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的研究报告范文

汉字文化的研究报告篇1

关键词： 语言文字规范工作 四个时期 建国至今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65年了。65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言生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回顾65年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一路走来的不平凡历程，可以总结语言文字工作成功的经验，也可以从中吸取失败的教训，对当前和今后国家的语言文字决策具有特殊意义。65年来，国家在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方面有许多重要举措，产生了许多重要事件，本文择其要者，略述其事。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参考学界意见，将65年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奠基时期、拨乱反正时期、稳步推进时期和实施国家语文战略时期。

一、奠基时期（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各项事业都以崭新面貌蓬勃发展起来。语言文字工作也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人民日报》从1951年6月开始连载吕叔湘、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并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1952年2月，新中国第一个主管文字改革研究工作的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方案和汉字简化方案。这一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是贯彻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制定。为了加强对文字改革工作的领导，1954年10月，总理提议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奠基时期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重要事项如下。

1.召开两个会议。1955年10月15日，教育部和文改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改会主任吴玉章作《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的报告，教育部部长张奚若作《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报告，会议决定把《汉字简化方案》提交国务院审议。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北京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副所长吕叔湘作《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学术报告，全面阐述了现代汉语规范的一系列问题。两个会议为奠基时期的语言文字规范工作指明了方向。

2.一个指示、两个报告。为了推动文字改革工作，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1958年1月，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议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1958年2月，吴玉章作了《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三个文件明确提出当时文字改革的三个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它们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文字改革的纲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简化汉字。1956年1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人民日报》刊载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全文。《汉字简化方案》的与推行，是文字改革的重要成果，它在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文化水平，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1964年5月，经过修订的《简化字总表》。

4.整理异体字。异体字是形体不同但意义相同的字。吕叔湘先生说过，作为现代文字工具，异体字实在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应当彻底整理。1955年12月，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收异体字810组，淘汰异体字1055个。异体字的整理提高了汉字的规范化程度，减轻了学习和使用汉字的负担，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欢迎。

5.推广普通话。1955年10月，文字改革会议提出推广普通话的任务，明确了“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普方针。195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这是新中国推广汉民族共同语的纲领性文献。这个指示发出后，成立了中央推普委员会，教育部、文化部等部委相继发出通知，一场全民性的推普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6.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制定拼音方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大批语言学家投入拼音方案的研究。经过多次修订、完善，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是给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比历史上的其他拼音方案都要优秀，直到现在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1]。

二、拨乱反正时期（1977―1985）

1.《中国语文》复刊。十年“”，语言文字工作遭受重大损失。1978年，语言学界有重要地位的刊物《中国语文》复刊，标志着语言文字工作迈出了拨乱反正的步伐。

2.《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按照当时汉字要继续简化的指导思想，1977年12月，《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广泛征求意见，1978年陆续开始试用。后由于批评意见较多，停止试用，直到1986年被废止。“二简”出台较草率，试用急促，在汉字规范历史上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教训值得吸取。

3.《现代汉语词典》出版。根据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1956年开始编写《现代汉语词典》，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先后担任主编，1960年印出“试印本”，1978年出版第1版，到2012年已经出版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辞书，特别是它根据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断修订、完善，对现代汉语的规范化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4.继续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经过“”十年的破坏，奠基时期取得的语言文字成绩几乎损失殆尽，所以这一时期在努力恢复50年代制定的正确的语言文字大政方针，最重要的是两个：一是继续推广普通话，二是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入了宪法。

5.《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年12月，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联合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对普通话中异读词（有两种不同读法但意义相同的词）的读音进行了审定，这是推广普通话的一份重要的规范的文件。

6.“文改会”更名“国家语委”。1985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机构名称的改变，标志我们对语言文字工作的内涵认识的调整，由原来以“文字改革”为核心转变为以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为核心。新名称比原来名称覆盖范围更广，有利于统筹兼顾语言文字工作的各个方面。

三、稳步推进时期（1986―1999）

1.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1986年1月，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是距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30年后又一次载入当代语言文字史册重要会议。会议总结了前30年的语言文字工作，客观评价了语言文字工作成绩和失误，明确了今后语言文字工作的方向和任务[1]。

2.《简化字总表》重新。为了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在废止“二简”的同时，1986年10月，国家语委重新了《简化字总表》，本次的字表对1964年字表作了少量修订。重新《简化字总表》对巩固简化字地位、规范社会用字起到了积极作用。

3.一批语言文字字表、规范。为了进一步规范社会用字，国家语委等部门陆续了一批规范、字表。1988年3月，《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字）和《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500字），通用字规定了现代汉语用字的范围，常用字则明确了日常应用的汉字数量。两个字表在出版印刷和文化教育方面分别发挥着重要作用。《标点符号用法》（1951年制定，1990年修订）、《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等一批规范也相继。现代汉语的一些重要字表、主要规范，经过这一时期的建设，基本齐备，为新时期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创造了良好条件。

4.开展普通话测试，设立推普宣传周。新时期为了把推普活动推向纵深，1994年10月，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和广电部了《关于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的决定》，从1995年期，开始对教师、师范院校学生、播音员主持人进行普通话测试，在教师等特殊行业推行普通话持证上岗制度。1997年的国务院办公会决定，自1998年起，每年9月的第三周确定为推普宣传周。

四、实施长远语文战略时期（2000―）

进入21世纪，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开始着眼长远，统筹综合，进入语言文字长远战略时期。

1.《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00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努力营造规范的语言文字环境――祝贺我国第一部语言文字法诞生》。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是对过去数十年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一个肯定和总结，使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引领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进入长远战略时期。

2.制定国家语言文字“五年规划”。2001年7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印发的通知》（2001―2005），2007年4月印发《关于印发的通知》（2006―2010），表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像经济工作一样进入常规的“五年规划”时期。

3.《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常规。2006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召开新闻会，首次《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以后形成惯例，每年一次。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对我国当年语言文字工作的全面总结，目的是引导语言生活向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为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4.《通用规范汉字表》。为了适应信息时代语言生活发展的迫切需求和汉字规范发展的需要，教育部、国家语委于2001年启动了《规范汉字表》的研制工作。经过多次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等环节，2013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国务院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2]（国发[2013]23号）指出：

《通用规范汉字表》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各领域汉字应用需要的重要汉字规范。制定和实施《通用规范汉字表》，对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后，社会一般应用领域的汉字使用应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准，原有相关字表停止使用。

《通用规范汉字字表》对以往的汉字规范进行了全面整合，集众多字表于一表之中，调适了各规范之间相互矛盾的地方，用一个字表覆盖了以前多个字表的功能，使当今的汉字规范有了明确的统一标准，是当前汉字规范的最新标准。

参考文献：

[1]苏培成.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M].商务印书馆，2010.

