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2 07:40:26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家族;整体性研究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了西汉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家族――楚元王家族。它有着汉家宗室的血统,对整个汉代的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楚元王家族的学术文化传统从刘交崇儒传《诗》开始,经刘富、刘辟、刘德三代的艰苦经营,继承发展了家族的学术文化传统。而该家族的第五代刘向、第六代刘歆,则对汉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化方面,通过对楚元王文学家族的分析,不仅可以理解刘向、刘歆父子的家学渊源与文学传统,了解整个西汉时期学术的构成与发展,更能探究其家族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在政治方面,通^对楚元王家族独特的政治地位的分析,不仅可以研究西汉时期宗室与外戚家族的政治斗争,还能对楚元王家族长期担任宗正一职的政治影响进行探究。

目前,有关楚元王家族的研究并是很多,专门对楚元王家族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论文有三篇。邓骏捷的《西汉楚元王家族学术探论》①分析了楚元王家族在学术和政治上对汉代的影响,认为楚元王家族的学术文化在积极崇尚经学的前提下又有着多元的学术取向,这种学术文化的变迁从一个方面也反应了西汉学术文化的变迁。同时,该文认为楚元王家族“以学辅政”的政治色彩在西汉中后期政治斗争中发挥了惊人的作用。该文将楚元王家族与西汉各个藩王学术集团进行横向对比,得出了楚元王家族堪称西汉第一学术世家的结论。

刘向斌的《论西汉长安刘氏家族的文学创作》②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对楚元王家族进行研究。该文从楚元王家族以《诗》传家而又不专一家、重视教育等方面着手,分析了楚元王家族文学创作的基础,又对楚元王家族尤其是刘向和刘歆的创作情况详细论述,并由此延伸到对整个楚元王家族的文学成就进行了评价。

徐聪文硕士论文《西汉楚元王文学家族研究》③吸收了邓俊捷和刘向斌的研究成果对楚元王家族作为一个文学家族进行了认定和评价。该文在刘向斌关于楚元王家族文学创作介绍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和分析,并着重介绍了刘向刘歆的校书活动,通过分析他们的校书活动的意义及其在文学方面的贡献,以突出刘向、刘歆父子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上述论文对楚元王家族的学术传统、文学创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结合楚元王家族对汉代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对楚元王家族在学术史、文学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明确的认定。

除此之外,有关刘向、刘歆父子研究的论文中也涉及楚元王家族整体性研究。如,张侨的硕士论文《论刘向刘歆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观》④中对楚元王家族有所提及,认为刘向刘歆父子明显受到楚元王家族的影响,好儒而又兼杂百家,融通经子文史群学。卢翠琬的硕士论文《刘歆经学思想研究》⑤、李梦芝《刘向及其著述论略》⑥、李莉的硕士论文《刘向及其文学成就》⑦和李小平的硕士论文《刘向及其文学成就》⑧分别在讨论刘向刘歆家学渊源的时候,都对楚元王家族的基本情况作出了梳理。此外,林艳苹的硕士论文《两汉经学世家考》⑨在论述其他经学世家的部分时,对楚元王世家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另外,汪春泓《论刘向、刘歆与之关系》⑩一文根据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其家族在西汉中后期参与的朝廷纷争,从楚元王家族特殊的地位和立场,去观察今本《汉书》史料来源、历史记载、传主遴选等诸多方面中刘氏父子的影子,最后认为班氏之《汉书》实源自刘氏父子的蓝本。上述论文都是在所研究课题涉及到楚元王家族才对其进行简单的梳理论述,所以其研究或简易、或偏重于某一方面,难成系统。

上述研究成果对楚元王家族作出了初步的归纳与整理,对楚元王家族的整体风貌作出了概括,对楚元王家族学术传统及其文学创作有了详细的论述,对楚元王家族在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有了明确的认定。尽管如此,关于楚元王家族整体性研究或见于短篇论文、或作为某些论文的一部分,缺乏专门的硕、博论文或专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足见学术界对这个家族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研究侧重点方面,学术界多注重刘向刘歆父子的研究,而将楚元王家族仅作为其论述家学渊源的论据,实际上楚元王家族整体有着很强的研究性以及研究价值。研究内容方面,学术界多专注于该家族文学、学术等文化方面的研究,而罕有对楚元王家族作为宗室并长期担任“宗正”一职的独特政治地位进行研究,此外楚元王家族与外戚集团的政治斗争也没有专门进行讨论的。楚元王家族作为一个古代典型的政治、文化大家族理应得到相应的重视,而非像林艳苹的硕士论文《两汉经学世家考》将楚元王家族归入“其他经学世家”那样不堪。

注释:

①邓骏捷:《西汉楚元王家族学术探论》,烟台,《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一期

②刘向斌:《论西汉长安刘氏家族的文学创作》,延安,《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③徐聪文:《西汉楚元王文学家族研究》,延安,延安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6月

④张侨:《论刘向刘歆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观》,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5月

⑤卢翠琬:《刘歆经学思想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⑥李梦芝:《刘向及其著述论略》,天津,《历史教学》1994年第3期

⑦李莉:《刘向及其文学成就》,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5月

⑧李小平:《刘向及其文学成就》,北京,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6月

⑨林艳苹:《两汉经学世家考》,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5月

⑩汪春泓:《论刘向、刘歆与之关系》,长春,《古籍整理研究月刊》2009年第5期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第2篇

李遇春:我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国企技校里教公共课,语文、政治和管理之类的课程都教,万金油一样。当年考研决定弃“管”从“文”主要是出于自己的个性和兴趣考虑,正所谓“性之所近”吧,我觉得自己本性趋近于重个体的文学而不是重群体的管理学。说起来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在我家乡那个叫做“先生”的村庄里一直都很受老辈人的赞许,我是从民间乡村流传下来的古典文学传统,如章回小说、历史评书中接受的最早的文学启蒙教育。我中学阶段常常把零花钱节省下来买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书籍,古典中印象深的有《古文观止》《诗经选注》《千家诗》《桃花扇》之类,现代的最喜欢鲁迅的那些杂文集单行本,买了很多本在同学中传阅,当时对当代文学所知甚少,只对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兴趣,还有那本台湾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也是我第一个在班上传阅的,最后那些书总是不知所踪。所以我确实是和文学更有缘分,虽然大学没能念中文,但我心中始终存有文学梦想。当然我也不后悔学管理学,现在回过头看,我觉得当年的行政管理学习还是在我的文学研究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比如我曾十分迷恋西方现代文艺心理学理论,在当代文学研究别注重考察外在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力量对作家的艺术人格和创作心理的深度影响,这就明显是当年在行政管理系学习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文化学给我留下的印痕。

张 冀:真是成功经验不可复制。据我的了解,您的博士学位论文《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曾获武汉大学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大约在2004年前后您又抢滩登陆现代中国旧体诗词研究领域,现在可以说是左手当代小说评论、右手旧体诗词研究,这种研究领域的自我拓展或者说是急剧转型,有着怎样的现实契机?您当时是怎么考虑抉择的呢?

李遇春:1999-2002年间我跟随业师於可训先生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实在此之前的三年我也是师从於先生读硕士,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综合运用我所习得的西方现代文艺心理学理论,对当代西部作家张贤亮的艺术创作心理进行深度解读。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对西方各派精神分析学文艺批评理论和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真是乐此不疲,先生则明察秋毫,他启发我说将来可以继续沿着这个研究方法和角度对革命年代中国作家群体展开整体研究,这就是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的由来。可以说,我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一脉相承,都隐含了我大学时期在行政管理系学习的潜在影响。我从一开始似乎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研究者,我一直在致力于文学的跨界或跨学科研究,但我内心里也有一条底线在坚守,这就是我从事的一定要是文学研究而不是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之类的研究,也就是说我坚持跨界但不失界。我可以跨到其他学科里去寻找理论资源,但那些跨学科的理论资源最终必须能够服务于我的文学研究,只有文学研究才是我始终坚守的学术地界,这一点我始终是清醒的,至今我依然坚守自己的文学研究本位。尽管如今很多科班出身的文学研究者都越界跑到泛文化研究和思想史研究领地里去了,但我依旧做着守株待兔式的文学本位研究,而且近些年来这种文学研究本位越来越从文学史和艺术形式演变史的角度时刻吸引着我不能失位或失界。

张 冀:对,我们跨学科研究始终要保证解决的是文学的问题。

李遇春:关于我在10年前转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原因,其实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慢慢清晰起来的。最初是出于协助於先生编撰《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的需要,我当时自作聪明,在每一年的文学编年末附上知名文学家写于该年度的旧体诗词若干首,颇有以诗存史的意味。先生先是首肯,后囿于体例,忍痛割爱,但建议我专门展开旧体诗词研究,我信而从之。我后来出版《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一书,先生还特意用文言作序。我一直很钦服先生宽阔的文学研究视界,他最初做中国古代文论,后转向西方文论和文学批评,再往后才专治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中国新诗史。我从先生那里悟到做学问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最好要有两套或多套笔法,然后寻找其中的内在关联性,这大约就是古人所说的博而能约吧。在工作后选择旧体诗词而不是其他领域作为我新的学术领地,这当然与我从小喜欢古典文学,包括章回小说和诗词歌赋有关,但也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界里的传统复兴思潮有关。其实早在1990年代以来,国内就开始盛行“新保守主义”或“文化守成主义”思潮,西方当时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比如冯骥才对鲁迅的国民性理论的质疑,郑敏对百年中国新诗的重估和批评,就在当时新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这里面都隐含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现代性理论的批判。但老实说,1990年代的我还是一个纯粹的现代性理论崇拜者,由于一直在校园里研习现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故而对古代文学和文论基本上弃之不顾。那个时候我坚信我的前辈所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形成主要是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影响,因此我们研究现当代文学只需要从西方视野来观照即可,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研究视界。况且一个研究新文学的博士如果去学习古代文学和文论,多少会被人目之为落伍守旧云云。这也暴露了我当年的幼稚心理,直到步入而立之年以后,我才真正地理解到所谓“新保守主义”并非绝对的保守,而是追求新旧融合、中西化合的新境界。于是我想借助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这个特殊的学术领地,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加以拆解,借此打通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学术壁垒。

张 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就是一副毒药,我觉着“非此即彼”过于绝对,“亦此亦彼”应该是一种新思路。就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几乎每一位学有所长的学院派学者都会用自己的言说方式对中西之争、古今之争这一重要理论命题加以特别回应。在西方文论话语狂轰滥炸的现实语境下,您面对鲜活的中国当代小说文本时,又是如何去把握其中的中西、古今维度的?

李遇春:我现在坚信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必须在两个维度的交汇处进行,一个是中西维度,一个是古今维度,二者相交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符号矩阵。我们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过程中,无论是对于思潮、社团和流派,还是对于作家和作品,都应该将它们纳入这个符号矩阵中加以考察;既要考察其在中国文学史进程中的传承和新变,也要考察其在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过程中所吸纳的西方文学资源,只有这种复合型的研究模式才能适应新世纪以来新的历史语境和学术语境,而不能固执于做那种单向度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那种偏执于中西维度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过是学术界的单面人。我知道很多学者其实是反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命题的,他们坚持认为现代与传统之间不可通约、不可化合,理由是二者属于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或话语形态,各自都有自己的基本范畴和主要命题,比如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话语形态,它建基于西方现代性理论体系之上;而古代文学是传统性的文学话语形态,它植根于中国古代儒道释三合一的东方理论体系。这两种文学形态背后的文化理论基础是尖锐对立的,所以二者之间是断裂关系而不是传承关系。

张 冀:断裂说不靠谱,传统是会借助现代的形式实现突围和重构的……

李遇春:问题是,所谓现代性理论本身并非绝对化的真理,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理论话语,现代性中本身就隐含了反现代因子,正所谓新中有旧;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儒道释话语体系中也隐含了现代因子,包括康德和海德格尔等西方现代哲学家和美学家都曾试图借用中国传统话语资源,这就是旧中有新。不仅如此,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许多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中国古典文学印痕,从现代的鲁迅、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老舍、巴金、萧红、张爱玲,到当代的赵树理、孙犁、汪曾祺、韩少功、贾平凹、莫言、实、王安忆、王小波、刘震云、格非,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本身就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追寻传统创造性转化的一个似断实续的文学史链条。可惜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习惯于忽视这样一条中国文学史隐形链条的存在,而仅止于看到现代中国文学对西方近现代文学显性的模仿史和接受史的存在。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文学史判断,因为它忽视或抹煞了现代中国作家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努力。西方现代性理论无疑是灰色的,因为中国文学之树常青,我们不能搞现代性理论崇拜而放逐了现代中国文学活生生的艺术实践,我们需要到百年现代中国文学实践去提炼和总结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经验和理论。

张 冀:还是要回到中国语境、中国问题。近年来,您一直都在倡导并且践行“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新出的《走向实证的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也花了一些篇幅在谈“形证”“心证”“史证”。毫无疑问,这是您的独家经验或者说是研究心得。记得您有一篇文章曾经说过从主观阐释到客观实证。您能再稍微展开谈一谈吗?让那些暂时还没有看到新书的读者朋友尝个鲜?

李遇春:如你所说,这确实是我个人从事文学批评中的一点心得体会,主要还是经验式的方法论总结,算不上什么原创性的理论。我以前已有专文阐述过这“三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大体而言,“形证”是指文学批评中的艺术形式审美分析环节,“心证”是指文学批评中的精神心理或思想意蕴分析环节,“史证”是指文学批评中的社会政治或历史文化分析环节;而这三种文学批评方法或环节实际上是应该三位一体的,不能轻易将其割裂开来,否则就容易导致批评的偏至。比如,如果我们在文学批评中过于倚重“史证”,那将会导致文学批评沦为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的附庸,这属于典型的外部批评,不过是拿文学做社会学等学科的支撑或证明材料而已。再比如,通常我们在文学批评中比较倚重“心证”,其实这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习惯上以为拿文学给哲学做证明材料比较高明,比较形而上,而拿文学给社会学、政治学之类的做证明材料则比较形而下,不够上档次,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二者不过半斤八两或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但是否全依靠“形证”就能解决文学研究问题呢?我以为也不行。因为我们对一部艺术作品的审美形式分析,最终还是要追问作者采用或创造这种艺术审美形式的缘由,这其中就包含了作者内在的精神心理因素和外在的社会历史因素,这意味着我们在“形证”的同时还需要借助“心证”和“史证”的力量。所以,我近年来一直倡导的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就是主张文学批评中应注重“形证”“心证”“史证”相结合,即审美形式分析、精神心理分析和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这是一种“大文学批评观”,它既是对“文史哲”三位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形态的回归,也是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多种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融合。实际上我们不难从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古今文论中找到各种实证性的文学批评理论资源加以整合,但这仅仅是一个大文学批评理论构想轮廓而已,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建构或完型实在太难,我个人目前还仅仅停留在摸索阶段。几年前之所以写了一篇《从阐释到实证》的小文谈研究感想,主要是有感于当今中国文学批评或研究中过于浮躁的学术风气,大家都满足于简单地拿西方新潮理论来比附中国文学创作,以为简单地贴上西方理论术语标签就可以万事大吉,这是典型的务虚而不务实,所以迫切需要提倡文学批评中的实学精神加以纠偏或补救。

张 冀:那旧体诗词研究呢,您又如何贯彻您的“新实证主义文学批评”?您觉着自己是否已经打通了任督二脉?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为,您游走在当代小说评论和旧体诗词研究两者之间怎么实现自由转换?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创新;提高;信任;负责

我2006年秋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余恕诚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迄今已经六年。恕诚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安徽省的文化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从教半个多世纪以来,桃李满园。能够忝列门墙,亲承教训,对我而言确为一种莫大的荣光与幸运。在侍学余门的六年里,我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对老师的道德文章,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在研究生论文指导上的深入思考、大胆探索。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学术论文的写作处于中心环节,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标尺。恕诚师作为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一直高度重视对论文的指导。他反复强调,研究生论文绝不能简单当作获取学位的敲门砖,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导师必须切实担负起指导之责。在论文指导中,恕诚师首先最重视的就是论文的选题。他多次严肃指出,现在少数导师给研究生设计的论文题目,就如同开采“鸡窝煤”一样,目光短视,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对推动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负面的。在恕诚师看来,一个真正好的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要帮助学生打下厚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二要能让学生的科研能力获得提高,学术视野得到拓宽,提高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三要题目本身要具备深入钻研的空间,要有后劲,要能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长远的学术能力。一句话,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这是恕诚师几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结晶,也被他始终如一地贯穿于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中。我自入学以来,亲身经历了老师对自己所带六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他所直接或参与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多围绕着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维、张籍、王建、元稹、温庭筠);重要文学史现象(如中唐乐府诗、骈散文关系、民国唐诗学);或能体现古典文学当代价值的学术话题(如皖南地域诗歌史、唐代戏谑诗、唐代涉外诗歌)。这些选题本身无一不是老师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全都瞄准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环节。有些选题,讨论的对象或许并不新鲜,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就能获得全新的学术意义。还有一些选题更是直接从他本人所正在从事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由于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着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且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经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论文选题,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老师多次讲,给学生一个选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考验着导师的知识水平,如果导师自己都怠于学习、疏于思考,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难想出什么有价值的选题来。他一直笃信这样的道理:一个老师要想让学生种好一分地,自己必须先具备种好一亩地的本领,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以后,还面临着一个交给什么样的学生来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不能率意而为。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知识储备,乃至于今后的职业选择,都会千差万别,好题目如果交错了对象,同样会损害题目的应有意义,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提高。譬如老师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徐礼节,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统的硕士课程学习,为了让其进一步夯实基础,老师给他设定了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研究的选题。徐礼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刻苦钻研,不仅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且在毕业以后仍与老师合作,全面整理了张籍的诗集,最终形成《张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华书局出版。又如2005级博士研究生方锡球、2006级博士研究生莫山洪与鲍鹏山,入学之前在明代诗学、骈文与先秦诸子研究上已有相当基础,老师则又量体裁衣,为三人选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论文选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诚师作为著名的唐诗专家,又曾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政协常委多年,朴素的赤子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使其一直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关注,并且很希望能从自己专业角度为宣传安徽地域文化、推动安徽文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早在21世纪初,老师便与他最早两届研究生周啸天、丁放两位先生合作编著了《诗情画意的安徽》一书,引起社会广泛好评。2008年,任职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恕诚师将研究魏晋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诗歌史的任务交由他来做。与此同时,又命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朱少山着手撰写北宋一段皖南诗歌史。如今,经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诗歌发展脉络已经得到初步梳理。曾经不止一次听老师谈起,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要能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研究也要能够尽量做到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具有当代意义。有关断代皖南诗歌史的撰写,便突出体现了老师这方面的鲜明意识。老师的确是一个对社会热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可举一例为证。以我这些年的观察,老师至少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四份报纸。这不仅能使老师能紧密把握时代脉搏,且往往会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片面地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种故步自封,对学术研究绝非幸事。

