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大全范文

民间传说大全篇1

关键词：民族音乐；民间文学；民间文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传承

在物质文化兴盛的当下，非物质文化却日益凋敝和流失；影视、网络等大众传媒为主体的消费文化成为时尚，以民族音乐、民间文学等民族传统文化则处于边缘地位而发展濒危。民族音乐、民间文学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主要内容。因此，高校的《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应该承担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时代使命。

一、“非遗”高校传承的必要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为了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强化民族认同感，《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理应在高校课堂给当代大学生以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在全球化、信息化的21世纪，文艺在世界交流互动中有“趋同化”的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只有各民族保持文艺传统的特色，才能丰富人类文化的样态。首先，民间文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民间文艺作品数量繁多，样式众多，它忠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历史，凝结着民族的精神，全面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史。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到歌谣、民歌，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生活愿景和中华民族精神，保留着形成民族品性的文化原生态。我国的民间文艺是数千年的农耕文化生态环境下的精神产物，集中体现了农耕文化的“和为贵”“天人合一”“协和万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审美创造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依存的前提，是维系民族认同感的精神脐带。民间文艺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宝库中最主要的宝藏。民间文艺是几千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代代流传、不断创新的杰作，成为数千年来人民的精神家园，对塑造民族精神和审美创造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现代的文化生态环境对民间文艺生存空间的挤压。现代文化生态环境下，生存竞争加剧，急功近利的物质化功利化明显，都市文化的消费时尚和视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如电视、电影、网游等）不断地挤压精神空间，导致精神家园不断地萎缩。民间文艺的生存和发展就日益维艰。“根据联合国文件的规定，‘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对象主要指濒危的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俗是民间文化最主要的内容。为此，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艺的保护、传承、发展是我们中华民族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基于民间文艺所包含的深厚民族文化意蕴和现代生存困境的分析，高校的《民族音乐》《民间文学》课程应秉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来传承民间文艺的流脉，使其得以香火传承。因此，民间文艺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承继、民族精神家园守护的重要途径。

二、“非遗”高校传承的路径

如今的文艺作品都是大量复制和快速传播的，该如何承传具有地域性的民间文艺？地方高校如何利用《民族音乐》《民间文学》等课程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

（一）“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

《民族音乐》《民间文学》不仅作为高校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也作为高校的人文通识课程，不能死守教材的理论知识的讲授，更主要的是要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和更新。如前所述，民间文艺全面地反映了民族发展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所以，在做好课程理论储备的前提下，任课教师要善于挖掘和开发“非遗”相关课程资源，一是要广泛涉猎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重大问题的民间文艺，比如，华夏民族的龙图腾的传说，“年”的故事等，“它们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所有子民彼此认同的标志”，这种包含情感内涵的文化不是消费文化能比拟的。并对反映同一话题的各种民间文艺样式进行选择和组合，以便课堂上给予大学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和传统文化侵染。二是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因为民间文艺的地域性特点，所以，任课教师对地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田野采录和整理，以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传统。我们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地处重庆市合川区，可以利用地缘之便，对重庆的各种民间文艺进行搜集，尤其是已经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艺，例如，川江号子、巴南区的木洞山歌、巴南区和万盛区的吹打、秀山民歌、酉阳民歌、九龙坡区的“走马镇民间故事”、南岸区的“广阳镇民间故事”、巫溪的“炎帝神农传说”、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酉阳古歌”等等。三是要不断创新和拓宽“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方式。目前，我们将课程资源开发与课堂活动结合起来，采用了课堂“曲艺传唱”、“山歌、民歌大比拼”、“故事擂台上”、“传说人人说”等形式；在田野搜集与学习后举行“民族音乐”系列展示活动，如“吹打”专场音乐会；“非遗社团”第二课堂活动的开展等。这不仅传承了民间文艺，丰富了课程资源、活跃了课堂，开辟了第二课堂。此外，我们还以课题申报的方式，加强对“非遗”课程资源开发的经济和时间投入。

（二）创造良好的“非遗”传承氛围

首先，营造民主、轻松愉快的传承“非遗”的课堂。民间文艺具有活态流传性，如果不流传，它就会丧失生命活力。所以，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和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带着各自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曲艺、民歌“开口说”“开口唱”，形成中华民族的“民间文艺”交汇的活态课堂。民间文艺的传播方式是“现场”传播，课堂上就让学生通过“说”“唱”“演”，现场流传的过程是再创造的过程。我们采用比赛的方式激励大学生用进行说唱展演，同时以课程加分或课程考核的方式鼓励学生对其他学生说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进行“复述”，对民歌、山歌、民间曲艺进行“翻唱”，然后叫“原版”学生进行评价。这个过程，虽然不能诞生“非遗”传承者，毕竟“诞生于农耕文化语境中的民间故事在其特定的场域里发挥着原生态服务民众的功能,有听众市场的讲述情境造就了故事家的诞生。”但是，我们发现，教育主体积极参与“说唱”“展演”，激发了其学习民间文艺的兴趣和体会到了创造的快乐和精神的愉悦，而且促使了其对各种“非遗”（民间文艺）样式进行自觉的横向传承。其次，邀请重庆“非遗”传承人来高校进行展演传唱，进行“现场传承”。民间文艺的“传承应该还是人和文化展演空间的传承。”我们认为，只要高校教育持续创造民间文艺传承的人文氛围，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创设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流变空间，营造互动交流的故事讲述情境和唱演的氛围，“非遗”的保护、发展就会以活态流传的方式持续下去。

（三）加强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

地方高校利用科学研究的优势，加强对高校所在地的民间文艺进行研究。一是因为田野调查方便，能收集到第一手资料；二是有利于地域文化的研究，以使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与繁荣地域经济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对地方民间文艺的研究，首先要从民间文艺的产生、发展、变迁和演化过程进行纵向研究，以对其进行宏观的、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探究。其次，从民间文艺的文学本体进行研究，如审美特征、类型归属等层面入手进行研究。再次，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民间文艺，这样就可以关注与民间文艺密切相关的当地社会生活、文化生态的研究，以解释不同地域和不同族群民俗现象、文化现象的异同。当前比较重要的是对保护、传承民间文艺的策略进行研究。由于孕育民间文艺的文化语境已经和正在被现代化“风蚀”，民间文艺不能仅仅停留于“留声”的保护性策略，而要采取活态的“传声”策略和路径。可以将“非遗”与重庆富丽的自然景观结合起来，建构文化旅游景观。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拥有丰富的人文景观，其中秀山民歌就是一大亮点。再如，重庆三峡地区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区，这里“流传着有许多民间故事，几乎每一个景观都有神话传说，这些民间故事和景观传说，超越时空界线在历代人民群众中口耳相传，经久不衰……丰富和深化了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构成了三峡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重庆民间文艺的研究及其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和开发“非遗”课程资源，也有利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从而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传承。

