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职范文

古代官职篇1

关于提升职务的有：抉或（用于由低级到讥级）、进（用于较高职务追加）、起复（恢复原职务）、超迁。

关于降级免职的：罢、免、解（因非严重过失而解除职务）、贬、谪（因过失而降级）、革、褫（撤职查办）、开缺（奉命或自请解除职务）、致仕（带职退休）、左迁（降级使用）。

关于调动职务的：移、调、徒、量移（调的比原职稍好）、补（由候补而正式上任）

关于兼职的：领（以本官兼较低职）、摄（暂时兼任比本官高的职务）、权（临时代职）、行（代行某职而尚无此官衔）、（代替无本官的职务）、护（原官短期离职，临叮守护印信）

古代官职变动用词

1、除，任命、授职，一般指免去旧职、授予新职。如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如果是“左除”，则是降级授职之意。

2、赏，是由皇帝特旨颁布，赐予官职、官衔或爵位。如《谭嗣同》：“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

3、擢，既由选拔而提升。课文《海瑞传》：“是瑞已擢嘉兴通判，坐谪兴国州判官。”超擢则是越级破格提升的意思。如《谭嗣同》：“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同参预新政”。

4、迁，改官。用法较复杂，常见的有三种情况。一是升迁，如《海瑞传》：“迁淳安知县。”海瑞由原教谕官提升为知县。二是改任，相当于转调原职品级的官职，如《张衡传》：“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新职太史令与旧职郎中官职级别相同。三是降职，即“左迁”。白居易《琵琶行》：“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即指被降为江州司马。

5、徙，改任官职，多指一般的调职。《张衡传》：“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即说张衡所居官职一直未得到改任。

6、谪，官吏降级，相当于贬。白居易《琵琶行》：“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当浔阳城。”

7、拜，授予官职，任命，多指帝王授臣下官职。《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张衡传》：“公车特征拜为郎中。”

8、出，指出京受任。《张衡传》：“永和初，出为河间相”中的“出”，就是指张衡离京任河间王的相。

9、去，卸职。《张衡传》：“自去史职，五载复还。”这里的“去”，就是卸职之意。

10、黜，废免，革职免官。《屈原列传》：“屈原既黜，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要注意，“黜”与“贬谪”相同，但有区别，贬谪是出自皇帝的诏令，黜有时则是上司对下属官员的处分，《书博鸡者事》中“黜臧使者”的“黜”就是指“台臣”以对“臧使者”的处分。

11、放，放逐。如《史记·屈原列传》“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中的“放”就是贬谪放逐的意思。“放”有时也指京官调任外地，如《谭嗣同》“即放宁夏知府，旋升为宁夏道”中的“放”就是“委任委派”的意思。

12、陟，升迁，指官吏的提升和进用。如诸葛亮《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陟”即指提升和进用。“陟”常和“黜”连用表示人材的进退，降官曰“黜”升官曰“陟”。如韩愈《送李盘谷序》：“理乱不知，黜陟不闻。”

13、夺，罢官免职。如《书博鸡者事》“使者遂逮守，胁服夺其官”。

14、罢，革除官职。《书博鸡者事》“又投间蔑污使君，使罢”中的罢是指被革去了官职。

古代官职篇2

分为中央官职和地方官职两大类。中央官职秦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组成中枢机构。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和秘书工作。汉朝大体上沿袭秦制称为三公。下有九卿，分管各方面政务，至隋代演变并确立为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宋代中书省职权扩大。明代内阁为最高政务机构，内阁大臣称为辅臣，首席称首辅。清代有军机处，王、公、尚书等为军机大臣，掌握政府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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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职篇3

关键词：监察制度　谏官制度　行政监察　制度建设

治国先治史，治史先治官。我国古代的权力结构是沿着集权于中央，　集权于皇帝的轨道发展的，　并且不断强化。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之所以建立并不断强化，　这有赖于统一的官僚机构的支持，　官僚机构是推动国家机器运转，　实施治国理政驭民的物质力量，　因此治官，　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要治官就必须监督官员，　要监督官员就需要法律，　行政监察制度随之产生和发展①。

一、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以与时纠弹和言官谏诤为主要形式的行政监察制度经历了萌芽、创立、发展、完善四个阶段。

（一）　萌芽阶段-先秦时期

一般认为，先秦时期即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期。到殷商之时，　已经出现了专门治官的"官刑"。早在夏、商、周时期，　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对国家各级官吏进行监察的必要性，并且有了监察的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进一步加强监察职能，　其重要表现就是记事与纠察的职能同时集中于御史一职。上述这些都为后世监察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创立阶段-秦汉时期

秦汉是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确立及行程时期。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在中央设监察长官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位上卿，掌副丞相"，也就是说是御史大夫首要职责是监督和牵制丞相，辅佐丞相治理天下和监督各级官员。丞相司直可以监察御史大夫，是平行于御史府的另一监察系统。御史大夫下有御史中丞，专掌纠劾。汉成帝时期监察一职由御史中丞职掌。汉光武帝改御史府为御史台。汉武帝置丞相司直接兼理监察。秦首创御史监郡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郡县机构的监察。地方监察相对于中央亦出现两个系统：监察御史和丞相史。同时郡置督邮，负责对县级官员监察，在县设廷椽，负责对乡级官员监察，地方监察制度日益完善。汉武帝时期在地方设置刺史一职，刺史"奉诏条察州"，具有独立监察权利。

（三）发展阶段-魏晋至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台成为由皇帝领导的独立的监察机构，　其主要长官御史中丞承担监察职责。谏官组织开始出现并呈规范化发展。隋唐时期的御史台具有高于其他府衙的显赫地位，史台分为三院，　形成一台三院，组织机构更为严密，　分工更为明确，独立的监察体制。御史台在权力的行使上基本实行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垂直领导制。唐代谏官系统日趋完善，形成台谏并立的格局，谏官主要负责对皇帝的进谏和监察，使皇帝行使权力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此外，　唐玄宗开元年间编纂的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行政法典《大唐六典》对监察机构御史台的人员编制、官员品级、地位、职责、权限及工作程序等方面作了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　使我国封建监察制度进一步法制化、规范化，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②。

（四）完善阶段-宋元明清时期

宋朝监察机构基本承袭唐制，中央御史台与谏院并设。御史台掌纠察官邪，　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　小事则奏弹。元朝不设谏官，　其职能由御史兼任，　御史台、中书省、枢密院成为互不统属、地位并重的中央三大机关。明朝谏官的职能由六科给事中取代，　即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各置给事中1人，　左右给事中各1人，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清袭明制，　中央监察机构仍是都察院与六科机构分置，地方监察制度仍沿用明制。都察院统领15道监察御史（清末增至22道）分察地方，　并分工稽察中央各部、院衙门。雍正年间，　清廷取消了六科给事中执掌的封驳权，至此科道完全合一，　都察院的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清政府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至此，　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③。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征

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嬗变历程，　可以看出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监察机构逐步独立化

中国古代的监察机构亦由最初的监察行政合议到逐步走向独立。秦汉时期，　由于封建监察制度尚处于创建和形成过程中，　监察机构及其职权的行使只是相对独立，　由位次于丞相的御史大夫一身二任，　在隶属关系上多少受到丞相统制。东汉设立了专门的监督建构，但监察机构只具有相对独立的监察权。至唐代，　监察机构不仅独立，　而且更加健全。中央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察院，　分工监察，　自成系统。元代的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三权分制，　地位并重，　鼎足而立。明代建立了只对皇上负责的、不附属于任何机关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官员。而清代的都察院无论在地位上还是在职权上，　都超过了前代。此外，监察机构实行垂直于中央领导，不隶属于地方衙门，排除了同级或者上级长官的干扰，确保其能独立行使监督权。

（二）监察官员选任严格化

为了保证监察官员的素质，我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上其标准均严于一般官员，　历代都非常重视德、才、识三方面的考察。不仅要求监察官员必须具有清廉耿直、刚正不阿、敢谏敢言等品格，而且要求监察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此外还要求监察官员有丰富的从政经历和治政能力。并且在任职制度上实行了科学的回避制度。汉代规定自身本籍，婚姻之家的对方之籍及两州人士的对方之籍互换换籍为官，不得相互异地从监。

