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赠刘景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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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赠刘景文

古诗赠刘景文篇1

橙黄橘绿时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这句话出自《赠刘景文》,“橙黄橘绿”才是人生最成熟的收缘结果之期,这使刘不仅看到荷枯叶尽的一面,还有傲霜雪抗严寒和收成果实的一面,希望他能振作起来,坚持下去。

《赠刘景文》创作背景:这首诗作于1090年(元祐五年)初冬,当时苏轼正在杭州任职,任两浙兵马都监的刘季孙也在。两人过从甚密,交情很深。诗人一方面视刘景文为国士,并有《乞擢用刘季孙状》予以举荐;另一方面赠此诗以勉励之。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此处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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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赠刘景文篇2

关键词:盛唐;刘虚;诗作;诗风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4-0093-04

在盛唐这样一个诗人才俊辈出的时代,形成了以李白、杜甫独胜,多个才子诗人群体交相辉映的壮丽景象,有创造出静逸明秀之美的山水田园诗人群,有创造出清刚劲健之美的豪侠诗人群,还有创造出慷慨奇伟之美的边塞诗人群。中国诗歌王国这一浪潮,以长安为中心,向东、向南扩展,影响波及于如江西这样在当时还是比较边远的地区。江西文学肇始于东汉,但自东晋陶渊明之后,经历了三百余年的沉寂,终于在诗国高潮的推动下,出现了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诗人群体。见诸典籍的盛唐江西诗人有刘虚、綦毋潜、陶岘、熊曜、熊暄等五人,而到唐末则更显示了相当的活力。本文拟以刘虚为切入点,在有限的资料中去还原这位诗人的生活与创作情况,以期对盛唐气象的研究有所补充。

据《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勃记载,刘奋虚(约702-约756),字全乙,号易轩,洪州新吴(今奉新)人。性高逸,8岁能属文,上书,被召见,拜童子郎。他于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及第,接着又登博学宏词科,官授崇文馆校书郎,三度调任洛阳尉,后改迁夏县(今属山西)令。壮年辞官南归,啸傲风尘,游历于休宁、安庆、浔阳、庐山、洪州等地。曾拟在庐山卜宅隐居,未成,于天宝末病逝。刘虚的生平资料很少,《新唐书・文苑传》和《旧唐书・文苑传》中都无传。

考察一位诗人在当时诗坛上的表现,最有效的一种方法自然是考察他和同时代诗人的交往。这对刘虚这样的作家来说,又尤为重要。因为这不只是反映着他自身的文学活动,更重要的是,这种交往反映出盛唐诗国高潮的辐射与影响,反映着江西文人融人中国主流文学的历史进程。

刘虚在盛唐诗坛是一个交游广泛、创作活跃的诗人,与贺知章、包融、张旭交游,时称“吴中四友”,并与孟浩然、王昌龄、高适等往来酬唱,互赠诗章。《江西通志》记载:“(刘虚)与孟浩然、王昌龄相友善。”刘虚和孟浩然交谊甚深,有《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孟去世后,又有《寄江滔求孟六遗文》,词意恳挚。其中,《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以诗代书,从京口附近扬子江暮秋时节的肃杀景象缓缓写起,从迷茫的景色中引出独居越乡的客愁,进而怀想起远在湖北襄阳的友人孟浩然。其中“寒笛对京口,故人在襄阳。写诗人在月下吹起寒笛,夜深天冷,笛声凄咽,思念故人的愁绪就犹如这悠扬而又哀怨的笛声,如泣如诉。然而笛声难达,情思难传,思念之中,也流露出怅惘之情:“咏思劳今夕,江汉遥相望”江、汉两地,情思相牵。作者想象,孟浩然今晚也在思念自己,此刻也在赋诗以表达久别后的怀念之情,分处汉水和长江两地的友人,彼此遥望。“咏思劳今夕”一句中的“劳”字,更体现出孟浩然对自己的思念之切。通过写对方对自己的思念,而进一步表现出自己对对方的强烈感情,诗情显得婉曲而深厚。《寄江滔求孟六遗文》则作于孟浩然去世之后,诗中说:

“偏知汉水广,应与孟家邻。”对亡友孟浩然的感情正像那浩瀚奔腾的江水,绵绵不断。“相如有遗草,一为问家人。”刘虚惟恐孟浩然遗著零落散佚,便托江滔代为搜求,表现了这对莫逆之交的死生之情。孟浩然也有和刘虚交往的诗作,如仇日于龙沙寄刘大虚》:“海中谁送酒,棹里自成歌。歌竞乘流去,滔滔任夕波”,同样表现出对刘奋虚的深刻怀念和分别之后难以相见的惆怅之情。

和刘虚交往甚深的另一位盛唐诗人是王昌龄。刘虚亲赠或怀念王昌龄的诗歌不见流传下来,但我们从王昌龄的诗集中却可以寻绎到一些蛛丝马迹。王昌龄有《宿京江口期虚不至》,诗中说:“明发不能寐,徒盈江上樽。”因刘虚相约而不至引发如此强烈的失落心情,足见二人交情非同一般。王昌龄还有《送虚归取宏词解》,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青桂春再荣,白云暮来变。迁飞在礼义,岂复泪如彼”,与刘虚忧喜相共、情怀真挚,千古之下读来都令人感叹。

刘诗中有交往记载的还有高适。但和王昌龄一样,高适诗中也保留了他和刘虚来往的诗篇。如《另刘大校书》一首:“昔日京华去,知君才望新。应犹作赋好,莫叹在官贫。且复伤远别,不然愁此身。清风几万里,江上一归人。”此诗应作于天宝末年,那时刘、高都在长安,由于安史之乱,刘虚想南归,因此高适便有此送行之作。细味诗意,高适对刘虚的“才望”是十分钦羡的,而对他的弃官南归,也便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惋惜及委婉地规劝。以落落有奇节的高适尚且如此看重刘虚,则刘虚当时受文坛的推重情况可想见一斑。

刘睿虚所交往的还有一批当时在仕途或诗坛上还不那么显耀的诗人,如阎防、薛据、乔琳、韩平、郭微等。阎防,字号和生卒年均不详,开元二十二年进士,好古博雅,诗语纯真朴实,颜真卿甚敬爱之,但不肯为官,放浪山水,曾与诗人薛据读书于终南山,刘虚《寄阎防》,便写于防时在终南丰德寺读书时:“青暝南山色,君与缁锡邻。深路人古寺,乱花随暮春。纷纷对寂寞,往往落衣巾。松色空照水,经声时有人。晚心复南望,山远情独亲。应以修往业,亦唯立此身。深林度空夜,烟月资清真。莫叹文明日,弥年徒隐沦。”对阎的隐居生活给予深切而真挚的慰藉。全诗所写皆寺中景物,非深入其境者不能道,这也可见两人交往之深。刘虚还有《赠乔琳》一首:“去年上策不见收,今年寄食仍淹留。羡君有酒能共醉,羡君无钱能不忧。如今五侯不待客,羡君不问五侯宅。如今七贵方自尊,羡君不过七贵门。丈夫会应有知己,世上悠悠何足论。”这首诗表现了对尚未遇时的乔琳以十分同情的思想,其实也是刘自己“脱略势利,啸傲风尘”思想性格的写照。

