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指导案例范文

民间借贷指导案例篇1

关键词：民间借贷；借款金额；举证责任

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持续高位运行

近几年，民间借贷在我国发展迅速，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持续增长，案件数量已仅次于我国民商事案件中的婚姻家庭类案件。加之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给人民法院的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多难题。

（二）民间借贷主体多元化

传统的民间借贷，大多发生在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亲戚、同乡、同事、朋友等熟人之间，是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出于生活性需要的借贷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已经从纯粹的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转向自然人与企业、专业借贷机构之间、企业与政府机构之间等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串案多

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一人向多人出借钱款或一人向多人借债，以及相互拆解、联合担保的情况。由于当事人及关联人人数众多，案件情况错综复杂，矛盾尖锐，使得法院工作人员对该类案件的化解难度较大。

（四）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事实认定难

说民间借贷的资金大都来源于民间的自有闲散资金，资金来源松散、广泛。而且借贷双方之间大多具有系亲戚关系，或者互为同学、同事，特殊的关系导致双方在借贷形式上具有随意性和简单性。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较少、证据单一、法律关系中很少涉及第三人。

综上所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困境绝大部分在于事实认定问题。

二、借贷本金数额认定的法律规制

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借款双方在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的行为是禁止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颁布的《民法通则意见（试行）》①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人本金从而计算复利的，法律不予保护；在借款时预先将利息扣除的，应当按实际出借款项之数额计算利息。根据《合同法》②第二百条的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内容，借据、收据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应认定为本金。出借人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借款本金。根据上述规定内容，可见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在借款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的规定主要有两大原则：一、出借人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借款人应返还的借款数额并非借据或者借款合同中所呈现的数额，而是减去已预先扣除之利息后的数额；二、在利息预先扣除的情形下，借款人应以实际收到的借款数额作为基数计算所应支付的利息，而不是按照债权凭证上所载明的数额进行计算。

三、借贷本金数额难以认定的表现形式及其原因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本金数额事实查明时有三种情形比较普遍：一是借款人抗辩借贷事实尚未实际发生，比如大额现金的交付问题；二是借款人抗辩出借人已提前扣除利息。三是借款人主张出借人将已发生的利息预先计入本金，将计算出的本息总额在借据上全部写为本金。总的来说，利息预先扣除是民间借贷纠纷中借款本金难以认定的主要原因。

在民间借贷中，预先扣除利息的行为俗称为“抽头”，有时也将其称为扣除头息，即出借人在向借款人支付借款本金时从中预先扣除利息的行为。出借人在向借款人提供贷款时，按照约定利率计得的利息预先在提供的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的做法，广泛表现于各类民间借贷合同中，这样的做法一般被称为贴水贷款③。借款本金预先扣除利息的主要做法有两种：一种是预先扣除借款第一个月的利息，即扣除头息；另一种是直接预先扣除借款期限内的所有利息。

尽管法律对于上述做法持否定性评价，但实践中对于本金数额的争议一直是法院审判难点，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的数额越来越大，我国并强制规定大额款项支付必须以银行走账的方式完成，而出借双方往往对于借条等债权凭证载明数额与大额的现金支付款项数额存有争议；二、借贷当事人在本金中提前扣除利息的方式比较隐蔽，游走法律边缘，处于灰色地带；三、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借贷当事人往往已经过多次结算，将利息甚至是超出法律保护范围的高息一并计入本金，形成了新的条据、协议等债权凭证，而这些凭据表面记载的金额与法律保护范围内的数额并不一致。④

四、利息预先扣除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⑤：2014年，张某以李某为被告向法院请求其偿还借款2000万元，并提供李某摁有手印的借条，载明：截止2013年1月，李某共向赵某借款2000万元。另外，张某随材料提交了银行转账凭证以及当时经办人的书面说明，以证明1600万元系转账支付，余下400万系现金支付。庭审过程中，李某否认收到现金400万元，并抗辩张某在出借款项时已预先扣除利息。法院审理认为，张某提供的借据是一张对先前债权总结算依据，而不是一次性形成的借款数额，现金支付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加之张某对2000万元的构成作出了合理解释，借条出具时的知情人也出庭作证，而且李某自己也在借条上加盖指纹予以确认，综合认定该案借款本金2000万元。

该案中，出借人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上的金额与借据载明金额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案件当事人往往各执一词，借款入主张利息已经提前扣除，出借人主张多出部分是采用现金方式支付。面对上述情况，有的法院往往认为借贷双方地位不平等，出借人易借优势地位对借款人趁人之危，抑或结合所在地利息会从本金中预先扣除的交易方式或交易惯例，对出借人的主张的借款本金不予认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便是持此种观点，当借据上载明的金额绝大部分是通过转账支付时，出借人若主张剩余部分系用现金交付，又不能提供相应证据证明的，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⑥

笔者认为，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债权凭证载明的本金数额与当事人争议的本金数额不一致时，不宜“一刀切”，要么一律支持诉讼请求，要么一律驳回诉讼请求。法院应当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根据举证证明标准对于案件基本事实进行判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的要求，对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要全面、客观的审核各方当事人提交的所有证据，从各证据之间的联系、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等方面进行综合的审查判断。

若出借人主张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便为实际出借金额，而借款人抗辩称以利息已提前扣除，法院应当初步认可债权凭证的证据效力，推定债权凭证上载明的金额为借款本金，同时将当事人提供的债权凭证，结合借款金额、款项的交付、当事人经济能力和财产变动情况、当地交易方式和习惯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借据等债权凭证载明金额是否为实际本金。

案例二：2013年1月3日，杨某与赵某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杨某出借100万元给赵某，借款期限自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月利率2，利息总额为10万元。2013年2月2日，杨某向赵某转账支付100万元，2013年2月3日，赵某支付杨某现金10万元。2013年8月，杨某以赵某到期未还款至一审法院，要求赵某偿还借款100万元，并支付按月利率2计得的利息。赵某抗辩称本金应按90万元计算。