将北宋皖南诗歌史这样的“大题目”,交由一个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来做,在很多人看来,或许过于冒险。但恕诚师却敢于放手,且最终完成任务,这固然离不开他对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条件的充分考察与评估,但这更是他这几年在硕士生培养环节中主动试验的结果。一直以来,基于对硕士生尚处于储备知识阶段的基本判断,一般不主张硕士生涉及大题目。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带来明显流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过于冷僻的小问题中,以至于造成一个硕士生即便是获得学位,也基本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专业素养还不如本科生完备。这诚然有违研究生培养的初衷,也会严重损害知识体系的传承。恕诚师常常引用《易经》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身上开展试验,鼓励他们敢于触碰大题目(老师曾有“放野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马由缰,不管不顾,殊不知,马儿只有在原野上奔腾起来,才能真正锻炼本领、砥砺意志。一味圈养,虽然草食无忧,但终将品种退化),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一思路从我所在的2006级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生中即得到充分体现。唐宋文学方向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集体指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届总共是11人,最后论文指导时,陈有斌、郑传锐、胡玉兰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诚师负责。我们四人个性不同,知识结构与主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恕诚师给我们四人确定的选题却无一陷于琐碎。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陈有斌对于作品较熟、又年纪稍长、且毕业后将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恕诚师给他设计了《李白与唐代诗歌》的题目。郑传锐韧性较强,长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题目就被确定为《唐代涉外诗歌汇考与研究》。胡玉兰是女生,根据她的情况,老师建议她做《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通过这些题目的撰写,同学们大都进一步地夯实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对于个人今后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给学生设计好论文选题,只是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为繁重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学生论文写作中,要密切跟踪关注,随时引导修改。但凡是研究生,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及时匡正,就会事倍功半。恕诚师虽然从战略规划上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但具体到实际的战术指导上,则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位学生的论文,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型,都经过恕诚师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导的学生,论文写作中推倒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程序上无疑是繁复周折了一些,但是那无疑是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如果轻易蒙混过去,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为师者的失职,更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不尊重,恕诚师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

作为仅有的几位硕士、博士阶段学习都由恕诚师直接指导并且未有间断的学生之一,我本人这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似乎更是对恕诚师培养指导研究生理念的生动诠释。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较为喜爱文学与历史,上大学读中文系之后,又有幸获得相对正规全面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对靠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研究生阶段如何组织学习,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撰写,我是不甚了解的,连续交上去几篇作业,都很不理想。这反映了我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导师组召集我们开会,询问我们的论文设想,我大着胆子提出一个题目,恕诚师当时并未表态。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见,认为那个题目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多属于文学研究,不利于发展与提高。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两都赋》与《二京赋》,我说知道(但直至当时,我对这两篇赋的作者归属,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学本科在文学史课上接触过相关名词)。于是他说,今年春天《光明日报》上面搞了一个“百城赋”,是写城市的赋作,与《两都赋》与《二京赋》渊源很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历代都邑赋的研究。当时听着老师平静的叙述,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是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竟然让我面对赋这种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当做两汉文学代表的文体,并且还要研究一个通代的发展史,这的确是我没有料到的。电话那头,老师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犹豫,于是让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见老师。坐定之后,老师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从当年三月开始收集的“百城赋”剪报,厚厚一叠,交到我手中。又让我利用假期时间,先阅读《文选》与马积高的《赋史》,熟悉熟悉赋这种文体以及都邑赋题材的基本特点,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接过了老师的剪报,也接过了老师的嘱托与期待,开始了一段在当时并不能确知未来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师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一是由于他在进行自己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赋这种文体的确有其特色,对文学史的正面推动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二是从《光明日报》当年所开辟的“百城赋”专栏并获得轰动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觉察到赋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仍拥有广大的受众,因此若就中国古代都邑赋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将会很有意义。而老师最终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由我来做,也同样是出于替我补课,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两年时间,我认真按照老师的指示,一头扎进图书馆内,一边阅读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一边积极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最终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赋史论》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等于再一次复习巩固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并且有重点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锻炼。这篇论文后来连续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安徽省第三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12年3月,我又获得了安徽省首届高校古籍整理优秀研究生奖,这篇论文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恕诚师为我在研一快结束时较早确定论文选题,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迷茫,不知方向。人其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觉得希望渺茫,原先还可能存在的豪情壮志自然就会衰退,也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沦、百无聊赖的境地中。此时如果能有一位伯乐及时指点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会完全改观。这篇论文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结果。在开始时,恕诚师并未对我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充分的空间。而等到真正进入论文写作中,恕诚师却又在旁全程指导,屡屡纠正我的错误,多次给我提供意见与材料,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压。论文中的《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等章节均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走出俳优》一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试想如果我抱着在付过去的态度,就不会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也就不会形成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撰写硕士论文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顺利通过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有幸继续跟随恕诚师攻读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与老师一直保持十分频繁密切的联系,从老师那里也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指导。

博士阶段的学习仍以论文为中心,早在入学之初,恕诚师便为我设定了《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论文选题。这一选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已故程千帆先生在与老师的通信中所提出的唐代外患在文学上的反映问题。后来老师虽然因事务繁忙,未能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但内心却从来没有放下。经过长期思考,老师认为在纷纷复杂的唐代外患之中,吐蕃问题最为关键,唐诗中有关吐蕃诗歌也占到全部民族题材诗歌的主体。抓住吐蕃问题进行深入解剖,实际上即可将其他一切相关民族联系起来,并且还可以有效避免研究对象过于零散的弊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2008年早春,在自治区首府拉萨市以及青海、甘肃两省藏区,发生了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一年多以后,乌鲁木齐等地的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与又在各地制造混乱,给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恕诚师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以及党和政府对事件的处置,并以其向来的敏锐眼光,意识到如果能将包括汉藏两大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梳理出来,论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则将会有力回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所编造的各种谣言。这是人文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时,这一选题又超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而具有了鲜明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2011年年初,恕诚师以“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课题论证中详细申述了选题的多方面意义。当年5月,选题获批,这本身就说明选题得到了业内专家的高度认可。

能够参与“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课题,协助老师进行研究,并以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这对我而言既是荣誉,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尽可能完成预期的目标,起初同样是忐忑的。读博的三年中,围绕这一课题,我的确做了大量工作,其间甘苦无需一一备述。然而更令我感动的,却是老师一直在身边的默默支持与鼓励。由于这一课题牵涉甚广,有很多问题超越了我已有的知识储备,所以经常需要老师的点拨提醒。为了尽可能保证论文质量,老师也毫无保留地贡献了他的全部智慧与力量。2010年6月底,我交了一份讨论大诗人杜甫有关吐蕃诗歌的稿子给老师,两天后,老师把稿子送还给我,在肯定题目可做的同时,也严肃指出了稿件所存在的问题,提示我重新调整思路,再拟新稿。于是在此后的两个月里,我留守校园,终于在8月底完成了《唐蕃关系视野下的杜甫诗歌》一文,投给《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并最终刊发于该刊2011年第5期上。回想起来,2010年的那个暑假应当是我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日子,夏日的芜湖,酷热难当,绝大多数同学都已返回家中消夏,而我却得留在宿舍枯坐,孤独地面对着电脑。我所住的这一层楼,曾经一度只剩下我一人。夜深人静,偶尔开门透风,竟发现长长的楼道漆黑到了阴森恐怖,以至于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幻觉之中。但是我毕竟是年轻人,再怎么艰苦也都是可以熬过去的,而老师则不顾精力大不如前、亟需静养调理的现实,花了大量时间修改我的论文。两个月间,围绕这篇稿子,师生之间竟然往还了八次。后来我翻检这批经过老师修改的稿件,发现有七八十页之多,几乎每一页上都布满了老师密密麻麻的批语、意见。如果没有老师的倾心斧正,文章不会形成最后的成熟面貌,也就不会赢得编辑们的认可,更不会正式刊发出来。感念之余,我也充满着欣慰,从2006年至今,我已经累积下近百万字经过老师批改、留有老师那圆润字迹的文稿,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文稿记录着我成长中的蹒跚前行的足迹,更浸透着老师所付出的心血。我常常会把这些文稿打开,沉思良久,我想这是我从老师那里所得到的最珍贵的财富。无论时空怎样变迁,无论人世怎样浮沉,这些文稿都将会被我永久地珍藏。因为这些文稿是我们师生之间心灵相通、情感相系的最直接见证者。这些文稿的背后,饱含着一位教师的求索与情怀。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第4篇

本文对二战以后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行分期,并逐一寻绎其演进历程;对其研究队伍的组成及其学术成果进行分类探究评估;对其学术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归纳并分析其形成的主要动因。

【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韩国/流播

一、韩国现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

二战以后中国古典文学在韩国的流播,可分为20世纪70年代以前,80年代到90年代初,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三个阶段:

第一,1979年前,主要是以介绍和普及性为主,而且限于《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据韩国学者统计,从1950年到1979年,共出版发表这类论著254种,其中50年代28种,60年代48种,70年代178种。整个五六十年代,汉代作家作品只有5种,明、清共5种,其余皆是上述作家作品①。这个时段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译注和介绍等普及读物有张万荣的《中国诗集》(正养社,1954),任昌淳《唐诗精解》(1956),李丙畴《杜诗谚解批注》(通文馆,1958),《杜诗谚解抄》(探求堂,1959),李元燮《唐诗》(玄岩社,1973),张基槿《陶渊明》、《李太白》、《杜甫》、《白乐天》(大宗出版社,1975),辛夕汀《唐诗》(正音社,1976),金学主《诗经》(探求堂,1980)等。此时也有少量研究论文出现,如硕士论文有张基槿《生活诗人杜甫的本领》(1954,汉城大学),许世旭《李杜诗比较研究》(1963,台湾师范大学),陆完贞《中国女词人叙录》(1965,台湾师范大学),金钟培《清真词订释》(1967,台湾政治大学),白贞喜《南渡三词人生平及文学研究》(1972,台湾大学),李章佑《韩退之散文研究》(1965,汉城大学),柳晟俊《王维诗考》(1968,韩国外国语大学),李章佑《韩昌黎文体研究》(1968,台湾大学);博士论文如许世旭《韩中诗话渊源考》(1968,台湾师范大学),柳晟俊《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1978,韩国外国语大学)等。但这些论文多是在国外即中国台湾地区高校完成的,并不能代表当时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水平。唯徐镜普《宋词形式考》(1958)、《近体诗形式考》(1959),柳晟俊《唐代古风格律考》(1977),陆完贞《宋词体制与音律关系研究》(1970)则是韩国首批研究中国诗歌格律和形式的专论;金龙燮《白乐天研究》(1957),车柱环《女词人李清照生涯》(1958)、《韩国词文学研究》(1-5)(1964-1965)、《〈高丽史·乐志〉唐乐散词校释》(1967),张基槿的《李白诗传》(1972),赵钟业《杜牧七言绝句初探》(1977),柳晟俊《李商隐诗风考》(1977),李章佑《李商隐诗研究》(1978)等,则是诗词方面首批作家作品论;1968年8月,金学主在《东亚文化》第七期上发表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则是韩国第一篇研究《西厢记》的论文,皆有开创性意义。在这个时段,诗学理论方面也产生两部专著:李炳汉《汉诗批评的体例研究》(通文馆,1974)和金学主《汉代诗研究》(广文出版社,1974)。前者分析论证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体例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以系统周密著称,后者分析汉代韵文的时代特色及其流变,以论证严密为其特色,对韩国汉诗研究的现代化皆起到奠基和导向作用。

六七十年代韩国还出现了两种仿中国古代诗话的"新诗话",一种是朴汉永的《石林随笔》,另一种是李家源《玉溜山庄诗话》。

第二,1981年到1992年。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的起飞,高等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水涨船高,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经费投入上都得到很大的充实和加强,反映到研究成果上,不仅论著数量显著增加,研究面也在拓广,研究深度也在加深。12年间,共产生研究论著1009种,相当于1950年到1979年30年间研究论著的3。9倍②。从研究面来看,唐代仍为历代之冠,六朝和宋代文学研究则有大幅增长:1950年至1979年研究六朝文学的论著为58种,宋代文学为24种;1980年至1992年六朝文学研究增至119种,为前30年的2倍多;宋代文学研究增至为141种,为5。8倍多。研究面也从《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拓展到各个时代的多数作家。据岭南大学李雄吉统计,1985年到1987年三年间,明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就有13篇,其中文论研究1篇,杂剧研究1篇,其余11篇皆是小说研究,诗文研究则付诸阙如。清代文学研究8篇,其中诗文及理论研究3篇,其余为《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孽海花》和《老残游记》等小说研究。六七十年代没有触及的元代文学也出现三篇杂剧方面的研究论文:金明学《〈梧桐雨〉研究》,金光永《元代杂剧研究》和李龙镇《〈汉宫秋〉研究》③。这个时段的研究手段也呈现多样性,研究层次也有所拓深。无论是研究者的考察角度还是编辑者的选题方向都考虑到研究手段的多样性和研究层次的拓深。

在这个时段的研究专著还有:金时俊《毛诗研究》(瑞麟文化社,1981),车柱环《中国词文学考论》(seoul大学校出版部,1982)、《中国诗论》(seoul大学校出版部,1989),河运清《李商隐诗研究》(通文馆1985),柳晟俊《王维诗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宋龙淮《秦观词研究》(岭南大学出版部1989),柳钟睦《苏轼词研究》(中文出版社,1993)等。

第三,1992年以后。1992年8月中韩建交以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明显增多增强:在电影电视方面,中国掀起"韩流"热和一批韩国影星的追星族;在传统文化方面,汉学则在韩国引起更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大批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言文学,其规模大大超过当年的遣唐使;韩国国内有150多所大学开设了与中文有关的系、部,从事中文教学的教授约有800名,几十个系、部已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据韩国学者统计:1950年至1990年韩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诗歌研究的论文、专著约有1282种,1991年至2004年8月,则为1118种,相当于前40年的总和。

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的中国古典文学在韩国流播,带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认识更加充分也更为理性,更注意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沟通。韩国学者吴台锡教授就提出中国诗学主导东亚地区人文传统这一观点。韩国学者柳晟俊也认为中韩建交以后的韩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韩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学是一门很有研究价值的学问,又是很有希望的研究领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在2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④。

二是趋向大型化、系统化,注重从基础工作做起,更带有学术总结性质。1993年韩国的中央研究机构"大韩民国学术院"发起对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整理和回顾,编纂《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论著解题》,分为"诗歌、批评"、"词、曲"、"小说"、"现代文学"四大类,由14位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分类整理出版。十年后,延世大学古籍研究中心教授全寅初主持《韩国典藏汉籍文献》整理,参加者有金长焕、崔溶澈、徐敬浩等韩国的汉学家。经过4年多的努力,编辑了12,500多种韩国收藏的中国典籍,为韩国学者乃至世界各国学者研究韩国的汉学史以及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韩国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则汇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从韩国诗话的开山之作高丽时代李仁老的《破闲集》到20世纪70年代李家源的《玉溜山庄诗话》,丛编共收集750年间129种韩国诗话,编成17卷,于1996年由韩国太学社出版,此是编者穷毕生之力而完成,也是到目前为止对韩国诗话资料收集最完备的资料汇编。韩国学者李章佑、车环柱等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资助下,正在编撰《中国文学研究史长编》,这套大型资料将汇集朝鲜半岛自三国时代和高丽朝以来所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以及学者资料,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动向,为编写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史"提供资料和学术参考,定期在《中国语文学》上。