三、“非遗”高校传承的重要性

民间文艺（“非遗”）既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精神的源泉。当代大学生将是实现伟的中国梦的中坚力量，高校的“非遗”传承可以利用民间文艺对其进行民俗风情和历史教育，也可以对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正能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振奋团结、和平、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发扬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民间文艺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态，影响和烛照着中华民族一代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民间文艺发挥着娱乐和教化作用、宣传鼓动作用、组织协调作用的文化生态一去不复还。在现代化的当下，民间文艺属于“草根文化”，具有平民化特点，具有民主、平等的特征，具有强烈的生活意识和社会担当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因此，高校“非遗”的流传，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通过对民间文艺的学习和传承，让大学生感受民间文艺学特有的审美习惯、审美特征和审美风采，不断提升其民间文艺的审美鉴赏能力。总之，地方高校对保护、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充分认识到了民间文艺这种活态文艺的文化价值、流传特征及其在高校传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进行了“非遗”相关课程资源的开发，思考和探究了民间文艺高校传承的实现路径。希望藉此让世代相传的“古老”的民间文艺继续现代流传，让中华民族的文化流脉源远流长。基金项目：本文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研究”（DLA110302）子课题《重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音乐类）高校传承研究》，课题编号：FY3D008。

参考文献：

[1]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序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王志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民间故事的传承发展策略探究———以“谭振山民间故事”为例[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

[4]田世政.长江三峡旅游文化中的附会现象初探[J].三峡学刊,1997,(02).

民间传说大全篇2

一、关于黑龙江流域三少数民族说唱音乐形式(简称“三族说唱音乐”)

说唱音乐是“说、唱、表”三位一体的音乐形式，是民间口头文学和说唱表演艺术长期结合、演变而成。以“说中夹唱”、“唱中夹说”的形式叙述故事。故称为说唱。黑龙江流域三少数民族说唱音乐形式(简称“三族说唱音乐”)，主要指达斡尔的乌钦(也称乌春)、鄂伦春的摩苏昆和赫哲族的伊玛堪，是这几个民族群众文化活动中喜闻乐见的民间说唱形式。

2006年5月，黑龙江达斡尔乌钦、鄂伦春摩苏昆和赫哲族伊玛堪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渔猎民族音乐文化中典型形式，三族说唱音乐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发展黑龙江流域三族说唱音乐是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必然举措。三族民间说唱音乐在千百年的民间传承、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着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创造精神。民间说唱艺人口口相传的英雄史诗、民间传说，不仅创造了极具地域魅力的白山黑水文化，同时，与华夏各民族一起共同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二、培养民族音乐传承人――“种子教师”

对民间说唱音乐传承和传承人现状的掌握是目前发展和传承民族音乐的首要任务，把教育传承和民间传承有机的结合，有助于更加科学、合理的开展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实现“活态传承”。师范音乐教育传承即种子教师培养问题。是保证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传承的关键：科学严谨的教学理念、规范灵活的教学方式、丰富的实践活动，是师范音乐教育传承的有力保障。

1　培养研究教育基地。黑龙江省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等少数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原始音乐艺术，目前这些传统艺术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与哈市江沿小学、兴华小学联合办学，有针对性地定期选派优秀大学教师给小学生上课。从理论知识到实践课程，教授孩子们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歌曲、乐器，让每个小学生都会唱几首民族歌曲，都会一件甚至多件民族乐器。现在，江沿小学很多学生都会拉二胡、吹葫芦丝、吹竹笛；兴华小学已被确定为“黑龙江古琴教学研究基地”。推进东北三省复兴古琴这一民族艺术。

在拥有这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经有关部门协调，2007年9月。江沿小学面向省内的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赫哲族等四民族招收小学生全日制学习。年内，哈师大音乐学院还要在哈市各区中小学逐步推广这一传承民族音乐文化遗产的特色办学经验。真正做到“大学培养小学生，龙江音乐有传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利用高校优质教育资源，与中小学联合办学。着力培养了一批作为黑龙江流域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的继承人，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挽救少数民族地区音乐。

2　培养专业人才――“种子教师”。2009年，“黑龙江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专业”在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首次招生，该专业是为拯救我省少数民族原始音乐艺术后继无人的状况。经教育部批准特设的国内唯一一个音乐学专业。学习该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要回到生源所在地，从事中小学音乐教育工作。同时，就读该专业的学生全部学费将由学校承担。2010年1月，哈师大艺术类专业课单独考试在该校拉开帷幕，近3000名艺术类考生参考。在“少数民族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专业”术科考试现场，令考官感到惊喜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大鼓”艺术传承考生首次出现。在该术科考试现场，来自我省赫哲族、蒙古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的考生们展示的本民族特色文化艺术，让人耳目一新。已从师学习了三年多“东北大鼓”的考生李婷婷。以其出色的表演获得在场评委的认同。据了解，我省的“东北大鼓”等一些少数民族的说唱、舞蹈和民俗等项目已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考试现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我省著名表演艺术家夏晓华欣慰地说。目前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入高校学习相关专业的“东北大鼓”传承人，哈师大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在国内高校首开先河。哈师大音乐学院副院长张磊介绍，该专业2010年招生计划增加到30人，但报名并实际参加考试的考生只有11人。今年，音乐学院专业教师还将到省内少数民族聚居地实地走访调研，为我省寻找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传承人才。为了弘扬本土音乐文化和发展多元文化，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一步标志着挽救和传承我省少数民族音乐优秀文化遗产的战略已经开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这一战略的核心，培养传承人的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有道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完成招生工作正是完成这项工作的基础。也是取得成功的前提。

我们期望的目标是：

招收“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专业”生源

培养种子教师――高等教育

种子教师返回生源地从事中小学音乐教育――基础教育。

民间传说大全篇3

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

2003年联合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1］(P251)根据这一分类，回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回族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回族口头传统分为散文类、韵文类、说唱类三种形式。回族散文类作品包括传说、民间故事等;回族韵文类作品包括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谚语、民间谜语、民间歇后语等;回族说唱类艺术有宴席曲、表针线、数花、对花等。以传说为例，回族传说按内容可划分为人物传说、历史传说、地方传说、物产传说、风俗传说等。历史传说有《回回的来历》《回汉自古是亲戚》《灵州回回的传说》《宛尕斯的传说》等;人物传说有《赛典赤的传说》《郑和的传说》《海瑞的故事》《杜文秀的传说》等;地方传说有《博格达的传说》《六盘山为啥药材多》《黄河的传说》等;物产传说有《发菜姑娘》《油香》等;风俗传说有《阿舒拉饭》《古尔邦节的传说》《汤瓶的由来》等。

第二，回族表演艺术。包括回族民间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武术、体育竞技等。以回族武术为例，回族武术的主要项目有散打、长兵、短兵、拳术。其中十路查拳、十趟弹腿、心意六合拳、回回十八肘、汤瓶七式拳，均为回族独有的拳种，有所谓“回回拳”之称。