这则案例中的情形是否属于法律禁止的利息预先扣除情形呢？对于这个问题，理论与实务界均存在一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上述情形不属于利息预先扣除行为，当事人在借款协议中约定了支付利息，并未限制利息交付的时间，借款人可以随时选择支付利息，出借人也有权利随时要求其支付。法律规定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是指本金交付当时便预先扣除了利息，法律也并没有禁止利息的提前偿付。借款人提前偿还利息，出借人接受支付，双方就利息的提前支付达成合意，这种合意由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案例中的情形虽不同于通常出借款项当时直接扣除利息后交付本金的行为，但上述行为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目的，这种做法也与利息本身的性质不相符，应该予以否定性评价。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究其原因，当事人借款的目的是为取得利益，期限利益便是其中一项，若借款后次日即偿还部分借款，无疑夺走了借款人对于该部分借款本金的期限利益。从利息本身的性质来说，利息是借款人完全支配和使用借款本金而向出借人承担的成本，是借款人利用借款本金创造经济效益后将其中部分利润转移给出借人。若出借人事先便提前从借款本金中扣除利息，便会使借款人利用借款本金创造利润的资金条件受到限制，如此对借款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⑦之内涵，出借人在民间借贷中的主要义务就是提供借款，借款人的主要义务是还本付息。另外，结合《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⑧，本案中，当事人完全可以就利息的返还时间进行协商，若协商木成，应法律规定为据，结合当地的交易方式、交易惯例进行确定。对于此种变相的预先扣除利息行为，法院应该予以否定性评价。

五、结论

民间借贷活动在客观上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弥补了正规金融融资不足的缺点，解决了一部分社会融资需求，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实践中的民间借贷往往交易隐蔽、风险不易监控，从而容易引发中小企业资金断链破产、高利贷和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问题，破坏金融秩序影响社会稳定，使人民法院处理民间借贷纠纷的难度增加，法院审理该类案件应注意对民间借贷中的款项交付的证据认定，在当事人之间合理举证责任、严格把握利息计算及保护范围。

实践中，出借人往往容易利用其借款时的优势地位对借款人强加不公平的条件，如提前扣除利息。表面上看，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应付利息保障了出借人得利息取得权，利息金额也并没有改变，而且借款人借款时不必再行支付利息。但是利息是以本金为基数按照约定利率计算的孳息，若事先便从借款本金中扣除利息，借款人事实上并未完全支配和使用本金，这样并不公平。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出借人事先在借款本金中扣除利息的行为并不导致合同无效，只是需要按照实际出借的资金金额来确定借款本金，并以此计算利息。对于借款本金数额，应从在案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各种证据的内在逻辑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一般而言，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具有推定借贷事实已经实际友生的初步证据效力。若借款人抗辩借贷事实尚未实际发生，比如大额现金的交付问题，对于此种情形，人民法院应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之规定，综合判断有关借贷事实是否实际发生。若借款人抗辩出借人已经提前扣除利息，且法院对借贷事实是否发生已产生不可排除的合理怀疑时，出借人还应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债权凭证载明的本金数额确已实际发生。若借款人抗辩出借人将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重新出具债权凭证的，人民法院应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其他规定，如果前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保护范围，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2015年研究生创新性科研项目。

参考文献：

[1] 杨立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用[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2] 王利明、房绍坤、王轶.《合同法（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 金赛波、林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裁判文书精选[M].法律出版社，2012年.

[4] 杜万华.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审判实务指导与疑难解答（含最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

[5] 佟季.对全国法院近五年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数据分析[J].数字中的法治，2014・2：36-39.

[6] 吴爱智、李勤.江东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J].法制与社会，2014・8（下）：190-191.

[7] 周玉文.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事实认定中的经验法则――以借条形式表示的借款为例[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制论丛），2014年5月第29卷第3期：118-123.

[8] 郭芳.最高法对民间借贷有哪些新规定[J]中国经济周刊，2015・8・17：32-33.

[9] 王华栋.民间借贷纠纷应审查是否存在真实给付[N]. 人民法院报，2014年10月1日第007版.

注解：

① 即《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② 即1999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③ 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

④ 杜万华：《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审判实务指导与疑难解答》，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19页。

⑤ 改编自中国裁判文书网下载的（2014）民申字第781号案件文书。

⑥ 详见2013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民间借贷指导案例篇2

关键词：民间融资;风险处置

一、典型地区民间融资风险处置举措

（一）加强分析预警，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温州、鄂尔多斯、榆林等地区在民间融资风险爆发初期，都采取措施对民间融资风险进行了分析预警，及时提示各单位防范民间融资风险演变为非法集资，防止民间融资风险向金融体系传递。同时，在应对民间融资风险时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统一口径、统一形式，提高信息的公开透明度，防止负面舆论引发公众的恐慌。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教育，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提高投资者区分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识别能力。

（二）通过民间融资管理立法，促使民间融资行为法制化、规范化。一是鄂尔多斯市于2012年6月5日的《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成为我国首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关于民间借贷的管理办法。《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放贷人只能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放贷，不得有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高利转贷等行为;鼓励和支持设立企业化运营的民间借贷信息网络平台，创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探索通过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推动实现民间借贷市场阳光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发展;规范民间借贷纠纷，即由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发起成立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协会，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配合人民调解机构调解投诉问题;设立由民间借贷协会发起、在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登记的民间借贷风险基金，建立民间借贷风险处置机制和行业自救机制。

二是温州市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作为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和首部专门规范民间融资的法规。根据《条例》和《实施细则》的规定，民间借贷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借款人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合同副本报送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备案：单笔借款金额三百万元以上的;借款余额一千万元以上的;向三十人以上特定对象借款的。为了让大额民间借贷备案制度落到实处，《条例》做了正向鼓励和反向约束两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方面，处理民间融资纠纷时，备案的材料可以作为效力较高的证据。国家机关处理涉嫌非法集资等案件时，备案的材料可以作为民间融资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应当备案而没有备案的，或提供虚假备案材料的，由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公示;情节严重的，对个人和单位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条例》和《实施细则》的一个亮点就是创新了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集合资金两种融资模式。此外，《条例》和《实施细则》还对民间融资服务主体、风险防范与处置以及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

