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法律规范范文

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篇1

关键词：民间借贷 法律规制 价值取向 调整范围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5-062-02

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的资金融通活动，具有隐蔽、无序等特性。这就决定了民间借贷，特别是大规模的民间借贷活动虽然一方面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资金流动日趋频繁、规模日趋扩大，这种大规模无序的资金流动也在积累巨大的金融风险，容易对区域的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影响。同时，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和近期金融形势的变化，原本被认为极少出现法律纠纷的民间借贷领域，近来案件发生率也在激增。分析引发这些民间融资风险的原因，固然有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投集资双方信息不对称、企业经营不善等因素，但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来引导和规范双方的行为才是根本原因。

一、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现状

1.宪法为民间借贷的合法化提供了根本性依据。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虽然不会做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但是这条规定却为民间借贷的合法化提供根本空间。宪法上的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宪法保护私人合法之“物”不受非法侵害，二是宪法保护私人依法享有的财产权不受侵犯，这里的财产权包括私人对自己拥有的合法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大多数民间融资行为本质上就是所有人使用和处分自己合法拥有的货币或资金，并获取一定收益的行为，而国家应当保护公民行使这种财产权的自由。

2.民事法律对合法借贷行为给予保护。《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因此建立在真实意思表示基础上的借贷合同应当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同时，现行民事法律中没有对借贷双方主体进行限制，也就是说没有限制自然人或者法人进行民间借贷行为，依据“法无明文规定即可为”的原则，自然人和法人都可以成为民间借贷主体。除了法律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规定外，司法解释中也对其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最高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利率的明确应该理解为是对《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具体补充，表明法院对符合条件的民间借贷予以承认并给予法律保护。

3.《公司法》认可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对公司出借资金进行了如下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此条规定虽是用来规范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条款，却揭示了这样一个观点：借贷行为如果违反了公司章程，只会对公司内部产生影响，并不因此妨碍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的合法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公司对外借贷具有合法性的观点。

二、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律虽然承认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也应该注意到这些法律条文其实只是一些原则性的、甚至是需要法理推理来佐证的规定，它们实际上只能体现一种理念而已。在实践中，能为民间借贷行为提供有效依据的是那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上述认可民间借贷合法性的法律规范多是1999年以后出台的，但是相应的下位法的修订速度却滞后于法律的立法速度。1998年以前出台的一些法律规范，与1999年以后出台的法律在立法背景和立法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具体条款与法律出现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例如：1998年前出台的《贷款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明令禁止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并将此类借贷合同认定为无效，但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明确界定只有违反了法律的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才能认定合同为无效，《贷款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虽只是部门规章或司法解释而已，但仍然有效，这就容易造成在如何认定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问题上法律规范适用的混乱。

我国香港地区在民间借贷规范方面起步较早，相关制度较为完善，参考和借鉴我国香港地区在民间借贷立法方面的经验和有益做法，对于完善我国大陆的相关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三、我国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的有关规定

《放债人条例》是香港于1980年12月12日颁布的一部调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法律性文件。纵观该法，最突出的亮点是对民间的放债人实行发牌管理，如此严格的资格管制在香港这样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较为少见；其次该法对放债人义务规定较重，立法价值取向明显侧重于保护借款人的权益；再者，该法一些立法技巧也表现出了与大陆地区不同的特点。以上这些都可为我国构建民间借贷法律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1.建立对放债人严格的监管制度。香港是一个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深入人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体现为明显的“小政府、大市场”格局，政府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弱于大陆地区，但是其对民间借贷领域的监管却体现了明显的公权力主导倾向，这不能不说是其整体制度中的一个例外。本文认为这主要是民间借贷自身特点所决定的，民间借贷是一种较为隐蔽的商事行为，具体的借贷行为很难为借贷双方以外的第三者所知晓，其具体的利息率又由当事人自由协商确定，很容易成为高利贷滋生的温床，如果信贷规模庞大很可能会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影响，因此对其实行严格的监管制度实为必要之举。这种监管的严格首先体现在对放债人资格的限制上。该法在第Ⅱ部“放债人之领牌事宜”一章明确规定：从事民间借贷的放债人必须领取牌照，牌照有效期限仅为12个月，如未领取牌照就不得经营放债业务；不仅如此，放债人必须在牌照所指定楼宇内经营业务，否则也不得经营放债业务。此外，该法第Ⅰ部“导言”一章还设立了的“牌照法庭”和“注册处处长”专门负责牌照领取相关事宜的裁决及管理等事宜。如此资格限制及管理，已经远比大陆地区严格得多，在香港地区实属罕见。

2.立法价值取向明显倾斜于借款人。首先，极力保障借款人的知情权。该法第Ⅰ部“导言”一章6条规定：“（1）任何人士于缴交规定费用后即可――（a）在正常办公时间内查阅登记册并将册内任何记载事项印取副本；或（b）向注册处处长取得登记册内任何记载事项之副本乙份，由注册处处长证明或经其授权证明为正确无讹者。（2）注册处处长须按其认为适当之方式，将登记册可供公众人士查阅之时间及地点公布周知。”该法19条又规定：“（1）任何有关偿还放债人贷款之借约，不论在本条例实施之前或之后订立，在借约有效期间内，如借款人用书面提出要求并交付所花费用后，放债人必须向借款人或借款人在书面要求上所指定之任何人士，提供一份由放债人或其人签署之陈述书（包括原件及副本）列明――（a）贷款日期、贷款本金总额及贷款之年息百分率；（b）放债人已收之还款数额及还款日期；（c）到期未还之每一款额与应还款之日期，及其应付而未付之利息；及（d）尚未到期清还之每期欠款及其还款日期。（e）在陈述书正面显著位置，以中英文清楚地写明下列字句：……”其次，放债人法定义务较重，当事人间权利义务的配比呈现出有利于借款人的一边倒之势。例如该法规定：借款合同订立后7日内，放债人必须造具有关借约之借据或备忘录，并由借款人亲自签署，且在签署时，放债人将借据或备忘录副本2份交予借款人，否则贷款及相关抵押不予执行。而且该法在举证责任方面引入了相当数量的不利于放债人的责任推定规则。如第33条（1）规定：“在根据本条例对任何人士进行之任何诉讼中，如指称该人并无持有牌照者，倘无提出相反证据，则该人须被假定为未持有牌照。”

3.严格禁止高利贷行为。杜绝高利贷现象的发生是《放债人条例》主要立法目标之一，为此该法专设第Ⅳ部“过高之利率”一章，明确规定：“任何人士（不论放债人与否）贷款或提供贷款，其实际利率如超过年息六分，即属违法”,如果超过该标准则“有关偿还贷款或支付贷款利息之借约，与任何就该借约或贷款而给予之抵押，均不得予以执行”并“可判罚款十万元及监禁两年”。并且，该法明令禁止放债人及相关人员向借款人收取除利息之外的额外费用，以防变相高利贷的发生；另外，为维护借款人权益，该法还设立了借款人如认为约定利息过高并实际利息确实已超过法定限制范围，可请求法庭干预来适当降低利率。这一制度与大陆地区《合同法》中的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制度和过高违约金调整制度有相似之处。

四、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建议

1.制定《民间借贷法》。民间借贷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这就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规范，防止其所隐含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安全和金融秩序造成威胁。笔者建议制定《民间借贷法》而不是《民间借贷条例》，是因为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范分布在各个效力等级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中，需要由全国人大以法律的形式出台一部法律对民间借贷规范进行全面整合，来减少法律间的冲突和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难题。

2.明确《民间借贷法》调整范围。《民间借贷法》的调整范围应定位于民间商事借贷行为。笔者认为，因借贷目的不同，民间借贷又可划分为民事借贷和商事借贷两大类，前者是指因民事活动所产生的借贷，如自然人为筹集医疗费或子女学费所产生的借贷；后者是指因商事活动的需要所产生的借贷，如农村个体承包经营户或中小企业为筹措再生产资金而产生的借贷。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借贷的产生是否出于营利目的。因为民间民事借贷行为实际上是纯粹的民事法律行为，相关法律问题基本可以通过现有民事法律的规定解决；民间民事借贷只是用于解决自然人的生活所需，借贷的产生不存在营利目的，借贷资金数额小，而且不会产生流动性扩大效应，金融风险极低。民间商事借贷则不同，首先此种借贷的产生是出于商业营利目的，属于商事行为，很多相关法律问题需要借助商事法律兼顾效率的理念；借贷金额相对较大，尤其是地下钱庄的存贷行为，已经与合法商业银行的存贷行为无实质区别，资金融通过程中已经产生放大效应，金融风险自然增高。制定《民间借贷法》的目的就是要将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纳入国家调控范围，因此《民间借贷法》的调整范围应集中于商事借贷领域，适当兼顾民事借贷领域。