第三，回族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包括回族人生仪礼、回族传统节日民俗。例如，人生仪礼中的回族出生礼、命名礼、婚礼、丧葬等;回族传统节日如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阿舒拉节等。

第四，回族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如回族传统医药等。回族医药不但形成了独特的回族医药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至今尚存在的独特的民间疗法。而民间疗法又可分外治法和内治法。就外治法而言，又有刺法、拔法、挑法、吹法、捏法、熏法、敷法、割法等多种方法。

第五，回族传统手工艺。包括回族民间美术、民间雕刻、食品制作技艺、传统皮革制作技艺、回族服饰等。例如，回族民间美术有回族刺绣、剪纸、阿文书法、回族室内装饰“经字画”等;回族民间雕刻有石雕、木雕、皮雕等;回族食品制作技艺如回族油香、馓子、粉汤、羊杂碎以及各地的清真饮食制作技艺。

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中国化的结果，不同地域的回族由于不同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又表现出不同的民俗文化特征。回族非物质文化不仅显示出回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更彰显着伊斯兰文化精神。回族非物质文化体现了回族伊斯兰文化中国化的独特文化气质、历史记忆，表达了回族人的生存智慧、民族精神和历史积淀。郝先生指出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于全国各地，各地储藏着优秀的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认为“就‘口头传统’而言:关于海瑞、白彦虎、杜文秀、郑和、左宝贵、常遇春及至马本斋等有关传说、故事，关于《回回原来》及其宛葛思、宗教学者、经师相关‘老人家’、‘先贤’们‘显迹’的传奇、轶闻等等，《歌唱英雄白彦虎》《马五哥和尕豆妹》之类的民间叙事诗，属口头传统的赞圣词、经堂歌、劝善歌、教门歌、哭丧歌等特殊表现形式，都是非常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中国各地(沧州、天津、山东……)的回族武术传统及其大师、大侠(如大刀王五)等传闻、传奇，也是值得挖掘的文化遗产。拿手工技艺来说:回族民居设计营造技艺;回族寺院建筑、装饰、设计艺术;小吃、甜点油炸技艺、小儿锦回坊经堂语言拼写技艺;回族中国体(榜书体)阿拉伯文书法、‘经字画’表现形式与技艺;回族牛羊皮制革传统技艺等;回族传统医药中的膏药、眼药等回药秘制技艺以及回族的商业习俗，等等;都是有待深入挖掘的文化遗产项目”。

回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何以不足

既然回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此丰富，但为何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却明显不足呢?窃以为，造成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足的原因，既有回族作为一个民族群体自身的客观原因造成，也有我们在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对诸多问题认识不清造成的。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需要我们重视。

(一)从客观上来说，回族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分布于全国各地，这种空间分布形式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回族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和超强的适应能力，但也为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和整理带来了不便，无法形成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认定、申报上的统一行为。全国共有回族自治地方14个，其中1个回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两个回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昌吉回族自治州;11个回族自治县，其中青海省4个，河北省2个，云南省2个，贵州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有1个。除上述自治地方以外，还有回族乡140个，西北地区有37个，西南地区有28个，华北地区有27个，华东地区有12个，东北地区有5个，中南地区有31个［2］(P112－113)。在如此广布的格局中，却没有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和申报的专门机构。

(二)从主观上来说，回族是通用汉语的民族，汉语的使用对推动回回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虽然回族在使用汉语时会夹杂少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经堂语等词语，但这些词语主要在回族成员内部交流时才使用，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词语也逐渐在消亡。在与汉民族交流时，回族只使用汉语。除去宗教文化，回族与汉族在世俗文化交流上非常密切，这造成了回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的边界模糊，分不清哪是回族文化，哪是汉族文化。西北回族独特的外在文化符号，如服饰中男性的白帽，女性的盖头、头纱等在全国回族中并不具有普遍性;介绍各地回族的民俗志、民族志的书籍也相对较少。因此，如何认定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界尚缺乏科学的表述，这为挖掘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一定困难。

(三)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申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名录项目我们可以看出，在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中注重对具有物化可视形态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而忽视了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重点强调的并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这些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含非物质形态的内容。”［3］(P9)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上的模糊，背离了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忽视了对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表现形式的挖掘，如回族民间文学类别的缺失。其次，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上的保守心理。从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上，看不出回族民众的精神内核———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重大的艺术成就都与宗教有关，我国一些民族与自身宗教相关的非遗项目也已进入了国家级非遗名录，如塔尔寺酥油花、藏族唐卡等。而回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上有意地回避伊斯兰教影响的部分，正如学者刘锡诚所指出的“我们的保护实践与联合国的理念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譬如，我们比较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表演艺术形式部分，而对像第三项(如属于民俗的礼仪和节庆活动)、第四项(如图腾信仰、民间信仰)以及文化空间(如庙会祭典中俗神崇拜)等涉及意识形态的领域，则更多地持否定性态度，这不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的理念不符，而且仍然在坚持一种非唯物史观的文化观”［4］。

文化自觉: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首先，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回族文化的根基和血脉，我们不能任其在经济浪潮中消失，因而发挥现代技术的优势，建立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对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存档，这是我们保护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建立不仅可以运用现代科技对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到分类储存和快速方便的各类信息查询，而且方便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建立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前提是要摸清家底，完成各地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目前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已经结束，故此必须有一个专门从事回族研究的学术机构，在各地政府的协助和各地文化部门的配合下，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

其次，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必须加大对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民俗学、人类学为主结合其他多学科知识进行整体研究或某一专题的深入研究。目前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层理论性的探讨还很薄弱，而且研究视域较窄。在保护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如何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以及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如何实现将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落在实处，这些方面还未有学者触及。

民间传说大全篇4

【关键词】民间故事；乡土情怀；彭祖情怀；人文情怀

一、引言

古称彭城的徐州，又名涿鹿，已有六千年文明史。一方面，从历史发展上看，徐州历史上曾为蚩尤本据，黄帝初都，彭国国都、徐国国都、五省通衢、宋国国都，楚国国都。而徐州又是汉高祖刘邦、南唐烈祖李、南朝宋武帝刘裕、后梁太祖朱温的故里，有“九朝帝王徐州籍”美誉。另一方面，从地理位置上看，徐州“东襟淮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素有“五省通衢”之称。因此，徐州是“一州，两汉，三楚之西，乾隆四巡，五省通衢，六千年文明，主席七访，八百寿彭祖，九朝帝王徐州籍，十里长街淮海路。”

徐州民间故事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 是徐州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徐州民间故事通过徐州民众的文学想象， 鲜明地体现出徐州文化的审美价值取向，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人文情怀对当下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伴随着徐州历史地位的变迁和彭祖情怀的逐渐深入人心，来徐州观光的游客也日益增多。这些游客的到来促进了徐州附近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尤其是民间文化的繁荣。而在这里流传着的大量神话、传说、故事和民歌也随之形成了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在《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江苏・徐州市区卷》中，不仅反映了徐州人民的精神面貌以及朴素的真善美，同时也完整地保存了这笔宝贵的民间文化遗产。本文试图以徐州民间故事作为研究对象，尝试探讨徐州民间故事的文化意蕴。