二是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于2012年11月18日开业并运营，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是鄂尔多斯市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子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能和服务项目有：收集和借贷供求的各类信息;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本市不同时期的民间借贷指导性利率;邀请银行、小贷、担保、典当、公证、法务、评估、支付结算等组织机构入驻中心，根据借贷当事人意愿，提供“一站式”服务，为民间借贷提供完备的法律服务;为借贷当事人提供规范借贷合同文本、合同公证、交易支付结算和登记备案服务;建立健全保密制度，依法保护借贷双方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确保各类信息的安全。

三是陕西神木县金融综合服务中心于2014年3月19日正式运行，工作职能是：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推动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加强政府对民间借贷的宏观把控，为地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信息依据;提供资金利用率，加大对支柱产业、朝阳产业的支持力度;运营神木金融网，借助网络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窗口，为当事人提供真实、有效、合法的国内民事经济证明服务;开设中小企业服务区，帮助解决中心企业融资困难。

（四）分类对待，科学处置，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是鄂尔多斯市根据民间融资关系实行分类处置措施，第一类是进入崩盘的，即资金链临近断裂的融资人，摸清大部分资产，掌握其活动状况，在适当时候作为典型打击，要求扣押其护照，冻结资产，清偿本金，特别是对5000万元以上的融资者进行“居住监禁”，防止其外逃。第二类是信誉度、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将其列为融资“黑名单”，对其进行重点监控，定期、不定期进行查账、询问，并责令其限期改正。第三类是信誉度、抗风险能力一般的，列为融资重点调查对象，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警告，限期缩小融资额度和规模，监控资金去向。

二是榆林市按照“区分性质，分类处置，一案一策”原则，对非法集资保持高压态势，坚决依法打击。第一，对非法集资用于个人挥霍享受、中饱私囊、侵害群众利益的，从严、从快、从重依法打击和处理;加大资产追缴力度，帮助参与集资的群众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对采取暴力和变相暴力手段讨债或以高价抵顶财物的，坚决予以打击。第二，对具有生产能力的融资主体，加强对其服务协调，根据产业发展前景和资金链条状况，提高银企对接的履约率，引导企业帮扶等措施，协力度过难关。第三，对一些讲诚信、有偿还能力的借贷主体，加强法律法规教育，促进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引导其合法经营，依法管理，妥善处理好借贷问题。第四，从严查处公务人员参与非法集资，司法机关对公务人员参与非法集资又背后煽动群众群访以达到个人目的、影响稳定大局者依法严惩。 二、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中存在的难点

（一）规范民间融资行为的法律规定缺乏统一性和衔接性。我国法律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定分散于各个部门法，且不乏存在冲突之处。一些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的民间融资行为，按照《贷款通则》、《关于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就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而被取缔。相关法律法规的零散、笼统、模糊，使得相关部门不能很好地掌握相关规定，极易陷入“一放就乱、一打就死”的怪圈。

（三）民间融资强制登记备案约束力较弱且依据不足。由于民间融资大多处于不公开状态，如果不使其浮出水面，就难以找到实施监管的对象，也就无从谈起规范、引导和监测、监督，到头来发生风险，只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处于到处“救火”的状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与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相比，不仅要对场内交易进行登记备案，场外达成的交易也应到中心进行登记备案，但实际情况是场内交易冷清，场外交易登记备案的也寥寥无几。《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第10条规定，民间借贷达成交易后，借贷双方应提供合同文本及摘要，到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备案。同时，该暂行办法第31条规定，人民法院优先受理经登记备案的借贷当事人起诉案件。但这些原则性规定，实际操作意义并不大，因为即便未按要求进行登记备案的民间借贷纠纷，只要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也应该受理。因此该暂行办法有关民间借贷要进行登记备案的规定约束力并不强。继温州、鄂尔多斯建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后，全国一些地方也成立了类似机构，但整体效果有限，突出表现为民间借贷双方对登记备案积极性不高，进场登记的民间融资笔数和金额均较少，主要是由于民间借贷行为约束和强制登记备案的依据不足，借贷双方未能从中受益，且考虑隐私信息被公开等因素。

（四）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之间的风险相互交织，难以监管。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的风险传递路径主要表现在，民间融资主体既有民间资金又有银行贷款，一旦资金链断裂就无法归还债务，部分企业或个人无法偿还银行贷款采取从民间拆借资金的方式进行借旧还新。从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中介机构了解到，其大部分业务都是作为过桥资金放贷给个人或企业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然后个人或企业再从银行贷款偿还民间借贷，实现信用增信和降低利息支出的双重目标。当前对民间融资的外部监管较为薄弱，没有明确专门的机构对民间融资活动实施统一监管，相关部门都有一定的监管责任，但是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而且各个部门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共享，对防范和化解民间融资风险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三、对策建议

（一）采取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方式，建立健全民间融资法律法规。一是从国家层面加快制订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方面的立法，应对民间融资活动重要事项，如借贷主体、交易方式、契约条件、期限利率、风险控制和法律责任等事项作出相应规定，以便确定民间融资活动的合法性和规范性，为我国民间融资活动的健康发展提供立法保障。

二是结合地方实际充分发挥基层创新的作用。鉴于各地民间融资活动存在差异性，由各级地方政府在不违背国家民间融资管理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建立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民间融资管理具体实施办法，如规定民间融资的利率区间、融资方式、资金投向，多少金额以上的民间融资必须进行登记备案等，制订民间融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风险处置机制，建立起完整的民间融资管理法规体系。

（二）建立权责清晰的监管架构，完善民间融资监管体制。一是树立分类监管的理念，明确监管主体职责和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具体分工，实现监管的无缝隙对接。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应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整顿”的原则，明确主管部门的权责，完善风险问责机制。