汉字文化的研究报告篇2

90年代我国语言应用研究的主要特点与基本经验 姚亚平

对外汉语新闻听读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王新文

"对外汉语”之说不科学 鲁健骥

多元化智能论中的语文教学 王培光

论教学提问语的类型与功能 崔达送

"评点”的涵义和性质. 于立君，王安节

语境的制约功能及其表现形式 韩彩英

试论现代汉语"新借形词” 罗聿言

汉语语词在商品品牌名称中的运用 杨薇

三字格新词中"谓「名名词×××”格式的语义结构 王洁

中学生普通话水平的现状与对策 张先亮

潮汕方言与潮剧的形成 林伦伦

电子文本的简繁转换--关于简体古籍逆向工程的实验报告 郭小武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评介 王均

当代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读许嘉璐新著《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 朱瑞平

应用语言学的新天地--读冯志伟《应用语言学综论》 刘海涛

体态语研究的新成果--读身动学新著《体态语》 王葆华

推广普通话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 胡明扬

以规范标准建设为核心,开创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新局面 袁贵仁

《信息处理用词汇研究》九五项目结题汇报

歧义切分与专有名词识别软件 刘开瑛

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词类标记集规范 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计算语言学研究室

汉语词的概率语法属性描述 俞士汶，段慧明，朱学锋

面向信息处理的词汇语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董振东，董强

方言区普通话测评中的负面因素 杨云

初级阶段口语教学应重视成段表达能力的训练 李小丽

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感与口语流利性关系初探 张莉

语义模糊性的几种表现形式 吴振国

电话心理咨询导语:结构与功能 高一虹，龙迪

论词语叠连式不礼貌语言 丁崇明

命名与广告行为的语用分析 宗世海

谈公文语言运用的功利要求 方国雄

论导游语言的研究 韩荔华

《现代汉语词典》对异形词的整理及对当前词汇规范的启示 苏新春

略论字母词语的归属与规范 周健，张述娟，刘丽宁

范畴语法 冯志伟

一本好而切题的社会语言学著作--读郭熙著《中国社会语言学》 刘丹青

关于语境的构成与分类 王建华

国内学术会议消息四则

从色彩词的规范谈规范化工作中的语用原则 叶军

并列型标题各并列项的信息量问题 王成宇

香港书面汉语句法变异:粤语的移用、文言的保留及其他 石定栩，王灿龙，朱志瑜

国际学术会议消息三则

域内外汉语协调问题刍议 郭熙

中国大陆商标命名的世纪变迁 曾祥喜

语文现代化中的语文感 王培光

汉语"字/词"公众语感的测量 王立

立法技术中的几种语言表述问题 刘红婴

行政法律语病例析 周晓林

动词类义的抽象原则与方法--动词类义系列研究之二 郭曙纶

如何解决辞书中词性标注的分歧 马彪，邹韶华

语文辞书修订工作的基本特点--从《新华字典》的多次修订想到的 程荣

《现代汉语词典》四音节成语注音的按词分写问题 余桂林

再谈字母词的读音问题 李小华

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 李泉

教育部、国家语委下发《关于在教育系统试行〈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的通知》

继承与创新结合,知识与能力贯通--《现代汉语通论》读后 沈阳

再论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 王均

抓住机遇,扎实推进语文改革 --规范汉字及其拼写工具的完善 马庆株

汉语拼音方案修改意见综述 高燕

声调识别错误的统计分析 --语音输入软件测试报告之一 蒋平，吴振国

多音误读与语用频率的关系 杨华

论加强粤方言区普通话教育的研究 方小燕

"副+名"现象研究之研究 杨亦鸣，徐以中

与语气词规范有关的一些问题 齐沪扬

从日语的角度看汉语被动句的特点 杉村博文

试论教学语法的定位 张先亮

新时期语法变异现象研究述评 刁晏斌

颜色词的收词、释义和词性标注 李红印

"令尊"类词语用法的历史考察 周志锋

"一不留神"的非"防备危险或错误"用法探析 程邦雄

《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方言词的考察 刘晓梅

港台出版物中的"氏著" 汪化云

韵律单元边界特征的声学语音学研究 熊子瑜

汉语的七音节篇名 刘云

1994年以来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概述 王晖

吸纳百家自成一体--《文化语言学》(修订本)简评 程乐乐

第三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学术研讨会通知(第1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评周庆生等编译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 周明朗

汉字文化的研究报告篇3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大约在1952年初，倪海曙告诉我，早几年在苏联访问时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定具有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也停止推广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出台。

我写了一些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文章，发表在《语文知识》月刊上，作为选择或创造字母的参考，后来编成《字母的故事》一书，1952年出版。我体会到，一种字母成为民族形式，需要极长时期的实际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固定的民族形式。新创字母不难，但被广泛认可为民族形式极难。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国务院领导。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

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开幕。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时期，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三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

《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现在已难以找到。我大致记得是这样：参加文字改革会议的代表们看到一份征求意见的材料，有六种方案草稿，四种民族形式，一种拉丁字母形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四种民族形式草稿的设计者是：吴老（玉章）、丁西林、黎锦熙（改良注音字母）和委员会秘书处（陆志韦、郑林曦）。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这些草稿没有进行讨论。

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吴老向报告，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取得令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同意，并在中央开会通过。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和我三人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1.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2.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3.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4.“基欺希”由“格克赫”（g、k、h）变读。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的时候，除个人意见之外，还提出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实现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严格的“一音一母”原则，把初稿中六个双字母改为六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这样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于1956年2月12日由文改会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见多，反应非常热烈。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邮电部门说，即使中国造出有新字母的电报机，也难以叫外国都改用同样的电报机，中外设备不同，就无法通电报。