丹纳在他的《艺术哲等》中曾说过,在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潮中,有主唱者,也有团结在他们周围的和声,他们合在一起,才形成一个时代的大合唱。应该说,刘虚的交往中,像孟浩然、王昌龄、高适,都是唐代的著名诗人,至如阎防、薛据他们在唐音交响中,则是不可或缺的和声。刘虚也是以自己的歌吟,融入了盛唐诗歌这一雄伟壮丽的大合唱之中,既在这诗国高潮中深受这些大小诗人的影响和熏陶,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刘虚的诗文在当时颇负盛名,殷瑶在婀岳英灵集》所选的24名诗人中,刘奋虚位列第四,在常建、李白、王维之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将刘奋虚与王维、韦应物并列,称为“大名家”。有《集》五卷传世,可惜至今却湮没不闻,《全唐诗》中仅存其诗1卷15首,残句一。

从刘虚现存的诗歌来看,在内容上主要有描写

山水景物和田园风光的,如《阙题》、《江南曲》、《浔阳陶氏别业》、《登庐山峰顶寺》、《寻东溪还湖中作》、《越中问海客》、《积雪为小山》等;还有一些是用作赠别唱和的交往诗歌,如《九日送人》、《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送韩平兼寄郭微》、《寄阎防》、《海上诗送薛文学归海东》、《寄江滔求孟六遗文》等;这些赠别唱和的诗歌也多写歌咏清静秀美的山水田园风光,表达对隐居读书生活的向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哪一类诗,都反映着他所受唐代山水田园诗风的深刻影响,和唐代那些脍炙人口的山水田园诗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性。

刘虚开元中举宏词科,累官崇文馆校书郎,本来是有着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的,在《登庐山峰顶寺》中表白“虽知真机静,尚与爱网并。方首金门路,未遑参道情”,以及在《寄阎防》中对友人的劝慰“应以修往业,亦惟立此身”。但在历经仕途坎坷之后,他最终挣脱名利的桎梏,效法五柳先生,乐赋山水田园。《浔阳陶氏别业》说:“陶家习先隐,种柳长江边。朝夕浔阳郭,白衣来几年?霁云明孤岭,秋水澄寒天。物象自清旷,野情何绵联!萧萧丘中赏,明宰非徒然。愿守黍稷税,归耕东山田。”表达了对陶氏先祖隐居在明丽、澄澈、清旷的生活环境中的艳羡,并抒写向往归隐的情怀。与此情怀相似的还有仇日送人》:“海上正摇落,客中还别离。同舟去未已,远送新相知。流水意何极,满樽徒尔为。从来节,早已醉东篱。”是诗人向往恬淡悠闲的田园生活的写照。这种山水田园情怀最终在历来为选家所青睐并被选人《唐诗三百首》的五言诗《阙题》中得到酣畅的倾吐: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

诗歌为“阙题”,是原题在流传中已散失,后人便题作“阙题”,还是本意就是“无题”,我们尚难论定。但这首五律在艺术上,却是十分值得称道的。唐诗以韵胜,浑厚典雅、蕴藉空灵,这种特点在刘奋虚诗中同样显得很突出。这首诗,按空间顺序由远及近,从外向里而行,在人们的面前展现了一幅清丽幽美的山水画卷:山道弯弯,伸向白云深处;春意浓浓,沿着清溪流淌。清清溪水,常有落花漂过;阵阵花香,随溪中流水飘向远方。门朝山路,那样的寂静,没有尘世的喧嚣;柳掩书斋,多么幽雅,正宜山中隐居。在这空山密林之中,每当阳光映照,树影参差,洒在衣襟上,清辉熠熠,这又是何等的舒适潇洒。落英缤纷、青溪潺潺、花香馥郁、杨柳堆烟,无人却有无限生机,用王国维论意境的话来说,这便是“无我之境”,情意完全寄寓于境中,给人以无穷美感,生动地体现出诗人自甘淡泊而又自得其乐的闲适情怀,而这正是盛唐山水田园诗共同的审美追求。显示出刘虚诗歌创作所达到的艺术水准。

另一方面,刘虚的山水诗创作,从观物方式到感情格调,都带有受禅宗思想影响的文化意蕴,饶有禅意和禅趣。《唐才子传》也说他“交游多山僧道侣”,“善为方外之言”,如最具代表性的《阙题》以及《登庐山峰顶寺》“孤峰临万象,秋气何高清!天际南郡出,林端西江明。山门二缁叟,振锡闻幽声。心照有无界,业悬前后生。虽知真机静,尚与爱网并。方首金门路,未遑参道情。”其中“心”、“业”、“有无界”、“前后生”等都是佛教特有的范畴,都流露出他的禅学修养。

山水诗派诗歌艺术风格,总的说来,以淡远最为突出,诗人以恬淡之心,写山水清晖,意境悠远,词气闲淡。前代诗论家不约而同地谈到这派诗人的淡远风格。胡震亨引《震泽长语》中说:“摩诘以淳古澹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无非是言其“淡”。明人胡应麟以“简淡”概括浩然风格,评孟诗云:“盂诗淡而不幽,时杂流丽,闲而匪远,颇觉轻扬。可取者,一味自然。”并把王孟与高岑相比较:“王孟闲淡自得,高岑悲壮为宗。”闻一多先生形容:

“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人疑心到底有诗没有。”“淡远”,是这派诗人的共同风格特征。而在刘虚的诗中,又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

1、诗境空明

刘虚在诗歌中经常体现出对“空明”境界的追求。比如《寻东溪还湖中作》:“出山更回首,日暮清溪深。东岭新别处,数猿叫空林。昔游有初迹,此路还独寻。幽兴方在往,归怀复为今。云峰劳前意,湖水成远心。望望已超越,坐鸣舟中琴。”其中“清溪”、“空林”、“独寻”、“幽兴”等意象有类似王维诗歌空灵优美的禅韵。再如上文所引的《阙题》一诗中的“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两句,于空静中传出动荡,平淡里秀出幽深。表现的是诗人静观寂照时感受到的自然界的轻微响动,以动写静,喧中求寂,超以象外而人于诗心,显示出心境的空明与寂静。

空明澄澹的诗境,在盛唐山水诗派的作品中是俯拾即是的。如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等等,往往给人一种空灵、玄远、寂静、闲适和清丽的审美体验。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立公房》:“何如石岩趣,自入户庭间。苔间春泉满,萝轩夜月闲。”等等。严羽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言有尽而意无穷。”指的正是这种特点,而这在刘奋虚的诗歌中也同样体现了。

2、清幽兴远

刘虚工于五言,其诗清淡悠远。殷瑶给予刘奋虚很高的评价:“虚诗,情幽兴远,思苦语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顷东南高唱者数人,然声率宛态,无出其右,唯气骨不逮诸公。自永明以还,可杰立江表。”

刘虚的很多诗歌都体现出一种“清淡”之美,他善于用清淡的语言,写清淡的景物,抒发清淡的情感。即便是描写浓艳的景物,也不用浓笔重彩对它作直接的绘声绘色的描绘,而是首先用“清淡”的审美意识对它进行审美观照,然后再以表现出“清淡”的审美效果为前提对它进行“淡”写。这样,无论多么“浓”的景物,在诗人的笔下也就变得“清淡”起来了。在诗歌作品中,“一切景语皆情语”,诗句中的景“清淡”了,赖以表达的情也就会随之而变为“清淡”,情景都“清淡”了,那么写景诗“清淡”的风格也就形成了。比如,夕阳晚照的景色,应是一幅金光散射、红霞漫天的浓艳图景,可是在刘窨虚的笔下,却是“林山相晚暮,天海空青苍”(《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和“日暮还家望,云波横洞房”《江南曲》)。两句都没有直接写夕阳的光辉与色彩,前句侧重写日落后海天“青苍”的冷清景象,后句侧重写日落时湖面上与水相接的云,使夕照呈现出一派“清淡”的景象。在五彩斑斓的自然景物面前,诗人选取写入诗句的景色却往往是舍艳求淡的,这在诗歌史上是很有特色的。