二是创新监管手段，加快监管方式转变。按照合法性和审慎性原则，完善对民间融资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与退出，业务范围和经营行为的合法性规定。加强对民间融资中介机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和流动性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民间融资风险。

三是加强民间融资自律管理。通过成立行业协会、建立民间借贷监测制度、行业风险准备金制度等方式，作为法律监管的重要补充手段，提高民间融资行业的自律意识和水平。

（三）优化民间融资运行环境，引导民间资本流入实体经济。一是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改制或股权融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农村新型金融组织。 二是加快存款利率改革步伐，用市场手段优化资金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让资金在同等条件下在金融机构与社会之间合理、有序的流动，进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民间借贷指导案例篇3

关键词：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监管困境；监管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174-02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为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近几年，民间借贷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填补了正规金融的空白。同时，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出借人组织化程度较高，资金供给能力强等新特点，成为难以监管的“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一般是指那些有着部分银行功能，却不受监管或少受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民间借贷作为影子银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据中国金融网的2012中国影子银行报告，2012年狭义民间借贷余额约为4万亿左右，可见我国民间借贷中的影子银行规模还是很大的，如果对民间借贷缺乏足够的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可能发生“异化”，成为非法集资和高利贷滋生的土壤，因此，应该加强对其的监管。

一、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的原因及作用

（一）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的原因

首先，一方面，由于央行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推行了紧缩信贷的货币政策，再加上我国严格的利率管制，使得商业银行不愿贷款给风险相对较大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而是把款项贷给优质大型企业；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贷款手续繁杂，审批的程序较多，借款企业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借款需求。相比之下，民间借贷手续简便，形式灵活，办理的时间非常对，正好适应了市场需求。因此，在从银行渠道获取贷款无门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正被迫求助于民间借贷。

其次，由于我国发生通货膨胀，实际存款利率为负数，因此为了使资产保值增值，存户不愿继续把钱存入银行，转而寻找其他高收益的投资渠道。而民间借贷所提供的利率较高，有时甚至达20%—60%，受到高利益的诱惑，大量的民间资金甚至是国企、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的资金也涌入到了民间借贷市场。

（二）民间借贷的作用

1.积极作用。民间借贷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力地支持了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推动了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虽然政府一再强调，要求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商业银行出于风险问题考虑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惜贷”，而民间借贷则成为中小企业主要的融资渠道，也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服务的空白。通过民间资金的调剂，进一步发挥闲散资金的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加速资金周转，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消极作用。首先，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伴生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洗钱等，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其次，民间借贷利率水平高，提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加大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难度。同时，由于高额的利率，吸引了大量投机性的资金投入，甚至有部分企业通过“以贷转存”，把钱从银行搬到民间借贷市场，有相当比例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钱生钱”的投机性利益链条中，这将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甚至可能会产生危机，使民间借贷的风险随时有向正规金融转移传导的可能，这也是影响地区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隐患。

二、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的监管困境

（一）监管对象难以确定

传统的民间借贷双方之间多为亲戚、朋友、同事关系，借款数额较小。而新型民间借贷主体较为复杂，参与者分布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借款人为个体工商户和公司的占较大比重，且债权人与债务人互不相识，只是通过中间人、保证人、证明人的参与和介绍形成借贷关系，甚至出现了P2P。民间借贷关系更趋组织化、多元化和复杂化，使得监管对象难以确定。此外，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的民间借贷之间的界定不清晰，也使监管对象难以确定。

（二）民间借贷规模难以统计

由于民间资本的多环节性和隐秘性特性，加上借贷双方的不配合，借贷数据很难统计，还有可能所统计到的数据都是假的。而且，很多担保、信托、小额贷款公司表面挂各种牌子，私下都在经营民间借贷，甚至是非法集资，发放高利贷。此外，民间借贷资金的来源也更加隐蔽，更加复杂。例如，有的企业主先以100%的保证金到本地银行向关联公司开立国际信用证，再拿国际信用证到新加坡、香港的银行去融资，由于信用证做的是买方代付业务，中国与新加坡、香港有时间差，企业主便可在时间差内进行跨境的资金套利，通过在境外融到的资金存入本地银行作为开立国际信用证的保证金，进一步循环开立信用证赚取利差，这些都使得民间借贷规模难以统计。

（三）多头监管主体的存在，也使监管变得困难

我国目前对正规金融行业实行“一行三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专业监管体制，“一行三会”各司其职。但是，民间借贷活动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多个环节，涉及不同行政管理部门，再加上民间借贷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得民间借贷游离于监管之外。如上市公司参与民间借贷的影子银行由谁管？P2P、PE现在谁来监管？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都在变相贷款，银监会怎么去监管？而且民间借贷所表现出的区域性、地方化色彩非常强，民间借贷的这种区域性差别决定了中央层面的统一监管难度较大。

（四）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司法部关于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的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文件中，现有法律中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和宽泛，可操作性不强，且判断标准模糊，已不能满足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活动的现实需要。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致使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标准参照，监管工作很难展开。

三、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的监管措施

（一）确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实施联合监管机制

1.通过法律法规确定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及其职权、监管程序。可以考虑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专门设立一个关于“影子银行”的监管部门，并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赋予其监管的职权及监管的程序。然后，在这一部门下设“民间借贷监管处”的职能部门，专门负责民间借贷的监管和协调工作。其他部门如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法院、检察院及其他金融监管部门既要要各司其职，又要相互协调和配合监管。只有先确立了监管主体，才能解决民间借贷监管到底由谁主要负责的问题及由多头监管而导致的民间借贷监管“真空”的问题。

2.针对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民间借贷地域色彩浓的情况，可以把地方各级政府金融部门纳入到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中来，并赋予其一定的监管权力，充分调动其监管的积极性。地方政府监管机构负责收集整理信息、处理问题及危机预防，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措施，并与中央监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参与地方民间金融的立法，为合规民间借贷机构颁发合法牌照。

