数向量，A1，A2，…AL，B1，…，Br为待估系数矩阵。εt为k维随机误差向量，并满足于均值为0的独立同分布过程。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较为全面地反映国际气价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选取的指标包括GDP增速（G），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广义货币供给量（M2）和国际天然气价格（GASP）。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对消费者物价指数、广义货币供给量以及国际天然气价格序列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GDP增速、消费者物价指数和广义货币供给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考虑到中国的地理位置和世界天然气市场格局，国际天然气价格采用日本LNG到岸价，数据来源于BP。以上所有序列的时间区间为1995年至2012年。

（二）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直接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可能导致的虚假线性回归情况，在建模前，需要对各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和PP两个方法，以保证平稳性检验的可靠性。检验的结果显示：各变量在水平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是在一阶差分序列上均表现出了平稳性。因此，可以进一步探究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平稳关系，即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G=-1.86-0.05LnGASP+0.34LnCPI+0.04LnM2

（-2.55） （-1.86） （2.67） （2.05）

R2=0.35 ■2=0.21 F统计量=2.52 D・W=0.93 （2）

令ecm=G+1.86+0.05LnGASP-0.34LnCPI-0.04LnM2，对ecm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残差序列ecm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ecm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因变量G与自变量之间协整关系。

通过式（2）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国际气价上升对我国经济增速具有负面影响。当国际气价上升1%，经济增速将减缓0.05个百分点。随着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国际气价的大幅上升可能形成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2.温和性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当国内一般物价水平在低位区间运行时，CPI的适度上升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从式（2）得知，当CPI上升1%时，经济增速将提升0.34个百分点。

3.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经济增长。当广义货币供给量增加1%时，经济增长速度将加快0.0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货币供给量增加使得银行信用扩张，刺激投资，从而加快国民收入增长。

（四）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反映了各变量之间的一种长期均衡关系，但实际经济运行经常出于“非均衡”状态。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经济运行将自发从“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不断调整，而一项外部冲击又将打破“均衡状态”，使得经济运行再次处于“非均衡”的状态中。误差修正模型（ECM）正是用来刻画宏观经济从短期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动态过程。误差修正模型估计如下：

ΔG=-0.01-0.04ΔLnGASP+0.30ΔLnCPI+0.06ΔLnM2

（-0.26） （-1.79） （2.25） （0.47）

-0.47ecm（-1）

（-1.81）

R2=0.40 ■2=0.19 F统计量=1.97 D・W=1.52（3）

通过式（3）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小于零（-0.47），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即为了维持经济增速与各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当期将以-0.47的速度对非均衡状态进行调整，将其拉回到长期均衡状态。

（五）向量自回归模型

国际天然气价格等因素的不确定性使得构建一个满足经济增长、一般物价水平、以及货币供给量之间关系的结构化模型十分困难。利用VAR模型可以构建一个宏观经济动态模型。为了简便起见，模型的滞后阶数设为2。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

■

本模型中共有8个根，这些根倒数的模均小于1，即所有根倒数的模均位于单位圆内，说明被估计的VAR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

（六）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

1.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分析用来衡量来自某个内生变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VAR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动态影响。通过对上述VAR模型残差的相关系数矩阵进行判定表明，这些被估计方程的残差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可以用脉冲响应分析来刻画国际气价波动对VAR模型中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

脉冲影响的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国际气价冲击对各变量的动态影响

从图1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国际气价冲击一开始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在第三期的时候达到最大，值为-0.01，随后影响逐渐减弱，到第5期产生了一个微小的正向影响，随后又转为负值，到第10期趋于零;（2）国际气价冲击一开始对CPI产生了负向影响，在第四期达到最大值，随后影响第五期和第六期转为正向，随后转为负向影响，到第10期稳定地趋于零;（3）国际气价冲击对货币供给量从一开始的正向影响到第五期转为负向影响，到第14期时逐渐趋于稳定。

2.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研究VAR模型动态特征另外一种方法。脉冲响应分析反映了一个变量的冲击对其他变量产生的动态影响，而方差分解则进一步揭示了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程度。

