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手抄报范文

汉字手抄报篇1

关键词：古代；“佣书”；职业；清贫；成学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113-02

中国古代书籍的复制与文化的传播，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主要是靠人手工抄写的，在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昌盛以后，手工抄写书籍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受雇于贵族官府、书贾书肆、富豪士人及寺庙道观，为人抄写书籍以换取佣金的职业在古代称为“佣书”。

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存在着“佣书”这一职业。战国时期曾以“合纵连横”谋略在华夏大地纵横捭阖的张仪、苏秦，二人在发迹前都有过“共递剪发以相活，或佣力写书。行遇圣人之文，无以题记，则以墨画於掌内及股里，夜还更以竹写之”的经历（《太平御览卷・王子年・拾遗录》）。

东汉名将班超为人有大志，孝谨勤苦，其兄班固被诏到朝廷做官，他与母亲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后汉书・班超传》）

佣书这个职业从战国至明清，代不乏人。

一、佣书为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誊抄作为古代书籍复制传播的一种手段，与“佣书”这一古代的职业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古代文献无不是佣书的产物。

即使到了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技术颇为发达的明清两代，手工抄写书籍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官方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就因卷帙浩繁，雕版、排字、印刷不易而采用手工眷抄。其中《永乐大典》的抄书手就达2 669人，《四库全书》的抄书手也达3 826名。据说《四库全书》的抄手每人每天要抄写1 000字，每年要抄写33万字，五年限抄180万字。这些皇皇巨著渗透了众多抄书者的辛勤劳动。

佣书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与传播以及图书事业的重要活动，历代佣书者为中华文化创造和保留了灿烂浩繁的古代文献。

要说不同，那就是秦汉之前文字是在竹木简牍和丝绸抄写的，魏晋以后则是抄写在纸张上；再就是雇主对象的差异，以及称呼的不同：一般的佣书者称“书佣” “书工”、“书手”，而专抄佛经的则称之为“经生”。

二、佣书是一种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

从文献记载来看，佣书大多上是由社会上一些贫穷或不得志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组成的，为人抄书以获取报酬，似乎不是一个体面的或收入丰厚的职业。否则张仪、苏秦也不会“递剪发以相活，或佣力写书”。头发在古代是人格尊严和孝道的一种象征，髡（kūn）刑（剃光犯人的头发）就是最严厉的刑罚之一。张、苏二人的剪发之举显然是以此示贱，放下架子，甘当抄书匠以解决生计问题，即所谓生存第一。

而历史上借助佣书解决生计的名人还真不少。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王嘉《拾遗记》）。

三国东吴大臣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挣些笔墨钱（《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魏书・崔光传》载：光“随父徙代（今山西大同）。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

《隋书・沈光传》载：陈灭，光家于长安，“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

大约也是由于“佣书”这一职业社会地位低，报酬也不高，而且挺辛苦，因此胸有大志的班超才会不耐寂寞，辍笔长叹：大丈夫当立功封侯，怎么能长久地干这种玩弄笔砚的营生呢！

而且佣书者在雇主家也不是很方便的：张仪、苏秦在雇主家抄书，遇到好的文句，只能用笔写在手心和腿上，晚上回家再眷抄。主人家的简牍是不便动用的。

抄书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理应该得到报酬，但佣书者也会遇到迟付酬金和欠薪的现象。敦煌遗书中就有好几则经生书手在卷子末尾写下的对雇主欠薪的报怨：“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宿字99号）当然，这也只是发发牢骚，当面是不便说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抄书者更为凄凉。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5・诡习》载，唐大历年间，在东都洛阳天津桥，经常有一个失去双手的残废儿童，“以左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曾失落，书迹官楷不如也。”这个残疾儿童用脚写的字比官府书吏写的还好。拿现在的话说是以顽强的毅力赢得了一个谋生的职业。

历史上那些在抄书中刻苦努力，“学而优则仕”，后来成为名人的佣书者，终究是少数人。

而那些在政府从事誊抄缮写、有稳定职业的，自然也不是普通人。

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 《新唐书・艺文志》看来只有朝廷五品（相当于现代的厅级、师级干部）以上的官宦子弟才能入选，惠及不到普通老百姓。

至于极少数有着商业头脑，在抄书时遇到有价值和销路好的书籍就大抄特抄，或者雇人批量誊抄，广为销售而发了财的，亦属个案。只是这些人已经从抄书者变成了组织者或营销者，其身份已不属于“笔耕砚田”的佣书者了。

总体来看，大多数抄书者的命运是不济的，累世从此职业者社会地位更低。

三、佣书者有着较高的书写水平和职业素养

佣书职业对佣书者有着一定的从业标准。

首先，字一定要写得好，必须擅长当时的标准书体，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文献记载：《魏书・刘芳传》“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北齐书・张景仁传》：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

这些人或因佣书而知名，或因字写得好，或者擅长楷书，才能担当抄书的工作。

官修大型类书《四库全书》选拔抄写人员就颇费周折：始用保举，次用考查，皆有弊病。最后采用了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的方式，才保证了誊抄人员的素质。

历代的佣书者以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智慧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目前见到的湖北省荆门县郭店楚简的篆书、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隶书、特别是敦煌遗书中的北朝至五代的楷书，佣书者的书法都是相当出色的。明代的《永乐大典》，嘉靖年间重录，主持其事的徐阶见到永乐本后，赞叹地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现在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书手了。清代的《四库全书》皇皇数万巨册，均用馆阁体抄写，字体端庄，风格统一，亦属难能。

当然，我们在肯定历代抄书者贡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古代的书佣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从事这种枯燥的工作，其辛苦可想而知。作为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他们除了写好之外，还得多写快写以提高报酬。而字一旦写快、写熟，必然会失去书法个性，出现千字一面的程式化现象。

其次，抄写必须认真，不能出错。我们不否认书佣们的敬业精神，但抄书对他们毕竟是一种获取劳动报酬的手段，多抄快抄无疑是提高薪酬的捷径，而誊抄快了难免出错。因此书籍在誊抄中出现差错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例如，《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的左师触龙，其名在古文献中一直作“触（读zhé）”。直到现代考古出土汉代简帛以后，人们才清楚这个人名原来是古人书写时将龙、言两字挨的太紧，其后的传抄者误为一字，将“触龙言”误成“触”，不但文句错了，连人名也错了，以讹传讹，终成千古之错。

再如，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书，所选文章均是当时的经典，由于属随葬之书，有些佣书者就不太认真，据学者们考证，不但文章中有错别字，还有成段遗漏者。

故而，北齐的赵彦深正是由于在佣书中认真，主人才“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让他担负了更重要的抄写工作（《北齐书，赵彦深传》）。