从分析刘虚为数不多的诗作中,我们可以得出诗人是以写田园山水隐逸诗为主的印象,这既是对陶渊明田园诗的发扬,同时也是受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影响,带有盛唐人士特有的隐逸情结:傲世独立的高洁人品,返归自然的精神享受和慰藉,寻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美天地。

与盛唐这样一个以李白独胜,多个才子诗人相辉映的壮丽景象相比,刘虚的创作是十分微不足道的。但是,相比陶渊明之后的三百年内江西文坛一片异乎寻常的沉寂状况,以刘虚为代表的盛唐江西诗人通过与盛唐名家们的交往,初步打破唐以前江西诗坛封闭低靡的状态,开始走向全国,并由此开启了中晚唐江西诗坛的活跃局面。其代表山水田园诗风表现了与王孟山水田园诗派的契合,是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渗透和沉积的又一次佐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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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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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闻一多,唐诗杂论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殷瑶,傅璇琮校笺,岳英灵集(上下卷)[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9]吴海主编,江西文学史[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

古诗赠刘景文篇3

“汉相赠马”人物瓶,取材于明代作家罗贯中的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的第二十五回“屯上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一章。此章电有首四句七言诗,诗曰:“盛情三国著英豪,一宅分居义气高。奸相枉将虚礼待,岂知关羽不降曹。”这四句七言诗,即是这对大瓶的入画题材。它的故事背景是:曹操欲废汉献帝,先杀董承全家700余人,又杀了怀有5个月身孕的董贵妃。后与程昱等谋士说:“今董承虽诛,尚有马滕、刘备,亦在此数,不可不除。”于是,曹操发兵20万,分兵5路,当夜攻取小沛,又进徐州,再取下邳。这下邳正是刘备的爱将关羽关云长镇守,而刘备的家眷亦在下邳。因关羽死守此城,曹操久攻不下,便与谋士们商策,曰:“吾素爱云长武艺人材,欲得之以为己用,不若令人说之使降。”郭嘉曰:“云长义气深重,必不肯降。若使人说之,恐被杀害。”此时,帐下偏有一人自告奋勇当说客,这人即是曾被关羽相救的张辽。

由于张辽的自告奋勇,曹操用关羽的投降之兵卒混进城内里应外合,加之城外曹兵的挑战,结果,关羽中了曹操谋士们设下的调虎离山计,被困于屯上山。也正在这时,曹操的说客张辽过来相见,方有了“汉相赠马”之后事。张辽用的也是激将法,对关羽例数了对不起刘备的“三大罪状”。关羽亦认为最好的解脱办法是答应张辽的要求,但关羽提出了三个条件,即:一是只降汉不降曹;二是刘备的家眷在曹营中,曹操上下等人,不得入门;三是一旦得知刘备去向,当即辞去,三者不可缺一。

在曹营期间,曹操曾三次赠送关羽之物,一为战袍,二为纱锦护须囊,三为战马。然,关羽不为之所动,战袍穿在里面,护须囊挂于胸下,只有赠马,关羽跪拜言谢。其赠马的情形有一段精彩的描写与对话:“忽一日,操请关公。临散,送公出府,见公马瘦,操曰:‘公马因何而瘦?’关公曰:‘贱躯颇重,马不能载,因此常疲。’操令左右备一马来,但见那马身如火炭,状甚雄伟。操说:‘公识此马否?’公曰:‘莫非是吕布所骑赤兔马乎?’操曰:‘然也。’”遂并马鞍送与关公。关公再拜言谢。操不悦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尝不拜,今吾赠马,乃喜而再拜,何而贵畜耶?”公曰:“吾知此马日行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见面矣。”这段文字,即是前面提到的四句七言“汉相赠马”诗的全部含义。

一对瓷瓶,图文并茂,有诗有画,观画吟诗,赏图释文,图意境深远,诗韵味绵长,既讲述一段故事,又说明一个道理,细细咀嚼,静静欣赏,别有一番雅情趣致。这就是“汉相赠马”大瓶的艺术魅力!

古诗赠刘景文篇4

【摘要】《名媛诗归》是明末竟陵派诗人钟惺所编的一部历代女性诗歌作品总集。关于《名媛诗归》作者是否为钟惺,一直以来多有争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人朱士楷都认为并非钟惺所作,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尚不足为信。《名媛诗归》是按作者时代先后编排,作者多附小传,有评语是其最大特征。《名媛诗归》具有较高的文献、文论价值。

【关键词】名媛诗归;作者考辨;特征;价值

导语

《名媛诗归》是明末竟陵派诗人钟惺所编的一部历代女性诗歌作品总集。全书收录自上古神话人物皇娥嫘祖《清歌》至明代王微《留别林天素》,共约350位女诗人,1600首作品。前有题名“景陵钟惺伯敬父”所作《古今名媛诗归叙》。

《名媛诗归》作者考辨

关于《名媛诗归》作者是否为钟惺,一直以来多有争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旧本题明钟惺编。取古今宫闺篇什,汇辑成书,与所撰《古唐诗归》并行。其间真伪杂出,尤足炫惑后学。王士禛《居易录》亦以为坊贾所托名……”

清人朱士楷也说:“不知《名媛诗归》乃吴下人伪托钟惺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何足深辩? 又向来坊间有《明诗归》,更俚鄙可笑,亦托名竟陵,又足辩耶! ”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尚不足为信,理由如下:

(一)清代官修大书,凡有前人成书为基础的,总是对前人成书进行贬低或秘而不宣,以抬高新修官书的身价。对明代作家、作品更是多有诋毁。

(二)而证明《名媛诗归》是钟惺所编的亦有以下几条理由:

(1)《诗归》收古逸诗至晚唐诗共三千三百余首,而其中所收女诗人,以唐代为例,仅12家,作品12首,其中对女诗人作品评点极简(多仅有一句总体评点),与其评男诗人作品不对称。钟惺很可能对妇女作品另作一书专门收录。

(2)对比《诗归》、《名媛诗归》评语,亦可找到些依据。

《唐诗归》中长孙皇后《春游曲》钟云:“开国圣母,亦作情艳,恐伤圣德”,则天皇后《如意曲》钟云:“老狐媚甚,不媚不恶”, 郎大家宋氏《拟晋女刘妙容婉转歌》“情在一字”,相对应篇目中,《名媛诗归》的评语都引用了《唐诗归》中的全部评语,且更具体详细地加以评论。

针对不同作品,《唐诗归》和《名媛诗归》的评语也都具有明显的竟陵派特征:

论诗观念。如名媛诗归》中长孙皇后《游春曲》有“诗中连用井上、薝边、花中、树上,一气读去,不觉其复。可见诗到入妙处,亦足掩其微疵。休文四声八病之说,至此却用不着”;《唐诗归》中王维《赠刘蓝田》有“厚甚,为此一句不入律内,然盛唐人不拘”。两书都讨论了诗歌内容与诗律的关系,并且都强调了内容的重要性。

评诗关键字:《名媛诗归》中评语如深细、厚、雅、气、幽、真、艳、庄、淡、情、清、孤等词都具有明显的竟陵派特征。以“深细”为例,《名媛诗归》有“何等深细”(《游春曲》),“亦觉观1物之细”(《秋风函谷关应诏》),“可见诗贵深细”(《赋得北方有佳人》),“入事俱细泽”(《游嵩山》,“即深于体物矣”(《池上竹》),“穿字说出深曲”(《寒食城东即事》)等。