3.《民间借贷法》具备商法与经济法两种法律性质。《民间借贷法》所要调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非是所有的民间借贷行为，而是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金融秩序有重大影响的民间借贷行为，其具有借贷金额大、借贷频率高以及职业借贷中介人等特点，也就是指那些经营性的民间借贷行为。此外，为了达到规范的目的，政府还应当对此种经营性民间借贷进行限制性的规范，这主要体现在是否允许民间借贷人吸收存款、存款利率、借款利率以及存贷额的规范方面。

4.《民间借贷法》应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明确。（1）应确立企业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关于企业间借贷是否合法的问题，各级法律条文之间冲突明显，人民银行的《贷款通则》、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都持否定态度，但从《合同法》的立法理念及其规定来看，并未禁止企业间借贷。所以，建议《民间借贷法》对此予以明确，应肯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但基于监测流动性和防范风险的需要，可以通过委托银行贷款或信托贷款的方式进行。具体操作办法，可以授权国务院根据具体情况作详细规定。（2）承认民间借贷组织存贷功能，同时实施明确的资格审批，并采取严格的利率上限控制。应当充分考虑到民间借贷良性循环之需要，避免只贷不存引发经营困境的危害，有限制地允许借贷人吸收公众存款，但对吸收存款问题应当根据存贷比例进行限制。对存款利率允许执行有上限的、高于同期银行利率的利率，以方便吸收存款，保证民间借贷人的生存；对贷款利率可参照现行法律法规中最高不得超过国家同类借款利率四倍的相关规定确定上限限制，以防止高利贷行为的产生。监管者通过监管和对投资者必要的风险提示，引导借贷人和存、借款人作出理性的选择。经营性民间借贷可以依法向有关监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批成立公司或者组织，但对其经营范围应当进行地域性的限制。通过成立公司和组织，引导民间借贷行为的正规化发展。

（注：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参考文献：

1.李炜.关于制定民间融资法规的思考.当代经济,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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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铭.关于规范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思考.贵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

5.郑侠.民间融资存在的现实和法律基础分析.法制与社会，2008（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 山西太原 030001）

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篇2

关键词：间间借贷：立法目标；法律价值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2-0069-05

民间借贷作为相对于官方正规金融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部门，在国外的研究中被称为非正规金融(informal finance)，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未对民间借贷的内涵与外延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与清晰的界定。本文对民间借贷概念的界定是相对正规金融而言的，是指在金融体系中没有受到国家信用控制和监管当局监管的金融交易活动，包括非正规的金融中介和非正规的金融市场。需说明的是，此定义并非从合法与非法的角度来阐释的，因为有些非正规金融活动按照现行法律是非法的，但是也有很多非正规金融是合法的。如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下的民间私人借贷。

民间借贷的兴起是在我国渐进式改革路径既定的背景下，政府、正规金融机构、各种经济成份的经营主体、社会公众相互博弈选择的结果，这种变革背后所体现的是社会转型期人的自利动机与原有制度约束之间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一、民间借贷立法目标的反思

我国的金融体制与制度设计至今都没有充分考虑民间自由融资的客观需要，而是以国有企业的投融资为中心。通过建立并控制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确保把居民与企业资金集中在国有金融体系内，保持对金融体系的有效控制机制，来达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标。金融法律的立法目标及其制度设计首先并不在于实现金融市场的稳定，而是阻止市场性的金融活动。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使银行部门实际上成为私人贷方和国有借方之间输送资金的管道，为国家按照自己的偏好配置金融资产提供了便利。而民间借贷的兴起，无疑分散了国家对资金的垄断与调控能力。所以，为了维持这种体制性的需要，现行金融法规、政策均严格控制非国有银行和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和业务活动。纵观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变迁，总和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否相对应，在民间借贷发展较好的时期对其管制相对较少，一旦出现问题就严厉打击，体现为以行政管理为主线，刑事惩罚为辅佐的基本思路。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业已证实，这种对金融资源的垄断与管制并未促进国有经济的同比例增长。反而是民营经济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

支持对民间借贷进行管制的另外一个理由是金融安全论。按照这一观点，民间借贷活动具有运营不规范、高利率、高风险等缺陷，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所以，为了国家的金融安全，出于防范金融风险与稳定金融秩序的考虑，有必要对其实施较为严格的控制。这也成为我国对民间借贷政策与法规十分谨慎甚至保守的理由之一。这种观点背后所折射的社会意识是我国几千年来对民间借贷的历史偏见。但是，热情激愤的批评无利于我们探寻民间借贷兴起背后隐藏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首先。经济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利率高低的确定不是以我们的主观判断为标准的，而是由借贷市场的资金供需状况、契约执行环境以及通货膨胀率的高低等因素决定的。民间借贷高利率的形成与对民间借贷的严格管制所导致的交易风险与成本加大不无关系。其次，民间借贷运营的不规范。同样与金融管制政策的不稳定有关。正是由于金融管制的存在，借贷双方难以有稳定的交易规则，民间借贷总是随着行政管理政策的变化而不断转变经营策略来求得生存与发展，进而加大了这种信用活动的金融风险。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放弃对金融活动的过多干预，应将重点放在保障交易自由、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等公共服务上来。通过建立与完善相关金融法律制度，来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制度化与法制化，实现市场经济的法治目标。

二、民间借贷法律价值体系的构建

金融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法治，民间借贷的兴起同样蕴含着人们对法治理念的追求。法治理念强调法律至上，通过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对公权力的限制来实现对自由、人权、正义、秩序等价值目标的追求。而法的价值表达了法律对主体需求的满足，对于立法、执法与司法活动均有指导作用。民间借贷法律价值体系构建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这是完善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基础。具体而言，民间借贷法律的价值体系不仅指价值的组成，也包括组成价值彼此之间的关系。

(一)民间借贷法律的自由价值

在法律上，自由首先意味着主体可以自主地选择和实施一定的行为，同时，这种行为又必须与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行为模式相一致。因为自由存在着被侵犯和滥用的双重可能性，必须有一种强大的外力来保障自由免受侵犯与滥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国家强制力属性可为其提供保障。而民间借贷法律的自由价值首先意味着民间借贷主体具有交易自由与营业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受到非法的阻碍，特别是公权力的不当干预。其次，交易自由、营业自由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任何事情，如果那样就会导致人与人行为的冲突，其结果是大家都无自由可言。所以，通过对民间借贷法律自由价值的设定可以保护民间借贷自由权利在依法行使时受到法律保护、在滥用时受到法律惩处。只有从法律上确定民间借贷自由权利行使的范围，才能把原本混乱的秩序变得井井有条，实现真正的自由。当然，自由实现的范围与程度还要受到其生活的物质条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这绝不能成为忽视甚至否定民间借贷法律自由价值的理由。

民间借贷法律自由价值的确立还具有消除因权力寻租所导致的腐败的现实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是在自由交易基础上的价格形成机制，但在金融管制背景下金融资源的配置则主要依靠政府公权力的人为分配。而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存在很多弊端，面临如何对其控制的金融资源进行分配的问题。我们知道政府并非具有完全理性，会由于集体有限理性的存在而产生政府失灵，会导致干预的非效率、公共政策的失效以及权力寻租与腐败等。在政府管制的情况下，金融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通过自由竞争来安排的，此时政府官员手中管制经济的权力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各种利益主体为了获取资金就会采取各种手段来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于是腐败便产生了。这种权力寻租活动在政府对金融市场管制越严格时会愈加严重，如在证券与银行等严格管制的市场。由于证券市场事实上存在着的金融管制，并非所有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企业均能进入，最终的决定权依然掌握在管制部门手中，企业为获得上市融资的有限名额就会采取法律之外的手段积极活动。于是权钱交易就会发生了。在银行的借贷市场同样存在这种情况，银行特别是国有大银行出于所有制和风险的考虑，一般会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各类非

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能够从银行获取的资金支持却极其有限。于是民营企业为取得所需的资金，要么转向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要么通过各种手段包括贿赂等非法方式从证券、银行等正规金融市场来获取资金。“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腐败”，政府对金融市场管制越多，产生腐败的机会也就越大。甚至某些机构或官员通过主动设租来牟取非法利益，导致权钱交易，腐败滋生。金融市场的权力寻租不仅会引起权力腐败，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经济效率下降和社会收入不公等一系列问题。

