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本文分别论述了不同地域、不同学习目的及不同年龄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过程中的文化学习状况，教师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突出实际教学中文化渗透的方法手段，以期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科学化、合理化。

语言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文化渗透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存在着差异，可能会造成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的偏误，造成语言行为的障碍。本文针对外国留学生中不同地域、不同学习目的及不同年龄的区别，提出与之相对应的文化渗透的教学方法，以期解决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对于不同地域的学生，教师根据其语言特征加以区分进行教学实践

属于非汉字文化圈的欧美留学生因为母语的影响，已经有一套自己的母语思维及表达方式，由于汉字和拼音文字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体系，拼音文字为表音文字，主要依靠听觉感知，汉字属于音义结合的信息量丰富文字。对于母语为拼音文字体系的留学生来说，他们习惯于听说，不注重读写，因此会导致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受限制。针对此类学生特点，不能急于将汉字体系灌输给学生，否则会造成学生心理负担，从而产生对中国文化的抵触心理，打击学生积极性，教师应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听说优势及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的优势，由简到难，通过模拟对话的方式在实际教学语境之中让学生理解中国的文化，也可利用图片、多媒体教学等直观形象的教学方法，增加他们探索传统文化的兴趣，通过介绍有影响的旅游风景名胜，将其中的文化内容贯穿其中，让学生生动活泼地理解中国文化。

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韩留学生对汉字有着强烈的字感，其本国文字书面语中有许多借用的汉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曾对众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的许多国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些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大量地吸收了中国文化营养，因此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他们能够通过自我激活的方式充分利用母语中所学到的汉字来加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这些学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进行更多的实际练习，通过阅读、看电影、汉字书写比赛等方式充实学生的记忆库，逐渐丰富学生的汉字信息，积累汉字量，扩展文化知识面，使学生深人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熟悉中国文化并尝试运用在现实交际中。

根据来华学生的学习目的不同，教师可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有的学生学习汉语是为了将来能从事与汉语有关的工作。对于这类学生教师要先帮助学生过语言关，着重锻炼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设置环境进行模拟对话练习，教学过程中语言教学不是独立的，而是伴随着文化的渗透，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中接触、面对并要运用中国文化进行交际是不可避免的，这需要学生理解中国文化并尝试适应它，教师可通过场景模拟、指导学生主动与中国人交际等方式让学生更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

有的学生学习汉语完全是个人兴趣爱好，抱着充实自己的目的来到中国，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于这类的学生，提倡兴趣学习，教师可积极利用图片展览、实地参观等方式可以减少学生开始学习的焦虑，刺激学生的学习兴奋点，实现愉快学习情绪，使学生在提高汉语基础的情况下，自觉阅读大量历史、文化、地理等书籍，让中国文化在学生的自然学习状态下渗透。除此还可结合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突出跨时空特点，变平面教学为多元立体化教学，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

有的学生以学习汉语语言为桥梁在中国上大学，学习各类专业知识。这类学生学习的侧重点是语言，常常会忽略中国文化的学习。对于这类学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巧妙地进行文化的灌输，针对学生将要学习的专业情况，通过讲故事、说新闻、看记录片等方式使学生不仅能够学习语言，在无形中潜移默化的了解文化。

根据学生的年龄不同，由接受能力决定教学方法

对于年龄较小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接受能力、模仿能力都很强，但因为年龄偏小，面对本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时，可能会出现无法理解的现象，有可能放弃汉语和汉语文化的学习。因此，对于这类学生，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设置游戏环节、竞赛模式，将文化知识贯穿于这类方法之中，活跃课堂气氛，增强课堂的趣味性，使学生在娱乐中理解中国文化的点滴内容。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有着较强的自控能力和判断能力，自己也有一套成型的学习方法，对于文化冲突，他们的反应很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就是认为自己本土文化一切都好，外来文化难以接受，这对于教学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于这类学生，教师不能要求学生必须接受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应采取渐进的对比式教学方式，应通过对学生学习语言的规律、智力、学能、学习策略，还有情感因素、动机和态度、性格等等，有选择的进行文化引导，使学生在自己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对比的认识中国文化，理解文化差异，达到教与学的平衡状态。

