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三百首范文

古诗三百首篇1

假如我是一名语文老师，我要让学生更多的学习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把他们都培养成风雅的才子和淑女，争取出几位国学大师。

首先让学生们背诵《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称《诗三百》。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是歌曲的歌词。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同学们熟知的成语就来自于《诗经》。

其次，我还要学生们熟读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共选入唐代诗人77位，计310首诗，其中五言古诗33首，乐府46首，七言古诗28首，七言律诗50首，五言绝句29首，七言绝句51首，诸诗配有注释和评点。 五言古诗简称五古，是唐代诗坛较为流行的体裁。唐人五古笔力豪纵，气象万千，直接用于叙事、抒情、议论、写景，使其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其代表作家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 《静夜思》是我喜欢的诗词之一。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的学生经过长期的经典作品的熏陶，个个都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古诗三百首篇2

摘　要：在杜甫的诗歌作品中，使动结构仍然较为多见，“于”字被动式的省略式和“为”字被动式也较为多见，处所成分多数居于谓语之后，最常见的判断句是“名词+副词+名词”式，这些情况反映了杜甫诗歌语言传统典雅的一面。另一方面，杜甫诗歌语言也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如疑问代词“谁”作宾语时居于谓语之后，比较句可以带新兴的比较状语或新型的比较补语，兼语句中表示“致使”义的“使”字句较多，“将”字句和“把”字句也有一定数量的用例。

关键词 ：语法 汉语史 句法 唐诗 杜甫

句法具有时代性，唐诗句法也不能脱离时代而闭门造车，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尽管其中也会掺杂少量作家的个人色彩——有的显得比较通俗随意，有的则显得比较传统典雅。鉴于此，本文拟从汉语句法史的角度，对杜甫诗歌（基本限于《唐诗三百首》）中的几种句法现象进行考察。

一、杜甫诗歌中的使动结构

在《唐诗三百首》中，使动结构约有30例，其中杜甫诗歌占9例，分为三类：1.不及物动词谓语使动结构，约有6个，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近高楼伤客心”“环佩空归月夜魂”“香叶终经宿鸾凤”“一箭正坠双飞翼”。2.及物动词谓语使动结构，约有2例：“画图省识春风面”（昭君画像不能让汉元帝认识真正的昭君，春风面指汉元帝）“指挥若定失萧曹”（在指挥若定方面让萧何和曹参黯然失色）。3.形容词谓语使动结构只有“惊呼热中肠”1例。使动结构在上古汉语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句法形式，东汉时期开始衰落，到唐代已成强弩之末。杜甫诗歌使动结构的较多使用，从一个方面反映杜甫诗歌传统典雅的一面。

二、杜甫诗歌中的被动式

在《唐诗三百首》中，被动式约有58例，其中杜甫诗歌占15例，分别是：1.无标记被动式4例，即“开元之中常引见”“吴楚东南坼”“白头搔更短”“将老身反累”。2.“于”字式的省略式（省略被动标记“于”）5例，即“星宫之君醉琼浆”“美人胡为隔秋水”“美人娟娟隔秋水”“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3.“为”字式2例，即“树木犹为人爱惜”“古来材大难为用”。4.“所”字式1例，即“周南留滞古所惜”。5.“被”字式1例，即“被驱不异犬与鸡”。6.“遭”字式2例，即“途穷反遭俗眼白”“兄弟遭杀戮”。在被动式的使用方面，唐诗总体显得较为传统，杜甫诗歌尤为明显：一是，“于”字式在中古以后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即使是省略式，中古时期也使用不多，而在杜甫的诗歌作品中却高居榜首；二是，在南朝的《世说新语》中，“被”字式的使用数量已经开始超越“为”字式，而在《唐诗三百首》和《全唐诗》的杜甫诗歌作品中，“为”字式的用例却多于“被”字式。《唐诗三百首》中“被”字式有1例，“为”字式有3例；《全唐诗》中“被”字式有12例，“为”字式有18例。

三、杜甫诗歌中的“将”字式和“把”字式

“将”字式和“把”字式是唐代新兴的句法形式。《唐诗三百首》中有2例“将”字式，其中1例就是杜甫的“惟将迟暮供多病”。在《全唐诗》中，出自杜甫诗歌的“将”字式有数例，如“谁将此义陈”“将诗不必万人传”“将诗莫浪传”“晚将末契托年少”“从此将身更何许”“强将笑语供主人”“兄将富贵等浮云”。从句法构成上看，这些“将”字式的谓语基本上是短语，这与现代汉语类似，但是否定词全部置于“将+宾语”之后，这与现代汉语的一般用法不同。“把”字式不见于《唐诗三百首》。在《全唐诗》中，它的用例也不多。根据钱学烈（2004）的研究，《全唐诗》中出自杜甫诗歌的“把”字句有“醉把茱萸仔细看”[1]。此外，“把酒宜深酌”“手把菊花路旁摘”二例似乎也可划归此式。当然，这些例子可视为初期的“把”字式，或如钱氏所说的“过渡式”的“把”字句。总之，在处置式的使用方面，杜甫诗歌带有较浓的时代色彩。

四、杜甫诗歌中的“为（介词）+谁（宾语）”式上古汉语，疑问代词在作宾语时，一般要放置在其动词或介词的前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前置的情况仍然十分常见，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南朝民歌、《百喻经》等载籍中有不少，在具有一定口语色彩的《世说新语》一类书籍中甚至占有较大优势[2]。发展到唐代，在疑问代词“谁”作宾语的情况下，后置式则成为基本形式（这只是就疑问代词宾语“谁”字而言的。至于疑问代词宾语“何”，其后置化进程则要慢一些，唐代还是以前置为主。如《全唐诗》中表示原因的介宾短语“缘何”与“何缘”，二者的用例数分别是5个和8个）。在《全唐诗》中，前置的“谁（宾语）+为”式约有10例，后置的“为+谁（宾语）”式多达130例[3]。而在杜甫诗歌中，前置式完全消失，仅有“为+谁（宾语）”式一种，约有“纷披为谁秀”“细柳新蒲为谁绿”“幽佩为谁哀”“不知明月为谁好”“飞扬跋扈为谁雄”“编简为谁青”“醉舞为谁醒”“青简为谁编”等8例。可见，在疑问代词宾语“谁”的位置方面，杜甫诗歌已经“现代化”了。