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民间借贷的交易自由、营业自由有助于克服因权力寻租所导致的腐败现象。通过资金需求双方的自由交易与市场竞争机制可以把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消除因金融管制产生的种种弊端。但前提是民间借贷的自由价值必须有法律的保障，否则自由的实现及其现实意义就无从谈起。首先，要确认市场主体拥有自由权利，对民间借贷的交易自由、营业自由从法律制度上予以确认。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主体享有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交易得以发生的前提，对民间借贷的过严管制不仅限制了融资双方按市场机制配置金融资源的自由。也是对公民财产自由处分权利的漠视。如果让市场主体通过竞争来合理配置金融资源，那么适应各类大中小型企业的多元化金融市场与机构就会如雨后春笋出现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形成多层次的融资市场。其次，应当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与政府维护经济秩序的职能范围区分开来。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应该是一种“需要国家干预”时的适度干预，若干预超出保护公民权利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界限就会导致“租金”的存在和“寻租活动”的出现。要限制金融市场的寻租活动就必须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成为有限政府，政府所应该做的是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法律制度来保障民间借贷的交易自由与营业自由。

(二)民间借贷法律的效率价值

效率一词最初源于经济学，基本含义是指投入与产出间的比例关系。法律的效率价值包括经济效率价值与社会效率价值两方面。经济效率价值是说一项法律制度若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则其必然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法律，而社会效率价值是说该法律制度能够实现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及权力运行的合法高效。民间借贷法律的效率价值也可以从上述两方面展开，其经济效率价值指通过法律所提供的稳定规则，可以减少交易费用，提高效率；社会效率价值指通过对合法权利的界定与公权力运行的限定能够打破垄断，实现公平竞争。

效率是经济和法律共同追求的目标，因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自由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的社会。”由于市场经济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市场经济存在着风险，法律的本质是为人们提供一系列稳定的信息，使人们容易预测其行为的结果，对其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作合理的预期，把风险和不确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使当事人能预先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以选择合理的行为方式，从而减少博弈实现交易费用的节约，提高经济效率。虽然制定法律制度需要成本，但其费用要远低于没有法律制度时双方交易的费用，这也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规则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人们运用法律制度来稳定交易规则的经济动因就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为民间借贷活动提供稳定的交易制度，同样可以减少借贷双方的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因为如果对同样性质的交易者使用不同的规则或者没有稳定的规则，不仅会导致规则的模糊，而且还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无序。当前民间借贷市场的交易价格过高(在借贷关系中表现为利率较高)与没有稳定的法律制度供给不无关系。首先，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在每次交易时都要经过博弈的过程来重新达成交易规则，把精力浪费在对经济发展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其次，由于没有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调整的法律规则，故不能形成稳定的交易规则，导致其交易风险加大价格上升。所以。如果从法律上明确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界限并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那么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降低，利率也会回落到合理水平。

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提供还能够提高社会效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力的一种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价值。”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既是公民其他权利得以行使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市场经济法治不可动摇的前提。但我国对待民间借贷的态度一直表现出极强的政策导向，政策的原则性和随意性特点决定了难以为民间融资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持。同时也违背了我国宪法确立的对公民合法财产和权利进行保护的基本条款。民间借贷――私人之间按照约定的条件转让使用资金的权利――产生发展的法律根据，从根本上正是来自国家保护公民合法私人财产的宪法条款。对私有财产权利的承认也是阻止或防止公权力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政府的首要职责应当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而不是不合理的限制权利的行使。更不是与公民争夺利益――垄断金融市场，排斥民间借贷。对民间借贷主体权利的确认可以把目前鱼龙混杂的民间借贷市场与机构加以规范，通过明确民间借贷成立的条件、权利义务和业务范围等，使符合规定的主体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为发展市场经济服务。此外，确立民间借贷法律的效率价值还具有打破垄断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我国金融市场的垄断源于政府的特许，由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形成融资市场的垄断。金融垄断会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会造成金融资源的浪费与我国金融企业竞争力的降低，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而民间借贷的存在，会对当前正规金融形成压力，促使正规金融市场与机构的内部变革，从而增加竞争、提高效率，有效的消除垄断的危害，增进社会福利。

(三)民间借贷法律的秩序价值

确立民间借贷的秩序价值的意义在于理顺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设定公权力在民间借贷市场中的权力与责任以及维护金融活动的稳定有序。

由于对民间借贷活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无法为交易双方提供有力的保障，在利益受到侵害时无法得到权利救济，从而导致了民间借贷发展的混乱与无序时常出现。民间借贷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在现实生活中常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导致相关主体不会(同时也不敢)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市场竞争中，而是采取一种侥幸心理来获取利润，结果就可能会使某些经济主体不考虑长远发展而目光短浅，不守信用，极易引发道德风险，扰乱金融秩序。而政府的不当干预与管理手段的简单化，会侵害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导致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管理难以走出混乱――管制――萧条――放松――混乱的恶性循环。造成这种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管理机构对民间借贷过分干预的不恰当管制政策以及对民间借贷合法权利的漠视，形成所谓的“金融抑制”。此外，由于在立法上民间借贷与非法金融的法律界限不清，在司法上存在着难以界定的灰色地带也会带来诸多问题，导致金

融秩序的混乱。如司法实践中多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判定合法与否的依据，但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往往很难认定，必须要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来推定，而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致使司法机关在审判中很难有一致标准作为判案的依据，导致同样的行为有不同的审判结果，最终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金融秩序。因此，我们首先应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从法律上对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使交易双方能够行使其合法权利并履行其应尽义务，减少道德风险的发生。其次，必须通过法定程序设定政府在金融市场享有的权力与应负的责任，使其成为维护交易自由、防止不正当竞争、惩处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有效力量，以弥补市场缺陷。

(四)民间借贷法律的正义价值

法律正义是一种通过创制和执行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行为而形成的理想关系。而对民间借贷的许多歧视性规定则违背了人类社会的这种崇高理想，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不公正。

虽然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民间借贷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受到的管制有一定的现实需求，如可以集中金融资源来优先发展某些产业等。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经济逐步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再用以往的制度来调整金融领域就是对民间借贷的不公平对待。也会阻碍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人世后，民间借贷不能享受与外资金融机构同等的待遇。因此，消除对民间借贷的不公平对待，以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刻不容缓。我们知道，法律正义价值的实现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律通过对社会各种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来实现正义，即对正义的初次分配；二是通过对社会利益冲突的解决来实现正义，即对正义的再次分配。实现途径包括把指导分配正义的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并具体化为权力、权利和义务，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所以，民间借贷法律正义价值的实现首先要给予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同等的对待，消除歧视，赋予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同样的权利，以实现对正义的初次分配。其次，在民间借贷受到不公平遭遇时，能够获得法律救济，以实现对正义的再次分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只有规模大小的区别，而不应根据所谓的内资外资、国有民有的不同进行差别对待。在金融市场中，凡是国有资本和外资能够进入的领域就应该对民营资本放开，并在民间借贷受到不法侵害时给予同等的保护，真正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

(五)民间借贷法律价值之间的关系

民间借贷的法律价值是一个庞大的复杂体系，不仅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的主体因所处地位的差异也会对法的价值具有不同的观念。但自由、效率、秩序与正义应是民间借贷法律价值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基本价值，也是最具有普适性的法律价值。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修改离不开这些基本法律价值的指导，其为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明确的方向。然而，这些基本价值也并非等量齐观，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与联系。因此，民间借贷法律价值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就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篇3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津特征；法律类型；完善立法

一、民间借贷的定义

关于民间借贷我国立法到目前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不同的法律文件对民间借贷也都存在着不同的阐述，其中《民法通则》第一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一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显而易见，上述两部法律都未对民间借贷的概念做出明确具体的界定，也未曾规定何种民间借贷模式应予禁止。

二、民间借贷的法津基本类型

（一）一般性私人无营利目的民间借贷

一般性私人无营利目的民间借贷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事性借贷。这种借贷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关系、朋友或者同乡等较为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的连接点往往是时空上的联系点，并具有很强的信任意味。一般来说，亲戚朋友、或者邻居在生活遇见短暂的困难，基于一种道德感相互帮助。由于这种短暂的困难具有短时性、紧迫性和偶然性，借贷双方基于相互的帮助的群体感意识，借贷方即使规定利息，但是往往一般较低，更多的是无息的借贷。这种借贷关系的形成，贷方往往不以营利为目的，并往往处于私人借贷的关系当中。随着经济的房展，部分行业内出现互助等行为，也是基于相互信任的关系。