对于年龄较大的成年人来说，由于生活阅历丰富，对汉语文化理解较为容易，这类学生能够积极汲取中国文化的长处，自觉学习，对于这类学生教师应鼓励他们增强自信心，扩展知识面，可适当进行拓展练习，为学生补充更多的内容，充实学生的文化信息，提高学生文化修养，使学生自如地将所学内容运用于生活之中。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汉字 东亚文化圈 日本 韩国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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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大昌.《语言与文化》[M].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赵峰.《汉字学概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

[4]何九盈、胡双宝、张猛.《汉字文化大观》[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

[5]凌加杰.《汉字现代化之路》[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

[6]马曼曼（2008）.中西文字文化传承功能之比较研究[C].湖北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7]刘伟（2009）.汉字和汉语的关系[C].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8]宋之贤（2003）.论汉﹑韩﹑日语言循环影响与规律[C].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东语系亚非语言文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9]陈辉（2006）.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C].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10]尹铁超（2010）.论文字在文明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C].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史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11]俞新天（1996）.东亚文化研究的意义[J].社会科学，第10期

[12]周有光（2000）.中国和汉字文化圈[J].群言，第1期

[13]周有光（2000）.朝鲜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2期

[14]周有光（2000）.日本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3期

[15]周有光（2000）.越南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4期

[16]许征（2000）.汉字的产生、演变与发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7]周有光（2000）.汉字文化向邻国的传播[J].教师博览，第5期

[18]史继忠（2001）.论汉字文化圈[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9]李虎（2002）.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J].东疆学刊，第4期

[20]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J].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21]孔刃非（2004）.汉字起源观念的文化审思[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3月

[2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23]许孝梅（2004）.“汉字文化圈”浅析[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第4期

[24]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25]林龙飞（2006）.东亚汉字文化圈及其形成论析[J].东南亚纵横，第8期

[26]戴永芳（2009）.浅谈汉字的文化价值[J].昌吉学院学报，第1期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2011～2015年 文化语言学 综述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刘冬雪.文化语言学初探[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6）.

[4]闹尔吉.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汉字；诗性；庞德；《华夏集》；《诗章》

作为20世纪的美国诗人，庞德以意象派诗歌创作而家喻户晓，而庞德也是20世纪对中国诗最热情的诗人，同样对于汉字的痴迷造就了庞德的诗作《华夏集》和《诗章》，这两本著作也成为后世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读之作。在品读这两部著作时我们可以从庞德的译作中看到他在诗歌的创作中借鉴了大量的中国汉字，不仅借鉴了汉字，更重要的是从翻译中我们深入了解到了汉字的诗性思维。

一、庞德的汉字情结

庞德的汉字情结与厄尔斯特·费诺罗萨有着密切的关系。1908年,厄尔斯特·费诺罗萨去世，他的妻子为了能将费诺罗萨的中国诗笔记出版，于是她便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诗人能将他丈夫的笔记翻译出来，这个人就是庞德。虽然庞德很早前就接触过汉字，但他真正开始认真地研究汉字是这个时候，从整理费诺罗萨笔记的过程中开始的。庞德不认识汉字，但却根据费诺罗萨笔记手稿（每首诗都有汉文，并用日语标注读音，还有义译和讲解），全身心的投入到翻译中来，于1914年出版中国诗集《华夏集》。1921年，庞德整理出版了费诺罗萨生前撰写的论文《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汉字》（The Chinese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正是这篇论文引起了庞德对汉字和中国文化极大的兴趣，正是从这篇文章中他陷入了对汉字深深的痴迷中，费诺罗萨的这篇论文也让庞德得知汉字是诗化的语言,从而阐发了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1917年，《诗章》首篇创作，后来庞德不断为其增添翻译作品，这部长达120篇的《诗章》是庞德的毕生之作。

在对费诺罗萨笔记的整理翻译过程中，庞德认为“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意象”，一个表意汉字是往往由几个不同的表意部分组成的，而这几个部分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诗歌符号。汉字在庞德眼中是一种表义图形文字，而一个表意汉字不是图像的表达，如“旦”字所呈现的正如太阳升起到地平线之上的图像，就是意念的表达；“信”字由“人”和“言”组成，表达出的意念是一个人对自己说出的话忠实。这就是“表意汉字学”，庞德自己也声明：“如果我对文学批评有任何贡献的话，那就是我介绍了表意文字体系” ①。