3.充分发挥民间借贷行业自律和社会公众的监管作用。首先，培养和发展一些民间借贷行业的自律组织，发挥其对民间借贷的自律功能。民间借贷自律组织必须依法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的指导，并负责检查规则的执行情况、公布民间借贷相关的信息、协调民间借贷中出现的纠纷等，逐步形成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的良性互动。其次，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可以通过报刊、电台、网络等渠道公布已备案的借贷机构名称，并设立举报电话和网络举报系统，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

（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尽快颁布《民间融资法》、《私募基金管理办法》、《企业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等专项规范的法律法规，适时修改《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担保法》等民事法律，注重对民间借贷交易的合同规范。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加强对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监管。制定一部专门的《民间借贷法》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确立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金融的区别，规范民间借贷用途和利率，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投融资行为，引导民间投融资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同时，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集资、高利转贷、金融传销、洗钱的高利贷者，防范和降低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1.建立信息采集、共享平台，加强信息披露。可以由上述“民间借贷监管处”的部门建立信息采集及共享平台并负责采集民间借贷活动的有关数据，例如资金规模、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及运用效益、利率水平、交易对象等情况，并通过这一平台进行处理和及时将相关的信息向社会投资者公开，让投资者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判断能力，以便于民间借贷主体进行自主的投资决策，从而避免债务纠纷的发生。

2.建立科学的民间融资信息监测体系。首先，建立健全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明确规定民间借贷的备案登记部门，建立健全各级地方政府民间借贷的登记备案制度。建立民间融资登记备案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民间融资资金使用的检查和跟踪。其次，可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监督职能，各地州、市、县设立民间借贷的信息监测点，专门负责收集辖区内的民间借贷信息，并定期向汇总上报到省人行，各省人行汇集辖区内的信息分析整理后上报至总行“民间借贷监管处”，“民间借贷监管处”汇总全国民间借贷的信息通过分析整理，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还可以通过上述信息共享平台这些信息，让投资者人及时了解相关信息，从而进行自主的投资决策。

参考文献：

[1] 刘长雁.民间融资信息监测体系亟待完善[J].中国金融，2012，（6）.

[2] 王瑞，唐博超.我国民间借贷中的影子银行现状及其发展出路[J].兰州学刊，2012，（12）.

[3] 杨秉龙，岳金禄，刘庭兵.建立民间融资备案制度的构想[J].中国金融，2012，（24）.

[4] 张飒，张放.“影子银行”温州样本：民间借贷纠纷向银行金融案件传导[N].东方早报，2012-11-29（A26）.

民间借贷指导案例篇4

2012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明确将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列为首要任务。同时，温州市开展金融综合改革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一年多以来，形成了一些有效的制度设计、监管方式和实际操作，但也碰到了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障碍，需要通过地方立法予以确定和规范。

2013年11月22日，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并将于2014年3月1日起施行。据悉，该条例的颁布是中国第一部有关民间融资的法律，不仅对温州对浙江有意义，也可以给全国的民间融资的立法提供一个基础或借鉴。参与条例草案起草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评价称，“它是对温州金改成果的确认和巩固”。

明确三类服务主体

为进一步规范民间融资中介服务机构，促进民间融资健康有序发展，条例规定，在温州市行政区域内可以设立三类民间融资服务主体。

一是民间资金管理企业，主要从事定向集合资金募集和管理等业务，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五千万元，且应当为实缴货币资本。这有利于将分散的民间资金聚集起来，并以股权、债券等形式投资到实体企业和政府鼓励的建设项目。

二是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主要从事资金撮合、理财产品推介等业务。这有利于解决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运作不规范的问题，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投融资风险。

三是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主要从事民间融资见证、从业人员培训、理财咨询、权益转让服务等活动，并可以接受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委托，开展民间融资综合利率及指数等相关信息，收集、统计民间融资活动信息并进行风险监测、评估，建立民间融资信用档案，受理民间借贷备案等事项。

规范三类融资形式

民间融资的形式多样，比较常见的有民间借贷、定向债券融资、定向集合资金、合会、典当融资等。条例结合温州市实际，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对三种主要的民间融资方式予以规范。

一是民间借贷。这是最常见的民间融资方式，也是需要加强规范和引导的重点。条例主要规范因生产经营需要而进行的民间借贷活动。除了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外，条例还首次肯定了非金融企业之间因生产经营所需的临时调剂性借贷行为，并作出了一定限制，规定出借人应当以自有资金出借，不得非法吸收公众资金或者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

二是定向债券融资。条例规定，温州市行政区域内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可以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进行定向债券融资，并按照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偿还本息。

三是定向集合资金。符合一定条件的民间资金管理企业可以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定向集合资金，对特定的生产经营项目进行投资。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集合资金两种融资方式有利于引导民间资金对接投资项目，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设立借贷备案制度

民间借贷的隐蔽性是近年来温州民间融资隐患爆发，事先难以预警防范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涉及金额较大、人数较多的民间借贷，一旦出现风险，很可能会演变为，有必要通过立法的制度设计引导民间借贷走向阳光化、规范化。为此，条例创设了民间借贷备案制度，明确规定：单笔借款金额三百万元以上、借款余额一千万元以上或者向三十人以上特定对象借款的，借款人有义务将合同副本以及合同重大事项变更情况报送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备案。同时，为了鼓励和吸引当事人积极备案，切实发挥备案制度的作用，条例规定：温州当地政府应当对履行民间借贷备案义务的当事人予以政策支持，履行民间借贷备案义务的当事人还可以获得在金融机构评定信用等级、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以及司法机关判断证据证明力方面的优惠待遇。对未履行备案义务的当事人，由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予以处罚。

加强风险防范职责

风险控制一直是民间融资的一个重要问题。为加强对民间融资的监督管理，更有效地控制融资风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条例对民间融资的风险防范作了专门规定。

一是规范企业的经营活动。条例规定，民间融资服务主体不得违反规定开展业务，民间资金管理企业和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应当向民间融资当事人提示融资风险，不得对民间融资当事人的收益作出承诺。