为了保证了书籍的誊抄质量，防止差错，中国历代都有严格的校书制度，古时叫“校雠”。校对时一人读，一人看，如仇人相对。1958年湖南省长沙曾出土一件西晋的青瓷书俑，两人对坐，神态严肃。一人执笔，一人执板，似乎是在校对书籍。

官修的《四库全书》誊抄时就制定了严厉的奖罚条例：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 000字。相当于十天的工作量；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等。记过超过规定，就会受到处罚。

四、佣书是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

抄书是一种知识积累的过程。古人常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又常说“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说起抄书，现在许多人会觉得很笨，其实读一遍与抄一遍，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抄写者在抄书中，对每个字、每组词、每句话、每段文字都要一笔一划地写出，字字手过，句句亲为，较之阅读，留下的记忆似乎更为深刻，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再加上留心思索，领悟琢磨，终会有所收获。

历史上的不少名人就是在抄书过程中认真学习，终成大器的。

战国的张仪、苏秦在抄书过程中就有随时在手上和腿上记下好文句，晚上回家再眷抄的先例。

三国东吴的阚泽，在佣书中也是“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南朝刘宋的吴喜佣书，主人“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宋书・吴喜传》）。

北宋苏轼也有抄书的习惯。他在谪居湖北黄冈时，以抄书为“日课”，仅《汉书》就抄了三遍，起初一段事抄三个字为题，次则两个字，到后来则一个字，将书的内容烂熟于心。以至于友人举题一字，“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 友人叹服地说“先生真谪仙才也！”其实这是苏轼抄书的苦功（南宋陈鹄《耆旧续闻・东坡》）。

因此，抄书的确是一种看似很笨，其实收效很高的独特的学习方式。

佣书者为知识储备和入仕准备了条件。一些好学的佣书者，在抄书中饱览各种书籍，日积月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日后的进身入仕准备了条件，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官员。如阚泽，少时佣书，后来历任东吴的尚书、中书令、太子太傅。如东晋张肇，以佣书为业，嗣后成为著名的高僧。如梁朝王僧孺，因“佣书成学”，被举荐出仕，历任御史中丞，南康王长史（《梁书》）。

这些人之所以功成名就，与其早年的佣书经历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当然，通过佣书或者抄书学有所成的毕竟是少数人，也就是说人们常说的机遇属于有准备的头脑。对于绝大多数佣书者来说，抄书也就是一种经年累月获取报酬的职业。

汉字手抄报篇2

摘要：文章结合古典文献中记载古代私人抄书的史料，详细探讨了先秦至清朝私人抄书活动演变之轨迹，认为古代私人抄书的发展脉络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极大地推动了图书的流通发行，在古代图书出版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

中图分类号：G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12-0138-03

抄书是指以手工抄写图书资料的制作和复制行为，也是一种出版行为。通常情况下，古代抄书分为官府抄书和私人抄书，前者多为政府官员受命在征集图书、整理藏书过程中的抄书；后者往往出于自身知识需求，或因生存需要，或为爱好（藏书）等进行的抄书活动。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战国中期楚墓竹简中甲、乙、丙三组《老子》抄本，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抄本。

1先秦时期

抄书行为始于先秦时期，与图书的产生、发展相生相伴[1]。《墨子・兼爱下》中记载：“书于竹帛，镂于金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思想相对开放，出现了百花争鸣、文化繁荣的景象，私学与官学并存，抄书活动逐渐活跃起来，极大地提升了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大量的士阶层著书立说，积极地推广、宣传各自的为学治世政治主张，著作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编纂著作，只能依靠书写，抄写复制成为必然，在传递各自言论的同时，也利于图书的长期保存。史籍中关于抄书者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据东晋王嘉所著《拾遗记》卷四[2]载：“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或佣力写书。非圣人之言不读。遇见《坟》《典》，行途无所题记，以墨书掌及股里，夜还而写之，析竹为简。二人每假食于路，剥树皮编以为书帙，以盛天下之良书。”“佣力写书”即受雇于他人誊抄图书资料，张仪、苏秦曾经因为生活所困，不辞辛苦，充当佣书活动。“剥树皮编以为书帙”蕴含了古典目录学的思想，逐一校雠，分门别类加以排序。这段文字不但说明了张仪、苏秦二士的读书、做学问的态度，而且可知抄书者有史料记载最早的时间应在秦昭襄王、秦惠文王时期[3]。西周时期“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因此造成了“学在官府”。抄书者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禁锢政策，私学被取代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先秦两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全国，实行焚书坑儒、“挟书律”“禁私学”等一系列摧残文化事业的政策，造成大量图书资料在秦汉之际消失，新的学术著作鲜有问世，抄书者的境况随之滑入谷底。直到汉初，“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汉惠帝于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允许民间藏书和相关书籍的复制行为，于是，民间私人抄书盛行。私人抄书当首推河间献王刘德，他用精写本换取民间故旧本，抄书数量“与汉朝等”。另外，司马迁、梁子初、杨子林、王溥、李邰、班超、高君孟、盖晋、陈长次等人也相继抄了不少书籍。司马迁写成《史记》之后曾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唐代司马贞《索隐》注：“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可见《史记》于正本之外，还另抄了一副本。梁子初、杨子林抄书的事迹见于东汉桓谭《新论》：“余同时佐郎官有梁子初、杨子林好学，所写万卷，至于白首。”

3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期，抄书活动继续发展。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魏时蔡琰（蔡邕之女）继承其父遗书4，000余卷，但因颠沛流离，丧失殆尽，后根据记忆抄写了400多篇。晋代私人抄书可考的有葛洪、纪瞻、范汪等。《晋书・葛洪传》称葛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晋书・纪瞻传》称纪瞻“性静默，少交游，好读书，或手自抄写”。范汪，字玄平，十三岁丧母，家贫无资，“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然薪写书”，最终博学多通。晋代抄书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洛阳纸贵”的故事了。西晋左思的作品《三都赋》，初不为人所重，皇甫谧为其写了篇序言，张载、刘逵、卫权又先后为之作注，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抄，一时洛阳为之纸贵，这也说明当时抄家甚多[4]。《梁书・袁峻传》记载：“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南史・王筠传自序》中记载：“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

4隋唐

唐代私人抄书盛行。唐代著名史学家韦述“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旧唐书・柳公绰传》中记载柳仲郢（柳公绰之子）“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史皆一抄，魏晋以来南北史再抄。手抄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吴彩鸾是古代女子抄书的著名代表，据《列仙传》中记载：“彩鸾写《唐韵》，运笔如飞，日得一部，售之，获钱五缗。”《全唐文》卷八一六引李竣《慧山寺家山记》中记载：“贞元中，先丞相方肃公……退隐山寺僧房，犹孜孜勤经史，洎十年，手写书籍，前后约五百轴。”华良夫“从十岁读书，学为文章，手写之文，过于千卷。”许多著名文人的作品很多也是通过传抄才得以流传下来的，如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就曾先后誊写五本，分寄五处，以便传诸后世。