三是学术视野更加开阔,更加强调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多样化。

比起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

注意拓展研究范围,强调接受多种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在实践中也更加自觉地进行尝试。在研究实践中,作家生平、生年和著作版本的考述,文学集团、文学风格的群类研究、体派研究,文学体裁的体制、声律研究,发展史中的流变研究、时段研究,以及总论、综论的宏观研究等;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考证训诂等文献学研究方法,知人论世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文艺学研究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接受美学以及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等西方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其中以比较研究为多。

目前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韩国学者柳晟俊以唐诗研究为例,认为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引用诗文的韩译不够准确,误译不少";"古典诗歌研究人员的比例正在减少,优秀人才转向语言及现代文学领域";"忽视诗话、散文、小说等方面的传统理论,往往倾向于美学等西方美学理论";"应提高人们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的意识,保持以韩国汉文学为主的研究态度"⑤。

二、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征及相关思考

出于不同的地域政治、民族习性和其思维方式,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着独特鲜明的研究特征,认清和思考这些特征,对扩大中韩之间学术文化交流,对加强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乃至认清我们民族自身的特点都是有相当帮助的。

第一,汉学是韩国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推动和孕育了韩国主体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从文化传承来看,韩国比世界其它国家更多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无论从"中语中文科"在大学所占的比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队伍所占的所在国人口和研究人员比例,还是从中国古典文学在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中的位置,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韩国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纳,虽不排除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但主要是为了韩民族自身的文化建设,而且在其接受过程中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也在逐渐上升,随着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养成和强大,就会有意识地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进行切割、屏蔽和取代。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现实需求,更加速了这个演进过程。

我们知道,古朝鲜没有文字,无论是三国时代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还是统一后的新罗时代和高丽王朝,上层贵族普遍使用汉字,因此汉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自然也就成为古朝鲜的主体文化思想。但到了15世纪中叶的李朝世宗时代,随着韩文字(训民正音)的创立,韩文文学遂逐渐取代汉诗文成为朝鲜文学的主潮。朝廷重臣卢思慎、姜希孟着手编辑从高丽到李朝五百年间的韩国人诗文总集《东文选》,以此取代《昭明文选》和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作为韩国文人的范本。与此相似的还有成宗五年(1474)成书的徐居正的《东人诗话》。这部诗话专论韩国作家作品,被开始强调民族文化的李朝文人称为"自有诗话以来,未有如此精切者也"⑥。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

韩国这种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从仰慕、吸纳再到屏蔽、切割、独立的演进过程,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对韩国学者和政治人物来说,对此认识是很理性和自觉的。上世纪末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是韩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新文化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发扬光大韩国的文化传统。韩国外国语大学柳晟俊教授在谈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目的时说:"韩国中国文学研究家的最终研究目的,在于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并为真正确立其地位作出贡献。"⑦淑明女子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是韩国颇有影响的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单位,有研究人员50多人,它的研究宗旨就是"对中国的学术文化进行综合研究,为创造本国新的历史和树立新的价值观作贡献"⑧。

其次,这种对外国或外民族文化从仰慕、吸纳到屏蔽、切割再到取代、独立,不仅是韩国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心理,即本位文化心理的表现。

文化是一个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概念,它是一个民族经过千百年积淀而形成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必然选择。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类型,从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交流也由此而产生。然而,超地域的文化交流又不得不面临两大障碍:一个是地域隔绝,一个是心理的排斥。这二者使文化交流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引发各类矛盾与冲突,并折射出该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心态。对于朝鲜这个民族来说,在历史上对周边大国有着太多的依赖,文化上不必说,就是在国家政治上也是如此。当这一切成为历史,韩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后,国民的思想感情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往日恭顺依赖的纪录成了今日不愿提起乃至刻意回避的历史,要抹去这种历史的集体记忆,当然首先要从历史文化入手,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回归文化本位主义,这个民族才有精神支撑点,才不至于切割之后造成本民族的文化真空。我想,只有看到这一点,才不会为当前的"中华文化热"和各国纷纷成立的"孔子学院"而盲目乐观,从而断言"21世纪是中国儒文化世纪";也才能对世界各民族竭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见怪不怪,以平常心待之,继而表示尊重和理解,不会误解为对方在"排华"和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唯有如此,世界各国才会国无论大小,文化没有尊卑,从而在文化领域创造出一个宽容和谐的世界秩序。

第二,台湾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韩国学术影响深远。1992年中韩建交后,大陆与韩国的学术交往日渐频繁,但韩国的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则在上世纪50年代初即已开始开始,其主要影响源于台湾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在学术队伍构成上,在台湾高校完成学业的韩国学者占很大比例,以中国词学研究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韩国共培养这方面的硕士16位,其中只有5位是在汉城大学或岭南大学完成学位,其余11位学位均在台湾完成学位,占总数的64%;从1982年到1998年共培养这方面的博士15位,其中有8位是在台湾完成学位,占53%。在诗文和小说方面也接近于这个比例。从当前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队伍现状来看:50至70岁的"长辈"绝大多数曾求学于台湾高校,成为台静农、代君仁、郑骞、屈万里、王梦鸥、卢元骏、潘重规、罗联添、邱燮友等台湾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的弟子,这批台湾学者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构成了今天韩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在台湾高校完成学业的更年轻的一代车美京、金元中、崔真娥、金卿东、李锡镇、朴永焕等目前也陆续成为学术带头人,是当前韩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最活跃的一批学者。这种学术传承自然会深深影响着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治学方向和研究方法。

在治学方向上,韩国学者喜作全方位考察,做那种包括作家生平、思想主张、作品内容、艺术风格、著作版本的包揽式研究,如《孟浩然诗研究》、《杜牧诗研究》、《王维诗研究》等,而这正是台湾学者的专擅。

在研究方法上则倒过来,多微观方面的观察和思考,论文以小中见大见长,如郑在书《李商隐咏物诗中的人生感慨--从咏花诗谈起》,尹顺《〈山鬼〉中的巫仪考察》,崔真娥《〈驱傩行〉中的傩戏》,金寅浩《文学中"归"研究》,宋龙淮的《晏殊感时词小考》等。这是台湾学者喜用的研究方法。

第三,民间研究机构的普及和运作上的专业、灵活。韩国的学术研究有个很明显的特点:由民间推动,由学者自由组合,非常众多和普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这类学会有20多个,按人口或研究队伍的比例,远远超过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更不用说俄罗斯和欧美。其中最主要的有韩国中语中文学会,成立于1971年,是韩国专门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最大的一个学术团体;韩国中国学会,创立于1962年4月,由汉阳大学、汉城大学、成均馆大学等20多所韩国著名大学200多位学者组成;岭南中国语文学会,成立于1982年,亦是以研究中国语言文学为主。其余涉及中国文学研究的学会和学术刊物还有:韩国中国语文学会,学术刊物《中国文学》;韩国中文学会,《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学研究会,《中国学研究》;中国语文论译学会,《中国语文论译丛刊》;中国语文研究会,《中国语文学志》;东方汉文学会,《伏贤汉文学》、《东方汉文学》……

第四,注意中韩文学以及学者、论著之间的比较研究,重视古、现代文学研究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研究。各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都会产生一些有歧义的问题,韩国学者很注意对此进行集中探讨和比较,尤其是韩中作家作品以及学者研究成果之间的比较研究,这是韩国学者一种很好的研究风尚和学术传承,早在韩国诗话开山之作--高丽朝高宗时代李仁老的《破闲集》中,就注意将韩国诗人所作的汉诗与中国诗人诗作作横向比较,意在表彰师法中国诗人又有创意的韩国诗人。韩国杰出的诗人李奎报在其创作谈《白云小说》中谈到自己对宋代诗人梅尧臣诗作认识上的转变:早年"读梅圣俞诗,实行窃薄之,未识古人所以号诗翁者。及今阅之,外若苶弱,中含骨鲠,真诗中之精隽也"。其中还谈到他与高秀英对韩国诗人李山甫《览汉诗史》的不同评价。韩国忠南大学在1999年7月召开"东方诗话第一次国际学术发表大会",专门针对"诗话"的概念、范畴和定义展开研讨比较。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乃至中国学研究的一些学术会议主题往往都很具体、专门,强调两者之间的探讨、比较,不作"唐诗"、"宋词"、"元人杂剧"这类泛泛之论。2003年8月,韩国中国学会召开的"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主题是"中国学研究方法论探索"。专门探讨比较韩、日、欧美以及海峡两岸汉学研究方法论上的区别与得失。韩国的国学资料院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东方文学比较论文集,主要比较中、韩、日等国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研究理论、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差异,并列举若干个案进行分析,这套丛书题为《冲击与调和: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丛书》,目前已出版3辑。在研究论文方面,这类研究成果更多,如前面提到的柳晟俊教授多年来就致力于唐诗和韩国的汉诗之间的比较研究,陆续发表有《王维与申纬两人之诗风》、《罗唐诗人交游之诗目与其诗》、《王维与李朝诗人之影响考》、《〈全唐诗〉所载新罗人诗》、《罗唐诗人交游考》等一系列论文,最近又有专著《王维诗比较研究》问世。在这本新著中,作者着力于王维对韩国汉诗的影响研究,提出了王维诗对韩国汉文学的影响不亚于李杜、韩柳、欧苏的新结论。

另外,韩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还很重视古、现代文学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研究。韩国的中国文学教学不像中国大陆这样专业,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甚至古代文学中的先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都有严格的分工,而且互不关涉,倒是有点类似台湾,许多学者都是兼跨古、现代文学,甚至语言学。如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姜启哲教授,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古代戏曲,但同时也研究现代戏剧,发表过《中国新剧论稿》、《中国新剧与新月派》、《中国新文学与中国新剧运动研究》、《中国话剧研究》等论文。李永求教授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现当代小说,但他也写过不少古代文学的论文,《京本通俗小说研究》、《嵇康研究》、《嵇康之影响》、《钟嵘之〈诗品〉》等,同时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韩国文学之间的比较。朴宰雨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致力于《史记》的文学性研究,1990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史记〉〈汉书〉传记文比较研究》,但与此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80年代先后发表了《鲁迅的时代体验与文学意识》、《巴金的〈家〉和卢新华的〈伤痕〉》、《巴金的文学与思想》等论文。90年代以后更将其主要精力转到韩中文学交流史方面,但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研究也并未终止。柳晟俊教授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唐诗研究专家,但他也兼及新诗,对中国海峡两岸的现代诗歌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

沟通古今,兼顾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将包括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是注重文学传统,将中国文学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很好途径;也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体现当代人文关怀,以提供经验或揭示规律等方式来丰富和发展当代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样,古代文学研究才不会与当代社会疏离,才不会被边缘化,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韩国的这种研究中国文学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以启迪。

注释:

①柳晟俊:《解放而后到1990年代的中国诗研究概况图表》,《韩国学术资料》,人文社会科学编第2辑,大韩民国学术院2001年版。

②吴台锡:《韩国的中国诗研究试论》,韩国中国学会《第23次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2003年8月。

③李雄吉:《近刊学术资料目录(国内部分)》,岭南中国语文学会《中国语文学》1988年第7期。

④⑤⑦《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⑥崔国华:《东人诗话》"后序",见邝健行等《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页。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荆钗记;研究;综述

《荆钗记》居四大南戏之首,自1980年以来的研究论文虽然不多,但是却涉及到了研究的许多方面,本文试图从以下几方面对《荆钗记》的研究作以综述:版本、作者、本事、主题、结构、形象、艺术、改编。

一、关于版本研究

俞为民在其《的作者与版本考述》中认为,《荆钗记》现有全本流存的共有六种,皆为明刊本,分别是题作《影钞新刻元本王状元荆钗记》的嘉靖姑苏叶氏刻本、题作《新刻出像音注节义荆钗记》的万历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题作《重校古荆钗记》的万历金陵陈氏继志斋刻本、题作《李卓吾先生批评古本荆钗记》的万历刻本、题作《屠赤水先生批评古本荆钗记》的万历刻本、题作《荆钗记定本》的毛氏汲古阁刻本。他将这六种版本按时代的先后、与元本的关系以及具体曲文划分为两个系统,即影钞本为一个系统,其余五本则为另一个系统。他还指出,两个系统之间有着承继关系,并比较了两个系统的版本在剧本形式、曲调形式、语言风格、场次安排及故事情节上的差异。

接着,他又指出,在上述六种版本以外,还有另一类明刊本,是收入《风月锦囊》之中题作《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荆钗》的节选本。

接着,他又列出了全本之外收录有《荆钗记》单出的明清折子戏选集,他将这些选集列表作以汇总。

吴琨在其硕士论文《论及其传播》中也讨论了《荆钗记》的版本问题,他认为流传的全本《荆钗记》主要有八个版本,除了俞为民先生在其《的作者与版本考述》中论及的几种外,还有明万历十三年题作《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节义荆钗记》的金陵世德堂刻本。接着他又列出了明清曲选中散出的《荆钗记》以及收录有《荆钗记》散出的曲谱。

二、关于作者研究

关于《荆钗记》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李景云、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邱、朱权、温泉子等,均未成定论。

俞为民在其《的作者与版本考述》中认为《荆钗记》的作者为宋元时人。他举了三条理由:一是《南词叙录》将《荆钗记》列入“宋元旧篇”之中,而在“本朝(明)传奇”中,也列有《王十朋荆钗记》一目,且注为“李景云编”。由于李景云为元代人,而他的《荆钗记》又是根据前人的《荆钗记》而改编的,所以作“宋元旧篇”《荆钗记》的作者当然又在李景云之前了,不可能是李景云之后的朱权。二是《南曲九宫正始》之中所引录《王十朋》的曲文,都题作“元传奇”。三是四大南戏除《荆钗记》之外的三种都是宋元时期的作品,所以位于四大南戏之首的《荆钗记》,产生年代肯定不会比其他三种晚。他的结论是:《荆钗记》的作者为宋元时人。这里俞为民先生论证了作者的年代,但也未指出作者具体是谁。

侯百朋在其《从方言俚语谈的作者》中认为,《荆钗记》的初作者,只能是温州的书会才人。这里也只是论及了作者的籍贯和职业,并未指出作者具体是谁。

三、关于本事研究

钱志熙在其《王十朋与本事之谜》中列出了流行的三种说法:一是因王十朋的弹劫而罢相的史浩子侄衔怨编造的;二是陈留人报复永嘉人之说;三是说钱玉莲和孙汝权都确有其人。最后他指出:上述三种说法……它们有可能都是虚构出来的。当然,也有可能都是有事实依据的。而且至少有两种是可以同时存在。也就是王十朋或许真有类似的故事发生,被史浩子侄所利用,编写传奇,添油加醋。也许,这永远是戏剧史的一个谜。

四、关于主题研究

赵景深在其《谈》中认为,《荆钗记》是在突出封建社会的婚姻悲剧,同时它又揭露了一些有关封建制度的本质的东西。例如它批判了当时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批判了继母对前妻子女虐待的这一不合理现象,同时它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政治的黑暗和社会恶势力改人民带来的危害。

徐祝庆、马美信在其《关于的评价问题》中则认为,《荆钗记》实质上是一首封建道德胜利的赞歌。

金宁芬在其《略谈的主题思想及艺术成就》中则认为,《荆钗记》歌颂了爱情的胜利,歌颂了为了爱情而与社会恶势力反抗的精神,并揭露了权相富豪的横行不法与贪财爱利之徒的低劣卑下,并激励人民为了自己的爱情进行不屈的斗争。

李国显、夏洁在其《伦理道德下蕴涵的悲剧精神——新解》中认为,《荆钗记》是在表现敢于反抗的悲剧精神。“将文作赋,虽无好句,自有奇功”,《荆钗记》写作的目的就是期待奇功。当时读书人的理想都是出仕,而当时的环境让他的理想难以实现,所以他便借此抒发对社会的不满。

五、关于结构研究

金夕中在其《浅谈的结构艺术》中认为,《荆钗记》在结构上最显著的持点是主线突出,简洁凝炼……在结构方面的成功,还在于非常巧妙地组织戏剧冲突……在结构上的另一个持色是针线细密,结体谨严……《荆钗记》在结构上也有它的缺点。这主要表现在戏的后半部后劲不足,有嫌拖沓,有些情节,如十朋母亲的“祭江”……有些出则由于作者阶级和历史局限,在歌颂男女主人公反抗恶势力的坚强不屈的性格的同时,又不恰当地把他们当作“义夫”、“节妇”来赞美,从而又增加了乏味的情节。

六、关于形象研究

关于《荆钗记》中人物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人公钱玉莲和王十朋身上。

关于钱玉莲的形象,于海鹰在其《万千心事诉与谁——说中的钱玉莲》中概况了两种评价:一是“节妇”形象,正如作者在开宗明义“家门”中所言,此剧宗旨在使“义夫节妇千古传扬”。钱南扬先生在其《戏文概论》中就持这一观点。而近人多赞其品德高尚,也可以说是与这一观点一脉相承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钱玉莲的“守节”实质上是“守情”,她传导给观众的主要感受就是她对爱情的忠诚。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中就持此说。

而于海鹰自己则认为,钱玉莲的“守节”实质上是对自己追求的一种执着和固守。她所做的是对自己生存状况的主动把握,是对关乎自己终身大事的主动追求。

关于王十朋的形象,吴琨在其硕士论文《论及其传播》中认为,王十朋的身上体现的是普通人的思想与道德立场,而这种立场能与普通人产生共鸣。在当时的封建文化中,对于男女双方来说,婚姻是不平等的。而在王十朋身上,普通老百姓看到了婚姻的平等,看到了男女双方都应该对婚姻忠诚,夫妇双方应该相互扶持。