（1）经济增速的方差分解

如图2所示，在第一期预测中，经济增速预测方差完全由经济增速自身扰动引起，随着预测期的不断推移，经济增速预测方差中由其他变量扰动所引起的部分的百分比不断增加，由经济增速自身扰动所引起的部分的百分比不断下降但仍然占较大的百分比。大约在第8期的时候，经济增速方差分解结果稳定。经济增速预测方差中68.2%是由自身扰动引起的，15.8%由CPI扰动引起的，14.2%由国际气价扰动引起，货币供给量扰动对经济增速预测方差的影响仅占1.8%。

（2）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方差分解

在第一期预测中，CPI预测方差主要由自身扰动引起，经济增速扰动对CPI预测方差的影响仅占6.25%;到第二期，经济增速扰动对CPI预测方差的影响上升到66.9%，CPI自身扰动对CPI预测方差的影响下降到23.2%，其他因素扰动对CPI预测方差的影响逐步开始显现;到第8期的时候，CPI方差分解结构趋于稳定。CPI预测方差中55.1%有经济增速扰动引起，24.2%由CPI自身扰动引起，由货币供给和国际气价扰动造成的影响分别占11.9%和8.8%。

（3）货币供给的方差分解

通过图2可以看出，货币供给量预测方差中，由自身扰动产生的影响逐步减弱，由经济增速扰动产生的影响逐步增强，到第七期的时候，经济增速扰动对货币供给量预测方差的影响程度超过了货币供给量自身扰动产生的影响。此外，国际气价对货币供给量预测方差的影响仅占1.8%左右。

四、小结

在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以及国际气价普遍上涨不断倒逼我国天然气定价改革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工作表明国际气价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不过影响相对较小。随着国内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升以及我国逐步采用更加市场化的天然气定价方式，国际气价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将逐步显现。

[参 考 文 献]

[1]Rebeca Jiménez-Rodríguez. The Impact of Oil Price Shocks： Evidence from the Industries of Six OECD Countries[J].Energy Economics， 2008， 30（6）：3095-3108

[2]Martin Bodenstein， Luca Guerrieri，Christopher J. Gust. Oil Shocks and the Zero Bound on Nominal Interest Rat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13， 32（2）：1-47

[3]于伟，尹敬东.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05（6）：11-19

[4]段继红.国际油价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J].统计研究，2010，27（7）：25-29

国际经济动态篇5

（二）资本存量稳定状态的寻求

1.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函数

本文以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作为考察对象，标准的生产函数说明该国的产出取决于资本存量K（包括本国的资本存量Kd和国际资本的流动存量Kf）和劳动力L：

Y=F(K,L)=F(Kd+Kf,L)(1)

偏导数满足F1＞0,F2＞0,F11＜0,F22＜0，以及F12=F21＞0。

然后用y=Y/L表示每个工人的产出，k=K/L表示每个工人的资本量，生产函数可以改写为

y=f(k)=F(k,1)(2)

其中MPK=f(k+1)-f(k)代表资本的边际产量且符合经济学中的边际递减规律假定。

2.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投资函数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投资函数建立在国民收入恒等式的基础之上，而国民收入可以用支出法与收入法两种方法进行衡量，即：

Y=C+I+G+X=C+Sp+T(3)

其中X代表净出口，C、I和G分别表示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Sp代表私人储蓄，T代表政府税收。上式整理可得：

X=Sp-I+T-G=(Sg+Sp)-I=S-I(4)

这一等式表明，与封闭条件下的投资必须等于储蓄不同，开放条件下一国的投资与储蓄不必相等。当本国储蓄不足以支持本国投资时，可以通过产生经常帐户赤字方法来以产品的净出口满足投资需求形成国内资产。这实质上就是利用国外资本弥补本国的储蓄缺口；当本国储蓄超过国内投资需要时，则可以通过净出口带来的资本流出而形成海外资产。

3.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消费函数

由式(3)变形可得：

Y-G=C+I+X(5)