二、徐州民间故事的文化意蕴

徐州民间故事是彭祖文化同民间文学结合的产物。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徐州民间故事经历了初创，删改，完善定型的过程，以鲜活的徐州方言将民间的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和生命体验入一体。其中既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反映了徐州人民朴素的真善美。

（一）乡土情怀

和所有的民间文化一样，徐州民间故事由于来源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徐州的民间故事，正是徐州人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文学性及艺术性的表述。一方水土，一方风习，一方歌哭，一方气度。徐州的民间故事必然也用它机智、幽默、乐观、明朗的旋律，表现着徐州的城市精神与市民情绪。

“佳处未易识，当有来者知”，“两汉看徐州，秦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徐州不仅有狮子山楚王陵、龟山汉墓、戏马台、泗水亭、霸王楼、歌风台、拔剑泉、子房祠、王陵母墓、羊鬼山展亭、汉兵马俑等两汉文化遗存，还有江苏柳琴、徐州梆子、徐州琴书、徐州剪纸、徐州香包、徐州鼓吹乐、邳州跑竹马、邳州纸塑狮子头、丰县糖人贡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谓是徐文化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这一切在徐州民间故事中都被寄予了美丽的传说。

在徐州民间故事中，民众将自己对世界的认知，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家乡本土的热爱融入徐文化中，以民间故事的外衣展现出来。这些传说将徐州的胜景、特产与风情联系起来，而故事中又流露出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向善离恶的伦理坐标，知恩图报的道德观念等。这些都深深地埋藏在民间心理中佐证着徐州传承至今的重义轻利的民风。故事中主人公多为“杨百万”、“周老四”、“张三”等有名有姓的人，故事情节大都遵循重义轻利的原则。而这些故事把徐州山的一山一石，一湖一泉附着以美好的传说借以寄托普通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对家乡山山水水的厚爱的故事，投射出浓厚的乡土情怀。这种乡土情怀决定了徐州民间故事保持了难能可贵的原创性。因此，无论是神话传说、彭祖传说、楚汉故事，还是乾隆传说、文人故事、山水传说等作品都带有鲜明的徐州本地特色。

（二）彭祖情怀

妇孺皆知的彭祖，他的高寿的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多次被提到。但关于彭祖的故事最早生成是在徐州地区。相传彭祖姓钱名铿，是颛顼大帝的玄孙。他非常勤劳、善烹饪、重养生。因献“雉羹”给尧，治好了尧的厌食症，被尧封于大彭国。直活到八百八十岁才无病而终。徐州的百姓非常敬仰他，尊称他叫彭祖。据说彭祖早在4000多年前就在彭城发明了彭祖气功健身法――导引术，首开了武术文化先河。同时，彭祖又是我国烹饪界公认的始祖，彭祖情怀因而刻在了徐州人的心中，在民间故事中尤其突出。

的确，在徐州民间故事，如《柳毅外传》、《猪八戒出世》、《误用差官》、《鸡冠花的来历》、《盘龙窝》、《石榴的传说》、《彭祖醉酒》、《妖龙探母》、《霸王追韩信》、《张良得兵书》等大量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因彭祖情怀而彰显的对生命存在的热切追求和对安全和平的生命存在环境的期盼。而且，这些故事大都以艺术形象的方式展现给人们，躲藏在审美创造的背后的故事中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色彩相映成趣，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因此在彭祖情怀影响下的徐州民间故事体现出了旺盛生命意识，极具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启迪性。

三、人文情怀

“人文”的概念，《现代汉语》释为：“指强调以人为主体，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的思想观念。徐州民间故事蕴涵着众多创作者和传承者的心理体验以及思想感情，是长期积淀在徐州人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的独特表现，是荣格所说的“一种沉淀在作者无意识深处的集体心理经验”。作为徐州独特的审美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它随着历史的推移，在徐州民间故事的人文情怀中得到了传承和体现，这种人文情怀正是当代人所丢少的珍宝。但社会的发展是绝不允许以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来残害传统的人文情怀为代价的，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脊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中坚。因为“一个有着浓烈人文情怀的人，其必定愿意在精神家园里坚持一份纯真，坚守一份本真，藉心中拥有对中华民族无私的大爱，给善恶以公正，给灵魂以道义”，所以，人们寄希望于人文情怀的回归，呼唤那些富于人文情怀的民间故事的传播。徐州民间故事的人文情怀中蕴含着普通民众的乡土情怀、彭祖情怀，展现着伦理道德的种种表现形式，如“权谨救狐”、“徐州烙馍与一字千金”、“义犬救主”、“教子”等故事，无一不是如此。因此，徐州民间故事的人文情怀值得人们高度地重视。

四、结语

当下，生态文明呼唤着人们用那些具有人文情怀的民间故事去实现“文化民生”的建设，提升我国文化的软实力。而徐州民间故事是我国民间文学园地中的一颗硕果，也是我国彭祖文化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既具有审美功能又具有人文情怀传播功能，渗透以徐州本土文化所特有的文化元素徐州化，为民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母题和素材。我们在今天重提民间故事的意义，正是源于精神创造的渴望，源于对一种富有人文情怀的文化精神的期盼。

【参考文献】

[1]殷召义.徐州民间文化集・故事传说[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2]克鲁克洪，凯利.文化的概念[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3]殷召义.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江苏-徐州市区卷）[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民间传说大全篇5

影视作品是城市文化的极好载体。很多城市知名度的提高都得益于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上海滩》与上海,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唐山,动画《水漫金山》与镇江等。就青岛影视产业发展而言,已出品了不少以青岛历史为题材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作品,如《青岛之恋》、《青岛往事》、《跑马场》、《风雨劈柴院》等。尤其是2009年4月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同映国产电影院线公司联合拍摄的公益电影《寻找微尘》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影视动漫作品则有登陆央视的青岛本土动画《小牛向前冲》。这些影视作品对打造青岛城市文化品牌,促进青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从青岛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取材的青岛影视作品却很少见。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影视动漫是根据城阳区民间文学作品《童恢传说》改编而成的《不其清官童公传》。中国影视作品历来承继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题材资源与艺术灵感的良好传统。中国着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几乎都进行了成功的影视改编。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说》、《牛郎织女》等都被高频率改编成影视作品。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岛在打造影视之都的当下,在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可以从青岛历史中选材,如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可以从青岛民间文学中寻找灵感,将青岛民间文学中较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制作成影视动漫作品。或者在制作影视作品的同时,创造性采用青岛民间文学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当中。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红高粱》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成功运用民间文学元素不无关系,如民间故事叙述方式、民歌、民谣、俚语、谚语等都为影片《红高粱》增色不少。[3]这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一方面对青岛民间文学与文化起到宣扬作用,一方面对打造青岛影视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岛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作为影视剧组的天然摄影棚,青岛接纳了大量影视作品到青岛取景,如《恋之风景》、《美人依旧》、《盛夏晚晴天》、《海洋天堂》、《珠光宝气》等。青岛的都市丽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一一闪现,营造了独特的影像青岛的奇特景观。而青岛籍当红明星众多,如唐国强、林永健、黄渤、黄晓明、陈好、朱媛媛、白百合等。他们共同构筑了青岛影视产业的宝贵资源。比如,在着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中,有45位青岛籍演员同时出演,共同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他还有电视剧《青岛往事》邀请黄渤、林永健主演,《青岛之恋》则由黄晓明主演。