（二）具有营利目的特殊性民间借贷

具有营利目的的特殊性民间借贷，主要是指商业性民间借贷。这种商业性借贷是经济逐步发展的一种新型的民间借贷。商业性民间借贷容易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如：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市场经济的孕育度。借贷双方作为一个平等的主体，将国家承认的金融机构排除在外。出借方往往会像银行一样，以营利为目的进行重复放贷，会对金融机构造成不小的冲击。

三、加强《民间借贷法》立法的完善建议

（一）坚持民、商分离

在我国的现今传统的中，坚持民、商分立的思路，将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整合，并制定一部单行的法律，对专门性从事放贷业务的行为进行规范，并与其他法律进行有效地进行衔接，发挥其他部门法律的调整作用，规范个人的小额借贷活动。对相应的配套制度进行修订，废除部分不符合现今要求的制度，建立担保、健全征信体系、建立个人破产等商事制度。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民间借贷法》

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民间借贷法》。出台本部法律方面需征求多方意见，并发挥相关部门专家与学者的智囊团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避免了层级上的混乱，可以有效地协调政府、检察、法院部门的各自主张，也有效地避免了行业监管、银监会、商务部等规范性文件冲突的弊端。建立一部统一的《民间借贷法》，废除相关的部门条例、规范性文件和冲突的司法解释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规范民间借贷的首要选择。

对于收贷的行为，禁止采用恐吓、威胁或其他暴力方式讨债，禁止采用软暴力等非法拘禁手段讨债。资金来源上，禁止非法吸收非法融资、吸收公众存款，但是可以允许商业银行贷款和私募资金。借贷合同采用规范的书面格式合同，对借贷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人的权利义务进行设定，强化对借款人的利益进行保护。监督管理上，可以采用政府部门成立专门的金融管理办公室负责监管，部分职权可以成立协会进行管理。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对于高利贷款行为、非法讨债等违法行为与刑法进行有效的衔接。

（三）建立与《民间借贷法》相配套制度

首先，由银监会成立民间借贷监测制度，并确定相应的监测范围，以防止民间借贷对宏观的金融市场进行冲击，并损害正常的金融秩序。可以利用人民银行已经建立的民间定点监测的平台，与工商、税务等部门建立协调的监测信息共享，并可以提高监测的准确度。通过对民间借贷的预判，来调整我国经济的宏观政策，以保护金融的安全。

其次，完善征信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出台《民间借贷征信条例》，将民间借贷的个人或者企业作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归为征信系统，并可以由其进行开放性登记，并将出借人、借款人的信息进行采集。允许同城的民间借贷行业管理者也可以自行建立相应的征信的子系统，并通过行业自律来淘汰部分不合格的放贷企业或者放贷人。这样不但可以较好地防范了民间借贷的风险，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了管理的成本。

最后，民间借贷问题的有效解决，还需要配套的相关市场退出制度。这样的配套措施完全可以使民间借贷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权可维，既能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打击、遏制“高利贷”和非法集资行为的发生，又能合理引导社会资金的有序流动，有利于经济金融的稳健运符。在立法完善的过程中，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可行做法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条件成熟时也可以考虑因地制宜的移植和借鉴。

四、结论

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会减少社会上许多民事纠纷，有助于社会的安宁与稳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二是通过对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研究能够准确地对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予以承认，发挥民间借贷的机动、快速、便捷等优势，进一步打破金融的国家垄断，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培育，并带动经济增长，促使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因此，民间借贷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到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还涉及到提高司法实务中审判工作效率，能够更能保护好借贷方与出借方的合法利益与期待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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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蓉.论民间融资法律规制理念的反思与重构[J].浙江金融，2011（07）.

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篇4

关键词：民间借贷 法律风险防范

民间借贷是民间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金融行为，民间借贷法律风险对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所以，采取适当、全面的法律、政策等手段对民间借贷法律风险进行预警和控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间借贷法律风险的定义

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是指民间借贷的参与者基于相关法律和监管规定的因素、以及自身行为的实施变化，对借贷目的的实现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从民间借贷的角度来看，这种风险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从事民间借贷的主体基于法律、环境变化的因素可能产生的风险（即外部风险）；二是基于民间借贷主体自身的行为而产生的风险（即内部风险）。目前导致区域性民间借贷危机的诱因中，上述两种情形都存在。

二、民间借贷法律风险的基本特征

（一）借贷约定、协议、合同无法得到法律应有的保护

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参与者而言，放贷资产的安全性是其首要考虑的因素，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使借款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然而，国家对于民间借贷行为的不充分认可使得许多管理办法处于一种半遮半掩的状态。在效力层次较高的法律法规中，难以寻觅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借贷行为规范，这无疑增加了民间借贷行为参与人的经营风险（即便是在签订了合同的前提下）。由于这种行为本身在法律上的确定性存在问题，使得法律救济的效力大打折扣。

（二）借贷方面法律滞后导致已有的金融行为得不到法律确认

我国现行法律只允许少数的企业法人进行放贷行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法人之间是不允许互相借贷的。只允许个人借贷禁止企业间相互借贷，这种作法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就目前我国的民间借贷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借贷资金均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生产性消费，故借贷资金往往数额巨大，远非个人可以承受。另外，企业资金需求往往具有需求频繁、时间紧迫且归还迅速的特征。因此，企业之间的互为借贷、互为担保就成为民营企业的一大融资方式。这种企业之间的集体性借贷，并没有损害企业和社会的利益。各行业经营一般有旺季淡季之差，处于市场淡季的企业在不影响自己生产的情况下，将积累下的闲散资金外借于处于生产旺季的企业以解决其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完成生产后可以利用所得利润归还。对企业间借贷进行禁止，一定程度上导致各种“变相”的民间借贷层出不穷，为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人为增加了障碍，更加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

（三）经济性犯罪给借贷资产的安全性带来威胁

资本的投机性、逐利性、盲目性使得在高利贷市场中，民间借贷逐渐异化，往往演变为非法集资类刑事犯罪。其通常的做法是通过欺诈手段编造企业的经营状况、美化企业的资信等级、虚构收入状况等信息，再以高息诱饵来诱惑投资者。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往往无法详查集资企业的资信情况和实际经营状况，容易盲目追逐高息而遭受经济损失。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界限至今没有统一的、比较权威的说法。现实中，民间借贷大多游走在非法集资的边缘，一旦借款方丧失了对非法集资活动的理性判断，就可能演变为犯罪。这种由于法律环境因素导致的借贷资产安全性差，会阻碍民间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民间借贷法律风险成因分析

民间借贷行为在法律层面的风险，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可以从借贷双方参与者和国家金融监管两个方面剖析这个问题：

（一）借贷双方参与者因素

1.借贷双方法律意识淡薄，借贷合同不规范

由于借贷双方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淡薄等诸多原因，民间借贷形式多种多样。大多数民间借贷相应的借款手续和合同不规范；部分借贷基于熟人之间的信任，没有任何手续，仅仅口头约定借款事项；有的借贷双方就签个借条或欠条作为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凭证。

从法律层面上讲，借条、欠条的含义及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有差别的。借条在诉讼时效及纠纷发生后所起的证明作用与欠条不同，借条、欠条与正式借款合同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2.民间借贷的高收益直接导致诚实信用原则失灵

诚实信用原则，简称“诚信原则”，在民法领域被称为“帝王规则”。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的过程中，不论是行使权利者还是履行义务者，都应在诚实信用这一道德准则下行事。通过媒体暴露出的民营企业老板因企业资金断链而“跑路”的事件反映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间借贷领域的失灵。诚实信用原则在民间借贷领域失去应有的功效，原因主要有：民间借贷发生在私人之间，借贷手续简便，有的甚至只是口头约定，因此，借贷期限届满时，借贷双方可能因利率、期限、甚至双方是否有借贷关系发生矛盾，导致借贷纠纷产生；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资金需求者为获取资金，对自身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资信等级、借款用途做虚假陈述，实践屮，出借方缺乏对这些信息进行严格审查的机制。

3.民间借贷行为挑战民事法律的意思自治原则

民间借贷是借贷双方自愿达成交易的一种市场化融资机制，其发生的基础是民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意思自治原则，这也是民间借贷合法存在的理由。但目前，我国针对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缺失，关于民间借贷的立法散见于各个部分法中。根据《宪法》中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民使用自己所有的闲散资金从事民间借贷活动并获取收益是合法的行为。根据《合同法》中意思自治的规定，借贷双方当事人只要达成合意，并且合意不违反现行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就是合法的，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根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上述行为就属于“非法集资”，应予取缔。