五、杜甫诗歌中处所成分的位置

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动作的起点、发生的场所、存在的场所的介词词组要位于“VP”前（作状语），表示动作的归结点要位于中心成分后（作补语），表示滞留的场所、动作的方向位于中心成分前后均可。这一规律在唐五代时期已经确立，只有很少例外[4]。在《唐诗三百首》的杜甫诗歌中，表示处所的介词短语并不多见，只有3例：“租税从何出”表动作起点，作状语；“玉花却在御榻上”表归结点，作补语；“幽居在空谷”表存在场所，作补语。单从这几例看，情况与现代汉语无别。

在汉语史上，居于谓语后面的处所介词短语可以将介词省掉。这种情况在《史记》中已有不少（参见何乐士，2005：241～249），魏晋南北朝以后，这种省略式变得更为常见。在《唐诗三百首》杜甫诗歌的简单叙述句中，此类语例约有16个，远比完型式的数量（2例）多。在这16个语例中，不仅有“群山万壑赴荆门”“近得归京邑”“今上岳阳楼”“魂返关塞黑”“春日潜行曲江曲”等5例表动作归结点的成员，而且还有“锦江春色来天地”“凉风起天末”“问我来何方”“魂来枫林青”等4例表动作起点的成员，“飘泊西南天地间”“可怜王孙泣路隅”等2例表活动场所的成员，“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诸葛大名垂宇宙”“玉京群帝集北斗”“霜蹄蹴踏长楸间”等5例表存在场所的成员，而这11个例子的语序是前期用法的延续，跟现代汉语不同。在不带介词的处所成分的使用方面，杜甫诗歌带有一些传统典雅的色彩。

在《唐诗三百首》杜甫诗歌的简单叙述句中，还有7个居于谓语前面不带介词的处所成分。其中“剑外忽传收蓟北”表动作起点，“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2例表动作方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2例表活动场所，“榻上庭前屹相向”“尘埃不见咸阳桥”2例表存在场所，这些例子中居于谓语前面的处所词语与其说是处所介词短语的省略式，还不如说是此前汉语中名词作状语用法的延续或影响的结果。

九、杜甫诗歌中的比较句

先秦比较句的特点是在形容词后添加比较补语，表示“差比”时一般用“于+名词”式，表示“平比”时一般用“若+名词”式。杜甫诗歌比较句，一方面仍然采用传统形式，另一方面也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主要表现在：1.使用比较状语，就是将介词短语添加在形容词之前，平比状语一般用“若+名词+形容词”式，差比状语一般用“过+名词+形容词”式，如“汹若溟渤宽”“破敌过箭疾”。2.在比较补语方面，一方面使用传统介词“于”“若”，如“生憎柳絮白于绵”“百顷平若案”；另一方面使用新兴介词，差比补语用“胜”或“过”，平比补语用“如”或“似”，如“不忿桃花红胜锦”“宫莎软胜绵”“夔州险过百牢关”“锦石小如钱”“布衾多年冷似铁”。

十、杜甫诗歌中的判断句

上古汉语中使用最多的判断形式是带“者”“也”或既带“者”又带“也”（这只是就多数文献而言的，有些文献并不如此）。魏晋南北朝以后，这种用法逐渐从口语中消失。唐诗判断句中也极少出现这种用法，这应该是对唐代汉语口语的真实反映。不过，这并不代表杜甫诗歌的判断形式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实际上仍有不同于现代汉语的地方。在《唐诗三百首》中，出自杜甫诗歌的判断句约有9例，使用了下列几种形式：1.“名词+副词+名词”式，有4例，即“舍南舍北皆春水”“樽酒家贫只旧醅”“今夕复何夕”“恐非平生魂”。2.“名词+名词”式，有3例，即“云雨荒台岂梦思”“夫婿轻薄儿”“江南瘴疠地”。3.“名词+是+名词”式，只有2例，即“恐是汉代韩张良”“扶持自是神明力”。“名词+是+名词”式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超越“名词+为+名词”式，在《唐诗三百首》中，此式用例有23个，数量最多，而在杜甫诗作中，此式只有2例，少于白居易诗（4例）、李白诗（3例）和李商隐诗（3例）。另外，杜甫在表示否定判断时用的是传统副词“非”，而没有使用南北朝时期兴起的“非是”或“未是”，更没有使用唐代新兴的“不是”。可见，就杜甫个人诗歌的判断形式而言，还是带有一定的传统色彩。

十一、杜甫诗歌中的兼语句

在《唐诗三百首》兼语句中，杜甫诗歌占有7例，仅次于白居易（8例）。杜甫诗歌的兼语句可以分为“委派”“致使”和“其他”三类：1.“委派”类，有1例，即“驱儿罗酒浆”。上古时期，“委派”类兼语句中的“V1”常用“使”“令”“命”，中古以后才用“驱”字，如《世说新语·雅量》“亭吏驱公移牛屋下”。2.“致使”类，有4例，即“无使蛟龙得”“长使英雄泪满襟”“忍使骅骝气凋丧”“复令识者久叹嗟”，例中“V1”是“使”和“令”。上古时期，“使”和“令”虽可用于“致使”类兼语句（ 如《诗经· 召南· 野有死麕》“ 无使尨也吠”），但是用例很少。中古时期，“使”和“令”才开始较多地在“致使”类兼语句中使用。“使”和“令”由基本用于“委派”类到基本用于“致使”类，是汉语兼语句的重要变化之一。3.“其他”类，“V1”由非驱使动词充任，有2例，即“一洗万古凡马空”“访旧半为鬼”。此种兼语句滥觞于上古晚期（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斫大树白”），魏晋南北朝以后才有较多用例（如《乐府诗集·子夜四时歌》“吹我罗裳开”；《贤愚经·檀腻羁品》“今当打汝前两齿折”；《百喻经·二鸽喻》“即便以嘴啄雌鸽杀”；《伍子胥变文》“遂即打其齿落”）。可见，在兼语句的使用方面，杜甫诗歌也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十二、杜甫诗歌中的连动句