国内外群众来信共4300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结果形成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在1956年8月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第一式由“格克赫”（g、k、h）变读“基欺希”。第二式由“知吃识”（zh、ch、sh）变读“基欺希”。注音字母的“基欺希”有专用字母，不用变读法。新方案可否也用专用字母呢？一早就有人建议，用“j、q、x”代表“基欺希”，但是拼音方案委员会不敢贸然采用，因为“q、x”读作“欺希”跟外文（主要是英文）习惯不同，不仅英美人反对，读过英文的中国人也反对。

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基本音域”；第二层是“引申音域”；第三层是“特殊读音”。“q、x”读作“欺希”是“特殊读音”，这要谨慎从事。

拼音方案的制定是在十分慎重的情况下进行的。文改会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经国务院组织高级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汉字简化方案》如此，《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高级“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持。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由国务院在1957年12月11日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1958年2月11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三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

方案的名称从《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认为，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日本虽然让日语罗马字取得法定地位，但至今也没有在日本成为通用的文字。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

在1958年1月10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明确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政策，避免了无谓的争论。“拼音”不是“拼音文字”，它是汉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工作。

可是，“拼音”是不是“文字”的问题，有的群众却十分关心。不少希望有一个“文字”方案的热心群众，不断创制“文字”方案，寄到文改会。从1950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到1955年8月31日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前，共寄来655个“文字”方案。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拼音方案公布，又寄来1000多个“文字”方案。从1958年2月公布拼音方案到1980年，还寄来1667个“文字”方案。群众创制的“文字”方案共计有3300多个。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关心，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

中国制定拼音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地废除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斯拉夫字母。蒙古文也是如此更改了。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些同志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结为文字同盟。苏联前来我国讲学的语言学者也提出这种建议。据说，苏联一位副总理来到中国，跟副总理说，希望中苏采用相同的字母。副总理婉拒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

关于语音标准问题，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重新肯定1924年实行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方案。在此之前，拉丁化运动反对纯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拉接近“老国音”而不同于“新国音”，并且提倡方言拉丁化。这时候，拉丁化运动团体解散了，不再谈方言拉丁化。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19世纪后半叶我国就有人主张使用方言拼音文字。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不少人提出了具体意见和方案。劳乃宣提出了有名的“以南就北”的理论。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等同于苏联的民族语言。这些主张的共同特点是，只看到中国语言的分歧现象，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已经高涨，群众迫切要求从“书同文”向“语同音”前进。《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共同语的拼音方案，实践已经证明，它为推进全国各民族人民实现“语同音”的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

时至今日，还有人提出改进《汉语拼音方案》的建议。我十分注意这些建议。但是新的建议中很少是在20个世纪50年代没有仔细研究过的。略举数例如下：

拼音方案里的字母“迂”（u加两点）破坏了除调号以外不用符号的规则。“两点”上面再加调号。拼音方案委员会当时的考虑是：“迂”是个重要元音，需要有一个单独字母代表它。现在看来，这仍旧是一个问题。有人建议用“v”代表“迂”，经过研究，弊多而利少。还有人建议，用“yu”代表在音节“吕”“女”中的“迂”，作为“技术处理”，只在必要时候使用，并不改变方案，其他音节照旧不改，但是都省略两点。这或许是比较可行的建议。

舌尖元音要不要写，如何写，也是一个棘手问题。台湾地区注音符号第二式用“r”表示舌尖后元音，用“z”表示舌尖前元音。用这两个辅音字母代表元音，拼音方案委员会曾经做过试验，觉得不好，特别是上面还要加上调号。拼音方案委员会尝试过多种方法，包括省略不写，写无点“i”；写“ih”；写“y”，等等。只有现在的办法（写“-i”），比较符合原理，也方便实用。这种写法有语音历史变化和现代“十三辙”作为依据。

调号问题是一个难题。采用注音字母的调号，有历史经验可以依靠，而且跟欧洲文字的“分音符号”也相似，声调有原调，有变调，如何标呢？决定标原调，不标变调（变调可以在语音学书籍中用科学方法标记）。后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七八不”的标调方法是实用规范。

调号标在哪里，也是有争论的。标在音节末尾可以区别音节，但是过于松散。标在元音字母上面，能表示声调基本上是元音的音高变化。但是，“iu”“ui”这样的音节标在哪一个字母上面好呢？这个问题当时方案委员会并没有做出决定。现在标在后一字母上面，已经约定俗成。

问题很多，不能细谈。《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而且改掉一个缺点往往又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汉语的字母方案一百多年来的演变历程是：从国外方案（威妥玛式）到本国方案（注音字母），从民族形式（注音字母）到国际形式（国语罗马字），从内外不同（国内用注音字母，国外用威妥玛式）到内外一致（国内国外都用汉语拼音），从国家标准（国语罗马字、汉语拼音）到国际标准（汉语拼音：ISO7098）。这是一个日趋成熟的过程。

经验表明，《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座现代化的文化桥梁，它一方面方便人民大众学习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汉字文化的研究报告篇4

周先生说，虽然他所学专业是经济学，所从事的工作是金融、银行业。但是，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国语罗马字运动以及稍后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有了兴趣。上世纪20年代，留学日本回归的叶赖士在上海办了一个《语文》刊物。杂志刊载的文章很有意思，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于是从那时开始就给它写文章。因为是业余搞语文，文章自然很幼稚。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从苏联传播到中国。发起和推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主要是在苏联的瞿秋白和苏联人龙果夫。周先生说，瞿秋白的主导思想反对国语，主张各地方言写成方言文字。这样，各地产生了许多方言拉丁化，上海话有上海话的拉丁化。可是，上海同时推行北方话的拉丁化，叫做“北拉”。

周先生说，上海解放后又恢复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创办有新文字周刊和月刊，主持人是倪海曙。周先生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他常常写些有关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因为刊物很小，写的文章也很短，但有几篇文章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受到好评。比如，针对各地拉丁化的方案很不一致，一个字母在各地用法很不一样，甚至相互矛盾，周先生写了篇文章倡导各地可以有各地的拉丁化方案，但是这些方案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他在文章中把几种拉丁化方案做了比较，提出怎样使它们共同化。后来周先生把一些关于拉丁化、拼音文字研究的文章结合起来，写成《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由陈望道作序。