（二）国家金融监管因素

1.立法分散、规定不足

考查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不难发现，我国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没有统一的专项规定，法律渊源的层级过多，司法机关在适用时难度较高；其次是现有法律规范没有完全覆盖民间借贷领域的诸多问题，针对性不强；第三是监管机关无法按照现有法律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监管，实践中出现的复杂问题无法在法律中寻找到合适的依据。法律规范的缺失导致了民间借贷行为在实践中难以得到有效的监管。

2.国家金融政策导向使民间借贷风险防控难以实现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层面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时常常向国有经济倾斜。这种导向对金融市场产生了三个作用：首先，这种导向压抑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其次，银行在由国有企业向现代商业银行改制的过程中，大大收缩了对中小企业资金需求的注入量；第三，利率的双轨制使得有资金需求的大量中小企业无法或者很难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市场。

3.金融监管手段缺失导致民间资本运行风险增加

由于民间借贷资本缺乏透明的监管手段，监管机构很难对其资金的去向做到准确把握，这给决策层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带来不少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国的金融风险。

四、防范民间借贷法律风险的对策

（一）做好现有法律衔接和梳理

在统一的立法短期内无法出台的情况下，应做好已有法律和地方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之间的衔接。如果基本法律之间对于同一法律问题的口径不一致，用司法手段来防范危机将成为空中楼阁。

（二）加强借贷参与者的风险防范意识

改变民间借贷参与者的风险意识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要采用多种手段并行的方式。除了传统的宣传、普及手段以外，应进一步推广温州的借贷服务中心模式，将借贷的整个流程标准化操作，以固定的制度来降低借贷风险，这在借贷参与者法律意识不强的情况下无疑是比较稳妥的作法。

（三）建立民间借贷行为风险提示预警机制

建立借贷信息交易平台，进一步推广借贷登记制度。对于公民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双方认为不必要的，可以不采用登记；对于公民和法人、法人和法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应强制采用登记。在信息收集平台、借贷登记制度初步实施后，应进一步夯实我国的征信制度，大力发展完善征信评估体系。上述三个制度的实施有助于突发性局部借贷危机的防范，从而增强国家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四）整合二元化金融体制，加快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融合发展

金融监管机关要充分地履行职责，做好协调、调度工作。整合目前二元化的金融体制，使这两个类型的金融市场能互相融合、配合，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所谓的正规金融是指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民间金融包括前文提到的民间借贷、小额贷款公司、典当、私募基金等。打破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界限，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态度引导民间资本的工作，通过合适类型的资本运作模式将民间金融资本稳定下来，防止其盲目追求高收益、高回报，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

（五）谨慎对待利率市场化，有针对性地放开利率市场

针对区域差异，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利率，对于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可以适当地放开利率市场。在可调可控的范围内对民间借贷的利率做有目的的引导，以缩小有资金需求企业的资金缺口，促成企业的资金链良性循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现有的利率政策即可以满足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的需要，可以根据地区实际情况适用利率标准，同时可以考虑设置适当的利率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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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篇5

关键词：民间借贷 制度缺陷 法律规制

一、民间借贷概述

民间借贷是种复杂的金融现象，它具有地区性差异特征：在发达地区，民间借贷多属于一种商业性质的金融交易；在经济落后地区，具有更明显的互助合作性质。此外，民间借贷的发展程度并不相同，不同地区对资金的需求也有所差别。民间借贷的复杂性质决定了国家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也应当保持足够的灵活性。

二、对民间借贷进行法律规制的缘由

（一）民间借贷的存在价值

民间借贷在我国存在已久，至今仍然没有随着经济现代化和金融自由化而自动消亡。这说明了我国正规金融部门依然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和家庭的融资需求，社会对各种形式的民间融资仍然存在着强烈的需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以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存在的民间借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结构的宏观层面看，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要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风险，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金融契约形式，建立满足市场不同层次需要的金融机构，即"多元融资"的路径。在微观层面上，民间借贷与其他金融交易一样，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的特点，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但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和非正式制度约束，可以在信息筛选、防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方面有效降低交易风险。因此，不能因为民间借贷存在风险就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

（二）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必要性

首先，民间借贷合法化可以解决在目前的"金融抑制"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其次，民间借贷合法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要件之一。民间借贷的合法化能够有效遏制"虹吸"效应，使农村多余资金在农村范围内流动，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再次，将民间借贷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不仅能引导民间借贷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且能打击非法集资、高利放贷、洗钱等各种扰乱金融秩序的金融犯罪。将大量的民间游资纳入国家的金融体系，可以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三、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现行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特征

我国现行法对民间借贷进行规制的显著的特征在于按照主体的不同属性分别设定规则。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主体组合：

其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根据我国现行法，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被认定为无效，主要的理由在于金融活动的专营性。早在 1984 年中国工商银行制定的《关于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就确立了"不准企业之间相互借贷，收取利息"，后来又为1990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996 年《贷款通则》等规则所强调和重申。

其二，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在最高法院 1999年做出的《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企业与个人的借款只要是意思表示真实，即认定为有效。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 年第 5 期中的案例"郭忠连诉青岛市卫生局、青岛市东部医院借款合同纠纷案"中③，对于个人与企业间的借款认定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

其三，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借贷。《合同法》第 210 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该条的自然前提就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属于有效。

从上述的列举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于民间借贷的三种主体组合所持态度并不一致，企业之间的借贷被否定，而个人之间的借贷被法律所肯定，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一般认为是有效的。然而，这一规定的实效性并不强，因为对于企业之间借贷的否认往往能通过个人与企业的模式进行规避。

（二）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现存问题

1、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缺位

反观我国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主要针对正规金融，目前尚没有针对民间借贷监管的制度设置。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行为应如何处理的批复》等从民法角度对民间借贷做了简单的规定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三部最重要的金融法均没针对民间借贷活动做出规定，对民间金融活动采取模糊处理的态度，致使民间借贷法律监管缺位。

2、民间借贷面临严重的法律风险

法律制度的缺失与冲突导致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的界限，民间借贷面临严重的法律风险。

同时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长期坚持着国家本位主义，存在着两个基本价值上的偏差：一是坚持压制等于稳定和安全的理念，过分强调严格的压制；二是过分强调通过压制民间金融维护正式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的目标。政府金融管制强度过高，忽视了市场自身对公平竞争和效益的需求。

四、完善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制度构想

（一）加强立法，给予民间借贷以合法地位

鉴于目前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对民间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要件、利率管制、税款征收、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严格界定什么是非法的民间融资行为，什么是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用法律手段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其次修改现行的法律。明确非法集资的规定；继续细化刑法修正案八中金融犯罪的相关规定；修改企业间借贷规则，制定切合实际的管理办法；修改有关社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的规定；合理界定民间贷款的准入与退出机制。

（二）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我国目前的社会融资结构直接融资比例过低，社会投融资过多依赖银行贷款。一方面，商业银行需要向企业提供大量的流动资金贷款，而相当部分流动资金贷款被作为企业铺底资金长期占用。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还承担着向企业投资项目提供大量中长期资本性投入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风险极易转化为金融风险。融资结构单一将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不平衡。因此只有以法律规制途径规范民间融资，开拓银行以外的各种融资渠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资本金不足、银行贷款困难的问题。应当利用市场经济成熟的做法，用疏导的办法解决民间融资问题，制定灵活的信贷政策引导商业银行设立小额信贷部和批准一些小额信贷组织专门做小额信贷业务，推动小额信贷市场的发展。

（三）强化法律监管体系，将民间借贷纳入到金融监测和监管体系中

目前民间借贷纠纷普遍存在且有逐渐扩大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让民间借贷按规矩办事、按规定操作，对一些乘人之危而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则坚决予以打击、取缔，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维护社会安定和金融秩序。同时职能部门应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引导，既给以地位，也受法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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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篇6

两会上，民间借贷是一个大热话题。不少议案提案聚焦于民间借贷，建议与其让大量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外循环，不如对其立法收编，纳入正规的监管。作为民间借贷历史最悠久、也是2011年最早爆发民间借贷危机的地区，浙江省代表委员更是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极大关注。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甚至牵头起草了《民间借贷法》，通过人大代表递交两会，凸显民间的立法努力。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表示，要把民间资本引入金融领域，使民间借贷阳光化，透明化。这样把民间与银行融资相结合，才能使经济更好地发展。

立法呼声勃然而兴

民间借贷早已有过立法尝试。2008年，央行即着手起草《放贷人条例》，试图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规范民间借贷，将所谓的“地下钱庄”阳光化，但历经前后4次修改，《放贷人条例》依然未能通过。

今年两会，民间借贷立法呼声再度勃然而兴，议论纷纭。全国政协常委、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以政协提案及大会发言的形式提出，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并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保障有资金者的放贷权利，使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得以确认。