现在令Y1=Y-G代表扣除政府支出后的收入，（为简化分析，在这里我们把G视为外生变量，所以其值假定为固定）。则式(6)变为：

Y1=C+I+X(6)

而人均收入y1用于物品的消费时即可表示为对国内物品的人均消费c和人均投资i以及对国外物品的人均消费（x＞0时代表净进口余额为正，x＜0时代表净出口为正）。用数理形式表达如下：

y1=c+i+x(7)

假定微观个体把收入中用于国内物品需求y1-x的s比例用于储蓄，把(1-s)用于消费，则消费函数可以表示为：

c=(1-s)(y1-x)(8)

4.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存量的增长函数

资本存量是一个变动的量，因此本模型中将其视为内生变量。而引发资本存量变动的有两大因素：投资和折旧。因此资本存量的变动可以表示为：

k=i+x-&k(9)

其中&代表资本存量的折旧率。又由式(9)可知

i=S(y1-x)=s[f(k)-g-x](10)

此式把现有的资本存量和国内新资本积累量i和国际资本的净流动x联系在一起，因此等式(10)可以演变为：

k=s[f(k)-g-x]+x-&k(11)

将式(2)、式(8)、式(10)和式(11)所表示的生产函数、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和资本存量的增长函数统一到图1：

附图

图1产出、投资、折旧以及开放条件下的资本稳定状态

由图1所示，存在一个唯一的使投资量等于折旧量的资本存量k[*]。如果经济本身找到了这种资本存量水平，那么，资本存量就不会改变，因为作用于它的两种力量——投资与折旧——正好平衡。因此，K[*]实际上就是稳定状态的资本水平。此时对任何一个资本水平k来说，人均消费由图中的线段ab表示，投资则由线段bc表示。

（三）资本黄金规则水平的寻求

稳定状态的资本水平K[*]代表经济达到了长期均衡，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达到了资本的黄金规则水平，即使一国微观个体的消费水平最高的资本水平。为了寻求资本的黄金规则水平K[**]，我们对式(7)做变形处理：

c=y1-i-x(12)

又由于在稳定状态时，资本存量不变，所以投资等于折旧，即i[*]+x[*]=&k[*]，所以稳定状态的人均消费可以写为：

c[*]=[f(k[*])-g]-&k[*](13)

这个式子说明了两种相反的含义：一方面，更多的资本意味着更多的产出；另一方面，更多的资本也意味着必须把更多的产出用于替代被磨损的资本。因此，当资本存量低于黄金规则水平时，资本存量的增加引起了产出增加大于折旧，由此导致消费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函数比&K[*]线陡峭，因此，两条曲线之间的距离（即消费）随着k[*]的上升而增长。与此相反，如果资本存量在黄金规则水平之下，则会出现与上述逻辑相对的演变态势。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在资本的黄金规则水平时，生产函数和&K[*]线斜率相等，而且此时消费呈最高水平。如果用MPK代表资本的边际产量即生产函数的斜率，而&K[*]线的斜率是&，这两个斜率只有在K[**]时才相等，所以，资本的黄金规则可以表示为：

MPK=&(14)

（四）开放经济下由非黄金规则的稳定状态向黄金规则稳定状态的过渡

现在假设经济已经达到了稳定状态而没有达到黄金规则稳定状态，那么在由非黄金规则的稳定状态向黄金规则的稳定状态过渡的过程中，产出、投资和消费的变动都会影响决策者的决策。这里我们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资本太多的状态和资本太少的状态。

1.资本太多时

附图

图2开放与封闭状态下、消费与产出变动情况比较

当一国譬如说我国经济现阶段稳定状态的资本多于黄金规则稳定状态时的资本时，在封闭状态下，决策者应该实施目的在于降低储蓄率的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减少投资，这样就会减少资本存量，假设这些政策成功了，储蓄率的降低最终会引致黄金规则稳定状态的资本水平。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譬如说中国，由于投资环境在世界范围内为佳，因此国际资本流入较大进而导致资本存量也会加大，这使得中国可以在不牺牲消费的情况下，也能使消费水平最终提高。图2显示了开放与封闭两种不同状态的情形。