七、关于艺术研究

吴琨在其硕士论文《论及其传播》中认为,《荆钗记》的语言风格是俗中有雅与情文相生。

金宁芬在其《略谈的主题思想及艺术成就》中则认为,明徐复祚《曲论》云:“《琵琶》、《拜月》而下,《荆钗》以情节关目胜”。此言可谓中肯。情节的曲折,来源于一个接一个的矛盾冲突,关目的动人,取决于作者新颖、别致的构思……《荆钗记》作者已注意到以人物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冲突中的不同表现来刻划人物的不同性格。

同时,他又认为,《荆钗记》在艺术上也有许多粗糙、不足的地方。例如,人物形象还欠丰满,有些次要人物性格自相矛盾,语意重复或与情节发展、突出主题关系不大的冗词赘句较多,针线不够严密等等。

八、关于改编研究

王宝云在其硕士论文《的现代改编研究》中对其改编概况、艺术创新、艺术缺陷和舞台呈现分别作了论述。简要如下:

现代改编本主要有:李丹林藏京剧本《荆钗记》 、赵循伯改编川剧本《荆钗记》、范正明改编昆剧本《荆钗记》、 翁偶虹、王颉竹、何异旭改编昆剧本《荆钗记》、 洪兰、马赛、盛燮改编越剧本《王十朋》、张思聪改编越剧本《荆钗记》、河南省曲剧团演出本《荆钗记》、黄文锡改编赣剧本《荆钗记》、王菲改编潮剧本《荆钗记》。

现代改编的艺术创新主要表现在:情节结构的变更、关目漏洞的弥补、人物形象的变化、伴唱手法的运用。

现代改编的艺术缺陷主要表现在:关目漏洞的“合理”延续和情节简化时的容量受损。

现代改编的舞台呈现主要表现在:古典韵味与现代舞台布置、传统造型与新的形象设计、以虚为实与充分的虚实结合。

综上,本文对1980年以来《荆钗记》在以上几方面的研究略作综述,其中有些是客观事实的研究,有些是主观取向的研究。客观事实同归于真,以实证逻辑为经;主观取向各求于美,以百花齐放为纬。后之学者,把经揽纬,共同携手,织就明日的锦绣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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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黄

黄在元代中后期影响颇大,但他在历史上却不是显眼的人物,他的渊深和高致往往被忽略,但是黄的人格操守一直颇为后世士人们所称道。随着元代文学研究的加强和学术界对婺州地区、金华学派的关注,有关黄的研究已经开始,但始终处在一个不温不热的状态。

一.有关黄研究的论文

在台湾,1971年孙克宽先生在《儒雅雍容之黄―金华文学的第三位人物来研究,这是笔者所能见到的关于研究黄的最早的文章。时隔多年,许守泯先生才在1997年的“元史暨宋元文化研讨会”上宣读了《黄及其士人角色:元代江南士人理想与实践》,后来又有了萧启庆先生主编的《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元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以金华黄为例》一文。

在大陆,对黄进行最早且至今仍是最详尽研究的是徐永明先生,徐先生的硕士论文就是以黄为考证对象,并发表了《黄与婺州学风》、《黄的政治心态略评》,后来通过黄了解到其所在的婺州,并因此形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元代之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下编考证篇中有一篇黄年谱。此外,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纪兰香的硕士论文《试论黄的诗文创作及其文学观》以及随后发表的两篇论文《黄交游考》、《论述黄的题画诗》也对其进行了详细研究。另外,查洪德先生的论文《在矛盾中求融通―黄的学术思想探讨》,也较有启发意义。下面对上述论文作简要分析:

(一)台湾

1.《儒雅雍容之黄―金华之学述评之三》

文章主要论述了黄的家世生平、师友交游和对黄的诗文评价。关于黄的生平和家世,资料完备;关于黄的师友交游,只提及与黄关系亲近或者对他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关于黄著作;本集的版本问题;诗歌,对于黄诗歌的整体评价并不高。

2.《元代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以金华黄为例》

许守泯先生曾在1997年的广州“元史暨宋元文化研讨会”上宣读《黄及其士人角色:元代江南士人理想与实践》一文,文章以黄为例,说明江南士人如何于现实环境的局限与无奈下,调整其处世态度和仿真而实践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处理的问题着重于黄的家世、仕途、以及元代政治环境对江南士人影响下其出仕理念的探讨。本文则是对上篇论文的延伸研究,作者之所以选择黄,最主要的原因是:黄的交游网络和仕宦经历颇能呈现一位江南士人出仕的典型历程。

(二)大陆

1.《黄与婺州学风》,《黄的政治心态略评》

大陆学者对黄进行最早且至今仍是最详尽研究的是徐永明先生,徐先生的硕士论文就是以黄为考证对象,并曾发表了《黄与婺州学风》,《黄的政治心态略评》。

2.《在矛盾中求融通―黄的学术思想探讨》

本文主要探讨在元代以融通为特点这一大背景下黄学术思想的融通,呈现出兼重义理和事功,博采心学、气学以及传统儒学甚至老庄之学的融通各家之势的特点。

3.《试论黄的诗文创作及其文学观》《黄交游考》《论黄的题画诗》

本文分五章论述。第一章“生平、思想、著作”。第二章“黄诗歌探析”,第三章“黄散文探析”,第四章“黄对后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发表了《黄交游考》一文。文章根据黄及其同时代的众多作家的文集、对黄的交游情况作一番梳理,从而大致展示了黄一生的交游事实。《论黄的题画诗》,黄的题画诗或再现画面、或借画抒怀、或揭示画旨,对元代社会上种种不平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隐逸情怀,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淡泊从容而又光明磊落的士大夫精神。

4.《黄书画和他的士大夫精神》

本文从黄的学问、书画、独特的士大夫精神、与浙东士大夫群四个方面来论述,展现了黄一生从容淡定,操守儒学精神甚严,学问谨严是古代士大夫中难得的坚持操守、表里如一、身体力行的人,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之“正”者的典型。

5.《简论元代文学家黄的文学思想》

本文主要阐述了黄在文学思想上的“师心”、“任气”等观点,并说明这些文学观点对明朝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有着先导作用。

6.《黄诗歌的人格映现与美学特征》

本文联系黄生活的时代背景,生平经历、思想状况,根据其诗歌作品全面客观地探究黄的人格操守,并从家世、家乡环境、出入儒、释、道三家,三方面探讨其人格形成原因,最终揭示出其在这种人格操守下所形成的以清和雅健为主要风格,以宗唐得古为艺术追求。

7.《论黄的诗学思想》

本文论述了台阁文臣黄的诗学思想即咏性情、出之自然的创作倾向。另外,孟子诗学在史学、心性、文气等层面上也深深影响了他对诗歌的认识,如他诗歌中的林泉之想形成了一种与山水画境界相通的清秀之美。

8.《试策与黄的政治胸怀》

本文通过对黄的试策分析,为黄被学界认为一味颂圣颂时而漠视时局这种观点进行了,因为黄文集中大量的策问以及《三场文选》中选录的乡试对策中涵盖了广阔政治内容,体现出经世济用的特点。

9.《徐谦-黄-宋濂佚文辑考》

本文辑录了《双溪戚氏宗语》所载的《文懿许公上仲威公书》、《文懿许公上仲威公第二书》、《文献黄公上仲威公书》,《诸暨县志》所载的《元黄晋卿复吴长卿》,《高城吴氏宗谱》所载的《吴氏宗语序》,分别是许谦、黄、宋濂的佚文。这些文章的发现,对研究作者的思想、交游及其个人全集的编辑出版,对当今重大文化工程《全元文》、《全明文》等的编幕,均是十分有意义的。

10.《元黄六月十一日帖考》王连起

本文从文字内容和书法风格两方面论证此帖为黄书,上款德懋即赵孟倾人章德懋,元人中只有黄与之交厚。徐一夔《始丰稿》中黄氏弟子王所说黄氏有的记载则揭示了黄氏题跋文稿各不相同的原因。

二.有关黄研究的专著

迄今为止,有关黄研究的专著几乎没有,只有徐永明先生的著作《元代之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中有一篇《黄年谱》。查洪德先生的著作《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和诗文》也是只有一章关于黄的研究。

三.关于黄的生平家世研究和著作版本研究

关于黄的生平研究,以徐永明先生著作《婺州作家群研究》中的《黄年谱》最为详尽。其次是孙克宽先生的文章《儒雅雍容之黄》中的考证。

四.诗文及其思想研究

(1)诗

孙克宽先生认为,黄的诗在元代似乎并不为名家所重,学生宋濂撰行状,序他的文集,都只推崇他的文章,明清人诗话也绝少提及他的诗句。

(2)文

孙克宽先生认为,黄实以文名朝野,《元史》本传评他的文章说:“之学博极天下之书,而纳之于至精。剖析经史疑难,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属,旁引曲证,多先儒所未发。文辞布置谨严,掾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声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万顷,鱼鳖蛟龙潜伏不动,而渊然之光,自不可犯。”

(3)策问

黄文集中的试策的分析,为黄被学界认为一味颂圣颂时而漠视时局这种观点进行了,因为黄文集中大量的策问以及《三场文选》中选录的乡试对策中涵盖了广阔政治内容,揭示了黄在政治领域的关注重心与思想倾向,体现出经世致用的特点。

(4)文论、诗论、学术思想

黄的文学观主要体现在序跋。目前学术界对黄的文学观关注不多,在一些文论选和文论史中有所提及,如《宋元金文学批评史》肯定了黄提出的“诗生于心”、“本于人情”,写“身之所履”。也肯定了黄针对当时文坛复古副窃之风提出“辞必己出”等观点,但同时认为黄继承了理学家“师心”说的文学观。

(5)政治心态

在异族统治的元朝,当大多数的汉士对蒙古人充满了仇视,对元朝产生了普遍的离心倾向时,黄政治心态比较矛盾。一方面黄有很强烈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如他的《上宪使书》。另一方面,黄与异族统治者的合作是有隔阂的,这使他晚年萌生归隐的念头。

迄今为止,关于黄的研究仍然只是为数不多,影响不大的几篇论文、专著中的某一章节简单涉及。但是对于黄的生平家世、交游、诗歌、散文、策问、以及其中所体现的诗论、文论等学术思想和政治心态、政治思想都已经有所涉及,而且在各种元代诗歌选集、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中,黄都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2]守泯.《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2月.

[3]徐永明.《元代之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4]查洪德著.《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和诗文》[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8月第1版.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第7篇

林小发1968年生于瑞士比尔,曾在中国生活超过25年,200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专业,导师是楼含松教授。

翻译了17年,被认为像《魔戒》

引起更多中国读者关注的是,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王蕾将德语版《西游记》的开头部分回译成现代汉语,发在微博上:“有一首诗说:太初混沌不分/天地晦暗地混淆在一起/万物模糊,横无际涯/谁都没有见过那时的景象……”

中文版《西游记》的原文是“诗曰: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

“不小心当了网红”,王蕾说,微博里的这篇回译之作,浏览量高得不同寻常。很多读者看回译,觉得是类似《魔戒》的史诗。

王蕾认为,回译的《西游记》,有些像《魔戒》作者托尔金的作品《精灵宝钻》。

学者李天飞也被王蕾的回译触动。在他眼中,《西游记》本有市井小说的特征,带着戏谑。德译,再回译,文本带有了西方文学的壮美和悲剧感。

中国读者的反应,林小发根本没料到,“但现在想想当然也不奇怪”。

林小发翻译这部中国古典名著,足足花了17年。对她来说,漫长翻译过程中的成长与挫折,恰恰应和了《西游记》的主题――取经。

在自述中,林小发写道,她在翻译过程中尽量读了一些构成明代文人常识的经典,包括四书五经、佛经,还有与《西游记》相关的一些道教经典,如此一边阅读一边调查研究,“翻译过程也就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取真经’的过程。”

她还到处走访寺庙、道观,向大德高僧请教书中一些深层涵义的解释;大量阅读18和19世纪的德国文学,从歌德等人的诗歌中感悟修辞技巧。

“与其说牺牲了长达17年的时间,不如说是在不知不觉地挖掘一个莫大的宝藏,一个不朽的精神世界。”林小发写道,“译本出版了之后,我从许多读者的反馈得知,小说在这些方面的寓意得到了有效的传达,对此我深感欣慰。”

在浙江大学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西游记》

林小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来得很突然。1983年,中国广西的一个杂技团访问比尔,林小发被介绍册上的中国字迷住,开始自学中文。

有网友激动地认出了她:“这是我读研究生时的老师呀,瑞士人,年她是坐着火车哐哧哐哧穿越欧亚大陆来到中国。读的是中国美院版画系。特别淳朴,特别不物质,我们经常看她骑着那种后座带娃的二轮上下班,眼神特别干净。”

上世纪90年代,林小发来到中国,在中国美院书法系和版画系学习。偶然的机会,她在上海古籍书店读到了《西游记》,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代世界观深深吸引了她。

1999年,读过原著和两种德文译本的林小发自己动手翻译《西游记》。

翻译越深入,林小发越察觉自己的不足。她特地去浙江大学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硕士论文主题是《西游记》的“正路”思想。

林小发在浙大的导师楼含松说,林小发其实还有一个中文名,叫林观殊:“她读研究生的目的也是很强的,就是为了做好《西游记》的翻译工作。”

因为楼含松写过《西游记》的研究文章,林小发拜他为师。楼含松回忆,林小发的中文水平很好,完全称得上是中国通。“我不懂德文,跟她都是汉语交流,我们讨论《西游记》多一点。她毕业论文探讨《西游记》的主题,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老师们对她评价都蛮高的。”

“她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作,真的非常了不起!我为她感到高兴和骄傲!”楼含松说。

林小发非常低调,对获奖之事不愿多说。对于《西游记》又翻回中文一事,远在瑞士的林小发表示:“若能激起中国人重读原版兴趣的话,我很开心。译回中文有趣,能读原著是福!”

在德语国家文坛,《西游记》原来是不存在的

因为不懂德文,楼含松还没看过《西游记》的德文版。

德语世界原来有《西游记》的两种译本。一种是1962年翻译出版的《西方朝圣》,依据是中文原版及一百回俄文译本,但采取总结性的翻译方式,诸多的诗词、回目、对话等均被删除。另一种转译自1942年出版的英文节译本《猴子:中国民间小说》。《猴子》由英国汉学家阿瑟・韦理英译,胡适作序,翻译了原书100回中的30回。英译本主角名叫“猴子”,没有回目,也未翻译诗词。

因此,在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林小发曾对媒体说,“我所翻译的是完全未删减的,因此可以算是第一本完整的德译本。我用的中文原版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西游记》,这个版本以清代的《西游证道书》为底本。相对于更常见的明版本,这个版本经过了一些文笔润色,也删掉了一些描述性的诗歌。比如,师徒三人取经路上遇到一座山,这座山怎样怎样。如果把这种描述性的诗全都翻译成德语,会占很大的篇幅,而且也不太符合德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在亚马逊上,林小发译的《西游记》定价88欧元。据悉,德国图书普遍在20多欧元。

“在德国,知道《西游记》的人非常少。练气功,学太极拳,对中医感兴趣的人可能听说过《西游记》的一些片段。”林小发说,“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却鲜为人知。对于这么伟大的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实在是非常可惜。”

所以,在林小发的印象里,“在德语国家的文坛,这本书原来是不存在的。”

书里的神仙鬼怪有了德文名字

《西游记》人物繁多,同一人物还可能有别名。主角孙悟空,就另有美猴王、齐天大圣和行者等诸多称谓。林小发的处理是:孙悟空音译,其余意译。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毕业生告诉记者,在林小发翻译的《西游记》里,行者、悟空、大圣间隔出现。而书中出现的南海观音,是用梵语里的菩萨概念+中文拼音(Guanyin)翻译的。

“唐僧”怎样译,林小发犹豫好久,先用汉语拼音“Tangseng”,后来改译为“来自中国的高僧”。原文里的“唐”,她翻译成“China”,这样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古代中国。

神灵和妖精名的译法,需要想象力,比如,麒麟山小妖有来有去,译为“又来又去的那个”。

“出现在回目和诗词中的一些道教术语,如金公木母、婴儿姹女等,直接字面翻译成德语很容易,但这不是我的翻译方式。”林小l认为,翻译之前必须理解透彻,否则无法把真正含义传达给读者。

人名、习语之外,小说涉及的专有名词,是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最大困难。

最初译出了10回后,林小发曾把译稿和小说简介寄给几家出版社,都遭婉拒。大约有10年,她都没找到愿意出版德译《西游记》的机构。是否继续翻译,她也踌躇过,但终究没有放弃。在林小发的印象里,除个别人略知一二,德国人与瑞士人对《西游记》几乎一无所知。

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林小发译《西游记》首发,黄色封面,封面上美猴王手搭凉棚眺望。

小说有50多页后记,其中18页是详细的神仙列表。林小发还介绍了神仙的世界、《西游记》故事的形成等。

Eva Lüdi Kong received Leipzig Book Fair Prize for Translation in 2016. Her translation in German was (Travel into the West). It i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an at least 400 year old Chinese novel known as .