二、汉字诗性思维的表现

1.汉字的表象性

众所周知，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 这是一切文字的根本属性,。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表意文字,字形构造是它的本体,它用形象具体的形式表达抽象一般的内容。著名的文字学家唐兰对汉字的这一特质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文字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想、活动、认识活动”。②汉字的六书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与转注，根据庞德的“表意汉字学”，我们就可以看出，庞德对汉语的兴趣主要在于汉字中的象形字、会意字，特别是合意型汉字, 即合体会意字。为什么庞德的汉字兴趣只局限于这两种构字形式呢？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可以得知，象形字、会意字充满了诗性因素——意象性。在庞德眼中，一个汉字不再只是一个字，而更像是一幅画。费诺罗萨也认为：“最初的汉字是自然界中物品和动作的图形表现” ③。比如一个短句：人見馬。“人”字宛如人的形体,好似由人的双腿支撑；“見”字上方是个“目”字，就像眼睛的图像；“馬”字如四条腿正呈奔腾之状,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三个汉字组成的意象并置呈现出自然过程中的三个动态间相互顺序，给人时间上连续感和强烈的空间感，形成一种栩栩如生的图画式的意象。汉字的优点就在于，即“汉字充满动感，……，接近自然”。从汉字中，庞德发现汉字具有简洁、生动、形象、具体、意义深远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正是对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用图达意”的汉字使得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诗性的思维特征，就如庞德著名的“意象说”：“一个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④ 汉字自身具有的特殊意象性质与庞德寻找的意象的特点不谋而合，因为汉字既表达意象，又表达观念；既清晰生动，又传情达意，汉字的这些优点在庞德的诗歌翻译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在《诗章》凡一百一十七章,内有汉字147个。据赵毅衡先生在《诗神远游》中的统计，“《诗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庞德嵌入的无数汉字中，用了五次以上的汉字有十四个”。⑤庞德认为把汉字写在诗中恰当的地方,能够加强语言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加深理解诗句所含的哲理的意味。这种以字代义、以象表情的手法,让读者通过对对汉字的感性和理性的双重认识来更加深刻直观地理解把握艰深的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这样翻译成的诗歌不仅保留了汉字原本的意象性，而且使得诗歌更加具有特殊的艺术美学。在翻译《中庸》时，庞德认为“中”字是“一个动作过程，一个某物围绕旋转的轴，因此将《中庸》译为《不动摇的枢纽》（Unwobbling Pivot）,“君子而时中”就译为“The master man’s axis does not wobble ”。⑥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汉语成语足汉语词汇系统的特殊部分。中国文化在成语的生成和使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语修辞现象即根源于中国文化。本文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审美情趣以及汉语与汉字的特点等多角度探讨了成语、修辞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不少成语是语言中的活化石，它们大都来源于古代，贯用于古今，承载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汉语成语数量大、内容丰富、使用普遍，反映了汉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成语的产生与使用也是汉族人民修辞活动的一部分。本文试图从文化背景角度对成语与修辞作些探讨。

1成语与修辞密切相关

成语与修辞密切相关，有三层含义:

1.1成语是修辞活动的产物

《周易》说:“修辞立其诚”。修辞立其诚，主要体现在语言交际双方要有“合作精神”。语言交际双方都有双向沟通情感和信息的良好愿望，组织或调整自己的话语，把交际活动进行下去。这就要求语言表达要有表现力和说服力。于是人们常常采用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即修辞技巧的运用。这些修辞技巧有的十分精妙准确，为后代人们一再模仿沿用，久而久之，就出现一批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词组或句子。成语就是其中沿用至今、具有特殊含义的固定词组。

1.2运用成语本身就是一种修辞现象

人们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为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常常选用一些富于表现力的句式或语言材料。成语是一种既富于表现力又简洁通用的“语言材料”，所以被人们普遍使用。因此，从广义上说，“运用成语”也是一种修辞方式。