2.资本太少时

当经济体处于一种资本短缺的状态时，决策者应采取提高储蓄率的政策以达到黄金规则。当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还可以通过吸收国际资本来弥补本国的储蓄缺口，但一个必备的前提是本国的经济前景被人看好，因此对一国而言，无论是封闭经济还是开放经济，国内的资本积累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但要注意一种极端情况，即由于资本的过渡流入且由于投资结构不合理，出现了泡沫经济（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情况），当一旦国际资本纷纷退出（当然也包括国际资金）引致投资下降，即便此时国内的储蓄率并没有变，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仅不会增加，而且还会下降。而此时该国的经济实质上处于一种资本短缺的状态。这就要求该国的决策者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安排。一方面调整自己的经济产业结构，使经济的运行重新踏上正轨，以经济景气的好转吸引国际资本的重新流入；另一方面则是提高本国的储蓄率以使资本存量增加，进而增进产出，即以暂时的消费牺牲为代价换取经济达到黄金规则稳定状态。

三、对资本黄金规则模型的进一步说明

我们在对与实际生产、交换有直接联系的国际资本流动存量投入相应的重视程度时，当然不能忽视对国际资金流动的关注，尽管国际资金的流动与实际生产、交换没有直接联系，但它本身的规模却越来越大，而且发展呈上升趋，形式也趋于复杂化，表现出了自身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且对开放经济的运行发挥了特别重要的影响。

实际上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国际资金的流动可以视为资本流动的晴雨表，因为在对一国的投资收益率和世界利率的反映灵敏度上，国际资金的流动远甚于国际资本的流动。当一国的投资环境良好，换句话说，一国的投资收益率高于本源源流入。而如果人们对一国的投资收益预期是悲观的态度，国际资金会率先流出，这不仅对一国现存的国际资本存量产生影响，还会使本想进入的国际资本停止进入。上述情况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体现的最为典型。这使得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一国而言，国际资本的流动存量Kf就会呈现出国际资金流动存量近乎相同的趋势，并进而进一国的资本黄金规则水平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N·格里高利·曼昆.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3]姜波克.国际金融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Bertil,Ohlin.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Charles,P.Kindleberger.InternationalStort-termCapitalMovements[M].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7.

国际经济动态篇6

关键字：比较优势理论 假设前提 决定基础 动态

作者简介：刘培青(1976－)，女，湖北黄石人，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是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本文是湖南省衡阳市社科联课题《我国外贸出口的动态比较优势研究》（2006-HYSKJJ-ZC-024）资助项目

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和国际经济交往的纵深化发展，作为指导国际商品交换的国际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受到了很多的质疑。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纯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捍动它在理论界的垄断地位，它所揭示的科学内涵是不可替代的。下面就以争议较多的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三种质疑的解释来说明比较优势理论的科学性。

一、假设前提无损比较优势理论的科学性

许多人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所构建的分析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说：完全竞争市场、需求偏好相同、规模收益不变、要素国际间非自由流动等。现实经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比较优势理论所依赖的假设前提在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因此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有待检验，以它为指导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会与经济目标相左。上面的质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比较优势理论需要一系列假设前提才能成立；二是这些假设前提与现实背离。

比较优势理论的确要依赖一系列假设前提，这些假设可能与现实不符，但若据此否定比较优势论，未免失之偏颇。对理论的阐述假定一些前提条件是一种分类分析方法，将完整的事物分解成不同的部分，通过每个部分的研究来揭示整体包含的规律、性质。这体现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式上就是在一定的假设下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这种做法是研究方法的需要，目的是寻找事物内在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重要的是，一个理论若是经过正确的假设得到的，那么再把假设的因素一个一个重新考虑进去，该理论仍然具有科学性。需要严格的假设前提并非比较优势理论所独有，而是所有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必要条件。如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都是从制度既定、一般均衡的假定出发的，而现代经济学更是建立在理这一基本假定之上的，可人的许多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但这丝毫无损于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性。因此，关键是判断所假设的因素与考察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应不应该抽象的问题。一如在失重条件下考察人的生理机能，所抽象掉的若是重力，那就是合理的，若抽象的是人体的一部分，则就不合理了。比较优势理论设立一些前提条件是合理的。李嘉图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的考察对象是劳动生产率差异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要素禀赋理论考察的对象是要素禀赋的差异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至于其它的假设条件对于要考察的关系并没有实质影响。