The translator’s honor was made widely known to Chinese people by a re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German book back to Chinese, done by Wang Lei, na editor with Yilin Books specialized in translated foreign literary books. The retranslation went virile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Many commented that it read like by English author and scholar Tolkien. The original Chinese story, its authors unknown, entertained grassroots people living in cities across China during its slow evolution into a classical novel. It offers fun and satire. When it was translated back from the German version, the text offered a touch of magnificence of western classics and tragedies, commented Li Yunfei, a scholar specialized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masterpiece.

Eva Lüdi Kong wasn’t prepared for this kind of response from Chinese readers. But on second thought, she didn’t find it surprising.

It had taken her a good 17 years to translate the Chinese novel. The translating is somewhat aptly compared the journey of hardships and trials the four pilgrims takes in the novel.

In China, the translator is known as Lin Xiaofa, her Chinese name, with her real name largely unknown. Her Chinese name is easy to read and remember.

She is a citizen of Switzerland. She fell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1983 when a troupe of Chinese acrobats from Guangxi, China visited her hometown. The Chinese words printed on a show program took her fancy. The 15-year-old girl began to study Chinese.

She has spent 25 years in China and a big part of the 25 years she spent in Hangzhou, the capital city of Zhejiang, a province south of Shanghai. In the 1990s, she studied calligraphy and printmaking at China Academy of Art in the city. She ran into in a bookstore in Shanghai.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view as revealed in the novel fascinated her.

In 1999, she began to translate the book after reading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the two German translations. Pretty soon she ran into problems she wasn’t able to solve. She enrolled into a graduate cours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where she studied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he knew exactly what she wanted from the graduate course. She wanted to get her translation right,” recalls Lou Songhan, the graduate supervisor at the university. Her graduation paper was about the Chinese novel.

Lou recalls that Lin Xiaofa was pretty good at Chinese. “I don’t know a word of German. I communicated with her in Chinese. We mainly talked about . Teachers thought highly of her at her defense of the graduation paper,” remembers Lou. “I feel proud of her. She is great! The work she did was extremely challenging.”

Before Eva Lüdi Kong’s translation, there had been two abridged translations of the Chinese book in German. One was done in 1962 based on the Chinese original and a 100-chapter Russian version. The other was translated from a 1942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rthur Waley (1889-1966). There are only 30 chapters in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titled . Eva Lüdi Kong’s translation was based on a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This somewhat “sanitized” edition, based on a text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is shorter than the most popular edition created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with the deletion of some poems that describe landscape and with the removal of some vulgar words and expressions.

Before Eva Lüdi Kong’s translation, very few people in Germany knew about . In Germany, Chinese Qigong or Taiji enjoyed better popularity; those who took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y have heard of some excerpts from the novel. It was a pity that such a great literary masterpiece was so little known in the world of the German language, commented the translator.

That probably explains why she wasn’t able to find any publisher who took interest in her translation after she had finished the first ten chapters. She hesitated whether she should continue with the translation project. She was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few people in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had ever heard of the ancient Chinese novel. For most people in these countries, the Chinese novel simply didn’t exist, she commented succinctly.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第8篇

一滴滴,顺着绽绿的树叶落下,似一条通向过往的线,在空气中将思念汇集。一条条,似脑海中纵横交织的线,记录我数十年的人生轨迹,细述着曾经的经历与梦想。

2004年,大学毕业之际,面临着工作和参加“西部计划”的选择,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现在,整整十年。

十年是个有着琥珀色质感的词语,是一块厚重的土地,我在上面走着,温暖地成长着。

2004年7月,我以全国项目支教的身份被分配到昌吉州米泉市,满心希望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米泉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现实往往与愿望相违,我没有被安排到学校,而是被分配到市委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

服从组织安排,我决定到市委办公室报到。顾不上回味一路征途的风尘仆仆,顾不上流连与家乡截然不同的山水风光,顾不上因气候干燥、水土不服导致的身体不适,报到的第一天,我就投入到工作当中,将信念落实在行动上。

与此同时,我体悟到工作当中的累和辛苦远远小于想家的辛苦。为了打消米泉其他22名志愿者的因想家而产生的负面情绪,我组织了中秋饺子宴。也不知道那时小小的我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个人,一晚上和了50公斤的面粉,剁了牛肉,切了韭菜……天亮的时候我们一起学着包着并不完美的饺子,这成了我们那时最美好的记忆。

在米泉市团委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米泉市大学生志愿者“爱心超市”服务队,每周六11点在东风超市门前为贫困户发放救济物品,风雨无阻。广大群众也纷纷慷慨解囊,积极捐献物品,“爱心超市”有了更多的外援。看到那些生活在贫困下的人们有了更多人的关爱,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十年,我们已经完全蜕去了学生模样,变成了一个职业上说得过去的人,我们加班,我们开会,我们复制黏贴,我们写总结汇报,写着从小到大的各种文件,我们在成长中学会了工作,在工作中持续成长着。

2006年志愿服务期结束,我选择留下来在这边工作,但考虑到自己的学历水平太低,为了提高自己,更好地开展工作,我报考了研究生。

2007年,我如愿成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做好课业的同时,我也从多方面提高自己。在读期间,我担任温州大学第四届研究生会主席;温州市学联主席团副主席成员。多次获得“感动温大十大志愿者称号”;温州大学优秀学生党员;“优秀研究生干部奖”;毕业获得温州大学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这些荣誉也好,成绩也好,只是在说明我在努力地使自己成长,努力地提高自己,为以后的工作积蓄更多的能量。

2010年6月,我顺利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这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又是选择题。

一份博士录取通知书,一份留校的工作,一个是三年前许下的“我还会回来新疆”的承诺,我该何去何从?

说实话,我确实纠结了很久,我的导师、朋友、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人赞同我回新疆的,但是,我内心的天平始终倾向了西部、新疆!那年7月,我带着自己的思念和梦想又回到了新疆,这片我想念了很久的地方。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小说命名研究;元明清小说;《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4-0175-11

①本文所探讨的元明清小说命名主要包括小说作品的篇名(含作品集名称)和小说人物的命名(含人物绰号)。

②考虑到学术研究的完整性,需要说明两个问题:1、本文重点考察元明清时期小说命名研究状况,适当兼顾元代以前小说作品以及古代小说命名整体研究的情况。2、本文以20世纪以来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研究为主,适当兼顾20世纪以前的相关研究成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13BZW079)

〔作者简介〕程国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632。

小说命名是元明清小说作家艺术构思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①笔者经统计发现,20世纪以来,截止到2013年12月,有关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的专著共3部,另有硕士论文5篇(不含专论古代小说名称翻译的学位论文),共发表单篇论文340篇(专著中论及古代小说命名的,视作一篇论文)。

为全面考察20世纪以来古代小说命名的学术研究史,笔者从古代小说命名整体、《水浒传》命名、《金瓶梅》命名、《红楼梦》命名、元明清其他小说命名等五个方面对此加以评述,并就古代小说命名研究的特点与不足进行阐述。②

(一)

关于古代小说命名的整体研究,20世纪以来,学界对此作了多方面考察,现概述如下:

首先,关于元代以前小说命名的研究。姚娟《从〈说苑〉看〈汉志〉“小说家”命名》认为《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借用小说作为这一流派的命名,得到了《说苑》等说体文的启示。〔1〕梁瑜霞《史传传统对唐人小说的影响――兼论唐人小说以“传”、“记”命名现象》、〔2〕程国赋、廖华《唐五代小说的命名艺术》对唐五代小说的命名进行考察。〔3〕刘红旗《论宋传奇小说命名的史传意识》认为宋传奇小说的命名颇受史传叙事的影响。〔4〕

其次,关于明清时期小说命名的整体研究。傅憎享《小说人名比较小议》就《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人物命名的类型、特点、方法作简要分析。〔5〕赵丽玲《明清小说作品命名方式研究》对明清通俗小说命名方式加以分析,进而研究这一时期小说作品命名的方法和特点。〔6〕陈文新、毛伟丽《略论晚明白话小说“托名”现象》对晚明白话小说“托名”现象进行分析。〔7〕孙轶《晚清新小说人物命名初探》对晚清新小说的人物命名进行探讨,对人物命名的目的加以分类论述。〔8〕

有学者针对这一时期不同小说名著的命名加以整体考察,如苏兴《“四大奇书”名称的确立与演变》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四大奇书”名称的演变历程进行探讨。〔9〕马瑞芳《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就《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人物命名加以比较,探求两部名著在人物命名上的异同之处。〔10〕

有些学者就明清不同流派的小说命名进行探讨,如方东耀《明清人情小说的命名及其范围》、〔11〕罗书华《章回小说的命名和前称》、〔12〕楼含松《论历史演义的命名及其界定》、〔13〕吴微、周晓琳《古代小说书名与公案小说发展之研究》、〔14〕张慧强等《试论“”的命名和文学价值》〔15〕等论文。

最后,关于古代小说命名的宏观论述,程国赋《论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文体意义》考察古代小说命名与小说文体的关系。〔16〕程国赋《中国古代小说命名刍议》归纳古代小说命名的总体特征,论述古代小说命名所揭示的小说观念、广告意义等。〔17〕任永安《古代通俗小说命名研究》探讨古代通俗小说的命名方式、命名特点等。〔18〕李杰《略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人物绰号的文化意义》对古代白话小说命名进行论述。〔19〕任明华《古代小说选本命名的理论批评价值》则考察古代小说选本命名所体现的理论批评价值。〔20〕

(二)

关于《水浒传》的命名,学界较为关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水浒传》书名的寓意。罗尔纲《水浒真义考》认为《水浒传》书名取自《诗・大雅・绵》,借周朝在岐山开基建国的典故,表明梁山泊与宋皇朝对立,建立新政权。〔21〕王利器《〈水浒〉释名》也认为该书名出自《诗・大雅・绵》,以《水浒》为名影射周家“率西水浒”图王霸之业,并对《水浒传》三大系统的名称分别加以论述。〔22〕对罗、王二位先生的看法,杜贵晨《〈水浒传〉名义考辨》提出不同见解,他认为《水浒传》取名意在以宋江等108人被逼上梁山,拟之于古公父被迫迁岐,表示对压迫者的憎恨和对人民“反贪官”起义的同情,颂扬宋江等人“不反皇帝”的忠义,暗示宋江等人上梁山是走向“忠义”道路,同时,概括水泊梁山的地理形势。〔23〕

2.关于《水浒传》人物绰号的研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水浒》绰号评价不高,认为梁山好汉的诨名(绰号)不过着眼于形体,并不能提契人物的全部。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对宋江36人及其绰号进行考辨,明确揭示宋江36人绰号来源于“宋人俗语”。〔24〕陆澹安《说部卮言》比较《水浒传》人物绰号的由来,并对呼保义、病关索等绰号进行重点探讨。〔25〕何心《水浒研究》考察宋江36人姓名诨号的来源及演变。〔26〕王利器《水浒英雄的绰号》对呼保义、玉麒麟等绰号加以重点考察,并对源于形体、性情、才能、军器等的水浒英雄绰号及其影响进行研究。〔27〕丁一《读〈水浒〉英雄的绰号》对王利器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把“呼保义”解释为宋江希求受招安、被封保义郎,不能自圆其说。〔28〕

杨世洪《试论〈水浒〉人物绰号的美学意义》从中华民族审美心理、审美旨趣角度,探讨《水浒》人物绰号所体现的美学意义。〔29〕曲家源《水浒一百单八将绰号考释(上、下)》将108将的绰号分为8类,论述细致,新见较多。〔30〕李葆嘉《〈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绎释》逐个探究《水浒》人物绰号含义,并从修辞角度进行分类分析。〔31〕邓骏捷《论〈水浒传〉中性格类绰号》重点阐述呼保义宋江等15位好汉的“性格类绰号”,考察人物绰号与其性格的关系。〔32〕宁稼雨《趣谈水浒传人物绰号》、〔33〕《水浒闲谭》〔34〕独辟蹊径,探讨《水浒传》人物绰号,也具有一定的新意。

关于《水浒传》人物绰号的研究出现1部专著和1篇硕士论文:盛巽昌《水浒绰号黑白谭》以《水浒传》先后出场人物为线索,揭示108将等名号的来历。〔35〕李静《〈水浒全传〉人物绰号研究》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对《水浒全传》的绰号进行分析。〔36〕

有关《水浒》人物绰号研究,在108将之中,有几个人物受到较多关注:

(1)宋江。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一文首提宋江绰号“呼保义”乃“自呼保义”之说,当时无官之人,皆可冒称保义。〔37〕李拓之《呼保义考――纪念水浒故事流传八百三十年》认为“‘呼保义’就是‘有眼不识真天子’的意思”,“当时流行此语,成为人民要求真天子出现的一种愿望。”〔38〕观点较为牵强。美国学者浦安迪《中国叙事学》认为宋江的绰号“呼保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都有反讽意味,这些诨名反映了关于宋江的历史资料及其事迹传说之繁杂。〔39〕

(2)一丈青。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认为:“盖青为春色,一丈青者以喻春色之浓耳。是必闾里浪子相传俚语,以此指目男子妇人之年少美色者。”〔40〕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认为:“一丈喻其长,青则是指一身花绣的颜色。”〔41〕李葆嘉《〈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绎释》认为:“以一丈青为绰号,既以一头尖可刺人喻其性格泼辣难惹,又以其细长喻其身材颀长。扈三娘绰号一丈青兼表其个性与外形。”〔42〕石麟《释“一丈青”》认为“一丈青”意思是英姿飒爽、颀长美貌。〔43〕曲家源《水浒传新论》指出:“‘一丈青’是说扈三娘身材很高。”〔44〕袁世硕《读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札记二则》指出:“我觉得龚开赞燕青用了‘一丈青’三字,是指他遍体雕青,有一身美观的花绣。”〔45〕日本学者佐竹靖彦《梁山泊――〈水浒传〉一八名豪杰》认为一丈青指细长之物。〔46〕胡斌《“一丈青”考》指出:“‘一丈青’最确切、最原始的含义,应该是指人物身材‘长大’,并非某位好汉固定的绰号。”〔47〕刘洪强《“一丈青”含义试析》认为“一丈青”本意是“泼辣、悍勇”的意思。〔48〕

(3)镇关西。何心《水浒研究》认为“镇关西”是鲁智深未出家时的诨号。〔49〕王孟蒙《鲁智深绰号质疑》对此表示质疑,认为鲁智深未出家时没有绰号。〔50〕

龚维英《石秀绰号考释》、〔51〕林斤澜《论武松没有绰号》、〔52〕胡以存《谁该是短命二郎――试从绰号变更管窥阮氏三雄亲缘关系的变迁》〔53〕分别对石秀、武松、阮氏三雄等人的绰号进行研究。

(三)

关于《金瓶梅》命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金瓶梅》书名的研究。20世纪以来主要有以下几种主要说法:

(1) 一般认为书名是由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位女性姓名之中各取一字组合而成。明代袁中道《游居录》、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均持此说。这一说法较为流行。郭世《从〈金瓶梅〉命名论金、瓶、梅在小说中的作用》认为《金瓶梅》以“金、瓶、梅”命名,也正因为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的活动,推动了情节开展。〔54〕张锦池《从〈金瓶梅词话〉的命名说开去――〈金瓶梅〉主体结构和主题思想论纲》认为作者以“金瓶梅”三字作为小说的书名,以“金”兴,以“瓶”盛,以“梅”衰,谱写西门庆这一恶霸、商人、官僚、地主家族的兴衰史,从而再现作者对世态人情的观照。〔55〕孟昭连《漫话金瓶梅》认为从象征的意义去理解,《金瓶梅》书名不仅指三,还可以扩大到一切被男性玩弄的女性。〔56〕詹丹、孙逊《漫说金瓶梅》认为潘金莲、李瓶儿、春梅这三个人就代表着书中以她们各自为中心的一段故事。同时,她们三人连同西门庆等人也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状关系。〔57〕陈桂声《〈金瓶梅〉的书名》认为小说意在通过三人的悲剧更多地揭示出黑暗社会中的人生真谛。〔58〕徐景洲《〈金瓶梅〉书名别议》认为小说从三个女性姓名中各取一字作为书名,揭示西门庆的淫棍本质,体现小说“色戒”主旨。〔59〕

(2)认为书名含有象征意义,其中“金”为金子,代指钱财、富贵;瓶即酒瓶,代指酒;梅即梅花,代指女色。冯文楼《由色生情 自色悟空――〈金瓶梅〉书名试释》认为《金瓶梅》的书名不仅是三个人名的组合,而是对“财”与“色”的贪恋与追求,因为“金瓶”加“梅花”,恰是财与色的象征。〔60〕

(3)认为《金瓶梅》书名寓示着金瓶插着梅花。清代顾公燮《销夏闲记》首倡此说。鲁歌、马征《金瓶梅书名辨识》认为作者用“金瓶梅”作书名,“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立体的意境,那便是金瓶中插有梅花的生动景象。”表明女子是“有钱有势的男人的摆设与。”〔61〕

(4)认为《金瓶梅》即为《金瓶霉》。李金坤《〈金瓶梅〉书名寓意探微》认为以“梅”谐音为“霉”,《金瓶梅》则为《金瓶霉》,以此凸现出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创作意图。〔62〕

(5)认为《金瓶梅》书名具有性象征意义。王意如、许蔚《解码金瓶梅》认为花瓶细颈中空,很像子宫,因此是女性性器官的象征;而梅则是男性性器官的象征。〔63〕此论较为牵强,姑备一说。