5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可考的抄书者不少，且抄书动机各异。为自学而抄书的，如：南唐查文徽“幼好学，能自刻苦，手写经史书百卷。”备遗忘而抄书的，如：后蜀文谷“所撰《备忘小抄》十卷，杂抄子史一千余事，以备遗忘，世多传写之。”为聚书而抄书的，如：北汉王景绝“时时购四方书抄之，晚年集书数千卷。”吴越林鼎“性谠正而强记，能书欧、虞法，比及中年，夜读书每达曙。所聚图书悉由手抄，其残编蠹简亦手缀之，无所厌倦。”喜诗文而抄书的，如：博陵安平人崔“平生所著文章、碑诔、制诏甚多，人有借本传写者，则曰：‘有前贤，有来者，奚用此为！’”喜佛经而抄书的，如：棣州滴河人马裔孙“岁余枕藉黄卷中，见《华严》《楞严》，词理富赡，由是酷赏之，仍抄撮之，相形于歌咏，谓之《法喜集》。”喜史传而抄书的，如：魏州冠氏人杨官至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居家谢绝宾客，晚节稍通缙绅，延客门下。知史传有用，乃课吏传写。”为促进图书流通而抄书的，如：南唐北海人韩熙载是五代书画家，“性喜提奖后进，每见一文可采者，手自缮写，仍为播之声名。”

6宋元

宋代私人抄书，或为藏书聚书，或为读书治学，或为修史著书，或为练习书法，陶冶性情，当然也有为牟利而充当书手的。宋代藏书家可考者200余人，大多有抄书的经历。李行简，字易从，冯翊人，官至尚书刑部郎中，“聚书万卷，多其自录，人谓之书楼。”司马光68岁时还亲自抄书，“所抄自《国语》而下六卷，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重，无一笔不谨。”吕大防，字微仲，蓝田人，官至宰相，“常分其禄之半以录书，故所藏甚富”。刘仪风，字韶美，“得俸专以传书。书必三本，虽数百卷为一部者亦然”。李常，字公择，建昌人，“少读书庐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书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苏轼（坡）抄书，曾手抄过三遍《汉书》，据南宋陈鹄撰写的史料笔记《耆旧续闻》中记载：“东坡谪黄州，日课手钞《汉书》，自言读《汉书》凡三钞：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可见宋人读书是很重视抄书的。赵明诚，字德甫，山东诸城人。其夫人李清照撰《〈金石录〉后序》中记载：“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当时馆阁藏书多有散佚出来的，赵明诚凭借在馆阁任职的亲友的帮助，阅读了很多珍藏图书资料。叶梦得，字少蕴，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藏书家，手抄书籍不计其数。一年夏日晒书，晒了20余日方完，其《避暑录话》曰：“其间往往多余手自抄。”宋代抄本质量很高，不仅具有文献价值，有的还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珍品。

元代抄书者文献可考的不多。许衡，字仲平，怀之河内人，“嗜学如饥渴，然遭乱世，且贫无书。尝从日者家见《书》疏义，因请寓宿，手抄归。”庄肃，字恭叔，号蓼塘，松龙镇人，“性嗜书，聚至八万卷，手抄经史子集，下至稗官小说，靡所不具”。

7明代

明代私人抄书者甚多，袁同礼在《明代私家藏书概略》中有言：“明人好抄书，颇重手抄本。藏书家均手自缮录，至老不厌。”如：孙道明，字明叔，华亭（今上海）人，元末明初藏书家，抄书数千卷，至老不辍。宋濂，字景濂，浦江人，文学家，少时家贫无书，“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刘崧，字子高，泰和人，“家贫力学，寒无炉火，手皲裂，而抄录不辍”。叶盛，字与中，昆山人，“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虽持节边徼，必携抄胥自随。每抄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藏书十万余卷，闻某处有异书，必千方百计购求缮写。陆深，字子渊，华亭（今上海）人，坚持抄书56年，晚年尤喜抄方书。严嵩，字惟中，分宜人，曾手抄宋元书籍2，613本。钱谷，字叔宝，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人，“少孤贫。游文待诏门下，日取架上书读之。以其余功点染水墨，得沈氏之法。晚葺故庐，读书其中。闻有异书，虽病必强起，匍匐倩观，手自抄写，几于充栋”。其子钱功甫，“贫而好学，酷似其父，年八十余，隆冬病疡，映日抄书，薄暮不止。功甫殁，无子，其遗书皆散去。”范钦，字尧卿，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著名藏书家，曾从丰道生、王世贞等处抄录了不少异书。其从子范大澈“闻人有抄本，多方借之。长安旅中尝雇善书者誊写，多至二三十人”。赵琦美，字元度，常熟人，著名藏书家。传世《古今杂剧》242种，即为赵氏所抄，现藏国家图书馆。吴宽，字原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所藏书多手抄，传世者亦多，如《吴沈诗草合卷》《孟子注疏》《尊前集》《裔夷谋夏录》《春明退朝录》《河东先生集》《石湖居士集》等。冯复京，字嗣宗，江苏常熟人，其子冯舒，字己苍，号默庵。冯氏一门有抄书家风，据各家书目可知者甚多。黄廷鉴《读知不足斋赐书图记》云：“吾乡冯己苍昆仲，闻寒山赵氏藏有宋椠本《玉台新咏》，未肯假人。尝于冬月挈其友舣舟支硎山下，于朔风飞雪中，挟纸笔，袖炊饼数枚入山，径造其庐。乃许出书传录，堕指呵冻，穷四昼夜之力，抄副本以归。”毛晋，原名凤苞，字子晋，虞山人，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雇用了很多书手，专事抄书，“晋藏宋本最多，其有世所罕见而藏诸他氏不能得者，则选善手以佳纸墨影抄之，与刊本无异，名曰影宋抄。于是一时好事家皆争仿效，以资鉴赏，而宋椠之无存者，赖以传之不朽。”明代抄书人有史可考者还有谢肇J、何大成、包柽芳、朱谋土韦、何乔新、文徵明、朱存理、阎起山、王履吉、陆师道、黄居中等。明人抄书不像宋人那样以常见书为主，而是精心挑选不易得到的所谓秘本、珍本、异本来抄写，且在书法上非常讲究。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说：“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能继其作者。”很多宋元以前的书籍凭借明代影抄本得以保留原貌[5]。