比较优势理论通过正确的分类分析法，该理论得出“两优相较取其重，两劣相较取其轻”的国际交换规律，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只要抓住这一合理的本质内容，再把假设的因素还原，它仍然是指导当代国际贸易的科学理论。

二、新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比较优势理论到了H-O理论阶段似乎十分完美，但里昂惕夫之谜的出现激励着人们去大胆怀疑传统理论并且从多角度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国际分工模式。二战以后，国际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理论解释一些新现象。因此，有人认为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过时。

纵观所有的国际贸易理论，它们都阐述了在国际市场上一国出口自己具有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处于劣势的产品，通过国际交换获取贸易利益。至于一国优势的形成基础是什么，各贸易理论所揭示的是不一样的。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认为优势的形成基础是绝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H-O理论从认为是要素禀赋的差异。新要素理论认为，生产投入中的要素除了传统的土地、资本和劳动之外，还有技术、人力资本、信息、研发、管理等新要素，不同国家在这些新要素禀赋上的差异也构成了一国比较优势的基础。技术差距论则认为技术获得时间先后导致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产品生产能力的不同。重叠需求理论第一次较系统地从需求的角度阐述了相似需求是商品生产和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干中学模型认为技术知识随产量提高而不断积累导致国家间比较优势的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具有了动态性质，认为产品要素密集类型的变化导致了不同国家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理论从产品的异质性、规模经济和相似需求三者综合的角度阐述了比较优势的决定基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从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不完全的角度阐述了国际贸易的原因。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国家竞争力是一国比较优势的形成基础，从而更具统一性和说服力。杨小凯的内生理论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阐述了比较优势的基础。还有些理论从产业集群、交易成本的高低、市场结构和企业的异质性等角度论证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同贸易理论只是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比较优势的形成基础，并没有摆脱比较优势理论所揭示的国际交换规律。

自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来，虽然新的理论不断产生，但至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动摇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地位，新理论不过是对它的补充和完善。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仍将需要新理论来解释新现象。决定一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会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它们不能摆脱寻求差异进而产生比较优势通过贸易来获取利润的本质，所以新理论最终属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一部分，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至今没有一个已经过时，它们在认识和理解当代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中仍然很有用。例如，当许多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时，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基本原则” ①。

三、比较优势陷阱不能归咎于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依据比较优势生产并且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出口越多反而越穷。批评者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静态理论，不考虑结构调整等因素，按此原则参与国际分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首先我们来看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范围。从李嘉图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再到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它们所揭示的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国际交换的规律而不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反映经济一个方面规律的经济理论当然只能指导一个方面的活动而不能指导经济总体的活动，如果用它来指导经济总体就是没有处理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经济发展出问题是迟早的事。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经济的方方面面，单靠外贸的发展不足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在发展外贸的同时必须辅之以其它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正是混淆了外贸发展和经济发展两者的区别，误以为只要出口多经济就会发展而盲目发展出口，最终导致了经济的贫困化增长。如同我国，单纯依赖外贸的发展而没有其它的经济推力能否促进经济全局的发展就是个问题。