《唐诗归》有“散字,写景细”(《桃源行》)、“四字甚深”(《西州诸公见过》)、“此尽字说得深”(《饭覆釜山僧》)、“极真极细消人宦况”(《休假还旧业便使》)等。

(3)都注重对诗句用字的评点。如《名媛(下转第100页)诗归》“三字有孤赏,独赏之意”(上官婉儿《其八》),“怕字、类字、当字,俱丑”(《其十一》),“今日两字,用来挻然,入口自能知之”《其十二》),“失却二字,惊情痴语”(蒋蕴《赠郑姑意》),“烛用香字亦奇”(《白蜡烛诗赠人》),“握荡二字,说酒亦有意味”(《谢人送酒》),“挂叶二字,便新,若入柳叶等语,却陋极矣。”(江采苹《谢赐珍珠》)等。

由上我们可以推断,《名媛诗归》应该是钟惺所编。

《名媛诗归》特征

(一)按作者时代先后编排。

《名媛诗归》大抵按诗人所处年代先后进行排列,而不在乎其身份地位的高低。以唐代为例,《全唐诗》将则天皇后列于徐贤妃前,因为按地位而言,武后要高于贤妃,而《名媛诗归》将贤妃列于武后之前。

(二)《名媛诗归》小传

1,小传的内容包括叙述家世、人生事迹,对其德行评价,说明成诗背景,以及注明姓名之他作,概括诗歌风格等。

德行评价。武后小传“然性多淫乱,嬖幸诸臣,紊乱朝政”,对其诗亦有“造语造想,必使奇尽露,可以想其心手之辣”、“专欲以巧取胜,不知其为妖矣”、“老狐媚甚,不媚不恶”,当然对诗句中值得称道之处也给予肯定,如评语“低字稠叠纷披,确然其览,非形容如此。然尤在捶字,生得有力”、“入事俱细泽”等等。

成诗背景。如江采苹“帝每念之,时在在萼,夷使贡珍珠者至,命封一斛密赐妃,妃不受,以诗付使者,曰:‘为我进御前也。’上览诗,怅然不乐,令乐府以新声度之,号一斛珠曲,名盖从于此”。

注明他作。卷十杜恙妻赵氏小传有“一作刘氏”,卷十蒋蕴小传有“一名馥”。

概括诗歌风格。刘令娴小传中有“辞甚凄怆,父勉本欲为哀辞,及见此文,乃阁笔,萧韶称:‘刘孝仪诸妹,文彩艳质甚于神人也’”。上官婉儿小传中有“又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诸篇,采丽益新。时属辞者大抵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昭容力也。”

(三)《名媛诗归》评语

这是《名媛诗归》区别于当时其他女诗集的最大特征。这些评点不但可以让读者更易于理解诗歌作品,领悟其艺术魅力,而且在无形中构建起女性创作价值的评论体系。《名媛诗归》的评论是由《古今名媛诗归叙》、小传、句间评语及终篇评语共四个层次构成的。 《古今名媛诗归叙》是评语的纲领。钟惺在此提出了两个关键词: "自然"、“清”。

句间评语是主体部分。这部分是整部《名媛诗归》最精彩的部分,是研究竟陵派诗论的重要资料。卷九评赵氏《拟古》“骤雨满空来,当轩卷罗幕”为“入口亦觉凉气飒然”,评“度云开夕霁”为“度云二字,有升眺清远,势尽川陆之意”,评“孤鸾伤对影”为“伤对影,便幻,若止说伤影,便直”,评“摇心欲何托”为“摇心,‘摇’字妙,泛泛无所适从也,用遥远‘遥’字,便恶俗极矣”。

篇终评点,一般是对诗作的整体艺术风格进行概括。如赵氏《拟古》,其篇末评点为“清适自喜,正以平静为古,拟古中有慷慨深兴一流,却似此和正,亦不失为温纯之质也”。这正是《叙》中所言“三百篇,……唱为怀人之祖,要以不失温柔敦厚而已”的具体运用。

《名媛诗归》的文献价值

(一)文献价值

1,它是一部通代的妇女诗歌作品集,是明代诸多女诗总集之一。对女诗人作品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竟陵派在明末的兴盛,而使女诗地位迅速提高,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2,保存了女诗人作品字句的不同版本。对比《名媛诗归》卷九和《全唐诗》卷五如下:

结语

《名媛诗归》是一部具有较大价值的总集,它是自嘉靖年间起日益兴起的女性文学结集和研究的代表作品,然而对这部作品集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展开。本文只是浅略地对其作者、成书及文献价值作了些梳理,很多问题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 1 ] 钟惺.名媛诗归 上海有正印刷所排印 民国七年初版

[ 2 ] [清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 3 ] 郑艳玲.题名钟惺评点的《名媛诗归》[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07年第1期.

[ 4 ] 胡文楷.历代妇女着作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5 ] 王艳红.解读《名媛诗归》[J]. 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 年第1期.

[ 6 ] 钟惺、谭元春. 诗归:51卷 明万历45年刻本

古诗赠刘景文篇5

论文摘要:韩愈的迁谪诗有反映自己仕途失意的,也有为他人鸣不平的。但和此交织在一起的是反映谪地及途中的山光水色、所见所闻的民间疾苦,揭露中唐以后的政治黑暗。从思想内容来看,总体是健康的。他的迁谪诗比应景、应酬诗来得通畅浅白,感情真挚,较少险峻怪僻之弊,是韩愈纵恣豪放、浑茫雄博诗风的代表。迁谪诗既是韩诗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韩诗的精华所在。

韩愈是“不平则鸣”文学创作理论的首创者,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这里,韩愈阐述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带有规律性的“不平则鸣”的道理,接着他列举了从古至唐那些有成就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是“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的善鸣者。

其后,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里又说:

夫平和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不仅是韩愈对古今作家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自身创作经历的深刻体会。韩愈的作品之所以流传千古,感人肺腑,跟他自身不幸的遭遇是紧密相关的,他的迁谪诗就是明证。

一、为自身鸣不平的迁谪诗

韩愈在仕途中,3次被贬,其中两次被谪于外。第一次在贞元十九年(8o3年),时任监察御史,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揭露京师大早,颗粒不收,而以京兆尹李实为代表的官吏却不顾一切横征暴敛,致使百姓家破人亡的事实,触怒了德宗和当权者,被贬到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为令。第二次是元和十四年(819),韩愈时为刑部侍郎。因宪宗于正月派人到风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中供奉3日。然后送寺院展出,整个长安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韩愈上<论佛骨表>极谏,宪宗大怒,将抵以死。幸裴度、崔群等极力救援,才免一死,改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刺史。按照唐朝法律的规定,遭贬谪的官吏虽仍保留官吏的身份和一定的俸禄,但负谴罪,须立即上路,并且不准在途中停滞。韩愈两次被贬广东,路途遥远,亦可见其负罪之重。

第一次要去的阳山,离长安3800百多里。韩愈离开长安时正值隆冬腊月,行期紧迫,真是痛苦不堪。后来韩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是:“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缛,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但悦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自首囚。”而阳山又是荒僻边远的地方,地形险要,交通阻隔,人口稀少,居民且不开化。韩愈怀着满腔热忱,为民请命,落得这样的下场,因此内心十分悲愤,其被谪阳山期间的诗歌,大多是为自身鸣不平之作,是“愁思之声”,是“穷苦之言”,故皆“要妙”而好,成为佳作。