8清代

清代民间私人抄书成风，如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昆山人，著名思想家，一生抄书很多。他在《抄书自序》中说：“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坨，秀水人，官至翰林院检讨，著名学者和藏书家，抄书很多，计有《周易图说》《内外服制通释》《太平治迹统类前集》《崇文总目》《国史考异》《方泉集》《牟氏陵阳集》《圣宋文选》《吴都文粹》《山中白云词》等。他曾设计窃抄过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最后竟发展到为抄书而丢官。吴翊凤，字伊仲，吴县人，著名藏书家，抄秘籍数百种，最后竟因疲劳过度导致一目失明。蒋衡，字湘帆，曾用12年时间抄写《十三经》，计80余万言，“以碑洞石经为式，购善本校正，用东洋纸，界乌丝栏书之”。梁同书，字元颖，钱塘人，曾用5年时间手抄《文选》16册，全书无一字草率者。倪模，字迂村，望江人，抄有《宣靖备史》《鄂国金陀粹编》《孙子》《刘宾客文集》《骑省集》《小畜集》，并在《宣靖备史》抄本之后附一书目，列书34种，欲待购求原本抄录。陈敬璋，字汝霖，海宁人，喜抄书，可日抄万字。钱熙祚，字雪枝，松江金山人，为编刻《守山阁丛书》，借抄文澜阁《四库全书》432卷。刘履芬，字彦清，江山人，喜藏书，“其不能得者，辄手自抄录，日课数十纸”。瞿世瑛，字良玉，钱塘人，以抄书为日课，且喜收藏抄本，有名人抄本792种，批校本475种，影宋元抄本30种。蒋汝藻，号乐庵，南浔人，手抄宋本100多卷。赵魏，字晋斋，仁和人，因家贫，曾抄秘书数千卷，换米度日。曹言纯，字种水，秀水人，坚持抄书长达30年。由于宋本毕竟有限，清代抄书也多以善本为底本，只好通过抄写特别是影抄来弥补这个缺憾[6]。

9余论

在印本书时代，抄书行为成为文化传播和书籍保存的主要工具，至唐初进入雕版印刷术时期，抄书行为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渐次衰微，但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转化为爱好与兴趣，例如书法艺术。同时，许多的手抄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例如珍本、善本，为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宋原放，李白坚.中国出版史[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18.

[2]（东晋）王嘉.拾遗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1：78.

[3]徐栩.论中国古代“抄书人”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7）：103-106.

[4]吴永贵.中国出版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32-174.

[5]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23.

[6]张煜明.中国出版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35.

汉字手抄报篇3

一、本次活动的所得：

1、本次活动的学生作品品质比以前的都有所提高，尤其是书写能力、用色方面和报面排版都有了突出的表现力

2、本次活动诸位班主任或语文教师准备的都很充分，对学生的辅导很到位，使作品质量提高。

3、在分配工作时，教师均能勇于担当相应的任务，对于临时安排的工作，也都能够听从安排，保质、保量的完成。特别是在活动过程中，得到了综合组美术教师的大力支持。

4、部分班级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抓住时机对学生如何做好手抄报的比赛进行相应的指导。

二、获奖作品的特色

1、版面整洁，书写工整美观。

2、板块设计大方合理，结构优美，板块之间松紧有致。

3、主题明显清晰，大字描绘活泼可爱，主题图也贴切。

4、版面颜色活泼、有趣，符合儿童制作和观赏的心理。

5、文章差不多都是四篇左右，字数也在七十字左右而已。

三、本次活动的不足：

1、没有及时送上指导教师的姓名，为后期的评比、登记、展览和编辑成册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3、从学生作品的比较可以看出，各班级（或各完小）学生的水平差距比较大。这就需要教师在今后的工作中，在学生阅读、写字、绘画等综合素养能力方面进行一定的指导与培养。

4、对获奖学生作品的收集和展出、维护需要加大力度。力求在以后类似的活动中为各位教师和学生提供学习参考的原生态资料。

汉字手抄报篇4

——报道稿

今天，是我们五年段持续学习两个多星期之久的综合性学习成果展展出的日子。这是个生动、活泼的课程，有个好听的名字——遨游汉字王国！在学习中，我们不仅津津有味地学，让时光倒流，一起走进同学们的制作展览的过程吧！

看，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手中的小刻刀不停地动，她（他）们在干嘛呢？噢，她（他）们在刻字画呢！瞧，这个字龙飞凤舞，一看就知道是草书；那个字端庄秀丽，一瞧就明白是楷书：还有那个双喜字，多漂亮多可爱。那喜爱之情，非笔墨所能形容，只有亲身体验才知晓！

嘘~~~!同学们专心致志的做着，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她（他）们好了。走，去看看办手抄报的同学们，她们是怎么做的吧！

“啪，啪啪……”这是什么声音？猜猜看？这是同学们寻找资料而敲击键盘发出的声音。那悦目地 图片，再加上大方的字体，简直就是绝配！那做出来的手抄报，更是好看！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写书法的同学们那儿吧。

这些同学发挥出全身的“功力”，写出了一幅幅令人赞叹的字。我们都只在旁边赞叹他们的字好看，可谁知这是她们苦练了多久的成果啊！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汉字手抄报篇5

作者简介：肖璇（1975—），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博士，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音乐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研究中心”2012-2013年度课题“甘肃花儿会与广西歌圩聚会对歌行为中的‘仪式性’变迁”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YS205。

摘要：在学术研究和遗产保护中，口头—书写、物质—非物质、有文字—无文字社会之间暗含着某种对立。依托书写传统的广西壮族两性对歌恰恰提供了此番二元对立之反例。本课题通过壮族口头传统的物质形式文本的调查试图说明，仪式性对歌的身体实践与民间文本的刻写实践相互作用，成为壮族文化传统和族群记忆的方式。文章重在探讨民间手抄歌书的制作、歌书抄本所反映的对歌传统规约和民间歌手的歌唱惯习。

关键词：对歌；歌书；口头传统；书写传统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4）01003405

古典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充满着无文字社会的浪漫冒险。不同于有文字记载的“文明”社会，人类学家穿越文明世界的边缘，在原住民社区诸如割礼、猎头、集体欢腾等骇人听闻或逸闻趣事中建构无文字社会的社会结构、象征体系、社会制度以及世界观、信仰价值体系。有无文字记载，继而被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视作区分冷、热社会（以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作出区分，前者指称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部落社会，隐喻文明化进程中的社会。）的标志。

冷、热社会对应的文字书写与口头传承无疑是人类知性思维模式和文化传承的两大途径。自20世纪中期始，“口承性”与“书面性”的辩证关系成为西方知识界辩论的焦点①，“以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间是否存在人类认知与现代心智的鸿沟”②展开。口头—书写在学界形成的分化、颉颃不仅体现在观点立场上，也体现在社会文化类型论者的声音里③，同时还是不同学科研究的旨趣所在。口头文化用于描述完全依赖口传而形成的社区文化，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口传的“神话”探寻前文字社会人类被他称为“野性”的认知模式，解读一种“纯粹口头情景中发生的书写意识。”④。从文字影响人类认知的角度，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研究可奉为圭臬。“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⑤没有文字、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地方性印刷语言的多样性，就没有人们头脑中的“民族”概念。此社会心理学层面的社会事实是由文字带来社会认知面向的改变，口头传承通过文化承载者亲自参与唱诵过程完成族群的记忆。“书写”乃符号系统保存文化的方式，对应着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用以信息传播和保持区分的两种集体记忆方式：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⑥。西方文学界常常把口头传承归于民俗学范畴，民俗学试图从无文字社会与口传文化中找到口头传承人类知性思维的模式⑦，或注重无文字的口承社会的口传行为的集体性，内容如何反映群体记忆、社会功能和口传心授的方式等方面。从书面到口头，帕里-洛德学说成为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之争的弥合剂，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一样重要，既要关注口传的文本也要关注口传的表演动态过程。