（三）监察方式多样化

有着严密的监察组织，在中央既有国家最高监察领导机构，　在其部院设有部门监察机关；在地方既有垂直于中央领导的地方独立监察机构，　亦有遣使监察，　还有地方行政衙门对下属的分级监察。多数朝代设立了系统的互察和反监互察机制。互察机制则主要是监察系统内部各监察机构和监察人员之间的相互检举纠劾。反监机制主要是指监察系统以外的官员对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的纠举弹劾。宋代还专门制定了《诸路监司互察法》，反监互察机制使各级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既是监察的主体，　亦是被监察的对象。

（四）监察制度法律化。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法规的建设，这些监察法律详细地规定了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制度的构建、监察活动的合法性以及监察官吏的职责与纪律等。汉初制定的《监御史九条》是监御史监察地方官吏的法律依据。汉武帝时期制定的《六条问事》是我国第一部地方监察法规，对我国的监察制度有深远的影响。唐玄宗时期制定的专门的监察法《监察六条》将封建社会的监察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宋朝颁布的《诸路监司互察法》规定监司之间或监司与属官之间，有相互监督、的权力，发现有违纪违法者可以相互举报。《宪纲事类》对监察官员的地位、选用、职权范围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清代的《钦定台规》是独立的监察法典，其涉及内容广泛，严密，成为了历代监察法规的集大成之作。监察活动日益法律化、规范化，　有助于监察机构正确、合法地行使职权。

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借鉴

对于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监察，要用辩证的、历史的具体的观点去看待，虽然其中很大部分被打上了"专制"和"人治"的烙印。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历史悠久，　体制完备，其中许多制度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在现阶段依然应当而且能够为我们所借鉴：

（一）独立、权威的监察体制

为了保证政治稳定和维护皇权，建立中央独立、垂直领导的监督体制，中央监察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其他部门的制约。同时我国古代只有在府县以上的层级才设立监察机构，这保证了监督的权威性，　使监督免受地方的干扰，从而保证了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实现对各级官员的有效监督。

（二）科学的选任制度

监察是特殊之任，封建历代均极重视台谏官选拔与考核。在选拔上，"极清华之选"，官僚队伍最优秀的人才才可成为监察官，古代监察制度都规定了比一般官员更为严格的选任制度。

（三）事前监督机制

中国古代谏官封驳和谏诤是在国家政令实施之前进行审查，是对皇帝决策权的监督，在性质上属于事前监督。从而使监察关口前移，提前介入决策环节，做到及时纠偏，过程监控。

（四）严密的反监察机制

建立上下级互查的监督体制，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建立互督互纠的监督体制，　让监督机关及其官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可以保证监督机关及其官吏的纯洁性，　防止他们滥用权力，　督促其尽职尽责。

注释：

①马一超：《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反思、评价及借鉴》，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　年第8期。

②任倩倩：《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借鉴》，　当代经理人，2006年第2期。

③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法学评论，2009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刘佳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借鉴意义[J].法制与经济．2009（3）：60-61.

[2]　张旭日．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J].职业圈．2007（7）：11-12.

[3]　张伟.　反思与借鉴：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论略[J].　法制园地.　2005（5）：31-34.

[4]　任倩倩．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借鉴[J]．当代经理人.2006（2）：89-90.

[5]　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J]．法学评论.　2009（2）：149-152.

[6]　马一超．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反思、评价及借鉴[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8）：176-178.

古代官职篇4

关键词：琵琶行；青衫；辨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52-02

在白居易的诗作《琵琶行》中有这样一句话：“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古代历代文学作品选对此是这样注释的：“青衫，唐制：青是文官品级最低（八品、九品）的服色。这时，白居易的职位是州司马，而官阶则是将仕郎，从九品，所以著青衫”［1］（208），而在国家编审的高中语文课本必修三中却有着不同的注释：“青衫，黑色单衣，唐代官职低的官服颜色为青黑色。”［2］（40）通过比较对照，我们不难发现这两条注解还是有较大的差异的。本文作者认为古代文选的注解是全面的、准确的，而高中语文课本必修三的注解语义是存在错误之处的。

古代文选的注解中提及到职位和官阶两个术语，注解中的职位与官阶之间是用“而”来连接的，这里的“而”应该是表示转折关系的连词，应该是“但是，可是”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注解一中的职位和官阶是有着不同的意思或内涵的。究竟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首先依据唐朝官制来考证一下这两个术语的区别。

首先，我们应该确定江州司马的品级，因为澄清品级对于理解职位和官阶的内涵是非常重要的。

江州司马的品级在唐元和十年是什么级别呢？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唐代江州州郡在行政区划中的地位。在唐代，州郡根据所辖户数的多少是有等级区别的，一般根据户数州郡分为上、中、下三等，而不同等级的州郡长官的品级当然是有所差别的。“江西观察使江州云：江州，上。”［3］（28）“江州浔阳郡，上。”［4］（41）“上州司马，秩五品。”［5］（26）从以上的史料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唐元和时江州是上州的结论。既然可以确定江州是上州，那么，解决江州司马品级问题也就不难了。

“国家制，户满四万以上为上州。司马一人，从五品下。中州：户满二万户已上，为中州。司马一人，六品上。下州：户不满二万，为下州也。司马一人，从六品下。”［6］（48）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江州司马的品级是从五品下，江州的户数在四万以上的结论。接下来我们研究一下职位在唐朝官制中的功能。

“从第五品下阶：下都督府上州司马、《武德令》，上治中正五品下。贞观初改。亲王友、《武德令》，正五品下也。宫苑总监、上牧监、上府果毅都尉、已上职事官。”［6］（42）这段文字明确指出上州司马是职事官，也就是说唐朝官制中所说的职位就是职事官。那么，职事官对于官员自身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史书记载：“唐德宗兴元元年三月庚寅条云：国家命秩之制，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然掌务而授俸者，唯系职事之一官也。”［7］（230）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职事官决定的是官员执掌公务的范围和薪俸的多寡。这一点在古代文选《琵琶行》的选文中可以得到佐证，“司马，官名，州刺史的副职。古制，佐刺史掌管一州军事，在唐代，实际已成为闲员。”这些文字明确的记载了司马执掌的公务范围，当然江州司马的职权，就是掌管军事事务的。在江州司马任上，白居易还写了一封给元稹的书信，又进一步印证了江州司马的职位官员薪俸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封书信中载有这样一句话：“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6］（170）官品对应相应的薪俸，是唐朝官制的一大特色。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论述，我们理清了职位在唐朝官制中的内涵和意义，也就说明了古代文选中的注解对职位的理解是准确无误的。接下来我们很有必要探讨官阶的内涵了。

白居易既然身居从五品的官职，那么品级对应的官服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呢？“上元元年，八月，又制文武三品已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4］（24）另据礼部郎中员外郎条略云：亲王三品已上二王后服用紫。五品以上服用朱，七品已上服用绿，九品已上服用青，流外庶人服用黄。［8］（4）是不是依据以上的两点就可以得出白居易可以服浅绯，或者是服朱的结论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再来看这样的一段文字，“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酉二月辛酉朔二十一日，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延元和十二年乐天之散官为将仕郎，”［5］（23）而另据“从第九品下阶将仕郎。［6］（42）”两则文献清晰地表明将仕郎是最低级的文散官。乐天于元和十一年秋作此诗时，其散官之品亦必是将仕郎无疑，因为没有比这更低的品了。

那么，唐朝官员的服色到底是由职事官的品级还是散官的品级决定呢？我们再来参看以下的文字，继续研究这个问题。

唐朝官员服色依官品定，何谓官品？官品，指品秩，是一种抽象的、用以划分高下的等级。官品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官品是抽象的，不系于官衔之中，它只能通过诸种载体予以体现。而诸种载体之中，又有主次之别，有积极意义与无积极意义之分”我们应该注意这则引用的论述中，有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载体。那么，这句话中的诸种载体主要指什么呢？“高祖发迹太原，官名称位，皆依隋旧。武德七年定令：职事者，诸统领曹事，供命王命，上下相摄，以持庶绩。近代已来，又分为文武二职，分曹置员，各理所掌。武散官，旧谓之散位，贞观年，又分文武，入仕者皆带散位，谓之本品。勋官者，出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9］（32）由此来看，唐代官品的主要载体有职事官、散（阶）官、勋、爵等，这又涉及引文的第二个重要信息：主次之别。究竟何种载体所系之官品具有决定官员服色的积极意义呢？