再次我们看比较优势的动态性质问题。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质，这种动态性质表现在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的变化上。比如，资本稀缺的国家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资本积累和引进外资来改善资本状况。技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随时间的推移可通过技术外溢、干中学和技术创新等多种方式提高技术能力，而不一定永远处在低技术生产阶段。当一国要素积累和竞争力不断提升时，一国的比较优势部门必然会发生转变，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一些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时，没有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固守一种传统优势和传统产品的出口，获得了眼前利益的最大化，但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出口量的增加带来的是价格的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恶化，丧失了经济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国家只看到了本国既定的比较优势而没有看到比较优势的变化，忽略了潜在的比较优势，没有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发展不同产品的出口，从而使一国外贸的发展缺乏持续性。陷入贫困化增长的国家不是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与动态的统一，而是这些国家没有用发展的眼光动态地运用理论。今日的中国在为自己的产品只有价格优势而没有技术而苦恼时，而早就进入发达国家的美国却为自己的产品没有价格优势对其他国家的产品穷追猛打，说明任何国家固守一种优势都不可行，而应该寻求动态比较优势。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实践的抽象，都是向前发展的，作为静态与动态统一的比较优势理论是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那些否定比较优势理论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注释：

① Kurgman P.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M].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edited by Jagdish N. Bhagwati, pp. 197-22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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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卫?格林纳韦．《国际贸易前沿问题》[M]．冯雷译．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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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8-250．

[5]张军．《高级微观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1-23）．

国际经济动态篇7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 贸易升级 竞争优势

一、中国国际贸易现状分析

从2010年起，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对外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26.43万亿美元，实现了千余倍的增长。

尽管在这些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数量上有了飞跃般的增长，但从质量上来看，中国的出口产品仍是以低工业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因此从成交额上来看非常可观，但其背后潜伏着技术含量较低、市场替代性强等问题。

综合来看，中国目前的国际贸易形势存在诸多问题，正处于转型的关键转折点。

根据规模经济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企业应该通过进入国际市场来提高生产量，从而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并有利于价格的下降，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竞争力。但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大多数企业并没有形成规模经济，仍是纯粹的出口型贸易模式。

总体来说，中国过去的国际贸易模式仍然是较为传统的，无法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下形成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2014年11月，主席提出了“经济新常态”这一战略话题，我们要把握住这一关键的转折点，倡导国际贸易新常态，实现国际贸易的升级化。

二、引力模型分析

为进一步明确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一个问题――中国都在和哪些国家进行国际贸易？因此，我们在此使用引力模型进行分析。

引力模型认为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单项贸易流量与它们各自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其一般形式为：

[Xij=A（YiYj）Dij]

上述一般式中，Xij表示国家i向国家j出口的贸易额；A为常数项；Y表示某一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此数据来反应经济规模），D表示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通常采用两国首都的直线距离来代替。由于该模型是非线性的，为了估算的方便，我们对引力模型的一般表达式进行优化，两侧同时取自然对数得到其线性形式：

[lnXij=β0+β1lnYi+β2lnYj+β3lnDij+β4lnA+e]

其中β为回归系数，e为随机扰动项。

从2014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包括美国、欧盟国家、东南亚联盟国家、日本、韩国、德国、荷兰、越南、新加坡等国家（香港数据已剔除）。

为进一步优化分析，我们对引力模型的线性形式进行拓展，如下式：

[lnXij=β0+β1lnGDPi+β2lnGDPj+β3lnPopulationi+β4lnPopulationj+β5lnDij+β6lnRateijt+β7lnA+e]

其中，i代表中国，j代表某一贸易伙伴国，t代表时间；X表示中国向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额，GDP反应经济规模（一般来说，经济规模总量越大，潜在的出口供给能力也越大，但还需要考虑国内的需求是否存在扩大），Population反应出口国的出口供给能力，Rate表示实际汇率，D表示中国与某一贸易伙伴国首都的球面距离。

图1（2014年中国主要出口国数据）

[变量＼&固定效应＼&随机效应＼&lnGDP＼&0.282（2.67）＼&0.238（2.36）＼&lnPopulation（i）＼&――＼&1.089（2.00）＼&lnPolation（j）＼&0.768（6.01）＼&0.805（6.50）＼&lnRate＼&―0.260[-5.12]＼&―0.266[-5.34]＼&lnD＼&―0.984[-6.06]＼&―0.987[-6.18]＼&lnA＼&1.21（4.36）＼&0.995（3.88）＼&R^2＼&2.81＼&4.94＼&F＼&0.0004＼&0.4228＼&＼&＼&＼&]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网站