二、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的途径探析

1.与地方高校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在对青岛民间文学进行影视开发时,可与青岛地方高校联手,制作出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播、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白山神》就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的。闽北首部原创动画片作品《大红袍传说》、《大王玉女之传说》则由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动漫专业师生挖掘武夷山本土文化,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大红袍的传说”和“大王玉女之传说”改编而成。具体到青岛动漫,目前很多青岛高校都设立了影视动漫专业,如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分别设立动漫文学创作中心、动漫科技研发中心和动漫培训中心。还有像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落户青岛,以及中国动漫集团文化产业、中国传媒大学落户青岛开发区,华强科技文化产业园和中视动漫城落户城阳区都将对青岛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目前正在制作的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共同打造完成。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

2.与知名导演、影视制作公司、动漫企业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

地方政府参与影视制作早有成功先例。动漫作品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在宣扬与保护地域文化过程中,如能巧妙借助动漫艺术形式,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艺术与社会效果。如中国第一部体现中华传统武侠的动画作品《虹猫蓝兔奇侠传》就是由张家界和宏梦卡通联手制作完成的精品,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观众在收看《虹猫蓝兔奇侠传》之后,对张家界的山水风光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再比如52集动画连续剧《盘瓠与辛女传奇》是由泸溪县政府与长沙殷氏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合作拍摄。2010年《盘瓠传说》已被列入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泸溪县政府为保护与传扬盘瓠与辛女古老的传奇故事和泸溪悠久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动漫艺术形式,制作出专题画册、电视专题片、主题歌曲等,取得很好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种开发方式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在电影领域,有唐山市政府入股6000万,参与制作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电视剧领域,则有福建莆田政府参与大型神话剧《妈祖》的制作。具体到青岛,青岛地方政府已经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如着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而反映青岛历史上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的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汇集了鲁剧创作精英,力图打造反映青岛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精品。

3.青岛名山民间文学与青岛影视产业开发

从青岛名山文化入手,选取与青岛名山文化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具体到青岛名山文化,可以借鉴泰山文化的影视开发。根据泰山文化、泰山民间传说等创作完成的大型动画片《泰山》已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首播。该片“意在用大型动漫系列片的形式,将泰山的景 致和泰山文化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影片把泰山文化中传播广泛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相关史料,用动画艺术形式进行全新的演绎。”[4]相关影视动漫作品还有《泰山石敢当》等。青岛市内名山林立,其中最着名的当属崂山,其次还有青岛市区的信号山、浮山、信号山、太平山、观象山、小鱼山,青岛郊区的山如即墨的马山,平度市区的大泽山,黄岛区的大小珠山,胶州市区的艾山,莱西市区的大青山等。纵观青岛市境内的名山发展历史,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名山历史积淀甚厚,有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名人佚闻或遗迹。比如平度大泽山与大泽山民间故事,胶南大珠山与大珠山民间传说,胶南琅琊台与徐福传说,即墨驯虎山与童恢驯虎传说,即墨小龙山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即墨灵山与灵山老母的传说,胶州艾山与石耳争奇的传说等。以即墨马山为例,翻开即墨民间故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山的民间传说,在这些神奇的民间传说当中,又有很多是关于马山狐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构筑了马山独特的狐文化。如此众多的狐狸故事与瑰丽多姿的狐文化,无疑都构成了影视开发的极好来源。

4.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与青岛海洋影视产业开发

青岛正在建设滨海文化名城,挖掘蓝色海洋文化内涵既是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之必需,也是其重要表现。作为青岛蓝色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海洋民间文学当中有大量关于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特产等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广泛分布于青岛市辖属的七区五市的民间故事当中,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为青岛海洋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持。青岛作为知名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洋影视产业。2013年年初在CCTV-8热播的大型海洋神话电视剧《妈祖》就是将海洋文学与海洋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青岛海洋民间故事是一座巨大的题材宝库,有些海洋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故事,将大力推动青岛海洋影视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应着力于凸显海洋文化特色,包括故事的背景发生地,故事的主人公等都可以以海洋为主体,或创造或改编出与海洋相关的影视动漫作品。

5.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选取代表性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开发

民间传说大全篇6

王仁爱来自贵州安顺普定县仙马村，他2007年在广州、2011年在贵阳连续两次获得射弩冠军；谢友明来自黔南荔波县瑶山乡，他在广州和贵阳两次获得陀螺金牌。他们也都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他们一样，但是也不太一样，王仁爱现在是仙马村的农民，还在考虑是否外出打工；谢友明作为特殊人才，现在是荔波县瑶山民族中学的正式员工，每月收入尽管无法和外出打工相比，不过相对已经比较稳定。他们之间的相对不同反映的是同—个现实：贵州民族传统体育要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贵州省射弩教练孙安直言，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青黄不接，如何使射弩队员们能安心留在队里——他们都希望出去打工。

孙安所言不虚。在仙马村，像王仁爱这样的男人外出打工，每月可以挣到2500元左右，而王仁爱即使拿下全国性比赛金牌，平日里训练，所得到的误工补助等每月也就1000元左右。

是什么促使王仁爱还没有放弃射弩这项运动？他说，这对他就是一种爱好。但是，在集训过程中，他也并非没有动摇过。“2007年，当时我孩子小，我在贵阳集训，补助不多，我老婆就叫我回家，出去打工。后来是省里和地区做工作，我才坚持下来，”他说。

“以后是不是还能坚持下来，要看情况。”他说，“我可能还會出去打工。”

王仁爱曾经为了在训练之余挣些钱贴补家用，去开摩托车载客，结果摔折了脚踝。他说，能够坚持射弩，就是出于一种爱好。

贵州省和安顺市为了发展射弩运动，也下大力气加大投入。从1998年到2012年，省体育局和省民宗委在射弩运动上投入了800万元，但是这些经费实在是杯水车薪。去掉器材、场地、训练等上面的花费，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就捉襟见肘了。

曾经获得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會射弩冠军的李贵福算了一笔账：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养殖、种田和务工，年收入差不多一两万元，但是射弩每年投入需要五六千元，这不能不说是个沉重的负担。