口传与书写的对立莫过于“诗文强化，歌俗弱化”之论述，支持该论点的有东亚部分族群的对歌文化，如中国黔东南的小黄侗寨的聚会对歌即是无“字”的口头传统⑧。然而，仍然地处中国西南的广西壮族族群口头对歌传统却恰恰提供了“诗文强化，歌俗弱化”的反例。作为历史记忆的两种方式，“非规范”的民间书写与口头文化传承在广西壮族族群对歌习俗中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歌书的传统遵循与个人创造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广西壮族族群是好“歌”的族群。每到农历初春万物复苏之时，壮人在村落与村落之过渡地带举行大型集体对歌活动。发生在固定时间、地点的这种集体对歌，规模少则几千人，多则万人。例如广西平果县的岩线歌圩、鬼头山歌圩多在正月初一便陆续开始。人们晨起三叩九拜祭祀灶神、祖先神、花神，吃五色饭、粽粑，中午前后绮服浓妆来到田地或村庄不远的山坡上参加打砻、斗鸟、打陀螺，打篮球、打格子、对歌、抛绣球、抢花炮等活动；三三两两的青年男女越过田间到水边采集鲜花和树枝编织成花环，又结伴于附近茂密的树林里对歌。在此“歌交”场合，男女在木棉树下，手捧着随身携带的歌书，并肩坐在采撷的芭蕉或芒果叶子上，酣唱到天亮。除了固定时间的歌节聚会对歌，广西壮族族群还有着各种形式的对歌活动，如每逢集市圩日的“街天”对歌，广场的娱乐性对歌，被邀请进村的“夜歌”的对歌等。依托于书写的口头传统，对歌是广西壮族族群村落日常生活的常态。

图1广西平果地区流传的歌书不同于西南其他族群无文字社会的对歌习俗，广西壮族族群的对歌通过文字（古壮字）传承，诗文、歌俗皆兴盛。当地人头脑中的“歌”指的是诗一般的对唱内容。壮族对歌书的文本传承使得两性对歌有着相对固定的对唱唱词。在对歌场上，男女歌手怀揣着用古壮字（也称为土俗方块字）记录歌词内容的歌本，“歌”被歌手们整整齐齐地抄在细砂纸上。传统手抄歌书以蝇头黑迹的土俗方块字为主，用毛笔纵向书写，歌词从右至左展开；宽约五厘米、长约十厘米的歌书如巴掌般大小，每本歌书几乎都有上百页之多，上千句歌词（图1注：该图片由文本平果嘹歌歌师黄国观提供）。歌书从制纸、裁纸、装订、抄写均由歌手自己手工制作完成。歌手在制作歌书之前在集市上选择当地产的、上好的细砂纸。壮人认为用壮家自产的传统细砂纸制作歌书有几大优势：细砂纸轻薄，做成歌书后，它便于歌手因辗转于各歌场的随身携带之特点；再者，细砂纸防水，如一不小心落入水中或经雨淋，只需平摊阴干，字迹和纸张均光鲜如初；第三，细砂纸有着很好的韧性，经得起歌手反复翻阅。纸张初选后，用刀片裁成一张张十多厘米见长，五六厘米见宽的小纸片，因细砂纸的透明度很高，为了抄写得整齐美观，歌手常常把描有竖格子的一张硬纸板垫在纸之下进行抄写。抄写好的纸张按顺序摆放好，用锥子打眼，麻线装订成册，还用浸泡过桐油的砂纸或麻布做封面封底。现在制作的歌书封面有的是废旧的报纸杂志、水泥袋纸、牛皮黄纸，甚至无封面。选材也不如传统歌书考究，而较多改用书写纸、作业本纸或废纸抄写，用订书机装订而成。纸质低劣，订书针也容易腐蚀生锈。

图2歌书的制作广西南部壮族方言区和北部壮族方言区的对歌均有歌书传世，歌书用“借汉”古壮字抄写。早在宋代，古壮字便得到广泛使用，据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记载：“边远俗陋，碟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余阅讼膘二年，习见之。”传统古壮字称为sawndip，大多是借助汉字来书写壮语的壮族文字，创造过程中随意性较大，无异于私人笔记⑨。然而，并非有对歌的地方就有歌书流传，比如南部壮族龙州的三种对歌中，唯有金龙调对唱是离不开歌书的。当地研究者普遍认为，壮族传统文化精英为了学习汉文化，根据汉字六书造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创造出属于本族群的文字来解释汉字。南、北壮族古壮字字形、读音不同，对歌的曲调自然也有差异。目前尚使用的古壮字有三种：一种是自创古壮字，第二种是仿汉古壮字，第三种是借汉古壮字。如古壮字“除乃”在金龙布傣是“系内”的意思，译成现代汉语为“现在”之意。“除乃”仍是汉字，但表达的并非汉语之词义，这就是借汉古壮字。古壮字中，大部分属于借汉古壮字。除了字典与词典以外，古壮字在经书和对歌的歌书里得到了完好的保存。就南壮的龙州，就有经书类典籍《塘佛》 《求务经》共六十余种。掌握文化书写的壮族人除了上层知识精英外，还有民间的道公和歌师。

手工制作的歌书往往“十抄九不同”，歌书大小、外观无一定规。据壮族年长者描述，传统的歌书大小在三指宽、一指长左右，“歌”的内容与传统歌书内容略有差异。传统社会，歌手的社会评价与传统歌书歌词的把握和即兴编词的能力密切相关。歌书上所记录“歌的多少”常是当地歌手相互炫耀的资本。在以赛歌为特点的两性对歌情景下，歌手自恃掌握的歌词比其他歌手多。