大约在1952年略早，倪海曙告诉周有光，到苏联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该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方案。这样，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动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倪海曙创办《语文知识》月刊，登载一些文字改革的研究文章，协助北京的设计工作。为了给中国文字研究拼音方案做参考，周有光在《语文知识》上陆续发表各国、各民族不同文字的类型。后来，汇编成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周先生强调说，一种文字成为民族形式，需要长时间的实际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公认的民族形式。创造字母不难，大家同意极难。新创字母很难得到公认是民族形式，国际形式用久了就成为民族形式了。例如，英文字母间接来自罗马，借用几百年后，英国人就认为这是英国的民族形式了。当时，周先生研究这个问题，是分门别类比较优点和缺点，得到的结论还是拉丁字母最好。因为拉丁字母从技术角度看，优点很多；从社会角度看，它的社会性、流通性最强大。中国制订拉丁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废除了列宁时代伊斯兰教民族在拉丁化运动中采用的拉丁字母，而通通改为斯拉夫字母。苏联瓦解后，上述民族又纷纷掀起拉丁化运动。蒙古文也是如此，先是在1944年改为斯拉夫字母，又在2006年改用拉丁字母。周有光先生说：“回头想想，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是正确的。”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国务院。“文改会”主任由中央委员吴玉章兼任，副主任是胡愈之。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主任由“文改会”主任兼任。委员：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赖士、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1955年秋，周有光先生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大会于10月15日开幕。会上，“文改会”秘书长叶赖士发言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时期，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稿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与会代表看到这份征求意见的材料，共有六种方案草稿，其中有四种民族形式；一种拉丁字母形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但是，会议代表对这些草稿没有进行讨论。

会议结束后，“文改会”希望周有光留下，不要回去。50年代中期，中国正处于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中，中央宣传建设新中国需要许多新工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他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很快就想通了。周先生留在“文改会”第一研究室做主任，这个研究室是研究拼音化的。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吴（玉章）老向报告，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得到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同意，并在中央开会通过。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重新制订罗马字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成员，主要有原来参加注音字母的人、参加国语罗马字的人、参加拉丁化新文字的人。研究起草方案时，多次对字母形式、音节拼定方式、语音标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热烈的争论。“文改会”指定叶赖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在大家存有诸多争论的前提下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

周先生说，三个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完全用现代的拉丁字母；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它附加符号；“基、欺、希”由“格、克、喝”（g、k、h）变读。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时，除个人意见外，还听取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顺应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严格“一音一母”原则，把初稿中六个双字母改为六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修改后，成为“双语拼音方案草稿”。删除“文字”二字，在拼音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了解叫它“文字”，它也不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草稿”，“文改会”于1956年2月12日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意多。反应的热烈程度无以复加。其中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国内国外群众来信4300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无奈，概括成为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1956年8月，“修正式”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周先生说，“经过多次研究、推敲，我们提出打破习惯，采用三个专用字母‘j、q、x’（基、欺、希）。”

拼音方案的制订是在十分慎重中进行的。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高级“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峙。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1957年12月11日由国务院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1958年12月11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三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方案中的声母和韵母，一半相当于国语罗马字，一半相当于拉丁化新文字，标调符号取自注音字母，构成一个“三合一”的混凝体。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成和祝贺，认为这是清末以来中国人自己创造汉语字母的最佳成果。但也有不同意见。例如：有人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为什么几个字母也不能创造自己的民族形式而要借用英文字母？有人说，拼音不能区分同音异形的汉字，应当仿照汉字把“清、蜻、鲭”等分别书写清楚。有人说，中国方言各地不同，用了拼音以后，中国就会像欧洲那样分裂为几十个国家！

在1958年1月10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申明，“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又说：“我们采用了拉丁字母，经过我们的调整，使它适应了汉语的需要之后，它已经成为我们自己的汉语拼音字母，已经不再是古拉丁的字母，更不是任何一个外国的字母了。字母是拼写语音的工具，我们用它来为我们服务，正像我们采用火车、轮船、汽车、飞机来为我们服务一样，正如我们采用阿拉伯数字来计算，采用公历来纪年，采用公里来表示距离，采用公斤来表示重量一样。”

周先生说，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外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中国从3500年前的甲骨文到近代，汉字数量积累到60000个以上，而书写现代汉语通用7000个汉字。长期以来一直缺少一套本民族的表音符号。直至1918年公布“注音字母”，才第一次有了表音符号。“注音字母”公布十年后，1928年又公布“国语罗马字”，正式开始了中国人自己推动的罗马化。1958年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以后，只用26个字母就可以为成千上万的汉字注音。从7000到26，多么巨大的变化！

周先生说，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太笨，“几个字母搞了三年！”何止三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审查和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又经过三年。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作出这个决定以前，有一个前奏曲。1972年周先生由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收到匈牙利拉多先生的来信，大意说：地名标准化会议讨论了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标准问题，有人主张以威妥玛式的标准；拉多先生在会议上提出，中国已经有法定的《汉语拼音方案》，中国地名问题不能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作出决定。

1975年，中国代表首次出席地名标准化会议在纽约举行的专家组会议（起初这些组织都是台湾方面参加）。提出中国地名应当以《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标准。1977年，地名标准化会议在雅典会议通过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地名的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规模仅次于“联合国”（UN）的国际组织。当中有一个部门，叫TC46（TC是技术委员会），它的研究范围包括语言文字。“国际标准化组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下，讨论汉语的罗马字拼写法标准问题已经多年了，但因为中国尚未参加该组织而迟迟未能作出决定。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波兰华沙举行“第46（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46）会议”。周有光等人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周先生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汉语的罗马字母拼写法：历史发展和汉语拼音方案》由教科文组织的英文杂志《信息科学、图书馆学和档案管理》发表（1979年第3期）。

1981年“第46技术委员会”在中国南京举行会议，审议“草案”最后文本，送请国际标准化组织同意，然后用通信方式请各会员国书面投票。1982年会员国投票通过。于是，《汉语拼音方案》成为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编号为“ISO―7098”。