在《唐诗三百首》中，杜甫诗作的连动句约有23例，可分为以下5类：1.“V1P+V2P”式，句中两个动词表示先后两个动作行为，有6例，即“远送从此别”“驻马望千门”“侍婢卖珠回”“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哭声直上干云霄”。2.“V方P+VP”式，有4例，即“至尊含笑催赐金”“爷娘妻子走相送”“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3.“VP+V目P”式，有6例，即“屋底达官走避胡”“昔随刘氏定长安”“花门剺面请雪耻”“牵萝补茅屋”“投诗赠汨罗”“列郡讴歌惜”。4.“有/无NP+VP”式，有1例，即“未有涓埃答圣朝”。5.扩展式，即由三个或三个以上动词构成的连动式，有6例：“青鸟飞去衔红巾”“隔离呼取尽余杯”“强移栖息一枝安”3例属于“VP（V1P-V2P）·V目P”式，“牵衣顿足拦道哭”属于“V方P（V1P-V2P）·VP”式，“跨马出郊时极目”属于“V方P·VP（V2P-V3P）”式，“翻身向天仰射云”属于“V1PV2P-VP（V方P·V4P）”式。值得注意的是：1.杜甫诗歌扩展式连动句的出现频数要比唐代之前为高[5]。2.杜甫诗歌连动句中不带“而”“以”等上古汉语连动句中常见的连词。3.唐代之前的连动句往往不含附加成分，而杜甫诗歌连动句均带有宾语、补语或状语等附加成分。这些情况都反映了杜甫诗歌连动式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 本文属河南省教育厅项目[ 项目编号：2013-GH-493]。）

参考文献：

[1]钱学烈.试论《全唐诗》中的把字句[A].深圳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论文集[ C ]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4 ：144～156.

[2]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85.

[3]张延俊.先秦到唐代的“谁为”和“为谁”[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82～85.

[4]张赪.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179.

[5]何乐士.史记语法特点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83；103.

[6]魏兆惠.上古汉语连动式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古诗三百首篇3

一、预习激趣，感受诗意美

我多年的语文教育教学实践充分证明：高中同学只有对自己将要学习的古典诗词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强烈的探究欲望时，才有可能主动地、愉快地、积极地投入学习。那么，我们应采用怎样的教学手段才能达到激发同学们学习古典诗词的浓厚兴趣呢？我认为，应善于运用新颖独特的、以点带面的预习激趣法，可以激发这种浓厚兴趣。

比如在教学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之前，我布置了以下两道极富艺术趣味的预习题，以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

1.请列举三首我们没有学过的苏轼的古典诗词，（包括《念奴娇·赤壁怀古》），并简要介绍作者在这三首词中所抒发的思想感情。

2.古今中外以咏古为题材的古典诗词很多，请列举三首与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风格不一致的咏古诗。

课后，我在检查同学们的周记时，发现不少同学都认为“通过这两道预习题开阔了学习、品鉴中国古典诗词的视野”，“我们在完成这两道预习题的同时，不仅品鉴到了同一作者在不同古典诗词中所寄寓的丰富而美好的情感，还品鉴到了不同作者在同一主题的古典诗词作品中所寄寓的不同的思想感情”。

二、细细品读，感受情操美

当代散文家余秋雨认为：“虽然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非常多，但是有一种经典艺术却保存得非常完好，这种艺术就是中国的古典诗词；而中国的古典诗词之所以能够千百年来一直蕴含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古典诗词‘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的缘故。”中国古代先民历来都非常重视对古典诗词的涵咏与诵读。教学时，我们必须引导同学们反复诵读古典诗词，并在这一过程中引导他们领略中国古典诗词所特有的音韵美、节奏美、韵律美等美学特质，体味古典诗词中所寄予的美好情感，得到愉悦的审美体验。

比如，教学曹操的《短歌行》这首乐府诗词时，我要求同学们每读一遍，就把自己在诗歌中感知到的作者情感或作者在诗歌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等美学特质记录下来。课后，我检查同学们的阅读笔记，发现很多同学每次诵读曹操的《短歌行》时，都会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请看下面这位同学的诵读笔记：“第一次诵读品鉴：我感受到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生逢乱世却胸怀一统天下大志的豪迈气慨和忧国忧民之心：他目睹黎民百姓因战乱而颠沛流离的悲惨情景，不禁悲从中来，肝肠寸断；他渴望为天下的统一建功立业却一时难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因而发出深沉的“人生苦短”的忧叹。第二次诵读品鉴：我感知到了曹操具有求贤若渴之美德……”

三、快乐写作，展示才艺美

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诸多文学作品中最具凝练美与想象美的一种精美的文学作品样式。鉴于此，教学中我注重在同学们反复阅读、深刻理解古典诗词审美意蕴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展开丰富的联想与想象，对古典诗词中的诗题、诗中或者诗末等部分进行合情合理、富有文采的补白，并给同学们创设展示、交流精彩文笔的机会和平台，引导他们在缥缈的、神秘的、唯美的、虚幻的时空中与远古作者的美丽灵魂、与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古典诗词文本进行深层次的沟通与交流，并在这种美妙的沟通与交流之中，展示自己的口头表达或者书面表达的艺术才能。

比如，教学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时，我要求同学们在反复诵读这首古典诗词的基础上，从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诗句，然后展开丰富的联想与想象，对其进行合情合理的激情演绎。结果很多同学在对其选中的诗句的补白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展示出了各自的写作技艺。

可见，引导同学们对古典诗词进行快乐、精彩的补白，不仅可以有效激发他们丰富的想象与联想思维，还可以让同学们在展示自己美丽精湛文采的同时，与老师、同学共同分享成功的快乐。

综上所述，在高中语文古典诗词教学中，只要我们采用预习激趣法引导同学们感受古典诗词的诗意美、引导他们通过细细品读感受诗歌中人物形象的情操美、展开丰富的想象在古典诗词的留白处展示自己补白的才艺美等，我们就可以借助形式美、意蕴美、节奏美、情感美、语言美、形象美的古典诗词提高同学们的艺术鉴赏能力、陶冶他们的美好情操。