在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揭露称，跳楼老板不申请破产保护却一死了之，是因为很多民间借贷背后非富即贵，他建议，一定要立法监督民间借贷。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证监局局长侯外林也表示，温州一带出现一些民间借贷的问题，就是因为处在地下，遮遮掩掩、见不得光。如果民间借贷阳光化，就好办了，不管借给谁，都有法律保障。

来自浙江的代表、委员，更是对民间借贷的话题有着高涨的热情。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在任期内连续几年的议案中都提及建立民间借贷的法律机制，今年她又提交了“关于制定《民间借贷法》的议案”。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局主席赵林中已提交了数十份与民间借贷有关的建议。今年，他再度提出了《关于规范民间融资的建议》、《关于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放开民营金融市场的建议》等议案。

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与该院研究员刘兴成合作，在浙江省、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历时1年多，共同起草了《民间借贷法》草案，通过浙江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向两会递交。这是中国民间“制定”的第一部《民间借贷法》，周德文成为民间草拟《民间借贷法》的“第一人”。

“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0年年底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即显示，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是双刃剑，它伴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而发展，可以说没有民间借贷就没有民营经济的今天，但是，因为民间借贷大都是高利贷，极大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短期使用尚可，时间长久定会置企业于死地。要根本解决民间资本的混乱，就需尽快让民间借贷合法化，如出台《放贷人条例》，为此，我已呐喊十年。这次，我们完全自费调研，草拟了《民间借贷法》，我的目的是推动中国对民间借贷立法，并在立法中吸纳我们研究成果的一些合理内容。”周德文告诉时代周报。

民间起草法律探索突破

周德文起草的立法建议稿，突破了之前的一个法律禁区。建议稿允许个人与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之间发生民间借贷，这与迄今难产的《放贷人条例》拟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的条款正相契合。而目前国家有关法律只规定允许个人之间发生民间借贷，央行的《贷款通则》，更是将贷款人限定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经营贷款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据了解，与《贷款通则》对贷款人身份界定的冲突，正是《放贷人条例》未能通过的首要法律障碍。

此外，立法建议稿还打破了现行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的规定，认为“借款人和贷款人可以就借贷的利息等内容自行约定”。对此，周德文表示：“立法既要考虑现实，兼顾现有的法规政策，又要考虑未来。中国将来要实行利率市场化。银行的利率都要市场化，基准利率不存在，就无法限定4倍。不限定利率，也是为了体现‘自由交易，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基本原则。”

“在实践中，一般的民间借贷如果超过4倍利息的，但能够协商解决，法律也不会干涉。这样的事情在个人之间、企业之间都很多，很常态。超过4倍利息是不受法律支持的，但一些案子设计得比较巧妙，钻法律的空子。放贷人对贷款期限分段计算，每段不超过4倍利息，但实际上已超过4倍利息，有时候也能获得法庭支持。而企业之间的借款，尽管现实生活中并不少，但在法庭上是不受支持的，一般以调解结案。”上海杜跃平律师事务所杜跃平律师告诉时代周报。

事实上，高息民间借贷规避法律的“窍门”还有不少。上海和基律师事务所边立鑫律师告诉本报记者，一个广为采用的隐蔽手法是，放贷人在放贷的时候已将利息从本金中扣除，但借据上仍标明本金数额。

“这种手法损害了借款人的利益，容易导致利率很高的高利贷，复利导致借贷双方的本金和利息账算不清楚，容易产生纠纷和冲突。最重要的是，它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所以，在《民间借贷法》中，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否定。”周德文称。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去年12月下发的通知中，也强调了4倍利率，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对于复利问题，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今年2月19日，最高法又通知，明确出借人依照合同约定请求支付借款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第7条的规定处理。其中，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尽管相关法律在一步步调整，但相比某些地方“全民放贷”的现实，法律的滞后仍然明显。“民间借贷的中介机构现在有很多，包括投资公司、咨询管理公司等，都在放贷。从法律上来说，这些机构涉嫌非法经营。对这些机构该怎么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边立鑫称。

“民间借贷立法，迫在眉睫。而在没有相应法律的时候，对公民来说，应该是法无禁止即自由，法律没有规定到的地方，应该允许创新。像中小企业、个人之间的借款，既已广泛存在，应允许其生长。法律应该为经济基础服务，现有的限制性法律应作出修改。”杜跃平表示。

阳光化伴随争议

“理论上说，民间金融应该全部放开，但这是个长期过程。”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对时代周报表示。“民间相互拆借、调剂余缺本来就存在，但这里涉及到一个借贷规模、借贷双方对借贷行为的理解、对借贷风险的理解与控制能力。在金融知识普及发育还很欠缺、对金融风险的理解与控制能力还比较差的情况下，说让‘地下’金融走到‘地上’，这种说法是简单化的。”

据张晖明估算，民间借贷的规模，可能不下于央行直接投放的信贷量。“许多商业银行都在做表外业务的理财，包括信托也在做。央行直接投放七万亿信贷，这块可能也有七万亿，活跃得不得了。对其立法规范、纳入监管的想法是对的，对规范金融秩序有好处，但在经济生活里，监管是管不过来的，始终会存在一部分市场的自身借贷行为。目前的问题是此类案例太多、太离谱，这与对金融风险的理解有关。在走向规范的过程中，还是要培育金融知识和对金融风险的理解与控制能力。”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也告诉时代周报：“民间借贷如果起的是补充作用，根本不用管，可以靠社会本身来协调。若经济生活中的相当部分是靠借钱来支撑的，不规范的话就会出大事情。问题是怎样才算规范化、阳光化？要有个概念，如果阳光化是指纳入银监会管理的体系，形成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不是民间借贷了。当然这事应该推进，比如民营银行、股份制银行，既解决了中小企业的借贷难，同时也分担了金融风险。这时，民间借贷就会仅仅是一个补充，对整体不会有大的震动。”

而民间借贷的高利贷“痼疾”，在杨建文看来，取决于紧绷的资金供求关系。“一种方式是用法律严惩高利贷，这只有极端情况下才可做。另一种方式，是从根本上缓和资金供求关系，降低利率。通过推进非正式金融机构的发展，缓解资金供求关系，才是高利贷的根本解决之道。”

不过，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认为，高利贷的产生，其根源还是近年来的泡沫经济。“实际操作中，很多人是借了高利贷，变成自己的资本金，再去向银行借钱，投向房地产企业。房地产市场的大泡沫，让每个人都想到里面分一杯羹，高利贷市场就是这么来的。这是个制度问题，很难进行单纯技术上的改进。”

无论如何，非正式金融机构已然试水，如推出村镇银行的试点、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允许个人和企业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等。然而，不能吸储、“只贷不存”的限制，也让不少小贷公司颇多抱怨，认为未能享受金融机构的待遇。

与只能在银行另外融得50%的注册资金的小贷公司相比，2月29日，温州第一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试营业，又挺进一步。这家公司名为瓯海区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其最具亮点的政策就是，他们能以“1块钱的本钱，做5块钱的生意”。据了解，3月份，温州还将会有乐清、瑞安等地的3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和1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陆续挂牌经营。民间借贷正在渐渐“走进阳光”。

不过，谢国忠提醒，开放小贷公司等的吸储权，需要慎重。“小贷公司当初发牌照的时候，我就写过文章，说这一定会变成去搞泡沫，贷给房地产公司。它如果还要求吸收存款的话，很可能就是在骗老百姓的钱。如果吸储者赚了，老百姓可以分一杯羹，反之，老百姓的存款就完蛋了。”

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篇7

关键词：《消费信贷法》；民间借贷；经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9-0044-04

民间借贷是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其流动可以表现为非法民间借贷（高利贷）和合法民间借贷两种状况。“高利贷”具有危害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违背公平合理原则等问题，应该予以坚决打击；合法民间借贷具有合理配置金融资源，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是资金所有人财产权的具体方式。《宪法》第21条规定“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并依法对非公有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十二五规划》、《民间资本三十六条》明确提出促进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方针，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提供了更加直接的政策和依据。

《宪法》同时要求对非公有经济进行监督和管理，所以必须坚决禁止和打击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行为。相关部门制定和颁布《刑法》、《商业银行法》、《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加强对高利贷等违法行为的调整，维护信贷市场稳定。

显然、我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民间资本的良性发展，坚决打击高利贷，合理引导合法民间借贷发展。不过，关于高利贷的本质和规范措施一直存在模糊认识，以下详细分析英国的信贷制度，为中国制度发展提供借鉴。