周先生说：“花这么长的时间来仔细设计这套方案，不是无益的。如果当年留下一点马虎，今天会后患无穷。”

汉字文化的研究报告篇5

在正式撰写毕业论文之前，学生要写出开题报告，以便指导老师能根据学生对文献的综述和对所选论题的认识，确定其可行性。

开题报告是作者将自己初步选定的题目之内容、思想等，以书面形式向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导师和听众作一书面汇报和简要说明。

写开题报告目的：一是作者能将所选课题的内容框架、研究现状、选题意义、重难点和创新点、文化结构、主要引征材料及参考书目作一总体思路的勾划，作者对该选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进行有序的组合清理，为撰写毕业论文作好充分准备。二是作者能广泛听取他人的宝贵意见，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顺论文思路，使其结构更趋完整，内容更趋翔实。

开题报告的基本组成部分

1、毕业论文题目

论文题目用中英文撰写，汉语在前，英语在后。目的是限定毕业论文的大致范围和方向，即论题。应力求简明扼要，引人注目。一般不超过15—20字。必要时可使用副标题。

2、本选题的研究目的

以中学英语教学法方向为例，则须说明要解决英语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应是在教学实践中比较突出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或是前人从未解决的，并且能填补某一领域的空白的问题。

3、本选题在国内外同行业中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该选题曾作过哪些方面的相关研究，本课题在国内外研究中处于何等地位?是属于未开拓的领域，还是在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基础上作深层次的研究?国内外有哪些论文、论著涉及到本选题的内容?

4、研究本选题的动机及意义

提出本选题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提出这个选题?本选题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从理论的角度看，本选题有哪些方面的突破，其价值取向是什么?本选题与相关领域之间的关系如何?对英语教学会起什么作用?从实践的角度看，本选题是否有助于英语教师和学生把握教与学的动向，使人们在英语教与学的过程中少走弯路，是否有利于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5、本选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内容、重点和难点

本选题研究有哪几个重要观点，其特点是什么?研究的重点在哪几个方面?研究的难点在何处?怎样从理论与实践出发，对英语教学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如何结合英语教学实际对改进英语教学作对策思考?本选题有哪几个新观点?是否填补了国内外同行业研究中的空白?

6、本选题的撰写框架

框架可用提纲形式表述，一般构成如下：

引言：提出问题、摆明观点。

论点：分析问题与阐明自己的观点。大致包括：问题的原因及危害性;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理论上来论证问题的解决方法，并联系教学实际阐述解决问题的策略与做法。另外，利用实际数据作为论据，证明方法的有效性。

结论：通过对问题的分析论证，其结果如何?对人们在英语教与学中有何指导意义?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研究的?它还有什么不足之处?

参考书目：参考书目一般是英文参考书在前，中文参考书在后，以字母拼音顺序排列。

7、研究基础

作者在选择该题之前作过哪些方面的学习、研究或写过什么文章?说明能如期完成毕业论文撰写的理由。

8、研究方法

常见的研究方法包括：观察、调查、描述、实验、实证、文献、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经验总结、实践反思、测量、量化、行动研究、表列、图示、内容分析等方法。例如：实验的方法就是对英语教学班级进行实验对比;调查的方法就是通过调查表、询问、问答等形式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个课题根据具体情况可能需要一种或多种研究方法。

9、撰写步骤及阶段任务

包括：选题及开题报告初稿、正式开题报告及提纲、完成初稿、二稿、三稿、定稿等、何时论文答辩等。

开题报告中文范例

标题： 英语隐喻汉译

(On Translating English Metaphors into Chinese)

1) 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隐喻的研究在国外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其中以Lakoff & Johnson (1987)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而对于其汉译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国内对于隐喻的研究主要受Lakoff & Johnson理论的影响，其中以胡壮麟、朱永生为主要代表。在隐喻翻译的研究方面，李国南(1990)，胡文仲(1994)对于英汉成语或谚语中的习用性比喻的喻体进行过比较，并探讨了其翻译的途经。在近期出版的刊物中有对队喻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以徐莉娜的《隐喻的翻译》为主要代表。但其研究的范围也只是局限于文学、修辞用语的隐喻翻译。

2)本选题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意义：本选题突破了历来将隐喻的汉译局限在诗学、修辞学、文学等范畴。由于“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陈宏薇：1996)，翻译对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贡献的作用。我们对日常用语中隐喻的汉译研究应与英语语言文化背景的研究结合起来。

重点：本选题重在研究隐喻在英语日常用语中存在的普遍性、可译性及其翻译的方法。

难点：怎样从文化交际的角度对日常用语中的隐喻的汉译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创新点：研究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的汉译理论及其方法。

3)论文的结构及简要说明

1. 引言

2. 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存在的普遍性

2.1 隐喻的定义

2.2 关于隐喻研究的常用书语

2.3 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

3. 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的特点

3.1 日常用语中隐喻的分类

3.1.1 习用性隐语

3.1.2 新生隐喻

3.2 英语隐喻与汉语隐喻

3.3 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的可译性

4. 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译汉译

4.1 翻译的标准

4.2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难点

4.3 日常用语中隐语汉译的过程

4.4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基本方法及原则

5.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方法与技巧

5.1 直译法

5.2 意译法

5.3 转译法

5.4 直译和意译结合法

4) 参考书目

Brodkey, Linda. Review: The Language in Metaphors. ( College English Jan, v50 pp 89-94), 1988.

Jin Di & Eugene, A. Nida. On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Nida, Eugene A. & William, Reyburn. Meaning Across Cultures, Maryknoll of N.Y. Orbis Book, 1981.