韩愈从贞元十九年冬末离京,至元和元年(806)六月自江陵召还,贬谪期间写诗近60首。

第二次被谪地点在潮州,离长安有7600多里远。和第一次不同的是,此次谪地在岭南道,更为遥远,更为偏僻,是人称的“瘴疠之地”,而且谪阳山时韩愈不过36岁,时值壮年,可此次被谪已52岁,时届暮年,故境况比第一次更惨。元和十四年正月,韩愈在风雪交加之日被迫匆匆上路,自料无生还之理,路过蓝关时遇侄孙韩湘,有感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诗很好地表达了韩愈含冤负屈,无限愤懑,但仍心系国家命运的心情,是韩诗中的佳品。韩愈此次离京,女儿挈年方12岁,卧病在床,与父诀别。随后被遣逐,惊恐人心,未得及时治疗,病死在商州层峰驿,草草收埋。次年,韩愈被召还朝,路过其女之墓,写下“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这样痛心伤腑的诗句。直至4年后,韩愈为京兆尹,才换棺归葬其女于河阳韩氏墓。

韩愈第二次迁谪,从元和十四年正月离京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召回,时间1年零1o个月,其间写诗45首。韩愈两次迁谪,共写诗100多首,约占韩诗总数1/4。这些迁谪诗不同于韩愈平时的应酬诗、应景诗,它首首出自诗人的肺腑,感人至深,且思想内容深刻。诗人虽然大多为自身的冤屈鸣不平,但也因此触及到社会的黑暗面,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所揭露,对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有所鞭挞。从为自己呜不平,扩展延伸到为朋友、为百姓鸣不平。韩愈是正统的儒家,忠君爱民的思想非常的浓厚,主张“文以载道”。他的文章总在大力宣扬和捍卫儒家思想。我们没有发现韩愈对于作诗目的的论述,但他作诗决不仅仅为了娱乐,他的诗歌同样反映他忠君爱民的思想,但他不是用说教的手法,而是发出鸣不平的愁思之声和穷苦之言,从而使人读后能够感悟,达到比说教方法更好的效果。

险峻怪僻,历来被看成是韩诗的风格和特点,但这只是韩诗风格的一个方面,韩诗还有平易顺畅的另一个特点,这两者乍看起来,似是矛盾和冲突的,其实不然。韩愈那些逞雄斗奇的诗,大多作于身处顺境,为应景、应酬,或卖弄学问之时,虽偶有佳作,但广为流传者不多。而韩愈传诵千古的诗篇,皆是怀才不遇之时,饱受冤屈之日的所思所感,此时直抒胸臆,坦言陈情,无庸雕琢造奇,也无心卖弄渊博,鸣不平的迁谪诗便是其代表。如大家所熟知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笔力雄拔,语调悲凉,倾诉了受谪者抑郁苦闷的心情,对读者有很强的感染力。

韩愈在迁谪期间,虽心怀不平,但并没有消沉,他关心民瘼,不忘民生疾苦。《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中关于贞元十九年京师大旱,人民乏食而倒毙沟渠的描写真实人微,语语沉痛。《宿曾江口示侄孙湘》反映农民遭受水灾的痛苦,同时也写出逐客苍凉惆怅之感:“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

韩愈在阳山,也曾写过一些充满生活乐趣的诗歌,如《梨花下赠刘师命》:“洛阳城下清明节,百花寥落梨花发。今日相逢瘴海头,共惊烂漫开正月。”

二、为他人鸣不平的迁谪诗

我们所说的“迁谪诗”,不仅是迁谪者本人在贬所和迁谪途中所作的诗,还应包括描写他人迁谪的诗。韩愈诗中有不少写古今贤人、朋友被谪之事,为他们的不公遭遇鸣不平。这些诗不仅在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风格上都是韩诗中的佼佼者,和韩愈为自身鸣不平的迁谪诗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贞元末,裴延龄、李实、韦执谊等把持朝政,排斥异己,言路闭塞,左补阙张正一、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等上书讥评时事,遏止裴延龄人相。裴延龄令韦执谊反诬张等结党营私,张、王、刘等皆被贬谪:王仲舒被贬为连州司户,刘伯刍被贬为虔州参军。面对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局面,韩愈愤然写下《咏雪赠张籍》。和此前写的《苦寒>诗一样,此诗把当时喻为寒冷的冬天,把裴延龄等小人比成铺天盖地的大雪,而张正一等如同松竹,为大雪所压垮:“松篁遭挫抑,粪壤获饶培。隔绝门庭遽,挤排陛级才。”

韩愈被谪阳山,沿湘江而行,有感于屈原忠而被谤,横遭贬逐,沉江而死,而自己也因忠谏被逐,写下《湘中》一诗:“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汩罗。苹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叩舷歌。”吊屈原亦自吊也。

后回棹长沙,再次咏叹:“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绛灌共谗诌。谁令悲生肠,坐使泪盈脸。”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并写了《感春》、《井》等诗,借凭吊屈原、贾谊,抒发自己心中的不平。

张署贞元十九年与韩愈同为御史,因直言敢谏,与韩愈同上“天旱人饥状”,为幸臣所谗,被贬为临武令。韩愈与张署同行至临武,然后分手自至阳山。韩愈对张署被谪,寄与深切的同情,迁谪期间韩愈赠、和张署的诗达百首之多,现存13首。“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忆昔与君同贬官,夜渡洞庭看斗柄。岂料生还得一处,引袖拭泪悲且庆。各肓生死两追随,直置心亲无貌敬”。韩愈与张署同病相怜,视张为知音,经常以诗相互赠答,相互安慰,相互劝勉,迁谪中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后张署病逝,韩愈特为之写祭文和墓志铭,赞扬张署“方质有气,形貌魁硕,长于文词”,“守法争议,棘棘不阿”。并说:“愈前与君为御史被谗,俱为县令南方者也,最为知君。”为失去好友和知己深感哀伤。

监察御史裴度于元和初上密疏论权幸干政事,语切忤旨,被贬为河南府功曹。河南府属河南道,唐代亦是贬谪官吏之地。裴度因直言朝弊被谪,韩愈感同身受,寄诗相慰:“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尘。遂令河南治,今古无俦伦。”“持竿洛水侧,孤坐屡穷辰。多才自劳苦,无用只因循。辞免期匪远,行行及山春。”韩愈后与裴度建立深交,荣辱同进退。

韩愈与柳宗元是一对文学上的好友,虽然政治观点有所不同,但能相互理解,韩柳的友情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贬潮州,时柳宗元已谪居柳州,有个叫元集虚的道士到桂林,秉桂管经略使裴行立之命,以书及药物前往潮州看望韩愈。元集虚路过柳州,又受柳宗元之托,与韩愈在赴潮途中相遇。韩愈写了《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中有“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寄书龙城守(指柳宗元),君骥何时秣”句,表达了对老友人品才学的赞赏和厚望,为柳宗元远谪僻地,不能施展抱负而鸣不平,希望他有朝一日能重返长安再作一番事业。后又写了《答柳柳州食虾蟆》:“我弃愁海滨,恒愿眠不觉。”“猎较务同俗,全身斯为孝。哀哉思虑深,未见许回棹。”阐发了同被贬谪的心情及希望柳宗元东山再起的愿望。不久,柳宗元病逝,韩愈写了《祭柳子厚文》、《柳州罗池庙碑》、《柳子厚墓志铭》等系列纪念文章,极力推祟柳宗元的品节为人和在文学方面的杰出贡献,称其文章必传于后无疑,颂扬柳宗元为官的政绩及百姓对他的爱戴,寄托对亡友的思念和敬仰。

韩愈为友人鸣不平的迁谪诗还有一些。韩愈为前贤、为友人鸣不平,固然是身有同感,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韩愈鸣不平不仅限于自身的遭遇,还是对不公平的现实的一种批判,具有进步意义。