古诗三百首篇4

首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于此年(公元前544年)适鲁观乐,鲁乐师所奏乐曲之次第,即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孔子当时只有8岁,尚无力删诗。由此推出《诗经》的祖本《诗三百》在孔子之前就定型了。是由周王朝的乐官把采集来的诗歌进行筛选、整理和加工,逐步编定的。我认为这条资料本身就有问题,就不可信。唐代,赵匡提出受经作传的左丘明与《论语》中的左丘明不是一个人,使传统的《左传》成书于春秋末年的说法受到怀疑。其后,王安石、朱熹等证明《左传》的作者是战国人所作。到了现当代,卫聚贤、徐中舒、杨伯峻、朱东润等学者,以更丰富的资料和缜密的逻辑考证出《左传》成书于战国年间。如:卫聚贤论定在公元前425年到403年之间。(见《古史研究》)杨伯峻论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25年到前403年之间。(见《春秋左传注》前言)赵光贤论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375年到前352年之间。(见《〈左传〉编撰考》)顾颉刚教授指出《左传》里季札游鲁观乐那段文章是战国后期人写的:季札观乐一段文字本是战国人作,故其所预言无不准确。按季札之聘鲁为公元前44年事,而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楚惠王灭陈在前478年,为之歌郑,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之乎?”韩哀侯之灭郑在前375年。为之歌魏,曰:“美哉,乎!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晋献公灭魏为前661年事,季札时已无魏国存在,有之则晋六卿之魏耳。

这段考证文字,揭穿了季札观乐时的众多预言并非“季札言”,而是那段文字的作者根据即成的事实替季札所做的预言。这是战国后期人增窜的文字。

其次,在孔子出生前,各国通行的乐歌集大体已是三百篇之数,在三百篇之外并未从其他古籍中发现多少类似的逸诗。这个理由是从上一个理由连带而来的。孔子生前的古籍,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只有《周易》和《尚书》等少数几种,这几部书里没有提到《诗三百》。孔子生后的《老子》也没有谈到《诗三百》,较早的《墨子》虽然有“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话,而墨翟是晚于孔子约一百年的人。《墨子》一书又是由墨翟的学生撰写的,其书成书年代已是战国中期了。其他再提及《诗三百》的先秦古籍都晚于《墨子》。这些古书中说的《诗三百》都是在孔子整理、删订的《诗三百》流行之后,完全可以认定就是指孔子的删订本。可是有的学者经把这作为《诗三百》编定于孔子之前的证据,甚无道理。孔本流行后,未入选的质量差的诗歌自然会消失,这是在三百篇之外的其他古籍中少见到这类逸诗的主要原因。

第三,孔子晚年曾对鲁大师说:“吾自卫反鲁,然后正乐,《雅》、《颂》各得其所。”司马迁误读“正乐”为删诗,便写了“古者诗三千余篇……”那段孔子删定《诗三百》的话,这种观点也是出于臆度。司马迁怎么会误读“正乐”呢?正乐和删诗是两件事,司马迁虽然在《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正乐的事后,接着又记述了孔子删诗的事,但是两者不是一回事。删诗也不是司马迁误读正乐而引发的想象之辞。而且删诗不是在正乐同时或以后,而是在正乐之前。从《孔子世家》的记载来看,孔子十七岁那年就收了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两个学生,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他20到30岁期间,是他办学的发展阶段,从35岁到55岁的20年,是他办学的颠峰时期。从69岁到逝世,是他教育生涯的总结时期。因为教学的需要,为传播自己的政治思想,孔子自办学之日起,就开始整理编定《诗》、《书》、《礼》、《乐》等典籍。有什么根据吗?司马迁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什么是论次?论就是讨论去取,次就是编排编目。又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起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这些都是孔子在青壮年时代做的工作。司马迁又记载,孔子35岁时,鲁国发生内乱,他到齐国避难返回鲁国后,“自大夫以下皆簪于正道,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史记孔子世家》)这段话里的“修”字,就是整理,编纂、修订的意思,“诗”即《诗三百》。孔子是如何“论次”和“修诗”的呢?其具体情形,就是《孔子世家》中记载的“古者诗三千余篇……”那一段话。不知为什么,这里的“论次诗书”、“修起礼乐”等被大家忽略了!这是一套教科书,是孔子在他最年富力强的“而立”和“不惑”之年完成的一项文化事业。“古者诗三千余篇”那一段话,对孔子删诗的情形记载得很具体。孔子删诗时面对数量众多的作品,从中选出305篇,选诗的标标准有二:一是删除重复的,二是可施与礼仪的。确定所选定诗的断代起讫,把它们编定为风、雅、颂三部分,并且为了避免简编错乱而规定了风、小雅、大雅的首篇是什么,此即所谓“四始”。最后又交代了《诗三百》删编的效果。若说司马迁这些记载都是误读“正乐”,怎么会误读出这么多的东西呢?

综上所述,我还是认为《诗经》的成书是由孔子删编而成,是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了。其余的篇目在流传中消失了。

古诗三百首篇5

关键字：元好问；诗论；绝句；影响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兼擅诗词文，为金源一代文学泰斗。其诗现存一千三百余首，与宋代之坡、黄鲁直、陆放翁诸人，并称为宋金四大家；其词存作三百八十余首，亦为中州词坛冠冕；其文辑存二十六卷、二百余篇，鹰扬文场数十年。他又以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展开文学批评，主要见于《论诗三十首》及《中州集》中的诗人小传。《论诗三十首》，着眼于评论古代诗人，它所讨论的范围，上自曹魏，下迄宋金，历时一千多年。形式上采用了七言绝句绝形式。在对传统和现实扬弃的整合中凭自己的天赋跟勤力，元好问实现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的集大成，完成了“论”与“诗”的完美结合，并对当时和后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主张“诚”为诗的本原，坚持诗歌应该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弘扬诗歌的“风雅”传统，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形成了自己的诗歌批评体系。

“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故由心而诚，由诚而言，由言而诗也。三者相为一。情动乎中而形于言，言发乎迩而见乎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小夫贱妇孤臣孽子之感讽，皆可厚人伦，美风化，无他也。故曰：不诚无物。夫惟不诚，故言无所主，心口别为二物，物我邀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来，人之所听之，若春风之过焉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其是之谓本”（《杨叔能〈小亨集〉引》）。由此可见元好问认为诗的本原在一个“诚”字，也即诗人的真性情，只有“以诚为本”，才能有真正感人的诗作。《论诗三十首》反复强调“诚”是创作之本。

首先，以“诚“为本就要提倡真情，反对伪饰做作。元好问提倡真情，继承《诗经》以来我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在《论诗三十首》其十一首中专门论述了诗歌与生活的关系。“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他认为，诗是现实生活及内心感情的反映，只有观察生活，感受生活，才可能激发诗情，写出传神入化的作品。相反那些没有亲身体验和现实生活感受，仅仅靠瞑想臆造、闭门苦思写出的作品，往往缺乏真情实感。“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其六）指出了潘安的伪饰造作，使得诗品与人品乖离。“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磊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其五)“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其六)，而对高情流露藉诗以浇胸中块垒的阮步兵和天然本色和真淳之情的陶渊明给予了巨大认同。