…

陈宏薇 《新实用汉译英教程》，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陈文伯 《英语成语和汉语成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

5) 简要说明

汉字文化的研究报告篇6

关键词：类化；意符；声符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一、前言

汉字经历了从甲骨文到金文、战国文字、小篆直至楷书这一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一复杂而又规律的过程中，汉字的符号属性越来越明显，而原来的随意的图画属性则越来越弱直至消失。汉字的演变始终遵循着经济性和准确性两个原则。本着经济性的原则，汉字的体形构造总体上日趋简化；本着准确性的原则，很多汉字的形体构造个体上又趋于繁化。不管是简化还是繁化，都使得汉字的体系更加合理化、整齐化。使得汉字体系愈加完善途径有多种，类化即是其中一种重要的途径。

二、概念界定

“类化”一词，最早是语言学中的概念，是语言发展演变规律中的一种方式，也称为“类推作用”。它指的是在某种规则模式影响下，语法和词汇形式发生变化的过程或结果，即促使一些语言成分跟另外一些语言成分协调一致的作用。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它在所有语言的一切发展时期都起作用。将这一概念引入到汉字学的研究，或者说发现汉字的构字法及构字的演化历程中也存在类化的现象的是王力，他在《汉字的形态及其构字音读的类化法》一文中指出，汉字中有不少于语言学中类化法相似的类化情况。其后，赵诚、刘钊、李国英、周秀红、毛远明等诸位学者都对此进行了阐述。[1]

类化，即汉字的构字部件在音、义两方面呈现出的归类集中化得特点。汉字的类化现象分为广义的类化和狭义的类化，广义的类化指的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偏旁作为意符或音符与某一意义相关或读音相同相近的一群汉字相关联；即一群在意义或读音上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的部件固定的类化集中由某一个或几个偏旁来表示。如：有关花草一类的字多以“”为偏旁；有关树木一类的字多以“木”为偏旁；有关水一类的字多以“氵”或“灬”为偏旁；有关冰一类的字多以“冫”为偏旁。狭义的类化，指的是混合或统一偏旁的现象。如：“明”本从“月”、“肘”本从“肉”、“服”本从“周”，现在它们统一都从“月”，这无疑使得汉字的认读和书写都更加简便；而有些类化则使汉字的书写变得更加复杂，如“凤凰”本作“凤皇”，但是这也使得“皇”字的字义更加具体和准确。[2]本文的讨论范围为广义上的类化现象。

三、现象分类

汉字的广义上的类化现象包括义和音两个方面。

（一） 意符类化

以形示义为汉字造字的基本理念，即借用意符（类符）来标示和建构所记之词的类意义，建立汉字的类联系。类化即使汉字以形示义的重要手段。[3]由于汉字的观物取象，其形态各异，笔画字形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然后文字的发展需要的是固定的字形，即字形与字义要有稳定的对等关系。所以形态不同的意符在共同意义指向的制约下，会选择相同意符使之逐渐趋于统一。实现手段主要有两种：增加意符、改换已有的意符。“祭”本来写作“”，即“”，象手持鲜血淋淋之肉形，表示持肉祭祀，后期加“示’，旁做意符，成为了从示声的形声字。“祀”：“巳”（“”），为“子”（“”）的变形，古代祭祀时以小儿为神主，所以引申有祭祀义，后来“巳”字借为地支字，故加“示”旁分化出“祀”字以区别。“”：“告”（“”）本义为告诉、报告，引申为告祭，加“示”旁造“”字。“祝”：“兄”（“”）象人跪祷之形，后加“示”旁作“”。[4]在最初造字时，这几个字并没有共同的构字成分，但是在表意字向形声字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意符的类化功能，使这些字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表示祭祀意类的“示”旁做意符。以类相从，现在这几个字的字义都与祭祀有关。

在庞大的汉字体系中，有很多表示的意义很相近的意符，通常它们的形体也很相近。比如战国文字，文化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同一个字，各国都有不同的写法，还有俗字等，这就形成了“异体字”。而这种意义上的异体意符终要顺应汉字发展的潮流，朝着统一类化发展。某些不常用的意符终被那些常用的形近意符所取代，即改换意符。如：意符“”（“”），意义为兵器，与甲骨文中更为常见的表示兵器的意符“戈”（“”）意义相近。于是在金文中，从“”的字就逐渐类化为从“戈”，与其它从“戈”的字成为一组与兵器相关的符号系统。

（二） 声符类化

上古时代的先民观物取象、形象写词，以图画创造了汉字的雏形，这些图画文字在使用中愈加符号化，直至定型为象形文字，如：“土”字写作“”，“水”写作“”等。智慧的先民们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指事字和会意字。指事字，如：“上”字写作“”，“下”字写作“”等。会意字，如：“保”写作“”，“孕”写作“”等。但是，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仅能记录有具象性的事物，而无法记录无形可象的实词和表现语法组织关系的虚词。所以随着汉字的发展，出现了假借字，如：把“女”假借为第二人称代词“汝”。甲骨文中有百分之二十多都是假借字。庞大的假借字群体也就造成了大量一体多用的同音字。大量同音字的产生的混乱势必为文字的识记和交流造成阻碍。因而便产生了“以类附声”、“形声相益”的造字法，即主要采用有区别字义的形象特征为意符（类符）加在一组现有的表意字（也有少数形声字）上使之类化成为新字，用增强字的类符义的手段重建字词之间的意义联系，来继承和强化汉字的表意性。戴震：“古字多假借，后人始增偏旁。”“谐声以类附声，而更成字。”。[3]如：“戚”，本义指一种斧钺类的兵器，“戚”在古书中常假借为悲戚的“戚”，这个意义后来加类化符号“心”写成“”。[5]很多形声字的声符都是类化而来的。如：“飘”字、“漂”字、“嫖”字、“瓢”字、“缥”字和“瞟”字六个字同用一个声符“票”。

（三） 、环境类化

有些汉字多出现在某个固定的词语中，会受其前后汉字的影响进而字形上被其类化，即环境类化。这种类化现象只是是偶然的和小范围的。虽然它是由于受文字所记录的词的意义的感染而添加或改换意符，但是其使用范围只局限于该词表示的某一个义项中。最典型的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类化现象是连绵词。大多数绵联词是从历史上沿用下来的，它们在古书上常常表现为字无定形、一词多形，而后世往往趋向于偏旁的一致性。如：“逶迤”一词，在古文中有“委蛇、委佗、逶迤、倭迟、逶夷、委移、逶移、逶蛇、蛇、逶、威迟”等多种写法。还有一种很典型的环境类化现象：“凤凰”本作“凤皇”，“皇”字受“凤”字字形偏旁的影响，被其类化为“凰”。