二是加强对民间融资活动的管理。条例明确了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职责，规定了民间融资当事人的备案、登记、报告等义务，并注重发挥民间融资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

三是强化了政府的预警职责。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管理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内民间融资可能存在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隐患的，应当发出预警信息；发现本行政区域内民间融资当事人存在风险隐患的，可以采取约谈、风险提示、责令纠正、公布名录等措施。

民间借贷指导案例篇5

2011年下半年，温州企业频现破产倒闭，企业老板跑路风波迭起。

倒闭潮危机背后，显现着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解谜题：每当银行银根收紧时，中小企更像被扼住了喉咙，无法喘息，只能靠高价民间资本饮鸩止渴。

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调查报告》显示，90％以上的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取得贷款，过去3年中，民营企业62.3％的融资来自民间借贷。在温州，中小企业占比90％以上，融资问题尤为凸显，伴随倒闭潮而来的民间借贷危机甚至将风险蔓延至金融机构。

银行资金与民间资本纠结在一起，已经成为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绞索，寻求制度解脱日益迫切。

嗅出危险的温州市委、市政府，在2011年9月召开了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工作会议，要求银行业不抽资不押贷，以防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危机越滚越大。

2011年10月初，国务院总理亲赴温州考察，开出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四连药方：提高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明确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比例和增速要求；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防范金融风险，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发展。

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和减税解决了部分中小企业燃眉之急，而总理“引导民间资本阳光化”的表态，无疑使温州市更振奋。2011年10月，温州市政府确定设立5亿元温州市区企业应急转贷专项资金，并向浙江省递交了《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向上递交到国家相关部门。

11月，温州市制订了温州市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开启了地方金融改革战略。这次改革，主要着眼于温州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将资金引入实体经济。温州市政府提出了改革措施，包括：争创“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深化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全面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鼓励和引进全国性金融机构在温州设立专业机构；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促进股权投资业发展；建立创新类地方金融组织监管机制。这八项举措正是日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基本内容。

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

自此，温州金融改革大幕全面开启。

进程：突破与局限并存

民间资本困局倒逼下的温州金融改革，十二项任务正是围绕着引导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与探索中小企业融资的更多途径两大主题而设计。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协会会长周德文—直为温州中小企业呼吁，也曾向温总理陈情，提出温州金融改革的诸多建议。

周德文认为，“十二条”的最大突破即是让民间借贷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正是十二条任务中的第一条，民间资本登记备案也被视为由地下走到地上的跨越性一步。

在这一任务下，温州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应运而生。

2012年3月29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成立，4月27日开始正式运行。中心以金融信息服务公司化运作，由温州14家法人、8个自然人投资设立，对贷款进行审核、登记。

在温州民间借贷登记中心的最新数据中，从开业至7月9日，共成功配对资金84笔，借贷总金额6136.5万元，而登记供需资金总额逾18亿元，6月平均月利率指数为1.30％。开业百余天撮合成功六千余万，而这个数字仅为一线中介公司在的月成交量均值。

登记中心成立的初衷，一是提供规范的借贷合同，并集合律师、会计师、公证人员等专业机构以降低交易风险，二是形成登记备案信息系统，记录交易者信用情况。但由于登记中心本身不承担交易风险，登记环节只是增加了交易时间，并不能对风险有实质的把控；与温州民间借贷800亿的规模相比，登记资金仅是冰山一角，远难完成监控民间资本流向任务。“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被视为温州金融改革的最大亮点。十二条任务中的第二项指出“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小贷公司转为村镇银行这一条款曾备受瞩目，但在具体实施中，根据2012年5月银监会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成立村镇银行仍需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行，主发起行持股比例由原来的不低于20％降低到15％。温州金融改革并未突破这一规定，小贷公司转成村镇银行“不能当董事长，只能当董事，董事长要银行来派遣”的现状造成小额贷款公司建设进展缓慢。2012年全年仅新增7家，距全年新增37家的目标差距明显。

此次温州金融改革方案，为温州民间资本多渠道发展设计了扩充路径，如股权投资、债券投资、境外直投等。然而温州金改实施100天以来，温州金融改革细则还未出台，这些试点决策最终落地尚属存疑。

引发各地金融改革推进

温州进行金融改革的同时，多地也在积极探索。

2012年4月12日，在国务院设立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15天后，深圳市通过了《关于加强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深圳版改革方案呈现出多处亮点，如推进深港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成立深圳前海股权交易所、设战略新兴产业部级创投母基金、设立跨国公司资金集中管理机构、争取进入新三板第二批试点与建设创新债券市场。

而金融改革中的一些细则，也引发了多地的探索。例如个人境外直投方案，除温州之外上海、天津两座城市也上报了试点方案。鄂尔多斯也开始效仿温州试点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使民间借贷规范化。而令人吃惊的是，地处内陆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登记中心，相比于温州民间借贷登记中心注册资本金600万元的保守，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登记中心注册资本金甚至达到35亿元。