民间口头文学的特点是创作的集体性，歌书内容以传统叙事歌为蓝本，比如南部壮族歌书的长篇叙事围绕以下几个故事展开：《玉花与范子》 《宋珍与》 《花吕与良君》 《男金结氏单》 《金蘭结子英》 《传旛》 《董永古传》 《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北部壮族的平果地区，当地现存对歌文本——“吩嘹”共五部：《口反贼》（壮文，意为“唱”）《三月歌》 《夜歌：帝路》 《白天歌》 《保（褒）房歌》，此外还有新创作的歌书《口产解放初篇》（此歌书由谭绍明1949年编写）、太平镇甘爱村黄永珍编写的《食毒打赌嫁我不去》等。在平果北部文歌的流行区域也有歌书流传：《梁山伯与祝英台》 《猜歌》。即使有可遵循的传统文本框架，歌手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以及在歌书的抄写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喜好，在“歌”的字里行间增减一些内容，民间口头传统创作的集体性即是在口传的实践和书写中加上了歌手的“小动作”。比如北部壮族歌手手中的五部长歌书的歌词数量均有差异：《三月歌》一般在330首左右，《贼歌》的记录差别比较大，少的200多首，多则500首；《日歌》在600到700首之间，《行路歌》在500首左右。因歌书有着私人笔记式的随意性，只有歌书拥有者才知其意并运用自如，旁人要读懂歌书的内容并使用它，就得拜师学艺。所谓拜师学艺，不仅要跟着歌师学唱旋律曲调，还要把歌书抄了去，向歌师请教歌词内容。可见传统社会村际交往中，本村邀请外村“夜歌”对歌歌场上，歌手常与歌师前往，虽然手捧歌书的是歌手，但却需要歌书的拥有者——歌师在旁边提醒歌词，以保证对歌的顺利进行。

社会生活变迁使得部分歌书记录的歌词意义散失在时间流河中，大家并不明白歌词的具体含义，但壮人还是依据传统歌书内容转抄和传唱，日常生活中已不再出现的名词也仍然保留在歌书里面。如平果五部长嘹中的《日歌》，它描述了情人见面时的情形。其中有一大段是男、女之间索要信物时的对唱，内容大致为：男方想要女方送给自己腰带，女方说我还没有织，你要我送腰带的话，可以，但你得先送给我织布所需之物。通过一段段的对唱，男女双方把壮族传统织布机的28个零件逐一讲解，使《日歌》成为一首传授壮族染织工艺的歌书。如今，织布机早已不在壮区使用，其中很多零件名称壮人也不知其为何物，但仍按照传统歌书抄写、传唱。《日歌》里还有一大段男女抗争包办婚姻之后喜结连理的片段，详细介绍了壮族婚姻习俗，歌词中多次出现的“da deih” “roengz riehgh”已鲜有人知晓其含义。经五部长嘹的整理者罗汉田调查发现，“da deih”是新娘父辈的一位亲戚，这是已经消失了的壮族婚俗中必须出现的一位亲人。传统壮人居住在干栏式建筑中，新娘出嫁需要走一段楼梯，下楼梯称为“roengz riehgh”，新娘需由父辈一方亲戚“da deih”背下来，背新娘下楼梯过程中必须让新娘脚不沾地。尽管歌手对歌书的内容不十分明白，大家仍遵循对歌传统的规定性，“如实”传承歌书的内容：

Mbwk Roengz riengh lo goeng sae

女下楼啦师公

Roengz lae lo yah coux

下梯啦接娘

Yah coux caeuq goeng sae

接娘和媒人

Hawj dou bae baenz yuq

让我怎么去

SaiRiuj gyongq lo yah heiz

男提篮吧小姨

Diemj feiz lo da deih

点火吧大爹

Da deih diemj feiz haz

大爹点火把

Caj sanq va li lo

火花四处散⑩

歌书与唱歌习性

歌书内容以传统的长篇叙事为蓝本，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抄写属于自己的歌书，因此，歌书无异于歌手们参加对歌活动时的私人笔记。歌手的歌唱生活、歌唱习性可通过对歌的物质载体——歌书的观察而获得。常参加对歌的男歌手往往备有缩写版的歌书。他们对传统的叙事长歌内容已非常熟悉，缩写版歌书只抄写五言四句歌词的头一个或两个字，在对歌过程中作为过程“提示”，缩写的歌书大大减少了歌书的容量。

图3缩略版歌书有些歌书可看到在歌词底下记录的每首对歌句子数量，拥有这样歌书的歌手知道，用“哈嘹”曲调唱完一句的时间是25秒钟；“的哥嘹”曲调唱完一首的时间是20秒。歌手根据歌书提示的句子数量可知何时能把整本故事唱完，便于他们掌握对歌的进度与时间。对唱展开后，歌手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终止对唱，除非主家邀请客家唱《房屋歌》，才必须从头至尾一字不拉地唱完。

壮人常说“一种方言一种歌”，对歌音乐的不同是地理位置和交往空间的天然区隔，曲调差异表征着传统社会不同的社会交往圈。对歌交往圈以音乐为区域划分，只有操持同一曲调方可对歌。比如“哈嘹”对唱曲调流传区为果化镇、太平镇、城关，对唱的地点一般在山与山之间的开阔地带，大家称“弄”。平果县果化镇那荣村的一个“弄”，就是对歌的地点之一。它位于马头镇龙来和那塘、太平镇的古案、果化那龙和那荣几个乡镇的中间。民间节庆的对歌活动最为活跃，歌手根据自身参加对歌活动的需要参与歌书的制作，歌书的差异是观察歌手歌唱习惯的窗口。李修琅常常在初七去山营的歌圩，山营歌圩是“哈嘹”的对歌场地，附近田东的人也来赶圩，因平果的“贼歌”和田东的“贼歌”有所不同，在他抄写“贼歌”时，用红色小方块标识出来的内容，只是在遇到田东的歌手时才唱出来，如是和平果的歌手对唱，红色小方块的内容就此跳过。

手本一致的情况下显示出“个性化差异”，此个性化并非突出自己演唱的个性，而是每位歌手能力的不同展示，因“禁歌“造成大部分的歌书被焚，目前大部分歌书是解禁后年轻的歌手根据走访老歌手或歌师逐一记下而成。例如龙州的农瑞群和平果的黄国栋均提到收集歌词而成歌书的经历。平果嘹歌歌书的《房屋歌》前边部分为《建房歌》，有240多首，在民间歌手的歌书中几乎失传，县城只有少数几个歌手能完整地掌握《建房歌》的歌词，大多数歌书只记录下了《褒房歌》的歌词。

热爱唱歌的壮人死后用生前的歌书作为陪葬。壮族族群实行大葬和二次葬，人死后先大葬，待三五年尸骨腐化后择日进行厚葬。歌书陪葬造成壮族很少有隔代歌书传承，目前见到最老的歌书是谭少明在1949年手抄的《口产解放初篇》。因此，通过老歌手“回忆”所记录下来的“歌”或有散失和变化。歌书上所记录的歌的多少也常常是当地歌手相互炫耀的资本，传统社会，好歌手是以对传统歌书歌词的把握和即兴编词的能力为标准的。