“唐制服色不视职事官，而视阶官之品。”［10］（10）另有“唐制服色不視职事官，而视阶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换五品服色，衣银绯”［11］（27）由此可知唐代官员服色决定于官员的阶官。

综上所述，可知江州司马是白居易的职事官名，其所系之官品并不决定官员服色。而白居易此时身居的散官之位，才是他服色的决定性条件。古代文选的注解准确的解释了白居易为什么官居从五品，而要著青衫的原因，那就是他所穿的官服是由当时的散官品位决定的。而必修三中的注解是错误的，因为编者在注释是存在知识性错误的，将官职与散官的区别混为一谈，甚至出现了官职决定服色的知识性错误，致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产生诸多疑惑，这是很不应该的。

参考文献：

\[1\]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袁行霈．高中语文必修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白居易.白氏长庆集\[M\].吉林：吉林出版社，2005.

\[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9\]龚延明.论宋代官品制度及其意义\[J\].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

\[10\]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古代官职篇5

封建制国家其权力基本是专制主义的，它能实行一定程度的吏治，但却永远消除不了因专制权力不受制约而产生的腐败。封建国家的吏治，比起真正的民主制来虽都有局限性，但是这二者毕竟也有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人类社会权力制约历史上的里程碑，它对于我们国家建立新型的权力制约制度，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几千年来，封建刑律在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上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今天欲从立法及司法上加强对现行刑法中“渎职罪”的研究，使其进一步完善，古刑律中这方面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地方颇多。

古代对官吏在司法审判上违法犯罪的监督比较全面，综合起来有惩治不依法判决的犯罪、惩治不依法审理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刑讯的犯罪、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执行判决书犯罪、惩治越权审断及违法受理诉讼的犯罪和惩治司法官吏监禁囚犯方面的犯罪。

一、我国古代司法审判中的职务犯罪概述

（一）中国古代惩治司法官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意义

司法官员的职务犯罪是刑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是这样，近现代是这样，将来也仍会是这样。

职务犯罪所以重要，这与其犯罪主体是官吏这一点密不可分。官吏是国家的重要参与者及管理活动家主要实施者。官吏的职务活动是国家职能实施的主要杠杆。官吏依法履行职务是国家法制确立的重要基础。官吏守法对民众守法起着带头羊的作用，官吏的坏法是对民众违法犯罪的鼓励与唆使。对官吏违法犯罪姑息容忍最易激起人民群众对法律的逆返心理。官吏违法犯罪所形成的对民众的压迫以及他们造成的腐败的环境，是社会上违法犯罪的根源之一。

司法官吏违法犯罪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利用职权。以利用职权为特征的职务犯罪，比一般犯罪有更大的危害性。一是职务犯罪侵犯的客体往往是属于国家法益的管理秩序；二是因为有职权可利用，其犯罪得逞率高，后果严重；三是因为凭借权力，这种犯罪对被侵犯对象的反抗与举报，客观上都存在抑止性；四是这种犯罪常常表现为国家机构内部的一种腐烂，富于隐蔽性，因而容易避过一般的监督。历史封建刑律都重视对职务犯罪的监督是有其深刻原因。

封建国家对司法官吏职务犯罪的监督与处置，根本目的是强化国家机器，提高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但是封建刑律对官吏违法犯罪的抑制也有其相对的进步作用。在封建社会，人民与的矛盾集中地反映在官吏与民众的对立性上。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经常奉行的措施之一就是用刑法手段来监督官吏，使官吏对民众的欺压与剥夺限制在民众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从而来缓和封建国家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便是封建刑律维护封建吏治的积极意义。

重视吏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使用刑法来惩治官吏的职务犯罪的封建刑律的一个传统特点。封建刑律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特点是在立法上张起严密的法网，法律对职务犯罪不但从严监督富有威慑性，而且在立法和司法上具有一定的预防性及教育性。

（二）中国古代司法审判职务犯罪的渊源

司法审判活动是古代国家最重要不得国务活动之一，也是古代官吏职务犯罪中较主要的一个方面。

司法官吏在审判上的职务犯罪史书早有记载。《尚书•吕刑》曾指出西周法官有对犯人不能依法定罪判刑的“五过之疵”。其内容是“惟官、惟内、惟货及惟来”。孔安国《传》解这五个方面是“或尝同官位，或诈反囚词，或内亲用事，或行货枉法，或旧相往来”。《吕刑》中还记载说，司法官因犯为些罪过，而致出入人罪的则“其罪唯均”，即与犯人同罚。这段史料清楚地概括了当时司法官违法审判中的主要犯罪表现。

在中国，职务犯罪也是一项古老的犯罪。历史告诉我们，官吏的职务犯罪基本上同国家与法律的产生而同时产生。

古代中国关于官吏职守的专门立法，出现得也很早。我国商朝已经有了为预防和减少官吏（包括国君在内）违法犯罪而专门制订的法律《官刑》。《尚书•尹训》记载国相伊尹说制订《官刑》的目的是儆戒有权的人物：“制官刑，儆于有位”，达到“居上克明，为下克忠”的目的。商朝的《官刑》中，规定有“三风十愆”的罪名，从作风上、道德上、政治上来管束官吏和当权者。所谓“三风”是指“巫风”、“淫风”、“乱风”。其中“巫风”包括无节制地在宫室歌舞（“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二愆”。“淫风”包括徇私于财货和女色，长期地游乐和打猎（“殉于货、色，恒于游、畋”）的“四愆”。“乱风”包括轻侮国君的命令，拒绝忠直之规劝，疏远上高德劭之人而亲近狂顽之徒（“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的“四愆”。训令还指出：“唯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作为臣下的人，如不匡正君主杜绝“三风十愆”，则要处刺脸的“墨”刑。惩罚官吏的职务犯罪是国家管理活动的需要。官吏职务犯罪的内容及制度，随着国家政务管理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我国西周有关国家管理活动的立法已有很多记载。

《周礼•秋官•大司寇》规定最高法官“大司寇”的职责之一是“以五刑纠万民”。其中“二曰军刑，上命纠守”，“四曰官刑，上能纠职”，意即使用于军中的“刑”法，是鼓励遵守命令的，举论有亏职守的；施行于官府的刑罚，是鼓励贤能，举论失职的。由此可见，在先秦众多的吏治立法中，包括有一系列惩治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规范。

从立法的角度说，封建社会初期，官吏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都散布于刑律的各篇之中。战国魏国的《法经》六篇中属于职务犯罪的“金禁”与“博戏”被列在《杂律》之内，其他《囚》、《捕》二篇内当然也会包含职务犯罪的内容。从秦简的片断中可以判定，秦朝关于职务犯罪的法律条文也散列于“六律”之中。《置吏律》及《行书》中在规定官吏的某些职务犯罪时都说“以律论之”。所谓“以律论之”就是以《六律》中的规定办。汉朝的《九章》及汉律六十篇中，也无专门的职务犯罪的篇章，职务犯罪的条文散列于各篇的情况可以想见。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职务犯罪在封建刑律中逐渐形成单独的篇章。在明清规戒律刑律中职务犯罪规定得齐全，监督得严密，在编纂上条分集中，安插科学，继续体现了封建刑律重视吏治的优良传统。

二、我国古代司法审判中职务犯罪的表现

古代对官吏在司法审判上违法犯罪的监督比较全面，综合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惩治不依法判决的犯罪。

通过审判给罪犯定罪判刑，古代较早就有在这方面监督的法律制度。凡不依法判决，其违法行为都根据不同的主观心态来定罪处置。

1．纵囚秦律中说：“当论而端弗论，及埸其狱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即应该处罪而故意不处罪，以及减轻罪行，故意使被告够不上处罚标准，从而判令无罪，就是“纵囚”。纵囚罪刑罚较重，一般要以被纵囚犯之罪罚来处罚纵囚之人。

2．不直秦代把仅限于一定幅度范围内的故意错判称为“不直”：“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即罪应该重处面故意轻处，应该轻处而故意重处，是属于“不直”。

汉代“不直”的概念与秦代不完全一样，其表述是“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在“故意”的前提下，只有在“入罪”的情况下，汉代才称为“不直”。秦代的“不直”，汉代以“不实”对应。