民间借贷指导案例篇6

一、给予民间借贷应有的政策和法律地位，完善借贷体制

在我国的借贷管理制度下，正规借贷制度与民间借贷一直是不相兼容的，借贷监管当局始终在保护正规借贷的垄断地位。我国的《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借贷机构，不得经营借贷业务;非借贷机构也不得经营借贷业务。”因此，在正规借贷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多元化、多层次的借贷服务体系也不能产生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只能以“灰色”的形式存在，形成不和谐的“借贷二元格局”。所以打破现有的正规借贷垄断，让不同的资金需求可以从不同的机构中得到满足，从根本上解决市场资金的供需均衡问题，已经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首先，给予民间借贷的合理的政策定位。要从 理 论 上肯定民间借贷的积极意义，明确地肯定民间借贷在补充银行功能不足、合理配置资源、有效增加企业生产投入、方便群众生活以及激励竞争等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也要明确指出其存在的缺陷和消极作用。民间借贷是我国借贷市场的一部分.只有把民间借贷纳入整个借贷市场统一考察，才能正确把握宏观资源体系，有效统计借贷市场数据，这对于正确认识国情、正确决策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其次给 民间借贷合理的法律定位。目前，我 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仅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少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这些解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是它们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的，即专为民事纠纷而作的解释，并没有从专业法规的角度规范此事。现在，仅有几条“判案的解释”己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了。“由于我国尚未颁布民间借贷的有关法律，民间借贷在自发发生的基础上分散而不易控制，呈现出无序状态，因民间借贷而产生的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迫切需要相适应的条例法规的出台，因为从理论上和政策上定位的东西必须付诸实际，一但与实际结合就要形成可实践的法规制度，否则理论就不能发挥作用。再次 ，在给民间借贷正名和必要的规范的基础上，应考虑适时推进民间借贷合法化，将其纳入国家借贷体系范畴。例如，允许正当合理的民营借贷组织，如民营银行及其他中小借贷组织的存在，发展民间信用组织，使民间信用公开化，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我国借贷体系;及时总结山西私营银行试点经验，稳步发展地方民营中小型借贷机构;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满足市场需求的信贷机构与融资方式，比如会员制信贷组织、资金互助社等;在村一级建立互助储金会，解决农户资金需求，条件成熟时，建立我国的乡村银行。同时，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借贷市场准入以及登记、管理与监控制度，防范借贷风险;填补正规国有借贷机构在各方面的不足，从而挤缩非正规借贷的存在范围与规模，并进而抑制民间借贷消极作用的影响。国家应针对民间借贷的特征，按照《合同法》的有关要求，制订适应其规范发展的管理办法，明确借贷主体规范，明确其借贷额度、利率水平，并按规定到管理机构进行登记。可由人民银行作为管理机构，负责监督民间借贷，依据管理办法条款进行管理。最后，实事求是，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建立多层次的借贷服务体系，满足市场的不同需求。比如政府要大力支持适合高风险投资特点和长周期的科技研发等的民间借贷形式。有调查显示，“有35.1%的企业认为‘推动成立企业间互保基金’是推进企业融资的有效途径。

二、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步伐

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情况确实存在，但也不能将原因全部归咎于借贷机构，中小企业自身的缺陷也不容忽视，因此贷款难的中小企业自身也要注意改革企业内部不合理不完善的制度，争取成为优质市场主体，以更加符合借贷机构的信贷要求，从而可以更容易地获取正规借贷的贷款，减少对民间借贷的依赖性，从而遏制民间借贷的畸形发展。

三、对民间借贷的自身规范建设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市场需求不断增多，民间借贷必然有更大的规模和更大的市场，如果继续放任其发展，它的消极作用也许会更大。所以对民间借贷的规范和引导己成为非常迫切的现实需要。对民间借贷自身的规范建设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提供有法律依据的信用保障，如第三方认定、担保，并负责进行事后清偿。其次，清理蕴藏高风险和高危害性的高利贷及高息揽存的非法组织。再次，重视宣传教育作用的发挥，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使人们可以更加理性地判断是否需要民间借贷，或者如何使民间借贷更好地维护或增进自己的利益，促使人们以更完善的方式从事民间借贷。或者通过对其他方面的规定积极地削减民间借贷的负面影响。再次，对民间借贷进行引导，合理发挥其比较优势。

四、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约束

借贷业是特殊的高风险行业，借贷业的发展史实际上是借贷监管不断完善的过程。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借贷制度安排，和其它借贷制度安排一样需要借贷监管，否则民间借贷的负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市场失灵可能给参与借贷交易的双方带来一定的损失，对整个借贷体系的有效运作和安全稳定造成威胁。央行将国有商业银行纳入到正规的监管系统中来，而对民间借贷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让其自生自灭，而当民间借贷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对其进行清理、整顿或取缔。其实监管不是出现问题后简单地取缔，这样实际上是逃避监管的责任，中央银行应该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约束，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在内的各种监管手段来增强监管效果。

首先 ，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机构颁发执照并详细登记备案。同时，为了增加民间借贷市场的透明度，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将所有具有资质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名称在网上公布，以方便交易方在借贷交易中进行核对;对无资质进行借贷活动或者可能存在借贷诈骗、违规操作的民间借贷机构也会在网上公布。这样不仅有助于民间借贷活动从“地下”转为“地上”，减少因逃避监管而增加的风险，而且有利于监管当局及时掌握民间借贷市场的动态，防范风险。

其次，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监测制度。监管部门应该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规模和利率，做到，待时机成熟时再出台适当的政策。通过农村借贷监管组织定期采集民间借贷活动的有关数据，及时掌握民间借贷活动的资金量、利率水平、交易对象，为有关部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数据支持。借贷监管部门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督和管理，在对民间借贷活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一套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对支持生产和经济发展确实有积极作用的，可允许其存在，采取核发借贷业务许可证的方式，以利于对民间借贷活动的规模、用途、利率进行监管。将民 间 金 融纳入中央银行的监管体系，有利于确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从而减少其经营风险、道德风险和信用风险。当出现问题时，有借贷监管部门为其提供法律支持，减少损失。“高风险，高收益”，随着风险的降低，民间借贷所要求的收益率也会降低，即利率也会随之下降。

五、构建民间借贷风险预警机制

高利率是对民间借贷高风险的补偿，借贷业的稳健运行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特点，为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的高风险，必须建立民间借贷风险预警机制。

首先，建立民间借贷风险预警监测指标，形成科学的监测系统。制订稽核监督借贷机构经营的风险性指标，加强借贷风险监测，包括资本充足性、资产流动性、盈利状况、经营管理水平等;制订监督借贷机构经营合规性指标，加强借贷经营管理的监测，包括信贷规模、限额及资产负债比例的执行情况、同业拆借情况、向人民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和财政性存款的情况及其它合规性内容;建立严密的会计控制指标，体现在会计记录、帐务处理和经营成果核算全过程，从而形成科学的指标体系，保证稽核监督风险预警机制的运行。