国家统计局http：//

图2（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参数估计）

通过对引力模型的拓展表达式的验证，发现变量系数预期符号一致，从分析结果来看，GDP的系数为0.238，，在其他情况不变下，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总量每上升1%就能带动中国0.238%的产品出口。这一点也表明了经济复苏对中国国际贸易带来的好处。中国要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应对各国的空间距离和实际汇率的阻碍。

因此，中国应该积极把握新常态经济下的新机遇，扩大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实现国际贸易的升级化。

三、新常态下中国国际贸易的SWOT分析及贸易升级

SWOT分析模型是我们经济学上经常使用的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它能够较为直观、客观且准确地剖析问题背后的得与失，主要通过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遇（Opportunities）与威胁（Threats）这四个方面，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来理解中国要如何实现国际贸易的升级化。

（一）优势（Strengths）

在分析国际市场竞争上，中国具有劳动力相对比较优势，中国加工业的劳动力工资较低，同时劳动力市场供给远大于需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目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最大竞争优势。

（二）劣势（Weaknesses）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还具有环境资源比较“优势”。这是中国当今国际贸易的一大弊端所在，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未显现，但如今中国的经济水平越来越发达，但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的容量是恒定的，原先的比较优势将会成为制约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一大瓶颈，因为这种“优势”是以牺牲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中国应该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三）威胁（Threats）

中国的出口是具有很强的市场替代性，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萌发，中国的劳动力相对优势将有被替代的可能。而且，由于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大量过剩，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虽然扩大，但并未形成规模经济，中国的这种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呈现低成本和低效率并存的尴尬局面，难以推动产业的整体发展，这样的优势是无法长久的。

（四）机遇（Opportunities）

我们常说，问题意味着挑战，挑战意味着机遇。新常态经济下，从近年来看，中国在对外贸易发展上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2013年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盟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电子商务的普及也为中国的国际贸易带来了新的机遇。跨境电子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如今已具备相应的技术基础，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协同发展，会成为发展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结束语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我们应该把握住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新常态这两大背景。“规模增长、增速放缓、质量提高”，中国正在探索贸易产品和贸易方式的转型，从产品升级到产业升级，结合贸易模式的多元化和新型化，最终实现整体国际贸易的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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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树全，高F.基于增值贸易的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分析[D].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动态篇8

论文摘要：地缘经济学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还存在较多模糊认识。文章对地缘经济学进行了视角和概念界定，简要地介绍了它的内涵，着重地分析了其理论特征，并联系中国实际谈了几点看法。

一、地缘经济学界定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颇有新意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和地缘关系的科学”。还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或政策。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强调“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对军事对抗起缓冲作用”实际上，从目前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看，它既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它还远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它需要“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供证伪的假设，而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地缘经济学又称“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政策色彩，它强调地在有限空间内争夺相对受益的竞争性政策，可能引起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担心，使其发展陷人窘境；同时，从纯粹学术角度看，将地缘经济学拘囿于战略或政策层面是不科学的。因此，将地缘经济学称之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恰当的。确切地讲，它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理论范畴。

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人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已经变为通过国家调控、参与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竞争新模式就是地缘经济学。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地缘经济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L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亨利·诺(HenryR．Nau)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权力经济学”(Powernomics)概念，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目标依然是权力，经济活动应该围绕权力开展。只不过，这个权力更多是以经济来定义的，例如市场占有率、金融、物价和就业机会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地缘经济学较科学的定义应是：以民族国家行为体为主导，以地缘因素为地理基点和政策辐射点，运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战略经济手段获取国家利益和权力，夺取地缘经济时代领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普遍增多。而冷战的结束也为各国政治精英谋划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作用相对淡化的同时，经济、生态等“低级政治”的影响却愈加突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过去的那种以对抗、冲突为主的竞争模式将让位于以协调、合作为主的非零和思维。但是，作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体追逐相对受益的本性不会因此改变。那么，民族国家如何在变换的时代特征下寻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这便是地缘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资源的稀缺，所有国家的本性还在于争夺相对利益。但是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方式却是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所有官僚机构发现的地缘经济作用的结果和由利益集团控制的地缘经济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案例中虽然各式各样，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