3．失刑在秦代与属故意“不直”相对应的过失地在幅度上处刑不当的行为称为“失刑”。《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记载一位审判官吏把“六百六十”的赃误订为“值百一十”。在定性时，上级答复询问说：“吏为失刑罪”，但是“或端为，为不直”。这里界限比较清楚：过失的错断为“失刑”，故意的错断就属“不直”。

4．出入人罪司法官吏不依法判决之犯罪，各依其犯罪主观心态区分罪名，在制度的比较严密的是唐代。按《唐律疏议•断狱》规定，唐律首先一般地把审判官定罪判刑上的违法行为统称为“出入人罪”。然后“入罪”与“出罪”又各分为“故意”与“过失”二种，共四种：故意入人罪，故意出人罪；过失入人罪，过失出人罪。在出入罪的幅度上又区分为出入“全罪”及出入轻重的不同情况。所谓出入“全罪”是指无罪判有罪，有罪判无罪，以及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的各种情况。属于出入轻重的是指在刑等上从轻入重、从重出轻，以及笞杖之差及徒流之差的出入。在追究审判官的刑事责任上，法律规定，故意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差额论；故意出罪的情况，也参照此原则办理。但是，过失地入罪的，比故意犯“减三等”；过失地出罪的，比故意犯“减五等”。

5．不具引律令格式正文唐代要求法官在定罪判刑时，要完整地抄引有关的法律、法令的正文为根据。这样规定是便于监督依法判决。《唐律疏议•断狱》：“断狱之法，须凭正文。若不具引，或致乖谬。违而不具引者，笞三十。”作为断罪根据的法律条文不但要引正文，而且要求完整地抄引。这种制度在晋朝已开始建立。

（二）惩治不依法审理的犯罪。

判决书是审理的结果，正确的判决要以依法审理为基础，唐律不但监督依法判决，而亦重视都督依法审理，在这方面的罪名有：

1．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唐代要求法官都要依据所告本状审理，不能在本状之外，旁更推问，别求他罪。《唐律疏议•断狱》规定，法官如违犯这一条，要“以故入人罪论”。关键是不准法官无根据地于本状之外去查问别的犯罪行为，只有“若因其告状，或应掩捕搜检，因而检得别罪者”才“亦得推之”。

2．受囚财物，导令翻异，通传言语，有所增减这是审判官与罪犯共犯的妨碍正确审判的犯罪。通常是审判官接受囚犯行贿后，启发囚犯翻供另招，或者是给囚犯通风报信，而造成囚犯之情状有所增加或减轻的行为。《断狱律》规定，法官犯有此罪以监临官“受财而枉法”之罪论处，赃满十匹加役流，满十五匹处绞刑。

（三）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刑讯的犯罪。

在古代的审判中，刑讯是合法的手段，但刑讯必须依法进行才为合法。法律监督司法官吏依法刑讯的目的，也是为了正确地定罪判刑。法律为此规定了刑讯进行的条件。秦朝规定可以刑讯，但要以结果来检验。秦简上说，能根据口供进行追查不用拷打而得到犯人真情的是“上”等；通过拷打而得到真情的是“下”等；恐吓犯人以致不得真情的是“败”。《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应讯疑似，犹不首实”的情况下才刑讯。而且要在“立案同判”的条件下进行。

1．拷囚过度唐代规定囚犯拷讯整个案子的全过程只能拷三次，而且，三次拷打的总数不得超过二百下：“拷囚不得过三度，杖数总不得过二百。”如犯人所犯是属于处笞杖刑的案子，则拷打不得超过本刑的笞杖数。《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若过三度”，司法官要受“杖一百”之刑。若“杖数过（二百）”或过笞杖本罪的，司法官要反坐所剩，即以超出之数反拷法官。

2．有疮病不待差而拷唐代对于有疮或有病的犯人，法律规定要等疮病痊愈后才能拷打。《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即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决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

（四）惩治司法官吏不依法执行判决书犯罪。

判决是正确定罪判刑的自然结果，依法执行判决是体现法律作用的最重要的方面。唐代对司法官吏依法执行判决也予以周密的监督。

1．不待复奏报下而辄行决古代为了慎重对待死刑，从北魏开始实行处决前向皇帝进行复奏的制度，以便皇帝在复奏时对死刑判决作最后定夺。隋朝已实行“三复奏”，即向皇帝复奏报告三次无否决才下令行刑的制度。唐代自太宗起,京内还实行“五复奏”的制度，即决前二日一奏，决前一日一奏，当日三奏的制度。同时，执行单位接到处决命令要等三天才行刑，但不能过期。《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若不待复奏报下而决者，流二千里。”“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即过限，违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

2．孕妇未产而决在唐代，如有孕妇犯死罪应处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如有孕妇犯罪应拷讯及应决要笞杖的，也要等产后一百日进行。“若未产而决（死刑）者，待二年；产迄，限（百日）未满而决者，徒一年。失者，各减二等。”法律又规定：“若未产而拷及决杖笞者，杖一百。”“若产后限未满而拷决者，于杖九十上减二等。”

3．领徒应役而不役唐代的徒流刑犯人，在刑期内都要令其身受苦役，即使犯人因病请假，病愈后也要补服苦役。掌管囚徒的人一定要照法律规定执行。《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领徒应役而不役，及徒囚病愈不计日令陪身者，（有责任的司法吏员）过三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五）惩治越权审断及违法受理诉讼的犯罪。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县衙是受理诉讼的基层审级。县的上级是州（府），州（府）的上级是中央的刑部及大理寺。在审判权限上，唐代的《狱官令》规定，“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后送州复审讫”，徒、流以决杖形式执行的，可就执行，但属于实处徒、流刑以上的判决，也必须报中央刑部。死刑案件由刑部移大理寺审复，报皇帝批准。大理寺自审的京都徒以上案件要经刑部审核。《唐六典》同时还记载巡复制度说：“凡天下诸州断罪，应申复者，每年正月于吏部择使，……仍过中书、门下定讫以闻，乃令分道巡复，刑部录囚徒所犯，以授使。使牒与州案同，然后复送刑部。”这些严格的分权制约制度，也是正确定罪判刑的基本保证之一。

1．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报古代各级司法官吏审断案件必须遵守以权限规定的申报与批复制度。《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凡断罪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辄自决断者，各减故失三等”，即分别故意或过失的性质，照所断刑罚的轻重等级，减三等处罚。

2．受越诉及应合为受而推抑不受唐代为维护审判秩序而规定：“凡诸辞诉，皆从下始。从下至上，令有明文。”不能越方。所谓“越诉”，即是如“应经县而越向州、府、省之类”。《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其越诉及官司受者，笞四十。”但是，如当事人对某级判决不服，向原衙门“语汇状上诉”，原衙门如发给“不理状”，即发给同意向上级申诉的证明文件，当事人持“不理状”向上级申诉，这不是越诉，各衙门不可不受理。而对于非越诉的“应合为受”的告诉，“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

（六）惩治司法官吏监禁囚犯方面的犯罪。

古代法律规定监禁囚犯既不能放任纵容，也不能苛刻虐待。否则，都是犯罪，都要受到惩罚。

1．应禁而不禁囚犯于牢中使用的刑具，在唐代，按《狱官令》规定：“死罪枷、枢，妇人及流以下去构，其杖罪散禁“。狱吏对囚犯应关禁而不关禁，刑事具该用不用，不该用而用，及随便调换的，都是犯罪。《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囚应禁而不禁，应枷、锁、枢而不枷、锁、枢及脱去者”，狱吏要参照囚犯的罪等给予处罚，如“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如属于“回易”调换刑具的，按上面的处罚办法减一等处罚。

2．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古代也重视对狱中囚犯的必要的养护措施。如唐代按《狱官令》。规定：“囚去家悬远绝饷者，官给衣粮，家人至日，依数征纳。囚有疾病，主司陈牒，请给医药救疗。”还规定囚犯病重，听家人入视，及脱去枷、锁、枢等刑具。《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应脱去枷、锁、枢而不脱去者，杖六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参考文献

1.《唐律疏议•断狱律》

2.《唐律疏议•擅兴律》

3.皮纯协等编《中外监察制度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4.《唐六典•州刺史•诸县令》