1.3成语是多种修辞方式运用的成果

成语的生成、构造或使用牵涉到许多修辞方式，系统研究成语，可以发现许多修辞方式的影子。例如，如鱼得水(比喻)，移风易俗(对偶)，国破家亡(互文)，磨刀霍霍(摹状)，白山黑水(借代)，而立之年(割裂)，千钧一发(夸张)，阮囊羞涩(用典)，老死沟壑(委婉)，瓜字初分(隐语)，逃(桃)之夭夭(双关)，关门大吉(反语)。

研究修辞方式在成语中的运用，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2成语修辞的文化机制

2.1务实精神与具象思维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发达，铸定了中国文化具体务实的传统。章太炎所说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较准确地刻画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重实际而默玄想”的民族性格}z}。这也影到了中国人的说话方式，简洁具体，有理有据。这个“理据”往往指的是生活事实的验证和古圣先贤的经典论述。

这种具象思维，使人们在言语活动中，遇到稍微抽象的东西，就把它具体化。汉语成语多用比喻、摹状，就是这种具体化的反映。“危如累卵”(比喻)让人头脑中浮现出“许多鸡蛋垒在一块儿，随时可能崩塌”的画面。“磨刀霍霍”(摹状)使人仿佛看到奋力磨刀的样子，听到磨刀的声音。

这种具象思维，也使人们想把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中国人素来“崇古”，古圣先贤的语言、古人的事迹，都被时间赋予了经典的地位。于是人们说话作文，总喜欢引经据典。许多成语既是人们引经据典的成果，也是后人经常引用的“经典”。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阮囊羞涩”(古人事迹)。

2.2喜新求异、含蓄委婉的文化心理

古人在具体务实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又有追求遣词造句的新颖奇特的心理。韩愈在《答李诩书》中提出“惟陈言之务去”，主张语言运用力求独创、新颖。可见，喜新求异是汉语修辞活动的一个传统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中国人以含而不露为美，喜欢含蓄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两方面都要求语言交际时“换一种说法”。古代的文人雅士，说话作文时追求“雅言”、“美辞”，创造出许多打破常规的表达方式，促使一些修辞方式的产生和推广。我们可以在许多成语中看到这些修辞方式的运用。

例如，说“贫困、没钱”平淡无奇，就用典故“阮囊羞涩”(用典);用“白山黑水”代“东北”，用“苍山洱海”代“云南”(借代);截取孔子的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的“而立”、“不惑”造出成语“而立之年”、“年届不惑”等(割裂);“瓜字初分”旧指女子十六岁，就是拆“瓜”为“二”“八”、蕴“二八一十六”之意(隐语)。儒家文化讲“礼”，“尊人抑己”，许多成语都有这种色彩。如“客人来了”，说“大驾光临”，自家因此“蓬草增辉”。“自己死了”谦称“老死沟壑，’(委婉)。另外中国人也不乏幽默的细胞，“逃跑”说成“逃(桃)之夭夭”;“不得不关门停业”说成“关门大吉”(反语)。夸张修辞格直接创造了非现实的诡异画面，如“气吞山河”、“天翻地覆”。

2.3均衡对称的审美情趣

均衡是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汉族人民修辞活动中的一种审美情趣。中国传统思维有一种朴素的辩证观，即以二元对待的观点来看待、分析事物，重视事物的关联、对立及其变化。故在语言表达时，常用字数相等、结构相似的语词表达相同、相反或相关的意思。成语中运用对偶、互文、双关、借代，就是这种均衡对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成语内部语素对偶、互文，前后对照，互相补充，相辅相成。成语字面意思与实际意思，通过双关、借代巧妙联系，有虚实映衬之美。

汉语成语多采用“四字格”，就是因为“四字格”四个字两两相对，完全符合均衡对称的审美要求。

2.4汉语与汉字的结构特点

汉字是表意文字体系。汉字形音义的特点是成语修辞的基础。方块汉字，有立体感;字字分写，形式整齐;元音辅音相间，音节分明、洪亮，有节奏感，容易形成“四字一组”的成语。四个字两两相对，非常适合对偶、互文。汉语中同音词大量存在，有利于构造谐音双关。汉字字字分写，可以随意截取，重新组合，适合用典、借代、割裂等辞格的运用。汉字形体由有意义的部件“拼装”而成，可以通过“析字”构造隐语。

3结语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刘若愚；费诺罗萨；汉字；海外的汉学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