也正因为如此，李贵福家人也并不希望他练习射弩，李贵福能够坚持下来也是出于一份热爱。

经费短缺同样困扰着瑶山民族中学。瑶山民族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在这个学校，学生都會上陀螺训练课，老师就是谢友明。学校校长潘永超说，学校也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为了节约经费，许多器材他们都是自己制作，即便如此，每学期花费也需要两到三万元。

黔南州体育局副局长马英说，政府方面也想了很多办法来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她说，这些措施包括设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配合激励保障措施，对获得好成绩的运动员给予奖励，在就业上也给予一定的保障等，促使传统体育项目能够得到健康良性发展。

对有一定技术和经验的传统体育人才可以想办法留住，但是如何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民族传统体育则是更大的挑战。王仁爱坦言，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射弩，就是因为“他们从这上面看不到提高自己和家人生活水平的希望”。

孙安提起选材就直摇头。他说，这是现在最大的困难。

在贵州一些欠发达地区，出于对更好生活的追求，许多青壮年都會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基本都是老弱妇孺，这导致民族传统体育竞技人才选拔的困难。而这些挑战，可能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

在秋日温暖的阳光下，站在一群展示射弩技术的男同学中间，李娟和李祖艳这对小姐妹显得格外不同。

李娟和李祖艳都是贵州安顺普定县猴场乡民族中学初一学生，来自贵州有名的“射弩之乡”仙马村，在这个苗族村，男女老少都把射弩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逢年过节，村里都會举行射弩比赛，从这个村也走出了李贵福、王宪美、王仁爱等神射手。

今年14岁的李娟说，她12岁开始跟着自己的叔叔李贵福学习射弩，逐渐对射弩有了兴趣。和李娟相比，李祖艳对射弩兴趣更浓一些，不过她们都认为对方比自己的成绩更好。

“我成绩不如李祖艳好，弩太重了，我端不稳，”李娟说。

在猴场乡民族中学，射弩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体育教学的必修内容，无论是苗族还是其他民族学生，都需要学习射弩。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这是贵州省加强民族传统体育的一项重要举措。

2004年6月，贵州省民宗委、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体育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提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004年，各地（州、市）选择具备条件的学校，将民族传统体育纳入体育课试点教学内容，2005年以后逐步推开，力争到2008年在全省民族地区学校全面推行”。随着该意见的逐步落实，到日前，贵州省已经有4500多所学校开展了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项目基地已经达到37个，基本涵盖了所有本科院校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县。

和猴场乡民族中学类似，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瑶山民族中学，瑶族传统体育项目——陀螺已经成为必修课。该校校长潘永超介绍说，在这所初中学校，初一年级学生的体育课程中，有一半内容和陀螺相关，所有老师每星期也要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安排一至两次的陀螺训练。

“为了提高学生和教师对陀螺项目的兴趣，我们学校每年举行一届陀螺比赛，分教师组和学生组进行，以此来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潘永超说。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传统体育在学校的开展，保证教学质量，猴场民族中学和瑶山民族中学都不约而同地聘请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會奖牌获得者对学生进行辅导。在猴场乡民族中学，李贵福、王仁爱是射弩项目校外辅导员；在瑶山民族中学，陀螺王谢友拔明则被聘请担任陀螺课教师。

在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會上率领队友获得团体冠军的谢友明说，教学生打陀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地，民族传统体育都走进了校园。在黔东南州，苗族的跳芦笙、跳木鼓、跳板凳舞、划龙舟等，侗族的摔跤、舞龙、打陀螺、骑高脚马等都已经在学校开展。黔西南州则在试点学校开设了高脚竟速、押加、陀螺、射弩、蹴球等竞赛项目和跳竹竿、板凳舞、手拍鸡毛毽、打铜棍、丢糠包、毽球、荡秋千等项目。这些项目，既有较高的娱乐观赏价值，又是非常独特的健身运动，它们不仅增强了青少年儿童的体质，而且也使一些传统的、优秀的、濒危的民间体育项目得以传承和弘扬，加深了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

贵州省民委副主任吴建民说，包括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在内的一系列举措使贵州民族体育工作迈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管理的轨道，省民运會的规模一届比一届大，竞赛和表演项目数量一届比一届多，竞技和表演水平一届比一届高，选拔、培养、发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体育人才，—批具有民族特色、地区风格、娱乐情趣和体育效果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到挖掘、整理、传承和提高。

民间传说大全篇7

一、民间文化处于濒危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文化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民间文化世代相传，不断发展。民间文化是祖国文化桂冠上的明珠，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的奇葩，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目前，民间文化师承断代严重，民间文化处于失传的边缘。文化部负责人在谈到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目前的生态环境时，指出了令人担忧的现状：一是对民族民间文化缺乏民族自觉，全民的保护意识不强；二是文化生态环境恶化，大批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村落、村寨正在遭到破坏；三是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流失状况极为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国家的文化安全；四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记忆面临灭绝。有关部门在调查中发现，民间文化处于最濒危的现状有两种，一种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另一种是传承人的问题。而传承人濒危现象又在少数民族地区最为明显，极需关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我感到，眼下的中国，几乎每一分钟就有一种民族文化在灭亡。”湖南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倡导者张劲松说：“我是眼睁睁看着许多民间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自然消亡。一个老艺人的故去之日，或许就是一种民间艺术失传之时。”

二、民间文化传承人的特殊作用

民间文化传承人在传承祖国优秀文化活动中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和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和命名”项目启动仪式上介绍说，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他们有的是民歌手，有的是故事能手，有的是民间画师，有的是民间乐手，有的是民间舞者，但他们大都年事已高，技艺近乎失传，人亡歌息，人去艺绝的现象十分突出，保护并传承其杰出技艺迫在眉睫。在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后继乏人，传统技艺面临灭绝的情况下，能否将民间文化传承人的技艺留住，关系到民间文化的存亡。

三、建立民间文化传承人档案的必要性

调查寻找民间文化传承人，并为其建档，对抢救保护传承民间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其必要性有以下几方面：

1．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需要。民间文化传承人是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基于民间文化濒危的现状，为抢救保护民间文化，2003年国家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计划用17年的时间，到2020年，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制度和体系，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意识，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其工程的主要任务，一是建立全面反映民族民间文化基本面貌的档案数据库；二是建立比较完善的民间艺人传承保护机制。为民间文化传承人建档，正是为了完成上述两项任务而采取的新举措，是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重要内容。

2．存活民间文化的关键所在。民间文化的存活和传承，一是靠传承人一代一代向下传承。据有关部门调查，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缺失的现象很严峻。二是靠民间传承人档案向下传承。如古代的《武功秘笈》就属于传承人档案。对于没有新的传承人，老的传承人即将离世的民间文化，其传承只有靠传承人档案向下传承。否则，该项民间文化就会因无传承人而灭绝。因此，建立民间文化传承人档案，使民间文化长久传承下去，就显得特别重要。它是抢救保护民间文化的关键所在，是一项紧迫而且意义重大的工作。