自然歌圩多对唱传统歌书，歌场上由男歌手手持歌书，不时听见掌握歌书的歌手低语着向男伴提醒接下去要唱的歌词内容；女歌手则根据男方的唱词内容应答对歌，因无歌书，女歌手也会在男歌手歌声停下之后做几秒钟的交流，为的是对应的歌词符合对唱规则，两人所唱之歌词能一致，一般女词只需在男方唱词的基础上做细微的变化。现在，很多歌书都加入了女声歌词的内容，也有些歌手为了省事，借来歌友的歌本复印装订成册，少了手抄本传统歌书的个人创造，歌手制作歌书已有一些形式上的改变。在乡村，自己手工制作细砂纸已经少见，歌手往往在集市上买来现成的细砂纸作为材料；以前歌书一般只抄写男歌手歌词，现在有些歌手也把女方的唱词抄写在歌书上，因女方歌词与男方歌词只在细微处有差别，此类歌书常常出现表示重复的“——”省略标记。

结语

口头传统的研究向来重视集体性而忽略个体性，本研究可视作中国民间口头传统——聚众对歌“文本”研究的动态层面，在物质形式的文本研究中探讨歌书使用的规约性、惯习和个人差异。上世纪中国民俗学、文学届从民间搜集、记录、整理口传的神话故事、谚语、民歌，试图从整理出来的文本中找到民间文艺的创作思维和风俗、等社会文化信息。文艺学的第一要务便是直面“文本”。文本首先是一种承载文化内容的载体，由一整套符号综合集结的实体来研究与思维，此文本的观念支配下的研究占据着知识界大部分疆域，文本理论也从纯粹形式到“互文性”乃至“泛文本研究”，重在把文本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不断意义生产的实体。文本也是一种物质形式，有影音文本和非影音文本之别。前者肇始于现代，诉诸于视听；非音响文本符号固定在某一物体上，如刻于石碑的乡约条律、石崖上的壁画等等。民族音乐学的口传音乐研究不仅关注文本，同时也关注音乐的记录，还原一个“有声”的口传世界。

从书写与口头之间的对立到讨论现代人心智与思维中存在的口承现象，壮族对歌与彝族毕摩的口头诵演提供了人类认知在于口头和书写的相辅相成的个案。书写文本作为口头诗学得以在传统的框架中沿袭，即书写传统未能脱离口头传统语境。没有口头，书写是死的，因此，口头文化是壮族书写文化赖以传习的活水活源，文字在对歌音声的传递中激起了生命涌动，它绝不是一次稍瞬即逝的声音震颤。

注释：

①笔者注：口传与书写的辩论基本形成了两大学派：一个是“大分野”（The Great Divise）学派，另一个是“连续论”（The Continuity）学派。详见埃里克·哈夫洛克“口承-书写等式：一个现代心智的程式”，巴莫曲布嫫译，载《民俗研究》2003年第四期。

②朝戈金：《口头.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漫议》，《读书》，2003年（10），第18页。

③笔者注：他们常常把口传—书写与口承社会与书写社会划上等式，也包括列维斯特劳斯的冷热社会之说。无文字族群，向来被视为有待教化的野蛮人，有无文字也关涉雅与俗的对立。

④埃里克·哈夫洛克、巴莫曲布嫫：《口承书写等式，一个现代心智的程式》，《民俗研究》，2003（4），第16页。

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世纪出版社，2005。

⑥笔者注：保罗·康纳顿区分两种形式的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体化实践指的是记忆的传达者以自己的身体举动来传达信息，信息传达者必须亲自在场参与传达活动，信息的传达才能完成；刻写实践指的是人类生物体停止发出信息后，通过人类发明的符号系统传递和保存信息的方式。详见《社会如何记忆》，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⑦笔者注：详见口头诗学理论围绕程式性和即兴因素展开的讨论。

⑧笔者注：详见徐新建“无字传承‘歌’与‘唱’：关于侗族的音乐人类学研究”文中谈到：“诗文强化的结果，乃是歌俗弱化的产生。一方面，某些族群、地区或阶层以诗、文载事，具有突出的文字能力，同时也表现出对文字的极大依赖和歌唱习俗的失落；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族群、地区和阶层以歌唱载事，缺少对诗文的参与，同时也免除了文字的制约，享有着以声抒情的畅快。载“民族艺术研究”，2006年第一期，62页。清以前，侗族除歌师以外，侗人并无手抄歌书的传统，随着汉文化的深入，侗人为辅助记忆歌词、提高歌场的对歌能力，逐渐以汉字记录侗音的方式记录下自己所对唱之内容。但侗族人参加对歌仍无需歌书，他们常说“唱歌只需一副好肚子”，如带歌书前往，必被沦为笑谈。因此，相对于广西壮族对歌民间手抄歌书与对歌歌俗的密不可分，侗族对歌称为“无‘字’传承”并不为过。

⑨David Holm（贺大卫）：《传统方块字的区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⑩《平果壮族嘹歌日歌篇》，歌书抄本提供：谭绍明，壮文转写/汉文翻译罗汉田，民族出版社，2009。

同⑤，2003（4），第23页。

汉字手抄报篇6

小学读书手抄报的图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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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读书手抄报的资料：好书伴我成长

在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本或几本书让人最为珍贵最为重要的。书能让一个人从邪恶的边缘拉回到人最为纯洁的开端。对，书能净化一个人。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好身边的书籍，以免让人误入歧途，一本坏的书也能让人彻底毁灭

在我还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妈妈送了一本书给我，当时家非常贫穷，甚至还负担不起一本书。当我拿到这本书时，我望着妈妈充满希望的眼神，对她说："妈，家那么穷，你为什么还买这么贵的书呢?"妈妈语重心长地说："这并不贵，就算生活再苦再累也要买，我相信等你读完这本书后你一定会有所改变。"说完，他用她那粗糙怖满皱纹的手拍了拍我的头。

从此，当我一有空时候，我就会拿起这本书看，这本书的小男孩让我印象深刻，他比我家还贫困，他有一位卧在病床的妈妈要照顾，甚至不能在学校里增长自己对社会的知识。从此，他在人们还在梦乡的时候就开始工作，用赚到的钱去帮助卧在病床的母亲，有时候还会买一些书籍，当有空时，会悄悄回学校偷听老师所授的知识。即使生活再贫困，路再崎岖，他也一直在挑战着命运，他的不服输终于感动了上帝超越了宇宙，他成了知名的企业家。

同时，他也感动了我，我也要向他一样，不屈服于命运，勇于向命运挑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刮目相看，让他们后悔。每天认真听取老师所传授的知识，认真复习，不断努力，考到一所好的大学，努力赚钱，让父母住上好的屋子。

我也要谢谢这本书，让我明白了许多的知识。同学们，一本好书能改变你的一生!