民间借贷指导案例篇7

(一)规模总量不断增长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一般具有先民间资本、再银行贷款的顺序。进入成熟期后的企业要得到银行信贷支持,首先,要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因此,各级政府要积极培育征信市场,规范中小企业经营行为,引导中小企业转变信用观念,建立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提升中小企业财务信息的可信度,为银行信用评级创造条件。

(六)加快金融创新,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民间借贷指导案例篇8

摘要在我国，企业间借贷已成为经济活动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但由于缺乏相应法律的保障和政策的支持，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多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这直接导致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当事人权益保护失衡。本文认为，对于企业间的借贷不能“一棍子打死”，应当区别对待。承认部分企业间借贷合同的合法性，并不等于完全放弃对企业间借贷的管制。在适度的情况下，放开合理的企业间借贷不仅有利于解决企业融资的难题，便于企业的融资，并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

关键词 企业间借贷 合同效力 自有资金 临时调剂

一、企业间资金借贷有不同的种类，并非所有种类都损害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

首先，根据1996 年9 月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法律依据的答复》，并结合相关司法案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通常认定：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干扰国家信贷政策、计划的贯彻执行，削弱国家对投资规模的监控，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属无效合同。然而这种一概的认定，事实上忽略了企业间资金借贷所存在的不同种类和情形。

其次，对于企业间的资金借贷，通常的理解是无关企业间以牟利为目的的非法资金拆借，是企业在擅自经营银行贷款业务，损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然而，这其实仅仅只是一般情况下的企业间借贷，还有一种特殊企业间资金借贷的情形，那就是关联企业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下称“临时调剂”），与前述通常意义上企业资金拆借有着本质的差别。关联企业间的资金调剂是指：对于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在确实资金压力巨大又告贷无门，或者来不及向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另一关联企业对资金匮乏企业给予的临时性资金支持和调剂。在这种情形下，企业主观上并不存在擅自经营银行贷款业务非法牟利的目的，相反的，企业把自有资金用于救急，客观上反而可能对自身的经营收入造成影响。这跟无关企业间以牟利为目的的非法资金拆借截然不同，并未损害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以房地产开发企业为例：房地产开发初期资金匮乏，支付土地款及项目开发的建设成本的来源均主要为企业的自有资本金，这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注册资本金以及实缴货币资本金所占的比例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而一旦房地产企业注册资本金较少或者实缴货币资本占注册资本金的比例较低，又一时无法获得银行的信贷资金，则在这种情形下，作为资金匮乏的房地产企业的股东，其不得不在项目开发初期给予临时性资金调剂的支持。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救急行为，主、客观上都未损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据上，如果把临时调剂与以营利为目的非法拆借行为混为一谈，一概认定损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显然比较牵强，依据不足。

二、我国财税相关法规及部分法院事实上已经开始肯定临时调剂的有效性

第一，关联企业间的资金调剂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而且这种行为已经为我国财税相关法律、法规所肯定。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即规定，上市公司的关联方以支付资金使用费的形式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上市公司应按取得的资金使用费，冲减当期财务费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21 号）则规定“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借款，应符合税收规定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比例”。

第二，2010 年浙江省高院下达《关于为中心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该意见第三点规定“企业之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行为，可不作无效借款合同处理”。而自2011年以来，浙江很多地方已经为企业间借贷“松绑”，其中，宁波市中院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的原则为“要有自己主营的业务，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利率不超过合法的范围”，即可认定为有效。

三、应当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多样化的融资渠道

其一，对于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温家宝总理今年四次在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途径表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要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

其二，2012 年两会期间，就有代表提出：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对企业间借贷作出明确的规定。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已经废止，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间借贷问题未作规定，合同法仅对公民间借贷作了规定。根据企业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反映出的情况，企业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应当由金融法规或金融政策确定为合法借贷。有代表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尽快制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或出台相关的金融政策，有条件地承认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许可非金融机构不以放贷为主业的、一定范围内的借贷行为，并具体从贷款额度、期限、利息、担保、登记以及资金来源等方面作出规定。

其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贷款通则》，在其下发的《贷款通则》征求意见稿中，己经删除了“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的类似条款。而2011 年，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表示：目前民间借贷的规模不容小觑.以浙江省举例，截至2009 年底，该省民间借贷的存量规模达6000 亿元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是必然的趋势，因此，超出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4 倍以上的民间借贷（包括企业间借贷）最好不要界定为非法。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现实的司法理念、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原有司法解释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坚持一味认定企业间借款合同无效显然是一种武断的做法。

四、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区别认定的法律前瞻

1.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区别认定，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禁止企业间借贷的时代背景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需要建立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秩序，因此严格禁止任何破坏了金融业务专营的行为，当时企业间频繁的借贷破坏了这种金融秩序，所以为现行法律法规所禁止。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逐步完善的阶段，需要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但是当前金融服务的垄断和其他融资渠道的不畅通根本无法满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于资金的需求，有些企业之间目的合理、借入资金也不流入受限制行业的拆借不但不会对金融秩序构成威胁，反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2.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区别认定，符合最高院的努力方向。最高院曾就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问题征求过有关部门的意见，并建议放开企业间借贷，其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企业间借贷普遍存在；二是《合同法》没有明确禁止；三是既然民间借贷己经放开，再禁止企业间借贷，对企业“不公平”。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最高院的征求意见并未被有关部门采纳。尽管最高院及人民银行还未修改企业间借贷无效的相关规定，但浙江省高院的司法实践却已经支持了企业间借贷行为。

3. 地方法院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区别认定值得借鉴和推广的做法。2011 年11 月，云南高院起草的《关于依法保护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企业之间的借贷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的，法院应该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定，而不应该轻易否定合同效力。要依法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和企业融资行为，拓宽非公经济融资渠道。对于企业之间的借贷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借贷关系确为民间借贷的，法院应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评定，不应轻易否认合同效力。对于因认定为企业接待导致合同无效的案件，可以按照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资金占用费。而对于集资诈骗、高利贷等行为应加大打击力度，对超出规定的利息部分不予支持，减轻非公经济的融资成本。

五、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