三、作于湖南的迁谪诗

韩愈被贬阳山时,于贞元二十年(804)春进入湖南,经湘水,至郴州西南的九疑山,陪张署到临武,然后独自南行,二月抵达阳山。永贞元年(805)二月,大赦令下,韩愈量移郴州待命。夏,离开阳山,住郴3个月。八月,顺宗即位,大赦天下,韩愈移江陵法曹参军,与张署结伴同行,“委舟湘流,往观南岳,经衡阳、潭州、岳阳往江陵,冬初抵江陵。韩愈贬阳山,两过湖南,在湖南逗留约半年之久。湖南风景优美,文化内涵特别深厚,这里有我国历史上五大名山之一的南岳衡山、有苍茫浩渺的洞庭湖和名胜岳阳楼、有世人理想去处桃花源、有千秋万载为人所崇敬的大诗人屈原投身殉国的湘水、有含冤被谪的少年才子贾谊住的长沙……这里的山光水色对韩愈有特别的吸引力,他负罪被贬,更有一番感慨,写下30首诗,抒发自己心中不平的情怀。

韩愈初至湖南,经湘水,过屈原所自沉渊,想见其为人,写下《湘中》诗,寄托哀思。九疑山下张署赋诗:“九疑峰畔二江前,恋阙思归et抵年。白简趋朝曾并命,苍梧在宦亦联翩。”韩愈答诗日:“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心虽悲苦,仍不忘朝廷。

韩愈遇赦,离开阳山到郴州待命3个月,后量移江陵。此时已不象初赴阳山那样在湖南境内匆匆而过,而有较长时间欣赏湖南的山山水水,况且遇赦量移,罪已减轻,心境自然好些。韩诗中不少名篇成就于此时。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以与张署答歌的方式,写出迁谪者的悲苦遭遇:“洞庭连天九疑高,蚊龙出没猩鼯号。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棰楚尘埃间。同时流辈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这首诗不仅写二人被迁谪,而且遇赦后仍被当政者压制不得返京的坎坷遭遇,如泣如诉,料峭悲凉,感动人心。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环镇嵩当中,火维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专其雄。喷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写南岳的峰奇险怪,峻峭壮观。“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福难为功。”抒受压郁愤之苦,正直豪迈之怀,浩然之气,溢于言表。

《洞庭湖阻风赠张十一署》写作者北赴江陵,在洞庭湖南岸遇暴风雨,阻隔数et,路绝粮断的凄苦心情:“十月阴气盛,北风无时休。苍茫洞庭岸,与于维双舟。雾雨晦争泄,波涛怒相投。犬鸡断四听,粮绝谁与谋?”刻画天气、环境和心情极形象逼真。

《岳阳楼别窦司直》展示洞庭湖雄伟壮阔和气吞宇宙之景象,予人以惊天动地之感,意境极为博大:“洞庭九州间,厥大谁与让?南汇群崖水,北注何奔放!潴为七百里,吞纳各殊状。自古澄不清,环混无归向。炎风et搜搅,幽怪多冗长。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及叙写无辜遭贬,挽转回旋,笔力雄健,胸中郁闷为之一抒:“追思南渡时,鱼腹甘所葬。严程迫风帆,劈箭入高浪。颠沉在须臾,忠鲠谁复谅?生还真可喜,克己白惩创。庶从今日后,粗识得与丧。事多改前好,趣有获新尚。誓耕十亩田,不取万乘相。”

韩愈在湖南作的迁谪诗除以上几首较有名外,还有《杂诗四首》,以蚊蝇喻韦执谊等小人,言其虽得志,但“得时能几时?”《谴疟鬼》讥刺当权者不修德行,行迹恶劣。《湘中赠张十一功曹》、《郴口又赠二首》皆写与张署在湘中泛舟赴江陵之所见所思。《潭州泊船呈诸公》、《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晚泊江口》再写悲屈原之志,悼屈原之不幸。《永贞行》抨击王叔文、韩泰等,但对在革新失败后被贬谪的柳宗元、刘禹锡却寄予深切的同情。

古诗赠刘景文篇6

(一)音乐渲染,营造美

古诗是作者内心情感世界的再现,古代韵律诗讲究平仄押韵,诗文中跳动着美的节奏,回荡着美的旋律。音乐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更易于激起学生的想象和联想。教学中借助音乐渲染情境,可以把学生带入诗歌的意境中去,有助于学生对诗歌的理解。《小池》是一首七言绝句,在这首诗里,诗人杨万里以清新活泼的语言描写了初夏荷花池的美丽景色,表现了诗人对自然景物由衷的热爱。教学时,先播放一段轻音乐,请同学们闭上眼睛,随着优美的音乐进入到一个优美的世界,边听边想眼前能浮现出怎样的画面。再让学生说说听后有什么感受,他们基本上都能从音乐中感受到环境的幽静美丽。接着引导学生反复诵读古诗,并与课文插图对照,初步读懂诗的大意。之后再次让学生看图,在优美的乐曲声中吟诵诗文。学生便很容易体会到作者通过对涓涓细流、浓密树阴,清澈的水面、初露尖角的小荷、停落的蜻蜓等景物的描写,形象地勾画出了一幅初夏荷花池的风景画。特别是“惜、爱、露、立”几个动词的巧妙运用,使这优美、宁静的画面充满了生机。

(二)借助图画,想象美

古诗语言精炼、意境深远,留下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短短二十来个字便把诗人所见、所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无不透着诗人的浓浓情意,正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合一。读罢一首诗,眼前便浮现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看罢一幅画,便能吟出一首诗。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读古诗,要引导他们体会古诗的意境有一定的困难,教师应充分利用插图引导学生想象。《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吟咏之间,吐呐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神思”即心之思,吟咏中放飞想象。学生身在课堂,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穿越时空与前人对话、看见往日的盛衰、亲临文字描述的场景,还可以畅想未来。如教学《宿新市徐公店》一诗时,我在学生熟读成诵后,引导学生从图中找到诗中所写事物“篱落、小径、树阴、儿童、黄蝶、菜花”,并试着理解诗句的意思,学生就感觉容易了。再让学生听配乐诵读,想象画中情景,把静止的文字想象成活动的生活场景。学生在想象中与作者、文本来个对话,与杨万里来了个心灵交流,自然地体会了晚春季节的秀丽风光,儿童追蝶的无限乐趣,从中感受到作者对春光的热爱和赞美。

(三)古诗配画,再现美

古诗擅长以景传情,以形传神,形象鲜明,意境深远,充溢着诗情画意,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此我们可以引领学生在“作画”中悟情会意。《赠刘景文》这首诗是诗人苏轼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教学时先让学生在借助注释逐字逐句理解诗句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教师用粉笔勾勒出“荷尽”、“菊残”的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教师边画边讲,“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傲霜斗寒的形象。接着画出“橙黄橘绿”的景象,这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学生通过画面感受到了画中的情,听到了画外的音,也就更深刻地理解了诗的意思。更自然地走进了诗人描绘的意境中,与诗人、诗文进行了直接的对话。

(四)推敲诗眼,领悟美

古诗词的教学不能只停留在理解的浅层,学会对语言的品味是古诗词教学的特色。诗歌是最精练的语言艺术,古人写诗特别讲究“炼字”,正所谓“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一句诗或一首诗中最传神的一个字、一个词,一般是动词、形容词。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等等,使诗歌生动形象,境界全出。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对诗中关键字词进行敲打研磨,与孩子们一起走进别有洞天的诗意境界,感受古诗教学的巨大魅力。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是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诗,特别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句中的“绿”字的妙用成为千古美谈。教学中,我让学生思考看“绿”字可以换成哪些字,再向学生介绍传说王安石锤炼此字的资料,学生不仅感受到了王安石这一语言大家对诗眼的千锤百炼,真切的体会到了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更主要的是领悟了祖国古诗词文化的精练,所表达的意境之美。