小学读书手抄报的内容：名人刻苦读书的故事

蒲松龄草亭路问。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路边搭建茅草凉亭，记录过路行人所讲的故事，经过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搜集，加上自己废寝忘食的创作，终于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辉煌巨着《聊斋志异》。

贾逵隔篱偷学。

贾逵，字景伯，出生于公元30年，东汉人，是有名的经学家、天文学家。他是西汉名家贾谊的九世孙。父亲贾徽也是一个大学问家。贾逵深受家庭的影响，从小聪慧过人。为了能够读书，贾逵小时候隔着竹篱笆，偷听老师讲课的故事。

孟柯改过勤学。

孟子是战国时代的着名思想家、政治家。但是，孟子并非是一个天生就有学问的人，他幼年的时候非常贪玩，不喜欢读书。后来，孟母为了教育他，三次搬家，还剪断布匹开导他。终于，孟子明白了要想成才，必须努力勤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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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手抄报篇7

一、总后勤部是国家在军队管理非编职工的统一管理部门，全军劳动工资计划的业务工作，由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办理。

二、全军工厂、建筑总（大）队、农（牧）马场，事业单位（科研、文化教育、卫生等机构的职工以及队列单位中印刷、取暖、营房维修、农副业生产等非编职工）的职工均应纳入国家劳动工资计划。

三、根据“统一计划，分别管理”的原则，全军非编职工的劳动工资计划的管理工作，划归四十七个归口部门分别管理。四十七个归口部门是：总参三部、军训部、出版局、测绘局、机要局、管理局、总政管理局、总后营房部、军马部、工厂管理部第一生产管理局、第二生产管理局（汉口）、第三管理局（西安）、司令部管理局、白城办事处（吉林）、大同办事处（山西）、重庆办事处（四川）、西安办事处（陕西）、青藏办事处（青海西宁）、国防科委后勤部，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通信兵，铁道兵，公安部队，，，，，福州军区，，昆明军区，武汉军区，，，军区，新疆军区（乌鲁木齐），内蒙军区（呼和浩特），南京军事学院，汉口高级步校，第二军医大学（上海），后勤学校（汉口），南京军械学校，镇江汽车学校。

四、军队非编职工的年度劳动工资计划，由总后勤部统一汇总报劳动部并抄报国家计委和国防工业办公室。根据国家批准的计划，总后勤部分别下达军队各归口部门，同时抄报劳动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五、基层单位的年度劳动工资计划，由军队归口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根据总后勤部下达的年度计划指标，分配下达基层单位的年度计划指标，并按下达单位详细列表报总后勤部备案；同时把职工人数与工资总额抄送基层单位所在省、市、自治区计委、劳动厅（局）和人民银行（职工人数不抄送银行，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由军队财务部门监督，工资总额也不抄送银行）。

六、军队归口部门批复基层单位的年度劳动工资计划，可分季列出一次下达，劳动部门和人民银行，根据军队归口部门下达的计划监督执行。

七、军队归口部门在总后勤部下达的年度计划指标范围内，可在所属基层单位之间，调整指标的余缺。但需将调整情况，按上述第五条规定办理。

八、军队归口部门之间，各归口部门与地方之间，如成建制的交接单位时，交接双方必须办理职工人数与工资总额指标的划拨手续，同时抄报总后勤部和当地劳动部门、人民银行。

九、基层单位增加职工，必须在军队归口部门批准的计划内直接向当地劳动部门申请解决，切实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得无计划用人和私自从社会上招收职工。营区内使用临时工，为了安全保密，可以使用军队营区内的家属，但必须是在批准的计划内并经当地劳动部门同意后，方可使用。

十、基层单位由于撤销、合并等原因使工人有多余时，军队归口部门内部可进行调剂；内部调剂不了或因政治条件或其他原因，不宜留在军队工作的职工，归口部门应当报告当地劳动部门积极协助安置处理。处理后所缺员额，当地劳动部门可给予补足。

十一、各归口部门由军内调出或由军队调入工人，一次在一百人以上者，由总后勤部批准并报劳动部备案，抄有关省、市、自治区劳动厅（局）；一百人以下的由军队归口部门直接与调出、调入省、市、自治区劳动部门联系办理调动手续。

调入北京、上海市的工人，按国务院（65）国经字 98号“关于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和工人调动问题的若干规定”办理。

为保证劳动工资计划的正确执行，如调动工人对计划有影响时，调入、调出双方应办理职工人数与工资总额的划拨手续并抄告有关部门。

十二、当地有关部门在发劳动工资工作方面的规定、指示，通知时，同时发给军队有关归口部门，并积极协助做好非编职工的管理工作。归口部门在工作中应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劳动厅（局）的指导，迂有问题时，凡需向劳动部门请示的，应及时请示解决。

汉字手抄报篇8

这学期开学的第二天，老师让我和她坐同桌。开始我没在意，一个黄毛丫头，哪能比得上我堂堂男子汉。

第二天，下午放学时，我因在操场上玩耍，不慎将语文书弄丢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一学期有三分之一是语文课，现在语文书丢了，可怎么办？

早读课，我伫立在课桌前，呆呆地望着黑板出神。这时，同桌似乎发现了什么，伸来友谊之手，关切地询问道：“怎么啦？”说吧？一个硬男子汉，丢脸！不说吧？又闷在心里。算啦！她是大队委员，就当汇报思想：“没什么，语文书丢了！”“没什么？”对方现出惊讶的神情。接着，她拿起课本又放下，反反复复。鬼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她稍犹豫了一会儿，将书递给我：“书给你。以后可别毛手毛脚的。”什么，给我？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我一惯瞧不起的黄毛丫头，居然能说出这句话。“什……什么，给我，你可怎……怎么办？”我半天才吞吞吐吐地挤出几个字。”“不要紧，我有办法。”“那今天怎么办？”“那就合看。”于是我俩便认真地开始早读。

上完最后一节课，我将书悄悄地塞进她的书包。然而回家后，我打开书包，语文书却工工整整地躺在书包里，我的眼睛湿润了。

第二天早读，她拿着一本旧书在读书。下课后，我打开旧书一看，封面已被撕裂，书页上角向里翻，书脊线断了，并且少了两页。上课后，我拿新书和她换，但她不同意。

中午时，我发现她在桌上抄些什么。奇怪，上午没作业呀？她净干鬼事。我走了过去，呀！她正在那儿抄两篇掉了的课文。她往书上看了一句，便抄在书页大小的白纸上，传进我耳里的是“沙沙”的写字声，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行行整齐清秀的字。累了，她便甩甩胳膊，然后又聚精会神地抄起来。我有点不过意，决定拿去复印，但她婉言谢绝了。抄好后，她拿出浆糊将纸粘上，又使劲地一针一针地缝好。

“叮铃铃……”上课了，她拿起那本旧书认真地听课。一瞬间，我的喉咙被心中激起的强烈感情堵住，我被这种同窗的挚爱之情感动，迸出幸福而又骄傲的泪花。

【简评】

《我的同桌》以我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为线索，给我们刻画了一个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同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