四、作用影响

一种文字从产生到成熟势必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字逐渐的符号化、系统化。某个义项最终将会相对固定用某个意符来表示，某个读音也会相对固定用某个声符来表示。这方面，汉字的类化功不可没。汉字经过系统的类化，愈加准确生动的记录了中华文化，汉字的类化现象类化大大促进了汉字的简化，某一个类化偏旁的简化，往往意味着以这个偏旁为构字单位的众多的字都得到简化；而且这样的简化，使新旧字的形体有着整齐的对应关系。这大大帮助了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1] 李小希.纳西东巴文形声字意符类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2] 杜帆.从甲骨到小篆[D].青岛：青岛大学.2011

[3] 郭爱平.从“糸”字汇的类化看中国古代汉字文化[J].恩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4] 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1―42

[5] 张海媚.类化字产生的理据及其影响[J].安阳：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

汉字文化的研究报告篇7

关键词：书写困难 书写质量 写字与写作 评估标准 测量指标 发展心理语言学

分类号：G760

1 引言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国家教育进步测量报告（NAEP）和美国儿童健康发展报告（NICHD，2006）表明全美有67%的8年级学生和76%的12年级学生在书写方面不达标；10%到34%的学生存在书写困难。在我国，儿童的书写能力研究没有像美国那样以数据为依据的报告，但零散的研究表明至少有16%到25%的儿童存在书写困难。帮助学生提升书写质量，有针对性地矫正书写困难成为当前语言、教育、心理、认知神经、临床医学等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下面首先提出如何认定书写困难，然后建立提升书写质量的理论框架，最后利用实证数据验证理论框架的客观合理性及其教育矫正的可行性。

2 书写困难的认定

2.1 书写困难认定研究进展

对于书写困难的认定，国内外学者一直莫衷一是。自1867年Ogle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后，国外学者的研究都是基于拼音语系的，对于分属藏汉语系的汉语书写障碍研究只有二、三十年，体系很不完整。

在国外，1881年Exner提出语言优势半球额中回后部为书写中枢，称Exner区。这一概念曾被引用多年，但至今无足够证据支持此观点。1898年，Bastian将失语症的模式引入。1914年，Deierine认为将书写中枢与Broea中枢看作一致的观点是完全混淆的。自1969年以来Leischer等许多学者对“纯书写困难”是否存在表示怀疑。1981年，Shallice又将书写障碍分为词汇和语音两大类。1985年，Benson等人结合临床及神经心理学特征提出了失语性、非失语性和过写症三种书写障碍。

在国内，1981年王新德首次报告了单纯失写症，之后国内关于失写症的报道极少，且多数为个案报道。最近，刘晓加等人（1996）从临床医学角度、刘洁等人（2008）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对成年脑损伤者进行了书写困难机制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个案分析，对普遍提升中国儿童的书写能力不具代表性、普适性和针对性。

2.2 书写困难认定的认知神经科学观点

1987年Cararaazza等人提出了字位缓冲系（graphenile-buffer）的概念，认为其是内部语言提呈的临时储存系统，并构建了拼写模式的功能性结构框架，这大大推动了对拼音文字书写困难的认定。鉴于阅读过程可以分为词汇过程和语音过程，Beauvois（1981）提出书写过程与阅读过程一样也有两个过程，即语音性书写过程和词汇性书写过程。语音性失写症的特点是对意义相关词的替代，表现为对书写符合拼音规则的词和可拼音的非词有困难，保留词汇书写能力；词汇性失写症的特点是对语音相似词的替代，表现为书写熟悉的词有困难，而书写符合拼音规则词和可拼音的非词比书写不规则词要好。按照这种分类的逻辑，Gubby&de Klerk（1995）也对失写症进行了分类，并列出了几种测试评估手段及标准，用来迅速确定是哪类失写症，（见表1）。

对于汉字书写障碍的认定，只有个案的归纳。刘晓加等人（1998）通过对18例失写症的临床观察，归纳了六类失写症。（1）失语性失写：构字障碍表现为书写字形结构的各种缺陷，如笔划、偏旁的遗漏、添加或错误替代，甚至产生符合汉字形体规则、但汉字中所没有的新字，根据字义进行象形造字，有的将字形完全遗忘；字词错写表现为书写字形结构正确，但非作业所要求的字，包括字形替代、字音替代、字义替代（包括近义替代和反义替代）及无关替代；语法错误表现为选词不当和语序混乱。（2）惰性失写：表现为在执行书写时不能按刺激改变进行相应的书写改变，往往是重复书写同一内容，自知错误又难以改正，以致于被迫停止书写。（3）视空间性失写：表现为写出的文字笔划、偏旁正确但位置错误，整个书写材料偏于纸张一边，甚至写到纸张以外的地方。（4）失用性失写：表现为知道字该如何写，能够口述字的偏旁组成，但书写笔迹极端笨拙，虽然写出的材料按行逐字排列，却无法辨认出正确的字形。（5）镜像书写：表现为写出的文字左右逆转，分部分镜像和完全镜像两种，前者为文字的左右偏旁位置交换，但每个偏旁是正像的，后者为整个文字的左右翻转。（6）完全性失写：表现为不能写出任何汉字和偏旁。

2.3 书写困难认定的心理语言学观点

借鉴英语发展性阅读困难的研究方法，书写困难认定的心理语言学观点认为，要用阅读困难测量和干预反应模型（RTI）的逻辑，来剖析认知因素对语言能力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随年龄的发展规律，即静态因素分析和动态潜变量分析手段相结合。

对于英语的发展性阅读困难研究主要是探讨个体差异和发展性变化，侧重点在于语音意识、正字法意识或双重加工意识的教育矫正。Bush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几大阅读中心和Obama总统领导下的学习困难中心主要是对学生的读写困难进行测量、课程干预、成绩监控，最后得出哪种干预机制更为有效。

但是中文不同于英语等拼音文字，具有独特的书写特点和组词造句规律，因此研究中文的书写能力，必须从影响书写的两个层面（低水平字词层面和高水平写作层面）各六个认知维度（词汇、语义、语音、词形、字形缓冲器、动觉）进行探究。我们采用书写静态动态因素分析加反应监控三结合手段，解释了影响中国儿童书写个性化和发展性差异的因素，科学地验证了提升书写质量的六个维度的标准，并发现了阅读对书写的中介影响作用。囿于篇幅限制，下面针对书写质量低水平字词层面的测量和因素分析进行汇报，书写能力高水平写作层面的因素分析见本课题组的研究论文。