海外汉学，作为国外学者研治中国文化的一门学问，因与中国国内的学术研究有着共通之研究对象，故可视为中外文化交通、中国文化海外传布的重要路径。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观瞩较早如莫东寅之《汉学发达史》，然系统与规模性的爬梳与研治则当肇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文献译介始，而后步入学术史梳理阶段，进而在坚守“本土意识”基础上初步尝试与海外汉学展开对话。但如何有效地进行对话，继而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下推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此无疑是当下海外汉学研究所亟须回应的问题。藉于此，本文尝试以刘若愚与费诺罗萨关于汉字的“二度邂逅”为个案，揭橥这一学案对于国内的汉学研究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某些启示。

一、二度邂逅的过程描述

刘若愚（JamesLiu，一九二六-一九八六），美国华裔学者，早年负笈海外，后寓留美国高校任教；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FranciscoFenollosa，一八五三-一九八），美国本土汉学家、东方学者。二者同为二十世纪知名汉学家，但生命轨迹并无交叠，此处“二度邂逅”是指刘若愚对费诺罗萨文中所提出的关涉汉字的同一汉学观点先后两次态度迥异的评断。费诺罗萨长期旅居东瀛，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以及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政治经济学、哲学与英国文学。与此期间，亦致力于探究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艺术，并曾在日本汉学家森槐南（KainanMori）指导下研习汉语与汉诗，希冀为西方文学艺术寻得某些东方资源。正如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Pound）所言，“他的头脑中总是充满了东西艺术之间异同的比较。对其而说，异国的东西总是颇有裨益。他盼望见到一个美国的文艺复兴”。①费诺罗萨通过对东方文艺差异性现象的观照，试图探寻一种诉诸于视觉的形象语言，抑或说是一种视觉诗，从而使得读者可以自由体验艺术家的独特匠心。在费诺罗萨观来，艺术需要的是综合思维，而非西方的分析性思维。综合性思维不需要抽象语言，而是需要一种包孕性的语言；一些富于趣味、意义隽永的语词，其中心充荷着丰富的意义，一如原子之核，爆发后向广袤无垠的的四周放射光辉。在费诺罗萨看来，西方的拼音文字由于受制于语法、逻辑等要素，故而过多地重于分析与抽象；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却包含有一个栩栩如生、可触可见的感性世界，本身即是一首天然的诗。于是在临终前不久，费氏写下了题为《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TheChineseWrittenCharacterasaMediumforPoetry）一文，对汉字的所谓“形象化”大加称道，指出“汉字的表记远不仅仅是任意的符号，其基础是记录自然运动的一种生动的速记图画（shorthandpicture）”②，自然是不断运动的，因此汉字呈现的是自然物体运动的图画。费氏进一步举例说，意为“说话”的表意字“言”，是“一张嘴”，有一个“二”字和一团火从中飞出；而意为“困难地生长”的表意字“芚”，是“一棵草带着盘曲的根”。尤其是，当我们从单纯的起始性的图画进到复合字时，这种存在于大自然和汉字中的动词品质，便更为引人注目，更加富于诗意。在这种复合中，两个事物叠加并不产生第三物，而是暗示两者之间一种根本性的关系。例如，意为“集体用餐伙伴”的表意字“伙”是一个人加一堆火；“春”字的字形显示了太阳底下万物萌发；“東”表示太阳的符号绞缠在树枝中。“男”是“稻田”加上“力”；“洀”是“船”加上“水”，水波。

费诺罗萨此文及其他一些手稿后由其遗孀交付诗人庞德整理，发表在一九一九年的《小评论》上；一九三六年，庞德又在此文前附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将之以单行本形式刊行。经庞德大力扇之，费氏这篇文章成为蛮声文坛的名文。经由诗人庞德的介绍和推广，费氏的观点对英美诗人和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同时，也招致了一些学者的批判，如华裔汉学家刘若愚。汉字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汉语的构词原则和句法结构，从而影响到汉语的表达方式，鉴于汉字在汉语乃至中国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诗学》（TheArtofChinesePoetry）一书中，刘若愚指出以东方学者费诺罗萨和诗人庞德为首的西人对中国汉字的认知存在着严重误读。他说，汉语使用的是方块字，而非字母组合成的单词，这的确是汉诗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在西方读者心目中形成了汉字皆为象形的，抑或是表意的成见。这一误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费诺罗萨和庞德的影响。