3．配合评定百名“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活动的需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2005年3月2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和命名项目正式启动，两年后，中国将评出一百名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并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名录》系列丛书，对杰出传承人的文化传承进行档案登记、数字化存录，建立专门的图文影像档案数据库。档案部门应积极为评出的全国百名杰出文化传承人建档，建立反映传承人基本面貌的档案资料数据库，此举也是评定百名“民间文化传承人”活动的需要。

民间传说大全篇8

这里所要讨论的“过去”，当然不是纯时间的范畴。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许多著作中、文章中、报告中乃至政策性的文件中，常常看到“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字样。惹人麻烦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交叉使用，内容含糊；特别是当着那些著作等等向读者提出任务，要大家来批判、继承、发扬或弘扬传统的时候，更有无所适从、无可施技之感。因为，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如果进而追究内容，则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Traditionalculture）,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

各传统文化在其各自发生的当时，本系应运而生的，因而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作用。及至事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阙，固化为明日的黄花和垢土。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礼失而之野；也有的生不逢辰，昙花一现，未老而先夭。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它们内容的深浅，作用的大小，时间的久暂，空间的广狭，只要它们存在过，它们便都是传统文化。

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分别在于理之正逆。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因此，对后人来说，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任务，以明辨其时代风貌，以确认其历史地位，以受拒其余风遗响。在我国，所谓的发掘抢救、整理清厘、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等那一套办法和方针，都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所有的吃人的礼教、东方的智慧等等一大摞贬褒不一的议论，也多是围绕着传统文化而发。对此大家耳熟能详，无待赘述。现在需要仔细讨论的是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Culturaltradition）,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摩，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它们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心理状态。民族的每个成员，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中诞生、成长，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形成意识、表达愿望的。因而，生活对于他们就是一片园地，语言对于他们便是一种工具，大凡在这种生活里不存在的现象和愿望，由这种生活导不出的方式和方法，为这种语言未曾表达过的意念，用这种语言无法道出来的思想，自不会形成为这一民族的共同心理；纵或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有时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作后盾。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始能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响往，而互相激荡，其道大行，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这样，日积月累，暑往寒来，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

所以，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正象肉体超不出皮肤一样，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凝聚的力量，集团的象征。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如何得存在，一个社会能够如何不涣散，一个国家能够如何不崩解。

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前进，生活在交替，经验在累积，知识在更新，传统中某些成份会变得无所可用而逐渐淡化以至衰亡；生活中某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份。但是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的变化无论如何总是缓慢的、渐进的，不会发生一蹴而就的奇迹；虽在社会急剧变幻的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但是，从接触到交流到变化，中间有着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大体说来，两种不同文化（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婚媾、交通、贸易、扩张、侵略等原因而接触而互播时，起先往往互相惊奇，彼此观望；尔后则互相攻讦，彼此拒斥；最后乃互相学习，彼此交流。而学习所取、交流所得，仍待经过自己文化传统这个“有机体”的咀嚼、消化和吸收，或者叫做整合，才会加入为传统的一个新成份，带来传统的变化。这时候，反观其与原型的同异，虽未必面目全非，常难免橘枳之感。这是历史和现实所已反复证明了并仍在证明着的。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不同程度视生活的差异程度和发展阶段而定。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但很难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因为每个传统对于自己民族来说，都是自如的，因而也是合适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无一个绝对标准，所谓的人类标准。形形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传统吹嘘为人类的，强迫或诱使别人接受，是没有根据的，也难以奏效；除去证明他自己的无知或狂妄。民族内部某些成员鼓动大家效法外族传统，民族领袖规定人民遵循外族传统，都只能停留在宣传上或法令上，而难以深入人心；除非生活已经变化得有了接受的土壤。

就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说，当然可以自我评价，一分为三，剖分出哪些成份为优，哪些成份为劣，哪些不优不劣。但这种剖分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要借助于时代推出的新生活和新认识，以作为标准；否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既然形成而为传统，就有它的必要性。“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

历史上有所谓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时代，那是说文化传统发生了问题。究其原因，或由于强烈的政治震撼，或由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或由于风靡的文化干扰。其来源，主要来自共同体的内部；外部的刺激有时也起很大作用。危机的消除，有待于传统的重振和重组，任何武力的、政法的、经济的、宗教的强制措施最终都是无效的。而所谓重振和重组，绝不是全面复旧，无视政治、社会、文化上的新局面；也不是作茧自缚，排拒一切驰入舶来的新东西。这时需要的是冷静分析，分析传统中哪些成份变得无理了，现实中哪些因素是合理的。抛弃不合理的，传统方不致一足落网而全身受缚；接受合理的，传统始得与现实相安于无事。这叫做

“一切合理的，都应该成为现实的。”（恩格斯）

是否有不受时代生活的局限、不被民族性格所约束的成份，存在于某个或某些文化传统之中呢？就是说，在文化传统中，有无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成份，非时代性非民族性的成份，或人类性的成份呢？应该承认，这种成份是有的。因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彼此是相同的；作为人性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样式也大体相似。因而，不同的人群在各自圈子里形成的传统，必然要有相同和相似的成份。这些成份，或适用于全人类，或适用于全历史，而成为民族传统中的超民族超历史者。这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超越的成份，正以其超越，而失去了个性，不能成为民族性格的标志、时代精神的象征。真正代表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恰恰是那些专属于该民族、使其得以同它民族区别开来的那些基本成份；真正代表时代面貌的，恰恰是那些为该时代所专有、使其得以同它时代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殊成份。超越成份的存在，是不同民族能以相互理解的根据，不同时代得以前后传承的基因。但民族之间要想真正理解，必须去理解那些不易理解、为各民族精神所独具的基本成份。所谓民族文化交流，所谓民族互相学习，都是就这些成份而言。时代之间如需加以比较，如需相互区别，也是要抓住各自的特殊成份方有可能。

体与用

文化改革上有所谓体与用问题，曾经争个不亦乐乎。照我理解，所谓体，应该就是文化传统，就是某一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品格、精神；而所谓用，则是这个体的功能、作用、外在表现，就是某一民族之用以现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传统文化。当年严复强调的牛体不能有马用，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必先自己变幻为马体，然后始得用马之用，倒也又不尽然。因为用固赖体而现，无此体则无此用；但用既为外在表现，或既已表现在外，则人人得而见之，人人亦可得而法之，所谓“拿来”者是。牛固不能“有”马之用，牛却可以“用”马之用。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哲理上说，有，和是、存在同义，乃本体上的事；用，停在现象界。移花接木，甚至掐下花来插在头上，总是能办得到的。