2.关于《金瓶梅》人物命名研究。

沈晓静《〈金瓶梅〉人物名的文化蕴涵》探讨《金瓶梅》人物命名的文化内涵。〔64〕杨连民《一字寓褒贬――也谈〈金瓶梅〉的取名艺术》对《金瓶梅》中人名进行分类论述。〔65〕

傅憎享《〈金瓶梅〉旧诗寻源》、〔66〕马征《孟玉楼的号有什么讲究》〔67〕对孟玉楼之号“玉楼”出处加以考证。徐景洲《应伯爵姓名多寓意》认为应伯爵姓名暗含着“白吃”、“大吃”、“硬吃”、“应该吃”等寓意。〔68〕马征《〈金瓶梅〉采用历史人物人名之谜》对《金瓶梅》采用的历史人物如孟昌龄等人名等加以考证。〔69〕

(四)

在古代小说名著之中,关于《红楼梦》命名的研究最为突出,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红楼梦》书名的研究。

关于《红楼梦》五个书名的研究,清代脂砚斋最早论及。乾隆十九年,他在《石头记》甲戌本的“凡例”中指出《红楼梦》几种书名的演变。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认为:“我们不妨假定这五本书名即暗示雪芹在‘增删五次’的过程中五个不同的版本。”〔70〕周祜昌、周汝昌《石头记鉴真》将《红楼梦》五个书名分为“虚”、“实”两类――《石头记》、《红楼梦》是实名;《情僧录》、《风月宝鉴》与《金陵十二钗》属于虚名。〔71〕刘梦溪《论〈红楼梦〉的书名及其演变》认为曹雪芹与脂砚斋等人对《红楼梦》书名存在不同看法,体现了“对《红楼梦》政治主题的不同看法”。〔72〕日本学者伊藤漱平《有关〈红楼梦〉的题名问题》对《石头记》、《情僧录》、《金陵十二钗》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等几种书名加以分析。〔73〕王蒙《红楼启示录》认为《石头记》的名称比《红楼梦》好,至于《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云云,就透出俗气来了。〔74〕俞晓红《从〈红楼梦〉题名的变迁看作品的主题倾向》对《红楼梦》的五个题名进行简要考察,由此探讨作品的主题倾向。〔75〕

在上述五个书名之中,何为本名?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意见认为《红楼梦》是本名,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红楼梦正名》认为《红楼梦》是包括一切的大名,是人世间、社会上流传的称呼,其他种种异名只是书中局部的名目。〔76〕第二种意见认为《石头记》是本名,蓉生《红楼梦书名漫议》、〔77〕黄立新《漫谈〈红楼梦〉的本名》〔78〕坚持此说;第三种意见认为《风月宝鉴》是本名,林冠夫《〈红楼梦〉的本名和异名》持此观点。〔79〕

关于《红楼梦》这一书名的解读,胡小伟《红楼梦与石头记题名问题辨析》认为“‘红楼’乃‘富室闺阁’,照应十二钗和怡红公子,着一‘梦’字,亦富禅机,真可说味外有旨,天趣盎然。”〔80〕吴汝煜《蔡京小传》认为《全唐诗》卷472收有唐代蔡京的七律《咏子规》,其中“惊破红楼梦里心”为小说《红楼梦》取为书名。〔81〕俞平伯《红楼心解――读〈红楼梦〉随笔》认为“红”是书中点睛处,为书主人宝玉有爱红之病而住在怡红院,曹雪芹披阅增删《石头记》则于悼红轩。红楼即朱门。〔82〕

关于《石头记》这一书名,严中《〈石头记〉书名解――兼谈“大石”和“通灵宝玉”的原型》认为:“《石头记》是‘自譬石头(城)所记之事也’,故可称‘石头城记’。”〔83〕严中《石头城与〈石头记〉》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84〕马瑞芳《论甲戌本凡例为曹雪芹所作》认为,“《石头记》书名也是曹雪芹确定,非脂砚斋捉刀。”〔85〕

关于《情僧录》这一书名,徐乃为《“情僧录”非〈石头记〉异名辨》认为“情僧录”不是《石头记》的异名,而是小说《石头记》(《红楼梦》)本体中叙述的一个书名,与小说外在的书名并不相关。〔86〕

2.关于《红楼梦》人物命名的研究。

赵冈《红楼梦里的人名》认为《红楼梦》中人物的命名遵守两个原则,第一是以人名暗隐具有特殊含义的字;第二是把配角人物如丫环书童配成一套。〔87〕傅继馥《〈红楼梦〉人物命名的艺术》认为《红楼梦》作者通过命名正面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88〕陈诏《〈红楼梦〉人名考辨》就《红楼梦》的人物命名进行分类论述,〔89〕倪春元、徐乃为《〈红楼梦〉人物姓名的语言艺术》、〔90〕胡文炜《〈红楼梦〉命名欣赏》〔91〕考察贾府几代人的命名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和富贫轮回观念。邓进《〈红楼梦〉女性命名研究》专论《红楼梦》中女性人物命名。〔92〕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姓名文化》就《红楼梦》中的姓氏及其隐喻性加以阐述,对《红楼梦》人物的命名艺术进行探讨,总结其特点,论述较为全面。〔93〕

关于《红楼梦》书中具体人物命名的研究,笔者择其要者概括如下:

(1)贾宝玉。据周伦苓等选编《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周汝昌认为贾宝玉实名贾瑛,并对“瑛”的涵义加以解读。〔94〕张晓琦《宝玉等人命名与康熙帝位关系考》认为宝玉原型为顺治之位的合法继承人。宝钗、黛玉都是隐写宝玉与帝位关系的。〔95〕此文缺乏足够的证据。

(2)林黛玉。张其信《红楼梦偶评》认为:“命名之意,宝、黛二人各分宝玉之一字,后面曲文,宝、黛为首……明明以宝、黛二人作主。”洪秋蕃《红楼梦抉隐》认为黛玉之名意在待宝玉也,非宝玉不嫁。徐乃为《黛玉初名代玉考辨》认为黛玉初名代玉,寓意因谢世而被替代的“玉”。〔96〕

(3)薛宝钗。洪秋蕃《红楼梦抉隐》认为:“薛,雪也,有阴冷之象。林遇雪,则无欣欣向荣之兆,而有萧萧就萎之忧。”又认为:“宝钗者何?宝差也。谓贾母、王夫人以宝钗为宝,识见差谬也,贬之也。”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通过分析大量古代诗词中以“宝钗”寓意“分离”的事例阐述“宝钗”命名的含义。〔97〕霍胜健《薛宝钗姓名新解》认为“宝钗”全称“金钗石斛”,可入药,而不是一件嵌有金玉珠宝的首饰。〔98〕宋淇《薛与雪》认为“雪”代表的是纯洁、冰冷,象征着宝钗对宝玉的感情远较黛玉为含蓄而收敛。〔99〕

(4)王熙凤。话石主人《红楼梦本义约编》、洪秋蕃《红楼梦抉隐》均认为王熙凤寓意“趋奉”。陈诏《〈红楼梦〉人名考辨》认为王熙凤之“凤”繁体字“”拆开是“凡鸟”二字,标明曹雪芹对惯于弄权的凤姐深含贬义。〔100〕李《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认为王熙凤谐音稀凤,意谓一个鲜见的具有男性阳刚之气的强硬女子。〔101〕

(5)史湘云。洪秋蕃《红楼梦抉隐》称:“湘上闲云,故湘云以名。”寿鹏飞《红楼说丛》认为:“史湘云者,作者自喻,寓史笔之意也,故姓史。”〔102〕陈邦炎《〈梅溪词〉与史湘云》认为史湘云命名出自史达祖《寿楼春・寻春服感念》一词。〔103〕

(6)袭人。清代姚燮《红楼梦总评》指出“花袭人者,为花也。命名之意,在在有因。”陈其泰在《红楼梦回评》第77回《俏丫环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中评曰:“兵法,掩其不备曰袭。衣裘,掩而不开曰袭。文辞,剽窃他人曰袭。袭人之名,作者殆兼取三者之义乎?”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称:“‘袭人’者,乘人不备时暗中对人的袭击也。”〔104〕李《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认为:“袭人的特点是以温柔暗中伤人,所以叫做花袭人。”〔105〕张锦池《红楼梦考论》认为:“盖‘花袭人’者,于‘似桂如兰’的‘花’气中偷‘袭’无辜之‘人’,奸而近人情者也。”〔106〕林冠夫《袭人的名字》认为袭人名字出自屈原《九歌・少司命》和卢照邻《长安古意》。〔107〕刘伯茹、邓天中《从贾宝玉对袭人的重命名看袭人》认为从贾宝玉对袭人的重命名可以看到一个美丽贤惠的“花珍珠”到工于心计、背后算人的“袭人”的异化过程。〔108〕

(7)紫鹃。周策纵《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认为紫鹃名字出自唐代诗人蔡京《咏子规》。〔109〕孔令彬《从人物命名看袭人与紫鹃形象的平面设计及其文化意蕴》认为紫鹃的命名更多表现了作者对林黛玉的形象性格命运的构思;紫鹃与雪雁两个丫头的命名取认又恰好含蕴了黛玉思归的愿望和终不得归的悲剧结局。〔110〕

(8)秦可卿。最早对秦可卿命名作出解释的是脂砚斋,他以为“秦”谐“情”字。20世纪40年代,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提出作者对秦可卿持贬斥的态度,故秦可卿命名的谐音当为“情可轻”。〔111〕张锦池《论秦可卿》认为曹雪芹以“秦氏”谐“情字”,把秦可卿作为“情”的幻身。〔112〕林春分《秦可卿别论》认为秦可卿即“情可倾”之谐音。〔113〕严安政《“兼美”审美理想的失败――论曹雪芹对秦可卿的塑造及其他》认为秦可卿的谐音为“情可亲”。〔114〕刘上生《走进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认为秦可卿的谐音为“秦可亲”。〔115〕俞晓红《红楼梦意象的文化阐释》认为秦可卿是“情可情”意义的寄托,代表了小说中所有施情于可情之人的爱情故事的共同特征。〔116〕

(9)香菱(原名甄英莲)。解居士《石头臆说》称:“甄英莲者,真应怜也。”傅继馥《明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认为:“‘英莲’与‘香菱’两个名字之间的转化关系,表示不幸贯穿了人物的两段生活。”〔117〕袁锦贵《〈红楼梦〉中香菱的三个名字》认为香菱的三个名字“英莲”、“香菱”、“秋菱”代表三个阶段:情爱――情空(幻缘)――逝去。〔118〕

(五)

关于元明清时期其他小说作品命名研究的整体状况,笔者总结如下:

1.关于《三国演义》命名的研究。丘振声《刘备的称号》探讨《三国演义》中刘备的称号。〔119〕刘世德《刘世德话三国》比较《三国演义》8个书名的优劣短长,并就阿斗、貂蝉的姓名进行分析。〔120〕

2.关于《西游记》命名的研究。石钟扬《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就《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几个名号:美猴王、孙悟空、弼马温、齐天大圣(孙大圣)、孙行者、斗战胜佛的演变及其文化底蕴加以解读。〔121〕靳青万《从谐音指义看〈西游记〉的反皇思想》认为《西游记》孙悟空师兄弟的姓名显现出一组很有趣的谐音词:孙勿恐、朱无能、杀无敬,其意为:儿孙们不要害怕,朱明皇帝是无能的家伙,要杀他而不要敬他。〔122〕杨世英《〈西游记〉人物命名浅探》认为孙悟空与猪八戒的命名隐含着一定的寓意,“猪”与“朱”同音,代表明朝那个时代,猪八戒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正是吴承恩对朱氏王朝强烈的讽刺。〔123〕这一论点值得商榷。

3.关于才子佳人小说命名研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金瓶梅》这个书名系摘取小说中人物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人名字中各一字组成。蹈袭这种做法的,如《玉娇梨》,系取白红玉的“玉”,吴娇(白红玉的化名)的“娇”和卢梦梨的“梨”三字组成;《平山冷燕》系取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四人之姓组成。”〔124〕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增订本)指出才子佳人小说以人名嵌入篇名的命名方式源于《娇红记》。〔125〕苏建新《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演变史》统计了清初才子佳人小说40篇命名情况。〔126〕唐江涛《才子佳人小说题名研究》分析才子佳人小说题名产生类型化与多样化的特点,并探讨其特点的形成原因。〔127〕

4.关于《聊斋志异》命名的研究。马瑞芳《论聊斋人物命名规律》认为《聊斋》命名体现理念性、感形性、调侃性;聊斋别出心裁的命名艺术也带来特有构思法,姓氏对情节起重要的、决定性作用。〔128〕胡渐逵《〈聊斋志异〉人物命名索寓》认为人物命名体现人物的身份、性格、品行,寄托作者的寓意。〔129〕赵述先《〈聊斋〉的命名艺术》将《聊斋》的命名分为以下几种:拆字命名、颠倒词序、谐音命名、循名求似、引经据典。〔130〕

在《聊斋志异》中,《婴宁》篇的命名受到较多关注,赵伯陶《〈婴宁〉的命名及其蕴涵》认为“婴宁”一词出自《庄子・大宗师》,凝聚着作者理想女性之内蕴,即“扰动外表下的安宁”的意思。〔131〕赵文的分析相当细致、深入。陈屈亮《〈婴宁〉人物命名考辨》考辨婴宁的命名出自《晋书・王衍传》之俗语“宁馨儿”三个字。〔132〕

5.关于《歧路灯》命名的研究。李延年《〈歧路灯〉人物命名的独到匠心及其文化意蕴初探》对《歧路灯》的人物命名艺术进行分类,并归纳《歧路灯》在人物取姓命名方面的特色。〔133〕

6.关于《镜花缘》命名的研究。李剑国、占骁勇《才女名号解》对才女的名号寓意加以解读;〔134〕王勇《玩・镜花》对百花仙女的名号,唐敖、林之洋、多九公的名字,《镜花缘》中的药名进行一一阐述。〔135〕(六)

①参见王连洲1990年在山东省临清市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会上宣读的《〈金瓶梅〉临清地名考》以及《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所收《〈金瓶梅〉临清地名续考》等论文。

1.相关研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上表可知,20世纪以来古代小说命名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低潮期。20世纪10年代至70年代,自1900年到1979年,共80年时间,只有研究论文1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340篇的4.7%,平均每年只有0.2篇,其中,20世纪10年代、60年代,没有出现研究论文,说明古代小说的命名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关注,不过,在这有限的16篇文章中,多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很高,如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何心《水浒研究》、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中有关小说命名的论述均具很强的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

第二时期,平稳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自1980年到1999年,共20年时间,80年代出现论文34篇,90年代共71篇,合计105篇,占所有论文总数340篇的30.9%,平均每年5.25篇,可以说处在平稳发展的研究阶段。

第三时期,快速发展期。进入21世纪以来,古代小说命名研究论文激增,自2000年到2013年,共14年时间,出现论文219篇,占所有论文总数340篇的64.4%,平均每年超过15.64篇,另外,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的3部专著和5篇硕士论文均出现于这一时期,可以说,这一课题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促使这一课题研究不断走向全面、深入。

2.不同小说作品、不同地区研究呈现很不均衡的状态。从上表可知,在古代小说名著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红楼梦》,共有162篇论文,占所有论文总数340篇的47.6%,另有2部专著和1篇硕士论文;其次是《水浒传》,共有论文79篇,占论文总数的23.2%,另有1部专著和1篇硕士论文;再次是《金瓶梅》,共有论文25篇,占论文总数近7.4%;排在第四的是《西游记》,共有论文14篇,占论文总数的4.1%,其他小说名著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镜花缘》等不足10篇,尤其是《三国演义》,作为深受读者和学术界重视的小说名著,有关其命名研究的论文只有2篇,与其他名著相差甚远,这与小说题材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历史演义,《三国演义》的人物姓名基本来源于史实,作者创作、加工的余地不大,所以相关研究论文也很少。

相比而言,学术界对元明清小说作品中人物命名的探讨较多,而对小说篇名、小说集的命名等论述较少。

除单篇小说名著命名的研究以外,综合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其中关于古代小说整体研究的论文19篇,关于元前小说命名研究的9篇,关于元明清小说整体研究的论文11篇,合计39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近11.5%,另外还出现3篇硕士论文,说明古代小说命名研究中较多采用宏观视角。

就研究区域而言,同样存在不够均衡的情况,大陆地区相关研究成果较多,而港台及海外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的研究论著较少,我们以大陆地区受到很多关注的《红楼梦》命名为例,据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陈怡君所撰《石头渡海――近三十年台湾地区研究〈红楼梦〉之硕博论文述要》附录《近三十年台湾地区〈红楼梦〉相关硕博论文一览表》统计,1975年-2005年,台湾地区有关《红楼梦》研究的硕博论文共有55篇,没有1篇专论《红楼梦》的命名问题。〔136〕

3.研究范围较为广泛,研究方法较为合理。纵观古代小说命名研究的相关著述,涉及面较广,除围绕古代小说的篇名、人物命名以外,还有一些论文涉及到小说的地名、官职名、茶名等等,如陆澹安《说部卮言》、吴越《吴越品水浒(品事篇)》对《水浒传》的地名、官职及称呼、星名等进行研究;〔137〕王连洲对《金瓶梅》临清地名进行考订;①陈建平《〈红楼梦〉中的茶名寓意》就六安茶、老君眉、枫露茶、暹罗茶、女儿红等茶名的寓意进行探讨。〔138〕