为批驳费诺罗萨与庞德的舛误，刘若愚考察了汉字结构的规律。传统的汉字构成有六条原则，即所谓的“六书”（thesixgraphicprinciples）。刘若愚指出，在所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中，最后两条原则“转注和假借”是已有汉字的扩展使用，而不关乎新字的构成。这样，事实上，有关汉字结构的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条基本原则。因之，与此相应地亦可分为四种主要类型：纯粹象形字、纯粹表意字、复合表意字以及复合表音字。属于前两种类别的汉字为数不多，但由于它们所表示的或者为普通的物体（如日、月、林、木），或基本的概念（类似数字、上、中、下等），故而易给西方人以错觉，似乎它们不在少数。其实，汉字的绝大部分属于带有音符的最后一类。即使那些起初是依据象形原则所造之字，大多数也失去了其象形的特征，它们现在的字形与其所代表的事物相似之处已所剩无几。据此，刘若愚指出，费诺罗萨所持的观点“是错误的”。①即是说，将汉字视为自然运动的速记式图画的观点是对汉字的严重误读，因为大部分汉字都包含表音的成分。

然而吊诡的是，在时隔二十五年后的绝笔之作《语言-悖论-诗学》（Language-Paradox-Poetics）一书中，刘若愚却陡然改变了先前的看法，并为费诺罗萨“翻案”。刘氏说，中国古代“人文（文字或文学）对应于自然之文（图文、结构，包括星座、地形构造、动物之皮毛花纹），二者皆为宇宙之道的显现”②。在该书中，他以为中西语言之间泾渭分明，并反而盛赞费诺罗萨直觉到汉字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之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的思想家与作家，包括道家，均未将写作视为对口语的模仿，故而也就与“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剥离开来。

刘氏认为中国作家通常并不着意区分口语和书面语，即便区分亦是倾向于后者。与西方存在的“语音中心主义”相比，中国对于文字的偏好或许可称为“书写中心论”（graphocentrism）。刘氏本人亦意识到这一评判与其早前对费诺罗萨的诘难大相径庭，但其坚持认为这与其在《中国诗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矛盾，只不过“由于情况的改变，我的重点有所转移。我当时强调并不是所有的汉字都是象形的或者表意的，大多数汉字都包含着一个语音因素；而我现在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汉字都包含着语音因素，人们可以不知其读音而知其意”。③

二、二度邂逅的时代动因与理论启示

刘若愚对费诺罗萨评判态度的逆转以其自己的话说即是“由于情况的改变”，彼一时也，此一时也。那么“彼时”与“此时”又分别是何时，又是何种时代动因驱动刘若愚学术注意力的迁移？对这一问题的解析之于寻绎与海外汉学有效对话的相关策略，进而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颇具启发意义。

第一，通晓学术史是展开对话的前提，刘若愚对费诺罗萨的第一次批判即是在西方汉学史坐标系中进行的。尽管西人如意大利的马可•波罗（MarcoPolo）于十三世纪便已经到过中国，并留下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其他西方旅行家亦曾有过另外的游记作品，但此仅可称之为前汉学时期；一般还是应将十六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等的入华视为西方汉学的一个正式的起点，距今有四百余年的历史；而若是将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正式设立汉学教授的席位，看作是专业汉学或曰学院汉学之标志，则由最早之一八一四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的“汉语和鞑靼语-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席算起，汉学也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开展海外汉学研究，断章取义或者见木不见林，单作孤立的文本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熟稔几百年来的西方汉学史，以之为立论与评判的坐标系。刘若愚对费诺罗萨关于汉字形象说的第一次批判即是在西方汉学史语境中展开的。

西人对汉字特征的观瞩较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时代。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首先要面对的便是迥异于拼音字母的中国语言文字。耶酥会士利玛窦便断定“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了。”④“模棱两可”性使得来华西士沉迷而困惑不解，将汉字视为“表示与他们生活有关的图画和形象”⑤、“数不尽的丑陋的图形”⑥。美国汉学家何天爵（ChesterHolcombe）在《真正的中国佬》中所言更为详致：“随便解剖一个这样的汉字，你就会发现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已经包含了它们组合之后所要表达的思想概念。那些古代中国的发明者们虽然成功地将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意识具体‘化’进了这些合成字当中，然而这些字所表达的内容往往很笼统，不够准确，甚至难以让人理解，荒诞可笑。”①