3 书写质量评估

3.1 书写质量研究进展

按照发展心理语言学的视角，书写质量可以分为低水平的写字质量和高水平的写作质量。写字质量研究始于20世纪80—90年代的美国，研究内容包括以Graham为代表的书写速度、书写可读性、书写笔迹风格；ziviani等的握笔力度；Heidi等的眼手协调动觉能力；Beringer的元语言意识（如命名速度，语素意识）和写作障碍儿童的书面语言能力研究。

写作质量研究可追溯到Hayes&Flower（1980）有关写作能力的构建，主要探讨哪些因素能提高写作能力，如工作记忆能力、阅读能力、抄写流利程度以及写作干预模式。最近的研究热点是写作能力的发展性差异、个性差异、跨语言迁移水平以及低层次的书写能力如何影响高层次的写作水平。比如笔者研究认为书写的流利程度影响写作的质量，这是因为写字流利程度高的儿童能够解放出更多的工作记忆，用来进行整体构思、将思想转换为文字和进行书写监控等思维过程。

3.2 书写质量评估的理论框架

国家语委正在研制汉字规范书写等级标准，预计2013年将出台。汉字书写等级标准的划分要考虑到汉字书写的笔画、笔顺、间架结构、偏旁部首、字体的清楚程度、结构和美观等。这说明，对于汉字书写质量一直没有成文的规定，更没有以数据为依据的实证研究，来回答到底哪些因素影响汉字书写的质量，这些因素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根据影响汉字书写因素的生理和行为因素，建立了六维度指标（见表2），一到五维度都是0-1编码，第六个维度是连续变量。

4 书写质量评估的实证基础

鉴于国内外学者对于汉语书写困难的认定一直没有定论，我们的研究通过对我国低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小学生书写与听写最基础性书写能力进行普遍性调查，旨在揭示影响我国汉语儿童书写质量之低层次字词书写能力方面的生理和认知行为因素，是一次开创性的尝试。

研究假设如下：（1）影响字词书写质量的因素有六个维度，每个维度对书写的整体规范性评估都有显著性影响。（2）影响字词书写质量的六个维度具有年龄效应。（3）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可建立拟合度好且普遍适用于两个年级的书写质量评估模型。（4）通过优势分析法可以得到各预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排序，并且具有年龄差异性。

实验考查了宁波市某小学所有二、三年级学生，实际测量人数分别为289人和281人。测量内容包括书写、笔顺书写和听写测试，书写测试被全程录像用于维度1和2的编码分析，笔顺书写和听写内容完全一样，一共包含20个含有所有基本笔画的汉字，首先进行听写然后进行笔顺书写。听写时有语义提示，笔顺书写是根据给出的汉字进行一笔一划的书写。听写结果被用于维度4和5的编码分析，笔顺书写被用于维度3的编码分析。维度1-5都是0-1编码，0为不达标或不合理，1为达标或合理。维度6是学生在一分钟内完成笔画抄写和汉字抄写的数量。实验结束后由班主任和本课题组的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对学生的书写结果进行判分，同时对听写测试的所有20个字分别进行1-5的整体规范性打分。由于0-1编码误差很小，所以所有变量的判分一致性都达到95%以上，整体规范性变量的打分一致性为74%。

对数据采用了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优势分析两步骤，验证性因素分析用于验证六维度模型的拟合度，优势分析主要考察六个维度对学生书写整体规范性影响的重要性排序。优势分析是近年来Budescu等人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确定多元回归方程中各预测变量相对重要性的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优势分析突出的特点是，可以全面比较在由全模型所衍生出来的所有子模型情况下，各预测变量（X1，X…XP）在解释或预测标准变量y时，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表3列出了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度指标数据。这个六维度模型对于二年级数据是充分拟合，对于三年级数据是完全拟合。这说明首先理论模型是合理的，而且高年级比低年级的更好，由于测量不变性在研究中不涉及，所以在这里没有报告。下一步可以进一步分析跨年龄各个维度差异的测量不变性问题。

以整体书写规范为最终因变量的优势分析结果表明，笔顺笔画对于两个年级都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二年级汉字结构能力重于用笔力度，对于三年级用笔力度重于汉字结构，然后依次为坐姿、握笔和书写速度。这说明影响两个年级学生书写质量的最重要因素是学生能否书写汉字的正确笔顺并且合理规范地产出笔画；从数据上看，二年级学生的用笔力度远远低于三年级，可以推断影响三年级汉字质量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用笔力度，因为运笔力度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经过一定的书写训练、是否会收放自如的运笔；汉字结构能力排第三位，说明是否能合理安排田字格的空间以及各笔画之间的位置都会影响汉字的书写质量。最后有两点有趣的发现，一是影响汉字的生理因素，即坐姿和握笔姿势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起到主要作用；二是汉字书写速度越快，产出的汉字反而越差，这说明由于二三年级的儿童还不会连笔写字，因此他们写出的潦草汉字是没有达到汉字质量标准的。未来的研究有必要对更高年级的学生，甚至大学生和成年人进行类似的测量，观察影响书写质量优势分析结构的跨年龄变化。

5 总结

书写困难研究在国外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我国也有二三十年了，但是囿于传统的认知神经科学视角，只能对特殊的个案进行分析或矫正，非常不具有普适性。发展心理语言学视角则采用测量干预反应机制，关注的一直是阅读困难，而忽略了书写困难。本研究认为，在以书写能力为因变量的研究中，应该定量控制相关认知技能的影响因素，通过测量对比和排查发现不达标的特殊群体的共同特征，从而最终建立一套适合大多数人提高汉字书写质量的矫正课程或训练手段。

对于书写困难的认定，认知神经观认为失写分为失语性失写症、失用性失写症和机械性失写症；心理语言学观认为需要进行两个层面（低水平字词层面和高水平写作层面）各六个认知维度（词汇、语义、语音、词形、字形缓冲器、动觉）的测量之后发现各个维度上表现低于正常水平的儿童，才能认定是书写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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