一、英国《消费信贷法》的基本特征

英国《消费信贷法》于1974年颁布，该法规直接替代小额贷款、典当贷款、租赁信贷的相关立法和规定，形成统一的信贷消费立法。该法规经过多次修订最终形成《消费信贷法》（2006），截至2009年10月，消费信贷的监管部门又制定了多个单项立法，不断完备和充实《消费信贷法》的法律体系。

英国《消费信贷法》以保护消费者，建立新的制度体系，维护公开、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为立法目的。《消费信贷法》共190条，分为12部分，涉及到消费信贷审批和执照、信贷合同、商业推广、担保、司法管辖等多个方面。总体来看，英国《消费信贷法》表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一）宽松的市场准入审批制度

英国的公平交易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是信贷市场的审批和监管机构，该机构是英国的消费者保护和市场管理机构。公平交易局通过审批制度管辖消费信贷的市场准入，《消费信贷法》针对申请人确定了抽象的“适合”性标准（Fitness standard），牌照应该授予“适合”消费信贷经营的申请人。《消费信贷法》确定的相关因素包括申请人及其相关人员的具体环境；主体是否涉及到欺诈、欺骗或者暴力犯罪；是否违反《消费信贷法》的任何条款，或者其他任何与调整个人或者个人交易相关信贷条款的条款；是否导致基于性别、肤色、种族、民族、国籍的歧视；以及申请人是否存在其它不正当或者不合适的行为（无论是否非法）。显然，《消费信贷法》确定的市场准入标准宽松且抽象，并且对于资本要求没有设立任何的“门槛性”要求。公平贸易局于2008年1月颁布的单项《消费信贷审批法》没有增加申请标准难度，但对“适合”标准确定了更加具体的指标。

（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

《消费信贷法》规定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贷款人在商业广告、缔约前谈判、合同的成立和履行等不同阶段承担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否则需要承当相应的法律后果。

《消费信贷法》针对商业推广阶段的广告确定了专门的信息披露要求，立法部门有权针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制定独立的标准，《消费信贷法》第48―51条规定的条款确定了违反信息披露规定导致的各种犯罪类型。

谈判缔约阶段的信息披露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对于面对面的谈判缔约方式，借款人需要按照《信贷消费信息披露规则》（2004）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其二：对于远程谈判缔约方式，借款人有义务遵守《远程金融市场规则》（2004）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两类信息披露规则规定的信息披露范围、方式和程序不完全相同。

《消费信贷法》（1974）要求合同成立和履行阶段应该披露往来账户的定期报表、协议变更的通知、违约通知、合同执行和终止通知、依据要求的信息披露。《消费信贷法信息披露要求》（2007）（2008）进一步修正了信息披露要求，其范围扩大到定额信贷年报、往来账户报表的其它信息、欠款总量、违约款项总量、违约通知的其它信息、事后利率（post－judge interest）等。

公平贸易局有义务制定信息披露表格（Information sheet），协助和规范贷款人的信息披露义务。贷款人一旦违反信息披露义务除了承担上述刑事责任外，还可能导致民事责任。例如：在缔约谈判阶段如果贷款人没有充分的披露信息，借款人有权利撤销合同；如果贷款人在确定的期限内没有披露借款人的欠款情况，那么借款人没有义务支付借款人应该披露而没有披露期限内的借款利息。另外贷款人对于违约、违约数量、合同内容等事项都具有充分披露的义务。

（三）完备的追债制度

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追债是消费信贷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公平贸易局2003年颁布《追债指导――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最终指导》（Debt Collection Guidance－Final guidance on unfair business practices）。该指导在2006年12月被修订，公平贸易局于同年12月还颁布了《追债合规性审查指南》（Debt Collection Guidance Compliance Review）。这些法规将追债行为区分为公平的商务行为和不公平的商务行为，并区别对待。

《追债指导――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最终指导》确定的不公平商务行为包括：不公平的信息传播、不当表述、生理或者心理侵害、欺诈或者不公平的方法、不公平的追债成本、不公平的追债走访。

《追债合规性审查指南》则对于不公平商业行为合规审查的申请、审查标准、审查角度、审查程序做了更详细的规定。

（四）成熟的负债管理服务

公平贸易局制定《负债管理指导》于2008年12月颁布，该《指导》适用于消费信贷牌照的申请人和持有人，主要调整牌照持有人和申请人如何提供负债管理服务。英国的负债管理服务发达，在颁布本《指导》之前，存在大量的非收益性机构提供该类服务，例如公民咨询处（Citizens Advice Bureau）、消费信贷咨询服务机构（Consumer Credit Counselling Service）、国家理债专线（National Debtline）等。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营利性负债管理公司得到发展。《负债管理指导》主要涵盖债务重组、债务偿还、提前偿债、代表债务人和债权人协商债务问题、审查债务人的经济情况、提供咨询意见等。

英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债务管理咨询服务体系，并且咨询服务体系的内容由立法严格规定和调整，保证了服务的全面和质量。对于借款人如何管理自己的债务具有积极的价值。

（五）高度权威的司法救济制度和措施

公平贸易局有权运用行政手段对交易中的不公平行为实施行政裁定。《消费信贷法》还设计了司法救济制度，强化司法机关在消费信贷中的地位和作用。司法机关有权对是否存在“不公平行为”作出判决，并可以进一步判决相应信贷交易的法律效力。其司法救济的特点如下：

其一，司法救济程序的申请人范围广泛。借贷合同中的借款人或者保证人是合法申请人；借款人或者保证人处于任何诉讼程序中并是该诉讼程序的当事人，该程序将执行该借贷协议或者相关协议，那么诉讼中的借款人和保证人有权利成为申请人；借款人或者贷款人处于其他诉讼程序中，依据该协议或者相关协议为一定数量的支付或者可为一定数量的支付，那么诉讼中的借款人和保证人有权利成为申请人。

其二，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消费信贷法》在证明是否存在“不公平关系”这一实事时规定了被申请人“自证无辜”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在任何的诉讼程序中，借款人和保证人主张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存在针对借款人的不公平关系，贷款人有义务作出相反的证明，否则法院将认定存在不公平关系。

其三，司法裁判命令手段多样。针对信贷协议中的不公平关系，法院有权利做出以下判决：要求贷款人、相关人或者前相关人整体或者部分返还任何借款人或者保证人根据协议或者相关协议的支付，不考虑该是否直接支付给贷款人、相关人或者前相关人；根据协议或者相关协议，要求贷款人、相关人或者前相关人实施、中止或者不实施特定行为；减少或者免除借款人或者保证人根据协议或者相关协议的支付；根据担保的目的，要求返还保证人提供的任何财产；撤消协议或者相关协议中借款人或者保证人的任何义务；变更协议或者相关协议的条款。

二、英国《消费信贷法》的主要经验和评价

英国的《消费信贷法》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实施中实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从其立法本身分析，英国《消费信贷法》下列层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英国已经实现统一的消费信贷立法

英国制定统一的《消费信贷法》之前分别制定了单项法律调整小额信贷、消费信贷、典当信贷和租赁信贷等信贷方式。经过多年立法实践，立法机关于1974年制定统一的《消费信贷法》。统一立法的价值消除了制度间的冲突和不统一，提高了立法和执法的协调性。英国小额信贷、消费信贷、典当信贷和租赁信贷市场的充分发展和相关立法经验的积累是英国统一立法的基础。

（二）消费信贷市场由商业行政机构审批和监管，一定程度脱离金融监管

消费信贷行为本身资本化和证券化程度不高，并和真实交易相联系，因此英国将其纳入消费市场而不是金融市场。英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审批和监管机构是公平交易局，该机构是英国的消费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机构FAS的监管范围也没有直接纳入消费信贷市场。

（三）消费信贷交易制度不断完备

英国《消费信贷法》确定了严格的准入制度，同时也确定了丰富、系统的消费信贷交易制度，这些制度对于业务推广、合同订立、合同的履行和终止、债务管理、债务追偿、行政裁决、司法介入等各个方面。

（四）借款人保护制度逐步完善

《消费信贷法》在立法目的和宗旨部分明确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借款人的权利。法规具体制度的安排表现出这种立法目的。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消费信贷法》规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保护借款人的权利，这些披露义务涵盖了缔约前至缔约后的所有阶段，制度的设计本身表现出对于借款人的极大保护。二是授予借款人特定的合同撤消权。