(五)反复呤诵,感悟美

“水本无华,相荡而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生灵光。”古诗的意境、神韵可不是几句话能表述出来的,解读、感受古诗这可意会而不易言传的意境的最佳途径是什么呢?那就是诵读,引领学生诵读是诗词教学之根本。反复吟诵,激昂处还它个激昂,委婉处体现出委婉,虽不一定摇头晃脑,但却可以有意拖长腔调,夸张抑扬,读出节奏。入于眼、出于口、闻于耳、动于心。入忘我之境地,就会欣赏到优美的意境,通晓诗人的心情。这样的吟诵,给予我们的才是一种美的享受。 《咏柳》这首诗,通过描写在春风吹拂下,柳树迷人的姿态,赞美了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春天。学生初步体会到了诗的意思后,在老师的指导、点拨下,朗朗诵读,“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读时指导学生读出诗的节奏和重音,在反复的诵读中感悟诗的韵律美。特别是后两行诗,这一问一答,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使我们感到强烈的春天气息,抒发了作者赞美柳树春风,讴歌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六)情景再现,内化美

古诗赠刘景文篇7

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

兰,包括兰花、泽兰等,素有“香祖”“国香”之称。20世纪60年代学者维兹纳出版的巨著《兰花》,扉页上就印有汉文“为王者香”四个大字。兰生于幽谷丛林,虽与杂草相居而内心坚贞,虽经霜雪凌厉而不改其性。兰清香雅洁,“着意闻时不肯香,香在无心处”。兰这种毫无奴颜媚骨的品格,受到人们崇高的赞誉。据说蜂采百花俱置腹间,唯兰则拱背入房,以献于王。物亦知兰花之贵如此,何况人呢?故兰又有君子之喻。所以孔子说:“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

兰在古籍中就已是具有神话色彩的香草。《左传・宣公三年》:“郑文公有贱妾日燕姑,梦天使与已兰,曰:‘余为伯鲦。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君王的生死与兰草紧密相连,可见古人对兰草的看重。《诗经・郑风・溱洧》中也有上巴日男女秉兰出游的描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按郑国风俗,上已目在水边持兰祓除不祥。《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也是类似的风俗。

兰对后世的影响力,得益于孔子和屈原。据《猗兰操》记载:“孔子自卫反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草,今之独茂与众草为伍。”’而诗人屈原尤重兰,他曾“滋兰之九婉”“步余马于兰皋”,甚至“纫秋兰以为佩”。在这里,兰成了诗人高洁人格的象征,诗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以美好的理想和情操来陶冶自己。正如汉代王逸《楚辞章句》所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

月烧红艳排千朵,风递清香满四邻

芍药,最早见于《山海经》“条谷之草多芍药”,自古就与牡丹并称“花中二绝”,有“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之说。因开花较迟,“委阶红药将春去”,故芍药又称“殿春”。

芍药花大而艳丽,有芳香,在古代是男女定情的常见信物。《诗经・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青年男女在河边不期而遇,两人边走边互相调笑,并互赠芍药来定情。因是离别时所赠,所以芍药也称“可离”“将离”“离草”。芍药虽然是来自野外的普通植物,却承载着先民们朴素纯洁的爱情。

“芍药,犹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本草纲目》),因而让众多文人“红药开时醉一场”。“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韩愈在《芍药歌》中盛赞芍药是“翠茎红蕊天力与…‘温馨熟美鲜香起”,以至自己“花前醉倒”狂歌。“隔墙百步香来。数丛为我全开,拚向彩云堆里,醉时同卧苍苔”(刘敏中《清平乐》),诗人醉卧花丛,也“尽把春愁忘却了”。《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更有一段“憨湘云醉卧芍药茵”的精彩描写:“果然见湘云卧于山石僻静处一石凳上,已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都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落在地上,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地围着,又用香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山石僻处、芍药花飞、红香散乱、蜂蝶闹嚷的景象,衬托出湘云酣醉的神态。与葬花的黛玉、扑蝶的宝钗相比,面对着花落蝶飞而不牵动春恨秋忧的湘云,的确多了一层洒脱与逍遥。

“天下名花,洛阳牡丹,广陵芍药,为相牟埒”(刘颁《勺药谱序》)。我国历史上以扬州芍药最为有名,在宋时尤盛,诗词中多有题咏:“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姜夔《扬州慢》)往年芍药花开供人观赏,现在城空人少,诗人借此曲折地表现了扬州百姓在遭敌洗劫后的凄苦生活。

古诗赠刘景文篇8

《艺苑卮言》(卷三)曰:

沈以四声定韵,多可议者。唐人用之,遂足千古。然以沈韵作唐律可耳,以己韵押古选,沈故自失之。

这里,明人王世贞认为沈约所倡导的声韵 问题 ,虽对后代的律诗产生巨大 影响 ,但与当时的文学潮流不相符,故而沈约“自失之”。

当然,我们在这里批评锺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不是因为他没有预见到它的巨大文学史影响,因为他毕竟也是凡人。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当然,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锺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锺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

结论

文章有关《诗品》 内容 的质疑,仅仅是笔者拙见。但笔者以为,在锺嵘的品评之中,确实存在如上所述的偏见或是评论的绝对化和形式化。就拿民间乐府来说,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品评诗歌当不可绕过她。笔者在此文中,就是要让诸位不要忽视两汉南北朝的优秀的民间乐府诗歌。至于锺氏所存在的其他譬如有关“用事”、“用韵”等绝对化的评价,以及有关诗人品第问题的再探,实为续貂之作。WWw.133229.CoM笔者以为,虽然《诗品》自开始流传以来,有誉也有毁,即便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对其提出疑义,但是,瑕不掩瑜,《诗品》在我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堪称历代诗论之祖。

附:评《陈注》所选录的曹植之诗

这里,笔者将结合锺嵘《诗品》之中对陈思王曹植诗歌的评价,简要地对《陈注》中所录曹植之诗予以评说,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弄清楚陈先生所录的曹诗是否符合锺氏之评。经笔者检索,陈注中共选曹诗十余首。其中包括了《公宴诗》、《送应氏》(二首)、《七哀诗》、《箜篌引》、《赠白马王彪》、《赠王粲》以及《杂诗》六首。在评论之前,我们先来锺嵘对曹植诗的评价。

《诗品·上品》“魏陈思王植”条曰:

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 音乐 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

可以看出,锺嵘对曹植的评价是极其高的。尤其说他“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论之备矣。何焯谓子建诗云:“缱绻有风人之旨”,同时又认为“小雅嗣音”(《义门读书记》语,《陈注》引)。《陈注》中还引用了清人刘熙载语:“子建隐有‘仁义指认其言蔼如’之意,锺氏为人伦周、孔,可谓知言。”陈延杰先生说:“盖子建诗学国风,而有以雅与骚化之,故自成家矣。”当然,在锺嵘的眼里,曹子建无疑是当时诗人之中成就极高的一位。结合锺嵘之评,来看看陈延杰先生所选录的诗歌是否与之符合。

首先,我们得承认,《杂诗》六首是完全符合锺氏之评的,《序》中所引的“高台多悲风”即是起句。笔者以为,这六首诗,真正体现了子建“骨气”、“情兼雅怨”、“词彩华茂”等特征。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其一)、“何意回飙攀,吹我入云中”(其二)、“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其三)、“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其五)等,无不体现出这些特点。由此说来,选录这六首诗是符合锺嵘评价的。