5.《睡虎地秦墓竹简》

古代官职篇6

【关键词】古代监察制度；特点；借鉴

监察制度是我国封建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分析研究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成败得失，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纪检监察体制，提高反腐败斗争力度以及增强党风廉政建设有很多借鉴意义。

一、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基本内涵

古代监察制度是封建王朝为监督各级政府官员，维护封建政治秩序而设立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主要有御史监察和谏官言谏两大系统构成。御史监察是用弹劾手段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言谏主要是纠正皇帝决策可能的失误。围绕这两大系统的萌芽、产生、运作，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发展呈现两大趋势，一是监察权不断集中到皇帝手中，二是御史监察职权不断扩大，谏官系统日益萎缩。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对君主制度具有依赖性，监察机构是否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决策，监察的权威来自皇权，御史行使职权需以皇权为后盾，检察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皇权政治的需要，历代监察制度的变化，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的总原则就是有利于皇权的强化。

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

（一）监察机构的独立化。首先，监察机构在组织上逐步实现了完全独立。秦汉以来一直到宋朝，监察机构基本是宰相机构的下级机构。到元朝，则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足鼎立，御史台的权位大大提高。到明朝设立了都察院，都察院的都御史成为与最高行政长官六部尚书并行的国家最高官员，合称“七卿”，这是监察系统的独立化发展。其次，监察系统的独立，使监察权独立于行政之外。监察机关行使权力以皇权为依靠，以封建法制为根据，不接受任何一级行政部门长官的指令，是完全独立的。这样监察机构行使职权任何一级行政部门无权过问，任何地方势力更无权干涉，从而确保了监察部门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

（二）监察方式的多样化。在组织方式上，中央设有国家最高监察领导机构，各部院设有部门监察机关；在地方既有直属中央领导的地方独立监察机构，亦有遣使监察，还有地方行政衙门对下属的分级监察。监察内容上，有对财政、仓库、立法、司法、军事、人事和礼仪等方面的监察。在监察的实践形式上，有接受检举控告、采访调查、定期检查及考课监察相结合、常驻巡回相结合的监察方式。不仅如此还有反监互察机制。反监机制指监察系统以外的官员对监察官员的纠举弹劾。互察机制则主要是监察系统内部各监察机构和监察人员之间的相互检举纠劾。早在秦朝我国就建立了监察机构之间相互纠察的组织体制。宋代还专门制定了《诸路监司互察法》，互察机制实行得最系统、最有成效。反监互察机制使天下百官包括监察官在内无不处在皇权至上的监察网络之中。

（三）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监察官员是治官之官，为百司之率。因此，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君主对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制度。在选任方式上，监察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免，或由御史台推荐，不受吏部等其他部门的制约。监察官员的选拔标准严于一般官员，大致包括品德、学识和经验三方面。在要求监察官员必须清廉耿直、刚正不阿、秉公执法的同时也要求他们思辨敏锐、通经懂史、熟谙律例。故监察官员的选任大多经过比较严格的文化考核。在经验上要求监察官员具有丰富的从政经历和治政能力。清代的监察官一般要求京官历俸两年、外官历俸三年。在考核方面历代统治者均严格把关，有的甚至三月一小查半年一大考，政绩合格者予以奖赏升迁，而连续几月无作为或失误则要被重罚甚至贬职罢黜。这样赏罚严明的考核制度对于监察官本身仕途而言相对公平，因此客观保障了监察活动的有效进行。

（四）监察权与行政职权混淆。纵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就是监察官员往往热衷于兼任一种或多种行政职权，使监察官员多次向行政官员转化，监察体制名存实亡。如东汉末年刺史变成地方一级行政长官丧失监察作用，使地方监察制度基本瓦解。有鉴如此隋唐以后帝王都比较注意防止出现类似现象。但尽管如此权力的诱惑仍旧蚕食着监察官员，使监察制度一次次重建、完备、不断严密，但封建社会腐朽的制度使皇权不断加强，监察制度终究会走向瓦解的道路。

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当代借鉴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整饬吏治和巩固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古代监察制度是以维护中央集权为目标而设立，与我们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背景下的监察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对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特点的分析，可以把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积极作用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统治阶级内部对其利益的认同大大加强了监察制度的实施，能够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维系统治阶层的稳定性；其次，是监察制度作为国家权力的调节和平衡器，有利于避免国家政令实施中遇到障碍，剔除不利于统治的因素，使国家在安定的环境下得以发展，中国古代重视言官谏诤制度作用的发挥，可以匡正君主，修正统治政策。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封建社会的监察制度毕竟是皇权的附属品，其实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制衡，它不可能有来自民众的舆论的真正监督，也不可能有真正分权的制衡机制，与我们今天的纪检监察体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由于古代监察制度经过几千年的演进，自成体系，作为古代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监督官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更好的完善当代监察制度。我们在完善纪检监察体制时对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经验教训，应吸取其精华，摒弃其糟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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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国安.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现代借鉴[J].法学评论，2009（02）.

[3] 唐海歌.承袭与变异：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7）.

[4] 张明明，刘翔.关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思考[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2（03）.

[5] 林雅.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及其得失评析[J].法学评论， 2004（04）.

古代官职篇7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具备形成一部比较准确比较系统的“中国玺印篆刻艺术史”的学术条件。所谓学术条件,至少应当解决:若干重要印史阶段上现有实物资料的认识盲区;各个时代玺印和重要文人篆刻家与篆刻流派风格的准确评判;各个时期印章制度、印章应用状况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深入解读。从明代以来印学发展的成果与目前的状况来看,以上诸方面是很不平衡的。三者之中,尤以准确认识各个阶段印章的形式、风格特征为构建印史论述体系的首要前提。换而言之,玺印与早期文人篆刻作品的鉴别无疑是印史研究基础性的任务,也是利用印章文字史料的科学前提。离开对存世遗物(包括谱录资料)的准确鉴别,建立在其上的有关印史论述无疑也失去了科学性。

传世古玺印鉴别的工作,自宋代以来伴随着玺印收藏、辑录,事实上已经开始进行。北宋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的出现,南宋淳熙初年王俅撰《啸堂集古录》将古玺印与金文一并辑录,都表明玺印作为古文字之一逐渐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而在同时,以射利为目的的古印伪造大约也开始滋生。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中已经出现了误收的伪印;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著录《传国玺谱》所摹的“传国玺”,赵氏即辨为“不古”。明代以来藏印风气日益盛行,旨在保存史料和传播印章艺术的集古印谱与摹古印谱也随之出现,客观上刺激和便利了赝品的制作。以今天的认识水平考察明清两代的古玺印谱录,大多不免间杂伪品。清乾隆间吴好礼在《秦汉印集》跋中谈到当时:“遇有售者,不敢独断,与二、三鉴古君子考核真赝,辨析毫芒。”可知其时仿造的“秦汉印”已不在少数。至于像《意@古今官印蟆分类所录多属伪品的印谱,在清代民国时期也并非绝无仅有。宋代以来的古印赝品,有不少目前还收藏于公私之家。随着文物收藏为更多人所喜爱,时下新滋生的伪品更是层出不穷。掌握鉴真辨伪的方法无论对于保证学术研究的纯洁性还是收藏者的实际利益,都显得尤为迫切。

现实的需要将玺印鉴定学推向更为前沿的地位。

玺印的鉴定包括断代和辨伪。辨伪是收藏的防线,辨伪和断代都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实物史料准确利用的前提。两者之中,断代又是辨伪的基础。毫无疑问,准确掌握断代的标准也就具备了最基本的辨伪能力。因此古玺印的断代是真切认识古玺印历史价值、欣赏古玺印艺术的学术准备。