其次，以诚为本就要提倡诗言志须本于自得，反对模拟雕琢。元好问认为作诗应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自然挥洒，不应因袭模仿和刻意雕琢。因此，他在其十一、其二十八首中，对以“夺胎换骨”为能事的江西诗派，抱有鄙夷的态度，认为他们作诗大多缺乏生活实感，常袭古人诗意，凭空模拟，并明确表示“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自中晚唐以后开始流行唱和次韵作品，这是一种消遣应酬的工具或一种文字游戏。其刻意形式上的精工，为作诗而作诗，丧失了诗歌创作的根本意义，实际上是“俯仰随人亦可怜”的模拟之作。“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无复见前贤。纵有正直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其二十一）元好问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窘步相仍”、亦步亦趋酬唱和韵诗。在其十八，其二十九中，他还讥讽了“高天厚地一诗囚”的苦吟诗人孟郊和“闭门陈正字”认为陈与义“可怜无补费精神”

再者，以诚为本就要提倡创新，反对艰辛晦涩。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梅圣俞的话说：“若意新语工，得前人之所未道者，斯为善也”。有所创新的好诗就要在思想内容上给人以新的启示，在艺术手法上给人以新鲜的感受。在《论诗三十首》中元好问在多元继承大家的同时，十分提倡创作上的创新，这种创新是以“诚”为基础和准则的。元好问在评论孟郊时，虽委婉地讽刺了他醉心技巧、闭门苦吟的做法，但也欣赏孟郊作诗务去陈言、立奇惊俗的认真态度。而对始盛于元、白、皮、陆的酬唱和韵诗则表示了不满，认为这样只能自缚手脚，难以创新。他提倡创新，同时，又反对艰辛晦涩。比如在评论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时，元好问一方面肯定了黄庭坚反对西昆体华靡诗风、去陈反俗、刻意追求新奇的做法，另一方面对其喜作拗体，往往失于艰辛晦涩的做法给予了批评。如何做到既创新又不艰辛呢？元好问认为，诗歌的创作只有达到“奇外无奇”的境界，才是“更出奇”的创新。

元好问遗山弘扬以《诗经》为源，经由汉、魏、建安而到唐的风雅传统。强调“风雅”为诗文正脉。何谓“雅”？元好问在《杨叔能〈小亨集〉引》中曾说：

“初学诗以十数条自警：元怨怼，无谑浪，无骜狠，无崖异，元狡讦，无附会，无炫鬻，无矫饰，无为坚白辨，无为贤圣癫，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无为聋俗哄传，无为瞽师皮相，无为黥卒醉横，无为黠儿白捻，无为田舍翁木强，无为法家丑诋，无为牙郎转贩，无为市倡怨恩，无为琵琶娘人魂韵词，无为村夫子兔园册，无为算沙僧困义学，无为稠梗治禁词，无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无为薄恶所移，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

从以上十数条，可看出深受“思无邪”传统诗学观点影响的元好问为“雅”作的最好注脚。《论诗三十首》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了“风雅”的主张。

一方面，元好问主张古调，反对新声靡夸，他认为这样才符合“雅”的标准。所谓古调，并非模拟，而是指自然天成的风格。所谓新声，是指侉多斗靡、逞弄才华的作法。因此，他在其四首中，肯定了陶渊明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在第二十七首中，肯定了欧、梅的“百年才觉古风回”。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梅尧臣率先提倡复古，力求诗新，对扫除西昆浮靡诗风有一定贡献，且欧为诗“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流畅”（叶梦得《石林诗话》）；梅则使“风雅之气脉复续”（刘克庄《后村诗话》）。故元好问对二人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元好问在其二十、二十八首中，批判了矜多炫巧的苏诗是“百态新”、黄诗是“古雅难将子美亲”，并把苏黄诗比作“沧海横流”。因为“新声创则古调亡，自苏黄派行而唐代风流至是尽泯”（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辑注》）。故元好问贬之。

另一方面，元好问从主张古调的观点出发，主张高风雅调，反对险怪俳谐。在其五首中，他肯定了“纵横诗笔见高情”的阮籍，因阮籍在他气势豪放的诗中透露出高尚的情怀，其诗风格高雅。严羽在《沧浪诗话》评论阮籍：“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在其八首中，他充分肯定了一扫齐梁余风的陈子昂——“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新唐书·陈子昂传》云：“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这与元好问之意相一致，即认为以力复汉魏风骨的陈子昂，诗风高雅。在其十七首中，肯定了元结在《?G乃曲》中所写到的云山韶?C之雅音。而在其十三首中，对玉川子卢仝一样“鬼画符”的险怪诗风进行了批判，且慨叹于“真书不入今人眼”。

由于时代丧乱与北方雄壮河山的激发，以及苏学在北方的影响，汹涌着鲜卑豪迈血液的元好问提倡刚健质朴、慷慨豪壮的诗风，“喜雄壮之作，不喜寒苦艰涩险怪之作”，标榜“建安风骨”，对曹植、刘桢的雄壮风格给予了尽情赞扬：“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并认为以“清刚”风格著称的西晋诗人刘琨，可与曹刘诸人并驾齐驱。而在其三首中，对风云气少、缺乏亢昂之气的温庭筠、李商隐作了无情的讥讽，“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在评论北朝民歌《敕勒川》的其七首诗时，“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认为这首民歌“慷慨”、“天然”，具有一种气吞万古的“英雄气”，它以辽阔浩远、莽莽苍苍的画面，磅礴激越的气势，创造出一个无比壮美的艺术境界。他推尊韩愈而不满秦观，在其二十四首中，以韩诗的雄浑刚劲、清奇峭拔来对比秦诗的工丽纤弱、婉柔无力，并称少游诗为妇女郎风格。

二

论诗绝句是中国传统诗学之一格，滥觞于杜甫，之后踵事增华者代不乏人，并且至今仍为一些论家所厚爱。之所以采取七绝论诗的形式，这固然与中国人的诗意传统有关，更是因七绝本身的体式特点满足了论诗批评的内在要求。