以上撮其大旨，不外乎是“像所有其他同‘不开化的中国人’有联系的事物一样，他们的语言也是落后的”。②可以说，在费诺罗萨之前，西方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论调，即与记录声音的西方拼音文字相对的中国文字，由于不表现个人的声音而只是以符号再现观念本身，于是便成了发育不全的语言的典型。“正是这种外在的语言形式用它那不透明的外在性遮蔽了声音，遮蔽了内在的言说，遮蔽了‘纯粹的自我’，而非拼音式的中国文字就是这种有缺陷的书面文字的范例”。③

同是对于汉字的象形与会意，尽管费诺罗萨一反西方汉学界的流行观点，由贬斥转为赞美，但对汉学史了然于胸的刘若愚担心费诺罗萨的观点为持汉字低劣论者所挟持，反而以之为进一步攻击和丑化汉字乃至中国文化的口实，故此其极力批驳费诺罗萨。而当时间年轮转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刘若愚对费诺罗萨的汉字观进行第二次审视时，西方思想界正盛行解构主义思潮，而费诺罗萨对汉字的解读成为西方学界反思“语音中心主义”的支援性资源。刘若愚的一百八十度转弯则体现出与海外汉学对话的另一基点与诉求：密切追踪西方文化思潮，借“西风”以传播中国文化。

海外汉学研究，译介与介述绝非终极诉求。反观目前我们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处于翻译与介述层面，④如王元化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任继愈主编、大象出版社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以及李学勤、葛兆光主编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等相继翻译与介绍了大量海外汉学研究名著；国内几本专业性汉学研究刊物，如《国际汉学》、《汉学研究》、《世界汉学》等亦刊登了大量译介类文章。如前所述，国内对海外汉学的系统关注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短短三十余年内，整个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资料的整理与译介，简易可行的描述与概括非但必要，也是研究所无法规避的一个阶段。可以说，这些实绩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可泯灭。但为推进海外汉学研究，相关学者亟待由译介者和综述者上升为研究者与对话者，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从终极目标观来，国内的海外汉学研究担负着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向世界阐释、绍介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但在目前西强我弱的形势下，“走出去”并不意味着仅仅是语言文字转换的翻译问题，亦非一厢情愿的简单推介，而必须要对国际接受者的兴趣、爱好、习惯与需求进行一番细致而全面的考量，要重视域外不同时期的文化接受语境，以便于充分地相时而动，乘势而行。刘若愚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而对费氏观点加以肯定与赞赏，便是在当时西方盛行的解构主义文化思潮下，意欲借“西风”以传播中国文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于法国的解构主义思潮于七十年代中期传至大洋彼岸的美国，其后风靡于整个西方思想文化领域。解构主义致力于批判“语音中心主义”，比如德里达（JacquesDerrida）便提出了“书写”理论，并在《论文字学》一书中，认为没有文字就没有语言,文字造就并丰富了语言。文字并不是语言的附属品，相反，是语言的创造者，进而宣称“一切皆是书写”（alliswriting）。⑤依照德里达的说法，西方拼音文字作为对生动声音的完整复制，镌刻着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偏见，这种偏见赋予言说以高于文字的特权，把逻各斯的真理视为“声音和意义在语音中的纯粹统一。相对于此种统一，书写文字始终是衍生的、偶然的、特殊的、外在的，是对能指的复写。诸如亚里士多德、卢梭、黑格尔所言，是‘符号的符号’。”①而在非拼音文字的中国汉字中，德里达发现了在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的强大文明运动的明证，而赋予德里达灵感与启迪的思想原动力正是费诺罗萨和庞德对中国象形字和会意字的独特解读。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良愿，此时刘若愚转而大力褒扬费诺罗萨，希望藉汉字与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差异性来扭转汉字乃至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在西方的劣势，提升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地位，让西方人意识到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可以与西方文明分庭抗礼，甚至更具某些优越性的！刘若愚作为旅美华裔学者，与中国文化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其汉学研究始终围绕着构建中国正面形象和对外传播中国文化而进行。