再来看看《赠白马王彪》。历来对该诗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如:许学夷在《诗源辩体》[29](卷四)中说:“子建《赠白马王诗》,体既端庄,语复雅炼,尽见作者之功,少时读之,了不知其妙也。元美(余按:明人王世贞,字元美,著有《艺苑卮言》)极称之,谓‘悲惋宏壮,情事理境,无所不有’”。何焯在《义门读书记》[30]中评论该诗“小雅嗣音”[31],盖其“情兼雅怨”。近人顾随先生在《驼庵诗话》[32]中说:“曹子建诗工于发端。诗情不够,只能工于发端。《赠白马王彪》诗情足够,故不露竭蹶之势。《赠白马王彪》好在不工于发端。‘谒帝承明庐’数句如旅行纪程,不是诗,但是诗,徐徐写来,力气不尽。此篇虽不工于发端,而到底不懈,乃曹子建代表作。”这种种评论表明:《陈注》选录该诗是极有理由的。

至于《送应氏诗》二首,“骨力甚健,与后来孙许不同”[33];《七哀诗》,“情有七而偏主于哀,惟其所遭之穷也”[34];《赠王粲》,“缱绻得风人之旨”[35]。由此说来,这几首诗被入选,是应该的。我们同意陈延杰先生的观点。

我们以为,《箜篌引》一诗,多忧叹生命之辞,实则“怨”滥于“雅”,虽说立意尚高,但尚不能称“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且该诗亦非“词彩华茂”。可以看看其中的诗句:“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实难以从中看出锺氏之评。后文:“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民谁不死,知命亦何忧。”我们更多是看到了子建的嗟叹,那是对人生短促的嗟怨。诗中流露出的这种“怨”,可以说是“赤裸裸的”,“雅”实则是难以寻觅。再看看入选的《公宴诗》。何义门评曰:“何等兴象”[36]。该诗写的是宴会,“兴”当然不足为奇。“词彩华茂”,亦是当之无愧,如:“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然而,我们以为,锺嵘时期的诗风,对“词彩”的要求都很严,正如他在《序》中所强调的诗歌的做法当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丹彩”即是诗的表层,即词彩。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诗歌多是“词彩华茂”的。那么,为什么单单曹植的成就被认为如此大,诗歌能被列入上品呢?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曹植的品第当不是由其“词彩”来决定的,而是“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而使得他“卓尔不群”、“粲溢今古”的。然而,我们从这首宴会诗中,几乎很难读到“情兼雅怨”的东西,甚至也难感受到奇高的“骨气”。综上所述,我们以为,作为有利于理解锺嵘对曹子建评价的 参考 材料,陈延杰先生选录《箜篌引》和《公宴诗》,不是很妥当的。

笔者认为,虽然《陈注》中在选录曹植之诗作为参考资料时存在如上所述的瑕疵,但总归是瑕不掩瑜,该著作仍然是 研究 《诗品》的必读,对《诗品》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参考 文献 :

(1)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商务印书馆1955年

(2)梁·锺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3)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岳麓书社,1995年

(5)梁·沈约撰《宋书·谢灵运传》,中华书局,1997年

(6)唐·李延寿撰《南史·锺嵘传》中华书局,1978年

(7)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8)宋·叶少蕴著《石林诗话》,《历代诗话》本(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

(9)明·谢榛著《四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10)明·王世贞著《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本(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

(11)明·胡应麟著《诗薮》,中华书局,1962年

(12)明·许学夷著《诗源辩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13)清·乔亿著《剑豀说诗》,《清诗话续编》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14)清·章学诚著《文史通议》,中华书局,1956年

(15)清·王士禛著《带经堂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16)清·何焯著《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2000年

(17)清·方东树著《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18)清·沈德潜著《说诗晬语》,《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9)清·王士禛著《渔洋诗话》,《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20)清·冯班著《钝吟杂录》,《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21)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驼庵诗话》,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22)萧涤非著《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23)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

(24)张伯伟著《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注释:

[1]本文所依据的版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1年。为文章行文方便起见,后文将其简称为《陈注》,均同,不再注出。

[2]清·乔亿著,《清诗话续编》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3]清·章学诚著,中华书局,1956年

[4]按:胡应麟此处所引锺氏之言,与原文不尽相同。《诗品》原文言:“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5]明·胡应麟著,中华书局,1962年,下文与此同,将不再注出。

[6]清·王士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7]参见张伯伟著《钟嵘诗品研究》第117页至第15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8]本文主要参考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下文凡涉及《文心雕龙》中的内容,所依据的均与此同,将不再注出。

[9]汉·班固著,商务印书馆1955年

[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11]清·冯班著,《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2]明·谢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13]按:冯班在《钝吟杂录》中,首篇便是《古今乐府论》,既包括了文人乐府,当然也包括了民间乐府。而谢榛在《四溟诗话》中,亦有多则关于民间乐府之论述。如:有关《木兰辞》的(见第七则)、有关《紫镏马歌》的(见第十一则)等。此处不能详尽,所引只是为了说明锺嵘在品评诗歌时当不可忽视民间乐府。

[14]应璩(190—252),字休琏,汝南人。世称其“博学好文,善为书记”。其诗文“多切时要,世共传之”。(按:《文选》李善注引,《文章录》语)但应璩的诗大都散佚,今天学者一般认为仅存《百一诗》一首(昭明太子《文选》录)。由于其诗的散佚,很难对其予以确切评说。但考察前人对其评价,当知他的地位。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三处论及应璩,而就有两处提及《百一诗》。(参见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之《应璩诗论略》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5]宋·叶少蕴著,《历代诗话》本(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1981年

[16]按:《陈注》卷中引《太平御览·文部·诗之类》曰:“钟嵘《诗评》(即《诗品》)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藉、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陶潜十二人,诗皆上品。”从而《陈注》以为,“陶诗原属上品。迨至宋陈振孙着《直斋书录题解》,则云上品十一人,是又不数陶公矣。”我们认为,《太平御览》乃北宋时期著作,其记录事情的真伪尚待确证。而根据一个没有十分把握的材料来断定其它论述,我们以为不是甚妥。本文依据世所流传的《诗品》之品第,以锺氏列陶诗为中品而论之。

[17]清·王士禛著,《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8]清·沈德潜著,《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19]清·方东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20]按:《诗品》原文“魏武帝魏明帝”条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不如丕,亦称三祖。”是将魏武帝与魏明帝放在一起品评的。此处所引的只是有关对曹操的评价,余者舍去。

[21]明·王世贞著,《历代诗话续编》本(丁福保辑),中华书局,1983年。后与此同,不再注出。

[22]岳麓书社,1995年

[23]见《诗品》中品“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条曰:“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24]参见《诗品》上品“魏侍中王粲”条曰:“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

[25]《陈注》曰:“未详所出。”今按:逯钦立辑《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三张华《诗》作:“清晨登陇首,坎壈行山难。岭阪峻阻曲,羊肠独盘桓。”

[2]6参见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7]沈约撰,中华书局,1997年

[28]按:《南史·锺嵘传》曰:“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江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我们以为,此说当不可轻信。

[29]明·许学夷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30]清·何焯著,中华书局,2000年

[31]按:《陈注》曰:“《史记·屈原传》曰:‘小雅怨诽而不乱’。按子建有忧生之嗟,故乐府赠送杂诗诸什,皆具小雅怨诽之致。”这更加印证了子建诗之“情兼雅怨”。

[32]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33]何焯语,《义门读书记》,2000年

[34]同上

[3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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