古玺印的断代研究,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汉晋印章图谱》的考释文字已体现出初步的断代意识。其后,以明代顾氏《集古印谱》为代表的玺印谱录,都沿循这一体例而在分类上渐为具体明晰。在陈陈相因的几代藏印家将古玺印遗物统称为“秦汉魏晋印”之后,晚明朱简率先在《印章要论》中指出古印中有“先秦以上印”,实际上判定了古玺的时代。至晚清,古玺与秦汉印的时代序次在谱录中逐渐体现出来,这种序次即表明了断代认识的进展。晚清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证》既是一部考辨官印文字史料的著作,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对历代官印进行断代的方法和认识水平。陈介祺的《十钟山房印举》是一部未完之书,突出地体现了他对于真赝的鉴别眼力和细密的类型划分。《印举》所录万馀印,极少有伪品杂厕,是晚清集古印谱中鉴别最为精审的大型谱录。从现存的面貌来看,其重在分类而兼顾断代,编集过程中陈氏也力求作出时代鉴别,这在《十钟山房印举》(稿本)中得到明确的体现。在现代考古学方法尚未形成的条件下,明清两代金石家、藏印家,主要是利用文献记载,同时也开始探索从文字特征上进行断代。除了古玺、秦汉印以外,唐宋元官印虽尚未形成明确的鉴别标准,但一些印谱的编排已经体现出粗略的时代序列意识。民国初年罗振玉所编的《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是在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出现以后,首次以断代体例集辑隋唐宋元官印的专谱。至此,古玺、秦汉六朝印、隋唐宋元官印三个分类板块的认识基本上成为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玺印鉴别研究的阶段性成就。

在其后相当一个时期内,由于社会的动荡,学术环境恶化,玺印研究这一冷寂的门类尤其处于问津者稀的状况,断代方法与断代认识未有标志性的突破。汉至南北朝官私印、唐宋元私印这两个玺印系统内的具体断代标准,人们的认知显得比较模糊。例如,“汉印”和“宋元印”就是中国印史叙述中长期群不明、外延宽泛的概念,文物界和篆刻界对于中国古玺印史上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没有越出清末的认识框架。存在于古印遗物中的民族文字印章的辨识与译释尤其近于认识空白。可以想象,在此基础上得出的有关印史“盛衰”时期结论和艺术高下的评价,显然难以合乎历史的真实和发展的逻辑。古玺印与明清篆刻史的研究,严格来说仍然是一门幼稚学科,需要更多的研究者长期投入,逐步建构。

近三十年来的推进令人乐观。就古玺印的断代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科学考古的展开,发掘出土的战国至明清玺印为传世品的断代提供了形制学的条件。罗福颐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撰述的《古玺印概论》以及八十年代前后 主持编纂的《古玺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等著作,在总结前人认识的基础上,以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相结合,勾勒出战国秦汉南北朝玺印风格演变的基本轮廓,在古玺和秦汉南北朝官印的鉴别研究方面作出了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和贡献,也为这一阶段印史的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近二十多年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展延,文物考古界的其他学者也分别从不同的时段、类型展开具体深入的专题探索。古玺印鉴别研究不断有所突破,学术指向更为深入,触及到既往存在的许多缺环或者基本未曾展开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断代标准的具体化以及向分期、分国层次延伸;若干阶段玺印资料的空白得到填补;玺印、封泥的辨伪方法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等等。以具体的课题而言,近二十多年中古玺印研究取得显著进展或形成热点的有以下若干方面:

中国古玺印起源;古玺文字的考释;战国官私印的分域;秦汉官印封泥的集中发现与史料研究;秦私印研究;成语印、肖形印的类型研究;秦汉魏晋官印的断代分期研究;新莽官印的鉴别研究;秦汉魏晋封泥的断代方法研究;匈奴语官印的研究;东晋十六国与南北朝官印的分国研究;隋唐官印体制与形制研究;唐、北宋私印的鉴别标准研究;金、元官印及元代私印的鉴别研究;契丹、西夏文字官私印资

料的发现与初步释读;花押起源与

分类研究。此外,巴蜀图符印的

性质,也已经为一些学者的论文所涉及。在整个古玺印研究领域,玺印文字与玺印封泥断代、玺印文字的史料学研究成为近二十多年来比较前沿的学术课题。在鉴别断代研究方面,初步形成了比较科学的断代方法和历代玺印形制的鉴别标准。研究资料的大量发现与公布,为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这是以文物考古界的专业工作者为主体,各方面研究者共同参与的结果。完全有理由相信,再经若干年的努力,充实目前尚嫌薄弱的若干时段的形制、文字鉴别标准,解决若干重点时段分期、分国盲点,我们应当接近本文开头所述的目标。

历代玺印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产物,因此古玺印断代鉴别涉及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才能解析其中多方面的信息。诸如古文字(包括民族古文字),字体书风演变,历代官制与印制,历史地理,不同时期铸造工艺等一般鉴定学常识都是断代研究的学术基础。显然,玺印篆刻鉴定与篆刻艺术创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当然,前者也应当具有一定的书法篆刻艺术的鉴赏修养。断代研究工作的实践性很强,多看、多接触、多比较,增强感性的经验,就容易把握其中的规律。将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转化为自己的认识,是鉴定入门的捷径。历代玺印文字、形制演变有其一般的规律性,这是主要的方面;同时也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某些特殊现象。但是,这种个别的特殊性置于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又必须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本身的形质方面不存在作伪的痕迹,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暂予搁置,继续研究,而不轻易下结论,这也是断代研究以至于在鉴别工作中会遇到的情况。断代鉴别既是学术,就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

玺印的鉴别虽然包括断代、辨伪两个方面,但具体对象未必都需要从断代和辨伪两方面独立进行研究,如科学发掘品(窖藏、遗址采集除外)一般就不存在辨伪的问题。但辨伪却往往需要以正确的断代标准为判断依据,而断代结论又来自于对各个时代玺印特征的准确把握和文献资料的综合运用。因此,鉴定学研究无疑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

玺印断代的依据

传世古玺印的断代,主要是依据鉴别对象的主要构成要素来作出时代属性判断。这些要素可以归纳为三方面:

1. 文字及其印文所涵内容。

2. 印章的形制,包括印钮、印台、印面大小等。

3. 质料与工艺特征。

断代研究中需要分析的首先是印章本身所涵的文字、形制、工艺等特征,这些特征隐含着时代的信息。一定时代的制作,不可避免的具有这一时代的种种标志。这是其本身所具有的条件。问题是我们如何去解析它。首先,现代考古学为认识传世文物提供了形制学的方法。考古发掘出土的具有明确年代的古玺印,可据以抽象出文字、形制、工艺特征,归纳这些特征就成为我们判断同类传世品时代的标准。其次,印章主要是表现文字的器物,而文字的演变也是有同时代其他遗物可以参照的。利用已明确时代的文字书写特征作为参照,也是判断时代的重要条件。

利用文献资料来研究玺印的时代归属,是传统的方法之一。许多印章包含着某些时期特有的职官、地名、人名等信息,通过文献可以求证出其时代。准确地引证文献并获得排它的结论,也是科学的断代方法。这类玺印与考古发掘品一样,都可以成为玺印鉴别的标准品。由于科学发掘出土的玺印数量有限,传世品中具有文献依据的玺印是断代标准序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样一个标准序列,大量不具备文献求证条件的传世品,便得以推定时代。下面,我们分别从三方面具体介绍玺印断代鉴别的基本依据和方法。

一、字体与书体

历代玺印文字是有规律地演变的。印章文字受到制度和习惯两方面的制约,变化相对缓慢,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系统。这是它的一个特性。因此在相邻的时代,文字风格特征往往具体而微。举例来说,西汉和东汉官印的文字,主要在于笔势出现了细微的变化,笔形的变动较小。西汉印文到中晚期尚具一定的圆势,一些标志字的笔形保留着比较严谨的篆意,“太t丞印”(图1)为东汉官印,其中“丞”字末笔成一横画,与西汉晚期的“卑梁国丞”(图2)相比,就显得不同。而从整体上看,前者笔形方峻之势更为明显。这是文字由篆向隶演变过程中印章文字书法的渐变。说明随着社会通行文字的演变,印章文字的体势、笔形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这是相邻时期文字体势、笔形的渐变现象。字体的变动是书体书风演变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因而往往经历较长的时期表现出来。但有时也会出现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这是由于印章体制或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动,造成印文字体或体态的明显转变,如南北朝与隋唐之间的字体更替便是如此。相比较而言,印文字体变化一般反映的是较长一个时期尺度。中国玺印文字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演变阶段。

战国文字 战国古玺文字是特征比较明确的文字体系,其中又具有不同地域(国别)的风格,如晋系(赵、魏、韩)、燕系、楚系、齐系、秦系。古玺文字以结构错落参差为突出构形特色,同一地域各种器物如陶器、铜器、钱币等铭文往往具有共性。(图3)