就美国汉学的发生与发展史而言，旅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与具有西方文化血统的本土汉学家构成了辉映与激荡的学术景观。同样，他们也担负起了汉学研究的学术使命。不同于本土汉学家，华裔汉学家身处中西文化的交界地带，虽饱受“西风美雨”之培育，但其文化之根却扎在中国，这使得他们的海外汉学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意识和本土情怀，在刘若愚对费诺罗萨汉字认知前后态度的转变中很明显可以察觉到这一点。笔者所目及，其他著名的美国华裔学者，如以抒情说对举西方叙事传统的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以道家美学对抗西方文化的叶维廉，提出“汉学主义”以使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保持警醒的顾明栋，编纂汉学文献而嘉惠学林的张海惠等等，莫不如是。反之考察一下我们目前国内的海外汉学研究，随着研究的推进，汉学“已经被提升到一门独立学科的高度”②。然而近些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大声疾呼为海外汉学“落户”，但实际情况是海外汉学尚未被设立为一门学科。毫无疑问，某项学问学科化有利于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更为系统而完善地培养相关人才。而且，若“海外汉学”可作为学科建制和教育，必然可以更好地植入民族意识与本土情怀这一价值核心。总之，海外汉学，作为学术研究抑或一门学科，其终极使命不能缺少深层次的对话意识与对本国文化命运前途的关怀，这是一个价值立场。在全球化时代，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海外汉学开展对话，是为了藉此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进而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是我们回顾刘若愚与费诺罗萨的汉学学案所得出的另一个重要启示。

三、“海外的汉学研究”概念的引出

由上述个案可细绎出三个相关性概念，即“海外汉学”、“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的汉学研究”，对于后两者尤需在此做一厘清。“海外汉学”如前文所言，是指国外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这一说法目前国内学界基本达成一致，似毋庸喋述。而对于“海外汉学研究”，有学者认为指的是“我们对于海外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评估层面”③。此处“我们”显然是对中国国内学者而言，如此即所谓“海外汉学研究”是中国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评估。在此一界认中，因将研究主体囿于“我们”，故恐失之周全，因其忽略了海外汉学研究中的另一支重要构成部分——“海外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史表明，“海外汉学研究”以地理为界可以划分为两大板块，一块即所谓的“我们对于海外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评估”，即“国内的汉学研究”；另一块即海外以汉学家和国外其他相关学者为主体的学术群对汉学研究成果的评估，我们可称之为“海外的汉学研究”，这是一份目前尚不为我们所关注或者说国内学界尚未清晰意识到的重要学术资源。事实上，海外的汉学研究历史久远，成果丰赡。可以说，海外汉学一经诞生，其后便在海外出现了汉学研究。具体言来，海外汉学家在同行间常开展以书评、论著或论战为形式的学术互评。某一观点被提出后，会在海外汉学界内部引发赞同、反对或修正的声音，此方面的例子甚夥，自不待一一枚举。①单以文学研究领域观之，名盛者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与美国华裔汉学家夏志清围绕后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展开的论争；名不甚彰但意义亦重大者如本文所论之刘若愚对费诺罗萨汉字解读的批判。汉学家具备相关学科的深厚学殖，游弋于西学与中学间，且兼具独特的外语优势，而这些学术品格正是我们国内海外汉学研究者所匮乏或欠缺的，故而他们的汉学研究与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较之于目前国内同行在成熟度与有效度方面颇能胜出一筹。这可由刘若愚对费诺罗萨的批判窥得一斑，而其中所体现出的深度对话意识与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地位的价值诉求，尤其值得国内汉学研究者引为借镜。总之，海外的汉学研究、国内的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三者间存在着紧密联系。而实际上，海外的汉学研究对应于海外汉学，在地域上可大致划分为英美、欧陆、东亚、苏俄、澳洲等五大板块，细考各板块内部或各板块之间汉学家或相关学者围绕汉学成果所展开的学术批评，非但可以提升当前国内的汉学研究水准，进而可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寻得可行性策略与方法，此无疑应引起当前国内汉学研究者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