首先，中国古代诗论多灵感式的即兴点评，少作系统周密的分析阐释。特别是一些诗话、诗评，一般不追求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论者在论诗过程中往往喜欢表达瞬时的兴会，并用充满睿智的语言加以描述，点到即止，不作过分阐发。这种诗论观点表述的思维习惯与绝句创作时的构思过程和思维习惯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七绝在众多诗体中以简捷明快、蕴藉流丽见长。七绝在创作构思时不必面面俱到，灵犀一点，抓住感觉，即能使感悟捕捉到的灵感视点浮出水面，变得具象、有致。七绝总共四句二十八个字，有限的字句有时虽不便作更多的论说，却非常适合于论者作点的切入和个案的剖析和发挥。

其次，论诗绝句的体式兼有音乐美和建筑美，又兼顾诗体与诗法变与不变的辩证之道。绝句是古诗中与流行音乐相伴而行的诗体，它不仅吟诵起来十分动听，许多绝句是可以入乐歌唱的。七绝四句一韵，是旧体诗最常见的节奏，具有和谐美和易听、易记易诵的特点。七绝句式整齐划一，句法却相当灵活。一首之中既可用散句，也可用对句;既可用实词，也可用极利于议论的虚词穿插。句式流动不滞，在看似不变结构中蕴含着许多变化的机巧，实质上是整齐的句式和灵活的句法之间的辩证统一。正是因为七绝这种种美观、灵便、有张力的诗歌体式，诗人喜欢用其为诗集文集作题作跋，浓缩类似品题、评论、鉴赏之类的内容。

就论诗批评的发展史的总体而言，自杜甫之后，论诗诗批评始终存在着两大互动消长的矛盾：一是七绝体式跟五古及其它诗式的彼此对抗；一是议论的抽象本质跟诗歌形象质感艺术形式的相互悖逆。直到元好问的出现，七绝体式论诗的绝对地位才最终确立，且抽象的议论跟形象的诗艺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就整体而言，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实现了意和境的交融。其论诗绝句中大量运用了比兴的手法，使论诗绝句把思辩、抽象的理论问题，以具体可感的意象表达出来，使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如《论诗三十首》其十二首“望帝春心”、“佳人锦瑟”两句是境，“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是意，境中含意而大于意，意从境出而高于境。如其十六：“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四句都是写境，前二句之境和后二句之境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没有直白地达“意”，“意”却明确地隐含、渗透在“境”中。同样，其十八首“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前两句论孟郊和后两句论韩愈各构成一个境界，这两个境界又构成鲜明的对比，作者的“意”就从这“境”的对比结构中流露出来。其十九，“万古幽人在涧阿，百年孤愤竟如何”二句是境，但境中有意;“无人说与天随子，春草输赢较几多”是意，但意中又有境。其二十二，第四句“沧海横流却是谁”，表现作者的“意”，但这“意”本身又是第二句“境”“一波才动万波随”的自然发展，是境中生意。其二十四“有情芍药”，前两句引秦观诗境，后两句本应对此境表意，但第三句突然插入韩愈之诗“拈出退之山石句”，似乎离题;直到第四句“意”出，“始知渠是女郎诗”方知第三句借“石”击花，意与境似疏实密。

就形式而言，《论诗三十首》句式丰富语气多变，句与句，联与联层次关系多姿多彩。论诗绝句除了肯定语气的叙述和描写之外，还大量使用否定、感叹、假设等句式，使论证语气复杂多变。否定句，如“正体无人与细论”、“未害渊明是晋人”、“真书不入今人眼”等句;疑问句，如“何物能浇块磊平”、“温李新声奈尔何”等句。反问句，如“文章宁复见为人”、“徘谐怒骂岂诗宜”、“竟将何罪废欧梅”等句;设问句，如“谁是诗中疏凿手”、“老阮不狂谁会得”、“发源谁似柳州深”等句;感叹句，“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等句;这些非陈述语气句的大量使用，能够唤起读者积极的思维，诱使读者从美的鉴赏进而深入到美的创造的圣地。论诗绝句句子之间的层次关系也是多姿多彩的。并列关系，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承接关系，如“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递进关系，如“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费欧梅”。转折关系，如“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条件关系，如“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假设关系，如“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对比关系，如“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此外，两联之间层次关系也复杂多变。两联为并列关系，如其一首；两联为承接关系，如其七首；两联为转折关系，如其三十首；两联为对比关系，如二十九首；两联为因果关系，如其二十五首。句、联之间的层次多样化，增强了论诗绝句的思辨色彩和说服力及其逻辑性。

另外，《论诗三十首》还善于运用典故极富张力和熔铸前人诗句了无痕迹，整体上使论诗绝句的批评手段和批评对象的风格达到了完美契合。有的诗表面看起来好象是叙述，实际是通过用典，进行比喻。如：“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乱后玄都失故基，看花诗人只堪悲”。论诗绝句受篇幅所限，往往采取“攻其一点”的方法。有些论诗绝句虽只有四句，却又摘录所论诗人的一句、甚至两句诗，只用两三句来加以评论。如：“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前两句出自秦观《春日》诗，元氏以此二句与韩愈《山石》相比，以显其纤弱。再如，“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也是化用李商隐的《锦瑟》诗句，来评述李诗精于用典、寄托遥深、意境迷离的特征。在整体上，其论诗绝句的风格能够很好地契合所议论对象的特点。如“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充满慷慨豪壮之气。“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是孟郊凄苦的最好写照。“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切合李贺的幽晦。“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精工典丽中体现了李商隐的深婉诗风。

三

可以这样说，论诗绝句一体滥觞于杜甫，但作为相当固定的、常见的一种论诗体式则终成于元好问，并自此后论诗绝句内化为了诗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之后，几乎形成了一个元遗山论诗系列，例如谢启昆有《读全唐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百首》、《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读中州集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袁枚有《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张晋有《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六十首》、潘曾沂有《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足见出元好问的巨大推动力。此外，也正是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影响，后人更加认识到了论诗绝句的深厚潜力，论诗绝句遂成为人们谈艺论诗的首选，诗人会很自然地用论诗绝句表达随时涌上心头的诗学见解，如清人洪亮吉《道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二十首》，今人有缪钺和叶嘉莹的以绝句论词的《灵?词说》。有人曾做过统计以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万首论诗绝句》为例，该书收录论诗绝句作者自唐迄清近八百人，作品近万，其它散见的还不在其列。若以元好问为分界线，那么元好问以前的论诗绝句作者计有134家，作品五百多首，约占论诗绝句总量的5%;元好问以后计有631家，作品九千多首，约占95%。