秦篆战国秦系文字在秦统一后成为官私印文的主体。(图4)形体进一步趋向平正,形成方中寓圆,但仍存欹侧的风格。官印文字由于统一专署制作,书写较为规范,并对私印风格具有引导性。秦篆印文直接影响到汉代印文书风。

汉篆由秦“摹印篆”约定俗成,成为专用化的书体,风格较社会一般使用的篆书更为平正端方。秦、汉定制“摹印”为专用书体之一,以适应印章的特殊形式。这一书体沿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但是西晋以后书写渐趋于草率,其程度与时代推延大致可成正比。(图5)鸟虫书为小篆变体,是出于美术化而形成的非主流书体。(图6)见于汉代部分私印中,尤以玉印为多见。笔画曲,有繁简两种形态,有的以鸟、虫、鱼等形态饰为笔画。魏晋以后,鸟虫书印文消失。

悬针篆作竖笔引长,收笔悬针之状。(图7)见于魏、晋及南朝私印。魏晋以后的悬针篆印文多见于六面印,亦有一定的地域性。

鸟虫书与悬针篆都具强烈的装饰美化倾向,时代上下限也比较明确。

隋唐小篆隋代官印定制为朱文,仍以小篆为印文,但体态与秦汉不同。其特点是结体疏散,笔画以圆弧为主,文字结构、笔画不甚合于规范。(图8)

九叠篆以屈曲折叠笔画为特征,是唐代以后由小篆印文逐渐向平正化演变的结果。北宋官印稍见盘屈,南宋曲迭加甚,金、元汉字官印笔画完全平直排叠,明清官印愈见茂密。同时期私印亦有部分受其影响。(图9)

柳叶篆明代制度规定将军印文用柳叶篆体。(图10)其笔画起收尖细,形似柳叶。清代在柳叶篆之外,又加芝英篆、尚方大篆、悬针篆、垂露篆等,与帝后的玉h篆相区别,作为不同等级之标志,故亦具有明确的时代特点。

除了汉字篆体以外,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曾经采用自创的文字入印。古玺印中见有契丹字(辽)、西夏字、女真字(金)、八思巴字(元)、和满文(清)等。(图11)这些文字可以作为鉴别时代的直观依据。

根据以上粗略的印文分类,我们看到,辨识不同印文字体并了解其流行的时代,已经可以对一件古印的时代作出“模糊判断”,即将具体玺印的时代定位在一个区间。然后,再依据形制等特征作出进一步分析,形成更为具体的断代结论。

古玺印的文字书体风格总的来说是随着时代推移而演化的。但玺印文字在秦代以后至北朝,由于制度的约定,长期地采用“摹印篆”体,形体变化呈渐进的特点。隋唐至两宋时期也是如此。既不会跳跃式超越,也不可能大幅度逆转。在了解主要字、书体的流行时代后,再进一步熟悉其中更为具体的演化表现,判断印文的时代就更为准确。

举一实例来说明:笔者在流出海外多年的贾似道藏本《淳化阁帖》上,发现该帖钤有“艺文之印”,(图12)过去向未被著录家所重视,这是由于历史上对唐宋印文还缺乏深入认识所致。而这一印记在今天看来却具有明确的北宋时代风格特征。将其中的部分文字置于唐宋官印印文演变序列中,印记的年代就水落石出。(图13)

与印文字体、书体有关还有文字笔画的形态。笔画形态和文字结构、体态共同形成印文风格。

一般而言,秦和西汉的官印,笔画较细。东汉官印则逐渐变得粗实丰满。东汉印文笔画已经基本上失去了西汉那种呈现圆意的上弧笔势,变得比较平直。西晋印文笔画更为挺拔方正,圆势消失,但转折仍作裹锋形态,不露圭角,线条则较东汉官印略为细劲。(图14)这是和东晋、十六国印文相区别的界限。东晋、南朝的官印以“凿印风格”为主,但并非完全是凿刻而成。笔画简率、尖细表现为猛利的风格,不再出现汉代那样匀满、浑厚的线条。北方十六国的印文,也表现为转折取方,刀法犀利的面貌,笔画往往呈现尖起尖收或尖起粗收的形态。但在十六国至南北朝的官印中,凿刻成文的工艺逐渐成为主流,温润匀整的笔画不复再现。

私印风格的转变相对缓慢。东汉至西晋私印以“满白文”形态为主,在三国、西晋时期,朱文铸印的形式也比较流行。此期在书写和铸造工艺上保持工致谨严的风气,笔画匀整流畅。(图15)“满白文”和朱文印是汉晋时私印的主要风格,与官印有所不同。汉晋时期私印的线条形态与同时官印也有所不同,是各自出于不同的制作系统所致。如汉代私印有朱文和朱白文相间的形式,东汉晚期至西晋流行朱文套印,成为工整谨严的典范。

北朝官印的笔画或细劲,或粗朴,都与凿刻的工具与方法有关。(图16)与汉晋时期相比,结体、笔形草率,凿痕显露,章法疏散,易于与其他时期相区别,如附图一类粗简的笔画,都属北朝的风格。但具体断代分国则需根据官制、地名与钮式等因素作出进一步判断。

北朝政权屡有更迭,工艺传统懈驰,凿印出现二种基本的形态。一种类似汉印那样粗细一致的线条(图17),但出自于平口推凿方法,笔画底部呈平坦状,与汉印呈“V”状不同,同时文字、结体也不同;另一种为尖口凿刻,线条较细,起收形态分明。(图18)这两种线条形式都成为与其他时期以及南朝玺印相区别的鉴别点。

隋唐以后官印转为朱文,私印也多因循之。圆转为主的笔形,是隋唐印文的一个标志。经北宋过渡,在南宋时期形成平正曲叠的笔形。由于铸造工艺的变化,此期线条比较粗朴,交笔处常有“粘连”状的形态。

金、元、明官印的笔画完全平直,颇见锋芒,是转为凿刻工艺所致。这一时段的私印因字体不同,笔画形态相应变化较大,但与官印的风格仍然存在一定的联系。

二、玺印的自名

包含在印文之中的自名,是断代的直观标志之一。历代玺印先后出现过不同的自名,社会对印章的称名也有不同时代的特点。因此,根据印文中含有的自名,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一部分印章的时代。自名也是认识玺印性质的依据之一。

玺今人对战国和战国之前古印通称为古玺。这是因为战国古玺中常见以“玺”作自名,如“行士之玺”。“玺”是古人对印章的称名,印文中有作“”“|”、“”等不同写法,是当时文字异形的表现。秦汉以“玺”作帝、后、诸侯王印的专名,一般官印和私印不再自名为“玺”。“玺”字写法也固定下来,如“皇后之玺”、“河间王玺”。其后历代帝、后印章仍有沿用此制的,成为官印中的最高等级。

印秦汉以后,帝王以下的百官印章自名作“印”,私印也多如此。在官印中,“印”成为等级标志之一,是低于“玺”、“章”的一级。隋唐以来“印”的等级意义不像汉代那样严密,仅与“朱记”构成官署与僚属的界限,在明清,又与“关防”具有高下与职别不同。

章西汉中期,另立五字官印,形成新的自名曰“章”,也有“印章”连用的,是秩级为比二千石以上官印的新标志。(图19)“印章”遂成为后世的一种习称。从隋代开始,官印取消了自名“章”的规格。因此,出现“印章”、“章”的上限为西汉中期,下限为南北朝。但宋元以来,一些文人印章也偶有效法古制,以“章”为姓名、别号的后缀,需要加以鉴别。

印信汉晋时代私印中出现的自名,(图20)隋唐以后不再流行。但宋元以来私印仍偶见以此为姓名的后置,为仿古的表现之一。

朱记唐、五代时期一部分武职官吏和较低等级的官署印自名为“朱记”和“记”。宋元时代沿袭此制,私印则以“私记”为自名,但有时二者之间并不严格。后世遂以“朱记”来指称印章。

宝唐代武则天时改帝玺称“宝”,其后历代帝、后印章“玺”、“宝”间用。“宝”成为帝、后印的专名,由出土前蜀王建的“谥宝”可证。民间印章则不用此称。

关防元代出现两合的半印,自名有“关防在心”,是“关防”首先出现于印文之例。(图21)明代以两半相勘合发生凭信效力的官印称为“关防”,后来有所演变,两半印勘合的形式弃用,但仍 以“关防”自名,印形作长方,等级较“印”为低,是清代官印职别的标志之一。