总的看来,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合理。有些论文采取比较的研究方法,例如,傅憎享《小说人名比较小议》就《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名著人物命名的类型、特点、方法进行分析;刊于《上饶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的王绍良《〈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谐音寓意比较》、马瑞芳《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139〕、《巧夺天工的人物命名》〔140〕均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说明自己的观点,较有说服力。

有些论文运用多学科知识,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研究,例如,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姓名文化》运用文化学视角、方法研究《红楼梦》的命名艺术;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中文化学方法得到广泛运用,这在古代小说研究中也相当突出,参照蔡亚平、程国赋著《论近十年来古代小说研究中文化学方法的运用――以2000-2012年小说论著和博士论文为中心》,载《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3期。有些论文运用语言学、民俗学等视角开展研究,如刊于《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4期的杨子华《〈水浒〉人物绰号与杭州方言民俗》、刊于《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的高晓《〈红楼梦〉人物命名的词汇分类及其文化意蕴》、李静《〈水浒全传〉人物绰号研究》等均较具特色。

笔者认为,20世纪以来古代小说命名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试述如下:

1.个案研究方面出现一些论文,尤其是对《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少数名著关注较多,其中对《红楼梦》命名的研究论文最多,而对其他小说名著关注较少;就文体而言,对世情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等题材、流派的小说作品关注较多,而对其他小说流派关注较少,比如,关于话本小说命名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在元明清小说命名综合研究方面共有论文39篇,数量较多,但缺乏宏观、全面而具有深度的论述,至今尚未出版1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古代小说命名的专著,没有出现1篇以此作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在此领域存在较大的深入探讨的学术空间。

2.此前研究成果多结合小说文本进行分析,很少结合元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状况,结合元明清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历程进行深入阐述。

3.研究论文的质量良莠不齐。在有关研究论文中,出现一些高质量的论文,例如: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何心《水浒研究》、王利器《水浒英雄的绰号》、傅继馥《〈红楼梦〉人物命名的艺术》、马瑞芳《论聊斋人物命名规律》、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姓名文化》、张锦池《从〈金瓶梅词话〉的命名说开去――〈金瓶梅〉主体结构和主题思想论纲》等等,上述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对元明清小说命名加以研究,提出不少新颖的观点。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论文论述简略,只是对小说作品的书名、人物命名简单介绍,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4.关于古代小说命名的学术研究史探讨较少。张黎蕾撰《秦可卿命名阐释史述论》、〔141〕刘天振撰《20世纪以来〈水浒传〉人物绰号研究述略》、〔142〕高淮生撰《红楼梦题名研究论略》〔143〕就《红楼梦》、《水浒传》等名著乃至于小说人物命名的学术史加以概括、总结,但总的看来,缺乏更多的学术史考察。

5.个别论文不免带有索隐之嫌,或在论述过程中出现望文生义的现象,如《从谐音指义看〈西游记〉的反皇思想》、《宝玉等人命名与康熙帝位关系考》等文有索隐之嫌;再如《红楼梦考释》认为秦可卿的谐音当为“秦可矜”和“清可卿”,秦指朱明,可矜是愍,秦可矜即明愍帝。“秦可卿”谐音“清可卿”,清指满清,可是可人,卿是爱卿,清可卿即清主的爱卿董妃,〔144〕此论同样带有索隐之嫌。而《〈红楼梦〉中的语音隐喻》认为潇湘馆隐喻“消香馆”、怡红院隐喻“遗红怨”、蘅芜院隐喻“恨无缘”、梨香院隐喻“离乡怨”,这些观点还值得商榷。又如,《〈红楼梦〉中香菱的三个名字》认为英莲一名隐喻其与宝玉情爱,香菱隐喻生平遭际及与宝玉情爱的虚幻,这一结论比较牵强。

综上所述,笔者对20世纪以来有关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的情况加以总结,分五个方面就20世纪以来有关古代小说命名研究的情况加以评述,并在计量统计的基础上,总结20世纪以来有关元明清小说命名研究的特点以及存在的不足,希望为新世纪的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姚娟.从《说苑》看《汉志》“小说家”命名〔J〕.殷都学刊,2008,(3).

〔2〕梁瑜霞.史传传统对唐人小说的影响――兼论唐人小说以“传”、“记”命名现象〔J〕.唐都学刊,1998,(4).

〔3〕程国赋,廖华.唐五代小说的命名艺术〔J〕.安徽大学学报,2012,(1).

〔4〕刘红旗.论宋传奇小说命名的史传意识〔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9,(1).

〔5〕傅憎享.小说人名比较小议〔J〕.红楼梦学刊,1994,(1).

〔6〕赵丽玲.明清小说作品命名方式研究〔D〕.广州大学硕士论文,2012.

〔7〕陈文新,毛伟丽.略论晚明白话小说“托名”现象〔J〕.明清小说研究,2006,(4).

〔8〕孙轶.晚清新小说人物命名初探〔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4).

〔9〕苏兴.“四大奇书”名称的确立与演变〔A〕.苏兴学术文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0〕马瑞芳.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11〕方东耀.明清人情小说的命名及其范围〔J〕.南京师大学报,1985,(4).

〔12〕罗书华.章回小说的命名和前称〔J〕.明清小说研究,1999,(2).

〔13〕楼含松.论历史演义的命名及其界定〔J〕.浙江社会科学,2000,(5).

〔14〕吴微,周晓琳.古代小说书名与公案小说发展之研究〔J〕.鸡西大学学报,2009,(4).

〔15〕张慧强等.试论“”的命名和文学价值〔J〕.作家,2010,(10).

〔16〕程国赋.论中国古代小说命名的文体意义〔J〕.明清小说研究,2011,(2).

〔17〕程国赋.中国古代小说命名刍议〔J〕.文艺研究,2011,(11).

〔18〕任永安.古代通俗小说命名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

〔19〕李杰.略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人物绰号的文化意义〔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08,(2).

〔20〕任明华.古代小说选本命名的理论批评价值〔J〕.文艺理论研究,2008,(1).

〔21〕罗尔纲.水浒真义考〔J〕.文史,(15).

〔22〕王利器.《水浒》释名〔J〕.社会科学研究,1985,(3).

〔23〕杜贵晨.《水浒传》名义考辨〔J〕.明清小说研究,1990,(2).

〔24〕〔37〕〔40〕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J〕.辅仁学志,1939,8(2).

〔25〕陆澹安.说部卮言〔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26〕〔49〕何心.水浒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

〔27〕王利器.水浒英雄的绰号〔J〕.新建设,1954,(4―5).

〔28〕丁一.读《水浒》英雄的绰号〔J〕.新建设,1955,(6).

〔29〕杨世洪.试论《水浒》人物绰号的美学意义〔J〕.华中师院学报,1982,(4).

〔30〕曲家源.水浒一百单八将绰号考释(上、下)〔J〕.松辽学刊,1984,(1-2).

〔31〕〔42〕李葆嘉.《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绎释〔J〕.明清小说研究,1991,(3).

〔32〕邓骏捷.论《水浒传》中性格类绰号〔J〕.许昌师专学报,1999,(2).

〔33〕宁稼雨.趣谈水浒传人物绰号〔J〕.国学,2010,(10).

〔34〕宁稼雨.水浒闲谭〔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35〕盛巽昌.水浒绰号黑白谭〔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36〕李静.《水浒全传》人物绰号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

〔38〕李拓之.呼保义考――纪念水浒故事流传八百三十年〔N〕.光明日报,1953-03-27.

〔39〕〔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1〕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43〕石麟.释“一丈青”〔J〕.明清小说研究,1995,(3).

〔44〕曲家源.水浒传新论〔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

〔45〕袁世硕.读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札记二则〔J〕.济宁师专学报,1999,(4).

〔46〕〔日〕佐竹靖彦.梁山泊――《水浒传》一八名豪杰〔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7〕胡斌.“一丈青”考〔J〕.中华文化论坛,2007,(1).

〔48〕刘洪强.“一丈青”含义试析〔J〕.三明学院学报,2009,(1).

〔50〕王孟蒙.鲁智深绰号质疑〔J〕.张家口大学学报,1994,(1).

〔51〕龚维英.石秀绰号考释〔J〕.明清小说研究,1988,(1).

〔52〕林斤澜.论武松没有绰号〔J〕.读书,1991,(11).

〔53〕胡以存.谁该是短命二郎――试从绰号变更管窥阮氏三雄亲缘关系的变迁〔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2009,(1).

〔54〕郭世.从《金瓶梅》命名论金、瓶、梅在小说中的作用〔J〕.丝路学刊,1994,(2).

〔55〕张锦池.从《金瓶梅词话》的命名说开去――〈金瓶梅〉主体结构和主题思想论纲〔J〕.北方论丛,1999,(5).

〔56〕孟昭连.漫话金瓶梅〔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57〕詹丹,孙逊.漫说金瓶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58〕陈桂声.《金瓶梅》的书名〔A〕.金瓶梅闲谭〔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59〕〔68〕徐景洲.《金瓶梅》书名别议〔A〕.读破金瓶梅〔C〕.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60〕冯文楼.由色生情 自色悟空――《金瓶梅》书名试释〔J〕.明清小说研究,2002,(3).

〔61〕鲁歌,马征.金瓶梅书名辨识〔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4).

〔62〕李金坤.《金瓶梅》书名寓意探微〔J〕.古典文学知识,2005,(3).

〔63〕王意如,许蔚.解码金瓶梅〔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64〕沈晓静.《金瓶梅》人物名的文化蕴涵〔J〕.学海,1999,(3).

〔65〕杨连民.一字寓褒贬――也谈《金瓶梅》的取名艺术〔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5).

〔66〕傅憎享.《金瓶梅》旧诗寻源〔J〕.辽宁大学学报,1990,(4).

〔67〕马征.孟玉楼的号有什么讲究〔A〕.《金瓶梅》之谜〔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69〕马征.《金瓶梅》采用历史人物人名之谜〔A〕.《金瓶梅》之谜〔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70〕〔97〕〔104〕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1〕周祜昌,周汝昌.石头记鉴真〔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72〕刘梦溪.论《红楼梦》的书名及其演变〔A〕.红楼梦新论〔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73〕〔日〕伊藤漱平.有关《红楼梦》的题名问题〔A〕.胡文彬,周雷.红学世界〔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74〕王蒙.红楼启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75〕俞晓红.从《红楼梦》题名的变迁看作品的主题倾向〔J〕.学语文,2003,(3).

〔76〕俞平伯.红楼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77〕蓉生.红楼梦书名漫议〔J〕.成都师专学报,1988,(3).

〔78〕黄立新.漫谈《红楼梦》的本名〔J〕.上海大学学报,1991,(4).

〔79〕林冠夫.《红楼梦》的本名和异名〔A〕.红楼梦纵横谈〔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80〕胡小伟.红楼梦与石头记题名问题辨析〔A〕.红楼梦研究集刊(六)〔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1〕吴汝煜.蔡京小传〔A〕.周勋初.唐诗大辞典〔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82〕俞平伯.红楼心解――读《红楼梦》随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83〕严中.《石头记》书名解――兼谈“大石”和“通灵宝玉”的原型〔J〕.南京社会科学,1995,(2).

〔84〕严中.石头城与《石头记》〔J〕.红楼梦学刊,2002,(1).

〔85〕马瑞芳.论甲戌本凡例为曹雪芹所作〔J〕.红楼梦学刊,2003,(4).

〔86〕徐乃为.“情僧录”非《石头记》异名辨〔A〕.红楼三论〔C〕.北京:中华书局,2005.

〔87〕赵冈.红楼梦里的人名〔N〕.台北:联合报,1978-01-31.

〔88〕傅继馥.《红楼梦》人物命名的艺术〔J〕.红楼梦学刊,1980,(2).

〔89〕陈诏.《红楼梦》人名考辨〔J〕.红楼梦学刊,1980,(4).

〔90〕倪春元,徐乃为.《红楼梦》人物姓名的语言艺术〔J〕.南通师专学报,1994,(3).

〔91〕胡文炜.《红楼梦》命名欣赏〔A〕.《红楼梦》欣赏与探索〔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92〕邓进.《红楼梦》女性命名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

〔93〕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姓名文化〔J〕.红楼梦学刊,1997,(3).

〔94〕周伦苓等.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95〕张晓琦.宝玉等人命名与康熙帝位关系考〔J〕.龙江社会科学,1996,(1).

〔96〕徐乃为.黛玉初名代玉考辨〔J〕.贵州社会科学,2005,(2).

〔98〕霍胜健.薛宝钗姓名新解〔J〕.红楼梦学刊,1998,(2).

〔99〕宋淇.薛与雪〔A〕.《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C〕.北京:中国书店,2000.

〔100〕陈诏.《红楼梦》人名考辨〔J〕.红楼梦学刊,1980,(4).

〔101〕〔105〕李.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5.

〔102〕寿鹏飞.红楼说丛〔A〕.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03〕陈邦炎.《梅溪词》与史湘云〔A〕.红楼梦研究集刊(三)〔C〕.1980.

〔106〕张锦池.红楼梦考论〔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07〕林冠夫.袭人的名字〔A〕.红楼梦纵横谈〔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108〕刘伯茹,邓天中.从贾宝玉对袭人的重命名看袭人〔J〕.浙江学刊,2007,(4).

〔109〕周策纵.红楼梦案――周策纵论红楼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110〕孔令彬.从人物命名看袭人与紫鹃形象的平面设计及其文化意蕴〔J〕.红楼梦学刊,1999,(4).

〔111〕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48.

〔112〕张锦池.论秦可卿〔A〕.红楼梦研究集刊,1981,(6).

〔113〕林春分.秦可卿别论〔J〕.苏州大学学报,1989,(2-3).

〔114〕严安政.“兼美”审美理想的失败――论曹雪芹对秦可卿的塑造及其他〔J〕.红楼梦学刊,1995,(4).

〔115〕刘上生.走进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16〕俞晓红.红楼梦意象的文化阐释〔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117〕傅继馥.明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118〕袁锦贵.《红楼梦》中香菱的三个名字〔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1).

〔119〕丘振声.刘备的称号〔A〕.三国演义纵横谈〔C〕.桂林:漓江出版社,1983.

〔120〕刘世德.刘世德话三国〔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1〕石钟扬.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122〕靳青万.从谐音指义看〈西游记〉的反皇思想〔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6).

〔123〕杨世英.《西游记》人物命名浅探〔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1).

〔12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25〕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增订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26〕苏建新.中国才子佳人小说演变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7〕唐江涛.才子佳人小说题名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

〔128〕马瑞芳.论聊斋人物命名规律〔J〕.文史哲,1992,(4).

〔129〕胡渐逵.《聊斋志异》人物命名索寓〔J〕.蒲松龄研究,1995年纪念专号.

〔130〕赵述先.《聊斋》的命名艺术〔J〕.东方论坛,1996,(1).

〔131〕赵伯陶.《婴宁》的命名及其蕴涵〔J〕.明清小说研究,1995,(1).

〔132〕陈屈亮.《婴宁》人物命名考辨〔J〕.巢湖学院学报,2012,(5).

〔133〕李延年.《歧路灯》人物命名的独到匠心及其文化意蕴初探〔J〕.古典文学知识,2011,(3).

〔134〕李剑国,占骁勇.才女名号解〔A〕.《镜花缘》丛谈〔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135〕王勇.玩・镜花〔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

〔136〕陈怡君.石头渡海――近三十年台湾地区研究《红楼梦》之硕博论文述要〔J〕.红楼梦学刊,2007,(1).

〔137〕吴越.吴越品水浒(品事篇)〔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138〕陈建平.《红楼梦》中的茶名寓意〔A〕.红楼臆论〔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139〕马瑞芳.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140〕马瑞芳.巧夺天工的人物命名〔J〕.文史知识,2007,(10).

〔141〕张黎蕾.秦可卿命名阐释史述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9,(6).

〔142〕刘天振.20世纪以来《水浒传》人物绰号研究述略〔J〕.水浒争鸣,(11).2009.