总而言之，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实现了“论”“诗”完美融合，在诗歌批评领域对论诗理论和论诗手段进行了和谐的建构，强化了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特色的形成，对于中西方文学理论全面整合下的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建设借鉴意义十分重大。

参考文献：

[1]钟屏兰.《元好问评传》，台湾：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2]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郭绍虞校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3][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八》见《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

[6]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7]李正民.《元好问研究论略》.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古诗三百首篇6

【关键词】小学生；古典诗文；诵读

古代诗文的语言精练丰富，思想广博高深，是前人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艺术海洋里的一颗稀世珍宝。我校在钟情于古典文学的校长的带领下，确定了“诵千古美文，做世纪英才”的办学思想，并把古诗文教学作为学校的校本课程，在学校的一楼楼道贴上古诗，旨在时时刻刻对学生进行经典文化的感染和熏陶。现结合我校多年的古诗文诵读教学活动，谈谈我们的做法和体会。

一、开展古诗文诵读要纳入课程计划

“读经是最好的语文教育，经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有时间才能学习，有时间才能读经，才能保障古典诗文诵读的开展，使小学生从小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了解与热爱传统文化，提高小学生的国学修养和文化水平；发挥传统文化的教化力量，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把小学生培养成长为新一代兼具世界眼光和现代人意识、胸怀传统文化底蕴的未来社会的建设者。但古典诗文诵读又不能在加重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前提下进行，为此，我们在教学活动中，将地方、学校课程1课时设置为诵读课，并明确由语文老师负责诵读课教学，充分利用诵读课采用教师带读、学生齐读、优生领读、学生自由诵背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吟诵。语文教师不仅要担任每周的诵读课，平时还要指导好学生的诵读活动。

二、开展古诗文诵读要有校本教材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我们在开展古典诗文诵读实践中，根据小学阶段学生特点和古典诗文内容，结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优秀古典诗文篇目进行了选材，自编自印《古典诗文诵读手册》校本教材，内容有必读篇目和选读篇目。其中必读篇目有古诗词207首、《三字经》、《千字文》、《中华成语千句文》，选读篇目有《增广贤文》。

三、开展古诗文诵读应明确各年级段目标

目标是个人、部门或整个组织所期望的成果。有目标才能有所期望，我们在开展古典诗文诵读活动中，确立了各年级诵读的内容和要达到的目标。其中一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15首，二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30首，低年级段学生必背《三字经》，选读《增广贤文》；三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45首，四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60首，中年级段学生必背《千字文》，选读《增广贤文》；五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70首，六年级学生必背古诗词80首，高年级段学生必背《中华成语千句文》，选读《增广贤文》。明确要求80%以上的学生能够熟读成诵；20%以下的学生能够正确、流利的朗读。推荐学生自读《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论语》、《中庸》、《孟子》、《大学》等内容。

四、开展古诗文诵读要与多种活动形式有机结合

多个手段、多个途径、多种措施地进行，能更加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热情和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更好的达到目的和效果。为此，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开展诵读古典诗文活动：（1）广播领路，配乐美读。我们在设置校园广播时，将每节课下课铃声都设置成不同的诗歌配乐朗诵音乐，每当下课时间一到，校园广播便进行配乐诗歌朗诵，给学生以示范和启迪，不但培养了学生节律美读的能力，而且使学生受到了美的熏陶，可谓一举两得。

（2）开展“课前一首诗”活动。为减轻学生背诵负担，倡导见缝插针，积少成多的诵读方法，我们号召各班充分利用每节课前预备时间，开展“课前一首诗”活动。要求每班选一名古典诗文诵读领读学生，带领同学们每节课前预备时间，带领同学们课前诵读，直到上课铃响。

（3）开展“古典诗文朗诵比赛”活动。为全面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参与热情，我们在每学年的第一学期，开展了小学生古典诗文朗诵比赛活动，各班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在全校学生中举行朗诵决赛，使全体学生感受诗词的意境，受到智慧的熏陶，受益无穷。

（4）开展“经典诗词汇演”活动。每学年的第二学期，我们组织开展了经典诗文汇演活动，各节目以班级为单位，有的朗诵时声情并茂，有的边吟边舞，有的分角色集w大朗诵，有的个人诗词唱，有的集体诗词唱，形式多样，意韵深远。

（5）开展“古诗词考级”活动。为了激励学生诵背古诗词的热情与积极性，我们在诵读教学中开展了古诗词考级活动，建立了古诗词考级集体和个人档案。将考级分为“6星级+特级”，每一年级都有必背的古诗，达到相应级别星级。具体标准是一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15首（朝代、作者）。二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30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自己最喜爱的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10首以上）。三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45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自己最喜爱的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15首以上）。四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60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其中部分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20首以上）。五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70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其中部分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25首以上）。六星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80首（朝代、作者），并能介绍部分古典诗文所表达的意思（30首以上）。特级，能熟练、正确、有感情的背诵古诗80首（朝代、作者），还能背诵其他古诗10首以上，并能介绍古诗描写的情景和表达的含义（40首以上），还能为喜爱的一首古诗配画。

（6）开展“亲子读”活动。引导父母子女一起诵读，为孩子做出表率，同读同悟，教学相长，增进亲子感情，提升家庭文化品味。

（7）将古典诗文诵读与抄录、绘画、手抄报、板报等多种学习活动形式结合起来，增加了诵读的趣味性。

课程开发要求教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还要在音乐方面有一定的造诣，而且还要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收集、整理资料，以便学生参考并发表见解。对于学生来说，懒惰是不行的，要积极参与，积极思考，并认真搜集资料，多加背诵，多加练习，长期积累。最重要的是学校要充分重视，要给教师和学生充分的课外时间，必要时要给予大力支持。如开朗诵会、赛诗会等，要提供资金、设备、场地等。因此，要真正地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光靠校本教师是不行的，必须全校上下都重视起来，通力合作。总之，我校古诗文校本教材的开发和利用，促进了诗化教育的开展，提高了学生诵读赏诗、悟诗的能力，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了学生优良的品质和美好的人格。

参考文献：

[1]潘学中.谈校本课程的开发[J].教学与管理，2000（08）.

[2]吴刚平.校本课程开发的思想基础DD施瓦布与斯腾豪斯“实践课程模式”思想探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0（06）.