明末李自成农民政权制作的官印,用“契”、“符”、“信”为自名,使用时间短暂。

见于印文中的自名主要是以上几种。这些自名都有一定的流行时代,可以作为断代的依据或参照条件。此外,人们对于印章的称名还有“图章”、“押”、“印戳”等。其中“押”又是特指宋元时期一类花押符号印或花押与文字并存的私印。这些都是后世对印章的俗称,并非印文中的自名。

举例而言,封泥“九真太守”、“九真太守章”(图22),我们依据“章”字出现在郡守官印中始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即可将两者的先后区别开来。“祝遵印信”按“印信”自名出现的时代,此印应属于东汉至西晋之间。再结合其三套印的辟邪钮、形制和文字,可断为西晋。

三、官职与地名

官职、官署、地名是官印文字中的主要名词。也是判断官私印的根本依据。私印文字以姓名为主。有些人名见于文献记载,也具有断代佐证的价值。这两类内容,就史料价值而言,官印的内涵比较丰富,与一定时期的职官制度相联系,因此,考订其职官的存在时期,是断代的技术路径之一。在断代研究过程中,战国、秦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大体上可以作为虽有一定前后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三个职官体系来看待,这样可以将印文中具体官职名置于较集中的范围中进行考察,避免无的放矢。

战国时代官制各国不相统一,常见于印文中的官称有:司徒、司马、司寇、司工、相邦、宗正、将军、大夫、啬夫、工师、连尹、莫獭⑿惺康鹊,还有官署之名,如“都”、“州”、“关”、“里”、“禀”等。这些职官或官署名多具有国别标志意义。如“相邦”为三晋官制,“工师”属齐,“连尹”、“莫嚣”系楚国职官,可以据此作出分国。秦的官制主体上另为一系,并为西汉以后所承接,其体系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及新出秦封泥。在秦汉印中常见有各种主掌职事的令、丞、尉,武职有各种将军、都尉、校尉、司马、候,郡有太守、都尉等。王国的官制也比照中央的一套职官系统。熟悉这些职官,并与文字特征联系起来,就可以对官印作出基本时段的定位。如王莽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为“宰”,则封泥、印章中出现其官名,即可以断为新莽时代。又如“典书”、“典祠”、“典医”都是西晋时的官制,其印章的时代属性十分明确。至于一些延续性较长的职官如“太守”、“都尉”、“司马”,则在纳入秦汉印系范围的同时,需要结合其文字风格与形制分析,才能作出更为具体的结论。如“广宁太守章”,(图23)其形制硕大,印文凿刻粗率,按广宁郡北魏在朔州,可以确定属于北朝。

官印中的地名也是断代的条件之一。历史上郡、县建置发生过不少变化。如“⒋ê蛴　狈饽,“⒋ā奔础叭川”,《汉书•地理志》记载秦置三川郡,汉改为河南郡,据此可定封泥为秦代。又如“阴密男章”,《魏书•地形志》记载泾州平凉郡有阴密县,《周书•卢辩传》又载北周封郡县五等爵者,皆加“开国”,以此衡之,此印的时代应在北周之前的北魏或西魏。

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官署、职官名目发生很大变化。官印主要性质转为官署印。除武职官吏外,省、部及郡县职官本人不再佩有个人的官印,故州、县官印中也就不再出现如秦汉南北朝时期的“令”、“丞”之类官职。宋、金、元、明、清时代在此基础上都设置了一些特异性的官署或职官。它们有一定的前后相承性,也存在前后的变化,有一些职官仅出现于某朝。比如“行省”,为元代在各地分置的中书省派出机构,后来即废除。“都虞侯”为唐代后期置,辽代以后废。“都点检”为五代所置,至北宋废。辽金又复置,至元时又废。根据这些职署的置废情况,再结合印章的其他特征,一般是不难作出判断的。

举例来说,一方古印的印文属于比较平正的摹印篆体,印文五字,其中自名为“章”,印文涵有官称“都尉”,就可以据此将印章的时代,限定在西汉武帝至西晋之间。因为,一,满足“都尉”和“章”出现在一方印中,是武帝改变比二千石以上高级官吏印章自名后的印制。这就确定了印章上限。二,西晋以后,官印的文字书体出现较大的转折,失去平正的规范,与此印风格不相类。这就决定了印章的下限。至于进一步要判断其属于西汉、东汉、三国、西晋的具体时代,则需要从印文风格,钮制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古代官职篇8

[关键词]刑事侦查;制度 特点;侦查方法

一、中国古代刑事侦查制度的内容

“士官”刑事侦查的主体，中国古代的刑事侦查可以说是伴随着犯罪而生，而最初尽管出现了具备刑侦职能的官吏，但还未形成独立的刑事侦查制度，因此中国古代刑事侦查中负责审案的官员也就是侦查官员。

1.具备刑侦职能官吏的源起―士官

随着原始氏族公社社会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调整和约束氏族习惯和惯例也开始向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法律转变，原始的违犯禁忌演变为法律意义上的犯罪。统治者为了对付这些不断出现的犯罪现象，在规定许多禁令和刑罚的同时不得不任命一些官吏维持社会秩序，进行某些社会管理职能的活动，在这些管理职能活动中，侦查职能开始萌芽，并出现了具有侦查职能的官吏――士官。我国古代关于司法官吏起源的传说甚多，但多不足信。

2.“纠举”：刑事侦查的程序

官纠举是指官吏和官府发现犯罪而启动的刑事侦查程序，包括官吏的举告和官府的纠劾两种形式。官纠举成为刑事侦查程序起源于西周，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有“掌司斩杀戮”的“禁杀戮”官，其主要职责是“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遏讼者，以诛之。”其意为：凡伤害他人至于流血而被害人不提出告发的，或告发后故意不受理的，伤害者利用恶势力迫使被害人不得提出告发的，禁杀戮官要查明事实，并由其向司寇提讼启动刑侦程序。

二、“律”、“令”：刑事侦查的主要依据

中国古代刑事侦查依据的主要是刑典当中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无论汉代的律、令、科、比还是唐代的律、令、格、式，宋代的敕，明代的诰，清代的例都可起到一代刑典的作用，都可以成为司法官吏刑事侦查活动的依据。但在侦查实践当中，律、令是刑事侦查的“主要”依据。如：“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但“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

三、刑讯在侦审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侦审合一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带来了古代审讯策略方法的繁荣，但这种繁荣却严重受制于整个古代广为盛行的刑讯逼供制度，审讯方法呈现的是一种两极偏向的发展态势。在原始社会，对侵害氏族或部落内部的行为进行复仇。当这些原始习俗演变为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的习惯法时，就成了刑罚。因此，滥施刑罚就成为整个侦查案件中经常使用的手段和方法，也是统治阶级维护皇权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四、我国古代侦查方法对当代侦查活动的影响

1.常规侦查方法与古代大体相同

现场勘查、司法鉴定、辨认、侦查实验、讯问、通缉等侦查措施在古代侦查活动中都有体现，这些常规的侦查方法的运用与古代大体一样，只是在规则方面更加严格和具体，但是在解决案件方面发挥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在古代和当代的侦查活动中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2.重视言词证据，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在常规方法中，讯问是运用最为广泛的，也是最受侦查人员青睐的侦查措施，讯问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被认为是“证据之王”。侦查人员往往只重视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而忽略其它证据和信息的搜集。更加注重对现场勘查方法上的研究，不注重程序上的规范。

五、总结

一个时期的侦查体制与方法必然有着时代的烙印，反映着时代的需求，在当时是有促进作用和积极意义的一个在今天看来落后的体制或方法，在古代的时代背景下是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的。我们要正视侦查的发展历史，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对前人在侦查制度方面取得的成果要予以肯定，而不是盲目地批判。

在侦查体制与方法的改革方面，我们应当在继承与保留前人优秀智慧结晶的基础上，从现实问题入手，认识到体制和方法的缺陷，以及缺陷出现的原因。要不断提高侦查体制和方法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努力改革和尝试，同时兼顾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念，探索适合中国侦查制度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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