但是如果由此又得出结论，认为一切拿来之用，都将如原封未动般地发挥其效用，却也又不尽然。因为，马用在这里终究是安在牛体上，牛体本身受用不受用，一来取决于用之为物，看它在原体上属于哪个层面：物质层面的，移用较易；制度层面的，移用较难，因为它要受体作相应的变化；精神层面的，移用更难，因为这往往触动受体的深层。二来取决于体之为物，要看此受体的开放性与承受力，以及它自身的发展阶段，它与授体的差异程度。

千言万语说到底，体是根本的决定力量，体是民族的魂。拿近代历史看，在日本，只能是和魂汉才或和魂洋才；在中国，只能是中体西用，把外来的东西中国化。和魂和中体，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开放性上亦有差异，故影响着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和深度；但必得以自己的体为体，一切外来之用方能有所安顿，这一点上，彼此又是共同的。否则，再美的用，也只是出墙的红杏，可嗅而不可及，海上的楼市，可望而不可登也。

人们有埋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如何封闭保守加落后的，也有吹嘘它怎样怎样悠久辉煌加美妙的。不管怎样说，埋怨它，也只好面对现实，无法另换一个体，至少因为这是民族的共同体。某一个人也许能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跳出三界外，彻底绝裂于传统；整个民族却无法做到。吹嘘它，也无力阻止它与时俱进，随世界浪涛激荡，抛弃需要抛弃的东西，吸纳应当吸纳的东西。由于无法另换一个体，所以西体中用说是不着边际的。由于体在与时俱进，所以中西互为体用说是没有意义的。

值得讨论的倒是用对体的反作用，特别是拿来之用对拿者之体的反作用，比如说，西用对中体的反作用。鲁迅当年强调开放时曾奚落保守份子道：人吃了牛肉，绝不会因之变为牛。他忘了补充一句：人常“用”牛肉，身“体”的确会壮实起来。西用之与中体，亦可作如是观；一切有益之用，对于受体，都应作如是观。谁都知道，飞机、电讯的引用，不仅方便了交往，而且也加快了生活节奏，开拓了眼界耳疆，改变了时空观念，冲垮了坞屏壁障。这些，已足以激起长期逗留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不安，而不得不作因应变化；更不用说那些制度性的、观念性的拿来之物所施加于体要求于体的变化了。

但是，反作用也只不过是反作用；第一性的决定作用者仍在体本身。这一点，前面已经反复说到了。

两个传统？

民族有上层人士与下层平民之别，社会有剥削阶级与劳动群众之分，国家有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之殊，于是，研究者们不免要琢磨：文化是否也有两套传统？

列宁有过两种民族文化的说法，说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而占统治地位的则总是资产阶级文化。这是就文化而言的。就传统而言的，则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或精英传统与民间传统的说法。

如果依此类推，还可以举出雅文化俗文化，政统道统，上帝的事凯撒的事等等提法。

所有这些分别确然是存在的。不注意它们将无从分析一个民族的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无法理清民族文化的绵延演进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规划未来文化的灿烂前景。这大概应无争议。但所有这些分别都还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全民族的，是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的气质、品格、精神、灵魂。它的成份可能很复杂，有土生土长的，有外部潜入的，有尘封蛛网的，有崭新亮的；但它并不因此而支离破碎，七拼八凑。因为它是整全，它能整合，各种成份经过整合而彼此相安，彼此相需，形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统一体，一个独具特色的个性。

其土生土长的成份，就其显现而为文化看，在文明社会即存在着劳心劳力、统治被统治的社会里，常呈现出雅俗之分；并进而在衍化上各自承续，出现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别。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文化，只是传统文化；而不是传统，不是文化传统。就是说，这些分别只是民族精神在不同阶层的不同表现，还不是其所以表现的那个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方面，二者是共同的，一源的。这一点，从雅俗文化之间、大小传统之间川流不息的交换、渗透，乃至有意识地进行的采风观俗、化民成俗之类的行动之所以必须和能以成功的事实，足可以得到证明。

其外部潜入的成份，本是经过筛选了的；否则将潜而不能入，入而不能居。用以选择的大筛，便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包括它的价值取向和时代感、开放性。合则留，不合则拒，是这里的铁则；象一切有机体对待外物的原则一样。既已选入或接纳以后，这些成份虽不免仍带有“客家”的风采，但已然是新的大家庭的一员，便不可能独立寒秋，自成一系，与居停主分庭抗礼，形成独自的传统；而只会是入乡随俗，舍己从人，化为受体的有机部分。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两个传统的事，也是不会发生的。

有人喜欢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新传统：反传统的传统。此说在此至少有这样两点需从理论上讨论的内容：五四后的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以及，这个新传统是从外部传入的。

大家知道，五四时代有许许多多西洋新说蜂涌而来，其中不少说法和做法曾被广泛宣传，乃至付诸试验；宣传者试验者无疑曾是爱国的、赤诚的，很多还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但是真正被中国文化接受的，为人民大众信服的，却为数了了。个中原因，可以举出许多，而文化传统的筛选，或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好多学者分析过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安家的根据，也有人探讨过五四所以采取全面反传统手法的原因，结论都认为，其根据和原因，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身上，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相通相容之处，是中国有把政和道、真和善捆在一起的传统，因而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五四的全面

反传统。这也就是说，五四引入的新说，都还不过是一些“用”，它们只因和中国文化传统能相容，被中国文化传统所承认，所接纳，从而附着到中国文化的“体”上，才得以掀起波澜，发生作用；否则，将只是一些动听好看而无所作用的西方夜谭而已。

因此，这也就是说，五四并未在中国造出新传统，五四以后也未形成新传统；五四以来所发生的，不过是老传统适应新世纪、翻出新花样而已。两个传统的事，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财富和包袱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也不忍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该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箝制人们思想、范围人们行动的本性，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将出现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是一大学问，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班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和虫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绝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抽刀断水水更流，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那么人们是否只能坐享其成、静观其变呢？倒也又不是。

这里似乎用得上“创化论”。创化和进化的不同，主要在进化论认为变化是受动的、机械的，而创化论则认为进化是生命冲动的绵延，是创造性的。创化论能否解释生物和生命现象，还可以争下去；若借以解说与意志的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也许倒合适。传统随生活的进化而进化，但无论生活的进化还是传统的进化，都离不开人的意志，或者叫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传统的进化上，被传统笼罩着的人们并非总是无能为力的。问题在于人们在多高多大的程度上认清了未来和过去，从而拿出什么样的对策，以及，在多广多深的程度上动员了群众，一起来实行创造性的进化。

一味喊彻底绝裂，已经公认为无济于事了；单纯提发扬弘扬，是否便能促进进步呢？至于那个熟悉的二分模式：批判其……继承其……，果否能保证批糟粕时不殃及精华、继精华时不夹带糟粕么？难道精华糟粕是分装在两个匣子里、而不往往是一物的两面么？更勿论那二分法的牺牲品即既非精华又非糟粕者的处境和下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