古诗三百首篇7

书香伴我成长

爸爸妈妈关心我，爷爷奶奶爱护我，可还有一位默默无闻的朋友伴随我健康成长，它就是~课外书。

我的脑海里回想起我三四岁时，爸爸给我买了四册【古诗三百首】,里面的许多精美的小插图使我大饱眼福，我的眼睛闪出亮光，一边看小插图，一边画画。我还会指手画脚地指着古诗请爷爷叫我，爷爷也会一丝不苟地教我读。后来，我养成了每天读古诗的习惯。很快，我四册的【古诗三百首】已经会背诵了两册。我每天都陶醉在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古诗王国里。爷爷帮我发挥了我的古诗生涯，也增长了我的读书乐趣。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该上小学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的古诗生涯。从一年级开始，我养成了看“闲书”的习惯，爸爸妈妈也支持我看“闲书”。从那时起，爷爷总带我去可以开阔视野的书店买几本有趣的书【格林童话】【成语故事】等这些名胜古迹的“闲书”……

古诗三百首篇8

关键词：许渊冲；《唐诗三百首》；三美；唐诗英译

一、概述

      唐诗，作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以其广泛的题材、精炼的语言、工整的对仗、优美的韵律及意境而闻名于世。究竟该如何翻译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持唐诗的原韵？是把诗歌翻译成韵体诗、自由诗，还是散文形式，一直没有定论。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凝聚了特定文化精髓的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表达，其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则赋予了诗歌无穷无尽的意蕴。因此，写诗已属不易，译诗则难上加难。放眼中外那些翻译大师们，各有各的观点，也各有各的译作。但就接受程度来说，还是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教授为最。本文将以许渊冲教授所译的《唐诗三百首》中的部分诗歌为例，分析印证他所提出的著名的“三美”原则。

二、许渊冲教授的“三美”原则

      作为翻译天才，许渊冲教授所主张诗歌翻译要体现的“三美”原则：音美、意美、形美，一直为中外读者所津津乐道。其中，“意美”指的是深层结构；“音美”主要是针对译诗的节奏和韵律而言的；“形美”则是针对译诗的行数、字（词）数而言的。三美之中，“意美”最上，“音美”次之，“形美”最后。在实际的操作中，面对唐诗的音美、形雅和意浓，译者应从意、形、音几方面统筹兼顾，不能得“意”而忘“形”，也不能得“形”而负“意”。

三、“三美”原则在《唐诗三百首》中的体现

      一）音美

      三美之中，音美是最容易判断的，却是最难做到的。有人认为，“诗绝对要有音节或韵，因为音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唯一的愉快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所说富于意象的词藻还重要”。从《诗经》、《楚辞》开始，诗歌的韵律就深深的烙在炎黄子孙的灵魂深处，甚至有“无韵不成诗”这一说法。这对于翻译来说却是件难事。本来传情达意已属不易，现在还要追求音韵美，则更是难上加难。在这一方面，许渊冲教授所译的《唐诗三百首》处理得极为出色：300首译诗中，韵体诗多达295首，占总数的98.3%，信手拈来，押韵的佳句俯拾皆是。下面我们以杜牧的《清明》这首诗为例看一下许渊冲教授的翻译技巧：

      清明                      The Mourning Day

      清明时节雨纷纷， A drizzling rain falls like tears on the Mourning Day;

      路上行人欲断魂。 The mourner’s heart is going to break on his way.

      借问酒家何处有， Where can a wine shop be found to drown his sad hours?

      牧童遥指杏花村。 A cowherd points to a cot amid apricot flowers.

      原诗为韵体诗，其一、二、四句押韵，韵脚为纷、魂和村，而译诗则是韵脚为aabb的韵体诗，其音韵效果与原诗亦不差分毫，极好地再现了中国古诗的音韵美，对于外国友人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是十分有利的。除了尾韵，许渊冲教授有时也会运用头韵这一技巧，使得译诗在音韵节奏上更上层楼，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节选）》中的第三句“荣枯咫尺异”的译文“Woe stands within an inch of weal”。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味的追求音韵美。因为语言文化的不同，有时音韵美也是难以实现的，我们不必强求。而许渊冲教授在翻译《唐诗三百首》时就将其中的五首处理为自由体。其实，自由体诗和韵体诗本质上本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韵体翻译使得（译诗）意韵相谐，相得益彰，形神兼备，音意结合，因而在听觉效果上超过非韵体，造就了音乐美”。

      二）形美

      唐诗主要分为律诗、绝句和乐府等。这些诗大多结构严谨，对于每首的句数、每句的字数都有严格的规定。为了达到诗有定行、行有定字的效果，作者大多运用了模糊、省略等多种技巧。由于汉英分属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在翻译诗歌时要做到这一点就会倍感艰难。但许渊冲教授就可以做到。

      原诗四句，每句五字；译诗以“四行，每行七个音节”与之相对应，从而最大程度的展现了古诗的形美。当然，对于古诗翻译来说，形美是最难实现的，也是最不重要的，因此，许渊冲教授将其排在三美原则的最后也是情有可原的。

      三）意美

      中国古诗讲求“神韵”、“意境”、“空灵”，力图超越诗中的具体物象、景象、情象等实境，创造一种亦实亦虚、虚实相生的境界。诗人的抒情往往不是情感的直接流露，也不是思想的直接灌输，而是言在此意在彼，写景则借景抒情，咏物则托物言志。这里的所写之“景”、所咏之“物”，即为客观之“象”；借景所抒之“情”，咏物所言之“志”，即为主观之“意”；“意”与“象”的完美结合，就是“意象”。意象是诗歌的灵魂所在。因此，许渊冲教授将意美列为三美之最。而许渊冲所译《唐诗三百首》灵活地再现了原诗的意象美。

四、结语

      唐诗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结晶，其节奏、音韵、语言、意象等均有其独到之处。正因如此，它才吸引了国内外如此多的人去研究。而诗歌翻译的目的则是创造美与传播美。从这一点上来说，许渊冲教授成功运用“三美”原则所译出《唐诗三百首》无疑是成功地再现了唐诗之美，因此也是值得广大翻译者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 许渊冲，《唐诗三百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

      [2] 章国军，“许渊冲译《唐诗三百首》之音韵美及意象美赏析”，《语文学刊》，2007年.

      [3] 岳峰，“略论《诗经》英译的韵脚处理.集美大学学报”，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