企业、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地缘经济中来，而且在地缘经济时代，它们将和国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们将以“地缘经济”的名义寻求来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们是“朝阳产业”或“民族工业”，将更有可能获得支持。此外，国际层次的区域性国家组织、贸易集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将在地缘经济时挥重要作用。地缘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将国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优势地位的获得及维持，其中，“竞争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凭借决定性技术优势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以及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国家参与地缘经济争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经济外交等。“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战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

(三)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1)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地区；(2)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3)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为了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成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要求日本“自动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额”，甚至要求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实施地缘经济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这样做

只有属于“世界事务的核心舞台”上的国家才有实施地缘经济战略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国家之间才能真正摆脱传统战争的威胁，也只有它们才拥有实施地缘战略所必须的有效的官僚体制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处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区”的第三世界，它们担心更多的依旧是地区冲突、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它们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不是这些国家政府考虑的问题。地缘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一)地缘经济学是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发展

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沃德·奥尔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其主要观点是：(1)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经济／生态政治学，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国际经济体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适应冷战后经济和生态政治因素增长的需要。(2)冷战后，军事威胁减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也相对削弱；战争不可取，实力不可无，经济与生态将成为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3)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因素。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其理论主张是：(1)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要；(2)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3)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可以看出，经济／生态政治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采纳了经济／生态政治学诸多观点，它只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着墨浓厚了一些罢了。

(二)地缘经济学是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仍旧认可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竞争模式；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属性等基本原则。它纠正、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若干不合时展的缺陷，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义派别。它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还点明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还说明了合作、协调获取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强调军事安全攸关国家生存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安全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观，认为权力不再是最终目的，权力是获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这使其不再像权力政治那样极富进攻性而具有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协调性、融合性，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开拓了视野。

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较量都是国家利益驱动的。只不过，地缘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利益，它的实现表现在就业人口扩大、市场扩张和产品出新上。地缘经济学强调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本国的利益，国家要追求财富、权力、市场和工作机会，任何对本国国际经济地位进行挑战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主要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地缘经济学尽管赞同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仍旧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可见，地缘经济学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它是新现实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变种。说的严格一些，地缘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

(三)地缘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又称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学术界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存在多视角问题。罗伯特·吉尔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肖夏娜·B·坦赛从政治主张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即还有一种观点从区域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陈峰君对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

上述定义存在明显失误。它们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第一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

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取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

地缘经济学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政策，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培养国家经济竞争力，争夺世界经济优势。在强调国家干预这一点上与经济民族主义毫无二致。地缘经济学强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地缘性。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当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经济体就会汇合成新的更大的经济体并产生经济超常规发展现象。地缘经济学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彼此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运动将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产生深刻影响。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性观点可以为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地缘经济学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心更多的是相对经济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的差异性，而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互补关系。地缘经济学的合作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对绝对收益的认可。

四、地缘经济学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的专利权，它将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赢取较大优势；高科技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不仅存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报酬递增特点。还可以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以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如果我国在高科技产出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否属于中国，而现今中国羁绊人力资源创新的最大障碍恐怕便是体制的臃肿，因此，民族富强和国家昌盛需要的关键步骤便是富有生机的制度及机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直接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而实质是国家间、政府间、政策水平间的较量

地缘经济环境下，国际关系交又发展的现实使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生产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领域时，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企业在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国际市场中的中国企业仅凭自身力量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中国政府的参与是必需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围与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清楚哪些部门与活动可以调控战略与规划应该掌控，用什么手段来干预，通过什么途径来传递，怎样把握介入时机，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实际上，这里讲的是干练而富有成效的经济决策机制，纯粹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必须创建学习型政府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家治国队伍。

(三)地缘经济学认为新国家安全观的基点由政治军事转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