三、完善我国信贷立法的若干建议

（一）科学区分合法民间借贷和非法民间借贷（高利贷），增强制度执行效率

调查显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将“高利贷”直接确定为独立罪名，而借助一定的罪名体系共同调整。例如，针对吸存行为确定非法吸存罪；针对吸存中的诈骗行为确定集资诈骗罪；针对暴力讨债行为确定人身伤害罪。可以认为，现有的罪名体系比较完备，重点应集中在增加操作性，增强执法可行性和提高执法效率。例如，非法吸存是高利贷中的主要犯罪形式，但判断标准一直存在争议，执法效率不高。近年查处的“万里大造林案”、“亿霖木业案”、“中科案”都和非法吸存密切相关，必须坚决予以打击。最高法2011年1月4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立法目的、适用范围、认定标准、定罪、量刑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规定，是重大的制度发展成果，明确了非法吸存的判断标准，为打击民间借贷中的犯罪行为确定了有效的法律依据。

（二）理性看待利率上限，综合运用市场和管理手段限制高利率

民间借贷中高利率的合法性一直存在争议。现有立法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同期同类基准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不予保护，立法没有规定超过四倍属于非法。从实践考察，英美等发达国家采取完全放松管制的态度，取消了利率上限；香港地区继承英美模式放松上限管制，仅仅针对放债人和自然人规定了利率上限，不过其上限达到基准利率的20倍。显然、大部分国家不将利率作为判断合法与非法的标准，香港地区设定了上限标准，不过适用范围狭窄，并且20倍的上限远远大于我国的4倍。

英国等发达国家取消利率上限的同时确定了信息披露制度限制高利率。具体来说：信贷交易中的借贷人具体严格的披露义务：事前披露、充分披露和严格究责制度。贷款人在签约前有充分披露利率、本金、期限等重要信息的义务，并且必须在合同中写明这些信息，否则可能导致合同无效，或者授予借款人撤消权，虚假信息则可能构成欺诈。英美不直接限制高利率，而要求贷款人充分披露信息。实践表明、信息披露制度能够比较有效的控制“高利贷”、“高额服务费”、“利息计入本金”等现象，并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维护利率稳定、抑制欺诈风险。

从长远看，利率上限放松管制是多层次信贷市场发展的总体趋势。从现有状况看，不适宜完全放开利率上限管制，对于高利贷中的不法行为可以通过市场和制度相结合的手段予以调整。

（三）完善法治建设，规范民间借贷发展

民间资本流通的确可能导致不法、甚至犯罪现象，英国的立法经验值得借鉴。高利贷包含如下基本风险：高利率、欺诈、暴力追债、争议发生后借款人处于司法弱势地位。针对这些风险，英美通过如下制度建设保护借款人利益。

1.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抑制高利率、欺诈风险。英美国家通过信息披露制度解决民间借贷中的高利率，并已经取得较好的效果。

2.完善体制和机构建设，抑制杜绝暴力追债。追债是民间借贷滋生违法、犯罪行为最多的领域。英国的立法值得借鉴。英国公平贸易局颁布《追债指导――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最终指导》、《追债合规性审查指南》、《追债指导―不公平商业行为的最终指导》、《追债合规性审查指南》则对于不公平商业行为（暴力追债）合规审查的申请、审查标准、审查角度、审查程序做了更详细的规定。英国公平贸易局对于不公平商业行为采取严格处分和处罚的态度，确定了司法权威，有效抑制了非法追债。

我国可以考虑在相关部委下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杜绝暴力追讨等问题，保证民间借贷的公平和稳定。

3.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保护借款人司法利益。民间借贷一旦发生纠纷，借款人必然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不公平关系，导致诉讼失败。英美法确定了贷款人“自证无辜”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保护借款人利益。例如，借款人主张存在不公平关系，要求解除借贷合同。按照一般举证规则，借款人必须证明存在不公平关系，但其处于弱势地位，举证困难。不过，英美法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将证明责任归于贷款人，其有义务证明没有不公平关系，否则法院将认定存在不公平关系，否定借贷关系，保护借款人利益。

显然，上述三个制度相互协调，系统性地维护了民间借贷的规范化、阳光化和交易的稳定与效率。

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篇8

关键词：民间借贷 法律问题 建议

近几年来民间借贷引起的经济及法律纠纷越来越多，日益引起社会关注，这些恶性纠纷的存在不但容易酿成治安案件及刑事案件，还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治理和改善势在必行，下面我们就来做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一、民间借贷存在法律问题的分析

1、法律规范不健全、不完善

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规定不健全、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之中，还没有专门的行政法规是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为一些不良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规避法律漏洞，常以合法的借贷形式隐盖非法的资金往来，一旦引起纠纷，即使诉诸法律，通过寻常的民商事审判手段往往无法揭露开非法的面纱。现行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个司法解释中。民间借贷实为借款合同的一种，按照常理来讲，它的执行应该遵循金融借款的相关规定，但在实际实行的过程中却并非如此，民间借贷的规范远比金融借款合同的规范宽松，对于利息有无约定、还款期限有无约定，法律条文规定甚为简单，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容易让违约方钻空子；其次法律对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判断标准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规范，致使司法机关在案件判别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标准做参考，进而导致错判，这一点在大规模投资为目的的合法民间借贷与违反规定的非法集资之间尤为明显，这种状况的存在给正当的民间借贷也带来了很大的制度风险。

2、民间借贷双方没有得到有力的保护举措

民间借贷这种融资方式带有很强烈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具有手续简单、方便灵活，不拘泥于固定形式的特点，给双方融资合作的实现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由于我国民众法律意识普遍淡薄，很多民间借贷表现形式非常简单随意，口头借贷合同及内容简单的借据比比皆是，彼此之间的依靠完全信任来维系融资关系，有的民间借贷金额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借据却仅记载所欠本金数额，缺失借款期限、借款用途、还款方式、利息计算及违约责任等重要合同内容，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很难举证证明借贷事实，也给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带来诸多困难。

3、存在较为严重的高利贷现象

全国各地农村均存在不同形式、不同手段的“高利贷”现象，同样城市的高利贷也从没有灭绝。高利贷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惊人“高利率”，这一特性决定了它长期以来的“非生产性”，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或投资。近年来民间高利贷中，不乏“官银”的身影，其中更掺杂不少见不得光的黑金。事实上，很多黑钱都会通过这种民间拆借途径滚动，一方面民间拆借的隐蔽性刚好适合了这些资金‘见不得光’的需求。另一方面民间拆借目前利率高涨，别的领域投资确实难以找到如此高的回报，这部分黑钱又不太在乎风险。”跑路、自杀事件频频发生，高利贷背后的钱权交易隐现，随着越来越多的风险爆发，民间借贷引起的社会深层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二、完善民间借贷法律问题应该采取的举措

1、建立健全民间借贷法律体系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确保民间借贷程序规范化的前提和保障，因此加快步伐完善这方面工作势在必行，为此我国相关部门应该尽快研究制定出相应的法律，并对相关程序和规章作出系统化、细致化的规定，比如工商登记、交易范围、利率限制、法律责任及资金来源等，使之在操作的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除此之外还要制定相应配套的机制，比如为了达到法律规定之间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可修改相关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避免使法官在判案的过程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为了加强司法实践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可细化相关的规章，并积极筹建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加强对其的引导、培训、服务及管理，从而为民间借贷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并严厉惩处借贷违规的操作，尽量减少高利贷等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危害。

2、采取有力举措，加大对正当民间借贷的保护

要切实保护好正当民间借贷行为，就要着重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首先相关部门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尽量创新和完善金融形式，使民间资本尽快纳入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内，当然在这方面我国政府部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推出了村镇银行、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些举措不但设立的成本不高，还可有效吸纳民间资本参与其中，可谓益处良多，比如村镇银行极大的便利和规范了民间借贷行为，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其次加大对非法借贷行为的惩处力度，比如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走私、诈骗、贩毒等行为，还将金钱借给这类人，那么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就隶属于非法借贷的范畴，不但得不到依法保护，相反还要接受民事、行政制裁。再次，公安机关加强对违法借贷的打击力度，一旦查明有违法借贷行为，就予以严厉打击，增加其违法成本，让其不敢再违法，让民间借贷秩序得以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3、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监督和管理

加大对民间借贷行为的监管力度是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有效举措之一，可将民间借贷纳入金融统计监测范围，这样有利于宏观金融调控效果的正常发挥，在一定层面来讲，民间借贷行为会对金融调控效果造成很大的冲击，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当建立民间借贷的登记备案和检测制度，以便更好的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监管和控制，要定期对从事借贷业者的会计账簿进行审查，深入了解其借贷详细情况，并对相关数据进行具体统计和分析，对于出现的问题及时妥善进行处理，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以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从以上内容的论述中我们可知，要完善好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制度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加强对实践的研究和分析，并和相关部门做好积极配合，一定可以有效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