〔143〕高淮生.红楼梦题名研究论略〔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1).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G2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31―07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Siku Studies in the five years between 2011 and 2015 through two aspects:circumstance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 In general,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Siku researchers is reasonable, their research results are growing steadily, most of them were trained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nd philology was their main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Key words: Siku Quanshu;Siku Quanshu Zongmu; Review of research

进入21世纪以来,四库学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根据甘肃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编著的《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1908-2010)》

甘肃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编:《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1908-2010)》,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篇目索引》),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从清末民国到2010年这一百多年来四库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情况。本文试图从四库学研究的态势分析和四库学研究的内容分析两方面来论述2011-2015这五年时间的四库学研究状况。

一 四库学研究的态势分析

关于研究态势,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1.研究的数量的稳定增长。相对于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11年以后,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持续上升。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以五年为单位,进行比较如下――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2011-2015这五年时间的论文数量一直在持续增长,而出版的图书专著有所减少,但这几年有几部颇有分量的专著问世。首先要提到的是由杭州出版社历经十年之久,在2015年推出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由于历史原因,该书和文渊、文津、文溯诸本相比,皆有较为显著的差别。仅从出版的数量上来看,该书共1559册,比文渊阁(台湾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文津阁(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多出59册。可以想见,这一成果的推出至少将极大地推动《四库全书》的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2年又重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其次,在资料整理方面,这几年也有不少重要资料面世,包括天津图书馆馆藏的《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

(清)永,纪昀等撰:《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年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清)永撰,傅卜棠点校: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的点校版、《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影印版 方i程,俞小明编辑:《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整理点校版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 金毓黻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等,这些资料的问世已经带来了相关研究成果。再次,就工具书的编撰而言,由甘肃省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编撰,2013年出版的《篇目索引》具有重要意义,它将1908-2010年之间大部分四库学的研究论文篇目囊括其中,对四库学研究的贡献不言而喻。最后,关于四库学研究专著,这五年内出版了魏小虎的《四库全书总目汇订》(11册) 魏小虎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版。 ,该书收集了六百余家中外学者的考订专著、文章,将其摘录分注于各篇之下,其间亦时有作者本人的校勘和考证,因此本书堪称《四库全书总目》辨证的集大成之作。其他相关成果不一一罗列。

2.研究区域的广泛分布和研究群落的形成。据笔者找到的资料,目之所及,在2011-2015年内,除了海南、云南、、青海、内蒙古之外,基本上所有省份都有对《四库全书》的相关研究成果。由于笔者统计可能有疏漏,因此可以说,对四库学来讲,其研究群体已经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但是,不同省份之间的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差距。基本上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南开大学为代表)的京津冀区域,以山|大学为代表的山东地区、以河南为中心(河南大学)的中原区域、以重庆为中心(西南大学)的西南区域,以武汉为中心(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南区域,以兰州(兰州大学)、西安(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为中心的西北区域、以南京(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杭州(浙江大学)为中心的华东区域,以及分布比较平均的台湾地区。以其中的某些大学为中心形成了一些比较典型的研究群落。比如南京师范大学江庆柏教授、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升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陈晓华教授、兰州大学汪受宽教授、西南大学何宗美教授,以这些教授为中心,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产生了一批四库学研究成果,并培养了一批四库学的研究人才。其中江庆柏、杜泽逊等以文献学为研究重点、汪受宽教授以史学为特色、何宗美教授以文学为旨归,而这三个方向也可以说代表着当下中国四库学研究的三个重要方向。

3.以文学与史学为主体的学术背景。笔者以全国硕博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对2011-2015五年之内的硕博论文作者的学术背景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结果如表2。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和四库学相关的硕博论文主要集中在以文学和史学为中心的两个一级学科里。在二级学科里,则主要集中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汉语言文字学等学科。尤其是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专业背景的作者总计占到46.2%。而且其他专业背景的论文也或多或少的和文献学有关。学位论文的方向很大程度取决于导师的研究方向,因此,通过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可以看到当前四库学研究的思路主要还是文学和史学,据笔者对其他期刊论文和著作的观察,结果基本一致。并且,硕士和博士是未来的学术生力军,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文献为中心,以文学和史学为主体的四库学研究格局还不会改变。

笔者也对这段时间的研究者的年龄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如表3。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在四库学研究界,在年龄结构上则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金字塔结构。从年龄结构上看,40后和50后等老一辈学者是目前学术界的核心,他们大部分是目前学界的顶尖学者,也是长期致力于四库学研究的专家,往往功底深厚。而60后和70后是目前学术界的主力,他们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年龄阶段,他们大部分出生于期间或之后,和老一辈相比,他们受过更为良好的教育,目前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由他们来完成。80后则是刚刚踏入学界,是学术界的生力军,假以时日,他们中间的部分人应该会成长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因此,从年龄结构来看,搭配是很理想的,不但保证了当下研究的质量和数量,也具有很足的研究后劲。

4.小众研究方向。诚然,如上文所言,文学、史学是目前四库学界的主要方向,但是也还是存在从艺术学、管理学、传播学、甚至科技等专业角度来研究《四库全书》的学位论文,有关的其他论著和成果也不少。其一,在医学领域。以往出现的只是对《四库全书》里的医学资料进行汇编和整理

刘时觉编著:《四库及续修四库医书总目》,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初版,2010年再版;虞舜,王旭光,张玉才主编:《续修四库全书伤寒类医著集成》,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年版。,而在这几年之内,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杨东方为代表,开始从医学的角度对《四库全书》里的医学材料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研究”,近几年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此外张慧蕊、李良松、刘燕君等人也有相关研究成果。其二,在科学艺术方向,2013年辽宁大学丁海斌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以档案学为专业背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分别对《四库全书》中的科技类文献进行了研究,他们分别是乔治的《四库全书中科技文献与科技史料研究》、高源的《清代“抄纂之书”中的科技文献》、刘馨阳的《论清代的科技文献整理》。中国科学院的郭书春则从数学的角度对四库全书中的《九章算术》进行了文献整理研究

郭书春:《关于九章箅术之文津阁本》,《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2 第3期。。吉林大学的陈佳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对《四库全书》进行了研究,其论文有《四库全书的誊录》

陈佳:《四库全书的誊录》,《中国书法》,2013第4期。以及其博士论文《清代朝廷书法研究》(2013年)。其三,在风水堪舆等传统的迷信领域。尽管在此之前陈占山已经有过相关研究

陈占山:《四库总目对中国传统星占学的否定》,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3期。,但是陈其实是站在一个现代学者的角度来思考《四库全书》对传统占星学之否定的原因和影响。而李定信在2007年初版、2011年再版的《四库全书堪舆类典籍研究》

李定信:《四库全书堪舆类典籍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则以作者几十年从事于风水堪舆工作的经验为基础,站在风水堪舆术本身的立场,以一种学术的形式对《四库全书》中风水堪舆类著作的观点和义理进行了较为详密的考察与研究。抛开“迷信”的成见,老先生的这个研究可以说开辟了四库学研究的新领域。近年来关于《四库全书》里的数术著作的整理出版也较多。

在四库学领域中,这些小众的研究方向虽然并不显著,但是意味着四库学本身具有多维度的研究视域。抛开四库学本身,医学、管理、科学却正是当今学术界的主流领域,随着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若这些专业领域学者大量参与,必将从整体上改变四库学的研究方向。

二 四库学研究的内容分析

笔者认为,目前四库学领域的划分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关于四库学的主要研究范围,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湖北大学的周积明教授在《“四库学”:历史与反思》(清史研究,2000年8月,第三期)一文中阐述了杨家骆、昌彼得、胡楚生、林庆彰、杨晋龙等学者关于四库学研究领域的观点,并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四库学应该分为“文献研究”、“史学研究”、“文化研究”等三大部分。兰州大学的汪受宽教授(《四库全书》研究的回与思考,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一期)则认为四库学目前可以分为“纂修与流传的研究”、“档案辑录与整理”、“《总目》得失、纠缪、及各提要异同的研究”、“目录、索引和版本研究”、“文化价值与意义研究”、“四库全书的续修与影印,电子版的开饭”等六大方面。,其一是四库学的研究对象,即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四库全书》的哪一个部分;其二是四库学的研究角度,即我们是从什么专业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在本文中,根据研究对象和实际情况,将分别从“‘四库学’的研究”、“四库全书整体研究”、“四库全书内容研究(除总目以外)”、“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四库全书历史研究”等几个部分对2011-2015年之间的四库学研究做一个描述。当然,由于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整体性,一篇文章既可以是文献研究,也可以算是文学和思想研究,这就给分类造成困难,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分类也只是一个“方便法门”。

1.“四库学”的研究。对于“四库学”本身的研究,这五年之内有甘肃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编的《四库全书研究篇目索引(1908-2010)》

甘肃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编:《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1908-2010)》,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杨洪升 《“四库学”之百年史:跋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

杨洪升 :《“四库学”之百年史:跋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究》 2014 第6期。、蔡育儒《四库学的新进展――张升教授四库全书馆研究介绍》

蔡育儒:《学的新进展――张升教授四库全书馆研究介绍》,《国文天地(台湾)》2013年第224期。、章宏伟 《四库学与故宫学》

章宏伟:《四库学与故宫学》,《云梦学刊》 2011 第6期。 、杨东方《四库全书・医家类与四库学研究》

杨东方:《四库全书・医家类与四库学研究》,贵州文史丛刊 2013 第1期。等,这些论著或是推进四库学研究的举措,或是关于四库学本身的历史、或是对于四库学研究的人事之研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司马朝军的《四库学的战略思考》

司马朝军主编:《学鉴》第5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一文,他在此文中从学术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就当前四库学研究工作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四库全书》宜校雠完善;二、《四库提要》宜精校精注;三、四库学研究力量宜整合为一;四、四库学之学术史宜系统清理。

2.四库全书整体研究,这一方面学界关注的不是很多,主要集中从宏观的角度讨论《四库全书》本身思想文化和价值。有吴根友的《传统学问(知识)分类体系的演变与当代“国学”一级学科建设问题初探》、林志宏的《旧文物,新认同――四库全书与民国时期的文化政治》

林志宏:《旧文物,新认同――四库全书与民国时期的文化政治》,《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湾)》2012年第77期。、陈晓华的《论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编撰》、蔡智力的《从四库全书之编纂看清高宗的文教思想》

蔡智力:《从四库全书之编纂看清高宗的文教思想》,《东吴中文研究集刊》(台湾),2015年第22期。、林硕的《从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比较:透视18世纪中欧文化差异》(首都师范大学,2011硕士)。吴根友文认为《四库全书》接受并综合的四部分类法,正式将四部分类法作为编纂本书的纲领,对近四百年来中国学问、典籍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当代中国社会,如何认识本民族学问、典籍的分类体系,将是重建现代中华民族伦理共识、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林志宏的文章论述了《四库全书》民国以来的辗转命运,指出了其由旧文物到成为国家象征与民族认同的历史进程。陈晓华文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认为《百科全书》中有《四库全书》之影,而《四库全书》中也反映有《百科全书》的思想。另外山东大学杜泽逊

杜泽逊:《论四库本文献通考之校雠》,《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3 第4期。及其博士生何N

何灿《四库全书》纂修中的校勘成就,博士论文,山东大学2015则通过自己的研究充分肯定了《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的校勘成就。

3.四库全书内容研究,针对四库全书的某个部分或专题进行研究(不包括《四库总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

(1)文献研究。这里包括资料整理和文献考辨。资料整理这五年主要有傅卜棠点校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清)永撰,傅卜棠点校:《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 卢仁龙主编的《四库全书・医书集成》

卢仁龙主编:《四库全书・医书集成》,扬州:广陵书社, 2014年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岳飞资料汇编》

王德保,岳朝军主编:《文渊阁四库全书岳飞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版。 等。

文献考辨,这指对《四库全书》中某个具体的文献进行考辨的研究,有史广超的《四库全书本唐才子传考略》

史广超:《四库全书本唐才子传考略》,《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第2期。 、汪受宽的《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易图说校勘研究》

汪受宽,安学勇:《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易图说校勘研究》,《历史文献研究》2013总第32辑。、《四库本玉篇版本考》

冯先思:《四库本玉篇版本考》,图书馆杂志 2015 第8期。 等期刊论文,此外还有一批硕博论文,如毕研婷《清修南宋春秋学著作比勘研究以通志堂经解本与四库全书本的比对为中心》(山东大学,2015硕士)、王其琛《长短经四库本与宋刊本异文考校》(东北师范大学,2015硕士)、宋雨婷《文渊阁四库本晏子春秋校读札记》(南京师范大学,2015硕士)、郭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比勘札记》(南京师范大学,2013硕士)、申奎《文渊阁本《汉书》校读札记》(南京师范大学,2013硕士)、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两篇硕士论文

贺嘉璇:《四库全书・经部“永乐大典本”考略》(2013),刘昕晔:《四库全书・史部“永乐大典本”研究》(2013)等,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期刊和硕博论文就不一一列举。

(2)专题研究。这指就《四库全书》某个内容做专题研究,涉及文本或主题的诸多方面。主要有李定信的《四库全书堪舆类典籍研究》(见上文),陈超的《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品官命妇研究――以“四库”明人文集为中心的考察》

陈超:《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品官命妇研究――以“四库”明人文集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版。 、林怡芬的《四烊书的诗经学观点研究》

林怡芬:《四库全书的诗经学观点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11年版。 、陈恒舒《四库全书清人别集纂修研究》(北京大学,2013博士)、张春国《四库明人别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博士)、史美珍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史研究》(山西大学,2012硕士)、葛鹏《四库全书谶纬文献研究》(民族学院,2015硕士)、陈艳云《四库全书所载岳飞墓庙资料研究》(南昌大学,2014硕士)、左莹《四库全书中的女娲史料考辨》(西北师范大学,2014硕士)、房伊宁《四库全书中史部集部古籍伏羲史料考辨》(西北师范大学,2014硕士)、漆晓勤《四库全书经部文献中的伏羲史料考辨》(西北师范大学,2014硕士)、郝君媛《四库全书之西学文献著录研究》(兰州大学,2014硕士)、李勇进《史部杂史类研究》(兰州大学,2011硕士)等,还有一些硕博论文有一定的相关性,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3)对《简明目录》的研究。有徐雁《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到书目答问书目答问补正》

徐雁:《从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到书目答问书目答问补正》,《图书馆论坛》 2015 第10期 。 ,陈晓华《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及其异同:以经部易类为例》

陈晓华:《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朱修伯批本四库简明目录及其异同:以经部易类为例》,《周易文化研究》 2012 第4期 。,胡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殿本浙本异同考》(武汉大学,2011硕士)、齐晓琪《莫友芝与朱修伯标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之比较》(黑龙江大学,2011硕士)等。

此外,关于《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底本及思想价值方面,也有一些论著,但是或者可以属于另外的研究领域,或者由于数量比较少,在此不一一著录。

4.四库全书总目研究。这是四库学研究的重点,占据着四库学研究的主体部分,甚至由此产生了专门的“四熳苣垦А

陈晓华:《“四库全书总目学”构想――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新论》,《图书情报工作》,2003年第11期。。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况,本文拟从文献研究、古代文学研究、史学研究、思想研究等几个方面来描述2011-2015年的《四库总目》研究状况。相关论述,也可参看陈惠新和陈东辉的《2000-2014年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综述》

陈惠新,陈东辉:《2000-2014年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综述》,《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年第3期。。

(1)文献研究。包括资料整理,补正考辨、总目和荟要及库本提要的对比研究、新发现的稿本研究等几个方面。

资料整理汇编,这五年之间有方鹏程和俞小明编辑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影印版

方鹏程,俞小明编:《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家图书馆 ,2012年版。 、江庆柏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整理版

江庆柏整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版。、《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

(清)永,纪昀等撰:《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年版。 、金毓黻编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

金毓黻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等,这些资料的出版,将对四库总目及四库学研究的推进起到重要作用。

对《四库总目》本身的补正和考辨。补正和考辨依然是《四库总目》研究的重点,这五年以来,补正类的成果首当推魏小虎的《四库全书总目汇订》

魏小虎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版。(具体论述见前文),杜泽逊的 《读四库提要小识》

杜泽逊:《读〈四库提要小识》,《图书馆杂志》 2013 第7期。、《读四库提要识疑》

杜泽逊:《读〈四库提要识疑》,《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2 第11期。、 《四库全书总目考辨》

杜泽逊:《〈四库全书总目考辨》,《新世纪图书馆》 2014 第1期 。等几篇文章共订误了百余条,崔富章也有一些相关研究

崔富章:《版本目录论丛》,北京:中华书局 2014 ,第92-106页,第123-130页。。一些硕博论文也进行了不少研究,如顾怡《四库全书总目明清别集类存目辨证》(南京师范大学,2015硕士)。胡露依托“《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补正”项目发表了一系列的成果

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补正”(项目批准号:11YJC870040)。关于版本考辨,有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诸本分析:以总目本为优》 崔富章:《四库提要诸本分析:以总目本为优》,第三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12年。 及其他一些相关研究,在此不一一论述。

对荟要提要、库本提要、分纂稿提要的研究及与他们总目提要之间的对比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的江庆柏及其学生王婷等人依托“《四库全书荟要》研究”项目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荟要提要及比较研究的成果,涉及文献校勘、思想对比等诸多方面;此外吴婷也发表了一系列成果。江庆柏教授还指导了一批相关硕博论文,包括王婷《四库全书提要比较研究:以史部为中心》(南京师范大学,2014硕士)、鲁秀梅《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提要考论》(南京师范大学,2014硕士)等文章。此外还有山东大学王娟的《四库全书总目与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比勘研究:以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为基础》(山东大学,2011硕士),蓝文钦的《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三阁书前提要之文字比勘:以三百六十五种书前提要为例》

蓝文钦:《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三阁书前提要之文字比勘:以三百六十五种书前提要为例》,图书信息学刊(台湾),卷13,期1,2015年6月。,及一些相关硕博论文和期刊论文。关于分纂稿提要研究,有史志龙通过“四库提要分纂稿研究”的课题项目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2013年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四库提要分纂稿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KL-2013-748)。、许超杰《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研究:以经部为中心》(河北大学,2013硕士,导师:时永乐)。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对一些四库底本、残本、稿本的文献价值进行了研究。

(2)古代文学研究。这个领域目前以西南大学的何宗美教授为代表,他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人诗文批评及文学思想考辨》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就包括《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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